军事范文10篇

军事范文篇1

关键词：非战争军事行动;军事应急物流;保障

军事应急物流是指提供重大自然灾害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及公共安全事利等突发性事件所需应急物资为日的，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特种物流活动。军事应急物流与普通物流样，由流体、载体、流向、流量、流程、流速等要素构成，具有空间效用和时间效用。应急物流就其本质而言，是指在危机发生时进行紧急保障的一种特殊物流活动。与一般物流相比，军事应急物流更凸显了如下主要特征。

一、军事应急物流的主要特点

（1）突发性。由于突发事件发生的时间、强度和影响范围具有不可预测性，这就决定了其产生的物流需求是突然的、不可预知的。

（2）时效性。应急物流在时间上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和紧迫性，物流速度的快慢直接决定了灾害或突发事件发生后其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的发展态势。

（3）多样性。应急物资的种类繁多，并由于灾情和突发事件的不断变化，物资的需求量和供需地都存在很大的随机性。

（4）非常规性。应急物流应遵循特事特办原则，尽量压缩一般物流的中间环节，使整个流程更为紧凑，物流机构更加精干，物流行为表现出浓厚的非常规色彩。

（5）公益性。应急物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非盈利性活动，平时的物流经济效益将不再是物流活动的核心目标。物流企业参与应急物流运作更多考虑的是社会效益与企业形象，属弱经济性活动。

二、军事应急物流建设存在的不足

军事应急物流在5.12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一是缺乏统一的军事应急物流保障组织机构;二是军事应急物流保障预案不完善，预案体系及支持系统不合理;三是军事应急物流保障专业队伍和救援装备缺乏，派遣程序相对复杂;四是信息系统不完善，信息滞后，沟通不畅。如何使军事应急物流保障效益最大化，是当前我军非战争军事行动必须认真思考的间题。

三、军事应急物流建设的对策

（一）注重军事应急物流指挥体系建设，提高应急反应的快速性

首先，要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指挥机制是非战争行动中实现应急管理的核心和关键。要着眼于保证指挥畅通，建设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多层次的应急管理指挥机制，明确各级任务和职责。一是指挥机制要具有权威性二是指挥机制要具有联合性。三是指挥决策要科学。同时，还应与地方相关指挥机构结合起来，通过调整、充实和完善，建立起一个责权明、决策快、效率高的非战争行动应急管理指挥机制。其次要建立应急管理协同机制。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应急管理协同机制是指国家和军队的危机管理部门共同应对危机的一种行为模式应急管理协同机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实现军地信息的共享，为决策提供保障。军用物资保障必须未雨绸缪，任务一旦下达，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准确判断情况，快速做出决定，以最简洁的流程、最快捷的方式供应各种应急物资，以减小灾害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害程度，而军事应急物流的顺利完成离不开高效的组织指挥，畅通的信息保障。为此，要建立高效的军事应急物流保障指挥系统，坚持“高效快捷，平战结合，监管共存，统筹全局，不断创新”的组织指挥原则，以实现各个部队及各兵种间密切配合，同心协力，不断提高军事应急物流保障的快速性。

（二）注重军事应急物流预案体制建设，提高应急反应的准确性

完备的应急预案是成功获取救援的关键。要保证军事应急物流保障力量在任何时候都能有条不紊地组织保障，快速及时地完成保障任务，平时就应制定一整套比较周密、相对完备的行动预案，尽量做到一种情况多种预案，一种预案多种准备。预案制定之后，还要做好预案的准备工作。硬件的准备，包括军事应急物资、资金、设备设施、车船等;软件的准备，包括应急物流的组织机构、人员编成、相关法规的制定、相关单位信息收集及应急措施的制定等。

制定应急预案，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考虑部队的具体任务及实际需求，对可能采取的机动方式、机动方向和物资保障规模进行论证，力求所制定的应急物流保障预案与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输送预案相配套。二是要根据军事物流应急保障力量编制、物流装备的更新以及各类物流设施的改善，及时对预案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不断提高预案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三是要依照预案进行演练。预案制定之后，要本着贴近实战的原则，定期组织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应急预案的演练，使军事应急物流保漳力量能够适应环境，明确分工，真正在应对险情时能做到有条不紊。通过演练，查漏补缺，以达到不断丰富和完善预案内容、提升应急物流保障能力的目的。

（三）注重军事应急物流信息平台建设，提高应急反应的灵敏性

高度重视信息手段的应用，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使得现代管理越来越多的渗透着信息的因素。传统的应急管理主要是对人和装备的管理，但是在信息时代随着大量信息流的涌人，运用电了计算机、卫星通讯及网络传输等信息手段管理信息流，已成为了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应急管理的发展趋势。通过信息手段对信息的收集、加工、传输，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应急管理要按照“信息主导、互联互通”的原则，构建智能化、精确化的应急管理可视化信息系统，提高部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应急管理的效能。二是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信息时代部队应急管理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未来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应急管理通过信息平台，使得指挥与技术融为一体，这就要求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信息索养既要懂指挥义要懂技术。应急管理中管理者的素质是决定管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必须按照非战争军事行动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要求，确立信息化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方向、标准以及人才素质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这对于培养和造就信息化应急管理人才至关重要。要通过院校应急管理专业培训，使管理者掌握系统的管理知识和信息技能，并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应急管理中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检验。要结合具体的非战争军事行动，对应急管理进行分类实施，针对不同的专业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对应急管理人员实行在职培训。

军事范文篇2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菊花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军事范文篇3

【英文摘要】MaoZe-dong''''smilitarythinkingstemsfromChinesetranditionalmilitarythinking,thepracticalexperienceofChineserevolutionarywarandMarxistmaterialistdialectics.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

MaoZe-dong/militarythinking/source

【正文】

中图分类号：E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432(2003)06-0050-04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1](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3](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4](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

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5](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4](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

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6](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1](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

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3](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4](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4](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3](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4](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3](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3](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收稿日期：2003-07-16

【参考文献】

[1]军事文选[M].北京：军事科学院战士出版社，1981.

[2]孙子兵法.[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11.

[3]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军事范文篇4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军事题材电影受到社会青睐（1949～1984）

1949～1984年，是新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快速发展时期。这时期军事题材影片因数量众多并真实地再现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与生活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产生重要影响。这个时期的军事题材影片，虽然由于“左”的影响，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其市场地位并未受到过多挑战。

（一）“十七年”电影②军事题材独领风骚（1949～1966）

从新中国建立到“”前夕，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经历了17年快速发展时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开始新生活。刚刚获得解放的人民沉浸在当家作主人的喜悦之中，对“新中国电影”有一种热切的渴望。那就是用电影来表现自己的新生活，包括回顾刚刚过去的战争经历。因而，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军事题材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十七年”影片中，观众普及率排名前三位的都是军事题材影片。③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创作正是在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再现中拉开帷幕的。1951年3月，为了鼓励“新电影”的拍摄，也为了用电影鼓舞人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全国20个城市的60家电影院举行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活动。这是新中国国产电影的第一次大检阅。在展览月放映的26部国产新片中就有《新儿女英雄传》、《胜利重逢》、《陕北牧歌》、《大地重光》、《保卫光荣祖国》、《翠岗红旗》、《上饶集中营》、《人民的战士》等军事题材电影。其数量约占参展影片的三分之一。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更成为了军事题材电影发展的助推剂。一大批优秀军事题材影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影片《南征北战》成为这一时期军事题材电影拍摄的典范，并对之后战争影片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创作模板。《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扑不灭的火焰》等影片以战争惊险片、游击队片等各种新的样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影片《》将英雄战士形象塑造推向一个高峰。《柳堡的故事》、《战火中的青春》、《上甘岭》、《英雄儿女》等军事故事片在表现战争残酷和艰难中，更多展示人民军队指战员面对强敌的战斗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塑造的人物个性和对情感生活的渲染更为动人。《关连长》、《霓虹灯下的哨兵》、《哥俩好》等军营生活片，更侧重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的军人生活，因而也更贴近时代和生活。此外，还有《地雷战》等军教片，共同为这一时期军事题材电影创作确立了难以忘怀的标本。这些影片和非军事题材影片一起成为当代中国电影的经典。这批具有经典意义的军事题材影片在“十七年”电影中占有相当大的题材优势与创作数量，成为新中国电影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分量的创作形态。“十七年”军事题材电影的艺术形态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观赏习惯，因而有广泛的群众性。创作者的生活，也深深影响着影片的创作思维。生活的传奇成为艺术的传奇，许多影片中的英雄人物都来源于生活。这也是这个时期军事题材影片受到观众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特殊年代军事题材电影难得闪光（1967～1976）

由于“”的影响，1966～1973年，全国没有生产一部故事影片，只有8个“样板戏”。这8个样板戏中，有4个属于军事题材。它们是《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这些作品多取自小说或戏剧，有些早已被拍成故事片，在被改编成“样板戏”的过程中，内容与形式都依照某些政治要求进行一些修改，“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拍摄中，服装、道具也有不顾历史真实、随心所欲之处。但应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原有的艺术魅力并没有完全丧失，特别是艺术家们出于本能的艺术追求，时时在作品中表露出来。1973～1976年，全国共拍摄76部故事影片①，包括《海霞》、《第二个春天》、《侦察兵》、《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车轮滚滚》、《枫树湾》等21部军事题材故事影片②。这些影片基本内容是颂扬革命战争中作战的胜利和国防建设中科研工作的成功。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倾向和社会情感。《闪闪的红星》是这批影片中最突出的一部。这部既有教育意义又有审美价值的儿童题材战争片的成功，得益于创作者把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地相结合，通过一个个紧张的战斗场面和优美而寓意深刻的镜头，以及动人心弦的歌声，展示一个儿童团员如何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因为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写战争，影片中虽然也有诸如“妈妈是党的人，我是党的孩子”之类的语言，但却避免了当时其他影片中难以回避的“高、大、全”等创作中的一些通病，使影片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受到观众好评。在1994年等单位联合举办“百部爱国主义影视片”展映活动中，《闪闪的红星》是唯一入选的摄制于“”期间的影片。

（三）改革开放初期军事题材电影引领探索风潮（1977～1984）“”结束后的两年间，虽然“”被粉碎了，但文艺创作者尚未突破“两个凡是”的思维禁区。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全国第4次文艺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祝辞》，贯穿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并以此取代过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这一总方针的确立，标志着一个相对健全的文艺环境开始形成。电影界随后开展的思想解放、理论创新、观念更新大讨论使得电影创作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创新浪潮，涌现出一大批视角独特、形式新颖的优秀作品。在这场创新浪潮中，军事题材影片创作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影片《小花》以电影语言运用的新颖性引起广泛关注。《归心似箭》、《曙光》、《啊，摇篮》、《从奴隶到将军》、《四渡赤水》、《风雨下钟山》、《赣水苍茫》、《军长》等一批有较新内容革命战争题材影片的出现，表明军事题材电影开始走出徘徊期并得到发展。影片《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的公映，呈现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新面貌。《高山下的花环》在悲剧样式和英雄观念上实现了突破。“第五代电影人”①的军事题材影片异军突起：《一个和八个》改变了军事题材影片传统的矛盾构成规则，着重反映人物真实复杂的内心斗争；《喋血黑谷》将惊险性情节与真实性造型相融合，创造了浓郁的历史氛围感。两部影片共同实现抗战电影在真实与美学道路上一次有意味的探索性迈进，给后续的军事题材影片创作以启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电影生产过程是先由上级部门下达任务并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员等方面的条件，再由制片厂实施完成，最后由国家负责对投拍影片的内容进行审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家与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影响着电影的生产和发行。“新中国的电影创作既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同时，其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又在宣传政府意识形态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②。这一时期的电影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宣传任务，因此影片主要是“表现工农兵生活，反映工农兵观点，满足工农兵政治上、文化上的需要，同时也要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工农兵，向他们宣传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最终鼓舞起他们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③。而军事题材电影的创作者们虽然没有回避当时的意识形态，但却能运用过人的艺术智慧，借用当时的意识形态力量和电影宣传手段，在没有任何国内电影资源可以借鉴的艰难境遇下，依然紧紧贴近当时观众集体观影心态，创造出新中国独有的影片样式，不但满足了一代观众饥渴的娱乐化需求，而且使中国电影的脉流得以继承和拓展。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的军事题材电影创作引领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发展。

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军事题材电影市场受到冲击（1985～1995）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自此，中国经济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单纯的公有制经济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娱乐大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军事题材电影的市场地位形成了冲击。

（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军事题材电影与“娱乐”在交锋中对话（1985～1989）

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开放，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体系，影响人们的审美心理。1987年，中国明确提出娱乐片概念，电影生产上出现第一个娱乐片高潮。娱乐大潮的兴起反映了中国电影观众对于“”时期电影极端意识形态化倾向的逆反心理和对于中国电影娱乐化的需求。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武侠、侦破、枪战等题材样式的“娱乐片”连年高居拷贝发行量的榜首。例如，1987年的《镖王》和1988年的《黄河大侠》，当年的拷贝数量就分别达到355个和379个。①电影统购包销做法的废除，使得是否尊重大众的观赏习惯和观看意愿成为决定各电影制片厂能否维持自我生存的必然因素。在高票房的诱惑下，各制片厂不断增大对“娱乐片”的生产投入，使其数量在影片总产量的比重不断增加，由1987年的20%，急增到1990年的59%。②市场经济带来的观众意识，也影响军事题材电影的拍摄观念。军事题材电影开始将丰富的人文内涵与娱乐性、时尚性进行适当结合，以期在获取更广泛的市场基础上，实现更加贴近人民大众的愿望。许多导演开始尝试将主旋律色彩很浓的军事题材作品，通过“类型”③手法进行一定程度的“娱乐化”，以达到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同时还有一定的艺术性。拥有战争惊险情节的影片《鞘中之剑》、《智斗美女蛇》、《秘密小道》、《湘西剿匪记》，以及带有动作片特点的影片《闪电行动》、《喋血嘉陵江》、《蛇谷奇兵》等，都有明显的娱乐性追求。惊险刺激的情节，满足了观众的观影欲望。军事题材电影的娱乐化变异，既使革命历史和英雄人物摆脱史实局限，获得演义化的魅力，又使政治意义借助娱乐和消费实现市场化的普及。

（二）20世纪90年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巨片擎立军事题材大旗（1990～1995）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电影特别是军事题材电影在选题上，始终不能摆脱“‘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思想束缚，害怕触及尖锐冲突的题材，不敢揭发现实矛盾，不敢深挖具有生活底蕴的故事，不敢鞭挞时代流弊的恶行。其结果使电影和群众拉开了距离，隔挡了与人民心声的共鸣。”①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不断深入人心，一些创作者紧扣时代主题，开始涉足“禁区”，陆续推出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军事题材电影作品。一批描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品的问世，揭开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及战争史诗片创作的帷幕。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为军事题材电影的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在表现主题上，它不再关注一些小型战斗与局部战争，而是把焦点聚焦全局性、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上，通过全景式的视点，再现历史风貌，客观审视与评价重要历史人物。其审美形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在叙事风格上，这批影片既有“史”的一面，能够客观捕捉时代氛围和典型历史细节，着力描绘双方指挥作战的战略战术；也有“诗”的一面，向人们展示战争过程，生动丰富地刻画特殊时代环境中的人物心灵，波澜起伏般地“渲染”硝烟散尽后的场景，令人荡气回肠。这些电影以叙事中渲染的历史情绪、历史精神作为内在驱动力去推动情节的发展，不断寻找与观众情绪的切合点，在人物塑造上，集中刻画与描绘战略决战中的领袖和将帅形象，用电影特有的手法努力表现其决策状态、情绪状态与情感状态。而如此全面集中地展示一系列伟人形象，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开天辟地》上映后，较高的票房收入，除了因其是建党70周年献礼片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崇外，、陈独秀两个历史人物第一次在影片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以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人物形象出现，触动了观众的观影欲望，也是影片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分为3部6集的解放战争系列史诗巨片《大决战》是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史诗般的革命战争史大片。它投入的人力财力之巨、花费时间之长，在新中国电影史上都是空前的。虽然，创作中还有不尽成熟之处，但它毕竟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影片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积累了新的经验。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大体是向后看的，因此历史的发达，远胜过其他艺术，依照中国人的观念，奔向未来者是欲，恋念过去者是情。中国人的观念是重情不重欲”②。因此，反映史实的革命战争历史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与肯定，也就不足为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得50年代以来曾以战争影片为核心的表现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在90年展到泛军事题材的“军旅”电影。“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政治语境迅速嬗递为商业语境，一元文化的格局裂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分天下，政治主导下的创作演变为文化观照下的创作、人文关怀下的创作和回归艺术中的创作”③。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转型中的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应该如何定位，似乎还很难有一个确定的认识。显然它既不能完全因袭西方电影的商品化模式，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计划”而彻底跳入市场的海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何种走向，都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或者说试验性、探索性。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事题材电影在竞争中寻求突破（1996～2010）

1996年是中国实施第9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九五”计划实现了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转变：经济体制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大门的打开，进口大片以及西方电影观念的引入使得军事题材电影的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业界高呼“狼来了”。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狼共舞”，成为中国军事电影人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分账大片的引进冲击军事题材电影的市场地位

从1995年开始，每年引进10部好莱坞分账大片①，刺激了中国电影市场，刺激了中国电影观众，刺激了中国电影创作者，也刺激了中国军事题材影片发生越来越多样的变化。进口大片从《亡命天涯》、《泰坦尼克号》到《珍珠港》、《阿凡达》，一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所谓“高概念”电影大片的商业电影模式②，给中国电影市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听觉震撼力深深冲击着中国观众的心灵。而其精彩的情节设置，激烈的戏剧冲突、动人心弦的悬念、刻画入微的细节使影片具有强烈的娱乐性与观赏性，吸引了大量观众眼球。一时间，到影院看进口大片，成为民众日常娱乐生活的一部分。据统计，仅1997～1999年，美国分账影片在中国共创造约14.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占这3年中国电影票房总收入的44%。③进口大片在进入内地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给中国军事题材电影创作者着实地上了一课。原来政治宣传通过添加一些娱乐要素也可以为观众所欣赏。普世的人性化主题使本来严肃、沉重、晦涩、教条式的政治主题和民族主题获得一种人性的生命力。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缺的就是这种为观众着想、“为他人而拍”的娱乐性。进口大片都有一个相同的制作模式--高端的视听技术，逼真的电脑特技，超酷的镜头表现力，大胆的想象场面，节奏大多欢快。它们一般不用表达什么深奥的主题，而是娱乐地表现一些简单的道德哲理问题，主要是起到娱乐大众的功能。大多数导演比较喜欢用蒙太奇手法在煽动观众情绪方面做文章，比如拉长时空和叙事，调人胃口，在表演上尽量煽情。摄影上凭借他们出色的技术技巧，营造出虚幻唯美但却给观众真实感的镜头。其他方面如美工、道具灯光和配乐等都有技术上的优势。其最终目的就是让镜头具有超强的视听震撼力，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感受。进口大片中的好莱坞主流军事题材影片(包括战争科幻片)多在突出战争中的人，将人作为战争的主体来刻画，通过展示人在战争中的种种遭遇来表现战争、思考战争、评价战争。同时，电影通常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种种艺术手段，深刻阐释战争的主题，描述战争中人类的悲剧与死亡、人性的美好与沦丧、人的情感世界等等战争百态。这种类型的影片一直是塑造美国国家形象，展示美国软实力和传播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有力手段和工具。可以说，好莱坞军事题材大片为美国及全世界的电影观众提供娱乐观赏休闲的同时，也占领了世界文化市场，获取丰厚利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进口大片在娱乐的外包装下，灌输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给人们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境外大片通过对观众口味和眼光的培养，反过来促进中国电影艺术的提高。好莱坞电影高投入之下非凡的视听效果以及内含的核心价值观也对国内电影尤其是军事题材影片的创作思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在引进大片初期的几年里，好莱坞以打入欧洲和日本电影市场般的势头迅速占据了中国市场不小份额。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本土军事题材影片以某种“师夷长技”的方式重新崛起。《红河谷》、《黄河绝恋》、《云水谣》、《革命到底》等影片实际上是用战争爱情片的模式打造的。这也是好莱坞商业片中非常受观众喜爱的类型。《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乱世佳人》这些不朽的名作，都是利用战争背景倾诉爱情，再反过来引人思考战争的内涵。另外一些影片则是在局部或某些方面借鉴了类型电影的特点，比如《惊涛骇浪》、《惊心动魄》等在传统抢险救灾片的创作模式中加入了灾难片的元素。《惊涛骇浪》用电脑特技模拟出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无情伤害，使场面更加触目惊心。这种情节的设置，增加了观众观影的危机感和紧张度。军事题材电影类型化，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增加了影片的观赏性，是未来军事题材电影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之一。

（二）“九五五零工程”①给力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

1987年3月，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电影主管部门明确提出“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其后，电影主管部门及其最高决策层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行政措施来促进主旋律电影的创作②。1996年，中央在长沙召开电影工作会议，确立实施精品战略的“九五五零”工程，从政策和资金上扶植主旋律影片的制作。为解决资金不足，广播电视系统专门拿出广告收入的3％用于拍摄电影。这无疑让影片创作获得从里到外的滋补。一系列扶持电影发展优惠政策的出台使军事题材主旋律电影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质量有了显著突破和提高。历史时空的跨度，气势磅礴的画卷，崇高理想的坚守，激情时代的奋斗。这一时期大手笔、大制作的军事题材影片激荡着时代的新声，叩响当代人的心灵。如果说，《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大决战》等影片的出现标志着重大题材电影创作开始迈向史诗境界的话。那么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以《长征》、《彝海结盟》、《大转折》、《大进军》、《南京大屠杀》、《鸦片战争》为标志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又有一些新的进步，出现新的视点，展现新的辉煌。其创作转变最突出的一点是开始从宏大历史叙事进入到历史回眸，进而增强对历史的审视意味。“现实时空与历史时空的交织融合使影片产生一种历史与现实、真实人物与片中角色相互观照的距离美，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故事片意味和形态的独特的欣赏视角”③。这些影片不但故事精彩，绝大部分还加入了电脑高科技的成份。《冲天飞豹》中的电脑特技镜头长度达到20分钟以上。军事题材电影创作质量的提高也使其得到了更多关注。在1997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上，多部军事题材影片占据前10名：《鸦片战争》（第1名）、《红河谷》（第2名）《大转折》（第3名）、《大进军》（第10名）。其中前5名影片票房逾千万。①毫无疑问，“九五五零工程”带动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繁荣发展，并让电影人有理由相信中国电影的第三次高潮澎湃而来。②

（三）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开播成为军事题

军事范文篇5

关键词:军事思想;灵活的战略战术;人民战争

军事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①军事思想贯穿了唯物辩证法原理,表现出了高度分析能力和罕见的洞察能力，不仅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也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竞争即战争。市场竞争是利益的对抗和智慧的较量,是竞争主体发展的核心所在。由于竞争本身是在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因此,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度,只要投入竞争,幸运之神固然不会远去,但失败也会随之而来。那么竞争主体在对手如林的市场竞争中如何力避厄运,减少失败或反败为胜、绝境逢生呢?笔者认为:学习并借鉴军事思想,并运用到市场竞争中,将不失为良策。

一、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思想：市场竞争成败得失的关键

在战争中,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灵活使用兵力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指挥员能够依据战情制定和改变作战计划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原则。在长期战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军事理论,不断总结我军在革命中的作战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中外军事史上最巧妙、最灵活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1947年,当胡宗南率25万兵力进犯延安,妄图摧毁延安中共中央机关的危急时刻,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毅然地作出地暂时撤离延安,拿一个延安换取一个中国的战略决策。他没有死守延安,而是从战略长远高度思考问题,最终以退为进又重占延安,取得胜利。可见在军事战争中指挥员能够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是多么的重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是如此。古语云:“自古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能用长远眼光来思考问题的人谋不好眼前事。19世纪60年代末，世界手表王国瑞士有位工程师,历经千辛万苦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块石英表，但是正处于黄金时代的每天制造20亿美元价值的瑞士钟表界,拒绝了他的建议,于是,这项技术被锁进保险柜,束之高阁。后来日本获悉此事并抓住不放,经过充分调查后,果断地从瑞士引进石英表生产技术,使手表业的电子时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出现在世人面前,致使具有世界手表王国之称的瑞士有178家手表厂倒闭,从业人员从8万锐减到5万,从而失去世界钟表王国的“王位”,等到瑞士人如梦方醒时,悔恨已迟，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江苏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以自己实际行动,活学活用关于战略策略思想制定出了“末日策划”方案,即企业经营者和所有员工面对市场和竞争,都要充满危机感,都要意识到企业有末日,产品有末日,既不能把企业的不景气作为自己搞不好的理由,也不要陶醉在一度的成绩里。今天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明天的胜利,企业最佳时候往往是最不好的开始。小天鹅正是用这种“末日”新理念及其运作方式,以建立全球性“横向比较”的信息为手段,以全员化、立体化、规范化的营销管理体系为支柱以强有力的人才开发机制为保证,从追求卓越到追求完美,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始于市场,终于市场。小天鹅员工的忧患意识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正是“末日管理”理念的生动体现。②

在战争中,指挥员不仅要有灵活的战略决策,更应有多变的战术手段。1935年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军事历史上谱写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千古绝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实际上是军事斗争中运动战典型范例,其所奉行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策略原则。在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环境千变万化,竞争主体必须善于根据市场变化,预测未来趋势,进行长远的、整体的策划,制定明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及时调整自己生产经营策略,修正自己决策,并作出快速反应。当竞争主体在同一目标市场上面对新的加入者时,不应只是高喊“狼来了”,而应采取竞争对策:或是发展规模经济,高筑市场以显英雄本色;或是联合本行业其他厂家,彼此借力,采取一致性行动,共同改进产品(服务)质量,抵御生产替代产品的竞争者;或是施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为上策”之计,重新选择市场用户。当竞争主体明知实力相差悬殊,仍不顾客观条件变化而蛮拼硬撑,最终只能导致像项羽那样“宁死不肯过江东”,落得个自刎于乌江的悲惨结局。适当的退却、转移往往是创造新的进攻机会的开始。因此在市场竞争中,作为竞争主体必须善于冷静观察市场,当形势有利于我时,就要毫不迟疑,抓住机遇,以求发展;当形势有变不利于我时,则应调整对策:或进攻,或坚守市场阵地,以待机遇生成,或撤离,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激烈的竞争中,“只知进,不知退”的竞争者只能是市场中的一介匹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才是市场竞争中真正的强者。故而,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竞争主体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无为”是一种明智之举。通过“无为”而“有为”,通过“无为”而大有“作为”,以“无为”的形式去做“有为”的事情,就能收到“无不治”的效果。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市场竞争“克敌制胜”的法宝

曾经指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各种情况和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然后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在长期军事活动中,批判地继承了《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命题。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指战争的指挥者必须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下,才能取得每一次战争胜利。其中,彼与己的客观状况是决定战争殆与不殆的基础,知与不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这是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中,被中外军事家所推崇,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市场竞争中,成为许多竞争主体“克敌制胜”的法宝。在市场竞争空前激烈之时,竞争主体为提高其市场占有率,击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做到知己知彼,捕捉一切有利商机。才能赢得竞争中的一席之地。在竞争中,所谓的“彼”主要是指:1、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国家政策,法律及制度等2、同类产品市场概况,搞清市场状况和竞争对手的能力、现行的竞争战略、市场位置及对主体所构成的威胁。3、消费者的购买心理、数量、习惯、支付能力和行为特点等。消费心理是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内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占领市场实质上就是对消费者心理的征服。因此,竞争主体对消费者进行心理调查尤为重要,调查其购买商品心理变化，只有了解消费者购买心理,才能生产出令消费者喜爱的商品。4、调查新产品发展趋势,加强新产品设计研制,开发。调查消费者对该产品意见及要求,以改进产品设计,使之适合消费需要。5、主体向外发出信息（广告宣传等）在各方面所引起的反响。总之,在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要力争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及时掌握一切有关信息,尔后,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各种信息资料,通过分析,研究并科学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市场需要与供应变化及其趋势,为生产和流通部门确定计划目标,制定经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确定以消费为中心,以供应最佳为方案,进而以最小劳动占有取得最大经济效益。市场竞争中,所谓的“己”主要是指自身经济实力、员工素质、资源总量以及管理水平、经营能力、主要产品优点和缺点等。现代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谋略的对抗,是竞争主体之间相互推测,相互计算的智慧较量。究竟鹿死谁手?关键就在于能否“知己知彼”，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制定正确的决策,才能进行有致胜希望的竞争。

三、人民战争思想与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市场竞争主体性的突出体现

在中国革命战中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具体运用到战争领域,创造性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军队为骨干,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这一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军建军的原则和作战原则的基础。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④正是由于实行人民战争路线,中国共产党才打败了的八百万军队,并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战争最后的胜利。人民战争思想不仅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当今市场竞争主体赢得竞争胜利的重要法宝。由于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潜力的因素，因此,在竞争中,竞争主体要积极探索关于“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精髓,放手发动全体职工,坚持职工主体论的原则,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企业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竞争主体要善于关心职工、爱护职工、倾听职工呼声,采纳职工合理化建议。比如举世闻名的日本丰田公司,在丰田英二任职之时就提出“没有公司兴旺发达,就没有职工稳定生活,没有良好经营管理保证职工稳定生活,也就没有公司兴旺发达。”⑤这个观点强调了公司与职工相互依赖的重要性。丰田公司领导充分调动职工创造性、积极性,培养树立全体职工爱岗敬业精神,让他们爱丰田,使他们享有最佳声誉,称雄世界。公司还确立了“建议制度”,鼓励全体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只要有一点好处都予采纳,群策群利,从而使丰田公司走上勤俭办厂之路。许多下脚料制成小零件,办公室使用便宜纸,公司文件两面印刷,一只手套破了只换一只等等,任何节约的建议被实施,一直坚持到现在。丰田公司虽然富有,但是处处节俭。此外,丰田公司把树人作为最明智的投资,让职工不断学习,提高知识水平,增长才干以适应生产及经营变化的要专业户。⑥“松下帝国”之所以能成为拥有职工20万,年销售额达3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电器制造商,其成功奥秘就在于“稳中求胜”即先求安全,后求发展,尤其稳住员工心。创建“一会”制度,使全体员工步调一致,互相合作,上下一心,要求全体员工越是在困难期越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工作,不空谈。并以增进福利,亲睦友好为目的,举办运动会,演出会等各种活动使全体员工一心一意为公司发展而拼搏进取,“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是许多成功的竞争主体共同的感受。撇开资本家改变剥削工作方式不谈,单从企业经营角度来看丰田公司,松下公司的成功之道,竞争主体应该从中受到一定的启示:即企业若想兴旺发达,必须有“人民战争”的思想。只有“人心齐,才能泰山移”。市场竞争主体只有让全体员工深深感到“企业兴我荣,企业衰我耻”的道理并充分发掘全体职工创造性、积极性,才会使竞争主体的人充满竞争的活力。

总之,军事思想是被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军事科学真理,不仅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指导竞争主体赢得竞争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作为竞争主体应该不断学习、借鉴和运用军事思想，从而发展和壮大自己，使企业不断走向辉煌。

参考文献：

①袁德金《军事思想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

②周俊《市场竞争失败的经济学透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1月

军事范文篇6

关键词：重大军事报道军事记者行为规范

重大报道，是指“对重大政治活动、重要事件的报道”，“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牵涉面广的特殊报道部类”、“重大战役性报道”，“有别于日常报道、必须精心经营的报道领域”。①由此，我们可以把重大军事报道定义为：对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牵涉面广的重大军事活动、重要军事事件的报道以及与军事相关的重大战役性报道。主要包括军队典型报道、军事演习等重大军事活动的报道、突发性事件报道、重大政治报道以及重要的军事新闻评论等。

军事记者（militarycorrespondent）在英美是指新闻媒介中专门报道军事事务的专业记者；在前苏联则指“军事报刊机关的固定（编内）撰稿者，为报刊组织和准备素材，编写文章、通讯报道等”。②在我国，军事记者的界定则倾向于前苏联的概念。虽然，地方新闻媒体也有以进行军事报道为其主要任务的记者，但由于他们不是军人，所以并不认为是属于军事记者的范畴。军事记者通常是指以进行军事报道为其职业活动的军人记者。

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把重大报道比做主攻部队和重型武器，称之“常常起冲锋陷阵、决定胜负的作用”，“常常对舆论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③因此可见，在军队新闻工作中，重大军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军事记者首先应当服从记者行业应当遵守的普遍行为规范，而由于其身份独特，除了要遵守所有记者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之外，还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一、军事记者必须服从于特定行为规范的理论依据。

1.军事记者所从属媒体的性质决定了军事记者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我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军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我军的新闻舆论机关，如《解放军报》、新华社军事分社等，作为军委喉舌和我军的主要舆论宣传阵地，它们发表的社论、评论、新闻稿件以及对每一条电讯、每一篇新闻稿件的处理，包括对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新闻稿件的处理，都会被外界看作是“军方的表态”，而它们就是“军方发言人”，国际国内各界人士正是通过这个“渠道”来观察、分析、推断我军在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并进行政策与言行的调整。④

正因如此，从属于我军新闻舆论机关的每一名军事记者，都必须牢固树立“军委喉舌”观念，强化“喉舌”意识，自觉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在采写每一条军事新闻，处理每一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新闻稿件时，都应进行深入思考，看它是否符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军委和总部规定的宣传口径，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和维护国家、军队的形象，这是由军队的特殊地位和军事新闻工作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2.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了军事记者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战地记者菲利普·斯马克因在随军报道中泄露了“部队作战的真实时间、位置和内容”，威胁了美军部队安全而遭美军驱逐，并被取消了随军资格。而曾因越南战争和首次海湾战争战地报道而大名远扬的彼德·阿内特也因为在接受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中说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计划已经失败而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解雇。这两起事件说明：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同新闻自身的规律面临冲突时，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无疑是要被放在首位的。

在华盛顿的新闻媒介研究所担任主管之一的卡普勒说：“当美国出现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会有各种对媒体的限制，而且媒体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些限制”。⑤而“美国之音”的一位记者说，平时政府好象并不直接指挥新闻报道，但他们在写新闻时“就象妈妈正站在身后注视着我们写作业”。⑥这就说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为记者尤其是军事记者的行为规范划出了一道“警戒线”。倘若记者违反规定，触犯了这条线进入了禁止进入的“禁忌之区”并导致损害国家利益，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在这种无形的约束力之下，军事记者一般都能做到在自我监督下自觉遵守特定的行为规范。

在我国，军事新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唤起全民族的国家安全意识。作为一名军事记者，“首先必须牢固树立大国防观和大安全观，必须学会从国家安全利益的立场和角度考虑并确定新闻选题”，“军事新闻必须在严格限定的范围之内操作，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必要的纪律和限定是无法回避的”，“军事新闻信息的内容、时机、方式、方法、规模等等，都要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⑦

此外，我国的军事记者首先是一名军人，是参与重大军事活动的一员，而并不是以“纯客观”姿态超然独立于事件之外的，所以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色彩，这同地方媒体和国外媒体的记者是有所区别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必须服从于特定的行为规范。

二、军事记者在重大军事报道中行为规范的具体内容。

1、将官方立场内化于个人意识，采用支持或更直白的角色来报道“我们的”新闻。

在报道行为方式中，有两种基本的冲突。一种是“客观主义”，要求记者努力对被报道的事件保持超然的态度，不站在任何立场之上；另一种是“忠诚新闻”，要求记者以官方论调重新定义自我形象，从“官方目击者”的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关切和认知”。而我军的性质决定了全军一切新闻舆论机关都应当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在军队中的重要喉舌，因此我国的军事记者必须将“忠诚新闻”作为自己的报道行为方式。然而，为了不引起国外受众的怀疑和逆反心理，达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又必须淡化新闻报道中的官方色彩。这就要求军事记者并不以“官方发言人”自居，而是将官方立场自觉地内化于个人意识，把报道带有浓厚爱国情感的“我们的新闻”作

[page_break]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具体表现为新闻选题和新闻事实的选择之上。立场意识作为行为规范还表现在重大军事报道作品中应处处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字里行间应处处体现着对祖国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应经常把对祖国、对军队的思索渗透到作品中去。

2、准确定位自身职能，将信息赋予政治倾向性进行舆论引导。

新闻传播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极高的辐射性和广泛性。它是超越时空、国界的“射程最远的大炮”。它所传播的新闻事实，所报道的新闻人物，所发表的新闻评论，都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针对性。穆青同志曾强调说：“我们的军事宣传，不能够离开我们全党和全国的大局，不能离开政治形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政治上服从党在当前最主要的政治任务。要很好地宣传党的政策，配合全国的政治形势去报道”。⑧从报道者个体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准确定位军事记者的职能。军事记者最主要的职能和使命就是服务，为国家以及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当时的政治形势需要服务。军事记者在其报道过程中的所有行为都应该紧紧围绕这个职能和使命展开。在重大军事报道中，新闻信息本身是不带有政治色彩的，但作为一名军事记者，从自身职能使命出发，就不能仅满足于有闻必录和有闻必报，而要通过新闻选题以及新闻事实的选择，赋予所传播的信息以政治倾向性，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舆论引导。

3、报道行为模式的重塑——从“信息原生态”到“战略中心化”。

“军事新闻必须讲政治，但军事新闻不能等同于政治新闻，更不能将军事新闻全盘政治化；军事新闻离不开军事工作，但军事新闻决不能等同于军事工作和部队工作宣传。”⑨军事新闻不仅要面对国内的受众，更要面对全世界的新闻信息市场。特别是重大军事报道中的新闻，已经不是“纯新闻”，也不仅仅是正常的有主题新闻，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战略色彩，新闻宣传被赋予了直接的战略任务。因此，军事记者在塑造重大军事报道的行为模式时，不能仅满足于信息的原生态展现。作为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重大军事报道不仅需要积极的、直截了当的“配合”，有时还须主动“出击”，将战略意图诉求作为新闻传播致效目的实现的中心。军事记者要善于从全球视角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发生在身边的重大事件，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清晰的战略意识贯穿于整个报道过程之中。

4、“展示”与“误导”——树立一种新保密观。

保密，也是军事记者在进行重大军事报道中的行为规范。有时孤立地报道一个军事活动，本身看起来似乎不会泄密，但很可能会暴露整个军事活动和意图，破坏整个战略部署，尤其表现在对重大演习的报道上。长期以来，对保密的规定主要包括：严格遵守上级机关所规定的各种宣传口径；坚持必要的请示报告和送审制度；对一些重要资料如部队番号、参训人数、调防转移、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战略战术手段的变化等进行信息封锁等。

然而，在当今信息社会，一定规模部队的集结、投放，以及重大演习的战场态势、新型导弹的试射等，是很难逃过空间卫星的侦察的，因此以往消极“保守机密”的观念就显得陈旧了。信息时代的保密观与工业化时代的保密观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我们应当适应信息时代的特点，树立新保密观和新舆论战略观。“正确处理舆论斗争与掩蔽斗争的关系。要通过专家认证，认真分析划清保守机密的范围，明确新闻采访和公开报道的范围。这在实施积极威慑舆论战略中是十分必要的。”⑩

“和平时期的军事新闻通过对军队建设状况的反映，可以展示军队的实力，使敌方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这就是一种经常性的新闻威慑。”⑾在一些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有意“展示”的画面：“一门门榴弹炮、滑膛炮、加榴炮、火箭炮、自行火炮昂首挺胸”，“那机动灵活的反坦克导弹，那骑鲸蹈海的舰舰导弹，那笑傲苍穹的地空导弹”……（见贾永《世纪大阅兵》）军事记者应当把握好“保密”与“展示”的平衡，通过重大军事报道告诉全世界人民，和平其实是一种力量。

在重大军事活动的信息无法进行封锁的情况下，有意地进行“误导”，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已设计好的“重要情况”上来，从而掩盖真实的战略意图，也是新保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新华社军分社在1996年3月25日播发的一条消息《我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三军联合作战演习》为例。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李登辉大肆鼓吹“台湾是与大陆对等的政治实体”，为台独势力加油鼓劲，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也趁机火上浇油、煽风点火，影响十分恶劣。为了狠狠打击台独分子的嚣张气焰，我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三军联合作战演习，对台独分子进行有力的威慑。而这篇消息主要是通过对演习场景的全面描绘来展示我军训练改革和战法研究成果，通篇未提“李登辉”或“美国”字眼，但实际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对台方及美方施加压力，只不过是消息的主要事实吸引了受众的注意力，掩盖了真实的战略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保密。

当前，一些军事记者在重大军事报道中还并没有树立严格的规范意识，仅仅是把原本属于规范的内容当作对自身的普通要求来对待，这是错误的认识。要想在未来的重大军事活动甚至战争中进行准确、规范的新闻报道，从现在开始就要培养和建立严格的行为规范意识。

注释：

①《重大报道对策》P2，陆小华主编，新华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②《战时新闻传播诸论》P128，展江，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③同①

④《军队新闻工作》P16，卢志超、徐乘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

⑤《“9·11”后看美国的“新闻自由”》，康兴平，《新闻记者》2001.1

⑥《美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自由理念与扩张取向》，郎劲松，《国际新闻界》2002.4

⑦《国家安全利益大格局下的军事新闻宣传》，黄国柱，《中国记者》2002.8

⑧《穆青新闻作品研讨文集》P535，徐人仲、李年贵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⑨同⑦

军事范文篇7

(一)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菊花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八大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从文化分析的理论基础来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方法论研究，不断总结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科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研究、解决军事问题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历史认识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方法，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分析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创立了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方法，而且还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和认识军事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恩格斯关于文化素质与军队战斗力之间关系的分析，列宁关于建立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论述，关于进行战争中的政治文化动员的思想，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与军队建设关系的论述，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确保打赢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论述等，对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作出了科学说明。他们的研究视域非常广阔，涉及到文化分析的必要性、文化分析的基本原则、文化与战争动因、文化与军事力量、文化与军事战略构想、文化与军队建设、文化与军事理论创新、文化与作战指导、文化与作战方式等许多方面。认真挖掘、系统总结这些思想，既是军事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对于我们坚持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需要进一步加强。

军事范文篇8

袁世凯认为，清王朝原有军队腐化，不具备国家机器的职能。他说：中国军政废弛，匪伊朝夕，其弊端之尤著者，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为将者不习谋略，为兵者半属惰游，平时而心志不相孚，临阵而臂指不相使。聚同乌合，散同瓦解。而当时清军的状况是：

一、原有军队腐化，形同虚设

八旗是清入关前原有的军队，始建于满洲户口编制上，是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但是入关后迅速腐败，1673年三藩事件发生时，八旗几乎不能打仗。清军入关后，新招募的汉人军队——绿营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取代了八旗，处于冲锋陷阵的地位，但不久也没落了。

雍正八年以后，开始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形同虚设，到鸦片战争时，已经“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滋事，全无纪律。八旗、绿营的蜕化，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武装力量在当权后的优越条件下必然走向衰落的一种现象，他们既不能对外御辱，也无力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依赖汉族地主武装——湘军、淮军。

虽然湘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维护清廷统治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的缺点却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光绪政要》中关于清朝的军事作如下描述：“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矜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民以战”，“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这是清军的如实写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清军既不能御辱于外，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更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势在必行。

二、外患促使国内有识之士觉醒，练兵呼声日高

第一次鸦片战争败北，朝野震动，中国传统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

清廷曾经提出了一些加强国防的设想，要求沿海各省制造精良耐用的战船火炮，加强海防。但是清王朝却并没有采取什么重要措施，也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军事改革只是空谈而已。

光绪二十一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骤起，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战争的失败，卖国条约的签订，完全暴露了清政府及李鸿章集团过去所办军备的腐朽性和中国海军陆军的不堪一击，朝野上下得出“湘淮窳敝不可用”的结论。同时，战争的失败也给中华民族以极大的刺激，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战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众多的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变法的政治改革方案，而在众多方案中，改革军事、练兵自强则是共同的，创建一支新式军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中外臣工也条陈时务，主张采用西法，创练新军。

此间，最为活跃的就是袁世凯。

综观袁世凯的军事改革，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2、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这对于保持军队旺盛的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大有益处。袁世凯还在原来常备兵的基础上增设了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就保证了兵源，避免了乌合之众，这也是后来义务兵役制的开端。同时，在军官的选拔方面，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武举而采用了新式的武备学堂培养将官，且在军官中实行优胜劣汰，保证了军官队伍的年轻化。

军事范文篇9

关键词：军事思想;中国梦;当代意义

1军事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人民战争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国防建设思想、战争观和军事问题方法论。所提出的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战争”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了战争的主体，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革命军队、革命力量组织的学说。“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用语和学术概念最早提出于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中。该指示中提出：“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后，应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经验的检讨与总结”，并“加强干部对军事思想的学习”。军事思想最初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发展和完善。军事思想萌芽于建党初期，在井冈山革命期间初步形成，经过抗战时期的锤炼后逐渐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再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全面成熟，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军事思想是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得起历史验证的理论指导体系。

2军事思想的当代意义

正确把握军事思想的当代价值，才能让军事思想为今所用。思想对人民军队的坚持，战乱之际是守卫家国的保障，太平盛世即是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军事思想汲取多年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在一次次失败和挫折中完善，在一次次成功后总结，最终对军队建设、作战方针、作战计划、战略战术等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与准确的总结，也使得军事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特点。在当今社会，军事思想依然是我们理解战争本质的思想武器，对于信息化战争我们依然可以从军事思想中汲取经验，对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军事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究了矛盾与统一的关系，为研究军事科学提出了科学的指导。特别是经过阐发和概括的矛盾分析法，已成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思维系统，因而能够从事物的性质、矛盾诸方面的联结和客观条件的结合上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军事思想揭示了国防军事的客观发展规律，引领我国军事的不断向前发展，推动我国“强军梦”的一步步实现。军事思想对于多个原则性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并且经过了历史的考验，被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必须要坚守的。对于人民群众重要性的把握也是十分到位的，他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决定力量，得人心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军事思想中明确指明“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不容动摇的，是无论何时都必须坚持的底线。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军事思想在军队建设的方向上，对我国军事发展的原则等都做出了明确的指导，对于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辩证观有了系统地阐述，对我们长期军事发展和强军梦的实现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军事思想对于中国梦的启示

军事服从于政治，其战略重心也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家发展方向而发生变化。军事思想揭示，我国必须重视军事力量的发展，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合理利用军事力量，使中国军事战略指导与我国发展目标相适应，提高我国综合国力，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同时军队内部建设也不容忽视，提出的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就是军事思想在新时期、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发展。军事思想中十分重视对于军队作风问题的建设，并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旨在培养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在当代，中国梦更是离不开军队内部的科学管理和对作风问题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也是军事发展的重要条件，经济发展与军事建设密不可分，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将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国防军事的发展受制于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对于国防的发展也加大了投入，中国在尖端科技领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国防军事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军事思想也包含对经济与军事的思考，军事发展与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军事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经济发展为军事发展提供条件。要实现中国梦，这就要求将富国与强军发展阶段和发展进程上协调一致、同步发展。

作者:楼睿斐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军事范文篇10

【英文摘要】MaoZe-dong''''smilitarythinkingstemsfromChinesetranditionalmilitarythinking,thepracticalexperienceofChineserevolutionarywarandMarxistmaterialistdialectics.

【关键词】/军事思想/来源

MaoZe-dong/militarythinking/source

【正文】

迄今为止，军事思想研究大多着力于阐述军事思想的内容、建构军事思想体系、分析军事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军事思想的来源则很少涉及。张静如主编的《研究全书》（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辑录了700多篇军事思想研究论文，其中论述军事思想来源的文章不到十篇，这些文章都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未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军事思想的来源。本文试图对军事思想的来源作一较为完整的阐述。

一

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是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涉猎了传统军事思想知识，后来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有选择地吸取了有关内容，从而形成了军事思想的基本军事观点。在少年时代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左传》等书，特别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他对这些书籍的兴趣终生未曾衰减，非常熟悉书中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又特别仔细地阅读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在第一师范读书笔记本《讲堂录》中，还用心记下了一些《孙子兵法》的条文。1927年，背叛革命后，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p8)这与《孙子兵法》的军事观点基本相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后来，又作了与《孙子兵法》中的观点更为一致的论述：“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p604)虽然也吸收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对这一观点的解释仍然运用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提出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的命题。(p171)晚年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孟庆云说过，中国的军事家可以不懂政治，但政治家不能不懂军事。这里，几乎是重复了孙子的话：“不可不察也”。

在革命战争中，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年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到达井冈山后，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一如既往，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领导后，在指挥战争时，总是要求各地战场的领导人，一方面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自主性，独立地处置实际情况。往往十分尊重战场领导人的意见。1948年初，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推动解放战争的进程，指示粟裕率10万部队打过长江，到江南宽广纵深地域进行机动作战。粟裕接受命令后，一边率领部队进行渡江的准备；一边审时度势，分析了敌我形势，向建议，部队不过江，留在江北打几个歼灭战后再过江，接受了粟裕的建议。于是，粟裕等人先后发起、指挥了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豫东战役中，曾指示粟裕独立处置一切，不必请示报告。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的战争观和军事指挥观来自中国传统军事思想。

二

虽然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和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年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十二字游击战原则。(19)南昌起义失败后，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相类似的经验。1928年4月，朱毛会师。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了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又如慎重初战的思想是1929年1月提出，后来才加以系统化的。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把敌人调动，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年，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p220-223)这样，使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从1930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又用了一个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p47)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了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p363)这就是说，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

军事思想的方法论来源于唯物辩证法。不是单纯从军事学角度去研究战争规律，指导战争，而是把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运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战争规律，去总结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使军事思想脱离了单纯的军事学的范畴，而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内容。这些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明确了战争的基本问题。正如一切哲学家首先要明确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指出：“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p406)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以前的军事家大多笼统地表述为夺取胜利，至于胜利的完整含义是什么则没有明确表述，囿于军事学范畴，往往将胜利具体归结到某个目的上，如攻克了一座城池，消灭一支敌军，夺取了一处战略要地，击溃了敌军等。由于不能将胜利抽象为战争基本问题加以明确，所以人们往往为了胜利而不顾客观条件的许可进行军事行动，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此类情况不少。如1927年，翟秋白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客观事实，推行“左”倾盲动主义，实行总暴动；如1930年，李立三不顾革命尚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夺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纲领，制定实施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军事冒险计划，结果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极大损失；又如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人”的正确方针，斥之为“专门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保守主义”；主张“进攻路线”，先是军事冒险主义，后是保守主义，继而成了逃跑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更大的损失。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军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不明确战争的基本问题，不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只知去夺取所谓的胜利。

第二，提出“战争指导规律”的概念，明确了人与战争的主客体关系。所谓“战争指导规律”指的是客观的战争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以及人们运用战争规律去指导战争这样一个过程。如所说：“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p182)又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名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182)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战争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不依赖于人们头脑的客观实在。认为人们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识战争的客观规律，将其抽象为战略战术，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运用从客观中抽象出来的战略战术指导战争。这是指导战争的唯一正确途径（即战争指导规律），若不这样，就会变成瞎碰乱撞的鲁莽家，非吃败仗不可。说：“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指挥员在战争中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大海中的游泳术。”(p478)

第三，运用唯物辩证法，阐述了战争规律、敌我态势等军事问题。首先，从发展变化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出发，指出了战争与战争规律是随着地点、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绝对固定的东西，只有相对固定的东西。说；“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p174)又说：“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p496)其次，从对立统一法则中引出战争双方态势相互转化的原理。指出，在战争中，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主动与被动，胜败、多寡等等，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还指出这种转化既决定于双方的客观条件，又决定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说：“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仅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p491)在这里，强调了主观指导的作用，也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另外，创造性地划分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的范畴，即全局与局部，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灵活性与计划性。

综上所述，军事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唯物辩证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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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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