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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开放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0 16:50:32

金融开放

金融开放范文篇1

(一)金融开放并不是摆脱危机的良方

——使韩国摆脱危机的是政府的强力干预而不是金融开放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外国投资者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包括允许外资股权参与和对银行部门投资。在危机前，外国投资者个人拥有的韩国公司的股权不能超过7%，韩国公司外国股权合计不能超过26%。在1997年12月3日韩国政府将这两个股权比例限制提高到50%。1998年5月韩国政府超出IMF的要求取消了对外资股权的全部上限规定，甚至允许外资的恶意收购。此外，金融开放的范围还包括外汇交易、建立投资基金、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和公司债券、允许外资进入保险公司等广泛的领域。1998年6月，韩国政府宣布分两步实施外汇交易自由化。第一步，1999年4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法案。取消经常帐户交易的兑换限制，并建立资本帐户交易的否定清单。凡是清单没有明确禁止的项目都是合法；第二步，2002年1月1日，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2002年4月，政府宣布韩国外汇市场发展规划，到2011年将韩国建成东北亚的区域商务中心。目前，韩国汇率制度被IMF归为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

第二轮金融开放的经济政治背景与第一轮开放的完全不同，1997年11月韩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12月韩元兑美元贬值70%，1998年韩国经济衰退6.9%，失业率接近7%。由于相信金融危机爆发主要源于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危机，IMF作为债权人要求韩国调整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取消外国投资者进入的障碍、提高利率、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可见，第二轮的金融开放的目标是通过吸引外资达到稳定金融体系和摆脱危机困境的目的。

尽管政府希望通过提高利率和金融开放获取外部资金支持，但事与愿违，外国投资者并没有因为利率的提高和市场的开放而进入韩国。1998年，尽管韩国市场完全开放，而且利率很高，但是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外流分别为10.5亿和92亿美元，只有直接投资表现净流入5.1亿美元。而且，多数资本流入主要依靠政府从IMF的借款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外国对私人部门的投资是负的。直到1999年中期，当韩国金融和货币市场趋于稳定，外汇储备在6月达到620亿美元以后，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才有所增加。从1997年12月到2000年底，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出口，占95%，而净资本流入仅占5%。为了稳定金融市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为阻止存款外流，政府宣布为所有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与IMF所主张的取消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担保相反。尽管危机期间，很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政府也提出了为存款担保，但只有韩国国民相信他们的政府。韩国人不仅没有取走存款，而且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与政府共闯难关，这一举措增加20亿的储备，比1997年12月到1999年6月的净外商直接投资还多。可见，让韩国摆脱危机困境的是韩国政府的有力干预，而不是IMF所推崇的金融开放和放弃干预。

为了稳定金融部门，韩国政府着力解决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政府将8家无清偿能力的商业银行收归国有，经过结构调整，国有银行的比重由1996年的33%增加到2000年54%。这与90年代多数国家国有银行比重下降的趋势相背②。为了重建金融市场，韩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资金不仅来源于国家预算，而且还通过韩国资产管理公司和韩国存款保险公司两家政府机构以发行政府担保债券的方式进行筹集。到2004年底，为稳定金融市场，韩国政府投资达165兆韩元，这相当于韩国2000年GDP的28%（见表1），扣除收入政府应对危机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大概为22%。从财政成本角度，韩国危机称得上是最昂贵的金融危机之一。

一般来说，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政府的作用应该有所削弱。但是，韩国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为了稳定几乎被金融危机彻底摧毁的金融市场，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强。正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强力干预稳定了金融市场，并为危机后的金融重建创造的条件。危机时，韩国政府起初希望外资收购国内银行，但是在金融市场稳定以前，外资对韩国银行没有投资兴趣。为此，政府首先按照BIS资本充足率比率对银行进行关闭和重组，到2004年6月，银行由33家缩减为19家，其他金融机构由142家缩减为114家，银行集中度提高，三家最大银行控制资产由1997年的27%提高到2000年的54%。1997年，在25家商业银行中只有13家符合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为6.2%，但2004年，平均资本充足率（BIS比率）达到11.3%。政府的金融重建工作的确成效显著，重组后的银行股权收益率由1998年的-49%提高到2004年的18%，银行的价值大大提升了，在这个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对银行的投资兴趣也不断增强。

(二)向外资出售银行

——外资成为银行私有化的受益者

随着政府重建工作起效、金融市场的稳定和银行利润率的上升，韩国政府私有化改革才有起色。但是，由于危机使大量国内企业破产，一般国内企业没有购买能力，大财团虽然有购买能力，但是为了抑制财团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保持政府的控制力，政府仍严格限制财团进入银行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

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韩国政府和多数专家学者相信外资进入将有助于稳定和重组国内脆弱的银行业，通过学习国外金融工具和技术改善国内金融服务质量，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他们还希望通过外国银行来解决国内银行体系的官僚、腐败，并约束财团的投资行为。这些观点也被刚刚经历危机之苦的公众所广泛接受。韩国政府还希望通过出售国有银行向公众表明进行金融结构调整的决心。

但是，由于购买韩国银行的主要是投资基金，他们并不想长期经营韩国银行，而是希望通过转卖获取收益。2004年外国投资者开始出售股份，2004年4月，Carlyle将KorAm银行出售获利6.75亿美元，2005年2月，新桥资本将韩国第一银行出售，获利16亿美元，三倍于它四年前的投资。韩国公众对外资的短期套利，而且还不向韩国政府交税极为反感，银行业的开放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很多人确信将银行直接卖给投资基金是不妥当的。不断出现的韩国银行销售的丑闻③更是使一些专家学者和公众对银行开放、外国投资者的积极作用以及政府主导的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私有化进行置疑。

(三)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的影响

仅仅经过短短的5年多（2000年以来）的时间就对韩国银行开放的成败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目前来看，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韩国银行业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通过银行业全面的开放，韩国政府成功地打破了与大财团的过从甚密的关系，商业银行成为了独立的市场主体。从这一点上看，韩国政府推行银行开放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外资的大举进入的确也产生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银行的借贷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公司贷款减少、私人贷款增加（见表3），外资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较少，对家庭贷款的比例较高。这种信贷结构的变化暴露了韩国银行缺乏对长期投资和国内企业进行资金支持的问题。由于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公司投资提供贷款，造成私人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下降，私人部门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由2000年的12.8%下降到2004年的9.7%，这可能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公司融资结构也发生变化，贷款、发债和股票融资的比例迅速下降，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发展，目前公司内源融资的比例达到80%以上，而90年代中期仅为25%。内源融资比例的提高说明金融市场对私人部门发展中的作用在减弱，金融市场越来越与本国实体经济相脱节；家庭的债务存量的增加也增加了韩国家庭金融的脆弱性，由于长期的信贷不足，使韩国产业发展和创新缺乏必要的融资支持，韩国产业面临产业安全问题，实际上外资已经掌握了金融、电讯、半导体等重要产业的控制权。

由于竞争的加剧，使得银行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利率提高，利差减少。贷款利率下降造成房地产泡沫，为减少泡沫，监管当局要求银行减少抵押贷款，但效果不佳。

外资进入而得到加强的银行业竞争既没有提高银行服务的差别化程度，也没有改变羊群心态。2001和2002年的信用卡事件表明，不管内资还是外资银行都会发生羊群行为。2003年末，信用卡泡沫破裂，信用卡公司形成90亿美元的赤字。但在政府解决信用卡危机的过程中，尽管外国银行参与了信用卡公司的借贷，但却拒绝与政府合作完成解救计划。信用卡危机暴露了韩国银行贷款的随意性和较低的风险管理能力。而且，信用卡事件也反映出在遇到金融混乱或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不会象内资银行那样与政府合作，共度难关。

二、90年代初期以来的第一轮金融开放——不当的金融开放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韩国金融部门主要由政府控制，中央银行是政府政策的工具。直到80年代初期，多数银行仍然是国有，资本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尽管80年代初期，银行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是到90年代，外国银行业务仍然非常有限，一些国外开发性或政策性贷款只是国家执行产业战略计划的低成本的融资工具，国外贷款主要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入韩国。银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大量的政策性贷款不是为了获取利息收入而是为了提高产业投资水平、扩大出口和促进经济增长。国家不仅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也为银行提供国家信用。

在这种政府主导的模式下，国家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对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政府运用金融控制手段使储蓄和资本积累率最大化。1965年实行的利率自由化使政府控制的银行中的储蓄额迅速增长，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建立也把非正规的场外证券市场的资金吸引到正规的金融体系中来，低成本的资金为银行提供低利率贷款提供保障；其次，国家根据其产业政策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企业之间配置金融资源，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企业集团的发展。政府的优惠贷款是产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1973年到1991年间平均占国内信贷的比例超过40%。政府不仅向特定的企业和产业提供低息贷款，而且对他们进行临时保护。在外部总需求大量减少时，政府能够使充足的信贷以较低的利率流向财务上脆弱但结构完善的公司。国家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使得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获得必要的金融支持，促成了大企业集团以更快的速度进行资本积累。

80年代末，美国给韩国施压，就金融开放开始双边谈判。其他外部力量包括七国集团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积极推动韩国开放金融市场。从国内看，自由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理念也逐步占了上风。自从90年代第一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金泳三上台以来，韩国施政战略由保护国内产业体系转向促进经济的全球化，韩国的金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使韩国全球化战略更制度化，韩国1993年申请并于1996年成为OECD成员。为了成为OECD成员，韩国同意向发达国家投资者逐步开放金融市场。除了对长期贷款和股权投资保留管制外①，韩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资本流入特别是国外短期信贷的控制。受传统政府担保的思维惯性的影响，管制的放松导致企业过度借贷，外国银行可以在没有政府信贷担保的情况下向大企业借贷，短期外债急剧增加。处于监管真空中的隶属大财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在国外借入短期贷款并发放贷款给自己。从最大的30家大型企业集团的融资结构看，短期借款的比重从1994年的47.7%增加到1996年的63.3%。从1993年到危机爆发前的1997年9月，韩国外债从440亿美元增加到1200亿美元，尽管1996年债务总量占GDP的比重仅为22%，但其中60%都是短期债务。在1997年的第三季度，韩国短期外债已经是储备货币的323%。不仅如此，金融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同时，韩国政府也从积极的产业指导政策和投资监管中退出，企业集团纷纷在钢铁、汽车等领域进行重复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过高的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1997年宣告破产的财团中，起亚集团的负债率为519%；汉拿集团的负债率达2056%；韩宝集团的负债率达到1900%；真露集团的负债率高达3073%。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7年初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破产使得外国投资者对韩国失去信心，资本大量外流。同年11月，韩国用尽了全部外汇储备，固定汇率失守，韩元暴跌，由于无力偿还外债，不得不向IMF申请高达570亿美元的援助。

尽管从时间上看，金融开放并不是始于金融危机，但却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为了使本国企业集团不受外国企业影响，韩国在放松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同时，保留了对外国投资者长期投资和股权参与的限制，这种不对称的管制和国内不良的借贷文化造成短期债务比例过大；另一方面，在政府对资本流动取消控制的同时，未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造成监管真空。

三、结论和启示

（一）在金融市场没有对内开放之前就对外开放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韩国在国内没有建立有活力的、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之前，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确是一个冒险的行动。在转型过程中，市场秩序和合理的价格并未形成，这时仓促向外资出售股权，可能使外资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国家成为受损者。韩国银行出售的丑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不是一个自由放任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的过程。韩国危机前，在放松对短期资本流动限制的同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措施，使得短期债务迅猛增加，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韩国的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在开放资本帐户之前先加强国内金融体系的建设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金融危机后，政府在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金融重建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IMF给韩国金融危机开的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才是让韩国尽快摆脱危机困境的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

（三）外资不是“救世主”，期望外资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不现实的，力图向国外投资者转嫁银行改革的成本更是不可能的。在韩国面临金融危机困境的时候，尽管银行全面开放，外资也不愿意进入承担银行结构调整的成本。只有金融市场稳定后，外资才进入并充分享受了韩国银行私有化的好处。基于韩国当时国内情况，向外国投资者出售银行股权是制衡国内财团势力和打破官僚金融体系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外资银行的介入改变了银行贷款行为取向，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对国内私人部门金融支持不足、缺乏与政府合作精神等。

（四）金融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国内的借贷文化和政府的监管能力。韩国尽快开放金融市场的原因是希望改变国内的借贷文化，但信用卡事件表明，外资不仅没有扭转不良的借贷文化，而且也参与羊群行为中。在资本帐户开放的情况下，不良的借贷文化会使债务累积、并迅速扩散和蔓延，使经济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在金融开放的情况下，政府的审慎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至关重要。韩国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后，衍生产品市场发展很快，金融创新也比较活跃，尽管韩国建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并引入了新的监管方法和标准，但是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远不能跟上金融创新的速度。

注：

①这一举措的初衷是鼓励企业财团更容易获得国际融资并成为国际化企业，同时不受外国企业的竞争性影响。

金融开放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对外开放；监管

对外开放一旦实施，我国开放大门就不会关闭。从目前金融国内金融行业发展情况来看，已经在国际上有了深度融合，未来发展前景较为可观。我国自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就进一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纵观金融行业不难发现，其在实现对外开放上，问题逐渐凸显。为了控制对外开放深度，相关领域负责人必须正确看待对外开放利与弊，采取有效手段予以监督管控，以此来加强中国金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一、金融对外开放的意义

（一）有助于优化市场结构

当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到达一定深度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进入国内市场，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形成国内银行竞争氛围，还会形成国际银行与国内银行相互竞争形势，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优化国内金融市场结构。在此氛围下，金融企业会感到竞争与挑战存在，也可以注入更多竞争活力，提高金融企业运作能力，对于推动国内金融企业改革有着积极作用[1]。同时，金融企业可逐渐获得顺应新时期发展的能力，最终可增强国内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有助于吸引人才驻足

金融行业对外开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加强了与国际市场间的交流，但同样也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拓展，在此前提下，金融行业需要引入更多人才才能满足对外开放需求。而当国外金融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后，势必会带来许多新鲜血液，或者国外金融企业在国内培养人才，这为我国金融企业发展指明了道路，更新我国金融技术，推动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

（三）有助于吸引外资进入

当中国金融实现对外开放后，国外金融企业会在中国设立分公司，以此来带动本金开办业务，这给国内金融企业吸引外资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外资引入后可有效增强国际市场自信，加强国内企业建设，而国外金融企业也会带来更多新型业务，可以帮助国内金融行业产业改善，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

（四）有助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快速实现

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是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提出来的，强调了在改革过程中应当全面贯彻新时期发展理念，找到金融行业服务功能与重点，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2]。在金融行业打开对外开放大门之后，有效扩大了国内金融行业融资比例，减少了对信贷的依赖度，从而平衡好直接、间接融资比例，提高金融供给有效性。

二、金融对外开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一）面临的挑战

金融行业在实现对外开放时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随着对外开放速度与深度的共同提高，势必会冲击到国内金融行业传统经营理念，在金融企业业务开发、产品经营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是在国际金融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后，更会对国内金融企业带来双重威胁，即风险预防能力、企业盈利水平。其二，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监管上面临巨大挑战。我国目前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例如，国内期货市场并未建设与之对应的期货法，衍生品市场也并未得到针对性法律制度管控，这会在极大程度上制约国内金融转型。其三，国内金融企业会遭到强大的国际竞争冲击。和国外发达国家的金融企业相比，我国金融企业资本稍微落后。国外金融企业在多年的发展中，无论规模、体制，还是国际服务网络都更胜一筹，但我国金融行业相关内容亟待完善。自从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就必须遵照相关协议取消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外资企业同样可以在中国开展业务。这对于国内市场而言必然是一大挑战。

（二）面临的机遇

站在对外开放角度看国内金融机遇，主要可从三方面有所体现。其一，在对外开放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内金融行业经营理念、方法转变，可从国外优秀的发展思路中得到启发，从而提高国内金融行业发展效率，注入新鲜活力。同时，在外资企业进入国内后，我国企业可以借鉴其良好的服务做法、经营方法，以此来协助金融企业转变传统经营思维，为客户带来更好的服务[3]。其二，在实现对外开放后，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而言是良性机遇。自从我国国务院于2009年在香港试点人民币跨境结算之后，人民币就具有了国际效应。而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实施更在原基础上加强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其三，对于国内金融企业海外扩张而言也是一大机遇。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环境下，国内金融企业主要通过贷款、授信等方式和沿线国家合作，金融企业作为金融服务的重要机构，也可利用对外开放实现国际规模扩大，从而提高国内金融行业整体进步。

三、金融对外开放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健全的监管法律

金融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得到健全的监管法律支撑。然而，从目前国内金融对外开放监管现状来看，缺乏健全的监管法律是显著问题之一。我国实施的是分业监管，即使在相同的部门中，法律法规起草部门也各不相同，再加上权限与利益等因素影响，使得监管工作很难高效实施。并且，从监管情况来看，我国与国外金融领域的监管方法、理念各不相同，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仅会对外资企业有所制约，使其无法顺利实现融资，也会给中国金融企业“走出去”带来阻碍。因此，还需进一步完善金融对外开放监管法律。

（二）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

缺乏协调机制也是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监管的问题之一。监管工作本具有系统性特征，监管部门应当对金融企业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这就意味着监管部门需引起重视，抓住监管重点，立足于现状与趋势落实监管对策。但这一切的顺利实施都建立在协调机制基础上。但当前我国金融行业在对外开放上还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这是导致监管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协调机制的缺乏主要在政府监管机构、行业监管机构等方面有所体现，我国国内各监管机构间并未形成有机协调力，再加上国内和国际上的监管机构理念差异较大，就导致对外开放无法得到有效支撑[4]。

（三）监管组织体系有待完善

金融对外开放监管组织体系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监管部门权威性有待加强。其二，监管部门机制缺乏完善性。其三，监管部门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监管工作更偏向于形式化。

四、金融对外开放监管的改进策略

（一）强化对外开放监管立法和执法

金融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与监管法规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强化对外开放监管立法与执法，提高相关法规的针对性、可操作性，以此充分发挥法规作用。在实际的立法过程中，监管部门应结合金融对外开放实际情况，制定符合现状的法律法规，并立足于现状展望未来，提高立法灵活性，使立法可跟随金融行业发展情况随时调整，从而对金融对外开放全程予以监督。同时，在监管执法上必须从严执法，对于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任何违法乱纪行为要及时指出、制止、处罚，提高监管法规威慑力，规范对外开放市场秩序。

（二）落实全面化监管

对于金融行业对外开放来说，全面监管十分有必要。并且，从我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现状来看，其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这是对外开放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监管部门需抓住管控核心，着眼全局，在关注金融行业准入监管的同时，又要加强退出监管。监管部门必须意识到全面监管的重要性，加强监管力度，并达到获得较好监管效果的目的。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要意识到国内金融企业与国际金融企业间的差异与差距，在借鉴国际金融行业监管理念的时候，也要结合国内现状存同求异，实现全面性监管。

（三）完善监管组织体系

对于国内金融行业对外开放而言，在得到完善监管组织体系的支撑后，可在极大程度上推动行业稳定持续发展。从现状分析中发现，监管组织体系不完善可从权威性、机制、作用三方面有所体现，因此，当局需加强监管部门权威性，健全部门机制，并发挥监管部门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5]。其一，监管部门的独立性需得到加强，这是提高监管力度的前提。在新时期背景下，监管部门可以把金融行业监管责任与行业发展职责进行划分，使其成为两个独立的职责范畴。如此一来，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关系就变为监管与被监管关系，独立性得到前所未有提高，也可以借此机会增强监管部门权威性。其二，监管部门要对现有机制予以完善，尤其是在内部控制制度上更应有所重视。若内部控制制度无法发挥作用，就无法推动外部监管工作落实，这可以凸显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性。其三，监管部门需对金融企业实施自律管理。具体来说，就是金融企业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学会自我约束、规范、管理与自省，减轻监管部门压力，凝聚国际竞争力。

五、结束语

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对外开放的实现不仅有助于优化市场结构、吸引人才驻足，还有着吸引外资进入和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快速实现的积极意义；在金融行业对外开放上挑战与机遇共存，只有在挑战中寻找机遇，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从当前对外开放监管现状来看，还存在缺乏健全的监管法律、缺少有效协调机制、监管组织体系有待完善的问题；可以通过强化对外开放监管立法和执法、落实全面化监管及完善监管组织体系等策略，辅助金融行业对外开放持续进行。

参考文献：

[1]赵爱玲.如何推动全领域金融对外开放[J].中国对外贸易,2020(09):14-16.

[2]聂新伟.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展望[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9(03):25-29.

[3]吴小花.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对外开放之路分析[J].科技视界,2019(35):273-274.

[4]张嘉昕,于珊,王庆琦.新时代我国金融业推进改革开放和服务实体经济研究[J].海派经济学,2019(04):92-111.

金融开放范文篇3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5年的艰辛谈判之后，中国正式加入WTO。在长达数百页的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金融服务贸易被浓墨重彩。从此，中国的金融开放被外在地规定了加速度和时间表，中国金融业全方位开放的时代已经开始。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20余年来，正是因为始终高举这面旗帜，我国经济才获得长足的发展，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据过去20多年的成功经验，我们有理由期望，我国经济将由此获得更大的收益。不同于整体经济，由于基础相对脆弱，内资金融服务业受到开放的压力将会更大一些，但中长期内也会得益良多。应用朱总理一句话概括：（金融对外开放）有利有弊，做好工作，争取利大于弊。所谓做好工作，不能仅限于对前面所述的冲击简单应对，而应转换机制，更新制度，全面提高竞争实力。

本章在分析WTO框架下的金融开放规则的基础上，描述中国应对金融开放的战略规划，再逐项具体分析中国金融开放的四个方面——银行、证券、保险、资本项目——所受的挑战与对策。

第一节WTO框架下的金融开放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成立于1995年1月1日，是致力于监督世界贸易和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其核心是《WTO协定》，基本职能是实施《WTO协定》、组织多边贸易谈判，以及解决成员国间可能产生的贸易争端和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其前身是1947年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关注对象是货物贸易。直到乌拉圭回合谈判（1986年9月～1993年12月15日）进行一段时间以后，服务贸易方进入GATT的谈判范围。1993年12月，长达8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缔结《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forTradeofService,GATs)等若干重要文件。GATs是调整所有国际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则，它由框架协议、8个附录和各成员国提交的国家具体承诺表组成。GATs正文共六大部分，二十九条。包括范围和定义、普遍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逐步自由化、争端解决等，适用于各个服务部门。其中，最惠国待遇（第2条）、透明度（第3条）、垄断及专有服务提供（第8条）、支付和转移（第11条）、为保障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的限制（第12条）等5项条款，以及两个金融服务附录，对金融服务贸易更具针对性，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在GATs框架下，1995年达成的关于GATS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以及1997年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则对金融服务开放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按照GATS金融服务附录的定义，金融服务是指由一参加方(参加服务贸易谈判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供应者提供的任何金融性服务。在GATS中，“金融服务”的内容被概括为信贷、结算、（证券、外汇）交易、保险、资产管理、金融咨询等六大类，计16项，可以说已囊括了金融领域内的所有营利性业务。

一、WTO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五条基本准则

（一）市场准入

“市场准入”关系到外国服务提供者能否有效进入缔约国市场。GATS第16条对市场准入的具体规则作出了规定。首先，每一成员国在具体服务部门就市场准入做出承诺时，它给予任何其他成员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承诺表规定的条件和限制所赋予的待遇（第16条第1款）。也就是说，各成员国在承诺表中确定的承担市场准入义务的最低标准，代表着对其他成员国开放市场的最低限度，并且，在以后的每一轮谈判中，WTO的成员国只能在新的承诺中减少限制，而不能增加限制。其次，做出市场准入承诺的部门，必须明确列出以下限制条件：(1)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2)限制服务交易或资产的总额；(3)限制服务经营或服务产出的总量；(4)限制具体服务部门的雇佣人员总数；(5)限制服务提供者的经营形式；(6)限制外国资本的最高份额(第16条第2款)。如果一个成员国承诺开放某一服务部门，而又没有在承诺表的市场准入项下明确列出这些限制条件，以后实践中就不得维持或采取这类性质的措施。这样的规定，使各国的国内法规具有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谅解协议还在GATs框架下提出市场准入的现状约束要求，即，各成员国在具体承诺表中列出的任何条件和限制，应仅限于其现存的不符措施（A节），也即，有关成员国对外国金融服务市场准入不得施加超出现有水平的限制。这弥补了GATs不足，GATs框架协议没有现状约束要求，这难以避免某些成员国在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政策上出现随机变动，甚至倒退。

（二）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是一条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它要求一国境内的非居民享有与居民同等的待遇。也即，对于一国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和非居民，国内法应平等适用。GATS将国民待遇规定为具体承诺的内容，各成员国应按其具体承诺表规定的范围、条件和限制，给另一成员国国民待遇。GATs还进一步规定，如果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不同的待遇改变了竞争条件而有利于本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则该待遇应被认为对其他成员国的相同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不利（第16条第3款）。也就是说，总协定所确定的国民待遇的标准是事实上的(defacto)而非法律上的(dejure)。这是因为，一些国内措施，即使表面上是非歧视的，也可能在事实上在本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与外国服务或服务提供者之间造成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在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中，OECD成员国针对国民待遇提出了“竞争机会均等”的概念。GATs关于国民待遇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要求。在著名的“香蕉案”中，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此做出了精辟的解释，“国民待遇”的根本宗旨，是使外国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享受的待遇在竞争条件上不低于本国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

金融服务谅解协议还要求其签字成员国履行两项国民待遇基本义务：（1）允许设在其境内的其他成员国的金融机构使用其由公共机构经营的支付和清算系统，以及获取正常业务活动中可能得到的官方基金和再融资便利。例如允许外国银行从其所在国中央银行获得再贷款或进行票据再贴现。（2）在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进入成员国境内自律性机构、证券或期货交易市场、清算机构和其他协会组织方面，有关成员国应给予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当一成员国给予本国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的金融服务特权时，其境内外国金融机构也应享有。

与过去的国际协议不同，GATs并不是以商业存在的“国籍”为判断内外方服务提供者的依据，而是代之以“外商投资者”（主要体现为“控制”的含义）及其“投资”（主要体现为“拥有”的含义）。据此，在一成员国境内享受国民待遇的外资银行既可以是具有东道国国籍的子行和合资银行，也可以是分行、代表处等不具有东道国国籍的商业存在，只要它们满足“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含义，尤其是GATs规定的由另一成员国方自然人或法人“拥有”或“控制”的条件即可。

（三）最惠国待遇

作为非歧视原则的两个方面，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国民待遇是在外国与本国之间进行比较，仅涉及本国对内措施的适用问题；最惠国待遇是在外国与外国之间进行比较，涉及一个国家对内措施和海关措施两方面的适用范围。GATs规定：“每一个成员国应立即并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成员国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不低于该成员国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第2条第1款)。这里，受惠的对象是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任何其他国家”应理解为包括非协定成员国。这样，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1）把各自在国家具体承诺表或金融服务具体承诺表中做出的金融服务具体承诺非歧视地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国；（2）对于未做出具体承诺的领域，每一成员国应把它给予其他成员国金融服务方面的优惠待遇或豁免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国；（3）每一成员国应把它给予非成员国金融服务方面的优惠待遇及豁免非歧视性地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国。如果一参加方有与上述不一致的措施，必须提出理由，并符合免除义务的条件。

金融服务领域最惠国待遇的适用同样服从若干普遍的永久性例外，主要是毗邻边境地区交易的例外，经济一体化组织例外（第2条第2款）、一般例外、安全例外、保障国际收支平衡例外；也要服从各成员国做出的最惠国待遇的保留。由于各国金融服务贸易实力相差悬殊，GATS还允许成员国在一定期限内（原则上不应超过10年）维持与最惠国待遇不相符的措施（第2条第2款）。

（四）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问题对于服务贸易更为重要。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另一个国家的市场成功经营的基础是充分理解影响服务贸易的法规措施；这一点对于充分准备未来的谈判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它有助于发现现存障碍，从而促进逐步实现自由化。正因为如此，GATS规定透明度是成员国必须遵守的一项普遍义务。GATS第2条规定：每一个成员国应及时公布影响服务贸易措施的有关国内法律、行政命令及其他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以及它签订或参加的有关国际协定（第1款）；对于成员国制定或修改会对其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法规、行政指令的情况，该成员国应及时并至少每年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第2款）；每一成员国应建立咨询机构，及时答复其他成员国提出的有关信息要求（第3款）。

透明度无疑有助于保障有关服务贸易措施的公正实施，但它自身并不足以排除国内法规对自由化的阻碍，它只是其他机制的补充。GATS第6条对适用国内法规做出了一些原则性规定。根据这一条款，在做出具体承诺的服务部门，每个成员国应保证合理、客观和公正地实施有关措施(第1款)；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机构及程序使服务提供者及时获得适当的司法或行政救济(第2款)；确保资格限制、程序规定、技术标准和许可证要求不构成服务贸易的不必要的障碍(第4款)。

（五）逐步自由化

GATS将逐步自由化确立为一项原则，确认要通过不断进行若干回合的谈判来逐步提高自由化的水平。GATs将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规定为具体承诺，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自动在所有成员国的各个服务部门都适用的，而是由各成员国对在具体的服务部门承担这两项义务的情况做出各自的承诺，并受其承诺约束。选择在什么具体服务部门做出什么样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各成员国享有自由裁量权。GATS第16条和第17条只是对成员国在具体服务部门做出承诺的行为规定了应遵循的规则。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取决于各成员国在这些谈判中做出让步的结果并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二、WTO金融服务开放规则的发展趋势

GATs及相关协定基本上反映了服务贸易的特殊要求，有助于推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但目前，GATs及相关协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集中体现在保障条款的适用条件、市场准入对国民待遇的牵制问题上。

金融服务附录第2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可以为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保证金融体制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防范措施，只是这些措施不能被用作成员国逃避承诺或义务的手段。但该条款没有明确定义防范措施的定义和范围。这在实践中可能会引起争议。又如审慎监管措施不受GATs其它条款限制。但对于什么是审慎措施，WTO并没有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成员国在WTO许多场合就此发生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对审慎措施进行明确的界定以建立必要纪律，避免监管措施的滥用和对承诺和义务的逃避。

GATs中，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界限不明。成员国正是利用了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分界不明的缺陷，依靠市场准入管制措施来减弱其本应承担的国民待遇义务。例如，由于各国普遍不在市场准入上承担国民待遇义务，尽管一成员国承诺在资本金要求上给予境内的外资银行国民待遇，它仍然可通过在批准外资银行准入时设立高于内资银行进入市场的资本金要求，使得外资银行实际上只能享受低于内资银行的待遇。

WTO正试图解决这些缺陷。一些文件已开始要求成员国方在市场准入方面承担一定的国民待遇义务。谅解协议“市场准入”部分的“非歧视性措施”规定，在不造成歧视的前提下，各成员国方应努力消除对其它成员国方的金融服务提供者进入成员国方市场能力有消极影响的非歧视性措施。谅解协议中要求“禁止”“限制”的歧视性数量限制措施将被明确规定为违反市场准入义务。谅解协议的这一规定，实质上是要求成员国方在市场准入方面承担一定的国民待遇义务。《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规定：“外国公司享有与本国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虽然该协议只是个“承诺性”的协议，具体的实施仍有赖各国的承诺，不具有强制义务性，但它至少反映了一种立法倾向。由此可见，GATs正力图在市场准入方面推行国民待遇原则，消除GATs中国民待遇适用范围的模糊性。

长远地看，实现更高层次的自由服务贸易，需要解决国内法的差异问题。途径是对国内法的相互承认和协调一致。GATs虽没有将“相互承认”规定为一项多边义务，但已允许单个成员国通过协调、缔结协定或自动给予的方式，相互承认服务提供者在各自国家获得的学历或资历、许可证、资格证书等(第7条第1款)。这种“承认”不得与最惠国待遇原则相抵触，不得构成一种歧视手段或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第7条第2、3款)。在金融服务领域，相互承认的主要内容是各国的防范措施(附件第3条)。

GATs虽没有确定共同最低标准，但已强调了共同国际标准的重要性。它规定：“承认应基于多边同意的标准。在适当的情况下，成员国应与相关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合作，建立和采纳关于承认的共同国际标准以及关于服务贸易实践和职业的共同国际标准。”(第7条第5款)。在服务贸易领域适用共同国际标准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克服现行国内法之间的差异，促进各国国内法规和政策目标的趋于一致，为未来多边层次上的承认和协调奠定基础。在金融服务领域，防范措施的共同国际标准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纳。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巴塞尔委员会的《银行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它规定了有关金融机构的开业许可、所有权转让、破产清算、资本充足率等方面的最低标准。

第二节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意义与规划

一、全面看待金融服务市场开放问题

对于开放金融服务市场，国内外的震动很大。最大的担心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会不会被外资金融机构冲垮？其实，金融对外开放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金融部门也会从中受益，并且中国金融业的有一定的竞争力，并非不堪一击。

（一）适应整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很难脱离他国自我发展。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自然不能脱离经济全球化潮流，造成经济上的被“边缘化”。参与全球化，金融必然要开放。美国商务部长戴利就宣称，中美入世谈判最关键的问题落在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服务领域中。

中国急速发展的外贸、外资，也需要外资金融服务跟进。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可以较好地适应母国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金融需求，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便于该国资本向中国市场的流动。据估计，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FDI）将会从现在的每年500亿美元较快地上升到每年1000亿美元左右。

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服务业的投资超过50%。对于外商，我国制造业的吸引力已在减少，服务业成为外资期望投资的热点。金融服务业就是外资热切希望投资的行业。国际竞争是综合实力的竞争，20世纪以来，任何一个真正强国都离不开其金融实力的支撑，一战后的英国、二战以后的美国以及80年代的日本都是如此。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中国要成为一流强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的金融作支撑。金融对外开放是成为金融强国的必备条件之一。

（二）金融部门源自对外开放的收益

这可从外向型经济发展效应、金融制度创新效应、金融技术转移效应以及国际化经营效应等四方面得到反映。

加入WTO使中国获得平等的对外经济规则，必然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加入WTO还将直接推动服装和纺织品出口以及农业贸易量的增加。两项综合考虑，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出口量占全球比重将由现在的3.7%提高到2005年的7.3%，进口量将由目前的3.4%增加到7.2%。对外贸易量的扩大，必然对与外贸有关的金融服务提出新的需求。特别是中国的农业部门，以前几乎不需要商业化金融服务，加入WTO之后，农业将成为商业银行的主要客户之一。

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总体上将促进一国金融素质提高。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也会对外开放而加快，中国金融业将更快地获得一个自主的良好发展环境。1999-2000年中国金融改革的加快，除了扩大内需任务紧迫促进之外，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美WTO协议的签署。

在金融开放过程中，我国可以根据GATS第四条“发展我国家更多的参与”要求发达国家在银行服务的商业性技术、信息网络上给予更多的帮助。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也会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经验、专业技术、营销方式、优质产品及售后服务，通过示范效应、人才流动、业务交流等方式促进国内金融企业学习跟进。

对外开放从来都是两面的，不仅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加入WTO之后，按照对等的原则，中资银行可以较容易地得到签约国的市场准入资格；另一方面，国内监管当局也会放松对中资银行在海外设置机构和开展开外业务的限制。这样，目前阻碍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两大制度障碍均将较容易跨越。中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将迅速增加，这将给中国银行业推行海外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业务机会。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步伐也在加快，直接上市、间接上市都很热切。同时国外的企业和国内的外资企业也能进入国内资本市场融资。这为国内的证券业提供丰富的业务来源。

（三）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初步具备

现行中资银行体系是在竞争中形成的。这一点与国内很多行业如电信、农业等有着本质的不同。1995年中国颁布了《商业银行法》之后，中国的商业银行获得了较规范的发展，表现在五个方面：（1）数量与规模迅速扩张。特别是10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兴起，改善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促进了竞争。（2）筹资能力显著增强。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资金关系由长期的净借入在1997年变为净贷出，1999年净贷出比率达17.6%。（3）服务品种与收入来源多元化。业务品种从简单的存、贷、汇，发展到包括投资咨询、个人理财、网上银行、电子商务等内容的综合金融服务。商业银行收入构成反映了这种变化。1999年，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一项，五大银行平均为10.2%，九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平均为27.1%。（4）服务对象广泛化。1995年，中国商业银行对非国有部门的贷款占比为10.9%，2000年，这一比例达到25%以上。更重要的是银行从业人员的观念有了较大转变，竞争和风险意识深入人心，信贷文化初步建立。政府和社会也不再把商业银行看成“国家机关”，而当作一家服务性企业。

不仅如此，在同外资银行的竞争中，中资银行业还有着某些独占竞争优势。经过50年的积累，中国的银行体系已经建立了遍布全国城乡的分支行网络。再者，中资银行在本土经营，与中国居民和中资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在消费贷款上，国有银行的网点优势和人海战术，就很有竞争力。

银行业的竞争力日益提高，证券业和保险业也具备了初步的竞争力。证券业方面：截止2001年5月底，证券公司有101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143家。证券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大专以上学历的占75％，其中8．5％具有硕士以上学位。证券已全部实现了无纸化发行与交易，沪深证券交易所建立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通讯、交易、结算和帐户管理系统，其网络覆盖全国，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已开始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证券法》等规范发展的市场制度框架也已实施。

保险业方面：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化、专业化，一个由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股份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分公司、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共同竞争的保险市场竞争格局逐渐形成。保险经营的基本原则以及基本制度方面已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保险法》等法规的实施，保险同业竞争开始规范化。保险公司的投资渠道也已拓宽，债券买卖、基金投资都已允许。上海、广州保险市场的开放说明，中资保险公司并未因为外资的竞争而减缓发展速度，中资保险公司在经历短暂的阵痛后依然保持相当强的竞争能力，并且夺回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四）中国的宏观金融形势较为稳健

总体上看，我国金融业处于安全运行状态。一是人民币币值稳定。消费物价指数增长率，2000年为0.4%，2001年前9个月为1%。二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现行人民币名义汇率，比1994年升值5%，剔除物价因素，增值超过30%。三是国际收支状况良好，各项外债管理的安全指标均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势已不可逆转。因此，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如何开放。显然，理想的格局，是“努力做到兴利除弊，力争实现全局上的利大于弊”。为实现这一理想境界，需要我们谨慎设计开放的战略规划。我们认为，这一战略规划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完善金融服务基础设施，包括清理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提高金融政策的透明度、确立审慎金融监管体制、推进支付清算体系的现代化、培育社会信用文化等；二是谨慎设计的开放策略，包括掌握金融开放的主动权和寻求必要的合理保护。

（一）清理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

从本质上说，WTO是一整套规范经济运行的制度系统框架，其中，法律制度显然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加入WTO之后，为了使我国金融机构迅速适应国际规则，必须清理和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

规范我国金融业运行的规章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是由立法当局制定的金融法律，第二是由国家行政当局颁行的金融行政法规；第三是由金融监管当局颁行的金融规章。在中国，真正的金融立法是从1995年开始的。此前，通行的主要是各种规章。由于制定者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之间经常出现不一致，而且，法律、法规的权威性、稳定性和透明度，均存在较大的缺陷。因此，清理和完善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便成为我们面对WTO挑战的首要工作。清理和完善金融法律体系的标准，是使它们符合WTO关于金融开放的基本规则和我国的具体承诺。

1.明确且量化地界定“外资金融机构”

《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未对广义上的外资银行概念做出明确规定，而是采用了列举的方式。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开放和发展，外资银行将以更多更复杂的形式出现，这种列举式的立法无法包容的。《条例》以资本来源划分内外资银行，如“总行在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的银行”、“外国的金融机构同……合资经营的银行”，但没有体现GATs中“控制”的标准，也没有提供一个符合GATs中“拥有”含义的判断基准。即没有明确如何判断境内的银行属于外国银行设立的分行，也没有规定外国的金融机构在银行中占有多少股份，此银行可被视为《条例》中规定的合资银行。显然，外资银行的概念界定不清，就很难清楚地要求外资银行承担国民待遇义务。因此，银行法有必要按GATS的有关规定，对外资银行做出一严格的概括性定义。

2.赋予外资金融机构国民待遇

前文已述，GATs中并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概括的国民待遇义务，各国承担的国民待遇义务实际上是和具体承诺表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把有关服务部门列入承诺表国民待遇的栏目中，有关成员国方就可以不承担在该服务部门给予国民待遇的义务。因此，入世后，要符合GATs国民待遇的要求，只须保证外资银行享有具体承诺表中明确列出的国民待遇，以及规则中的强制性国民待遇要求。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措施，即使会使外资银行的待遇较中资银行为低，只要它们不违反强制性的国民待遇和我国的具体承诺，我国就有权加以运用。

根据上文的解说，所谓向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国民待遇，首先要按承诺表的要求解决外资金融机构的“低国民待遇”。一是按承诺要求进度取消现存的对外资银行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对象限制。同时，明确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条件，和从事汽车消费信贷业务的外资银行资格。二是确立外资银行购买获取公共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使用公共支付和清算系统、获得官方基金和再融资便利的权利，及其相应条件、程序，并保证其享有国民待遇。

其次，还应当消除外资金融机构的“超国民待遇”。主要是将外资银行纳入我国现有一套审慎监管体系（如9大资产负债比例指标限制），以及限制中资银行自主权的金融管理体系。这样，外资银行在外汇利率的制定和管理费、承诺费的收取、人民币同业拆借期限、呆帐准备金制度、不良资产认定及停计息政策、以及税收负担等领域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就应被取消。

3.保障金融市场化改革

所谓保障金融市场化改革，主要指的是要修改现行金融法律制度中不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部分。也就是说，诸如利率市场化、放松管制等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举措，都应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里特别需要指出消除垄断问题。GATs第八条“垄断和专营服务提供者”规定：“当某一成员国的垄断服务提供者直接地或通过某一分支机构，在其垄断权利范围之外提供某项服务且属于该成员国的具体承诺时，该成员国应确保此一提供者不以与此类承诺不相符的方式在其境内采取滥用其垄断地位的行动。”根据这一条款，现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某些特权都需要取消，以实现内资商业银行之间（包括内资银行中的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国民待遇。二是填补现行金融法律中的空白点。如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金融机构并购法、存款保险法、金融电子商务法等。

4.对国内现有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给予法律保护

创新金融产品的法律保护已成为一种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种国内保护在WTO的基本原则支持下很自然地会走向国际保护。在外资金融机构对其产品和服务采取了法律保护措施之后，中资金融机构面临着侵权的巨大风险。

金融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包括：（1）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程序的专利保护。（2）金融企业和产品的名称的商标或服务保护。（3）金融和财务文件的版权。金融工具，招股说明书，发行承销合同和广告都有版权，用于支持金融产品的计算机程序也有版权，甚至连银行支票或股票证明书上的艺术创作也可受版权保护。

中资金融机构经营多年，创造数以万计的金融产品、应用程序、财务文件以及商标，足可以申请法律保护。金融法律制度需要为此做出恰当的安排，使之有法可依。

金融开放范文篇4

【关键词】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利弊WTO

1997年12月13日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金融服务贸易协议要求各参加方对外开放银行、证券、保险和金融信息市场。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一协议的签署将加快我国加入WTO的进程，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最终将适用于我国。

以中国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契机，我国打响了全面跨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攻坚战。加快融入国际市场化经济体系而不是闭关自守，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今，作为包括WTO在内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重要成员国，在享受权力、为自身发展赢得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同时，我国也积极信守承诺，履行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而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外开放更是首当其冲。

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遵循的是循序渐进、谨慎管理的原则，在取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开放的地域，增加引进的机构和数量。[1]199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批准9家外资银行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到2000年3月，在我国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选32家，其中上海24家，深圳8家。保险市场的开放始于1992年上海引进外资保险公司的试点，截至刊1999年底，已有25家外资保险机构获准在中国营业。来自17个国家的外资保险公司代表处2l2家。不久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批准了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舟公司或台资寿险公司。证券市场的开放程度较低。外国证券公司可以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若干外资金融机构获得了上海和深圳证券所定数量的B股席位，可直接参与B股交易，国外金融机构还参与了我国政府债券和部分企业的H股，N股的上市发行工作。

一、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有利方面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期来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巨大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有助于中国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国际化接轨

加入WTO，是为中国金融业向市场化、国际化经营提供有力的改革推进剂，外来竞争将促进我国金融业和金融监管机构以巴塞尔协议为准绳的国际银行业监管原则、标准和方法，建立现代金融体制和竞争秩序。从而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促使国内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内控制度，改进信息披露制度，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和服务水平，推进监管的规范化、全程化，保证监管的持续性和有效性。金融调控方式将进一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化为间接调控为主。

另外，外资金融结构现代化的管理以及优良的服务手段和高效的经营方式都有利于国内银行借鉴，既有利于规范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又有助于形成统一规范、客观公正的金融监管体系，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环境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坚定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

（二）有利于加快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开拓国际市场

在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同时，根据世贸组织的互惠条款，国内银行也可以到国外去开拓市场。中国银行业海外拓展业务将主要受自身经营状况和东道国国内监管条例的限制，而较少受到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这就有利于国内经营状况良好的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争取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成长和发展。从而带动国内银行业务国际化，促进内金融机构人才的成长、技术的进步和业务的全球化。

（三）有利于我国金融业学习外国先进的经营技术、融资工具和管理手段

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为国内金融机构提供参照体系和竞争对象，一些外资银行在技术、金融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将起到示范、激励和交流作用，从而推动我国银行业技术改进和金融创新的进程；外资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行方式对提高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有利于强化我国金融竞争机制，促进金融改革目标的实现

首先，外资银行的进入，必将促进国内银行加快改革，加强管理，激励国内银行提高竞争力。其次，国内外银行业间的人才竞争和交流也有利于提高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的素质。最后，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以为我国的金融市场带来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促使我国竞争机制的改变。

（五）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发育健全

金融中介机构与金融市场规模及资本流动性成正比例发展，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有助于健全金融业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这一过程将改善我国金融机构整体经营状况，提高服务质量、效益，提高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入，具有较高边际效益领域的能力，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金融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金融企业和社会资金流动能力增强。企业和个人更容易获得廉价的生产资本和消费资金，将有更多的金融产品供选择。

（六）有利于我国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

我国金融业的经营成本，尤其是人力资本远远低于国际金融业同行。国内金融业职工的人均年薪为1万元人民币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银行职员的年薪在3万美元左右。较低的经营成本可以使我国金融业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向客户提供具有吸引力的条件，获得较高的收益。

二、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不利方面

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对我国民族金融业发展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看到积极因素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到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带来的不利因素。

（一）客户资源的无形流失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的优势体现在体制优势、管理优势、规模优势、跨国服务网络优势。这些优势集中起来形成了综合性服务的业务优势。一些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和雄厚的实力、良好的市场形象赢得优质客户，这对我国金融机构将造成强烈地冲击。

如中国加入WTO后，人民币业务会逐渐对外资银行开放，而外资银行一般会选择向国内一些优质企业发放贷款，这些优质企业为扩大生产，增加出口，降低成本，出于自身考虑，往往也会选择那些服务方式灵活、效率高的外资银行，久而久之，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会丢失一批优质客户；而对保险业来说，冲击可能更为厉害，中国的保险业由于服务质量较低，外商投资如果从目前的寿险再扩展至财险、再保险及保险业，中国的民族保险业将丧失较大的市场份额；由于A股市场还不能放开，证券行业可能好一点，但随着B股向国内居民放开，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2]中资金融机构若不能发挥自身的优势，提高服务质量，保持相当的业务份额，就会面临由业务萎缩导致的财务风险。

（二）在国际经验方面

除中国银行外,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都限于国内经营，与国际市场缺乏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由于国内金融体制与国际惯例的差距，国内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处于几乎隔绝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中国金融业缺乏精通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缺乏具有广泛国际服务网络的客户关系。

（三）人才竞争

现代企业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果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妙法，则现在的中资金融机构就难以留住人才。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会逐渐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将随业务规模的扩展和业务领域的拓展招募大量本土员工，凭借其先进的经营管理、优越的工作条件、优厚的待遇以及诱人的出国培训机会等，会吸引大量国内金融界的优秀人才，使人才流失严重。从而可能导致国内金融界整体员工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的下降。

与外资金融机构在个人收入、员工技术培训、业务新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差距将导致我国本土金融机构中一些优秀业务骨干“跳槽”，这将导致我国金融业人才的流失，而人才的流失将会影响中资金融机构的相对竞争地位。

（四）金融市场将受到国际游资冲击

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待提高。企业的自我表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能力也有待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和行为规范还比较薄弱，如过早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就会形成资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五）对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一国汇率和利率变化所产生的效应。将被相应的资本的流动效应所抵消。从而加大了金融调控的难度，这就要求使用更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加以控制。

三、总结

总的来说，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利大于弊。与发达成熟的市场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尚处在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任务繁重而紧迫。尤其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开放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如何加快金融改革，构建协调的金融市场结构已成为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尚福林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N]上海证券报，2003．11—10．

金融开放范文篇5

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在两个重要转变过程之中的国家，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的确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这两个转变一个是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经济转向发达的经济，另一个居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同样，我国的金融市场也面临着这两个转变过程，即从发展中国蒙落后的金融市场转向现代化的先进的金融市场和从带有明显计划经济痕迹的金融市场转向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只有从根本上实现了这两项转变，我国的金融市场才能在开放的环境下健康发展。这两项转变是一个系统化工程，需要各个环节的努力和配合。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金融市场参与者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的培养。

无可否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的金融市场参与者—银行、企业、机构和个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或极为缺乏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因为一切风险由国家承担。这造成银行贷款时不考虑借款者的偿还能力，企业筹资时不考虑选择合适的筹资渠道和对象，个人存款时不考虑挑选安全的银行，投资时不考虑挑选风险小的方式。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习惯将承担金融风险的任务放在国家肩上，习惯出了问题找国家，有了损失让国家承担。当然，这样作是很省力也很简单的。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自身不需要花工夫和气力去千方百计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只要靠国家这棵大树庇护就可以了。这种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陋习现在还随处可见。而其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给市场的参与者自身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例如，在1999年2月24日，西南航空公司一架图154飞机在浙江省温州附近失事。机上50名旅客、n名机组成员无一生还。特别令人吃惊的是，机上50名旅客中只有14人购买了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买保险者，每人将获得保险公司20万元的现金赔付，而未投保者，每人只能得到2000元的抚恤金。这36位旅客之所以未购买保险是侥幸心理使然，对航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没有充分意识。再以1997年8月在广州发生的胡氏兄弟39次骗保200万元的国内首宗智能骗保案为例，胡氏兄弟之所以能多次得手骗保，在于他们知道多个保险公司之间，甚至同一公司的分支机构之间电脑系统根本没有联网，因此他们敢于将同一辆车到处投保，敢子在一天时间里同时为两辆车在两家公司分别投保。按常规，一辆车从出事、调查取证到理赔，少则需要二十至三十天，多则需要两三个月。但是胡氏兄弟曾经在8天时间内为一辆车办妥了两次理赔。更为荒唐的是胡氏兄弟用于骗保的材料中，有一个人先后“死”了四回而不被觉察。如果各保险公司之间的电脑联网，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由此可见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是多么薄弱。

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没有充分的风险防范意识，连国内市场化条件下出现的风险都无法防范，那就更不要说迎接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挑战了。在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金融风险会进一步增大。外国的金融机构会进人本国的金融市场，外国的投资者会进人本国的金融市场，外国的公司会在本国证券市场上市，外国的各种基金也会接踵而至。对于由此会产生的新的金融风险，一方面，需要国家在金融监管和金融法规的建设方面加大力度，另一方面也确实需要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自觉加强风险防范意识，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们应该在准备加人WTO的同时，着手进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培养的工作。我认为，首先，在有关的宣传工作方面要有所转变。过去，我们的宣传工作总习惯给公众我国金融市场安全可靠完善无缺的印象，总是怕公布银行倒闭等消息会损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由此使公众产生依赖和麻痹心理。现在我国应该告诉公众，金融市场是充分风险的市场，国家有防范金融风险的责任，个人也有防范金融风险的责任。个人需要为金融风险的防范付出努力，包括付出精力和财力。在股票投资、购买保险、选择存款银行等方面，个人应该学会作出明智的判断和选择。这当然是一个艰苦的学习过程，但必须如此。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各大专业和商业银行的领导者，更应该自觉学习培养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党中央号召领导干部学习金融知识包括证券知识的初衷所在。其次，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下大力度投资。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健全全国金融机构的联网系统。我们应该把盖宾馆、盖商业大厦的一些钱节省下来，使用在刀刃上，投资于金融基础设施，建立我国金融系统的“信息高速公路”，这对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绝对必要的。

金融开放范文篇6

对金融市场的概念，理论界的认识至今仍不统一.一种说法是:“金融市场就是资金融通的场所”;另一种说法:金融市场就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互相接触，各种金融工具自由买卖的场所;再有一种说法是:“金融市场就是指直接融资的那部分融资活动”.显然，第一，二种说法强调了市场的“空间位置”的重要，认为金融市场必须是有形的，忽视了无形市场的存在。第三种观点也过于片面，把金融市场仅仅局限在直接融资范围内，实际上是对金融市场的狭隘理解.我以为:“金融市场是社会资金融通渠道、融通方式和融通手段的集合”。既有直接融资，也有间接融资，既有纵向融通，也有横向融通，既包括银行体系内的，也包括银行与企业单位以及企业单位、个人之间的融通，既有一级市场，也有二级市场.金融市场作为资金融通的媒介和手段，有无固定的场所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我们知道，金融市场是一个大的系统，就狭义的金融市场来说，是指金融工具自由买卖的场所，就广义的金融市场而言，则既包括直接金融交易，也包括间接金融交易，研究金融市场问题应当从广义金融市场的概念出发，现在把资金市场与金融市场两个概念等同运用的做法是值得讨论的，因为资金市场和金融市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金市场只是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把目标定为开放资金市场的话，那无疑是不自觉地把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限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了，这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因此，我觉得还是提开放金融市场为好，本文涉及的金融市场都是指广义的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在产品经济条件下，由于生产、流通的计划性，资金也是计划分配的，勿需金融市场的调节，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通过以市场为媒介的交换，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结合，作为商品经济润滑油的资金，也必然通过市场的融通米调佑生产和流通，但是有商品经济不一定就有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与信用经济相适应.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豁要信用的帮助，要求建立金融市场，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形成也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二者互相依较，相辅相成.

我国目前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既然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那么，商品经济的特点、矛盾及规律就要起作用，就需要建立金融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开放社会主义金融市场的必要性.

二、我国金胜市场的现状

我国的金融市场目前是很不完备的，除了传统的银行信用间接融资外，今年以来又先后在沈阳、上海、武汉、西安等城市建立了金融市场，但是仅仅局限于同业拆借业务和票据承兑业务，发展很慢，而且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归纳起来大致由以下原因所致:

(l)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投资欲望和价值观念.

(2)人们对金融市场知识的贫乏.据了解有的企业财务人员不懂得票据贴现是怎么回事，竟拿粉货款申请书到银行要求贴现.

(3)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准确及时的投资信息，资金得不到合理流动。

(4)市场体系不兄善.由于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的步履艰难，信息市场滞后软弱，作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一一金融市场是很难有特殊表现的.

(5)专业银行没有企业化，信贷资金尚有供给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尚不发达，信用工具缺乏.现有证券的不流通.

(6)金融立法、章程残缺不全，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据此，我认为，我国近期内还不宜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有条件的中心城市可以逐步开放以摸索经验，而更多的地方还需要创造条件。

三、开放金胜市场摇要实现十一个转化

(一)观念的现代化

中国受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加上建国后JL十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供给制、大锅饭，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害伯竟争的习惯“重义轻利思想根深蒂固.缺乏创业精神，没有价值观念，没有效益观念，把商品经济、货币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种传统的观念阻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因此，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促进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首先要实现人的观念的现代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效益观，为我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做好思想准备.

(二)资金商品化

我们知道，只有成为商品的东西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买卖，资金也是如此，要开放金融市场，买卖证券，在资金商品化之前是做不到的.在现行体制下，由于封闭式的资金供给制仍未摆脱，资金没有实现商品化，或者退一步说，资金的商品化程度不高;专业银行的条条专政，资金的纵向分配和供应，形成独立单干的工作作风，业务经营、资金运用仅仅局限在某一领城内部，还不能把资金当作自己的财富来运用.从企业来讲，不仅经营管理水平低，资金商.昂化意识更低.资金浪费严重，影响了微观经济的搞活.因此，只有实现资金的商品化，使专业银行、企业都能够把自己拥有的资金当作商品、财富来运用，才有利于专业银行之间，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融通资金，资金商品化程度，决定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我们应当创造条件，加速资金的商品化.

(三)专业银行企业化

从理论上讲，专业银行应该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实体之一，没有专业银行的企业化，就没有资金的商品化.因此，要开放金融市场，专业银行企业化是必需的.只有这样，专业银行才具有独立、自主地运用资金的能力，才能把它拥有的信贷资金作为商品来运用，实行严格地资产负债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平衡.当中央银行切断资金来源时，专业银行为保证盈利，就会在市场上寻找来源，实现资金的融通.可以说，专业银行企业化，是专业银行得以进入金融市场的根本保证.

(四)金融机构多元化

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调节者。在国外，凡是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其金融机构都是种类繁多、五花八门的.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机构仍然是少而不发达，而且在现有机构中，除信用合作社是集体性质外，其余均为国家所有，四大专业银行条条分割，各自为政，垂直领导，具有强有力的自我控制系统，名为专业银行，实为中央银行以外的“中央银行”.几家专业银行实行“寡头垄断”、使银行之间的竞争难于实现，也难于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缺少投资者，参与者和调节者，显然就没有活力.因此，我国要开放金融市场，就应当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可以考虑成立我国的地方银行，扩大集体金融机构队伍，允许私人办金融机构，从而使国家、集体、私人、中头，地方的各种金融机构浑然一体，共同参与和调节金融市场.

(五)信用工具证券化

二、我国金胜市场的现状

(l)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投资欲望和价值观念.

(2)人们对金融市场知识的贫乏.据了解有的企业财务人员不懂得票据贴现是怎么回事，竟拿粉货款申请书到银行要求贴现.

(3)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不能给投资者带来准确及时的投资信息，资金得不到合理流动。

(4)市场体系不兄善.由于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的步履艰难，信息市场滞后软弱，作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一一金融市场是很难有特殊表现的.

(5)专业银行没有企业化，信贷资金尚有供给制，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尚不发达，信用工具缺乏.现有证券的不流通.

三、开放金胜市场摇要实现十一个转化

(一)观念的现代化

(二)资金商品化

(三)专业银行企业化

(四)金融机构多元化

(五)信用工具证券化

信用工具证券化，是商品经挤发展的必然.但我国目前不仅信用工具少，而且没有证券化，银行内部使用的存款单、贷款单、结算凭证以及企业使用的支票，国家发行的国库券，企业发行的股票和一些商业票据，都是禁止流通的，信用工具的不流通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建立，加之在当前信用工具中，国库券由于期限太长，行政派购，失去了信用证券对购买者的吸引力，股票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票，不仅保利，而且还保本保息，违反了股票发行原则.证券化的信用与银行信用的最大区别是:证券信用条件下的信用工具是流通的，它是一种买卖关系，而银行信用条件下，信用工具是不流通的，只是一种契约关系.因此，信用工具证券化有利于投资者有选择性的进行投资决策，便于投资者掌握其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从而在投资中获得利益，而资金的需求者则能通过发行债券、股票来扩充其自有资本.同时，在证券信用条件下，银行信用依然存在并支持证券信用的发展，实现信用工具的证券化以后，就可以通过有价证券的自由买卖来融通资金，从而金融市场也就顺之而开放了.

(六)信用形式的多样化

信用形式的发达程度与金融市场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信用形式的多样化，才能带来信用工具的多样化，有了大量的信用工具，才会要求为其流通、买卖提供便利的场所，金融市场才能开放，从我国的情况来看，1979年以来，的确出现了‘多种’信用形式，但这些信用形式还是很不活跃的，从商业信用来看，许多信用不是真正地融资而是相互推销积压产品，而且巳有的商业信用多以口头或挂帐形式出现，没有实现商业信用的票据化，从国家信用来看，只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减轻银行负担发行俊券，且规模很小，加上这种信用形式本身还很不完善.诸如:行政派购，期限太长，不能转让流通等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在人们心中的威信.近几年，民间集资，股份集资，联营，合营等形式的信用相继出现，但只是初具规模.因此，要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除了继续完善上述信用形式外，还应该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如消费信用、股份信用、租赁、信托、保险和国际信用等.

(七)资金价格的合理化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息表现为资金的价格，金融市场的开放，必须要有形成合理资金价格的有利条件，目前，我国价格体系的各种关系尚未理顺，价格扭曲，机制失灵，影响了资金的合理流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比同业拆借利率还低，使得专业银行之间不愿相互拆借，而是更大地依赖于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为此，必须使我国资金价格合理化，形成我国市场利率与公定利率相结合的利率体系，市场利率可以放开，允许借贷双方自由竞争，随行就市，中央银行只掌握公定利率即基准利率，从而影响市场利息水平，只有这样，金融市场才会在一个良好的价格环境中开放.

(八)管理手段的法律化

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证券买卖，如果管理跟不上，必然带来投机活动.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正规的金融法规，以致于资金活动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纠纷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应该建立银行法、企业破产法、公司法、股票法、债券法和证券发行、交易管理条例，使金融市场的控制调节与宏观经济的调节相一致.

(九)金融信息传递工具的科学化

金融市场的开放，需要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和庞大的信息网络为其服务，以保证有价证券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中，除少数大城市具有比较先进的通讯设备外，其他大部分银行都只能靠邮政来传递信息，难以适应金融市场的需要.为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先进的通讯技术要逐步引入金融领域，计算机、电传、电报等信息处理方法都应当广泛采用，有了这样的基础条件，必然能适应金融市场的要求，灵敬及时地融通资金.

(十)中央银行调控体系的完善化

金融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的手段之一，但是，金融市场的开放要建立在中央银行制度比较发达、控制能力较强的基础之上.我国目前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不久，各种调控手段尚不完备，也不配套，中央银行本身的力且也很脆弱，倘若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中央银行是很难驾驭得住的，我的想法是，目前中央银行应着力应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贷款利率这样二个工具，来控制专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在这个过程中，研究完善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在增强中央银行自身能力的基础上开放金融市场，并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贯彻紧缩和松动银根的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给.

(十一)专业人才的优质化

金融开放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服务;投资银行;外资银行

文章编号:1003-4625（2000）01-0011-03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B【对策研究】

［收稿日期］1999-09-25［作者简介］郑良芳（1930-）,男,浙江宁波人,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和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国内消费需求持续不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突出。而今,经济、金融发展日益全球化,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高达35%,外贸进出口、外资企业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继续贯彻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力争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有所增长,这是今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金融部门既要积极支持企业引进和利用好外资,又要稳妥地搞好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加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和扩大其业务范围,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

改革开放20年来,到1999年7月底,我国共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3．4万个,合同外资额累计达5948．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累计2889．4亿美元;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有180多个;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制造业、农业、金融服务业等所有产业领域。利用外资增加了出口,补充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还为国家增加了税金收入。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809．6亿美元,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1%;外商直接投资额已占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左右;在外资企业就业人员占全国职工总数的10%以上;1997年外资企业上交税收占当年全国工商税收的13．2%。还引进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竞争的对象,促进和推动了我国企业加快进行科技创新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金融业为外资企业的进入提供了信贷、结算、信息咨询等多种金融服务。截至1998年底,我国金融机构为三资企业提供的贷款余额达2487．5亿元,比1994年的792．3亿元增长213．9%,年递增幅度高达33．1%,比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总余额增长13．8%高出达19．3个百分点;1999年上半年三资企业的贷款余额上升至2685亿元,比上年底又增加197．5亿元,增长7．9%,有力地支持了三资企业生产发展、技术革新和提高经营效益。

1998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出现持平和下降的态势。1999年9月初,外经贸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单位联合制定了鼓励外商投资的新措施。现对金融部门如何支持更多地利用外资、扶持外资企业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中资银行要帮助外商投资企业灵活融通对人民币资金的需求。要认真贯彻外经贸部等单位联合制定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新措施,放宽对外资企业的融资担保和贷款条件,可允许接受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商股东担保而取得贷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以外汇质押方式向境内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外商投资企业所有外汇资金均可作质押;对外汇担保项下人民币贷款可由境外金融机构或境内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信用保证;允许境内外商投资企业以其外商投资12者海外资产向境内中资银行的海外分行提供质押,由中资商业银行的海外分行或国内分行向其发放贷款。

（二）中资银行要积极为外商投资提供信息服务。外商来华投资存在不了解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中资银行要为外商投资提供客户介绍、项目评估、资信调查等多功能金融服务,积极充当外商投资的参谋。

（三）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需要,要依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政策。鉴于以往外商直接投资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银行对三资企业贷款审查一定要认真贯彻国务院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企业产业指导目录》,把利用外资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引进先进技术、加快国有企业改造和促进出口结合起来。对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银行应积极支持;对低水平的重复引进则不予贷款支持。对某些大型项目应努力争取投资商所在国的政府贷款或买方信贷,或者组织国际银团共同为项目筹资,以分散风险。

（四）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效益,银行要帮助企业对外商资信进行调查。多年来,我国有些企业信息不灵,缺乏国际商务谈判的知识和技巧,又急于求成,使部分合资企业成为外商推销二手设备、质次设备的场所,吃了大亏。其实,只要通过银行对合资对象和合资项目进行咨询和严格的多方面评估和考察,这种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五）外汇管理部门对三资企业用汇监管,既要做到通过严格监管防止套汇、逃汇,又要尽可能做到简化繁琐手续,方便三资企业的资金收付结算和银行对三资企业的收贷收息,这是需要进一步妥善解决的问题。

二

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速度比亚洲发达国家当时的开放速度快,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国。从1981年到1999年2月底,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已达191家,总资产达到360多亿美元,约占中国国内全部金融资产的2．58%;外汇贷款余额270多亿美元,约占国内外汇贷款总余额的23%;外汇存款余额48多亿美元,约占国内外汇存款总余额的5%。外资银行业务量在国内金融市场份额虽不高,但外资银行竞争力强,业务发展则是高速度。1997年同1993年比较,外资银行的存贷款余额年增长幅度分别为20．7%和60%,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三家中资国有商业银行年增长幅度分别仅为7．4%和12．2%。在上海,风险小、盈利多的国际结算业务,1986年中资银行占绝对优势,即占90%的份额,但到了1998年中资银行的比重竟下降到只占40%-45%。每进来一家外资银行,中资银行的国际结算业务比重就要下降一个百分点。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中资银行的国际结算的优势正逐步丧失,这是一个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状况看,由于投资银行发展迟后,金融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金融体系处于长线商业银行、短线投资银行不协调状态下运转,严重不适应推进国民经济市场化的需要。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加快投资银行业发展已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是毋庸置疑的。但从比较来看,由于发展资本市场、发展投资银行业起步较晚,目前我国投资银行业还处于弱小的地位。1997年底,我国投资银行业总资产（系证券业,未包括信托公司中证券营业部）仅为2055．5亿元,只及国有商业银行总资产68228亿元的3%。弱小的投资银行业状况是难以实现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着重发展资本市场要求的。

根据目前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出现的外资银行竞争能力强,中资银行竞争能力弱的态势,和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加快投资银行业发展的分析,现对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问题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与建议:

（一）今后对外资银行开放应重点开放引进外资投资银行和发展中外合资投资银行,以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结构,弥补和克服我国投资银行业不足的不对称局面。我国中国银行已建立有“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建设银行建立有建行控股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组建有“工商东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均可通向国际资本市场,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农业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更好为国民经济市场化服务,也要抓紧建立通向国际资本市场的“桥头堡”。金融主管部门还应允许我国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挑选一些大城市管理水平高的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同国外投资银行合资筹组一些新的合资投资银行,以及早13改变我国投资银行业发展迟后的局面。

（二）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应允许更多股份制商业银行吸纳国外金融业参股投资或合办合资银行。为了加快提高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先进技术水平和参与国际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吸收国际金融资本对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参股投资,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正确途径。1999年9月9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海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签署协议,接受该公司参股投资1亿股（比例为占5%）,按其持股数量享有上海银行现有股东同等的权利,并在其行使股东权利时,遵守中国法律和《上海银行章程》,其指定一名人选进入上海银行董事会。国际金融公司入股投资上海银行标志着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大突破,其意义深远。待其取得成功经验后,可考虑逐步推开。

（三）金融等有关主管部门应采取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西部地区设置分支机构,成立合资开发银行,允许建设企业采取发行债券、股票、全额投资等多种途径筹资,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建设与开发。我国中西部地区矿产、能源资源极为丰富,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应实施优惠的税收等政策措施,吸引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吸引鼓励外资银行到中西部地区设立代表机构和营业性分支机构,以增加外汇贷款,弥补中西部地区开发资金的不足。也可采取中外合资成立西部开发银行,在国内外筹集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交通、能源等项目的开发。我国现在的铁路债券只在国内发行,可考虑借鉴美国开发西部时采取发行铁路债券和股票,允许国内外投资者购买,为开发中西部地区筹集更多的资金。还可采取由外商全额投资、规定其经营期限,吸引外商投资建设的办法。

（四）要通过组织中外合资的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办法,开辟利用外资的新渠道。产业投资基金是国际间普遍通行的融资方式,它通过发行基金股份设立产业基金公司,对未上市企业直接提供资本支持,投资收益和风险按出资股份共享。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当今的国际资本市场掌握巨额资本的已不是银行,而是各类基金,比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和投资基金等等。随着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转向欧美国家,采取以中外合作投资基金的形式,把发达国家投资基金吸引进来,应成为我国下一阶段利用外资的重点。为了确保我国经济与金融的安全,成立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和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基金,应由中方组织发起并控股,吸收境外产业投资基金和境外风险投资基金参股。成立中外合作的投资基金有利于建立和培育新的投融资机制,可以有效利用境外投资加速我国产业现代化和高新科技产业化。要办好中外合作的投资基金还需执行先立法后试行的原则,有关部门应在1995年8月国务院批准的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设立境外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抓紧制订《中外合资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和《中外合资风险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以指导这项引资工作健康地开展。

（五）为了尽可能减少外资银行进入的冲击,必须坚持对外资银行开放同推进中资银行改革相对称。外资银行“登陆”中国金融市场,凭借其经营机制、资金实力、服务质量、国际金融竞争经验等优势,对中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以很大冲击。为了尽可能减少中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阵地损失,切不可忘记引进竞争对手的目的是为了壮大自己———发展民族金融业,提高民族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因此,在引进外资银行前后,必须组织力量,加强对外资银行经营管理、审查项目、开拓业务等一整套先进成功的管理经验、办法进行学习、借鉴,为我所用,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外资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金融开放范文篇8

（一）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现状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首家获准在华营业以来，外资保险公司一般以每年一至两家的速度进入中国市场。至2000年底，已有9家外资保险公司和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获准在中国经营保险业务。众多的外资保险公司正在中国潜在巨大市场的吸引下排队等待进入。

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速度同样是很快的。日本的寿险市场在开放了30年之后，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只占1.3％的市场份额。而我国开放8年将超过了这一水平。在保险业开放试点城市上海，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经多于中资保险公司。

（二）加入WTO议定书对保险业开放的承诺

根据议定书，保险业的开放承诺为：

1．企业设立形式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以达到51%。加入2年后，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设立独资子公司，即没有企业设立形式限制。（2）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方可以自由选择合资伙伴。合资企业投资方可在减让表所承诺范围内，自由订立合资条款。（3）合资保险经纪公司在加入时的外资股比可达到50%，加入后3年内，外资股比例不超过51%，加入后5年内，允许设立全资外资子公司。（4）允许外资保险公司按地域限制放开的时间表设立国内分支机构，内设分支机构不再适用首次设立的资格条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审批市场准入。

2．经营地域方面：（1）加入时，允许外国寿险公司和非寿险公司在上海、广州、大连、深圳和佛山提供服务。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国寿险和非寿险公司在以下城市提供服务：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2）加入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3．业务范围方面：（l）加入时，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提供财产险及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非寿险公司向外国和中国客户提供所有商业和个人非寿险服务。（2）加入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加入后4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服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公民和中国公民提供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

4．营业许可：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数量限制）。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是：投资者应为在WTO成员国有超过30年经营历史的外国保险公司；必须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连续2年；在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低于50亿美元。

同证券业一样，保险市场也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急待进入的市场。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我国守住了一些关口：一是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而且，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外方不能拥有管理控制权；二是不承诺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三是拒绝了外方要求的每年必须开放若干家外资保险公司，只承诺按审慎原则审批准入。尽管如此，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起点还是高于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如泰国，从允许外资准入到外资在合资企业中拥有49％的股权的时间跨度为11年（1993-2003），拥有50%的股权则需要15年（-2007）。

（三）中国保险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中外资保险业的竞争力差距同样体现在规模悬殊上。1848年成立现已进入我国的英国保诚集团管理的总资产为2400亿美元；1862年成立的美国恒康相互人寿保险公司管理的总资产达1267亿美元。而我国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总资产仅746亿元人民币，约合90亿美元。中国再保险业仅有唯一的一家中国再保险公司，权益性资产仅1．33亿美元，而伯克希尔·汉塞威再保险公司的权益性资产为401亿美元。专业人才匮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中资保险公司在险种设计、保费精算、公司经营、市场营销和保险资金运营等方面都严重缺乏专业人才。

（四）中国保险业应对加入WTO的改革对策

一是加快国有独资保险公司的股份化改革。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产险公司险种结构的调整以大力发展责任险和信用、保证险业务，将传统的财产险类业务与新兴的责任险类业务整体发展；寿险公司的险种结构调整应当以发展非传统型寿险产品为主，在满足保户保障储蓄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保户的投资需求，使得保单的保费、保额、现金价值和保险期限都可以随保户的需求而改变，进一步提高我国设计开发报销和监管非传统寿险产品的能力。三是拓宽保险公司投资渠道和比例限制。四是积极与银行结成战略联盟，充分利用银行的网点、客户和资金优势，交叉销售保险产品。

第四节人民币资本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常常被认为是中国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一度中断，以致于监管当局很长时期内不愿意公开谈及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然而，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的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必然会加快。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含义

货币自由兑换可理解为：一种货币持有者可以为任何目的而将所持有的货币按市场汇率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权利。在货币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即使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时候，货币发行当局也保证持有任何国家货币的任何人享有无限制的货币兑换权。

人们通常所说的可兑换常常可能指的是不同的内容，它可能指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对内可兑换，也可能指完全可兑换。在IMF协定中，“可兑换”只是指的是“经常项目可兑换”，既不包括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也不涉及居民之间的可兑换；同时，它指的只是“对外可兑换”，即只适用于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国际交易，而不适用于国内交易。

资本项目可兑换指的是“消除对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各项交易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课税及补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要求，就是对资本项目交易的资金转移支付不得加以限制和拖延。具体表现为：（1）不得对因收购海外资产而要求购买外汇实行审批制度或施加专门限制。（2）不得限制到国外投资所需转移外汇的数量。（3）不得对资本返还或外债偿还汇出实行规定审批或限制。（4）不得因实行与资本交易有关的外汇购买或上缴制度而造成多重货币汇率。如果人民币实现了自由兑换，则人民币对外币的兑换、人民币和外汇资金的对外支付和转移将不受限制，人民币汇率将由国内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居民可以自由选择和持有货币资产；各种货币资产的国际国内转移将不受限制。

二、现行国际收支中资本项目的管理

通常所说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是指对国际收支平衡表中资本和金融帐户及其相关的项目所进行的外汇管理。根据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分类，所谓资本和金融项目交易，指的是资本项目项下的资本转移、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以及其他所有引起一经济体对外资产和负债发生变化的金融项目。这里，资本转移是指涉及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及债权债务的减免等导致交易一方或双方资产存量发生变化的转移项目，主要包括固定资产转移、债务减免、移民转移和投资捐赠等。非生产/非金融资产交易是指非生产性有形资产（土地和地下资产）和无形资产（专利、版权、商标和经销权等）的收买与放弃。资本及金融账户（即我们通常简称的资本项目）分成44个项目。按照管制项目的多少排序，IMF182个成员国中，中国排在第8位，处于严格管制阶段。

中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主要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对跨境资本交易行为本身进行管制，主要由国家计划部门(如计委)和行业主管部门(如人民银行、证监会、外经贸部)负责实施。二是在汇兑环节对跨境资本交易进行管制，由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实施。

（一）资本项目交易环节

对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B股和中国境内机构在境外上市的证券；限制居民到境外出售、发行、购买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境外外国投资者在境内出售、发行股票、证券及货币市场工具；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A股和其他人民币债券、以及货币市场工具。在对外借贷款(包括对外担保)的限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自行筹借长短期外债；境内其他机构对外借款有限制，如首先要取得借款主体资格，然后是要有借款指标，并要经外汇管理部门的金融条件审批；境内金融机构经批准后才可以遵照外汇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规定对外放贷；一般情况下，境内工商企业不可以对外放贷，但可以经批准提供对外担保。

对直接投资(包括不动产投资)的限制：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限制不多,主要是产业政策上的指导；境内机构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限制，如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等。

（二）资本项目汇兑环节

允许境内机构开立外汇帐户保留资本项下的外汇收入，国家不强制要求其结汇。如外商投资企业可以申请开立外汇帐户，用于其资本金的收支。

对于境内机构在境内进行资本项下本外币转换。目前我国实行实需交易原则，境内机构只要提供真实的交易背景或需求后，汇兑基本没有限制，可以申请结汇，也可以申请购汇。例如，境内机构借用外债后需要转换为人民币使用，只要其提供真实交易背景，其结汇是允许的。境内机构偿还外债需要购汇，我国的法规同样允许其购汇。当然，借用外债后要进行登记，这是外债还本付息的前提条件。

表1我国资本项目管理概览

资本项目内容管理现状

直接投资1.外国及港澳台在大陆的直接投资资本金及协议借入投资

额经外汇局审批后予以结汇。外方利润可兑换汇出。

2.大陆在境外的直接投资由外汇管理机关审查其投资风险及

外汇来源，投资收益必须调回国内。

间接投资1.境外发行股票发行所得外汇均要调回境内，结汇要

凭资料到外汇局申请。

2.境外发行债券发行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所得外汇必

须调回境内，偿还债务凭《外债登记证》或《外汇贷款登记证》

申请，经批准方可汇兑。

其它资本项目1.外国政府贷款向外经贸部申请并由其审批，由其授权金融机

构办理转贷管理事务。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务院审批，相应国际金融机构评估，由

国务院正式批准，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结汇。

3.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只有经过批准的金融机

构和一些大企业有直接向外筹资权力，中长期(一年以上)国际商

业贷款必须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由国家下达外债指标。

4.国外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短期贷款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一年以下)

实行余额管理，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下达短期外债余额控制指标，

限额负债。

5.偿还外债本金凭外债登记征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后方可汇兑。

6.存放国外存款个人家庭不得在境外开立私人账户，境内机构在

境外开立外汇账户要经外汇管理部门审批。

7.对国外贷款和投资经外汇管理局审批。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暂行规定》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公告》（1993年12月28日）。

尽管整体上我国属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国家，但也应看到，我国已有相当部分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管制。正如戴相龙行长指出的，我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涉及到40多个项目，其中20多个项目已经开放，没有开放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直接向外举债和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进行对外投资；二是外币投向中国本币证券市场。可以预计，随着中国加入WTO，资本项目的管制将逐步放松。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收益与风险

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慎之又慎。JagdisBhagwati（1998）指出：“任何国家如果想开放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考虑是否可能爆发危机。即使如某些人假定的那样，资本自由流动不会引发危机，也要将经济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与所有的损失相比较，才能作出明智决策。”中国经济要走向开放型经济，人民币可兑换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但是，理论和实践表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极大。因此，我国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应综合考虑正反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尽量趋利避害。

（一）收益分析

1、降低交易成本

一是减少了烦琐的审批手续。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实行逐笔审批制。这种事前审核和经常项目事后核销的工作量极大。企业要做成一笔出口业务，正常情况下至少要到外汇局三次(领取出口收汇核销单，出口备案，收汇核销)，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二是企业汇兑费用直接得到减轻。现行结售汇制使银行获得了固定了两笔交易手续费，企业的成本则同比例上升了。三是压缩了寻租空间。只要政府对许可证的发放不是完全规范化和公开化，寻租者就会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官员的决策。存在经济租金就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行为。

2推动金融市场的完善和深化

一是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表现为：外汇市场的资金来源和范围扩大，更多的外汇进入市场；外汇交易方式更新，逐步将有形市场转为推行远程柜台交易；涌现多样化的外汇市场工具；交易币种增多。

二是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国际化。境外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入参与，将带来新的市场规则、工具、技术和资金；还会直接促进境内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不在于金融机构数量的多寡，而在于交易规模的扩大及交易品种的多样化，开放资本项目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之一。

3、便利国企重组及其跨境资本运营

中国急需境外资本收购、兼并和改组一部分大企业，外商也看好具有厚实的客户基础和庞大的经营网络等优势的中资机构，有意愿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实施大手笔的跨国并购。国家经贸委已经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利用外商投资进行资产重组的暂行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大胆利用外资的积极态度。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兼并、重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国有企业改革与改造。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国的企业、银行可以更方便地去海外上市，进行跨国资本运营。

4、提高金融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

资本项目可兑换后，中央银行原则上无须频繁出没于外汇市场，也无须被动供给外汇或人民币。这样，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将不再受到外汇市场状况的僵硬影响。资本项目可兑换后，部分过去非法流动的外汇资本也会回归金融体系，接受监管当局的监管。

（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分析

1.人民币汇率风险上升

国内金融市场深度开放后，金融活动所引发的纯金融性资金交易所导致的本外币间的转换将增多，市场供求中资本项目性质的外汇比重将增加，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将逐步由现在的经常项目收支为主转变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综合收支状况。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在更大程度上受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国际游资也能通过外资金融机构更轻易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部分金融资产也将为境外投资者持有，外汇市场的波动将更加频繁。

2加重中国资本外逃的潜在风险

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于中国的最大风险在于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广泛发生后的资本外逃。货币替代和资产替代“一边倒”的趋势引起的资本外逃一方面直接减少了国内的资本形成，另方面中央银行为制止这种趋势将被迫提高利率以吸引资本流入，高利率的结果同样压抑了国内的投资热情。可见，资本项目可兑换引起国内投资缩减是必然的，而中国作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投资无疑是最紧要的事。

四、中国经济深度开放形势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压力

1、WTO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

WTO并不直接对外汇制度作出安排，但它将外汇管制视为非关税壁垒之一。本章第二节已经指出，GATS第十一条已对外汇资本流动和汇兑便利作出了进一步规定和要求，敦促成员国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目前，WTO规则正日益向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方向发展。

90年代中期以后，IMF开始改变其立场，转而积极推动资本帐户的自由化。1995年10月，IMF的一份正式研究报告指出：“由于工业化国家早已完成了经常帐户的可兑换，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也已接受了《IMF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内容，因此，IMF今后将把各国的资本帐户作为其主要的监管对象。”在1997年的世界银行和IMF第50届年会上，IMF执行主席正式向与会各国提出了修改基金组织章程的设想，其主旨就是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修改后的章程。此后，IMF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以探讨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写入新章程的问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外汇和国际收支”部分，针对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会使用外汇管制来管理商业和服务贸易的水平和构成，中国代表已承诺，中国将根据“WTO协定”的规定以及WTO中与IMF相关的宣言和决定，尽中国在外汇方面的义务。根据这些义务，除非IMF另有规定，中国将不采取任何法规或措施达到限制任何个人或企业得到进行经常项目下国际交易所需外汇的目的。另外，中国代表还承诺，中国将根据“IMF协定”第8条款5节的规定，提供外汇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过渡审查机制看来必需的其他外汇方面的信息。

2、开放型经济大发展的内在需要

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二是中国对外贸易呈现从传统进出口方式向以投资带动和以承包工程带动方式的转变趋势，与贸易流动相伴随的国际资本流动会不断增加，微观层面的企业对投资自由化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

3.管制的有效性愈受挑战

资本项目管制的有效性将进一步下降。首先，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为实施资本项目管制，必须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区分。然而，从国际收支角度看，国际收支大部分交易同时具备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的特性，因此，客观上造成难以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进行有效区分，部分资本项目资金混入经常项目逃避管制。其次，我国部分资本项目实际己经放开，由于资本本身具有可替代性，对一种工具进行控制而对另一工具不进行控制就会导致资金流向未受控制的工具，容易出现资本项目监管真空或漏洞，导致资本管制有效性降低。

值得关注的是，银行市场全方位开放后，将对资本项目管理展开深层次冲击。通过本外币相互质押贷款渠道、通过外资银行联行往来渠道、通过咨询公司渠道、以及通过对背贷款渠道等，我们的资本项目事实上基本上无法守住。换言之，外资银行全方位进入中国市场以后，可以有多种途径绕开资本项目管制，致使现有的管制措施失效。

4.难以承受的管制成本

与管制的复杂性相对应，资本项目管制成本也急剧攀升。在管制日益无效的情况下，管制成本的上升需要认真考虑。

五、谨慎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

前已述及，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有内在动力，也有外在压力。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国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就应“快”字当头。从制度变迁的意义上说，推动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国的经济条件。市场机制发育成熟、经济基础健康、宏观调控技术娴熟以及金融体系稳健等，通常被列为一国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必备条件。显然，在近期内，我国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在条件不成熟时强行推动自由兑换，必然会推高其风险的一面。

不过，也应看到，中国独具的某些条件使得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产生的风险没有那么大。一是长期以来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在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普遍是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而我国1982-2000年，资本项目顺差累计高达1905亿美元，经常项目累计顺差则为985亿美元。二是WTO效应所促进的大量且长期的资本流入，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也将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

总之，对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态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所指出的：“尽管我国还没有一个资本账户开放的明确时间表，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中国实现资本账户开放只是迟早的事情。在开放的经济中，放松管制是一种普遍趋势，但自由兑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开放不等于不管理，管理也不等于消极的限制，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理论和方法。”

我们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必须稳妥推动，具体而言，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我们对于资本项目可以实行分类开放的战略。

1.尽快放开类

尽快统一对不同交易主体的资本项目管理标准。例如，对国内金融机构面向外资企业的信贷存在很多限制。而发达国家却是鼓励。又如现行法规规定境外法人或自然人作为投资汇入的外汇未经外汇局批准不得结汇。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由外汇局审批其资本金结汇已无太大的实际意义，应取消对外汇资本金兑换人民币的限制，允许外资资本金直接办理银行结汇。

目前我国实行的资本项目管理上，法人和自然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往往存在区别管理等。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资格需要放宽，由指定银行扩展到大企业，再到非居民，但限制交易品种。

意愿结售汇制需尽快实现。可考虑改即时结汇为灵活的“限期结汇”，将在限期内结售的外汇在银行开立专户存储。在从强制结汇发展为意愿结汇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将限额结汇制度推广到所有中资企业的过渡阶段，然后随着最高限额不断提高而逐步过渡到意愿结汇。考虑参加WTO后外资流入增加的情况，可以适当扩大企业和居民购汇需求。

2.逐步放宽类

金融机构海外融资。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融资已有十多年历史，银团贷款、海外借款和发债等一些融资方式都已采用。其间因取消双重汇率制度、日元升值等原因，发生过汇率风险。但最大的问题还是金融机构本身经营不规范所引起的风险。总体上，应给予合格金融机构更大海外融资自主权。一般企业的海外融资还需要严格的控制。

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融资。中国企业已走出国门进行融资，对外国企业开放本国证券市场也势在必然。

3.偏严掌握类

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我国是一个对外投资的小国（拥有全球跨国投资存量的6％，但对外投资仅占全球的0．54％），累计投资额约为260亿美元。我国的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手续繁琐，涉及部门多，对外投资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但至少现在看来这些管理仍然十分必要。至今为止，我国5800个对外投资项目很少是成功的。可见，我国缺乏真正的“好企业”。在国有企业未转换机制，又未从多数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情况下，放开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汇兑限制，无疑给国有资产流失打开了大门，也增加了境内资本外逃的机会。

外资投资中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完善合格外国投资者（QFII，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市场准入制度，通过合格金融机构将外汇资金投资于以人民币标价的证券产品。中外合资基金可先行一步。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国债先放开，股票市场后开，且要求非居民必须申报购股数量，并严格执行申报制。在管理上，采取日本、韩国在资本市场开放过渡时期曾经长期使用的“原则上禁止，个案例外审批”方式，允许经过批准的外商按照规定的产业领域和持股限制比例入市交易。

金融开放范文篇9

WTO协议外在地规定了我国金融业开放的速度和深度，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开放方面就别无选择。除了下文分析的合理保护外，更关键的是要正确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为我所用，以最大限度享受开放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在经济政策上，政府虽不能歧视外资金融机构，但可在鼓励措施方面区别对待。如现在西部大开发急需金融机构介入，就可在政策上鼓励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西部地区。降低资本金要求、放松准入标准、给以更多的业务发展权限、降低税率等，都是可选择的鼓励措施。在行业上，对于积极投资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及基础产业的外资金融机构，还可以给予更多的优惠。还可以将外资银行准入与来源国在华投资贸易量挂钩，贷款规模大的给予更大的优惠。在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形式上，对于中外合资的方式应给予更多的优惠。而对于那些主要从事短期贷款、中间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则减少政策优惠。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业务，必须同中资银行进行合作，如在中资银行开立外汇结算帐户用于调拨外汇头寸、转汇款或委托付款，以及从中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等。另方面，随着外资银行逐渐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资银行也须与它们开展业务合作。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展业务，相当长时间内必然遇到人民币资金匮乏问题以及衍生的人民币流动性问题。现在，外资银行主要是通过市场拆借和同业借款来融通人民币资金。在目前资金相对宽裕的情况下，许多中资商业银行已通过同业拆借或同业借款向外资银行融出大量资金。将来这一渠道还可拓展，诸如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外资银行针对中资银行发行人民币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外资银行为客户开出外币备用信用证或直接出具人民币担保用于客户向中资银行借人人民币资金等等，都是最有可能的合作形式。

到2000年底，中资银行境外营业性机构已达68家，资产总额1565亿美元。国泰、光大、中信、海通等证券公司也已跨出国门。中保集团则在国外已经营了50余年。加入WTO为中资金融的跨国经营带来了更多的商机，我们必须充分把握。中资银行跨国经营的战略目标可定为：在竞争战略上，以国内竞争和人民币业务为基础，从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贸易往来以及在华三资企业切入，逐步对外扩张，在全球布点，最终成为综合型、全能型的世界一流全球银行。在地域选择上，中资银行扩展海外业务，首先应以欧美市场为主攻地区。欧美市场规模庞大，结构完善，金融技术发达，是极好的学习之地。进入这个市场，可以使中资银行获得良好的人才培训基地，还可获得最多的关于国际金融业务和管理方面的信息。当然，亚太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管制放松，中资银行也可抓住时机进入主要亚太国家的市场。在业务定位上，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在某个业务上获得全球或者地区优势，从而获取国际竞争力。在客户选择上，国内客户应以大型综合型企业为首选，东道国客户则以中型企业和华资企业为重点。东道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基本上已经与本国的大银行建立了密切的业务联系，中资银行难以插足。而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大量进入国际业务领域的中型企业，可能成为中资金融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

（三）寻求必要的合理保护

经济全球化虽然意味着国界的日益模糊，并绝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意义。因此，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力图在与他国的经济往来和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尽最大的可能保护本国金融业，以求获得更大的利益，仍然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

即便是发达国家，对金融业的开放也是慎之又慎。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135个WTO成员国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中国金融业长期处于高度的政策壁垒保护之下，在资本实力、服务水平、内部管理及风险控制能力等方面与外资银行存在巨大差距，对于加入WTO后可能出现的高度市场竞争形势需要有个适应过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拉迪（1999）指出：从WTO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所定的条款来看，中国入世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一般想像；对WTO而言，中国开放市场所做的承诺，远比10年前世贸组织处理其他国家入世的影响来得深远；而中国在议定书中所做的承诺，也远远超过10年前其他国家入世时所同意的承诺。拉迪认为，中国作了如此广泛和影响深远的承诺，短期内付出实质的经济代价将难以避免。最主要的短期代价将是中国部分产业会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而加入WTO所带来的劳工和资本重整效果要在中长期方会浮现。有鉴于此，我国应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对民族金融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因此，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和纪律，合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赋予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保障条款、例外条款以及逐步自由化等条款，制定有关金融行服务贸易的适度保护措施，是我们应对?尤隬TO挑战的战略安排之一。

1.运用WTO及GATs的发展中国家保护规则WTO以及GATs针对特殊情况提供了一些“保障条款”或“例外条款”，东道国可以据以全部或部分终止已达成的协议。

GATs第十九条第二款指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取决于各成员国方相应的国家政策目标，以及各成员国方包括它的整体和个别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对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国方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程度等方面，应根据它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旨在达到本协议第四条（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所述的目标上。”GATs第二十九条“关于免除第二条义务的附录”，具体规定了申请义务免除的例外。按该例外条款规定，任何缔约方可开列一个具体的不遵守最惠国待遇的清单，但该清单将在5年后被缔约方全体审查一次，其最长有效期一般不应超过10年。GATs金融服务附件也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及保护性条款规定。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条款都可以用来合法保护国内金融业。

2.利用GATs中的“审慎例外”在GATs的谈判过程中，各国政府普遍感到对金融服务应当给予特别对待，对金融业应进行严格规制，感到成员国应有采取审慎监管措施的充分自由。GATs第十一条“关于国际支付与划拨”和GATs第十二条“对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的限制”均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金融附录除将政府机构行使权力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的适用范围之外，还对审慎监管规定了更大的例外即审慎例外（prudential－out）。第二条“国内法规”规定了各国有权采取不符合GATs（包括国民待遇原则）规定的谨慎措施。“无论本协定任何其它条款如何规定，不应阻止一成员国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诚信义务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第三条“确认”规定了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谨慎措施的承认。按照法律适用中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附录中的审慎例外应得到优先运用。附录使用“无论本协定其它条款如何规定”的措辞就足以表明，成员国方无论是否做出了自由化的承诺，都有权采取监管措施以保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及其存款人等，这些监管措施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的约束而优先于GATs的相关规定。

至于什么样的监管措施就是审慎性，GATs并没有进行定义或列举清单，其它一些从事监管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等也没有对监管进行定义，而是推出上述领域的最好做法（bestpractices），供各国参考采用。由此，辨别一项措施是审慎措施还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伪装，相当不易。这就给各国自主选择审慎措施留下了空间。

各国之所以敢于对外开放金融业这一高度敏感的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s及其金融附录规定了本国具有足够的监管自主权和灵活性。对此，我们应有充分认识。在围绕金融审慎措施的激烈斗争中，我国应坚持成员国方具有足够的监管权，能够灵活地采取本国金融体系所需要的监管措施，同时应充分利用GATs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规定，坚持在处理监管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应当具有不同标准。分析起来，我国可以考虑的安全的审慎例外措施主要有：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由于金融服务贸易依赖于资本的自由流动，一个国家对投资、借贷、汇兑的限制性规定会直接阻碍国际金融服务。突出的是法定准备金要求。GATs及其附录将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排除在GATs的适用范围外。这些措施无疑构成行使政府职权所提供的服务，也可以被认为是为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而采取的审慎措施。

资本项目管理。一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限制短期资本流入等措施，在多数情况下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即便这些措施与上述义务承担有关，成员国方仍可以对资本项目交易进行限制。只要这些限制国际资本交易的措施系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构成审慎措施，成员国方就可以自由采取。

在国民待遇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对陷入危机困境的金融机构进行救助问题。这种救助虽然对国民待遇具有影响，但其主要目的通常是保护存款人和恢复金融业的稳定，因而能够构成审慎措施，同时亦符合政府行使权力提供的服务。

在一定条件下对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的限制亦构成或转化为审慎措施。就市场准入而言，对法律实体形式的限制和对外国资本在当地金融机构参股的限制十分常见。对同一家金融机构营业机构数目的限制、对同一城市外资金融机构数量限制、对外资金融机构来源国总数和对金融机构交易额或资产额的限制也不少见。这些措施有审慎的成份，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主要目的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对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和保护国内的金融业市场份额，而不是直接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

（四）提高金融政策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GATs条款要求的基本原则。从中国目前情况看，无论在落实政府政策的知情权还是各金融机构的信息报告、统计制度上，我们不仅没有做到，甚至这方面的意识都尚未形成，“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造假之风已成普遍现象。金融机构作假账、向监管部门报告假情况、假数字的情况非常普遍。系统性金融风险深埋于这种缺少透明度的“灰箱”运作甚至是“黑箱”运作当中。

中国金融服务业运行的特点，也使得增强透明度工作非常必要。中国的金融运行机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长期以来，中国金融机构的工作大都根据上级命令来进行，这些命令可以是上级金融部门的，也可以是上级政府的，而且方针、政策变化较快，外界对此不易了解。中国金融机构的运作还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习惯于把涉及到金融工作的各种规定、要求以及业务做法等都纳入保密范围。而根据GATs关于透明度的要求，中国有关金融服务的数据、法规、条例、决定以及实施细则应该予以公开。信息不透明，除了容易滋生腐败外，还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了解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情况，造成种种误解。

WTO中国入世工作组成员对中国目前的服务管理体制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心，尤其是涉及许可证的获得、展期、更新、否决和中止，以及在中国市场提供服务所需的其他许可。工作组成员认为，加入WTO后，中国应该一份负责对中国做出具体承诺的服务部门进行监管的监管单位名单以及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中国代表对此表示同意，表示加入WTO后中国将在官方杂志上公布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中国代表还表示，对“具体承诺清单”中的服务，中国将确保：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将在生效前公布；在公布时，中国将规定合理的时间，以备相关单位就中国的许可程序和条件做出评估和决定；任何不包括在拍卖或招标中确定的费用，均应与处置一个申请的管理成本相符；在接到申请后，中国主管当局对申请尽快做出决定。

应当看到，提高透明度并非遥不可及，现在就可以有所作为。监管当局政策调整对市场参与者公示，现已初步步入规范化，《金融时报》、《经济日报》等主要媒体常常全文刊发政策法规。目前努力的要点是不仅要求监管当局尽可能向公众报告，同时金融机构也应建立直接对公众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上市银行要按规定向社会公众公布资产负债等重大经营信息，非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应向所在服务地区披露信息。人民银行已经建议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最迟在2003年开始公布上一年的经营信息，个别银行可推迟到2005年。最后，为防范不良客户利用银行间的业务竞争重复借贷或多头骗取银行资金，各银行之间应建立通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以作到客户信用等级信息资源共享，中国银行公司业务部已在这方面作了成功的尝试。

（五）确立审慎金融监管体制

要想充分利用金融开放带来的机遇，同时确保金融稳定，必须深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还权于市场，确立审慎的金融监管体制。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所确立的监管原则与措施，已向审慎监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审慎的监管与金融管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对银行的要求是一种规范性的品质管理，以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竞争为目的，银行具有充分的业务自决权；后者则是银行的大部分具体决定直接由政府机构作出。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监管当局对利率水平和结构、汇率水平和波动、资本流进和流出、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金融机构总量及投向等，都仍然有一定的限制或控制，但限制和控制的方式和程度已大不相同，它建立在对尊重金融机构自主权的基础之上，强调市场约束和自我负责原则。200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对未来银行业监管展望的报告，进一步确认了审慎监管是大趋势。

1.转变金融监管政策的基础和方式

（1）金融监管政策非行政化。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除了业务合规性等无法量化的规定外，在日常监管中基本取消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办法。只在金融市场失败时，政府直接干预方可走上前台。一般情况下，金融监管手段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间接手段，通过严密的法规约束当局的金融监管行为。为此，需要强调保持监管者与监管对象之间的距离。中国加入WTO工作组一些成员就对在中国保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独立性表示关切。中国代表表示，对于包含在“中国具体承诺清单”中的服务，除了邮件和铁路运输服务外，其他管理部门应该与它们所监管的所有服务提供商分离，并且不对它们负责。

（2）监管重点由合规性监管转向经营性风险监管。这需要建立一种风险集中（Risk-focused）和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ed）的新型监管框架。所谓风险集中，是指监管资源要更多地用于关注银行机构及其资本所将承担的最大风险。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按规定标准补充资本金，按五级分类划分贷款质量。所谓过程导向，是指检查和稽核要重点检查银行机构对某种风险的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是否充分和有效。对那些没有建立合适的风险控制架构和有效管理过程的机构，施以更多地现场检查。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对于促进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也要重点监管。如促进董事长、总经理、监事长分设，引进独立董事等。

（3）执行符合国际标准的审慎会计制度。一是改进收入核算办法，确保商业银行经营成果的真实性。二是改进和统一应付利息的计提方法。三是落实呆账准备金由商业银行自主计提的新政策，扩大银行决定核呆的自主权。四是监管当局通过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商业银行审慎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审查。

（4）建立包括短期债务比率、贸易差额、汇率波动、外汇储备、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利率水平、M2/GDP比率、资本流动易动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率、偿债率等监控指标在内的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及时预报和防范金融风险。

2.逐步给予金融机构自由定价权和业务创新自由权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计划成分占优势的80年代，利率是否市场化并不重要。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大，特别是在非国有企业、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兴起以及国有商业银行及部分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之后，利率管制的弊端愈显突出。由于利率管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区别风险不同的贷款人，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银行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多年来，屡禁不止的“储蓄大战”和帐外帐经营就是利率管制扭曲的反映，我国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正成因于此。利率管制还人为强化了金融工具之间的非市场差别，制约了公平竞争。

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以市场资金供求为基础，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调控核心，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和结构的利率体制。利率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序是先贷后存，先大后小，先外后内，先农村后城市，先市场后信贷。总的思路是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规定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等过渡方式，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在于：一是放开国内企业债券发行利率，由市场决定；二是放开农村信用社存贷款利率，由农村信用社根据农村资金供求和贷款风险程度自行确定利率水平；三是逐步扩大城市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和范围，对一般存款利率仍实行管制，对大额存款利率实行有弹性的管理。

保护业务创新自由权的关键是要区分违规经营和金融创新的政策界限。考虑到二者界限的模糊性，在政策实践上，主导思路是尽量减少业务品种的行政审批制。当前，颇为紧迫的任务是允许银行、证券和保险之间的合作，逐步迈向有限混业经营。

由于银行和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以及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力薄弱，在中国实行全面混业经营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实的政策是推行各种形式的业务合作或战略联盟。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通过银证转账业务，开展网上交易，利用银行卡、银行存折直接买卖股票，券商委托银行网点代办开户业务，银行承担基金托管业务和销售，乃至共同发行并管理开放式基金等，都是很好的合作方式。

3.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冲破原先设在不同种类的金融活动之间的障碍。这使得各种形式的监管合作成为必然。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已建立三方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研究银行、证券、保险监管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及时解决分业监管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协调银行、证券、保险对外开放及监管政策以及交流有关监管信息等。这一定期磋商制度需要继续完善，最终将协同监管制度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中国金融对外深层次开放，使得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成为必须。利用互联网时，银行可以超越国界开展业务。现在银行在一国获得银行牌照，在另一地方进行数据处理（后线操作），而目标客户在第三国。在华外资银行的总行注册地在境外，很有可能由于其总行或设在其它国家的分支行的经营失误而负连带清偿责任。在这种环境下，非有全球的监管合作，不能对之实施有效的监管。目前，发达国家正在使其国家金融监管更具有区域乃至全球监管的功能，并试图通过国家立法来赋予其金融监管法律以治外法权的功能。中国的金融监管也应向区域和国际监管延深，甚至建立起隐含治外法权的金融监管体系。

4.规范政府行为

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要转变角色。一方面，要把一部分权力（主权）转让给WTO之类的超国家组织；另一方面，要把更多的权力转让给消费者和具体企业。WTO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中国政府必须遵守其既定的规则。对于金融业而言，首要是减少政府干预。同时，财务管理制度也到了不改不可的程度。财政部对国有商业银行应当实行目标经营管理，它没有必要对银行财务行为和人事工资管理事必躬亲。

（六）完善支付清算系统和制度

尽管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支付清算系统却是高度不统一的。面对加入WTO的新形势，加快建立中国的统一支付清算体系，已属当务之急。

一是发展多种支付工具。在大中城市开办银行本票业务。鼓励工商户和符合条件的个人在银行开立帐户，签发使用支票。在大中城市和符合条件的地区，推行定期借记、定期贷记支付工具。

二是完善支付系统建设。全面实现“天地对接”，完成电子联行业务到县的计划；完成电子联行灾难备份中心的建设，保障电子联行系统持续稳定运行；逐步实现电子联行系统向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平滑过度。建立以大中城市为依托的区域性票据交换中心，扩大票据交换的范围和覆盖面。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现代支付体系建设，完善电子联行系统，允许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签发和兑付银行汇票。

三是发展电子货币。完善银行IC卡的技术和实施方案，推动电子货币的普及应用。遵照市场的原则完成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与商业银行银行卡中心、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的联网，实现ATM和POS通用。

四是建立健全计算机系统安全管理机制。组建计算机系统安全工作的组织管理体系，加强计算机系统运行及信息的安全管理和计算机安全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计算机安全培训教育和法制宣传。

（七）培育信用文化

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信用观念和法制意识均十分淡薄，某些司法部门又偏袒地方利益，使得商业银行依法行使放贷和收贷的权利大打折扣。在一个信用文化不够健全的环境里，经营信用，以维持信用为己任的银行业是不可能获得健康发展的。

信用文化的内涵，包括债务人的偿债意愿、偿债意识、偿债行为、偿债记录等，也包括对违约债务人的惩罚等。信用文化的实质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着的一种默契，或者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即彼此均对对方负有责任和义务。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以一整套连贯一致的法律、监管和司法实践为基础的。所以，良好信用文化的形成，需要依赖于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法律框架，并严格执行。债务人按期还债有困难，符合条件的，经债权银行同意，可以延期还债，可以进行债务重组，也可以依法破产，但不能赖债。凡对债权人提出的偿债要求置之不理，躲避债权人，应属欺诈犯罪。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若无一个良好的信用文化，在同外资金融机构竞争中，我们将处于劣势。

第三节中国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一）中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与现状

作为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1979年就对外资银行敞开了大门。截止2001年9月底，外资银行在华共有营业机构近190家，其中，分行158家、法人机构19家、二级分支机构13家。外资银行总资产440亿美元，贷款186亿美元，存款65亿美元，资本金(含营运资金〉30亿美元。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已达31家，其中上海23家、深圳8家，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总额410亿元。在市场份额上，外资银行在外汇贷款和国际结算业务领域分别达到20%和30%的份额，在外资银行较为集中的上海、深圳等地，所占市场份额更大。

中国银行业的这种开放速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快之列。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1995年，外资银行资产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将近2％，低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但同期，美国外资银行资产仅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而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只有英国（19%）、德国（25%）、西班牙（31%）、新西兰（91%）较高。

（二）加入WTO议定书的银行服务业开放承诺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在金融服务业之中，银行业的开放承诺最为彻底：

（1）审慎性发放营业许可证。即在营业许可上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加入WTO5年内，取消所有现存的对所有权、经营方式、外资金融机构企业设立形式以及对分支机构许可发放方面的非审慎措施。也即当外资银行申请设立分支机构时，人民银行除了遵循审慎性标准外，不得有其它方面的限制。外资银行在同城设立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

（2）外汇业务及时开放。中国在加入WTO之时将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放开外汇业务，取消地域和服务对象限制。也就是说，一入世，中国将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客户（包括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经营所有外汇业务（包括公司业务和零售业务）。

（3）人民币业务分阶段开放。对于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中国将在四年内分五批放开20个城市的地域限制，五年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在服务对象上，加入后2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可在12个城市向中国企业办理人民币业务；加入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

（4）金融咨询类业务及时开放。自入世之日起，外资机构即可获得在中国从事有关存贷款业务、金融租赁业务、所有支付及汇划服务、担保及承兑、公司并购、证券投资的咨询、中介和其它附属服务。

简单地讲，在加入WTO5年之后，外资金融机构在服务地域和服务对象上已与中资金融机构没什么两样。中国在贸易自由化、开放国内市场、遵循国际惯例等方面作出的重要承诺，其影响之深刻、之广泛超出了人们的一般预期。

（三）中国银行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由于中国银行业正处于改革攻坚过程之中，诸如国企改革尚未完成、政府不当干预、较多的不良资产、资本金严重不足、银行经营机制尚待改变、金融监管行为扭曲、法制精神与信用文化的缺失等制约银行业有效发展的因素，均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外资银行在竞争力上将比中资银行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体现在：具有外币经营优势；熟悉国际市场和具有丰富的作业经验；跨国公司客户业务遵从习惯，使其在竞争外资客户方面具有相当优势；资本实力雄厚，具有国际网络优势；具有良好的经营能力、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能力；有相对吸引力的薪酬体制和激励机制；具有先进的IT技术以扩展其在华网络。

中国的银行服务市场不会立即全部开放，外资银行也不会在短期内作好抢滩的全部准备，因此，现实的威胁是，外资银行将在某些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竞争。从国际经验和已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的实践来看，下述五个方面将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焦点：（1）优质客户，特别是跨国企业、三资企业、中国的外向型企业、大型工贸易企业集团以及高新科技企业；（2）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的中间业务，特别是新兴的零售业务；（3）外币存贷款业务；（4）中心城市的金融业务；（5）竞争高素质的金融人才。

据初步估计，加入WTO5年后，外资银行外币存款份额将占15%，人民币存款占10%；外币贷款份额将占20-30%，人民币贷款占15%；中间业务可达50%；以及绝大多数衍生产品和投资银行业务。加入WTO10年后，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可接近1/3左右。在人才方面，大约会有20%以上的金融人才会流向条件及待遇较好的外资银行。

全球的外资银行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外资银行对于象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以及薄弱的金融基础极具渗透力。统计表明，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体系总资产比率，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为18%、23%、29%和16%。在发达国家，由于本土银行的强大竞争力，外资银行所占比例并不高，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均占有较高的比例。

（四）中国银行业应对加入WTO的综合改革措施

当前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在六大难题，即法人治理结构问题，精减机构和人员问题，降低不良贷款比率问题，降低和消除因会计制度变化、不良贷款和其它不良资产造成的巨额潜亏问题，补充资本金问题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问题。针对这六大难题，中央银行提出国有银行应进行综合改革：一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从产权制度上分步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二是要通过多种渠道，如通过金融企业自我积累、财政增资、发行长期金融债券和以及上市募集、增资扩股等方式，增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三是实行审慎会计制度，提高资产质量；四是鼓励商业银行金融业务创新，以适应日益发展的经济需要；五是实施《商业银行考核评价办法》，从资产质量、盈利及减亏能力、流动性和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进行动态评估；六是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金融体系透明度。这六个方面的改革，概括起来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形成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二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关于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人民银行已经明确，将分三步，即公司化改造—股份制改造—上市，来达到这一目标。目前的障碍主要来自于技术性原因，最大的难题是不良资产比率过高。就股份制改造以及上市而言，我们认为：（1）稳步试点的想法难以实现；（2）分拆上市，还可以考虑海外上市。（3）股权结构要尽可能分散化，特别要鼓励外国战略投资者入股；（4）约束国有股东行为。

公司治理的内容相对庞杂。国有银行的改革进行了20年，成效不够显著，出在我们对企业的理解过于表面化。国有银行的各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常常流于形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有银行的治理框架有问题。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设计一套约束-激励机制，使国有银行的决策层和行政层更有效地为国有银行的整体利益而工作。一是确立清晰的战略目标，并使之阶段性量化。公司战略，就是公司的长期竞争定位，规定着公司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在于为公司的投资者树立市场信心和便于对公司上下进行目标管理。二是重组业务流程，形成矩阵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是一组共同为顾客创造价值而又相互关联的活动。业务流程重组的目的就在于发现哪些业务项增值最大，发现最有效率的业务归属和传递程序，实现银行部门之间、员工个人之间的职责分明任明确。业务流程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组织机构格局。新的组织机构以“矩阵式”为模式，实现银行各项活动的双线监控，员工个人也可以实现“双线进步”。三是建立量化的核算体系。国际化银行有着四重核算体系——总帐、分部门、分产品、分客户核算体系，我们只有总帐核算体系。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分部门核算体系，以量化各部门对银行的贡献或给各部门“定价”。目前的难点在于资金转移价格以及后线单位成本分摊制度不易确立。四是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主要是解决任免机制问题，必须确保高级管理层具备适当的资格，促进控制体系由“管人”向“管理系统和流程”转变。同时，中层管理人员的提升要保持透明性。五是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主要是将目前的纵向式的集体评审制变为横向式的集体评审制，最终发展到个人负责制。六是建立多样化、高透明的激励机制。薪酬的制定权逐渐由董事会薪酬委员会（需要政府的放权）负责，薪酬标准由现在的以职位和工龄为基础过度到以技能和竞争力为基础。并且薪酬必须与明确的、可衡量的业务目标挂钩——只有在这种体系下，敏锐的商业头脑方能被发现和奖励。七是实现充分的信息披露。目标是按照两套标准（财政部有关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人民银行的五级分类标准）披露资产质量，并且所披露的财务信息要分别由国内外两大会计师事务所按国内外两套审计准则进行真实性审计。八是建立健康负责的董事会。这需要优化董事会的结构，主要是引进外部非执行（独立）董事。但从中国的实际看，独立董事将受到供给源、社会声誉机制缺乏的制约，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美国著名中国金融问题专家拉迪在1999年撰文指出，中国银行业需要10年准备，方能达到与外资银行同等的竞争力。我们认为：（1）在产权多元化方面，国有银行至少需要4年时间；（2）在管理制度健全方面，国有银行还需要3-5年时间；（3）在资本金补充方面，国有银行目前的资本充足率不足5%，每年补足1%，需要4年时间；（4）在不良资产方面，国有银行目前的不良资产比率为12-18%，每年下降2-3%，需要5年时间；（5）在人力资源优化方面，按照现在的每年裁员2万人的规模，需要8年时间。综合以上估算，中国银行业还需要5-7年时间，方可具备与外资银行近似的竞争力。

二、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

（一）中国证券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与现状

中国证券业的对外开放尚处于起步阶段。外国证券类机构在华只能设立代表处，不能设立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1995年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算是特例，而且它也不能从事A股经纪业务。外国证券类机构代表处的主要业务是参与国内的B股市场交易，参与H股、红筹股、N股的发行工作，以及参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对外举债业务。

（二）加入WTO议定书的证券业开放承诺

根据中国加入WTO议定书，证券业的开放承诺如下：（1）外国证券机构可以不通过中方中介，在深沪证券交易所设立特别席位直接从事B股交易。（2）外国证券机构设立的驻华代表处，可以成为中国所有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3）允许设立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国内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外资比例在加入后3年内不超过33%，加入3年后可增至49%。（4）加入后3年内，允许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从事A股承销、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易，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3年后可增至49%。（5）外国证券类经营机构可以从事财务顾问、投资咨询等金融咨询类业务。此外，通常还将鼓励更多的中国优质企业到境外发行上市、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A股上市也归入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内容。

总的来看，与银行和保险相比，证券业的对外开放承诺较窄。相对于国际同业，我国证券市场及证券业的更形脆弱。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更多的保护，尤其是国内证券机构能够满足的证券服务。对于国内证券机构不能满足的服务，如跨国购并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则可先行开放。

（三）中国证券业因循WTO规则开放后的压力

中外证券类公司的竞争力差距更为悬殊。一是资产及资本规模差距。截至2000年底，国内共有101家证券公司，资产总规模达5753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36亿元人民币。而目前仅仅一个美林证券的总资产就超过3280亿美元。二是产品及利润结构差距。我国证券公司利润结构单一，主要收益来自经纪佣金、自营和承销业务。经纪佣金多少直接取决于佣金费率和二级市场繁荣程度。自营利润也是如此。承销业务则受限于“跑道”限制。2001年股市暴跌，国内一些证券公司迅即出现严重亏损，原因即在于此。至于证券公司的其他新型业务，如购并重组、基金管理、研究及咨询以及国际业务等在我国市场上尚属于起步阶段，发展缓慢。利润结构单一，不仅减弱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促使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三是专业人员及技术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那种思维敏捷、富有挑战精神、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并有强烈成功欲望的投资银行经营者和管理者，是投资银行成功的关键。而我国尽管从业人员不少，但真正精通投资银行业务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较少。目前，在我国90多家证券公司中，从事证券研究工作的人员2000多人。而美林和摩根斯坦利公司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均在500人以上，日本野村证券旗下的研究有限公司的研究人员竟然达2000人。四是品牌及声誉不高。伴随着证券市场上的欺诈盛行，我国证券类公司普遍缺乏好的声誉。挪用客户资金、做庄、虚假陈述等十分普遍。

加入WTO后，外资证券类公司的竞争点主要为：一是巩固传统的中资企业境外上市业务；二是全方位介入境内B股业务；三是争夺A股一级市场的辅助性业务，如财务顾问、资产重组业务；四是渗透内地的A股二级市场业务。如通过中外合资证券公司的办法进入；通过中外合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进入；通过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大股东达到间接控股国内证券公司的目的，再通过其控制的国内证券公司进入A股二级市场，等等。

（四）中国证券业应对加入WTO的改革对策

加入WTO后，外在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得过去国内证券公司发展业务的竞争手段不再有效，依靠强实力、高质量和优服务来发展壮大自身的全新时代即将到来。国内证券公司应审时度势，积极调整经营思路，加快内部改革。

1.经营战略的调整

长期以来，我国证券公司的粗放经营和关系经营特征明显。粗放经营，体现为追求营业部的数量，旨在扩大经纪业务。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交易方式的无形化和网络化，证券营业部传统经营方式的优势正在不断减少。关系经营，体现为追求与政府、主管部门、企业拉关系，旨在争取承销业务。依靠关系经营，过去很有效。上市公司基本上为国有企业，与当地政府存在较强的依存关系；而且审批制发行方式，证券公司不存在发行风险。但这种局面将不得不改变：上市制度从审核制转变到核准制，证券公司承担上市公司的质量保证责任；股票发行价格市场化，证券公司的定价和营销压力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空间扩大，政府国企管理体制、股权结构及治理结构等愈加接近市场惯例；非国有企业上市的力度逐渐加大，政府的干预影响力较弱。这些对做一级市场承销的证券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市公司与承销尚之间建立的是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短期的“买卖”关系。承销业务不再主要靠固有的关系网或政府的行政指令方式取得，而是依赖于证券公司自身的实力与服务水平。因此，证券公司必须将自己的经营战略调整到追求综合竞争实力上来。综合实力的提高，依靠良好的管理体制、先进的营销战略、优秀的人才、特色的品牌及较强的研发能力。

2.加强证券公司的治理

一是调整组织结构，减少营业部数量，加强产品开发专职部门和国际业务部门。二是加强内部控制体系，主要是建立风险控制委员会，其成员可以由公司高层、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组成，负责制定有关风险的控制政策、执行程序，以及评价与监控各种风险。三是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应放在投资银行业务人员与研究开发人员。一流的研究队伍是证券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开展其他业务的基础。

3.扩充资本，实现规模优势

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的发展就是一部行业集中史。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型投资银行占主导地位，成为行业龙头与支柱，是投资银行成熟的重要标志。资本市场上的单笔并购规模和交易规模十分巨大的，证券公司需有雄厚的资本金与总资产实力方能参与。解决我国证券公司规模过小的途径有：（1）证券公司行业内部的并购重组。（2）增资扩股。（3）重组上市。（4）发行长期债券。（5）资产抵押融资。

金融开放范文篇10

农村金融交易成本高、缺乏抵押品、风险大，必须采取不同于城市金融的经营方式，因此创新成为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是创新能力的基础。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不完善，是其经营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所以，能否建立治理结构完善的农村金融组织，是农村金融市场开放能否成功的关键指标。

避免将政府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混为一谈

政府的目标是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却是多种多样的。信贷支农是农村金融机构支持“三农”、服务“三农”的一种形式，但如果将信贷支农作为实现政府目标的主要手段强加给农村金融机构，无疑会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损害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和效率，也为政府直接干预金融运行提供了条件。

将非正规金融纳入到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

为满足农村金融的多元化需求，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农村金融市场开放的重要方面。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不仅仅是替代关系，事实上，由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各有其比较优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起到互补作用。非正规金融天然的信息优势不仅反映在贷款人对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甄别上，还反映在它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非正规金融对担保的因地制宜的安排，缓解了贫困农民和中小企业面临的担保约束。此外，非正规金融的天然优势还在于其交易成本优势：操作简便，合同内容简单而实用，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也不高。非正规金融机构本身具有小巧灵活的特点，以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种种创新，也节省了交易成本。

尽管非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些优势是相对的。同正规金融一样，非正规金融同样也受到信息、交易成本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决定了非正规金融活动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导致了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一是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与其活动的范围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非正规金融要想实现其信息优势，必须将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借贷活动只能针对少数对象展开。二是交易成本，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大导致信息优势减弱，势必要求非正规金融机构也要有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质管理者和员工，这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三是法律上的不利地位。一些非正规金融活动被政府所限制甚至禁止，因此，经营这类金融业务需要考虑政策风险。四是一些非正规金融活动和形式对特定的文化具有嵌入性，这使得它们在某些社会环境中受到特别的欢迎。

将非正规金融正规化并不是明智的选择。资金互助组织作为一种非正规金融形式，原本其业务范围小，只限于本村会员或生产、流通合作组织，可以利用借款人信息的优势，成功地降低信用风险，但在目前的机制下，没有任何措施能降低其市场风险。成立资金互助社这样如此小的正规金融机构，在全世界也很少见。正规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必然比草根金融高，监管成本也必然高昂。事实上，国际上已有许多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合作的成功经验。例如，印度国有开发银行—印度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NABARD）是将非正规农户互助组（SHG）与正规金融业务结合起来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NABARD通过其员工和合作伙伴（亦称互助促进机构，指基层商业银行/信用社/农户合作组织/准政府机构）对由15～20名妇女组成的农户互助组进行社会动员和建组培训工作，农户互助组内部先进行储蓄和贷款活动（俗称轮转基金，类似国内的和会），NABARD验收后直接或通过基层商业银行间接向农户互助组发放贷款。NABARD对提供社会中介和金融中介服务的合作伙伴提供能力建设和员工培训支持，并对基层商业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提供再贷款支持。在2002～2003财政年度，NABARD共向26万新成立的农户互助组提供约1.6亿美元的新增贷款。截至2003年3月NABARD已累计对国内1160万贫困家庭提供贷款，覆盖印度全国近20%的贫困家庭。必须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