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范文10篇

精神文化范文篇1

关键词：电视纪录片；民族文化；《第三极》；价值重构

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需要弘扬和传承。纪录片是民族精神文化得以传播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第三极》是中国首部全面反映青藏高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涉藏电视纪录片，该片由“生命之伴”“一方热土”“高原之歌”“上善之水”“大山儿女”和“高原相遇”构成，它以独特的文化视角、精良的声画效果、合理的叙事手法，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的主流与根基，为观众奉上一场精美绝伦的视听盛宴。

一、文化认同视角下的现实关怀

文化认同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中国是一个人文意识十分浓厚的国家，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基因在纪录片中的再现是创作者对人文社会纪录片的重视。”①纪录片的主题选择具有明显的现实性，现实价值是通过人文关怀的视角表现生命个体的存在形式和特殊意义。《第三极》表现的文化是深厚而坚定的，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再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诗章。西藏民族文化一直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具有独特的个性、精神和品质。《第三极》以其独特的人文关怀视角，将中国文化与普世价值相结合，充分展现了藏区人民用勤劳、善良和智慧创造生命、改变生活的场景，弘扬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第三极》出现的人物和场景都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印记，这些民族元素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和隐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极》更像是我们社会中的一个精神寄托，回应着这个时代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表达将西藏这个曾经作为地理意义上的佛教圣地置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符号。

二、多重镜头语言下的全景再现

“电视纪实片本身是一种强调以相对真实的艺术手段具体地展现现实生活情状的影视艺术类型，镜头语言则是表现电视纪实作品的重要美学手段之一。”②镜头语言可以“提高纪实片的审美内涵和文化品位，创作出艺术表现与题材内容相得益彰、反映现实生活实际和民族审美追求的电视纪录片艺术精品。”③根据镜头语言的功能可以分为情境镜头和叙事镜头，不同的镜头具有不同的叙事表达功能，多种镜头语言的综合运用可以使被摄对象更立体、形象，更富感染力。《第三极》大量使用了高速拍摄、航空拍摄、冰下潜水拍摄、延时拍摄、微观拍摄等拍摄手段，不同的拍摄角度反映了高原风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首先，远景和大长景有利于展现高原多样的地貌特征和生态环境。其次，中近和近景生动反映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写镜头将藏区人民善良朴实的内心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第六集花絮讲述了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有收获的美好故事。有冰下潜水拍摄怀孕母羊过冰面吃牧草的艰辛，有攀爬岩壁拍摄采摘蜂巢时的惊险，有拍摄牧民收养小狼崽时的温暖与感动。一个个生动的镜头语言全面还原青藏高原的独特风貌。

三、故事化叙述手法的生动表达

中国电视纪录片脱胎于电影纪录片，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影视艺术领域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故事片向纪录片靠拢，追求纪实风格；二是纪录片向故事片接近，青睐于故事性。电视纪录片的故事性是在客观真实性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题材上的、叙述中的故事特征。”④人文类纪录片大多强调在纪实的基础上运用情节化的手法来记录人和事。纪录片在真实的基础上，有了情节发展的过程，作品才会具有故事性。《第三极》有近40个故事，每个故事都生动表现了青藏高原上的自然之美、生命之美和人性之美。在第一集“生命之伴”中多布杰与猕猴的故事、达娃和黑颈鹤的故事、次旺老人和他的羊次仁的故事等展现了藏族人民善良、友爱的人格品质，也表达了他们对生命的热爱与尊重。在第二集“一方热土”中多杰用狼毒草制作纸张的故事，第三集“生命之伴”中玉古因为生病而急切将自己最珍贵的手艺“鹰笛”传给他女儿的故事，这些故事充分展现出藏族传统文化和手艺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第四集“上善之水”讲述了拉姆和心上人本绕的爱情故事。这些生动的故事以自然为背景，通过个体化的对象、情节化的叙事来讲述，让观众在感动之余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生，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四、国际多元化视野的隐性传播

多元化国际是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新的发展方向。多元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生产以及平台三个方面。在内容层面上，纪录片注重题材的多样化，满足不同收视群体的喜好和需求。在生产层面上，中国纪录片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走上制播分离的市场化道路。在平台层面上，国家在政策上为电视纪录片提供了平台保障。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渗入，纪录片的播放平台也逐渐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拓展。“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⑤衡量一个国家新媒体传播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隐性传播思维”。隐性传播是相对显性传播而言的，“它以故事化、平民化的表述方式让人们接受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以多变的镜头语言和声画结合的方式，使人们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产生认同。”《第三极》是一部符合国际潮流和需求的、创造中国最高水准的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奥秘的纪录大片。《第三极》从配乐到播放渠道都注重与国际合作，通过“景”“物”“人”的结合，将中华民族的“和谐”“精神”和“德行”通过隐喻的方式表现出来，向世界传达了中华民族的正面形象和民族魅力。在第一集“生命之伴”中狼袭击了牧民的羊群，造成巨大损失，让他们既愤怒又难过。但在一个下雪天，他们遇到一群走散的狼崽，仍旧选择把它们带回帐篷，喂养它们。它传播给世界一个信息：上善若水和而为贵，只要是生命就值得被拯救。在第四集“上善若水”中医生巴桑用温泉给病人治病，温泉中有很多有利于人体健康的有益矿物质，巴桑也意识到平静愉快的心境是治疗疾病的有效方式。“它向世界宣扬一个道理，乐观的心态是治疗一切疾病的重要方式，这也是心态传播的核心内容。”

五、结语

《第三极》不仅仅是自然风光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呈现，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作为我国第一部同时也是全球首部全面反映中国藏区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探讨人与自然相处奥秘的纪录大片，《第三极》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化的讲述方式，以及丰富的镜头语言。此外，在尊重行业准则和传播规律的前提下，《第三极》以国际化的视野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品质进行传播和弘扬，在国内外获得一致好评和赞誉，在国际化市场中赢得话语权，这也是纪录片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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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嵘.我国历史人文纪录片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隐性传播[D].吉林大学,2016.

精神文化范文篇2

为准确把握当前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在山东省范围内取样，进行了集中调研，以下是调查结果与分析。

理想目标:民众的理想目标和所崇尚的生活方式更趋具体、现实

在调查中，当被问到短期的理想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时，18.1％的人选择了“身体健康”，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占16.1％；排在第三位的是“衣食不愁、生活安定”，占14.5％；排在第四位的是挣更多的钱，占13.7％；选择“提高名誉和地位”的仅为2.8％，而选择“为社会多做点有意义的事”不到10％。

对于调查者最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查，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老实工作、清白做人”(31％)、“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28.2％)、“过自己想要的生活”(13.5％)。而选择“牺牲个人利益，奉献社会”的仅为2.3％，是所有全部选项中比例最低的。干部群体、工人群体、国企管理者、新兴阶层选择“努力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比例较大，知识分子群体、农民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则更崇尚“老实工作、清白做人”。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诚实、健康、务实的生活方式。

价值取向:民众的价值取向较为健康，对我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仍有认同在对待奉献与索取的关系问题上，选择“多奉献，少索取”和“多索取，少奉献”的均在20％左右，57.8％的人选择了“付出多少收获多少”。当被问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如何取舍时，61.9％的被调查者选择“二者兼顾”，31.1％的被调查者选择“会牺牲个人利益，自觉维护集体利益”，6.2％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先考虑个人利益，再考虑集体利益”，只有0.8％的人选择完全不顾集体利益。这一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被调查者认为二者的合理兼顾才是合理的取舍态度。调查显示，71.1％的人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提倡艰苦奋斗是很有必要的”，认为意义不大或已经过时的人分别为15.9％、5.5％。这说明虽然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状况也宽余了许多，但是对艰苦奋斗的传统还是比较认同的。

社会交往:民众有较强的社会交往需求；民众的交往面还有待加宽；信用环境以及个体经济能力和时间、精力是影响交往的关键因素

调查显示，67.4％的被调查者“非常喜欢”和“喜欢”社会交往，只有3.5％的被调查者“不太喜欢”和“不喜欢”社会交往，28.1％的被调查者认为“一般化”。可见，目前大部分民众对他人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人们愿意进行社会交往。

调查显示，15.1％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工作、生活、学习中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亲戚’或‘亲属’”，23.5％的认为打交道的主要对象是“朋友”，46.4％的认为是“同事”。调查得出，人们的社会交往基本上以“亲情”和“同事”关系为纽带，主要与“同事”、“亲戚与亲属”、“朋友”进行社会交往。可见，人们社会交往的范围还不够宽泛，还受到“旧有关系”的限制。

根据调查结果，目前民众社会交往的主要障碍为“不讲信用”、“经济能力低”和“时间精力少”。对“您认为目前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是不是讲信用”，18.3％的被调查者认为“一半人讲信用，一半人不讲信用”，19.1％的人认为“只有少部分讲信用”，2.3％的人认为“没人讲信用”，三者合计高达39.7％。从个人角度看，主要受制于“经济能力”和“时间精力”。对“影响您交往的主要个人障碍”，分别有31.4％和35.6％的民众选择“经济能力”和“时间精力”。

休闲娱乐:学习提高型休闲娱乐活动比较欠缺；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学习提高型活动的频率也存在差异

我们把休闲教育和学习活动、业余爱好(写作、绘画、发明)等归为学习提高型休闲娱乐活动。从总体上看，民众参与这类活动的频率不高。例如，只有11.2％的被调查者表示经常在休闲时间学习与进修。只有7.5％的被调查者表示在休闲时间经常从事书法、绘画、发明、设计等方面的业余爱好。

不仅如此，不同社会群体参与学习提高型活动的频率也存在差异。干部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在闲暇时间经常看书读报的比例最高，分别为55.9％和53.1％。如本次调查发现93.4％的干部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由于历史背景的制约，离退休人员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有充足的闲暇时间。相比之下，另外一些群体就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在这些方面投入精力也较少。例如，农民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中分别仅有32.6％和27.4％的人表示经常看书读报，而他们在空闲时间里主动增长技能、见识，通过各种形式如自学、辅导班等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的则更是少得可怜，此次调查显示他们中均仅有4.8％的表示闲暇经常学习，增长技能。工人群体和新兴阶层中表示闲暇经常学习，增长技能分别为7.5％，9.5％，即使从事自己业余爱好的也不足10％(分别为6.7％、8.4％)。知识获取:民众具有较强的求知欲；电视和书籍是民众知识获取的主要渠道；工作忙、花费高是当前民众知识获取面临的最大困难

调查显示，当前民众具有较强的求知欲。67％的人希望进行深造，不想深造的只有17.6％，另有15.4％的被调查者表示说不清。知识分子希望深造的最多，占80.2％，城市贫困群体最少，仍占45.7％。

在信息获取方面，调查显示，人们了解国家大事方针政策的最主要途径是“看电视”(57.7％)，其次是“看报纸”(23.5％)和“上网”(11％)“听广播”(4.2％)(可参见本文示意图)。干部群体获取信息的途径排在第一位的是“看报纸”(44.4％)，其他群体排在第一位的都是“看电视”。“上网”已经成为干部群体、国企管理者群体、工人群体、新兴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些群体选择“上网”作为获取知识最主要渠道的比例分别为:18.8％、9.9％、11.0％、15.1％、14.5％。对城市贫困群体、农民群体而言，“听广播”仍然是获取信息的一种很重要的渠道，分别占10.5％和7％。

读书是人们获取知识信息的重要方式，调查显示，当前民众读书类型比较分散。在要求被调查者就“近年来您读书的类型”做出选择时，结果比较分散，超过10％的就有七类，从高到低依次为:卫生保健类(24％)、法律类(18％)、休闲娱乐类(16.9％)、文学艺术类(16.3％)、经济类(15.4％)、管理类(14.9％)、人生哲理类(14.8％)、政治类(10.9％)。

调查表明，民众认为在知识获取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工作太忙”和“花费太高”，分别占35.9％和21.8％。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繁忙的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尽管人们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却没有时间来学习，这成为人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收费高也是影响人们学习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对一些收入相对或绝对较低的社会群体而言，“花费高”成为制约他们获取知识的关键因素。例如，高达39.8％的城市贫困者认为，“花费高”是他们学习知识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在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也占相当比例，分别为27.1％和19.1％。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科研处)

精神文化范文篇3

关键词：陶瓷艺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文化精神

中国陶瓷艺术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我们可以从陶瓷艺术审美中了解中国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探求民族文化精神。中国民族文化精神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领悟，起到陶冶情操和精神引领的作用；二是具有鼓励人们奋发图强和促进思想凝聚的发展作用。简而言之，民族文化精神的范畴就是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与道德思想的完美统一。中国陶瓷艺术是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在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中把握自己的精神内涵，从而获得了具有自己独特本质的艺术审美特征。因此，对民族文化精神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陶瓷艺术的灵魂，而中国陶瓷艺术审美体验则是哲学思想之灵。“中和之美”是中国艺术文化审美范畴的崇高境界，体现着人文精神中“自然”的魅力。中国陶瓷艺术反映着中国人崇尚中和、中道的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纵观中国陶瓷艺术发展，从浑沌之源、萌芽之初到遍地开花，自始至终贯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中国陶瓷艺术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发明。我们的祖先怀着对生命无限的热烈之情与丰富的创造力，为我们留下了精美的陶瓷作品与璀璨的陶瓷文化。中国陶瓷艺术承载着民族文化精神的成长历程，包容了中国人既深邃含蓄又慷慨激昂、粗犷豪放的情怀，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执着的文化精神追求。

1中国陶瓷艺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天人合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国陶瓷的发展历程如行云流水一般，连接着天、地、人三者的共同运动。中国陶瓷艺术以生态美学为基础，与民族文化精神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具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美好品质。中国陶瓷艺术中的天人关系主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陶瓷艺术的文化精神重点强调人与自然的亲近与融合，只有遵循自然法则、追求自然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才能被人们认可，才能保持人与天地之间自然万物的平衡与和谐。以获得天人和合，正是遵循了自然生态的发展法则，才使得中国陶瓷艺术逐渐走向顶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三家都强调天人合一。孟子把人的本性与天命联系在一起，《孟子•尽心上》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之语，只有觉悟到自己的本性，才能真正懂得天命。《周易》中提出“裁成辅相”的天人关系，要求人要顺应天时，这是典型的天人协调论。《文言传》在解释的乾卦中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主张。与天地合德就要与大自然均衡和合、天人协调。传统哲学对宇宙万物和自然生命的感悟融入到中国陶瓷历史发展中，中国陶瓷艺术的成长就是遵循了自然与人和谐统一的哲学理念。老子认为道本身是自然的、有一定规律的，道的活动以自我满足、独立自在为法则，这种传统美学思想成为中国陶瓷艺术效仿的对象。《考工记》中记载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个方面的内容，只有这四者结合起来才是最好的。自然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达到一种完美的调和，才能制造出精良的器物。传统哲学中的自然作为中国陶瓷艺术重要的审美标准，是指自然界中的客观现象在陶瓷艺术中的直接反映。而使用天然黏土制成的陶瓷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才有中国陶瓷泥火传奇的漫漫历程。著名的龙山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黑陶选用精细淘洗的陶土利用轮制作胎，封窑烟熏的渗炭工艺烧造，具有“黑如漆、薄如纸”的艺术特点，充分体现出自然材料与人工艺术设计的完美结合。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和自然都受制于天命。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有统一，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调整改造和利用，但绝不应破坏自然。中国陶瓷艺术的文化精神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延伸。身与物化的哲学观在自然造化中汲取美学思想的营养，不断赋予陶瓷器物新的生命。这种创作精神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的真情感悟，是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中的独特文化象征。中国陶瓷艺术是多元文化的集合，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境界。

2中国陶瓷艺术以人为本——人与生活的本质

中国陶瓷艺术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结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审美情感，显示出独特的东方文明色彩。儒家强调以人为本，在肯定人的价值基础上，重视人的主体价值，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儒家文化思想把“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与经世态度和奋斗精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提倡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入世精神。千百年来，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培育出坚韧不拔、积极进取的民族文化精神品质，为中国陶瓷艺术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艺术灵感。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是中国陶瓷艺术几千年来艺术创作的基础。以人为本可以称为人本思想，孔子的“仁学”伦理道德观的基本精神是“爱人”，重视人的教育，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培养理想品格，造就德才兼备的君子。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在中国陶瓷艺术文化审美特征中，形成一个以人的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理念。中国自秦汉到元明清时期的陶瓷题材有“君子如玉”的精神，中国陶瓷装饰纹样题材中的松竹梅纹、月映梅纹、梅兰竹菊纹等，所体现的就是孔子自然美学观的“比德”思想，将仁的道德理念引申到自然景物之上，在大自然的山水中体味领会道德观。这种“比德”思想与“仁学”思想的精神内核是完全相同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对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它赋予了中国陶瓷艺术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都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论述与展开。中国陶瓷艺术不论造型还是纹饰题材，都充分体现出“人本”思想的审美特征。著名思想家何承天认为没有天地便无法产生人，天地之间缺少了人的存在便没有精神。天、地、人是宇宙间的重要组成,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在《神灭论》中全面阐述了无神论思想，斥责批判当时盛行的佛学思想，指出人的形体和精神是相互结合、和谐统一的整体。宋明理学中的诸多派别也都高度肯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受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影响的中国陶瓷艺术，宗教意识都比较淡薄。无论是伦理教育的道德品格，还是传统宗教的文化思想，都对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创作，饱含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人本思想，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审美特征和人格理想。儒家文化思想人本主义精神理念培育了中国陶瓷艺术审美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深厚品质。我国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依靠“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支撑，创造出了灿烂的陶瓷文化艺术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审美作品，始终保持着强盛的艺术生命力和文化创造力。

3中国陶瓷艺术刚健自强——人与生命的品格

中国陶瓷艺术以其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和世界艺术文化宝库中一枝璀璨的奇葩。在历史遗存的丰富陶瓷艺术作品中反映出一种刚健自强民族文化精神的光辉。中国陶瓷艺术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精神，体现了不同时代人与生命的品格及独特的精神面貌。在中国陶瓷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充满了生气盎然、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鲜明地显示了中国人对自然生命和现实生活刚健自强的执着追求。先秦时期的儒家提出刚健自强的人生准则，孔子也重视“刚”的品德，认为坚毅质朴而不善言辞的人往往有一颗仁慈的心。曾子认为在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不屈服动摇的人是刚毅君子，《周易》中“自强不息”思想观念，来源与宇宙万物不间断地运转。人们应当学习它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孟子进一步完善了儒家伦理道德观，集中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种美德的具体表现。这四种美德像人的四肢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他强调人们在后天更要努力加强四种美德的修养。董仲舒在“四美德”基础上增添了“信”，将仁、义、礼、智、信五者连提并论，成为儒家思想中的“五常之道”，进一步拓展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这一思想准则在古代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对中国陶瓷艺术影响深远。在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宋瓷是体现儒家文明的陶瓷艺术高峰，它的极简主义陶瓷艺术风格理念领先世界一千年，宋瓷的美学思想是儒家刚健自强的人与生命品格的最好表达。这些美德不仅为过去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陶瓷文化艺术精神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审美中，与刚健自强政治伦理观念有关的是要有独立品格。孔子主张为了实行仁德、坚守仁义，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从而不会做出有损仁义的事情，高度赞扬伯夷、叔齐恪守独立的人格与不食周栗的傲骨。孟子进而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所喜欢的胜过生命的东西就是“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是义的范畴，坚持独立的人格是刚健自强的基本要求。中国陶瓷艺术传承与发展了民族文化精神的传统美德，在弘扬传统文化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家理想人格包含了民族文化精神理想人格的主要内涵，通常用“君子”一词来体现的，一般用来指道德修养较高的贤能之人。所以，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更注重培养适合广大民众的贤人。君子要想具备崇高的道德品质与优秀的个人素养，首先要拥有对仁义发自内心的向往，儒家文化思想激励着人们朝着理想中的人格标准努力奋斗。中国陶瓷艺术就是在这种儒家理想人格的鼓舞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历代的陶瓷艺术都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创造出大量的适应社会发展的优秀作品，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理想人格不断赋予这些陶瓷艺术杰作新的内涵。总之，中国历代陶瓷艺术题材与内涵无不体现着儒家文化思想中刚健自强的文化精神与审美特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儒家宣扬刚健自强的思想，道家则崇尚以柔克刚，这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两个重要方面。刚健自强思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思想主旋律之一，儒家思想在中国民族文化精神思想中占有长期主导地位，在中国陶瓷史艺术发展上起到了激励鼓舞作用。儒家“刚健自强”思想，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发展与创新等多个层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精神引领作用。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审美在“刚健自强”的理念影响下，其核心理念和审美形态发展到至高境界。在遵循儒家文化思想审美观念基础上创作，使得中国陶瓷艺术得到新的补充和发展，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4中国陶瓷艺术以和为贵——人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陶瓷艺术是传统哲学文化精神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记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而民族文化精神对陶瓷艺术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所倡导“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是中国陶瓷艺术审美表现的核心思想。儒家文化思想认为人类与自然万物是和谐统一的，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对立应回归到相互统一的“大和”状态。中国陶瓷艺术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来实现和感知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审美的创造。《中庸》里提到：万物在生长的同时互不妨害，日月星辰运行更替互不违背，这是宇宙间的自然法则。要想实现这种社会和谐，就要提倡包容精神与和合之道，这种以和为贵核心价值理念的艺术体现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儒家“以和为贵”思想有和谐包容、恰到好处的含义。《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的“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都是以和为贵思想的引申与体现。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仅有利于社会环境的稳定发展，也能够加强人们自我道德修养，从而与外部世界保持和谐统一。而且也影响着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方式，对中国陶瓷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陶瓷艺术创造中“以和为贵”的思想内涵体现为普遍和谐的意识，注重群体至上的整体观。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审美的精神品格，对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创造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元代的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通体纹饰共有九层，腹部主体纹饰为四朵盛开的缠枝牡丹为中心，牡丹被视为吉祥富贵、繁荣昌盛、幸福和平的象征。枝叶缠绕其间，婉转多姿，牡丹花或仰或覆，仪态万方，彰显了“中和大美”的和谐理念，是中国陶瓷艺术中难得的“以和为贵”的题材表现。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理念，逐渐形成了追求普遍和谐的精神观念与审美理念，对中国陶瓷文化审美艺术风格取向起到了稳固与促进作用。儒家思想中“以和为贵”的理念促进民族团结与融合，为华夏民族的凝聚与文化同化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中国陶瓷文化艺术一样，都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统一中的多元化正是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所共同提倡的“和”的体现。中国陶瓷艺术在反映客观事物的同时，必然也会反映出人的主观意识，表达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观念，表现人的理想与情感。中国陶瓷艺术发展反映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表现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中的人文思想，正是由于儒家思想“以和为贵”审美价值理念的影响；形成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审美认知，从而铸就和发展了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审美的强大生命力。总之，“以和为贵”的理念对中国陶瓷文化审美艺术历史影响深远。

5结语

中国陶瓷艺术蕴藏着深厚的传统精神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伟大的创新精神与卓越的文化品格，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种物态体现。中国陶瓷艺术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形成了浓郁的民族情结与独特的民族风格，成为自由灿烂的民族艺术之花。中国陶瓷艺术，在漫长的陶瓷发展历史中，始终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与历久弥新的民族特色，保持着最纯真的文化形态，成为中国物质文明长期发展的独特产物。中国陶瓷艺术强调天人合一、追求中和之美的陶瓷艺术基本特征，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表现形式，以其精细巧妙的造型、绚丽多彩的装饰纹样与灿烂缤纷的釉色记叙着民族文化精神历史进程。中国陶瓷艺术以其特有的文化精神和存在形式，不断开拓着人类文明前进的步伐，将生机勃勃的人类智慧与文化底蕴世代薪火相传，并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信仰与灿烂的艺术之光，继续照亮与启发人类文明与文化精神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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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范文篇4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天人合一精神。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不同态度是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中国文化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中国哲人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但又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虽然也把人与自然看作对立的两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不主张将两者割裂，而习惯于融会贯通地加以把握，寻求一种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视天道与人道这二者为一体）精神。它不但充分阐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的认识，还表达了他们对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客体的客观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这种思想长期实践的结果，就是自然界与人的统一，即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过度改造自然，同时人对于自然又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为我所用。在当今时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一种反对神（包括神的世界、神的权威、神的力量等等）而提倡属于人的东西的思潮。提倡重视现世人生的意义、高度评价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称颂人性的完美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中国文化宣扬的道德的人本主义，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价值，蕴涵着完善自我的能力。这种思想与近代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不谋而合，都充分肯定了人进取向善的天性。人本主义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在儒家看来，自我的完善并不具有排他性质，相反，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自我实现的意愿。即人是社会性的，人的自我实现离不开对他人的尊重与帮助。人本思想的确立，有助于人们合理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并使人们能更有力地抵制外来宗教神学的入侵。

刚健有为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积极人生态度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就是刚健有为的思想，它指导着人们合理地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的代表《尚书》和《诗经》中。自古以来，中国的哲人都极力提倡有为、勇于进取，重视“刚”的品德，强调人有要坚定性、责任感和奋斗精神。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是刚健自强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孟子“舍生而取义”的豪言表现了他坚持独立的人格和气节。这种不畏强暴、不受诱惑、顶天立地的独立的人格精神，成为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贵和尚中精神。“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贵和尚中，就是追求所谓的“和合精神”，即在冲突中追求融合，吸收各种优质成分，“和合”成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新思维，“和合”成宇宙万象。“和合精神”的发源可以追溯到宋明时期，比如宋明“理学中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说”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和合”性。

中国人崇尚贵和尚中思想，珍惜和谐局面的稳定，重视社会的发展。贵和尚中精神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五点：

第一，差异与和生。天地万事万物都是“和合者”，是通过“和”或“合”的方式融合生成的，所谓的“不存在”与“存在”都是通过“和合”转换的。异质元素或多元要素之间相互冲突，在冲突中的各元素以“和”和“合”的方式转换，生成新生命、新事物。因而“和合”是新生命、新事物产生的必经方式。

第二，存相与式能。宇宙中的存在称之为“相”，因此存在的方式即存相方式。式能是指存相方式的种种潜能，存相所涵蕴的潜能方式或潜能结构。潜能结构与方式在种种冲突中选择一种式能，转换或变得和谐有序，以实现“和合”。

第三，冲突与融合。宇宙中的一切都包含着差异，在冲突的过程中实现的融合，化生出了新的结构方式。因此融合是以冲突为前提的，而冲突的理势必定是融合。经过冲突、融合形成的新“和合”体，发展和提升了原有的差异和冲突，体现了冲突与融合的价值。生活中差异和冲突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生活即是冲突，有冲突就有融合，通过冲突和融合形成的“和合”体，就是生活体。

第四，汰劣与择优。“和合”过程所包含的冲突与融合是异质元素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冲突以汰劣为原则，融合以择优为原则，冲突和融合构成的新“和合”体就是通过汰劣与择优构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和合”过程中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冲突定位出异质元素的优质成分，它们互相吸收，融合成新事物或新结构，即新“和合”体，实现择优。若在“和合”过程中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冲突定位出非优质要素，则重新分解成新的元素，与此同时，吸收另一些元素而“和合”成另一种全新的结构方式，并相对稳定地存在于时空中，这就是淘汰。“和合”汰劣择优就是一个为了符合真切、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而不断地“和合”过程。

第五，烦恼与和乐。“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就是最贴切答案，说明没有人能不经历负面的情绪体验。人之所以会有这些负面情绪都是因为人的精神受压造成的。人生来就有各种“需要”，除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有各个层面的精神需要，以获心情的宁静、和乐。若这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心灵就不和不乐，便会烦恼、不安、困惑、痛苦、恐惧等等。要协调、缓解人的负面情绪体验，要净化心灵，要陶冶情操，只有通过“和合”才能实现。人和则天和，人乐则天乐，天人和乐是最令人向往的“和合”心灵境界。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民族凝聚功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统摄性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是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共存共荣的凝聚剂和内聚力，它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将中华民族凝聚成坚定的一体。中华一体、国家一统的民族文化心理使中华民族无数次经受住了外敌的入侵、无数次化解了内乱。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万众一心地抵制外侮；之所以能够在“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基础上，不计前嫌，化治内乱，与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把国家、邻里的和谐统一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文化传统不无关联。

精神激励功能。对于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还有着强烈的精神激励功能。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倡导人们取大义，以集体利益为重，强调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中华民族贵和持中、正道直行的精神，对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安定有积极意义。学习它，有助于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助于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尊到很高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当然，中国文化系统的“重人”意识，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强调人对宗教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这种以人为本的观念激励着人们主动去发现和实现人身价值。而中国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启发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人人平等的思想，强调维护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中国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求是务实。在建设现代化的今天，这种精神仍鼓舞人们不畏艰难曲折，朝着理想境界迈进。

整合创新功能。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中国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经历了多次冲突和融合，通过对异质文化的整合和创新，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博大精深，色彩斑斓。历史上，中国文化也曾面临危机和挑战，曾经历多次文化冲突，但最后，中国文化都成了文化融合的核心，中国文化一再使征服者被征服，一再征服、融合异质文化，既保持自己的传统，又吸纳异域精华。

精神文化范文篇5

正气，即民族正气在抗战文学中表现为本民族责任感和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这种精神在形而下层面表现为顽强的同侵略者拼杀、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与此相悖的心理和行为都是渺小的、可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是必败的;中国人民的保家卫国斗争是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正义的，因而是必胜的。正义的事业蕴含着凛然的正气。而正义的发掘，提倡对于民众抗日积极性的发挥，有不言而喻的意义。这些是作家进行形象反映的原因。抗战时期，大量街头诗及一系列富有鼓动性的诗歌着重于激发民众的战斗热情，艺术表现上多与流血与流汗的战场有关，“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表现了北平沦陷后市民的悲惨生活，颂扬了以钱默吟为代表的良心未泯的中国人的凛然的民族气节。作品没有描写战斗中的硝烟烽火，也没有刻画出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民族正气大都表现在市民日常的普通的生活里。大后方作家端木蕻良写了相同的主题，但表现方式是比较有特色的乡村生活。民族正气对于民族生存固然重要，而战胜侵略者更需要大智大勇。沙汀在报告文学《随军散记》中以富有才情的笔致勾勒出贺老总的儒将风采。作家们之所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传奇英雄，就在于他们看重智慧斗争的力量，斗争中激发出的智慧火花照亮了同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艰难历程。正气与献身精神是紧密相联的，正气的维护和发扬没有献身精神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正与邪、美与丑的斗争中。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中黄阿大、吕典一等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仅包括了敢于为正义献身的崇高品格，还包括了战友之间纯真的、为他人着想的美德。

骨气，即常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和永不屈服的精神。正如《周易•象传》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抗战文学在这方面写得最多的是生与死的选择。舒群的小说《蒙古之夜》中，主人公蒙古族姑娘，冒着死亡的危险，把受伤的抗日战士救护在自己的身边;当敌人的刺刀逼近时，她掩护战士化妆脱逃，而自己却迎向了死神。老舍在《四世同堂》中通过理发匠孙七与冠晓荷的对比描写，使硬骨头精神更加耀眼夺目。艾芜的小说《我的幼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中塑造的典型形象“我”是一个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追求者。战争是试金石，任何时代都会有不少患软骨症的人，尤其是当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穷凶极恶之时。进步作家们直面现实，描写了这类人的种种伎俩和劣迹，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卑污的灵魂。《开麦拉之前的》中的，《残雾》中的洗局长、杨茂臣，《新水浒》中的六师爷，都是这类卑劣的人物。不少汉奸都是因为害怕侵略者的屠杀或者为了一己私利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也有一些人，并没有出卖民族利益，而是畏惧权贵，社会邪恶势力，从而任其主宰自己。作家们对此作了批评性描写。

义气，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要素之一。它指的是对他人的拔刀相助、讲究信义、无私助人等。古人对义气是颇为看重的，这从许多民间传说和不少的文艺作品中不难看到，到20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民族大解放的非常时期，人们还是一往情深地关注着这一文化传统。抗战文学基于对抗战生活的真实描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批颇有义气色彩的文学形象。“东北作家群”中的骆宾基、白朗等，就创作了一些这类的作品，他们笔下的一批具有关东性格的人物，都有这种品格。骆宾甚的小说《一个倔强的人》里的主人公高占峰就是这样的人。高氏，人称“秦(琼)二爷脱生的”。他南下从军后不久，就投入江南浩浩荡荡的难民之流。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他终日沉溺于家庭人伦与农田桑事，似乎消蚀了生命的锋芒，对故乡的凋敝与窘迫无动于衷。然而日军进攻县城引发了他固有的反抗冲动。他招徕乡民，与日本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战斗。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的马老汉也是一位因看不惯日军的暴行而义务充当了民族斗士的英雄人物。其他一些作家，诸如刘白羽、老舍等也在创作中涉及了一些讲义气的人物。作家们对义气的描写多放在社会下层人物身上，因为义气作为一种民间的不成文的处事原则在下层人物身上表现得最充分。其实，义气在某些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人身上同样存在。《四世同堂》中的诗人钱默吟，既有山林隐士的遗风，又有慷慨悲歌的侠肝义胆。目睹敌人的暴行，他放弃了隐士的生活，以传奇的侠义式的反抗行为与日寇进行着不屈的斗争。从传统观念上看，义气往往是作为应予肯定的处事原则，甚至有高于一切的倾向。但对义气应该作深一层的分析。当它有益于正气的张扬、历史的进步时，应予肯定;当它走向相反的方向时，则应该否定。在国人的生活里，“缘”是一个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观念，它已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缘”一词最初来源于佛学，本来有很精深的哲理;长期以来的辗转相传，已赋予它丰富的民间意义，与原来的佛理大相径庭。对于一般人来说，“缘”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由一些外在的，不可预见的力量所预先决定或安排的。这样“缘”的观念就很简便地为人们用来作事后解释或合理化的工具。抗战时期的作家对于“缘”的描写多体现在写婚恋的故事中。婚恋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出人意料的聚散离合，而这正是“缘”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因而在作家们看来，婚恋题材本身与“缘”最有缘分。我们注意到，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大都有丰富的婚恋情感体验(如萧红)，作品常常把抗战的背景推得很远，然而却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吸引着读者。这里“缘”是一只无法捉摸的神秘的大手，它直接导演、操纵着人间的喜怒悲欢，抓人心绪。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冯二成子、翠姨都是失去缘的典型形象。无“缘”是痛苦的，事实上，有“缘”的人们，在过于阴暗的现实天幕下，也常常会走向情感的荒原。汪文宣和曾树生(巴金《寒夜》)本是多么有“缘”、多么美满的一对;然而，大后方“寒夜”般的阴冷与萧杀，加之个人性情的原因，最终拆散了一对有“缘”人。抗战文学中涉及“缘”的作品，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抨击着现实。作家们对于“缘”的描写，较多地联系着政治，体现出否定现实的思维指向。忍是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具有复杂的价值内容，既有消极被动的一面，又有主动性、积极性的一面。从负面内涵上考察，它强调个人在逆境中既然无能为力，就要暂时忍耐、忍受，显然蕴含着一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的消极价值观。从正面内涵考察，它又表现出一种乐观、充满希望的心态。许多流行于民间的谚语即表达了这种意向。忍，这种处事原则对国民的影响不容忽视。考察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就会发现忍的负面影响明显强于它的正面影响。这种结果应当归结于儒家思想对国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强大辐射作用。儒家构想的社会模式强调等级的森严、秩序的井然。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建立在等级低者对等级高者的无条件服从之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之柱，其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忍的负面效应。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争，呼唤奋起与抗争精神。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中的忍，迫在眉捷。作家们无暇对忍的丰厚内涵作出全面的评判。他们从抗战的实际出发，认识到了忍的消极作用，因而在创作中给予了否定(当然问题并非如作家们想的那么简单)。

《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虽则聪明漂亮，但却儒弱、忍让。他既想孝敬父亲，又迷恋妻子，陷于无法自拔的矛盾中，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忍受妻子(金素痕)的放荡，结果导致了他的发疯。《寒夜》中，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悲剧固然直接源于黑暗的大后方现实。但与二人性格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忍耐性不无关系。汪文宣明知家庭行将瓦解，却仍然勉为其难地忍受着妻子和母亲的不睦。他情愿接受一切打击与不幸，忍受着一切，这就使他走向了绝望。曾树生起初尚能容忍丈夫的儒弱和汪母的刻薄，后来便不能忍了，奋而出走。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对打上了现代生活烙印的忍作了充分的描绘。祁家四代人，除了瑞全参加了抗日斗争外，其余的都留在城内，这些人中除了瑞丰外都还有良心。祁家的邻居，除个别人是民族败类外(如冠晓荷夫妇)，尚有民族情感，对日本侵略者表示痛恨。但传统文化中忍的熏陶使他们未能振奋起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他们在萎靡中期冀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到来，在苟且偷生中同受难的祖国母亲一起经历着心灵的“炼狱”。然而，到底是忍下来了。大部分的中国人是用他们的血肉打到胜利的，而这些沦陷区中的人们却是忍到胜利的。对此人们不能横加指责，因为他们也有可理解、可原谅之处。但其表现出来的历史的非主动性应该引起充分的警觉。在这方面作家们比较多的是从自己熟悉的较为狭窄的角度去表现。王西彦那些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短篇就是如此。《刀俎上》写了荣林爷这个忍者的典型被当权者捐税相逼而上吊的悲剧。以写农村生活见长的艾芜也有许多相似的反映。对恶霸的凶残、地主的刻薄没有反抗的表示，只有默默的忍受，其结果就像《乌鸦之歌》所描写的:要强占的，被强占;精神上还遭到难于忍受的打击，“我的表弟”疯了。

忍与麻木是联结在一起的。要在屈辱中萎靡度日，只可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如果觉醒了，倒生发了一种无路之苦、无论如何是忍不下去的。鲁迅为揭露国人的麻木开了先河。抗战时期不少作家走上了这条道路。萧红的《呼兰河传》对民众的麻木心态，以及由这种心态导演出来的愚钝行为，描写得生动而又令人心悸。女作家以审视的目光叙述了东北民间习俗，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战栗的故事:小团圆媳妇因受了婆婆的虐待，日思夜想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可她婆母说她病了。说病了又不去求医，去请人跳大神。跳大神的要这位“本来是十二岁，却长得十五六岁那么高”的小团圆媳妇当众一丝不挂地在缸里滚沸的热水中“洗澡”。他们把小团圆媳妇硬按在里面，仅挣扎了一会儿就昏厥了。这样的“澡”接连洗了三次。折磨与恐惧带走了小姑娘的生命。萧红的笔下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由麻木而愚昧而悲剧。麻木直接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仔细考察抗战文学中所写的麻木，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揭示的范围较五四文学有所扩展，不仅有无知民众的麻木，而且更有知识分子的麻木。骆宾基在他描写战前社会生活的乡土小说中写了麻木的无知民众，在以抗战时期社会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小说里又写了麻木的无知者。知识者的麻木不是以缺乏文化、愚昧无知为基础，而是令人窒息的现实加上进取心的消退造成的。他们明知这样不对，可又不得不这样。《四世同堂》中的种种忍耐，其实也可以看成是麻木的一种表现，不少人有民族感，有爱国心，可又离不开这座日本人占领了的城。老舍明确指出这种忍让、麻木是历史形成的。古老的北平，经历了无数帝王的更替，每个帝王都以为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在抗战文学中表现得也较多，“孝”又是其表现之一。

儒家学说中家族观念很浓，而家族观念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强调忠孝之道、教惮之道。抗战文学中较多地涉及到孝，像靳以、巴金、老舍、王西彦、艾芜、萧红、傅铎等人创作的作品中。尤其到本世纪30、40年代这样一个非常时期，怎样评价包括孝在内的传统文化就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抗战文学中涉及“孝”多的原因。对孝和为孝作出牺牲的评价，既看到它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它不合理的一面。《前夕》(靳以的长篇小说)中的静宜，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理想，拒绝了爱情，为的是孝敬年老的父母。可神州大地正在受着日本人的践踏，经历着集团的反动统治，每一个正义之士都应该为民族的尊严和光明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静宜爱自己的祖国，支持妹妹们离开家庭为社会献身，也知道自己成天被细微琐事缠身会随同这个家“腐烂掉”，但她还是找了种种理由诸如父母无人照看、家无人料理等等把自己留下了。

精神文化范文篇6

关键词:裁量;法律多元主义;传统文化;经权思想;情理法

从现有的文献看，学者对行政裁量的研究很多。这些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从研究内容看，大多集中于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行政控制三个方面，带有西方行政法思想明显的“控权”倾向。第二，这些研究大多是建构性的，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建构需要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展开，急急忙忙给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会有脱离实际的危险。因此，当前研究行政裁量的根本任务是重新回到中国现实，认识、理解和陈述中国行政裁量的性质。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多个维度。因此，本文拟对传统文化的裁量精神进行考察，从中挖掘传统文化的裁量精神，并结合现实就这些裁量精神是如何保留、发展和表现的予以分析。

一、行政裁量的规范多元主义

考察行政裁量的规范，乃是一个多元的局面。除了法律规则之外，政治、公共政策、行政惯例、行政批示、社会舆论、情理、民族习俗等大量法外因素也会形成规范。有的人可能不会承认这一点。反对的理由主要有:规则可以在立法阶段吸收政治、社会维度的内容。提出这种反对意见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政治、社会维度是存在的，但它们发挥作用仅限于在规则形成之初。也就是说，形成裁量的规则是一道门，在这道门之外，所有的东西都是允许的，可以自由地碰撞、交流、对话和论辩，但进了这道门，就只允许规则发出声音，因为规则已经代表了门外的意见。这种观点严重忽略了裁量的本性。西方有一句话，“法律终止之处实乃裁量兴起之所”，①也就是说，在法律的使命完成的地方，裁量的作用才开始展现。但上面的理解恰恰相反。如果规则能够独立解决它面前的难题，裁量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裁量过程的正确理解是:在规则划定范围之后，裁量要依据非规则的内容进行裁决。也就是说，规则可以在制定规则的阶段吸收社会与政治的因素，但在执行的阶段(包括司法的阶段)却不得不依靠政治、行政与社会。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在立法阶段吸收的政治、行政与社会的内容，是不完全的吸收，这种不完全，既是不能完全，也是故意的不完全。不能完全吸收，是立法功能的局限性决定的，在更为广泛、复杂的社会事实面前，立法只能采取克制的态度。故意的不完全吸收，乃是因为立法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相互冲突的意见中，要么是一方的意见占据上风被正式写入法律;要么立法采取平衡的态度，在一个基本共识的基础上，将不同的意见都部分写入法律。实际上，这还只是一个理想模型状态的描述。我国的立法，尤其是一些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本质上是个“精英立法”。从政治与社会两者来分析，权力方面的意见采纳得尚算充分，但作为普通民众的意见，则大部分由权力行使者代为表达了。一般在一个地方性条例的出台过程中，总要开几个论证会，其中，专家论证会、行政机关论证会、人大代表论证会是必经程序，但行政相对人论证会，则可有可无。即便有，也只是通过权力的选择而不是民众的选择的方式参加的，如某律所的律师、某国企的老总等，其意义并不明显。社会维度在立法阶段，是以立法者的双重身份(既是立法者，又是普通民众)和通过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之构成，亦绝大部分是党委政府组成人员)的中介形式表达的。因此，社会维度、政治维度对于裁量的发挥作用并不局限在此阶段。因此，我们可以说，行政裁量的规范是多元的。裁量既凭规则限定，又不依靠规则。这听上去多少有些悖论的感觉。行政裁量的这种悖论性质使得行政裁量成了一个极富包容性的概念，行政法的历史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都表现为对行政裁量态度上的不同。在这里，我借用了“法律多元主义”这个概念。“法律多元”本身是个人类学、社会学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了殖民地的法律情况后，发现:尽管西方法律制度通过殖民方式被强行移植到被殖民地，但当地原来的规范秩序并没有消失，而是顽强地生存下来，与西方法律在不同层次分庭抗礼。雅克范德林登(Jacquesvanderlinden)最开始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法律多元”乃是指“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存在诸多不同的法律而在同一种情形下适用的状况”。M．b．hooker对这一现象展开了系统地研究，他定义的法律多元是指“在同一情形下有两个以上的法律相互作用的情况”。人类学家JohnGriffiths在《什么是法律多元》一文中，提出法律多元的考察要从社会而不是法律的意义上开始，因为法律多元是社会多元的结果。美国学者SallyEnglemerry在《法律多元》中提出了“国家法与非国家法这两部分的博弈关系就是法律多元中的主要关系”。日本学者千叶正士在分析了日本法律后，提出日本存在移植法与固有法的区分。沃德曼则认为法律多元要从传统的殖民地移植情形转移到主流群体与非主流群体之关系的研究上，如移民、宗教、弱势群体等。我国学者梁治平、苏力、强世功等学者分别从“官府法”与“民间法”、法律多元与法律规避、法律帝国与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等不同角度对法律多元主义作出了探讨。通过对法律多元主义研究成果的简单梳理，我们发现，法律多元主义的发生，大多是因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流与刺激的结果。这种“交流”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强制的、武力的。我国自清末修律以来，法律局面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百年岁月激荡迭变，自改革开放后，主动与世界接轨，对话的前提迫使接纳世界秩序的框架，实质上即是西方法治主义的框架，在此阶段主动移植了大量西方法律。就行政法而言，理念、制度、概念、术语大多源自德国行政法，英美国家兼而采之。目前为止，法治建设仍在推进，其原因即在于转型尚未根本完成。法律多元主义为行政裁量内在性质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解读空间。但是，倘若循着法律多元主义的研究思路，将法律多元的本质特征归结为“法律存在多个中心”，从而构成对法律普遍主义的挑战，这一情形与我们讨论的行政裁量的现实并不吻合。我在本文中把行政裁量的观察分作三个面向，即规则、政治与社会三个维度，这是为了论证的方便。社会维度之提出，与一些社科法学提出的意图客服自笛卡尔以来主客二元论，从而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提供整合、对话之平台的论点并不一致。作为一种规范层面、价值层面的考量，这种理论意义非凡，或许能成为行政法学突围之方向亦未可知。但因中国社会(市民社会存在与否仍是一个需研究的问题)是政治社会化，社会政治话的结果，社会是由国家建构而成。社会维度视角下的行政裁量，至多是国家正统秩序的“补充”而已，其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允许。将社会维度的作用刻意夸大渲染，对认识、理解和陈述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裁量并无助益，反而会阻碍分析行政裁量现实形成的根本原因。相反，政治维度的行政裁量却被严重忽略了。如果说，社会维度的裁量秩序被国家秩序涵摄其中，那么政治维度形成的秩序却与规则提供的秩序却看起来具有“两个中心”的地位。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都在发挥着作用，就行政裁量而言，政治的话语更具有决定性。表面上看，规则的维度为政治的维度划定了一个范围，政治只能在其中活动，但这种理解只具有逻辑上的意义。法律现象的其他方面或许能够如此，但裁量本身的性质把裁量内容的决定权拱手交给了政治。例如“公共利益”的概念，规则本身几乎很难确定清晰的指引，但政治维度则总能给出自己的回答。但是，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政治与规则两个秩序的情况并不能视作“两个中心”，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权力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在规则维度与政治维度之上，尚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志。因此，“行政裁量的规范是多元的”这一命题并不对法律多元主义提出根本的挑战。那么，这一视角的意义何在?意义在于:为行政裁量的正当性论证提供基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因为行政裁量的本性导致了规则发挥作用的有限，因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提出的“法律即是法律的目的”这一合法性当作正当性的判断失去了基础。法律的形式主义悖论在此得到了充分发挥，固守行政裁量的形式要件的结果却有违行政裁量的形式要件。正当性具有道德批判的维度。现在行政裁量的实证化倾向排除了超验的根据，其正当性只有从自身的程序和形式中寻找。因此，要真正认清中国行政裁量的性质，就需要从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行政裁量，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探索是构建中国的行政裁量的关键。因此，本文对传统文化中裁量精神的探索，即是建立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之上。

二、“经权”思想中的裁量精神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行政裁量这个概念。但是，据此认为中国传统没有裁量的文化内核是不正确的。美国学者希尔斯说，现在的事物都在过去的掌心中。①世代的更替造就了变化，从变化的轨迹和变化了的事物中，总能看到过去的痕迹。传统文化内容很庞杂，例如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等观念都会对法治造成潜在的影响。但是，这样泛泛而谈对于理解当下行政裁量的性质没有实质的意义。为了避免空洞的讨论，我特地从传统文化中拈出了“经权”和“情理”这两个概念。因这两个概念与裁量思想关系紧密，同时又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当作裁量文化的概念范畴是恰当的。另外，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建立在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双轨制的论点之上。费孝通提出，政治不是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而是自上而下、来还自如的双规形式。一面是衙门，一面是民间。自上而下的轨道只筑到县衙门就停了，绅士作为中国政治中极重要的“无形组织”，形成了一条自下而上的轨道。②所以，在这样的分析结构中，我把“经权”与“情理”对应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轨道，实际上也是衙门与民间两个面向。其实，这种对应并不十分贴切，一个地方官在处理类似今天裁量的案件时，这两种思想都会发挥作用。只不过这两对概念都表达了权力(借用福柯的观点)发生路径的相似性罢了。首先，我们来讨论“经权”中的裁量精神。在儒家思想中，最早提出“权”这个概念的是孔子，孔子说:“可以共学，未可以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以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篇》)权，在这里是通权达变的意思。孟子在与杨朱辩论中，进一步发挥了“权”的原则，他说:“扬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所谓“执一”，就是固守规范不知变通，其结果是“举一而废百”。真正将“经”与“权”作为一对范畴的，见于《春秋公羊传》:“恒公十一年: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提出了“反经合道为权”的理念。所以有人提出，“夫道二，常之为经，变之为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乃得为贤。”(韩婴《韩诗外传》卷二)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程颐看到“权”的特殊性有消解“经”的普遍性的危险，提出了“权即是经”的命题。朱熹说，“经与权，须还他中央有个界分。如程先生说，则无界分矣。程先生‘权即经’之说，其意盖恐人离了经，然一滚来滚去，则经与权都鹘突没理会了。”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但朱熹本身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程颐的观点“不活络”，“说‘经’字太重，若偏了”，以至于把权给淹没了。他举孟子的观点说，“孟子分明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经与权岂容无辩!”(《朱子语类》卷三十七•论语十九)在此基础上，朱熹给出了他的看法:“经，常也，万世不易之道也;权，秤锤也，所以称物之轻重而取中也。”(朱熹《四书集注》)“经”与“权”，近现代学者大都认为可以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对应，如冯友兰、李泽厚都是此类。①“经权”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的裁量现实，为解读中国语境的行政裁量提供了文化上的一个源头。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第一，传统文化对裁量的态度是建构性的而非限制性的。从这一对概念的学术演变看，虽然中间出现过程颐的短暂否定，但是整体上都表现出了对“权”这一个概念的高度认可。如果对比看西方国家对待裁量的原初态度，便可以发现这种态度的独特性。例如，戴雪说，“只要有自由裁量权，就有武断的空间”。实际上，西方的行政裁量都是从控制行政权开始的，表现出了对权力的戒惧和极端不信任。只有到了积极行政出现后，行政权力无处不在，才发展出了“建构”的行政法理念。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会有这种思想?在传统中国，地方官员②要处理的大多是社会内部的纠纷。在传统中国，社会乃是一个乡土社会、伦理社会。在这个社会内部，自有一套调解纠纷的话语体系，因而可以说是相对“自治”的结构。作为地方官员，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并不需要提供规则，他要做的只是利用这些规则，并从道德与伦理的维度进行指引而已。这样，官府的裁量权并非由官府自身建构，而是由与之相对的民间建构的。据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命题:裁量权行使的对象自治程度越高，则裁量权的范围越宽泛?考之于西方国家“建构”行政裁量权的历史，情形颇为类似。“建构裁量权”的出现，恰是给付行政大量出现的时候，行政权力行使的对象指向市民社会，自治程度较高，政府的角色并非调和国家与社会的矛盾，而是处理社会内部的矛盾，而自治性的社会内部，具有自动生成规则的功能。这个论证还需要面对一个质疑，即:中国传统的民事领域这样理解未尝不可，但如何解释在刑事领域经权思想的使用案例呢?其实，这个提问误读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刑法状态。根据台湾学者林端对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的考证，“……刑事案件的审判，各级法官都受到相当严格的法条限制，自由裁量权相当有限，几无恣意专断之可能，与韦伯所谓‘卡迪审判’相去甚远”。①刑事审判权属于国家垄断权力，并非社会可以自治的范围，因而权力主体的裁量权范围被极大压缩了。第二，从“经”到“权”，体现了法律解释的特性。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详细说明。他说，儒家思想的“恕”即是推论。这一观点是从“一以贯之”而来的，何晏解释“一以贯之”说，“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论忠恕为孔子的根本大法，这一发前人所未发的观点，始见于章太炎作《订孔》:“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闻一知十，举一隅而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举其征符，而辩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身观焉’，忠也。‘方不障’，恕也。”经过考证，胡适认为，这就是孔门的方法论。②从裁量看，从“经”推出“权”，正是这个方法的具体运用。但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法律解释学?这主要是因为，这种“类推”的解释方法，带有强烈的伦理属性，从人文关怀出发，是一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情感、价值和审美意义的推理，与西方注重事实面向，无语境、无情景的纯粹推理并不一样。这种推理方式在今天的法律活动中并没有消失。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输入“将心比心”关键词，共搜到相关判决282个，输入“设身处地”关键词，共搜到相关判决679个，③其中大部分为民事案件，刑事、行政案件亦有体现。可见，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推理、解释的方法，尽管不合于西方逻辑，但却仍然在发挥作用。第三，“经权”思想中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视角，是观察传统文化裁量精神的一个重要面向。人文精神以人为出发点，具有道德的维度，本质上关注的是人伦关系。“经”的提出，具有树立、肯定“标准”的意义;“权”的观念，具有解释、适用规范的意义。这两者都是围绕人文精神而展开的。人文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它的非超验性。中国文化虽然也有天的概念，但本质上并不依赖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完善为目标，依靠人的力量，建成规范体系。从这里，我们可以提炼出两个重要的命题。第一个命题是:中国传统秩序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非个体。社会学家对这种现象给出了解释。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宗族构成的，宗族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单位。在这一社会结构之中，宗族内部关系之协调就成了规范所要调整的首要目标。因为宗族的血缘属性，这种关系最天然、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便是“人伦”。所以，梁漱溟说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从而形成了一个不是个人本位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这些观点学者多所论及，在此不赘。既然是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那么就不存在西方意义上从个人权利、自由等概念形成秩序的可能。中国传统随之提出了这种关系的判断标准和价值追求，这就是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中国人常讲，“家和万事兴”，家的概念扩大到国后，“和”同样成了处理国家、社会的最重要的准则之一。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要达到“和”的目标，需得“礼”的节制。“礼”的功能，就在于定分止息，其实现要靠“正名”得以完成。这种思想引申到法律之中，就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法律传统，尤以其中的调解制度为典型代表。目前，一些行政法学者提出和谐论、合作论、协商民主、交往理性等行政法新理念，追根溯源与传统文化的这个思想亦相契合。但这是就价值目标(“和为贵”)与认知模式(从“关系”而非二元对立)的来说的，如果仔细辨别，其差别亦十分明显:传统的伦理关系即身份的关系在今天是何种状态?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不可能简单化处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使得传统的伦理社会具有“有机团结”的外在特征，并且构成了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交往行为的内在逻辑。在工业和商业的冲击下，传统乡土社会的这种差序结构正在慢慢消失，但它塑造的社会交往行为的逻辑却保留了下来。因而，这种社会形态是处于一个既有传统特征又有现代特征的时期，在转型之中而没有完成。第二个命题是:“经权”思想具有道德维度的意义。在传统中国，政治与道德二者是合一的，王国维说:“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①“为政以德”，说的是道德是政治的手段，“止于至善”，说的是道德是政治的目的。例如，我们今天熟知的“父母官”理念就是政治道德一体化的直接体现。《诗经》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洪范》篇有“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之说。“民之父母”，是道德政治的理想模型。做父母的哪有不为子女好的?这一思想观念体现了权力者道德、智识、权威上的绝对优势，在一个单方意志基础上形成的主张，要求绝对服从。这一理念显然相悖于现代民主政治，与西方“幽暗意识”政治传统相去甚远。从道德与法的关系分析裁量，其可以讨论的地方很多。限于篇幅与主题，在此不述。

三、“情理法”中的裁量精神现在我们转而分析

精神文化范文篇7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11年全市老干部工作的总体要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依照全省老干部局长会议及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委会议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加强老干部“两项建设”优先落实老干部的生活待遇；进一步深化为老干部服务；进一步发挥老干部作用；进一步丰富老干部的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好建党周年纪念活动。让各级党委放心，让老干部满意，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老干部工作新局面。

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一）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抓好吉市创先发[]14号文件的贯彻落实。奉献余热”为主题，开展争创支部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组织设置好、活动开展好、群众反映好“五好”党支部和争当学习活动好、教育后代好、发挥作用好、坚持本性好“四好”老干部活动。

（二）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继续以“讲学习”活动为载体。组织观赏考察、政策宣讲、形势通报等活动；针对老干部关注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做好解疑释惑工作。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手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力、感染力、说服力。

（三）加强党支部建设。选好配强党支部班子；完善落实各项制度；创新支部活动方式；加强学习培训。

（四）抓好先进典型的培树宣传工作。注意发掘身边的好人好事。有组织地进行宣传。

二、以解决难点问题为突破口。

（五）以“讲政策”活动为载体。确保“两费”不发生新的拖欠。

（六）进一步完善医疗统筹机制。根据实际情况。健全和完善医疗统筹管理方法，适应老干部医疗需求。要做好易地安顿、异地居住离休干部医疗服务工作。

（七）解决好老干部关心的难点问题。针对老干部关心、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形成可行性意见，同时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为党委、政府当好参谋。

三、从老干部需求动身。

（八）完善特困离休干部帮扶机制。有针对性地开展“五帮”除了经济救助外，还要帮思想、帮就业、帮生活、帮医疗，解决老干部的实际问题。

（九）积极推进“四就近”工作。根据省《关于开展创建离退休服务实验社区活动的通知》安排。推进全市“四就近”工作的深入开展。

（十）抓好企业离休干部集中管理服务工作。进一步树牢服务思想。完善各项制度，把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做实做细。对关停破产、改制企业离休干部要做到应接必接、应管必管。

（十一）妥善处置老干部来信来访。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老干部信访工作。严格工作顺序，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反映好老干部的意愿，疏导好老干部的情绪，维护好老干部的利益。

四、围绕“十二五”规划的实施。

（十二）围绕“十二五”规划。并广泛宣传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事迹。

（十三）各级老干部部门要依照本级政府的要求。服务大局，努力完成招商引资等方面的工作任务，为经济社会发展多做贡献。

促进老干部活动中心和老干部大学的新发展五、抓住机遇。

（十四）继续发挥各级活动中心（室）和大学阵地作用。以“讲健康”活动为载体，开展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十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增加必要的投入，使场地、设施、功能与老干部队伍的发展变化和实际需求相适应。

六、以纪念建党周年为契机。

十六）以“向建党周年献礼”为主题。举办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以“讲党史、讲传统、讲改革、讲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老干部宣讲活动；要积极参与中组部举办的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征文活动。各级党委和老干部工作部门要认真做好组织推荐和服务工作。

（十七）以“讲服务”活动为载体。落实领导干部联系老干部制度，做到五知一跟”走访和联系面要达到100%对特殊情况老干部要重点回访。七一”前，要通过上门看望、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易地安排老干部活动，协助他解决实际困难，切实让老干部亲身感受到党的关怀。

（十八）加强对老干部工作的宣传。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宣传各级领导和社会各方面对老干部工作的关心、重视，特别要注重宣传广大老干部的历史功勋和卓越贡献，进一步营造尊重、关心、照顾老干部和重视、理解、支持老干部工作的良好氛围。

七、围绕重点调查研究。解决新问题

（十九）围绕重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要重视调研效果的共享和转化工作，使调研效果更好地应用于老干部工作的实践。

（二十）进一步做好信息、统计工作。各地各部门要提高对这项工作的认识。指定专人，明确责任，及时、准确地报送信息及统计数据。要加强对离休干部信息库的日常维护工作。

精神文化范文篇8

长期以来，煤企职工一直是文化低、素质差的代名词，然而伴随着煤矿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吸引了一批高素质人才投身煤炭行业，同时煤企职工的整体素质也有显著的提升，从而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强烈的内在渴求。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职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强

近年来，煤炭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入和竞争机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职工自身素质的提升，同时大量的技校生、专科生开始不断地充实煤炭企业，职工中本科生、研究生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可以说煤炭企业职工的整体文化素质已有了较大的提升。例如，临矿集团王楼煤矿就率先于2011年8月成立大学生采煤队。在现有成员26人中，研究生学历的二人，本科学历四人，大专学历的20人，平均年龄25岁，在采煤一线他们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一面旗帜，曾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多项集体荣誉，其先进事迹获得多家媒体报道。煤炭企业职工整体素质的提升以及与外界联系的加强，导致他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显著增强，对精神文化需求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二）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样性与现代化

新时期煤炭企业职工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日益增强，基于多元的主体、不同的层次产生不同的需求偏好，其精神文化需求已由单纯的兴趣爱好转变为“求知、求乐、求美”的多元化需求。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多样性，既有强调个体文化享受，又有要求彰显个体个性文化素养的；既有追求传统大众文化，又有崇尚高雅文化的；既有积极参与，又有爱好广泛展示的人群等等。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实现个人价值、力争成才和成功已成为当代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文化生活的主流[1]。传统的精神生活内容，如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电视等越来越受到以电脑和网络为载体的活动方式的冲击，这一点在年轻职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新时期煤炭企业职工精神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职工精神文化方式和内容相对滞后

职工的精神文化建设对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有些企业在追逐利润的时候往往对职工文化建设的本质属性缺乏深刻理解，担心组织文化活动影响正常生产，没有把职工精神文化建设与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力、提高员工素质能力有机联系起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航总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工会主席苏玲就曾说过：“追逐利润最大化不应成为企业的唯一目标。把企业建成家园，让工作‘甜蜜蜜’，才是一个企业管理者最大的成功。”在她看来，那些恪守“我出钱、你干活”的旧模式，对员工精神文化需求漠不关心的企业，失去的不仅是员工的忠诚，更是未来发展的原动力。煤炭企业自身的特殊性，诸如地理位置偏僻、相对封闭等则更容易让企业忽视或淡化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认为职工文化建设是软任务，不是硬指标，因而紧迫感和主动性不强，缺乏规划和部署，工作局限于少数人员，没有形成分工负责的工作体系和全员参与的工作局面，从而造成职工文化建设与实际结合不够紧密，文化活动内容枯燥、方式单一、缺乏新意、表面化等问题。职工精神文化方式和内容相对滞后，以致职工认可度不高，更多时候职工视文化活动为摊派任务，缺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职工精神文化需要多样性缺乏对应供给

需求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需求的多样性。新时期，煤炭企业职工从技校生、专科生到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多元化明显，加之年龄、性别、类型、层次的不同，精神文化需求自然朝着多样性发展。在职工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样性的同时，有的企业则浑然不觉，更多的企业选择了逃避，在实际面临选择时，往往会倾向于更节省成本的一视同仁。这种一视同仁就必然要求能被广泛接受的活动形式，例如年庆、节假等大型活动[2]。因此，职工精神文化多样化的需要很难得到对应的供给。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软实力，滞后的职工精神文化建设必将给企业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新时期，面对职工对精神文化生活内在渴求的不断增强、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现有的文化活动方式和内容已明显滞后，很难满足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煤炭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职工文化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满足职工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职工的精神文化建设。

三、新时期加强煤炭企业职工精神文化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精神文化范文篇9

一、基本概念解读

要在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中融入工匠精神，首先要对工匠精神有明确的认知。就目前的资料研究来看，工匠精神，英文是Craftsman’sspirit，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在目前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工匠精神被不断的提及，在教育过程中，工匠精神也在不断的被普及，一方面是希望老师们能够认清自己的价值，从而更好的为教育服务，实现教育的精益求精，另一方面，希望用工匠精神感染学生，使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有清晰的认知，以此树立良好的职业态度。总而言之，工匠精神无论是对个人成长还是对产品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校园景观文化是校园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其不仅是学校建筑的外部延伸，对校园起着美化和点缀的作用，更是一个无声的教育课堂，对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的思维习惯、语言行为等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在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中，对景观的文化立意和思想内涵做十年做深入性思考和讨论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工匠精神与新疆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互动的重要性

上文对校园景观文化做了具体的介绍，从概念分析来看，校园景观文化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所以必须要做好校园景观文化的建设。就院校景观文化的具体建设来看，其主要是为教学服务的，所以思想性以及内涵表现均要和教学有关，工匠精神的内涵丰富，对教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重视工匠精神与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意义显著。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强调工匠精神与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互动，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能够有效的提升校园景观文化的丰富性。工匠精神的内涵比较的丰富，比如其有敬业、精益求精、专注等方面的内容，在校园文化景观建设的过程中，基于工匠精神的具体内容对景观进行构思与设计，这样可以实现景观特点和工匠精神内涵的有效结合。这样的景观存在于校园中，会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体现，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不仅能够欣赏景观，更能够感受景观所表现的文化气息，这对于强化文化影响来讲有重要的意义。第二是工匠精神与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可以帮助学生开拓思路。从现实分析来看，很多学生在具体的学习中，思维会局限在课本教材中，这种学习方式对于学生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校园景观是校园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缺少的构成，工匠精神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会让校园景观的思想性更加深刻，而思想性越深刻的景观，其越能引导学生实现思维发散。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基于景观深化思考，不仅自身创新会有显著进步，其对工匠精神的理解也会有显著的进步。

三、工匠精神与新疆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互动路径

从现实分析来看，要在高职院校校园景观文化建设实践中真正的实现与工匠精神的互动，需要从以下三个路径入手。第一是景观设计。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文化体现，但是重要载体是景观，也就是说，文化体现的效果如何与景观的设计有显著的关系，所以要实现工匠精神与景观文化的互动，强调景观设计是十分必要的。就具体的景观设计来看，工作执行遵循如下内容：1深化工匠精神的分析，明确其内涵，并确定景观设计中需要表现的主题。2基于工匠精神的具体内容做景观的特色分析，包括形状、色彩、线条感等，使景观特色和工匠精神的内容实现匹配。3基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基本目的对景观表现思想和主旨进行强调，实现点题设计的突出，这样，工匠精神与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目的得意实现。4新疆高职学校目前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较高，将汉字文化融入景观设计中，更符合新疆高职学校的学情。总之，景观设计是景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以此为核心实现与工匠精神的互动现实价值显著。第二是专业课程设置方面。从高职教学分析来看，专业课程对于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有重要的影响，所以需要重视专业课程的具体设置。从工匠精神与高职校园景观文化建设的互动来看，景观感知可以作为教学辅助，工匠精神在专业中的渗透可以作为专业强化的重要内容。总之，在专业课程设置的时候，实现校园景观、工匠精神与专业教学内容的有效结合，这样可以实现专业设置的全方位思考，具体的专业设置也会包括更加多样的内容，学生在这样的内容基础上进行学习，其学习的效果会有显著的提升。第三是从课余生活方面实现互动。就高职院校具体教学分析来看，课余生活的丰富性表现突出。当一种文化在学生课余生活中渗透之后，学生的课余生活会深受文化影响。在教学实践中，以课余生活为基本载体，实现景观和工匠精神的互动，这样可以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体验景观文化，感知工匠精神。就具体的工作实施来看，主要的步骤有：1活动组织。组织主题鲜明的活动，在活动中体现工匠精神，并很好的利用校园景观，这是先了景观利用与精神体悟的融合。2研究探讨。研究探讨主要是基于活动组织的，在活动开展的基础上，加强学生们的讨论和分析，让学生们立足于活动主题思考具体内容，如此一来，其对具体内容的感知会有显著的深化。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的新疆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校园文化对教学的影响十分显著，所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十分必要。景观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学习有显著的影响，积极的强调教育教学中景观文化与工匠精神的互动，这可以帮助学生感知校园文化，体悟工匠精神，从而实现人才培养效果的提升。

参考文献：

[1]贾洪岩,刘惠娟.工匠精神培养与高职校园文化建设融合育人机制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8,No.487(10):144-145.

[2]孙富.高职院校实施工匠精神培育工程的实践与思考[J].现代职业教育,2017(22):188-188.

精神文化范文篇10

在北京市密云县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和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为推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于同时期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和创意,在得到肯定和支持后,予以全面发起和大力推动的重大文化项目。目前,“中国印”摩崖石刻已于今年7月13日即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之际正式落成,成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的一道壮丽景观;“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在去年年底向全球广泛征集后,今年又进入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的重要阶段。可以相信,这两个文化项目的实施,一定会对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汉字,是中华文化在抽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龙,是中华文化在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主要载体。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长期以来一直对汉字文化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多次指出,汉字具有抽象性和形象性结合的意蕴和结构,不仅在意蕴上可以不断纳入时代精神,推陈出新,而且可以在结构上通过艺术造型,产生新的重大文化内涵,“中国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而龙文化的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和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与集体力量有机融会的特殊项目这两个基本事实予以证明。这说明,无论是抽象状态意义上还是形象状态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载体,其本身都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内在气质,而这种气质与奥林匹克精神所强调的“和平、友谊、进步”也是完全一致和相通的。因此,用“中国印”摩崖石刻和“中华和平龙”建设这样两个文化项目来体现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对接和结合,本身就具有在理念上和气质上完全相通相合的境界。

“中国印”摩崖石刻建设在北京市密云县这样一个生态县,“中华和平龙”将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说明我们在建设人文项目时,同时追求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印”是北京奥组委经过征评而确定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用摩崖石刻方式建设既定的文化标志,相对而言可以推进得快一些;而“中华和平龙”的建设,首先要通过面向海内外征集创意和设计,确定能够表现中华龙“和谐共生、团结合力”内在特质的方案,相对而言其精神劳动量会更大、更复杂一些。因为,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以“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标志着中华龙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永远贯通,我们有理由、有责任把精神劳动做得更扎实、更细致、更稳妥一些。现在,经我国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有关机构共同发起了“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必将把“中华和平龙”创意和设计的征评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而更有力地促进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将是我们要推动的永恒事业。我相信,这一事业将在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腾飞的历史进程中,同时走向成熟和辉煌!

和谐共生团结合力

2006年10月,与建设“中国印”摩崖石刻项目的倡议一起,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以“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文化理念为主题,向海内外全面征集创意和设计,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的建议,得到了肯定和支持。200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下文同意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开展设计工作,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于当年9月向全球,特别向海内外华人征集“中华和平龙”建设的创意和设计。

将“和谐共生、团结合力”作为“中华和平龙”建设的文化主题,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长期深度研究和大力弘扬中华龙文化精神内涵的结果。2000年是龙年,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国家体育总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一起,在海南省举办龙文化艺术节。他们于1999年年底,就组织课题组,研究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力图从理论上回答中华民族为什么以龙作为自己的象征。他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华龙文化的精神内涵应当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首先,这可以从龙的形象是诸种动物形象的合成这一事实得到证明。中华民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将自己的各种动物图腾形象集中到了龙的形象中予以表现,黄帝的传说中也有过这方面的表述。其次,这可以从龙文化的民俗民风项目舞龙和赛龙舟是个人和集体力量完整的有机组合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在舞龙和赛龙舟中,个人的操作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必须在操作和谐中得到共生,必须在团队团结中形成合力。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多位领导同志的肯定。钱其琛同志于2000年为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举办龙文化艺术节而作的《深刻开掘和研究龙文化的精神内涵》一文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以后,担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主任委员的成思危、李贵鲜、韩启德、周铁农及叶小文等领导同志也先后撰文阐发过这一问题。

在从理论上提出“和谐共生、团结合力”是龙文化精神内涵的同时,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力图将这一深层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先后于2000年年底和2004年举办了“华夏龙情”和“龙的传人”大型演唱会,并形成了由成思危、许嘉璐等同志审定的《让中华巨龙飞起来》的主题歌。2002年,时任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易建湘同志向组委会提出建设“中华和平龙”的设想,并根据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委托,连续组织了龙文化知晓程度的深度抽样调查。抽样调查结果证明,多数受访者肯定自己是龙的传人,但不知道为什么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一事实推动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通过建立艺术形象来传播和普及龙文化精神内涵的步伐。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中华和平龙”的项目由此提出和发起。

追求文化主题和艺术形象的和谐统一

在确定一定的文化主题后，全面征集与此相适合的艺术创造，是国际开展大型活动的惯例。如，北京奥组委就全面向国内外征集北京奥运会会徽和吉祥物的创意和设计方案。可以预见，这种方式将会越来越普及和普遍。但是，这也会形成一个内在的深刻矛盾，即抽象的文化主题和具体的艺术形象如何能达到和谐统一。在遵循国际惯例开展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时，我们也遭遇了这一深刻矛盾。

自2007年9月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开展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后，在全球收到创意设计作品近70份，符合征集要求的20余份，收到支持信函600多份。从我们征集到的创意设计作品来看，其中有精彩之作，我们已评选出海峡两岸的优秀作品4件，准备予以颁奖。但即使是精彩作品，也尚未能解决以艺术形象反映龙文化深刻主题的问题。第一，如何使龙的艺术形象全面展示龙文化“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深层理念？由于形象性作品往往具有个体性，因而具有单面性，不能起到全面展示的作用；第二，在反映深刻内涵后，如何使其艺术形象的创造具有神圣、神奇、神往的风格，具有艺术震撼力和辐射力？由于用抽象状态的作品表现文化主题，虽然全面性程度高，但艺术形象的缺憾比较大。为此，我们将以追求文化主题和艺术形象和谐统一的思路，来开展“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

我们认为，以精品性的艺术形象来反映深刻的文化主题完全是有可能的。海内外的相关事实和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和设计第一轮征评活动都为我们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首先，可以通过群体性的形象，多侧面从而全面地反映文化主题。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就用5个福娃共同表现主题；同时，也可以用较抽象性的图案来反映较为全面的主题。因为具象形态的作品反映主题一般单一，抽象形态的作品反映主题的涵盖面较大。如北京奥运会的会徽中国印，其设计相对抽象，但涵盖了北京奥运会的主题和理念。但是，无论用群体形态还是抽象形态的作品反映文化主题，都应贯彻创新精神并融入时代元素，这就要求作者深刻开掘主题并全面理解时代精神，这实际是能够以精品性的艺术形象反映深刻文化主题的前提和基础。

本着上述理念和理解，我们将全力投入到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中去，以求在中华和平龙项目的运作过程中达到预期目标，为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结合做出贡献。

加强两岸中华文化理念上的交流与合作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于今年5月共同发起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活动,各自负责海峡两岸的中华和平龙建设活动的宣传和运作。根据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委托,有关台湾人士已向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寄送了有关中华和平龙的一件雕塑创意和平面照片;一首主题歌;一件书法作品,并将来京参加“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仪式。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的合作基于双方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双方都一致认为,为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和谐相处,必须达到双方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度沟通。因而,双方都要弘扬中华龙文化的“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精神。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与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已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2000年底,双方发起了《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即在全国各行政区域的名胜古迹处采取原质土壤,送到北京,制成特型地图――《中华故土地图》,予以安放。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连战先生等一批重要人士题词支持下,于2001年1月1日在阿里山采取原质土壤,于当年3月2日(即习俗中的龙抬头日)送到北京长城脚下,参加两岸汇土仪式。2003年,央视春节晚会以艺术形式报道了这一重大活动;2003年正月初一,汇聚了台湾同胞送来的原质土壤的第一块《中华故土地图》文化标志被安放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之所以有这样的重大举措,是因为双方对中华大地文化有着共通的认识。双方一致认为,“聚沙成塔,汇土成地”是中华民族团结合力的深刻体现。这种精神,孔子也有过经典论述。《论语?子罕》中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这一含义在传说由孔子整理的《尚书》中成为经典性的成语“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整体的意思是,缺少一筐具体的土,就不能汇成高山。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这种大地文化,双方共同组织了《中华故土地图》推广活动。

在中华经典《易经》中,开首就是乾坤二卦,分别以龙寓天,以马寓地。中国人所说的龙马精神就是从此而来。在组织了汇土活动后,再组织弘扬中华龙文化活动,体现了中华文化中的天地人合一精神和龙马精神。而中华龙文化“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精神内涵与“聚沙成塔,汇土成地”的中华大地文化完全是一脉相通的,共同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与和合。

龙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和谐共生、团结合力”。这可以从两个基本事实得到证明。第一,龙的形象是诸种动物形象的合成。古人说过,龙“角似鹿,头似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这说明中国人民是在发展过程中,将各种动物图腾集中在龙身,使龙成为中华民族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象征;第二,舞龙和赛龙舟是民俗民风中龙文化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在舞龙和赛龙舟中,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行动完全融入集体合力中,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个人和集体的智慧与力量得到了最充分的融合。这是中国人特有的团结合力精神也是和谐文化的充分体现。

从2000年起,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始终弘扬并强调这种龙文化的深层理念。支持和参加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活动的多位国家领导同志都撰文阐述过这一理念。在海峡两岸关系出现转机的重大历史时刻,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高度认同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提出的这一理念,并共同决定,以此理念为内核和指导,开展“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共商中华和平龙建设文化理念过程中体会到,“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龙文化精神内涵是对海内外华裔同胞骨肉亲情、血脉相连的反映和体现;是对中华民族从来具有但在2008年特别体现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精神的反映和体现;是对中华民族情义无价、大爱无疆价值观的反映和体现。在“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开展全过程中,应坚持这种文化理念和高度。坚持“和谐共生、团结合力”的文化理念和高度,能够使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明白自己为什么是龙的传人,明白中华民族为什么要以龙作为自己的群体象征,从而提高文化自觉性,增强文化凝聚力,加强海峡两岸同胞的交流和沟通,加强海内外华人的交流和沟通,加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和沟通。在“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开展全过程中,坚持这种文化理念和高度,就是坚持使中华和平龙的艺术形象具有更为深刻和丰厚的内涵,不至于流于肤浅和片面。这是历史和时代的要求。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在此过程中也认识到,将深刻的文化理念转化为艺术形象有着很大的难度,将深刻的文化理念转化为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有着更大的难度,需要参与者具备更高的激情,更强的意志。为此,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呼吁海内外华裔同胞和国际友人,积极参加“海峡两岸共建中华和平龙暨中华和平龙海内外创意设计第二轮征集活动”,献出自己的心智来创意和设计,使中华和平龙真正能够建设成为和谐文化的体现和象征。

2003年春节，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和台湾中华文化艺术基金会从海峡两岸汇土制成的第一块《中华故土地图》文化标志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正式安放。

致力于深度文化的沟通

中国印摩崖石刻已经在北京市密云县建成,中华和平龙建设目前进展到了什么阶段?

中华和平龙建设更致力于海峡两岸同胞、海内外华人的深度文化沟通,更致力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深度文化沟通。这两个项目是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同时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提出建议的。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奥组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北京奥组委和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分别指导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也说明,后一个项目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项目,时间可以相对长一些。同时,用摩崖石刻方式展示中国印,已有了中国印的设计方案;而中华和平龙建设,首先需要汇集全球的创意和设计,形成精品方案。将中华和平龙建在一个用“奥林匹克”命名的公园里,必须致力于中华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的深度沟通,以此标准筛选出设计方案进行建设,才会具有长效性。

将中华和平龙建设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中,有什么深度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