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范文10篇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国债；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财政风险

1998年以来，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维护财政的稳定性及消除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作用等方面，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凸现，尤其是全球经济萎缩，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继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周期，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以图冲破经济发展中的“极点”，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笔者试想以国债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谈几点看法。

一、国债规模的现状分析

通过发行国债，聚集民间资金来扩大内需，发挥其乘数效应，这不仅有理论支持，更有实践经验总结。但是，我们并非因此一谈扩大内需就油然想起要发债。国债空间大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这恐怕还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如表1，从债务负担率来看，我国尚存发债空间。但是，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依存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目前财政收入受到制度外收费项目的排挤，经过调整之后，人们对此指标尚可接受。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费改税工程才刚刚起步，在未来3-5年内不可能有彻底改观。因此，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受到收费项目的排挤，侵蚀财源的现象在以后较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债务依存度依然较高，政府在发债时，必须充分考虑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发债空间。

（二）从债务总规模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启动公债发行，尤其是1994年以后，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政府调配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些人把我国的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横向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债总规模还比较小）。但是，我国的国债发行历史较短，且偿债方式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取得的收益和经济内生增长力量来还债基本上未能反映在偿债资金里。因此，把我国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实质上并非让人放心。

（三）从政府的隐性债务看国债总规模

单纯从国债本身这个范畴来进行比较，我国国债规模尚未达到警戒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达标指标），但我国现实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和各种不良资产，增大了政府发债的风险性。日前，我国有影响的政府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公共担保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外债；社会保障欠账；粮食挂账和供销社挂账；地方财政的隐性债务，例如欠发达地区拖欠教师工资等。

综合上述五大要素看我国的国债规模，情况非常严峻，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政策协调司财务处估计，截至1999年止，政府的债务负担率为90%-125%.

二、国债两大实质效应分析

（一）从应债主体上看国债的挤出效应国债的挤出效应

在此主要是指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在资金上的争夺，有些人认为由于国债投资领域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特点（重视社会效应、周期长、回收慢等）决定了其投资具有不可替代性，民间投资根本无力在政府投资领域内分得一块自留地。其实不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和公共财政下明确的政府分工，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会越来越宽，门槛也会越来越低。如在此情况下仍对发债乐此不疲，则不仅会影响其资金的流向，更会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事实上，民间投资对经济的真正“飞跃性”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二）国债风险效应分析

由于政府的主权地位，人们一般认为国债的风险较小，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政府的主权地位大规模在国内外举债来促进或保持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也达到了举债主权国政府的举债目标。但国际经验表明，许多政府错把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表面繁荣误认为永久的繁荣，没有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表面繁荣带来的经济泡沫，结果陷入了债务危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国债风险主要内在于以下两方面：

1.从国债的偿债方式来看，我国的国债还本主要是通过举新债而完成偿还旧债，逐步滚动累积下去，政府不仅要承担更大的还本压力，更要承担巨额付息的风险，尤其是随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投资者将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那么，政府要参与与其他金融资产争夺市场，不仅要有信誉作保证，更要为投资者带来投资实惠，否则，政府很可能顾此失彼，而隐入债务窘境。

2.经济增长未见预期成效，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达到政府的预期调控目标，乘数效应未能完全释放出来，这是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意见，经济增长不稳定是其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其增长不是与经济发展同步，也不是通过严肃立法而取得的，对于税收增长的可持续性人们更持怀疑态度。因此，主要以税收收入来偿还债务，降低国债总规模在我国目前情况似乎前景非常黯然。同时，国债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益性和任意改变资金用途，更加剧了国债的风险。

200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7.8%，虽有所回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0.3个百分点。据专家估计，受美国经济缩水的影响，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外贸出口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积极财政政策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长期政策。但是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发债空间已经很小，财政风险较大，经济增长基础不稳固。因此，政府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时，必然要实现转向。在条件成熟时，国债应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其它政策工具发挥效应腾足空间。

三、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

（一）减税应是刺激民间投资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用著名的“拉弗曲线”论证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源动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也应双管齐下，注重供给管理，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增长基础，释放和化解财政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件早晚的事情。但是，从全球总体企业税负水平来看，我国处于偏高水平，且存在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非常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出口退税政策几经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激励，但在正式加入WTO后，自由贸易政策将会自动抵销其出口退税正效应。此外，全球税制改革的一大潮流就是减税，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留足资金空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减税应该是指根据国内客观经济情况，灵活地降低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对其形成较实惠的激励，而不是简单的税种“剪贴”。其重心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得税方面。在两税未能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与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先在税率上统一起来，究竟采用哪档税率，可参照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标准，制定在25%-29%之间；其次，要规范两税中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减少政府官员在企业中的寻租行为，为企业公开纳税创造一个透明化、制度化的空间；第三，要加快费改税工程的工作，对一切强加于企业头上的不合理收费，可以通过立法，赋予企业拒付的权力。

2.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其实质是政府敛财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能促成投资激励和科技进步，尤其是对于那些固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而言，长期得不到资金来更换设备提高竞争力。当然，有些人担心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政府收入会损失一块，这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更认为，增值税转型之后，客观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将会极大地刺激其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提高企业竞争力，经济活动量也会因此而成倍增长，这样一来流转税类中其他税种收入的自然增长会弥补转型后财政收入损失中的一块，二来也可以通过公司（企业）所得税补回一块。更为重要的是，增值税转型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经济活动量，也更符合国际惯例。如此看来，增值税的转型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行性，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其它税种的调整。对于因宏观经济形势而开征的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等税种，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及时、有计划地将土增值税及其个别税种停征。同时，对于在地方税体系中存在内、外两套征收方法的税种，要尽快统一标准，公平税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坚决予以停征，不能再把它们看作是聚集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更重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和对经济活动量增长的贡献大小。

（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加强项目监管

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普遍反映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工程项目重复建设，资金浪费非常严重。对于利用国际组织贷款来发展的一些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府只管投资而忽视效益。形成极大的资金“漏斗区”，不仅项目本身不能盈利，无法安排资金还贷，甚至还要求国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很显然，这种支出增长根本不可能发挥其乘数效应，其结果往往是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在今后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财政支出还要加大投资力度，但其重心一定要放在效益和监管上。在立法可能的前提下，明晰政府的具体职责，突出其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而淡化其投资者的角色，同时，要加快预算管理，一改过去支出随意性特点，使预算（预算草案）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硬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三）税式支出应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也已到了末期，我们可以在清理和整理的过程中结合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他们足够的政策支持。我国中小型企业在资本市场无力筹集它们想要的资金，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愿给它们提供贷款，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面临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其发展一要靠自身积累，二要靠政府支持。税式支出是提高中小型企业自身积累率的重要政策。中小型企业，不仅是生产者，更是一个消费者，它发展的优劣状态，直接影响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与经济增长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四）投资重点应放在农村、教育和环保方面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债投资经济结构减税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若这种政策只是靠增发国债来带动政府投资的扩张，财政债务风险会不断加大。所以，寻求化解财政风险和解决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积极财政政策创新问题，至关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2003年GDP增长9.1%，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在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为70.95%，远远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过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增长了41.5%。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连续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强劲需求拉动下，价格总水平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凸现。面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一个阶段内，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从调整结构入手，适时适度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实施的力度。财政政策应由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上来。

首先，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适当地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并逐年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其次，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的要求，紧紧围绕“五个统筹”，把机制创新作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重心。主要是通过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拓宽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思路。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发挥税收、贴息、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杠杆，随着改革的深入，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融于公共财政政策中去。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十分簿弱，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工业和建筑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这种状态下，增加需求仅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很难凑效的，必须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

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首先，用长期建设国债进行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而且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最佳路径。其次，加大防灾、生态保护的投入，加强生态建设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些项目社会效益好，主要靠财政投资。再次，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农户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家应尽早启动农村教育扶贫工程。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最后，利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来引导和扶持那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农业投资项目。积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第二产业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目标，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基础产业的投资外，还应支持工业战略改组、优化与升级，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使其尽可能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于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企业。这不仅是国有企业自身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集体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对那些经战略性改组后有必要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继续保持独资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功能。当然，在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财政增量投入总是有限的，重点是盘活存量资源，使存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地区之间流动，而存量资源的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组合的结果。关键问题是目前我国一方面缺乏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即产权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又缺乏资本补偿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就需要财政政策支持。财政可以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国债来收购、封存或淘汰那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使过剩领域的资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

采取措施治理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首先，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尽快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的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标准，不达标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对在建工程进行清理整顿，对未达标的，责令限期改造达标。其次，要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对省以下土地实行垂直管理。凡是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再次，要加强监管，严格控制银行贷款。银监会要加强监管，中央银行要强化窗口指导，商业银行要增强风险意识，严格贷款审核，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扩张的行业，要从严控制贷款。最后，要加强税收执法力度，禁止任何地方和部门擅自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得越权减免税收。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重工业化时期，此次经济的重工业化是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以及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从直接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充分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应侧重于支持汽车、通讯、旅游、文化、体育、教育、医疗服务等新兴消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教育产业以及旅游产业的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限制，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各种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以全面提高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切实增强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

要合理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劳动力、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政府采购作为市场中最大的购买者，它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向产业结构的合理方向流动。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政府采购，使得需求结构处于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态势。目前我国房地产，汽车等投资增长过快，如果政府采购在一定时期内不抑制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当然，在短期内，政府仍然需要有计划地适量增加投资过热的产业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投资过热产业的投资产品。否则，会导致生产产品过剩，很有可能形成经济滞胀。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启动消费

连续实施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仍然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力加大，居民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为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障碍。因此，近期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对启动消费需求的支持力度。一是尽快建立健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消除大多数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信心和消费水平，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二是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继续贯彻执行企业“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政策，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财政扶持力度。三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选择可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效地解决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四是消除限制消费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改善消费环境，启动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深化税制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对消费行为减税，以刺激消费

当前，一般性消费品已在我国城市家庭趋于饱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已开始向汽车、住房、教育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将减税政策与银行的消费信贷结合起来。对政府鼓励的特定消费行为如居民购买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因此，建议政府应尽快制定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达到扩大内需，引导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目的。

对投资行为减税，鼓励投资，特别是吸引民间投资

为了鼓励企业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将减税与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起来。

进一步扩大企业所得税的抵免范围。对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国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都应按一定比例允许抵免企业所得税，以鼓励企业投资，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装备的进步，提高其竞争力。

逐步推进增值税制改革，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从1994年起实行的一种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使得企业外购设备的投资越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这样就抑制了投资和设备更新及技术进步，导致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使得国内产品税负重于国外产品，税负不公，不利于公平竞争。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缴纳增值税允许抵扣，不仅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动力，逐步形成社会自我投资的增长机制，而且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供给水平。增值税转型后，应尽快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的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

继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一是全面推进农村“费改税”工作，取消不合理收费，进一步规费收费。二是逐步从以税代费改为费税全免。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应逐步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取消农业税，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即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的农民只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征农业税。三是对农民个人和个体工商业户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时，进行适当地税收减免照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参考资料

1.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讨论会综述》，《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3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4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一、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

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二、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GDP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5

1．预算办理的引导头脑要表现大众性。

我国要创建的大众财政是用来餍足大众须要的，这就要求作为财政主导要害的预算也要表现大众性，在预算方式、实验和监视全历程中要以餍足大众须要作为出发点，并筹划干系的制度部署保证大众性的实现。

2．从发达国家大众财政的经济看，预算方式要表现以下原则：

（l）果然性。指全部预算出入必须经人代会（议会）查察答应，并向社会发表，使之置于人民监视之下。

（2）完备性。指国家预算应包罗它的全部财政出入，不准少列出入、造假账、预算外另列预算。国家容许的预算外出入，也应在预算中有所反响。

（3）统一性。指国家预算是由中心级预算和地方总预算组成的。各级当局的财政出入都要到场各级预算中；下级预算都要包罗在上级预算中；各级预算都要统一在国家预算中。

（4）可靠性。指预算出入数字的依据必须可靠，盘算准确不克不及假定，更不克不及恣意编造。字串1

（5）年度性。指国家预算必须按年度方式，要列清天下的财政出入，不容许将不属于本年度财政出入的内容到场本年度的国家预算之中。

（6）执法性。指方式的国家预算一旦颠末国家最高权利布局答应之后，就具有执法效力，必须贯彻实验。

3．在预算实验历程中，要创建相应的配置、监视、管帐和陈诉体系对拨款、资金使用和预算项目实验情况举行办理，以保证预算使命的完成，保卫预算实验历程中因当局官员的“内部人控制”而导致预算实验偏离大众须要的轨道。

4．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创建相应的预算监视制度增强对预算的监视，保证预算付出用于大众须要。

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团结我国预算办理中存在的标题，我国的预算办理应举行如下改造：

1．明确预算办理的引导头脑。

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对我国的财政出入举行全面查验。在大众财政框架下，财政收入重要来自税收，这就要求从理论上分析当局为何要收这个税、谁人税，收多少税，收这些税和大众须要的干系是什么？不克不及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我国现在财政收入中除了税以外，还有大量的收费，这同样要分析收费的理由是什么，在收税以后，为何还要收费？如果这些收费是公正的，还要弄明确这些收费收入是进预算内由财政统一支配用于大众须要，照旧进预算外由各收费单元支配用于单元须要。以诉讼费为例，法院所提供的劳务属于大众须要，其用度理应由国家财政部署。由于并非每个法人、自然人都要去法院打讼事享受大众劳务，便是每个法人、自然人去打讼事，每个法人和自然人打讼事的数目也并非一样，为公正起见，法院应收诉讼费。从理论上说，这个诉讼费应返国家全部，而不应归法院全部，这是由于国家已经付出了用度购置了法官的劳务；如果诉讼费归法院全部，这就宛如一个老板雇佣了一个司理，其司理筹谋所赚取的收入归司理全部而不归老板全部，恐怕天下没有这样的老板。字串4

2．预算科目的改造。

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我们以为应对预算科目举行如下改造：

（l）变化仅按行政奇迹单元、机构分别的现状，增长分类的尺度。新的预算科目可按部门、成果和经济性子三大尺度分类。部门分类重要明确资金办理的责任者，办理“谁”的标题；成果分类重要反响当局付出的成果，明确“干什么”的标题；经济性子分类重要反响收入和付出的经济性子，明确收入的具体源头和付出“怎样使用”。尤其须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将把预算内出入、预算外出入和行政奇迹单元自收自支部门都纳人当局出入分类范畴。这项改造是范例预算办理的底子事情，它不光为预算方式进一步细化，推行零基预算、综合财政预算、国库会集收付制度、当局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造打下良好的底子，而且也会为强化预算监视、有用实验宏观调控创造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按部门、成果和经济性子分类并向社会发表后，预算的透明度和果然性将大猛前进，可大大制止以霸术私，保证预算切合大众须要；同时也迫使有关部门前进预算方式的水温和质量。

（2）细化预算科目。在大的分类下，尽大概分设多少款、项、目级科目，使人们知道钱是从那里来的，付出是谁花的、费钱干什么的以及钱是怎么花的，从而有利于人代会和人民群众的监视，增长预算的透明度和果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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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行科学的预算方式要领。

在收入方面，运用“尺度收人测算法”方式收入预算，即凭据历史资料分析测算各项收人与干系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作为测算该项收入的参考尺度，充实思量干系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订定收入预算。

在付出方面，实验彻底的零基预算，推行绩效预算。所谓零基预算，是指在预算方式时统统从零开始，对原有各项开支按大众财政的要求举行重新考核，而不光仅是修改上年预算或查察新增部门。要推行零基预算，必须做好以下各项事情：第一，凭据事权明确分别各级财政的付出范畴，改造对预算外资金的办理步伐，创建实验零基预算所需的数据资料体系。第二，认真举行视察研究，弄清各预算单元现实使用和应使用的职员和资产。第三，区别差异单元情况订定差异的经费尺度，正确行政奇迹单元正常经费定额。

零基预算在确定付出方面虽然比力公正，但它不克不及保证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为克服这一缺陷，应引入西方国家遍及采用的绩效预算要领。所谓绩效预算，是要叙述和明确预算拨款所要到达的目的，为实现这些目的而设定的筹划要花多少钱，以及用哪些量化指标来权衡其在实验历程中取得的效果和完成事情的情况。绩效预算是一种以寻求效益为目的的大众付出预算模式，要实验绩效预算，必须对财政付出举行资本一效益分析，为此必须警惕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建起切合我国国情的资本一效益分析要领。字串9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6

一、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从紧”方针的关系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正确分析和预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确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与坚持适度从紧的方针相矛盾呢？我们认为是完全不矛盾的。首先，适度从紧的思想包含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核。适度从紧并非完全从紧，它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在这个限度内，它允许财政政策的适度微调。因此适度从紧并不排斥积极财政政策。其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以坚持适度从紧为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违背适度从紧的思想，不能超越适度从紧所允许的限度。否则，从短期来看，我们也许能迅速防止通货紧缩，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又可能种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通货膨胀对于经济的损害，这些年来我们是有深刻体会的。再次，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在新经济启动时期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而采取的，并赋予了更为科学、更为合理的内容。与以往不同，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刺激有效需求，增发国债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持续发展打下更为坚定的基础。因此，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与适度从紧的根本要求也是一致的。

二、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收支、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及国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利率、再贴现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调节。可见两大政策调节的手段、方式、方法、传导途径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一是两大政策必须协调配合，尽可能地减少政策间的摩擦，增强彼此之间的互动性，以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目前我们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可以不用或者不重要。这是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如央行贷款指导性计划的调整，相应配套资金的提供等。二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着力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但并非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力量，而是应该从客观经济情况出发，并结合两大政策的特点，充分发挥两大政策各自的调节优势，主次分明，有取有舍。一般来说，在经济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效果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而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见效快，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二者的选择使用应相机而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但直接增加投资，扩大总需求，而且间接带动相关产业及增加居民收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从而拉动总需求。

三、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国债规模的关系

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发1000亿元国债。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债规模大幅攀升，同时也触及了理论界近期争论颇多的国债规模问题。无疑控制国债规模、加强国债管理是必须的，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国债终穷是为经济服务的，国债规模的大小应以其“内生”效益并促进经济发展为衡量标准。离开经济发展来谈论国债规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增发国债以满足政府扩大投资刺激需求之用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而又可行的选择。其原因在于：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债收入。此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启动内需，即在企业、居民投资和消费需求双双走弱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拉动需求。扩大政府支出必须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前提。税收和国债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两种最基本的形式。在经济低迷时期，增税将会进一步抑制投资和消费，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是不可行的。由此我们也许会想到减税措施。确实，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都曾利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税率并不高，不存在大幅减税的空间。而且我国自1994年开始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新的财税体制正在建立与进一步完善之中，此时调整税率也不利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再者减税属于中长期调节手段，无法满足目前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在增税和增发国债的选择中，我们只能选择增发国债。第二，增发国债本身具有可行性。到199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为6075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8.12％，加上去年年初预算确定的国债数和这次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预计1998年年底的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与大多数发达国家30％～70％的债务负担率相比是较低的，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超过20％的债务负担率。因此，我国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债潜力。而且，现在市场利率较低，正是发行长期国债的最好时机，较低的国债利率可以大大降低国债筹资的成本，减少将来还本付息的压力。再者，当前针对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还可缓解商业银行的存差压力。我国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银行的经营机制正在逐步转变，但同时也出现银行“惜贷”现象。银行“惜贷”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现象，但给银行经营带来了极大不利。向银行发行国债既可以实现财政筹资的目的，又可以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可谓一举多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我国的债务依存度较高。1997年我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22.29％，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55.76％，预计1998年我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40.19％，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73.95％（含年初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两者均大幅超过国际公认标准。较高的债务依存度一方面说明财政汲取社会财富的能力较低，振兴财政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增发国债的现实数量，说明控制国债规模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因为增发国债的潜力较大，就可以一味地发行国债，增发国债的数量必须适度，必须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否则由此引起的财政风险将是不可估量的。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扩张性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二、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8

自去年8月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1998年GDP增长三、四季度分别达7．6％和9％，全年达7．8％。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基本正常：（1）一季度GDP增长8．3％，虽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个百分点。（2）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投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果，从各类产业投资增长来看，一季度一、三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趋缓，一、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由原来的2．2％、55．8％上升为4％、61％，而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由42％下降为35％，变化趋势符合当前产业政策走向；政府投资明显扩大，投资渠道趋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3％，其中预算内投资增长67．8％，国内贷款增长38％，债券筹资增长8倍，自筹资金增长12．1％，只是利用外资同比下降近30％。（3）一季度市场销售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26．1％。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21．1％，占收入增长的35％；二是来自加强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税款查补收入同比增长38．5％，占收入增长的12％；三是来自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保证了海关进口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其中关税同比增长144．4％，海关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107．1％，海关税收增长占全部收入增长的40％。（5）金融运行基本平稳，人民币汇率继续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多项指标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仅半年，其效应从3月份开始出现递减迹象：（1）GDP一季度增长8．3％，二季度增长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增长7．6％，工业增加值上半年增长9．4％；（2）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个百分点，5月份国有及其它类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个百分点；（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月份同比增长5．7％，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5月份同比增长5．3％，比4月份又放慢0．4个百分点，同时居民储蓄在前3个月增加4446亿元的基础上，4月份又增加554亿元，5月份又增加857亿元，1－5月新增5857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亿元，截至5月末居民储蓄余额已达59226亿元；（4）市场价格继续走低，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3．5％，降幅进一步加大，5月份两种价格同比降幅与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费价格已14个月连续下降，商品零售价格已20个月连续下降；（5）各层次货币供给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长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别回落2．14和1．29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13．27％，增幅分别回落1．63和0．8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17．17％，增幅分别回落0．63和0．7个百分点；（6）进口逐月加快，出口继续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扩大3．7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下降了4．6％。总之，经济增长呈下滑趋势，工业增长明显减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下降，出口额同比仍是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由强转弱，供大于求状况加剧，物价继续走低，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紧缩力量，亟需增强扩大内需力度。

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是必然的。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继续，而且今年预算又加大投入250亿元，为什么它的效应会递减这么快？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行下去，涉及对积极财政政策内涵的认识问题。据我理解，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词汇，它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职能作用趋弱的状况而提出的，它的内涵应是全面启动各种财政手段，并通过各种财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财政在市场经济下应有的职能，即合理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以及稳定和发展经济的职能。这样全面理解的财政政策和市场经济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是国家对市场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因而不能把积极财政政策理解为单一的扩张性政策，也不能理解为只是使用发行国债这一单一的财政手段。采取大幅度增发国债的办法，只能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措施，当然不能是长期的财政政策，而从长远来看则应是以增收节支为主、以发行国债为辅、灵活运用多种财政手段。

先看看我国当前国债的发行情况和未来趋势。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98年我国国债余额6495．1亿元（当年发行额－当年还本付息额＋上年余额），占GDP的比重为8．2％，目前仍处于低水平。根据现代国债原理，一般惯例是以新债还旧债，从理论上说，发债的最大限度可以以政府丧失信誉以至国债发行困难为限，到了国债发不出去的时候，还本付息才必须由增加税收来支付，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国债是延期的税收。而我国当前国债仍是居民抢手的投资工具，以此可以判断国债发行仍具有很大的潜力。

国债发行潜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必须对当前财政的负担限度进行认真分析，给以足够重视。我国进入摼盼鍞之后，国债发行额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1995－1998年各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6．9％、22．3％、30．5％、37．3％，国债依存度（按国内债务收入／中央本级支出＋全部还本付息支出计算）也呈增长趋势，各年分别为52．6％、53．4％、54．3％、60．5％。我国每年的国债收入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原有国债的还本付息；二是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由于过去发行的国债多是3－5年中期国债，而摼盼鍞期间又面临还本付息的高峰期，所以国债中的还本付息部分的份额逐年加大，1995－1998年各年还本付息（包括外债部分）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6．7％、66．7％、77．5％、71．0％。也就是说，当年发行国债数额虽然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弥补当年支出的数额却越来越小，而这正是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依存度不断加大从而加剧当前财政困难的症结所在。这种状况通过国债操作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如改善国债期限结构，今后多发一些长、短期国债，避免还本期过分集中形成还债高峰，或将本息分离，将付息归入经常预算或每年付息，避免到期集中付息，加重还本付息负担。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进行这种操作，并且还本付息的顶峰已经过去，明显的迹象是1999年的还本付息金额已经开始下降，由1998年的2351亿元下降为1912亿元。应当指出，减轻国债负担的主要措施还应是通过深化改革，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因为，国债依存度是分子和分母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只要分母增长快于分子的增长，二者的比值就可以下降。计算国债依存度的分母有两个因素：一是还本付息，这是由过去发行的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国债发行额决定的；二是中央本级支出，显然这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既要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要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摿礁霰戎財逐步提高，才有可能逐步降低对国债的依存度。当前和今后的问题是，对连年大幅增发国债必须慎重，防止重新出现还债高峰带来潜在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困境。

下面再看看我国当前预算内财力和未来可能集中的财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收入（不含国内外债务）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至1996年才开始有所回升，1994－1998年5年间分别为11．2％、10．7％、10．9％、11．6％、12．4％。楼继伟副部长在1998年地方财政决算汇审会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未来可能集中财力的趋势，据他的预测，经过3－5年的时间，可以力争使我国财政收入（指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扩大财源，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2）进一步完善税制可提高0．5－1个百分点；（3）通过摲迅乃皵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财政性资金纳入预算内，可提高4－5个百分点；（4）在摲迅乃皵过程中对继续保留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纳入预算内，可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的测算可能还没有包括大约占GDP的0．5％的直接冲减收入的企业亏损补贴、已经在预算中单独列项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998年占当年GDP的1．5％，还应当考虑可以社会保障收入名义纳入预算的大约占GDP的4％的撊O崭＠延脭。如此计算下来，未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25％以上，也就是说，目前预算内的财力仅相当于未来可集中财力的一半。由此可见，当前国家财政的症结所在是财力分散，所以党的撌宕髷确定的摷胁屏Γ裥瞬普方针，仍然应当确认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集中财力不能仅是形式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关键是要确定提高政府可以统筹安排的财力的比重，以便保证政府可以灵活调度，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实现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

有人提出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着支出上的扩张政策与收入上的紧缩政策的矛盾，即收入上的紧缩抵消了支出上的扩张效应。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在肯定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政策措施提出质疑。所谓收入上的紧缩政策，无非是指财政收入的增长会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排挤效应，因而有人明确提出应实行扩张支出与减税同时并举的财政政策。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既然肯定在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是对的，那么扩张支出的收入从何而来？增发国债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发国债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而增加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如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特别是保证下岗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样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加这些经常性支出必须靠增加税收；其二，财政收入的排挤效应是来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而我国当前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偏低，不是过高，因而一般的减税是不可行的；其三，上已述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措施主要是摲迅乃皵，一方面清理整顿乱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额外负担，一方面将应当保留的收费集中到预算内，这种措施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四，增加税收的正常措施是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理欠缴，只要严格按国家政策征税，该征的征，该减的减，该免的免，不是强制地征收摴匪皵，这里也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五，在当前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即使实政策作用的前提条件。

如何全方位启动消费需求，成为近来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已经到了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为什么多次降低利率，物价长时间走低，而居民仍然有钱不花，热衷于储蓄？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即对收入趋势看低而对支出趋势看高，人们总在盘算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买房要花多少钱，医疗保险要花多少钱，未来养老要花多少钱，即使手里有一点钱也有后顾之忧，不敢大胆去消费。所以适当提高收入增长水平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首要前提。改革开放20年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1％，而近4年来仅为4％左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9％，但1986年以后的13年也大致徘徊在4％左右（参见1999年6月10日《经济日报》1版）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稳健；转变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常用的短期政策手段，应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适时地对它进行力度和方式的调整，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优化。当前应及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转变。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势在必行

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启动源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目前已经是第7个年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东南亚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也同时遭遇强劲挑战。中国政府为维持经济的健康运行，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承诺下，提出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张，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在全球颇具创造性，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任财政部部长的项怀诚解释说，国人可能不太适应扩张性的说法，换之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可能更适合中国的国情。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发行国债，支持国家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目的在于：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安排投资，把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通过乘数效应促使经济回升，同时通过国债投资的扩张，引导、激活和启动民间投资，形成民间投资持续的增长机制。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国债1000亿元，国债投资带动了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这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推动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国也成为当年亚洲地区惟一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国家。

为了继续保持经济的较快发展，从1999年至2001年，中国每年增发国债都在500亿元以上，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部大开发等跨世纪工程也得以启动。不仅如此，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平均每年增加就业岗位120万～160万个，截至2003年，6年间共增加就业700万～1000万人，为促进社会稳定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预算赤字一直处于较快的上升之中，从1997年底的1131亿元增至2003年底的3198亿元，增长近2倍。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由1998年的1.2%迅速增至2002年的3%.这一数值达到了国际普遍认同的债务警戒线水平。如果再考虑到数额较大的隐性债务，财政的赤字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其可持续性愈益令人关注。财政风险已然显现。目前凭证式国债发行出现“淡市”现象，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日益接近极限，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其实，只要财政政策能对社会总供需平衡和经济、社会结构优化有正面的刺激作用，就可以判断财政政策是有效的、有作为的。财政政策的作为应符合一定时期政府的宏观目标（包括经济、社会目标），不能背道而驰。几年来，通过增加国债投资带动全社会的投资，避免了通货紧缩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功不可没，但扩张性的发展方式往往导致投资过热，投资效率低。但2004年以来，投资出现了多年少有的高增长，2004年前两个月，投资实际增幅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超出中央及经济界人士的预料。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与财政政策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的作用相悖。当前政府在经济方面的目标不是防止速度下滑、拉动经济增长，而是预防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面对新的目标和任务，如果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则会适得其反。应当说，已经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转向”是顺势而为，恰逢其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也是为了使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总方向一致。于是，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于2004年5月27日在上海世界扶贫大会上作出了关于实施中性财政政策的表述。这是一个重大转折点，意味着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面临调整。2004年12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明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合理调控总量，着力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平衡较快增长”。至此，实行7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要向稳健的财政政策转变。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这是财政政策适应客观经济形势要求作出的必然选择。

二、科学地推进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

稳健财政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可以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作用。稳健财政政策则不是总量的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结构性的导向型操作。稳健财政政策本义为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说，“稳健”指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影响。其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总量与结构。从总量上看，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即对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不产生刺激性或抑制性的影响。这表现在预算收支上就是基本平衡，不搞赤字财政。稳健财政政策意味着投资扩张力度的减弱，这就要求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从结构上看，财政上实行“有保有控”，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一方面促进“瓶颈”、短缺部门的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那些偏热行业的发展，以减少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扭曲。在新形势下，财政政策更多地体现“结构”的取向，发挥促进经济、社会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由“总量取向”的财政政策向“结构取向”的财政政策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指标的财政政策转向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财政政策。这种转变将使财政政策注入更多的人文关怀因素。

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有一个过程。一方面，仍有较大规模的国债建设项目未完工，根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完成这些再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为5000亿～6000亿元。因此，国债政策的“抽身退步”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另一方面，如果过去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拉动GDP的效果是真实的，那么该政策的退出将使GDP增幅下调。尽管2003年中国仍然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力度已经明显减弱，当年的建设国债增发额由2002年的1500亿元降至1400亿元，2004年进一步下降为1100亿元。2004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为11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由于国债和银行贷款存在1∶4的配套关系，即国债投资会带动4倍的银行贷款，所以2004年国债带动的投资可能减少1200亿元，大致影响GDP增长1.3个百分点左右，这种变化是需要政府加以考虑的。为了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政策的有机过渡，稳健财政政策的登场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需要有一个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下子就走向平衡。据有关专家预期，大约在2007年前后，可完全取消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

第二，要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严格控制各项政府支出增长。在以往年间，由于现实制度安排的支出约束力较弱，财政支出通常都会超出预算，有较大的增加支出压力。而且现实的政府支出又不限于纳入预算的财政支出，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所谓预算外支出、制度外支出的规模也不小，并往往是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源泉。所以，要想方设法控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增长，起码不要有超出预算的支出增加，并且在必要时，动用行政性手段扩大控制支出增长的范围，将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支出的增长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等新情况，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并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

第三，要注重在财政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目前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某些行业或地区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调整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比如，基本建设支出要减少，公共事业支出要增加；行政经费支出要减少，教科文卫支出要增加等。除了一些在建项目的扫尾外，不应再开工新的国债项目。一些项目即使十分必要，也要考虑适当往后放。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础教育、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生态环境建设、淮河治理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投入，以及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重大在建项目建设。政府需要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变的步伐，加大向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逐步解决国家财政“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即：逐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财政政策在资金使用上应该进一步向“三农”以及教育、文化领域倾斜，向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倾斜。加大对社会保障事业的支持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加快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城乡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事业。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地方特别是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并通过各种专项拨款补助，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范文篇10

关键词：国债;支出;资金来源;有效需求

1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国债政策

从1998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我国每年都会发行大量的国债，以推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1.11998年的国债政策199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财政预算调整方案。①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投资；②将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性项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过于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

1.21999年的国债政策1999年初，我国发行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年中，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又增发了600亿元长期国债。新增国债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一些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重大项目装备国产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环保与生态建设以及科教基础设施等方面。

1.32000年的国债政策2000年年初发行了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下半年又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又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这共计1500亿元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加快在建国债项目建设，增加基础设施投入，支持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加大西部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科技教育。主要投向：①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②水里和生态项目。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③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超市道路交通、环保等设施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芯片等重大科技项目。④教育设施。包括因高等学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⑤城市环保项目。2000年，中央明确提出国债建设基金原则上不上新项目，集中力量完成在建项目。

1.42001年的国债政策2001年，全年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其中，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建设在建项目后续资金和工程收尾。500亿元特征国债，支持西部开发，主要用于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1.52002年的国债政策2002年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500亿元。主要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改造，以及南水北调、京津水资源保护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公检法等方面设施的建设。

从古典经济学派的公债有害论的时代背景可以看出，当时大部分国家处于君主专制时期，国家的收入就是统治者的收入，他们可以随意的奢侈浪费，在通过税收取得收入的情况下，他们的支出还是受到收入的制约，然而，如果可以发行公债的话，就更刺激统治者的消费。并且，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时期，投资旺盛，社会上基本上不存在闲置资本，政府发行公债，必然会是资本从生产领域抽出，然后，统治者们将其消费掉。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无法在创造利润了，在这种背景下，公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2我国国债资金的支出方向及所起的作用

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的政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并且国债的发行、政府的支出都是有章可循的，根本不存在政府主观上把国债资金奢侈消费掉的问题。从我国国债资金的支出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发行的国债筹集的资金主要投入在了三个方面。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的改造升级、教育和科研投入。

2.1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国债资金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支出时，首选是基础设施及一部分基础工业，也就是用于基础产业投资。基础产业在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为整个再生产过程提供“共同生产条件”。马克思认为，作为共同生产条件的固定资产如交通运输系统、邮政通信系统、排水系统等固定资产，具有公用性、非独占性和不可分割性，即具有“准公共物品”的一般特性。并且，基础产业部门是各生产和流通部门所必需的投入品，因此，基础产业部门和所有部门的关联较大，感应系数较高，基础产业发展滞后就会构成全面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我国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大大降低了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产业的瓶颈效应，给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带动了民间投资，推动了经济发展。

2.2高新技术革新支出1998年以来，从国债资金中拿出355.4亿元支持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的技术改造，而且带动了社会增加的投入。企业技术改造有力地推动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式的转变。如高新技术在造船业的应用、在钢铁行业的应用、石油化工行业的应用、家电行业的应用等，大大地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品种。

2.3教育及科研的支出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我国国债资金也用在了教育设施的建设上，包括校舍的扩建，教育设施的更新。及西部高校的补助等。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内需求，同时也为培养更多人才提供了保障。

从我国国债资金的用途上可以看出，这些资金主要用在了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上。虽然留下了不少的债务，但同时也留下了优质的资产，是具有生产性的。因此说，我国的国债，单从支出这一方面就不符合古典公债有害论的条件，相反，从凯恩斯学派的角度，恰恰说明了国债是可以扩大有效需求，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

3我国国债资金的来源

通过我国国债的认购主体可以得知国债资金的主要来源。我国国债的认购主体主要分为民间组织和公共机构，民间组织又可以分为企业和居民个人。企业有银行企业和非银行企业。公共机构则有中央银行和政府部门。以上的组织和机构都可以作为国债的购买者，

3.1民间组织购买国债民间组织如居民和企业购买国债出于一种储蓄保值的目的，投资的目的不大。因为国债是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风险较低，并且国债利率一般高于银行利率，所以购买国债可以起到一种储蓄保值的作用，但是它的收益率相对于投资在其他领域肯定是比较低的。因此说，民间组织用于购买国债的资金一般都是闲置资金和用于消费支出的资金。另外，银行机构的资金大部分也是来自居民储蓄，这部分资金虽然是居民的闲置资金，但是银行机构通过融资，可以将这部分资金贷出，用于投资。因此说，银行购买国债会减少向外贷款，从而减少了一些企业的投资。

3.2公共部门购买国债政府和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政府购买国债的目的和民间组织购买国债的目的一样，其资金的来源也主要是本部门的闲置资金。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的目的是调节经济。中央银行购买国债有直接购买和在公开市场购入。两种方式都是通过中央银行的信用直接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这部分资金不是来自一国经济部门现有的资金，而是通过信用创造出来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第一种国债资金来源可能会对消费支出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国债的资产效应的会大大减小这种影响，另外这种资金来源也不会对生产领域的投资造成影响。第二种国债资金来源可能会减少一部分用于生产领域的投资资金。第三种国债资金来源显然不是现有的资金，因此也不会对生产造成影响。

4公债的资产效应对总需求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国债的支出及来源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债资金主要用在了一些具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更新上面，是有生产能力，可以带来收入的，并且，这些投入增加了私人投资的信心，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提供了基本的条件，从而带动了私人部门的投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我国的国债资金的来源来看，我国国债对私人部门的投资资金影响不大，也就是说我国国债资金并没有掠夺具有生产性的资本。它恰恰将民间的闲散资本用在了生产领域。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从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来说，在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期间的国债的发行，大大地推动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最早提出公债的资产效应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勒纳。公债的资产效应是说发行公债会增加民众持有的资产，和公债幻觉相联系，民众觉得认购公债是自己的财富增加了，从而导致民间公债持有的消费支出的增加。事实上，自凯恩斯革命以来，宏观经济学界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公债资产效应。发行公债能增加居民的金融资产，一方面是收入效应使居民觉得比以前富裕了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另一方面是替代效应使民众减少劳动，增加闲暇，从而增加了消费。也就是说，公债的发行具有刺激消费增加需求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共.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