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范文10篇

积极财政范文篇1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积极财政范文篇2

［关键词］国债；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财政风险

1998年以来，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维护财政的稳定性及消除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作用等方面，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凸现，尤其是全球经济萎缩，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继续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应付经济周期，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以图冲破经济发展中的“极点”，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笔者试想以国债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谈几点看法。

一、国债规模的现状分析

通过发行国债，聚集民间资金来扩大内需，发挥其乘数效应，这不仅有理论支持，更有实践经验总结。但是，我们并非因此一谈扩大内需就油然想起要发债。国债空间大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这恐怕还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如表1，从债务负担率来看，我国尚存发债空间。但是，债务依存度，尤其是中央财政的依存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目前财政收入受到制度外收费项目的排挤，经过调整之后，人们对此指标尚可接受。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费改税工程才刚刚起步，在未来3-5年内不可能有彻底改观。因此，笔者认为财政收入受到收费项目的排挤，侵蚀财源的现象在以后较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债务依存度依然较高，政府在发债时，必须充分考虑其自身的承受能力和发债空间。

（二）从债务总规模看我国的国债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启动公债发行，尤其是1994年以后，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政府调配资源，进行宏观调控的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些人把我国的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横向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与美国相比，我国国债总规模还比较小）。但是，我国的国债发行历史较短，且偿债方式基本上是借新债还旧债，依靠政府投资项目取得的收益和经济内生增长力量来还债基本上未能反映在偿债资金里。因此，把我国国债规模与美国进行比较得出让人放心的结论实质上并非让人放心。

（三）从政府的隐性债务看国债总规模

单纯从国债本身这个范畴来进行比较，我国国债规模尚未达到警戒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达标指标），但我国现实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债务和各种不良资产，增大了政府发债的风险性。日前，我国有影响的政府债务包括：政策性银行的债务和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公共担保的国有和私营企业外债；社会保障欠账；粮食挂账和供销社挂账；地方财政的隐性债务，例如欠发达地区拖欠教师工资等。

综合上述五大要素看我国的国债规模，情况非常严峻，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政策协调司财务处估计，截至1999年止，政府的债务负担率为90%-125%.

二、国债两大实质效应分析

（一）从应债主体上看国债的挤出效应国债的挤出效应

在此主要是指民间投资与政府投资在资金上的争夺，有些人认为由于国债投资领域本身所具有的一系列独特特点（重视社会效应、周期长、回收慢等）决定了其投资具有不可替代性，民间投资根本无力在政府投资领域内分得一块自留地。其实不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市场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和公共财政下明确的政府分工，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会越来越宽，门槛也会越来越低。如在此情况下仍对发债乐此不疲，则不仅会影响其资金的流向，更会打击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利于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事实上，民间投资对经济的真正“飞跃性”发展起关键性作用。

（二）国债风险效应分析

由于政府的主权地位，人们一般认为国债的风险较小，发展中国家往往利用政府的主权地位大规模在国内外举债来促进或保持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也达到了举债主权国政府的举债目标。但国际经验表明，许多政府错把这种经济增长带来的表面繁荣误认为永久的繁荣，没有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表面繁荣带来的经济泡沫，结果陷入了债务危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国的国债风险主要内在于以下两方面：

1.从国债的偿债方式来看，我国的国债还本主要是通过举新债而完成偿还旧债，逐步滚动累积下去，政府不仅要承担更大的还本压力，更要承担巨额付息的风险，尤其是随着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投资者将面临更多的投资机会。那么，政府要参与与其他金融资产争夺市场，不仅要有信誉作保证，更要为投资者带来投资实惠，否则，政府很可能顾此失彼，而隐入债务窘境。

2.经济增长未见预期成效，以国债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达到政府的预期调控目标，乘数效应未能完全释放出来，这是众多专家、学者的一致意见，经济增长不稳定是其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虽然近几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较快，但其增长不是与经济发展同步，也不是通过严肃立法而取得的，对于税收增长的可持续性人们更持怀疑态度。因此，主要以税收收入来偿还债务，降低国债总规模在我国目前情况似乎前景非常黯然。同时，国债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益性和任意改变资金用途，更加剧了国债的风险。

2001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7.8%，虽有所回升，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仍然下降了0.3个百分点。据专家估计，受美国经济缩水的影响，2001年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外贸出口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积极财政政策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应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长期政策。但是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我国发债空间已经很小，财政风险较大，经济增长基础不稳固。因此，政府在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时，必然要实现转向。在条件成熟时，国债应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其它政策工具发挥效应腾足空间。

三、积极财政政策之走向

（一）减税应是刺激民间投资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

美国经济学家拉弗用著名的“拉弗曲线”论证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经济发展的另一源动力。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也应双管齐下，注重供给管理，这样，才能稳定经济增长基础，释放和化解财政风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加入WTO，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是件早晚的事情。但是，从全球总体企业税负水平来看，我国处于偏高水平，且存在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非常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虽然出口退税政策几经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激励，但在正式加入WTO后，自由贸易政策将会自动抵销其出口退税正效应。此外，全球税制改革的一大潮流就是减税，为企业进行技术革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留足资金空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减税应该是指根据国内客观经济情况，灵活地降低纳税人的实际负担，对其形成较实惠的激励，而不是简单的税种“剪贴”。其重心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所得税方面。在两税未能合并之前，企业所得税与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先在税率上统一起来，究竟采用哪档税率，可参照周边国家和美国的标准，制定在25%-29%之间；其次，要规范两税中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减少政府官员在企业中的寻租行为，为企业公开纳税创造一个透明化、制度化的空间；第三，要加快费改税工程的工作，对一切强加于企业头上的不合理收费，可以通过立法，赋予企业拒付的权力。

2.增值税转型。生产型增值税其实质是政府敛财的一种重要形式，不能促成投资激励和科技进步，尤其是对于那些固定资产比重大的企业而言，长期得不到资金来更换设备提高竞争力。当然，有些人担心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政府收入会损失一块，这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更认为，增值税转型之后，客观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将会极大地刺激其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更新改造，提高企业竞争力，经济活动量也会因此而成倍增长，这样一来流转税类中其他税种收入的自然增长会弥补转型后财政收入损失中的一块，二来也可以通过公司（企业）所得税补回一块。更为重要的是，增值税转型激发了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经济活动量，也更符合国际惯例。如此看来，增值税的转型在我国不仅具有可行性，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3.其它税种的调整。对于因宏观经济形势而开征的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停征）等税种，在目前供需失衡的情况下，其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及时、有计划地将土增值税及其个别税种停征。同时，对于在地方税体系中存在内、外两套征收方法的税种，要尽快统一标准，公平税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要坚决予以停征，不能再把它们看作是聚集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应该更重视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和对经济活动量增长的贡献大小。

（二）增加财政支出，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加强项目监管

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普遍反映监管不力，效率低下，工程项目重复建设，资金浪费非常严重。对于利用国际组织贷款来发展的一些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政府只管投资而忽视效益。形成极大的资金“漏斗区”，不仅项目本身不能盈利，无法安排资金还贷，甚至还要求国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很显然，这种支出增长根本不可能发挥其乘数效应，其结果往往是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因此，在今后几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中，财政支出还要加大投资力度，但其重心一定要放在效益和监管上。在立法可能的前提下，明晰政府的具体职责，突出其服务和宏观调控功能而淡化其投资者的角色，同时，要加快预算管理，一改过去支出随意性特点，使预算（预算草案）成为真正意义上具有硬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三）税式支出应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也已到了末期，我们可以在清理和整理的过程中结合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实际情况，给予他们足够的政策支持。我国中小型企业在资本市场无力筹集它们想要的资金，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的一种本能反应而不愿给它们提供贷款，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面临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因此，其发展一要靠自身积累，二要靠政府支持。税式支出是提高中小型企业自身积累率的重要政策。中小型企业，不仅是生产者，更是一个消费者，它发展的优劣状态，直接影响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与经济增长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四）投资重点应放在农村、教育和环保方面

积极财政范文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国债投资经济结构减税

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近年来，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必然的选择。但是，若这种政策只是靠增发国债来带动政府投资的扩张，财政债务风险会不断加大。所以，寻求化解财政风险和解决需求不足的有效措施和研究积极财政政策创新问题，至关重要。

积极财政政策取向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期。2003年GDP增长9.1%，从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在9.1%的经济增长率中，投资拉动的贡献为70.95%，远远高于2001年的49.3%和2002年50%的水平。投资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过多。2003上半年中央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总额同比实际下降了7.7%，而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增长了41.5%。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一些行业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连续三年增幅均在20%以上。2003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8512亿美元，增长37.1%，其中出口4384亿美元，增长34.6%，进口4128亿美元，增长39.9%，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强劲需求拉动下，价格总水平开始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凸现。面对中国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今后一个阶段内，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在控制总量的同时，根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从调整结构入手，适时适度地调整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和实施的力度。财政政策应由政府直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到解决长期性、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上来。

首先，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适当地减少长期建设国债规模，并逐年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经常性建设投资。

其次，按照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的要求，紧紧围绕“五个统筹”，把机制创新作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重心。主要是通过改革财政投入机制，拓宽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思路。财政政策要更多地发挥税收、贴息、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杠杆，随着改革的深入，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融于公共财政政策中去。

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十分簿弱，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下；工业和建筑业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这种状态下，增加需求仅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肯定是很难凑效的，必须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来实现。

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首先，用长期建设国债进行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少、工期短、见效快、经济和社会效益好的特点，它不仅可以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而且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最佳路径。其次，加大防灾、生态保护的投入，加强生态建设和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这些项目社会效益好，主要靠财政投资。再次，增加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依赖于农业科技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农户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家应尽早启动农村教育扶贫工程。这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最后，利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手段来引导和扶持那些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农业投资项目。积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对第二产业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

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按照经济结构调整目标，除了保证国家重点基础产业的投资外，还应支持工业战略改组、优化与升级，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退出机制，以全面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战略，使其尽可能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让位于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企业。这不仅是国有企业自身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集体企业、个体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需要。对那些经战略性改组后有必要续存下来的国有企业，除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继续保持独资外，对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功能。当然，在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财政增量投入总是有限的，重点是盘活存量资源，使存量资源在不同产业、地区之间流动，而存量资源的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组合的结果。关键问题是目前我国一方面缺乏资本退出的必要条件即产权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又缺乏资本补偿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结构调整和升级相联系的资本补偿就需要财政政策支持。财政可以通过发行长期专项国债来收购、封存或淘汰那些生产能力过剩的资本，使过剩领域的资本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

采取措施治理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首先，要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尽快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行业准入的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标准，不达标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对在建工程进行清理整顿，对未达标的，责令限期改造达标。其次，要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对省以下土地实行垂直管理。凡是不符合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再次，要加强监管，严格控制银行贷款。银监会要加强监管，中央银行要强化窗口指导，商业银行要增强风险意识，严格贷款审核，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扩张的行业，要从严控制贷款。最后，要加强税收执法力度，禁止任何地方和部门擅自出台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不得越权减免税收。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使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重工业化时期，此次经济的重工业化是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以及政府政策引导的结果。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从直接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充分发挥消费结构升级对社会消费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应侧重于支持汽车、通讯、旅游、文化、体育、教育、医疗服务等新兴消费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生物工程产业、教育产业以及旅游产业的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准入限制，向民间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领域，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使各种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以全面提高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切实增强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

要合理运用政府采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劳动力、投资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政府采购作为市场中最大的购买者，它可以引导生产要素向产业结构的合理方向流动。通过有计划有目的政府采购，使得需求结构处于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态势。目前我国房地产，汽车等投资增长过快，如果政府采购在一定时期内不抑制这些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必然促使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在目前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当然，在短期内，政府仍然需要有计划地适量增加投资过热的产业的消费需求，来消化投资过热产业的投资产品。否则，会导致生产产品过剩，很有可能形成经济滞胀。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启动消费

连续实施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保持了经济的较快增长，但消费需求不足的现象仍然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居民的社会经济预期对供求关系的影响力加大，居民的低收入、高支出预期，已成为扩大即期和中远期消费需求的障碍。因此，近期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对启动消费需求的支持力度。一是尽快建立健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消除大多数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信心和消费水平，促进经济良性发展。二是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继续贯彻执行企业“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政策，加大对困难群体的财政扶持力度。三是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选择可行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效地解决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四是消除限制消费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改善消费环境，启动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深化税制改革，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

对消费行为减税，以刺激消费

当前，一般性消费品已在我国城市家庭趋于饱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居民的消费倾向已开始向汽车、住房、教育等更高级的消费升级。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将减税政策与银行的消费信贷结合起来。对政府鼓励的特定消费行为如居民购买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因此，建议政府应尽快制定消费贷款利息允许抵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以达到扩大内需，引导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的目的。

对投资行为减税，鼓励投资，特别是吸引民间投资

为了鼓励企业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可以将减税与扩大投资需求结合起来。

进一步扩大企业所得税的抵免范围。对企业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国产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的投资都应按一定比例允许抵免企业所得税，以鼓励企业投资，推动国内企业技术装备的进步，提高其竞争力。

逐步推进增值税制改革，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我国现行的增值税是从1994年起实行的一种生产型增值税。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使得企业外购设备的投资越多，不能抵扣的税金就越多，这样就抑制了投资和设备更新及技术进步，导致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重。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征税，使得国内产品税负重于国外产品，税负不公，不利于公平竞争。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缴纳增值税允许抵扣，不仅可以鼓励企业投资，带动民间投资，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动力，逐步形成社会自我投资的增长机制，而且可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企业的供给水平。增值税转型后，应尽快对纳入抵扣的固定资产的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

继续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一是全面推进农村“费改税”工作，取消不合理收费，进一步规费收费。二是逐步从以税代费改为费税全免。为了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应逐步降低农业税率，直至取消农业税，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即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交易的农民只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不征农业税。三是对农民个人和个体工商业户缴纳增值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时，进行适当地税收减免照顾，促进农民增加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参考资料

1.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讨论会综述》，《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积极财政范文篇4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积极财政范文篇5

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它将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挤出效应并不是在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时必然要发生的。具体到中国近四年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依据对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的分析，在我国出现挤出效应的观点尚得不到有力的证据支持。这可以从增发国债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来考察：

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我国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近年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且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

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很可能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生态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供水和机场、粮库、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第三，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确定。某项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可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有关部门通过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一、关于国债资金使用的效益

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如何，直接关系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问题，以及扩大举债规模的风险控制问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越高，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越趋于“高乘数效应’的一端，同时政府扩大举债规模的安全空间越大。

要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我认为至少要掌握好如下几个层次或环节上的事项：

1.资金投入项目的合理选择和较充分的可行性论证。

2.项目建设与相关方面协调衔接关系的处理，应符合科学规划和施工合理规范的要求。

3.保证已确立的项目资金不被挪用和按进度拨付到位。

4.切实保证工程质量。

几年来，政府国债资金以及带动其他配套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和技改项目，效果总体而言是明显的。但根据国家综合部门派出的检查组对建设项目的稽查，从选项、配套规划、资金专用到工程质量，各个层次上的问题还都存在，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第一，有些建设工程是在原有项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决定上马的，可行性论证很不充分；第二，有的项目不按基建程序办，项目建议书还没批，就已大张旗鼓干起来；第三，有的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深度不够，不具备开工条件也硬开工；第四，有的城市规划存在明显欠缺，连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的统一考虑都未做到；第五，个别项目的工程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成为“豆腐渣”工程；第六，工程招投标、监理方面的地区、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往往比较严重；第七，少数地区还发生了国债项目建设资金被挪用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内专项资金项目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对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招标投标、施工管理和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建立明确的责任人制度，对在监督稽查中发现有问题的项目，在没有得到纠正之前停止拨付资金，发生挪用资金的项目，在完成整改前停拨资金和追回被挪用资金，追究责任，等等。

这些稽查、监督、纠错、惩处和加强管理的措施，对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近两年，国债项目资金被挪用和工程质量低下方面的问题相对减少。今后，仍有必要对相关环节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因为总体而言，我们相关管理经验的不足、制度的不够完善和施工监理、质量保证体系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的差距，毕竟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二、关于减税问题的基本认识

关于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一大争议问题，是“为什么不实行减税政策”。按照一般逻辑，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减税和增支两大方面。1998年后，中国的财税政策却是在扩张导向下增支而不减税严格地说是不以减税为重点，究其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过低，从宏观税负看，减税已无空间。发展中国家税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30%，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我国这一比重1997年只有11%左右，可以说总体上不具备减税的空间。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企业负担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和减轻负担的强烈呼声，但具体分析，其原因在于税外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同时各部门与权力环节通过“四乱”征收的财力大都是放在预算外分散掌握的，弊端丛生。所以我国现在急需对症下药加以解决的问题是清理“四乱”，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而不是减税。

第二，中国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使减税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是指直接税即所得税的调控作用，而现阶段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1997年前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65%以上，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也仅占16%左右。近一半的企业亏损经营，降低所得税对他们毫无意义。减免间接税，则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经济的效果很弱，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加之间接税的减税有向下拉动物价的作用，对通货紧缩可能雪上加霜，不利于改善市场预期。

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以实行减税为重点。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相当一部分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管理部门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

应当指出，认为税收增长绝对不能高于GDP增长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只有在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成熟的时期，税收占GDP的比重才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处于转型期，体制和税制均处于转轨过程中，很多因素都在剧烈变化，所以实事求是地说，不宜简单地用税收收入占GDP比重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套中国的现实。

积极财政范文篇6

1．预算办理的引导头脑要表现大众性。

我国要创建的大众财政是用来餍足大众须要的，这就要求作为财政主导要害的预算也要表现大众性，在预算方式、实验和监视全历程中要以餍足大众须要作为出发点，并筹划干系的制度部署保证大众性的实现。

2．从发达国家大众财政的经济看，预算方式要表现以下原则：

（l）果然性。指全部预算出入必须经人代会（议会）查察答应，并向社会发表，使之置于人民监视之下。

（2）完备性。指国家预算应包罗它的全部财政出入，不准少列出入、造假账、预算外另列预算。国家容许的预算外出入，也应在预算中有所反响。

（3）统一性。指国家预算是由中心级预算和地方总预算组成的。各级当局的财政出入都要到场各级预算中；下级预算都要包罗在上级预算中；各级预算都要统一在国家预算中。

（4）可靠性。指预算出入数字的依据必须可靠，盘算准确不克不及假定，更不克不及恣意编造。字串1

（5）年度性。指国家预算必须按年度方式，要列清天下的财政出入，不容许将不属于本年度财政出入的内容到场本年度的国家预算之中。

（6）执法性。指方式的国家预算一旦颠末国家最高权利布局答应之后，就具有执法效力，必须贯彻实验。

3．在预算实验历程中，要创建相应的配置、监视、管帐和陈诉体系对拨款、资金使用和预算项目实验情况举行办理，以保证预算使命的完成，保卫预算实验历程中因当局官员的“内部人控制”而导致预算实验偏离大众须要的轨道。

4．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创建相应的预算监视制度增强对预算的监视，保证预算付出用于大众须要。

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团结我国预算办理中存在的标题，我国的预算办理应举行如下改造：

1．明确预算办理的引导头脑。

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对我国的财政出入举行全面查验。在大众财政框架下，财政收入重要来自税收，这就要求从理论上分析当局为何要收这个税、谁人税，收多少税，收这些税和大众须要的干系是什么？不克不及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我国现在财政收入中除了税以外，还有大量的收费，这同样要分析收费的理由是什么，在收税以后，为何还要收费？如果这些收费是公正的，还要弄明确这些收费收入是进预算内由财政统一支配用于大众须要，照旧进预算外由各收费单元支配用于单元须要。以诉讼费为例，法院所提供的劳务属于大众须要，其用度理应由国家财政部署。由于并非每个法人、自然人都要去法院打讼事享受大众劳务，便是每个法人、自然人去打讼事，每个法人和自然人打讼事的数目也并非一样，为公正起见，法院应收诉讼费。从理论上说，这个诉讼费应返国家全部，而不应归法院全部，这是由于国家已经付出了用度购置了法官的劳务；如果诉讼费归法院全部，这就宛如一个老板雇佣了一个司理，其司理筹谋所赚取的收入归司理全部而不归老板全部，恐怕天下没有这样的老板。字串4

2．预算科目的改造。

凭据大众财政的要求，我们以为应对预算科目举行如下改造：

（l）变化仅按行政奇迹单元、机构分别的现状，增长分类的尺度。新的预算科目可按部门、成果和经济性子三大尺度分类。部门分类重要明确资金办理的责任者，办理“谁”的标题；成果分类重要反响当局付出的成果，明确“干什么”的标题；经济性子分类重要反响收入和付出的经济性子，明确收入的具体源头和付出“怎样使用”。尤其须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将把预算内出入、预算外出入和行政奇迹单元自收自支部门都纳人当局出入分类范畴。这项改造是范例预算办理的底子事情，它不光为预算方式进一步细化，推行零基预算、综合财政预算、国库会集收付制度、当局采购制度等一系列预算改造打下良好的底子，而且也会为强化预算监视、有用实验宏观调控创造有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按部门、成果和经济性子分类并向社会发表后，预算的透明度和果然性将大猛前进，可大大制止以霸术私，保证预算切合大众须要；同时也迫使有关部门前进预算方式的水温和质量。

（2）细化预算科目。在大的分类下，尽大概分设多少款、项、目级科目，使人们知道钱是从那里来的，付出是谁花的、费钱干什么的以及钱是怎么花的，从而有利于人代会和人民群众的监视，增长预算的透明度和果然性。

字串2

3．推行科学的预算方式要领。

在收入方面，运用“尺度收人测算法”方式收入预算，即凭据历史资料分析测算各项收人与干系经济变量之间的比例，作为测算该项收入的参考尺度，充实思量干系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订定收入预算。

在付出方面，实验彻底的零基预算，推行绩效预算。所谓零基预算，是指在预算方式时统统从零开始，对原有各项开支按大众财政的要求举行重新考核，而不光仅是修改上年预算或查察新增部门。要推行零基预算，必须做好以下各项事情：第一，凭据事权明确分别各级财政的付出范畴，改造对预算外资金的办理步伐，创建实验零基预算所需的数据资料体系。第二，认真举行视察研究，弄清各预算单元现实使用和应使用的职员和资产。第三，区别差异单元情况订定差异的经费尺度，正确行政奇迹单元正常经费定额。

零基预算在确定付出方面虽然比力公正，但它不克不及保证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为克服这一缺陷，应引入西方国家遍及采用的绩效预算要领。所谓绩效预算，是要叙述和明确预算拨款所要到达的目的，为实现这些目的而设定的筹划要花多少钱，以及用哪些量化指标来权衡其在实验历程中取得的效果和完成事情的情况。绩效预算是一种以寻求效益为目的的大众付出预算模式，要实验绩效预算，必须对财政付出举行资本一效益分析，为此必须警惕西方国家的做法创建起切合我国国情的资本一效益分析要领。字串9

积极财政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朱志刚.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积极财政范文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朱志刚.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积极财政范文篇9

一、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从紧”方针的关系

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正确分析和预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确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与坚持适度从紧的方针相矛盾呢？我们认为是完全不矛盾的。首先，适度从紧的思想包含有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核。适度从紧并非完全从紧，它有一个客观的限度，在这个限度内，它允许财政政策的适度微调。因此适度从紧并不排斥积极财政政策。其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以坚持适度从紧为前提。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违背适度从紧的思想，不能超越适度从紧所允许的限度。否则，从短期来看，我们也许能迅速防止通货紧缩，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又可能种下了通货膨胀的种子。通货膨胀对于经济的损害，这些年来我们是有深刻体会的。再次，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在新经济启动时期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而采取的，并赋予了更为科学、更为合理的内容。与以往不同，这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了刺激有效需求，增发国债所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持续发展打下更为坚定的基础。因此，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与适度从紧的根本要求也是一致的。

二、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财政收支、财政补贴、财政赤字及国债等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货币政策则主要通过利率、再贴现率及公开市场操作对经济进行调节。可见两大政策调节的手段、方式、方法、传导途径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一是两大政策必须协调配合，尽可能地减少政策间的摩擦，增强彼此之间的互动性，以更好地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目前我们正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可以不用或者不重要。这是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货币政策的紧密配合。如央行贷款指导性计划的调整，相应配套资金的提供等。二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和着力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调配合，但并非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力量，而是应该从客观经济情况出发，并结合两大政策的特点，充分发挥两大政策各自的调节优势，主次分明，有取有舍。一般来说，在经济扩张阶段，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总量的调节效果比较明显，可以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在经济相对收缩阶段，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则比较迟缓，而财政政策由于能直接扩大社会需求，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时滞短、见效快，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二者的选择使用应相机而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但直接增加投资，扩大总需求，而且间接带动相关产业及增加居民收入，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从而拉动总需求。

三、正确处理积极财政政策与国债规模的关系

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发1000亿元国债。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债规模大幅攀升，同时也触及了理论界近期争论颇多的国债规模问题。无疑控制国债规模、加强国债管理是必须的，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国债终穷是为经济服务的，国债规模的大小应以其“内生”效益并促进经济发展为衡量标准。离开经济发展来谈论国债规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增发国债以满足政府扩大投资刺激需求之用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现实而又可行的选择。其原因在于：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债收入。此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启动内需，即在企业、居民投资和消费需求双双走弱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拉动需求。扩大政府支出必须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前提。税收和国债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两种最基本的形式。在经济低迷时期，增税将会进一步抑制投资和消费，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是不可行的。由此我们也许会想到减税措施。确实，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都曾利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税率并不高，不存在大幅减税的空间。而且我国自1994年开始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新的财税体制正在建立与进一步完善之中，此时调整税率也不利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再者减税属于中长期调节手段，无法满足目前对资金的需求。因此，在增税和增发国债的选择中，我们只能选择增发国债。第二，增发国债本身具有可行性。到1997年末，我国国债余额为6075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8.12％，加上去年年初预算确定的国债数和这次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预计1998年年底的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10.3％。与大多数发达国家30％～70％的债务负担率相比是较低的，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超过20％的债务负担率。因此，我国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债潜力。而且，现在市场利率较低，正是发行长期国债的最好时机，较低的国债利率可以大大降低国债筹资的成本，减少将来还本付息的压力。再者，当前针对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还可缓解商业银行的存差压力。我国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银行的经营机制正在逐步转变，但同时也出现银行“惜贷”现象。银行“惜贷”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现象，但给银行经营带来了极大不利。向银行发行国债既可以实现财政筹资的目的，又可以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可谓一举多得。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我国的债务依存度较高。1997年我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22.29％，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55.76％，预计1998年我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40.19％，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为73.95％（含年初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两者均大幅超过国际公认标准。较高的债务依存度一方面说明财政汲取社会财富的能力较低，振兴财政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增发国债的现实数量，说明控制国债规模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因为增发国债的潜力较大，就可以一味地发行国债，增发国债的数量必须适度，必须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否则由此引起的财政风险将是不可估量的。

积极财政范文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收入；扩张性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二、改进积极财政政策的几点思考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