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判断范文10篇

基本判断范文篇1

一、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判断

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的基本判断。《建议》指出：城镇化水平低，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那么，《建议》何以得出上述结论呢？

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把城镇化划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适度城镇化又称同步城镇化，即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和相适应的城镇化模式，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芬兰、日本等。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第二种是过度城镇化又称超前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中东等。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镇化，是一种无工业化的城镇化。第三种是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中国、朝鲜、贝宁等。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图1），它是城镇化的更高阶段。[2-5]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现状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属于低度城镇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逆向流动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反城市化”。对此，要加以区别。

附图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2.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图1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城镇化是否适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变化，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城镇化不但会产生较高的综合效益，而且还会支付较低的各种成本。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各种要素的聚集不是无限制的。当这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城镇化带来的边际聚集效益便呈递减趋势，而边际聚集成本则逐步上升，当二者接近或相等时，城镇化便达到理论上的适度。[6]

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发展程度判断

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图1可以看出，1949年的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1953年、1957年、1965年、1978年差距进一步拉升，分别为6.49、10.01、13.82、26.38个百分点，28年增加了大约25个百分点，年均落后近1个百分点。这一情形，直到近20年才有所改变。1996年城镇化比工业化落后13.43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2.95个百分点，到1998年差距进一步减少为11.8个百分点。[7]

二是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据世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32%)要比名义的城镇化水平(30%)高出两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国人均GN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5、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分别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分别要低20.8、22个百分点。[8-9]图2直观地给出了按人均GNP衡量的国内外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表1和钱纳里发展模式（见钱纳里《发展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的数据绘制。汇价调整不影响所示走势。

图2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

三是城镇化也滞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10]

四是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镇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11-12]根据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13]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14]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判断

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2001年8月7日）在综合分析中国城镇化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15]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以官方文件作出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加速阶段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加速发展时期”为时过早。笔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看，中国城镇化呈现出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一是城镇人口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为17245万，比1949年增加11480万人，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到45594万人，比1978年多出28349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8倍。二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6个，22年增加47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万个，22年增加了17827个。三是城镇区域不断扩大。据统计，1984年至1996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由7.6%上升到18%，年均上升0.86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城镇化水平为17.92%，到2000年已增至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五是城市综合实力迅速增强。1997年，中国22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中，GDP超过200亿元的有34个，人均GDP超过一万元的有109个。另外，1988～199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达19.3%，占GDP的比重也从28.6%上升到37.2%。[16]

第二，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这个国家城镇化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也就是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二是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并超过39%这个分界线。1995年至2000年6年间，城镇化率年均超过30%为31.01%。31.01%正好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处在诺瑟姆曲线的中期阶段上。三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种种城镇化水平的测算公式，对2000～2050年若干年份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束都是在30%以上，其中最低为30%，最高的为40%，平均水平为34.91%。四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比1990年(26.23%)提高了9.86个百分点为36.09%。36.09%、31.01%或34.91%这些城镇化率是否是一个合适、适度的合意城镇化率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和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计算可知（注：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为：t=6.61-47.60α[,0]+0.09β[,0]+52.79(α[,1]+ε[,1])+111.75μ-30.42φ-0.16t[,1]-0.02t[,2]；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为：Y=40.55lnX-74.96.），200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在30%～40%。[17]

四、中国城镇化滞后制约经济发展：发展后果判断

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承载力不高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及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以及市镇人口比重滞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前者滞后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劳动密集型特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同时，由于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布局过于分散，规模效益没有形成，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后者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的城市化，对工业现代化不利，也有碍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一样，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1958～1960年的超前城市化已为历史所证实。滞后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三大后果与八大弊端。

城镇化滞后从后果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学滞后。由于我国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今天的城市出现了“城市先老”的现象。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和县分别为6.0%和5.7%，高出0.3%；城市人口老龄化要比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这表明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城乡年龄结构差别效应由隐性转为显性，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二是社会经济后果。一方面，城镇化滞后使大量劳动力过多地滞留在农村，造成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及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滞后阻碍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同时，滞后的城镇化对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严重的制约。三是环境后果。城市化的滞后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环境的恶化程度。前者如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与水荒水脏等，后者如镇镇象村，村村象镇等，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村病。

城镇化滞后，从负面效应分析，主要是八个弊端：一是城镇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增长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居民。二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城镇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城镇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五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六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七是城镇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八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城乡生态建设。

五、中国城镇化发展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发展速度判断

“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速度应以多少为宜？期末城镇化将达到多少？对此，不少专家作了研究探讨。一种观点认为，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不超过1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十五”时期城市化水平不会高于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但如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上有所突破，则有可能提高1个百分点。[18]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2个百分点，大约是1978～1998年年均增长速度的1倍左右。我们认为，“十五”期间的城镇化速度应为0.8～1.2百分点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速度。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城镇化新水平，预计到“十五”计划末，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40.09%～42.09%；2010年将达到44.09%～48.09%。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0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00-10-19.

[2]辜胜祖.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28-34.

[3]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27-86.

[4]杨宜勇.城市化创造就业机会与城市就业空间分析[J].管理世界，2000,(2):121-128.

[5]王一鸣等.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若干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0.(2):3-11.

[6]丁健.现代城市经济[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3-11.

[7]成德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0.73.

[8]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62-163

[9]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10]李文.城市化滞后经济后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4):64-75.

[11]杨宜勇.城市化创造就业机会与城市就业空间分析[J].管理世界，2000,(2):121-128.

[12]王一鸣等.关于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若干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00,(2):3-11.

[13]叶裕民.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1-6.

[14]魏后凯.21世纪中西部工业发展战略专项规划[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325.

[15]“十五”期间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N].人民日报，2001-08-10.

[16]何振红.我国城市化进程稳中趋快[N].经济日报，1999-09-04.

基本判断范文篇2

一、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判断

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的基本判断。《建议》指出：城镇化水平低，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论文百事通那么，《建议》何以得出上述结论呢？

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把城镇化划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适度城镇化又称同步城镇化，即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和相适应的城镇化模式，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芬兰、日本等。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第二种是过度城镇化又称超前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中东等。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镇化，是一种无工业化的城镇化。第三种是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中国、朝鲜、贝宁等。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图1），它是城镇化的更高阶段。[2-5]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现状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属于低度城镇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逆向流动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反城市化”。对此，要加以区别。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2.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图1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城镇化是否适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变化，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城镇化不但会产生较高的综合效益，而且还会支付较低的各种成本。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各种要素的聚集不是无限制的。当这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城镇化带来的边际聚集效益便呈递减趋势，而边际聚集成本则逐步上升，当二者接近或相等时，城镇化便达到理论上的适度。[6]

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发展程度判断

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图1可以看出，1949年的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1953年、1957年、1965年、1978年差距进一步拉升，分别为6.49、10.01、13.82、26.38个百分点，28年增加了大约25个百分点，年均落后近1个百分点。这一情形，直到近20年才有所改变。1996年城镇化比工业化落后13.43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2.95个百分点，到1998年差距进一步减少为11.8个百分点。[7]

二是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据世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32%)要比名义的城镇化水平(30%)高出两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国人均GN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5、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分别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分别要低20.8、22个百分点。[8-9]图2直观地给出了按人均GNP衡量的国内外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表1和钱纳里发展模式（见钱纳里《发展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的数据绘制。汇价调整不影响所示走势。

图2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

三是城镇化也滞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10]

四是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镇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11-12]根据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13]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14]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判断

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2001年8月7日）在综合分析中国城镇化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15]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以官方文件作出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加速阶段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加速发展时期”为时过早。笔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看，中国城镇化呈现出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一是城镇人口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为17245万，比1949年增加11480万人，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到45594万人，比1978年多出28349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8倍。二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6个，22年增加47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万个，22年增加了17827个。三是城镇区域不断扩大。据统计，1984年至1996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由7.6%上升到18%，年均上升0.86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城镇化水平为17.92%，到2000年已增至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五是城市综合实力迅速增强。1997年，中国22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中，GDP超过200亿元的有34个，人均GDP超过一万元的有109个。另外，1988～199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达19.3%，占GDP的比重也从28.6%上升到37.2%。[16]

第二，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这个国家城镇化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也就是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二是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并超过39%这个分界线。1995年至2000年6年间，城镇化率年均超过30%为31.01%。31.01%正好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处在诺瑟姆曲线的中期阶段上。三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种种城镇化水平的测算公式，对2000～2050年若干年份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束都是在30%以上，其中最低为30%，最高的为40%，平均水平为34.91%。四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比1990年(26.23%)提高了9.86个百分点为36.09%。36.09%、31.01%或34.91%这些城镇化率是否是一个合适、适度的合意城镇化率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和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计算可知（注：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为：t=6.61-47.60α[,0]+0.09β[,0]+52.79(α[,1]+ε[,1])+111.75μ-30.42φ-0.16t[,1]-0.02t[,2]；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为：Y=40.55lnX-74.96.），200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在30%～40%。[17]

四、中国城镇化滞后制约经济发展：发展后果判断

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承载力不高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及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以及市镇人口比重滞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前者滞后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劳动密集型特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同时，由于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布局过于分散，规模效益没有形成，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后者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的城市化，对工业现代化不利，也有碍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一样，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1958～1960年的超前城市化已为历史所证实。滞后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三大后果与八大弊端。

城镇化滞后从后果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学滞后。由于我国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今天的城市出现了“城市先老”的现象。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和县分别为6.0%和5.7%，高出0.3%；城市人口老龄化要比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这表明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城乡年龄结构差别效应由隐性转为显性，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二是社会经济后果。一方面，城镇化滞后使大量劳动力过多地滞留在农村，造成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及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滞后阻碍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同时，滞后的城镇化对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严重的制约。三是环境后果。城市化的滞后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环境的恶化程度。前者如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与水荒水脏等，后者如镇镇象村，村村象镇等，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村病。

城镇化滞后，从负面效应分析，主要是八个弊端：一是城镇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增长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居民。二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城镇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城镇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五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六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七是城镇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八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城乡生态建设。

五、中国城镇化发展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为宜：发展速度判断

“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速度应以多少为宜？期末城镇化将达到多少？对此，不少专家作了研究探讨。一种观点认为，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但不超过1个百分点。从经济发展趋势判断，“十五”时期城市化水平不会高于年均提高0.8个百分点，但如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创新上有所突破，则有可能提高1个百分点。[18]另一种观点认为，“十五”期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0～1.2个百分点，大约是1978～1998年年均增长速度的1倍左右。我们认为，“十五”期间的城镇化速度应为0.8～1.2百分点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速度。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后的城镇化新水平，预计到“十五”计划末，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40.09%～42.09%；2010年将达到44.09%～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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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判断范文篇3

论文摘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信乌化发展水平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也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中国信息化已达到信.乌化发展的中级阶段。笔者认为，从全国来看，中国信.忽化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从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城市来看，其信.乌化水平已处于信,息化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的交叉地段;从西部地区和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看，信息化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据此本文将中国信息化水平定义在初级阶段的水平线上，并从四个方面时其作了兵体的分析判断。

一、近20年来中国信息化水平测算概况

中国信息水平测算的研究与实测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6年3月至6月，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对1982年中国信息化进行了厕算。从此，中国信息化测算开始了新的征程.

从近20年来的文献看，中国学者对信息化的测算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沿用波拉特法进行测算;二类是运用日本信息化指数法;三类是运用国际电联指标体系法;四是运用国际数据公司法;五是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法;六是运用联合国IPU法.在以上方法中，运用最多的是波拉特法和日本指数模型。根据有关文献统计分析，1986年至2001年，以个人名义具体测算的次数大约为50次，以单位名义具体测算的次数大约为20^-30次。就方法看，除以上方法外，近几年来又有学者创立了不少新的测算方法，如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信息化综合指数法等。就范围看，有测算全国的，有测算全省的，也有测算一个城市的(如苏州市)，还有测算某一非行政区域的(如京津地区、珠江三角洲).就重视程度而言，北京、上海、广州等明显重于其他地区，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明显高于广大农村地区。

二、中国信息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信息化指标体系是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重要依据。根据信息化理论，要测算和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息化程度或发展水平，除了选择一定测算方法外，还必须参照或建立一套既定的(或标准的)信息化指标体系进行分析判断.这既是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一般规律，也是研究探讨信息化水平的必要的前提。

信息化指标及其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是近年来中国信息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的《中国信息经济初步分析研究报告》，到2001年国家统计信息中心的《中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较研究》，都十分重视并花不少篇幅去研讨信息化指标体系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卢太宏的《信息宏观测度的研究》、靖继鹏的《信息产业测度新方法:综合信息产业力度法》、陈禹的《知识经济的测度理论与方法》、贺坚的《中国信息化能力研究报告》、杨培芳的《我国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杨学山的《国民经济信息化水平测度方法初步研究》、钟义信的《信化水平测度的新方法》、梁宾的《企业信息化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数体系》及郑建明的《社会信息化进程测度案例及方法分析》等闭。这些研究成果对构建国家信息化指标，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何构建中国信息化指标体系?这是推进信息化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和有关学者的研究，笔者以为:构建中国国家信息化水平测算与评价的指标体系，既要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又要符合“应用主导、面向市场、网络共建、资源共享、技术创新、竞争开放”的信息化发展方针，还要与国家信息化体系6个要素相一致，同时也要兼顾能与国际信息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相衔接。具体原则体现为:一是符合并遵循国家信息化建设的二十四字方针;二是符合国情并适合国际间的比较;三是指标体系要讲求科学性、全面性、代表性;四是指标体系要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导向性、规范性。信息化指标体系的具体设置，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基础详细的统计指标体系，使之成为了解信息化情况的基础数据库;二是建立综合、概括性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比较与分析。

从现有国家部委及部分科研院所对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的构建设置看，其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的重大不足是:设置指标太细、太多;有些指标显然不具有普遍性，拔高了信息化的平均水平。如有的将信息化指标体系设置为6大类，25个指标，有的将信息化指标体系设置为4大类30项指标，还有的甚至设置得更多等。这些研究就理论上讲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以中国实际情况看，则不一定适合。国际经验表明: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信息化指标体系，有助于把准信息化水平的真实状况，对制定正确的信息化方针政策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

笔者以为，根据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水平的不平衡性，信息化指标体系的设置宜粗不宜细，突出适用性、可操作性、可比较性，建议设置为5大类20项指标为宜:

每千人广播电视播出时间、人均带宽拥有量、人均电话通话次数、长途光缆长度、微波占有信道数、卫星站点、每百人拥有电话主线数、每千人有线电视台数、每百万人互联网用户数、每千人拥有计算机数、每百户拥有电视机数、网络资源数据库总容量、电子商务交易额、企业信息技术类固定投资占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信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信息产业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信息产业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信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每千人中大学毕业生比重、信息指数等。这一指标体系，应该说是当前衡量和评价中国信息水平比较可行的参照系。

三、对中国信息化水平的基本判断

对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与测算是信息化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定量分析，能够从数量上揭示信息化发展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国家信息化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也有助于中国信息化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也有极个别学者认为中国信息化已达到信息化发展的中级阶段。笔者认为，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总体判断为:从全国来看，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处于初级阶段;从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大城市来看，其信息化水平已处于信息化初级阶段与中级阶段的交叉地段;从西部地区和绝大部分农村地区来看，信息化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中国信息化水平定义在初级阶段的水平线上。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具体的分析判断。

（1）根据信息化经济阶段理论进行判断

根据信息化发展水平，可以将信息经济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是传统信息化经济阶段、次准信息化经济阶段、准信息化经济阶段、现代信息化经济阶段。在四个阶段中，各阶段具有其独自的特点，不同的特点决定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划分及特点见表1。

杨培芳等人根据主成分一费雷双边比较法及扩展信息化指数法，具体测算了中国与美国传统与现代信息指标总权数，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美国的现代信息指标所占比重要高出传统信息经济指标比重25个百分点，中国与美国相比，总体上中国仍处于次准信息化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而美国已处于准信息化经济阶段或开始进入现代信息经济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信息化水平处于次准信息化阶段，用通俗发展阶段理论来讲，就是处于信息化的初级阶段。

(2)根据波拉特法进行判断

波拉特法(又称GDP比重法或就业结构分析法)是国内常用的方法之一。据粗略统计，国内运用此法案例大约有10-20个。其优点在于:科学性较高、国际影响和国际通用性较强，测定结果具有国际可比性。所以，很多机构和不少学者都采用了这种方法测算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归纳起来，具有代表性的测算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谢康等人的测算结果川x1993年，谢康、程岩对中国及部分省市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1982年，中国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产值占GNP的比重为15.000，与1972年新西兰和1975年马来西亚的水平相当，比196。年的日本和1963年的英国分别要低14.5.14.8个百分点，比1958年的美国则要低27.7个百分点;1982年中国信息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8.8，比1958年美国、1960年日本、1975年法国、1971年英国要分别低33.2,12.2.23.3.28.2个百分点。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还没有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与初级阶段还有一段距离。

另一种是杨学山等人的测算结果。杨学山等人在研究波拉特法过程中，将各国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占CiNP比重进行概括，得出了表3所示的一般规律:80年代初，中国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占GNP比重为15%,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水平;90年代初，中国信息部门占GNP比重上升为25，只相当于80年代初新兴工业化国家起步时的水平，仍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种是官方的测算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等单位的数字表明，近10年来，中国信息产业年产值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5%左右，近5年来则保持在30%以上.2000年，电信产业总量达到4725亿元，年均增长3300;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实现工业.急产值1000。亿元，年均增长30;电子产品出口创汇551亿元，年均增长率3000;电子产品销售收入67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30。到2001年6月，全国电信运营业和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u，信息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在10绒以上。笔者认为，考虑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信息部门占GNP的比重应在30%左右。以此比重判断，中国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只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80年代初的水平，属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3)根据信息化指数法进行判断

信息化指数法是国内近年来常用的又一重要方法之一，而且可以说这一方法应用得最多。据粗略估计，国内运用此法的案例至少在20^-30个之间。其优点在于:算法比较简单;统计资料易于获得;既可进行纵向比较，又可进行横向比较。在众多研究测算结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卢泰宏等人测算的结果1992年卢泰宏等人根据日本信息化指数法，测算出1985年中国的信息化指数为37.9.比1965年的EI、美、英、德、法要分别低62.1,204.1,79.1.66.1,72.1。这一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信息化水平远没达到发达国家五十年代的水平，处于五十年以前的水平(见表4)。

另一种是马费成等人的测算结果1995年，马费成等人根据信息化指数法，对1990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为61.7，比1965年的日、美、德、法要分别低38.3,180.3.55.3,42.3,48.3a1996年，钟义信等人对1995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了侧算，结果为554.84，这一数字比1994年美国的信息化指数要低5704，但差不多达到了美国1972年前后的水平。与1998年李晓东对1995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测算，结果为554，与钟义信的测算结果比较接近(见表4和5)a(这两种不同数据是由于依据及数据不同造成的两个结果，但也可以进行比较.)

第三种是张守一等人的测算结果。1991年张守一和葛伟民、1999年韩建新等人根据信息化指数法，对2000年中国信息化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为145.33，比1965年的美国、1973年的日本、英国、德国、法国，要分别低9776,64,66,65，这表明，2000年中国信息化水平也只相当美国50年代末期，日、英、法、德60年中后期的水平。另外，1998年李晓东等人根据信息化指数预测2000年中国信息化指数为533.2，按照这一结果，中国信息化水平可以达到美国1972年前后的水平，英、法、德等其他国家80年代初的水平。这两利测算比较的依据虽有不同，但通过比较则可以推出一致的结论:200。年中国信息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的水平(见表5和表6)

资料来源;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86;2.韩建新.信息经济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19;3.宋玲.信息化水平测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38.186;4.葛伟民.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01一304.

(4)根据信息化能力进行判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在竞相发展和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济总量中，已有50写以上的增加值是由信息产业创造的，信息产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50%以上，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基本判断范文篇4

一、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的国家：发展模式的判断

中国是一个低度城镇化国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作出的基本判断。《建议》指出：城镇化水平低，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论文百事通那么，《建议》何以得出上述结论呢？

根据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不同，我们可以把城镇化划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种是适度城镇化又称同步城镇化，即指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和相适应的城镇化模式，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如美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芬兰、日本等。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它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社会经济的适度、同步发展。第二种是过度城镇化又称超前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如印度、巴基斯坦、墨西哥、中东等。这是一种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畸形城镇化，是一种无工业化的城镇化。第三种是滞后城镇化又称低度城镇化，即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的不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如中国、朝鲜、贝宁等。这些国家的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进而制约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见图1），它是城镇化的更高阶段。从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模式现状不难看出，中国的城镇化属于低度城镇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逆向流动不是逆城市化，而是一种“反城市化”。对此，要加以区别。

资料来源：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2.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图1中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较

城镇化是否适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变化，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适度的城镇化不但会产生较高的综合效益，而且还会支付较低的各种成本。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和各种要素的聚集不是无限制的。当这种聚集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城镇化带来的边际聚集效益便呈递减趋势，而边际聚集成本则逐步上升，当二者接近或相等时，城镇化便达到理论上的适度。

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明显滞后：发展程度判断

中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城镇化也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是中国的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从图1可以看出，1949年的中国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相差不多，仅为1.93个百分点，1953年、1957年、1965年、1978年差距进一步拉升，分别为6.49、10.01、13.82、26.38个百分点，28年增加了大约25个百分点，年均落后近1个百分点。这一情形，直到近20年才有所改变。1996年城镇化比工业化落后13.43个百分点，差距比1978年减少了12.95个百分点，到1998年差距进一步减少为11.8个百分点。

二是中国城镇化落后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据世银行专家分析，1997年中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32%)要比名义的城镇化水平(30%)高出两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2年、1995年、1997年，中国人均GNP分别为470、620、82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分别低15、12.5、11个百分点。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5、1997年中国的人均GNP分别为2920、3570美元，同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分别要低20.8、22个百分点。图2直观地给出了按人均GNP衡量的国内外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表1和钱纳里发展模式（见钱纳里《发展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的数据绘制。汇价调整不影响所示走势。

图2人均GNP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

三是城镇化也滞后中国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变动。1995年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20.5:48.8:30.7，就业结构比重为52.2:23.0:24.8，同期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0%，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高出49.5、21.2、39.3个百分点，分别比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高17.8、47、45.2个百分点。

四是城镇化偏系越来越大。根据城市化偏离系数公式Ue=△Pu/△Pa-1初步计算可知：1952～1978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56，人口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化进程。1978～1982年，中国城市化偏离系数为0.34；1978～1990年，1978～1997年偏离系数分别为-0.42、-0.50；1991～1997年偏离系数为-0.65。这表明，除改革开放初期人口城市速度曾超过农业劳动力非农化速度外，其他三个分类计算阶段，人口城镇化速度都低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程度，而且近10年来城市化滞后的现象更加严重。根据杨宜勇的比较，1997年，中国人均GNP为860美元，此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大约只相当于世界1964年人均GNP300美元的水平，按照这个系数中国现阶段城市化滞后14个百分点。根据叶裕民的比较，我国1997年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日本1965年的水平相当，但我国1997年的城镇化率(29.9%)比1965年的日本(68.1%)要低38.2个百分点。我国不同地区城镇化滞后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根据魏后凯等人的测算，1997年东部地区显性城镇水平为39.96%，中部地区为30.65%，西部地区则为23.47%，中西部分别比东部低3.31和10.49个百分点；1997年东部地区隐性城镇化水平已达21.67%，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14.53%和12.12%，分别要低7.14和9.55个百分点。

三、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发展阶段判断

中国第一部城镇化规划——《“十五”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2001年8月7日）在综合分析中国城镇化现状、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这是中国建国以来，首次以官方文件作出的基本判断。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加速阶段还要一段时间，现在强调“加速发展时期”为时过早。笔者认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判断：

第一，从

近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看，中国城镇化呈现出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一是城镇人口不断增长。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为17245万，比1949年增加11480万人，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到45594万人，比1978年多出28349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8倍。二是城镇数量不断增加。1978年到2000年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66个，22年增加473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至2万个，22年增加了17827个。三是城镇区域不断扩大。据统计，1984年至1996年，全国295个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由7.6%上升到18%，年均上升0.86个百分点。四是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1978年城镇化水平为17.92%，到2000年已增至36.09%，22年增加了18.17个百分点。五是城市综合实力迅速增强。1997年，中国226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中，GDP超过200亿元的有34个，人均GDP超过一万元的有109个。另外，1988～199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平均增幅达19.3%，占GDP的比重也从28.6%上升到37.2%。

第二，从城镇化发展水平看，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当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达到30%时，这个国家城镇化发展就处在加速发展时期，也就是处在城镇化发展的中期阶段。二是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并超过39%这个分界线。1995年至2000年6年间，城镇化率年均超过30%为31.01%。31.01%正好符合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处在诺瑟姆曲线的中期阶段上。三是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种种城镇化水平的测算公式，对2000～2050年若干年份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了测算，结束都是在30%以上，其中最低为30%，最高的为40%，平均水平为34.91%。四是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最新统计，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比1990年(26.23%)提高了9.86个百分点为36.09%。36.09%、31.01%或34.91%这些城镇化率是否是一个合适、适度的合意城镇化率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和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计算可知（注：王铮的合意城市率公式为：t=6.61-47.60α[,0]+0.09β[,0]+52.79(α[,1]+ε[,1])+111.75μ-30.42φ-0.16t[,1]-0.02t[,2]；周一星城市化对应关系公式为：Y=40.55lnX-74.96.），2000年前后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在30%～40%。

四、中国城镇化滞后制约经济发展：发展后果判断

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城市承载力不高的原因，也有城乡二元结构及严格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弱质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弱质性导致了非农业产业就业比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以及市镇人口比重滞后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前者滞后主要是由于轻工业劳动密集型特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重工业；同时，由于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布局过于分散，规模效益没有形成，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偏低。后者市镇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于非农产业人口比重的提高。滞后的城市化，对工业现代化不利，也有碍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超前于工业化一样，都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1958～1960年的超前城市化已为历史所证实。滞后的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是三大后果与八大弊端。

城镇化滞后从后果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学滞后。由于我国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户籍制度，导致今天的城市出现了“城市先老”的现象。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5岁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和县分别为6.0%和5.7%，高出0.3%；城市人口老龄化要比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这表明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城乡年龄结构差别效应由隐性转为显性，带有明显的滞后性。二是社会经济后果。一方面，城镇化滞后使大量劳动力过多地滞留在农村，造成严重的隐蔽性失业和劳动力素质及劳动生产率低下。另一方面，农村城镇化滞后阻碍了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同时，滞后的城镇化对市场需求的扩大形成严重的制约。三是环境后果。城市化的滞后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环境的恶化程度。前者如大气污染、交通堵塞与水荒水脏等，后者如镇镇象村，村村象镇等，形成了一系列的农村病。

城镇化滞后，从负面效应分析，主要是八个弊端：一是城镇化滞后抑制消费需求增长。据统计，1997年全国农村人均消费增长为1930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1.9%，即三个农民还抵不上一个居民。二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城镇化滞后妨碍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城镇化滞后阻碍城镇建设和城市中心功能的发挥。五是城镇化滞后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发展。六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七是城镇化滞后影响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八是城市化滞后影响城乡生态建设。

基本判断范文篇5

第一节犯罪构成概述

一、犯罪构成的概念：是刑法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特点1、犯罪构成的法定性；2、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3、犯罪构成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4、犯罪构成的重要性：特点：是法定的；是主客观要件的有面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法律标志；是认定犯罪的惟一法律标准；是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物。作用：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是区分一罪与数罪的依据；是区分重罪与轻罪的依据。

二、犯罪的构成的分类：1、基本的犯罪构成与修下的犯罪成：基本的是指分则性条文就单独的既遂犯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修正的是指总由性条文以基本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并对之加以修正而就共犯、未遂犯等所规定的犯罪构成。2、完结的犯罪构成与待补充的犯罪构成：完结是也叫关闭的犯罪构成是指刑法完整地规定了所有要件的犯罪构成。待补充的是指刑法仅规定了部分要件，其它要件需要司法机关适用时进行补充的犯罪构成。3、单一的犯罪构成和复杂的犯罪构成：单一的是指刑法规定的各个要件均属单一的犯罪构成。复杂的是指刑法规定的要内容可供选择或互有重叠的犯罪构成。

三、犯罪构成要件：客体、客观要件、主体、主观要件。

第二节犯罪客体

一、犯罪客体的概念：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特点：是社会关系；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侵犯指造成了实际侵害事实或造成了威胁）。

1、一般客体：指一切犯罪所共同侵犯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整体。

2、同类客体：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某一类社会关系。分为十类。

3、直接客体：是指具体犯罪所直接侵犯的具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可分为单一客体和复杂客体。

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1、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主体或者物质表现。特定的犯罪对象是构成犯罪的要件是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依据。2、关系：犯罪对象是反映犯罪客体，犯罪客体制约犯罪对象。3、区别：对象是事物的外部特征，客体是内在的本质决定着犯罪的性质；特定犯罪对象只是某犯罪的构成要件，面犯罪客体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构成要件；犯罪对并非在任何犯罪中都受到侵寄存器，而犯罪客体在一切犯罪中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对象不是分类的根据，相同的的对象不意味阗犯罪性质相同。

第三节犯罪客观要件

一、犯罪客观要件概述：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具体是拽说明某种犯罪是通过什么样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即犯罪客体进行侵犯，以及这种侵犯千百万了什么样的后果的事实特征。主要是指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重要内容，但不是一切犯罪的共同要件。

二、危害行为：是指在人的意识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身体活动。特点：1、是人的身体活动或者动作；2、是人的意识支配的产物；3、是客观上侵害或者威胁了社会关系的行为。(一)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活动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二）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在能够履行自忆应尽义务的情况下不履行该义务。构成条件：1、行为人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法律性质的义务（法律、法规的义务，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2、行为人能够履行特定义务；3、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义务，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结果（分为纯正不作为和不纯正不作为）。

三、危害结果：是危害行为给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具体侵害事实。1、危害结果的特征：因果性、侵害性、现实性、多样性。2、危害结果的种类：属于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与不属于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物质性危害结果与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直接危害结果与间接危害结果。3、危害结果的意义：当是犯罪构成要件时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是区分犯罪形态的标准之一（只有发生了危害结果时，才能成立犯罪既遂）；是影响量刑轻重的因素之一（是选择法定刑的根据；法定量刑的情节；酌定量刑情节）；影响诉讼程序的因素之一。

四、刑法上的因果关系：1、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概念：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2、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特点：客观性、顺序性、相对性、规律性、复杂性。本身特性：范围的特定性、内容的特定性。3、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必然因果关系说、偶然因果关系说条件说。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能以因果关系的认定取代对危害行为本身的认定；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转移；一个危害结果完全可能由数个危害行为造成；第三因素介入要考虑成份大小。4、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不履行义国务而使法律关系受到破坏；如履行义务则不会民发生危害结果。5、刑法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认定因果关系不等于认定刑事责任。

五、行为的时间、地点与方法：1、有的条文明文要求行为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或以特定的方江实施；2、有的第文明确将特定的时间、地点、方法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或从重处罚的情节；3、会影响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因而成为量刑的酌定情节。

第四节犯罪主体

一、犯罪主体概述：是指刑法规定的实施犯罪并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自然人和单位）。

二、自然人犯罪主体：（一）刑事责任年龄：<14、14-16、>16。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认定应当以行为之是为准而不是结果之日。（二）刑事责任能力：1、概念：是指行为人对自已行为的辩认能力与控制能力。2、种类：完全责任能力（16）、相对责任能力（14-16）、减轻责任能力（14-18）、限制责任能力（未完全丧失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无责任能力（一是没有达到责任年龄，二是精神病人。3、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对于无责任能力的判断就同时采用医学标准与心理学标准；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三）特殊身份：是指行为人在身份上的特殊资格，以及其他与一定的犯罪行为有关的行为人在社会关系上的特殊地或者状态。必须是行为人在开始实施犯罪行为时就已具有的。有以下几种：1、特定公职人员；2、特定职业；3、特定法律义务人；4、特定法律地位；5、以持有特定物吕为内容的特殊身份；6、以参与某种活动为内容的特殊身份；7、以特定疾病为内容的特殊身份；8、以居住地和特定组织成员为内容的特殊身份。

三、单位犯罪主体：1、单位犯罪概述：特点：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是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并且与其经营、管理活动具有密切关系的犯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一般是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刑事责任的特点：整体性（是单位整体的责任，不是成员的责任）、双重性（单位与直接负责人员的双罚）、局限性（只有刑法规定的才可能成为主体，只能适用罚金，不能适用其他刑罚）。2、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必须是依法成立并有合法经营、管理范围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个人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个人私分的不是单位犯罪。

一、犯罪主观要件概述：是刑法规定成立犯罪必须具备的，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心理态度包括：故意与过失（合称罪过）、目的和动机。罪过的有无以及罪过形式与内容都应以行为时为准。罪过含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构成。罪过是对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故意与过失。

二、犯罪故意：（一）故意的概念：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认识因素），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意志因素），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第14条）。（二）故意的种类：1、直接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认识因素：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明知自已行为的内容与危害性质、明知会发生某种危害结果、某些犯罪还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刑法规定的特定事实）；意志因素：希望这种结果发生。2、间接故意：放任。3、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的区别：两者的认识因素相同。意志因素不同：直接故意明知的可以是行为必然发生的危害结果也可以是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而间接的只能是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4、间接故意的发生：一是行为人为了实现某种非犯罪的意图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二是行为人为了实现某种犯罪意图而放任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三）故意的认定：1、要将犯罪故意与一般生活意义上的故意区别；2、要将犯罪故意与单纯的认识或者单纯的目的相区别；3、要将总同与分则的明知相区别；4、要将俣理推定与主观臆断相区别。

三、犯罪过失：（一）过失的概念：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状态。1、过失与故意的区另：相同：都是罪过的形态；都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都说明行为人对社会关系的保护持背反态度。不同：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内容不同，过失所反映的主观恶性小；过失犯罪均以发生危害结果为要件；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过失犯罪的刑罚较故意轻。（二）过失的种类：1、疏忽大意的过失：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前提是行为人能够（应当）预见。应当预见的内容是：法定的危害结果。2、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预见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的心理状态。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有认识的过失，而疏忽大意是无认识的过失。3、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相同：两者都认识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区别：（意志上）间接故意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结果的发生符合行为人的意志，过于自信的过失是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结果的发生违背了行为人的意志；（认识上）间的主观上考虑避免结果的发生，客观上也没采取的措施；过于自信过失则考虑到可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用语上），一个是明知，一个是预见。（三）过失的认定：1、认定疏忽大褐的过失应当从分析行为入手，根据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行为的客观环境以及行为人的知能水平，判断行为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否预见结果的发生。2、认定过于自信的过失：不能将合理的信赖认定为轻信能够避免；不能将遵循了行为规则的行为认定为过于自信的过失。

四、无罪过事件：1、不可抗力：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原因所引起的。2、意外事件：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3、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的区别：相同：主观上都没有预见自已行为的结果，客观上都发生了结果；不同：意外事件是不能够预见，不应当预见，而后者是能够预见，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没有预见。

五、犯罪的目的与动机：1、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意义：在某些犯罪中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目的犯）；在某些犯罪中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之一；影响量刑。2、犯罪动机：是指刺激、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或思想活动，它是行为人革于何种心理原因实施犯罪行为。作用：在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为构成要件的犯罪中影响定罪；主要作用是影响量刑。

基本判断范文篇6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200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25％，工业增加值增速超过18％M1增速超过20％，CPI上涨率超过3％向4％、5％以上攀升，贸易顺差超过上年全年的63％。对这种情况如何认识，理论界意见渐趋一致，即有向经济过热发展的趋势。此种情况早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及时祭起宏观调控这杆大旗。1－8月，央行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存贷款利率，通过增发央行票据和其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大量回收货币；财税部门多次调整进出口关税税率和降低出口退税率，将利息税税率从20％降到5％，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从0．1％提高到0．3％；物价管理部门也极力控制地方政府出台提价措施等等。但效果却不十分明显，增长速度没有明显下降，物价却在节节攀升，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经过短期回调后，一跃上了5000点大关。

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也出现加快增长趋势。首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近几年逐步加速，2003年只有9．1％，2004年和2005年年均超过13％，2006年提高到13．7％，2007年以来的增速持续超过1979－2006年14．9％的年均水平，上半年增长15．5％。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但引起过热的原因和控制经济过热的措施尚在探索过程中。

探索过热引起的原因可追溯到13年前。1993年的治理整顿持续了四年，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也使经济进入了低谷。1998年，为了确保8％的经济增长率，各级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也只达到7．8％。1999年，经济增长回落到7．1％。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连续6年，我们采取财政货币双宽松政策，增加货币投放。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增加投资。地方政府不失时机地大上基础设施项目，高速公路、港口、楼堂馆所不停地上。经济犹如比人高的水缸，不停地往里灌水，老是装不满，等你发现装满时，水已经溢了出来。2002年，我们迎来了久别已久的经济复苏，告别了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因此，可以设想，除了国际“热钱”进入国内投机的因素之外，长时期的货币投放是经济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

从2002年到2007年（预计），GDP总规模接近翻一番，从12万亿元扩大到24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0．5％；2003年货币供应量M1、M2和信贷以及投资、工业、外贸和GDP的增长都在上一年回升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势头。2004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47％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超过20％，一、二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超过17％，6、7、8、9月份CPI上涨率连续超过5％，政府及时出台财政货币政策措施，较大幅度地调整进出口关税税率，银行实行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提高信贷门槛等等。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作出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半年的决策，土地政策全面参与宏观调控；严格土地政策管理，不仅对遏制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和速度，保护农业用地、减少耕地浪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也有支持作用。应该说，土地调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到该年下半年，这些指标均拉回到合理区间内，防止了局部过热的蔓延，避免了一次大的起伏波动。但金融调控的效果不佳，货币投放并没有有效抑制。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控制货币投放，逐步提高银行利率，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转化。本届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的操作比较注意松紧弹性和灵活性，在年度货币信贷目标总的约束下，年内各月各周的随机性操作有较大的弹性，不同时点的松紧度不一样，通过随机弹性操作来控制加速趋势，以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2006年上半年，信贷、投资、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过剩，经济出现由“偏快”向“过热”转化的势头。

投资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2002－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在8．5％－10．5％之间，2007年上半年超过了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从4％－7．5％提高到13％左右。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加快了，消费能力提高了。人们发现越来越有钱了，几年前还不敢想的买车买房，在银行的协助下很多人都将其变成了现实，居民将越来越多的家庭开支用于购买汽车和住房。居民汽车拥有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购房需求快速增长推高了房价，带来了未购房者或无力购房者的强烈不满。

苗头已经很明显，也用不着讨论经济是否已经“过热”，问题是能否保持长时间的繁荣，这种趋势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经济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倘若引起通货膨胀或经济过剩，我们采取什么有效措施进行应对，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否还会有效？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分析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进行体制转轨，即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转型，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由以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主体配置资源为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调动经济资源向不同方向流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不再依据一个途径或一个管道，对宏观调控的耐受性也不再一致。这就是本轮经济增长和本轮宏观调控所面对的宏观背景。

市场经济时期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有根本的不同。计划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所以政府发文件就非常见效，只要堵住资金的源头，增长速度就会很快掉下来，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大起大落。那时，工资报酬的调整并不根据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商品价格也是几十年不变，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了，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就出现商品短缺，物资就紧张。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降下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就降下来了。现在不同了，决策者想把经济速度搞上去，但增长速度却上不去。决策者想把速度降下来，却怎么也降不下来。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宏观调控的水平低，而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成倍地增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也成倍地加大了。经济过热的依据不再只是速度快了还是慢了，还要看物价是在不断走高还是在不断走低，资金流通速度是在加快还是在减慢，社会上的资金是多了还是少了，企业的相互拖欠是增加还是减少，多数企业的利润在提高还是降低。这些都是苗头，市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惯性，因此是有苗头可抓的。判断经济形势要抓苗头，抓住了苗头，才能抓住宏观调控的主动权。

既然是市场经济，就一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实质上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即萧条——复苏——繁荣——危机，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将政府宏观调控引入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大危机带来的大破坏，使资本主义避免了或曰延缓了覆灭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只把经济活力引进来，而把经济周期甩出去。因此，也必须将宏观调控手段和方法引进来，避免出现经济大危机，最好也不出现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完全不同，因为计划经济的危机是短缺性的危机，市场经济的危机是过剩性的危机。宏观调控过度会引起通货膨胀或加快经济过剩时期的到来，因此存在巨大的风险。不是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不仅应掌握尽可能多的调控工具和手段，而且，还要掌握调控的艺术。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调控主体发生了分化。过去作为调控主体一部分的地方政府、专业银行、国有企业等已由调控主体不同程度地变成调控对象。尤其是地方政府过去是中央政府的延伸，对中央的调控决策往往具有放大效应，中央要从紧，地方政府会层层加码，以至于让企业透不过气来，“适度从紧”往往搞成“过度从紧”或“失度从紧”。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增长或曰发展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政绩，意味着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地方政府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往往以“你热我不热”为借口，或明着“从紧”，暗地放松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4年对土地的严格控制，虽然起到了抑制经济过热促进集约利用土地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并不心甘情愿，所以一旦放松，积蓄的能量便很快迸发出来。两级调控变成一级调控，说严重一点，很多地方政府在反调控，或者说想方设法钻宏观调控的空子。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如果不“一刀切”就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一刀切”往往会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理论界的指责，因为各地情况是不一样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对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缩小差距和分享大国崛起的成果，后发地区的发展热情极大地增强，各地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的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有的地方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加速工业化。这种如饥似渴的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我不是在指责地方政府，我认为这是体制造成的，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干部考核制度驱使地方政府采取的合理对策。所以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应再把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

计划经济条件下，各专业银行也是宏观调控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发文件，银行不折不扣照办，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贯彻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专业银行商业化之后，各大银行成为彻头彻尾的利益主体，仍把其作为宏观调控主体当然就大错特错了。调控经济首先要调控银行，银行调不动经济就调不动。近两年，把调控的重点放到银行，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还是没有找准“穴位”。在加入WTO的压力下，银行业改革不断加快，既要提高竞争力，又要防范信贷风险，还要提高经济效益，消化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这些压力都传递到行长头上，行长们承担了不堪承受之重。譬如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最需要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最需要扶持，但都蕴含着较大的风险，银行却不能“雪中送炭”，房地产行业“一花独放”，银行却在“锦上添花”。我认为，这怪不得银行，也怪不得银行行长，这是市场行为，不这样，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就难以发展壮大，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作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利益主体，会自动因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商品价格上升时，会自动增加产量，维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使经济处于“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状态，一般不会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但如果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出现商品过剩、支付困难、相互拖欠、生产难以为继的局面。

三、加强经济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如何既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又能够避免因通货紧缩带来的经济过剩的危机或长期的大萧条，是宏观调控要实现的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传统的行政手段已很难奏效，使用多年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事实证明也是治标不治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热钱”太多，不仅有境外的“热钱”，也有境内的“热钱”，当务之急是将“横冲直撞”的“热钱”收入笼中或使其无机可乘。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宏观调控之策。笔者提出几条不成熟的建议供参考。

（一）大量释出国有流通股，并尽快让社保入市资金逐步退出

股市不断上涨，既是一种好现象，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股票市场已没有多少投资价值，投入的资金已具有投机的性质，一旦泡沫破裂，受到损失的是刚刚入市的普通民众，政府不能陶醉于资本市场一片大好，应该采取一定的调控手段。调控的目的不是将股市砸下来，而是不要使其上升太快。上市公司股改完成之后，国有股已全部成为流通股，可把其作为调控股市的工具。建议向各控股公司发出指令，分期分批释出一部分，并将变现资金全部纳入社保基金。这样做可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平抑股市，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二是回笼资金。此外，社保资金入市的部分应令其逐步退出，在股市不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不准再次入市，其目的是借此回笼市场中过量的资金。

（二）逐步放开股票一级市场，为广大投资者开辟更为广泛的投资渠道，改善资本市场结构

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已超过16万亿元，把如此多的资金寄托于为数不多的银行，在给了银行行长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压给他们难以承受之重。目前，股票市值已超20万亿元，但上市公司真的值20万亿吗？这是不用证明和回答的问题。把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资本市场寄托于两家证券交易所，也是令人不可理解。股市长期低迷，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股市暴涨，同样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我建议借股市上升之机，逐步放开股票一级市场。让一些经营业绩比较好的未上市的股份公司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增发股票，并允许经营状况好并且比较规范的企业在改造成为股份公司后，按照面值在当地发行股票。使老百姓能够买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既能够使一批企业筹集到生产所需资金，又能够分流一部分在二级市场上热炒的资金。企业在当地公开募集股份，既能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其财务费用和偿债压力，也可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由于企业受到当地股民的就近监督，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股民不仅可用脚投票，而且可用手投票，有利于改变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民只用脚投票，而无人用手投票，处于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状态。在公开募股的基础上，可在股份公司所在城市建立柜台交易市场，允许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挂牌交易。

三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停止新建大型公共设施

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建设了大量公共设施，有效地改善了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尤其是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已形成遍布全国的交通网。城市基础设施也有很大改善。面对经济过热的趋势或苗头，减少财政公共设施投资，也许是最容易做到的。虽然财政投资占的比重不大，但可起到引导、警示和釜底抽薪的作用。一些项目可以缓建，尤其是楼堂馆所应统统缓建。缓建并不等于不建，如出现通货紧缩或经济过剩的情况，还可迅速恢复建设，成为拉动需求的工具或手段。各级财政都应采取增收节支措施，扩大财政结余，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币投放。

（四）继续发挥市场调控手段作用，但应时刻注意调整调控方向和调控效应

市场手段的优势是具有弹性，缺点是传导环节多，见效比较慢。如能做好预测，科学确定调控方向和调控力度，其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适时调整调控方向十分重要，如从近期看，我国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远期看，又存在经济过剩的风险。如不能适时调整方向，调控就会过头，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造成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市场手段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和税率。其中，利率又是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基本判断范文篇7

第一节刑罚的体系概述

一、刑罚体系的概念：是国家刑事立法以有利于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实现刑罚目的为指导原则，选择刑种、实行分类并依其轻重程度排成的序列。特点：1、刑罚体系是以刑事立法选择的刑罚种类为内容并且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2、是由刑法规定的；3、以有利于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实现刑罚目的为指导原则。

二、刑罚体系的特点：1、体系完整结构严谨；2、宽严相济目标统一；3、内容合理方法人道。

第二节主刑

一、管制：是对罪犯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从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特点：1、不剥夺人身自由；2、限制一定的自由；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按照执行机关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四）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

（五）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

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3、有一定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最长为三年。4、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从监督改造。

二、拘役：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就近实行刑罚方法。特点：1、是剥夺自由的刑罚方法；2、期限短；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最长为一年。3、公安机关就近执行。

三、有期徒刑：剥夺犯罪人一定期限的自由，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特点：1、剥夺人身自由；了、有一定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最长20年。3、劳动改造。

四、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实行强迫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特点：1、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2、劳动改造。3、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五、死刑：(一)死刑的概念：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二）死刑的适用：1、必须严格遵守罪刑法定；2、把死刑规定的精神；总则，分则。3、不得对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适用死刑。4、不得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死刑；中级以上法院判和高级以上复核。5、不得任意采用死刑执行方法。（三）死刑缓期执行：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1、不必立即执行有下列情况：法定从轻情节的；罪行相对不严重；过错激愤犯罪；容易改造的；令人怜悯情节的；其它留有余地情况。2、结果：A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B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C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3、计算：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死刑缓期执行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从死刑缓期执行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三节附加刑

一、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了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1、适用对象：主要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2、适用方式：选处、单处、并处、并处或单处。犯罪情节较轻，适用单处罚金不致再危害社会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单处罚金：

（一）偶犯或者初犯；

（二）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三）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四）犯罪预备、中止或者未遂的；

（五）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六）全部退赃并有悔罪表现的；

（七）其他可以依法单处罚金的情形。

3、金额：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三种情况：一没规定数额最少1000元；二是规定了具体数额；三是比例或倍数。4、缴纳期限：“判决指定的期限”应为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第二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主要是指因遭受火灾、水灾、地震等灾祸而丧失财产；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需要罪犯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支付巨额医药费等，确实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形。

二、剥夺政治权利：1、剥夺政治权利的概念：是指剥夺犯罪人参加管理了家和政治活动的权利的刑罚方法。内容：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2、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对象：应当附加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对于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的：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其它适用情况：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妨害社替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等。

3、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终身；3-10年；1-5年；管制附加的与管制的期限相同。4、起算与执行：管制附加的同时起算，同时执行。独立适用的从判决执行之日起。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从主刑执行之日起计算并执行。

基本判断范文篇8

第一节犯罪的概念

一、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

特点：1、是质与量的统一；2、在内部结构上是主客观的统一；3、是相对稳定与变易性的统一；4、是客观性与可知性的统一。

二、刑事违法性：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不仅指分则。有二种情况：直接违反刑法规范；违反其他法律规范但情节严重进而违反了刑法。

特点：1、与社会危害性是统一的；2、是法机关认定犯罪的法律标准。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1、只要刑法没有对其规定刑罚就不是犯罪；2、不是任何犯罪行为都会受到刑罚。

第二节犯罪的分类

一、理论分类：(一)重罪与轻罪：以法定刑为标准，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为重罪。（二）自然犯（刑事犯）与法定犯（行政犯）：以明显违反伦理道德为标准。（三）隔隙犯与非隔隙犯：1、隔隙犯：是指在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时间的、场所的间隔的犯罪。（隔时犯、隔地犯）。2、非隔隙犯：是指在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没有时间的、场所的犯罪。但与即成犯不是等同概念。

二、法定分类：

(一)国事犯罪与普通犯罪：国事犯罪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即第一章。

（二）身分犯与非身分犯：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或者刑罚加重、减速轻的法定事由的犯罪。1、真正身份犯：以特殊身份作为主体要件因而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2、不真正身份犯：指特殊身份不影响定罪但影响量刑的犯罪。

基本判断范文篇9

第一节刑罚的概念

一、刑罚及其特点：1、刑罚的属性：惩罚性、剥夺性痛苦；2、刑罚的社会政治内容：在我国，刑罚是掌握在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手中、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工具。3、刑罚的法律特征：刑法规定，审判机关适用，严格依法定的程序。4、刑罚的目的性：是预防犯罪。手段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

二、刑罚权及其根据：1、刑罚权：是基于犯罪行为对犯罪人实行刑罚惩罚的国家权能。2、内容：制刑权（只能由僵国人大及常委会行使）、求刑权（由检察院和自诉人行使）、量刑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刑权（特定机关将人民法院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付诸现实执行的权力）。3、根据：因为有犯罪并且为了没有犯罪。根据是实现社会正义观念、维护合法权益免受犯罪的侵犯。

三、刑罚与其他法律制裁的关系：严厉程度不同；适用对象不同；适用机关不同；适用根据不同；确立机关不同。

第二节刑罚的目的

基本判断范文篇10

第一节罪数的区分

一、区分罪数的意义：有利于准确定罪；有利于适当量刑。

二、区分罪数的标准：1、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就是一罪；符合数个犯罪构成就是数罪；数次符合同一个犯罪构成也是数罪。2、注意问题：以犯罪的构成为准；坚持主客观相统一；注意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盗窃并使用他人信用卡的是盗窃罪、保险诈骗数罪并罚、贪脏枉法的依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第二节实质的一罪

一、继续犯：也称持续犯，是指行为从着手实行到由于某种原因终止以前，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的犯罪。特点：1、必须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区别于状态犯，其是指行为结束后，造成的不法状态仍然在持续的情形）；2、必须是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不间断地持续；3、必须是一个行为侵犯了同一具体的社会关系（从始至终都针对同一对象，侵犯同一社会关系）；4、必须出于一个罪过。

二、想象竞合犯：也称想象的数罪、观念竞合、一行为数法，是指一个行为触犯了数个罪名的情况。特点：1、实施了一个行为；2、触犯了数个罪名。处罚：择一重罪处罚。

三、结果加重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基本犯罪），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特点：1、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但造成了加重结果；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2、对基本犯罪一般持故意，对加重结果到少有过失；3、刑法对加重结果加重了法定刑。

第三节法定的一罪

一、结合犯：数个原本独立的犯罪行为，根所硎分则的明文规定，结合成为别一独立的新罪的情况。特点：1、原本为刑法上数个独立的犯罪；2、结合成另一个独立新罪：公式为：甲罪+乙罪=丙罪；3、原本独立的犯罪失去独立的意义，成为新罪的一部分；4、是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典型的结合犯。

二、惯犯：是指以某种犯罪为常业，以犯罪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腐化生活来源，或者犯罪已成习性，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多次实施某种犯罪的情况。可分为常业惯犯（以犯罪为常业，以犯罪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者腐化生活来源的情况）、常习惯犯（是指犯罪已成习性，在较长时间内反复多次实施某种犯罪的情况）。特点：1、恶习深；2、时间长；3、犯罪次数多；4、社会危害大。我国刑法规定的常业惯犯有：罪、非法行医罪。

第四节处断的一罪

一、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实施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特点：1、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2、性质相同的数个行为（包括数次行为都独立构成犯罪；数次行为都不独立构成犯罪<徐行犯>；数次行为中有的独立构成犯罪有的不独立构成犯罪）；3、行为具有连续性（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4、必须触犯同一个罪名（触犯同一条文的不等于触犯同一罪名）。多次抢劫是升格。走私、贪污。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