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价值范文10篇

基本价值范文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基本价值观

【正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这样，通过以人为本，就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在对以人为本问题的讨论中，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弄清的：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究竟具有何种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怎样丧失的，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回归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价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抽象的人”与“共同人性”？

一、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反对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倡导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系。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为克服以绝对精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局限，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价值。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确有其思想。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它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价值，是其价值维度的最高目标；以人为本既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同时也有区别。

(一)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

以人为本是通过超越以神为本、以物为本发展而来的，它把人看作主体，把人当作尺度，把人看作目的。显然，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首先，现实的人是马克思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欧洲具有丰富的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近代欧洲的人本思想是在反对神本、君本和绝对精神为本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思想资源：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为反对神本或神权统治，着重从文化上强调人权高于神权，人道高于神道，人的价值高于上帝的价值；二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为反对君本或封建专制，着重从政治上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人道主义思想；三是到了19世纪，在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费尔巴哈为反对绝对精神为本，第一次着重从哲学上提出“人本主义”的概念，并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人本学，其本质特征是把人作为哲学的核心。尽管费尔巴哈还不能完全科学地理解人，不理解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仅仅从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人，但他对人的重视，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还是给马克思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①。虽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但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以及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并开始了对人的现实本质的探索。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②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展开了批判，认为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③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④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⑤。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唯物史观时也是从人出发的，只不过与人本主义不同，他们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是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确立唯物史观的。

其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马克思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悲惨处境，期望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社会。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时提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⑦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物”对人的统治，而是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物”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服务，人能获得真正发展；不是资本占有劳动，而是劳动占有资本，每个人能获得平等发展；不是机器支配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驾驭机器，人能获得自由发展；消灭了旧式分工，人能获得完整发展。总之，不是物的原则占主导地位，而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原则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为工人阶级以及每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主题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强调：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认为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⑧。

(二)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尽管马克思主义主张以人为本，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以人为本则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思想体系，是我国当今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以人为本则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一种价值目标。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包含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而且还包括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途径与方式，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原则与实践原则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人本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个性和尊严，而是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等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曾误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当作了目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为了突出这一价值目标，从而使我们的发展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而不是偏离这一目标。

再次，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以人为本，而且也强调人的活动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受社会物质客观条件制约，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是价值原则和科学原则、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合目的性方面，是一种价值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终极追求，但这种终极追求与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也就是从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一切客观物质活动。从实践活动的定义可以看出，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历史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的活动，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其二，实践又是一种客观物质活动，它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合规律性方面，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成分。这两个方面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得谈论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将这一最高价值目标付诸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中。为了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马克思提出了一整套分析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完整理论，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通过阶级分析和强调阶级斗争，来寻求人类政治解放的途径；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来寻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通过活生生的革命实践去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通过创造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以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前提，也必须建立在遵循科学精神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单单强调以人为本。否则，不仅达不到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而且还会事与愿违，做不到以人为本。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只是一种价值观。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使“人们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⑨以人为本则是建立在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上的一种价值观，它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的观点，但绝不是惟一的核心观点。原因就在于世界观、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基础，如果离开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以人为本就成了空洞的口号。

二、以人为本理念的丧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的回归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然而，由于以下六种原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却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给丢了：一是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在解释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时候，往往把马克思学说解释成为经济决定论，把马克思学说中的人本思想给忽视了。二是当时社会主义革命与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者往往过多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把其中的“人”的学说给丢了，甚至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三是封建思想文化遗毒对“人”的排斥，使人们不重视“人”的问题及其人的价值。四是“官本位”的社会运作体制和方式，使作为独立个人的发展问题得不到应有关注和解决。五是用革命的方法搞建设，忽视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之一，就是使每个人的创造潜能、能力和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注重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搞社会主义建设，轻视市场经济通过利用和规范人性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注重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搞建设，强调阶级原则高于个人原则，没有把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价值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基本价值和应有之义。六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使人们往往注重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人的生存问题掩盖了人的发展问题。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从而为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然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以下三种倾向：一是见物不见人。一些人多注重研究社会规律而不注重研究人、尤其是个人，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解释成为物质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价值等问题被搁置一边，二是谈“人”色变。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一谈人性、人道主义就是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结果人们不敢去研究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价值等问题；三是抽象地谈“人”。侈谈一切为了人，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忽视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在改革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忽视经济建设。这样，就势必影响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必然影响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建国后，尤其是1956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就应当重新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然而，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曾有两条基本教训：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没有做好结合文章；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给丢了，没有解决好人的问题。在我国1957-1977年这20年期间，不同程度上也出现过这三种倾向，要么见物不见人，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仅仅强调人要服从规律，而不大谈个人的主体性、个性、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和人的权力；要么谈“人”色变或漠视人，把“人”的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批判，不尊重个人及其独立人格与个性差异，否认共同人性；要么离开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抽象地谈“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力。其最终结果，是抑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阻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在对中国实践发展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反映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中回归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从解放思想与共同富裕意义上强调人的价值；同志在党的执政本质中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义上确立人和人民的价值；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邓小平、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发展观中确立以人为本的地位，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为解放人和开发人提供了前提和空间。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普遍的人”与“共同人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许多人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排斥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一讲人，就只能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一讲人性，就只是社会性、阶级性。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的，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撇开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来讲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就显得内容空洞、苍白无力。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对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抽象地谈论共同人性，我们理应采取批判的态度。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理论时就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因此，人的本质只能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⑩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仅仅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抽象地谈论人的普遍性，并不批判与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且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科学抽象出来的人或人的普遍性，并不反对在坚持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前提条件下，并与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统一起来，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来讲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共同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既注重研究人类的一般人性，又注重研究人类的历史变化了的本性；既注重从“现有”的社会历史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条件对现实人的发展与“人”的实现的制约，又从人本或“应有”的意义上着眼于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并对现实的人性加以批判与超越；既注重“个别”，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个别是一般的历史实现形式，又注重一般，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是个别的共同本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就是说，现实的个人一定与抽象的人相联而存在，抽象的人包括一切现实的个人，都是对现实个人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科学抽象；既注重研究具体的事物，又注重对具体事物的科学的、合理的抽象。在谈到生产时马克思曾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1)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促使人们进一步去研究人与人性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许多人在认识上取得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坚持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前提条件之下，承认抽象的人、普遍的人与共同人性的独立自存的意义：第一，认为它着眼于人的应当性，肯定普遍的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类本质是对处于社会不平等之外的人所作的主体性肯定，意涵一切人在人本学意义上(权利、人格和机会等)是应当平等的，应具有人所应具有的权利、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以及实现它们的可能性。因此，人按其必然性来说，必须追求和实现其权利、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这里，抽象的人的基本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所强调的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及由此而产生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对人的人本关怀，在于它所注重的共同人性及人的本质性和永恒性。这实际上是在人本或人类学意义上对人权、人人平等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尽管这种肯定是抽象的，但却具有人本或人类学意义。这种肯定是价值观存在的合法性的人类学基础。这就意味着，如果离开“普遍的人”、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和“每个个人”来谈论以人为本，就会在一定意义上失去它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第二，它着眼于批判性和超越性。就是从价值观上，对一切社会中非人性的存在状况持批判态度，并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人性。当然，这些人本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

实际上，在坚守人的现实性、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性和人的实践性的前提条件下，由无视“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共同人性”到有条件地肯定“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共同人性”，既是时代精神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也是人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深层意蕴，乃是暗示一种“你死我活”的生存模式的终结，并呼唤“和谐共生”的生存模式的诞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排斥阶级分析方法，但在一定意义上，与时俱进地突出了对“普遍的人”、“共同人性”和“每个个人”的关注。这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一种具有整合与凝聚功能、既使社会充满活力又使社会达到和谐的共同价值观。它启示我们，既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出发认识以人为本的实现条件，又要科学地抽去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差异，看到人们之间在人本与人类学意义上(权利、人格)应具有的平等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5页.

基本价值范文篇2

[内容摘要]宪政价值的特点有三：第一，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第二，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第三，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和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些最起码的价值，可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关键词]宪政价值

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为实施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它是现代社会的标志，是法治的灵魂。宪政的价值，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是法治“价值合理性”的渊源，法治必须体现宪政的价值。让宪政价值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因此，探究宪政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一、宪政基本价值的含义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第19卷，406页）一般认为，价值是指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即客体的有用性。它揭示客体对主体生存、发展的肯定或否定关系。据此，我们认为，宪政价值是指宪政在其与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揭示了宪政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是人们孜孜以求宪政的缘由。在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显示了宪政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宪政价值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社会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这首先是由宪政价值主体既是整个社会中的一员又是某个阶级中的一员这种二重身份所决定的。主体身份的二重性决定了对宪政评价标准的二重性：一方面以宪政对整个社会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另一方面又以宪政对本阶级的意义为标准评判宪政。其次，是由宪政价值客体既执行阶级统治职能又执行公共职能所决定的。宪政，只能是一定阶级的宪政，须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同时，任何阶级的宪政又须以执行公共职能为基础和前提，不执行任何公共职能的宪政是不存在的。宪政价值必然体现其主体、客体的二重性。第二，它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宪政是为满足人们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需要，根据一定原则人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具有主观性。但是，需要是由主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实践决定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故又具有客观性。第三，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其相对性，是指宪政价值具有条件性，它随阶级、社会的差异而出现差别性、多样性。绝对性指宪政价值的普遍性。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以至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们，对宪政的评判总有某些共同的标准。这是宪政之为宪政的本质要求。

宪政价值的社会性、客观性、绝对性，意味着宪政具有全人类普遍认同的因素；也意味着宪政应当具有的、全人类普遍认同的最起码的价值。这种意义上的宪政价值，我们称之为宪政的基本价值。它是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宪政都遵循或都应遵循的、共同的、普遍的准则。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宪政的基本价值至少应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

二、人权的切实保障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首要价值。“宪政事实上已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同义语。”[2]（136页）

“人权”最早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君权神授、等级特权等提出的进步口号。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以权利宣言和法律的形式对其加以确认和肯定。资产阶级通常是在两种意义上理解人权。一是自然法意义上的。所谓人权是指人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与生俱来即天赋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二是实定法意义上的。人权是指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和自由，被认为是上述自然权利的派生物和具体化，又称“基本人权”。具体包括平等权、自由权、受益权、社会权及参政权等。无产阶级对人权有自己的理解。无产阶级认为，人权是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是具体的人权。它无非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作为人应当拥有和实际享受的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这种人权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宪法所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并非源自天赋，而是“争”得的，是阶级斗争成果的反映和记载，并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扩大。“基本权利和自由”与“基本人权”不尽相同。后着多指人作为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的基本部分，而前者多指人们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的基本部分。理解上虽存差异，但把保障人权作为宪政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在东西方各国都是一致的。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

宪政形成伊始，即将保障人权作为其价值目标。在英国，《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的制定、实施，标志着英国宪政制度的确立。众所周知，这三个宪法性法律文件，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王权的专横，目的是保障基本人权。在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是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1]（第16卷，20页）它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转让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为了保障和实现自己的天赋人权才成立政府，政府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独立宣言》确立了以人权为根本，权力来自于权利并受到制约的宪政精神。1787年宪法未规定人权的内容和保障人权的起码原则，但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了以人权保障为内容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来确认和保障人权。在法国，1791年制宪会议先通过《人权宣言》作为整个宪法的序言，并成为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直到1958年宪法，其序言中仍宣称，“法国人民庄严宣告，他们热爱1789年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即《人权宣言》——谢注）所规定的，并由1946年宪法序言所确认和补充的人权和国家主权原则。”《人权宣言》对世界的影响极其深远。现代各国宪法，几乎无一例外地载有人权保障的专门章节。因此，保障人权也构成了宪政制度的基本内容。

各国宪政制度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第一，通过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与自由来保障基本人权。这一方面体现了人权的根本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国家将着重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第二，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对人权的侵害。第三，通过宪法保障制度实现人权保障。宪法保障制度，是指通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采取一定措施维护宪法权威，确保宪法实施的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各国宪法保障制度，主要有：议会保障制度，又称立法机关保障制度，是一种通过立法程序行使宪法解释权和宪法监督权的制度。如瑞士、荷兰等国采用此制。我国现行宪法在形式上也采用此制。普通法院保障制度和特设的专门机构（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宪法裁判所等）保障制度，一般都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宪法保障职能的。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的充分、全面实施，无疑对人权的保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司法审查制度，西方国家更是推崇备至，被认为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有效形式”。[3]（41页）第四，通过宪法外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执行来保障人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它需要制定一般法律法规予以具体化，这意味着宪法的完全实现至少是部分宪法条款的完全实现必须通过一般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完成。这些一般法律法规是宪政精神的具体化，是人权保障的具体化。如刑法、民法等是对人权的实体保障，诉讼法是对人权的程序保障。一般法律法规的制定及其实施过程，既是宪法的要求，也是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障人权同人权本身一样，是相对的。对人权进行保障而没有限制，在法理上是片面的。为了确保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限定人权的范围。这是指，通过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公民享有人权的范围，并使人权的行使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对人权进行限制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全面、有效地保障人权。可以说，在实践中，保障人权就是通过限制人权的范围从而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同等人权并获得同等保护来实现的。限制人权与保障人权是辨证统一的。保障人权是目的，限制人权是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的总原则是：既要保护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即集体人权，又要保护个体人权，防止以限制人权为借口取消人权或缩小人权的范围。对人权的限制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实行越权无效的原则。而人权的保障不止于宪法的规定，法不禁止即自由。

在本质上，宪政就是保障人权的制度。

三权力的合理配置

依一定原则，通过宪法将权力在各国家机关之间及不同层次之间进行划分，限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即对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是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意味着：第一，宪法是权力合法化的渊源和手段。宪政内在地要将权力来源及运行过程置于宪法之下，宪法未明确授予的权力不得行使。第二，权力必须分立，但各种权力须组成一个完整、合理并体现民主精神的动态运行体系。西方国家主张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有相互制衡。美国的三权分立制是其典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否定三权分立制，坚持议行合一原则，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但我国仍然存在权力的划分，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政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就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体系。依三权分立或议行合一组织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质上都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实现民主。第三，权力必须依法行使，权力的运行必须受到有效监督。权力，一方面根源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权力在运行中存在着扩张性、腐蚀性，“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4]（154页）因此，必须确立权力依法行使的原则，对权力要进行有效的监督。从权力配置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监督应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西方国家实行分权制衡，比较充分的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精神。在我国，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均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一种最为广泛的监督。

在宪政发展史上，三权分立制与议行合一制是配置国家权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三权分立制最早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但英国资产阶级以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妥协而告终，未制定成文宪法。资产阶级借三权分立制实现了与封建贵族阶级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但运用得很不彻底。最早对这种权力配置方式作较彻底运用，且写进宪法的，是美国。美国资产阶级运用三权分立制实现了内部不同私有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三权分立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封建特权与专制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并由此实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具有进步意义。但我们也要看到，作为这种权力配置方式的具体实践，无论是英国的阶级“分权”，还是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权力“分工”，都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其一，是权力的分享仅限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级之间，或限于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从未扩大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中。“这种分权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而实行的日常事务上的分工罢了。”[1]（第5卷，224-225页）其二，是三权分立制强调三权的独立性，国家权力缺乏统一性，易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在实践中存在互相扯皮、议而不决、议行互悖、政令不一、行政效率低下等弊端。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卡特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性进攻战略武器条约》，虽费九牛尔二虎之力，终未获参议院批准，就是这种弊端的典型表现。邓小平曾说，美国实际上“有三个政府”[5]（150页），可谓一针见血。有鉴于此，西方国家对三权分立制也作了一些调整，使这种权力配置方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甚至名存实亡。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权力结构由议会主导和‘三权分立’的模式向行政主导模式转变，国家权力由原来主要由议会掌握或者分别由三个机关分工独立行使而逐渐往行政机关手里集中。”[6]三权分立格局发生倾斜，行政权力膨胀，大有重新集三权于一身之势，逐渐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二是有的国家已突破了三权分立格局。如美国，在制定宪法的当年即设立了州际贸易委员会，至二战前又设立了联邦商业委员会、证据交易委员会、联邦交通委员会、全国劳资关系局、民航局等为数众多的“独立管理机构”，它们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在美国被称为“第四种权力”。[7]（72页）三权分立制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已徒具形式。作为权力配置方式，议行合一是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均由人民代表机关统一行使。人民代表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行使执行法律的职权。它与三权分立制是相对立的。如前述，它对国家权力仍有适当分工。在思想史上，卢梭主张“主权在民”，并认为人民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观点，即体现了议行合一的精神。这一学说未被资产阶级采用。在最早实践三权分立制的英国，内阁即行政机关作为议会内占多数的政党的执行委员会，是立法机关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并领导着立法。其各部部长都是议员，向议会负政策上的责任。因此，从权力的实际运作来看，英国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更符合议行合一的形式和特征。马克思在深入批判三权分立制的基础上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8]（第二卷，375页）恩格斯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应当“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1]（第22卷，274页）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和二为一。”[9]（第27卷，141页）从此，议行合一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我国采用民主集中制，是对议行合一制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议行合一制是比三权分立制处于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权力配置方式，比三权分立制更为优越。体现在，其一，更能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议行合一制下的人民代议机关从基层到中央都通过选举产生，向人民负责。代表不独立于选民，不脱离生产及工作条件，选民可随时罢免代表。执行机关由代议机关建立，并对其负责，接受其领导与监督。这就保证了代议机关及执行机关的人民性。其二，突出了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国家一切权力集中统一由代议机关行使，克服了三权分立制下“三个政府”的弊端。这两个优势决定了议行合一制最终将取代三权分立制。

从终极的意义上看，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合理配置权力的价值从属于人权保障价值。

四秩序的严格维护

秩序也是宪政的基本价值。

宪政是民主政治，也是法治政治。法治是秩序的象征，也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

秩序，是表征一系列事物在空间上的第次、顺序、稳定、连贯等关系状态的范畴。它是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持续性和连贯性。进一步而言，它是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宪政的秩序价值在于：以宪法即根本法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种宪政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新的秩序的建立。宪政的完善和发展，意味着秩序的巩固和有序化程度的提高。

宪政的秩序价值主要在：

第一，建立和维护阶级统治秩序。冲突构成对秩序的威胁。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冲突是最根本的冲突，对社会的存在和稳定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为了避免互相冲突的阶级在无谓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必须将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宪政即是阶级冲突控制在宪法所确认的秩序范围内的正式制度。马克思说，“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派别彼此已经达成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8]（第一卷，426页）

第二，建立和维护国家权力体系及运行秩序。宪政对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就是要建立起权力运行的秩序。只有国家权力的主体即各国家机关的组织和活动有章可循，有条不紊，由它们保障的社会秩序才能得到稳固。建立和维护权力体系及运行秩序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宪政为建立生活、生产、交换秩序确立了基本准则。宪政所确立的准则，是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抽象性，有待于一般法律法规的具体化。但一个社会的生活、生产、交换秩序的法定化均须依据其宪政所确立的原则，并不得超出宪法所给定的范围。

五利益的有效协调

宪政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利益问题。宪政不仅仅将阶级斗争限定在秩序的范围内，它还进一步在不同利益集团（阶级）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进行利益分配。因为，对于一定社会而言，利益作为分配的资源其总量是有限的。宪政，必然要根据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协调各方利益，并依力量对比关系分配利益，从而使力量对比关系与利益分配的结果相适应，并进而实现社会秩序稳定。

宪政的确立和运行过程是斗争着的各阶级、各集团的妥协过程。宪法是这种妥协结果的法律表现，它是各阶级、各集团经过“协商”并为各方所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宪政是实现这个利益分配方案的制度机制及其实现过程。

宪政首先通过宪法确认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来保证不同阶级之间利益的分配。资产阶级宪政是一种少数人的统治形式，它虽然采用了全民民主这种隐蔽的方式，但仍确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宪政，是工人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的宪政，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阶级统治关系。我国现行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宪政通过决定代表或议员的名额来实现各阶级之间、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宪政民主的核心。各阶级及各阶级内部各利益集团的代表或议员人数的多寡，是各种力量对比关系的最直接体现。利益的分配，必然会体现这种力量的对比关系。

再次，宪政还通过规定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利益分配。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10]（82页）权利意味着增加利益的许可。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抑制的作为或不作为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10]（82页）义务意味着利益的可能减损。通过宪法赋予公民或组织的权利义务，宪政为各利益主体设定了增加利益的许可，或减损利益的强制。利益主体行使其权利，履行其义务，即表明宪政的利益分配方案得以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三联书店，1996年。

[3]罗豪才、吴英《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

[5]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

[6]许崇德、王振民由“议会主导”到“行政主导”，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3期。

[7]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9]列宁全集。

基本价值范文篇3

●民主、富强、公正、和谐和自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观。民主表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要求，富强表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物质基础的要求，公正表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政治伦理规则的要求，和谐表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自由表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终极目的的要求。

●民主是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的前提，富强是民主、公正、和谐、自由的基础，公正是民主、富强、和谐、自由的限度和保障，和谐是民主、富强、公正、自由的条件，自由是民主、富强、公正、和谐的目标。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五位一体，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互为前提，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系，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原则和目标。

一、民主

在中国，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多方》：“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简代夏作民主”，意为作民之主。《尚书·皋陶谟》中还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奠定了中国“民本”思想传统的基础。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开始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统治，以孙中山民权思想为代表。他说，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在西方，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由“人民”和“统治”两词构成，指人民的统治或权力。古希腊思想家们倡导的民主模式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启蒙思想家们光大了古希腊的民主含义，认为民主即是人民的统治。卢梭认为，民主就是把权力置于普遍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现代的西方思想家密尔提出，最好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哈贝马斯十分重视和强调程序民主，认为重要的是民主运行的过程。赫尔德在其《民主的模式》中指出，民主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以公平和正义的方式调节价值和价值争议的政治和生活的方式。在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创立及其实践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实质上仍是代表少数人或一部分人所享有的民主。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首先表现为国家形态，同时也在体制、原则和价值观等方面得到体现。马克思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基本制度，其特点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而“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因此，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的本质特征。列宁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2页）。

我国在借鉴中外民主思想和传统的基础上，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它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和尊重人权等各方面，其特色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阐明，党坚持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根本意志，对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对于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权益，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富强

富强即民富国强。中国很早就有富民强国的思想，如《尚书》中载有“裕民”、“惠民”，管子明确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近代以来，强国富民的观念因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而尤其深入人心，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富足，成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的奋斗目标。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里特较早提出城邦应该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提倡公民过一种小康的富足生活。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都十分重视对财富和金钱的追求。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金钱和财富的占有，始终是少数人的特权。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特别是物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他们把社会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财富的极大增长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认为“建立共产主义实际上具有经济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并据此把财富的极大涌流和实行人人“按需分配”规定为共产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就社会财富的占有状态而言，共产主义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形态的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是少数人占有大部分社会财富，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占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科学总结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富强观。这集中体现在：一是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地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规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目标。二是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是提出要努力“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实现“民族振兴”。邓小平指出：“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57页)

坚持和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富强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发展是硬道理，惟有发展，惟有民富国强，才能为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以及从容应对我国主权和安全所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和挑战，才能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三、公正

公正包括公平和正义两个方面的含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公正的思想。《礼记·礼运》中设想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即是公正之道的体现。在西方，公正概念最早见于荷马史诗。柏拉图以正义问题贯穿《理想国》全书，并明确提出“正义就是平等”的命题。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所谓‘公正’，它的真实意义，主要在于‘平等’。如果要说‘平等的公正’，这就得以城邦的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的善业为依据。”（《政治学》，商务出版社1965年版，第153页）近代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平等论”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了古希腊的正义思想。卢梭提出，公正就是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西方现代思想家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集中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关于正义理论的研究成果。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真正体现公正所要求的制度，是公正的真正实现和现实。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2页）公正本身内含了对平等的要求。马克思强调：“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它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密切相连的。无产阶级的平等观和资产阶级的平等观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特权”，无产阶级则把平等理解为“消灭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1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正理论：一是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实现社会主义公正的重要目标；二是把“公平正义”与民主法治、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规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注重在实践中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三是注重就业和分配公正；四是坚持司法公正，以“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五是在国际领域，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概而言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正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有机统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公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合法性的依据，是国家得以顺利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得以极大体现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目标。

四、和谐

中国古代甲骨文和金文中已有“和”字。《广韵》释曰:“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周易》中有“保合太和”。孔子主张“致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老子强调“合异以为同”。惠施宣扬“汜爱万物，天地一体”。《春秋繁露》中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些论述表明，和谐观念向来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和谐”概念源于古希腊哲学，是指事物之间最佳的结合。柏拉图阐述了“公正即和谐”的观点。莱布尼兹首先表述了“先定和谐”的观念。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提出了“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想。魏特林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卢卡奇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也提出了社会存在具有多样性的协调统一的思想。海德格尔主张一种“万物一体”的和谐境界。当代生态主义基于人类未来发展的需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向和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要求的角度阐述了“和谐”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把共产主义称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还直接提到“社会和谐”的概念，并阐述了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思想。

在新世纪，我们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谐观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为特征的“和谐社会”的主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同时，我们党还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的和谐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对于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团结社会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对于建设生态文明，做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自由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自由”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行志》。《论语》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言论可以理解为孔子对自由的一种理解或规定。而庄子主张的“逍遥游”，则典型地表达了道家对自由的体认和追求。到了近代，自由概念开始被有意识地运用到政治领域，出现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观念，如梁启超提出：“人人于法律内享有自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在西方，在《旧约全书·利未记》中已有“向普天之下所有的人宣告自由”之语。在资本主义早期，自由思想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神权，旨在解决人权与神权的矛盾，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十八世纪末以后，则主要是针对国家和政府的强权和过多干预，旨在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以功利主义为基础。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自由被用来指谓不受奴役的权利和状态。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阐发自由概念。孟德斯鸠区分了“政治自由”与“哲学自由”，认为前者意义上的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的权利”。卢梭区分了“自然自由”与“社会自由”，主张所有人都是生而自由的和自主的。康德认为，人只有在遵循“自律”而行动的时候，才能产生真正的道德行为，人才是自由的。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不仅将其作为个人发展的尺度，而且将其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指出，自由以人们对自身生存条件的拥有和支配为前提，“生产者只有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4页），而共产主义就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在共产主义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可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最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我国宪法规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享有自由的主体，他们不仅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政治自由，而且还享有契约、交换、择业、迁徙、婚姻、教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社会自由。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是实现这些自由的根本保证。在新世纪，我们党明确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党还适时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证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基本价值范文篇4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基本价值观

【正文】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这样，通过以人为本，就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联系。在对以人为本问题的讨论中，有三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弄清的：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究竟具有何种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怎样丧失的，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回归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价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抽象的人”与“共同人性”？

一、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

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反对以人为本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倡导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论体系。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为克服以绝对精神为本和以物为本的局限，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本价值。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确有其思想。马克思的人本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它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一个基本价值，是其价值维度的最高目标；以人为本既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同时也有区别。

(一)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

以人为本是通过超越以神为本、以物为本发展而来的，它把人看作主体，把人当作尺度，把人看作目的。显然，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

首先，现实的人是马克思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欧洲具有丰富的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近代欧洲的人本思想是在反对神本、君本和绝对精神为本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思想资源：一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为反对神本或神权统治，着重从文化上强调人权高于神权，人道高于神道，人的价值高于上帝的价值；二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为反对君本或封建专制，着重从政治上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人道主义思想；三是到了19世纪，在继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8世纪法国人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费尔巴哈为反对绝对精神为本，第一次着重从哲学上提出“人本主义”的概念，并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人本学，其本质特征是把人作为哲学的核心。尽管费尔巴哈还不能完全科学地理解人，不理解人和自然的真实关系，仅仅从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眼光来看人，但他对人的重视，把人和自然视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还是给马克思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①。虽然这时的马克思还没有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印记，但马克思已经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以及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并开始了对人的现实本质的探索。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②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展开了批判，认为旧唯物主义“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③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决不是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④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⑤。马克思恩格斯在确立唯物史观时也是从人出发的，只不过与人本主义不同，他们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唯物史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作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一致，是每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来确立唯物史观的。

其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使人不能真正发展；资本占有劳动，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使人不能平等发展；机器支配人，人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使人不能自由发展；分工限制人，使人不能完整发展。

针对这些情况，马克思强烈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悲惨处境，期望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新社会。马克思在描述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价值时提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⑦未来的新社会不是“物”对人的统治，而是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物”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服务，人能获得真正发展；不是资本占有劳动，而是劳动占有资本，每个人能获得平等发展；不是机器支配人，而是全面发展的人驾驭机器，人能获得自由发展；消灭了旧式分工，人能获得完整发展。总之，不是物的原则占主导地位，而是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的原则占主导地位。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就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为工人阶级以及每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所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主题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强调：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认为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⑧。

(二)以人为本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尽管马克思主义主张以人为本，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以人为本则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思想体系，是我国当今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以人为本则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一种价值目标。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包含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而且还包括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途径与方式，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价值原则与实践原则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超越西方人本主义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个性和尊严，而是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等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曾误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当作了目的，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今天，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为了突出这一价值目标，从而使我们的发展紧紧围绕这一目标，而不是偏离这一目标。

再次，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以人为本，而且也强调人的活动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受社会物质客观条件制约，它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是价值原则和科学原则、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仅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合目的性方面，是一种价值原则。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者的终极追求，但这种终极追求与承认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出发的，也就是从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实践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现实世界的一切客观物质活动。从实践活动的定义可以看出，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观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历史活动是人类有目的地能动的活动，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其二，实践又是一种客观物质活动，它必须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合规律性方面，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成分。这两个方面是有机地、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得谈论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而是将这一最高价值目标付诸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中。为了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崇高目标，马克思提出了一整套分析和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完整理论，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通过阶级分析和强调阶级斗争，来寻求人类政治解放的途径；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探寻，来寻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路；通过活生生的革命实践去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通过创造相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坚持以人为本，必须以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前提，也必须建立在遵循科学精神的基础上，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单单强调以人为本。否则，不仅达不到实现以人为本的目的，而且还会事与愿违，做不到以人为本。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而以人为本只是一种价值观。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它使“人们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⑨以人为本则是建立在这种世界观、历史观上的一种价值观，它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极其重要的观点，但绝不是惟一的核心观点。原因就在于世界观、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基础，如果离开了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以人为本就成了空洞的口号。

二、以人为本理念的丧失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的回归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然而，由于以下六种原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却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思想给丢了：一是第二国际一些理论家在解释和宣传马克思学说的时候，往往把马克思学说解释成为经济决定论，把马克思学说中的人本思想给忽视了。二是当时社会主义革命与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一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者往往过多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把其中的“人”的学说给丢了，甚至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三是封建思想文化遗毒对“人”的排斥，使人们不重视“人”的问题及其人的价值。四是“官本位”的社会运作体制和方式，使作为独立个人的发展问题得不到应有关注和解决。五是用革命的方法搞建设，忽视社会主义建设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之一，就是使每个人的创造潜能、能力和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注重用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搞社会主义建设，轻视市场经济通过利用和规范人性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注重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搞建设，强调阶级原则高于个人原则，没有把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价值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基本价值和应有之义。六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使人们往往注重用经济发展的方法来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人的生存问题掩盖了人的发展问题。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实践，从而为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前提，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然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好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出现了以下三种倾向：一是见物不见人。一些人多注重研究社会规律而不注重研究人、尤其是个人，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解释成为物质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以及阶级斗争学说，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价值等问题被搁置一边，二是谈“人”色变。认为“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一谈人性、人道主义就是泛滥资产阶级思想，就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结果人们不敢去研究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的个性、价值等问题；三是抽象地谈“人”。侈谈一切为了人，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忽视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在改革过程中不同程度上忽视经济建设。这样，就势必影响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必然影响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建国后，尤其是1956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就应当重新确立人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然而，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曾有两条基本教训：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没有做好结合文章；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给丢了，没有解决好人的问题。在我国1957-1977年这20年期间，不同程度上也出现过这三种倾向，要么见物不见人，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仅仅强调人要服从规律，而不大谈个人的主体性、个性、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和人的权力；要么谈“人”色变或漠视人，把“人”的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加以批判，不尊重个人及其独立人格与个性差异，否认共同人性；要么离开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抽象地谈“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性、人的个性、人的自我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权力。其最终结果，是抑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阻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

在对中国实践发展要求和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反映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要求，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中回归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从解放思想与共同富裕意义上强调人的价值；同志在党的执政本质中突出人民的主体地位，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义上确立人和人民的价值；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邓小平、民本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发展观中确立以人为本的地位，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为解放人和开发人提供了前提和空间。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普遍的人”与“共同人性”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许多人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总体上是排斥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的，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专利。一讲人，就只能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一讲人性，就只是社会性、阶级性。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首先强调的，也是最根本的。如果撇开人的现实性、社会性、历史性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来讲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就显得内容空洞、苍白无力。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就是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对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抽象地谈论共同人性，我们理应采取批判的态度。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理论时就指出：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因此，人的本质只能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⑩

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仅仅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或抽象地谈论人的普遍性，并不批判与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相联系的、且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科学抽象出来的人或人的普遍性，并不反对在坚持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前提条件下，并与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统一起来，来谈论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和共同人性，来讲人权、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共同人性与人的社会性的有机统一：既注重研究人类的一般人性，又注重研究人类的历史变化了的本性；既注重从“现有”的社会历史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条件对现实人的发展与“人”的实现的制约，又从人本或“应有”的意义上着眼于人对理想人性的追求，并对现实的人性加以批判与超越；既注重“个别”，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个别是一般的历史实现形式，又注重一般，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是个别的共同本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就是说，现实的个人一定与抽象的人相联而存在，抽象的人包括一切现实的个人，都是对现实个人的共同本质的一种科学抽象；既注重研究具体的事物，又注重对具体事物的科学的、合理的抽象。在谈到生产时马克思曾指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11)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促使人们进一步去研究人与人性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许多人在认识上取得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坚持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和实践的人的前提条件之下，承认抽象的人、普遍的人与共同人性的独立自存的意义：第一，认为它着眼于人的应当性，肯定普遍的人的价值与意义。人的类本质是对处于社会不平等之外的人所作的主体性肯定，意涵一切人在人本学意义上(权利、人格和机会等)是应当平等的，应具有人所应具有的权利、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以及实现它们的可能性。因此，人按其必然性来说，必须追求和实现其权利、自由自觉性和创造性。这里，抽象的人的基本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所强调的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及由此而产生的批判性、超越性和对人的人本关怀，在于它所注重的共同人性及人的本质性和永恒性。这实际上是在人本或人类学意义上对人权、人人平等和人的价值的肯定，尽管这种肯定是抽象的，但却具有人本或人类学意义。这种肯定是价值观存在的合法性的人类学基础。这就意味着，如果离开“普遍的人”、具有“共同人性”的人和“每个个人”来谈论以人为本，就会在一定意义上失去它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第二，它着眼于批判性和超越性。就是从价值观上，对一切社会中非人性的存在状况持批判态度，并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人性。当然，这些人本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历史条件。

实际上，在坚守人的现实性、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性和人的实践性的前提条件下，由无视“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共同人性”到有条件地肯定“抽象的人”、“普遍的人”、“共同人性”，既是时代精神在理论上的一种反映，也是人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深层意蕴，乃是暗示一种“你死我活”的生存模式的终结，并呼唤“和谐共生”的生存模式的诞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排斥阶级分析方法，但在一定意义上，与时俱进地突出了对“普遍的人”、“共同人性”和“每个个人”的关注。这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一种具有整合与凝聚功能、既使社会充满活力又使社会达到和谐的共同价值观。它启示我们，既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出发认识以人为本的实现条件，又要科学地抽去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差异，看到人们之间在人本与人类学意义上(权利、人格)应具有的平等性。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45页.

基本价值范文篇5

关键词：高校教育;艺术教育;艺术价值;艺术审美

探讨高校艺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首先需要了解艺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从理论上理解“价值”概念的尝试，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亚里士多德把“美德”的概念说成是“达到完善”，并包含在“对某物的一定关系中”。而属于价值的“美德”，它即指健康、力量，也同时指向美。在哲学史上，标明人对世界价值关系的概念在诸如经济、政治、伦理、审美等方面得到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解释，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人们不同的哲学观、不同部门，那就是“价值哲学”。上升为哲学范畴的“价值”概念曾被近现代哲学的各种流派———主要是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同时价值哲学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相对立。用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亨利希•李凯尔特的话来说，“理论价值的科学，无论同肉体的存在还是同心里的存在，无论同现实还是同理想，无论同感性的现实还是超感性的现实都没关系。作为关于价值的‘纯’科学，它同任何关于存在的科学相对立，它唯一的问题是理论价值的意义问题”。现代美学非常乐意利用“价值”这一范畴，即把美的概念又把艺术本身（艺术价值）列入其中。同时，转向价值范畴来对审美心理进行解释。后来克罗齐•科林伍德概括艺术就是表现。在我看来，这就是把美看作价值，把艺术看作美的价值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入手，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多部著作中都曾直接论述关于“美的规律”、金银的审美属性、钻石的审美功用和艺术发展的规律等等。即使是在探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时，也同时考虑到其他形式的价值的存在，并对这些价值包括对文学艺术价值都具有非常深刻的论述。那么我们现在究竟该怎么样面对价值这一观念呢？简单地说，所谓价值就是指客体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作用。赫施在谈到含义和意义的区别时，他的阐释很有启示性。在赫施那里，含义指“作者用一系列符号所要表达的事物”，意义（Bedeutung）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

有关艺术价值的形而上学本质，孔子在《易经•系辞》中说：“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此言对艺术的形而上的品质、艺术的价值特性、艺术的精神追求有着非常准确的阐释。何谓形而下？何谓形而上？简单地说，形而下就是事物的物质因素而言的，相对事物的精神因素来说，形而下的物质品质往往指向有限性、遮蔽性和确定性；而形而上是就事物的精神因素而言的，相对某一具体事物来说，形而上的精神品质往往指向永恒性、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两者之争贯穿了整个文化艺术史。就此而言，我们认为艺术价值和某一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不同的，不同时期的艺术作品所体现的艺术价值也会有很大的差别。艺术价值是在人类的生命存在的层次上发生的，它体现的是艺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本原性的功能和意义。或者换一句话说，它是有关人的生命总体的人文学意义上的一个概念，艺术是人的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和现实存在入手的。认为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人类生存上，人为了生存才从事各类物质生产活动，人只有进行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才能慢慢产生生存价值。人类一切社会和国家形式，一切高级的精神活动都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前提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也认为，人不是一般的生命个体，而是“有意识的生命个体”，在为满足生存需要所进行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人培养和发展了自己的“自由自觉”的特性。由于这一特性，人便从本质上超越了动物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他能够不断地超越具体的客观对象并超越其自身。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具有向自然界全面展开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可能性，也就是人应该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每一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切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与世界始终面临着三大关系需要处理：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认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直接指向人对终极真理的精神家园的关怀。其次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伦理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它直接指向人对社会的伦理意蕴和价值规范。再次是人与其内心的关系，这是人内心的秘密，他直接指向人对情感世界的信仰与追求，因而艺术作为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形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求真价值。所谓求真价值，是就艺术的认知问题而言的，是指艺术对终极真理的向往和追求。人们通常说艺术是无价的，正是从艺术的精神品质上来说的。二是向善价值。所谓向善价值，是就艺术的伦理意蕴来说的，是指艺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必然隐含着它的社会历史因素。从根本上说，艺术的向善价值反映着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的基本规范，体现着特定社会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并通过“扬善抑恶”的方式表达出来。向善价值是不同的矛盾和差异。因而艺术的向善价值总是根植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对它的评价也只能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依据。三是审美价值。所谓审美价值，是就艺术满足人的心理需求而言的，是指艺术满足个人精神需求的属性。情感疏泄就是使生命个体的情感积累所携带的情感能量得到充分的疏泄从而体现为审美升华。而艺术审美价值更深层次的内涵是使艺术活动主体获得精神的自由。这是一种塑造人的“自由自觉”的审美价值，他使真正的艺术获得永久的魅力。艺术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由此艺术的三大价值也就同时分别指向艺术所具有的基本社会功能：一是审美认知功能。通过审美认知功能可以使人更加深刻的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人生、认识历史，从而达到对人类历史、宇宙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真理性认识。其二是审美教育功能，它主要指通过艺术学习可以使人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熏染，在实践上潜移默化中使人的思想受到启迪，审美教育能力发声深刻变化。审美教育的主要特点在于，以情感人，潜移默化，寓教于乐。三是审美娱乐功能。通过娱乐活动使人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和实现，情感得到疏泄和升华，从而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激发出几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力量。从艺术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及其价值指向来看，我们认为，高校艺术教育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艺术教育具有审美功能，有利于塑造人生境界、提升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在审美中去感悟，在认识中得以提升，使其丰富情感，陶冶情操、升华精神。第二，艺术教育有利于提高人的感悟力和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思维，发展人的形象思维。第三，艺术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提升身心健康、增强竞争能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市场竞争中提升自我竞争能力。第四，加强艺术教育的学习，可以促进学生对多学科融合学习的整体提高，艺术教育的学习方式可以改变其他学科学习上的不足，提升整体学习能力。最后，通过艺术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品德、存进全面发展。从而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养和精神境界。

作者:孔繁昕 单位:兰州交通大学

基本价值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修改改革开放价值取向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必须在基本内容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也就是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的重要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性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维护宪法权威，实现法治秩序，首先要确保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适应性．过去30年来宪法的发展，不仅折射出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且能够展望未来中国宪法、法治的发展和宪政之路．30年来，我们逐步在宪法中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保护E1趋完善．肯定宪法至上，是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现行宪法是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先后4次对宪法的部分内容作了修改．四次修改，每一次都折射出依法治国的发展进程，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共享和谐的价值取向．

从现行宪法的4次修改可以看到，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求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历次修宪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对宪法修改技术本身逐步完善科学，更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次修宪，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发展的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重大历史关头，中国人民以宽阔的世界眼光和崭新的时代视角，迎接挑战、面向未来的自觉选择．这首先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就是在时代变动面前，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这是一个民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标志．

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是比较完善的，曾在1957年前起了重要作用．但这部宪法毕竟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在1956年提前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这部宪法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在客观上就有了问题，给人们造成宪法已经过时的错误认识．到“”前夕，宪法实际上已被废弃了．“”中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而产生的1975年宪法，是对1954年宪法的倒退．1978年通过的宪法仍然没有摆脱“”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缺陷，因而在当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不能适应现实生活需要了．1979年和1980年分别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的决议》．并在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对它进行全面修改．于是，1982年12月4日，现行宪法应运而生，史称“82宪法”．“82宪法”颁布后，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的4次修改和31条宪法修正案．从扩大人民民主、宣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到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每一次修正，这部宪法就不断的革新，宪法文本就在实践中不断前进．

3O多年来，宪法中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意义深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始终不渝的信念和全国人民坚定的追求．第4次宪法修正案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序言．这是亿万人民的愿望，是执政党在宪法层面上的郑重抉择．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带来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分配方式、是非标准等一系列思想理论的重大突破，社会生产力释放出巨大的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宪法上留下了印迹．对基本国情的判断：“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后写进宪法；明确了改革的方向：1993年修宪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发展道路的选择：1999年修改后的宪法明确提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定了前进的动力：“坚持改革开放”载人宪法，终结了“改革的道路会不会变”的疑虑；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宪法中得以确立，等等．改革是一场革命，它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和理论结晶，一次次体现在宪法的修改中．4次修宪，一脉相承、相互关联、逐步深化，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成熟也更加坚定．

2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

依法治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宪法修改的基本取向，这体现了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宪法的一项重要职能——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方面，30年来进步也是迅速的．“78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立宪方面与之前的“75宪法”相比要好得多．“78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75宪法”为4条，“78宪法”增加到16条，而“82宪法”增加到24条．“82宪法”突破新中国立宪编写的章节模式，首次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置于‘国家机构，一章之前，更加突显了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中的重要地位．2004年修宪时，第一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总规定；规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完善了我国公民权利体系，也反映了国家对现代宪政理念的接受与应用，以实际的行动来发展宪政建设．国家权力的约束或规制是宪法永恒的使命．此次修宪的相关内容反映了我们国家打破过去那种片面的“国家权力统治观”或“国家权力无限观”，树立有限与有效结合的、公正与公平结合的、诚实与为民结合的宪政国家权力观．修正案表明了政府对国家权力行使目的的鲜明认识．如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这样虽然授权国家可以征收或征用，但要有前提，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要给予补偿．修正案还规定了国家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出政府接受了现代宪政理念对其的要求．

2002年12月4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的首次公开活动，是参加首都各界纪念“82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也是学习宪法．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一体遵行．”从国家最高层面肯定了宪法的基本功能，规定并保障公民权利，授予并控制国家权力．这就充分表达了依法治国的重要理念——宪法至上，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党中央高度重视宪法，既说明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反映党对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从领导人民革命到长期执政，从依靠政策和群众运动到发扬民主、依法治国，党对执政治国的基本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其核心是依宪治国．经历50多年执政的考验，党更深刻地认识到：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不仅应体现在党的工作中，更应当是宪法修改、完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都是在党的代表大会闭幕之后稍晚一段时间才正式启动的．而每一次提出修宪建议前，党必然要广泛听取各方面、各阶层的意见．从群众的实践到党的政策、理论，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检验后，再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然后再指导人民的实践．这一过程符合认识论原理，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体现了执政党对宪法修改科学、慎重的态度．比如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强调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紧急状态”取代“戒严”，历次修宪突出了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保护人权的原则．

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的体现．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关键时刻，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进宪法，把新的实践中取得的、并被实践证明成熟的重要认识和基本经验写入宪法，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主张，以及把这些重要主张作为宪法修正案载人宪法，表明我们的党和人民在倡导社会主义法治的同时，实际上开始明确倡导社会主义宪政思想．这点，在党的十六大之后，有着更清晰的轨迹．

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在纪念“82宪法”实施20周年大会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的重要思想后，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重要主张．2007年底，总书记在接见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大法官、大检察官时，更提出了“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其中，其中“宪法法律至上”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党对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崭新阐发，是宪政思想与法治思想的结合．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修改内容最多、范围最广、立法水平最高的一次．此次修改宪法没有改变宪法总的架构和基本内容，而在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基础下，把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理论创新、战略性的根本方针政策反映到宪法中来，把近些年来国家建设发展取得的历史性进展和宝贵经验，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用以指导国家未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经过这次修改的宪法，进一步吸收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即保持了稳定又与时俱进．修正后的宪法将带给中国法制积极的影响，对树立宪法法律的权威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4次宪法修正体现了宪法中宪政理念的成熟化．宪政状态下的宪法有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内容和作用：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国家权力的限制．此次修宪完善了公民权利体系，也使得国家权力受到更合理的约束或规制．使修正后的宪法容纳了现代宪政理念，能更好地满足国家宪政建设的需要．宪法的第4次修正是中国宪政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这次宪法修正案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现代法治思想．新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人权保障和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征用制度等规定，体现了“修宪为民”的理念．保障人权原则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的确立是修正案中对我国未来社会影响最大、最有价值的是两条．一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必然要求相应的制度建设，为此宪法修正案增加了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提出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落实公民生存权，必然要求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二是确立“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是人权保障的进一步贯彻和具体落实．这次修宪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了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用“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公民财产所有权以外的其他物权、债权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财产权，提供了宪法保障；同时，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以利于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

另外，这次修宪首次把“政治文明”一词写入宪法，体现了执政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努力，使民主政治建设有了宪法保证，必将更有力地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从确认“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地位，“三个代表”入宪，增加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人权等条款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已经具备了越来越明确而丰富的内涵．可以预期，在宪法和新的宪法修正案的指引和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取得更大进步．

3共享和谐的价值取向

基本价值范文篇7

一、关于经济法基本价值的诸学说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古今中外的法学家们,赋予了法的价值极其丰富的内容。人们普遍认为,法的价值包括秩序、民主、效益、权利、法治,以及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正义乃至人的自由发展。在如此复杂的法的价值体系中,不同的部门法应当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也正因为如此,部门法的划分才有了一个确定的标准。比如,我国有学者认为,公平是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秩序、安全、自由是刑法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司法资源无法绝对满足诉讼活动需要的情况下,效率是程序法的重要价值取向;对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问题,我国的经济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若干不同的观点。我国学者对经济法基本价值取向的主要论述概括为以下几种学说:“社会公平、经济民主说”认为部门法的法律价值的确定,应受制于法律的界域及其内在调控机能的运作。并认为基于当前法学界对经济法界域的普遍认知,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两个价值。“经济效率和经济公平说”认为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经济法的中心价值环节应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总体(实质)经济公平。”“整体程序公平说”认为“效果是各国关心的,程序公正是全球都关心的”,“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看,‘效益优先’是可以作为主流原则的。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效益优先’的原则更多的是偏重某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整体程序公正’才应该成为国际经济原则的主流取向”。特别是加入WTO后，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来看,市场经济的政策法律取向应该从过去的“局部效率优先”转向“整体程序公平”。“社会公平说”认为经济法以干预经济、纠正市场机制之不足为其主要调控范围,因此应当以社会公平作为主导性价值,即当经济法体系出现多元价值的相互冲突时,经济法应当以社会公平作为优先选择的价值取向。“整体效益说”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传统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交易成本过巨,市场失效、外部不经济等问题,使得市场运行无法达到最佳状态,因而要求国家行使其调控和规制经济的职能,以减少交易费用,克服市场失灵。因此,效益无疑要成为经济法的主导价值,是经济法价值的基石。“经济自由说”认为中国经济因其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始终未摆脱国家的控制,而目前的任务是充分培育市场,鼓励自由贸易。“因此,作为调整经济生活的经济法,经济自由应是其现阶段的价值追求”。以上学说表明,我国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平、民主、效率、效益、自由等方面,但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无一致的认识。

二、效益: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多元价值,但是,当价值体系中的多元价值发生冲突时,经济法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本文认为,经济法依其调整的对象和自身的功能,应当以效益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效益本为经济学之概念,是指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其中投入包括交易成本、资源耗费、权利配置费用等全部消耗,产出通常是指有效产品。经济学上的效益概念被借用到法学中来,其含义在法学界也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强调其经济效益成分,也有学者强调其社会效益成分。笔者认为,作为经济法基本价值取向的效益是社会的整体效益,其内涵十分丰富。首先,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效益,体现为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以保证有充足的公共产品保障人民生活,完善社会福利,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建和谐社会；其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效益,体现为充分发展物质文明和保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改善人文和自然环境,优化和发展人的自身价值,促进人类进步;再次,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效益,还体现为国家或民族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益实现的最优化,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等等。

(一)经济法以效益为其基本价值的理论基础(1)经济法以效益为其基本价值,符合经济法自身的特性。经济法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其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具有经济性。法国思想家蒲鲁东于1865年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的著作中认为,法律应该通过“普遍和解”的途径解决社会生活的矛盾,但是不改组社会,“普遍和解”就无法实现。而构成新社会组织基础的就是“经济法”。因为公法和私法都无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前者会造成政府过多地限制经济自由的危险,后者则无法影响经济生活的全部结构。因此,社会组织将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的基础上来。从蒲鲁东对经济法的诠释不难看出,经济法是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作为政治法和民法的补充,用以协调经济活动的必然产物。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取决于经济基础,经济法的产生正是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经济法起源考察,足以说明经济法自产生时起就已经深深地刻上了经济的烙印。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一直备受经济法学界的关注,日本经济法学家金泽良雄就将经济法的本质界定为“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经济法是从谋求经济繁荣与稳定、丰富消费品、防止通货膨胀和物资不足、对付因自由经济产生的矛盾和困难以确保自由经济活动、具有经济性目的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之法。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表明,经济法是为了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有效性,即经济运行的最佳状态才干预经济的,而国家经济运行的最佳状态最基本的表现就是经济成果的最大化,即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决定了经济法应当以效益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2)经济法以效益作为其基本价值,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政府提供的是经济剩余赖以建立的秩序构架,而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这种秩序稳定性,理性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所以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过分”。这些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经济制度与经济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催生经济制度,另一方面,经济制度的安排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经济法作为以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制度,干预经济运行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增长,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果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效益的提高,因此,努力促进效益的提高,应当是经济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为经济法以效益为其基本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且对以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和有序性为调整目标的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即法律经济学的效益观带给经济法在价值取向上这样的思考:效益是经济法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基础,如果经济法律制度不能促进社会财富最大化,那么经济法便不能找到其以确保国家经济有效运行而实施“双重干预”的立论基础。(3)经济法以效益为其基本价值,已为经济法学界许多学者所赞同。我国经济法学者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达成了几个基本共识。一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国家和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二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三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我国经济法学界已形成了一些注重经济法的效益价值的相关理论。“社会本位”理论认为,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在法益目标上有重大差异。民法崇尚“个人本位”,行政法追求“国家本位”,而经济法则体现“社会本位”。经济法所体现的“社会本位”,不是一个模糊的或者容易引起混乱的空洞词汇,而是蕴涵着实质性内容的价值定位。经济法体现的“社会本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以协调各层次利益关系的法益追求,因此可以说社会整体利益是“社会本位”思想的实质性内容。经济法通过对经济运行过程施加影响,目的是求得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并对财富进行优化配置,而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是建立在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丰富基础之上的,经济法以效益作为基本价值取向,是经济法“社会本位”思想的客观要求。“双重干预”理论认为,经济法立论的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基础是弥补市场和政府的双重缺陷,即正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才为经济法的存在提供了空间。正是因为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充分、外部效应、公共产品不足以及社会分配不公等缺陷,在民法无法克服这些缺陷的情况下,市场才对经济法产生了需求。同时,也正是因为政府存在行政法难以克服的内部性、寻租行为、行政垄断、官僚机构膨胀、效率递减等缺陷,经济法对政府的干预才有了可能。经济法在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中所起的作用,是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全面增长。而这些作用的落脚点,正是效益。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经济分析方法,借鉴法律经济学理论中的效益观,为经济法效益基本价值取向提供了又一个理论支撑。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促进经济法学的成长和发展。我国经济法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正是借助了法哲学、法经济学、法社会学和法史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而法经济学分析方法已成为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是效益,即主张将实现财富最大化作为法的追求,要求法律制度的设计以效益为先。经济分析方法为经济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即:经济法应当将效益作为制度设计的首要考虑因素。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是根据效益来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我们目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结底也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和再分配,使权利和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和执法工作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

(二)经济法以效益为其基本价值的体现。从经济法的具体制度来看,以效益作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已在诸多领域得到体现。在宏观调控法领域,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标在于实现社会总量平衡,协调整体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总体利益。这与本文想要论证的经济法基本价值取向具有一致性。尤其是作为宏观调控法基本法的产业结构调整法,其效益精神的贯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产业结构调整法作为国家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其立法宗旨就在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保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以效益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完全符合其法律规制的目的。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反垄断法突出地表现了对效益价值的追求。反垄断法被誉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反垄断法的目的旨在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和合理的市场结构,防止市场机制失去制衡,促进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正是经济法的效益价值追求的结果。在社会分配法领域,效益价值取向尤为重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社会分配的重要原则,按照该原则的要求,分配机制的建立必须有利于充分调动创造社会财富的一切积极因素。以效率作为分配社会财富的优先考虑因素,实际上就是用效率促进财富的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分配法的效益价值追求。作为调整分配关系的社会分配法,承担着对国家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使命,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否,一方面体现在资源的合理利用,尤其是资源的节约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资源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保障,尤其是刺激生产以增加有效产品总量的作用上。运用法律手段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无论是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还是促进有效产品的增加,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效益的提高。因此,调整分配关系的社会分配法充分体现了效益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在国有资产管理法领域,同样体现着效益优先这一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国有资产是国家所有的财产,是国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对国有资产资源的有效利用更需要用效益理念去强化。在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的构建和运作中,只有用效益理念指导国有资产的配置和使用,才能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殖。

三、实现经济法效益价值的基本要求

经济法效益基本价值的实现,要求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都必须始终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

(一)经济法律制度应服从于社会整体效益这一基本价值取向。首先,干预市场的经济法律制度,应能确保市场有效运作并有利于实现效益最大化。经济法干预市场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市场失灵,并以防止市场中的经济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形成垄断,导致资源运用和资源运行低效率以及对消费者造成损害为干预理由的。市场追求效益最大化,经济法同样追求效益最大化,二者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前者体现的是市场调节(自发性调节)的价值追求,后者体现的是经济法干预市场(自觉性调节)的价值追求,都是为了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既然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为了确保市场有效运行,那么经济法律制度的设计自然就应当以效益为基本出发点,经济法对市场的干预,也应当以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实现作为基本价值尺度。其次,干预政府的经济法律制度,应当有利于实现效益的最大化。经济法干预政府,是基于对政府存在非理性的假设,即所谓非市场缺陷,包括政治、政府宗教等存在于市场之外的非市场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率的现象。经济法干预政府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资源配置和利用的高效率,而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和利用,正是为了本文论述的社会整体效益的实现。因此,经济法对政府的干预,也应当服从于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再次,经济法具体制度的设计应当有利于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包括:(1)经济效益的实现。如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防止产品过剩;规定产品质量要求以防止劣质产品流入市场;防止垄断价格的形成以损害消费者利益;等等。(2)社会效益的实现。财政法、税法、社会保障法等,应当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发展物质文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保障;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为实施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进步提供保障;竞争法应当为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秩序提供保障等等。

(二)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应当贯彻效益优先原则。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价值判断在法律制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在于他们被整合进了作为审判客观渊源的宪法规定、法规以及其他种类的规范之中。法官们在解释这些渊源时,往往必须弄清楚他们得以颁布与认可所赖以为基的目的和价值论方面的考虑。”经济法律规范的实施,同样需要执法者和司法者准确领会其价值取向。在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往往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在科技迅猛发展并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当今社会中,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价值取向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时只有坚持效益优先原则,才能保证经济法基本价值取向的实现。

四、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关系

效益是经济法的基本价值,但并非经济法的唯一价值。辩证地理解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和经济法其他价值的关系,有利于防止经济法价值追求上的功利性。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中,经济法应当充分发挥自身功能,通过对经济资源的理性配置,干预经济职能的科学设置,经济秩序的有效维护,分配正义的全面实现,经济自由的充分保障,经济公平的合理体现,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效益是经济法追求的基本目标或者说是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经济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的实现,是以经济法整体价值体系的全方位运作来完成的。为此,本文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经济法的基本价值与经济法价值体系中其他价值之间的关系。经济法的价值体系包含效益、效率、秩序、自由和公平等内容。经济法效益基本价值的实现与经济法价值体系中其他价值的实现存在连动互补的关系。

(一)经济法的效益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关系。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效率价值是经济法期望达到的目的与达到该目的的手段的关系。“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愿望和需要。”经济法的效率价值,体现的是经济法干预经济运行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说,效率是实现效益最大化的手段,而效益是效率的结果。经济法的效益价值的实现,有赖于效率价值的实现,经济法重视效益,切不可忽视效率。

(二)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经济秩序价值的关系。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经济秩序价值是经济法期望的效果与过程的关系。经济秩序是经济按有效的方式运行的一种状态。经济法追求效益,需要经济运行处于安全的状态,只有经济运行是正常的和安全的,经济法的效益价值才有实现的可能。经济秩序是达到效益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效益是经济秩序追求的结果。经济法追求的效益价值的实现,需要以经济秩序作为保障。

(三)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经济自由价值的关系。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经济自由价值的关系也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自由“乃是一种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进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因此,自由政策的使命就必须是将强制或其恶果减至最小限度,纵使不能将其完全消除。”经济法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经济自由。由于经济自由有利于激励经济的活跃和繁荣,因此在不损害经济整体运行有效性的前提下,经济自由应当受到经济法最大限度的保护。经济自由的重要目的在于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实现;经济自由价值的实现,是经济法的效益价值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经济正义(公平)价值的关系。经济法的效益价值与经济正义(公平)价值都是经济法期望达到的目的,效益是经济正义(公平)的基础,经济正义(公平)是效益的终极目的。正义是法律的基本价值追求。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在个人之间作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经济法所追求的正义是一种经济正义,更确切地说是分配正义,是经济法“双重干预”期望达到的终极目的。但是,分配正义的实现同样有赖于效益的实现,正如美国学者波斯纳所言:“经济学后面还有正义。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解释力和改进力都可能具有广泛的限制。然而,经济学总是可以通过向社会表明为取得非经济的正义理想所作的让步而阐明各种价值。对正义的要求绝不能独立于这种要求所应付出的代价。”因此可以认为,效益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前提和基础,是效益取得后对成果分配所产生的后果。没有效益,分配正义即使实现也只是形式上的实现,而效益的实现,将为分配正义的真正实现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

以上是笔者对经济法基本价值取向的一些粗浅的认识，其中难免有不妥的观点和想法，敬请各位专家和老师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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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智辉.理性地对待犯罪〔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基本价值范文篇8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不是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人们在发展观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党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高度概括。它明确告诉人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以人为本确立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片面地把经济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同于GDP增长，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之间的密切关系，忽视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忽视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既是经济社会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发展说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素质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高和生存价值的提高。不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既没有意义，又无从谈起。

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坚持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具体来说，有这样几层含义：其一，充分肯定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既要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又要强调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其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尊重人、解放人和塑造人。尊重人，就是尊重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不同需求、能力差异，尊重人的创造和权利。解放人，就是不断冲破一切束缚人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观念。塑造人，就是既把人塑造成权利的主体，又把人塑造成责任的主体。其三，在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既要坚持并运用历史的尺度，又要坚持并运用人的尺度，真正着眼于依靠人、为了人。

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当始终关注人的价值和意义。人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劳动和创造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人只有在劳动和创造中才能实现自身价值，最大限度地创造价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在肯定与重视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想方设法为人创造更大的价值提供条件。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在人，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和素质高低，决定着社会全面进步的速度和水平。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形成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最大限度地释放人的潜能，使人们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当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只有坚持把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才能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上，不断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成为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动力。

基本价值范文篇9

关键词:收入分配公平社会主义经济福利政府效能市场机制共同富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掀起了一场政府改革运动。政府再造、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段时期内各国政界、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政府管理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任务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背景，然而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并非一帆风顺，在管理创新的重点、方向、步骤和目标的选择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与分歧。因此，对政府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价值取向

政府管理创新是指由于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的变化引起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政府政策法规、行政体制等各方面的一系列新变化。从总体和一般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经济上的每一次相对重大的变化都可能改变政治运行状态乃至改变政治运行规则，而政治上的这种良性回应也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改革，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在经历了政府控制经济(计划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双轨制)的历史阶段之后，转变为政府推动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确立到完善在探索中朝着成熟的目标不断迈进。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决定了政府管理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管制运行状态中解脱出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对接，建立服务市场主体的“亲市场”的现代政府。而市场经济本身也给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压力和启发。其实，纵观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改革，莫不是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同时也无不广泛借鉴了市场经济的诸多原则和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政府管理创新同样是以市场经济的深入为逻辑起点的。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政府管理创新的基本价值选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建立市场制度，而政府管理创新是建立市场制度的关键从管理创新的总体趋势来看、削弱管理职能，加强服务职能是一个大方向和总体目标政府管理创新在于：首先，保证市场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但是，市场机制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不能自发地坚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和走共同富裕之路。因此，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方向，这也是社会主义政府管理创新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其次，促进社会公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由于市场的作用和人们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必然引起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只有通过政府的调控作用才能维护劳动者正当的劳动收入，规范不正当经营或过高的利润收入，从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最后，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避免地引起经济波动，出现周期性的衰退或高涨，甚至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实现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职能一项繁重的任务，在稳定经济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有效的制度，引导资源配置，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可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和稳定金融秩序，减少资本市场过度投机，减少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克服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是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由于市场失灵和市场有效之间，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并且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私之间的界限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增加了界定政府职能的难度。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政府必须把市场经济国家经过几百年建立和不断发展完善、政府分阶段完成的各种职能集中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特殊性和艰巨性。这种特殊性和艰巨性要求政府一并执行和实现多重职能：(1)创造有效率的良好市场环境；(2)为市场提供必要的规则和制度框架，维护市场竞争性和规则性；(3)驾驭市场化进程，纠正市场失灵和弥补市场缺陷，着力培育市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提高政府的有效性，加强宏观调控，适度干预经济；(5)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大量问题，尤其是清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弊端；(6)解决转轨国家普遍面临的转轨性衰退问题，并促进宏观经济的增长与稳定；(7)完成十分艰巨的经济结构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任务等。公务员之家

二、提高政府效能，键诺社会进步和协调发展是赫管理创新的核心价值

基本价值范文篇10

关于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对“和谐社会”内涵的理解，直接涉及到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的完整规定。

在当代，社会作为单个人联合的建立在共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并由法律关系规定的共同生活形式，愈益具有广义的和狭义的双重内涵。狭义的社会，已经不仅被用来单纯指传统社会意义上的以医疗、社会保险等行业为代表的社会事业领域，而且愈益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用来指由合法的自由的国家公民所组织、管理和监控的日趋发达的社会生活领域，即“公民社会”。广义的社会，则是指包括经济、政治、观念文化等诸社会结构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或社会形态，其中也包摄“公民社会”这一社会领域。因此，与之相适应，“和谐社会”从应然的角度也就具有了两个和谐的维度：作为狭义社会的公民社会的和谐与作为广义社会的整个社会体系的和谐。由于“和谐社会”的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里所说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和谐社会就是就狭义的社会即公民社会而言的。狭义社会的和谐，涉及到家庭、乡村、街道、社区、社群和非政府组织等组成的庞大的社会细胞。而广义社会的和谐，则是一个更为宏观因而其内涵也就更加丰富的概念。抽象地说，它总括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地说，则可以细化为下述六个方面：

第一、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自身发展的和谐，如身与心，认知、情感与意志，存在与本质（个体存在与类本质）等的和谐。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因此，个人自身发展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赖以建立的主体性基础。

第二，人与人之间关系或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既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所以，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

第三，社会系统内部诸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具体地说，也就是经济、政治、观念文化以及社会（狭义）的协调发展和共同进步。另外，还有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关系的和谐，也属于社会系统内部诸种要素之间和谐的范畴。

第四，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就人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而言，归根到底，人是社会的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是人在其社会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建立起来的。但是，社会关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并被固定化、制度化，就会规范和影响人的存在。因此，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就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第五，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就世界范围而言，就是“和谐世界”的构建。构建和谐世界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又是构建和谐社会本身的内在组成部分或内容。构建“和谐世界”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本身的内在组成部分或内容，其现实根据在于，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单纯性存在已消失。

第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人所处的周围的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必备前提和条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内化为社会的一部分，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与人联系的纽带”（马克思）。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将愈益趋向融合和统一。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和谐社会”有其内在的哲学基础。其直接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其更深层次的哲学基础，则是辩证法关于矛盾问题的学说，特别是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或曰“差异性”)关系的原理。然而，到底对其如何理解和把握？目前理论界还存在着很大的歧义。笔者认为，它应该包括和体现在下述三个彼此关联的层次：

第一，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首先体现在同一性和斗争性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关系之中。根据辩证法，同一性和斗争性一起共同构成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两者互为存在的前提。斗争性主要体现事物的非平衡和变动状态，而同一性则主要体现事物的平衡和稳定状态；斗争性主要体现事物的过程，而同一性则主要体现事物的开端和结果。同一性与斗争性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首先体现在它们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相互关系之中。它既不是单纯的同一性，当然也更不是单纯的斗争性，而是双方的内在联结和辩证关联。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形而上学的独断论。

第二，就同一性与斗争性这一矛盾的双方而言，作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其侧重点是矛盾的同一性。就此而言，同一性与斗争性两者在矛盾中的地位并不是均等的，而是两点之中有重点。党的根本任务由过去战争年代的革命向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的转变，从哲学根源来说，正是体现了社会实践的侧重点由矛盾的斗争性向矛盾的同一性的迁移。因此，矛盾不同方面侧重点的存在（称之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客观的，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实践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需要，会分别把矛盾的不同方面提到首位上来。如果否认这种对立双方在矛盾中的地位的不同，否认两点之中有重点，而将其等量齐观，就会陷入折衷主义或二元论。

第三，这一作为矛盾双方中的所谓两点中之重点的同一性，是以斗争性为基础的同一性，是与斗争性处在相统一关系中的同一性。它强调的是各种要素和关系的多样性的协调一致和统一；同时，又并不排除各种要素的独立性、差异性甚至对立性，并不排除矛盾内部对立各方的“斗争”（哲学意义上的“斗争”，是指对立双方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可与政治意义上的“斗争”概念相混淆），恰恰相反，正是以各种要素的独立性、差异性甚至对立性以及矛盾内部对立各方的“斗争”为其必要的前提。所以，“和谐社会”所标示和追求的“和谐”，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关系性的、动态的概念。它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被打破又不断被在更高级的基础上实现，它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途径、过程，它是在历史总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运动中的平衡，纷杂中的有序，竞争中的协调，差异中的统一。所以，我们在理解和把握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时必须加以注意的是，“不要把同一单纯认作抽象的同一，认作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这是使得一切坏的哲学有别于那唯一值得称为哲学的哲学的关键。”（黑格尔）

这样，构建和谐社会，不是要无视和抹煞现存的各种社会差异和矛盾，更不是要消灭各种社会差异和矛盾，而是要正视各种社会差异和矛盾，并且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差异和矛盾，不断实现差异基础上的统一，使其有利于并推动社会的前进和发展。

关于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

一个自觉发展的社会应有其明晰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这一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鲜明地标示和体现该社会的本质规定和本质特征，同时又对该社会的发展起根本性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和谐社会当然也有其固有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因此，它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首先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这是一个尚待需要认真研究的大课题。所谓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应是指对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的一种最抽象、最简洁的概括，即概念层面上的表达或表述。据此，按照笔者个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应是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参阅侯才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学习时报》2006.2.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论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8）

民主、富强、公正、和谐和自由首先是全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这是因为，它们是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晶。

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意义上的民主、富强、公正、和谐和自由，又不完全等同于人类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意义上的民主、富强、公正、和谐和自由。它既继承了后者的精华，同时又有自己的独有内容和特质。这尤其表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注入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鲜经验。因此，从这个意义或从应然的角度来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的民主、富强、公正、和谐和自由不仅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的继承，而且是对人类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的丰富、发展和升华。

其次，还必须加以明确的是,民主、富强、公正、和谐和自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应是各不相同的。而我们党适应我国现阶段社会实践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和谐社会”，其侧重和突出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是“和谐”。因此，可以说，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

和谐作为和谐社会的首要的基本价值观或价值理念，体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一种合理的关系，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表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包括社会主义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的角度来阐述和谐概念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把共产主义称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和谐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的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它是被用来标志通过消灭阶级而实现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高度协调统一的社会状态和社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