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范文10篇

价值论范文篇1

关键词：知识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知识经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断受到一些挑战，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一、“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少，在发达国家白领工人的数目已经超过蓝领工人；科技产业、信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提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对高科技领域和教育的投资，以便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占有一定席位……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人类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不断取得新成就，人类已经迈入知识经济时代。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为知识经济下了一个著名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更新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它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为支柱，在经济增长源泉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知识价值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和劳动，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有些学者认为，为反映知识在经济中的首要地位，经济理论中要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例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写道：“‘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在信息社会中，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必需创造一种知识价值论”。“商品的价值的实体是知识，价值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量决定的。”“知识的使用。能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它所花费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知识价值论的主要内容”。1985年，日本学者芥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中用“知识价值社会”来描绘未来的社会。他说：“我在这里引出了‘知识价值’这一新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知识的价值’、‘知识所创造的价值’。更严密的定义是：由于符合社会构成与社会主观而得到社会承认的创造性的知识价值。”1999年12月北大历史系教授何顺果先生发表了《劳动时间不再决定价值——千年经济回眸》一文，根据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清楚地说明了知识经济时代“劳动时间已不再是并且必然不再是判断价值的尺度”。

二、知识价值论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

但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劳动价值论仍具有鲜活生命力，因为：

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仍然具有商品的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

知识是属于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具有客观内容(信息)的意识形式。它不是人脑天生固有的，而是人通过人脑的意识思维活动对相关对象的观念掌握，是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知识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能量的产物，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或劳动成果，而不是人类劳动本身。当知识参与生产和交换过程时，就形成了知识产品，于是它们就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知识产品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都具有有用性，因而具有使用价值；但知识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正如再先进的机器设备不创造价值一样，所以知识产品都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知识产品都具有价值。

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二重性理论仍然适用。

一些学者提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其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创造劳动价值论时尚处于工业经济初期，科学技术并不发达，在劳动过程中也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因而马克思所指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指体力劳动，在科技如此进步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虽然马克思那个时代，直接劳动者的劳动，以体力为主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是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

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产劳动的具体形式会有所变化，但只要商品经济存在，这些劳动具体形式所体现的对人类劳动力耗费——抽象人类劳动，是不变的。而且，马克思也从未把劳动仅限定为体力劳动，并非没有看到知识，智力的作用。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类一般劳动不单纯表现为体力劳动，而是体现为各种智力的付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还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来源于社会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在知识经济时期仍然具有生命力。

再次，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的价值商品价值的总公式W=C+V+M对知识产品同样适用。

创造价值的仍然是人类的活劳动，这是知识经济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知识经济时代，c无论是指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施。还是指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人类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但他们都不能自身创造价值，他们只是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V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在劳动产品中的体现。M是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高于v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无论是旧价值的转移还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都难以找到知识创造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公务员之家

价值论范文篇2

关键词：知识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知识经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了系统调查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断受到一些挑战，特别是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引起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一、“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及其对“劳动价值论”的质疑

20世纪50年代以来，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直接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少，在发达国家白领工人的数目已经超过蓝领工人；科技产业、信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众多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日益提高。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加大对高科技领域和教育的投资，以便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占有一定席位……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发展迅速，人类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不断取得新成就，人类已经迈入知识经济时代。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为知识经济下了一个著名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更新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它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以创造性的人力资源为依托，以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为支柱，在经济增长源泉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知识价值论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和劳动，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财富。有些学者认为，为反映知识在经济中的首要地位，经济理论中要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例如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写道：“‘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在信息社会中，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必需创造一种知识价值论”。“商品的价值的实体是知识，价值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知识量决定的。”“知识的使用。能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它所花费的价值。我认为这就是知识价值论的主要内容”。1985年，日本学者芥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中用“知识价值社会”来描绘未来的社会。他说：“我在这里引出了‘知识价值’这一新的概念。顾名思义，就是‘知识的价值’、‘知识所创造的价值’。更严密的定义是：由于符合社会构成与社会主观而得到社会承认的创造性的知识价值。”1999年12月北大历史系教授何顺果先生发表了《劳动时间不再决定价值——千年经济回眸》一文，根据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清楚地说明了知识经济时代“劳动时间已不再是并且必然不再是判断价值的尺度”。

二、知识价值论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

但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劳动价值论仍具有鲜活生命力，因为：

首先。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仍然具有商品的两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

知识是属于人的一种对象性的具有客观内容(信息)的意识形式。它不是人脑天生固有的，而是人通过人脑的意识思维活动对相关对象的观念掌握，是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知识作为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能量的产物，是人类劳动的结晶或劳动成果，而不是人类劳动本身。当知识参与生产和交换过程时，就形成了知识产品，于是它们就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知识产品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都具有有用性，因而具有使用价值；但知识本身并不创造价值，正如再先进的机器设备不创造价值一样，所以知识产品都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知识产品都具有价值。

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二重性理论仍然适用。

一些学者提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其中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创造劳动价值论时尚处于工业经济初期，科学技术并不发达，在劳动过程中也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因而马克思所指的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指体力劳动，在科技如此进步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虽然马克思那个时代，直接劳动者的劳动，以体力为主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是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

尽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生产劳动的具体形式会有所变化，但只要商品经济存在，这些劳动具体形式所体现的对人类劳动力耗费——抽象人类劳动，是不变的。而且，马克思也从未把劳动仅限定为体力劳动，并非没有看到知识，智力的作用。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类一般劳动不单纯表现为体力劳动，而是体现为各种智力的付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还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这种发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来源于社会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马克思的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在知识经济时期仍然具有生命力。

再次，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品的价值商品价值的总公式W=C+V+M对知识产品同样适用。

创造价值的仍然是人类的活劳动，这是知识经济无法改变的事实。在知识经济时代，c无论是指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设施。还是指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人类加工过的劳动对象，但他们都不能自身创造价值，他们只是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V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在劳动产品中的体现。M是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创造的高于v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劳动产品的价值构成中，无论是旧价值的转移还是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都难以找到知识创造的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公务员之家

价值论范文篇3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货币；

竞争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正是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原理的创立，克服古典经济学家的局限，把劳动价值论上升为科学，并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构建起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但这种“进”绝不是对马克思劳动动价值论的泛化、歪曲，相反应是对其继承和发展。本文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对劳动怎样决定商品的价值做出新的阐释。

一、“泛劳动价值论”的表现及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

1.在“价值”范畴上的泛化，脱离商品来讨论劳动价值论。根据辞海和哲学词典的解释，“价值”有三层含义:①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如研究价值。②专指商品的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这个“共同东西”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价值就是劳动”，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强。③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效用价值论者实际上是在日常含义的层面上使用“价值”一词的含义，因而价值在他那里就是使用价值。同时，价值是商品的特有属性，因此不能脱离商品来谈论价值，现在的研究有泛化“价值”的倾向，仿佛什么东西只要对人类有用就有价值。

从“价值”的概念演进看，西方最早使用“价值”一词的是古希腊奴隶主阶级杰出思想家色诺芬，但色诺芬使用“价值”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价格。其后是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论述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时写道:“起初这些金属就凭大小轻重来计值，最后，为免除大家分别称量的烦劳，每块经称量的金属就打上烙印，由这种烙印表明其‘价值”，。价值术语在中世纪被广泛使用，但通常将“价值”与“公平价格”或“公正价格”联系在一起。重商主义学派将“价值”看做是商品流通的既定前提。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第一次明确地将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的价值理论，他指出价值与使用价值共处于同一商品体内，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它由具体劳动创造;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是“抽象人类劳动的体现或物化”。他说“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他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即商品的价值”。因此劳动价值论所讨论的价值是商品的价值，是作为人类劳动结果的物的价值，而不是一切物都具有的那种效用。

2.在“商品”范畴上的泛化，脱离劳动和交换两个属性来讨论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要说明商品价值的源泉是什么，马克思说是劳动，是人的抽象劳动的耗费，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必须具备三个要件:劳动、交换和在流通中实现其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说的要实现“惊险的一跃”。在商品问题上，我们往往忽略第三个要件，而在劳动价值论问题上往往泛化到超越商品的范畴，在产品(商品与非商品的一切劳动成果)的层面，甚至在更广泛的物的层次上讨论价值问题。在这样一个泛化的范围内讨论劳动价值论问题，既不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意，也不符合真理的条件性原则。

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而这种耗费既有可能是以前的，又有可能是当期的，也就是说，“为了生产一件商品，创造一定量价值，不仅要耗费各种生产资料即物化劳动，而且要耗费工人的活劳动。因此商品价值的生产成本应当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耗费两个部分，是生产商品全部劳动时间的耗费。”用公式来表示:W=f(L)=f(Lt)=f(Pc,Lc)=f(c+v+m)。其中W表示商品的价值，L是劳动labour的第一个字母的大写，W=f(L)说明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函数，而劳动量的大小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因此再等于f(Lt),t表示时间;这种劳动时间的耗费既可能是过去劳动的结果，又可能是当期劳动的结果，因此Lt由过去劳动的结果—要素成本(partcost，简写为pc)和当期劳动成本(labourcost，简写为k)组成;从分配角度看，要素成本就是商品价值组成中的不变资本C，当期劳动成本被分割为两块，一块归劳动者所有，就是工人的工资，也就是商品价值组成中的可变资本V，剩下的一块被资本家所占有，成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从这个公式可看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耗费，因此说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根源于人的劳动，是劳动创造了商品价值，这才是劳动价值论的真义所在。

那么，劳动又怎样决定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勾勒出了劳动决,商品价值的具体过程，他说:“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通过劳动实现的。然而是怎样实现的呢?……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那么“怎样加进劳动时间，从而加进价值呢?始终只能通过他特有的生产劳动方式。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而通过他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简单地说，是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劳动这种特有的二重性的结果。

二、在引入货币因素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决定

生产相同商品，由于生产效率的差异而导致在商品生产上的耗费劳动大小不同，那么，究竟哪一种劳动耗费才能成为商品价值的衡量者和决定者呢?这主要把个别劳动耗费与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区别开来。因为个别劳动耗费无法成为商品价值量决定的依据，因而需要把个别劳动耗费转化为社会必要劳动耗费，使个别劳动时间上升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劳动耗费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即每个生产者生产同类商品的劳动量总和与商品数量总和的商，这是商品价值决定的基本公式;(2)作为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必须保证这种耗费量是社会所必需的，如果社会不需要这个劳动耗费量，那它就是多余的，即不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社会总供给或社会供给价值总量等于社会总需求;(3)人们的需求可通过价格水平进行调节，可通过需求函数Qd=f(p)=a-by来说明(a,b均是常数)，它是商品价格P的减函数，总需求也是价格的减函数，但此处的价格不是商品的价格而是一般物价水平，即AD=f(p)。价格不同于价值，从根本上说，价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交换价值又是价值的表现，因此，价格由价值决定，马克思说:“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但商品价格除受其内在的价值影响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货币价值，在加人货币因素后的商品价格就与商品的价值之间有了一定误差，我们用X来表示，则得到如下公式:，其中，Y表示单位货币的价值，它说明商品价格P与其价值成正比，与单位货币价值成反比。可见，在引人货币因素条件下，商品的价值进而价格还是由劳动耗费决定。

三、在引入竞争因素条件下的商品价值决定

竞争无疑是影响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既体现在价值决定上，又体现在价值分配上。

1.自由竞争对商品价值决定的意义。既然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所有个别劳动时间总和的平均数决定的，那么，个别劳动时间就必然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于个别劳动时间时，就会使个别劳动耗费者获得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是由较高劳动生产率条件下生产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与此相对应的是另一部分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大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于是形成了一个带负号的差额，说明该生产者不能完全弥补其生产成本而遭受亏损。按照平均数规律，这里的盈余额与其亏损额一致，可以相互抵消，这说明每个商品的价值量都是由平均劳动耗费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那么，竞争的意义在哪里呢?厂商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这种逐利本性使他们谁也不愿意去获得一个负差额，这就迫使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引发了一个双重结果;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了，商品的价值量减少了;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强化管理，特别是采用新技术，这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个人的逐利行为成了整个社会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为复杂劳动的结果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2.垄断竞争对商品价值决定和价值分配的影响。垄断作为与竞争相对应的一种力量和范畴，对商品价值的决定和分配都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市场份额的瓜分和价值转移实现的。根据垄断的程度不同，可把垄断分为三种情况(即三种不同的市场结构):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公务员之家

(1)垄断竞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决定。垄断竞争是指许多厂商生产和销售有差别的同类产品，市场中既有竞争因素又有垄断因素存在的市场结构。在这类市场结构中存在三个方面的关系:①非垄断的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非垄断的中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依附于垄断企业的竞争，这种竞争更多地带有自由竞争的性质，因此其价值决定也与自由竞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决定相一致;②垄断的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垄断的大企业之间虽然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非垄断企业之间和垄断与非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因为规模庞大的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使他们陷人两败俱伤的境地，为此，他们往往联合起来，相互勾结而瓜分市场范围或数量，或协议价格，由于数量的有限性，也使这种勾结成为一种可能;③垄断大企业与非垄断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垄断者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巨大的垄断利润，追求垄断利润是推动垄断企业和垄断组织联盟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生产该类商品的所有劳动耗费的平均数，那就意味着垄断者的高额垄断利润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价值创造，而是来自于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转移，体现的是价值在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这种转移是通过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两种方式实现的，即一方面以较低的价格购进原材料，把其他劳动者所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必要价值转移给垄断企业;另一方面以较高的价格卖出商品，使非垄断企业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进原材料，或以较高的价格买进垄断企业的供给商品，从而把非垄断企业和消费者的一部分利润或价值转移给垄断企业。

价值论范文篇4

97年12期《学术月刊》刊载的朱立元先生大作《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对97年1期《文艺研究》陆梅林先生《〈巴黎手稿〉美学思想探微》提出了商榷意见。无论陆先生对马克思译文的重新校译、诠释，还是朱先生对陆先生美学观点的置疑，放到当下的美学学术环境中都十分珍贵。这表明，我国美学界一批中老年美学家依然在坚守美学阵地。众所周知，美学危机是个世界性的话题。早在本世纪初，西方“许多智力过人的学者都已放弃了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认为“美学注定具有悲剧的色彩”[1]。而随着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兴起，在当代西方，传统美学的悲剧命运也已宣告结束；各种美学体系已被解构成语言的碎片了[2]。在20年纪下半叶依然能保持繁荣的中国当代美学，能否避免这一危机，这已是摆在各美学派别面前的共同课题，也是美学界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实际上，90年代以来，美学在中国的危机同样来势迅猛，中青年美学学者在纷纷背弃或解构美学的同时，也开始对美学“合法性”进行质疑。赵汀阳先生便曾尖刻地指出“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无论多么深入和细致，都无法消除我们在艺术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审美上的困惑’。简单地说，那些美学理论没有用处。”“美学只是一种手法”而已[3]。试问：如果美学学科本身都没有存在价值了，那各美学派别之间的论争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因如此，我在对陆、朱二位先生深表钦佩的同时，也对他们之间的讨论，以及围绕实践美学的论争前景深表忧虑。美学论战，从来易攻难守，极易两败俱伤。我国美学界数十年论争不断、“增熵”不已、使美学学科日趋衰败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所以，我想借两位先生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一下我对美学研究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值等方面的规范性、建设性意见，一并请教于两位先生及美学界同行。

一、从“美的规律”阐释谈美学研究方法

无论对中国那一派美学来说，《巴黎手稿》中包含的美学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它不仅对审美发生学美具有纲领性意义，而且对审美价值研究极具启发意义。但无论那一派美学家从《巴黎手稿》中获得怎样的美学理论资源，得到怎样的启迪，有一点，我认为应当达成共识，即《巴黎手稿》不是马克思的美学著作。马克思的确有天才的美学思想，但马克思并没有建构并完成自己的美学理论。这是美学的缺憾，但不是马克思的缺憾。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是真正把社会科学变成科学的理论巨人，他是以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理论研究的。众所周知，《巴黎手稿》全称是《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在《手稿》中已作了充分展开。但其后，马克思却用了数十年的心血来完善自己经济学体系，临终《资本论》还没有完稿。每当我读《资本论》时，都会为马克思博大学识缜密逻辑所深深折服。因此，我们应以同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包括美学遗产，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更不应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前苏联有一个很坏的学风，即轻帅地拼凑或建构各种“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借马克思的招牌吓人。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退一步讲，即使马克思美学已经成为完善体系，如同马克思经济学理论那样，它也不应当成为我们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归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大大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我们的美学研究又有什么理由停留在对《巴黎手稿》的推演和阐释上呢？当代的美学研究，应当是开放的，方法也可以是多样化的。我们提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可以采取西方引进的各种方法，但唯有这种从本本出发的“经典演绎”方法不应提倡，这不仅因为它早已为经典作家所深恶痛绝，而且将遗害美学研究本身。到头来，不仅将导致美学的悲剧，还将酿成美学学者自身的悲剧。

我讲这些，决没有否定陆梅林先生对《巴黎手稿》重新译校的贡献的意思，我完全同意朱先生对陆先生努力的肯定。而且我还认为，陆先生的译校，可以从此终结国内学者继续从“两把”不同“尺度”角度对“美的规律”推演的努力（晚近的这种努力见《云南学术探索》97年3期发表的《试论“尺度”与“美的规律”的关系》一文），不再把“合规律、合目的性统一”作为对马克思“美的规律”的阐释，可以很好地起到“优化”美学“资源配制”的功效。当然，这并非是对“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命题的否定；只要这一命题能揭示审美发生规律并适应于某种美学阐释，它就是合理的美学命题，只是不要再把这一命题归在马克思名下便是了。同时，我也赞同朱先生对陆先生的批评。我认为陆先生把自己的美学理论建立在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重新阐释上，从方法论上便是不可取得，而正象朱立元先生已经指出的，若干结论，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逻辑偷换中获取的。如果我理解的不错的话，陆先生所推演得出的美学结论，关键是美是“物的客观属性”。这当然不是新的美学观点，只不过是借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强化这一观点的权威性而已。朱立元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过蔡仪先生的学说。

“凡是符合美的规律的东西就是美的事物。……那也就是说，事物的美不美，都决定于它是否符合于美的规律。那么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美就是由于它具有这种规律。”

这里的关键是把“符合规律”偷换成“具有规律”。“具有规律”虽然极不合常理，但却是蔡仪先生得以推出他的结论的关键环节。因为蔡仪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所要求的，“就是以非常突出的现象充分地表现事物的本质，……这不就是我们在艺术理论中所说的典型的法则吗？是的，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这“是根据马克思的话的意思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蔡仪先生这篇大作的题目是《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4]其实，却是蔡仪先生在论美。不知这是否也是一种“规律”：所谓“经典推演”方法，最终都变成了“六经注我”；彻底的唯物主义，导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经典演绎”的美学方法，并不仅仅存在于某些中年美学家对待《巴黎手稿》的态度上，同样存在于中青年美学家对待当代西方哲学经典的态度上，只不过他们的美学研究起点和逻辑归宿，是换成更时髦的海德格尔等人罢了。但愿新一代美学家不要把这种方法带进21世纪——如果21世纪中国的美学依然存在和繁荣的话！

二、从“美的规律”性质谈美学学科定位

无论马克思是在普通语义上还是在美学意义上运用“美的规律”概念，“美的规律”对于美学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美的规律”如何认识和把握，却涉及到美学学科性质定位问题。

美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这似乎是一个无需提出的自明性问题。翻开任何一本美学史，尤其是中国人编著之美学史，我们会看到，几乎中外古今所有名家涉及“美”的学术言论艺术思想统统被纳入视野之内，横串纵联，网络成篇，似乎人类历史上真有那么一门以“美”为探究对象的“美学”，流派纷呈、但学科性质相同，有某种与伦理学、文艺学比肩平坐之学术地位。其实，这只是近现代人，尤其是专冶“美学”学者自作多情地主观架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类从来就没有过同一性质的元美学。同样“美”的“话语”，在不同学者那里，其语义所指、逻辑意义、哲理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依据各自研究的方法和向度的不同，我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类四种不同的美学：一大类是属于人文哲学学科的思辨美学、诗化美学，另一大类则是社会科学美学和自然科学美学。当然，这两类美学是有关联的，人文美学自然也要摭拾一些美的经验羽片，但那只是它用来进行哲学思辨和美感体验的素材，它们往往是所谓唯心哲学或分析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艺术哲学等等的附属，其美学往往是与相应哲学一体的存在；科学美学也有人文哲学基础，但它的哲学基础一般是科学的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这些哲学只是其探讨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的理性工具，其美学本身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这便是所谓美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殊和复杂之处。[5]

对这几种美学性质的详尽论述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此所要强调的只是这种划分本身。因为我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陷于统一“美学”的误区中，似乎只要沿着既往美学家思路探寻下去，便能走出美之迷宫，发现美的本质和规律的奥秘。现在终于明白了，这原本就是不可能的。对古典和现代许多思辨哲学或诗化哲学家们来说，“美”是他们思辨苦海中的一叶扁舟、心灵索道上的一根青藤。只有凭籍它，哲学家才获得思辨的自由、才能进行自由的思辨；只有抓住它，哲学家才能寻到自由的灵魂、才能体验到灵魂的自由。从本质意义上讲，纯粹的哲学人文美学都是“意义”和“灵魂”美学，“美的规律”也是意义存在和灵魂探求的规律，而对意义的终极追求、对灵魂的自我拷问，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操练，实际上是永无止境的，“美的规律”也是永无终结的。但对于真正的科学美学来说，诠解美的本质，阐释美的规律，却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美的本质、规律阐释对于它来说，不应是只能容许某种信仰生存的狭小载体，而应是能“普渡众生”抵达美的世界的宽畅通道。它应当能够经受住形而下的证伪，应当具有共度性，具有可复验性，“美的规律”也应当具有真理性，即使是相对真理。因此，各类不同性质的美学虽然可以互补共存，为美学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但它们之间，由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学科规范不同，所揭示的“美的规律”基本上是无法兼容共度的，也难以通过论争辨明“是非”的。打个不十分恰当的比喻，科学美学的派别之争，好比足球，通过激烈角逐，可以分出胜负、发现美的真理；而哲学思辨美学，好比气功，虽皆体大精深，益智启明，美妙无比，但各派之间难以兼容；而人文诗化美学，干脆如同中国的太极，一人一套路数，感悟甚美，但你却无法与其过招。这便是宗白华先生、王朝闻先生极少遇到批评对手的原因。

因此，我们在进行“美的规律”讨论时，便首先要确定自己并搞清对方的美学性质。朱立元先生在批评陆先生将“美的规律”客观性混同“自然规律”时，指出：“‘美的规律’在我看来，无疑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美的规律显然是与人不能分离的，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而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规律”。根据上述美学分类，这里的“无疑”显然是有限度的：对于社会科学美学来说，它“无疑”是正确的，笔者本人也认同这一观点；但放到其它美学之中，却是可以“有疑”的。譬如对人文哲学美学来说，虽然其本身属于社会历史现象，但所阐释的“美的规律”却不一定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同样，对于自然科学美学，其“美的规律”虽然与人不能脱离，但也不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在前文化审美物理、生理、心理层次上，所谓“美的规律”就是与人体结构直接相关的自然规律。离开若干自然规律，前文化“美的规律”便荡然无存。

目前美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少对学科性质定位的自觉，许多学者都认为自己所建构、所研究、所坚持的美学是一种既有思辨性、又有科学性的“元美学”，自己所发现和把握的“美的规律”是普遍性规律，结果却往往衍生出某种既非人文美学亦非科学美学、既无哲学品格又无科学生命的僵死美学教条。某些洋洋大观的美学著作，一面言明要用“美的规律”唯物地指导审美实践、指导精神文明建设；一面却得心应手地操作着各派哲学美学语言建构自己的美学体系，使“美的规律”越来越玄学化，越来越失去实践意义。譬如“美是和谐”、“美是自由象征”、“美是形式内容统一”之类的美的定义或规律，对康德们来说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放到“形而下”的科学美学体系中用来指导审美实践，则近乎处处通处处不通的谶语。其实，中国很需要有自己的纯思辨美学，需要有思辨的“美的规律”；但前提是要有纯思辨的哲学，而在“形而上学”已被解构的今天，要建立这样的哲学和美学体系，显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同样，蔡仪先生的“美是典型”说，如果放到自然科学美学体系中，完全可以成为重要派别，笔者曾将其运用在前文化层次人体美的阐释上，发现它很有科学性。无论女人体还是男人体，凡是不能充分体现类特征的个体，很难被视为美。但遗憾的是，蔡仪先生将“美是典型”视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普遍规律，则漏洞百出。陆梅林先生认为“美的规律”是前人类就存在的，在譬如物理或生理美层次上，也无不妥。笔者也认为，若干前文化美的确与人的动物躯体和生理结构密切相关。譬如，如果人的双眼不是对称结构而是如比目鱼那样挤在一边，那今天人类视觉对称美便荡然无存，这也与实践毫无关系[6]，但陆先生同样把它视为普泛的“美的规律”，则难以自圆了。

这里附带谈一下我对实践美学的认识。我认为，实践美学最大限度地发展了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美学思想，与国内其它美学派别相比，最具有理论阐释功能，但它同样存在严重缺憾。弥补实践美学缺憾的关键，我认为并不是宣布要“超越”或“否定”它——任何想超越和否定它的美学学者，尽可去建立自己的美学体系，而不必靠“超越”、“否定”的舆论迫使实践美学的“引退”——而是实践美学自身的学科定位：它究竟是给审美实践以指导的社会科学美学还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人文思辨美学。目前的实践美学是具有科学品格的，譬如，在对审美发生规律的揭示上，实践美学的科学性是无可替代的；在文化审美价值生成的阐释上，也是有阐释力的，当然需要对“本质力量对象化”所造成的“泛美主义”加以适当限定（详见后文）。但就实践美学的整体学科特征来看，我个人认为，它更接近于思辨美学。实践美学中不仅有“积淀”、“有意味的形式”等难以证真或证伪的思辨概念，而且，“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的人化”也成为以实践为本体思辨展开揭示“美的本质”与“规律”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石。这使实践美学所揭示的美的本质与规律，同样具有极大的审美阐释盲区。

当然，对于思辨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并不是缺陷，或许正是其纯正学术品格的体现。譬如说视觉对称美，只是源自人的两眼结构，显然毫无学问深度可言，而如果用思辨的语言，将其解释为“有意味形式”、“自然向人生成”或“实践劳动创造”等等则显然深奥的多。但对于要走向科学的实践美学来说，这却是严重的缺陷，但它并不能靠对现有体系的修补来解决，而是要靠新的体系建构和对“美的规律”的充分揭示来实现。这却是很难的。笔者从事社会科学美学研究，自知才疏识薄，用了几乎15年时间也没有穷尽对“美的规律”的把握。因此，看到有些先生能在一篇论文揭示美的规律，而且附带将真、善、美规律统统网尽，我只有像当年福楼拜对乔·治桑所表示的那样，羡慕之余，只能自愧弗如[7]。

三、从价值属性谈审美价值

从价值学角度探讨美的本质和规律，正如朱立元先生指出的，的确不是美学新说；但引进价值概念后对美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事实。究其原因，我想大半不在美学自身，而在价值学。数十年来，哲学界对价值学深入研究后，竟得出几乎与二千前年柏拉图“美是难得”的同样的结论：价值是哲学理论中“最深奥、最烦难的领域之一”[8]。我这样说，也决没有否定价值学美学的意思，而只是说，美学学者在运用价值概念时要多一些谨慎。像陆梅林先生认为价值是“物的物质属性”的观点，今天在价值学研究中便已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否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的“说法”，而是因为其学说本身难以自圆。像商品价值，它“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9]，怎么能说成是“物的物质属性”呢？朱立元先生认为价值是“关系范畴”，是目前哲学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我则认为价值的存在论本质是一种系统属性，是一种结构性和获得性系统质，如商品价值，只有在商品交换系统中才存在。当然，不同的价值理论可以共存，彼此间的论争也不属于美学范畴；无论我们引进怎样的价值理论，关键是要能解决美学的理论困境。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之中同样不应当有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马克思生前虽然在一般语义上用过“价值”概念，但他从未从哲学角度研究过“价值”；马克思著作中的“价值”，主要是经济学的价值。这与西方学术史上哲学“价值学”较经济学“价值学”诞生较晚的轨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陆先生所谓“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看来”云云，是欠严谨的。而朱立元先生引用的马克思那段论“价值”的“经典语录”也有误，“‘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10]，并不是马克思原话，而恰恰是马克思转述他所要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这一“误读”，是十多年前郝晓光先生首先发现并更正的。其后，李德顺先生在他的《价值论》中又有详尽的考证。马克思不同意把“商品价值”作为这种“价值”属概念的原因很清楚，因为这种作为种概念的“价值”实际上是从“使用价值”演绎出来的等值概念，瓦格纳企图用这种推演将“商品价值”变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派生物，以抹煞“商品价值”的特殊社会本质。因而，无论这一表述多么合乎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也不能拿来作为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定义[11]。但十多年来，由于学科隔阂，美学界经常有人将其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定义习惯性地转引，这里顺便更正，以免继续误读下去。

其实，这段话是不是马克思的原话，并不影响它的真理性。李德顺先生自己也认为哲学价值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他的“价值”定义也是客体对主体“需求的满足”，属于价值“效用”说。因此，上述“误读”，也不影响朱立元先生对价值和审美价值论述和他对陆梅林先生的批评。而正如朱先生指出的，陆先生同样也认同价值“效用”说，陆先生甚至直接把“使用价值”概念作为“价值”的定义。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效用”说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既无法涵盖作为价值“特殊”的“商品价值”，更无法充分解释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一些学者在运用效用价值探讨审美价值时，甚至陷入了阐释的循环：客体具有审美价值，所以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而客体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则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审美需求。这样的“美学研究”，确如赵汀阳先生所说，“没有用处”。同时，审美应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功利性，这也是各派美学的共识，而效用价值恰恰是指物的功利价值。尽管效用价值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审美价值，但毕竟不应成为审美价值尤其是文化审美价值的主体。正因如此，价值“效用”说使我的审美价值系统研究，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为此，我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观点中受到启发，提出了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共存的“价值二重性”观点。

大家知道，人类区别于动物本能的文化实践活动，都是自觉的意志行为，都有着既定的实践目的；人类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客体、创造客体的文化效用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自身和对象的文化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创造力合目的性的付出，体现出主体的文化效应价值；作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出客体的千差万别的文化效用价值。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对人类创造力本身的确证，它体现出主体的文化价值；作为性质相同的人类创造性活动，它对象化形成客体的文化价值。客体的效用价值不完全等同于主体的效用价值，更不完全等同于主体或客体内含的文化价值。而主体的文化价值对象化为客体的文化价值，并由客体文化价值加以对象性确证，因此，这两者是完全等值的。

价值论范文篇5

在有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我们必须避开的第二大理论误区是：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看作是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为了给“按要素分配”的主张找理论根据，为个人获得非劳动收入辩护，而极力宣扬“资本、土地也参加生产、也创造价值”。这里说的“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产品和收入的一种分配制度，它使每个人都依据归其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和土地等非劳动生产要素得到个人收入。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是他主张在社会主义下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把劳动价值论当成实行“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这是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误解，是把马克思当成了一个浅薄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强调生产要素的所有制决定产品和收入的分配，连主张非劳动收入合理性的萨伊等人实际上也不能否认这一观点。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本身就说明，他的劳动价值论根本就没有否认资本主义所有制下“按生产要素分配收入”的现实。相反地，整部《资本论》恰恰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个人如何能获得利润和地租这样的非劳动收入。在《资本论》最后部分里，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所有者分别得到工资、利润和地租这3种收入（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0-1001页，第296页。）。这是极鲜明的一幅“按要素分配”的图景。也只有在资本所有者必须得到利润这种非劳动的个人收入的条件下，而且是在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的条件下，才会形成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本身就体现了“按要素分配收入，资本家得到利润”的原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主张“按要素分配”的人的最大不同只在于，它把个人的非劳动收入都定性为“剥削”。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中之所以会有“按要素分配”，个人之所以会得到资本的利润、土地的地租等非劳动收入，是因为有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这样就产生了利润收入。而地租收入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土地所有权”“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的口袋里转移到它自己的口袋里”（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0-1001页，第928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系统地说明了他主张的“共产主义”最初阶段的分配方式。他在那里清楚地说明，他主张的“按劳分配”只是这个时期在个人之间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社会总产品在个人之间分配之前，必须先扣除“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这当然是因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而这个时期之所以没有非劳动的个人收入，也只能是因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非劳动的生产要素都归公共所有，个人没有什么可以据以获取收入的非劳动生产要素。

从上述两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是实行“按劳分配”还是“个人由非劳动要素得到收入”，取决于是否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的关键在于所有制。《资本论》的全部分析都是为了说明，即使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由于资本和土地由少数人私人所有，就使资本家和地主得到了利润和地租这样的非劳动收入。所谓的“按要素分配，个人由非劳动要素得到收入”，不过是证明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由于劳动受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制约，“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它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注：《哥达纳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尽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私有制下“按要素分配”的现实完全可以并存，近2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界的那些主张“按要素分配”的人，却一直致力于以“3种不同的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之说取代（或“发展”）劳动价值论，好象这样就可以为他们“按要素分配”的政策主张提供什么坚固不拔的理论基础。他们采取这样一种奇怪的论证方式，只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把一切非劳动的收入都判定为“剥削”，这使享受非劳动收入的人感到极不舒服。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理论上的努力，想通过否定劳动价值论来说明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

这种论证其实是西方主流经济学1个半世纪中已经用惯了的理论说法。自萨伊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在宣传：“劳动、土地、资本都是生产上必不可缺的3要素”，“3种要素都是生产的、都创造价值，因而都应当得到报酬”。现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还进一步论证了，每一种生产要素所有者所得到的报酬，取决于该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我们可以把这一套理论观点概括为“要素创造价值论”或“要素报酬论”。

可是实际上，一切以非劳动要素的生产性来论证个人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的学说，在逻辑推论上都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把它们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比一下就可以认清这一点。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但承认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都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而且实际上也承认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可以增加单个生产者（包括单个资本家的企业）所生产的价值：尽管它强调在不同的商品之间，决定它们的价值的只是其生产上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它也承认，不同的生产者所生产的每一单位同种商品都有相同的价值（在《资本论》中还把这种价值具体化为“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不同的商品生产者有同样的生产函数，则在以同样的劳动生产同种商品的不同生产者中间，使用更多的资本和土地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会生产更多的该种商品，从而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每单位同种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

在马克思自己的论述中，上述情况被说成是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注：《资本论》第1卷，第352-353页，第199-202页。）。尽管讨论的角度不同，实际情况却很清楚：生产同种产品的企业中，有更多人均资本和人均土地的企业每人平均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也就是价值）。近年国内有一些学者力图据此来论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但是他们不能否认，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不过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承认每单位同种商品必定有同样的价值，承认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参与决定商品产量；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单位商品的价值仍然仅仅取决于该部门平均的劳动耗费。

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即使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会影响价值量的大小。情况越是如此，我们越有理由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马克思还那样固执地否认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仔细的思考会告诉我们，如果不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归私人所有的合理性，光靠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生产性，哪怕是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也无法论证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

“要素报酬论”坚持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应当由这一类要素获得收入，其理由是这些要素也生产财富。在这样推论的过程中，它最喜爱使用的论点就是“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用这样一个论点来论证自己的主张，这是“要素报酬论”得到很多人支持的主要原因。

可是实际上，“要素报酬论”在这里玩弄了一个逻辑上的花招。即使非劳动的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创造财富或价值的也是非人的、物的生产要素本身。按照“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与此相应的产品和收入应当归物的要素本身——土地创造的财富归土地，资本品创造的财富归资本品。当然，这样一种分配方式不仅不可行，也绝不是拥护“要素报酬论”的人所主张的。他们所主张的，是由要素的私人所有者获取物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财富（或价值）。可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将“谁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偷偷地换成了“谁的财产生产的就应当归谁所有”的原则。这是地地道道的偷换概念。恰恰是对于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来说，这两个原则是绝对无法混为一谈的。

对于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来说，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是物，而不是人。它的所有者作为人，并没有创造财富，更没有创造价值。一块肥沃的土地可能对农业的生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它的主人——地主却可能不作任何事情，从而对财富的创造没有任何贡献。如果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去创造财富，他们也只是作为劳动者而对生产过程投入了劳动这种生产要素。当他们把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化作非劳动收入收归己有时，他们本人对生产自己所获得的东西并没有作出贡献。他们之所以能获得这些非劳动收入，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生产了与此相应的财富，而是在于他们所有的财产对财富的生产作出了相应的贡献，而他们自己是这些财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由此看来，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将这一类要素创造的财富收归己有，靠的是自己的所有者权利，靠的是社会的法律和财产制度，而不仅仅是这一类生产要素能够创造财富。亚当·斯密就是这样看待地主从其私有的土地上得到的地租：“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象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注：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第44页。）。青年时代的马克思赞赏地引用了斯密的这一类有关地租的论述，说它“证明了国民经济学把土地肥力变成土地所有者的属性的这种概念的颠倒”（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6页。）。

有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的争论，曾经长期纠缠在劳动和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究竟谁剥削了谁上。有人甚至论证说，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现在的问题是工人在“剥削”机器人。明白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非劳动要素的生产性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争论是多么可笑。在收入分配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上，问题根本就不在于劳动和非劳动的生产要素谁剥削了谁，而在于由谁、由哪些人来“剥削”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非劳动生产要素所创造的财富反正是要被人类拿去享用的。用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采用机器人，其实从有人类那天起，人类就在“剥削”一切非人的生产要素：人类总是把一切物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作为社会的产品和收入收归己有。没有这种“剥削”，人类社会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真正的分歧在于，人类所“剥削”的这些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所创造的财富，是应当由这些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独享，还是应当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财产而由全体人民共同享受。

实际上，如果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真有什么与人的行为无关的“生产力”的话，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定是最公平合理的制度，因为那样就可以使全体人民公平地分享这些要素创造的财富，而这些财富并不是由任何人创造的，却无论如何都要归某一部分人享用。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马克思才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靠对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有权获得收入，也不可能有与按劳分配不一致的“按要素分配”。

其实，那些高水平的“要素报酬论”者早已认识到，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由这一类要素获得收入，首先靠的是这一类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要论证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就必须先证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归私人所有的合理性。最早系统论述“要素报酬论”的萨伊就指出：“处理收入的专有权利乃是生产手段专有权利或生产手段所有权的结果”；之所以要有这种生产要素私有权，是因为“安稳地享有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于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因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极其有益的制度”（注：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篇，第二章，第一篇第十四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萨伊的论述清楚地表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才是“个人由非劳动要素得到收入（要素分配论）”的制度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要说明“按要素分配”是合理的，先必须说明非劳动要素的私人所有制是合理的。

对不劳而获者的历史判决

尽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献中高度评价了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说清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对社会和经济的积极功能。但是，即斯实事求是地充分考虑了私有制的积极作用，我们仍然可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当代的人类社会有着巨大的意义，它的意义恰恰在于它对不劳而获者作出了历史的判决。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非劳动收入是剥削，因为获得这种收入的人分享了社会的总产品，自己本人却没有对社会作出与这种收入相对应的贡献。与此相对应的是，要说明非劳动收入的合理性，就必须说明对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的合理性，说明它对社会有什么积极功能。

依据现代的经济理论，我们可以确定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制可以起到两方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是这些要素的私人所有者本身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人们在争取成为这种所有者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指出，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私人所有者本身有最强的动力去发挥两方面的有益功能：“监督防偷懒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这就是他们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光有强烈的动力而没有足够的能力，也不足以保证他们很好地发挥这两种功能。不仅如此，这些要素的私人所有者要想履行这两种有益的功能，还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或努力），而这些“劳动”又都总是与他们凭借对要素的所有权而进行的剥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了这种剥削而进行的。这样，非劳动生产要素私人所有者本身之所以能发挥积极作用，完全是因为他们付出了努力或“劳动”，只不过这种劳动是为他们的剥削目的服务的。这些要素私人所有者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超出我们理解的劳动价值论的判断。

我们所处的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一项伟大的任务：设计有效的机制来把本来由要素的私人所有者们履行的两项积极功能与他们的剥削功能分离开来。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我们达到这一目标指出了道路。要达到我们的目标，就需要有某种范围、某种程度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有着适当的激励机制。

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证是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其收益。我们的分析说明，如果能够在非劳动生产要素不归私人所有的条件下解决好监督防偷懒问题和资源有效配置问题，对这种要素的私有制就并不是必不可缺的。这一点特别适用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因为它们相对易于管理。正因为如此，当代西方的发达国家也普遍征收高额的地产税，或者将拍卖土地的收入收归国有。这等于将地租收入公有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消了土地的私有权。我们应当在这方面走在前头，原则上不允许土地私有，防止地租收入为个别人所垄断。不过，应当在土地制度上采取措施，尽可能在全体农民之间平均分配农村土地的收益，以作为对贫困的农民的生活补贴。

人们在争取成为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时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主要通过他们将收入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而发生。其它成为私有者的途径，如盗窃、掠夺、欺诈，对社会多半起着破坏的作用。本文的第一部分指出，私人储蓄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由此增加财富的生产，从而成为个人在其劳动之外对社会提供的另一种“贡献”。为了鼓励人们作出这种贡献，就需要储蓄者得到储蓄形成的资本的边际产品，由社会的产品中得到相当于资本利息的收入。但是这样一来就证明了利息收入的正当性，从而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冲突。

为了实事求是地承认个人储蓄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和某些利息收入的合理性，我们似乎应当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出重大的修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把个人储蓄看作是为社会生产所“必要”的，把利息性的收入看作是“非生产的必要费用”。

但是我们要严防由承认私人储蓄合理性而滑向放弃劳动价值论。我们很难将私人的储蓄称作一种经济上的“活动”或“行为”，因为储蓄只是对个人收入的不消费，宁可说它是一种“不活动”或“不行为”。正是由于私人储蓄的这种难于描绘的性质，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西尼耳才将储蓄所形成的资本称作“节欲”，用以表示资本所有者为储蓄所作出的“牺牲”。而这种“节欲论”遭到了马克思的辛辣批判。如果我们说，通过储蓄而形成资本需要资本所有者作出牺牲，为鼓励他们作出牺牲而应当给他们利润或利息式的报酬，那我们应当清楚，这样论证利息收入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节欲论”，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特点，使我们不应当夸大私人储蓄利息收入的合理性而贬低劳动价值论的意义。这些特点包括：

——有许多私人储蓄下来的收入并不来源于劳动，这样的储蓄来源中有许多甚至是极不正当的收入；

——储蓄最多的人往往是富人，他们的消费通常远远多于储蓄很少甚至没有储蓄的穷人。就这一点来说，储蓄多的人常常并不比储蓄少的人更“节欲”，没有储蓄的人通常比有储蓄的人更“节欲”得多；

——当代的实际经济生活和宏观经济理论都证明，市场经济中有可能出现储蓄过度，由此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过高的储蓄倾向还会造成宏观总需求不足，从而减少社会生产的财富。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降低利息，刺激消费和投资，私人储蓄的利息收入则成了对社会利益的危害。

国内的经济学界目前有一种倾向，把靠非劳动收入致富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说成是现代的时髦。其实，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思潮恰恰表明，现代社会的人并不认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更不赞赏不劳而获的非劳动收入。崇尚勤奋劳动、崇尚靠个人自己的奋斗来生存和发展，才是现代人的时髦。正是基于这种意识，发达国家才大都实行高额的地产税，由国家拍卖土地并获取其收入，从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私人的地租收入和土地私有权。也正是基于这种意识，美国才实行高额的遗产税。这不仅会大大减少私人的非劳动收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堵死了非劳动收入的来源，是对“神圣”的私有财产的侵犯。而当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要取消遗产税时，出来反对的正是比尔·盖茨等“美国首富”，他们反对的理由恰恰就是那个现代的时髦观念：自己不劳动而靠祖上的遗产过活不是什么好事情。

凯恩斯曾以赞赏的口吻谈到，实行他的扩张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利息率，会使坐收利息这个阶级(rentiers)“慢慢自然死亡”。“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凯恩斯表述的才是现代西方人的主流思潮：要让不劳而获靠财产收入过活的社会集团消亡。

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国之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大大落后于西方，原因之一就是不劳而获的地主和高利贷食利者消费了过多的社会产品，妨碍了资本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密和马克思系统表述的劳动价值论揭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社会兴起的秘密。尽管当代的西方人不接受劳动价值论，他们的社会思潮却清楚地表明，他们实际上认同劳动价值论对不劳而获者的历史判决。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看起来像是一句宣传口号：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它以社会性的劳动来衡量个人对社会的价值，强调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公开主张站在最下层的劳动者一边，将劳动捧上决定人类命运的宝座。但是在这个简单思想的后边隐藏着深刻的历史判决：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人类和人类社会，都是因为有了社会性的劳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中译本，分别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72年版）、24卷（1972年版）、25卷（1974年版）。

3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2卷（1979年版）。

4马健行、郭继严：《〈资本论〉创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价值论范文篇6

1.《资本论》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宏篇。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论著中，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要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必须认真攻读《资本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心血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写成的科学巨著。

马克思原计划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总标题，分六册写作：《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7页。）。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他又决定改变他的写作计划，着手写作《资本论》三卷本。1867年9月14日，由马克思撰写并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遗稿进行了整理，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恩格斯逝世后，有关剩余价值学说的其他遗稿，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编辑出版，但他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许多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苏共中央编译局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和内容重新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论》把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仅是一部经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页。）。

《资本论》问世后，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必读书。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对《资本论》的学习和研究。

2.1949年至今，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大约有五次：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孙冶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作用问题。从1958年开始，同志和党内部分高级干部、理论家研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明确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4页。同时参阅《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上、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1月刊印。），推动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讨。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的讨论。在60年代初关于生产劳动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于光远又提出：只要是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包括教育、科研、文艺、服务等行业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注：参见于光远《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中国经济问题》1981年第1期。）孙冶方不同意于光远的观点，指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注：参见孙冶方《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8期。）由此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和争鸣，并逐步形成了“宽派”、“中派”、“窄派”三种不同观点。

第四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价值创造源泉”的讨论。苏星针对南开大学谷书堂关于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注：参见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0-112页。），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劳动价值一元论》，提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活劳动，才是价值的惟一源泉。（注：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于是，由“谷、苏之争”，引发了“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讨论。

第五次是中共中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后，全国上下展开的新一轮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学习和讨论。这次讨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从深化对当代劳动的认识入手，探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新特点；二是结合新的实际，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和见解。

二、新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的若干重大发展

3.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是正确的。科学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经济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有关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初级阶段论；

——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

——确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并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

——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

——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

——提出了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

——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发展的理论；

——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

——确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中，还有许多新的理论建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4.《资本论》问世一百多年来，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趋势不断加强，西方经济学理论也在变化和发展。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较少从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研究经济问题，大多是在经济运行层面、发展生产力即提高效率、效益方面做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研究如何增加、聚积、拥有财富的理论，是“赚钱的学问”。当然，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问，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它是有实践基础的，有许多有价值的、科学的成分，我们应予很好地研究和借鉴。

例如：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论证了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供求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分析了价格的形成和作用；人力资本理论、新增长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了技术、知识和教育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像成本收益分析、投入产出分析、边际分析、计量分析、企业管理等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我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可大胆学习、积极借鉴。关于银行、保险、证券、营销及其他服务业、文化产业等方面的理论，也应大胆学习和研究。

但是，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们对于当代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在借鉴、运用这些理论或方法时，也要结合我们的具体实际。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5.经济学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其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学问。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我们过去较多地讲生产关系和所有制，而对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作用重视不够。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问题，在邓小平同志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后，已经解决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当时批判资本主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阻碍社会生产力进一步的解放和发展。

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其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在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集中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认为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是价值的实体，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从而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在此后各卷、各篇、各章中，马克思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整个过程的分析，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以及由于这一基本矛盾的发展，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

7.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诸多范畴，例如：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载体、价值形式、价值构成、价值转形、价值规律、国际价值等。如果只把其中的一两个方面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陷入片面性。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是基础。

8.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学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0页。）；按照列宁的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注：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312页。）。由于这两个伟大发现，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9.我们今天讨论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什么？是强调劳动、劳动者，还是强调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后者，当然要重视，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生产资料，任何财富、使用价值也生产不出来。但是，首先应当突出的是劳动、劳动者！“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0页。）尊重劳动、劳动者，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劳动、劳动者，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一位的是不断解放劳动、劳动者；发展生产力，第一位的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劳动积累的过程，就是劳动、劳动者解放的过程，就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

10.自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一百多年来，世界经济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三大变化，即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这三大变化，又使劳动形态和商品形式、财富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与财富和价值创造的关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问题，均被尖锐地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面前，都要求我们在深入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回答。

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的！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科学是不能丢的，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今天，密切结合当代中国的实践，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是十分必要和有重大意义的。

四、劳动和劳动力问题

11.今天研究经济问题，有两个基本出发点：劳动和商品。劳动是一个过程。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主体。劳动的结果用于交换，就成为商品。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成果，是客体。这两者是经济问题研究的两个角度和两个出发点。

劳动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历史就是劳动在一定社会形式中不断展开的历史。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促使人类自身的发展；劳动创造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劳动创造了社会财富和人类文明；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并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一句话，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一部人类劳动史。

12.人的劳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类劳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形态中进行的，是不断发展的。对于劳动，应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

从劳动分工和社会技术形态来看，人类经历了采集和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工业经济（有人称为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等，还需要研究）。

从经济运行的基本形式（或简称经济形式）来看，人类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将来还会出现后商品经济（过去称之为产品经济，也需要研究）。

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关系）来看，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此相适应，人类劳动也经历了原始共同劳动、奴隶强制劳动、封建依附劳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劳动。

对于不同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经济运行形式、不同劳动分工和社会技术形态下的劳动，应做具体分析。

13.创造性是劳动的本质特性。“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6页。）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产品，都是人类劳动运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来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劳动创造性不断提高的集中体现。人类劳动所独有的创造性，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

生产力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科学技术既渗透到生产资料中，也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是劳动能力的基本要素。劳动能力的提高，劳动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科学技术素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高度评价（注：参见《经济学手稿》(1861-18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4-275页。），以及同志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注：：《在北戴河同国防科技和社会科学专家座谈时的讲话》（2001年8月7日）。）。科学技术，正是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的。

14.“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是劳动力的实现。劳动力从自然和生理方面看是属于劳动者的，是不能脱离劳动者本身而独立存在的。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和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却存在不同情况：在奴隶制下，奴隶的人身属于奴隶主；在封建制下，农奴的人身仍然依附于封建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废除了，劳动者可以自主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变成了一种特殊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劳动力作为商品一经卖出，其使用权就属于资本家，形成雇佣劳动，劳动异化了。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已经确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对物的依附关系，即资本—雇佣关系，劳动力在本质上已经不是商品。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仍然要进入市场和流通，因而劳动力仍具有商品的形式。

五、劳动所得神圣不可侵犯

15.劳动所得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保护和解放劳动者，就表现为保护和解放劳动本身。劳动所得的财产不可侵犯，是社会主义社会对劳动者的根本保障，体现了劳动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劳动和劳动结果的统一。应提出“劳动所得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口号，以充分体现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对下述三条，要在法律上予以充分保障：

(1)充分保护劳动权；

(2)充分保护劳动所得权；

(3)充分保护劳动者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

劳动权、劳动所得权以及对劳动所得的支配权，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是劳动解放的最基本的含义。

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态，消除无产者的“无产”状态，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追求和历史使命，是劳动解放的标志与象征。

劳动者只有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劳动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实现发展。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口号，不问财产的来源和财产占有的性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口号。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从事劳动，并获得劳动成果；要制约（而不是立即消灭）不劳而获和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当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剥削，但那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将来的事情。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6.在生产力中，劳动者是首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劳动的创造性和劳动者的创造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是劳动解放和劳动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8页。）劳动的解放和发展，是一个有着内在的一般规律的历史过程。“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诞生的过程。”（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8页。）在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揭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科学。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的雇佣劳动，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是劳动的一种异化。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就是为了克服资本对劳动的奴役，以实现劳动的解放和发展。

解放人的劳动，也就是解放人本身。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劳动和商品。

17.当代市场竞争，突出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劳动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使管理职能独立化、职业化，尤其是劳动分工的细化，使得劳动过程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于是管理劳动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产业升级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从而使服务劳动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促进了分工和协作在更高的层次上发展，因而产生了大量新的劳动形态。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等，成为当代突出的劳动形态。

生产力越发展，具体劳动的形式越发达，就必然不断产生新的具体的劳动形式。

六、商品生产劳动

18.讨论商品经济和劳动价值问题，必然要涉及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这对范畴的理解。这是理论界长期讨论的问题。由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进行界定，所以至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

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劳动一般、商品生产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这三个层次来界定“生产劳动”范畴的。

从有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的社会劳动，即社会化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一般。生产劳动（一般）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创造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一切有益于社会、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一般；劳动结果是商品并进行交换的劳动，是商品生产劳动。商品生产劳动，是商品经济阶段的基本劳动形式，而且也只存在于商品经济阶段。在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体系内的多数场合下，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76页。）在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劳动是主要的劳动形式。

在商品经济中，要注意区别，是商品生产劳动，还是非商品生产劳动。在我们的讨论中，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一词可用“商品生产劳动”代替；“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这对范畴，可用“商品生产劳动与非商品生产劳动”代替。这样可以避免一些歧义。

商品生产劳动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劳动形式。如前所述，凡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并进行交换的劳动，都是商品生产劳动，其他为非商品生产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劳动，按马克思所说，是指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没有这种生产劳动，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性质的区别，不在于是不是商品生产劳动，而在于是不是雇佣劳动，在于劳动成果的占有形式。

19.流通领域的劳动与价值创造问题。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的说法，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继续的那些劳动是（商品）生产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纯粹流通领域的劳动，虽然是促使价值实现的必要劳动，但不是（商品）生产劳动，不直接创造（商品的）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几点应予注意：(1)据前述第18点，马克思关于价值源泉的要点是：商品生产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2)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细化、专业化；随着市场化、商品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纯粹流通领域里的某些劳动环节所提供的服务，如商业经营、金融服务等，日益商品化，成为无形商品，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完成这种服务的劳动，或者是生产这种无形商品的劳动，成为商品生产劳动。根据马克思的商品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这些劳动也创造商品的价值。(3)商业服务这种商品是一种无形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就是实现商品价值形态的转换，即对生产者来说，通过商业买卖，价值形态实现了由商品形态向货币形态的转化；对于消费者来说，实现了由货币形态向消费品的转化。商业服务所耗费的劳动，是商品生产劳动，创造商业服务这种无形商品的价值。这种服务商品的价值，不是附加进原商品中，而是独立存在于服务商品中。商业领域中服务商品的价值，也正是这种商品经济关系的体现。

服务产业，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其中有些问题还十分复杂，还须继续深入研究。

20.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分工与协作的不断深化，生产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劳动领域不断扩展，劳动的具体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商品生产劳动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大大拓展了，复杂了：

从人类整体的需要看，可把劳动归纳为三种具体形态：一是物质生产劳动，创造新的物质产品；二是精神生产劳动，创造精神文化产品；三是社会服务性劳动，既为生产服务，又为生活服务，这类劳动在现代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地位（科学技术劳动渗透在上述三种劳动形态中，而且也存在从这三种劳动形态中独立出来的趋势）。

从产业的角度看，可将劳动划分为三个或四个层次。继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后，第三产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产业升级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从而使服务劳动逐渐占据主体地位。现在包括在第三产业中的以科学研究、精神文化产品、教育培训和信息传播为主要内容的产业，也有从第三产业分离出来、形成第四产业的趋势。

从劳动职能的角度来看，劳动的具体形态可分为直接生产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等，而且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的作用日益突出。

信息产业、信息化带来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更加复杂的情况和特点。它们对当代经济理论和劳动价值论产生了什么影响，必须深入研究。这些产业的劳动是具体形态的劳动，是商品生产劳动，是一般商品生产劳动的具体形态。

一切创造商品并进行交换的劳动，都是商品生产劳动，不同的是商品生产劳动的分工和具体形态。分配给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职能，构成商品生产的总体劳动。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公益事业等，如果它们的劳动不生产商品，劳动结果不进入商品交换，就不是商品，尽管这种劳动非常重要、非常复杂，但也不是商品生产劳动，而是非商品生产劳动。这种劳动不是没有意义，没有贡献，而是不创造商品的价值。

七、商品价值

21.作为有形的商品，表面看来是一种物，但在物的背后，却蕴涵和体现着丰富的经济关系。商品是具有多种经济和社会属性、具有多种形式和作用的“魔幻物”，马克思说它具有拜物教性质。（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商品不仅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产品，而且是劳动交换的中介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载体。商品是人类劳动的创造品。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劳动，就无所谓商品、价值问题。

透过商品的物的表象，揭示其中所蕴涵的经济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之处。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多是见物不见人的。在那里，谈论的一般是物，是商品、货币、资本，基本不谈商品、货币、资本背后隐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商品具有独立于人、独立于社会的虚幻形式，因而具有拜物教性质。列宁曾经说过，“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312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既见物又见人，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人与人的关系的科学理论，它揭开了商品拜物教的面纱。

22.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所谓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所谓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成果，它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财富的物质内容总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使用价值同时是交换价值和经济关系的载体，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自然形态。

使用价值，在性质上，可以是商品，也可以不是。

使用价值，一般是具体劳动的结果，既指产品、商品本身，又指产品、商品的有用性。

商品的具体形态，有实物形态的、有形的，还有非实物形态的、无形的。

所谓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劳动的二重性，创造商品的二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体现为财富，价值体现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体现着劳动交换关系。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23.商品生产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范畴是商品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是认识和把握商品经济的核心问题。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有一个完整的关于价值的概念体系。价值的实体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量是指商品中凝结的劳动量。作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无论生产方式怎样变化，它作为人的体力与脑力的耗费这一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页。）当劳动产品进入交换成为商品时，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才能表现为价值，即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这里主要指的是生产关系的性质。价值本身不是物，不是使用价值。价值的本质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里所谈的“价值”，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它仅仅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的价值。离开商品，就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价值概念。正如恩格斯所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313页。）商品的交换，实质是劳动的交换。这个劳动交换体现为价值，其实质指的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即商品的社会属性。没有交换，商品卖不出去，就实现不了其价值，也就不具有社会性质。这正是交换价值作为价值形式的意义。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范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正确理解商品价值这个概念，是理解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关键。

八、活劳动与物化劳动

24.讨论商品生产劳动，还有一对范畴：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马克思用“活劳动”指商品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用“物化劳动”指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体现为过去劳动创造的产品中的人的劳动。物化劳动，在今天就是指一切劳动创造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如机器、厂房、原材料等实物形态的资本。马克思用活劳动、物化劳动这两个概念，解释它们在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生产要素就是商品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必要因素。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都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要素。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一切非劳动生产要素，马克思称之为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称之为非劳动生产要素。

在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劳动，或者说劳动力，不是一般的生产要素，而是主导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要素。没有活劳动，即人的劳动，就没有生产劳动，没有商品生产劳动，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理论前提上的根本区别之一。把劳动或劳动力看作一般的生产要素，把人的作用等同于一般非劳动条件，否定其在生产中的主导的、决定性作用，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点。

当然，没有非劳动生产要素（包括物化劳动和自然资源），绝不可能进行生产，也不可能创造财富。随着经济的发展，非劳动生产要素在量上不断增加，在种类、形式上不断拓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非劳动生产要素，它们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如科技、知识产权、管理等）。非劳动生产要素的扩展，正是人的劳动的创造能力不断提高的体现和直接结果。

25.劳动创造价值，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创造的惟一源泉。虽然，物化劳动在价值的形成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作用，但商品的新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物化劳动只是借助活劳动保存、转移原有的商品价值，即保存、转移原有的劳动量。

马克思所说的活劳动——即人的劳动本身，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创造商品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在当代，无论是劳动领域的拓展、劳动形态的变化，还是脑力劳动比重的增加，都没有改变这一实质。从本质上看，商品的价值体现社会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是在商品生产、交换的过程中形成的。商品的价值，正是商品经济中这种关系的体现。因此，价值实体中除了活劳动的凝结以外，仍然不包含其他任何物质的因素。这种意义上的“价值”，不是商品，不能买卖。正如马克思所说，价值不包含任何一个物质原子。（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页。）

物化劳动，不管它是物质形态，还是非物质形态；不管它是采取资本形式，还是其他形式，都是劳动创造物。物化劳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缺少了它们，任何生产劳动都无法进行。它们是劳动、劳动过程的必要条件，是创造使用价值和财富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生产力的组成因素。可以说，物化劳动和活劳动，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构成了整个商品生产劳动的过程，是商品生产劳动的历史链条。

物化劳动是相对于活劳动而言，是过去的劳动，是死劳动；但它不是活的主体，不是主动、能动的因素，不能创造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表现这种关系。物化劳动只把自身被消耗的价值保存、转移到新产品中，不创造商品的新价值。物化劳动是人的创造物。当它是商品时，当然也反映人与人的关系，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

物化劳动是过去的活劳动的创造物，是活劳动的凝结，是活劳动的物化，是已经完成了的活劳动，是“活劳动的过去形态”。从交换价值角度看，商品的价值是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与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之和，即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凝结之和。

物化劳动是非劳动生产要素，是生产资料。它只有靠活劳动的推动，借助活劳动，并与活劳动结合在一起，才能“复活”，发挥作用。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是商品价值的创造者；物化劳动是商品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商品价值的创造者。

26.如果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而不是仅仅保存、转移价值，其结果就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反过来决定人与人的关系，死劳动统治活劳动，“机器统治人”，物统治人。

如果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就意味着资本创造价值，也就意味着物质财富统治人、资本统治人是合理的（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所蕴涵的一个内在逻辑），也就没有什么劳动解放、人的解放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创造价值，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这是生产要素价值论的核心。

之所以会有人误认为物化劳动也是价值的源泉，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使用价值、财富的源泉与价值的源泉；混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混淆了同一劳动过程中旧价值（原有价值）的转移与新价值的创造；混淆了价值创造理论和分配理论。

九、生产要素论问题

27.生产要素论强调土地、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无疑是对的，是有很大意义的。但这个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把人等同于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价值论；生产要素分配论，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分配理论。这些理论，是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了。从萨伊（1767-1832年）的“三位一体”公式，到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其基本内容是一脉相承的。这套理论，把劳动要素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完全等同；混淆价值和使用价值，将使用价值、财富的源泉说成是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力等同于一般生产要素，把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过程，等同于参与价值创造的过程，进而推导出生产要素分配论。这样，就回避了要素所有权的问题，否定了剩余价值的存在，掩盖了剥削和雇佣劳动的本质。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而否定剩余价值论，这是西方经济学的特点，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

28.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决定，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是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所有制的形式和结构又决定着分配的形式和结构。

我们不能将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直接等同于以萨伊为代表的生产要素分配论。生产要素分配论，就是把劳动力等同于物，等同于一般生产要素，甚至只作为一般的成本项目计算，而把它排斥于剩余价值的分配之外。我们认为，按劳分配还包括对部分剩余产品的分配。也就是说，劳动力参与的分配不仅包括成本中相当于工资部分的分配，还应包括部分利润的分配。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所有制决定的。商品经济，商品生产，是各种要素共同参与的活动。有要素存在，就有要素的所有制、所有权问题。归根结底，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的。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生产要素作为生产的必要条件，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要大大发展。那时，改变的只是要素的所有制、所有权的社会属性，消亡的只是其阶级性。

生产要素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伴随一切生产过程始终的、必然的、自然的形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必然的、自然的形态。我们所主张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论，是不同于生产要素价值论所说的生产要素分配论的。

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分配为主、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这三个概念、三种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是不同的。

29.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解放劳动、保护劳动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和劳动结果、劳动和劳动目的相统一，是劳动解放的标志。马克思进而得出结论说：按劳分配是这一理论的分配理论，是实现这两个统一的分配制度，是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状态的制度。

按劳分配制度，依照我们原来的理解，是一种单一的、纯粹的、排斥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现在，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按劳分配作为一种分配制度，并不排斥非劳动生产要素同时参与分配。按劳分配可以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相结合，构成社会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原则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原则相结合的制度。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按劳分配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按劳分配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要保护劳动权，同样也要保护非劳动生产要素权：

(1)依法保护非劳动要素所有权；

(2)依法保护非劳动要素所有权的所得权；

(3)依法保护非劳动要素所得的支配权。>非劳动要素是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是财富之母，是人类在任何历史阶段的经济活动都离不开的基本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要给予其充分保障。问题在于，如何运用这些要素为我们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服务。今天，限制生产要素，破坏生产要素，就是限制生产本身，破坏生产力本身。一定要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

十、剩余价值和净增价值

30.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不论在什么社会形态下，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为生产自己及其家属的生活必需品而付出的劳动，是必要劳动，除此以外的劳动是剩余劳动。

剩余劳动的物化状态是剩余产品。剩余劳动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构成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没有剩余，就没有积累，就不能发展。但是，对剩余劳动的占有状况，所体现的是不同的生产关系。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即为剥削。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为剩余价值。它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2页。）。

31.剩余价值是揭示资本的剥削秘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钥匙。雇佣劳动、剩余价值，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范畴。可以说，剩余价值理论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基本社会矛盾。

搞社会主义，也必须不断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57页。），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应体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基本理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条件下、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无偿占有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不宜再沿用“剩余价值”这个范畴，来指称社会主义社会的剩余产品的价值或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存在雇佣劳动和无偿占有，当然存在剩余价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是长期存在的。但这种剩余价值，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剩余价值有一定差别的，要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制约和调节。只要是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应该得到保护。

这个问题，是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出现的新问题，是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相联系的，应深入研究。

32.对于用什么概念来表示社会主义经济中剩余产品的价值或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许多见解。是否可以设想用“净增价值”这个概念来表示。“净增价值”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有所不同，而且在构成上也不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所得的比重增加了，社会公共必要劳动所占的比重增加了，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

净增价值所代表的财富、利润，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必要扣除以后，仅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的部分。这样可以把按劳分配与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条件下的分配制度。我们所说的必要扣除包括：

第一，劳动者除工资以外的应得部分，比如利润中用于保险、福利、公积金、公益基金等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也是劳动所得，即劳动者应直接获得的自己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

第二，为国家、为社会做出的扣除，包括国防、教育、科研、卫生和环保等等。

做出这些扣除，是符合全体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有利于保障劳动者、投资者、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劳动者尽快富裕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上述第二项扣除，但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述扣除，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

在作以上扣除之后，剩下的即为净增价值（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个商品的价值量w=c+v+m。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我们仍假设：商品的价值量为w，c和v不变；且假设上述第一项扣除为v[,1]，第二项扣除为s，“净增价值”为n，则商品的价值量为：w=c+v+[(v[,1]+s)+n]。在价值量上，(v[,1]+s)+n相当于m，即n=m-(v[,1]+s)。）。净增价值不同于剩余价值，它所代表的利润或财富，是按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要素和资本、知识产权、专利、股权等非劳动生产要素）所有权进行分配的部分，而且国家应当进行调节。这样，就坚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方案，应继续研究，充分讨论。无论哪种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归根结底要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这是实践的、历史的判据。

33.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除了获得生活必需品之外，还要不断改善和提高自己及其家庭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将逐渐拥有财产，摆脱“无产”状态。因此，劳动者还要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即与其他生产要素一道参与企业利润的分配。这一部分也是劳动所得，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属于按劳分配的范畴。当然，其大小、多寡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制度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尤其是他们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财富，归谁占有，如何分配，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关系。无论哪种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都必须有利于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国家和社会的扣除，是与社会主义有所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扣除是完全用于社会的、属于全体人民的，是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一致的。没有这个社会扣除，即用于社会发展、公共消费、公益事业的部分，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也就没有保障。这是由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的。

十一、资本问题

3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除剩余价值问题外，“资本”这个范畴的适用性问题，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资本”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经济范畴，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和定义。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页。）资本是商品经济的集中代表。资本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资本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商品经济的一个核心范畴。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资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有资本。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资本，而在于资本的社会属性，在于资本归谁所有，为谁服务。资本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变化，也将随着商品经济的消亡而消亡。但是，消亡的仅是其社会属性，而不是其自然属性。

从自然属性看，资本是商品生产的产物，是财富，是人类劳动的积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资本”是人类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本身不仅无错、无过，而且是发展生产力和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是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是人类劳动的直接目的。

从社会属性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从商品经济一般和价值运动一般的层次去分析，资本不是一般的货币和资金，而是在运动中带来商品价值的价值、不断增值的资金。资本是特殊形式的商品，是生产要素。资本是流动的资金。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它首先是商品经济的创造物。

二是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注：参见《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72页。），资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制度属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剩余价值形成的，为资本家所有，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的力量和工具。无偿占有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

35.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没有商品、货币的经济，自然也不会涉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问题。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经济也必然是商品经济。如果抽象掉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个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属性，从资本的自然属性和商品经济一般的角度去把握和予以规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这个范畴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用的。我们要发扬其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面，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同时要限制其消极的、影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面。

36.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资本”有国家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各种资本的经营活动，都应予以支持和保护，以利其健康发展。同时，由资本所有权决定的剩余索取权，也应依法予以保护。为避免两极分化，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努力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把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搞好，使其不断壮大。对于按生产要素所有权获得的收入，要保护，也要调节，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我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问题，研究得还很不够；对于资本的运用和配置等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我们今天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大课题。

十二、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

37.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根据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经济消亡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它不是商品经济，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建立以后的事情。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是马克思的任务。

38.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在经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于在这样一个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怎样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很多探索。他逐步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必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不能简单地否定商品经济。1921年，列宁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指出：“应当把商品交换提到首要地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33页。）

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相比，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低。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发展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只靠计划这一手，还必须利用市场这一手；必须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次探索。

39.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一个经济形态，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长期的历史阶段；它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也必然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商品经济不是被消灭，而是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逐渐消亡的。当然，这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且，这种消亡，只是商品形式的消亡。而劳动本身、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经济活动，是不会消亡的，只是采取了新的形式，进入更高的阶段。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形态。社会主义经济采取商品经济的形式，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理论命题的提出，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我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进行的探索，以及当前在创建新体制中的大量新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价值理论、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现代劳动的新特点、保护和解放劳动等问题，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问题。

40.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前，历史上存在的只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实践、理论的探索与创造的历史过程。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产生以来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商品经济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又是新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当然要继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就，一切有益的东西。也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理论、新模式、新道路。在商品经济理论中，一切适用于中国情况的，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都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利用。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化。学习、借鉴、运用，从来都是一个逐步消化和中国化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照抄照搬的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解决的，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经济问题，即如何在更大程度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从理论上揭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推动经济的更大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我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商品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间不长，只有二十几年。实践还很不充分，还没有积累足够丰富的经验和资料，因而我们今天的理论研究，也还很不充分，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不仅要研究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且要研究在中国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课题，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现在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发展、与时俱进是它的基本品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价值论范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从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劳动价值论的劳动与价值问题，提出了具体劳动的二重性观点，把具体劳动分为效用劳动和非效用劳动，尝试把效用劳动纳入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范围，来解决传统劳动价值论中争议较大的问题。

劳动价值论在17世纪由威廉·配第提出，经过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奠定和发展，马克思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严密的劳动价值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当今经济现象时却无法完全令人信服，这也是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拥有较大市场的原因。有必要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发展、补充和完善，使其适应时展的需要，本文尝试从新角度研究劳动与价值问题，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1.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1.1关于价值创造的源泉

劳动价值论认为，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过去劳动不能增加任何新价值。与此相应，过去劳动的物化—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只起转移价值的作用。这就表明新价值的创造仅与生产过程中的活劳动相联，而与生产资料的数量质量变化无关。这无法解决减少了的活劳动和增加了的新价值之间的矛盾。值得研究的是，在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过去劳动中凝结着大量科技成果并大量代替活劳动的今天，过去劳动及其物化形态的生产资料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变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知识劳动的地位和作用到底如何?如果拘泥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就不能说明如今的现实。

1.2关于价值量的决定

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创造与劳动时间成正比，时间越长，价值量越大;时间不变，价值量不变，改变的只是既定的价值量之间的比例，即新价值与转移价值的比例。马克思也说过，在同一时间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个别企业)创造的价值可以是倍数，但他又说，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同一时间创造的价值总量不变。这很难解释当前发达国家劳动时间缩短，而工资与利润却同步增长的现实。

1.3关于价值的构成

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的实质是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其中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个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脑力劳动在物质生产领域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对于商品价值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并且引起商品价值构成的重要变化。马克思没有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另外，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物质产品的价值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生产这种产品直接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它是在生产过程中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一部分是直接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很明显，这种分析并没有把通过各种途径加人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物质生产领域内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包括进人。实际上，物质产品的价值构成要比马克思的分析更复杂。

1.4关于价值的实现

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并将商品价值归结为劳动，而劳动只是供给方面的因素。现实生活中，需求方面表现出来的力量有时候大大超过了供给，而且使商品价格始终远远超出其价值，如部分地段的房地产，劳动价值论把商品价值与商品所面临的社会需要的联系仅通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建立起来，这种对于商品价值实现的说明并不是非常充分。

2.对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与价值问题的探讨

按照劳动价值论的传统划分方法，劳动可以分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抽象劳动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彼此之间只存在不同量的问题，具体劳动是具体有用的特殊形式的劳动，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质的问题，但是，仅从这样的劳动二重性范畴出发研究现实的经济生活问题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把具体劳动进行细化，得出具体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是效用劳动和非效用劳动的统一。效用劳动是凝结在产品中的劳动，它在交换中体现为抽象劳动，经过交换形成价值。非效用劳动是在劳动过程中被产品放弃的劳动，它无法形成价值。因此，效用劳动是价值形成的源泉。

以效用劳动为基点，能较好地解释诸多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圆满解释的问题。

2.1价值创造的源泉

价值创造的源泉是效用劳动，包括活劳动的效用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效用劳动。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个人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信息处理的机会越来越多，具体劳动中效用劳动占比也越来越大，使得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在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其效用劳动程度高，单位时间支出的效用劳动多，其创造的价值就多，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少数掌握现代化技术的劳动者可以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在单位时间内支出更多的效用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活劳动的减少与价值量的增加是可以同时并存的。

知识可以物化为生产资料，但生产资料本身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它只转移价值。作为理论形态的知识，是人类劳动的物化，不可能自发地转化为活劳动，因此也不能创造价值。任何知识，如果不转化为知识劳动，生产出产品并用于交换，就不能形成价值。因此，价值的增长是源自效用劳动的增加。公务员之家

2.2价值量的决定

决定价值量的不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是最劣等条件下的效用劳动时间。如果单位产品所耗费的效用劳动时间相等，则它们的价值相等，但它们耗费的劳动时间可以不等。效用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不断延伸的，其延伸的长度决定于使用价值量的增长速度。优等条件下的效用劳动时间往往是劣等条件下的数倍，因此，效用劳动时间相对于劳动时间而言是无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不断增加，效用劳动时间不断向前延伸。现实情况中，劳动时间缩短了，但效用劳动时间却增加了，工资与利润就可以表现为同步增长。

2.3价值的构成

一种产品的价值由生产该产品直接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直接生产过程中最优配置的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构成。这种最优配置与效用劳动相吻合，能体现了管理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样的构成也才能把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纳人。直接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属于转移价值部分，但它也会随着物化劳动的效用劳动的增加而不断增加。最优配置的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包括了通过各种途径加人生产领域内的脑力劳动创造的价值，为了达到最优配置进行的各种脑力劳动都应该计人新价值。

2.4价值的实现

价值必须经过交换才能实现，在交换中，需求和供给(效用劳动)共同决定了价值的实现路径。如果仅从供给考虑，价值的每次交换都应该是等价交换，实际上，在需求的作用下，等价交换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供给在客观上要求实现等价交换，要求体现抽象劳动的同一性，但需求在主观上则要求体现等效交换，要求体现所得的效用至少不低于所失的效用。对某种效用劳动的需求越大，表明需求者愿意和能够补偿的其他效用劳动越多，这种效用劳动就越容易转化为抽象劳动并实现价值。因此，交换价值在不同时间内的不一致是需求发生作用的结果，也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不一致的结果。价值实现的难易程度与交换价值的大小成反比，价值实现越难，其交换价值越小，反之，价值实现越容易，其交换价值越大。

3.结论

价值论范文篇8

关键诃：自然资源；价值；重置劳动

自然资源包括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和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人类生存、发展离不开永续利用自然资源，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四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例如开采矿产投入的劳动；二是对内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中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该僻到补偿或替代。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冉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须的劳动时间。”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神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赈订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原始自然资源一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

价值论范文篇9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思想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中的重要代表,今日仍具有十分巨大的文化魅力。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包涵了丰富的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重要生态思想。道家理论中所包涵的“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等重要的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从根本上不谋而合,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总体来看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涵了“道”的生态思想、生态伦理原则思想和生态伦理规范思想三大部分。(一)“道法自然”思想道家认为“天人和一”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⑦老子认为宇宙中有“道”、“天”、“地”和“人”的四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⑦因此,“道”是最伟大的、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产生和存在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因此,天地遵从自然之道,人也应该遵从自然之道。道家告诫人们应摆正自己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天与人不相胜,也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任何“人为”破坏自然的做法都会导致整个生命系统的和谐关系的破裂;庄子则在“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思想,强调人们要“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⑦顺应“道”的客观规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⑦“道法自然”和“物我为一”等观念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主张人们应该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自然万物都在“道”的统摄下共存于同一的系统之中并各以自独特的方式来体现其“道”的渊源。因此,从“道”的哲学高度出发,道家生态思想既认识到了天人不相胜的一面,又认识到了天人相融合的一面,这是道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二)“物我为一”思想道家认为,既然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都是同一的,即“道”,那么万物从本源上就是平等的,因此“物我为一”的平等思想是道家生态思想中又一重要特色。《齐物论》中明确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马蹄》中“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思想也都直接反映出人与自热万物平等的观念,道家思想站在“道”的基础上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性、同一性;而且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既保持了人与自然各自的生存权利及其特性的自然而然的融合,也保护了人与自然维持各自的生存方式的“自然无为”的关系,其根本目的就是维护自然的和谐状态。《文子》说,“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明,阴阳之所煦,雨露之油润,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因此万物生成、发展都取决于“和”,只有达到了天地和谐人与万物才能各得其所。人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对待自然,自然也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运行,“泽难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于樊中”。道家“自然无为”思想规定人不仅不可妄加作为,而且还应该以自然而然的方式去维护生态和谐和平衡,一切凌驾于其他生命价值之上的违背自然天性的“为”都是不道德而且不合理的。因此,“自然无为”是“道法自然”的直接体现,也是道家“天人合一”、“物我为一”理论中最基本的生态原则思想,也是保证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的重要途径。(三)“慈俭四知”思想《老子》说:“我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这也就是道家基于“道”的生态思想和“自然无为”的生态原则思想而提出的“慈仁益物”、“节俭有度”、“四知”的生态伦理思想。“慈仁益物”。“慈”是由老子提出的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它既是天之“道”也是自然的本性;“慈”的本质是宽容,要求人类应当效法自然之道,具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生长万物使其维持特性、协助万物使其生长繁衍、引导万物使其完善自己。道家不仅主张爱物,而且与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仁”德的思想一致,主张“爱人利物之谓仁”,⑦人类的行为不仅不应当破坏他物的自然状态,而且应当益于他物的自然存在。“慈仁益物”体现了人以自然为师,顺其自然增益万物,无私心、不居功的人文情怀。“节俭有度”。“俭”是道家的另一重要的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人在对待自身欲望时所应有的自律准则。《老子》道:“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⑦人类维持其生存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所需的自然资源,但从自然界汲取生命养分的行为必须有度,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适得其反。“节俭有度”规范要求禁止一切极端、奢侈、过度的行为,不奢求过多的资源,把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节制在合理限度之内,有节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生态资源,积蓄能量,厚积薄发。“四知”。“四知”是指道家思想中的“知常”、“知和”、“知止”和“知足”四种重要的生态思想。“知常曰明”就是要理解和把握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和曰常”则强调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规律是和谐的状态;“知止不殆”是强调人要适合而止、适度利用生态资源;“知足不辱”则是要求人们要克制自我欲望。尤其是道家将“和”视为宇宙万物生成的主要机理,“阴阳和静”是“道”的本质内涵,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峙与和谐之中共生共存的,自然界的阴阳两气相互融合、和谐才使世间万物得以产生发展。人应当效法自然,谨遵“四知”的生态伦理道德,遵从天地之“道”,遵从自然本身的和谐,达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之至也”的最高理想境界。

儒道生态思想的评析

(一)儒道生态思想的合理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坚持了“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整体性是系统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儒道生态思想中最重要的共同点也是对当代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儒家关于“天人合德”、“性天相通”、“天人一体”,道家关于“天地并生”、“物我为一”等思想都反映了他们从朴素的角度对于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的把握。“天人合一”思想将整体性作为基本点把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融为一体,将人和自然两个不同质的系统视为同一本原体。儒道生态思想反对将“天人”割裂甚至对立的观念,无论是“天”,还是“道”,人与万物都只有一个本源,并且都是其整体中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组成部分;而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仅仅只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也包涵了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它把人与自然万物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并且将天地万物的存在、发展和灭亡的变化过程当作是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系统。也正是天地万物各自有序地运动才保证了天人有序和谐。其次,儒道生态思想强调了人与万物和谐平等的价值观。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关键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儒家的“仁民爱物”、道家的“慈仁益物”等生态思想都强调了人类同其他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价值观,儒道倡导把人类生态伦理的价值情怀推及到整个宇宙内的生命的价值,正确认识人在天地自然中的位置。人们应当以“仁爱”、“自然”的方式对待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不能把自然视为可以随意被人掠夺和攫取的对象,强调不平等地利用和破坏自然都会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儒道生态思想极力试图劝诫世人营造和维持自然界的和谐、平等的大环境,以保护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发展。最后,儒道生态思想提出了天人协调适度发展的伦理观。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支持的客观要求。儒家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注重人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自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其“圣王之制”思想则更具体地规定了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如何保护生态平衡、保持适度发展的伦理规范;道家强调“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提倡人们适当地克制自我欲望,适合而止、自然而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以至“常足”。儒道生态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合理利用自然自然实现自我发展、保护生态系统平衡等方面天人相协调和适度发展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也是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内容。(二)儒道生态思想的局限性我们探讨儒道生态思想的价值并不是说要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去用传统文化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创造的文化财富都要受到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制约,儒道生态思想毕竟是一种朴素的、直观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局限性。首先,儒道生态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它更多地是强调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应该如何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实现自我发展的问题,它更适合于自然经济下的传统的、局部的、表层的生态环境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生态问题则更为复杂、深层的,这也注定了儒道生态文化无法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生态问题。其次,儒家的“仁爱”思想具有人类价值和利益的本位观及其狭隘性,人际道德是最基本的道德,而生态道德是次要的道德,是一种有亲疏差别的道德阶梯结构;道家的生态思想强调“无为”、“自然”,顺应“道”是人的一种本质规定和行为准则,是一种被动地适应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最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仍具有朴素的、直观的、甚至是猜测的特点,它的伦理思想的是主要表现一种大宇宙观的人生哲学,而缺乏对于人的行为规范的构建;而道家的“道”思想则把自然本源高度抽象化、神秘化,有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儒道生态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更好地发扬其积极作用。

价值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理论，这一理论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极大的价值。因此，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认清其科学内涵和本质，对于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追求自身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论武器和理论依据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目的是为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为了揭露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依据。

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价值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反对资本统治、反对剥削，追求自身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无产阶级团结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因为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让资本家良心发现而放弃剥削，只是使广大无产阶级看到自己的处境，为了共同的利益，为了自身的解放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资本剥削，争取自身的解放。劳动价值论是劳动者利益的理论体现，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理应拥有自己创造的价值，这是劳动者的利益所在，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代表了劳动解放乃至人类解放的大趋势。

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反对资本统治的理论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它还是劳动者实现自由发展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济是公有制济，是劳动者的各种济权利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的济，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趋势所在。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坚持作为社会文明创造者的劳动者拥有自己所创造的文明，劳动者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自由发展。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者争取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发展这一核心的内涵没有改变。因此，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断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把握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二、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

关于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非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创造的主体是人，物没有意识，怎能谈得上创造?只有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物化劳动根本不能创造价值。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而非具体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说到，“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马克思这一理论无疑是科学的，因为物化劳动已凝结在作为商品的物质中，是不可能再“活化”的，不会再具有创造价值的功能。尽管资本和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都参与了价值的形成过程，但是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他们都不创造新的价值，仅仅转移了原有的旧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的观点，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曾批判过的非活劳动要素也创造价值的理论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尽管会对它们的所有者形成收入的源泉，也就是，会给他们一种权力，让他们可以占有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但决因此，便成为他们所占有的价值的源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正是批判资产阶级学家把劳动作为与资本、土地同等的生产要素，抹杀了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而提出来的。企图把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土地都看成是创造价值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同资产阶级济学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劳动同资本、土地一样作为生产要素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在从根本上否定劳动价值论。

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但不是所有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一方面，济学上所说的价值始终是商品的价值，即交换价值。所谓创造价值是指创造交换价值，而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来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指资本统治下、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中的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就是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进而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因此，马克思研究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侧重点是指人类特殊的生产劳动。关于生产劳动，马克思既论述了生产劳动的一般，也论述了生产劳动的特殊。关于生产劳动的一般，马克思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并对此进行了补充，“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因此，生产劳动的特殊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起的。“生产劳动只是这整个关系和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借以发生作用的形式和方式的简缩表现”。可见，马克思分析生产劳动，完全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围绕生产剩余价值这个中心进行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剩余价值论，正是站在了生产劳动者的立场上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

当然，我们现在面临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劳动只在很小的私有制范围内存在，私有制范畴内劳动者的劳动还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不宜再用生产劳动的概念。因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再是“会说话的生产要素”，劳动不再具有生产劳动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创造价值的劳动，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指合法的生产商品的劳动，既包括有形的商品，也包括无形的商品。但需要注意的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是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创造价值的劳动一定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必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比如，公务员劳动是社会必要的劳动，但它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不过是用自己的劳动，从已创造出的社会价值中为自己创造出一定的份额。

三、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关系

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两码事，价值分配依据的不是价值创造，与劳动价值论没有关系，笔者不敢苟同。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密切相关的，价值创造是因，价值分配是果，有价值创造作用，才有价值分配权力。没有价值创造作用，是不能参与价值分配的。谁创造价值，谁就拥有价值，这是劳动者解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果没有价值创造作用，却要得到分配的价值，那么这种分配关系或生产关系就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必然会被合理的分配制度所替代。

1．劳动价值论与按要素分配

劳动价值论是通过所有制走向分配的，与资本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按要素分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是按劳分配。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济生活中按要素分配占主体地位。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本不应该参与分配，但站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背后的所有者，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凭借对生产要素的私人占有，分配了更确切地说是占有了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公务员之家

资本主义的这种占有关系正是由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马克思正是在批判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来批判按要素分配的，进而揭露和批判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当然，这里提到的按要素分配，指的是与资本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至于小生产者取得的要素收入并不在此之列。因此，与资本雇佣劳动在一起的按要素分配，是对价值创造者的剥夺，因此必须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让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创造的价值。所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毫无疑问是要求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在批判按要素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换句话说，如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含有批判当时的按要素分配的理论要求，就绝对不会形成剩余价值理论。当今社会，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济制度，这种公有制还不具有纯粹和完全的形式，商品货币关系依然存在，私有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也是当今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这也必然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尽管其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由于私有制占从属地位，社会主义又保证了劳动力所有权的实现，所以其对抗的程度和表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在现阶段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说明它代表了人类社会进步的趋势，这种分配必然会被按劳分配所取代。

2．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