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福利政策范文10篇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润滑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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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士桢，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③]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④]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6．

[⑤]张维平．维护教育的公益性［J］．求实，2005（14）：34．

[⑥]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4年10月（第三卷增刊）：142－144．

[⑦]王超，罗然然．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4）：77．

[⑧]Collins，Randall．FunctionalandConflictTheoriesof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J］，1971（36）：1002－1019．

[⑨]徐延辉，谢芳．“教育救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基于福建省漳州市军溪村的个案调查．学习与实践［J］，2006（10）：103．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2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润滑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摘要】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现。教育福利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节和整合功能，是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福祉、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政府发展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顺应政府强调服务职能的角色转型，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日渐清晰。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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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士桢，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③]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④]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6．

[⑤]张维平．维护教育的公益性［J］．求实，2005（14）：34．

[⑥]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4年10月（第三卷增刊）：142－144．

[⑦]王超，罗然然．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4）：77．

[⑧]Collins，Randall．FunctionalandConflictTheoriesof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J］，1971（36）：1002－1019．

[⑨]徐延辉，谢芳．“教育救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基于福建省漳州市军溪村的个案调查．学习与实践［J］，2006（10）：103．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润滑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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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士桢，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③]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高福利;福利经济;公共管理;社保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用于经济学原理上再适用不过了，因为高福利的安乐经济必然会导致最后的崩溃。不幸的是西方有些经济学家并不明白这一点，长期以来西方有些政客为了赢得选票，大肆许诺推行高福利经济体系，严重降低了国民经济效率，透支了国民信用。在危机来临之前，他们浑然不觉，而在危机过去之后，他们又不知悔改。现代社会必须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平正义，但是如果一个制度发展到“躺着数钱”，那么终有一天这个国家会永远躺下，再也站不起来，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能逆转。从希腊主权危机到英国脱欧，高福利经济公共管理体系的危机只是冰山一角，高福利带来的高税收必然会降低经济效率，而绝对高福利最后带来的就是在危机面前的崩溃。

一、欧洲典型福利国家的问题

（一）德国高福利带来的问题。德国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中国GDP超德赶日之前，德国一直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从而1958年到1968年，西德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国土狭小，强敌环绕，能够建成如此的经济奇迹是因为先进的教育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科学技术造就了顶尖的工业。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俾斯麦一手推动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工伤、疾病及养老三大保险法案。二战以后，西德经济腾飞，1963年公共社会支出已占到GDP的17.1%，90年代左右经济高度发达的德国社会因为高福利经济陷入困境，因为高福利经济造成了“不工作的人比努力工作的人拿到的钱还要多”。面对金融危机的风险施罗德采取了以下改革措施：鼓励就业，减少“躺在救济金上的懒汉”的数量：将失业保险与社会救济金合二为一，同时要求失业者必须有合理理由拒绝工作，否则就会减少保险金。其它几项改革措施都是致力于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减小企业解雇员工的难度，减低医保水平。同时由于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困境，德国不得不把退休年龄从65岁推迟到67岁，并且还准备继续推迟到69岁。虽然施罗德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他还是因为这项改革而下台了。（二）希腊高福利带来的问题。希腊政府没有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又推行高福利政策，最终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德国等几个欧盟国家队希腊进行了援助，并且要求希腊政府在做出如下改革：减薪、削减支出、加税、国营单位私有化等。但是希腊积弊太深，首先希腊没有的德国发达的经济效率，财政不足以支撑高福利；其次希腊的福利结构严重畸形，公务员享受高于普通雇员一倍的福利，希腊没有补贴穷人，实际上是在补贴富人。希腊的退休年龄是58岁，加之养懒汉的政策让生产效率严重降低。没到大选，既得利益者都会选出那些反对消减福利的政客，所以希腊政府只能靠债台高筑来维持高福利。希腊高福利的另一个缺点是收入越高福利补贴越高，低收入群体补贴最少，这反而违背了公平原则。而同时，丰富的福利制度让人们可以安乐地“躺在家里数钱”，这造成了人们宁可参加罢工游行，也不愿意去工作。

二、高福利带来的问题

（一）高福利降低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高福利带来了“高工资、高税收、高成本”，比如在一些高税收国家，“德国由国家征收的必要提取高达GDP的40%，而美国为30%，日本为29%。”于是干的多交的多，不干的话可能得的更多，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劳动积极性。还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失业者可获得原工资的50%作为其失业补贴，再加上住房补贴等各种福利比一些努力工作的人收益都高，这其实就是在鼓励懒惰。而企业因为也因为劳动成本上升不愿意投入生产，这就大大地降低整体的经济效率。（二）高福利危机怪圈。政客为了拉选票纷纷高举高福利政策的旗帜，这些政客实际上是用那些辛苦工作的人的钱来换取他们的位置。由于人民习惯了高福利政策，造成高福利逐渐成为刚性需求，公民对福利的要求也逐渐增长。这迫使国家不得不举债度日，福利不断增长，财政收入年年赤字，最终很显然将会导致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从前的高福利也不复存在，政府不得不从头再来，重新制定新的福利政策，任何过高福利国家都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其实这和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不过一个是投资泡沫，另一个是福利支出。（三）高福利给国家带来了各方面的负担。增加福利支出意味着在科技、文化、生产等行业的投入要减少，这必然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甚至会造成出现负增长，而赤字经济则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压力，让国家疲于应付日益恶化的财政，而无暇他顾。而从本质上讲，高福利只是在经济增长时对利润的分配，而在经济倒退时，政府只能靠透支信用的方式维持这种分配，看起来是高福利，实质上是借钱过日子。而困境就在于长期高福利根本不可能维持经济增长，所以所谓高福利其实是信用福利，把企业和个人本应用来投资在其他领域的资金用来消费，如果企业利润不足以支付，就采用投资未来的方式支付。但是高福利政策在西方很难被扭转，除非经济危机到来，因为消减福利制度就是动了多数选民的利益，轻则就是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重则就是总统下台。

三、社会保障制度应该遵循的原则

（一）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原则。高福利会导致经济倒退，但是低福利会抑制消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应该采用低福利。因此社保制度的建立必须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参考德国从金融危机恢复的经验，我们能够发现，德国的经验其实就是促进就业、降低成本、鼓励企业进行生产、提高经济效率。所以任何国家指定社会保障制度都要基于这一原则，促进而非抑制经济增长。（二）救济穷人原则。很多人将社会保障解释为实现人人平等，这种平均主义的思维本身就是错的，社会保障并不是为了实现绝对平均，如果绝对平均存在，那么商品交易就会消失，因为流动性不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有绝对平均，就像人身高体重的差异一样。社保制度应该是建立在救济穷人的基本原则之上：对于所有未成年人一律给予平等的教育权，保证每一个人不因为贫穷而失去发展机会，让穷人不因为付不起医疗费而失去生命，让穷人可以享有同等的尊严。但是社保标准必须建立保障人努力工作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躺着数钱”。

参考文献

[1]刘小鲁.欧洲福利国家困境之一斑———德国[J].社会经纬，2004（2）：89.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5

社会福利与其价值基础的关系是欧美福利理论与社会政策争论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福利制度的资源基础、政策设计、组织结构与政策影响，但关于福利制度、政策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基础的探讨却不多。

这种状况在“福利国家”日趋成熟和社会政策争论日趋“政治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1970年代“福利国家财政危机”的出现和新右派上台执政，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认知议题受到各界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这些议题也成为福利理论、政策争论的中心，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主题。

1971年英国著名学者平克的《社会理论与社会政策》一书首次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意识形态和规范理论对社会政策的影响[1].1972年，英国的权威性社会政策杂志设置了“社会政策中的价值”专栏，揭开了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大辩论之序幕。英国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率先发表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价值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变成了“民主─福利─资本主义”，民主、福利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基础[2].同年，两位英国著名学者发表了“社会价值、社会阶级与社会政策”一文，从社会价值、阶级冲突与社会秩序的角度，明确地提出了阶级利益冲突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在福利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的观点[3].

这些文章和讨论标志着对欧美国家影响深远的“福利的意识形态大战突然爆发”。权力、权威与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及其工具性角色，意识形态、价值冲突与社会福利研究的关系等热点议题，成了社会政策、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知识社会学探讨的理论主题。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成了最时髦的概念。

社会价值与社会福利的相互关系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政策意义与理论意义。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研究涉及诸多本质上充满争议的基本概念，如需要、权利、社区、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4].这些概念既构成福利政策的价值基础，又决定政策目标、资源分配原则、服务对象和组织体系等关键性制度安排和政策模式。所以，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研究已成为理解福利制度特征的思想基础，也是分析福利政策模式的最佳视角。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福利制度、理论与政策演变的脉络，也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变迁的过程。

二、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欧美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多种多样，公民权理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份。1950年英国宣布世界首个“福利国家”的诞生，其政府开始为所有公民提供由“摇篮到墓地”的普及性服务，范围复盖义务教育、国民健康服务、收入维持、住房和社会救助等领域[5].目前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某种类型的福利国家，政府将其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用于公共服务。

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丰富多彩，思想渊源深厚。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谴责被牺牲者的人口过剩论，温和改良的费边社会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倡导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等，均曾深刻地影响过福利制度及其政策模式。著名学者米什拉将福利的涵义演变总结为5种基本类型：首先是19世纪时作为社会改革的福利；其次是作为公民权的福利，核心思想是从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民权利角度看待福利；第三，趋同或技术决定理论，主要观点是强调工业化在福利制度形成中扮演的核心角色；第四，功能主义福利观，核心理论假设是从整体社会观和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分析福利；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福利观，基本主张是从阶级冲突角度解释福利制度发展。[6]

综观欧美福利国家的演变轨迹，“贝弗里奇报告”和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是最重要的价值基础。如果说前者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那么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则是福利国家制度最主要的价值基础。公民权理论为观察社会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描述福利制度的特征，分析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解释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等，提供了描述性和普遍性的核心概念框架。它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理论上来认识国家福利的发展，又可以为构建社会变迁和福利制度、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提供理论基础。

1950年，英国著名的社会政策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经典演讲。他从公民权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不平等影响的角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权的体系、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轨迹。他认为，公民权利主要由民事、政治和社会权利组成；民事权利泛指个人的经济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主要指政治投票权，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社会权利主要是指经济保障、享受社会发展成果和维持社会认可的文明生活方式等福利权利；民事权利以法律制度为基础，政治权利以政治制度为基础，社会权利以福利制度为基础；民事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7].

马歇尔认为，公民权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公民权是确定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准。人们通常依据公民权确定自己在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缺乏完全的公民权，抑或没有乃至丧失公民权，这样的人就处于社会底层，是遭受剥削压迫和受到排挤的边缘群体。其次，公民权反映了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的特征。公民权范围是由上而下扩大的。如历史上政治权利先由贵族扩大到中产阶级，然后再扩大到工人阶级，最后扩大到妇女。公民权可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封闭和社会排挤的重要工具[8].再次，公民身份与公共服务、社会服务消费密切相关，与人们的生活状况与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民权是使用福利服务的重要资格标准，社会排挤常典型地反映在社会服务供应中[9].最后，公民权状况可以说明民主与自由、个人与国家、参与和革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与民族国家等重大的、关键性的社会议题[10].简言之，公民权理论是观察社会结构、分析社会政策模式与社会排挤的策略性概念工具。

三、“单位─福利国家”的价值基础

对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有多种理解，其理论框架和分析角度截然不同。

1970年代以前，欧美学者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和“工作能力─业绩”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分析角度主要侧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详细描述[11].英国社会政策的鼻祖蒂特马斯归纳了剩余性、“工作能力─业绩”和制度再分配这3种模式。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基本上属于“工作能力─业绩”模式[12].

1980年代中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出现了“新传统主义”的概念，其研究者企图用这种概念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工作与福利之间的关系[13]，这种分析角度关注反映中国社会结构与组织特征的工作单位。

1995年，王思斌指出，中国是政府主导下的非专业化福利政策模式[14].这种观点主要是从社工专业发展的角度概括福利政策模式。

1996年有两位香港学者认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正趋同于东亚的福利模式，即儒家文化色彩浓厚的福利模式[15].这种观点主要关注传统文化在福利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香港学者黄黎若莲主要从民政福利工作的角度，将中国的福利政策归类为剩余模式，认为国家在福利发展中扮演的是最后出场者的角色[16].

毫无疑问，中外学者对中国的福利政策模式和福利制度基本特征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他们的分析框架日益多样化，理论上关注的焦点也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们普遍地不太关注福利制度的价值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特征与政策模式是“单位─福利国家”。如果从国家提供的普及性服务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福利制度并非福利国家；但是，若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和政府提供“从摇篮到墓地”服务的角度看，中国又似乎是个典型的福利国家。所谓“单位─福利国家”是指福利安排、运作机制、服务提供主要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政策模式。工作单位既是国家福利运作的前提，又是影响国家福利制度的最重要变量。工作单位的性质类型、行政级别、拥有资源、组织规模千差万别，单位之间的差别决定了员工的福利待遇与生活状况。工作单位是国家结构的具体化，社会结构与制度特征主要通过工作单位的结构和功能反映出来[17].

长期以来，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为其工作人员提供全方位的福利，服务范围由“摇篮到墓地”，导致就业者对工作单位的全面依赖。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型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在风险意识、不确定因素和利益冲突增多的处境下，工作单位制度甚至有所加强[18].这意味着“单位─福利国家”的分析框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由5部份组成。首先是“父权主义”保护情结。国家承担着一种无限责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模糊不清。这意味着国家与国民的关系是不平等和非契约性的，公民缺乏独立与自主性。其次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社会福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明显，福利主体是国家福利，市场、家庭、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福利无足轻重。第三，集体主义文化和功利性家庭主义。这意味着个人的身份、地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才有社会意义，个人不是独立的主体。个人的需要与福利状况要依赖社会需要与集体福利状况。第四，片面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公民权利理论的精髓是权利与义务应高度统一。但中国的福利文化单纯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极少涉及权利。这意味着中国人缺乏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提供服务的意识，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求助于人。第五，社会互助与社区互助。

“单位─福利国家”价值基础的关键问题是缺乏实质的公民权。社会公民权理论的精髓是：所有公民均有依据个人和社会需要从国家获得免费服务的权利。以基本需要为基础，普及性原则、去商品化服务和国家承担福利责任，是公民权理论的核心。中国的《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19].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基本上停留在形式公民权的层次，人们普遍缺乏实质公民权。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福利政策基本上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福利的发展总是让位于经济增长，福利政策是典型的“婢女模式”[20].这就无形中抑制和削弱了公民权意识的健康发展。

四、形式公民权利与制度性不公平

形式公民权是指表面上公民权利与义务完美无缺，实际上公民权利与责任缺乏实质社会意义，公民权停留在形式层次上。

首先，这种状况典型地反映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与公民的政治契约关系薄弱。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机制了解不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高度融合，权力制衡机制较弱。政治与行政高度整合，行政吸纳政治的现象十分普遍。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低。

其次，市场经济缺乏历史传统和适宜的社会环境，市民社会和民间力量薄弱。公民的自由流动和向上流动机会面临诸多制度障碍。生产与消费相互脱节的现象严重，生产常无法及时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要。经济权利体系与权利关系结构处于低级的静态简单状态，公有制经济既导致以生产为基础权利的失败，又导致交换权利的失败，引发了贫困和剥夺问题[21].

第三，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福利结构是形式公民权在社会领域最典型的反映。中国的社会特征是二元社会结构，少数市民是“城市贵族”，多数农民是“二等公民”。国家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出身和户籍成为确定公民身份地位的主要标准[22].二元社会结构主要反映在二元福利结构中。二元福利结构主要由不合理的户籍、粮食供给、副食品与燃料供给、住宅、生产资料供给、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险、劳动保护、人才、兵役、婚姻和生育制度等14种制度构成[23].

第四，中国的现存社会价值基本上是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价值观，个体主义思想长期受到批判而被压抑，公民权利意识与观念薄弱。中国社会仍然维持着伦理本位的社会特征[2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长期缺乏政治文化和公民文化的观念，公民的政治参与文化、市场交换活动与哲学思辨活动普遍比较薄弱。

简言之，形式公民权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均表现得十分典型。形式公民权与“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之成因错综复杂，它产生的社会排挤效应十分明显。

中国社会缺乏公民权生存发展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束缚人们的手脚，追求个体价值与独立自主意识的公民难以产生。一家一户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需所有权与交换权利。与此同时，权威强大和至高无上的国家压抑和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民间社会力量薄弱，“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失去了应有的社会意义[25].而且中国社会的转型速度缓慢，形成了“超稳定态”结构，普通民众在权力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没有平等公民权。家族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狭义民族主义教育，强调国家与社会至高无上地位，常常忽视和压制个人需要，导致“单位人”取代“社会人”，“组织人”取代“契约人”，“城乡居民”取代“国家公民”的状况，制约了公共福利的发展与公民权思想的扩散。在中国，历史传统和政治社会环境因素相互影响，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制度力量与结构力量相互强化。

需要强调的是，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深远。它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排挤效应和文化歧视，令社会四分五裂，产生了制度性不公平现象，致使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方面难题重重。

形式公民权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在公民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发展缓慢，政治排挤严重。例如，亿万农民缺乏利益代表和政治代言人。其次，形式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公民缺乏私法和民事权利。例如，农民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次要劳动市场和边缘经济地位[26].再次，形式公民权在社会层面的负面影响是导致社会的四分五裂，二元社会结构与“单位福利”制度盛行，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低，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国家强盛、市场力量与民间组织弱小”的不平衡状态[27].例如，亿万农民无权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只能靠社区互助与家庭保障来满足其基本生活的需要。最后，形式公民权在文化上的负面影响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过份重要的角色，个体主义和个人价值观薄弱，集体主义文化盛行一时，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主宰政策模式、公民的行为规范和社会选择。

五、社会结构转型与重构公民身份

本文从福利制度及其价值基础的角度，分析了“单位─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及其社会排挤的负面影响，目的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为福利制度创新与重构价值基础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更新、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处处凸显出形式公民权基础上的福利制度之落后性。形式公民权必然引发结构紧张、利益冲突和价值碰撞。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更新等战略议题，为发展民主政治、完善市场竞争、建立现代社会和价值观念而努力，将形式公民权改为实质公民权是一个突破口与切入点。

当前，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为解决公民权问题营造了气氛，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又为形式公民权转为实质公民权和重构公民身份提供了动力与推力。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和公民身份的时间、社会、政治和行为边界日趋模糊不清，也迫使我们反思公民权制度与理论，以建构与国际化相应的公民权，从而谋求全球发展[28].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脉络来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积淀，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工作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体系、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模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是“单位─福利国家”与形式公民权的制度基础。“单位─福利国家”模式的价值基础是形式公民权和国家权威，而非实质公民权和个人权利。形式公民权具有一系列负面效应，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排挤与文化冲突。其最大的负面影响是形成结构不平等与制度不公平，把社会中的多数人排挤到全面边缘化的状态，这种状况将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制度根源。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6

关键词：住房福利需要支持体系

一、我国住房福利体系的目标层次分析

（一）现有住房福利体系

周沛指出社会福利体系其内容涉及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帮助社会成员解决问题，提供公共福利如教育和医疗、住房，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等方面，是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福利体系[1]。

为实现我国居民的“住有所居”，目前建设部初步形成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租赁房、限价房等四个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但因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对地区差异性，决定了各地的住房福利实施情况有所不同。

目前发达地区，如福州市和北京市则形成了廉租房、政策性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市场性租赁房、限价房五个层次的分类住房保障体系的思路。其中对于不能买经济适用房而又买不起限价房的收入群体，实施市场性租赁房建设；对处于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之间的群体实施政策性租赁房，解决“夹心层”问题。而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住房福利体系则集中体现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的实施。学术界的研究目前也集中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

（二）住房福利内容的争议分析

1.经济适用房的去留争议

经济适用房自推出起，姑且不谈其实施以来带来的弊端，它的存在就颇为争议。部分认为经济适用房制度应逐渐被取消，廉租房制度将成为未来我国住房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的则强调今后我国将加强廉租房的建设，完善住房福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取消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经济适用房有其存在的合理意义，应是我国住房福利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少部分则提出经济适用房也可以出租，可分为租赁型和销售型两类（租赁型的经济适用房将主要针对“高出低保线，但又无力购买销售型经济适用房”的人群；销售型经济适用房则主要针对中等偏下的收入者）。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指出“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可能做出调整，这是促进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发展的一项措施，有可能以后经济适用住房将变以前的单纯销售为租售并举或者以租为主[2]。”

2.廉租住房的发展瓶颈

廉租住房尽管解决了城镇贫困家庭住房问题，但在实施中，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贫困家庭的鉴定是其发展遇到的首要问题，而其能否解决的好又是廉租住房能否发挥其住房福利的主要表现；其次，廉租住房的市场出租现象大有存在，这严重影响了住房福利政策实施的初衷；廉租住房的选址大多均属偏远的城郊，所谓的“平民窟”在无形中形成，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等等诸多的问题成为廉租住房发展存在的瓶颈。

（三）住房福利政策体系的发展趋势

1.住房福利制度的完善

目前政府成型的规划思路，实际上是对现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商品房（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三类住房保障产品各自功能的重新划分与界定。一方面，各地存在这三类保障产品功能扭曲的问题，另一方面，对现有经济适用房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分为租赁型和销售型两类——将最终搭建起未来中国内地住房保障体系的主要框架①。可以看出，我国的住房福利制度将在发展中得以不断的完善。

2.住房福利对象的扩大

目前，廉租房适用于低保人群，经济适用房是为了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城镇夹心层、农民工群体，甚至刚毕业或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也应逐步纳入住房福利范围。除此以外，还应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各地方政府的实际，同时体现民族差异性等因素制定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

总的来说，未来我国的住房福利体系的发展应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体现多层次性的住房福利体系。

二、现有住房福利政策与满足变迁中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分析

我国的住房经历了从福利品、消费品到投资品的发展过程。根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的《2020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居住目标研究》，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目标将为35平方米、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将大于20平方米。

而我国住房福利的发展，是否能真正体现居民住房愿意，它与居民的需要之间是否存在差距。

（一）购置保障性住房的付款方式存在争议

经济适用房初衷是满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抛开住房申请的“搭便车”现象、认购采取的摇号方式存在的弊端等不说，就有的地方采取的经济适用房付款方式是违背居民的住房意愿。经济适用房在每平米价格上低于市场价，但有的经济适用房采取一次性付清款项的做法，使住房困难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忍放弃已经获得的经济适用房购买权，一方面苦于无力支付购房款（尽管低于市场价），这使经济适用房成为部分住房困难户的“鸡肋房”。

（二）住房福利对象的缺失

目前住房福利对象主要针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住房保障针对的是城镇弱势群体，依然没有跳出我国社会保障的城市偏向性，有失住房保障的公平性。俨然把城镇“夹心层”、农民工群体、农村贫困家庭及未就业和就业不稳定的大学毕业生排除在住房保障之外。

（三）征地农民的担忧

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很多城中村居民面临着征地的实际，而住房福利体系中的限价房政策，主要针对除了具备一定房产消费能力的人群外，就是定向购买的拆迁户。尽管目前政府加大了对征地农民的福利，但很多城中村居民以租房谋生，拆迁后的补助款及回迁房不能较好的解决其今后生存的后顾之忧。

三、住房福利体系的核心支持体系分析

（一）政府在住房福利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政府在住房福利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学术界对政府在住房福利政策体系中的地位研究颇多，但可以肯定，目前我国住房福利政策对实施，政府必须充当主导地位，住房资源的再分配，住房政策的制定都有赖于政府。

（二）福利住房保障资金

当前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我国尚没能实现全面的福利住房，福利住房的保障资金成为其能否开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将继续奉行多渠道筹集福利住房资金的宗旨，加快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三）住房保障的监督

“不患不均，而患不平”是我们的普遍心理，在福利住房推出时，我们必须做好住房福利的监督工作，保证福利住房实施的公正、公平。除了设置专门的福利住房监督机构外，蓬勃发展的我国非政府组织也可成为有力的监督者。

（四）住房补贴政策

目前住房补贴政策集中于实物补贴与货币补贴，而对其的争议则在于效率、公平方面的差异。张全红指出补贴效率的高低主要与住房市场的租、售价格相关；货币补贴的社会福利虽比实物补贴更大，但由于住房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政府应在不同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补贴形式[3]。而具体的实施方式则是采取反向递减的住房福利补贴方式。对收入在低保以下者提供全额补贴；对高于低保者只提供相当全额一定比例的补贴[4]。

（五）社会工作的介入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虽然我国社会工作正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许多领域，社会工作尚未介入。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追求本土化的我国社会工作应当在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致力介入到弱势群体社会问题（如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的解决之中，通过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反映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参与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等措施。

（六）住房保障法的制定

目前我国仍未建立全国统一的《住房保障法》，在我国社会保障进程中，保障性立法工作是基础。“立法”在保证住房保障制度制订、实施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从社会保障和关注民生两个角度看，住房权都应该作为人民生存权的一部分，应该以立法形式来保障。

参考文献：

[1]周沛.论社会福利的体系构建[J].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2]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经济适用房制度绝不会取消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7

（一）现有住房福利体系

周沛指出社会福利体系其内容涉及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帮助社会成员解决问题，提供公共福利如教育和医疗、住房，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等方面，是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福利体系。

为实现我国居民的“住有所居”，目前建设部初步形成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租赁房、限价房等四个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但因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对地区差异性，决定了各地的住房福利实施情况有所不同。

目前发达地区，如福州市和北京市则形成了廉租房、政策性租赁房、经济适用房、市场性租赁房、限价房五个层次的分类住房保障体系的思路。其中对于不能买经济适用房而又买不起限价房的收入群体，实施市场性租赁房建设；对处于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之间的群体实施政策性租赁房，解决“夹心层”问题。而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住房福利体系则集中体现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的实施。学术界的研究目前也集中于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

（二）住房福利内容的争议分析

1.经济适用房的去留争议

经济适用房自推出起，姑且不谈其实施以来带来的弊端，它的存在就颇为争议。部分认为经济适用房制度应逐渐被取消，廉租房制度将成为未来我国住房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的则强调今后我国将加强廉租房的建设，完善住房福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立即取消经济适用住房制度，经济适用房有其存在的合理意义，应是我国住房福利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少部分则提出经济适用房也可以出租，可分为租赁型和销售型两类（租赁型的经济适用房将主要针对“高出低保线，但又无力购买销售型经济适用房”的人群；销售型经济适用房则主要针对中等偏下的收入者）。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指出“有关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可能做出调整，这是促进我国住宅租赁市场发展的一项措施，有可能以后经济适用住房将变以前的单纯销售为租售并举或者以租为主[2]。”

2.廉租住房的发展瓶颈

廉租住房尽管解决了城镇贫困家庭住房问题，但在实施中，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贫困家庭的鉴定是其发展遇到的首要问题，而其能否解决的好又是廉租住房能否发挥其住房福利的主要表现；其次，廉租住房的市场出租现象大有存在，这严重影响了住房福利政策实施的初衷；廉租住房的选址大多均属偏远的城郊，所谓的“平民窟”在无形中形成，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等等诸多的问题成为廉租住房发展存在的瓶颈。

（三）住房福利政策体系的发展趋势

1.住房福利制度的完善

目前政府成型的规划思路，实际上是对现有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商品房（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三类住房保障产品各自功能的重新划分与界定。一方面，各地存在这三类保障产品功能扭曲的问题，另一方面，对现有经济适用房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分为租赁型和销售型两类——将最终搭建起未来中国内地住房保障体系的主要框架①。可以看出，我国的住房福利制度将在发展中得以不断的完善。

2.住房福利对象的扩大

目前，廉租房适用于低保人群，经济适用房是为了解决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城镇夹心层、农民工群体，甚至刚毕业或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也应逐步纳入住房福利范围。除此以外，还应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力、各地方政府的实际，同时体现民族差异性等因素制定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贫困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

总的来说，未来我国的住房福利体系的发展应是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体现多层次性的住房福利体系。

二、现有住房福利政策与满足变迁中社会需要之间的差距分析

我国的住房经历了从福利品、消费品到投资品的发展过程。根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的《2020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居住目标研究》，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目标将为35平方米、城镇最低收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将大于20平方米。

而我国住房福利的发展，是否能真正体现居民住房愿意，它与居民的需要之间是否存在差距。

（一）购置保障性住房的付款方式存在争议

经济适用房初衷是满足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求，抛开住房申请的“搭便车”现象、认购采取的摇号方式存在的弊端等不说，就有的地方采取的经济适用房付款方式是违背居民的住房意愿。经济适用房在每平米价格上低于市场价，但有的经济适用房采取一次性付清款项的做法，使住房困难户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不忍放弃已经获得的经济适用房购买权，一方面苦于无力支付购房款（尽管低于市场价），这使经济适用房成为部分住房困难户的“鸡肋房”。

（二）住房福利对象的缺失

目前住房福利对象主要针对城镇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住房保障针对的是城镇弱势群体，依然没有跳出我国社会保障的城市偏向性，有失住房保障的公平性。俨然把城镇“夹心层”、农民工群体、农村贫困家庭及未就业和就业不稳定的大学毕业生排除在住房保障之外。

（三）征地农民的担忧

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很多城中村居民面临着征地的实际，而住房福利体系中的限价房政策，主要针对除了具备一定房产消费能力的人群外，就是定向购买的拆迁户。尽管目前政府加大了对征地农民的福利，但很多城中村居民以租房谋生，拆迁后的补助款及回迁房不能较好的解决其今后生存的后顾之忧。

三、住房福利体系的核心支持体系分析

（一）政府在住房福利政策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政府在住房福利政策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情。学术界对政府在住房福利政策体系中的地位研究颇多，但可以肯定，目前我国住房福利政策对实施，政府必须充当主导地位，住房资源的再分配，住房政策的制定都有赖于政府。

（二）福利住房保障资金

当前薄弱的经济基础决定我国尚没能实现全面的福利住房，福利住房的保障资金成为其能否开展的重中之重。我们将继续奉行多渠道筹集福利住房资金的宗旨，加快社会保障税的开征。

（三）住房保障的监督

“不患不均，而患不平”是我们的普遍心理，在福利住房推出时，我们必须做好住房福利的监督工作，保证福利住房实施的公正、公平。除了设置专门的福利住房监督机构外，蓬勃发展的我国非政府组织也可成为有力的监督者。

（四）住房补贴政策

目前住房补贴政策集中于实物补贴与货币补贴，而对其的争议则在于效率、公平方面的差异。张全红指出补贴效率的高低主要与住房市场的租、售价格相关；货币补贴的社会福利虽比实物补贴更大，但由于住房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政府应在不同发展阶段选择不同的补贴形式。而具体的实施方式则是采取反向递减的住房福利补贴方式。对收入在低保以下者提供全额补贴；对高于低保者只提供相当全额一定比例的补贴。

（五）社会工作的介入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针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要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虽然我国社会工作正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许多领域，社会工作尚未介入。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追求本土化的我国社会工作应当在维护社会稳定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应致力介入到弱势群体社会问题（如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的解决之中，通过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反映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参与住房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等措施。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8

[关键词]劳动力参与率经济转型期人口老龄化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即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是正相关的关系。其中,在考察人力资源这个因素时,人们认为，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相对是固定的,认为经济增长的幅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质量。但实际上,在人口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力数量并不是固定的。劳动力参与率便是这样一个衡量指标。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年龄、性别因素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结语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9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前移；小微企业；对策

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小微企业对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形成了长足的认识，并且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也在逐渐提高。然而，大多数小微企业由于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较多缺陷和不足，导致其社会责任难以很好的履行，也难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小微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移，加强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

一、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缺陷

（一）现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由于小微企业普遍经营规模小，且整体发展不协调，加之部分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不重视，生产技术、设备较为滞后，使得小微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不够完善，存在许多弊端，难以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1]。如，在人才招聘和使用员工时，存在歧视、不公平对待现行，在员工薪酬福利政策上存在不合理性，员工岗位职责不明确等。

（二）监督管理力度不强

较之大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监督管理也不例外。小微企业本身拥有的人力资源较少，大多缺少专门的监督部门与监督岗位，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监督体系，领导层过于注重企业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对人力资源管理监督的重要性，导致监督流于形式，配备的监督人员责任意识不强，工作积极性不高，使得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得不到加强和提高，给小微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带来了巨大的阻碍[2]。

二、企业社会责任前移视角下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一）健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不同小微企业性质不同、地域不同、业务不同、经营模式不同，因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需要依据企业自身实际来合理的建立，确保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符合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能够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鉴于人力资源管理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发展快慢，所以小微企业需要找出当前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存在弊端，然后针对这些弊端采取有效的解决对策，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实用性与规范性[3]。另外，为保证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构建的完整性，小微企业需要在改进和健全薪酬福利管理制度、员工准入制度、在职岗位培训制度等制度基础上，将这些制度纳入到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构建行列。

（二）加强监督与管理，创造有利环境

监督体系的建立，监督工作的全面到位，管理力度的加强，创造有利环境是小微企业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应采取的几个有效措施。首先，小微企业应根据企业社会责任的前移情况，构建一整套监督体系，加强对人力资源管理全过程的监督，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存在问题，规范管理人员行为，明确各岗位职责，引进先进监控技术手段[4]。在监督体系的运行之下，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之下，保障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顺利有序的进行，从而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三）改进薪酬福利政策

对于员工而言，薪酬福利政策是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小微企业薪酬福利政策制定合理与否，直接关系着其对人才的吸纳与员工积极性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因而，小微企业要想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员工工作绩效，就必须制订一套科学合理的薪酬福利政策[5]。具体可以从两点来进行：其一，发展多样化晋升渠道，增大员工职位晋升的机会与空间，让每一位员工充分意识到只要自己有能力，肯努力就有机会晋升，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与热情，提高他们工作努力程度。同时，企业应具备敏锐与细致的观察能力，通过对员工平时的表现与在工作上做出的成绩，充分挖掘优秀人才，有潜力人才，可造之才，并对这些人才进行重点培养，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能力与职业素质。对绩效评价机制进行调整、充实与完善，提高绩效评价机制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对员工进行定期考核评价，对绩效超群的员工给予一定奖励，如奖金、奖品或晋升职位等。其二，依据岗位不同让员工以自愿方式入股企业，并在年底效益核算与总结时对入股员工进行分红。这样不仅能够增加员工收入，而且使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联系的更为紧密，进而有利于员工责任心与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三、总结

总之，本身规模较小的小微企业更应在企业社会责任前移视角下采取有效对策对自身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不断加强，在充分考虑自身人力资源管理特点与需求基础上积极引入先进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提高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实用性与科学性。通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自身更快发展，继而推动我国整个小微企业快速发展。

作者:吕丛 单位: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小英.浅析企业社会责任前移视角下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4,02:39.

[2]张成.基于社会责任视角下的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对策[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下旬),2014,06:140-141.

[3]杨路.企业社会责任前移背景下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分析[J].人力资源管理,2015,09:92.

教育福利政策范文篇10

第一，要把健全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在化解社会矛盾中实现新作为。要健全“政府主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强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救助网络体系建设，充分调动各方面的救助力量，有效整合各方面的救助资源，进一步增强救助工作合力。要按照分层分类救助的要求，在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危房改造、“医疗券”救助、“双千万结对帮扶”等专项救助制度和临时帮扶机制，并搞好衔接，从不同方面提供多种救助服务。要进一步完善困难群众电子档案和“红绿卡”施保制度，强化动态管理，规范救助程序，切实做到救助不重复、不遗漏。

第二，要把构建新型社会福利体系作为最紧迫的任务，在调节社会利益中实现新作为。要在强化国办福利机构示范作用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并按市场化运作模式，向社会开放，扩大福利服务范围。要完善福利机构等级考核管理制度，健全福利设施功能，拓展福利服务内容，努力满足老年人、残疾人、孤残儿童、优抚对象等不同群体的福利服务需求。要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积极培育发展各类慈善组织和公益性社区民间组织，壮大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进一步创新和丰富福利服务方式。要切实加强专项福利政策的整合，有效衔接卫生、教育、住房、文化、体育等福利政策，提升福利服务的整体水平。

第三，要把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作为最基础的工作，在激发社会活力中实现新作为。要加强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社区工作者和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加快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要积极探索社区事务分类管理，健全行政事务进社区的准入制度，完善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加大村（居）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力度，加快推进行业协会改革，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要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参与和谐社区创建，广泛开展社区共建和公共服务活动，大力支持民间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上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激发基层活力。

第四，要把完善公共事务管理体系作为最规范的工作，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实现新作为。要以规范管理为着力点，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强化地名管理，加强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特别要完善移民工作的相关制度，严格按照政策做好移民后期扶持工作。要以文明服务为目标，积极探索在殡仪服务、地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新路子，拓展服务领域，健全工作标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第五，要把完善双拥优抚安置体系作为最优化的工作，在维护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实现新作为。双拥工作要创新创优，以实现全国双拥模范成“五连冠”为目标，进一步创新双拥工作的内容和载体，重点要把“百连结对百村，携手共建新农村”活动做实、做新，做成更大的亮点。优抚工作要完善落实政策，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相衔接，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确保优抚对象的生活与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步发展。安置工作要深化改革，逐步缩小城乡退役士兵安置待遇的差距。

二、努力开创民政事业新局面

第一，要进一步优化民政事业发展环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把民政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严格落实民政工作“六个一”领导机制，经常、主动地了解民政工作情况，指导帮助民政工作，加大检查监督力度，认真研究解决民政工作的实际困难，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解决好。

第二，要进一步增强民政事业发展合力。民政部门要依托“六大平台”，主动与各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同时要进一步激发基层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多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民政工作“一盘棋”思想，认真履行自身职责，积极支持民政工作。社会各界要继续关心民政，参与民政，支持民政，为民政事业发展出智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