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理论范文10篇

交往理论范文篇1

关键词：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普遍交往

1“交往”范畴的界定

关于交往范畴的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除有交往的含义外，还有传递、传播、传达、表达、传意、通讯、通信、联络、信息、消息等多重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几十处用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范畴。但并没有对“交往”这一范畴作明确的界定。之后出现的有关于“交往”的定义都是学者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的使用意蕴而加以界定和解释的，并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交往含义的理解。交往［verkhr］这一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一切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精神交往指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科学、观念、制度等的相互影响、启发、互补，具体有信息交流、思想交流、知识交流、情感交流。”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它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活动和交往形式，“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产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品。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因此，所谓“交往”，就是指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目的，以语言、符号等为媒介的，在物质和精神上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约束、共同发展的实践活动。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1）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交往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人在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不断发生着多样化和扩大化的交往活动，并形成日益丰富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在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关系中，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也将成为越来越具全面性的人。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与人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性、人对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交往活动伴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也将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普遍自由交往关系这样一种由低级不断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基本历史形态的历史过程。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没有明确的分工，自然经济及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来进行。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已被瓦解，人与人之间那种狭隘的、严重的依赖关系已被打破。个人直接成为商品的交换者，人的独立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交往也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因为这种独立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独立。这种对物的依赖性看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物化或客体化，实质上是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物已驾临于社会关系之上，它成为人们一切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个阶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交往的关系。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控制之下。

其次，交往的历史性还体现在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的关系上。生产力决定着交往，制约着交往；交往反作用于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是生产力得以扩展的历史前提。“这种生产第一次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因此，交往的基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它是全部的历史的发源地和平台,由此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生活关系的基础,人们创造了物质资料,同时也创造了社会。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现实性。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许多人都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又将退回资本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具有现实性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艾蒂安•巴里巴尔在其著作的一开头就指出，人们到21世纪还要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座历史的丰碑，而且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还将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同样具有现实性。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无庸置疑。它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它。正如《共产党宣言》篇首的名言“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幽灵又何偿不在全世界徘徊呢！3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交往是每一现实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是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首先，它具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不管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必须建立在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上，每个现实的个人既是交往的主体又是交往的客体。当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应是一种主体（客体）——对共同指向的交往事实的理解（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客体）。体现的是主体之间即主体与特殊客体（主体）之间的通融性。“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不能脱离交往而存在，没有不交往的人；交往也离不开人，交往是人的交往，否则交往也只能是一纸空谈。“社会关系是属人的，是个人的创造物，但是属人的社会关系在私有制和分工的不自愿的情况下，则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异己的、外在的力量而控制、支配着人。”其次，交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普遍性即马克思所讲的普遍交往。个人都是历史现实中的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每一个现实个人的交往历史便构成了整个人类的交往历史。只有当生产力得到普遍的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时，交往才能成为普遍的交往。共产主义实现也只能建立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否则就将永远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永远是“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这种“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1］陈金美.当代认识论问题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J］.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交往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了理性基础。探究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世界症候的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经历着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变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道德沦丧和价值变异，人被经济利益所奴役。“意义”和“自由”的双重丧失即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的恶果。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体现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贫困化中。“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被肆意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粗暴践踏，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丧失表现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变成了金钱和利益的奴隶；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则日益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过分崇尚“科技进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贝马斯依据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社会结构理论模型，以交往理性为中心范畴，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精彩批判。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逻辑的领域，它们均拒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子体系，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态地挣扎在经济、政治体系的边缘，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体让位给权力和货币媒体，官僚化、法律化、金钱化就会削弱公众话语与交往的合理性基础，从而引起技术和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等社会障碍，并最终导致意义丧失、个体心理病变等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畸变形态。怎么样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主体理性面前设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门槛，让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应有的价值与规范。凭借交往理性，人们可以组建一个以交谈、理解与价值共识为旨趣的共同圈，从而达到对生活世界的救赎。交往理性摒弃了话语的霸权，维护了话语的自由民主，带来了话语的透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要通过主体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动机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以便实现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公正。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哈贝马斯认为，研究交往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必须从相互关系人手。由于这种相互关系是指不同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求助于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他试图追溯到相互关系的原初状态，即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包括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媒介和背景，来阐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哈贝马斯认为，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三、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认识与评价

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对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

1．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把语言和言语行为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第一，哈贝马斯以语言和言语行为为中心来构建自己的交往理论体系，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轨道。马克思所理解的交往范畴，囊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哈贝马斯把“交往”仅仅局限在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范围内。第二，马克思肯定了语言交往在一切交往活动中的媒介作用。认为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交往行为是由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决定的。而哈贝马斯把语言当作一切社会行为中最为根本的东西，并赋予语言一种本体论的地位。他认为，交往行为实际上就是以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言语行为”，从而使他的交往理论体系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

交往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

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倾其一生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奠定了理性基础。探究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对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世界症候的分析

在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社会经历着由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变化。工具理性造成了经济的高歌猛进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道德沦丧和价值变异，人被经济利益所奴役。“意义”和“自由”的双重丧失即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的恶果。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体现在西方世界的精神贫困化中。“自由、平等、博爱”原则被肆意破坏，人的价值和尊严被粗暴践踏，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生存的困惑中。自由的丧失表现为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人变成了金钱和利益的奴隶；行政和法律的工具化则日益使人丧失自我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哈贝马斯认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人们过分崇尚“科技进步”理念而造成的。哈贝马斯依据系统和生活世界双层社会结构理论模型，以交往理性为中心范畴，对当代西方社会进行了精彩批判。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具有不同逻辑的领域，它们均拒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子体系，凭借其强大的穿透力，直指生活世界，迫使生活世界只能病态地挣扎在经济、政治体系的边缘，造成生活世界的非理性化，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哈贝马斯眼中，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成为现代社会的病根。一旦生活世界的语言媒体让位给权力和货币媒体，官僚化、法律化、金钱化就会削弱公众话语与交往的合理性基础，从而引起技术和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与社会相冲突等社会障碍，并最终导致意义丧失、个体心理病变等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畸变形态。怎么样走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困境?哈贝马斯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在主体理性面前设置一道交往理性的门槛，让那黯淡的生活世界重新找回它应有的价值与规范。凭借交往理性，人们可以组建一个以交谈、理解与价值共识为旨趣的共同圈，从而达到对生活世界的救赎。交往理性摒弃了话语的霸权，维护了话语的自由民主，带来了话语的透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要通过主体的相互了解、理解，在合理动机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以便实现人类的解放和社会公正。

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及其实质。哈贝马斯认为，研究交往问题，在哲学层面上必须从相互关系人手。由于这种相互关系是指不同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求助于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他试图追溯到相互关系的原初状态，即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包括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媒介和背景，来阐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哈贝马斯对行为类型进行了分析。行为分为四类：一是目的性行为即“劳动”；二是规范调节性行为；三是戏剧行为；四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至少两个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遵循着一定的规范，借助语言媒介，通过对话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哈贝马斯认为，四种行为侧重于不同的世界。目的性行为主要考虑客观世界；规范调节性行为与社会世界相联系；戏剧行为涉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关系，其关键是自我表现；交往行为导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本质上更具有合理性的要求，因为它把各种不同经验导向合理的协调和发展。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就是人们的日常语言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2．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行为。哈贝马斯认为：“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达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达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理解是一种展开于主体之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要真正实现“理解”就必须借助于语言媒介。哈贝马斯认为，在目的性行为中，语言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行为者通过语言试图影响他人，实现行为者对于客观世界的意图。在规范调节性行为中，语言首先是一种可以提供文化价值、取得意见一致的媒介，它主要是帮助人们建立规范和行为导向，建立社会世界的合法关系。在戏剧行为中，语言是自我表现的媒体，表现行为者的认识和情感，再现行为者的主观世界。在上述三种行为中，都只注重了语青的一种功能，而没有同时注意到语言的所有功能。只有在注重相互关系的交往行为中，语言才同时承担陈述并判断事实的功能，使行为者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承担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的理解媒体的功能，使行为者与社会世界发生联系，并承担表达者表现的功能，使行为者展示自身的主观世界。哈贝马斯认为，通过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中达到他们相互提出的有效性声明的交互主体性的确认，这样理解才以协调行动的动机发挥作用。他认为，现论注重意义的追问，人们在语言的交往活动中会达成共识。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一种理想化的过程，即交往理性。为了有效沟通，哈贝马斯认为在交往过程中需要遵循三项语言学规范要求：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哈贝马斯认为，目的性行为涉及真实性要求，规范调节性行为涉及正确性要求，戏剧行为涉及真诚性要求，而交往行为与这三个要求有关联。交往行为同时可以满足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所以交往行为才是最合理的社会行为。

3．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层理论架构。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层次构成。“我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可随时动用的知识储备——在这种储备中，交往的参与者，当他们对属于某一个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换看法时，最大限度地做出他们的解释。我所说的‘社会’，指的是那些合法的秩序——借助于这些秩序，交往的参与者调整着他们的隶属于社会群体的成员，并因而保证他们之间的团结一致。我所说的‘个性’，指的是主体由此获得言语和行动的功能的那种能力和资格。”由此观之，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由知识构成的。

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是“系统”概念。其一，系统是一种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重视其结构和功能层面；其二，系统是作为社会的制度和组织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系统机制的产生必须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达到相应程度为条件，系统产生的目的是服务于生活世界的。在货币和权力得以通过法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已经达到了很成熟的程度。这两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他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在一定的程度上，金钱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现代社会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作为现代文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凭借货币和权力这两个媒介，侵蚀原本属于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使之金钱化和官僚化，从而引起了生活世界的交往行为被金钱和权力所摄控，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丧失，交往行为的社会整合作用被抵消。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服务于生产的发展，现代文明放逐了早期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思想，文化世界荒芜化。既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因、现代文明的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克服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拯救现代文明的途径也就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重新协调，其关键在于交往理性的重建。

4．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路径探索。第一，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规范标准的普遍化原则应该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为了论证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必须由共同的、普遍的规范标准来指导，他提出了商谈伦理学。商谈伦理学试图向现代社会提出一个相互理解并为各个交往共同体成员所同意的规范道德体系。第二，选择恰当的语言。在哈贝马斯看来，凡是有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言语行为的出现，凡是言语行为受到阻碍和被歪曲的地方就不会有合理的交往。人们之间的交谈交往，无非涉及实情、人情和心情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都得通过相应的语言加以表现，通过语言使交往者、交谈者达到相互理解。语言是交往行为的杠杆和促使交往合理化的关键。为了顺利达到协调行为的目的，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对话双方必须选择一种能够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正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第三，进行对话活动。交往必须对话，对话就是交往。在对话活动中，交往双方的利益才能被考虑到，交往双方提出的各种要求才可以成为讨论的对象，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协商氛围中，人们才能在没有任何外在强迫的氛围中充分论证自己的观点。对话是人们达成统一共识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和最为便利的途径。

三、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认识与评价

重建交往理性，实现社会合理化，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可以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富有建设性的，对于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的交往实践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来源，但是二者之间有质的不同。

1．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把语言和言语行为作为立论的出发点。第一，哈贝马斯以语言和言语行为为中心来构建自己的交往理论体系，偏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轨道。马克思所理解的交往范畴，囊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哈贝马斯把“交往”仅仅局限在语言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范围内。第二，马克思肯定了语言交往在一切交往活动中的媒介作用。认为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交往行为是由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决定的。而哈贝马斯把语言当作一切社会行为中最为根本的东西，并赋予语言一种本体论的地位。他认为，交往行为实际上就是以达到相互理解为目的的“言语行为”，从而使他的交往理论体系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

交往理论范文篇4

关于交往范畴的英文communication一词，除有交往的含义外，还有传递、传播、传达、表达、传意、通讯、通信、联络、信息、消息等多重含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曾几十处用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等范畴。但并没有对“交往”这一范畴作明确的界定。之后出现的有关于“交往”的定义都是学者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交往的使用意蕴而加以界定和解释的，并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交往含义的理解。交往［verkhr］这一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一切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精神交往指人与人之间的文化、科学、观念、制度等的相互影响、启发、互补，具体有信息交流、思想交流、知识交流、情感交流。”物质交往是最基本的交往活动，它决定着精神交往及其他一切活动和交往形式，“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产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品。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因此，所谓“交往”，就是指现实的个人以及社会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等共同体之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目的，以语言、符号等为媒介的，在物质和精神上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约束、共同发展的实践活动。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

（1）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交往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人在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不断发生着多样化和扩大化的交往活动，并形成日益丰富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在这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关系中，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规定性，也将成为越来越具全面性的人。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与人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思把人的发展过程概括为三个基本的历史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性、人对物的依赖性、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是人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历史形态。人的交往活动伴随着人的发展而发展，也将经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普遍自由交往关系这样一种由低级不断向高级演进的三种基本历史形态的历史过程。在第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没有明确的分工，自然经济及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要来进行。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原始的社会共同体已被瓦解，人与人之间那种狭隘的、严重的依赖关系已被打破。个人直接成为商品的交换者，人的独立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以政治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交往也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独立，因为这种独立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独立。这种对物的依赖性看似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即社会关系的物化或客体化，实质上是人的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物已驾临于社会关系之上，它成为人们一切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第三个阶段是指人的全面自由交往的关系。在这一阶段社会关系不再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控制之下。其次，交往的历史性还体现在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分工的关系上。生产力决定着交往，制约着交往；交往反作用于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是生产力得以扩展的历史前提。“这种生产第一次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因此，交往的基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它是全部的历史的发源地和平台,由此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础、经济生活关系的基础,人们创造了物质资料,同时也创造了社会。

（2）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现实性。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许多人都开始怀疑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又将退回资本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具有现实性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艾蒂安•巴里巴尔在其著作的一开头就指出，人们到21世纪还要读马克思的书，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座历史的丰碑，而且仍然具有现实的价值，它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还将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同样具有现实性。首先，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无庸置疑。它是人类知识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它。

3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是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

交往是每一现实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是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和共同体之间的交往。首先，它具有鲜明的个体性特征。不管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必须建立在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上，每个现实的个人既是交往的主体又是交往的客体。当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主客体关系，应是一种主体（客体）——对共同指向的交往事实的理解（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客体）。体现的是主体之间即主体与特殊客体（主体）之间的通融性。“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不能脱离交往而存在，没有不交往的人；交往也离不开人，交往是人的交往，否则交往也只能是一纸空谈。“社会关系是属人的，是个人的创造物，但是属人的社会关系在私有制和分工的不自愿的情况下，则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异己的、外在的力量而控制、支配着人。”其次，交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普遍性即马克思所讲的普遍交往。个人都是历史现实中的每一个现实的个人，每一个现实个人的交往历史便构成了整个人类的交往历史。只有当生产力得到普遍的发展，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时，交往才能成为普遍的交往。实现也只能建立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否则就将永远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永远是“地域性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这种“地域性的”。

交往理论范文篇5

一、理论渊源：交往历史演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历史过程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目标。马克思主义曾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作为扬弃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更高级的社会，既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也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首先，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离不开社会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人就越能发展自我、展现自我，从而在更宽阔的交往合作中，不断释放自身的能量，使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即人的素质的不断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需要以体力和智力为核心的多方面能力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人的发展首先以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为标志。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通过劳动，人们不但可以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而且在劳动过程中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也让人的能力发展越全面，自主性越强。第三，人的个体需要的全面满足和发展。人是有生命有需要的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需要是人追求目标和实现自我的本质力量和超级动力。人的所有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人的本性的需要，所以需要的丰富和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第四，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有个性的个人”逐步代替“偶然的个人”。“有个性的个人”就是社会交往与个人相适应，个人对社会有自主性。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主要是强调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创造性发展，使人的个性发展不再受到社会的压制。

“交往”是贯穿于马克思社会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范畴。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反复提到“同别人的实际交往”，又从人对自然的依赖问题上提到“人与自然交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视为人生存的基本条件。但这部著作没有对交往范畴作出具体界定。在1845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大量笔墨研究了交往问题，多处提到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普遍交往等范畴，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交往与生产、分工的相互关系，以及交往在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并先后使用了“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他人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术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频繁使用了交往范畴。可见，交往范畴的内涵非常广泛，将其概括起来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从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神、人员等等交往；从方式上看，包括生活中的、生产中的、分配中的、消费中的交往；从范围上看，包括一切个人、民族、国家等处在社会中的相互间的交往。

对交往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交往理论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容是多样的，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对于马克思交往理论内容表述基本一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交往是人的本质体现，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在人的社会关系中，交往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内容。“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生活在一定的交往关系中，自然地会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通过交往建立起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会不断促进或抑制人的自身发展，成为人们交往的动力因素。“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为了实现利益，彼此之间要发生多角度、多层次的交往，并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社会关系网，去实现物质、精神、文化、信息等资源的交换和互动。所以从马克思交往理论关于交往与人的发展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人这样一个主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主体作用，也突出了马克思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提醒。

正是从交往的存在方式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论视角出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交往的三大历史形态，并通过分析交往的历史演化展示了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展的)是最初的交往形态。”这是以人的依赖关系或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为基础的交往。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这种人与自然界的狭隘关系约束着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表现在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尚处稚嫩状态，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比如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家庭和更大的氏族。在这一交往形态中，维系交往关系的纽带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马克思把第二种交往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交往形态中，人的交往是依赖于物质的。物质的生产和使用是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基础。所以为了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劳动和生产在这一阶段成为人们社会交往发展的助推器。对资本来说，唯一有直接意义的使用价值就是使它自身增值，具有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就是工人的活的劳动力。所以资本家通过工人的辛苦劳动获得大量的物质满足需要，而工人却一无所有。这就是资产阶级血的剥削阶段，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人类交往。第三种交往形态是自觉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这是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把它概括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很显然，它与第一阶段有相似之处，但它不是简单的对第一种交往形式的复归，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在这种交往形态中，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劳动本身也摆脱了谋生的手段，产生了人对物质的高度满足和对精神的高度需求，从而使人的交往实践活动表现出人类活动的完整性，表现出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成为自主活动、自由全面发展的主体。这一阶段的交往活动不再具有约束性，而真正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活动，实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完整人”的理想人格。

二、必要条件：交往发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交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般历史过程的一致性表明，交往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交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要生存首先就是要物质满足的需要，物质满足自然就离不开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的不断扩大必然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更加频繁。有了人与人之间不断频繁的交往，才会让人在交往中得到不断发展，使人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在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的需要层次不断发展，人的追求目标、自身发展都要不断适应社会关系的需要，从而在这种交往中不断提高。随着交往的不断扩大，社会对人的能力、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人自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和发展，其体力、智力等各种能力不得不全面发展，其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自身修养等也不得不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全面提高。同时，社会交往的发展更加强调了人的发展，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得以不断张扬，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全面发展。

其次，人的全面发展也是交往能够有序进行的有力后盾。人是普遍交往的实践主体，所以交往发展的范围、发展的水平都与人自身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为普遍交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断丰富，人们产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断完善，人们的自身素质也不断提高，人们普遍交往也就成为可能。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是交往不断扩大的内在动力。人的需要是永无止境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自身各个方面的需求都在不断扩大、不断提高，因为这种需求，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也在不断丰富，随之人们的交往面也在不断扩大。人的能力和素质的不断提高、自由个性的不断张扬也是交往得以有序进行不可忽缺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复杂化，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在不断丰富化和复杂化，只有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这种越来越复杂的交往才能和谐有序地进行下去。

最后，随着人自身发展的进步，社会交往已经跨越到全球性交往。“历史”也转变为“世界历史”。全球性的交往将进一步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全球性的经济交往将使生产力发展世界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全球性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国际化。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人与人之间经济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使得全球性的政治交往也丰富化，政治民主更加成为可能，为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提供政治保障。只有在全球性政治交往中，人的自由、民主、平等才能更有地位，人的全面发展才更具有现实性。全球性的文化交往融合了各个国家历史文化的精华，让人们更全面、更灵活地选择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实现人的知识水平、精神境界、思想素质的国际性发展。同时全球性的文化交往让人们了解了各个国家的文化，相互间的理解和融合成为一种可能，也使得全球性交往成为现实。全球性的交往已经成为一种世界的普遍现象，这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宽阔的平台，同时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的不断深入，全球性交往也必将更加丰富和完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人类也将成为一种可能。总之，交往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有机统一的。随着交往的日益普遍化，人的全面发展也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三、实践意义：科学发展观是交往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回归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对科学发展观作了新阐释新概括，强调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看，科学发展观是交往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是否充满活力，是否生机勃勃，依赖于交往的发展程度。人类交往历史告诉我们，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靠人们之间的积极交往实现的。没有人们之间丰富多彩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人类社会是不可能达到今天如此发达程度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并且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切正是适应了交往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全新开放的交往和交往观念打破一潭死水般的社会状态，使全社会的人，组织、机构、部门在一种全新的观念中高速度、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与世界接轨，与世界同步，和世界一起发展，让中国沿着文明、科学、进步的大道阔步前进。另一方面，在未来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生活质量将会显著提高。这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和极大满足，人们的健康水平、思想素质明显提高，而且还表现在人们因为摆脱了传统的劳动分工的限制，可以支配更多的闲暇时间。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喜欢的工作岗位，精神需求可能上升到首要地位，人类整个社会交往活动的品位和层次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的交往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大。在这种局面下，随着人们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在未来社会中的不断发展，精神交往关系越来越显得重要也是合乎逻辑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走向缓和、平等、和睦也是必然的。否则，理想社会的实现就是不可思议的。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的精神领域的发展，人的全面解放。这是********理想的需要，也对人类交往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让人的全面解放、构建一个和谐世界成为一种可能。

交往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文艺思想；文学交往理论；话语

在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文学交往理论的思想。非常重视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他没有把文学作品的价值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的本体价值之上，而是侧重于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审美作用，把文学看作由作家、读者组成的双向交流活动。从文学交往活动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的审美教育价值是文艺理论的一个特色，简言之，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指接受者不但能读懂文学文本，而且能理解、接受文本背后的隐喻与象征意义，能理解体现在文本话语中的深层含义，文学不仅能发挥审美愉悦功能，而且具备审美教育功能。从交往理论的角度研究文艺思想是一个较新的论题，学界在这方面的成果还不太多。代江平论述了文艺思想对文学接受者的重视[1]，张清民从交往理论的角度论述了文学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关系[2]。从以上成果来看，文学交往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到较为透彻的论述。在文学交往有效性的论述方面，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性的观点，本研究可以根据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和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给予审视和关照，充分挖掘关于文学交往理论的学术价值与当代价值。

一、对文学交往活动的理解

作为一个革命家、政治家，并没有单纯地从文学本体性的角度来看待文学，而是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从文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维度出发来认识文学。他非常重视文学对革命事业的促进作用，并且把文艺作为战胜敌人的第二条战线，“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3]847。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协助的关键在于革命文艺要易于、乐于为解放区读者所接受，如果不能为读者接受，那么革命文艺作品的价值在解放区就不免流于空谈。可见，革命文艺价值的高低、大小不仅仅在于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且更在于它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在于它对读者的审美教育价值。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文学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完全同一的，英伽登说：“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在两种情况下认识到的价值是属于不同范畴的，即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和读者在具体化过程中创造的审美价值。由于作品在具体化过程中仅仅起到了一种纲要式框架的作用，具体化于是既包含了这一构造所固有的艺术价值，又包含了它在阅读时获得的审美价值。”[4]审美价值主要在于读者在阅读接受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没有读者的参与就没有审美价值，没有文学交往活动也没有审美价值。哈贝马斯说：“另一方面，我理解交往理论是通过符号中介的相互作用。它受具约束力的大家都同意的规范的控制，这些规范规定彼此对行为的期待，他们必须被至少两个行为主体理解和承认。”[5]217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一种创作者和接受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交往活动，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关键在于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虽没有直接提出文学交往理论这一术语，但他把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审美教育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大小的尺度却是把握到了文学交往理论的精髓。从文学的总体过程来看，文学不仅仅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意向性活动，而且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活动。从世界、作家、作品到读者是一个连续的流动过程，作家写出作品并不意味着文学活动的终结，而是文学活动的开始，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才标志着文学交往活动的完成。“艺术交往理论强调，艺术审美活动的本质在于，人总是通过文本与潜在地存在于文本中的作者进行‘对话’。将人与文本的关系变成‘我与你’的关系，变成一种心灵对话、灵魂问答的关系。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文学不能脱离其观察者而独立存在。因此，主体（作家与读者）通过对象（文本）而互相沟通，因为理解总是一种对话的形式，它是一个发生交流的语言事件。”[6]它不但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读者与文本中的人物的交流，而且也是读者和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一种交往活动。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文本总是向读者提出问题，“某个流传下来的本文成为解释的对象，这已经意味着该本文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7]。而读者也不断向文本提出问题，希望文本给以解答，在不断问答的过程中，文学活动才得以完成。在这种积极、主动的互相问答的过程中，读者理解了文本背后的隐喻与象征意义，达到了理想的文学交往境界，形成了一种开放、自由、自主、互动的主体间的非强制性的交往与共识，从而实现了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讲话》前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主体主要由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作家组成，他们初来延安，也为解放区的新气象所感染，他们也写了一些歌颂抗战、歌颂解放区光明的作品，显示了解放区文学的初步转变。但是，他们还没有“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自觉意识，他们的创作基本上还是“五四”文学的惯性延伸，他们站在启蒙的立场反映解放区农村的落后面貌，揭示农民的愚昧麻木以及解放区农村的落后习俗，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情绪。有的作品即使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但因为没有塑造出真实、生动的工农兵形象，所以没有获得农民读者，文学的交往活动因而没有实现。解放区知识分子作家揭示解放区民众的精神弱点以引起改造的必要，其目的和愿望是好的，并且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独具一格，构思精巧，注重感受，描写细腻。但是，这样的创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毕竟不能为工农兵所欢迎，因而也就不能在唤醒民众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事实。在民族解放战争日趋激烈、解放区民众亟需得到教育的形势下，自然地重视文学交往活动在当前的有效性。重视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来自于他对解放区民众思想状况的焦虑，解放区农村虽然在政治上建立了民主政权，但边区民众的思想极为落后。长期以来，封建传统思想从两个方面对农民思想形成了全面渗透和全面控制，农民长期接受的民间文学、传统文学被认为是封建思想的载体，让农民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以及其他领导者首要考虑的问题，因而，创造一种既能承载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又能为广大民众所欢迎的全新的文学形式是及解放区文艺理论家非常期望的。解放区农村处于极端落后的区域，农民文化水平极低，要想对其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运用通俗简单的文艺形式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不啻为一个好的选择。要运用文学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就必须使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顺利实现。文学只有经过读者的接受活动，文学的艺术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文学交往活动是一个历史的复杂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区域，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是不同的。比如，一部小说在当前暂时不能实现交往有效性，但在将来则有可能实现交往的有效性，这样的作品当前能不能创作，视具体历史情境而定。事实证明，这样的作品往往还是思想艺术成就特出的经典作品。在当前文学交往价值顺利实现的作品不一定在将来具有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如果一直鼓励这样的创作，势必影响解放区文学的艺术成就。有的作品在此区域内能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而在彼区域则有可能因为接受者审美趣味的差异而得不到接受者的认可，不能实现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在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这个问题上，非常看重文学交往活动在当前的实现，而没有过多考虑将来的问题。为了保证当前历史阶段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认为解放区作家应把创作普及性的作品放在第一位，“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3]862。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并不过分，但是解放区文艺界为了迅速推动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对之做了机械化、片面化的理解，过分强调那些在当前能实现文学交往有效性的作品的创作，忽视或者限制了那些在将来具有交往价值的作品的创作。

二、文学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

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并不是创作者一方的责任，对接受者也有一定的要求。哈贝马斯认为，接受者必须获得一种“交往资质”，才能遵循言语的有效性要求而进行交往。他说：“在这些决定并非依赖于特定的认识性先决条件，以及改变关联域就将导致一般性语句中渗入呈示、表达和合法性人际关系等普遍语用学功能的程度内，上面三条所表达的东西，正是我所谓的交往性资质。”[8]30显然，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要求活动参与者尤其是文学接受者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力量，这是交往性资质的基础。“我把文化称之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相互关于一个世界上的某种事物获得理解时，他们就能按照知识储备来加以解释。我把社会称之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些合法的秩序，把他们的成员调节为社会集团，并从而巩固联合。”[9]其次，活动参与者还要具有一定的话语能力，具有一定的解码、编码能力，能表达自己的主体意向。他应该熟悉持某种语言的人所共有的一套每个人都内在化了的话语规则系统，包括词汇组织、习语、专业术语等知识。再次，活动参与者还应具有与创作者大致相同或者相近的思想与道德水平，当然，接受者也可以通过文学接受提升自己的思想与道德水平，不过具有较高的思想与道德水平可以促进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顺利实现。解放区的文学接受者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基本处于文盲半文盲的状态，缺乏现代知识储备。“与国统区相比，延安几乎没有新文化的市场，而当地的老百姓也很难接受和欣赏新文艺作品。”[10]他们的文学交往性资质是非常低级的，他们可以欣赏用民间形式、传统形式写成的、以封建传统思想观念为载体的文学作品。例如他们可以听评书或者听快板书，看戏曲，哼民间小调，扭秧歌，他们能接受的无非是一些因果报应、好事多磨、坏人挡道等封建落后思想。他们对新文学形式感到陌生，对现代民主、科学思想感到隔膜。他们所喜欢的民间形式所承载的思想观念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是不相容的，为了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就必须让接受者提高自己的“交往性资质”。“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的学习不仅包括认知与技术学习过程，也包括道德和实践学习过程，后一个维度的学习过程导致交往资质的获得和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这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11]239。为了促进解放区工农兵民众的学习，解放区民主政权组织了各种形式、规模不一的识字班、扫盲班、冬学、夜校等学习组织。“1941年，边区的冬学、夜校、半日制学校共有1557所，参加学习人数20000余人。”[12]边区的民众教育大大提高了解放区民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思想觉悟，但是这离文学交往活动所要求的“交往性资质”仍有一段距离，这种“交往性资质”非短时间内所能学习得来的。他们缺乏现代新文学交往活动所要求的“交往性资质”，就不能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通过语言，并遵循普遍性的规范”建立起“平等的、合理的主体间性结构”[13]236。而主流政治亟需改变解放区民众旧的文学交往活动而代之以崭新的能宣传革命思想观念的文学交往活动，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创作者一方，即要求创作者创作出比较符合接受者“交往性资质”的作品。文学交往活动本来就是创作者和接受者双方的交流活动，从创作者一方寻求解决策略也是可行的。从文学史来看，为了使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顺利实现，创作者和接受者会自觉调整自己的创作策略和期待视野。如果创作者发现自己的作品不能被接受者所接受，那么他很可能就调整策略，或者降低自己的艺术追求，或者放松自己的思想探索，创作出适合接受者期待视野的作品，否则，他有可能失去读者。当接受者发现自己看不懂一部作品时，那么他可能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来提升自己的期待视野，逐渐地适应这部作品，当然，两者的互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互相适应的过程。解放区初期的文学创作没有得到农民群众欢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创作者的思想和农民思想有很大的距离，塑造的农民形象不真实。认识到了这一症结，为了促进解放区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他认为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转变自己的思想立场，到农民中间进行思想改造，熟悉工农兵、了解工农兵，在思想上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消除与工农兵的思想距离，才能真正创作出为工农兵欢迎的作品，才能促进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3]851这样可以缩小甚至抹去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兵民众在“交往性资质”方面的差异，可以促进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实现，但是也抑制了创作者“交往性资质”的提高。在文学活动的创作者与接受者两极之间，非常重视接受者在文学交往活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没有使用读者这个概念而引入了“接受者”这一术语。“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3]849从读者到接受者，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强调的重心完全不同，表明了文学研究视点所发生的微妙变化。谢武军指出：“从现在见到的材料来看，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用‘接受者’这个词语的人，比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早将近三十年。”[13]使用“接受者”这个术语，目的是告诫创作者要明确自己作品的服务对象，创作者要熟悉、了解创作对象，才能创作出为创作对象所欢迎的作品。接受美学也强调接受者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性，正是接受者的再创造才使文学作品的价值由可能性存在变成现实性存在：“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读者在文学过程中不是可有可无的一维，而是居于整个文学活动的中心，是文学审美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5]16接受美学强调接受者的再创造，是从文学的本体来考虑的。虽然与接受美学理论家考虑问题的立场、角度并不相同，但其对于接受者的重视无论是对创作者来说还是文学批评者来说，都具有开拓思路、转换思维的意义。对接受者的强调直接启发了他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是对列宁的“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思想的具体化、系统化，“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直接影响了解放区文学的发展趋向以及建国后的文学创作，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元话语。

三、文本话语的惯例和规范

任何文学文本都是由特定的语言符码组成的图式世界，“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每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都拥有大量的同音异义字（词）以及诸如语法上的‘性’等专断的、不合理的分类，并且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简而言之，它是高度‘内涵的’。再说，文学语言远非仅仅用来指称或说明什么，它还有表情达意的一面，可以传达说话者和作者的语调和态度”[14]12。因而文本都具有未定性，是一个“召唤结构”，具有很多空白点。“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14]18接受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解码、编码能力，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在融进自己体验、经历、情感的基础上达到情景交融、情理相通的境界。如果要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那么文本这种特殊的语言符号系统一般也应遵循一定的惯例和规则，对这种惯例和规则做出精当归纳的无疑是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是关于人们为了能够进行交往而需要的技巧和能力的理论，哈贝马斯将言语的有效性基础称为四个有效性要求，分别是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先设定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8]121显然，言语的有效性规范是独立于创作者和接受者而存在的，它作为一种语言的惯例和规则而存在，这是文学交往活动有效性的前提。从文学文本来说，话语的可领会性是指文本话语应该尽可能不脱离接受者编码、解码的能力和水平。话语的可领会性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在不同时代、不同区域，接受者的认知水平是不一样的，但是，接受者能理解话语的意义应该是最基本的衡量尺度。对于解放区的文学接受者来说，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只具备初步的编码解码能力，他们根本看不懂包含很多新词汇、外来词汇的新文学作品，那么，运用他们熟悉的方言、口语进行创作几乎成为解放区作家的共同选择。其次，文本的可领会性还指作品的形式应该尽可能不超出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如果不能采取接受者熟悉的结构形式，那么文本的可领会性也是可疑的。当然，如果接受者具备一定的文学审美能力，那么他的期待视野提升得很快，创作者完全可以进行自己的艺术探索以适应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真诚性是指作者在作品中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是诚挚的，而不是虚假的，思想倾向的诚挚才能使交往主体之间达到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的主体间性。情感诚挚，作品才能动人。渥兹渥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15]何止诗歌如此，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类型莫不如此，如果表现出来的情感是虚假的，就失去了文学交往活动的基础。真实性并不是指文学作品完全模仿社会生活，而是指反映社会生活内蕴的真实、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文学反映的生活虽然没有发生过，但是有可能会发生。从解放区初期文学交往活动不成功的现实情况来看，主要是文学作品的形式超出了农民接受者的期待视野，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具有的先锋性、超前性让他们感到隔膜。“在形式方面，新文学的西方化特点也难以被习惯于读传统文学的大众所接受。”[16]在习惯于接受传统文学形式的大众看来，新诗缺乏诗意，小说没有趣味，话剧单调呆板。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借鉴民族民间形式的必要性，把革命内容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这为解放区作家借鉴民间民族形式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促进了解放区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民众的结合、文学与革命事业的结合，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开拓了新的思路，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文学交往活动是历史的，文本话语的可领会性也是历史的，在当前可领会性的文本有可能在将来变得太浅显而失去艺术魅力，从而失去文学交往的有效性；在当前不具备可领会性的文本有可能在将来能被读者所接受，从而获得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历史形势下，可以突出文本的可领会性，但不能把其作为文学价值的唯一要素。对于那些思想艺术具有超前性的文学作品，如果单纯地以文本的可领会性作为唯一标准，也会犯左的错误。在作品的真实性方面，认为只有反映了社会历史本质规律的才具有最高的真实性，他认为社会的本质规律就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广大民众才能实现自己翻身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必然性。这是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读者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这一话语逐渐成为解放区文学的元话语，不免压制、遮盖了其他非主流话语，造成了解放区文学品格的单一化和简单化。毋庸讳言，的文学交往理论既有开创性的成果，也有难以避免的历史性局限。“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相联系的一面，他深知文学对政治的‘伟大影响’，但是囿于当时复杂的战争环境，他把文艺的作用仅仅限于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一维度上，而对于文艺其他方面的作用则没有来得及思考也没有来得及论述。”[18]在文学活动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偏重于接受者，忽视了对创作者创作心理机制和创作过程的探索，总体上具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我们不能因为其缺陷而否定其在文学理论上所做出的开创性成果，的文学交往理论同接受美学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都重视读者在文学交往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时代背景、理论学养的差异，的文学交往理论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的文学交往思想充实、丰富、发展了文学交往理论，对当代中国文论起了思想转换和理论换型的作用，启发了我们把文学活动作为一个活动整体来思考、来研究。强调创作者要顾及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审美情感、审美情趣、审美能力，在解放区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其目的是实现文学交往活动的有效性。的文学交往思想解决了文学交往活动中的关键问题，促进了中国新文学与解放区工农兵民众的结合，解放区工农兵民众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与教育，提高了他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与主动性。

四、结语

交往理论范文篇7

交往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中介，它涵盖了人的历史、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一切领域。本文对交往内涵的考察主要基于哲学意义，包含以下三个核心思想:

1．主体间性:交往行为的起点

交往是建立在特定的关系上。可以说，交往首先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研究交往问题，在哲学层面，必须从相互关系入手。由于这种相互关系是指不同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必须求助于未受干扰的主体之间的经验，通过考察不同的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包括相互理解所需要的媒介和背景”［1］。但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哈贝马斯认为:“只有主体之间的关系才能算得上相互关系。因为主体间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而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是分主动和被动的，是单向的，因此不能称为相互关系”［1］。可见，主体间性关系的确立是交往的首要条件。主体间性问题正式成为哲学话语肇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胡塞尔为使其先验现象学摆脱“唯我论”和“自我论”的假象，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的理论。海德格尔把主体间性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此在”的主体间性(共在)。伽达默尔认为主体间通过对话达到主体双方的“视界融合”。20世纪的德国宗教家马丁•布伯从“我—你”关系出发建构了一种理想的主体间对话模式。哈贝马斯把主体间性的生成建立在交往的基础上，他认为:“交往是个人之间(口头上或外部行动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2］。哈贝马斯把交往视为是借助于语言中介的内部活动，所以，他把“理解”视为主体间性的核心，认为交往行为是一种以理解为目的的活动。通过以上几位西方著名哲学家关于主体间性的阐释中，我们不难发现，主体间性把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定位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无论主体面对的是“物”还是“他人”，“它们不再是一种人之于他者的认识和实用的关系，而是一种超越这种关系的‘会合’、‘相遇’的关系，每个独立的个体不是把一切存在物都视为外在于我的对象性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一种与我一样的另一个主体或伙伴”［3］。因此，交往行为中的主体间性体现了人存在的共生状态，它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互动活动。

2．对话与理解:交往行为的实现途径与过程

理解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一个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和达成“共识”的过程，即交往行为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交往双方的理解是通过对话途径实现的，而对话本身就是一个理解的过程，“理解就是一个对话事件，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敞开，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4］。所谓对话就是“两个或两个(泛指多个)独立部分之间展开的交谈，以寻求共识或共同真理的同一形式”［5］。人与人、人与文本之间的理解都是需要对话而实现。对话是建立在对话双方平等基础上，这是对话的核心所在。在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对话活动中，对话双方是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平等关系，对话的主体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共同发展。对话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完成的。“语言不仅使每个人可以相互交流，而且也是每个人遭遇历史、世界、甚至自我的方式。语言表示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历史、世界的意义必定通过语言呈现出来。我们通过语言才建立了与世界、与他人、与历史、与文化的交流关系。”［6］44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就是以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进行交往的能力为基础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认为，“能够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巴赫金认为语言的本质就是交往。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标并使行为者彼此进行合作的行为才是交往行为。因此，以语言作为媒介进行的对话与理解的过程构成了交往行为的重要内容。

3．生活世界:交往行为的背景

交往过程中的相互理解并非是在真空中进行，在其后还存在着与交往行为形成互补的背景，这种背景就是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的活动背景。作为背景的生活世界并非是脱离交往行动的凝固物，而是积极参与了言说者与受众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且内在地构成了这种互动的要素。以生活世界作为背景，任何两个具有主观世界迥异的交往参与者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都要与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发生相互关联。交往行动者在生活世界中形成意见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生活世界是交往行动的基础。生活世界是对人生有意义且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一个直观性的世界，它是人们感官所能触及的，是一个能为人们理解、把握的世界;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具有真实性，它就在我们的身边;生活世界对人生而言，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生活世界是一片‘灌木丛’。不同的要素在其中混在在一起，只有用不同的知识范畴，依靠问题经验，才能把它们分离开来。”［7］总之，生活世界是一个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由人说出，为人把握、人所感触到的动态的、活生生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与人相关、对人发生意义的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与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世界，是一个综合性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诸多关系的交往都是基于生活世界基础上，离开了生活世界，交往也就无法存在。

二、走向交往: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应然追求

在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中，音乐教育正经历着从一元走向多元的事实。在我国21世纪的音乐课程改革中提出了“理解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理念，并在音乐课程中增加了以前所没有的世界民族音乐的内容，这顺应了当今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潮流。“理解多元文化”强调了不同音乐文化之间需要对话与理解，它追求的是如何与不同音乐文化进行对话与理解。我们知道，世界音乐文化是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差异性是音乐文化多样性的核心观念。正如美国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在中国举办的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上所说的，不同音乐文化的差异性正是他独特性的体现，有利于我们去学习和理解。真正的和谐并不是要去统一，而是更好地去理解差异性。音乐文化的差异性带来了不同音乐文化接触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例如，当我们面对我们所从来未曾接触的音乐文化时，我们往往会产生诸如喜欢、讨厌、排斥、尝试理解等多种反应。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由于长期受到某种特定的音乐价值观、思维方式、语言等方面的熏染，在与异质音乐文化或不熟悉的音乐文化接触中，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音乐文化定势和音乐价值观作为唯一或基本的标准、尺度和参照来度量、理解和评价其他的音乐文化，并将自己的音乐文化观念、音乐文化情感及其追求作为一种定势而倾注到异质的音乐文化中，从而造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心理冲突。这种思维定势的主要特征不是从异质音乐文化本身的历史和观念中来理解、评价，而是从自己的音乐观念及其价值观来截取、诠释，甚至改造异质音乐文化，把异质音乐文化作为客体进行对象化占有，从而产生对音乐文化理解的偏颇。要想打破不同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理解的偏颇，促进不同民族音乐文化的有效理解与对话，建立跨文化音乐对话与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建立跨文化对话与理解是取得不同音乐文化相互理解的必要前提，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交往主义。因为“勃兴于20世纪中叶的‘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studies)，最先侧重的是‘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这里的“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意指“跨文化交往”)。［8］93“跨文化”是一个外来术语。“所‘跨’的对象无疑是‘文化’;所‘跨’的方式从本质上讲就是比较;所‘跨’的目的虽然出于不同需要，但主要是追求异质文化社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与理解。”［8］10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音乐理解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而这正体现了文化交往的意蕴。跨文化的音乐对话与理解是主体间性的对话与理解。跨文化对话与理解将异文化看成是与自己平等的主体。我们知道，音乐是一种文化，不同的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的音乐，对音乐的理解首先应该对其文化有所了解。在这个理解过程中，需要能够越出先前音乐文化的界限，把音乐作为一个主体，从他者的角度来审视音乐文化的价值，并且“能按照对方的观念立场设身处地地观察和思考。也就是说，既能入乎其内地尽情玩味体悟，也能出乎其外地进行客观的审视批评”［8］85。从音乐自身文化中理解赋予了音乐的主体性特征，即把音乐视为一种主体来认知，而不是作为对象的客体化认知。如果把不同的异文化看成是认识的对象、客体，这实际上意味着主体对客体可以任意地处置，客体成为被研究、被注视、被处置、被奴役的对象，这里有不平等的意味。例如，当我们对一个异质音乐文化进行理解时，先前的音乐观念及其音乐思维必然会产生影响。此时，我们可以把先前的音乐观念“悬置”起来，从当地人的音乐观中去探寻其思想内涵，如从当地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地理环境等方面所产生的音乐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去理解，这样就会避免先前的音乐价值判断所带来的理解的偏颇。同时也表明了对每一种音乐文化价值的尊重，因为它正视和尊重音乐文化的差异性，认为不同的音乐文化价值是平等的，不存在音乐文化的“高级”与“低级”、“先进”与“落后”之分，它宣扬一种开放的音乐文化观和多元的音乐文化价值体系，摒弃惟我独尊的单一音乐文化观，引领人类努力超越狭隘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羁绊，共创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多元化音乐世界图景。

三、交往的音乐教育学意义

随着当代国际音乐教育的发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经成为当前国际音乐教育的主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种交往活动已成为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和原则，这其中包含了人与音乐的交往，通过音乐而达到的人与人的交往和不同文化中音乐的交往等。从交往理论观照音乐教育，其音乐教育学意义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音乐教育是主体间性对话与理解的过程

近年来，从文化的角度对音乐进行理解已成为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发展的重要观念，譬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世界音乐文化的政策中所言:“音乐是一种文化的普遍现象，所有文化都拥有音乐，每个社会都有一种与他社会原则地联系的音乐体系，社会的其他文化，社会的多阶层，各种年龄群体和其他社会支系也拥有他们支系的音乐”［9］。文化理解的音乐教育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对话过程中才能获得相互主体间的理解。如在师生的对话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音乐活动，并为之吸引。同样，师生对音乐的理解也需要在与音乐文本的对话中实现，因此，在对话的音乐教育交往情境中，教师与学生、教师和学生与音乐文本发生了真正的精神层次的相互作用，在相互作用中，师生通过与音乐交往在倾听和言说，从而获得理解与沟通。理解与对话都需要通过语言来进行。在音乐教育中，师生只有通过能够表达相互理解的语言才能真正进行交往，对于不同文化中的音乐理解也需要对其音乐语言有所了解，因为音乐自身就是一种语言，它是集声音、时间、情感、表演等诸多方面为一体的艺术，虽难以像其他艺术那样给人以直观的造型、直接概念的体现、判断中的推理等抽象的概念，直接倾诉人的理性世界，但是它可以通过音乐语言表现出其表情达意的内容。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中最重要的符号就是语言。不同文化中的音乐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体系，对于不同音乐的理解需要对其音乐语言有所了解。例如，我国的戏曲和说唱音乐的功用就是通过艺术的说、唱及表演的方式来塑造人物、表现故事、表达情感，对于这一类以演唱故事为主要表演目的和表演手段的音乐艺术来说，对语言(或者说唱词)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国建立在地区性方言风格基础上的民族民间音乐的理解不仅仅体现在对它的优美唱腔的理解和欣赏，还要理解这些唱腔的语言意蕴。不同文化中的音乐语言是不同的，如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与中国传统乐曲《春江花月夜》同样塑造月亮，但其音乐语言的思维方式则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基本乐理(主要指西方乐理)在音乐教育中被列为音乐学习的基础，其中的许多内容都有着相当严格的规范性，它充分体现了西方音乐和语言的逻辑性。在音乐教育中，只有当人们了解和认识了特定文化中的相关音乐语言时，才能对其进行恰当合理的理解。如对我国民间音乐的理解，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大多数是在各地的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尤其是民歌、说唱、戏曲三类以声乐形式为主的民间音乐在这一点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当人们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欣赏和理解时，如果对中国音乐与方言的关系不了解，我们就无法真正领悟中国地区性方言风格的音乐意蕴。同样，如果人们对印度音乐的“拉格”、“塔拉”不了解，我们也无法感受印度音乐的魅力。不同文化中的音乐语言规则是不同的，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极有可能用一种音乐语言去规范和阐释世界各个不同民族的音乐，从而产生音乐理解的偏颇，这样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平等的音乐交往，因为音乐并非是一种通用的“世界语言”。理解与对话是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在理解与对话中，我们可以不断地进入到他人的思想世界之中，并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看待问题，以此做到相互尊重，承认和接受对方的独特性和完整性。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在同他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进入到他人的思想世界;我们吸引他，他也吸引我们。这样我们就以一种初步的方式相互适应直到平等交换的游戏———真正的对话———开始。”［10］所谓视界是指“人的看视的区域，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11］人的视界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当一个视界与另一个视界相遇、交融便会形成一种新的理解。音乐教学中的音乐理解就是学生的“现实视界”与音乐文本的“历史视界”之间的“视界融合”，从而不断地扩大学生的“现实视界”而形成一个全新的视界。在人与音乐文本对话中所生成的新的视界中，既包含了学生的现实视界，同时也包含了音乐文本的历史视界，但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并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理解是主体间性的理解。主体的相互承认和相互尊重是理解或相互理解的前提。音乐的存在联系着诸多的关系:音乐与创作者、音乐与接受者、音乐与社会、音乐与民族等都集中表现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音乐是人类精神交往的重要方式。音乐与哲学、政治意识、历史意识、宗教、美学、伦理、心理的关系也更多地呈现为一种主体—主体间的精神交往。作为交往活动的音乐教育的包含着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师生与音乐文本等方面的主体间性内容。以师生与音乐文本所表现出来的主体间性为例，音乐教育交往活动中，师生都要围绕教学内容(音乐文本)展开，因此，师生与音乐文本的对话构成了音乐教育交往活动的重要内容。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主宰的音乐教育活动中，音乐文本是一个被动地等待着人去理解的对象，探寻音乐文本的原意是音乐教育活动的目标。如音乐欣赏所强调的对音乐创作者的意图或原意的理解，只要对这些音乐文本作者的意图进行揣摩和体验，就算是真正理解了音乐，至于音乐文本的语言和结构等只是实现音乐创作者意图的一种工具和媒介，其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主客二分”思维主宰下对作者的意图的探究式文本理解是无法达到作者与文本的真正对话。从交往的角度来看，音乐教育中师生与音乐文本的对话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关系。师生与音乐文本的关系不是一种“主－客”关系，而是一种“主－主”关系，即音乐文本是一种正在向接受者说话的主体。在这种关系中，人与音乐文本相互对话，在这种对话中，人理解着音乐文本，同时音乐文本也在进入人的内心世界，与之做着意义的交融。人们对音乐文本的理解并非把它作为客观对象去认识，获得关于它的知识，也不是把自己的主观臆想投射给音乐文本，而是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经验去理解，并把它视为与人生相关的东西，以此来影响和教化自身。这种与音乐文本的对话和理解是通过语言进行的。正如德里达也说过，“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由此可见，他们在根本上都把主体的存在归结为语言。这样，个体与文本便构成了交互主体的关系，即主体间性。在这种主体间性中，通过语言的中介作用，个体的现实视界与文本的历史视界进行不断地融合，并不断地形成新的视界。这样，对话就成了学生与音乐文本之间、现实和历史之间、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意义相联的纽带。

2．音乐教育的意义在生活世界中生成与发展

实际上，音乐教育中的理解与对话是以生活世界作为背景的，离开了生活世界，音乐教育的对话和理解也就无从谈起。因为音乐表达着人的生活世界，音乐教育传达和建构着人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又为音乐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及生成的土壤。因此，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意义在生活世界中生成和发展。我们知道，音乐是一种文化或文化中的一部分，文化是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之一。作为人类文化一部分的音乐需要实现其传承、延续、创新与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音乐教育是一种人类音乐文化得以保存、传递、延续以及创新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通过音乐教育所进行的文化传承作用于个体，建构了个体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体验。音乐教育在传承音乐文化的过程中，人们通过音乐理解其所承载的传统、风俗、思维、生活方式等内容，并经过学习和实践内化为自己的音乐知识观和结构，建构着可能的生活世界。如人们通过对戏曲或说唱音乐的学习把其所折射的伦理道德内化为个体的行为，从而建构着个体的生活世界。音乐是以人的方式而存在的，离开了作为个体的人，音乐也就不存在了。音乐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通过音乐教育在建构人的生活世界的同时，个人的生活世界同样不能忽视，因为个人的生活世界将会直接影响对音乐的理解。例如，在当前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中，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个人接触音乐的方式与途径日益呈现多样化和便捷化，当前学生所普遍乐于接受流行音乐的现象将会深刻地影响个体的音乐体验、音乐经验、音乐知识储存、音乐偏好等，而这都影响着人们的音乐观及其音乐行为，同时也影响着学校的音乐教育，如学生喜欢音乐但不喜欢音乐课就折射了此种现象。个人的生活世界离不开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个人生活世界的源泉与基础。个人对音乐的认知无法脱离音乐所赖以存在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在建构个人生活世界的同时，它也需要个人的不断解释而延续下来。如果不是个人不断地对文化传统进行解释、理解和继承，那么，文化传统也就很难传承下来。因此，文化传统与个人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双向互动与双向建构的过程，一方面，音乐教育活动使得人类的音乐文化得以保存、传递与发展。但在实际的音乐教育活动中，人们不可能将人类音乐文化的全部内容都传递和教授给下一代，而是通过浓缩、简化、提炼等方式有选择地传承;另一方面，个体通过自己的音乐学习，不断地形成新的音乐观，进行着对原有音乐文化的改造、创新，从而对人类的音乐文化进行着“反哺”，促进人类音乐文化的不断丰富、充实与发展。个人的生活世界与特定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个体存在的“母体”。因此，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等内容都是人们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教育在建构人的生活世界时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现实生活。因为“音乐是理解人类及其行为的手段，同样也是分析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工具。除了音响模式外，音乐没有为社会和文化添加任何东西，但它能够决定和引导社会、政治、经济、语言、宗教等等其他人类行为;可以作为理解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有效手段;还能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结构和体制”［12］。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流行音乐是人们音乐生活的主流音乐。大街小巷、校园里等人们的活动场所到处都充满着流行音乐的声音。学生在学校之外的场域中，流行音乐占据了其音乐生活的大部分或全部内容。流行音乐所蕴含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态度等都会影响并建构着人们的音乐生活，而这又对学校的音乐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学生不喜欢音乐教材中的内容。如此一来，学校的音乐教育很难达到其所预设的生活世界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音乐教育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世界，它需要在生活世界中得以发展。

3．音乐教育归属于人文学科

交往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交往理论；课程实施；对话

一、对目前课程实施观的分析

课程实施是课程汁划付诸实践的过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途径。对于课程实施实质的理解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其中关于课程实施观点的分类，美国课程学者辛德尔、波林和扎姆沃特的研究受到了课程学者的普遍认同。他们将课程实施或研究课程实施的观点分为三种：忠实观、相互适应观、课程创生观。

首先，课程实施的忠实观认为，课程实施过程即是课程实施者忠实地执行课程变革计划的过程。衡量课程实施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即是课程实施过程对预定的课程变革计划的实现程度。这两者的吻合程度越商就说明课程的实施越有效。反之，就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在忠实观看来，“课程实施”的涵义则是指教师将这些确定的由课程专家设计好的课程计划或课程方案等具体的东两在实践中落实的过程。可见，忠实观视野中的课程知识是由课程专家创造、选择并提供的，教师对课程知识的创造和选择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处于被动的地位。毫无疑问，教师只是充当课程专家所制定的课程变革’划的忠实执行者的角色。显然，教师和学生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被压制了，师生的价值无法得到体现。同样，课程实施的效果与专家预期的相差甚远。

为了克服上述这些缺陷，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课程学者伯曼和麦克劳林最先提出了“相互适应”的理念。这种观点是将课程实施看作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课程实施过程是课程的设计者和课程的执行者共同在课程目标、内容、方法、组织模式诸方面进行调整、改变与适应的过程。在卡日互适应观看来，课程实施过程中“相互适应”现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需要的。因为“课程实施”决不是课程汁划在课程实践中的简单执行，它应当包括在实施过程中课程汁划在U标和方法上的调整，突施者在需要、兴趣和技能方面的变化，以及组织的适应。相互适应观倾向于把课程变革过程视为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和不可预知的过程。为了使预定课适合具体实践情境的需要，教师理应对之进行改变。无疑，教师的主体性得以突显，他们是主动的、积极的执行者。但是，它忽视了学生的存在，湮没了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意识。同时，这也是“工具一技术”理性在课程实施中的反映，它忽视～人”的存在，把学生当作了有效实现社会目的的得力工具，学生的主体性虚置。

最后，课程刨生观强调，真正的课程是教师与学生联合创造的教育经验。它关注师生共同建构课程，认为师生主要不是课程知识的接受者，而是课程知识的创造者，成为建构积极的教育经验的主体。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立课程目标和内容。在课程创生观看来，已经设计好的课程变革计划仅仅是教师和学生进行再造的材料，是…种课程资源，师生借助于这种资源不断变化和发展。显然，相对于前两种价值观，这是一种新的课程观。课程创生观更注重师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它使师生的主体性得以解放，个性得以张扬，价值得以体现。教师和学生都是课程的主体，并能根据具体情境的需要创造自己的课程。然而，这种课程实施观要求教师具有课程专家的水平，可是就目前我国的师资水平而言，它的推广性受到了限制。只有引入交往性的课程实施观，方能对以这些缺陷进行补救。

二、交往视野中的课程实施

当前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于圆于二元论的世界观和工具理性的价值观，课程与学生一直彼认为是分离的两极，课程是客观的，课程主体缺失，创造性、价值、意义等对学生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东西，从未名正青顺地纳入过课程的视野中，更不呵能成为课程的核心。由于受制于书本客观知识，缺乏诚实有效的交往，主体性被虚置，导致学生人格的不健全发展。这样的课程观给学生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急需批判的。笔者认为，近年来影响广‘泛的“交往行为”理论能给予我扁示哈贝马斯把人类的社会行为分为四种，即目的性行为、规范删节的行为、戏剧行为、交往行为。目的行为是指行为者通过选择一定的有效手段、并以适当的方式运用这手段从而实现某种目的的行为，规范调节的行为是社会集团的成员以遵循共同的价值规范为观念的行为，戏剧行为是行为者通过或多或少地表现自已的主观性，从而在公众中形成一定的关于他本人的观点和印象的行为，而交往行为指的是至少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动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与前三种行为不同，交往行为的旨趣在于通过主体间语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以实现主体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依据这一理论，课程实施应该以价值理性的追求为重心。

由此可见，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对当前新课程的实施过程进行审视，课程实施的目的不再是试图恢复或符合课程设计者的意图和主旨，是专家、教师和学生相互问的对话、理解。在相互理解的过程中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智慧，不断形成新的意义、达成新的共识，并最终在新的理解的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形成新的课程知识和意义。课程实施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共享的过程，参与者之间的民主交往过程。在这个民主交往过程中，课程专家、教师、学生的主体性都获得尊重与提升，从课程的互动过程中丰富自身的价值。具体而言：

1．课程实施是师生与课程设计者理解互动的过程。

课程实施的过程是师生和课程设计者之间相互理解和互动的过程，师生对课程的理解正是通过其与课程设计者的分享、合作、交流、沟通而获得的。课程实施交往的内涵决定了课程编制应该是一个共享的过程，师生和课程专家之间不以任何一方为中心，不以使其中一方牺牲自己为代价，而是双方基于尊重的前提，在活动中相互倾听、相互理解、相互走进。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校本课程开发模式反映了这一趋势。在这一模式中，各方能够积极沟通，充分交流信息，能就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努力达成相互理解和一致。尤其是学生和教师获得了对课程决策和编制的发表意见的机会，这样使课程整合进实际的教学活动，为师生的交往提供真实的基础，为学生的有意义的发展提供帮助。这种模式彰显了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主体价值，它要求课程专家应深入第…线，进行全方位互动，打破了使学生和教师受制于外在的课程的僵局。毫无疑问，以交往性为基础的课程实施，宏扬厂学生个体的价值，让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形成自我，获得真正意义的发展。

2．课程实施是教师和学生间真诚对话和交往的过程。

交往理论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翻译；译者；平等；主体性

一、戴着镣铐的译者

综观西方的思想史，可以发现心物分离的二元对立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终蕴含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比如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信仰等诸多命题。”…这种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渗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在翻译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同样成为主宰。

译者与著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永远在著者的阴影下工作。以传统的“信、达、雅”“忠实”“通顺”等翻译标准为例，就是要求译者成为隐身人，成为机械的语言工作者，完全以著者为核心，以全面而忠实地传达著者的语言与风格为目的。

这样的标准集中于对外在规则的探讨与确立，语言成了一种纯粹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思想的镜像，译者则成为失去主体的机械的模仿者。这种理性传统使得译者片面追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唯一性和精确性”，希望通过设立普遍标准而使翻译规范化。这样的主客对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译者处于从属地位，也使得翻译走向单纯的技巧探索。

译者与读者间之间同样是不平等的。在译者与读者的关系中，译者在翻译时除了考虑是否按照标准运用语言、忠实原著外，还要考虑他的接受群体，并依据读者的需要决定自己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比如倾向于“归化”的译者考虑的是这样的译文更符合译人语的习惯，因此会帮助读者理解；而倾向于“异化”的译者是因为相信读者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总之，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喜好口味是译者所关心的焦点所在。

这样，著者就成为译者极尽所能“尽忠”的对象，读者在译者眼里又是尽力想要讨好的对象。“戴着镣铐跳舞”是多年来翻译界对译者地位的一种认同，有些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对译者的一种赞美。而实际上，译者这种“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是导致翻译舍本逐末、单纯追求外部标准、忽视翻译的本质与目的的根源。从根本上说，这是把翻译剥离出来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进行研究的方法。事实上翻译不是孤立的行为，不是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对话；它不是一种“主体一客体”的行为，而是“主体一主体”的行为。总之，翻译过程不是一种单纯的来料加工的生产过程，是以人为主体的交往过程。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联结两个主体的重要媒介，更应该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启示

1．交往理性的提出

人类的发展过程可以概括为通过理性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这种理性传统一直以来把人从世界中剥离出来。近代的科学实证的理性至上观点更是把主体的人与生活世界分离开来，人被抽象出来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世界则是这个思维主体的认识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这种理性传统在人文科学领域也泛滥已久，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问的关系也降格为主客体关系。当理性深入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那时的理性不再是一种思想方式，而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专制。许多哲人意识到理性带来的暴力，于是当代西方思潮一度矫枉过正地攻击理性，并把推崇非理性、反理性认为是抗拒工具理性异化的手段。

哈贝马斯针对理性泛滥、非理性矫枉过正的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他认为哲学的危机不是理性的泛滥而是理性的匮乏，认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工具理性侵入到一切领域，而人与人之间的主体交往关系不应受工具理性的控制，应按照交往理性进行。劳动生产过程崇尚工具理性无可非议，在这个过程中人作为主体，致力于征服作为客体的物与自然。然而人与人的主体之间却不应该是主客对立的关系，应该是通过对话达成共识，也就是一种交往行为。交往行为不是条分缕析的认知，不应该被机械僵化的工具理性所控制，不应因为拘泥于外在规则的理性解析而使交往无法达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为了沟通和理解。这种交往行为不是要完全摒弃理性传统，而是希望以人文理性取代机械的工具理性。所以，交往理性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人的主体地位，让具有人文关怀的理性成为人类交往能够达成的基础，而不是成为障碍。

2．交往理性与翻译

翻译研究在工具理性的侵袭下，一直以来以制定机械的翻译标准为主要目标，译者则在工具理性的压制下成为“译匠”。“这一观念(技术理性)波及到人文社科领域之后，人们在翻译研究中便制定出一系列的翻译标准、原则、方法和技巧，并将它们奉为金科玉律，尊为亘古不变的定理和公式，从而使译者在翻译时的手脚受到了钳制，主观能动性也无法得以自由发挥。”事实上，翻译是一种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它的终极目的是促成一种独特的交往，这种交往是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的人之间进行的。“人类活动的层面可以根据交往性活动的观念来进行划分，与其他种类的活动相比，交往性活动是为了达到意见的一致。”这也就是说，交往性活动是为了不同背景、不同意见的人进行交流，最终达成一致的看法。由于语言的障碍，这种特殊的交往需要有人来承担桥梁的作用。译者的作用就是进行语言转换，由此达成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人的交往。

哈贝马斯在谈到语言的转换时说：“语言所发挥的是一种转换功能：由于诸如感觉、需求以及情感等心理过程被转移到了语言的主体间性结构中，因此，内在事件和内在经历就转变成了意向内涵，而认知则转变成了陈述，需求和感觉则转变成了规范期待。”译者在翻译中就是发挥语言的这种转换功能，这种语言的转换必然包含译者的情感、个性等主体内容，因此不可能完全以外在技巧的标准要求和评价译者。译者一方面应当遵循翻译的基本规范，方面不能忽视自己的交往主体的作用。“哈贝马斯的语言观是把言语视为言语行为，这个行为施行时，包括两个部分，即施行部分和陈述部分。译文只是陈述部分，其施行部分则是译者的文化立场、目的性、审美倾向、个人偏好、译文读者对象的选择定位等等。”翻译的标准问题之所以长期纠缠不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把翻译视为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而忽视了施行部分即译者的主体性。

因此，译者作为交往过程的重要参与人，应当取得与著者和读者一样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强调，在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对话参与者的利益均在考虑之列，双方除了平等地探讨真理之外，一切其他的思想动机都将受到排除。翻译从本质上说应该还原为这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打破著者一译者、读者一译者之间的主客对立的关系。译者作为交往中特殊的参与者，享受与著者和译者平等的地位，他的行为可以接受辩论与商榷，但却不应受到任何外在规则的压迫。因此衡量译者的标准不应凭借以各种技巧为准绳的外在规则，而在于译者的语言能否传达著者的意见，同时又被译入语的读者理解，从而达成主体间的平等对话，达成理解与“沟通”。“‘沟通’词的基本涵义在于：(至少)两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共同理解了一个语言表达。”

译者进行翻译的终极目的是使外语读者与原语著者之间达成沟通，也就是说，能否达成意见的沟通是译者的根本任务，而非一味强求译者运用统一的策略、规范的方法。译者不可能只从语言规范上再现原著，译者在传达原著思想的同时必然带有其主体情感。读者也不可能只从语言技巧方面接受译者，读者所领会和接受的必然是带有独特的主体特点的译者。这种差异永远是翻译的必然存在，与其尽一切努力压制这种差异，不如以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差异，使翻译多元化，允许不同译本的存在，使读者从更宽泛的角度得以与著者对话。

(1)译者与著者的关系。译者是交往行为主体之一，必须拥有自己的主体地位。译者应该还原自己主体的身份，也就是说，对译者的评判决不能停留在“技”的角度，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的个性、气质、思想情感等主观因素应当受到尊重。然而，肯定译者的主体地位并不是以排斥著者为前提的。哈贝马斯主张的交往基础是主体间性，也就是说，各个主体应该以平等和谐的方式进行对话，单纯地强调某个独立的主体都不利于交往活动的实现。“哈贝马斯则强调这种个体主体的社会性一面，并把社会理解作为个体理解的参照与检验，反对把交往主体视作与世隔绝，天马行空，不受任何限制与制约的主体。”译者既不应被看成机械的外在标准的实践者，也不拥有随意而为的绝对自由，而应当成为主动承担桥梁作用的沟通者，那么评判译者是否成功的标准不应是外在的、僵化的语言技巧，而应考察译者是否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达成了有效的交往。

因此，著者和译者之间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译者应把自己放在与原著平等的对话者的位置，与原著进行平等对话。以这样的立场去翻译，译者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原著，它的译文也能真正地达成不同文化间理解的桥梁。

“理解这个词是含混不清的，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哈贝马斯的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理解的含义。达成理解的最根本的基础是两个主体，即著者与译者，以同样的方式去理解同一个语言学表达。也就是说，著者与译者在对待原文的态度上应该是平等的，绝不是“主体一客体”的关系，而是两个主体为实现交往进行的平等对话。这样，翻译就从形而上的抽象标准中走了出来，也从西方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中走了出来，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机械的暴力，走向了合作与交往，使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和谐地展开交流。

译者与读者的关系。译者不但不应成为著者的仆人，也不应成为读者的仆人。在许多翻译评论中，读者的意见成为评判译者的主要标准，而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充分考虑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能力，并依照读者的要求去进行所谓翻译策略的选择。比如对于《包法利夫人》中“Ellemort”是直接译为“她死了”，还是译为“魂归离恨天”更好。有人强调译为“她死了”会使读者简单直接地理解原著，而“魂归离恨天”会使读者误以为是在读中国的传统作品，从而毁掉原著的“洋味”。有人则认为“魂归离恨天”意境优美，能促进读者的审美趣味，直接译为“她死了”则会令读者味同嚼蜡。这种因读者的兴趣和接受口味而争论不休的翻译评论，最终会抹杀译者的主体性，抹杀译者的个性思维及情感取向，从而使译者成为完全以读者的口味为转移的“奴隶”。

其实，真正的翻译家都是在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情感、个性融进翻译中，使翻译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只要这种个人色彩把握有度，不但不会破坏翻译的效果，反而使译文更生动。大翻译家傅雷n们曾这样说道：“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也就是说，翻译绝不仅仅是技巧问题，而首先是个人的气质禀性的反映与呈现。因此，译者虽然承担着必须恪守规范的语言转换的任务，但是由于这种转换不是单纯的机械行为，因而有着很强的主体性。“Herm~neus(诠释)的任务却恰好在于把一种用陌生的或不可理解的表达的东西翻译成可理解的语言。翻译这个职业因而总有着某种‘自由’。”翻译中合理适度的“自由”就是要译者保持自我，不能成为被读者的价值取向左右的机器。

三、有效交往的达成

译者既不能在著者面前隐去自我，也不能面对读者埋藏个性。译者应该站在与著者和译者平等的位置上，为达成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语言背景之间的人们交往服务。在达成交往的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一个言说者，他的目的不应集中于应该运用“归化”的技巧还是“异化”的策略，不应单纯考虑“形似”还是“神似”的翻译方法更适当，而应把目标放在如何达成理解上。也就是说，译者要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以使对话有效。“当主体间达到了‘同意’或‘认可’时，交往就是‘有效’的，同时也就表明，包含在话语中的“有效性要求”得到了Einlosen(兑现或验证)。”译者的核心任务是把外来文化中的作品译为本国文字，使文化背景不同的主体间达到“同意”或“认可”。关于如何达成有效的交往，哈贝马斯提到了一些要求：“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提供(给听者)某种东西去理解；由此使他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以及达到与另一个人的默契。”

具体到翻译领域，这应该是对译者的基本要求：正确、真实、真诚。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当关注的是真实反映原著的思想及文化内涵，应该使用正确的，可以进行交往、达成理解的语言，并且回归主体意识，关怀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为各种与自身感受相悖的外在规则所困扰，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认识及意见，承担起沟通的重要责任。译者首先要“同意”或“认可”原作者的文本，再用适当的语言转换这个文本，使译入语的读者“同意”或者“认可”。作为翻译的主体和文化交往的重要承担者，译者对原作的“同意”与“认可”必然受到其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影响。在当译者“认可”了某一文本并开始进行语言转换时，他选择的翻译策略，即使读者理解他的手段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重“形似”还是重“神似”很大程度上是译者个性与价值取向的体现，而非由机械的外部标准所决定。

由此可见，译者作为译入语文化的一个成员，其审美取向、意识形态、价值标准等必然会深深打上独特的烙印，并影响到他的翻译行为。译者的主体性必然地活跃于翻译的全过程，从译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选择直到翻译技巧与策略选择都包含着译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任何主体都不是孤立的，而翻译则是译者这个特定时期的文化载体和源语文化的能动的沟通与融合。当译者摆脱了“奴仆”地位和“翻译机器”的尴尬时，就会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积极地介入交往行为。译者主观性的提升会使译本带有强烈的再创造特点，这也正说明了翻译界要做的是提供不同的译本，让不同的译者对原著进行阐释，从不同的侧重面达到交往目的，而不是用外在的规则要求译者整齐划一。这就要求我们对待翻译更为宽容，对待译者更为宽容，允许译者的不同诠释，允许多种译本的存在，使交往在开放的、平等的语境中更加有效，更加合理。

交往理论范文篇10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3—0092—08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向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提出了如下问题：（1）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属于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2）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交换形式，具体地说，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3）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如何的，它们怎样有机结合成统一的生产关系体系？显然要回答改革实践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首先必须对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

1

传统生产关系理论主要指的是以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分析为经典所形成的观点。它通过哲学教科书的系统阐述和哲学工作者的广泛宣传，已变为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学术界的共同概念。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时，提出了“四环节说”和“三方面说”，以及把二者综合起来的“三层次说”。“四环节说”是把马克思分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转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当作构成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其实应当是生产关系存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之中，至于存在于各个环节中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恰恰是需要揭示和说明的。“三方面说”是斯大林所做的揭示和说明，他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P594）。哲学教科书在系统阐述这个观点时，把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四环节说”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说”综合在一起，把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表述为三个层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以及它所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复杂体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从以上所陈述的观点可以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存在着两个局限性：第一，这种理论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而排除了对其他关系的考虑，至少是忽视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其他社会性的物质关系。应当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的历史阶段，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不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以生产斗争为核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中，这种理论却陷入了解释困境，暴露出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我们在农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一大二公”的组织。对于这件事情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解释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使用土地的自主权，并把分配成果同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一句话就是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只是最表层的解释，从深层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更适合以手工工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也更适合那时中国多数农民个人的活动能力。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不仅指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要适合，而且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也要适合。

第二，传统生产关系理论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正确的：（1）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并且是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解释生产关系的内容时，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然是基础。（2）只有在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成为经济基础时，生产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分割关系才被凸显出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才能被看作基础，由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只要改变一下上述条件，把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关系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都包含在生产关系范畴之中，并且在同生产力的联系中来考察生产关系体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未必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在改变着上述条件，它需要我们围绕生产力发展这个核心来重新思考生产关系体系的构成及其内在关系。

2

生产关系概念是由交往形式术语演变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交往形式术语，并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交往形式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在这部著作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但在表述这些基本思想时所使用的术语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含义比较宽泛，交往形式术语就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后来进一步研究的著作中就很少使用交往形式术语，而在表达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时则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概念，并在使用生产关系概念时突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概念在以后的解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简单化，直到今天人们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这才产生了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解释的困难。

人类思想史证明，一个思想、一种理论一旦成熟就容易被教条化、简单化，思想只有在形成时期才具有无限发展的生命力，形成时期的思想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是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理论，要回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有必要重释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从理论渊源上来理解生产关系理论应有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的发展”[4]（P25）。分工一方面使人们处于利益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必要，利益的对立和交往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交往形式中，而且又不断产生这种交往形式。这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P41）。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交往形式实际指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也可以称为物质利益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无论用什么术语表达，它反映的对象就是市民社会（经济社会），而实质只能是“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那么在生产力发展出现分工以后的历史阶段上，各个人之间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依据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交往的中介物，可以把各个个人的一切物质交往的内容具体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生产工具（物质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劳动能力交往；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劳动产品（物质劳动产品）为中介的社会需要交往；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以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劳动交往。

3

首先是以生产工具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能力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人是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出现的，他之所以能够使用和支配工具，只是因为他具有劳动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人的智能和体能。因此，在这种交往中，人与人进行物质交往的实际内容是因使用和支配工具所发生的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这种交往发生的范围是在“具体劳动”或“个别劳动”过程中，这是直接生产的过程，因而同生产力之间具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既然这种交往是以生产工具为媒介的，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说是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劳动能力的交往和交往形式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在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工具，马克思把它称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劳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是“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4]（P71），“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4]（P72）。单独的个人“只要具有普通常识”就能够支配和使用工具完成具体劳动。每一个劳动者既是一个依靠体力活动使用工具的工具劳动者，又是一个依靠脑力活动支配工具，并使自身活动（活工具）和生产工具（死工具）相协调的管理劳动者。因此，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4]（P58）。手工工具的经验技能性特点还没有产生出真正的分工，至多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存在一些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场合只要靠经验就可以协调大家的活动，管理活动还没有被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独立劳动。但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劳动还不是独立自主的活动，它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支配，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物，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者从生产过程的外部，即从政治上层对具体劳动过程和劳动者进行统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在具体劳动过程的外部形成对立。政治权力对具体劳动过程的统治代替了管理。

在以大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成为机器，马克思把它称为“文明所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这种工具使“各个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4]（P71），在同一时间内相互交换其活动。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机器的应用使“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力之间实际上已经必须完成分工”[4]（P72）。“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4]（P71），它一方面要求把操作机器的人变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机器的构成把工人分解为从事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简单操作者，成为活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按机器的性能和运转规律组织协调不同工序、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劳动者之间互换活动的工作交给脑力劳动者。因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个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段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2]（P367）在手工工具生产中，劳动者是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器生产中，具体劳动过程内部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管理活动的职能。这种职能最初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兼任，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管理就具有二重性质：“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2]（P368）但进入20世纪之后，生产力发展使机器工具自动化和复杂化，从而使管理工作中的技术因素增加，使管理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需要靠科学头脑指挥的专门职业，具体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变为股东和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而把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交给了懂得经营的内行们——董事会和经理阶层。因为在现代生产活动中，“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3]（P394）。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才能看到具体劳动过程成为独立自主的活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过程，这是社会直接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

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它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的性能和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当这两种工具分离时，这仅仅是抽象的可能的生产力，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实现二者结合的社会条件，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之外，更重要的还有生产组织形式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外部条件，即在进行具体劳动之前就必须确定的前提条件，而生产组织形式则是内部条件，在整个具体劳动过程中始终必须依靠这个条件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就表现为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生产工具性能所决定的劳动者之间能力交换的产物，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形式，是劳动者个人借以实现自己活动的社会形式。同时，这种生产关系（即生产组织形式）又是管理劳动者借以进行管理的手段，他们运用、巩固、维护和不断完善这种关系来维持生产过程的秩序，使生产过程能够顺利的正常进行。因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矛盾。生产组织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工具的性能，这里说的生产工具包括使用工具的劳动者，他们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执行的是活的生产工具的职能。因此，“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行为或活动的关系”[4]（P78）。生产组织形式必须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能力相适应，有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

正是在上述层次的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具体解释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60年代我们在农村搞过“三自一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比较适合我国的农业生产力状况，即手工工具的性能和农民的劳动能力。后来在城市改革中，人们把这种承包制形式搬到企业生产中却遭到了普遍的失败，根本原因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不适合大生产。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如果我们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那就必然会曲解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误以为不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行。因为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不同于作为制度内容的生产关系，这两个层次尽管有联系，但却不容混淆。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有些企业生产搞得好，有些企业生产搞得不好，关键的问题是管理，而管理的内容就是创造出更能适合生产工具性能和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并使二者协调起来的生产组织形式。

4

其次是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人是作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和交换者出现的。作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他有权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而他之所以成为交换者，是因为分工把他的劳动产品变为个别劳动的产品，生产发展又使他的需要成为社会性需要，即成为不断增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他只有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社会性需要。这种交往的社会条件是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人与人交往的实际内容则是因占有和交换劳动产品而发生的社会需要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发生的范围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它包含了所有具体劳动过程。不同的具体劳动通过劳动产品的联系构成了社会总体劳动。劳动产品的联系实际是以劳动产品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社会需要交往，这种交往随着劳动产品的存在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在小生产阶段，具体劳动内部没有产生真正的分工，因而具体劳动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社会分工，它们之间缺乏经济联系，各自独立生产着自己的必需品，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产品这时以实物形态存在着。但是在整个社会内部却已发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和对立。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并脱离开物质劳动过程，他们把物质劳动的重担全部转嫁给体力劳动者。物质劳动就是具体劳动，这种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但要维持劳动者的生存，而且还要养活脱离物质劳动的社会统治者。社会统治者和具体劳动者之间以劳动产品为媒介必须发生交往。但是这种交往不是以劳动产品的交换为基础，因为具体劳动还不是受法律保护的独立自主的活动，而是受生产资料占有者支配的活动，具体劳动者还不是为自己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为统治者、为自己的主人而生产。因而他们的劳动产品还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还无权进行交换。社会的统治者根本就不劳动，他们没有什么劳动产品可以交换，在社会内部他们也不需要交换劳动产品，而是直接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进行剥夺，把具体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据为己有。这是以对劳动产品的掠夺为基础的交往。交往的实际内容只能是这样的社会需要：一方是统治者需要劳动产品，这是他们的物质需要；另一方是具体劳动者需要权力保护，这是他们的生存和进行具体劳动的安全需要，也是他们生存和劳动的社会条件。一切具体劳动都必须同社会统治权力进行交换，用他们劳动的产品换取对自己生命和劳动的权力保护，而社会的统治者则利用自己的权力来索取一切具体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供他们享受，并以此来巩固、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力。因此，这种交往产生了社会统治者对具体劳动者的直接统治和剥削关系，产生了人身依赖关系，产生了权力经济（也叫自然经济），即依靠社会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统治。

在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阶段，具体劳动内部产生了真正的分工，因而在具体劳动之间也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分工。具体劳动成为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生产活动，它们的劳动产品也以商品形态而存在。具体劳动之间必须进行产品交换才能进行再生产，而且具体劳动之间也能够进行产品交换。因为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劳动已成为受法律保护的独立自主的活动，生产资料所有者不是在具体劳动之外，从政治上利用统治权力支配劳动，而是在具体劳动内部利用经济力量支配着生产过程。生产资料所有者也就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产品交换也就是商品所有者之间进行的交换，而且是平等的交换。交换的实际内容是他们之间的社会需要，这种社会需要是以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更丰富更全面的需要。要满足这样的社会需要，具体劳动的产品不但必须同一切其他具体劳动的产品之间发生交换，而且还必须同社会中非物质生产性的活动产品之间发生交换。这是一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把人类各个具体劳动在性质上的差别性消灭掉，抽象为在性质上相同的人类一般劳动。一切具体劳动只有在同其他活动的交往中转化为货币，即转化为人类一般劳动，才能成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便是无效劳动。把各个具体劳动联合起来构成社会总体劳动的力量已不是外在的政治权力，而是内在的经济力量，即货币的力量，货币取代了已往的社会统治者成为新的权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产生了社会总体劳动，这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即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扩大的生产力。当劳动产品以实物形态存在时，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的力量是政权力量，这种结合是外在的结合，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扩大的生产力仅仅是量的扩大而无质的飞跃，把一万个小生产式的具体劳动结合起来仍然是小生产。但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时，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的力量就成为纯粹的经济力量，即货币的力量，货币从经济运动内部把性质不同的具体劳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扩大的生产力就成为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样，我们从社会总体劳动范围来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会发现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实际指的是社会总体劳动，即扩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指的是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方式，即劳动产品所有者之间的交往形式。在大生产阶段，当劳动产品以商品形态存在时，劳动产品所有者之间必然发生的交往形式就是商品交换关系。

也正是在上述层次的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提出对证券、股市这些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东西要坚决地试。因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劳动产品还只能以商品形态存在的情况下，要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就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关系，使具体劳动成为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生产活动。依靠货币的力量，运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各个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社会总体劳动。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交换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明确化和普遍化，它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范围内，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的形式，它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

5

最后是以生产要素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往。生产要素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这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因素，其中生产资料是已往劳动的结果，是凝固化、物态化了的人类劳动，马克思把这称为“死劳动”。劳动者是从事现实劳动活动的人，因而被马克思称为“活劳动”。无论“死劳动”还是“活劳动”，都是人类劳动本身。以生产要素为媒介所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的实际内容就是劳动本身的交往，具体说就是“死劳动”和“活劳动”的交往，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成为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能力交往和社会总体劳动中的社会需要交往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因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5]（P44）。

在原始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是直接的结合。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才以它们的分离为前提，这种分离是由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由分工所导致的，“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4]（P73）。在小生产阶段，由于分工还不发达，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还没有彻底分离，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同时也占有了劳动者（如奴隶制），或半占有劳动者（如封建制），劳动本身的交往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依靠政治统治力量强制性地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起来。只有“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的时候[4]（P72），“活劳动”与“死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才彻底发生分离并陷入对立，劳动本身的交往才成为必然，“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4]（P73）。这是只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条件。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形式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往产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因而以它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的劳动交往及交往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当劳动者被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生产资料主要是奴隶时，就产生了奴隶制；当劳动者依附于土地，而土地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时，对土地的等级占有产生了封建等级所有制；当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而资本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时，对资本的占有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必然是不同的，由此所决定的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也必然不同。因此，我们看到了私有制社会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不劳而食者和劳而无食者等社会矛盾现象。这些就是传统生产关系理论所反映的实际内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着眼于以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劳动交往形式问题，在这种交往形式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但是，物质利益在分割之前首先必须实现出来，或者创造出来。要创造出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人与人的合作。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合作需要特别强调：最直接最基本的合作是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种合作表现为以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劳动能力的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使许多劳动者齐心协力使用工具生产出劳动产品；比较间接和复杂的合作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种合作表现为以劳动产品为中介的社会需要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使不同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转化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劳动，或者成为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产品交换形式也看作是生产关系，在这两种交往形式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是以劳动能力合作关系和社会需要合作关系表现出来的，它们实际反映了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是由一定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物质利益关系包括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物质利益关系本身也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矛盾关系，合作体现了人与人利益的统一，分割表现了人与人利益的对立。人们只有合作才能做为社会力量去改造自然界，创造出人们的物质利益。而物质利益只有通过分割才能落实到不同的社会集团，最终成为个人的消费品。在物质利益合作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合作关系：即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能力合作关系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社会需要合作关系。在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阶段的分割关系：即生产过程之前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生产过程完成之后的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在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和合作关系之间，应当强调分割关系贯穿于合作关系之中。因为在具体劳动之前必须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具体劳动过程的始终；在社会总体劳动形成之前必须明确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贯穿于产品交换过程的始终；最后以产品的分配关系实现了利益的分割，而分配又是一次新的占有。这种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又成为决定经济制度性质的标志。因此，当人们为了变革社会制度，需要确定不同社会制度的性质时，人们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并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当作基础性的关系，这无疑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但当人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我们必须注意生产关系中所包含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在不改变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这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交换形式的变革将具有更突出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0—03—23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