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法范文10篇

首先，监督司法，监督的主体是不特定的，其范围很广泛。司法监督，监督的主体则是特定的，这就是说其主体被限定为司法。这里的司法，可以指司法机关，也可以指司法行为。司法机关的外延，习惯指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这是因为宪法赋予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相应的司法职能。作为一个流程，对司法，曾经有过一个形象化的比喻，说的是经过必要的不同的工序、不同车间而生产出一种产品。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规定：“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因此，国家安全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一样，应列入司法机关范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994年12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第10条），“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第2条），故而，司法行政机关同样应列入司法机关范围，也无疑义。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公安机关除了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外，还承担着道路交通安全、消防、边防、社会治安等职能，称其为司法机关未涵盖行政执法职能，故偶尔见有“公安、司法机关”的提法。这里有一个疑问：“司法机关”是不是包含司法行政机关在内?显然，这类提法也不完善。还有将司法仅限于审判机关提法，这与我国的政治体制不符。本文未能进一步展开相应的概念论述，但是，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都承担有司法职能，这可以达成共识，不会引起争议。

司法行为，是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可以是一个机关的行为，也可以是两个以上机关的行为。司法监督，监督的主体可以指司法机关，也可以指司法行为，主要是从汉语语法意义上说的；从法律意义上，一般指司法机关，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其次，监督司法与司法监督，所指的监督对象不是同一个范围。监督司法的监督对象一般仅限司法机关、司法行为、司法人员。司法监督的监督对象要广泛得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宪法第135条）。互相制约，分工负责，是司法机关之间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第129条）。人民检察院履行的法律监督，涉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是司法监督；人民法院履行的审判职能，对起诉是监督，这也是司法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机关上、下级的领导或监督，同样是司法监督。此外，在行政诉讼中，审判机关对行政行为评判其是否合法，当然，这也是司法监督。也就是说，司法监督的对象不仅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而且还有行政机关。

同时，应当指出，在三权鼎立的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可以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是这些国家司法监督的真正含义——政治法律意义。在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中，这一立法行为是司法监督的对象。司法机关借以制约议会的权力，制约立法权。也就是说，纵览各国，司法监督的对象可以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本身。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采用美国模式，由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在正式起草宪法之前，王宠惠发表了《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分析了两种宪法监督模式，“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无权以解释者，为欧洲大陆法派。其意若曰，法律之有效无效，每与一国政治有关。当立法之始，立法机关对于宪法固已完全解释之矣，使其为抵触宪法之法律也，则立法机关必不决议之。换言之，立法机关所决议之法律而经正式公布，必其无抵触宪法者也。谓法院对于法律抵触宪法之问题，有权以解释之者，为美派”。“美派之所以反对欧洲大陆派之主张有三。立法机关不宜自行解决其所定之法律是否抵触宪法，一也；议员数年一易，对于宪法恐难有划一之解释，二也；法律一经决议公布后，若果与宪法抵触而法院无权以判决之，恐无补救之余地，三也。且也，若法院无解释宪法之权，则法律抵触宪法时，无人为之监护，而宪法之效力遂不能独伸，甚非所以保障宪法之道也。”法院解释宪法“不几乎法院之权独优秀，而司法机关且立于立法机关之上，而可以凌轹立法权乎？曰，是不然。夫解释云者，与取消迥异，不可不辩也。夫法院解释宪法之问题，纯然由事实发生，非无端而解释也。盖必有一定之案件，争辩于抵触宪法或不抵触宪法之间，而法院乃不得不行使职权，以判决法律之是否有效，此其所以异于取消也。至若取消之权，惟立法机关有之。是故命令而抵触法律或宪法也，则国会有权质问政府，而使之取消。法律而抵触宪法也，国会亦有权决议一法律以废止之，此取消之权也。……况乎立法机关于立法时，犹可为抽象之解释。与法院之对于案件发生时，始为具体之解释者，仍属并行不悖，然则立法无失权之患，司法有匡救之美，不亦善乎？”[2]由此他得出结论，“吾国宜宗美派，以解释宪法权委之于法院。且以明文规定于宪法，以为宪法之保障”。

同一时期由毕葛德草拟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对美国的宪法监督模式倍加赞赏，“美国宪法之制作者所注意者，乃设法取消违宪之法律，使归于无效耳。其结果也，使全国之法官，以取消违宪之法律为己任。故法庭执行之法律，胥以宪法所裁制者为依归也。以法官为法律之保障，乃唯一之善制”。[3]

国民政府时期，1932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准备在中国实行宪政。国民政府的宪法草案研究程序明确提出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何种机关？我们看各国的宪法，关于宪法的解释权，有属于国会的，有属于普通法院的，还有特别设立宪法法院，专作宪法解释工作的。将来我们的宪法解释权，是属于国民大会呢？还是属于司法法院呢？还是特设宪法法院呢？请大家斟酌”。1937年，国民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规定宪法之解释权归司法院。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确立了与五五宪草中的总统独裁制截然不同的体制，总统处于虚尊的地位，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类似于责任内阁与议会的关系，这次修正又把宪法的解释权交给了法院。

2.由专门的机关来实施宪法监督。民国初期，国民党在其宪法主张中明确了宪法解释权应属于专门设立的机关，“弹劾国务员，限于违宪行为，则弹劾之审判，乃判定其行为是否违宪。质而言之，实解释宪法之意旨也。”故此种审判权应属于何种机关，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把它赋予了司法机关，那么就会破坏权力之间的制衡，因为虽然司法独立，但司法决非在立法和行政之上；如果把这种权力赋予参议院，（美国、英国、法国）也有弊端：一是如果国务员与参议院串通，可以任意蹂躏宪法；二是参议院是一个政治机关，难以严密之法律眼光，下正当解释。故审判国务员弹劾案，以另行组织一专门机关为宜。梁启超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规定：“宪法有疑义，由顾问院解释之，宪法上之权限争议，由国家顾问院裁判之。顾问员不得兼为两院议员或国务员。”

一、问题

随着《监督法》的深入贯彻与实施，司法监督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适应之处，一些共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四多四少”：从监督方式上看，温性监督手段多，刚性监督手段少。在进行司法监督过程中，往往只采取蜻蜓点水式的听取专项工作报告、视察、执法检查等一般性监督手段，很少或者基本上不启用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罢免等刚性手段，致使监督力度不大，监督效果不明显，体现不出司法监督应有的深度和实效。从监督范围上看，对事监督多，对人监督少。监督的应然原则是扶正、查偏和纠错，但是在司法监督过程中，对查出的问题，只对事、不对人，查的多、纠的少。一般都是要求司法机关自行整改，尤其是很少对相关责任人依法启用刚性手段，往往只强调支持而忽视监督，不能很好地实现监督与支持的有效对接。从监督路径上看，常规性监督多，专题性监督少。目前通常采用的监督方式是听、审、议、决，即：听汇报、听报告，审议工作报告，看典型、看资料，形成决议、决定，很少组织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和专题调查，对发现的问题也多数是通过提意见和建议的方法来解决。从监督效果上看，程序性监督多，实质性监督少。司法监督工作一般是按部就班进行，多数是表扬肯定的多，批评建议的少；注重程序的多，督促落实的少，在一定程度上存有走过场、图形式之嫌，不能很好地体现出司法监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二、成因

当前，影响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监督的因素是多重的，归纳起来主要源于“四不”：监督主体不主动。主要是监督意识差，这是一个普遍存在并带有共性的问题。有的存在“无位、无为”思想，对于司法监督，尽量能不监督的就不去监督，即使进行监督，也只是实施一般性、常规性、浅表性的监督；有的重和气，讲支持，认为在实施“十二五”规划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司法监督问题都是一些实质性的矛盾，怕影响各方面的关系，怕超越法定职权，怕出现负面效应；有的监督力量薄弱，监督者本身就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缺少监督必备的法律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就限制了司法监督的深入开展和有效实施，出现了不想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的现象。监督程序不直接。一是监督信息不畅通。目前通行的监督方式是采取听取工作报告和执法检查等这些常规的、宏观的监督方式，而这些信息多数源自司法机关本身，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笼统性，缺乏应有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二是受任人员不了解。人大常委会对任免的官员实际约束力不强，影响力不大，任免与监察结合不够，对司法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由谁调查、怎样启动调查、调查结果向谁负责不明确，不能实现有效的控制。三是监督手段不直接。根据人大监督权的法律评判，从法律层面上讲，人大监督权侧重于对监督对象起威慑、督促、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评价性、批评性、督促性、通告性的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目的，不直接去纠正、处理违法行为，不直接去对司法机关的审判结果作出任何处理，而只能监督司法机关自己启动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督促其依法予以纠正。监督依据不充分。从工作实践看，《监督法》虽然规范了各种监督形式的大致程序，但是还比较原则，对监督的内容、范围、程序、处置措施、监督机构、监督的权限及其承担的法律后果等，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有的还没有规定。尤其是对刚性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起来比较困难，在具体工作中，很难把握好参与不干预、监督不越权、支持不失职的监督原则。监督手段不丰富。目前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仅限于在人代会上、常委会上听取工作报告，然后进行审议，或就某一方面的工作进行简单的听、审、议、决。监督内容单一，监督形式也比较单一。另外，各种监督手段之间缺乏程序上的连续性和衔接性。

三、对策

为全面实施“十二五”规划，进一步增强司法监督工作实效，必须不断研究和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为此，特提出如下对策和构想。

「内容提要」监督法从制度层面，为个案监督之争画上句号，意味着司法监督制度走向明朗化。个案监督毕竟只能解决个别矛盾，而类案监督则能推进制度性、倾向性、普遍性问题的解决，这正是类案监督优于个案监督的根本所在。

个案监督之争尘埃落定人大对司法机关具体案件实施监督，即人大个案监督，始于1980年代后期。资料显示，人大最早介入对具体案件的监督是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机构对辽宁省台安县“三律师案”的监督。

1984年年底，辽宁省台安县三位律师因为依法履行辩护职责而被指责犯有包庇罪，两次遭到逮捕，蒙冤长达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受理后，根据常委会领导指派，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一致确认这是一起错案，应予纠正。辽宁省鞍山市检察院于1985年纠正了该案。然而两年之后，鞍山市检察院又重新认定三律师犯有“包庇罪”，第二次将他们逮捕入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多次过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干预下，到1988年12月，鞍山市检察院才彻底纠正了这一错案。

台安县“三律师案”后，地方人大开展司法监督开始提速加力。1987年11月，《辽宁省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司法工作的暂行规定》率先对个案监督问题作出规定。此后，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甚至市县一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了有关加强人大对重大违法案件监督的规定。其中，广东、江西、江苏等省还专门出台了个案监督的规定。这导致1990年代前后个案监督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广泛开展。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关于个案监督的争论，争论焦点是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和运行规程。

支持者认为，宪法和组织法关于人大监督法院、检察院的职权规定，就是人大开展个案监督的法律依据，人大司法监督当然可以包括具体案件。个案监督可以由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人大专门委员会及常委会工作机构分别开展。

反对者指出，个案监督缺少具体而明确的法律依据，人大监督案件会影响司法独立。人大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缺乏司法实践经验，在常委会会议上讨论一个案件明显不妥，而以主任会议和工作机构的名义对司法案件的定性判决进行督办或施加影响，甚至以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名义批转督办案件，其程序公正性令人怀疑。

摘要：会计界早在几年前就对会计监督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本文以目前经济社会在会计监督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切入点，阐述会计监督工作中出现弱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并根据问题的本质提出几点改善建议。

关键词：会计监督；弱化原因；建议

对于会计工作而言，会计监督是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使会计工作规范化并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保障财务和社会经济按照一定的秩序运行，国家财政部门需要在政策上对会计工作进行监管和引导，其工作包含对会计相关政策及标准的制定、法律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监督，以及对于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资格的确认，确保会计从业人员行使自身的职权，监督并引导基层工作单位积极提升相关的会计工作能力与水平。加大对会计工作的监管力度，既可以强调财经纪律的重要性，又可以保证国家预算、计划的全面完成，使各单位自觉提高经济核算能力，降本提效，也利于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

一、会计监督工作弱化的原因

通过对现实中发生的经济案件的分析，归纳出导致会计监督工作存在弱化现象的四个因素。（一）我国会计人员的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会计监督工作的实行。会计管理体制(systemofaccountingadministration)通常是指某一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在某一特定的时期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工作所存在的各种活动采取强制性的干预和控制手段，进行一系列制度和体制上的约束，由此所制定的一系列需要遵守的规章规范。目前，我国公司的管理体制是由公司自主设定的，对于会计从业人员的管理和会计工作的规范都是各公司根据本公司的现状和会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财务部门或单位主管部门仅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从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资格等方面的管控。在我国的体制下，从事会计的工作人员虽然隶属于工作单位，但却受制于工作单位的行政领导。《会计法》授予会计从业人员监督公司一切经济活动的职责在该种体制下很难履行，因为现实发生的很多经济案件都是管理人员与会计人员“共同合作”完成的，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会计从业人员受到从业单位行政领导的制约，会计从业人员与其所工作的单位管理者存在相同的利益。由于这种体制的局限性，使得会计监督工作很难有效的实施。（二）单位负责人的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单位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大大降低了监督的有效性。目前，大部分公司所运用的是“一支笔”的财务审批制度，即会计从业人员仅按照单位负责人或法人的安排办事，虽然审批机制得到了一定的保证，但由于审批机制不规范，内部监督机制不完善，容易导致“内部财务暗箱操作”问题的发生。加上单位负责人的法律意识跟不上行业规范的发展，对行业内规章制度的认识不够透彻，在自身利益的诱惑下，委派甚至指使下级相关会计人员或会计机构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小动作，破坏行业制度，引起腐败新闻的发生，会计工作者以及相关会计机构履行内部监督的职责和举报违法违规会计行为的义务不能有效进行，更为腐败作风的快速蔓延铲除了绊脚石。相关单位负责人薄弱的自我约束意识加上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严重影响了会计监督的真实性。（三）从整个行业来看，会计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道德素质也有待提高。会计是记录企业经济往来、保证企业资产合理有效运行的一项特殊职业，是提升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保障社会公众利益的一门实用性、专业性学科。会计从业者在参与会计这项严谨的工作之前，已经通过国家统一的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并具有了从事会计工作所需要的综合素质以及职业道德修养。会计人员从事与公司财务有关的工作，其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在各项工作中尤其是会计监督工作中发挥显著的作用。根据《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相关规定，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具备一定的独立性，必须依据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根据国家统一的会计法律法规，客观、真实的记录公司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经济往来明细。但许多经济案件表明，会计从业者的责任心不强，法律意识薄弱，自制力低下，易受到单位负责人的影响而谋取私利，使会计监督形同无物。（四）监督体系不完善、流于形式的监督方法，导致监督有效性的下降。目前，会计工作中存在的审计、会计咨询、验资等工作都是由持有注册会计师证的会计人员组成的会计师事务所统一进行。审计工作的根本特征就是独立性，这一特征确保了审计工作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但是，这种审计权力是企业赋予的，只能在企业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审计，所以，对企业起不到任何的控制作用，只流于形式。此外，政府监督——财政、审计、税务等监督各部分各自为政，管理零散，审计的范围不广，部分审计人员的专业性和相关法律知识不到位，审计的过程不严谨，对查处的问题不重视，造成会计人员对会计监督的防范松懈。

二、加强会计监督的几点建议

本文作者：叶青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一、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的起源是商人们追求效率的结果，起初人们商定将争议交由第三方决断，并凭自觉去履行和维护该第三人的决断。后经过长期的实践，仲裁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最终亦以一项制度化的司法外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被纳入国家的纠纷解决体系之中，并凭借自身的契约性和“一裁终局”的制度特点被人们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仲裁与国家司法之间的联系与制约也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焦点之一。必须明确的是，仲裁权是仲裁员的权力，而非仲裁员的权利，二者的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项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制度”。而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正是由于权力的行使并不像权利一样以他人履行义务为条件，而是可以运用自身的强制力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故权力是一种附有强制性的存在，“在它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故必须通过另外的权力加以制约。仲裁裁决作为仲裁权体现的最终方式，对其监督则是权力制约必需内涵之一。另外，从仲裁权的来源来看，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特点，仲裁权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以当事人的授权为基础产生的，因此仲裁权的行使不得超出仲裁协议的约定，引申之意就意味着必然需对仲裁权是否属“无权仲裁”或“越权仲裁”进行监督和审查。同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自确立之初就不是无限制的，当事人得“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而是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是有效的。”除了个人的意志和社会道德的影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更是由法律规则调整和确认的结果。以此为基础的仲裁，换句话说也是国家法律对当事人选择仲裁意志的肯定。同时，仲裁作为司法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模式定位亦是为国家法律确立为保障的，《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更是对仲裁权的行使进行了规定，而仲裁权的法律概括授权进一步说明了仲裁应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督。仲裁领域并不存在“法律真空”，仲裁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必然要受到一定法律体系的控制和约束。法院对仲裁的适度监督能够起到促进仲裁发展的作用，不仅是为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以获得人们的认可，而且法院的监督本身亦可促使仲裁员审慎仲裁。包括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方式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选择。

二、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范围之争——确立以“程序正义”为标准

尽管应对仲裁制度进行司法监督是个不争的事实和结论，然而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却广泛存在着“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两家之争。“程序监督论”者认为，法院只能就仲裁裁决做出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对于仲裁裁决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内容所作的裁决将不予评判；而“全面监督论”者认为，司法监督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屏障，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了仲裁，赋予其“一裁终局”的效力，就说明当事人放弃了对争议公平、正义的解决，国家司法权作为正义的最后保障必须给予当事人全面寻求司法解决的机会，尤其在仲裁裁决内容显失公正的时候，对仲裁裁决的正当性给予全面的监督和审查。笔者认为，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范围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仲裁性质和特点的具体。而对仲裁性质，尽管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广泛地争议，“契约性”、“准司法性”、“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型制”是三种代表性的学说，但无论是何种学说，大家都肯定契约性是仲裁最本质的属性。作为仲裁的基础，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针对纠纷的解决为促进彼此协作达成的约定。康德指出：“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因此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的约定就是仲裁公正性的根本所在。而契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选择，一旦人们选定了仲裁，自然就意味着选择了灵活的仲裁程序和“一裁终局”的制度设计，相关的约定不仅限制了法院的司法审查，亦应排除当事人反悔另行诉讼以求司法解决争议的权利。其次，针对全面监督论者对仲裁公正性的担心，则有必要重新探讨仲裁的公正性。随着滥诉、诉讼爆炸等问题的出现，公正在现代被赋予了更深、更全的含义，公正被认为包括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方面。“实体公正不再是评价判决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公正才被看作是反映司法活动规律和内在要求的价值目标。”程序过程本身就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只要程序是正当的并被严格遵守，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这就是英美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人们对结果公正与否的判断将从程序过程以外的客观、实体公正标准转向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合理性标准，即正当程序原则是否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如正当程序原则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则公正得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外在矛盾不复存在，公正与效率通过正当程序原则取得了内在的统一。效率作为程序运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身就内含着公正的精神，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诉讼公正的目标。司法与仲裁在实体问题上适用的原则和标准并不一致，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员往往可以参照行业惯例、商业道德准则等进行评价。因此，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干预不仅会侵犯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处分权，而且形成仲裁裁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冲突，侵蚀仲裁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资源，从而损害法律制度将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性的解纷机制所预期的功能和优势。并且，程序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以“正当程序”为标准对整个仲裁程序设计公正与否的评价，而不涉及实体问题，可排除个案复杂性对具体案件不同处理结果的影响，限制法院对仲裁的任意擅断和因人而异的理解所带来的对评判结果的争议。另外，仲裁程序始于当事人申请，终于仲裁员最终作出仲裁裁决。以程序公正与否评判仲裁的正当性可贯彻仲裁的始终，其坚持和维护为人们追求公正提供了信念保障。

三、国外现行规定

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已于2006年8月27日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并于1月1日开始施行。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为使《监督法》在我县得到顺利实施，今天在这里召开由各乡镇乡镇长、各部门（包括省市直属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监督法的学习培训会，会议共有三项议程，早上先由我讲几点要求，之后请县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同志进行专题讲座。下午将由县政府法制办主任同志进行专题讲座。现在我就学习贯彻《监督法》讲三点要求。

一、充分认识《监督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努力提高学习贯彻的自觉性

立法和监督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两项重要职权，这两项职权的行使，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使之规范化、程序化。对于立法权的行使，《立法法》已经作了规定；而对人大机关监督权的行使，多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始终还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制定一部法律来保障人大的监督工作，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好地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迫切希望。《监督法》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它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要求，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民主集中、集体监督、有序监督的原则；正确处理了加强人大监督工作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正确处理了加强人大监督工作与支持“一府两院”依法开展工作的关系，准确把握了人大监督工作的特点，因此我们在学习掌握监督法时要认识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充分认识,接受人大监督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职责的需要，是推动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的需要。地方人民政府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人大和政府的关系，就是决定与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到，执行人大的决议就是贯彻党和人民的意志，接受人大的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对人大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要把尊重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自觉接受人大及常委会的监督，作为政府工作必须遵守的一项重要原则，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政府各项工作中去。公务员之家:

二是要真正理解，人大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和支持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是政府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富有成效的重要保证。各乡镇各部门要不断深化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要尊重人大的职权，树立人大的权威，把人大监督意识不断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深入到每一个干部职工的思想意识中，体现在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只有不断提高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加快全县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各部门要进一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增强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树立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促进、监督就是保障的意识，更加自觉地把政府各项工作置于人大监督之下。

第一条为规范财政部门会计监督工作，保障财政部门有效实施会计监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务院财政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统称财政部门)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统称单位)执行《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行为实施监督检查以及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当事人的违法会计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执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县级以上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会计监督检查，并依法对违法会计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跨行政区域行政处罚案件的管辖确定，由相关的财政部门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财政部门指定管辖。

上级财政部门可以直接查处下级财政部门管辖的案件，下级财政部门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可以报请上级财政部门管辖。

[摘要]宪法监督是宪政的一项基本原则，由此，预期的宪法最高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最高权威。2000年的《立法法》和2007年1月1日实施的《监督法》标志着宪法监督模式的初步制度化、程序化，是中国宪政发展的一大进步，但这种模式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仍值得我们反思。

[关键词]中国；宪法监督；模式；反思

潘恩在讨论宪法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时，明确“宪法不是政府的行为，而是人民建构政府的行为”。宪法界定人民授予政府的权力，并以此作为限制政府的方式，任何超越此界限行使权力的政府行为都构成“无权利之权力”。如果政府行使了无权利之权力，人民有反抗的权利。但潘恩没有说明，这种反抗权是法律权利，抑或是政治权利？这种抵抗是合法的反叛，抑或只是法律外的革命？

在古代，除非事实上的革命，找不到对违宪行为的救济措施，而革命一旦发生，改变的就不仅仅是宪法，而是国家制度。中世纪，违宪审查思想开始萌芽，英国的坎登爵士提出自然法的原则要得到遵守，就必须融入到英格兰宪法中，即法律的解释者应当界定个人权利，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合法政府的界限，这种理论在近代演化为宪法至上的宪政原则。而宪法至上的原则“只有存在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机构的保障，并且政治权威的行为还得接受审查的时候才是真实的”。[1]1803年，美国联邦法官约翰·马歇尔率先以判例的形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迈出了以“制度化的限制”来维护宪政秩序的第一步。二战结束后，宪法监督成为宪政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卡尔·J·弗里德里希在《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一书中总结到：“一个宪法政治秩序的基本功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通过在选票箱之外对于行使政治权力的人的制度化的限制来实现的。”

一、民国时期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索

自近代宪政以来，为确保宪法至上原则的实现，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了艰难探索。由于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是建立宪法监督制度的关键性的法律前提，因此，我们对宪法监督模式的探讨集中在应由何种机关担任宪法解释这个问题上，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本文作者：吴延溢工作单位：南通师范学院法政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宪法监督的概念,法学界的说法颇多,而且往往与宪法保障、违宪审查、宪法诉讼、司法审查等概念交替使用,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把宪法监督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宪法监督是对有关宪法活动实行全面的监督,从监督主体来说,包括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政党、人民团体、群众组织以及公民;从宪法监督对象来看,既包括立法活动、司法活动、行政活动,也包括公民个人的活动以及社会组织的活动。狭义的宪法监督一般指由国家专司宪法监督的机关实行的监督,在对象上偏重于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实施监督。[1](P.7)2、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宪法监督概念包括宪法监督的性质、主体和对象等内容,并把宪法监督分为制度意义上的监督和一般意义上的监督,前者是指由专门宪法监督机关实施的监督,后者是指由专门宪法监督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和公民个人实施的宪法监督。[2](P.4)3、认为宪法监督就是保障宪法实施各种措施和手段。甚至把司法机关通过审判活动追究、制裁触犯刑律的违宪行为也看作是宪法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3](P..371-373)4、将宪法监督看作是违宪审查制度,即特定国家机关为保障宪法的实施,对国家的根本活动,主要是立法活动是否合宪进行审查,并对违宪行为给予纠正和必要制裁的专门活动。[4](P..24)上述各种观点在宪法监督的目的和性质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尤其是监督对象上分歧较大,就其原因,是这些学者在他们的学理研究中都不经意地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范畴)))宪法监督的客体。这里所说的客体是宪法监督所指向的目标,它不是具体的人或组织,也不是具体的活动或行为,而是指抽象的权力。虽然客体和对象是紧密相联的,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客体是监督所指向目标的最终和全部的内涵,在宪法监督法律关系中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反映了问题的实质;而对象则是这种客体的人格化的承担者,具有具体性和特殊性,是实质问题的现实表现,其形式有:国家机关、政党、非政党组织以及特定个人。在上述各种观点中,都只提到了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由于没有把宪法监督客体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来进行考察,从而在讨论宪法监督对象时至少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在确定宪法监督对象时缺乏应有的标准和依据,从而导致在宪法监督的对象上众说纷纭(其中一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公民能否成为宪法监督的对象,不少人倾向于肯定之说,其实这种倾向已经偏离了宪法制约权力和维护权利的双重精神,而且把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也列入宪法监督的对象,显然已经迷失了宪法监督的客体,因为只有权力才能成为宪法监督的客体,而权利不能成为客体,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二是容易将客体和对象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如李忠先生在讨论公民能否成为宪法监督对象时,虽然观点很精辟,但在表述时则将对象与客体二词混同,未能进行逻辑上的切换。[2](P.129-13)当然,确立宪法监督客体范畴的意义远不在于界定宪法监督对象,而主要是在于:1、为构造坚实的宪法监督理论提供一个逻辑起点。从客体范畴出发,我们可以演绎出宪法监督的对象、内容和主体等一系列宪法监督的实体性范畴,如可以将宪法监督内容理解为宪法监督客体的法务化的存在方式(这里使用法务一词是要说明宪法监督的内容必须是权力主体的法律行为或法律性事务,如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力主体之间的权限争议、特定个人依职权行使的法律行为、选举争讼、缔结条约等,而不包括非法律性事务,如资料整理、纯技术活动、内部管理、道德性行为等);再如,根据权力与权力之间以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我们还可对宪法监督主体作出复合性或多元性考察,进而在现有各种宪法监督模式的比较中探索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模式。2、在民主与宪政之间架构内在的理论关联。关于民主与宪政的关系,历来争论不休,主要观点徘徊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是以宪法学家伊利和霍姆斯为代表,认为民主与宪政密不可分,相互支持;另一是以卢梭、潘恩、杰弗逊等为代表,认为这两个概念完全背道而驰,互不相容。在现代宪政文明的社会,人们似乎更多地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因为宪政的精神要义已被理解为对权力的制约和对权利的维护,而非建立统治秩序与特权;民主的要义在于权力的来源与构造,而非暴民的统治。可见,在宪政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权力这个中间范畴。

二、对客体的进一步考察

这里主要探讨两个问题,什么是宪法监督的权力?为何权利不能作为宪法监督的客体?作为宪法监督客体的权力和一般意义上的权力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是不同的。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有很多种说法,诸如支配力量说、行为能力说、意志能力说和控制关系说等。[5](P.16-18)它们孰优孰劣,本文在此无意评说,也无意再下一个新的逻辑定义,因为这既不能雪中送炭也不能锦上添花,这里只是想通过对权力的层次性分析来进一步圈定作为宪法监督客体的权力。权力层次的区分按不同审视角度可有不同的划分,从存在方式上看,权力概念可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广义的权力概念,我们不妨称之为一般性权力。它是权力的最原始最直观的形式,表现为人对人的社会支配,支配者对被支配者拥有权力,这种权力是某一主体利用某种资源对客体实行价值控制,以实现主体意志、目标或利益的一种特殊社会力量。第二层次是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反映了一定社会范围内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在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这种权力广泛地存在于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文化生活和其他社会生活之中。第三层次是职权。职权实质上是公共权力人格化和事务化所采取的方式。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发展,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多样,出现了比较规范、稳定的机构和职位。这些机构和职位往往被授予一定的权力,机构、职位和权力的实际关系又是通过具体的个人体现出来的。公共权力的外延不仅包括国家权力,而且还包括政党权力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所拥有的公共权力,而且它们都需要接受监督。我国现行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同时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就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要置于宪法监督之下。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6](P.256)党要受监督。[7](P.27)也是从这种客体意义上看,我们会发现,宪法监督是与人大监督不同的两个概念。人大监督的客体限于由它产生的国家机关的国家权力,对不是由它产生的各政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共权力不能进行监督。根据英国学者迈克#曼的观点,公共权力从其作用方式上看,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公共机构的专制权力(despoticpower),即公共机构(主要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进行例行化、契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主行动的权力。其二是公共机构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power),即公共机构事实上渗透到市民社会中,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8](P.18)迈克#曼的这种划分的确闪烁着真知灼见,只是在用词上似乎有欠精当,特别是专制权力这一提法更加不符合国人的文化语境,最好是将这种划分表述为意志性权力与能力性权力。基于此,宪法所要监督的客体范围又可进一步锁定在前者,因为前者具有主观意志性和外在强制性,存在滥用与腐败的可能,并且其支配力量远远胜过市民社会中普通个体(公民、法人等)的抗御能力,确有必要进行监控,而后者是一种客观能力,可以进行评价,但无须监控。权利为什么不能成为宪法监督的客体?理由有三:1、这是由宪法的宗旨决定的。立宪的基本内容在于确立国家权力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确立国家权力是为了对其进行制约,确立公民的宪法权利则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它,是对人之为人的肯定和尊重。人的权利并非渊源于宪法,不是宪法创造了权利而是权利创造了宪法,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罗列并不给予其任何权威,可能只是一种保障。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了这些权利它们才是基本的;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进宪法中。[9](P.13)相反,国家权力的逻辑起点在于立宪确认,但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免受公共权力的不正当侵犯,也应对其进行宪法监督。2、这是由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从实体讲,宪法所要监督的内容关系到国家生活的各主要方面,具有宏观性和公共性,它所监督的对象一般拥有强大的权力资源,这些对象所实施的违宪行为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比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个人要广泛和严重得多。从程序上讲,对于公民之间的权利(包括基本权利)纠纷与争议,一般由普通法院管辖,如果将权利作为宪法监督客体,把公民作为宪法监督对象,势必与普通法院的管辖发生冲突。3、按照国际惯例,当个人成为宪法监督对象时,应是指特定的个人,不是一般的公民,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某些人之所以能成为宪法监督对象,不是因为他是权利主体,而是因为他与特定的权力或职权相关联。如日本宪法第99条规定,负有尊重和维护宪法义务的特定个人包括天皇或摄政、国务大臣、国会议员、法官以及其他公务员,但不包括普通公民。意大利宪法第134条规定,宪法法院的监督对象只限于共和国总统和各部部长。

三、将公共权力置于宪法监督之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