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探索

本文作者：叶青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一、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的起源是商人们追求效率的结果，起初人们商定将争议交由第三方决断，并凭自觉去履行和维护该第三人的决断。后经过长期的实践，仲裁随着经济的发展被广泛运用的同时，最终亦以一项制度化的司法外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被纳入国家的纠纷解决体系之中，并凭借自身的契约性和“一裁终局”的制度特点被人们广泛关注。随之而来的，仲裁与国家司法之间的联系与制约也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焦点之一。必须明确的是，仲裁权是仲裁员的权力，而非仲裁员的权利，二者的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权利，是指“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项行为的许可和保障制度”。而权力是指“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另一个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正是由于权力的行使并不像权利一样以他人履行义务为条件，而是可以运用自身的强制力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故权力是一种附有强制性的存在，“在它未受到控制时，可以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故必须通过另外的权力加以制约。仲裁裁决作为仲裁权体现的最终方式，对其监督则是权力制约必需内涵之一。另外，从仲裁权的来源来看，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特点，仲裁权是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下以当事人的授权为基础产生的，因此仲裁权的行使不得超出仲裁协议的约定，引申之意就意味着必然需对仲裁权是否属“无权仲裁”或“越权仲裁”进行监督和审查。同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自确立之初就不是无限制的，当事人得“意思自治不是任意的、绝对的，而是要在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允许的范围内运用才是有效的。”除了个人的意志和社会道德的影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自由更是由法律规则调整和确认的结果。以此为基础的仲裁，换句话说也是国家法律对当事人选择仲裁意志的肯定。同时，仲裁作为司法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制度化的模式定位亦是为国家法律确立为保障的，《仲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更是对仲裁权的行使进行了规定，而仲裁权的法律概括授权进一步说明了仲裁应受到国家法律的监督。仲裁领域并不存在“法律真空”，仲裁作为一种解决争议的方法必然要受到一定法律体系的控制和约束。法院对仲裁的适度监督能够起到促进仲裁发展的作用，不仅是为保证了仲裁的公正性，以获得人们的认可，而且法院的监督本身亦可促使仲裁员审慎仲裁。包括以撤销仲裁裁决的方式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也是许多国家共同的选择。

二、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范围之争——确立以“程序正义”为标准

尽管应对仲裁制度进行司法监督是个不争的事实和结论，然而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却广泛存在着“程序监督论”和“全面监督论”两家之争。“程序监督论”者认为，法院只能就仲裁裁决做出过程中存在的程序问题进行监督，对于仲裁裁决就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内容所作的裁决将不予评判；而“全面监督论”者认为，司法监督是公平与正义的最后屏障，不能因为当事人选择了仲裁，赋予其“一裁终局”的效力，就说明当事人放弃了对争议公平、正义的解决，国家司法权作为正义的最后保障必须给予当事人全面寻求司法解决的机会，尤其在仲裁裁决内容显失公正的时候，对仲裁裁决的正当性给予全面的监督和审查。笔者认为，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范围的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仲裁性质和特点的具体。而对仲裁性质，尽管学界一直都存在着广泛地争议，“契约性”、“准司法性”、“兼具契约性和司法性的混合型制”是三种代表性的学说，但无论是何种学说，大家都肯定契约性是仲裁最本质的属性。作为仲裁的基础，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在追求自利的动机和目的的前提下针对纠纷的解决为促进彼此协作达成的约定。康德指出：“当某人就他人事务做出决定时，可能存在某种不公正。但当他就自己的事务做决定时，则决不可能存在任何不公正”，因此仲裁协议中当事人的约定就是仲裁公正性的根本所在。而契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选择，一旦人们选定了仲裁，自然就意味着选择了灵活的仲裁程序和“一裁终局”的制度设计，相关的约定不仅限制了法院的司法审查，亦应排除当事人反悔另行诉讼以求司法解决争议的权利。其次，针对全面监督论者对仲裁公正性的担心，则有必要重新探讨仲裁的公正性。随着滥诉、诉讼爆炸等问题的出现，公正在现代被赋予了更深、更全的含义，公正被认为包括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大方面。“实体公正不再是评价判决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程序公正才被看作是反映司法活动规律和内在要求的价值目标。”程序过程本身就能够发挥给结果以正当性的重要作用，只要程序是正当的并被严格遵守，结果就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这就是英美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人们对结果公正与否的判断将从程序过程以外的客观、实体公正标准转向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合理性标准，即正当程序原则是否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如正当程序原则被忠实、彻底地得以贯彻，则公正得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外在矛盾不复存在，公正与效率通过正当程序原则取得了内在的统一。效率作为程序运作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身就内含着公正的精神，只不过其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诉讼公正的目标。司法与仲裁在实体问题上适用的原则和标准并不一致，审判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员往往可以参照行业惯例、商业道德准则等进行评价。因此，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干预不仅会侵犯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处分权，而且形成仲裁裁决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冲突，侵蚀仲裁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资源，从而损害法律制度将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性的解纷机制所预期的功能和优势。并且，程序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以“正当程序”为标准对整个仲裁程序设计公正与否的评价，而不涉及实体问题，可排除个案复杂性对具体案件不同处理结果的影响，限制法院对仲裁的任意擅断和因人而异的理解所带来的对评判结果的争议。另外，仲裁程序始于当事人申请，终于仲裁员最终作出仲裁裁决。以程序公正与否评判仲裁的正当性可贯彻仲裁的始终，其坚持和维护为人们追求公正提供了信念保障。

三、国外现行规定

纵观各国对仲裁制度的司法监督以及仲裁与诉讼的关系，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司法制度的冗长性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诉讼爆炸问题的出现，人们不得不在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对于仲裁制度自身的特点和优势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障，相应地，对对仲裁制度的司法监督进行审视和改进。几个代表性国就仲裁裁决司法监督范围的现行规定，如下：可以看到，绝大部分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都是基于对仲裁的程序审查，主要为仲裁协议无效或不存在、仲裁员无权或越权仲裁和仲裁裁决仲裁程序不当造成的，仅在案件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或满足了法律有关的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才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审查。这也说明了撤销仲裁裁决制度是以对因受“非正当的”的仲裁裁决损害的当事人私权利益进行救济为程序目的而设置的以建立于国家本位主义基础之上的权力监督为立足点以对当事人私权利益予以合理救济为立足点；不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出于对受欠缺正当性生效裁判损害的当事人私权利益予以特殊救济之目的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各国法律就彻底放弃了对仲裁裁决实体公正的关注。如前所述，在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或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法院亦会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进行评判。对于这个问题，各国有不同规定，概言之，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不同模式：第一，非因公共政策原因，国内法院不干预国际商事仲裁实体问题的模式。这是主要国际商事仲裁条约和绝大多数国内仲裁立法普遍采取的方法。第二，以强行性规定赋予国内法院干预仲裁实体问题的权力，且干预的理由不限于公共政策。第三，英国1996年仲裁法规定了法院干预仲裁实体问题的权力，干预理由也不限于公共政策，但这种干预不是强行性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排除。第四，美国联邦仲裁法未明确规定法院对仲裁实体问题干预的权力，但在美国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允许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直至审查仲裁实体问题的判例。1995年美国联邦第五巡回法院在Gate-wayTechnolog-ies，Inc．诉MCITelecommunicationsCorp．一案(以下称Gateway案)中，首次对当事人协议扩大司法审查问题予以支持。该案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对裁决中的法律错误可以上诉，法院以仲裁的契约性质以及保证私人仲裁协议可执行性的联邦政策等为由，认定这种扩大协议有效。尽管各国的规定各有不同，反映了各国对于仲裁抱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我国目前应借鉴第四种模式，处理我国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与仲裁终局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由我国长期行政指导所产生的依赖性需逐步消除所决定的。一方面，以“正当程序”为标准限制法院对裁决进行司法监督的权力；另一方面，赋予当事人在特定情形下以约定的方式事先赋予法院一定的实体审查权限。这样，既可以从根本上维护仲裁制度“一裁终局”的制度特点，保障仲裁独立发展，同时亦可在诉讼中继续保持尊重当事人意思选择的制度设计，并对特定情形下仲裁裁决显失公正的时候予以一定的司法救济。当然，由于相关权利的处分还涉及公权力和诉讼程序的问题，诉讼当事人的自由度肯定要受到更大的限制。即当事人的选择不得破坏仲裁制度的根本设计，将仲裁变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或低一级的审理程序，当事人仅能通过事先约定而非事后追加的方式赋予法院特定情形下部分的实体审查权。四、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我国现行法律关于仲裁司法监督范围的规定主要在《仲裁法》第58条至第64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并通过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的监督方式得以具体的实现。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8月23日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又细化了撤销仲裁裁决的适用的情形，并规定了重新仲裁的范围和条件。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大致包括：(1)没有仲裁协议；(2)裁决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4)裁决所依据的证据系伪造；(5)双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拘私舞弊、枉法裁决的行为；(7)仲裁程序违反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的。由上述具体内容不难看出，在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中，第(1)、(2)、(3)、(6)项均属于对程序问题的监督，但是第(4)、(5)项则明显地属于实体性的监督。此外，(仲裁法》第58条第3款是一个更加明显的实体监督条款：“人民法院认为该裁决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可以说我国现行法律对国内仲裁裁决现采取的“全面监督”的模式，这不仅与国际上仲裁发展的潮流相违背，而且在实务中使得仲裁难以摆脱司法的影响，严重干扰了仲裁的独立性和发展。在一项调查中，对经历过仲裁以及司法审查程序的当事人进行采访时，有70%的当事人表示不愿意再进行仲裁，他们认为尽管仲裁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但是与法院相比没有太大的区别，效率也不比法院高，另外仲裁费更贵，这使得人们在受到同等待遇的情况下更愿意付出更小的成本——诉讼。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并未完全认清或维护仲裁制度自身的特点和优势，诉讼对仲裁制度的影响过大所造成的。监督虽然具有保证法律统一和正确实施的一面，但同时监督也会导致权力集中和扩大化的后果。监督权与父权之间无疑具有相同之处，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如托克维尔所言：“这种监督力量却一直想把人们维持在一种孩提时代”，将严重制约仲裁在现代社会的拓展和发挥。因此，必须与司法实践相符合，并顺应国际立法趋势，突出仲裁的本质特点，发挥仲裁制度的效用，保证仲裁的独立性和自治性，立法上应当明确原则上司法监督的范围应限于程序审查，而不包括实体审查。对(仲裁法》第58条第(四)、(五)项的规定建议删除，同时，赋予当事人在相关情形下是否赋予法院实体审查权以一定的程序选择权。并对可适用“社会公共利益”的条件作进一步明确，以期最终达到通过对仲裁的司法监督起到促进仲裁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