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制度范文10篇

婚姻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结婚离婚家庭农奴制度

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青海，西藏，四川，甘肃，云南五个省区。拥有古老的藏传佛教的藏族，同时也拥有着比较丰富的法律文化底蕴，也成为了中华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代，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明确的终审权的地方。①不仅仅如此，清代藏族的婚姻制度也是有着藏区自己的特色，它是建立在农奴制度基础上的阶级内婚制的婚姻。西藏实行农奴制是政权合一的体制，有强大的宗教势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奴没有财产，甚至也丧失了人身权利，有些农奴主甚至不准农奴结婚，剥夺了他们建立家庭的权利。所以有记载“游牧之民，多为苟合式之自由恋爱。男女相悦，即随意结合，结合之后，始禀明父母，实行同居”。②总而言之，清代在农奴制度下藏族的婚姻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两种婚姻制度

在整个清代统治时期中，西藏的婚姻形式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即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其中一夫多妻制又分为三种，即一般的一夫多妻制，姐妹共夫和母女共夫。一妻多夫制又分为兄弟共妻，父子共妻和朋友共妻三种。

（一）一夫一妻制

清代的时候，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变，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藏族人民最为普遍的婚姻方式。虽然农奴和封建制的社会中，男子是掌握家庭的一切权利，女子的地位十分的卑微，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这种婚姻制度依旧是藏族婚姻的主要形式。并且在其中有赘婿的现象出现。

（二）一夫多妻制

1一般的一夫多妻制

这是清代在西藏地区最普遍的婚姻形式之一，藏区在婚姻家庭的法律里规定，藏族妇女的法律和社会地位都低于男人，长期处于被男人支配，受社会歧视的地位。为巩固夫权制度和封建制度，特允许男子可以有多个妻子，即一般的一夫多妻制的盛行，不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这个在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中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

2姐妹共夫制

在藏区的家庭中，形成此种婚姻形式的原因，大多是由于男子家里缺少劳力，所以将妻子妹妹接至家中进行劳动，充当一人的劳力而减轻家庭其他成员的负重。这种婚姻制度对于特别穷困但又缺少劳力的家庭而言，还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也有其他的情形，即男子无此需求亦可以迎娶姐妹二人为妻，也是较为符合当地习俗的。对于两个迎娶进门的妻子，各居一室，丈夫轮流与其居住。对于姐妹二人在家庭里的地位而言，按当地不同的习俗来分，有先来后到顺序之分的，多是先娶进来的操持家务，后进来的管理农田事务；但是也有的是根据其二人丈夫的态度来分配姐妹二人的工作，一般在此种情况下，男子大喜欢年轻漂亮的妹妹。由此来决定姐妹二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姐妹共夫家庭所生的孩子，依照母系亲属关系称呼，对非生母称姨母。在清代藏区特殊的婚姻制度和生活环境之下，这种被我们现在人看来属于违背伦理道义和违反法律的婚姻形式却是符合他们当时的法律的。可见不同的时代都是有自己比较特殊的一种制度存在，并且在存在的同时也有着它的特定的合理性。

3母女共夫制

这种婚姻形式是在藏区中比较少见的，大多是由于男子丧妻之后续妻而产生。在男子续娶妻子的时候，妻子带有女儿的，只要该母女全部同意，便产生了母女共夫的情形。续娶在形式上娶的是母亲，待女儿长大成人，到了结婚的年龄，其母亲便将妻子之位让与女儿，女儿成为男子的又一个妻子。形式上母亲让位与女儿，实际依旧是母女共夫的形式。在这种母女共夫的家庭之中，母亲料理家务，女儿大多年轻，管理农田事务。关于称谓方面，母女二人依旧以母女相称，女儿所生的孩子按照母系亲属关系称其母亲为外婆，可母亲所生孩子称其女儿不为姐姐，而为特殊称呼即为阿妈。③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比较少见，但是在清代藏区的家庭中也是有出现的，这种婚姻形式的更多的是发生在家庭比较穷困的家庭中，特别是丧夫又携带幼女而又没有生活能力的家庭中。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的存在总归会有消灭的一天，新的婚姻形式还是会取而代之的。

（二）一妻多夫制

1兄弟共妻制

这种婚姻制度在藏区里是最多的一种。对于这种婚姻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可以避免这么多的纠纷，何乐而不为？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兄弟共妻不好，所以有藏族谚语说”一个锅里有两个勺，幸福怎么会有？“由于藏区的传统观点的影响，认为同一父母所生之子，生长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为了避免家庭中妯娌之间的争吵，避免继承家业之间的纠纷，从而出现了这种兄弟共妻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在贵族和农奴家庭里都有显现出来，农奴家庭本着传统的观点，兄弟共妻是福分，兄弟共一妻；贵族的农奴主家庭是为了避免世袭的产业继承不至于分散，家庭中又是兄弟数人的情况之下，要求兄弟必须共处一妻。在这种兄弟共妻的家庭中，长子是家长，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有着极大的特权，结婚的时候也是由长子出面迎娶，妻子在日后在与其他弟弟相处共处。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归长子所有。数个兄弟中一准有不够幸福的人存在，但是在这个家庭中也应该是最痛苦的一个应该是这个有数个丈夫的妻子。因为这样的情形下，她的每个丈夫都可以随意支使或者打骂她，这种家庭里的妻子相比较其他婚姻形式中的妻子的地位更加的卑微和低贱。

2父子共妻制

关于父子共妻的婚姻形式，在此举例说明。在西藏一县的托吉庄园中的412户人家中只有1家是父子共妻的，这种婚姻形式是极其少见的。产生的原因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父亲丧妻后，续娶年轻妻子，待儿子到了婚龄时将与儿子共处此一妻；另一种是父亲丧妻之后，儿子到了婚龄，由儿子出面娶妻，然后形成父子共妻。在托吉庄园中，关于称谓方面还是很有讲究的，儿子称继母不为阿妈，而是阿姐，这个也是托吉庄园自己的特殊之处。④关于这个父子共妻的情形，在其他的情况之中笔者暂时还没有更新的资料可以显示，仅仅从托吉庄园这个时候看来，也可以推断出在清代的时候也还是有这种形式存在的。

3朋友共妻制

我们俗话说的好”朋友妻，不可欺“，但是在清代藏区里却有朋友共妻的婚姻形式，不得不让人惊奇。这种婚姻形式多是发生在商贩之间，由于家中男子经常外出，家中缺乏劳力，而与其他的友人合并为一家，成为共妻关系。这种婚姻形式依旧是为了弥补家中劳力的不足，来支撑整个家庭，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

二通婚的条件和程序

西藏地区婚姻中的订婚是多种多样的，基本上分为农奴主阶级子女的婚姻和农牧民等社会底层的藏族人民的婚姻。农奴主阶级子女的婚姻，订婚权完全操纵在家长之手，并限制在本阶级之内，讲求所谓的门当户对，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大多为父母包办婚姻，但是却不如汉族地区的严重，因为在农奴之间，通婚却没有此种限制要求。他们恋爱婚姻比较自主，没有严格的订婚程序，婚姻权掌握在男女双方自己手里。男女青年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挑选中意的伴侣，而不甚重视门第和民族的界限。⑤清代家庭里仍以男性为中心，实行严格的阶级内婚制，门当户对的才可以成亲。

通婚的范围却是在各地不一致的，有的地方父系亲族禁婚，母系亲族几代之后才能通婚；有的父系亲族在几代之后也可以通婚，母系亲族却不禁婚。结婚的程序在各地都是不大相同的，不过一般都是先由男女双方通过对歌来选择心爱的人。要结婚的时候再告诉父母，取得同意，并经过部落头人的批准才可以结婚。⑥这也就是所谓的恋爱自由，结婚不自由。其实在这些之中也有父母不同意的男女青年私自出外完婚的情形，大多最后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果。

三离婚制度

西藏婚姻的复杂性，同时决定了西藏离婚制度复杂性。为了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清朝初期，五世达赖任命桑结嘉措为第悉，指定了《十三法典》。作为西藏地方的基本法，其中第11条规定了”亲属离异律”，即调解亲友纠纷的法律。这条法律中规定了解除婚姻采用的方式，过错责任的承担以及离婚财产和子女的分配等问题，成为整个清代乃至西藏的基本法。《十三法典》中规定：”夫妻欢乐而离异或由中间人调解之主要原因，认真判处，务须公正。”“若妻有理，被夫抛弃，男方须给女方十二钱黄金，以及支付称之为’服饰赔偿费‘，日薪为三藏升青稞，夜薪亦为三藏升青稞。”“子女的归属则须遵循’子由父养，女由母养‘的原则，儿子的乳金依其年龄大小的情形判定。”“出嫁前由父方赐给的衣服和粮食，无论是给男方的还是女方的，归女方。但若以夫方之名赐给的归男方。”⑦

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发挥僧纠纷，都要由亲友调解；如果调解无效的，可向部落头人提出离婚。离婚如果是男方提出的，则分一般财产给女方；如果是女方提出的，男方不分任何财产；如果男女双方都提出离婚，头人要罚款，一般是各罚一匹马。关于子女的处置，按照传统方法，女孩归女方，男孩归男方，若只有一子，则打发去寺院当喇嘛，以免再度发生纠纷。⑧

①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八卷，清，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55页

②《黄幕松吴忠信赵守玉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转载至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第610页

③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第198页

④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00页

⑤张晋番指导的法学博士论文萃编〈青蓝集〉，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609页

⑥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34页

婚姻制度范文篇2

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效力。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婚姻，各国法律一般都有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规定。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不仅填补了立法空白，也使我国的婚姻法更好的与国际婚姻法相接轨。从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无效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已经进行结婚登记，但不具备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违背另—方的真实意愿，胁迫另一方与之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在法定期限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一)确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违法婚姻屡禁不止，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是全面防止违法婚姻的客观要求。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肌体上的细胞组织，承担着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婚姻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子女、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必须用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来规范人们的结婚行为，以便保证婚姻的质量，使婚姻关系走上健康的道路。为了全面建立防止违法婚姻的法律机制，增设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是婚姻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婚制度的保障。

婚姻之实质是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建立的前提，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男女两性关系。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性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否则即为违法婚姻，规范违法婚姻的立法即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可见，婚姻无效制度和可撤销制度与婚姻成立要件相辅相成。传统民法中有“无规定，无无效”的理论，说明无效或可撤销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而仅规定成立要件，欠缺对违反要件行为的制裁措施，规定的要件也就得不到保障。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结婚制度。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作为保障结婚制度的手段是婚姻立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婚姻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必须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2．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践亟待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欠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对违法婚姻没有系统完整的立法，只有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对违法婚姻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这样，同属违法婚姻，在处理依据和结果方面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特别是绝大多数的违法婚姻在司法实践中均以离婚对待，而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合法婚姻的法律手段，如此处理就混淆了婚姻合法与非法的界线，赋予了违法婚姻以合法效力，这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因此，在立法上增设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制裁结婚上的违法行为。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10条和11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情形，分别为：

1、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

（1）重婚的

指一方有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以及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之登记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重婚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行为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二是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虽然未与他人登记结婚，但确与他人以夫妻关系同居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即双方为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指婚姻当事人婚前患有性病、严重精神病未经治愈、先天性痴呆以及某些已被实践证明的、不应结婚的其他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其他疾病(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不在禁止之列)，婚后所患病症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

指违反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时男早于22周岁，女早20周岁。

2、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所谓“胁迫”，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以给对方或对方的亲友的自由、身体、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

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就婚姻有无法律效力的问题发生争议，或者主管机关发现婚姻违法否认其效力时，须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和处理，并产生法定的后果。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范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宣告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婚姻无效或撤销的宣告机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以及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1）．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

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3条规定，《婚姻法》第12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即在我国，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不适用当然无效，必须经过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宣告无效或予以撤销。

①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A.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B．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C．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D．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②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依《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受胁迫方当事人本人对其婚姻关系的意愿。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有些受胁迫而结婚的当事人，因与对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已经建立起一定感情，或者已经生育子女，故其本人已经愿意继续与对方共同生活，而不愿意解除该婚姻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法律硬性规定一律将该婚姻予以撤销，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

（3）．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①无效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关于无效婚姻请求权行使的时效期间，《婚姻法》未予规定。即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行使无时间限制，当事人可在双方生存期间或一方死亡后提出婚姻无效之诉。但《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婚姻法》第11条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里的“一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立法规定这一较短的时效期间，主要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请求权，以避免其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2、法律后果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本条规定的自始无效，说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在被依法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即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这是最重要的法律后果，由此决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1）．对当事人的人身关系方面。

第一，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基于合法婚姻的效力而发生的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因此，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第二，由于无效婚姻中或婚姻被撤销以前的男女不是合法的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的血亲及其配偶之间也不产生姻亲关系。第三，男女双方也不能以配偶的身份互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一方死亡，生存一方不能以继承人资格继承死者的遗产，只能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4条的规定处理遗产问题，该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2）．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子女抚养问题。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为自始无效，因此，当事人在无效婚姻期间或婚姻被撤销以前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因此，对于上述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受父母婚姻无效的。在确认和解除无效婚姻后，有关子女的归属和抚养费用的负担等问题，均适用我国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例如，父母对该子女有保护和的权利和义务：该子女成年后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与该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等等。切实、妥善地保护子女依法享有的权益，是宣告婚姻无效和婚姻被撤销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财产处理问题。无效婚姻和被撤销婚姻由于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因此，均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根据最新司法解释，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或者由双方出资购置的财产，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因重婚而导致婚姻无效的，对双方在重婚期间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配偶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我国结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民法的制度精华，也借鉴了国外有关这方面立法的经验，但有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效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婚姻无效情形中第3项值得探讨

所谓禁止结婚的疾病按照我国有关规定，是指严重传染性疾病和有遗传性会严重下一代健康的疾病及精神病。对于这一条笔者认为不应一律定为无效，而应具体细分。结婚毕竟首先是当事人的私事，对于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如性病、乙肝、艾滋病等，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对此有明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可以做到不传染，不外传，所以没有必要将其规定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对于严重遗传性的疾病，有一些可以通过限制生育来达到不遗传给下一代的目的，或当事人选择不生育，也可避免其祸害。，艾滋病、乙肝患者数量在我国有急速上升趋势，据有关报道，每10个国人中就有一个携带乙肝病毒；至于艾滋病，我国目前也难以对其有效控制，救护责任亦不到位，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更增加了国人对艾滋病人天生的厌弃。一方面来自对疾病本身的恐慌，另一方面来自的遗弃乃至唾弃，造成了艾滋病人较之常人更需要关怀理解，这种关怀理解最容易在惺惺相惜的同类者之间产生，艾滋病患者之间的结合对他们更具有莫大的安慰。我认为，结婚权是人权的之一，婚姻是顺应人性的社会行为，亦是人生的幸福源泉之一，甚至于在很多人眼里，没结婚的人总是有毛病的，所以剥夺了一个人结婚的权利，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基本人权，除非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否则，连国家也没有权力这样做。虽然，作为传染性病患者，其结婚行为会造成传播疾病的可能，但这种传播不是必然的，即使是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传播，但如果当事人对此明知并表示愿意承担此风险，法律也没有理由干预。所以，因当事人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而一律禁止当事人结婚是不的，如果当事人在明知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承担风险，法律应允许其结婚。如当事人结婚后才知道对方有诸如此类的严重传染性疾病，如属于对方在明知自己有此类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不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的，当事人则有要求撤销婚姻的权利。如属结婚后才得病的，可作为当事人申请离婚的一个理由；另外，如果一方在结婚时表示不介意，而在婚后以此为由要求离婚的则以离婚案件处理。通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如意大利、俄罗斯、德国、日本、瑞士，没有一国将婚姻当事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作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只有瑞士将其列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理由。当事人有精神障碍的不在此限。

2．在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上，我国婚姻法也存在明显缺陷

一般来说，只有在足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才能有公法上的干预，而对于其他的情形，则不存在公法主动干预的理由。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的解释(一)》中却规定：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当事人及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有权利申请婚姻无效。我认为这一条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宪的。首先作为近亲属，在婚姻当事人不申请无效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申请权，会严重影响到婚姻的效力和稳定性甚至与当事人的意志相悖，实质上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另一方面，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完全可以通过与患者“分住”，来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应除近亲属对这一条婚姻无效的申请权。

3．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不合法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做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我认为这一条的后半部分也是不科学的，与法律的基本原理是相悖的。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只有在一些程序性问题上才适用“一裁终局制”，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制度，但是在实体性问题上，适用两审终审制是强制性规定，婚姻的效力是实体性问题，而且往往是当事人争议较大的问题，在这里规定一审终审制，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我国的法治文明，并且由于实行一审终审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基于以上，应废除这种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对一审中关于婚姻效力的裁判有异议的，可以上诉。

(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过于单一，与和现实均不符

在可撤销婚姻制度中，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一条撤销情形就是胁迫婚。根据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理论，除了胁迫以外，还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情形。

在民法理论上，上述情形是同一等次的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理由，也不能说，欺诈的恶意就小于胁迫的恶意，况且，结婚的实质在于当事人的真意，就胁迫与欺诈甚至于重大误解，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真意。因此我认为，既然规定了胁迫婚，就没有理由不规定欺诈婚、重大误解婚，而且欺诈婚和重大误解婚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经常会有因为一方婚前隐瞒真实情况而对方在结婚后起诉要求离婚的，但这实际上应属于可撤销婚姻，因为欺诈是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这与离婚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欺诈婚的法律规定，所以当事人只能选择离婚申请。另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均规定欺诈或重大误解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理由。至于哪些情形才构成欺诈或重大误解，一般来说，应以该情事足以影响当事人对对方的评价和结婚的判断为限，至于一点点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则不能构成抗辩理由。至于显失公平，由于婚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宜为可撤销婚姻的立法理由。

2．确认我国婚姻可撤销的有权机构的立法也不尽如人意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对于这一条，我也认为不妥。因为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力，应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只有在国家司法机关无力判定的情况下，才可能由专门机关来行使该权力，如对于专利与商标的效力问题，就采取了先由国家专利局或商标局来裁判的方式。对于婚姻的效力，则没有这种问题，应统一由法院来裁定，才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国家司法裁判权的尊重。

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撤销已达成协议，并对子女和财产分割也达成一致的，可以类推适用协议离婚的规定，由婚姻登记机关来处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很少会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在履行一种程序而已。国外相关立法如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我国的地区均规定，婚姻的可撤销由法院来裁定。

3．在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上也有缺陷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可见，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完全相同，被宣告后，均溯及婚姻成立时起无效。我认为，该规定抹煞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别的价值，是不合理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欠缺的结婚法定要件的情形不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法律后果也应有所区别。无效婚姻违反了公益要件，应当自始无效；而可撤销婚姻仅违反私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小，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无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适用有关离婚的规定。

另外，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善意一方是否有权要求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恶意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而诸多国外立法则对当事人恶意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责任均有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29条附加条专门规定非善意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即因婚姻无效而被起诉的配偶，在婚姻被撤销的情况下，即使善意配偶没有蒙受损失的依据，也要对其提供适当的补偿。《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甚至赋予受害方向过错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我认为，根据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若因恶意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导致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使善意当事人一方蒙受损害的，无论财产或精神损害，恶意当事人一方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婚姻意味着一生的相守，关系到个人终生的幸福，同时婚姻家庭的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婚姻的缔结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婚姻法》的制定更应该是严密、科学的。我们应当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积极探索并逐步确立完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使我们的《婚姻法》更加成熟，更能显示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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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贤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

3、杨遂全等著，《婚姻家庭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4、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婚姻制度范文篇3

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婚姻，各国法律一般都有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规定。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不仅填补了立法空白，也使我国的婚姻法更好的与国际婚姻法相接轨。从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无效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已经进行结婚登记，但不具备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违背另—方的真实意愿，胁迫另一方与之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在法定期限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一)确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违法婚姻屡禁不止，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是全面防止违法婚姻的客观要求。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肌体上的细胞组织，承担着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婚姻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子女、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必须用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来规范人们的结婚行为，以便保证婚姻的质量，使婚姻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了全面建立防止违法婚姻的法律机制，增设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是婚姻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婚制度的保障。

现代婚姻之实质是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建立的理论前提，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男女两性关系。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性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否则即为违法婚姻，规范违法婚姻的立法即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可见，婚姻无效制度和可撤销制度与婚姻成立要件相辅相成。传统民法中有“无规定，无无效”的理论，说明无效或可撤销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而仅规定成立要件，欠缺对违反要件行为的制裁措施，规定的要件也就得不到保障。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结婚制度。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作为保障结婚制度的手段是婚姻立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婚姻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必须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2．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践亟待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欠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对违法婚姻没有系统完整的立法，只有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对违法婚姻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这样，同属违法婚姻，在处理依据和结果方面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特别是绝大多数的违法婚姻在司法实践中均以离婚对待，而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合法婚姻的法律手段，如此处理就混淆了婚姻合法与非法的界线，赋予了违法婚姻以合法效力，这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因此，在立法上增设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制裁结婚问题上的违法行为。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10条和11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情形，分别为：

1、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

（1）重婚的

指一方有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以及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之登记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重婚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行为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二是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虽然未与他人登记结婚，但确与他人以夫妻关系同居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即双方为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指婚姻当事人婚前患有性病、严重精神病未经治愈、先天性痴呆以及某些已被实践证明的、不应结婚的其他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其他疾病(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不在禁止之列)，婚后所患病症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

指违反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时男早于22周岁，女早20周岁。

2、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所谓“胁迫”，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以给对方或对方的亲友的自由、身体、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

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就婚姻有无法律效力的问题发生争议，或者主管机关发现婚姻违法否认其效力时，须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和处理，并产生法定的后果。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范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宣告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婚姻无效或撤销的宣告机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以及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1）．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

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3条规定，《婚姻法》第12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即在我国，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不适用当然无效，必须经过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宣告无效或予以撤销。

①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A.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B．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C．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D．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②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依《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受胁迫方当事人本人对其婚姻关系的意愿。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有些受胁迫而结婚的当事人，因与对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已经建立起一定感情，或者已经生育子女，故其本人已经愿意继续与对方共同生活，而不愿意解除该婚姻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法律硬性规定一律将该婚姻予以撤销，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

（3）．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①无效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关于无效婚姻请求权行使的时效期间，《婚姻法》未予规定。即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行使无时间限制，当事人可在双方生存期间或一方死亡后提出婚姻无效之诉。但《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婚姻法》第11条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里的“一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立法规定这一较短的时效期间，主要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请求权，以避免其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2、法律后果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本条规定的自始无效，说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在被依法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即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这是最重要的法律后果，由此决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1）．对当事人的人身关系方面。

第一，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基于合法婚姻的效力而发生的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因此，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第二，由于无效婚姻中或婚姻被撤销以前的男女不是合法的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的血亲及其配偶之间也不产生姻亲关系。第三，男女双方也不能以配偶的身份互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一方死亡，生存一方不能以继承人资格继承死者的遗产，只能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4条的规定处理遗产问题，该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2）．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子女抚养问题。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为自始无效，因此，当事人在无效婚姻期间或婚姻被撤销以前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因此，对于上述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受父母婚姻无效的影响。在确认和解除无效婚姻后，有关子女的归属和抚养费用的负担等问题，均适用我国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例如，父母对该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该子女成年后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与该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等等。切实、妥善地保护子女依法享有的权益，是宣告婚姻无效和婚姻被撤销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财产处理问题。无效婚姻和被撤销婚姻由于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因此，均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根据最新司法解释，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或者由双方出资购置的财产，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因重婚而导致婚姻无效的，对双方在重婚期间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配偶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我国结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民法的制度精华，也借鉴了国外有关这方面立法的经验，但有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效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婚姻无效情形中第3项值得探讨

所谓禁止结婚的疾病按照我国有关规定，是指严重传染性疾病和有遗传性会严重影响下一代健康的疾病及精神病。对于这一条笔者认为不应一律定为无效，而应具体细分。结婚毕竟首先是当事人的私事，对于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如性病、乙肝、艾滋病等，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对此有明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可以做到不传染，不外传，所以法律没有必要将其规定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对于严重遗传性的疾病，有一些可以通过限制生育来达到不遗传给下一代的目的，或当事人选择不生育，也可避免其祸害。目前，艾滋病、乙肝患者数量在我国有急速上升趋势，据有关报道，每10个国人中就有一个携带乙肝病毒；至于艾滋病，我国目前也难以对其有效控制，救护责任亦不到位，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更增加了国人对艾滋病人天生的厌弃。一方面来自对疾病本身的恐慌，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遗弃乃至唾弃，造成了艾滋病人较之常人更需要关怀理解，这种关怀理解最容易在惺惺相惜的同类者之间产生，艾滋病患者之间的结合对他们更具有莫大的安慰。我认为，结婚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婚姻是顺应人性的社会行为，亦是人生的幸福源泉之一，甚至于在很多人眼里，没结婚的人总是有毛病的，所以剥夺了一个人结婚的权利，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基本人权，除非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否则，连国家也没有权力这样做。虽然，作为传染性病患者，其结婚行为会造成传播疾病的可能，但这种传播不是必然的，即使是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传播，但如果当事人对此明知并表示愿意承担此风险，法律也没有理由干预。所以，因当事人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而一律禁止当事人结婚是不科学的，如果当事人在明知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承担风险，法律应允许其结婚。如当事人结婚后才知道对方有诸如此类的严重传染性疾病，如属于对方在明知自己有此类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不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的，当事人则有要求撤销婚姻的权利。如属结婚后才得病的，可作为当事人申请离婚的一个理由；另外，如果一方在结婚时表示不介意，而在婚后以此为由要求离婚的则以离婚案件处理。通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如意大利、俄罗斯、德国、日本、瑞士，没有一国将婚姻当事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作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只有瑞士将其列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理由。当事人有精神障碍的不在此限。

2．在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上，我国婚姻法也存在明显缺陷

一般来说，只有在足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才能有公法上的干预，而对于其他的情形，则不存在公法主动干预的理由。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却规定：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当事人及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有权利申请婚姻无效。我认为这一条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宪的。首先作为近亲属，在婚姻当事人不申请无效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申请权，会严重影响到婚姻的效力和稳定性甚至与当事人的意志相悖，实质上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另一方面，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完全可以通过与患者“分住”，来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应除近亲属对这一条婚姻无效的申请权。

3．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不合法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做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我认为这一条的后半部分也是不科学的，与法律的基本原理是相悖的。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只有在一些程序性问题上才适用“一裁终局制”，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制度，但是在实体性问题上，适用两审终审制是强制性规定，婚姻的效力是实体性问题，而且往往是当事人争议较大的问题，在这里规定一审终审制，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我国的法治文明，并且由于实行一审终审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基于以上分析，应废除这种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对一审中关于婚姻效力的裁判有异议的，可以上诉。

(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过于单一，与理论和现实均不符

在可撤销婚姻制度中，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一条撤销情形就是胁迫婚。根据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理论，除了胁迫以外，还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情形。

在民法理论上，上述情形是同一等次的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理由，也不能说，欺诈的恶意就小于胁迫的恶意，况且，结婚的实质在于当事人的真意，就胁迫与欺诈甚至于重大误解，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真意。因此我认为，既然规定了胁迫婚，就没有理由不规定欺诈婚、重大误解婚，而且欺诈婚和重大误解婚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经常会有因为一方婚前隐瞒真实情况而对方在结婚后起诉要求离婚的，但这实际上应属于可撤销婚姻，因为欺诈是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这与离婚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欺诈婚的法律规定，所以当事人只能选择离婚申请。另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均规定欺诈或重大误解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理由。至于哪些情形才构成欺诈或重大误解，一般来说，应以该情事足以影响当事人对对方的评价和结婚的判断为限，至于一点点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则不能构成抗辩理由。至于显失公平，由于婚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宜为可撤销婚姻的立法理由。

2．确认我国婚姻可撤销的有权机构的立法也不尽如人意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对于这一条，我也认为不妥。因为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力，应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只有在国家司法机关无力判定的情况下，才可能由专门机关来行使该权力，如对于专利与商标的效力问题，就采取了先由国家专利局或商标局来裁判的方式。对于婚姻的效力，则没有这种问题，应统一由法院来裁定，才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国家司法裁判权的尊重。

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撤销已达成协议，并对子女和财产分割也达成一致的，可以类推适用协议离婚的规定，由婚姻登记机关来处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很少会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在履行一种程序而已。国外相关立法如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我国的台湾地区均规定，婚姻的可撤销由法院来裁定。

3．在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上也有缺陷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可见，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完全相同，被宣告后，均溯及婚姻成立时起无效。我认为，该规定抹煞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别的价值，是不合理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欠缺的结婚法定要件的情形不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法律后果也应有所区别。无效婚姻违反了公益要件，应当自始无效；而可撤销婚姻仅违反私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小，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无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适用有关离婚的规定。

另外，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善意一方是否有权要求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恶意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而诸多国外立法则对当事人恶意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责任均有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29条附加条专门规定非善意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即因婚姻无效而被起诉的配偶，在婚姻被撤销的情况下，即使善意配偶没有蒙受损失的依据，也要对其提供适当的补偿。《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甚至赋予受害方向过错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我认为，根据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若因恶意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导致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使善意当事人一方蒙受损害的，无论财产或精神损害，恶意当事人一方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婚姻意味着一生的相守，关系到个人终生的幸福，同时婚姻家庭的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婚姻的缔结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婚姻法》的制定更应该是严密、科学的。我们应当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积极探索并逐步确立完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使我们的《婚姻法》更加成熟，更能显示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1、张贤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

3、杨遂全等著，《婚姻家庭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4、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婚姻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古代婚姻制度，封建礼法，封建制度。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确立而不断趋于成熟，历经千年，其和封建社会制度一起束缚着中华儿女和阻碍着社会发展进程，其附属于封建制度，成为封建统治者治理社会和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它不仅摧残了很多无辜的女性，而且很多男性也深受其害。

一、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其实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其丈夫，从一而终。一个男人一般只有一个正妻，却有多个妾，同时男人娶几个女人都不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其基本特征，父母有很大的主动权。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不但没有带给中国古代男女感情生活的幸福，而成了束缚中国古代男女追求婚姻自由的沉重枷锁。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的缺陷。

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主要是为了传承香火和传宗接代，而不是男女双方的感情结合。按照宗法制度的要求，嫡妻只能有一个，嫡妻所生，是为“嫡系”，其他妾所出，是为“庶出”。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同一个家庭中嫡妻及其子女，与妾媵及所生子女，就有着明显地位的差距。

一方面，这种制度使得一大部分妇女在男权主义社会里更加没有地位和权力。妾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畸形产物，她们担当的角色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在封建社会是很没有地位的。同时，大部分女子是由于生活所迫和外界施压才从妾的，并非自愿。

另一方面，为了维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阶级统治，封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推行从上至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庶出”虽和“嫡系”同父异母，但他们在家族中的地位却是天壤之别，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母亲的不同。无论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官爵的继承都轮不到庶出，他们一出生就带上了低人一等的不公的命运烙印。

这可以说是封建制度等级的森严，但未尝不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毒害。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良后果。

中国传统婚姻的目的是以生育为第一位，以经济为第二位，而男女感情置于末位，其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在宗法制下，婚姻大事必须父母主持，再加媒人撮合，才算循礼、合法，才能被宗族和社会所承认。“父母之命”封建包办婚姻是古代婚姻的基本特征之一，尊亲长掌握卑幼的主婚权是法律明文规定。

男女恋爱婚姻，本是青年男女追求自身终身幸福的权利。但这一主动权却握在了父母的手中，儿女没有主动权，只能在被动地去接受。男女双方的结合都是靠父母和媒人的撮合，而男女双方没有接触和了解，就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不带感情的婚姻对男女之间和家庭生活的和谐是非常不利的，最终酿造了太多的悲剧。

同时，这种“以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包办婚姻、买卖姻、交换婚姻、赘婿婚姻、童养媳婚姻的盛行。

四、“门当户对”及妻、妾婚姻程序上的差异。

“门当户对”为古代婚姻的重要习俗，后来这一制度演变发展为了“良贱不婚”。“良贱不婚”是指在封建等级社会，身家清白的良民不与从事贱业或户籍上被编为“贱籍”的人通婚的。这只是指“娶妻”，而非指“纳妾”。

古代婚姻制度承认妻的地位，必须经过“六礼”的程序娶进门的才为妻，所以叫做“娶妻”，纳妾的形式等同于买卖交易。所谓“六礼”是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终成立。

无论是“门当户对”也好，还是结婚的程序的进行，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这样就很大一部分约束了男女双方的自由结合，同时也让社会停滞不前。

五、婚姻解除的决定权的归属。

中国古代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在讲究妇女得从一而终的封建社会里，婚姻解除主要是男方单方面的，即为“出妻”。

丈夫离婚要求离婚是指其妻犯了“七出”。“七出”的条件的提出可以是男方，也可以是男方的父母，执行“七出”也不需经过官府的判决。相反，妻妾却没有单方面解除婚姻的权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妇女在婚姻中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只能顺从这种婚姻制度的摆布。而且所谓的“七出”条件也是很容易满足的，这样就给了男方抛弃女方开了方便之门。而在唐朝，还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即为唐律，妻妾“背夫擅行，有还他志”，处徒二年；“因擅去而即改嫁者，徒三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封建妇女在古代婚姻中是被动者，受害者。

六、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封建社会里，这一制度不但没有给男女双方带来结婚的幸福，而是成了剥夺他们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枷锁。这种婚姻制度依托于封建道德伦理和礼法，附属于封建体制，所以到清末特别是后，随着男女思想的解放和封建体制的倒塌，很多中国青年男女从中解脱出来，特别是中国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时代背景之下，她们有了追求婚姻自由的权利。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婚姻家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它已远去，但我们仍能从这一制度中窥探古代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通过历史的反思，可以让我们对现在中国特有的婚姻现象找到历史的痕迹。

参考文献：

［1］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9.

婚姻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结婚离婚家庭农奴制度

藏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青海，西藏，四川，甘肃，云南五个省区。拥有古老的藏传佛教的藏族，同时也拥有着比较丰富的法律文化底蕴，也成为了中华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清代，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明确的终审权的地方。①不仅仅如此，清代藏族的婚姻制度也是有着藏区自己的特色，它是建立在农奴制度基础上的阶级内婚制的婚姻。西藏实行农奴制是政权合一的体制，有强大的宗教势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奴没有财产，甚至也丧失了人身权利，有些农奴主甚至不准农奴结婚，剥夺了他们建立家庭的权利。所以有记载“游牧之民，多为苟合式之自由恋爱。男女相悦，即随意结合，结合之后，始禀明父母，实行同居”。②总而言之，清代在农奴制度下藏族的婚姻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两种婚姻制度

在整个清代统治时期中，西藏的婚姻形式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即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其中一夫多妻制又分为三种，即一般的一夫多妻制，姐妹共夫和母女共夫。一妻多夫制又分为兄弟共妻，父子共妻和朋友共妻三种。

（一）一夫一妻制

清代的时候，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变，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藏族人民最为普遍的婚姻方式。虽然农奴和封建制的社会中，男子是掌握家庭的一切权利，女子的地位十分的卑微，处于从属的地位，但是这种婚姻制度依旧是藏族婚姻的主要形式。并且在其中有赘婿的现象出现。

（二）一夫多妻制

1一般的一夫多妻制

这是清代在西藏地区最普遍的婚姻形式之一，藏区在婚姻家庭的法律里规定，藏族妇女的法律和社会地位都低于男人，长期处于被男人支配，受社会歧视的地位。为巩固夫权制度和封建制度，特允许男子可以有多个妻子，即一般的一夫多妻制的盛行，不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这个在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民族中也是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

2姐妹共夫制

在藏区的家庭中，形成此种婚姻形式的原因，大多是由于男子家里缺少劳力，所以将妻子妹妹接至家中进行劳动，充当一人的劳力而减轻家庭其他成员的负重。这种婚姻制度对于特别穷困但又缺少劳力的家庭而言，还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也有其他的情形，即男子无此需求亦可以迎娶姐妹二人为妻，也是较为符合当地习俗的。对于两个迎娶进门的妻子，各居一室，丈夫轮流与其居住。对于姐妹二人在家庭里的地位而言，按当地不同的习俗来分，有先来后到顺序之分的，多是先娶进来的操持家务，后进来的管理农田事务；但是也有的是根据其二人丈夫的态度来分配姐妹二人的工作，一般在此种情况下，男子大喜欢年轻漂亮的妹妹。由此来决定姐妹二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姐妹共夫家庭所生的孩子，依照母系亲属关系称呼，对非生母称姨母。在清代藏区特殊的婚姻制度和生活环境之下，这种被我们现在人看来属于违背伦理道义和违反法律的婚姻形式却是符合他们当时的法律的。可见不同的时代都是有自己比较特殊的一种制度存在，并且在存在的同时也有着它的特定的合理性。

3母女共夫制

这种婚姻形式是在藏区中比较少见的，大多是由于男子丧妻之后续妻而产生。在男子续娶妻子的时候，妻子带有女儿的，只要该母女全部同意，便产生了母女共夫的情形。续娶在形式上娶的是母亲，待女儿长大成人，到了结婚的年龄，其母亲便将妻子之位让与女儿，女儿成为男子的又一个妻子。形式上母亲让位与女儿，实际依旧是母女共夫的形式。在这种母女共夫的家庭之中，母亲料理家务，女儿大多年轻，管理农田事务。关于称谓方面，母女二人依旧以母女相称，女儿所生的孩子按照母系亲属关系称其母亲为外婆，可母亲所生孩子称其女儿不为姐姐，而为特殊称呼即为阿妈。③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比较少见，但是在清代藏区的家庭中也是有出现的，这种婚姻形式的更多的是发生在家庭比较穷困的家庭中，特别是丧夫又携带幼女而又没有生活能力的家庭中。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的存在总归会有消灭的一天，新的婚姻形式还是会取而代之的。

（二）一妻多夫制

1兄弟共妻制

这种婚姻制度在藏区里是最多的一种。对于这种婚姻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可以避免这么多的纠纷，何乐而不为？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兄弟共妻不好，所以有藏族谚语说”一个锅里有两个勺，幸福怎么会有？“由于藏区的传统观点的影响，认为同一父母所生之子，生长在一起是最大的幸福。为了避免家庭中妯娌之间的争吵，避免继承家业之间的纠纷，从而出现了这种兄弟共妻的婚姻形式。这种婚姻形式在贵族和农奴家庭里都有显现出来，农奴家庭本着传统的观点，兄弟共妻是福分，兄弟共一妻；贵族的农奴主家庭是为了避免世袭的产业继承不至于分散，家庭中又是兄弟数人的情况之下，要求兄弟必须共处一妻。在这种兄弟共妻的家庭中，长子是家长，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有着极大的特权，结婚的时候也是由长子出面迎娶，妻子在日后在与其他弟弟相处共处。妻子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归长子所有。数个兄弟中一准有不够幸福的人存在，但是在这个家庭中也应该是最痛苦的一个应该是这个有数个丈夫的妻子。因为这样的情形下，她的每个丈夫都可以随意支使或者打骂她，这种家庭里的妻子相比较其他婚姻形式中的妻子的地位更加的卑微和低贱。

2父子共妻制

关于父子共妻的婚姻形式，在此举例说明。在西藏一县的托吉庄园中的412户人家中只有1家是父子共妻的，这种婚姻形式是极其少见的。产生的原因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父亲丧妻后，续娶年轻妻子，待儿子到了婚龄时将与儿子共处此一妻；另一种是父亲丧妻之后，儿子到了婚龄，由儿子出面娶妻，然后形成父子共妻。在托吉庄园中，关于称谓方面还是很有讲究的，儿子称继母不为阿妈，而是阿姐，这个也是托吉庄园自己的特殊之处。④关于这个父子共妻的情形，在其他的情况之中笔者暂时还没有更新的资料可以显示，仅仅从托吉庄园这个时候看来，也可以推断出在清代的时候也还是有这种形式存在的。

3朋友共妻制

我们俗话说的好”朋友妻，不可欺“，但是在清代藏区里却有朋友共妻的婚姻形式，不得不让人惊奇。这种婚姻形式多是发生在商贩之间，由于家中男子经常外出，家中缺乏劳力，而与其他的友人合并为一家，成为共妻关系。这种婚姻形式依旧是为了弥补家中劳力的不足，来支撑整个家庭，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

二通婚的条件和程序

西藏地区婚姻中的订婚是多种多样的，基本上分为农奴主阶级子女的婚姻和农牧民等社会底层的藏族人民的婚姻。农奴主阶级子女的婚姻，订婚权完全操纵在家长之手，并限制在本阶级之内，讲求所谓的门当户对，有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大多为父母包办婚姻，但是却不如汉族地区的严重，因为在农奴之间，通婚却没有此种限制要求。他们恋爱婚姻比较自主，没有严格的订婚程序，婚姻权掌握在男女双方自己手里。男女青年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挑选中意的伴侣，而不甚重视门第和民族的界限。⑤清代家庭里仍以男性为中心，实行严格的阶级内婚制，门当户对的才可以成亲。

通婚的范围却是在各地不一致的，有的地方父系亲族禁婚，母系亲族几代之后才能通婚；有的父系亲族在几代之后也可以通婚，母系亲族却不禁婚。结婚的程序在各地都是不大相同的，不过一般都是先由男女双方通过对歌来选择心爱的人。要结婚的时候再告诉父母，取得同意，并经过部落头人的批准才可以结婚。⑥这也就是所谓的恋爱自由，结婚不自由。其实在这些之中也有父母不同意的男女青年私自出外完婚的情形，大多最后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果。

三离婚制度

西藏婚姻的复杂性，同时决定了西藏离婚制度复杂性。为了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清朝初期，五世达赖任命桑结嘉措为第悉，指定了《十三法典》。作为西藏地方的基本法，其中第11条规定了”亲属离异律”，即调解亲友纠纷的法律。这条法律中规定了解除婚姻采用的方式，过错责任的承担以及离婚财产和子女的分配等问题，成为整个清代乃至西藏的基本法。《十三法典》中规定：”夫妻欢乐而离异或由中间人调解之主要原因，认真判处，务须公正。”“若妻有理，被夫抛弃，男方须给女方十二钱黄金，以及支付称之为’服饰赔偿费‘，日薪为三藏升青稞，夜薪亦为三藏升青稞。”“子女的归属则须遵循’子由父养，女由母养‘的原则，儿子的乳金依其年龄大小的情形判定。”“出嫁前由父方赐给的衣服和粮食，无论是给男方的还是女方的，归女方。但若以夫方之名赐给的归男方。”⑦

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发挥僧纠纷，都要由亲友调解；如果调解无效的，可向部落头人提出离婚。离婚如果是男方提出的，则分一般财产给女方；如果是女方提出的，男方不分任何财产；如果男女双方都提出离婚，头人要罚款，一般是各罚一匹马。关于子女的处置，按照传统方法，女孩归女方，男孩归男方，若只有一子，则打发去寺院当喇嘛，以免再度发生纠纷。⑧

①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八卷，清，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655页

②《黄幕松吴忠信赵守玉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转载至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第610页

③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第198页

④严汝娴：〈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第200页

⑤张晋番指导的法学博士论文萃编〈青蓝集〉，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609页

⑥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34页

婚姻制度范文篇6

[论文摘要]以保护私权为目的的婚姻法律制度在婚姻效力的立法上，宜采取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分，这对于我国婚姻法的不断完善具有重大意义。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概念和特征

无效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以因行为人的要求而撤销从而使婚姻关系自始无效的婚姻。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特征

1．在主观上，男女双方都有永久生活的目的。

2．在客观上，男女双方已经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他们有的履行了结婚程序，有的没有履行结婚程序。

3．在性质上，都具有违法性。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了结婚的法定要件，其中有的欠缺的是实质要件，有的欠缺的是形式要件，有的既欠缺实质要件，又欠缺形式要件。

4．在效力上，都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没有合法夫妻之间具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5．在法律上，都具有法定性。不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本身是法律的确立，而且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具体情形或条件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之间的差异比较：

1．违反的要件不同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划分是以违反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几乎所有的采取双轨制的国家都把那种违法性程度严重的规定为无效婚姻，而把那些违法性程度相对较轻的规定为可撤销婚姻。

2．认定方式不同

有些国家认为婚姻无效为当然无效，不必经过诉讼或法院判决，可撤销婚姻则必须经当事人或其他有撤销请求权的人的请求，依照诉讼程序，由法院判决确定其撤销。但也有一些国家规定无效婚姻必须以诉讼的方式宣告，否则不发生无效的效力。可撤销婚姻在与当然无效制的无效婚姻相比，在认定方式上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3．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

在有些国家婚姻被宣布无效后，不仅对当事人有溯及力，而且还及于无效婚姻存续期间受胎而生的子女。而可撤销婚姻其撤销的效力仅从撤销之日起，但是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子女的利益，规定无效婚姻不影响该婚姻所生子女的权利，婚姻无效的宣告只对当事人具有溯及力；还有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无效无溯及力，仅从法院宣告之日起婚姻始为无效。虽然各个规定不同，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是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当婚姻为绝对无效时，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在法律后果上尤其是在子女问题上的区别十分明显。

4、诉讼时效不同

可撤销婚姻的诉讼时效通常为除斥期间，因法定期间的经过而归于消灭。而无效婚姻的诉讼时效并非如此，有的无效婚姻只要无效的原因存在则诉讼时效始终存在。

二、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一）各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上，一直存在两种立法模式，即单轨制和双轨制。单轨制是对不具备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均认为是无效婚姻，当事人之间不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轨制是对缺乏特定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视为无效婚姻，同时将不具备其它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有条件的承认其婚姻效力。

从历史上看，古代就有把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结合规定为无效的先例。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就将事先未订婚约的结合，视为无效婚姻。欧洲中世纪把结婚要件称为婚姻障碍，其中又分为无效障碍和禁止的障碍两种。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小，为可撤销婚姻。

自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采用双轨制模式，即将无效婚姻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以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亲属法中进一步兼采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两种制度。此后，瑞士、日本、英国等一些国家在其亲属法中相继建立了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制度。但是到了现代，各国对这一问题的立法态度发生了变化，大多只设无效婚姻制度，不再设可撤销婚姻制度。采用此制的国家，有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古巴、秘鲁、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原南斯拉夫等。在美国的统一结婚离婚法中，采用的也是单一的无效婚制。可以看出，外国的亲属法中对于欠缺结婚要件的婚姻，如德国、日本、瑞士、英美等国采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并存的双轨制立法体例。法国采用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立法体例也是双轨制的构建模式。东欧各国则一般采用的是无效婚姻的单轨制立法体例，未采纳可撤销婚姻的体例。（二）对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评析

单轨制和双轨制的区分，反映的是对婚姻无效制度基本价值取向的不同认识。如果把无效婚姻制度仅仅当作是对违法婚姻当事人制裁的制度，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无可厚非；如果认识到这一制度还有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的作用，那么，就必然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做出区分，采取双轨制。

采取双轨制，对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加以区分，有着深厚的民法理论为基础。

1．婚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

婚姻法是私法，它是关于自然人身份生活关系的法律，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因此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关于民事行为的某些规定。将民事行为分为民事法律行为（即合法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相对应的，婚姻也应当据此分为合法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2．双轨制是婚姻法律制度价值的体现

婚姻法应以保障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的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

无效婚姻是对严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婚姻给予的否定性的评价，自始不发生婚姻的法律效力。而可撤销婚姻是在尊重当事人的个人私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给予的相对性的否定评价，是赋予当事人权利，给予当事人选择，因为这类“婚姻”相对来说，与当事人的个人权益关系更加紧密，不与社会公益严重抵触，容许当事人自己选择，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避免消极的后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不安定冲击。

（三）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草案1997年4月试拟稿）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六条和1997年10月（试拟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都是仅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而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条至第十二条则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和可撤销婚姻制度。

由此可见，我国的新《婚姻法》在规定了无效婚姻的同时，也规定了可撤销婚姻，采取的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是可取的，但是在具体立法时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叶英萍，《婚姻法学新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婚姻制度范文篇7

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婚姻，各国法律一般都有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规定。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增设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不仅填补了立法空白，也使我国的婚姻法更好的与国际婚姻法相接轨。从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无效婚姻是指男女双方已经进行结婚登记，但不具备法定结婚的实质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违背另—方的真实意愿，胁迫另一方与之结婚，受胁迫的一方可在法定期限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一)确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必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违法婚姻屡禁不止，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是全面防止违法婚姻的客观要求。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肌体上的细胞组织，承担着多方面的社会职能。婚姻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子女、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必须用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来规范人们的结婚行为，以便保证婚姻的质量，使婚姻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了全面建立防止违法婚姻的法律机制，增设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是婚姻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结婚制度的保障。

现代婚姻之实质是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建立的理论前提，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男女两性关系。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性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否则即为违法婚姻，规范违法婚姻的立法即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可见，婚姻无效制度和可撤销制度与婚姻成立要件相辅相成。传统民法中有“无规定，无无效”的理论，说明无效或可撤销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而仅规定成立要件，欠缺对违反要件行为的制裁措施，规定的要件也就得不到保障。两者结合，才构成完整的结婚制度。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作为保障结婚制度的手段是婚姻立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婚姻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必须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2．婚姻家庭立法和司法实践亟待建立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欠缺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对违法婚姻没有系统完整的立法，只有一些具体的司法解释，而且这些解释对违法婚姻有着不同的处理原则。这样，同属违法婚姻，在处理依据和结果方面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特别是绝大多数的违法婚姻在司法实践中均以离婚对待，而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合法婚姻的法律手段，如此处理就混淆了婚姻合法与非法的界线，赋予了违法婚姻以合法效力，这从逻辑上讲是错误的。因此，在立法上增设婚姻无效制度与可撤销制度，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制裁结婚问题上的违法行为。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10条和11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情形，分别为：

1、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

（1）重婚的

指一方有配偶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以及明知他人有配偶又与之登记结婚，或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重婚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是法律上的重婚，即行为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二是事实上的重婚，即有配偶虽然未与他人登记结婚，但确与他人以夫妻关系同居的。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即双方为直系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指婚姻当事人婚前患有性病、严重精神病未经治愈、先天性痴呆以及某些已被实践证明的、不应结婚的其他传染性疾病、遗传性疾病或其他疾病(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的不在禁止之列)，婚后所患病症未治愈的。

（4）未到法定婚龄的

指违反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时男早于22周岁，女早20周岁。

2、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

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所谓“胁迫”，是指婚姻当事人一方采取暴力、威胁、恐吓等手段，以给对方或对方的亲友的自由、身体、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

当事人之间，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就婚姻有无法律效力的问题发生争议，或者主管机关发现婚姻违法否认其效力时，须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和处理，并产生法定的后果。因此，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法律后果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规范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宣告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婚姻无效或撤销的宣告机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以及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1）．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

根据《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机关。《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3条规定，《婚姻法》第12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即在我国，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不适用当然无效，必须经过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宣告无效或予以撤销。

①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7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A.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B．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C．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D．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②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依《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10条规定，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这主要是为了尊重受胁迫方当事人本人对其婚姻关系的意愿。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有些受胁迫而结婚的当事人，因与对方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已经建立起一定感情，或者已经生育子女，故其本人已经愿意继续与对方共同生活，而不愿意解除该婚姻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法律硬性规定一律将该婚姻予以撤销，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

（3）．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

①无效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关于无效婚姻请求权行使的时效期间，《婚姻法》未予规定。即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行使无时间限制，当事人可在双方生存期间或一方死亡后提出婚姻无效之诉。但《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一)》第8条明确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②可撤销婚姻行使请求权的时效期间。《婚姻法》第11条规定，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里的“一年”是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立法规定这一较短的时效期间，主要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及时行使请求权，以避免其婚姻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2、法律后果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本条规定的自始无效，说明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在被依法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即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这是最重要的法律后果，由此决定其他方面的法律后果：

（1）．对当事人的人身关系方面。

第一，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基于合法婚姻的效力而发生的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因此，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人民法院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第二，由于无效婚姻中或婚姻被撤销以前的男女不是合法的夫妻，一方与另一方的血亲及其配偶之间也不产生姻亲关系。第三，男女双方也不能以配偶的身份互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一方死亡，生存一方不能以继承人资格继承死者的遗产，只能按照我国继承法第14条的规定处理遗产问题，该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2）．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子女抚养问题。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为自始无效，因此，当事人在无效婚姻期间或婚姻被撤销以前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依照婚姻法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因此，对于上述子女与其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受父母婚姻无效的影响。在确认和解除无效婚姻后，有关子女的归属和抚养费用的负担等问题，均适用我国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例如，父母对该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该子女成年后对父母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与该子女之间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等等。切实、妥善地保护子女依法享有的权益，是宣告婚姻无效和婚姻被撤销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3）．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财产处理问题。无效婚姻和被撤销婚姻由于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因此，均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根据最新司法解释，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如果双方在同居期间有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或者由双方出资购置的财产，在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首先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因重婚而导致婚姻无效的，对双方在重婚期间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配偶的财产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因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作为民事行为的一种，我国结婚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民法的制度精华，也借鉴了国外有关这方面立法的经验，但有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无效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我国婚姻无效情形中第3项值得探讨

所谓禁止结婚的疾病按照我国有关规定，是指严重传染性疾病和有遗传性会严重影响下一代健康的疾病及精神病。对于这一条笔者认为不应一律定为无效，而应具体细分。结婚毕竟首先是当事人的私事，对于有严重传染性的疾病，如性病、乙肝、艾滋病等，只要婚姻当事人之间对此有明确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可以做到不传染，不外传，所以法律没有必要将其规定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对于严重遗传性的疾病，有一些可以通过限制生育来达到不遗传给下一代的目的，或当事人选择不生育，也可避免其祸害。目前，艾滋病、乙肝患者数量在我国有急速上升趋势，据有关报道，每10个国人中就有一个携带乙肝病毒；至于艾滋病，我国目前也难以对其有效控制，救护责任亦不到位，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更增加了国人对艾滋病人天生的厌弃。一方面来自对疾病本身的恐慌，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的遗弃乃至唾弃，造成了艾滋病人较之常人更需要关怀理解，这种关怀理解最容易在惺惺相惜的同类者之间产生，艾滋病患者之间的结合对他们更具有莫大的安慰。我认为，结婚权是人权的内容之一，婚姻是顺应人性的社会行为，亦是人生的幸福源泉之一，甚至于在很多人眼里，没结婚的人总是有毛病的，所以剥夺了一个人结婚的权利，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基本人权，除非有绝对充分的理由，否则，连国家也没有权力这样做。虽然，作为传染性病患者，其结婚行为会造成传播疾病的可能，但这种传播不是必然的，即使是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传播，但如果当事人对此明知并表示愿意承担此风险，法律也没有理由干预。所以，因当事人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而一律禁止当事人结婚是不科学的，如果当事人在明知的情况下表示愿意承担风险，法律应允许其结婚。如当事人结婚后才知道对方有诸如此类的严重传染性疾病，如属于对方在明知自己有此类严重传染性疾病的情况下，不履行自己的告知义务的，当事人则有要求撤销婚姻的权利。如属结婚后才得病的，可作为当事人申请离婚的一个理由；另外，如果一方在结婚时表示不介意，而在婚后以此为由要求离婚的则以离婚案件处理。通观世界各国婚姻立法，如意大利、俄罗斯、德国、日本、瑞士，没有一国将婚姻当事人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或遗传性疾病作为禁止结婚或婚姻无效的理由，只有瑞士将其列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理由。当事人有精神障碍的不在此限。

2．在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上，我国婚姻法也存在明显缺陷

一般来说，只有在足以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或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才能有公法上的干预，而对于其他的情形，则不存在公法主动干预的理由。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却规定：一方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当事人及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有权利申请婚姻无效。我认为这一条是不科学的，甚至是违宪的。首先作为近亲属，在婚姻当事人不申请无效的情况下，法律赋予其申请权，会严重影响到婚姻的效力和稳定性甚至与当事人的意志相悖，实质上侵害了公民的婚姻自主权；另一方面，与患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完全可以通过与患者“分住”，来达到维护自身安全的目的。所以我认为应除近亲属对这一条婚姻无效的申请权。

3．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不合法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做出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我认为这一条的后半部分也是不科学的，与法律的基本原理是相悖的。因为在我国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只有在一些程序性问题上才适用“一裁终局制”，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制度，但是在实体性问题上，适用两审终审制是强制性规定，婚姻的效力是实体性问题，而且往往是当事人争议较大的问题，在这里规定一审终审制，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还会破坏我国的法治文明，并且由于实行一审终审制，缺乏有效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基于以上分析，应废除这种规定，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对一审中关于婚姻效力的裁判有异议的，可以上诉。

(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1．可撤销婚姻的情形过于单一，与理论和现实均不符

在可撤销婚姻制度中，我国婚姻法只规定了一条撤销情形就是胁迫婚。根据可撤销可变更民事行为理论，除了胁迫以外，还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等情形。

在民法理论上，上述情形是同一等次的可撤销民事行为的理由，也不能说，欺诈的恶意就小于胁迫的恶意，况且，结婚的实质在于当事人的真意，就胁迫与欺诈甚至于重大误解，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真意。因此我认为，既然规定了胁迫婚，就没有理由不规定欺诈婚、重大误解婚，而且欺诈婚和重大误解婚在现实生活中是客观存在的，经常会有因为一方婚前隐瞒真实情况而对方在结婚后起诉要求离婚的，但这实际上应属于可撤销婚姻，因为欺诈是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之一，这与离婚完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欺诈婚的法律规定，所以当事人只能选择离婚申请。另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均规定欺诈或重大误解为婚姻可撤销的法定理由。至于哪些情形才构成欺诈或重大误解，一般来说，应以该情事足以影响当事人对对方的评价和结婚的判断为限，至于一点点无关紧要的生活琐事，则不能构成抗辩理由。至于显失公平，由于婚姻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宜为可撤销婚姻的立法理由。

2．确认我国婚姻可撤销的有权机构的立法也不尽如人意

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对于这一条，我也认为不妥。因为确认一种民事行为效力的权力，应属于国家司法机关，只有在国家司法机关无力判定的情况下，才可能由专门机关来行使该权力，如对于专利与商标的效力问题，就采取了先由国家专利局或商标局来裁判的方式。对于婚姻的效力，则没有这种问题，应统一由法院来裁定，才是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尊重，也是对国家司法裁判权的尊重。

当然，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婚姻的撤销已达成协议，并对子女和财产分割也达成一致的，可以类推适用协议离婚的规定，由婚姻登记机关来处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很少会涉及到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在履行一种程序而已。国外相关立法如德国、日本、瑞士、菲律宾、俄罗斯、我国的台湾地区均规定，婚姻的可撤销由法院来裁定。

3．在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上也有缺陷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可见，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完全相同，被宣告后，均溯及婚姻成立时起无效。我认为，该规定抹煞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区别的价值，是不合理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欠缺的结婚法定要件的情形不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法律后果也应有所区别。无效婚姻违反了公益要件，应当自始无效；而可撤销婚姻仅违反私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较小，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无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被撤销后，当事人之间的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适用有关离婚的规定。

另外，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善意一方是否有权要求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恶意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而诸多国外立法则对当事人恶意导致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民事责任均有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29条附加条专门规定非善意当事人和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即因婚姻无效而被起诉的配偶，在婚姻被撤销的情况下，即使善意配偶没有蒙受损失的依据，也要对其提供适当的补偿。《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甚至赋予受害方向过错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我认为，根据民法的侵权行为理论，若因恶意当事人一方的行为导致婚姻无效或被撤销，而使善意当事人一方蒙受损害的，无论财产或精神损害，恶意当事人一方均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婚姻意味着一生的相守，关系到个人终生的幸福，同时婚姻家庭的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婚姻的缔结应当是严肃认真的，《婚姻法》的制定更应该是严密、科学的。我们应当从我国的社会现实出发，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积极探索并逐步确立完善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使我们的《婚姻法》更加成熟，更能显示法律的人文关怀精神，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参考文献：

1、张贤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5月版

3、杨遂全等著，《婚姻家庭法新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版

4、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婚姻制度范文篇8

一、无效婚姻的原因…………………………………………………………4

（一）重婚……………………………………………………………………4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5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5

（四）未达法定婚龄……………………………………………………5

二、无效婚姻原因的阻却事由…………………………………………6

三、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7

（一）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7

（二）无效婚姻案件的处理程序…………………………………………8

（三）无效婚姻案件裁判文书的写法……………………………………8

四、宣告婚姻无效的善后工作………………………………………………9

五、对于婚姻无效案件是否适用过错赔偿……………………………………9

参考文献…………………………………………………………………………12

论文摘要

新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制度，增设了无效婚姻的原因、程序和法律后果，并规定了四种婚姻无效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无效婚姻也作了较为具体、全面的规定。但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尚需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各国法律都把婚姻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加以确认。基于维护社会公益和保护婚姻当事人个人私意的理由，各国婚姻法对于婚姻的有效成立均规定有若干成立和有效要件，欠缺法定成立或有效要件的婚姻，如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即成为婚姻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无效婚姻是指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而在法律上不具有婚姻效力的男女两性结合。无效婚姻并不是婚姻的种类之一，它只是用来说明借婚姻之名而违法结合的一个特定概念。对无效婚姻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无效婚姻包括可撤销婚姻，狭义的无效婚姻则不包括可撤销婚姻。本文对无效婚姻的论述采取狭义的概念。所谓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的违法结合，即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违反了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因而婚姻不具有合法婚姻的法律效力。对于无效婚姻案件，我国目前的现状，尤其是广大农村仍然时常遇见，究其原因是由于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亲上加亲，早成家早立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封建传统思想已根深蒂固。

关键词：无效婚姻程序法律后果

Paperabstract

Newly-wedmarriageregulationstheinvalidmarriagesystemthatdecided,increaselegalconsequence,programandthereasonofhavingsetupinvalidmarriage,andhavestipulatedthe4kindsofcasewithinvalidmarriage,thehighestpeople''''sjudicialexplanationaboutsomeproblemof"themarriage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salsomadeforinvalidmarriagerelativelyspecificly,overallstipulation.Butthestipulationofinvalidmarriagesystemstillhassomedefectsandisbelow,needyetfurtherperfectandimprove.Marriageisthefoundationoffamily,familyisthecellofsociety.Countrieslawconfirmsmarriageasaimportantlegalsystem.BasedonmaintenancesocialpublicwelfarewithprotectmarriageinvolvedpartyindividualpersonalYireason,countriesmarriagelawformarriagesetupstipulationefficientlyhavesomesetupwitheffectiveimportantdocument,isshortoflegalsetuporthemarriageofeffectiveimportantdocument,asinvalidmarriagewithcancancelmarriage,becomethelawsystemofmarriagelawincannotortheimportantcontentthatisshortof.Invalidmarriagedenotetobeinconsistentmarrylegalconditionandprogram,andonlaw,themalefemalebothsexesthatdonothavemarriageeffectivenesscombine.Invalidmarriagenottheoneofkindofmarriage,itborrowsaspecificconceptofwell-knownandillegalcombinationofmarriagemerelyusedforexplanation.Therearebroadsenseandthetwounderstandingsofnarrowsensefortheconceptofinvalidmarriage,itdoesnotbeincludedthatgeneralizedinvalidmarriageincludescanceltheinvalidmarriageofmarriageandnarrowsensecancancelmarriage.Thispaperadoptstheconceptofnarrowsensefortheexpositionofinvalidmarriage.Theinvalidmarriageclaimeddenotestheillegalcombinationofthelegalconditionthatisshortofmarriagetosetup,isinconsistentwiththeassignedsubstanceimportantdocumentofmarriagelawwhenmalefemalebothsidesconcludemarriagerelation,violatetofinishmarriageprohibitsexualcondition,thusmarriagedoesnothavethelegaleffectivenessoflegalmarriage.Forinvalidmarriagelawcaseandthepresentsituationofthenowofourcountry,especiallylargerural,stilloftenmeet,studyitsreasonisbecauseofpeasantlegalconsciousnesslight,kisstoaddkiss,earlygetmarriedearlyuprighttrade,thelifeofparentsMeiShuoZhithefeudaltraditionalthoughtssuchasspeechalreadydeep-rooted。

Keyword：Invalidmarriageprogramlegalconsequence

一、无效婚姻的原因

《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达法定婚龄的。”立法对婚姻无效的原因规定了四种情形，看似简单，但理解上存在有一定的偏差，在此，有必要作具体说明。

(一）重婚的。我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由于重婚违反了一夫一妻的原则，所以具有重婚情形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当宣告其为无效婚姻。重婚有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法律上的重婚是指已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事实上的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

上述两种重婚的情形，即前后均为登记婚和前为登记婚后为事实婚，是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重婚的范畴。婚姻无效原因中的“重婚”，应是指民法上的重婚，对重婚概念中的“配偶”的解释，不仅指登记上的配偶，还要扩及至一定条件下的事实上的配偶。这一点从《解释（一）》第5条可以看出，该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1.1994年2月1日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2.即婚姻法上承认1994年2月1日以前双方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那么在此婚姻关系存在的前提下，一方又与第三人登记结婚或者又与第三人形成了新的此类事实婚姻关系，也当属重婚，后一婚姻关系无效。所以说，婚姻法上的重婚不是两种形式，而有四种情形，即：前后均为登记婚、前为登记婚后为事实婚、前后均为事实婚和前为事实婚后为登记婚。

此外，如果一个人同时与两人或两人以上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各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前均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属于同时重婚，均为无效婚姻。这种行为是对法律的公然蔑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应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由于近亲结婚不利于优生优育，故这一条规定是非常科学的。直系血亲在我国婚姻现状中存在极少，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尤其是亲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在偏远地区存在较多，这主要是受亲上加亲观念的影响，凡违反上述规定的婚姻都应当宣告无效。我们某些农村存在“五服”以内的亲属不得通婚，村内同姓的不得通婚的习俗，对此当事人如据以主张婚姻无效，应不予认可。

（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同样是为了优生优育，同时为了避免将来给配偶带来生活、经济、精神上沉重负担。在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婚前一方已知对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久治不愈，而主张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宣告婚姻无效。即、婚姻当事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病情是否知情并不影响该婚姻的无效。例如，城镇当中家庭条件较好的为自己患有先天性痴呆症的儿女选择地区偏辟生活困难的对象，对于后者来讲对前者情况知情，但迫于生活压力而与之结婚，这种婚姻应属于无效。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对当事人所患的禁止结婚的疾病，究竟是婚前所患还是婚后所患，应该从其患病的时间、患病的原因、病情如何等多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分析，以判断之。如果提出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一方提供不出证据证明该疾病是在婚前所患，人民法院又难以查实的，则不能认定其婚姻无效，而应当推定为有效婚姻。

（四）未达法定婚龄的。所谓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男女结婚必须达到的最低年龄界限。各个国家对法定婚龄的规定有所不同，美国一些州、波兰、丹麦规定为男21岁、女18岁；德国、俄罗斯、新加坡规定男女均为18岁；日本、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规定男18岁，女16岁；西班牙、希腊规定为男14岁，女12岁。我国《婚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的不得早于22周岁，女的不得早于20周岁。但是目前未达到法定婚龄而骗取结婚登记的情形非常多。这种情形下，在法定婚龄届至前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根据请求权人的申请应宣告该婚姻无效。

《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原则上适用所有的中国公民，但有的法律、法规、规章根据婚姻管理的具体情况，对结婚年龄作出特殊规定，应按特殊规定执行。如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结婚规定的通知》（1981年）中指出：“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一般应是未婚者，如果有的学生要求在学习期间结婚，则应先办理退学手续。但年龄在30岁结婚的和已经结婚的，可继续留校学习。”2001年对于大学年龄、婚否已不再限制。国家民航总局《关于民航空勤人员婚龄及配偶政审的规定》（1981年民航政组字26号）要求“民航凡从事飞行的空勤人员（包括飞行、领航、通讯、机务、乘务等），其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6周岁，女不得早于24周岁”。国家体委《优秀运动员工作条例》（注5）则规定：“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不许结婚，特殊情况应经组织批准。”此外，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自治县均有权制定变通规定，可以规定低于《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的结婚年龄。

我国《婚姻法》仅列举了以上四种婚姻无效的原因。我认为还应增加一项概括性的规定，以囊括现实生活中其他可能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例如：婚姻当事人的一方或第三方通过与国家婚姻登记机关串通而使另一方或双方在不知情的条件下领取了结婚证，这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另一方或双方的合法权益，此情形下也应认定为无效婚姻。

二、无效婚姻原因的阻却事由

以上我们涉及到婚姻法所确定的无效婚姻的四种原因。但必须注意的是四种原因必须是一方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时仍客观存在的原因。对于诉讼来讲，无效婚姻的判断标准，应以起诉时为准。因为无论起诉前或者婚姻缔结时状况怎样，一旦经过一定的期间，当其双方已经具备法律规定的结婚条件时，就已经属于合法的婚姻，不能用以前的无效事由来对抗已经合法有效的婚姻。为此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8条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规定从有利于稳定当事人家庭生活的角度出发，承认此领域内阻却事由的存在。例如：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但婚后已经治愈；结婚时，未达到法定婚龄，但一方申请时，已达到法定婚龄的，凡有以上情形都不能以无效婚姻对待。在办理离婚案件当中，一方起诉离婚，而另一方以婚姻缔结时未达到婚龄而主张婚姻无效时，应注意审查双方当事人的年龄，如年龄已达到法定婚龄，应以有效婚姻进行处理。但《婚姻法》第十条所规定的前两条无效的原因，即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不存在无效婚姻的阻却事由。因为构成重婚的，即使前一个婚姻解除，后一个婚姻也不会因此而合法化。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也是无法由当事人自行解除的。

如上所述，法律赋予了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依法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同时，针对审判实践中有些无效婚姻在经过一定时间后，因婚姻无效事由已经消除等情况，法律亦认可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在申请婚姻无效时存在阻却事由。即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如未达法定婚龄者已达法定婚龄、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已经治愈，这时对提出的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以重婚和有禁止结婚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有观点认为：申请时，如果重婚者仅存有一个婚姻关系，就不可宣告另外一个婚姻无效；虽有禁婚亲属关系，但当事人已结婚多年，并生有子女或不再生育的，可以此作为阻却事由。然重婚是严重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的行为，应不存在阻却事由，申请时，无论重婚者是否存在两个婚姻关系，都应宣告其中一个婚姻无效，构成犯罪的，还应予以刑罚制裁；另外，亲属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因出生或血缘而产生的特定身份关系，它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也不会人为地解除，因此，亦不存在阻却事由，即该婚姻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和双方是否有子女或不再生育，都应是绝对无效。

如前所述，对以有禁婚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不存在阻却事由，但有一例外情况。在阐述婚姻无效的原因时已经提到，禁婚亲属关系包括拟制血亲关系，那么，收养关系依法解除后，婚姻当事人之间即不存在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了，立法又未有收养关系解除后仍不得结婚的禁止性规定，这时，就存在阻却事由，即婚姻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还以有禁婚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三、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

（一）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

依据我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在我国能够审查并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包括而且只有国家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审查处理婚姻无效案件。对于国家法定的机关来讲，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有两种，即依职权主动介入和依申请被动介入。我国《婚姻法》及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依职权，主动介入方式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我认为国家法定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介入无效婚姻案件，而且应当介入。例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发现原被告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违反了结婚的实质要件，且致使婚姻无效的情形没有消失的，应判决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宣告原被告婚姻关系无效，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不应准许。国家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发现婚姻当事人存在禁止结婚的情形而不当或违法颁发了结婚证的，应收回结婚证书并宣告婚姻关系无效。

（二）无效婚姻案件的处理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婚姻无效的案件，由于无效婚姻的四种原因是法定的，认定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还有许多外在的客观标准可以作为依据，为了提高审判效率，避免将简单的事情变得繁琐，所以我们对于很明显能够判断无效婚姻情形的，无须适用审理一般离婚案件的程序规定，对婚姻效力的审理不适用调解，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宣告婚姻无效，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不予准许。有关婚姻效力的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在财产处理时，应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案件中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无效婚姻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三）无效婚姻案件裁判文书的写法

因无效婚姻案件有其特殊之处，故其裁判文书的写法也有不同。由于无效婚姻案件中婚姻效力问题不适用调解，且为一审终审。所以对于当事人仅申请宣告婚姻无效，而无财产处理和子女抚养等问题时，应以判决的形式宣告婚姻无效，告知当事人该判决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书后不再写明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对于当事人对婚姻效力、财产处理和子女抚养一并请求处理时，如果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要另行制作调解书。如果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达不成调解协议的，也应对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其他纠纷的处理分别制作裁判文书。也就是说在后两种情形下，要有两份法律文书，一份是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书，另一份为双方其他纠纷的裁判文书。且在其他纠纷判决书后面和一般判决书相同，交待当事人的上诉权利，允许当事人上诉。

四、宣告婚姻无效的善后工作

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婚姻无效后，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机关。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婚姻登记机关，便于婚姻登记机关及时了解当事人的最新婚姻状况及判决结果，更好地进行婚姻管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及第三人利益。所以判决书应当尽快送达，建议法院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送达。《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27条第3项即明确规定婚姻无效的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法院将判决副本送交婚姻登记地的户籍登记机关。《解释（一）》规定判决书是寄送当地（即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婚姻登记机关，但当结婚证书发放机关不在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所在地时，法院亦应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给发证机关。只有这样做，才真正符合立法之目的。

五、对于婚姻无效案件是否适用过错赔偿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了重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从条文规定上可以看出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无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这不得不说是我国无效婚姻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我认为在无效婚姻制度中也应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赋予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符合婚姻立法保护弱者利益，制裁违法者或过错方的立法精神。如有配偶的一方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对方与之结婚，婚姻关系因重婚被宣布无效的；一方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对方隐瞒了病情，使对方与之结婚，婚姻被宣布无效的，都会给无过错方造成经济上或精神上的损害，无过错方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其次，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损害赔偿制度，有充分的立法依据。《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造成婚姻无效的，过错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但无效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效民事行为，其过错方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应有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加以规定。因此在无效婚姻制度中设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随着我国现行的无效婚姻法律制度的实施，立法上的缺憾也日益显露，确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无效婚姻作为欠缺婚姻法定要件的违法婚姻，一方面，需要对其进行制裁，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无效婚姻作为一种既存的社会事实，与婚姻家庭的安定密切相关，并涉及到对无过错方和子女权益的救济。如果对无效婚姻的法律后果规定的过于严厉，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安定，也不利于对无过错方和子女权益的必要保护。我们现行婚姻法对待无效婚姻的态度，似乎侧重于制裁，比如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规定为一律自始无效——双方当事人不是夫妻，一方无权继承对方的财产，一方没有义务扶养一直与他共同生活并深信他们已婚的另一方。这不仅使得对无过错方当事人和子女救济显得不足，也使得对过错方的制裁显得不够。因为在婚姻无效的几种情形中，存在着恶意当事方采取种种手段对善意当事方欺诈、胁迫等现象，这种情况下，婚姻法所规定的双方不存在婚姻关系的这种制裁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对恶意方的制裁，反而帮助了恶意方逃脱责任，而善意方却无辜受害。

但我认为，对无效婚姻制度的设计，应兼顾制裁和救济，并以救济为重。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的考虑：一是婚姻法的性质和目的。婚姻法是私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法是以规范私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为目的的法律，是权利之法、平等之法。婚姻法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的目的。婚姻法应以保护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的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其主要目的不在于制裁，而在于解决纠纷，分清责任，保护当事人特别是弱势方的权益，调整社会秩序。二是宪法准则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婚姻法》第2条第2款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无效婚姻制度不能充分体现救济功能，不能很好地保护弱势当事人（往往是女方）的应有权益，则与我国宪法的准则和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相背离。三是无效婚姻的事实性。尽管无效婚姻在成立时存在要件瑕疵，但婚姻本身却是既存的社会事实，当事人有夫妻共同生活的实质，社会上一般也承认其为夫妻，基于该事实而业已形成的婚姻家庭关系对双方、子女、家庭及社会都产生一系列的重要影响，婚姻法不应漠视这一既成事实——婚姻实体的事实性及其衍生的各种身份上及财产上的法律事实，这一既成事实也不可能因法律的确认无效而消失。四是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如前所述，尊重既成婚姻的事实性，强调无效婚姻的救济功能，已成为各国的立法趋势。尽管法律的制定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特别是婚姻法，与一国长期的习惯、风俗密切相关，更需注重法律的本土化，但对于世界各国普遍的立法趋势，立法者不能不予以充分关注。因此，对无效婚姻制度的设计，应兼顾制裁与救济，且更侧重于救济，这一设计目的应在无效婚姻制度的各个环节中得已体现。笔者对完善无效婚姻制度所做的具体构想，无不是以这一设计目的为指导的。

综上，无效婚姻是婚姻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婚姻法》已经确立了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基本方面，但现行立法对无效婚姻的规定，存在许多不足，望请立法界能予以足够重视，在民法典亲属编的制订中，结合我国国情和世界立法的趋势，对我国无效婚姻制度作出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孙若军《中英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国际研讨综述》中国民商法律网2003.6

[2]黄松有《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3

[3]王利民《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

婚姻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婚姻法夫妻财产无效婚姻民事检察监督权

一、案情介绍

王某，男，某外国公司驻京代表。罗某，女，无业。二人于96年10月经婚姻介绍所介绍相识，97年4月登记结婚，罗某从89年起就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精神疾病且婚后也未治愈，但罗某及其家人对王某及婚姻登记机关均隐瞒了该事实。论文百事通婚后不久，二人因无法共同生活而分居，2000年1月罗某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王某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王某在得知罗某患有精神病后，遂请求法院确认该婚姻无效。经一审法院鉴定：罗某在本次诉讼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一审法院判决：准予二人离婚；婚后财产和王某名下存款，双方各得一半。二人均不服该判决，分别上诉至二审法院。罗某请求将分居及诉讼期间王某的工资收入列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王某仍主张该婚姻无效且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其财产。

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所称罗某婚前隐瞒精神病，此婚姻应属无效婚姻一节，无法律依据，不予认定，对其不同意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请求，亦不予支持；因罗某对其主张未提供证据，对其上诉请求也不予支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人仍不服终审判决，先后持上诉理由到检察机关申诉。

检察机关的审查结果：经审查认为，申诉人罗某对该婚姻的缔结有过错，且对自己主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罗某予以认可并主动撤回其申诉；申诉人王某在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的同时还向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且已被受理，根据申诉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同时在检、法两家申诉的规定，检察机关决定终止审查。

本案是在修订婚姻法实施前夕，终审判决的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虽说是普通的离婚案件，但它却涉及了我国婚姻立法中的两大制度即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而制度构建上的缺陷，是导致本案当事人申诉的重要原因。本文，从此案开启并非是想以案论案，而是借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判决所持态度，对我国婚姻立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和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修订婚姻法在制度构建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一粗浅论述。并兼论婚姻法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权的影响，以期对婚姻立法的完善及民事检察实践有所裨益。

二、关于夫妻财产制度

（一）我国婚姻立法中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与变化夫妻财产制（Matrimonialregime）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清算的根据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它始终受到包括立法、司法及全社会的普遍关注。1950年婚姻法是我国第一部婚姻法，该法所确定的是夫妻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制，即不论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也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1980年婚姻法对此做了重大调整，根据该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可见，80年婚姻法确立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与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夫妻财产制度在调整婚姻家庭财产关系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夫妻财产日益多样化，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显露出其不足之处。为此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修订婚姻法及同年12月27日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若干解释》）。对夫妻财产制度再次做出重大修改与完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制度结构上趋于完整。为论述方便，笔者将80年婚姻法所确定的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称为“二元制结构”，修订婚姻法虽予以沿用。但同时，第十八条又以列举的方式明确将：一方婚前财产；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其它应归一方的财产，规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由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上第一次确立了夫妻特有财产制度，从而形成了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从而，在结构上弥补了我国婚姻立法中仅有共同财产而无个人财产的不足，较之80年婚姻法无疑是一大进步。第二、在财产范围上更加明确。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但该条规定却未具体列明夫妻财产的范围，尽管93年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了夫妻财产的范围，但仍不尽合理。修订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和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归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如上所述第十八条，也以列举的方式对个人财产做出规定，从而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人们的财产状况。第三、在内容上更加符合物权法要求。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夫妻个人财产转化制度”的确立，并不符合我国物权法基本理论。为此，《若干解释》第19条规定：婚姻法第18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这一解释的出台，标志着修订婚姻法废除了不合理的“转化制度”，使夫妻财产制度的设立更加符合物权法的要求，是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第四、提高了约定财产制度的法律地位。80年婚姻法虽然确立约定财产制度，但仍以共同财产制为主，以约定财产制为辅。同时，立法对约定财产制度并没有具体规范，所以，在实践中该制度形同虚设，并未真正发挥作用。为此，修订婚姻法第19条在对约定财产制专门做出规定的同时还对约定的内容、范围、方式、及效力等内容作了进一步明确规定，从而完善了约定财产制度，提高了其法律地位。第五、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上有所突破。婚姻立法对交易安全的关注应具体体现在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上，但纵观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而修订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就夫妻财产与交易安全作了的规定。该条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这是我国婚姻立法第一次将夫妻财产制度与维护交易安全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若干解释》第18条还进一步规定：婚姻法第19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从而加重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突出夫妻财产制度在维护交易安全方面的功能，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

总之，修订婚姻法较之80年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有了较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暴露出其在制度结构的设计上仍有明显的缺陷，本文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建立非常夫妻财产制度进一步完善夫妻财产制度体系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和个人特有财产制构筑了我国“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体系，那么，本文所引用的案例却反映出这一结构体系仍存在欠缺。

本案申诉人罗某能否主张将王某在其二人分居期间以及离婚诉讼期间的工资收入按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按80年婚姻法及修订婚姻法答案均是肯定的。因为80年婚姻法和修订婚姻法都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在此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所得如没有特别约定就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指从合法缔结婚姻到婚姻关系依法解除或自然终止的期间，即合法取得结婚证之时到离婚判决生效或因一方、双方死亡，婚姻自然终止之日的期间。它包括当事人领取结婚证后，双方尚未共同生活期间；因闹离婚分居期间；在法院进行离婚诉讼尚未判决离婚或虽经判决准予离婚，但离婚判决尚未生效之前的期间。也就是说，在上述期间内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对于申诉人罗某的主张，根据现行立法的规定，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试问：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合乎法律的一般原理吗？合乎立法的基本原则吗？经过考察后我们不难发现，答案应当是否定的。笔者认为：因感情不合而分居以及进行离婚诉讼都是夫妻关系的非正常状态，法律不应将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一方所得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理由如下：第一、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不应仅以夫妻关系是否存在的形式为标准，夫妻间的是否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也应做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权利义务，使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如分居或进行离婚诉讼等。在这种情况下，将一方或双方所得的财产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即缺乏理论依据，也有悖于公平合理原则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第二、在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收益权以及夫妻间的家事权势必会有所变化，而法律对这种变化却熟视无睹，仍然视其为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恐怕有违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愿。第三、现行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受举证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难以真正实现，不宜于解决纠纷。笔者以为这应当是本案申诉人罗某不断进行申诉，反映在立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原因吧。因为，根据现行婚姻立法，我国只有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而无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设计上的缺陷。

如何解决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问题呢？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建立别居制度，并以此解决分居期间的财产关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别居制度不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所谓别居制度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况而无法进行同居时，通过法院判决或双方合意，配偶双方暂时或永久的免除同居义务。可见，别居制度是在法定事由出现时解除夫妻间同居义务的一项特殊法律制度，它当然会涉及夫妻在别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但这项制度并不是解决夫妻财产关系的专门制度。其次，建立别居制度不能完全解决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分居只是非正常状态下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形式，而别居制度的建立只能解决分居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对其他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爱莫能助。所以，以建立别居制度来解决此类夫妻财产关系问题的设想不足为取。为此，笔者认为立法上首先应当承认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的存在，并针对这种状态设立相应制度即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才是真正解决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下夫妻财产关系的有效做法。

所谓非常法定财产制，在瑞士婚姻立法中又称为特别财产制，在法国和德国的立法中则称为共同财产制之撤消制度，它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规定或夫妻一方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以法定或约定而设立的共同财产制的一项财产制度。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借鉴的一项制度，对这项制度世界各国不乏立法例，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此规定的较为全面，其中《瑞士民法典》最具有代表性，《瑞士民法典》第185—189条规定了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而且对各自适用的法定事由分别做了规定，较为完备，可以参考。

建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完善婚姻立法和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婚姻立法中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结构上，如果说修订婚姻法中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建立弥补了过去仅有共同财产的规定而无个人财产规定的立法缺陷，那么，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立将再次弥补现行婚姻立法只有“通常法定财产制”的规定，而无“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漏洞，使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在结构上更加严谨、科学。其次，从内容上，修订婚姻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修订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即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并以此作为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和判决准予离婚的标准和依据。但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规定。因此，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建立正能弥补这一内容上的欠缺。再有，从功能上，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更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当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或出现其他一些特殊情况时，如夫妻一方个人破产时允许债权人申请法院宣告将共同财产制改行为分别财产制。能更有效地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使婚姻立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功能更加健全。最后，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婚姻关系一经成立并非一成不变，夫妻财产的构成也并非一成不变，针对这种变化下的情况，设立相应制度才符合客观规律，涵盖现实生活中夫妻关系以及夫妻财产可能发生的各种变化，满足现实生活需要。

对于如何设立我国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笔者认为：该制度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应当规定该制度的适用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由法院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申请而适用。其次、应规定非常法定财产制包括当然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和宣告的非常法定财产制两种情形。即法院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可以不依当事人的申请而直接适用的情形和在法定事由出现时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方可依法宣告适用的情形。第三、建立非常财产制度的关键在于规范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对于适用该制度的法定情形，因各国立法不同而有所差别，如《瑞士民法典》第185条将配偶他方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或其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已被扣押；配偶他方危害到申请人或婚姻共同生活的利益；配偶他方以无理方式拒绝给予处分共同财产之必要同意；配偶他方拒绝向申请人报告其收入、财产及债务或共同财产状况；如配偶一方持续无判断能力；对实行共同财产制的配偶中一方的个人债务开始强制执行，且其在共同财产中的应有部分被扣押等规定为依申请而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第188条则将对实行共同财产制

的配偶中一方开始破产程序规定为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情形；而《法国民法典》则只将分居规定为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我国应规定哪些事由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立法情况而定。有学者将下列九种情形作为法院当然或宣告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1）夫妻感情不和连续分居满一年的；（2）夫妻一方受对方虐待、遗弃的；（3）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足清偿个人债务的；（4）夫妻一方拒不履行抚养、扶养义务的；（4）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5）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满两年查找不到的；（6）夫妻一方基于正当理由处分个人财产或共同财产而遭另一方无理干涉或拒绝的；（7）夫妻一方未经他方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管理的财产的；（8）夫妻一方有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行为的；（9）夫妻一方受破产宣告，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对此笔者不持异议。但结合本案，笔者还认为：“离婚诉讼”应成为法院当然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情形，并在离婚诉讼中依职权宣告将诉讼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改行分别财产制。最后，还应严格限制请求适用非常财产制的申请人的范围，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申请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应仅限定为夫或妻一方，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夫或妻一方受破产宣告时，另一方的合法债权人才有资格请求人民法院宣告改用分别财产制，其他人则无权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请求。

总之，在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基础上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即建立“四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要比现行的“三位一体”的夫妻财产制度结构好得多。

三、关于无效婚姻制度

（一）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所谓无效婚姻（VoidMarriage），也称违法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形式。无效婚姻制度起源于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了近现代，各国立法都有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

与国外立法相比，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无效婚姻的问题，在基本法的层面上始终未作明确规定，而仅见于行政规章和某些司法解释。在我国，首次提到无效婚姻的法律文件是63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而86年《婚姻登记办法》和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虽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但根据该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无效只能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并宣告，而无法院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所以，长期以来法院对于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都不予受理，而根据1989年最高法院《关于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将一些不适法的婚姻或本属无效婚姻的情形都作为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因此，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一般将涉及无效婚姻的诉讼按离婚案件处理，而不直接宣布该婚姻无效。本文所引案例，就是法院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所做出的“王某主张婚姻无效于法无据，准予双方离婚”判决的。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立法模式无疑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如本文案例中，王某对婚姻无效的问题只能向婚姻登记机关提出请求，由婚姻登记机关做出处理。倘若王某不服婚姻登记机关的处理，还将引发行政诉讼，而离婚案件只能等到行政处理或行政诉讼终了，才能恢复，这样的立法模式，不仅削弱了人民法院对婚姻效力纠纷的司法权，而且等于以行政诉权代替了当事人的民事诉权，更大大地增加了婚姻纠纷的解决成本和当事人的讼累。同时，这种立法也不利于从民法上保护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修订婚姻法在总结司法实践和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新增了无效婚姻制度，从而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法中正式确立起了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立法的巨大进步。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0条和第11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采取的是修改前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即采取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结构。同时，修订婚姻法还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效力、财产、子女及时效等问题做出了规定。《若干解释》对请求婚姻无效、可撤销的主体范围、适用程序等也做出规定，但作为我国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所需完善之处

第一、关于宣告无效婚姻的机关有待进一步明确。

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法院直接确认和宣告婚姻关系无效的审判权，而是将确认婚姻关系无效的权利交由行政机关即民政部门行使，由婚姻登记机关在履行婚姻登记职责过程中对婚姻关系无效的情形加以确认并宣告。修订婚姻法虽然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但对无效婚姻是否必须经过法院做出宣告其无效之判决却未明确规定。法院有权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只是从最高法院《若干解释》第七条关于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之主体的规定及第九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程序的规定中了解到我国婚姻无效之诉的存在。因此，修订婚姻法实际上赋予了法院对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审判权。但同时，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24、25条的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仍有权对无效婚姻做出确认和宣告。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都具有确认和宣告无效婚姻的职权，即我国对请求确认、宣告婚姻无效实行的是行政和诉讼两种程序并行的双轨制。而对于由哪个机关、适用何种程序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理论界却存在着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应仅限于法院，即宣告程序应采用单一的诉讼程序。第二种观点认为，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即可由婚姻登记机关依行政程序处理，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处理。我国目前采取的就是这种双轨制。但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首先，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只是具体行政行为，婚姻登记只是标志着婚姻的成立，体现了国家对公民缔结婚姻的行为在登记环节的监督管理，因此其只能负责婚姻的形式审查，即使婚姻登记机关认为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也只能是撤销该行为即注销该婚姻登记，但不能对婚姻效力加以认定，更不应对婚姻效力的有无做出宣告。其次，婚姻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其法律效力的确认不仅关系到婚姻关系当事人双方的人身、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还关系到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障，对于这些问题婚姻登记机关都无力解决，且超出其职权范围。再有，从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上来看，无效婚姻之诉为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对于确认之诉只能由法院主管。此外，从国外立法看，多数国家采取单一的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来确认婚姻关系无效，而没有行政机关确认和宣告婚姻无效的立法例。因此，对婚姻效力的确认及宣告的权利只能由法院行使。同时，笔者还认为：关于无效婚姻确认和宣告已经由过去单一的由行政机关依据行政程序做出发展到目前的双轨制也虽说是一个进步。但不可否认，这种双轨制的存在同修订婚姻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统一不无关系。由法院对无效婚姻行使审判权，须由婚姻立法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应加强婚姻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对相关法律做出必要的调整。

第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过于单一。

根据修订婚姻法的规定，我国所设立的无效婚姻制度包括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两种，而其中的无效婚姻又可称为绝对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又可称为相对无效婚姻。修订婚姻法第10条规定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都属无效婚姻；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为可撤销婚姻。

从以上规定的法定情形可以看出，修订婚姻法实际上是将违反公益性要件即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公序良俗的不适法婚姻认定为无效婚姻，而将违反私益性要件的不适法婚姻，即婚姻当事人在缔结婚姻上的意思表示有瑕疵，违背当事人个人意愿的婚姻认定为可撤销婚姻。对于无效婚姻的几种法定情形笔者在此不作详细论述，而对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笔者认为：修订婚姻法将可撤销婚姻仅限于受胁迫而成立的婚姻，其法定情形过于单一，不能涵盖现实生活中婚姻当事人双方在缔结婚姻上意思表示有瑕疵的情形，应予补充或增加，如因受欺诈而成立的婚姻、因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可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首先，对于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虽然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规定，但受欺诈而成立的婚姻、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被规定为不适法的婚姻，有的国家将其规定为无效婚姻，如法国、菲律宾等就将因误解、认定错误成立的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有的国家，如英国、瑞士和我国香港地区等则将欺诈、胁迫、误解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根据我国婚姻法中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区分标准，受欺诈或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均属违反私益性要件的不适法婚姻，因此，将其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更为适宜。其次，根据我国现行民事法律规定，因受欺诈（不损害国家利益）、胁迫（不损害国家利益）或有重大误解而做出的民事行为，都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缔结婚姻的行为就是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所为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法律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法将欺诈、重大误解而成立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是与现行民事立法保持一致的需要。再有，我国宪法、婚姻立法始终坚持婚姻自由、完全自愿的原则，因此，将重大误解、受欺诈而缔结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婚姻正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将其规定为可撤销婚姻还可以尽可能地涵盖现实生活中不适法婚姻情形，以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有效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笔者建议，对我国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加以补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将受欺诈、重大误解和认定错误而成立的婚姻增加规定为可撤销婚姻。

第三、对无效婚姻是否适用过错赔偿没有规定。

试想本文案例，假若法院支持了王某关于婚姻无效的主张，判决宣告该婚姻无效，那么，罗某因隐瞒其患有精神疾病而导致无效婚姻，无疑是负有过错的一方。而问题在于该婚姻被法院宣告无效后，王某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哪些？修订婚姻法对无效婚姻的规定并未涉及此问题，最高法院《若干解释》也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修订婚姻法第46条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也只是列举了重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这四种情形，而不包括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形。也就是说在我国婚姻立法中只有离婚制度中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的规定。而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却没有由于一方过错导致婚姻无效，无过错一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不得不说是我国无效婚姻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笔者以为，在无效婚姻制度中也应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赋予无效婚姻中无过错一方当事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符合婚姻立法保护弱者利益，制裁违法者或过错方的立法精神。如有配偶的一方隐瞒已婚事实，欺骗对方与之结婚，婚姻关系因重婚被宣布无效的；一方患有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向对方隐瞒了病情，使对方与之结婚，婚姻被宣布无效的，都会给无过错方造成经济上或精神上的损害，无过错方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其次，在无效婚姻制度中建立相应损害赔偿制度，有充分的立法依据，《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各自承当相应的责任”。根据该条规定，对于造成婚姻无效的，过错一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无效婚姻作为一种特殊的无效民事行为，其过错方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应有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加以规定。因此，在无效婚姻制度中设立相应的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无效婚姻赔偿制度中，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应仅限于无效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而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则仅限于无过错一方，无效婚姻关系以外的其他人均不能成为承担责任的主体，也不能成为享有请求权的主体。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对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标准和赔偿数额的确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于无效婚姻赔偿制度的适用应以该婚姻被确认并被宣告为无效婚姻为前提条件。但这些都需要婚姻立法的明确规定，以完善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第四、请求无效婚姻的主体范围的规定不够全面。

所谓请求无效婚姻的主体即指可以请求有关机关确认婚姻无效的权利人。对如何界定提起婚姻无效请求的主体范围，修订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构成犯罪的，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若干解释》第7条又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请求宣告无效婚姻的主体包括四类：即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当事人的近亲属、基层组织及检察机关。但这里将检察机关的主体资格仅限定于对重婚犯罪提起刑事公诉，即检察机关仅享有对重婚犯罪的刑事诉权，也就是，实际上检察机关不享有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对于婚姻立法中规定检察机关的刑事诉权是否恰当暂且不论，但将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排除在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人以外，就显得享有请求权的主体范围不够全面，也不能体现出国家对无效婚姻的主动干预。从修订婚姻法所规定的无效婚姻的法定情形可以看出，我国将违反有关社会公益的法定结婚条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规定为无效婚姻，将违反私益要件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因此，无效婚姻侵害的不仅仅是婚姻当事人个人利益，而且更多的侵害了国家、民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体现国家和社会对无效婚姻的干预，其请求权的主体范围应当相对放宽，就向传统民法所认为的“法律行为之无效为绝对的，即不独对于当事人，对一切之人及为一切之人，皆为无效，故得由任何人对任何人主张”。笔者认为，我们虽不能宽泛到“得由任何人对任何人主张”，但《若干解释》第7条将请求权主体范围仅限定为当事人、其亲属及社会组织也是不够的，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检察机关应当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做法。对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笔者将在下文做进一步论述。

综上所述，无效婚姻制度作为婚姻立法中一项新的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婚姻法的修改对民事检察监督的

影响《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这一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者的诉讼法律地位，婚姻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的民事法律，也是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所依据的主要实体法之一。但基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服的申诉检察机关不予受理，而仅受理离婚后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不服的申诉。所以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修改以及无效婚姻制度中关于财产分割的规定无疑将对今后检察机关的案件审查工作产生法律适用上的重要影响，然而，这只能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影响，此处不予详述。此外，还有两方面重要影响更值得关注。

（一）对检察机关现有抗诉权的影响。

上文已提到基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对于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判决的申诉，检察机关不予受理，所谓婚姻案件的特殊性主要是基于婚姻当事人身份关系的特殊性。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一旦生效，除非当事人重新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其身份关系将不可逆转。因此，检察机关不宜对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更不宜以判决解除婚姻错误为由提出抗诉。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也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诉不予受理”。所以，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始终坚持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不服的申诉不予受理，而只受理对解除婚姻关系判决中财产分割不服的申诉。

随着婚姻法的修订，特别是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对上述规定以及长期以来检察机关所坚持的做法及现行规定是否产生影响呢？受本文案例启发，笔者试作如下分析，应当承认无论是判决离婚的案件，还是宣告无效婚姻的案件都将涉及到当事人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但两者却大不相同。首先，在婚姻当事人的身份关系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必须以合法的婚姻关系存在为前体，当事人间具有夫妻身份关系；无效婚姻本身并不是婚姻，当事人之间只是一种非法同居关系，他们之间不具有夫妻间的身份关系。其次，在对婚姻当事人财产的认定方面，解除婚姻关系分割的是夫妻共同财产，而无效婚姻分割的是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根据《若干解释》第15条规定“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可见，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的财产为一般共同共有财产，但有证据证明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为一方所有的除外。再有，对婚姻当事人财产的分割方面，两者虽都属于共同共有范畴，但对二者的具体分割原则却不同。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以双方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坚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且分割时不考虑夫妻双方的贡献大小。而对一般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首先要尊重当事人约定，在当事人无约定的情况下要以等分为原则，考虑当事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同时，根据修订婚姻法第12条的规定，还要照顾无过错的一方，但对于有证据证明同居期间所得财产为一方所有的则不发生财产分割的问题。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对一起婚姻纠纷是解除夫妻关系还是确认并宣告为无效婚姻的错误判决，不仅会导致对当事人身份认定的错误，也会导致对财产分割上错误。对这种情形检察机关无疑应当行使抗诉权。但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的前提就是对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的判决不服的申诉予以受理，并进行全面的审查。这势必对现行的规定及习惯性做法产生巨大冲击，而这种冲击也正是修订婚姻法，特别是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对检察机关现有抗诉权及现行规定产生的积极影响。

综上，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应结合修订婚姻法的实施对“对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判决的申诉不予受理”的规定予以取消或以“但书”的方式加以修改，即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诉不予受理，但对涉及婚姻效力及财产分割不服的申诉除外”。因为，婚姻案件却有其特殊性，除仅对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不服的申诉外，检察机关对解除婚姻关系已生效判决不服的申诉的审查应限于对婚姻效力的审查，对认定婚姻效力正确的，即使判决解除婚姻关系欠妥的，检察机关亦不宜以此为由提起抗诉。只有通过审查发现法院判决在认定婚姻效力上确实存在错误的，方可行使抗诉权。

（二）对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的影响。

自从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正式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制度以来至今已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并提起民事诉讼，其理论依据是“公益说”即检察机关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提起民事诉讼。诚然，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立法仅仅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在特定情形下有权提出抗诉，而尚未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职权，但未赋予，不能说明我们不需要。相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有权就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提起民事诉讼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实务界也强烈要求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但笔者以为“公益说”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机制的理论依据，不宜作为我国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的理论依据。而“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观点，能够为我国重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机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因为，我国检察机关只能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这正是“公益说”的理论核心。同时，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实现其法律监督职权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应源自一般的法律监督职能。因此，笔者倾向于在“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理念上赋予我国检察机关一定范围的民事起诉权。

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进一步认为，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的请求权，即有权就无效婚姻案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并宣告该婚姻无效。根据民事诉讼法理论，只有正当当事人的起诉才能被法院受理，判断正当当事人的标准，诉讼法学界虽存在包括传统的诉讼实施权理论、管理权理论、实质利害关系理论等不同的理论，但诉之利益理论作为正当当事人基础的理论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的重视，如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澳门特区等民事诉讼法均采用此理论。诉之利益理论是为解决确认之诉的基础问题而被提出的，即确认之诉的原告虽没有管理权，但也可以提起诉讼并可以获胜诉判决或使没有实体权利的主体也可以通过法院胜诉的判决获得权利确认和保障。正如上文所述，就无效婚姻之诉的法律性质而言，无效婚姻之诉属于确认之诉，即属于确认婚姻当事人之间婚姻事实关系不存在的消极的确认之诉。同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虽规定原告必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但《若干解释》第7条规定，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这里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婚姻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基层组织，他们不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但被赋予了诉讼实施权，享有诉讼权利，具有诉讼利益。这就是根据“诉之利益”理论对利害关系人所做的宽泛解释，这也说明“诉之利益”理论已被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及立法者所承认并接受。正是基于上述理论，无效婚姻侵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检察机关虽不是实体权利的享有者和承担者，但他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应当享有对无效婚姻请求法院予以确认、宣告其无效的诉讼实施权，且享有诉讼权利，具有诉讼利益。因此，检察机关享有对无效婚姻之诉享有请求权，不仅有充分的理论基础，而且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同时，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公务员之家

婚姻制度范文篇10

我今天讲的是一部在当代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故事至少在唐朝就有记载，此后在民间广泛流传，到了元代、明代，梁祝的故事已经大量进入戏剧，不仅作为单独的一个剧，而且在当时其他戏剧中也为剧中人物提起，由此可见其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一种民间经典或大众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改革，特别是50年代的婚姻制度的变革，使得这一戏剧在中国获得了新的社会意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就其流传的广泛程度而言，恐怕《红楼梦》也难以与之媲美。

我利用的版本是明代戏剧《同窗记》。我试图从该剧中透视这种婚姻制度在当时社会存在的根据及其“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与此剧相结合，我还试图在抽象层面上简单讨论制度的特点。我希望通过对法律制度与作为在制度中行动的行动者个体之间的冲突来展示人类的注定了的悲剧性境遇，进而给我们以某种警醒。

梁祝悲剧何在

梁祝的故事不仅感动了一代代少男少女，而且也令许多多情的成年人伤感。人们如今已经习惯将这个故事界定为“悲剧”，称其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这个悲剧究竟悲在何处？每个读者都必定是而且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感受和角度理解戏剧。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这种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无论是青年还是中年，甚至是老人，都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相爱不成，私奔，甚至一起自杀。我们一般并不把这种事件称之为悲剧。有时一些人甚至会对这种痴情者表示轻蔑，认为其不负责任，即使死者之间的爱情与梁祝的爱情同样真诚。数年前，北京八达岭长城上，就曾有一对各有家室的成年男女殉情自杀，人们甚至对此表示了一种鄙视。因此，仅仅因为男女之间的感情，以及感情无法在现有的社会婚姻制度中得到满足，即使导致双双死亡，并不足以构成一个悲剧。

有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各种改编本，例如，即使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也都有一段音乐表现“抗婚”）更强调这一事件中“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因素，因为祝英台许配的马家是当地的一个富庶人家（财主），似乎祝员外是因为贪财，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但是，如果仔细看一看这个戏剧的原本，这一点其实并不存在。不仅祝家与马家同为员外之家（因此两家仅仅是“门当户对”而已，并无高攀之嫌），而且当梁山伯千里期约来求亲时.祝员外也没有势利地阻碍两人相见。尽管剧作中没有告知梁山伯的家庭成分，但我们没有理由推定其出身为贫下中农，相反，如果一定要推论的话，也许更有理由是某个员外的公子。如果不是梁山伯误解了祝英台的暗示，因此未能如期赴约，至少从故事的前后背景来看，祝家未必会拒绝梁山伯的提亲，未必会仅仅为了马家的富贵而违背了女儿的心意。他们曾允许好强的女儿孤身远赴杭州求学，如果以当时的社会标准来看，祝员外父母实际上是相当开明，非常迁就女儿的，他们并不接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而且，至少原来的剧本中并没有任何地方表现出马家仗势欺人。相反，仅就迎娶途中允许祝英台祭奠梁山伯这一点，在我以及许多人看来，马家也还是相当“仁义”的，并不是那么不讲道理———设想一下，今天谁或谁家会在结婚这一天同意这种行为。是的，马家富庶，也许是个地主，但是，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马家富庶，就不允许马家娶亲，就应让马家断子绝孙了吧！马家至少有权利选择祝英台。因此，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也并不是构成此剧为悲剧的主要因素。

也许，悲剧在于包办婚姻。我想仅仅这一点也并不必然构成悲剧。我将在后面分析，其实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历史上，在近代以前的主要婚姻制度形式都是包办婚姻。而并非包办婚姻都将导致梁祝之类的悲剧，否则，悲剧就太多了。

从全剧来看，更重要的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言行始终在肯定着传统的以媒妁之言和父母包办为主要特征的结婚制度。例如，尽管祝英台已经爱上了梁山伯，她还是要将这种感情掩盖起来。他们俩曾“同床而睡，结脚而眠”，如果真的是反对包办，主张婚姻自由，他/她们完全可以“把生米做成熟饭”，而且假定梁祝两人是主张婚姻自由的理想化身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两人会拒绝做熟饭，因为他们是两情相悦，而不是单相思。但是，祝英台一定要回家，一定要等着梁山伯来提亲。而梁山伯得知祝英台是女身并已许嫁马家之后，他也仅仅是表示深深的遗憾，还是准备求娶他们分别时祝英台虚构出来的妹妹；只是当发现这一希望也落空时，梁山伯才“罢休不成”，表示要“前去寻一个月老冰人，定要把赤绳绾定，定要把赤绳绾定”。同时责备“一来恨贤妹言而无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过激之词），二来恨卑人薄命，三来恨月老注得不均平”。甚至到了这时候，祝英台还是称“今生料不能够了。我劝你休想也罢了”，坚持尊重传统的婚姻程序和制度；进而，祝英台以酒做媒证，许愿“今生不和你谐凤侣，来生定要和你结姻亲”；最后，俩人伤感而别。全剧中完全没有显示出祝员外或马员外对祝英台施加什么压力和强迫。

因此，如果就剧本本身反映的情况而言，无论祝英台和梁山伯都不反对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或制度。事实上，他们俩都力求以这种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的程序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希望经过这种“程序正义”的认可。他们在这个意义上是自觉的遵纪守法者。他/她们不喜欢的仅仅是由于这种程序或制度以及其他因素所造成的这种对于他们非常残酷的特定结果。即使这时，他们最终还是准备接受这种结果，也没有打算挑战这种制度。仅仅是由于梁山伯的意外病逝，祝英台才悲感交加，发现了自己的感情之所据，并决意殉情。因此，所谓梁祝本人要求婚姻自由的说法实际是在近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现代中下层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梁祝故事的重新解读。

梁祝两人的年龄

要理解此剧对于古人的悲剧性质，首先要理解戏剧故事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同时还要理解此剧写作和演出时所针对的观众的社会和认知参照系，而这个参照系总是由观众的日常直接生活经验构成的。就《梁祝》而言，我首先讨论的是该剧两位主人翁的年龄。

在《梁祝》的较早版本的故事和戏剧中没有提及梁祝的年龄。因此在舞台上出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年龄实际是由不同时代的观众根据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填补的。在现代观众眼中，由于外出求学、恋爱、结婚这些事基本上都是同20岁左右的年龄相联系的事，因此，梁、祝两人大致相当于两位离乡在外求学多年回乡的“大学生”或至少是“高中生”。而且，由于近现代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今天的这些观众已经基本接受了婚姻自由的观念，因此，当现代观众理解此剧时，尽管不是明确的，却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主人翁的年龄忽略了，或者是用一个现代大学生的年龄来对梁祝的婚姻作出判断。

但是，对于古代观众或读者来说，梁祝的年龄会小得多。因为无论是从古代的婚龄推论还是从戏剧故事本身的细节来推算，梁祝悲剧发生时，他们两人最多也只是青少年，大约14－16岁之间，甚至可能更为年轻。在中国古代，就法律规定的婚龄而言，大致在男20岁，女15岁，甚至更早。同样是婚龄，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一旦规定婚龄，往往都是（特别是在早期）强制性的，即到这个年龄必须结婚；而如今规定的婚龄是授权性的，即只有这个年龄，才能结婚或婚姻才得到法律的保护。从剧本来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相遇时的年龄大约应在11－12岁上下，殉情时大约在15－16岁上下。因为，首先，即使是古代，人们一般也不会等到16、17岁再上学读书，他们更不是如同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那样，是20岁左右的大学校园内的姑娘小伙。

其次，一般说来，男女青少年到13－15岁后，就会逐渐对异性敏感起来。而梁祝“同窗三载”，朝夕相处，甚至两人曾“你当初与我同床而睡，结脚而眠”，而梁山伯完全没有察觉到祝英台是个女孩子。这种现象，如果从祝英台方面来看，这就意味着祝英台尚未发育，至少尚未完全发育，否则，无论其体形、动作和说话声音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就很难在同异性非常亲近的交往中完全掩饰过去。如果从梁山伯一方来看，梁山伯则可能更不成熟，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发育，未进入青春期，因此，梁山伯才没有表现出在青年男子身上通常表现得最为强烈的、对于异性的敏感和好奇。

尽管剧本不是历史，角色不是实际人物，因此，我们无法且没有必要细致考证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准确年龄，但是我认为，这个关于梁祝年龄的推断大体是站得住脚的。而这个年龄问题对于梁祝爱情的悲剧具有重要意义。

早婚与包办婚姻

一旦确定了梁山伯祝英台的年龄，我们就会发现，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早恋”（这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初中生谈恋爱）。但是，使用“早恋”这个词，也许不很恰当，因为今天人们已经赋予了该词某种贬义，似乎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但如果历史地看，在人类历史上，今天我们所谓的“早恋”一直被人们视为正常现象，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须。

在长期的古代社会中，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医疗水平也很低。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平均寿命必然很低。在这种社会生物条件下，为了保证生命的繁衍、延续，人们就必须早婚。假定当时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那么如果当时人们结婚年龄如同当今城市人结婚的年龄，比如说25岁左右，那么该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去世时，其头一个子女才10岁出头。这样大的一个孩子在农业社会中虽然可以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但尚不足以独自谋生；而他最小的弟妹则可能还在襁褓之中。显然，这种婚龄是无法保证人类的种族延续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早婚几乎是一种必然，一种社会存在的最佳选择，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我在前面提到的古代的义务性法定婚龄。

尽管人类社会的延续要求人类早恋和早婚，但必须注意，这种早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生理发育作为基础，没有这种隐含在基因内的信息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的要求也不可能落实。比方说，先前有些富庶人家的儿子不到10岁，就娶了一个成熟的女子作为童养媳，不可谓不早；但并不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还是必须等到男孩长到一定年龄才能真正“圆房”。人类主观设计的制度也无法突破人类的生物性限制。但是，由于这种社会条件，在人类生存演化的长期竞争和淘汰中，一般说来，那些在具有相对性早熟基因的人类种群会更多留存下来，而那些缺乏这种性早熟基因的人种（无论其道德上是否高尚，文化是否发达）则会因其无法保证种群的延续或延续较少而在这种生物的竞争中最终被淘汰了。剩下的人类种群，从基因上看，基本都是十四五岁就具有生育能力的人群。因此，从社会生物学上看，人类在这个年龄段性发育成熟的生理特点也许不是偶然的，而更可能是人类的长期生存演化中形成的，是一个非目的论的自然演化的选择结果。

仅仅承认早婚早育作为社会制度在当时社会的合理性还不行，人类还必须发现其他一些具体的制度措施来保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流动性小，交往面狭窄，信息流通不便）实现最有效、最便利的早婚早育。媒妁之言与包办婚姻正是作为一种保证人类延续的辅助性制度，有效回应这种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

首先，人类通过长期的实践，发现“男女同姓，其生不善”，血缘关系过于亲近的人结婚，对于后代的繁衍很不利；因此，必须从血缘关系比较远的人当中选择婚配对象。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交通和信息流通不便，人们的生活世界很小，孩子们往往是在一个村庄内长大的，而同村的同龄段异性往往都是近亲属，可以接触到并可以成为配偶的其他异性很少。与别村的适婚异性也很难交往。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至少在有些人类群体中，很自然婚姻就成为父母为儿女操办的一件大事。而且由于其社会经历和社会关系相对说来更为广泛和开阔，父母亲也更有可能为子女发现在这些父母看来合适其子女的配偶。甚至，为了扩大择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一些父母还会大量运用媒妁之言。从此看来，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在传统社会中都起到择偶的信息渠道的功能，在乡土社会中，总体说来具有正面的功能。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正当性。而那些不采取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来扩大婚姻对象的群体，那些采取了“自由婚配”因而更可能近亲婚姻的群体，必定会在历史无意识的生物进化中逐渐消亡，当然与其一起消亡的还有他们的“自由婚姻”制度。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生物选择的结果。制度并不是道德的产物，制度是生存的产物。

当然，促成父母包办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因素。例如，结婚并不仅仅是性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制度，会涉及后代的健康、养家糊口等庸俗的问题。因此，虽然以生物本能为基础，而婚姻则必定是涉及诸多利害的选择，有许多事务要处理。这些问题要让一个十四五岁的青少年来处理，显然有许多困难，而相比起来，父母则更有能力和经验处理这些问题。此外，在古代社会，儿子在婚后也至少会同父母一起居住一段时间，甚或要养老，父母一般就不大会愿意家中出现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底细的、性格上有冲突的陌生人。为了避免这种冲突，他/她们自然也会要求对儿女的婚姻做主。由于其控制着家庭的经济，由于其成熟和经验，由于其交际面的广泛，由于其长期形成的地位，都使得父母在这一问题上更占据主导。因此，包办婚姻就成为传统社会中的一种基本的婚姻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一种人们有义务遵守并通过社会压力保证实施的规则。

包办婚姻中的财富问题

在选择婚姻伴侣时，除了是陌生人（没有过近的血缘关系）这一基本条件外，另一个基本条件是对方是否具有养育后代的能力。

这一点，也是物种在长期生存竞争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生物性本能。按照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发现，每个生物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努力争取自己的基因得以更多的繁殖，男子女子都一样。但是男子和女子的选择标准却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男子会“希望”有更多的配偶，因此其基因能得到更多的繁衍；如果由于制度和生理能力不许可，男子从其生理本能来说会选择那些更具生殖能力的女子，这种生殖能力往往表现为女性的第二性特征，即今天男性感受到的女性的那种“美丽”和“性感”上。女性，由于其生育资源相对于男性而言的相对稀缺（生育年龄和排卵数量），以及由于她及其后代———特别是在农耕社会———需要保护，则会对配偶更为挑剔。一般说来，女性都会选择那些身强力壮、聪明能干有能力提供这种保护的男子，这种能力往往表现为财富和才华（潜在的财富）。因此，郎才（财）女貌，这种世俗的美满婚姻标准，实际是有一定的社会生物学基础的，其背后有残酷的生物竞争的逻辑支配。

但是由于早婚，这些择偶标准往往变得难以适用。比方说，由于早婚，男子的许多男性特征（身体是否强壮、高大、健康）往往未能充分发育，你就很难衡量他将来是否身强力壮。又比方说，随着社会发展，男子的养育能力已不仅仅取决于体力，而且还取决于并可能日益取决于个人的才智，而这种才智在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中也无法辨识而只有在同人的交往中，包括在同异性的交往中才能逐步展示出来。再比方说，有养育的能力并不一定就有养育的意愿，而养育的意愿在相当程度上往往取决于对方对自己有没有性吸引力，这种以性吸引力为基础的养育意愿他人也很难衡量。但在异性交往中更容易为异性对方所发现，有时即使是短暂的交往，也会为对方发现。因此，我们看到，许多古代戏剧中，常常有落难才子为大家闺秀一见钟情，实际上展示的就是这种社会生物学的道理。但这些问题，都是因早婚而引发的以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为标志的婚姻制度无法回答的。

因此，要回答包办婚姻制度的这一弱点，就必须有其他制度的补充。在人类历史上，人们逐渐形成以家庭背景（包括身体强弱、家庭财富、家教）来衡量婚配对象养育能力的替代标记。这种替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首先，一般说来，农业社会中家庭财产的创造主要依赖体能，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体能是可以遗传的（今天，体育运动选拔少年运动员仍然会参考父母的身高体能因素），因此以财富作为间接地测度对方体能和智能的替代指标是可行的。再次，财产是已经累积的物化了的养育能力。因此，在为儿女选择配偶时选择富裕一些的人家，至少是同等殷实人家，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生活得更好一些的自然愿望，同时为下一代的顺利成长和成功提供了条件。因此这一标准并不简单是嫌贫爱富，而是一种因生活需要而必须作出的选择。确实，在没有其他标志证明婚姻对象的潜在生活和养育能力之际，以现有的家庭背景包括财富作为一个择偶标准，对于那些为子女择偶的父母亲来说，也许是最实在、最可见、最经济的标准。而这些因素往往是青春期的孩子不一定会考虑的，他们可能考虑更多的是相貌或其他性特征的吸引力。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这种替代性测度机制中，对婚姻双方性吸引力的测度往往是不确切的。因为，性吸引力本身就很难测度，尽管体能、身高、相貌、财富都可能构成性吸引力，但是性吸引力还有其他的因素，例如个性的因素，而且从父母预测儿女也并不总是很准确的（父亲高，儿子并不一定高），因此，在这种媒妁之言和包办婚姻中，确实隐含了婚姻不幸福的因素。但是，首先，这种缺陷在古代或传统社会的条件下很难避免，我们无法生活在完美世界。其次，如果非意识形态地看，今天的自由恋爱的婚姻也未必能解决长期的性吸引力问题，因为许多个人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都会发生改变。再次，我们必须牢记，古代的婚姻制度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类的延续问题，因此性吸引力自然会排在人类生存问题的后面。

悲剧因素之一：自然与社会

梁祝的故事以及历史上的许多关于爱情的悲剧故事为我们理解社会和制度提供了一系列启示。

首先是关于婚姻的社会性质。当代许多知识分子都强调个人自由，在性与婚姻上，表现为强调婚姻爱情的自由，强调的自然属性，强调所谓的自然法则。作为一种政治追求，这些努力和宣传在今天显然是不错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仅仅有这种理解，其实很可能为这些语词迷住了眼，在语词的丛林中迷路。任何个体都必须在群体中生活，才可能生活下来，发展起来。包括人的许多本能都需要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制度才能满足。其实自然本身并不像我们许多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美好的，自然就其本身许多时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本能的需要。在自然界的狂风暴雨、雷鸣电闪中，我们会感到恐惧，也许只有许多人的聚居才能减轻这种恐惧。在大自然的灾难中，我们会惊魂落魄，只有人的相互

关爱才能使我们略有宽慰。甚至，仅仅凭着自然也不能得到满足；在一个生产水平极为低下，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地区，我们甚至难得找到配偶，或者干脆无法繁衍后代。如果没有社会文化的发展，我们就无法感受的美感，我们就没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没有“昨夜星辰昨夜风”，没有“相见时难别亦难”，没有“相见无语，惟有泪千行”。

是的，在热恋中，当我们花前柳下，海誓山盟，我们感到自然的美丽；但是这一切并不是自然的全部，而且这也是因为有一个现存的社会生活支持之下的自然、一个人文化了的自然。当我们的恋爱受到种种压抑时，我们甚至想回归自然。但是我们能够吗？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这一切是不可能退回去的。即使可能，我们又真的愿意吗？除了在那虚幻的、不加反思的浪漫的一刻。其实，即使在那一刻，我们也未必愿意回到古代，我们真的愿意只能“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吗？我们真的愿意在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人流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吗？事实上，只要看看古人的爱情诗歌中，大多只是花前柳下，明月清风，最多也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但请注意即使是今天人们根本不当回事的“汉水”，已经引发了古人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的哀怨。古诗词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许多当代人的爱情中经常作为背景出现的高山林野、海浪沙滩（他们怎么去呢———要披荆斩棘、跋涉百里？即使去了，他们晚上回得来吗？）古人的浪漫几乎注定只能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浅吟低唱，而不可能是“站成了两个世界”的“白天不懂夜的黑”。这本身就说明了事实上现代人恋爱活动的自然环境的扩展。现代社会的交通以及其他条件都使得我们的自然更开阔了，在某些方面或某些时候与大自然更亲近了，而不是如同某些现代学者认为的那样更遥远了，更狭小了。甚至，由于现代的避孕技术的发展，我们事实上可能比古人更多享受了，少了很多由于对怀孕、养育之担忧而带来的之压抑和拒绝。事实上，就总体而言，现代性至少在许多方面使得我们的爱情更为美丽。社会和文化并不只是压迫我们，而是支持、培育了我们的需求和感受。

不只是，却还是有的。正是在强调人类的社会型之际，强调人类的本能就总体而言必须在社会中才能得到更好的满足，因此，许多个体的本能在某些情况下也就不得不适应社会生活的需求，甚至的本能会成为一种被人不断使用的一种生物本能。例如，用性获取各种资源，维系自己的以及家庭的生活。甚至性会被制度化，这就是家庭，无论是一夫一妻制，还是多配偶制。但是，无论何种形式，一旦形成了制度，都必然在满足人们的本能的同时又压抑了这种或其他的人的本能。

但这就是悲剧吗？对于一个个生命有限的个体来说，这也许就是悲剧；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也许我们能感叹的仅仅是“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

悲剧因素之二：常规与例外

承认一个制度的语境化合理性，并不应由此承认其永恒的合理性，其实，任何社会实践一旦成为制度，都会有弱点，因为制度回答的都是一个稳定社会中的某一类常规问题。因此，制度化就完全可能显示出两方面的弱点。一、建立制度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条件大致稳定，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下，该社会中的这一类问题将呈现出常态，只有这时，该制度才是有效的和有用的；二、一旦社会条件发生了剧烈、根本，甚或是重大变化，该社会的某一类问题就会发生变化，就会使这一制度的有用性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无用。

例如，在婚姻制度上，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变化：交通通讯的改善，人员的大幅度流动，医疗保健的发展，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交往对象的流变等。这些变化就使得包办婚姻所针对的问题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早婚早育已经不利于这个社会的需求，传统社会中形成的早婚早育习惯反而成为这个转变了的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可以看到“早恋”何以从人类的一个自然生理属性成为各个现代社会普遍要以各种方式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同样，随着这种社会的转变，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作为婚姻制度的主要机制也失去了正当性。

梁祝的悲剧与制度的这一弱点基本上还没有关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在于制度化的第二个弱点，这就是，任何制度针对的都是常规问题，有常规就有例外，而制度恰恰无法处理那些常规之外的问题。

这一分析是从个案来看的。是不是对制度就应当完全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呢？强调包办婚姻的制度神圣性也许并不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当时而言，对于当时的婚姻制度之稳定，也许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人们不应当对一个制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总是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最终必定导致不仅是婚姻制度而且可能包括其他制度的虚无。

但是，这样说，只有假定制度本身已经完美、永远不可改变，才能成立。问题在于确立制度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要能满足人类的福利；如果尊重一个制度仅仅因为其是制度，完全不考虑这一制度是否满足了社会的福利，那么这个制度最终必定会失去其作为制度的正当性和活力，并且会压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产生的新的制度需求。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像梁祝的情况，只要不走极端（不完全否定当时的一般的婚姻制度），社会和人们就应当允许他/她们作为特例，即允许他/她们自由恋爱和结婚，尽管这种允许未必能保证他们今后的一生中都能情投意合，白头偕老。

悲剧因素之三：制度何时变化

我在上面分析了早婚早育、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这种制度的合理性是在历史中展开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如同我在上面的文字中展现的那么简单。我在文字上构建的该制度的合理性是一种马后炮，是当我们同历史拉开距离之后对历史的反观。这种马后炮有助于理解历史，却往往无助于生活。我们既无法在理解了历史之后才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也无法通过理解历史来比较精确地把握未来。

第二，尽管我们在上面分析了梁祝爱情的合理性，但是也仍然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根据我们今天的信息，才确认了这种合理性，而梁祝两人以及当时的其他人都没有可能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