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族婚姻家庭语言政策调查研究

[摘要]文章以Spolsky的家庭语言政策理论为概念基础，通过问卷和访谈等方法，从家庭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三个方面来研究云南瑞丽跨族婚姻家庭的语言政策。结果表明，在语言意识方面，家长最看重普通话，其次是英语，最后是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但在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方面，汉语方言最好，其次是普通话，最后是民族语和外语。综合来看，随着代际的出现，普通话的发展趋势最佳，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呈现逐渐下降趋势，英语则与这二者相反。

[关键词]跨族婚姻；家庭语言政策；代际传承

家庭是儿童自然习得母语的场所，也是语言文字自然代际传承的最佳场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区域、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婚姻家庭，家庭内部的语言结构变得更加多元，也更凸显了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价值。笔者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在讨论民族语传承时，大多认为关键在于学校，建议学校应增设民族语课程，国家和政府也应提供相应的师资和经费保障等。而根据Spolsky[1]的观点，“家庭域非常重要，它是许多语言管理活动的关键点和最终点。希伯来语复活的关键是依赖了语言的自然代际传承，而不是依赖传统的、有限的学校语言教学”。因此，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在民族语传承中的作用有必要做进一步探讨。尽管如此，近年来仍有不少关于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有对国外较好的有关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的译著，有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类探讨的文章，有对国外和国内家庭语言政策的综述文章，有对我国家庭语言政策的实证研究文章。虽然不乏对不同国别和群体对象的研究,但对特定群体，如跨族婚姻家庭学生、家庭语言政策的执行者家长等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为此，笔者根据Spolsky的语言政策理论对云南瑞丽跨族婚姻家庭的语言政策进行了调查研究。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设计

家庭语言政策(familylanguagepolicy,FLP)作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主要考察的是“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提供如何管理、学习和家庭内部语言协商的综合研究”。Fishman[2]的“民族语言活力理论”与Spolsky[1]的“语言管理理论”是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家庭语言政策主要包括三大版块：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家庭语言意识是指家庭成员对语言、语言使用、语言价值的认知；家庭语言实践是指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稳定的语言使用情况；家庭语言管理是家庭成员为影响和干预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而采取的具体行为。三个成分“相互关联，但又独自一体”。基于这个模型结构，笔者共计发放问卷1692份，通过筛选信息，确定以其中来自跨族婚姻家庭的336位家长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家庭语言政策。其中母亲218人，父亲106人，祖孙0人，其他亲属关系12人；按民族组成分类，汉族与少数民族组成的家庭127个，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组成的家庭209个；按受教育阶段分类，初中学生家长245人，高中学生家长91人；按家庭所在地分类，来自市区的88人，来自县（乡镇）的51人，来自农村的197人；按家长文化程度分类，小学毕业及以下的132人，中学毕业的186人，大学毕业的18人，硕士及以上的0人。按职业分类，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7人，企业人员11人，农业劳动者134人，自由职业者146人，打零工11人，其他27人。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辅以深度访谈。问卷内容包括家长基本信息、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四个方面。为了深入了解家长的语言态度，访谈选取了接受过问卷调查的10位家长,采用单独访谈的形式进行。

二、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语言意识

家庭语言意识作为家庭语言政策的核心，通常被认为是其背后的驱动力。由于语言意识的隐形属性，因此本研究主要通过家长们的语言态度与语言观来了解他们的语言意识。表1—表3为受试者父母对孩子学习普通话、英语、民族语言的态度情况。由表1可知，家长对子女普通话的学习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大部分家长认为学好普通话是在培养孩子长大以后的生活、工作技能，学好非常重要，有超过85%的家长愿意为孩子学习普通话投资，其中13.4%的家长愿意投入超过3000元以上。鉴于年收入低于5万元的家庭占受试家庭的83.93%，可见家长对孩子学好普通话的期望值非常高。由表2可以看出，超过90%的家长支持子女学习英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家长认为学好英语能够帮孩子争取到更好的升学、就业和工作晋升机会，只有11.31%的家长觉得学英语只是响应国家和政府的要求。但仍然有超过86.9%的家长愿意为孩子学习英语投资，其中14.58%的家长愿意投入超过3000元以上，因此，家长对孩子的英语学习也抱有较高期望。由表3可知，家长对子女学习民族语的态度在各等级上基本保持一致，稍低于对普通话和英语学习的支持。同时，尽管受试家长中汉族父母占比差距较大（83位汉族父亲，占父亲人数的78.30%；44位汉族母亲，占母亲人数的20.18%），他们对子女学习民族语的支持程度却相差无几。可见，无论是汉族与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组合家庭，对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包容性都比较高，且相差无几。此外，超过50%的家长希望子女学习民族语言主要是为了方便孩子与家里人和族群交流，也为了更好地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很多家长表示子女在说民族语时，存在说的机会少、周围的人都不说以及说民族语不如汉语方便等问题。但可喜的是，有64.59%的家长都认为本民族年轻一代有必要掌握本民族的语言，这对民族语言的传承与保护有积极的影响。考虑到瑞丽市与缅甸接壤，存在贸易往来，问卷调查时笔者也调查了家长对子女学习当地方言和缅语的态度。结果表明，超过70%的家长愿意让子女学习方言和缅语，但支持率低于学习民族语言的支持率。在家长心中，就语言的重要性排位，普通话最为重要，其次是英语，之后才是民族语、方言和缅语。但就家长自己而言，他们认为普通话最重要，其次是民族语和汉语方言。有高达10.12%的家长表示缅语也很重要，可见缅语在瑞丽的流通程度并不低，这给本地的语言教育规划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最后，虽然有38.1%的家长表示完全不了解家庭语言政策，但大部分家长在子女教育中的认识还是比较准确，他们并不认为学习不同语言会有不利影响。

（二）家庭语言实践

家庭语言实践是人们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具体语言行为，是语言意识形态的外化[3]。研究发现，民族语和普通话的使用存在一些代际差异：子女与越年长的长辈沟通使用民族语的比率越高，但由于（曾）祖父母辈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与他们沟通使用普通话的比率也最低。此外，调查数据显示，当地方言是受试家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有39.88%的家庭主要使用当地方言，使用普通话频率最高的家庭占32.74%，使用民族语的家庭占27.38%，英语虽然重要，但完全没能进入到这类家庭使用中。可见，瑞丽市跨族婚姻家庭中当地方言是子女在家庭中主要使用的语言。家庭语言实践也体现在子女在家的学习与娱乐方面。研究显示，超过90%的家庭，子女的课外读物以汉语普通话为主，以民族语言为主的家庭仅有13.69%，以英语为主的家庭占10.71%；观看电视节目方面，94.05%的家庭中，孩子更爱看汉语普通话的节目，爱看说民族语言节目的家庭仅占19.64%。笔者通过访谈进一步了解到，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语言的课外读物和电视节目数量很有限，趣味性不强，孩子没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没有更多选择英语的读物一方面是因为孩子不喜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家长自己语言能力不足；孩子在学校学习的课本、与老师和同学交流的语言都以普通话为主，使用频率最高，因此也对汉语普通话的课外读物更感兴趣。可见，大多数跨族婚姻家庭的孩子对当前资讯的获得仍主要是依靠以普通话为媒介的渠道。

（三）家庭语言管理

家庭语言管理是家庭语言政策的关键，它指的是家庭成员对语言使用所做的规划行为。然而由于地理、经济、文化水平等原因，有的家庭中可能并不存在显性的、有意识的语言管理，有的只是一些根据其语言意识和语言实践做出的无意识的干预、指导和选择。本研究以父母的行为是否为了让子女提高语言能力为例来分析家长对子女的语言管理情况。调查发现，高达49.11%的家长表示不会有意识地引导子女说某种语言，更多的是让子女自己做主。但是在家庭的语言使用中，他们更鼓励子女说普通话，有50.6%的家长鼓励子女在家说普通话，其次是民族语，占22.32%，也有11.9%的家长表示子女在家说哪种语言都无所谓。由此可见，尽管家长认为子女学习英语比学习民族语更重要，但在实际的语言管理中却对民族语的使用更为鼓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家庭语言管理虽然基于家庭语言意识，但难免会受到社会及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家长的语言能力的限制。同时，研究表明能经常参与孩子语言学习过程的家长仅占41.96%，完全不参与孩子学习的占7.44%，大部分家长都只能偶尔参与一下。究其原因，并不全是因为家长工作忙，更多是因为家长自己受教育程度不高，没有能力参与到孩子的学习过程中，更别提语言学习了，但值得庆幸的是大部分家长都愿意投资给孩子学习语言，这对孩子的多语能力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在构建和谐语言社会的进程中，家庭这一场所非常重要，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想要依靠家庭教育困难重重。此外，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因素，母亲在家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笔者假设亲子关系与参与孩子学习或有意识引导孩子说某种语言存在相关关系，但通过使用Per-son相关性分析得出P值为0，可知本研究中亲子关系与这两个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直线相关关系。

三、结语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发现云南瑞丽跨族婚姻家庭的语言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的家庭语言意识表现出对民族语言的高度认同，也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实用价值、经济价值给予了较高的肯定；第二，家庭语言实践上未能贯彻他们的语言意识，家庭中以使用当地方言为主，英语完全没能进入到家庭使用中，但普通话是他们获取媒介信息的主要渠道；第三，家庭语言管理上能注重对子女多语能力的培养与投入，但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的经济文化水平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家长的参与程度。尽管云南瑞丽的跨族婚姻家庭语言政策状况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所有跨族婚姻家庭的语言政策状况，但我们见微知著，也能从中发现一些共性特征：这类家庭的家庭语库基本由民族语、普通话、汉语方言、英语构成。在语言意识方面，从高到低依次是普通话、英语、民族语、汉语方言，但在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方面，可能是普通话、汉语方言、民族语、英语，也可能是汉语方言、普通话、民族语、英语，这取决于家庭内外的多个影响因素，如父母的文化程度、社区及学校的语言政策等。值得关注的是，普通话在这类家庭中的发展趋势是最稳定的，具备语言意识，也存在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因此普通话在家庭中的代际传承条件最佳。汉语方言虽然具备代际传承的条件，即存在语言实践，但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缺失，加之已出现的代际转用现象必然会让它的代际传承越来越难。民族语言在家庭中存在代际传承的意愿，有语言意识也有语言实践，但它的发展随着代际的出现已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缺乏合理的语言管理，它的发展趋势也不容乐观。英语在家庭中尽管缺乏语言实践，造成一定程度的“意识、管理与实践”的脱节，但随着代际的发展会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影响家庭语言政策的因素很多，有来自家庭内部的因素，如父母的教育背景、职业，家庭的经济状况等；也有来自家庭外部的因素，如国家、社区、学校的语言政策和语言环境等。如何在大环境相差无异的情况下，调节家庭内部的影响因素，扭转民族语言或是汉语方言在家庭中出现的式微势头，保护语言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作者：李阳 寸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