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法范文10篇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1

摘要：新中国于1950年制定了婚姻法，后来分别于1980年、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通过两次修订，婚姻法在基本原则、结婚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法定离婚理由制度、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在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夫妻人身关系、亲子关系、监护制度、扶养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新世纪之初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成员人人都是现实的和未来的婚姻家庭主体。婚姻家庭法以其调整的对象的普遍性、广泛性和特殊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史上，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的颁行，世纪之交对《婚姻法》的修正，堪称具有标志性的三个里程碑。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没有婚姻家庭的和谐哪来全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需要相应的法制保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完善的婚姻家庭法制是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石之一。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继续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性。

值此《婚姻法》修正五周年之际，《金陵法律评论》特辟纪念专栏，邀集有关学者撰文笔谈，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婚姻法》的修正不应当局限于缅怀往事，更重要的是，应当以此为新的起点，总结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经验，探讨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途径和方案，这才是更好的纪念。

一、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回顾

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制定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在建国以来的法制建设中，婚姻家庭法可以说是起步最早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建国后全面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早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就积累了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比较丰富的经验。这就从必要和可能两个方面回答了《婚姻法》为什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的问题。至于婚姻家庭立法的相对的滞后性，则是随着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发展变化，由于立法措施不够及时而出现的。

1950年《婚姻法》是民主革命时期婚姻家庭制度上的反封建斗争在法律上的总结，又是适应建国后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它从法律上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在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中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这部法律的历史使命并不仅以反封建为限。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扫清基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是通向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必由之路。当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雏形。基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婚姻家庭制度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之间，是直接相通的，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经过建国初期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特别是1953年的大张旗鼓、深人人心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婚姻家庭制度上的反封建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尽管在法律上的提法未作修改)。依笔者之见，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应当对1950年《婚姻法》作全面的修改和补充，将本法重点从制度上的破旧立新，转移到系统、全面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上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所谓的“”结束后的1980年，我国才制定了第二部《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的颁布，是基于当时的婚姻家庭领域中拨乱反正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通过这部法律的颁布和贯彻执行，使在“”十年中遇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与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作了下列修改和补充：一是对原则和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作了必要的增补；二是对婚姻成立要件的修改，包括法定婚龄和禁婚亲等；三是扩大了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将祖孙、兄弟姐妹关系纳入了调整范围，在夫妻财产制上，1980年婚姻法的规定也比1950年婚姻法的规定更为具体；四是增设了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规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在离婚的程序、离婚后的子女、财产、生活等问题上，也作了适当的有针对性的修改。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章节结构虽然稍有变动，但基本内容并没有脱离1950年《婚姻法》的框架，就其总体而言，修改和补充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的。回想当年1980年《婚姻法》的前6次草案，条款均较最后的定稿为多，而且一直是以《婚姻家庭法》命名的。后来才有所简化，并沿用原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家庭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面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采取相应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作用，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对若干应当规定的事项未作规定，这些方面的缺陷在颁行当时就为一些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所指出；其次，该法原有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方面的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的。

关于《婚姻法》的修改，从研究、呼吁到列入立法议程，经历了相当大的时间跨度，可说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始终的。早在1990年，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在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行40周年1980年《婚姻法》颁行10周年的文集中就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立法建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就修法一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审议了有关修法的提案。从1995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修改决定的通过，整个立法过程历时五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但决不能就此而止步。婚姻家庭法学界的同仁应当一如既往，为继续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制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二、《婚姻法》的修法成果及其局限性

关于2001年《婚姻法》的修法成果，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予以评价，一是过程，二是结果。

先谈过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涉及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修正案》在孕育过程中就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和社会学界)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注。在此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先是修法的基本思路和方案之争。一种是力求一步到位，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思路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案。这种主张认为，这次修法既要为当前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制定有效的对策，更要致力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系统全面的建设；内容力求完备，各种具体制度应当成龙配套，相关的单行法(如收养法)也可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一定的前瞻性的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当然，一步到位绝不意味着今后一成不变，但法律的基本框架应当是相对稳定的，将来可视情况的变化作局部的修改和补充。在这次修法的前期工作中，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主持起草的《婚姻家庭法试拟稿》，便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另一种是两步到位，分期完善的思路和方案。这种主张认为：修法应当突出重点，对1980年《婚姻法》作局部的补充和修改。关于现实生活中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作出若干有针对性的规定。某些具体制度可以增设或在内容上予以补充(如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的法定理由等)。但是，原法的名称不变，框架也基本不变。至于各种制度的完备化和系统化，可留待制定法典化的民法时再作考虑。在这次修法的后期工作中提出的《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大体上是与这种思路相一致的。当然，这种思路并没有否定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性，同前一种思路的分歧，主要是立法步骤上的分歧。

其次是关于具体制度、具体规定之争。这方面的论争有的发生于法学界内部，有的发生于法学界、社会学界的部分学者之间，其内容主要包括配偶权和忠实义务、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等。关于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已有专文论及，此处从略。

《婚姻法修正案》在定稿前经过全民讨论。立法机关的审议也是盛况空前的。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是我国立法民主化的一次重大实践。

再看结果。按照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原法的补充和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总则性的规定。为了更加有效地保障《婚姻法》诸原则的贯彻执行，增设了两项禁止性的条款即“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禁止家庭暴力”，从而加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和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力度。同时还以专条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对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共同责任。这一规定集中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具有总体上的规范性和导向性。

关于夫妻财产制。与原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权利形态以及对外的财产责任等诸多方面。经过这次修正，一是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列举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下双方共有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种类。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二是初步构建了约定夫妻财产制，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效力。有关对外效力的规定，兼顾了夫妻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

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在重申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即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同时，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这些情形包括：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这些规定增强了法律适用中的可操作性，是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

关于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这是修法后增设的一章，取代了原法附则中过于笼统的有关规定。章内对违反婚姻家庭法行为的受害人，规定了必要的救助措施；对实施违反婚姻家庭法行为的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

这次修法，对原法的补充和修改(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共有33项，以上仅为对立法重点的摘要列举。此外，关于子女不得干涉父母再婚的自由、离婚后对子女的探望权、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等规定，也是对原法的重要突破。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措施，其成果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经过这次修改，填补了一些原来存在的立法空白，使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五年来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次修法是成功的，一些新增的规定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如果从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高度对其作理性的审视，这次修法在内容上是没有全面到位的，是有其局限性的。虽经修改和补充，仍有许多立法上的空白。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尚不完备，体系结构和规范的配置尚待改进，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系统、全面地确立。笔者认为，这次修法既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又是一种过渡性的或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婚姻家庭法制的全面完善，仍须继续努力。

三、在法典化的民法中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

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将完整的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民法作为其中一编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最佳方案，目前已成为学界同仁的共识。

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历来便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身份关系的古代，身份法的发达是早于财产法的。到了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均将亲属法编人民法典；在采取单行法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婚姻家庭法也是属于民法体系的。出于种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

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婚姻家庭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还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都是有歧见的。早期曾以独立部门说为通说究其原因，一方面同我国源自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立法传统和建国后的立法现状有关；另一方面，原苏联的法学和立法体制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两部《婚姻法》都是以单行法的形式问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已对上述歧见作出结论。在立法体制上，婚姻家庭法已向民法回归。《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婚姻家庭领域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正是发生于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同时，《民法通则》还对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和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若干原则性的规定。由此可见，婚姻家庭法并不是一个独立于民法之外的法律部门，而是民法中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组成部分。这种特点，是由主体之间的特定亲属身份决定的。将婚姻家庭法作为一编列入法典化的民法，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向民法回归后，进一步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回归。

目前，法典化的民法正在起草之中，将婚姻家庭法列入其中已成定局。但是，在编制方法、具体方案上仍有不同意见之争。一种意见主张，应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集于一编，将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各种规范要合理配置，使其形成一个严谨有序的整体。其实，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试拟稿起草组便是以此为立法目标的。另一种意见主张，从目前的婚姻家庭立法的现状出发，将《婚姻法》、《收养法》各作为一编纳入法典化的民法，在具体内容上可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笔者在两部民法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的建议稿(一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受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委托起草；一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中，都是持前一种主张的。至于后一种主张，看来简便易行，但不利于保持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法全面体现相关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体系结构上也是缺乏合理性的。如以收养为例：基于收养而拟制的养父母子女关系，只是亲子关系的类别之一，收养制度只是家庭制度的组成部分，毋须作为单独的一编。在婚姻家庭编中分设各章，以收养为其中一章，是更为适宜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婚姻家庭编对除婚姻、收养以外的家庭法规范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可按不同的规范群组合成章。

与编名之争相比较，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的具体内容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法典化民法的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

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主体之间的各种权利和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其发生根据的。除婚姻家庭法外，其他法律也有若干涉及亲属事项的规定，但是某些规定殊不一致，关于近亲属的范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如亲属的种类、近亲属的范围、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都是民法婚姻家庭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增设这些规定是统一我国亲属法制的需要，在立法技术上，在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夫妻人身关系与配偶权

在夫妻关系中，人身关系是主要的方面；财产关系虽然也很重要，但它是以人身关系为发生根据，从属于人身关系的。修正后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关系方面的法律调整有所加强，关于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却一仍其旧，并未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情形是与婚姻家庭法的身份法性质不相适应的。民法婚姻家庭编应以增设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为立法重点之一。将配偶权作为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各种权利义务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而不可以有配偶权呢?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误解。

(三)亲子关系与亲权

亲子关系是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亲子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亲属法中一般均设亲权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也是具有亲权性质的，不同于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现行《婚姻法》对亲子关系的法律调整失之过简。民法婚姻家庭编中应当增设亲权制度。依法行使亲权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义务。亲权的内容应当在法条中作列举性的规定，以利于父母在人身和财产等方面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全面的监督和保护。收养法属于亲子法的范围，民法婚姻家庭编中似可增设收养一章，用以取代现行的《收养法》。当然也可在婚姻家庭编中仅对收养的效力作若干原则性的规定，保留《收养法》的单行法地位。

(四)监护制度

就法理而言，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可视为亲权的延伸；对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其制度也是比照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而设置的。现行的《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的几条规定，难以全面规范监护关系，在民法中将监护从其他编移置于婚姻家庭编，在体系机构上更为合理。监护章应就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欠缺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分别加以规定。其内容包括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监护的成立和终止，监护人的职责，以及监护监督等事项。监护人应以有监护能力的自然人为限。所谓单位监护在很多情形下是很难落实的。

(五)扶养制度

扶养是发生于特定亲属之间的生活供养责任。完善扶养制度是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扶养制度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目前，《婚姻法》中有关扶养的规定是分散的，按照不同主体分别加以规定的。用语也各不相同，有的称扶养，有的称抚养或赡养。在民法的婚姻家庭编中扶养可以单独成章，从而构建统一的、完整的扶养法规范体系。在用语上应将抚养、赡养均称为扶养，同《刑法》、《继承法》中的提法相一致。关于有法定扶养关系的亲属的范围、扶养权利人行使权利、扶养义务人履行义务的顺序，以及扶养的程度和方法等，均应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似可将同居一家、共同生活的直系姻亲也列入扶养的范围。

除上述立法重点外，对修正后的《婚姻法》中已经增设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也应针对适用中的情况和问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公务员之家: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2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它并不是自始存在、永恒不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体现两性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为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生活单位，这种亲属关系是其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及至收养关系而发生的。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之前提，家庭是婚姻缔结之结果。

婚姻家庭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男女性别的差异和人类所固有的性的本能，是婚姻成立的生理基础。种的繁衍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血缘上的联系是家庭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所以，婚姻家庭这种社会关系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然条件，也就无所谓婚姻和家庭。正因为如此，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都不能无视这种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制度，是基于一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由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行为规范构成的制度，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正体现了一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要求。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立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于社会性的安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护及其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婚姻家庭制度，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受它的伦理观念、道德习惯所约束的；而且，统治者也总是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和调整有利于其统治秩序的婚姻家庭制度，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其实现。那些破坏统治阶级制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行为，就会被视为违法，严重的则构成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②婚姻家庭法，又称“婚姻法学”。研究婚姻家庭法和与此相关的法律现象的部门法学。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基地这些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总称。它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国习惯上称为“婚姻法”。③

婚姻法（marriagelaw），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④

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人们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是人们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动指南。它确定婚姻的原则、结婚的条件、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离婚及离婚后子女抚养等规则。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是适用于一切公民，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社会家庭生活的重要法律。

迄今为止，婚姻既是人类完成种的繁衍、优化的新陈代谢之物质载体以及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它同时也男女实现爱情，享受及天伦之乐的极佳的精神寄托场境。⑤

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受，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⑥在统治阶级中，婚姻更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对于骑上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中世纪以前各国的立法，通常将子女的婚事置于家长权、家你权的支配之下。

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首要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法律的规定，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或干涉。

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新婚姻法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等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包二爷”、“纳妾”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

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指出：“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主权的规定。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是婚姻法对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或制度的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残余和资产阶级婚姻观点的影响，以及某些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许多地方还不时发生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比如，包办、买卖婚姻，非法阻挠子女的婚事，阻挠并非禁婚姻亲的同姓男女结婚，干涉寡妇再婚，子女干涉父母再婚或复婚，强制或阻挠当事人离婚等等。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采取禁闭、捆绑、殴打等暴力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情况，其危害程度相当严重。

婚姻自由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必须由当事人自己个人决定。婚姻自由是对封建社会包办买卖婚姻斗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迫害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次有斯徒刑。

二、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他必然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同样对婚姻自由，婚姻法也规定了相应的限制条款，如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人结婚等。

三、婚姻自由是一项人身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项权利只能由公民本人行使，不得转让、继承，当然也无法转让和继承。公民有权决定自己与他人结婚或不结婚，任何人都不得妨碍公民行使这项权利。当然，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对当事人予以帮助和指导不能说是干涉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四、婚姻自由即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密不可分，是婚姻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婚姻自由主要方面还是结婚自由，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结婚的问题，都有行使结婚自由权的时候。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次要方面，但如果没有离婚自由，就不符合婚姻自由的本质。不过法律上对离婚作了较多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限制并不是否定离婚自由，而是要当事人慎重处理，同时也是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

婚姻自主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结婚自由的含义有两个方面。首先，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圆心加以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从保障结婚自由不受侵犯出发，对当事人和其他不特定人所作出的规定。其次，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这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对合法婚姻的成立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其结婚自由是公民在婚姻总是上享有的民主权利，不论是未婚男女结婚，还是离婚后再婚或复婚，都可以依法行使这种权利。

离婚自由，即男女双方结婚（从结婚登记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谁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准离婚。通过调解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促使和好。离婚自由也有两方面。首先，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时，当事人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其次，离婚必须经过法定程度的批准才能实现。

婚姻自由是建立婚姻关系上的自由，离婚自由是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前者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婚姻自由的必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根本不会真正的婚姻自由。婚姻自主权与婚姻自由是否相一致？有了婚姻自主权是否就意味着有婚姻自由了呢？显然不能。那么，从婚姻自主权到婚姻自由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婚姻自主权是事实层面的权利，婚姻自由是价值层面的评价

所谓婚姻自主权是指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主权和离婚自主权，属于事实层面的权利。即男女双方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具备结婚和离婚的申请权，是人的一种权利。“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droitdep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了是droitdelafemme（妇女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是不同的，即在自由度方面是不同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由于经济基础的影响婚姻自主权并不必然导致婚姻自由，结婚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即双方自愿离婚和一方要求离婚。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离婚都要牵涉到财产――经济基础方面的分割，由此因素影响使婚姻自主权之离婚自主权亦无法自由地落到婚姻自由的实践中。在我国乃至许多国这至今仍沿用过错主义离婚原则，如虐待、通奸、遗弃、重婚、谋害、被处徒刑等一方过错行为作为判定准予离婚的标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婚姻不自由的表现。

婚姻自主权是一种事实，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却是婚姻内在价值的体现，是婚姻的题中之义和价值评判。有了婚姻自主权并不等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主权的肯定和界定，即就其性质来说，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主权的肯定，就其范围来说则是对婚姻自主权的界定。

二．婚姻自主权更多的是具有法律属性，而婚姻自由更强调伦理色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家庭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是：依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发展到文明时代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的顺序，其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由于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过当的家庭责任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追求婚姻自由也总是受桎于诸多责任、义务，如哺乳、贞操义务等，使婚姻自主权常常无法落到实处，故需以法律予以明示。而婚姻自由常常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在实际的结婚、离婚中往往被观念、传统击得粉碎。如针对第三者插足现象，经常成为舆论谴责的中心，法庭判决的依据，这实际是对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一种错误评价。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勃兴的已经得到确认的无过错离婚主义原则则是对一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理性评判。

婚姻自主权不应成为婚姻自由的绊脚石，更不应成为阻止离婚自由的法宝。婚姻自主权的宽容度的增长必然会有力的或恰当地增加婚姻自由的阈度。

三．婚姻自主权必须以真实的合意为基础，婚姻自由却不尽然

婚姻是一种契约，也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亦称婚姻的预约。婚约的成立称定婚或订婚。婚姻是否为契约，取决于婚姻是否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契约是一种协议或合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契约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其次，必须达成意思表示之合意，即未形成合意，也就形不成协议。再次，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最后，主体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⑦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将婚姻视为一种契约性法律行为，这是一种共识。因此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则必须遵从契约的有关规则，婚姻自主权必须是在双方真实的合意基础上的婚姻自主权，否则就不能体现婚姻自由的真正内涵。在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结婚自主权和离婚自主权的行使并不都是出于真实的合意，如欺诈性协议离婚，回避法律的追诉。所以婚姻自主权是以民法的规范予以规制并以双方真实合意作保障。婚姻自由却总是以一方的自主权的行使来体现，不似婚姻自主权需双方的真实合意。这一点在离婚自由中的无过错主义原则即是无合意的离婚自由的表现。不过，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中的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每个男子属于每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婚姻自由的内涵。

婚姻既是一种契约，当然应该建立在真实合意的基础之上。婚姻作为一种权利，所以应该可以自由地行使或不行使，只要符合法律规范的允许性规定而不违反其禁止性规定。我们说自由是做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事情，婚姻自由也应如此。

总之，婚姻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在双方间产生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因此婚姻是种契约。婚姻契约不仅有利于维护婚姻关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完善。⑧

（约6550字）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5页。

②于晶：《构造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③张光忠：《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60—361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92页。

⑤谌洪果：《法律能做什么——有关婚姻与性的法理思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72页。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3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它并不是自始存在、永恒不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体现两性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为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生活单位，这种亲属关系是其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及至收养关系而发生的。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之前提，家庭是婚姻缔结之结果。

婚姻家庭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男女性别的差异和人类所固有的性的本能，是婚姻成立的生理基础。种的繁衍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血缘上的联系是家庭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所以，婚姻家庭这种社会关系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然条件，也就无所谓婚姻和家庭。正因为如此，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都不能无视这种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制度，是基于一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由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行为规范构成的制度，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正体现了一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要求。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立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于社会性的安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护及其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婚姻家庭制度，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受它的伦理观念、道德习惯所约束的；而且，统治者也总是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和调整有利于其统治秩序的婚姻家庭制度，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其实现。那些破坏统治阶级制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行为，就会被视为违法，严重的则构成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②婚姻家庭法，又称“婚姻法学”。研究婚姻家庭法和与此相关的法律现象的部门法学。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基地这些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总称。它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国习惯上称为“婚姻法”。③

婚姻法（marriagelaw），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④

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人们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是人们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动指南。它确定婚姻的原则、结婚的条件、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离婚及离婚后子女抚养等规则。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是适用于一切公民，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社会家庭生活的重要法律。

迄今为止，婚姻既是人类完成种的繁衍、优化的新陈代谢之物质载体以及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它同时也男女实现爱情，享受及天伦之乐的极佳的精神寄托场境。⑤

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受，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⑥在统治阶级中，婚姻更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对于骑上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中世纪以前各国的立法，通常将子女的婚事置于家长权、家你权的支配之下。

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首要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法律的规定，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或干涉。

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新婚姻法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等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包二爷”、“纳妾”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

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指出：“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主权的规定。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是婚姻法对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或制度的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残余和资产阶级婚姻观点的影响，以及某些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许多地方还不时发生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比如，包办、买卖婚姻，非法阻挠子女的婚事，阻挠并非禁婚姻亲的同姓男女结婚，干涉寡妇再婚，子女干涉父母再婚或复婚，强制或阻挠当事人离婚等等。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采取禁闭、捆绑、殴打等暴力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情况，其危害程度相当严重。

婚姻自由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必须由当事人自己个人决定。婚姻自由是对封建社会包办买卖婚姻斗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迫害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次有斯徒刑。

二、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他必然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同样对婚姻自由，婚姻法也规定了相应的限制条款，如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人结婚等。

三、婚姻自由是一项人身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项权利只能由公民本人行使，不得转让、继承，当然也无法转让和继承。公民有权决定自己与他人结婚或不结婚，任何人都不得妨碍公民行使这项权利。当然，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对当事人予以帮助和指导不能说是干涉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四、婚姻自由即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密不可分，是婚姻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婚姻自由主要方面还是结婚自由，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结婚的问题，都有行使结婚自由权的时候。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次要方面，但如果没有离婚自由，就不符合婚姻自由的本质。不过法律上对离婚作了较多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限制并不是否定离婚自由，而是要当事人慎重处理，同时也是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

婚姻自主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结婚自由的含义有两个方面。首先，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圆心加以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从保障结婚自由不受侵犯出发，对当事人和其他不特定人所作出的规定。其次，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这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对合法婚姻的成立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其结婚自由是公民在婚姻总是上享有的民主权利，不论是未婚男女结婚，还是离婚后再婚或复婚，都可以依法行使这种权利。

离婚自由，即男女双方结婚（从结婚登记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谁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准离婚。通过调解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促使和好。离婚自由也有两方面。首先，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时，当事人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其次，离婚必须经过法定程度的批准才能实现。

婚姻自由是建立婚姻关系上的自由，离婚自由是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前者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婚姻自由的必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根本不会真正的婚姻自由。婚姻自主权与婚姻自由是否相一致？有了婚姻自主权是否就意味着有婚姻自由了呢？显然不能。那么，从婚姻自主权到婚姻自由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婚姻自主权是事实层面的权利，婚姻自由是价值层面的评价

所谓婚姻自主权是指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主权和离婚自主权，属于事实层面的权利。即男女双方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具备结婚和离婚的申请权，是人的一种权利。“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droitdep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了是droitdelafemme（妇女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是不同的，即在自由度方面是不同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由于经济基础的影响婚姻自主权并不必然导致婚姻自由，结婚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即双方自愿离婚和一方要求离婚。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离婚都要牵涉到财产――经济基础方面的分割，由此因素影响使婚姻自主权之离婚自主权亦无法自由地落到婚姻自由的实践中。在我国乃至许多国这至今仍沿用过错主义离婚原则，如虐待、通奸、遗弃、重婚、谋害、被处徒刑等一方过错行为作为判定准予离婚的标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婚姻不自由的表现。

婚姻自主权是一种事实，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却是婚姻内在价值的体现，是婚姻的题中之义和价值评判。有了婚姻自主权并不等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主权的肯定和界定，即就其性质来说，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主权的肯定，就其范围来说则是对婚姻自主权的界定。

二．婚姻自主权更多的是具有法律属性，而婚姻自由更强调伦理色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家庭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是：依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发展到文明时代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的顺序，其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由于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过当的家庭责任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追求婚姻自由也总是受桎于诸多责任、义务，如哺乳、贞操义务等，使婚姻自主权常常无法落到实处，故需以法律予以明示。而婚姻自由常常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在实际的结婚、离婚中往往被观念、传统击得粉碎。如针对第三者插足现象，经常成为舆论谴责的中心，法庭判决的依据，这实际是对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一种错误评价。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勃兴的已经得到确认的无过错离婚主义原则则是对一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理性评判。

婚姻自主权不应成为婚姻自由的绊脚石，更不应成为阻止离婚自由的法宝。婚姻自主权的宽容度的增长必然会有力的或恰当地增加婚姻自由的阈度。

三．婚姻自主权必须以真实的合意为基础，婚姻自由却不尽然

婚姻是一种契约，也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亦称婚姻的预约。婚约的成立称定婚或订婚。婚姻是否为契约，取决于婚姻是否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契约是一种协议或合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契约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其次，必须达成意思表示之合意，即未形成合意，也就形不成协议。再次，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最后，主体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⑦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将婚姻视为一种契约性法律行为，这是一种共识。因此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则必须遵从契约的有关规则，婚姻自主权必须是在双方真实的合意基础上的婚姻自主权，否则就不能体现婚姻自由的真正内涵。在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结婚自主权和离婚自主权的行使并不都是出于真实的合意，如欺诈性协议离婚，回避法律的追诉。所以婚姻自主权是以民法的规范予以规制并以双方真实合意作保障。婚姻自由却总是以一方的自主权的行使来体现，不似婚姻自主权需双方的真实合意。这一点在离婚自由中的无过错主义原则即是无合意的离婚自由的表现。不过，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中的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每个男子属于每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婚姻自由的内涵。

婚姻既是一种契约，当然应该建立在真实合意的基础之上。婚姻作为一种权利，所以应该可以自由地行使或不行使，只要符合法律规范的允许性规定而不违反其禁止性规定。我们说自由是做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事情，婚姻自由也应如此。

总之，婚姻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在双方间产生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因此婚姻是种契约。婚姻契约不仅有利于维护婚姻关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完善。⑧

（约6550字）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5页。

②于晶：《构造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③张光忠：《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60—361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92页。

⑤谌洪果：《法律能做什么——有关婚姻与性的法理思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72页。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0。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6第104条做了类似的规定。现行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6对此尚无明文规定。笔者主张,在婚姻法修改时在总则中应进一步明确此项法律原则,通过各项具体规定,保障宪法此项规定的实际施行。

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时代内涵

人类社会的各种客观规律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在各个时代人类演绎和表现这些规律的生活方式却不会完全相同,概括起来,国家保护婚姻家庭这一法律原则在现时代包含以下几层内涵:第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尽可能地保证每个合乎结婚条件的公民的结婚权、生育权、维持婚姻家庭生活的权利得以全面实现,保护每个合法的婚姻家庭能够正常发挥其各种功能。我国的安居工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夫妻不同时下岗制度、计划生育制度等等,都体现了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精神。我国现行法规中最突出的,与此保护家庭的宪法规定不相符合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中缺少绝大多数国家都有的扶养家庭成员费用扣除额0的规定。一个家庭只一人有收入,800元供养几口人,本该领取救济金的,却仍要依法纳税。同时,据我们实地调查,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些偏僻农村和山区,男性由于贫穷和当地女性大量外迁而被迫终身独身的比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¹,这一问题也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第二,从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规定分析,这既是强制国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又是赋予国家的一种权力。国家据此必须尊重公民在婚姻家庭领域私生活的合法自主权。同时,国家和法律也可以在此范围内,为保护婚姻家庭,而适当干预公民的私生活。在法治社会里,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力都必须有宪法依据。特别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私生活的限制和干预,不能纵容立法者的任性(比如要求高婚龄,就不能再绝对禁止婚前同居,无谓地拉长性等待期),有时哪怕纯粹是为了私人利益或协调好私人关系。另一方面,宪法肯定公民的婚姻家庭受国家的保护,国家也不能因部分公民强调婚姻家庭完全是个人私事0,而完全由当事人任性。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国结婚率降低到象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不婚不育文化0危及社会延续的地步,国家加大对适龄不婚者个人的税收,或采取其它必要的保护婚姻家庭的法律措施,也是合宪的。就象现在的计划生育制度一样。第三,遵循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任何妨碍公民正当行使婚姻家庭权利或有可能侵害他人此项权利的行为都必须予以取缔。对这层内涵,下文将详细分析,此处不赘述。在此层意义上,关键是要解决好公民个体人权之间以及其与群体人权的关系问题,因为婚姻家庭形式本质上就不纯粹是为了满足公民个体需要的产物。

二、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认为,不管我们的理论是否承认,客观上人类社会中必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婚姻家庭方面的冲突和协作关系。但是,性的自由与其它任何自由或竞争一样,以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律为前提,特别是必须服从社会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发展的需要。据史料记载,在古罗马和中国唐朝后期某一阶169¹参见杨遂全:5现代家庭的源与流)))家庭的未来及段,都曾不同程度地存在过类似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消灭家庭0、回到原始0的比较自由的性生活¹。这种性的无序自由之所以一闪即逝,并未能成为人类社会性生活的主流,必有其深刻的历史动因,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种动因也就是婚姻家庭形式过去和将来存续的历史必然性之所在。深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恐怕与这种无序的性关系、无婚姻家庭机制,对人类生存及其它生活条件的冲突,有直接关系。无序的性自由必然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1)导致部分人或许多人独居(这是性的充分自由所必需的,西方国家现实独身者增多已明证),相互失去日常生活中配偶或家人提供的危急救助,暴病猝死机率增加,使人的生存机制出现不可避免的缺损(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社会后果只有通过男女配偶组成家庭才能消除和预防)。(2)导致人与人之间基本的性权利的根本不平等(不仅是一般差别),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权)))性需求根本无法实现、进而导致社会长期性、普遍性的根本不平等,潜在地影响社会的安定。(3)导致社会人口延续的萎缩和退化,部分公民丧失生育权等基本人权。长期独居、自由自在、个人享乐和爱情至上,潜在的影响必然产生不育文化0,最终爱情否定亲情0。西方一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一直下降,就是例证。同时,长期性关系的混乱,会使人们最终无法分辨亲属关系,进而导致近亲的性关系,出现人类繁殖的退化(至少在目前人类还不可能普遍推行人工生育子女的客观条件下,道理仍是如此)。由于完全无序,性行为完全成为个人私事,必然造成一部分人终身无配偶或终身不能过一次性生活,进而使这部分公民因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而终身无生育的机会。(4)导致和加剧人际感情和性关系的冲突。人类文明几千年形成了性心理的习惯,要求性伴侣一定时期内的排他性,这种心理应该说男女完全一样,也是现代爱情产生的基本点。婚外(或取消婚姻制度)的完全性自由,势必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其它方面正常稳定的发展。为消除上述恶果,人类成千上万年的选择,最终完全抛弃了性的绝对自由0(或杂乱的性关系),确立了婚姻家庭制度,肯定了每个成年适婚公民的婚姻家庭权。最初这种制度虽说过于禁锢和压抑人性,特别是对女性更甚,但经过几千年的改良,人类在保留和发展这种制度的前提下,逐步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适婚公民的结婚权(即一些学者所说的最低的性权利保障º0)还须得到法律的明确肯定,获得配偶的权利事实上平等。此外,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仍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延续和稳定发展的前提。国家还必须有亲属生活保障机制,一般的社会保障和救济还只能是亲属保障机制的补充。

三、保护家庭与渐进改革并举,避免社会机制的紊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全面落实上述宪法规定,保护好婚姻家庭,是我国婚姻法面临的艰巨任务。我们认为,辩证地分析,逐步变革我国现实婚姻家庭制度不合时代的部分,稳妥解决家庭制度面临的诸种新问题,就是对家庭这种社会机制最好的、最久远的保护。宏观上分析,为了更好地施行此项宪法原则,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向:其一,对一时分不清未来走向、且对公民切身利益影响较大的婚姻家庭问题,以稳为本,不能奢望一步到位。枝节问题,争论不清对错的,放开由社会的道德观念进行选择。理智的社会选择,会使其中合理的部分渐留下来,风险会自我规避开。目前,我国社会对婚前同居的容忍,就事实体现着逐步变革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趋势,未引起大的社会问题。但对通奸姘居,公民则反应强烈,而部分人追求公开或变相的妻妾成群,部分人却终身无配偶或终身不能过一次性生活;有些姘居情节十分恶劣,公然将第三者带进家庭内同居,还有的公开怂恿离弃或杀害妻儿或奸生子女,受害者四处求告无门。显然,任何符合正义的法律,都不可能认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它已经触及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况且,我国未来无论如何自由开放,即使开放一步到位,法律也不能任由普遍的情人制取代婚姻家庭0作为社会的基础。适当地给严重的通奸姘居行为以制裁,是法律的职责。有些人担心处置通奸姘居会造成捉奸成风,影响社会安定团结»。我们认为,这就看公民对此的容忍度和它伤害公民利益的程度了。如果婚姻法仅规定通奸姘居情节严重、忍无可忍的,受害者在离婚时有权提起损害赔偿或对加害人进行民事处罚,给受害严重的公民一种万不得已的民事法律救济手段,并不可能发生普遍的捉奸成风(即使不处罚,捉奸者还是会去捉奸)。相反,适当处置可能会避免许多纠纷进一步酿成恶性案件。其二,施行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法律保护措施(包括处罚)应尽可能地温和(婚姻家庭本来就是温情脉脉的),既需要少数激烈的强行性规定,更需要倡导性法律规范。比如男女平等,尽管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未完全做到,法律上还是要树这面旗帜。不要因为一些人激进地说,夫妻性忠实义务是口号性的规定,是道德规范,实施困难,就不规定了。其三,保护婚姻家庭不能仅靠婚姻法,各种法规都要贯彻落实。任何大的社会改革都要注意对婚姻家庭正负面的影响,同时配套、协调改进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

四、分清道德和法的界限,发挥其不同的保护功能

道德的上限是道德自身调节的问题。道德的下限是法律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是高尚或卑劣的,由道德去评价和调节,而对最严重的违背道德的行为(如乱伦或遗弃家庭成员)必须有法律制裁措施。故而,有人提出,修改后的婚姻法千万不要将婚姻的围城城墙越垒越高,笔者赞同这种观点。修改后的婚姻法不能管法律不该管或无法管的事情,以及道德可以管得好的事情。但是,修改后的婚姻法也不能因此该管的不管。笔者认为,现在社会上所说的婚外恋0如果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婚姻家庭,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或道德问题。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在任何社会都难杜绝,留给个人道德素质去调节为好。再者,对基本上是精神的婚外恋爱0在法律上也很难查证。严重的通奸姘居则性质比较恶劣,比一般的行为对婚姻家庭的侵害还要严重,甚至已使其他公民根本无法正常行使基本人权。如果同样是严重超过社会道德底限的行为,对严惩不怠,对情节严重的姘居却放任自流,立法和法律伦理上显然自相矛盾。时代观念更新,人们已经感觉到刑罚通奸者过重,不用刑事处罚是合理的。但婚姻法再不管,一概让公民私了,是极不负责任的。据笔者几次在西欧国家进修和合作研究时的专门调查所知,即使在当今许多西方国家的民法都有明确的规定。有些学者误以为西方性自由,对通奸连民事处罚也不会保留,其实不然。法国1999年的有关调查证明87%的人认为夫妻应该有性忠实义务,只不过西方国家各自的处罚有轻有重。如果受害者有此权利,他是否行使,那是他个人的自由。¹个体道德观本来与社会伦理就有差异。实质上,刑法已体现了处罚姘居行为的策略,只不过刑法规定没有将军人婚姻与一般婚姻平等对待,(刑法第259条)只给军婚以特殊保护罢了。如果从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社会伦理人身平等考虑,对婚姻家庭这种基本人权的保护不能有太大的差别。刑法上有必要特殊保护军婚,不处罚姘居侵害一般婚姻的行为,而民事上则对普通婚姻应有适当的保护。人权问题不能完全留给道德调节,使道德最低要求失去法律后盾的支持。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5

2015年5月29日，喀什师范学院正式更名为喀什大学，定位为多民族、多学科、多形式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大学。我校法学本科于2002年招生，在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生命线，以培养合格人才为目标”办学思路的指导下，坚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对法学本科生而言，婚姻家庭法学是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一门课程，旨在通过理论学习及应用，使学生系统掌握基本理论和制度，理解和熟悉相关的法律规定，培养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和法律规定分析、解决婚姻家庭问题的能力。说过：“婚姻法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切身利益的，是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根本大法。”从1950年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行，到1980年婚姻法，再到2001年的修正，以及司法解释的相继出台，《婚姻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喀什地区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催升了离婚率。通过调查得知，在喀什地区某基层法院2015年处理的民事案件中，婚姻家庭类案件已略超50%①，其中涉及的人身、财产关系和孩子抚养、妇女权益保障等已成为喀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迫切需要相关法律人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与方向，作为新疆南疆的领头高校，培养熟悉《婚姻法》和擅长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高素质法律人才成为摆在我校面前的一道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就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而言，现代法学教育在传授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应以提高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培养实用法律人才为己任。就法学专业而言，主要是指采行能力为重的培养模式，丰富社会实践，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应用、创新能力，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②教育部教高[2007]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然而，我校法学教育目前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新疆尤其是南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掌握法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另一方面，学生不能很好地应对社会需求，实践、应用能力不足。从这个角度说，我校婚姻家庭法学教学改革值得密切关注与深入研究。

二、我校婚姻家庭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目标认识不到位。比较而言，传统的填鸭式理论教学模式对教师的要求不高，照本宣科，或推崇漫无边际的聊天，或沉迷于讲台独演，期末结课时即是教学任务完成时，至于学生学了什么、学到什么，在所不问。结果是学生学了后篇忘前篇，讨论不会，模拟法庭不练，法律规定不理解，为了考试死记硬背，考完就忘完，工作中一窍不通。究其原因，在于教师对教学目标的认识不到位，教学不仅要授人以鱼，更应授人以渔。（二）教学内容陈旧狭窄。教学内容陈旧狭窄，首先局限于教材，教师往往习惯于数年使用同样的教材，一般不轻易更换；其次，教学内容局限于婚姻家庭法的历史发展、基本原则、婚姻的成立与效力、婚姻的终止、收养、法律责任等；再次，欠缺亲属关系与继承方面的内容，受课时所限，只能穿插在个别案例中讲解；最后，教师的实践、创新能力不够，未立足喀什实际及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课堂缺乏色彩。（三）教学形式单一。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习惯于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的模式，课堂教学大多为理论讲授，偶有案例，也仅是为了辅助学生认识一些难懂的理论，实践教学尚未独立，也未充分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开展实践教学，更别提校外实践的开展了。（四）课程设置与安排不尽合理。在我校法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婚姻家庭法学是一门选修（限选）课程。受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影响，该课程分别由民汉教师授课，且在不同的学期开设，民汉班学分和学时存在较大的差异，课时短缺，且均为理论课时，未设置实践课时。民汉师生相互之间交流不够，特别是在实践活动方面缺乏合作。这些都给民汉班级的授课、交流与合作带来一些问题，既影响教学效果，也不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五）师资科研薄弱。除进修、读博等，法学教研室在岗民汉教师不足十人，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其中，仅有两名民商法学研究生，但研究方向均非婚姻家庭法学。汉语班一直由法学其他专业的教师授课。教师中执业律师寥寥，鲜少专注婚姻家庭类案件。因此，教师自身欠缺实践，解决婚姻家庭案件的经验不足，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此外，有关婚姻家庭法学的科研成果不多、不精，难以实现科研促教。（六）考评机制滞后。学生一学期学完婚姻家庭法学课程，虽有平时成绩，但主要看期末成绩，导致有的学生比较功利。因此，考评机制的滞后不利于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而在职称压力下，教师过多专注于科研，不能、不愿将大量的时间用在教学上，这对课程改革及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是十分不利的。

三、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指向改革我校婚姻家庭法学教学

（一）教学目标再梳理。法学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性，对婚姻家庭法学这门课程而言亦是如此。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前所述，现今南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渴求“用得上、下得去”的法律人才。这不仅指掌握了多少法学知识，应主要突出学以致用的能力，而如何培养应用型的法律人才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应当坚持不懈并努力实现的教学目标。（二）更新拓展教学内容。更新拓展教学内容，可以选择一本婚姻家庭法学教材作为主教材，其他为教师备课之用，以采各教材的长处，做到教学内容丰富化。同时，选择合适的教辅、案例集、习题集也很重要。合理适用PPT、视频教学，实现课堂教学动态化。增加继承法、亲属法内容，引入伦理学和社会学观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家庭观，注重女生“四自”教育。充分利用喀什本地特色和资源，为教学增添一些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众所周知，喀什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主要有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等31个民族，西部与塔吉克斯坦相连、西南与巴基斯坦接壤，周边邻近国家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印度等，发展了特有的经济和文化。可以由民汉师生合作调研，取得关于民族婚姻家庭的第一手资料，对民汉婚姻家庭关系进行对比，适当介绍一些涉外婚姻家庭案件以及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三）多种教学方式齐下并用。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推行实践性教学已成共识，这需要多种教学方式齐下并用，即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综合交叉运用多种实践教学方式；不仅仅针对课堂，法学教育更广阔的天地应在社会实践中，还要融合其他资源，借助其他途径，来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逐步培养学生像法官、律师、检察官一样思考。这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改革传统的理论教学模式，让实践教学成为一种独立、优位的教学方式。而且眼光不能局限于一学期教与学任务的完成，要把学习和运用放到更长远的时间中。1.课堂实践主要采用案例分析、分组讨论、开展辩论赛和模拟法庭、表演节目等方式。传统的案例教学无非是教师在课堂上讲读一些案例，让学生发表意见，最后由教师总结，但选编的案例大都体现了编排者的意志，教师让学生思考、发言无非是考查学生是否掌握了某个知识点，追求的是正确答案。改革后的案例分析，应有教师自身参与的案件，让学生“看到”当事人提供了哪些证据，在举证、质证、辩论阶段如何抗辩等，逐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可以选择大学生婚恋、同居方面的热点问题，展开分组讨论、辩论赛和组织节目表演，让学生在讨论、辩论和角色扮演中思考、成长，切实认识到婚姻不是儿戏，从而树立正确的婚恋家庭观。指导学生面向全校公开举办模拟法庭，以及开展模拟法庭竞赛，充分利用我校新建的数字化模拟法庭，邀请法官、律师作精准化的指导，在锻炼学生胆量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思考、解决问题、应用知识的能力。2.课后（外）的应用课后（外）指导学生参加社会调查、法律咨询、法院旁听与实习，有目的地培训学生的法律思维和应用能力，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分析和解答活生生的案例。在解答法律咨询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向教师求助③，教师可以点开云雾，帮助学生扫除思维上的障碍，传授分析案件的思路。学生可以先在学校作关于大学生婚恋、同居方面的调查，再逐步与外界打交道，培养与人交流、为人处世的能力。为避免旁听流于形式，教师要提前和法院沟通，要求学生事先做准备，查询相关案例，回校后组织讨论，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④，培养学生的协调、表达、应用能力，增强团队意识。同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经常提示该案例，以巩固学生的认识。深入指导专业实习，不仅包括学生记录庭审笔录的准确性和速度，还要引导学生分别站在法官、原告、被告的角度去思考。在实习结束后，指导学生面向全校开展经验交流。3.其他资源和途径的利用教师在布置作业或在期中布置写作时，应尽量避开教材和书本，到广阔的社会中选择热点问题、疑难案例，培养学生查找资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的能力，为写作毕业论文和申报课题做准备。在写作毕业论文和申报课题时，婚姻家庭法学的选题往往受到较多学生的青睐，如“80后”、“90后”离婚案件的原因及启示，婚姻家庭法在喀什少数民族中落实状况研究⑤。现今学生大多为“80后”、“90后”，独有个性，透过“80后”、“90后”离婚案件，可以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婚姻家庭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婚恋家庭观，并通过自身积累的诉讼技巧、调解策略帮助周围的家庭，为社会和谐作出一些贡献。而为完成课题，学生需要进行问卷调研、数据分析、报告写作等，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分析和写作能力等。另外，应充分利用诊所课堂，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法律人像医生一样诊断当事人的疑难杂症，学生接触真实案件，教师传授办案经验，还可以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体验人生中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四）改革课程设置与安排。在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时，宜将婚姻家庭法学课程确定为法学本科生的必修课，统一民汉班级的学分和学时以及开课时间，将汉语班的学分、学时分别至少提高至3和54，又从理论课时中分出一部分作为实践课时，建议初步确定理论部分36学时，实践部分18学时。这些改革措施也有利于民汉班级和教师间加强交流与合作。（五）提升师资和科研水平。教师要不断提高对自己的要求，包括学历、兼职、进修、科研等方面。努力读取博士，根据意愿选择婚姻家庭法学作为研究方向，以弥补师资欠缺。努力考取律师执业资格，提升实践、应用能力，争做“双师型”教师，为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积极响应“”，到公检法司等实务部门学习锻炼，同时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到我校任教，加强理论与实务的互通。积极参加进修、学术会议等，多合作申报婚姻家庭法学课题，写作质量较高的论文，提升科研水平，以科研促教。（六）改进考评机制。关于学生的考评机制，要细化平时成绩，由原来主要考查课堂秩序和理论知识的掌握，转向着重考查应用能力，即参与实践的次数、程度与效果，且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由原来的30%提高到50%，降低期末成绩的比例，避免以一次考试决定学生的总评成绩。鼓励教师积极投身于教学工作，科研教学两手抓，在评先选优、评定职称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待。

总之，随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喀什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校应不断改革和提升法学教育，培养出更多“用得上、下得去”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服务于南疆社会经济发展，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汪铁民．两次主持联席座谈会讨论婚姻法草案．检察日报．2014-03-03．

[2]杨大文．婚姻家庭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6

【论文摘要】我国的离婚精神损失赔偿制度在立法上仍然有一些不足，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离婚精神损失赔偿制度的完善已经提到议事日程。本文结合理论界关于离婚损失赔偿制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离婚精神损失赔偿的不足及完善措施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随之而产生的离婚率居高不下，而由离婚带来的离婚精神损失赔偿问题也因此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离婚的精神损失赔偿问题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法律理论界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1精神损失赔偿的概念、性质

精神损失赔偿制度萌芽于古罗马时期，在20世纪得到确立与发展。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

1.1精神损失赔偿的概念我国立法明确规定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失赔偿。这一法定范围，显然是过于狭窄了，其与现实状况不适应，就我国司法实务而言，采取司法解释的方法，将隐私权、自由权、信用权某些方面的保护，纳入了精神损失赔偿范围，类推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关于保护名誉权的规定，但是，即使采取了这些办法，也没有彻底改变我国精神损失赔偿适用范围过于狭小的弊病，对于民事主体人身权的保护，仍存在诸多不完备的情况。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精神损失赔偿司法解释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精神损失赔偿民事责任方式的适用范围大大扩大。

1.2精神损失赔偿的性质精神损失赔偿的法律性质，应该是财产赔偿责任。确定这一性质有三点根据

1.2.1精神损失赔偿仍然以财产方式作为主要救济手段就广义而言，精神损失赔偿包括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但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救济方式是赔偿损失即以由侵权人向被侵人给付财产的基本形式进行救济。

1.2.2精神损失赔偿的基本功能仍然是补偿功能精神损失赔偿具有多种功能，如补偿功能、惩罚功能、抚慰功能、调整功能等等，但是作为财产赔偿，其基本功能必然是补偿功能。就财产损失而言，赔偿的目的完全着眼于填补损害。精神损失是无形损害，绝大多数的精神损失无法完全用财产的标准加以衡量。但是，确立精神损失赔偿的目的，就是以财产的方式补偿受害人所遭受的精神损害，对受害人精神利益损失和精神痛苦的赔偿，具有明确的填补损害并使该损害得到补偿的功能。在这一点上，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失赔偿虽然有所不同，但就补偿的基本功能而言，却是一致的。

1.2.3我国民事立法明文规定精神损失赔偿的方式之一是赔偿损失《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均规定有“赔偿损失”，我国的赔偿损失责任方式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人身伤害的赔偿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这样可以构成一个逻辑分明、层次清楚的完整赔偿结构。因此，确认我国精神损失赔偿的性质是财产赔偿责任，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根据。

2离婚精神损失赔偿的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

离婚的精神损失赔偿案件在现实中是很难确定的，所以要弄清离婚的精神损失赔偿案件，就要先弄清其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

2.1离婚精神损失的构成要件：

2.1.1须有违法行为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使婚姻关系破裂，即有违法性行为的存在。违法行为主要指，实施通奸、姘居、重婚、虐待、遗弃、意图杀害配偶，因犯罪被判处长期徒刑等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违法行为。

2.1.2须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发生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导致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精神上的损失。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失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权利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的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遭受损害。也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失赔偿不居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失，同时也不居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失，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偿。

2.1.3须有因果关系不管任何法律犯罪行为都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离婚的精神损失赔偿也不例外。配偶一方实施的通奸、重婚、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精神损害的原因。

2.1.4须有主观过错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方或第三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所谓的故意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已经认识到这种结果可能发生或者必然发生而积极追求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或放任其的发生的行为。所谓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实施某种行为没有意识到危害结果的发生或是过于自信危害结果不会发生而实施的行为。

2.2离婚精神损失赔偿的举证责任结合离婚精神损失赔偿的构成要件，不难看出损失的构成条件非常严格，在实践中认定损害事实存在是比较困难的。由于现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举证比较困难，甚至还要冒着侵犯隐私权的风险，有时即使获得了证据，因证据形式或者渠道存在问题，也很难被法院认定，这必然造成离婚损害赔偿这一规定被现实虚置而难以真正实现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对此，有人主张司法权力的介入。笔者认为这类过错行为一般都涉及当事人的个人隐私问题，公权力不宜介入。故此，应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减轻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实行过错推定原则。将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的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否定的形式分配给加害人一方，从而避免了受害人因不能证明对方的过错而无法获得赔偿的情形。按照过错推定原则，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法律就推定他有过错并确认他应负民事责任。若能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则能实现对无过错方的有效保护和救济。

3我国婚姻家庭法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婚姻家庭法对离婚损失赔偿制度的规定具体在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①重婚；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③实施家庭暴力的；④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尽管我国婚姻家庭法规定离婚损失赔偿制度显示了我国婚姻立法的长足进步，但是无庸讳言,这一规定太过笼统，以下就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不足及完善进行详细的论述.

3.1离婚当事人“无过错方”的提法不够准确婚姻法对离婚当事人“无过错方”的提法不够准确，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发歧义和争论。因为,任何一个破裂的婚姻,处于当事人的夫妻双方,都没有绝对的“过错方”或“无过错方”可言,只有过错多或过错少之说。建议将“无过错方”改为“受害方”、“无法定过错一方”或“无下列行为的一方”，可能在实践中更容易被接受。在此基础上，婚姻法应进一步明确无过错配偶应当仅指就其自身而言不存在法定离婚损害行为从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一方当事人,并非是对于对方配偶实施离婚损害行为没有任何过错的一方当事人。这样可能更有力地保护受害者的权益,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3.2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中的“家庭成员”概念模糊由于婚姻法主要是规范夫妻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就现实情况来看，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其他家庭成员的不一定必然导致离婚，也就谈不上离婚损害赔偿了。因此，应就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中的“家庭成员”作缩小解释，不应当把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包括在内，离婚损害赔偿应仅对配偶进行救济,而其他家庭成员则可以通过相关侵权行为法来救济。

3.3离婚过错范围太小我国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过错行为不足以涵盖所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比如说婚外性行为、长期通奸、姘居行为,可能比一般的虐待、遗弃对当事人的伤害更大。又如因一方好逸恶劳,不务正业,不履行家庭义务,沾染如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严重影响了家庭生活的正常进行,严重挫伤了夫妻感情等等。此外还包括被判重刑、欺诈性抚养子女及等对婚姻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鉴于此，如果法律规定的范围过窄,就容易造成对受害一方的合法权益无法全面保障。因此,婚姻法应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范围。在立法技术上应考虑采取列举性规定与概况性规定相结合的方式,在列举性规定之后增加一个概况性规定:“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过错行为”,具体何种行为构成重大过错可由法官根据过错情节、伤害后果及大众的一般认识来确定。

3.4关于第三者能否成为责任主体的问题不明确关于离婚损害赔偿义务主体的问题,主要是过错方配偶，但是在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况下还涉及第三人责任的问题。对于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能否针对第三人的问题，理论界有学者主张是要求负连带责任，但是这种观点是值得商酌的，其实应该把负连带责任的范围限定在:因第三者导致他人离婚的行为情节严重、产生重大后果并对无过错方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而排除仅仅存在婚外恋而无实质性的连续较长期的婚外性行为而致离婚的第三者。并且如果配偶一方与第三人共同实施侵害无过错配偶一方配偶权行为的,还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3.5关于诉讼时效的认定存在问题关于时效的问题,司法解释（一）第三十条第一款分三种情况对离婚损害赔偿提出的时间作了规定。但笔者认为,司法解释（一）中关于“离婚后一年内”的时效规定,仍不完善,因为其违反了民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一般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根据司法解释（一）规定,“离婚后一年内”强调的是离婚判决生效后的一年而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后的一年。而作为被告的无过错方在离婚后一年内,不一定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法的范畴,因此民法总则关于时效的规定也应该理所当然地适用于婚姻法；同时,离婚损害赔偿设立的目的,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或非财产损害予以补偿,让受损的利益得到救济。如果把请求赔偿的时间界定在离婚时或离婚后一年内,有可能使该制度不能实现其应有的目的。而且司法解释（一）第三十一条对离婚后再次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也是“从发现之次日”起计算,其实这也是婚姻法遵循民法诉讼时效规定的体现。因此,笔者认为,从保护受害方利益和法条间的协调角度出发,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既可在离婚时提出,如果在离婚时未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的,在离婚判决生效后,无过错方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仍可提出离婚损害赔偿之诉,逾期则视为放弃。

3.6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范围不明确在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破裂发生精神损失赔偿的情况下，受害配偶能否向第三者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子女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这些问题是不无讨论余地的。权利主体仅仅限制为无过错方不是很恰当,也就是前面说的过错多的一方.而义务主体要不要有第三者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只有让司法实践者自己去决定,这样必然会带来在运用中的一些麻烦和法律的滥用,最好是可以明确出来,让执法者可以有法可依。

3.7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否让与和继承无明确规定一般认为，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一身之专属权，是不可以让与的,但是如果存在特殊情况，例如请求人在还没有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已经死亡，其所应该得到的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可以让于和继承？我国的离婚精神损失赔偿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所以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虽然是专属权,在未决定前，虽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一经决定行使，则与普通财产权无异，具有移转性。

4参考文献

1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杨立新.人身权法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3冯得妮.离婚损害赔偿及其责任承担[C].中国婚姻法学研究，2001.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7

一、研究概况

2006年8月15日至16日,中国法学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在哈尔滨市召开了“和谐家庭与和谐社会——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五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理事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共70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代表围绕着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这一研究主旨,重点探讨了我国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保护与和谐社会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立法及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和中国农村婚姻家庭新问题。与会者还听取了专家关于我国《物权法》(草案)起草情况及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研究情况。

2006年出版的婚姻家庭法学着作主要有:杨大文、龙翼飞、夏吟兰等合着的《婚姻家庭法学》和《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苇主编的《家事法研究》和《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群众出版社)。主要论文:杨大文、王世贤的《婚姻自主权检讨》;马忆南的《婚姻法第32条实证研究》;孙若军的《父母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夏吟兰、邓丽的《婚姻关系模式理论与离婚法律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研究》;杨青、郭颖的《离婚案件股权分割的法律分析》;赵丽霞的《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林雅的《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王琪的《经济学视阈的离婚妇女财产权益》;谢慧的《婚姻财产流转之分析》;付翠英的《家庭破产制度初探》;杜江涌的《继承中的财产转移机制研究》;金眉的《论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缺失》;张新宝和高燕竹的《性骚扰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等。

二、热点与创新

1.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学者们指出: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建设和谐婚姻家庭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通过特有的调整机制保障婚姻家庭成员的合法权利的实现,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和健康,从而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1]

2.关于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问题。国外立法主要有同一制和区别制两种形式,而目前呈现出采取促进身份关系确立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范的趋势。我国应借鉴其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完善我国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制度。[2]

3.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问题。学者们指出:男女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土地权益保护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究其原因,除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诸多制约外,法律制度规定的不完备是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完全、充分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现有法律制度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立法缺乏前瞻性;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法律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维护妇女权益;法律制度的不稳定、不统一和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影响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有效保护。[3]

4.对性骚扰的法律规制。性骚扰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能看到不同侧面,每一侧面都只能反映问题的一个方面。规制性骚扰的任务不能单纯地由某一个部门法来完成,而应当构建一个多层次全方位,能够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法律规制体系。世界各国的禁止性骚扰立法,除去美国的反歧视的立法模式,性骚扰立法还有着两大趋势:一是走向性骚扰单独立法的趋势,二是性骚扰的法律规制逐渐被有关骚扰问题的法律规制所淹没,正如工作场所性骚扰法律规制逐渐被各种场合性骚扰规制所淹没、对女性的性骚扰法律规制逐渐被性别中立的性骚扰法律规制所淹没一样。不排除我国的性骚扰立法将向此方向发展,但构建一个由多个法律部门构成的综合调整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是我国现在必经的阶段,也是目前最佳的选择。[4]

5.关于婚姻自主权的性质。纵观中国婚姻自主权发展史,可看出婚姻自主权的主要内容是结婚自主权,婚姻自主权是性质的特别人格权。人格权是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婚姻自主是人格利益的一个要素,因而婚姻自主权属于人格权。婚姻自主是保证个人在自己的婚姻决定中处于主体的地位,由他(或她)选择自己的配偶,而不是被动的被人决定。所以婚姻自主的客体是当事人在选择配偶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与主体密不可分,因此婚姻自主权是人格权。婚姻自主权的客体比较容易界定,就是个人在结婚问题上的选择自由,也即内在于主体自身的人格利益,包括是否结婚、何时结婚、谁结婚的自由。其旨在禁止第三者对于主休天结婚问题上选择自由的干涉。因此,婚姻自主权本质上是一种特别人格权。对侵犯婚姻自主权的法律救济,学者们提出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法律后果。侵害公民婚姻自主权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为人有侵害婚姻自主权的行为;第二,造成了他人婚姻自主权被侵害的结果;第三,干涉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关于侵害他人婚姻自主权的民事责任方式:侵权人首先有必要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其次,要给付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其赔偿数额的多少取决于受害人精神痛苦的程度;财产损失的赔偿应以直接损失为限,可得利益不应该赔偿。[5]

6.我国现行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制度存在的缺失。如何构建一种具有高效率的离婚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制度,矫正权利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导人们朝既“利己”又“不损人”的方向发展,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大大降低社会成本,进而达到“利人利己”的最佳境界,是我国婚姻法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婚姻法可以放弃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可以列为一般侵权损害赔偿处理),重新审视夫妻共同财产范围,整合家务劳动补偿和经济帮助制度,构建完善的离婚扶养给付制度:一是完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二是重建离婚扶养给付制度。这样,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就会根据法律预期自己行为成本和收益,将会更多地以家庭利益为出发点来调整他们之间的位置和角色。[6]

7.我国的老年型社会具有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经济相对不发达、未富先老、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特点。我国现有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不足以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和法律现状,我国亟须设立老年人监护制度。构建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应在借鉴德国、日本等国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突破我国传统的监护理念,在老年人监护制度的设计上体现出尊重老年人意愿、区分被监护人的不同需求、为老年人提供更人性化的保护和支持等特点。[7]

8.设立家庭破产制度的必须性和可行性。随着市场信用的发展以及超前消费理念的盛行,大量的家庭已经在经济上陷于“破产”的边缘。家庭作为民事主体,立法应当赋予其破产能力。家庭破产是指家庭的共同财产进入破产程序供债权人分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破产制度所要规制的对象,是立法对有破产能力的家庭设计的破产程序。其特征表现为:第一,家庭破产是以家庭为主体启动的程序。第二,家庭破产是家庭成员共同财产的破产。第三,家庭破产直接影响到家庭功能的发挥。第四,家庭破产的结果并非是家庭关系的终止,而是家庭的“重生”。家庭破产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家庭作为经营主体,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其次,家庭作为消费主体常常因过度消费而破产。最后,家庭因社会风险以及个人风险而破产。家庭破产制度的结构要素:一是家庭破产中的债务人是家庭及其全体成员。二是家庭债务中的债权人或对家庭成员个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有权申请家庭破产。三是家庭破产中的破产财产是家庭共同共有的财产,其来源主要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交给家庭的财产以及家庭成员共同积累、购置、受赠的财产。四是家庭破产关系中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中还包括:允许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并同时提出和解方案;债务人在破产程序运行期间可以继续其经营活动。五是家庭破产程序的适用,应当针对家庭破产的特殊性设立专门程序,例如法院外整理程序和简易程序,前者是指债务人和债权人在法院外自行达成协议或在第三人的主持下达成协议,以此解决债务人经济困境的过程;后者是指在司法程序中,针对家庭破产的特殊性,以简洁、高效为目标设计的程序。我国立法设立家庭破产制度的主要立法意义在于:首先,家庭破产是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即我国已经出现“负产阶级”群体,需要通过家庭破产制度调整这部分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消费。其次,在家庭出现破产时,及时给予破产救济,使其获得重生的机会,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最后,规定家庭破产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8]

9.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是我国监护制度中的核心内容,婚姻法中的相应条款较为单薄,尤其是对父母离婚后的监护问题更是缺乏系统规范。为此,我们需要对现行立法中监护制度的设置及其基本理念作重新的审视。第一,重新设置离婚后的子女监护模式。应当取消法律中要求父母离婚后必须共同监护的规定,由《婚姻法》直接规定为:父母离婚后,监护方式可由父母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依据子女的利益和实际情况予以判决。即法律应允许离婚的父母选择监护方式,允许父或母单方行使监护权。第二,修正监护权审酌的具体规范。在确定对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解释时应当主要考虑以下方面:子女的意愿及情感,子女生活的主要照顾者,子女的身体、心理、教育和人格发展上的需求,子女对家庭、学校和居住地的适应,父母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及对子女的影响,父母的监护意见及满足子女需求的能力。第三,继父母介入继子女监护问题。应当坚持生父母监护的原则,同时规定与继子女共同生活的继父母对继子女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增设不完全收养。[9]

10.关于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学者们提出:应重点解决的问题:第一,对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其请求经济补偿。第二,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财产制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第三,确定经济补偿数额的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协议不成时,由法院在查明夫妻双方各自财产状况以及一方所付出义务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确定。[10]

注释:

[1]杨大文、龙翼飞主编:《婚姻家庭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2]林雅:《涉外非婚生子女准正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

[3]罗虹、钟宏武:《制约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法学分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4]张新宝、高燕竹:《性骚扰法律规制的主要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4期。

[5]杨大文、王世贤:《婚姻自主权检讨》,载《民商法学》2006年第6期。

[6]赵丽霞:《我国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立法完善》,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1期。

[7]康娜:《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探究》,载《民商法学》2006年第11期。

[8]付翠英:《家庭破产制度初探》,载《民商法学》2006年第10期。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8

笔者在本文中，首先从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概念的由来谈起，分析讨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概念、认定原则界限及认定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等，以期望通过以上论述使读者看后，进一步界定清楚这一概念，从而力争法律能科学地解决和正确处理好我国“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问题，实现立法保护公民婚姻家庭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健全，我们的社会秩序才能保障大家共享幸福，才能把我们每个人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人类更加文明进步的事业中去。

关键词：第三者婚姻家庭通奸姘居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健全，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其中既有占主流的积极向上的新气象，如婚姻法倡导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等已为社会所普遍认同；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因为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的增强，使人们重新认识家庭对于个人的价值，并对婚姻家庭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对于婚姻家庭不再满足于生活的相互扶助，更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自由对家庭的解脱，这为第三者介入提供了生存空间。

近年来，所谓的“第三者”介入另一合法婚姻家庭，使该合法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或妨害的案件逐渐增多，致使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遭受到很大的威胁，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作用，据粗略统计，在人民法院判处的离婚案件中，以这类妨害婚姻关系为原因的占20%—30%。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案件，因此，笔者在此想分析讨论一下“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依照人的思维最基本的方式，分析某一问题，首先须认清要分析的对象，对象未认清或认错，以后的分析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故而，笔者认为在分析具体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清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和内涵。

一、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的概念的由来

一提到“第三者”，人们马上就会把他与插足他人婚姻关系的通奸姘居者联系在一起。在当今中国，“第三者”的概念已被我国社会和法律赋予特定的含义，始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西方国家的性解放观念开始涌入我国社会生活，一些人置我国的婚姻家庭道德于不顾，肆意攻击他人家庭，与合法夫妻较量，通奸、姘居，直到于拆散他人家庭。民间就把这种人称之为“第三者”。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第四次民事审判会议，最后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与新的法规是不矛盾的，在现实仍有司法效力。它第一次在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第三者”的概念和“第三者介入”的概念。该意见第3条规定，因第三者介入而导致离婚纠纷，首先要分清是非责任，对有过错的一方和第三者介入或喜新厌旧而离婚的，处理财物时应照顾无过错一方和子女利益。直到现在，各级人民法院处理通奸姘居侵害他人婚姻家庭的行为，均是照此办理的。在此前后，在法规上即很少见到以其他含义使用“第三者”的概念。①

实际上，在学术界也存在对如何认定“第三者”有争议，但并未见明确对“第三者”的概念本身提出疑义的。有人建议将“第三者介入”的概念改为通奸姘居，但并未取得各界人士的公认。诚然，“第三者介入”行为，必须是通奸姘居的行为，而不是一般的婚外恋，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主张把所有的通奸都认为是“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②因此，“第三者”的概念在法律上，似乎已经特定化了。

二、正确认识“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

“第三者”一词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的；“第三者介入”是从行为本身来讲；“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一词中所说的“婚姻家庭”代表的是某种婚姻家庭权利和义务，而非一般社会意义上的纯粹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一些婚姻家庭行为或事务。③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指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发生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从而故意导致他人夫妻感情破裂，希望与之成为合法配偶的行为。

由此可见，“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一种具有特定主体、特定主观故意和特定客观后果的侵权行为。这三个要件缺少任何一个，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首先，从主体来看，介入他人婚姻家庭的第三者，可能是有配偶者，也可能是未婚者，但被介入者，一定是合法配偶关系的人。介入恋爱或未婚同居者的性关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第三者。只能称之为三角恋爱关系。其次，从特定主观故意分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一定要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或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的目的。由于没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的目的，所以，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一般的通奸，如果并不希望与之成为合法配偶，也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最后，从特定客观后果分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一定是第三者实际实施了在上述目的支配下的性行为，实际发生了两性关系。只是在内心里羡慕某人，企图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或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目前，从司法部门的司法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来看，“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也已被公认。

笔者认为从概念上分析，要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就必须是与有配偶的人发生性行为。

一般的婚外恋，如果仅仅是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通常不应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因为一方面由于是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是很难认定的，法律总不能以思想作为调整对象。另一方面，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的婚外恋，可能是行使婚姻自由权必经的阶段。这也就是说，法律并非主张婚姻关系“从一而终”。如果已婚者经过婚姻家庭生活的实际相处，发现夫妻双方无法真正摩合，夫妻感情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或原有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双方都有权寻求离婚再结良缘。在没有离婚前，进行重新选择的考虑，是应当允许的，只要不实际实施背叛夫妻忠实的行为，不与他人发生只有夫妻才能实施的性行为。对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的婚外恋，不能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目前较时髦的“网恋”，这种行为，完全是虚拟的，可能对方完全是个同性冒充的。法律总不能把双方从未面对面说过一句话的精神恋爱也当成介入了婚姻家庭。否则，单相思的对象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要负法律责任了。“第三者”的范围就太宽了，甚至人人皆可能是“第三者”了，因为正常的异性都可能被人爱。

另外，从概念上来看，要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还必须具备在主观故意方面，“第三者介入”的行为一定要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或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的目的。如果仅仅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好象并不必然要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也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但是，上述的概念已经限定，前提是第三者明知对方有配偶，而希望与之与成为合法配偶的行为。那么，要与这种对象称为合法配偶就必须是拆散原来的合法配偶，否则，就是希望当重婚者或“二奶”作妾，而重婚或“二奶”作妾，也是我国新《婚姻法》第3条明确禁止的行为，即“……禁止重婚……”，④因此，理所当然属于介入他人婚姻家庭的行为。以此分析，如果者只是为了钱，并没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的目的，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当然，如果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目的的，也应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如上所述，我们还可以认为，如果通奸行为人不希望与有配偶者成为合法配偶，也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同时，“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向我们表明，“第三者”介入的对象一定是合法的婚姻家庭。换句话说，如果希望介入的是违法的婚姻关系，其对象不是合法的配偶，也是不能构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比如说，与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发生两性关系，与一般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或同性恋者发生两性关系，都不能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三、正确把握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原则界限

（一）、“第三者介入”的行为通常是指通奸、姘居

通奸是指有配偶的男女与他人秘密、自愿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多数夫妻而言，性生活的忠诚是婚姻存续期间至关重要的因素，并构成婚姻的生命基础。而通奸行为完全可能毁灭婚姻。它是与一夫一妻制不相容的，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睦、社会安定以及道德风尚等存在严重的消极影响，应受道德谴责和法律禁止。

姘居是指有配偶的男女与他人公开共同居住生活并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⑤姘居是一种严重侵害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目前社会上的养“小蜜”、包“二奶”就属于姘居行为。

姘居与通奸有着明显不同。姘居是一种同居生活，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而通奸不存在共同生活，并且具有隐蔽性。由此可见，姘居显然比通奸更严重地破坏他人婚姻家庭。所以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制裁姘居行为，而未明确规定处置通奸行为。《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⑥从现实司法实践来看，审判人员把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也主要确定为通奸、姘居两种。

（二）、姘居行为原则上都应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姘居一词本身限定了一定是“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也就是新《婚姻法》规定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同居”的行为。如果姘居双方以长久或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在其他国家就把它当作事实婚姻，在我国可能构成事实重婚。

实际生活中有这么一个案例：刘某，系一名私企老板，经常在外跑生意，因此与妻子不能经常在一起生活。其妻王某因耐不住一人生活的寂寞，与本市张某有了性行为。因刘某经常不在家，于是王某决定搬与张某同住，而不顾社会道德的谴责，公开与张某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当刘某回家后，发现了此事，而其妻王某也不避让。刘某一气之下将王张二人诉之法庭。最后，法院不是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而是以重婚罪处罚。⑦

可见，姘居是一种严重侵害配偶权的行为。配偶权限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基于夫妻身份而应当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它是一种权利的集合，内含各种派生权利，例如夫妻同居权，夫妻忠实请求权（贞操权），住所决定权，相互扶助权，生活事务权和共同生育权等。这些权利相互支持，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的权利体系，某一权利的失落或受到侵犯，必将影响其他权利的存在，进而影响夫妻感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婚姻关系的质量。⑧

（三）、“关系暧昧”通常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关系暧昧”确实是一种妨害婚姻家庭的行为，但还未达到“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程度。笔者认为，对这种“关系暧昧”的情况，可以进行批评教育，不应该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不应采取组织处分的办法。因为“关系暧昧”本身处于一种当事人也无法说清楚的状况。审判实践中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双方发生过两性关系，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容易导致冤假错案。但有证据确凿证明双方超出了一般道德规范，比如有双方拥抱接吻的照片。然而，仅仅是拥抱接吻，不能认定违法，因为没有法律规定只有夫妻之间才可以拥抱接吻。否则，电影电视演员的拥抱接吻都要认定为违法行为了。

另外，对于一些模棱两可的证据，应认定为一般的“关系暧昧”，不能轻易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例如，能够证明双方在深夜单独居住在一起，而没有其他可以证明双方发生过两性关系的证据，当事人又拒不承认的，只能作为“关系暧昧”。

（四）、不希望结婚的通奸一般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通奸一般都是秘密的，不一定必然妨害他人家庭。特别是在通奸双方都不希望结为夫妻的情况下通奸，妨害家庭的可能性更小。这些人一般都惧怕社会舆论，不敢让其他人或配偶知晓。一旦公开，反而会对婚姻家庭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如果当事人希望公开或直接向配偶讲明，往往是希望拆散家庭的。所以，区分这种行为是否妨害家庭并不是十分困难。偶尔不慎被捉，只要影响面不大，对家庭的妨碍是可以消除的。所以，笔者认为不能一概把所有的通奸都作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一方面应当严厉批评这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如果夫妻感情尚好，还是应当调解和好的工作，有时，闹开后，对无过错方并不是一种保护，对无过错方的利益可能是一种更大的伤害。当然，如果无过错方实在不能容忍，再加上其他因素，也可能发生夫妻感情破裂的结果。这时，无过错有提起离婚的权利。是否给予损害赔偿，则要视情节严重与否而定。

（五）、第三人被骗姘居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无过错配偶控告，有确凿证据证明，其配偶确实与他人姘居，最后还要调查清楚“第三者”是否明知故犯，还是受骗上当。如果第三人是受骗上当，根本不知道与之同居者是有配偶的人，则不能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就像上当受骗与有配偶的人结婚不构成重婚罪一样。

尽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要求必须是故意才能构成，但其他财产关系的处理原则上是一般过失即须承担责任的。从新《婚姻法》第十二条关于重婚引起婚姻无效的财产关系的处理原则的规定来看，无论重婚的第三人是否故意，都“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在处理通奸、姘居的行为时也应当如此。所以，即使姘居的第三人是上当受骗的，基于这种关系签订的财产协议，原则上仍然是无效的。

笔者认为在实际处理这种上当受骗的第三人时，不能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也就不能采取其他的组织处罚措施，而应更多地制裁欺骗者。并且，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有关规定处理其他善后工作，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四、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否所有的通奸都不属于法定的妨害家庭过错

笔者认为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应该说，所有的通奸对婚姻家庭或多或少地都有伤害，只不过程度不同。通奸毕竟是背叛夫妻感情的行为。如果通奸者根本不顾及夫妻感情和家庭，甚至故意以此侮辱配偶，则有明显拆散家庭的用意。毫无疑问，应当作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应采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作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制裁措施，以消除第三者介入对婚姻家庭的破坏作用。

认定通奸情节严重与否，要根据通奸者是否有拆散重组家庭的故意，所采用的手段、通奸的场合（比如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列举的案例中所说的在公共厕所通奸，在办公室通奸，在公共场所的公园通奸等）、后果（如通奸生育）、引起通奸的原因等进行分析。例如，夫妻一方虐待对方、遗弃对方、性无能，他方不希望拆散家庭，为生理需要偶尔秘密通奸。所以，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将通奸行为和姘居一道列入离婚过错赔偿的明确规定中。诚然，这并不等于说情节不严重就不属于一种一般的过错行为，或就没有对夫妻忠实背叛。

新《婚姻法》没有明确将通奸行为列入离婚过错赔偿和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范围，但也没有明确否定，或确定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或者也不能因此提起离婚。新《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由此看来，⑨至少通奸属于未履行“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的行为。否则，法律就没有必要在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条文之后，再规定夫妻忠实义务。所以，情节严重的通奸，应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视为有过错，可以因此提起离婚，并在分割夫妻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

（二）、妻妾和睦相处是否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有人认为，如果第三人没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的目的，没有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故意，所以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笔者觉得这种观念比较片面。如果照此推论，妻妾和睦相处，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所以，在“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概念中强调，有与通奸、姘居者与之结婚的目的的，也应当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应当给这种第三者同样的处罚。不能放纵这种违法行为。不能因为妻妾和睦相处，好像没有违背“夫妻互相忠实”，就不再“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

（三）、离婚后继续与原夫妻藕断丝连是否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笔者认为，如果离婚后继续与原夫妻藕断丝连，并非以拆散他人新的合法配偶关系或与之重新结婚为目的而发生两性关系，是不构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只能以一般的通奸关系对待。不过，如果离婚后不是继续与原夫妻藕断丝连，而是进一步发展到姘居，出现妻妾和睦相处或试图“鱼与熊掌兼得”，仍应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并予以必要的制裁。

（四）、婚姻无效或可撤销时如何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在现实生活中，当遇到婚姻无效的情形时，仍有可能牵扯到“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一是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又与其他人结婚，是以重婚论处，还是以一般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的问题。二是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只是以通奸、姘居的方式介入他人合法婚姻如何处理的问题。三是他人介入无效的婚姻，能否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的问题。

鉴于以上问题，笔者建议弥补新《婚姻法》关于婚姻无效的漏洞。因为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置。《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⑩既不必宣告即为自始无效。这样一来，许多领了结婚证的无效婚姻，也不必再去申请宣告无效，即可以合法再与其他人结婚。到时候一人有两个结婚证就是合法的，因为不用宣告他的前一个结婚证就是无效的，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发生，一些当事人对其他人表明他的前一个结婚证因为是近亲结婚，是无效的，可以合法再行结婚，所以又与另一个男女结婚登记为合法夫妻。而事实上他仍然与原无效婚的配偶同时同居，合法重婚的事情就发生了。如果法院追究其重婚罪，他可以前婚不用宣告即自始无效为借口，否认其有双重婚姻关系。所以，今后执法应当明确规定，已领取结婚证的无效婚姻当事人必须在交回结婚证之后，才能与其他人结婚。在目前没有这种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应当这样处理。对没有交回结婚证又与他人结婚登记的，如果已不再与原无效婚姻的同居者保持同居关系，又与合法登记的夫妻同居的，可以要求他交回结婚证。如果同时与原无效婚姻的同居者保持同居关系，又与合法登记的夫妻同居的，可以重婚罪处罚。

无效婚姻因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发生第三人介入的事情，也就不能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对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只是以通奸、姘居的方式介入他人的合法婚姻的，仍以一般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的原则界限处置。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它调控人们的社会关系及行动，是达到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有效手段，“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严重破坏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会给家庭子女带来不良影响和毒害，助长青少年犯罪，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科研、生活秩序，污染社会风气，其行为容易导致谋杀、自杀以及虐待、遗弃、伤害、放火等严重刑事案件的发生。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造成了我国人民传统的贞洁观性心理和一向重视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心态。如果通奸、姘居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一些以“性解放”、“性自由”为旗帜的婚外性行为，极有可能会在我国蔓延，这些行为所引发的对家庭的稳定、社会的繁荣，对社会道德所产生的严重冲击力不可忽视。因此本人希望通过讨论如何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力争法律能科学地解决和正确处理好我国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问题，实现立法保护公民婚姻家庭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健全，我们的社会秩序才能保障大家共享幸福，才能把我们每个人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人类更加文明进步的事业中去。

注释

①、见杨遂全主编：《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9页。

②、见刘家琛主编：《婚姻法知识例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9页。

③、见林嘉主编：《以案说法：婚姻家庭继承法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④、新《婚姻法》第3条

⑤、见杨遂全主编：《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25页。

⑥、新《婚姻法》第46条

⑦、《中国普法网》

⑧、见蒋月主编：《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第74页。

⑨、新《婚姻法》第4条

⑩、新《婚姻法》第12条

参考文献资料

1、杨遂全主编：《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版

2、蒋月主编：《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3、林嘉主编：《以案说法：婚姻家庭继承法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刘家琛主编：《婚姻法知识例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9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质量也要求越来越高，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婚姻家庭领域，使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为此，××县妇联针对我县婚姻家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先后分析了××年以来妇联系统信访中反映出来的婚姻家庭问题；走访了县法院、县民政局，了解了××年以来的结婚、离婚情况；发放了近万张调查问卷，全面分析了我县婚姻家庭存在的问题，现将我们的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首先，从上访情况看，婚姻家庭问题居首位，且居高不下。××年至今共接待信访案件件，其中婚姻家庭案件件，占信访总数的。原创：婚姻家庭类案件已经成为保护妇女权益的重要内容。

其次，从县民政局了解到，近几年离婚的数量在逐年上升。××年结婚对，离婚对；××年结婚对，离婚对，××年结婚对，离婚对，目前，处于一个平稳的上升趋势，每对新人结婚，就有对夫妻离婚。

再次，从县法院了解情况看，从××年至今共受理的离婚案件件，占民事案件的％，结案件，占民商事案件的％，

四是从我们发放的万份调查问卷和座谈会情况看，婚姻家庭问题普遍存在，个人的家庭都存在感情不和、时常打架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有的还出现的婚姻危机。

二、存在的问题

⒈非法同居、婚外情上升为婚姻家庭的主要问题。

在县妇联、县法院的婚姻家庭案件中，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县妇联接待的信访案件中，这类问题已经居于婚姻家庭的首位。××年至今在接待上访案件中有婚外情的占％。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家庭稳定的主要问题之一。出现这类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是妇女。丈夫有婚外情后，女方往往是留住丈夫的人，却留不住丈夫的心，到头来是身心疲惫，人财两空。××镇有一上访妇女，明知自己的丈夫与第三者非法同居，还不离婚，而是苦苦的求丈夫不要和自己离婚，虽然丈夫不和好离婚，但是每月回一次家，不但不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还经常打她，与其有这样有名无实丈夫，还不如没有。

⒉家庭暴力仍是导致婚姻家庭破裂的直接导火索

家庭暴力问题，一直是妇联组织关注的问题。我县家庭暴力近几年处于小幅上升的趋势。县妇联××年至今共接待家庭暴力案件件，占信访总数的；家庭暴力的直接受害者都是妇女、老人和儿童，尤其是妇女。它不仅给妇女带来了极大的身心伤害，由此引发的婚姻家庭问题也成为影响家庭和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我们接待的××年上访案件中，××和××就是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女方长期处于受暴状态，但由于受害人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挨了打，由于好面子，不敢说、不敢讲，所有痛苦自己一人承担，有时打的住院了也是自己悄悄的到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直有打的受不了了，才开始反映，这就是家庭制暴力长期存在的原因，如果受暴者在一开始就想方法、想途径制止，家庭暴力就不会长期的存在。

⒊生活困难成为婚姻家庭出现问题的又一诱因

生活困难涉及的面很广，有的是下岗职工家庭，没有生活来源；有的企业开不出工资；有的家里有病人，拿不起医药费看不了病；还有一些妇女经济地位不如男方，为了靠男方的收入来维持生活而忍受没有感情的婚姻，对于一切不顺心都要忍受，从而导致家庭暴力、丈夫的婚外情、婆婆家人的白眼等现象发生。

⒋对家庭不尽义务，有的还离家出走本文出自网

“丈夫离家出走”是我县婚姻家庭现况出现的一种新问题。这类案件共有例，都是困有外遇离家出走，有的有外遇后想方设法卷钱远走高飞”、然后就莫名其妙的离婚。在××年接待的上访案件中，有一个冀东的妇女，离婚后，又与××镇一男青年认识结婚，婚后男方花言巧语，一点一点的把女方在企业买断的钱骗走后不知去向，给这名妇女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还有一名八农场妇女与男方与××年结婚，婚后生一女孩，在孩子刚满个月时，男方提出到唐山学车本，在学习期间又与乐亭一女子好上了，在妻子不知详情的情况下，又商量买一辆大车，由于没钱，丈夫以好好过日子为由就劝妻子到娘家借钱，妻子信以为真就与娘家借了万元，（没有打借条）钱到手后丈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给妻子、女儿和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痛苦，既丢了人又丢了钱，最后人才两空，由此可见，广大妇女一定要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

⒌由于家庭关系处理不好导致婚姻失败

两人结婚后就多了双方的老人，家庭关系就多了一个层面，有的婆婆儿子结婚后，就觉得养育二十几年就给了别人，心理总有不平衡感，从而导致婚姻的不稳定。工商局有一上访妇女，刚结婚婆婆就说这说那，丈夫还比较倾向母亲，导致离婚。

⒍社会环境、人文环境造成婚姻的质量

有的人把婚姻视为摆设，供外人参观，尤其是个别有地位、有职名度的人，由于受中国传统的影响，好面子，不能因为婚姻家庭问题影响了自己的前程，或者自己的隐私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话柄，宁可身受苦，不可脸受热。有一男孩瞒着其母亲到妇联上访，被他爸爸打的受不了了，来到妇联，说爸爸经常打他和母亲，但是，其母亲在事业单位是一名干部，怕别人议论不敢提离婚，其生活十分痛苦，实在无处倾诉，来到妇联，到这里也只是和“娘家人”诉诉苦罢了。这样的例子不少。

三、产生的原因

⒈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封建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大男子主义、男尊女卑等封建残余还有滋生的土壤，并且直接影响到婚姻家庭。妻子被打是“家庭内部问题”，离婚不光彩，原创：是作风有问题等；女同志在外边有应酬不允许，男同志在外边花天酒地是天经地义等，这些都变相地助长了个别男人的不良作风，到头来，家庭矛盾越演越烈，轻者离婚，重者发生伤害乃至杀人事件，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⒉社会原因。这表现在一个是受文化传媒的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经济条件好了，生活改善了，开始寻求一些刺激的、新鲜的东西，于是，个别人染上了“吃、喝、嫖、赌、毒”等恶习，有了这些恶习，势必要给家庭带来一定的影响，出现婚姻家庭矛盾；同时，新《婚姻登记条例》简便了结、离婚手续，个别人玩起了“闪电式结婚、闪电式离婚”，对婚姻神圣的殿堂也来去自由。

⒊经济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会越来越追求更加富裕的生活，于是一些人为此选择到外地、甚至国外去经商、去发展，夫妻从此开始了“孔雀东南飞”的生活，尤其是在农村，女的在家务农，操持家务，照顾老人，男的外出打工，挣钱。结果，个别人钱挣到了，心也被外边的花花世界给吸引去了，忘记了糟糠之妻。还有，女方结婚就依附于男方，离婚则意味着丧失了一切，于是，宁可什么都忍受，宁可当保姆，也不离开男方，过起了奴役般的生活。

⒋法制建设方面的原因。我国法制建设是迅猛发展，但是，还有相对不完善的地方。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受道德约束的地方多，而受法律约束的少。如果一个人对家庭不尽义务，将如何用法律来制裁？如果一个人是家庭暴力的施暴者，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法律如何制裁？如果一个人有了婚外情，法律又是如何制裁？过多的是通过道德来约束，然而，如果一个人视道德于不顾，人们又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呢？

四、对策及建议

⒈要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我们要充分发挥各媒体的作用，加打力度宣传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要对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婚姻家庭观念进行积极的引导，大力开展一些弘扬家庭美德、良好道德的活动，倡导社会新风，创建和谐社会。

⒉要普及法律知识，加大维权力度。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加强《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要将这些法律纳入普法总体规划，要采取多种形式，让广大群众对婚姻家庭方面法律法规弄懂、弄通，更重要的是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严格依法办事，学会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⒊要加大调研力度，从源头上作好婚姻家庭的稳定工作。婚姻家庭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我们要深入调查研究，挖掘影响婚姻家庭的原因，探索解决婚姻家庭问题的路子，积极法院、公安等有关部门合理化建议，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家庭矛盾的发生。比如遇家庭暴力及时出警，出台相关整治措施，提供法律援助，解决好他们因婚姻家庭出现问题而打不起官司，并且帮助解决好生活出路。

婚姻家庭法范文篇10

美国家庭科学专家约翰•迪凡教授认为家庭幸福有六大要素：共享美好时光、彼此欣赏与关爱、成功处理家庭危机、共同承担家庭义务、积极沟通、培养共同的爱好。和谐婚姻家庭应该是一个系统，包含三个层次的和谐，即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婚姻家庭人的身心和谐、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婚姻家庭人与社会的和谐。婚姻登记工作在构建和谐婚姻家庭中起着基础、引导、促进、保障作用。

依法登记建立和谐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登记工作是建立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单位或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这一婚姻登记要件，更加注重当事人个人意愿，在简化婚姻登记程序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婚姻的风险，对婚姻登记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一方面对相关证件的审查要更趋严格。按照婚姻登记程序，认真履行审查相关证件、询问当事人婚姻、亲属情况、告知婚姻权利义务责任，防止弄虚作假；另一方面着力强化婚姻登记员综合素质和责任意识。完善录用和教育培训机制，实现婚姻登记员持证上岗，开展婚姻登记政策法规和相关知识培训，使婚姻登记员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保证实现“零差错”，确保当事人取得的结婚证、离婚证合法有效，杜绝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好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一关。

宣传引导保障和谐婚姻家庭

宣传婚姻法律法规、倡导文明婚俗是引导当事人确立和谐婚姻家庭关系的必要环节。婚姻登记机关是每对当事人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场所，通过这一平台，加强当事人建立健康、合法、和谐婚姻关系的宣传和引导。广泛深入宣传《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引导公民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在婚姻登记机关设置婚姻宣传质询角，将婚姻登记环节作为婚前宣传咨询的重要关口，为当事人提供个性化的宣传咨询指导，在宣传架上摆放婚姻法律法规等相关资料、婚姻登记告知书、婚前健康检查和优生优育的科普知识等宣传册，供前来登记的当事人自由取阅；开设婚前教育课，为当事人提供婚姻政策法规、婚姻卫生保健、婚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优生优育、婆媳相处等婚姻家庭生活知识和技巧。同时，推出结婚登记颁证仪式，在神圣的国徽下为新人颁发结婚证，对当事人进行家庭美德教育，强化婚姻责任，树立社会婚俗新风。

合理劝解稳定和谐婚姻家庭关系

在婚姻登记工作中合理的劝解疏导是化解夫妻矛盾、稳定婚姻关系的重要手段。结婚、离婚都需要讲情感、讲理智，一时一事的感情用事，都可能使当事人后悔不迭。针对近年来离婚登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天津市南开区婚姻登记机关开展人性化服务，设立婚姻咨询室，从当事人的情感和愿望出发，因人而异，由社会工作师、心里咨询师免费为当事人进行适度规劝和心理疏导。对一时冲动的离婚者，启发引导当事人要理智，给予必要的劝导，避免当事人草率离婚；对符合离婚登记条件，经过理智思考不愿再维持婚姻关系的，给予及时办理离婚登记；对有怨恨的离婚者，给予必要的心理疏导，教育当事人化解怨恨，好合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