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范文10篇

环境犯罪范文篇1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土地利用

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出现了大量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此类行为，必须予于刑事制裁，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有效的遏制环境形式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打击严重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可是刑事法律责任作为犯罪行为的一种制裁，虽然早已经存在了，但是把它运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很多方面和内容还值得完善和商讨，现通过该文，对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是不仅具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应具有严重情节和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这样的认定是否严谨，是否对环境保护有利呢？我们可以联系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探讨一下。例如，全国各地大小烟筒目前仍有不少冒着黑烟，但是人们司空见惯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因为很多人眼中的污染者只有一、二个或者少量的烟筒，污染小。有关方面对于这类“案件”也往往以行政处罚了事，人们尤其是行为人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什么犯罪感。我们再看看另一具体事例：200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治沙种树保首都碧水蓝天》一文，报道了“人为的破坏加剧了西北地区生态的恶化”。该文的记者看到了“草原游击队”正起劲的挖地，搂发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铁耙疯狂的搜刮蹂躏。每年下雨季节，数十万外地大军不顾政府禁令，成群结伙的开进内蒙古草原疯狂采掘，草场如同剥去一层皮。据说，一斤发菜要以破坏20亩草地为代价，一斤甘草会令近10亩草场变为沙丘。内蒙古已有近三分之一约5.8亿亩的草场沙化、退化。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难怪我国的沙尘暴愈来愈强烈，一年比一年次数多。

上述事例表明，就单个行为人而言，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微不足道，正如一二个小烟筒冒烟，影响的范围有限，也易被大气稀释，但千百个烟筒冒烟的后果就严重了。因而从整个大生态环境的保护着眼，从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这类行为就是十足的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曾经提出，打击环境犯罪须用重典。英国的《空气清洁法》规定，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意性，只要烟筒冒浓烟的，就应该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不完善性，以及我国环境日益严峻，已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况下，应该加大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从而用法律的制裁来遏制环境形势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实践也证明，刑事法律制裁是保护环境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是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表明社会对该行为的关注，要求全社会，尤其行为人加强责任心，促使人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环境的结果，并明确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义务严加防范。另外，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也有利于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主观有错，这样就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放纵犯罪。由此可见，在环境犯罪越来越严重和复杂的今天，加大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范围对制止环境犯罪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对于单位企业作为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时，更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因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施的，企业单位是目前环境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但在根据目前的规定，将企业作为犯罪主体的时候，前提是其环境犯罪行为必须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企业的个别人的行为，否则就不能追究企业的责任。目前划分环境犯罪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实施环境犯罪的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如果犯罪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主要责任人决定的，则应视为单位行为，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犯罪行为不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仅是单位个别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则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既是个人行为；二是看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如果实施环境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则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实施环境犯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其他人利益，即使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也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

但是，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式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国有形式、民营形式、合资形式、独资形式等等。很多企业单位的效益与个人利益相挂钩，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出现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的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相结合造成的，因而在环境犯罪上，如果对单位作为环境犯罪主体的制裁力度加大的话，那么依附在单位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从而使单位和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意识增强，达到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使得环境保护得到相应的改善。

更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都应该为其行为负责。企业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的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应该为其行为负责，应该承担起维护我们公共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固体废物、污水、废气的排放，资源的破坏，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侵犯公众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行为没有人负责，受不到国家社会法律的制裁，这就将导致社会的一种不公平。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来看，有关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用语含糊，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成为公民主张环境权的直接依据。即使有行为人对环境污染破坏的事实存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会被公众要求侵害赔偿。但是企业单位和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自己的义务，更应该是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可见，加大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犯罪的处置力度和认定范围，将是对各个行为主体的增强环境意识的一种有力的鞭策。

总之，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二、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

“2002年4月6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村民黎伯伦携带镰刀、火柴到本村自家责任地铲烧杂草，燃烧的杂草被风吹到田边的山林里，引起森林大火。黎伯伦与闻迅赶来的村民于当晚11时将大火扑灭。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勘察结果表明，此次大火烧毁林地458亩、树木29848株，共计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经法院调查分析，他因过失毁林被判缓刑，并承担在被毁的林地上栽种树木。”

该案按照常规，犯罪人黎伯伦将被判处几年剥夺自由刑，并且要赔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显然本案犯罪人无力赔偿，那么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对于造成的损失只能不了了之。这种常规判决把主观恶性不大甚至是根本没有主观恶性，也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收入监狱之中，强制剥夺自由，这种判决会起到刑罚的预防作用，使得犯罪人及其周围的群众引以为戒，但是对于造成的环境损失却丝毫得不到弥补，只能由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这样巨大的损失都由国家来补救，负担沉重。而且过失导致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将被隔离在监狱里，度过几年时光，也不是最好的惩罚方式。

而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环境损害也得不到补救。不如像该案中古蔺县人民法院判其种树，这种艰苦的种树劳动对犯罪人是一种惩罚，对周围群众也是一种警示，会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更重要的是会使被毁荒山得以恢复。

无独有偶，2002年12月初，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双英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该案的临武县法院也是判令犯罪人种树来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可见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开始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案中法院判决都援引了缓刑制度，因为如果不援引缓刑制度，犯罪人无法种树。如果直接判犯罪人种树，意味着犯罪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自由刑和罚金这样的刑罚手段，而没有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而我国刑法关于缓刑制度的规定是适用于那些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主观悔罪态度好的犯罪人。那么如果犯罪人按照规定应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无法适用缓刑制度，也就无法去弥补造成的环境损失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两个判决中，有实质意义的是判犯罪人种树，而不是刑罚监禁。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应该增加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规定，那么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将更加有效，更加有实质性的意义。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如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如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从而达到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趋势，使被破坏的环境得以恢复，最终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上述案例，也充分证明这样的惩戒方式既惩罚了犯罪人，警示了周围的群众，防止同类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恢复环境的负担，又使环境得以恢复，是一举两得的好方式。这样的惩戒方式也使得刑事法律制裁对环境保护的实质性意义增大，是国家和人民保护环境的一种强力有效的保障。

三、结论

综合以上对环境犯罪两个方面的论诉，我个人的结论为：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条规不够完善，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不高，环境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使社会和谐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法》张梓太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环境管理学》王学华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环境质量评价学》叶文虎、栾胜基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环境犯罪范文篇2

[关键词]环境犯罪；生态环境；环境刑罚辅助措施

一、环境犯罪概念之界定

（一）环境概念之界定。若要界定环境犯罪的概念，必先清楚环境的概念。环境一词的内涵十分丰富，因不同领域而不尽相同。环境犯罪的产生又源于刑法对环境问题的介入，故限定环境刑法领域该适用怎样的环境概念亟待解决。从传统的法学研究领域和世界各国环境保护立法的状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通常将环境科学意义上的环境即人类的生存环境作为自己法律保护的权益。德国则将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并重考虑，同时列为其法益的保护范围。德国学者认为刑法之所以保护环境，不仅是因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环境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同时，土地、大气、水源是生活的基础，环境是人类生活的组成部分，应该从生态学的角度对环境这一法益加以认识。①时至今日，众多学者仍对生态学上的环境概念是否应该纳入环境法和环境法学，这样做是否抢夺了人类的利益争论不休。环境状况恶化的今天，人类能再以狭隘的眼光和自私的心理去向大自然无偿索取，因此，作为环境犯罪意义上的环境，主要为人类生存的环境，还应该包括部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二）环境犯罪概念之界定。目前对环境犯罪概念的界定仍无统一的标准，但根据对环境犯罪的不同称谓，学界当前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没有太大的差别。通过对环境概念的考察可知，环境犯罪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资源，触犯了《环境资源保护法》和《刑法》的规定。纵观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做法，在广泛运用刑法作为保护手段的同时，还需配合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方面的辅助手段。从传统的立法模式来看，对环境犯罪惩治的目的通常将保护人类利益置于首位，只有当人类的健康和财产受到环境犯罪的损害时才对其进行惩治。20世纪70年代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始逐渐引起各国广泛关注，众多学者和保护环境的志愿者呼吁将环境保护的范围扩展至生态意义上的环境法益。在这一点上德国对环境犯罪中环境的保护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德国刑法对环境法益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以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为中心”到“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中心”的转变。最初德国刑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生命健康免于遭受环境的侵害，后来转变为认为生态环境也是社会法益的一种，生态环境这一社会法益本身就应受到刑法的保护。这一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因此，应当确立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危害人类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犯罪概念，由单纯对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扩展至人的生存权利、经济权益、环境品质和生活品质的保护，从重视事后的惩罚转变为事后惩罚与事前预防并重，尤其要重视环境犯罪前的预防。基于以上论述，笔者倾向于将环境犯罪表述为：自然人或单位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规和刑法规定，破坏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使生态平衡和人类社会受到威胁或实际损害，构成犯罪的行为。

二、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和伦理基础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

（一）环境刑法的法益保护之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环境刑法中所保护的法益对象根据环境犯罪概念可知，为人类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但从传统立法模式看，人类利益首先是考虑对象，环境立法的初衷不在于一般的保护生态环境，而在于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等利益免于遭受被破坏的环境的侵害。如果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没有造成对人类的实际损害，刑法则不会出面干预。这种立法思想存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倾向，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生存环境，忽略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最终法律保护的仍然只是人类自身利益，破坏生态环境仅仅是侵犯人类利益的媒介，惩治环境犯罪的行为仅为保护人类的自身权益。②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生态环境受影响的程度明显或潜在地影响着人类社会。传统的法益更注重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这就使得一些行为虽然已经对环境资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并没有实际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利益，或者并未对这些利益造成威胁，传统刑法典便不认为是犯罪。因此，转变法益保护的观念至“生态中心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成为焦点，因为仅追究造成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的实际损害或威胁环境犯罪行为的责任时，可能使那些造成了环境的破坏但并没有危害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的行为，免受法律的制裁，显然这是不利于环境资源的保护的。基于这种思想的转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世界环境刑事立法的趋势逐渐由传统的“人本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与“人本主义”并重过程中转变。在兼顾人类自身眼前和未来利益的同时，还应对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生态环境法益保护逐步成为主流观点。（二）环境刑法伦理基础之转变与环境犯罪的关系。因环境犯罪的产生源于刑法对环境问题的介入，环境刑法又是运用刑罚手段保护环境的法律，是刑法的有机组成部分。环境刑法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就需要与道德规范体系相一致并获得伦理上的支持，使之具有正当性根基。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处于一个不断转变的状态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伦理学逐渐建立，环境伦理被认为是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人与人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环境伦理道德影响环境刑事立法始于20世纪初，目前，人类对伦理道德的认识已经不断攀升到新的高度：公正和平等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核心，公开和宽容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基础，人道成为刑法道德理念的直接体现。③环境刑事立法法益保护的对象于20世纪70年代后开始由人本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化，基于法益转换和价值观的改变，世界运用刑法手段保护环境生态法益的面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对如何整治环境犯罪提供了越来越坚硬的基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观是一种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中心，重视人类自身的长远发展和生态利益。不仅注重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注重以此为基础的环境刑事立法，制定合理的环境犯罪防控对策，有效约束人的行为，取得更为理想的法律效果。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实际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结合，很大程度上反映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重要性，也即部分学者所谓的折中环境伦理观念，它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人本主义和自然本位主义的有机结合，因此，环境刑事立法既要考虑人类的利益，还要兼顾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利益，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已日益被人类所倡导且被世界各国选择适用，相信在今后的社会进程中，人类和大自然将会重修友好。

三、惩治环境犯罪刑罚方法之转变

（一）适当采用非刑罚辅助措施。预防和控制环境犯罪不仅要从各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上加以限制，还应注重现代生态中心主义在实践过程中的运用，加大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宣传力度的同时，还应实施一些积极的非刑罚辅助措施，同时倡导和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维护生态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不再单独依靠某一个职能部门对环境问题进行查处，建立专门的执法部门或将相关的部门进行整合，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在适当时机辅以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目前从我国的环境刑事司法在整治环境犯罪过程中收益不甚明显，效果不尽如人意。纵观环境立法还可发现，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仍然以刑罚为主，规定的处罚一般为自由刑与罚金，对环境保护所起的作用收效甚微，非刑罚方法使用较少。目前刑罚辅助性措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司法中被推广，我国对此方面是否应该积极采纳和运用，应尽快达成共识以贯彻落实到实践中。世界各国在保护生态环境过程中对环境犯罪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立法，虽然对环境犯罪而言，刑罚是惩治环境犯罪的主要手段，但刑罚不是对所有的环境犯罪都起到作用，因此，有学者主张，对生态环境犯罪在适用刑罚方法的同时，还可以使用一些非刑罚措施，以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第一，教育措施，即对行为人进行批评教育，使其认识到环境犯罪的危害性；第二，民事措施，责令行为人采取补救措施，以促进生态环境的恢复；第三，行政措施，比如限期治理和勒令解散。这种观点十分可取，应在实践中广泛运用，不仅有利于大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还可以造福于人类自己。（二）增强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刑法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环境犯罪不只是一个刑法的问题，仅靠刑罚的处罚难以有效解决环境问题。有效地遏制环境犯罪的再发生，不仅需要不断完善刑事立法，还需要人类伦理道德观念的提升，增强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将二者相融合可谓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强有力途径之一，再配之以相应的合理惩罚措施与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相信生态环境会得到相当程度恢复，还可有效地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减少人类与自然间的冲突，从而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环境犯罪范文篇3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同时我国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于是打击环境犯罪，加强环境刑法保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鉴于此，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原有的《刑法》。1997刑法典中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设制，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标志着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迈出了一大步。

笔者通过比较，总结出97刑法典以下几点显著的进步：

1.1体系更科学97刑法典设专章专节集中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作了系统而科学的规定。这一修订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即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中都有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更科学更完善。

1.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外延97刑法典将环境犯罪分为污染环境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两类。对污染环境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这一变化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更为全面和科学。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1.3改变对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加强了打击力度97刑法典提高了部分破坏环境和资源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同时对原属行政制裁的违反环境资源保护法的行为做了修改，将其纳入刑法惩治范围。

1.4提高了罚金刑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地位97刑法典对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各罪名均规定有罚金刑，而且在对环境犯罪设定罚金刑时并没有对罚金的具体数额做限制性规定，而是给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5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97年刑法改变了1979年刑法中追究直接负责人责任的规定，不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及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对增加了单位刑事责任，给予单位一定形式的惩罚。这样有利于督促单位生产、经营合法化、减少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可能。

2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缺陷

1997年新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将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在惩治环境犯罪和保护环境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刑法中关于污染环境犯罪规定的不足和缺陷日益暴露，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的缺陷：

2.1立法体例上的缺陷尽管现在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有很多，而且社会管理秩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我国理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现实的发展和对法律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不合适宜了，现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学说应该是以环境权说，也就是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适宜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

2.2具体条文表述的缺陷97刑法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一些具体罪的罪状叙述不明，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数条文中包含了大量“后果特别严重”、“数量较大”及类似表述。但实践中如何具体适用这些条件尚未有司法机关所做出的明确解释。

2.3刑罚上的缺陷依据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刑罚的规定，现有的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力度偏轻，已经不适应现有的状况了。立法应该考虑适当的加重对环境犯罪的刑罚力度，增加刑法的威慑力。

3建议

现实呼唤更为完善的环境犯罪刑事法律来打击猖獗的环境犯罪，维护人类的环境权益和生存环境。笔者针对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的缺陷，在结合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提出以下拙见：

3.1建立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特色原则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除了要遵循刑法的普遍原则外，还应拥有自身的特色原则。

第一、预防为主原则。环境刑法的制定要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不能等到犯罪行为已经实施，危害已经发生了才起用刑法这道防线。笔者认为，预防为主的原则具体到环境犯罪刑事立法中可以有以下几个规定：增设资格刑、引进过失危险犯，适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等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公务员之家（）

第二、协调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环境犯罪刑事法律规范时可以将刑法同有关环境的行政法规相衔接，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在现有的刑法之外，辅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的补充规定。

第三、可操作性原则。笔者建议应该条文中“后果”、“数量”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标准，便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实践操作。

3.2立法体例上建立特别立法模式我国目前采用的是修订刑法典的形式。但随着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笔者认为，特别立法模式更为科学。制定专门的环境刑事法能系统地规定环境犯罪，使各个罪之间具有统一性、协调性，有统一的环境刑事法律原则做指导，有更科学的刑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从而能更好的判定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判定罪的性质、判处刑罚，打击环境犯罪。

环境犯罪范文篇4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现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法规条例，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和惩罚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论述及思考。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

结论：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土地利用

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出现了大量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此类行为，必须予于刑事制裁，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有效的遏制环境形式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打击严重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可是刑事法律责任作为犯罪行为的一种制裁，虽然早已经存在了，但是把它运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很多方面和内容还值得完善和商讨，现通过该文，对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是不仅具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应具有严重情节和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这样的认定是否严谨，是否对环境保护有利呢？我们可以联系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探讨一下。例如，全国各地大小烟筒目前仍有不少冒着黑烟，但是人们司空见惯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因为很多人眼中的污染者只有一、二个或者少量的烟筒，污染小。有关方面对于这类“案件”也往往以行政处罚了事，人们尤其是行为人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什么犯罪感。我们再看看另一具体事例：200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治沙种树保首都碧水蓝天》一文，报道了“人为的破坏加剧了西北地区生态的恶化”。该文的记者看到了“草原游击队”正起劲的挖地，搂发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铁耙疯狂的搜刮蹂躏。每年下雨季节，数十万外地大军不顾政府禁令，成群结伙的开进内蒙古草原疯狂采掘，草场如同剥去一层皮。据说，一斤发菜要以破坏20亩草地为代价，一斤甘草会令近10亩草场变为沙丘。内蒙古已有近三分之一约5.8亿亩的草场沙化、退化。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难怪我国的沙尘暴愈来愈强烈，一年比一年次数多。

上述事例表明，就单个行为人而言，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微不足道，正如一二个小烟筒冒烟，影响的范围有限，也易被大气稀释，但千百个烟筒冒烟的后果就严重了。因而从整个大生态环境的保护着眼，从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这类行为就是十足的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曾经提出，打击环境犯罪须用重典。英国的《空气清洁法》规定，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意性，只要烟筒冒浓烟的，就应该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不完善性，以及我国环境日益严峻，已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况下，应该加大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从而用法律的制裁来遏制环境形势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实践也证明，刑事法律制裁是保护环境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是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表明社会对该行为的关注，要求全社会，尤其行为人加强责任心，促使人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环境的结果，并明确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义务严加防范。另外，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也有利于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主观有错，这样就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放纵犯罪。由此可见，在环境犯罪越来越严重和复杂的今天，加大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范围对制止环境犯罪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对于单位企业作为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时，更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因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施的，企业单位是目前环境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但在根据目前的规定，将企业作为犯罪主体的时候，前提是其环境犯罪行为必须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企业的个别人的行为，否则就不能追究企业的责任。目前划分环境犯罪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实施环境犯罪的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如果犯罪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主要责任人决定的，则应视为单位行为，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犯罪行为不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仅是单位个别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则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既是个人行为；二是看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如果实施环境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则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实施环境犯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其他人利益，即使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也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

但是，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式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国有形式、民营形式、合资形式、独资形式等等。很多企业单位的效益与个人利益相挂钩，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出现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的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相结合造成的，因而在环境犯罪上，如果对单位作为环境犯罪主体的制裁力度加大的话，那么依附在单位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从而使单位和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意识增强，达到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使得环境保护得到相应的改善。

更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都应该为其行为负责。企业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的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应该为其行为负责，应该承担起维护我们公共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固体废物、污水、废气的排放，资源的破坏，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侵犯公众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行为没有人负责，受不到国家社会法律的制裁，这就将导致社会的一种不公平。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来看，有关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用语含糊，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成为公民主张环境权的直接依据。即使有行为人对环境污染破坏的事实存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会被公众要求侵害赔偿。但是企业单位和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自己的义务，更应该是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可见，加大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犯罪的处置力度和认定范围，将是对各个行为主体的增强环境意识的一种有力的鞭策。

总之，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二、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

“2002年4月6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村民黎伯伦携带镰刀、火柴到本村自家责任地铲烧杂草，燃烧的杂草被风吹到田边的山林里，引起森林大火。黎伯伦与闻迅赶来的村民于当晚11时将大火扑灭。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勘察结果表明，此次大火烧毁林地458亩、树木29848株，共计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经法院调查分析，他因过失毁林被判缓刑，并承担在被毁的林地上栽种树木。”

该案按照常规，犯罪人黎伯伦将被判处几年剥夺自由刑，并且要赔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显然本案犯罪人无力赔偿，那么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对于造成的损失只能不了了之。这种常规判决把主观恶性不大甚至是根本没有主观恶性，也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收入监狱之中，强制剥夺自由，这种判决会起到刑罚的预防作用，使得犯罪人及其周围的群众引以为戒，但是对于造成的环境损失却丝毫得不到弥补，只能由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这样巨大的损失都由国家来补救，负担沉重。而且过失导致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将被隔离在监狱里，度过几年时光，也不是最好的惩罚方式。

而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环境损害也得不到补救。不如像该案中古蔺县人民法院判其种树，这种艰苦的种树劳动对犯罪人是一种惩罚，对周围群众也是一种警示，会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更重要的是会使被毁荒山得以恢复。

无独有偶，2002年12月初，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双英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该案的临武县法院也是判令犯罪人种树来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可见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开始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案中法院判决都援引了缓刑制度，因为如果不援引缓刑制度，犯罪人无法种树。如果直接判犯罪人种树，意味着犯罪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自由刑和罚金这样的刑罚手段，而没有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而我国刑法关于缓刑制度的规定是适用于那些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主观悔罪态度好的犯罪人。那么如果犯罪人按照规定应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无法适用缓刑制度，也就无法去弥补造成的环境损失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两个判决中，有实质意义的是判犯罪人种树，而不是刑罚监禁。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应该增加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规定，那么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将更加有效，更加有实质性的意义。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如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如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从而达到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趋势，使被破坏的环境得以恢复，最终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上述案例，也充分证明这样的惩戒方式既惩罚了犯罪人，警示了周围的群众，防止同类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恢复环境的负担，又使环境得以恢复，是一举两得的好方式。这样的惩戒方式也使得刑事法律制裁对环境保护的实质性意义增大，是国家和人民保护环境的一种强力有效的保障。

三、结论

综合以上对环境犯罪两个方面的论诉，我个人的结论为：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条规不够完善，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不高，环境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使社会和谐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法》张梓太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环境管理学》王学华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环境质量评价学》叶文虎、栾胜基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环境犯罪范文篇5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现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法规条例，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和惩罚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论述及思考。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

结论：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土地利用

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出现了大量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此类行为，必须予于刑事制裁，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有效的遏制环境形式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打击严重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可是刑事法律责任作为犯罪行为的一种制裁，虽然早已经存在了，但是把它运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很多方面和内容还值得完善和商讨，现通过该文，对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是不仅具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应具有严重情节和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这样的认定是否严谨，是否对环境保护有利呢？我们可以联系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探讨一下。例如，全国各地大小烟筒目前仍有不少冒着黑烟，但是人们司空见惯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因为很多人眼中的污染者只有一、二个或者少量的烟筒，污染小。有关方面对于这类“案件”也往往以行政处罚了事，人们尤其是行为人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什么犯罪感。我们再看看另一具体事例：200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治沙种树保首都碧水蓝天》一文，报道了“人为的破坏加剧了西北地区生态的恶化”。该文的记者看到了“草原游击队”正起劲的挖地，搂发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铁耙疯狂的搜刮蹂躏。每年下雨季节，数十万外地大军不顾政府禁令，成群结伙的开进内蒙古草原疯狂采掘，草场如同剥去一层皮。据说，一斤发菜要以破坏20亩草地为代价，一斤甘草会令近10亩草场变为沙丘。内蒙古已有近三分之一约5.8亿亩的草场沙化、退化。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难怪我国的沙尘暴愈来愈强烈，一年比一年次数多。

上述事例表明，就单个行为人而言，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微不足道，正如一二个小烟筒冒烟，影响的范围有限，也易被大气稀释，但千百个烟筒冒烟的后果就严重了。因而从整个大生态环境的保护着眼，从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这类行为就是十足的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曾经提出，打击环境犯罪须用重典。英国的《空气清洁法》规定，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意性，只要烟筒冒浓烟的，就应该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不完善性，以及我国环境日益严峻，已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况下，应该加大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从而用法律的制裁来遏制环境形势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实践也证明，刑事法律制裁是保护环境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是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表明社会对该行为的关注，要求全社会，尤其行为人加强责任心，促使人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环境的结果，并明确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义务严加防范。另外，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也有利于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主观有错，这样就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放纵犯罪。由此可见，在环境犯罪越来越严重和复杂的今天，加大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范围对制止环境犯罪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对于单位企业作为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时，更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因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施的，企业单位是目前环境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但在根据目前的规定，将企业作为犯罪主体的时候，前提是其环境犯罪行为必须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企业的个别人的行为，否则就不能追究企业的责任。目前划分环境犯罪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实施环境犯罪的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如果犯罪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主要责任人决定的，则应视为单位行为，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犯罪行为不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仅是单位个别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则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既是个人行为；二是看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如果实施环境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则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实施环境犯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其他人利益，即使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也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

但是，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式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国有形式、民营形式、合资形式、独资形式等等。很多企业单位的效益与个人利益相挂钩，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出现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的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相结合造成的，因而在环境犯罪上，如果对单位作为环境犯罪主体的制裁力度加大的话，那么依附在单位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从而使单位和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意识增强，达到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使得环境保护得到相应的改善。

更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都应该为其行为负责。企业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的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应该为其行为负责，应该承担起维护我们公共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固体废物、污水、废气的排放，资源的破坏，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侵犯公众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行为没有人负责，受不到国家社会法律的制裁，这就将导致社会的一种不公平。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来看，有关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用语含糊，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成为公民主张环境权的直接依据。即使有行为人对环境污染破坏的事实存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会被公众要求侵害赔偿。但是企业单位和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自己的义务，更应该是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可见，加大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犯罪的处置力度和认定范围，将是对各个行为主体的增强环境意识的一种有力的鞭策。

总之，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二、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

“2002年4月6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村民黎伯伦携带镰刀、火柴到本村自家责任地铲烧杂草，燃烧的杂草被风吹到田边的山林里，引起森林大火。黎伯伦与闻迅赶来的村民于当晚11时将大火扑灭。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勘察结果表明，此次大火烧毁林地458亩、树木29848株，共计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经法院调查分析，他因过失毁林被判缓刑，并承担在被毁的林地上栽种树木。”

该案按照常规，犯罪人黎伯伦将被判处几年剥夺自由刑，并且要赔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显然本案犯罪人无力赔偿，那么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对于造成的损失只能不了了之。这种常规判决把主观恶性不大甚至是根本没有主观恶性，也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收入监狱之中，强制剥夺自由，这种判决会起到刑罚的预防作用，使得犯罪人及其周围的群众引以为戒，但是对于造成的环境损失却丝毫得不到弥补，只能由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这样巨大的损失都由国家来补救，负担沉重。而且过失导致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将被隔离在监狱里，度过几年时光，也不是最好的惩罚方式。

而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环境损害也得不到补救。不如像该案中古蔺县人民法院判其种树，这种艰苦的种树劳动对犯罪人是一种惩罚，对周围群众也是一种警示，会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更重要的是会使被毁荒山得以恢复。

无独有偶，2002年12月初，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双英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该案的临武县法院也是判令犯罪人种树来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可见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开始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案中法院判决都援引了缓刑制度，因为如果不援引缓刑制度，犯罪人无法种树。如果直接判犯罪人种树，意味着犯罪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自由刑和罚金这样的刑罚手段，而没有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而我国刑法关于缓刑制度的规定是适用于那些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主观悔罪态度好的犯罪人。那么如果犯罪人按照规定应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无法适用缓刑制度，也就无法去弥补造成的环境损失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两个判决中，有实质意义的是判犯罪人种树，而不是刑罚监禁。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应该增加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规定，那么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将更加有效，更加有实质性的意义。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如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如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从而达到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趋势，使被破坏的环境得以恢复，最终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上述案例，也充分证明这样的惩戒方式既惩罚了犯罪人，警示了周围的群众，防止同类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恢复环境的负担，又使环境得以恢复，是一举两得的好方式。这样的惩戒方式也使得刑事法律制裁对环境保护的实质性意义增大，是国家和人民保护环境的一种强力有效的保障。

三、结论

综合以上对环境犯罪两个方面的论诉，我个人的结论为：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条规不够完善，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不高，环境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使社会和谐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法》张梓太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环境管理学》王学华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环境质量评价学》叶文虎、栾胜基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环境犯罪范文篇6

自我国建国以来，共颁布了两部刑法，分别是1979年和1997年修订并实施的，相对于1979年刑法典，我国在199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对危害环境的犯罪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即在分则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条文中关于环境犯罪的行为分为了两类：第一类是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类是破坏环境主要是自然资源的行为，这些规定在加强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和系统性，拓展危害环境犯罪的范围，增加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明确环境犯罪的刑事处罚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标志着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正逐步走向完善。但是，从刑法修订到目前，在实践中频频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正不断地暴露着我国环境保护措施的诸多缺陷，许多惨痛的教训也警示着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改进问题，以期更有效地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二、环境刑事立法规定上的缺陷

（一）环境犯罪立法体系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旧刑法典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它抛弃了原有的“立法推理”模式，模仿俄、德等国在刑法中设立专章专节的模式，将环境犯罪从以前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提出来，将其改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并作为专节来规定。这样编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是我国刑法保持稳定性，但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适应现实刑事制裁需要方面的不足：

1.不能凸显环境犯罪的重要地位。修改后的刑法将环境犯罪以节的形式编排并还将一些罪名夹杂在其他章节中，使环境犯罪显得杂乱无章，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不利于预防犯罪、惩治犯罪。

2.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不系统，太过于分散。除了第六章第六节的专节规定外，在其他章节中也有许多同属于环境犯罪的罪名，例如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二节走私罪中的走私珍贵动物罪等，而故意毁坏名胜古迹罪规定在第六章第四节中等等。

（二）环境保护范围方面的缺陷

现行刑法在“破坏环境资源罪”共规定了9条14项罪名，除此之外，在其他章节中也规定了与之相关的一些罪名，一些犯罪（放火罪）的发生有可能会造成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上述规定是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相较于过去的重大完善。《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加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照此定义，新刑法还有许多方面未涉及到。几年过去，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得环境犯罪范围过窄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立法上的遗漏，为惩罚犯罪带来了阻碍，造成了许多遗憾。

（三）犯罪构成上的缺陷

1、环境犯罪主观方面立法规定的缺陷。环境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环境犯罪行为人对其所为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造成危害环境的结果所持有什么样的心理。现行刑法关于主观构成方面的不合理之处有：

（1）关于环境犯罪的罪过形式法律规定的不明确。我国刑法主要是以空白罪状为主，而该种表述只能表明违反行为的心理是故意的，并不能说明对违反行为后所造成的后果是故意还是过失的，罪过形式过于复杂，故而在立法时就采用了这种比较含糊的形式，同时也为实践应用造成了麻烦。

（2）缺少严格责任制度。在人们人为，描述犯罪行为的主观过错无非包括故意和过失。我国的现行刑法就是采用了该种模式。但这种法律原则可以使用当时的社会，但在当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不单单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并且伴随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环境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根源却又并非单单的故意还是过失如此泾渭分明，如果仍坚持以前的那些原则，就使得那些严重危害环境应受到严惩的犯罪行为得不到定罪，这也是为什么污染环境的行为日益猖獗但却得不到遏制的根本原因。

2.犯罪客观方面的缺陷。我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规定的14种环境犯罪中结果犯有11个，行为犯有3个。而未对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任何规定，更没提及关于危险犯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环境犯罪的危害性却是比那些财产型犯罪更为严重，因为其危害的不单单是我们的生存环境，更有可能殃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的生存安全，面对潜在的有严重危害性的污染和破坏行为放纵不管，则有悖于刑事立法的预防性功能。近些年来的频频发生的环境灾害已经告诉了我们环境的脆弱，虽然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大力主张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环境毕竟难以恢复，一旦遭受破坏，付出的代价往往是当时得到的利益的几十倍。所以说我国现行刑法中未规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不得不说是一大缺陷。

（四）环境犯罪中有关刑罚规定的缺陷

1.刑罚力度的缺陷。我国现行刑法结合实际国情，并将西方的合理的经验教训吸收为己用，从而制定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标准，以达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从实施以来的情况来看，其定罪与刑罚存在着处罚偏轻的现象，惩罚的力度与其所造成危害价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甚至于环境犯罪的刑罚比财产型的犯罪还要低！而使环境遭受破坏后就难以恢复甚至祸及子孙后代，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其危害性明显比普通的财产型犯罪要大，这样规定就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2.有关罚金刑适用上的缺陷。在犯罪性质上，环境犯罪主要是贪利性犯罪，对这类犯罪的处罚，自由刑和生命刑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惩罚与预防的作用，尤其是对越来越多的法人环境犯罪，自由刑和生命刑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适用的，相反罚金刑却能以其特有的功能发挥出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国环境犯罪中有关罚金刑适用的规定并非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或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

（1）我国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方式以必并制和复合制为主。虽然这种方式符合罚金刑惩罚以贪利性犯罪为主的犯罪，却不符合世界上关于罚金刑主要是适用于轻罪的发展趋势。并且无论犯罪情节轻重，刑罚都是罚金刑，不仅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造成罚金刑在现实中的难以执行的困难。

（2）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采用无限额罚金制。在审判中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犯罪情节和具体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罚金判决，同时也避免了刑法因通货膨胀、经济水平提高等因素而需对罚金数额不断做出调整的麻烦。但是无限额罚金制对罚金数额不做任何限定的做法，是一种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它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留下了过大的空间，容易造成刑罚擅断的隐患。

环境犯罪范文篇7

关键词：环境犯罪；严格责任；正义；功利

环境犯罪，是指自然人故意或过失、法人（包括特殊法人国家）故意、过失或无过失的污染、破坏环境及自然资源，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和其他后果的作为与不作为[1]。关于环境犯罪，学者们争论得最大的恐怕就是其是否适用严格责任的问题，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理论界关于环境犯罪是否要求严格责任的争论

1.肯定说的主张

肯定说认为追究（部分）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无须证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即不论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心态是什么，只要他造成了相应的损害，行为人就要负刑事责任。支持该学说的理由有：（1）环境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活质量和舒适程度，而且能够影响社会各方面未来的发展，但是环境对于污染的容量和自净能力是一定的、有限的，因而社会需要对环境加以特别的保护，以促进整个人类的不断发展。（2）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企业有权利去发展、壮大自己，去谋取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不可否认的是，许多企业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与权利一致的应该是义务，鉴于环境的重要性与企业的求利性，企业应当承担特别的注意义务，以保证企业对环境的损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证企业的活动不致损害公众利益。当其活动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时，自应承担较为严格的责任。（3）企业生产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一旦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公害事故，让司法机关去证明企业在行为时有过错，那将是非常困难的。若一味要求对犯罪人的犯罪心态进行证明，将使法律形同虚设。（4）在具有高度危险的行业中，由于多个法人共同的排污行为或共同的环境开发行为构成环境犯罪，认定各个法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困难，引用严格责任可以使这一难题引刃而解[2]。严格责任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有效地打击环境犯罪，又能使潜在犯罪人减少侥幸心理，促使他们更好地预防犯罪。（5）有不少规定环境犯罪的立法例的出现。英国的《空气清洁法》、《水污染防治法》，美国的《资源保护和再生法》、《废料法》，新加坡的《海洋污染防治法》等都规定了环境犯罪的无过错责任原则[3]。（6）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目前也面临着西方世界在20世纪工业化时期所遇到的那种严重的环境问题，前车之鉴，不可不学，现在对环境犯罪规定严格责任有助于加强侵害者的责任感，以减少犯罪、减少环境污染。

2.否定说的主张

否定说属于一种比较传统的刑法理论，该学说认为，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一定要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否则刑法便是不公正的刑法。支持该学说的理由有：（1）如在环境犯罪领域确立无过失责任，可能导致刑事司法职权的滥用，打击面过宽，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过多的依赖刑罚来使社会安定并不是个好办法，它能够打乱原来以行政制裁和民事制裁为主的体系；（2）由于刑罚所具有的严厉性，往往能够使企业将工作重心从革新与发展经济转移到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以免受到犯罪指控，因此严格责任或许会阻碍社会发展；（3）严格责任适用的环境危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与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不匹配。一些国家的无过失或严格环境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一些处以罚金的轻微危害行为，而在把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的行为才宣布为污染环境犯罪的中国，对于这一类主观过错不明或无罪过，但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环境损害的行为，则纳入到了行政处罚的领域[4]；（4）即使将无过失责任制度限于危险行业或某些特定的污染行为，也值得商榷。这些企业对环境所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是以企业整体作出决策，企业整体的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又是由其内部代表企业的自然人构成，在企业整体意志和单位成员个人主观上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根据结果判定刑事责任显然过于苛刻。对于环境的保护可以是多功能、多渠道的，在环境刑法出现空白的时候，可以试图寻求其他途径，而无须强加于无过失的责任制度[5]。

二、问题的评析

虽然，上述两种学说各自从多个角度对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更深层次地看，是否追究行为人环境犯罪的严格责任这一争论，实质上反映的是刑事古典学派（旧派）与刑事实证学派（新派）之间在责任领域的争论[6]。

古典学派的刑法理论，它以自由意志论为其理论基础，以行为人基于自由意志而实行犯罪为刑事责任的根据，主张道义责任论。该论认为，犯罪是基于行为人的选择在主观意思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主观意思是犯罪内在的决定因素之一，意志是既然是自由的，那么行为人就应当对自己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当人们能够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同时又能够选择合法、善的行为时，却作出相反的决定，实施了犯罪、恶的行为，刑法便有了追究起刑事责任的根据与义务。

而实证学派的刑法理论则以意志决定论为其理论基础，主张社会责任论，认为犯罪行为是被内在的生理、心理因素和外在的社会因素决定的，社会对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当改善那些反社会的人，使他们重返社会是国家的义务。实证学派认为，由于不存在意志自由，那么，所谓道义对恶意志的非难是刑事责任根据的主张就毫无道理，既然犯罪造成的社会利益和秩序的侵害，从社会出于自我防卫的立场，刑罚对犯罪的处罚就不仅仅是为给行为人造成痛苦，而是使反社会的人重新适应社会。

关于自由意志，已经有无数人论述或者证明了它存在的相对性，即人的意志不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人的意识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因此，在上述两个学派的争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应该隐藏于正义与功利之关系以及人的价值的问题之中，亦即如果人是社会的目的的话，一切刑法的最高价值在于正义，刑法就应该尊重人的意志，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就应该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为条件，否则刑法便是不合理的。

三、问题的解决

诚然，现阶段环境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确立严格责任原则有利于加大对环境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和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目的即惩治、预防污染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发生，而且环境犯罪中，主观过错证明的困难性，也仿佛在敦促我们适用严格责任，但深层次地看，确立严格责任原则依然应该得到摒弃。

秩序，以保护自由为己任，如果我们以基本自由为界限的话，我们可以将法律秩序分为基本性生活秩序与派生性生活秩序[7]。对于任何法律而言，正义与功利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就具体情况的不同而言，总有一个谁优先谁受到限制的问题，因为正义与功利毕竟是有冲突的。在基本性生活秩序中，正义无可厚非地应该要优先于功利，不因为别的，就因为法律是为人设计的，是为了每个人的美好未来而设计的，所以它应该是充满人性的，所以它必须满足每一个公民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个人的先决条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种蔑视任何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是为世人所唾弃的。而派生性生活秩序中，正义则应当受到功利的限制，因为社会要进步，国家为了社会的发展不得不限制一部分公民的非基本自由而去扩大另一部分公民的非基本自由，“少数服从多数”，在这个非基本自由的世界里，只要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只要能最大程度地满足最多数人的利益，国家在合法范围内所采取的善意的行为，是可以侵犯任何人的，如果非基本自由受到了基本权利的礼遇，那么社会将会变成一盘散沙。如果行为人在无过错的情形下所实施的行为危害了社会，因此而被剥夺的自由是属于被剥夺基本自由的范畴的话，那么无意严格责任的存在是不合理的，如果被剥夺的自由是属于非基本自由的场合呢？这样的情形下就能说明严格责任的合理性吗？答案是否定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犯罪，即便是涉及非基本自由，它的成立都要满足最基本的正义的要求，否则公民的（基本的或非基本的）自由将毫无安全、毫无意义可言。环境犯罪即便作为一种行政犯，是行为人行为不符合行政目的而导致的犯罪，处罚它的前提条件也应该是行为人行为合目的的可能性，反映在法律中，也就成了行为人履行行政性质的义务的可能性。在行为人无法基于自己的主观心理而为适法行为之场合，行为人便欠缺履行义务的能力，也就不具备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处罚他也便是不正确的。

就现代法治而言，对于一个没有能力做到合法的人加以处罚，这是法律野蛮的表现，是不尊重人的表现，也是国家主义的表现，是与现代刑事归责基本原则不相符合的。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处罚这样一个人也是不正确的。由于这样的刑法是野蛮的、苛刻的，因此它不但不能够使人发自内心的去尊重它、服从它，还会引起人们对法律的蔑视与规避和反抗，甚至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在司法资源不断消耗的同时，社会却越来越不得安宁。

严格责任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关乎人道、关乎正义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利益、关乎功利的问题。个人，不仅仅应该作为一种目的而存在，他也应该作为一种手段而活着——只要尺度把握得当，那么幸福的最终都将是相互之间；个人，不仅仅应该拥有向社会索取的权利，他也应该履行促进社会发展的义务——只要尺度把握得当，那么受益的最终都将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我们既要追究环境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又不能过分沉溺与责任的追究之中！

参考文献：

[1]刘景一，乔世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103.

[2]刘莉.论环境犯罪的构成[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4）：25-29.

[3]有关环境犯罪刑事立法几个问题的思考[EB/OL].[InstallDir_ChannelDir]HTML/19571_2.Html.

[4]浅谈污染环境犯罪的主观方面[EB/OL].[InstallDir_ChannelDir]faxue/faxuelilun/200704/lunwen_18821.Html.

[5]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322.

环境犯罪范文篇8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顺应世界潮流，在环境保护中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手段的运用，其对遏制环境犯罪、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97《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发展，更是直接体现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要求，对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和资源、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日臻完善的表现。但是，从目前国内外环境状况和环境犯罪理论来看，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在犯罪客体、客观要件、因果关系认定以及归责原则等方面尚存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困境一：犯罪客体有待商榷

根据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犯罪客体是指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危害的社会关系。我国通说认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环境保护制度说。但是，不难发现，此种理论不足之处在于规定范围过窄，忽略或者遗漏了人身权、财产权和环境权等内容，尤与国内外倡导的“环境权”观点不相协调，有悖于刑法介入环境保护是为了配合环境法惩处危害环境的行为，进而达到保护环境之目的。况且，从广义层面上的环境犯罪看,仅凭我国刑法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就由此认为其立法意旨就表明环境犯罪主体侵害的客体是环境管理制度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1]

（二）困境二：客观要件要求过严

我国新《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观要件要求过于严格，在各种具体环境犯罪类型中，绝大多数以“造成重大污染事故”、“后果严重”、“情节严重”等类似的表述作为构成犯罪的客观条件之一。这表明:新《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定除个别属于“行为犯”以外，大多属于“结果犯”。换言之，只有当危害环境行为“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环境犯罪，才会受到刑事惩罚。这样规定意味着，污染或者破坏生态环境者受刑事惩罚的风险极小，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危害后果，即使实施、甚至是多次、长期实施了违法排污或者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也不存在承担刑事责任的风险。其显然既不利于预防重大环境污染或者危险破坏事故的发生，也不利于提高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困境三：因果关系认定困难

因果关系是决定法律责任的关键，要使行为人对某一危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所要求的因果关系。根据传统刑法理论，对行为人定罪的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的违法行为与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必须有严格的因果，即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必须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然而，作为一类新型犯罪，环境犯罪尤其是污染环境犯罪比较复杂，其因果关系的原因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之间关系的判断非常困难。因为对有害物质的排放及其致害途径和致害方式的确认与检验往往涉及到高深的科学技术，而不能简单依靠一般的经验、知识或规则加以判断。因此，倘若固守传统的因果关系判断模式、要求及规则，则势必把大量的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排除在惩罚范围之外。正是基于因果关系证明的巨大困难，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世界各国环境刑事立法中逐渐受到推崇。那么，面对同样的困境，我国是否也应在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中确立推定原则呢？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四）困境四：归责原则不够合理

环境犯罪是刑事犯罪的一种，但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犯罪形式，与其它犯罪类型相比具有其特殊性。正是因为其特殊性，为弥补对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损害，威吓和惩罚此类犯罪，环境犯罪的成立仅以过错为依据已不足以严格控制由于现代生产建设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对此，一些环境保护先进国家如美、日、法等国在环境犯罪归责中引入了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补充，以加大环境犯罪的惩治功效。勿庸置疑，在环境保护方面，立足于国家全局利益和未来发展，为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有效地防止污染环境，在行为人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对某些环境犯罪规定行为人应承担严格的刑事责任，并不有失公平或苛刻。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确立严格责任，这使得我国环境犯罪归责原则既悖于环境法归责理论，也不符合世界通行做法，不利保护环境受害者利益。

二、我国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的理论调适

基于上文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环境刑法控制理论并非至善至美，而是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不仅表现在犯罪客体方面，而且表现在客观要件方面；不仅表现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还表现在归责原则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环境犯罪刑法控制理论加以调适，并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控制理论的建议。

（一）环境权为环境犯罪客体之提倡

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什么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主要有环境保护制度说、公共安全说①、双重客体说②和环境权说。对于环境保护制度说的不足，前文已做分析，在此不再赘述。公共安全说则遗漏了环境犯罪的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环境犯罪表现在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危害。事实上，它是传统刑法人本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时代产物,是为适应打击1979《刑法》没有规定、现实中又存在的危害行为的需要,而不得不套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某些罪名下的解释。1997《刑法》颁布后,这种观点也就丧失了生命力。而双重客体说从形式上看虽然十分直观、清楚,但是却忽略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对自然的支配力,“直接客体”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的价值本身就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层面的反映。而且，双重关系说比较抽象,不利于实践中把握。[2]毫无疑问，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环境犯罪不仅侵害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这一社会关系的侵害往往是以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为基础的。所以，在探讨环境犯罪的客体时,既要考虑刑法关于犯罪客体的基本理论,又要兼顾对环境、资源等要素的保护。因此，综合比较权衡之下，第四种观点即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环境权一说显然更具说服力。首先，同类客体是指某一类犯罪所共同侵犯的客体，它是划分类罪的依据。环境犯罪作为一类罪的称谓而非单个具体罪的罪名，其同类客体应是基本上涵盖该类犯罪行为所共同侵犯的社会关系。因此，以环境权为环境犯罪客体有助于与相关犯罪（如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等）区别开来。其次，环境权是一项特殊的人权，是环境法律关系的核心，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3]完整意义上的环境权包括程序上的权利和实体上的权利。程序上的权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参与法律决策过程,诉诸司法救济的权利。实体环境权是指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与环境质量有关的权利。权利与义务的相对性与不可分性决定了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负有环境保护的义务。最后，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对环境犯罪客体的认识来看,都集中于法益侵害这一点。环境权经过不断发展已成为人权之一，是权利的一种，属于法益的范畴。因此，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不仅有利于刑法对环境要素的保护，还有助于在国际法领域的协作,共同致力于对环境犯罪的打击。

（二）环境犯罪危险犯之设定

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危害环境的行为，足以造成环境的污染或者破坏，而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这种行为虽尚未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但危险状态已造成即构成环境犯罪既遂。[4]作为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必须具有三个特征：①这种“危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想或推测的；②“危险”是针对人类环境而言的，是使环境犯罪的客体处于危险状态；③“危险”的程度是较为严重的，即有可能造成范围广、程度深、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甚至可能危及人身安全或造成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5]目前，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在环境危险犯的设定普遍表示认同，并付诸立法实践，形成了诸多关于处罚危险犯的环境刑事立法例。遗憾的是，我国新《刑法》并未以环境危险犯作为处罚对象。有学者认为，破坏环境犯罪在客观上必须有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给人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且有现实的污染结果。如果不具有这种结果，可以采取其它方法予以制止或防治，但不能予以刑事处罚。[6]但是，笔者以为，缺乏环境危险犯之设定是我国环境刑法的一大缺陷，放宽客观要件要求、增设环境犯罪危险犯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首先，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是由环境犯罪自身的特点决定的。由于环境危害后果一旦产生，往往会对环境产生巨大的非经济价值所能衡量的损失，有的还会伴有公共安全、生命和财产等其他方面的危险或结果；且危害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甚至产生某种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而且，由环境污染所引起的某些疾病，往往不易及时发现，也不容易彻底治疗，需要时间较长。举世闻名的日本熊本、新泻水俣病和富山骨痛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泄毒事件等就是明证。[7]因此，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前，对可能使自然和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环境犯罪的危险犯予以处罚，才是对人类和环境的有效保护。其次，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符合环境刑法“预妨原则”的需要。刑法所欲防治的公害污染，在于以刑事处罚作为事先阻吓，并防制其污染行为可能存在的危险，而并非专注其行为的实害结果，所以，应将危险犯作为环境刑法的重点。[8]惩罚危险犯，能够防患于未然，把环境犯罪制止在危险状态刚刚露头之时，促使危害环境行为人悬崖勒马，以避免实害发生后再做“亡羊补牢”式的事后救济，从而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第三，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定可以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以及威慑、惩罚作用。刑法的可预测性就在于人们可以根据法律规范的规定事先估计到将如何行为及行为的法律后果。如果我国环境刑法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使人们能预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刑事后果，从而使得人们更为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生态环境。第四，环境危险犯的规定是弥补行为犯不足、防止结果犯滞后的有效措施。我国现行刑法环境犯罪的罪名中绝大多数是关于结果犯的规定，只有少数关于行为犯的规定。这是因为如果对环境犯罪的行为犯规定得过多，就有可能造成打击面过宽。而结果犯的规定却显得比较滞后，不能防患于未然，使环境得到及时的保护。如能在立法上增加对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则可以弥补二者的不足，有效地防止环境犯罪。第五，国外立法经验对我国立法增加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提供了借鉴。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中没有关于危险犯的规定，但是一些工业化国家，如日本、德国、葡萄牙等国的刑法中有关环境危险犯的规定可以为我国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设立提供很好的参考。

（三）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之确立

诚如台湾学者邱瑞智先生所言，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那么,我国在认定污染环境的犯罪时,是否也应该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呢?笔者以为，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污染环境犯罪中，究其原因:①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复杂多样,同一危害结果可能是由多个排污者排放的有害物质所致。②各污染物排入环境后，相互间及与周围环境要素间发生了各种化学物理反应和作用，致使各污染物是否导致某种危害结果在科学上难以证明和判断，鉴定结论的准确度受到很多因素（特别是科技水平）的制约。历时十多年才确诊的日本水俣病便是一个典型例子。③环境污染行为是持续作用的，潜伏期很长，这一方面使因果关系表现出不紧密性和隐蔽性，另一方面则由于历时久远，证据容易消失，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连接方式更加困难，费时费力。④日本等国家适用推定原则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环境犯罪适用该原则是有效可行的，它不仅使污染环境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受害人得到及时救济，而且又不失科学，避免了无休止拖延诉讼时间，提高诉讼效益。[9]但是，由于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实质上是在法律上无法直接明确查明因果联系时的一种排除其它可能性的推论，这种间接反面得出的结论有出现偏差的可能，而且，用推定来认定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无罪推定”的否定。因此，在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认定环境犯罪时，必须把握以下两个前提：一方面，必须把握一定的范围，即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仅在有关污染环境类的犯罪中才可适用，在认定破坏自然资源犯罪时，仍应恪守传统的严格因果关系理论。另一方面，“推定”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对这种推定的适用必须有足够的其它证据加以证明，以排除其它可能性，具体包括：①企业在生产中排放了污染物；②客观上直接证据无法获得，污染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不可能查实或难于查实，如尚无排放标准或环境质量标准，科学上无定论等；③调查统计方法应符合科学技术规范要求，结论应符合盖然性（没有某原因就没有某结果）和必然性（有某原因才有某结果）。

环境犯罪范文篇9

我国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即属于典型的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罪。

德国于1980年3月28日公布修正了《环境犯罪防制法》。在此之前，附属环境刑法犯罪繁多，如联邦污染防制法、水务管理法、化学物品法及营业法、空运法、植物保护法、DDT葡虫防治法、动物保育法、药剂法等均有刑事制裁的法律规定。该法公布后，在刑法典中增订第28章“破坏环境之犯罪行为”有关环境刑法条文。90年代初，德国又开始了“环境刑法的基本改革”。1994年11月1日生效的第二部反环境犯罪法，即第31部刑法修改法，进一步加强了刑法对环境的有效保护。1998年11月13日公布、1999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刑法典第29章为针对环境的犯罪行为，其中水域污染罪等条款都有过失犯的规定。现行《俄罗斯刑法典》第26章规定了“生态犯罪”，其中包括了相当于中国刑法分则第7章第5节的一些条文，比如第248条违反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的安全处理规则罪、第249条违反兽医规则和植物病虫害防止规则罪。该法典其他的罪名则属于环境犯罪的范畴，其中，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规定，因实施这些行为而过失致人死亡的，应当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但这些规定基本上属于加重责任要件，并非典型的过失犯罪条款。

日本1970年《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3条(过失犯)规定：“工厂或事业所，因其事业活动殆于为业务上必要之注意，排出有害国民健康之物质，致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以危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二百万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三百万元以下罚金”。该法还规定了法人犯罪的两罚制以及推定的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现行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日本为参照，基本上采用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将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则定位于行政管制法之内的附属刑法中。对于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到1991年5月6日水污染防治法、1992年1月16日空气污染防制法修正后，才建立环境刑法的核心。然而早在1972年，因为过失污染水体的案件，在法庭上曾以公共危险罪，首度被刑事不法加以制裁。台湾环境刑事立法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缺乏固定模式，在行为人罪过形态方面很难找到可供评释的规定，但多数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应包括故意和过失。(注：参见赵秉志、王秀梅：《海峡两岸环境犯罪之比较研究》，载《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2期，台湾刑事法杂志社编印，第22～23页。)

香港的污染管理条例，包括《水污染管制条例》、《噪声管制条例》、《保护臭氧层条例》，以及《环境影响评估条例》，都是环境刑事法律。(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香港环境刑事责任主要建基于严格责任，即犯罪者无论是否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触犯污染管制条例导致环境污染，都要负刑事责任。除对少部分的违法行为以明文采取犯意原则外，规定故意犯罪方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有关条款没有此规定的，则属于严格责任犯罪，因过失违反污染管制条例而导致污染也须承担刑事责任。(注：参见卢永鸿博士论文：《环境犯罪的立法与司法——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01年版，第137、142页。)

二、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

在英美法国家，处罚法人犯罪在判例中已成为今日之主流，其理由是基于社会需要及公共政策之目的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遵守罗马法“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nonpotest)之原则，欧洲近代虽有愈来愈多理论采赞同法人有犯罪能力之倾向，但在实务上而言，仍以持否定见解为主流。各国立法趋向，仍仅在行政刑法上承认法人之刑事责任，传统刑法上仍不设处罚法人之规定。(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与此相应，环境犯罪中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从各国立法例上也分为三种情形(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一是，肯定法人应负环境刑事责任。通常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纳。其理论根据有两种：(1)间接说。其并不认为法人应为责任主体，但认为法人在一些情形下，为了规避责任，会利用第三人的行为或事实为掩盖或转移其责任。因此认为，“因间接承认受雇人之行为之犯罪侵害环境，即应视为法人应负违反之责任”，除非该企业

能够证明受雇人的行为为企业所全然无知，并非其同意，且对其行为已尽预防责任。(2)直接说。认为法人(企业)本身即应视为犯罪主体。采取法人应负责任的国家为英美国家，但是如荷兰、丹麦、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及以色列等国法也采取这一观点。我国刑法第338条和第346条也规定，单位可以成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二是，否定法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取。理由如上，即法人具独立人格，不为他人之行为结果负担责任，且刑事责任为专属，不得由他人代替。三是折衷说。即认为法人不具有负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是却

以罚金或罚锾方式制裁处分法人。如比利时，即不认为法人负担刑事责任能力，也因此不能令其受罚金，但认为其组织、受雇人或委托人应负担民事罚金。其它如德国、挪威、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也基本属于此种类型。比如日本，在刑法中对法人犯罪持否定态度，但是其行政法规上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比如前引的《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采取两罚规定，将法人作为犯罪主体之一，该法第4条规定：“法人之代表或本人之人、使用人或其它从业人员，关于该法人或本人之业务，犯前二条之罪者，除处罚该行为人外，并科法人或本人以各该本条之罚金刑。”(注：德国在外汇、租税法规设有处罚法人的规定，或在经济法规中设有对法人或其它团体科处罚金之明文规定。瑞士在警察法、行政法、经济法、保险法设有对团体处罚金之规定。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页。)

现代公害的发生，大多源于事业活动，而事业活动则大部分采取法人组织形态，所以可以说环境污染的发生乃法人之行为所致。将法人(单位)作为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主体，从刑事政策上讲，会比较有效地规制企业行为，使其尽责地履行从事生产、经营时应秉持的注意义务；对法人企业(单位)的不法行为采用民事制裁、行政制裁的效果不高，而对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又因有法人企业(单位)的成员众多，难以具体确定该负责的具体责任人；法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之不法行为，应当予以相应的非难，以防止因法人活动所造成的有害结果(注：参见黄家烈：《法人犯罪与组织体责任论——以公害犯罪为中心》，载《现代刑事法与刑事责任》，蔡墩铭教授祝寿文集，台湾刑事法杂志发行1997年版，第337、343页。)。因而，从立法上承认法人(单位)在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必要的，而且也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承认法人负刑事责任，其还应对两个问题予以关注(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1)何种法人应负刑事责任。在英国及荷兰，私法人或公法人均有负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严格区分公法人和私法人，从刑法典第30条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看，实际上认为这两类法人都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2)如果法人应负刑事责任，那么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自然人代表是否得免其责任?对此有两种制度：一是，法律如果规定法人应直接负刑事责任，其高级干部得免受刑罚，如美国1899年河川及港口法。二是，刑事责任仍同时落在法人代表人身上。如我国刑法典的规定，荷兰法1969年11月13日水污染防治法第29条，对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责任规定也属于这一类型。

三、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之法益

传统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依大陆法系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个人、社会、国家，即以“人”为保护重心，此为刑法法益的中心。环境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竟属于独立之环境法益，还是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所谓独立之环境保护法益，是指以“环境”本身为保护重心，公害行为如对环境造成侵害，则为已对法益造成破坏，不必探究是否对“人”之生存环境造成具体或抽象的危险；双重之法益，则与这一概念相对应，即法益侵害还包括对人的生活环境形成侵害。前者完全以环境本身为考量重心，对环境保护而言，无疑最为直接，也最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但是环境刑法的目的并不是在于消灭合法之事业活动与发展，所以应当以“人”之健康与安全为保护作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目的。

德国环境保护刑法，承认所谓独立之环境法益(EigenstaendigeUmwelt-Rechtsgueter)、双重之法益保护(DoppeiterRechtsgueterschutz)即超个人法益(UeberindividuellenRechtsgueter)或生态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eineKombinationvonoekologischenundanthropozentrischeInteressen)的保护。德国刑法典第29章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保护法益就是环境，不过这一法益不是在一个宽泛的、非实体意义上，而在其不同的介质(水、空气、土壤)及其他表现形式(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环境)上来理解。(注：参见Karl.Lackner、KristianKuehl：《德国刑法典注释》,C.H.BECK''''SCHEVERLAGSBUCHHANDLUNG,MUECHEN1995。)对环境的保护，最终还是要保护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除了侵犯个人的法益外，还侵犯生态学的法益，从作用上说，生态学的法益是为了社会公众的，因此是一种应当加以保护的超个人的法益(注：根据德日刑法理论，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为个人法益与超个人法益。这一分类也为我国刑法学者所主张。参见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页。)。(注：参见王世洲著：《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8页。)

日本在其不同的有关环境的法规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保护客体：《公害对策基本法》中列举了国民健康的保护，加上生活环境的保全。在其所谓“生活环境”中认为“包含了对于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植物及其成长环境的保全”。《空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也是以生活环境保全为目的，但以其对于违反排出基准的处罚为中心，环境保护视为间接的(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日本刑法修正草案，对环境犯罪刑法化，采修正刑法之方式，从刑法公共危险罪章中之相关条款入手，因而可以认为日本仍以人为保护法益为中心，间接的对环境加以保护，从其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即可以看出其为双重之法益保护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之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之重大行为，在刑法上评价，即直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因此，环境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实害，故以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台湾公害法学者邱瑞智亦持相同观点。(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因此台湾环境犯罪的法益保护上，即兼顾公害防治与自然保育。

中国刑法学界关于环境犯罪的客体大致有四种学说(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即环境保护制度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复杂客体说。这里涉及到“环境权”概念问题。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

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从而提出“环境权”的概念，并视为基本人权(注：参见同利平：《试析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20页。)。在此之前，美国于1969年颁布的《国家环境政策法》也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环境权的概念，其第3条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都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中国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及其它组织和国家，环境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注：参见王秀梅、杜澎著：《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8年版，第9～10、9～10、10页。)

关于环境犯罪法益(保护客体)的明晰，也就清楚了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中国也和大陆法系国家理论界的争鸣一样，提出了独立的环境法益即环境权，但非“环境”。依照德日的理论，环境权也属于超个人的法益，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这一权利却又是同时属于每个人以及个人的集合——国家和社会。因此，可以说环境权实际上是个人法益、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重叠体现，进言之，以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恰当的。因此，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法益即应为环境权。

四、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因果关系

环境法上关于证明民事责任上因果关系的困扰问题，在刑事犯罪责任的因果关系上也同样存在，即在于必须证明犯罪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外，还往往涉及到证明长期潜伏性污染(比如辐射污染)或扩散性的污染损害(如有害化学物质)，这些均须予以注意(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注：参见柯泽东著：《环境法论(二)》，台湾，个人发行1995年版，第190～192、193、234、235、178、178～179、180页。)：

美国及法国法对于这一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及企业结构之变动，逐渐从一般受害人与工厂污染加害人间而移转为一般受害人与工厂加害人、环保团体、居民集体与多国籍企业及国营事业间的原、被告关系。但是由于原被告双方经济地位之悬殊，以及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经济与工业的大发展，举证责任一直偏向于工业界。1970年以后，由于法院实务改革以及立法变动，而趋向于受害人原告的保护，而举证责任也开始向原告倾斜。

加拿大法上，刑事法异于民事法上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在民事立法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除非被告能证明行政管制法上的污染标准规定为不法，或其所采取的标准在性质上不当，或取样分析或鉴定之结果有瑕疵，否则推定被告对其行为结果应负民事责任。在刑事法上，至少在若干法规，对污染犯罪采取单纯的推定责任，只要于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之结果提出证明的，就构成犯罪(推定因果关系)。如1970年6月26日的加拿大水防治法规定。又如，北极地区水防治法及安大略湖水资源法的规定，被告如果不能举出反证，就分析证明书或报告书上陈述的事实，推定其具有因果关系。

澳大利亚法与加拿大法不同，1972年澳大利亚清洁水法，将举证责任置于原告。该法要求水污染事实经行政机关证明确实违法超过法规上之标准界限而赋予原告权利时，原告(受害人)仍应提出“决定性之推定”事实，以证明是被告之行为导致水污染。

德国法自1972年以后，法院实务上曾有就因果关系之举证责任由被告负担之判决，如果被告无法证明时，则推定污染所生受害事实，即为被告行为所致。

日本《环境(公害)犯罪处罚法》第5条明定因果关系推定，即只要证明工厂或事业营运中所排放的有害物质，已达足以使公众的生命或身体遭受危险程度，而于其危险物质所排放的地区内，因同种物质所生公众之生命或健康发生危险的，在法律上即推定危险是其排放的物质所造成。日本法上规定此一推定之效果为：因果关系应由法院推定，由被告反证，被告只有在提出的反证成立时，才能免除刑事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邱瑞智认为，公害现象严重到对生命、身体或健康产生具体危险时，常经长久期间即广大空间之积聚，且有毒物质之检验及其危害程度之确定，常涉及极高深之科学技术，因此，在因果关系的追踪上，既相当复杂，而且极端困难。如欲严守传统之相当因果关系，则公害犯罪之适用，必绝无仅有。故疫学的因果关系说和推定原则的出现也属当然。(注：参见邱瑞智著：《公害与刑事责任》，载台湾《刑事法杂志》第16卷第5期。)何为“疫学的因果关系”，日本学者大zhǒng@①仁指出：“与公害犯罪等相关联，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即，在存在疫学的因果关系时，是否可以在刑法上认定为存在因果关系呢?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疫学上所采用的因果的认识方法，某因子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234、235、178、178～179、180页。)但是即便如此，对于已经发生实害的环境事故，仍要考虑危害行为与这一实害的因果关系，显然是无法回避的；同时如果着重行为无价值来评价环境危害行为的不法，从而扩大环境犯罪的成立范围，是否有违刑法的谦抑，也值得考虑。

就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而言，判断危险状态或结果状态与环境危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如何界定或者判断这一因果关系的成立，必须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突破。从实务上讲，显然适用推定原则比较有利。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是否有违无罪推定原则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的有关举证责任的基本制度也值得研究。不过，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人或单位，强化其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无疑是正当的，而在诉讼中予以较为严格的义务负担也有必要，这有利于环境的保护，预防和惩治环境危害行为。

五、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客观特征比较

由于资料所限，这里仅大致比较我国、德国、俄罗斯(注：如前所述，俄罗斯的立法例并非典型过失犯罪的立法模式，但是这里将加重条款单独提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的规定并与其他立法例比较。)的立法例的基本差异。中国刑法典直接以一个独立的条文来规定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俄罗斯的立法例则在数个条文中将过失行为(尤其是造成人员伤亡的结果)作为加重构成，并没有规定独立的基本犯罪构成；德国立法例则是在多个破坏环境资源的犯罪构成中先行规定了故意犯的犯罪构成，而后又通过引证罪状的形式规定过失犯的条款。这里首先有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但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更主要地在于立法者对环境犯罪的规制范围以及程度。中国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根据其犯罪对象可以分为过失污染土地、过失污染水体、过失污染大气、过失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过失倾倒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过失倾倒有毒物质以及倾倒其他危险废物等更为细化的具体构成，这样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国立法例与俄罗斯、德国的立法例的一致性。但是，中国刑法典并没有规定以这些物质作为对象的故意犯罪(注：当然，如果行为人故意倾倒含放射性物质的废物、有毒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则可能根据中国刑法典第114、115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只规定了一个单独条款的过失犯罪。从立法的差异上，可以看出，实际上这表达了不同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的不同态度：(1)在俄罗斯的立法例中其犯罪面扩大了，例如污染水体罪和毁坏土地罪，其基本构成的罪过形式为间接故意；违反生态危险物质和废料的处理规则罪的基本构成则是一个危险犯；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则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引起了犯罪对象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的改变，即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环境资源的具体损害，也都构成犯罪。(2)在德国立法例中，这种犯罪面扩大的情况也是存在的。空气污染罪、与危险废物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6条)、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与放射性物质和其他的危险性物质和物品的不许可的交往罪(第328条)(注：但第328条第3款则属于具体的危险犯。)、危害需要保护的区域罪都属于抽象危险犯；造成噪音、震动和非离子辐射罪不许可的设施运转罪(第325条a)、通过释放毒药造成的严重危险罪(第330条a)则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根据水域污染罪的规定，只要改变水域的性质就构成犯罪既遂，从表面上是一个结果犯，但是如果从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害、资源破坏这一后果看，则其也属于一个潜在的危险犯构成。土壤污染罪(第324a条)的规定也就有危险犯的特征。与中国的立法例相比，其惩罚面大大提前了。从中可以看出，尽管三个国家的立法者对环境危害行为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刑法立法中进行了必要的体现，但是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在惩罚范围和惩罚力度上显然更为有力。

六、对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现行立法完善之建议

我国现行刑法典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计9个条文14个罪名，但是对诸如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土地、噪音污染的危害行为却没有规定独立的条款予以规制，有观点提出应当规定独立的罪刑规范(注：参见付立忠著：《环境刑法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从上文的外国立法例举示中可以看出，我国

现行刑法典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规定得比较简约，除此之外，是否有必要对这类犯罪规定特殊的程序性条款以及其他规定也值得研究。笔者认为这里要解决二个认识上的问题：

(一)是否规定危险犯条款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罪状表述分析，属于过失实害犯的范畴，过失实害犯相对于过失危险犯而言。该条的罪状结构可以概括为：故意危害行为+对结果存有过失。进言之，“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不仅是犯罪的罪过认识要素，而且是犯罪成立的必备条件。而单就故意危害行为(即“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本身却是不可罚的。这一点俄罗斯和德国的立法例有很大不同，如前文所述，其在刑法典中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故意的危险犯条款，甚至是抽象危险犯的条款。如果将我国刑法典第338条中的“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的行为孤立出来，或者加以分解的规定，并规定独立的法定刑，那么就属于所谓抽象的危险犯类型了。设若如此规定，其在立法上和司法适用上的效果就会有变化：(1)不要求有具体的犯罪后果，即舍弃了造成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具体犯罪后果这一犯罪成立要件。因此，在犯罪成立范围上，行为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行为成立犯罪的时间即大大提前了，其成立犯罪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2)控诉机关举证责任的减轻，就是说，控诉机关只要证明行为人有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等物质的行为，而该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危险，那么就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则可以在认定此项举证事实的情况下认定行为人有罪。换言之，控诉机关没有必要特别证明犯罪后果的发生，尤其是犯罪后果尚没有显现出来或者很难取证的情况，同时相关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也可以免除。所以，要不要在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规定故意的危险犯乃至规定故意的抽象危险犯，确实牵涉到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

(二)是否采用间接故意犯的规定模式

俄罗斯刑法典中的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污染水体罪、污染大气罪、污染海洋环境罪、毁坏土地罪都属于间接故意犯，即法律要求行为人对构成实害结果或者危险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既非积极追求，也非不情愿。根据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而放任这一结果发生的，则不应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论处，比较恰当的适用条款是刑法典第1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2条的规定或者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来定罪处罚。设若行为人明知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废物等物质的行为会造成水质、土壤、大气质量发生恶化而仍有意为之，并且形成相当程度的污染却没有造成具体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则在刑法上是不可罚的。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的有关条款规定，则类似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比如，违反危害生态的物质和废弃物的处理规则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只要“构成严重损害人的健康或环境的威胁的”即构成犯罪；污染大气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要具备“造成空气的污染或自然性质的其他改变”即构成犯罪；污染海洋环境罪属于结果犯，但是只有具备“污染海洋环境”的结果即构成犯罪，而所谓“污染海洋环境”具体是指向海洋中投放可能使海洋环境质量恶化、限制其利用、导致海洋生物资源毁灭、减少、枯竭或患病的物质和材料(注：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5页。)；毁坏土地罪属于结果犯，而其构成结果为“人的健康或周围环境受到损害”。在这种立法例的情况下，行为人所预见的犯罪后果与事实上发生的犯罪后果相比“重大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这一后果而言，是比较轻的，因而其犯罪成立的要求也相对于以“重大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作为犯罪结果”的立法例低，可以说，对犯罪评价的重点也就从犯罪的具体结果上转移到危害行为本身。在这种立法例下，规定间接故意犯也就顺理成章了。是否采取间接故意犯的立法模式问题，在实质上是如何规定犯罪的构成结果或者危险的问题，这也需要立法者进行选择。

就我国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应当置于整个环境刑法规范体系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要将环境刑法规范的总体完善的问题首先提出来，而后在这一体系中解决过失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有四个方面可以作为改进的方向。

1.应当根据环境资源的具体构成要素作为犯罪对象

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规定以这些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对此可以考虑德国的立法例。现行刑法典第338条将土地、水体、大气的破坏规定在一个条款中，尽管比较简约，但是由于这三种环境要素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在具体犯罪中表现形式也就不同(注：严格从语法上讲，第338条也是存在问题的。由于该条中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为选择关系，如果进行词语组合就会发生不搭配的现象，如“向空气中倾倒”、“向空气中处置”这样的语法错误。)。如果规定了以这些环境构成要素为对象的故意犯罪，那么也应当将相应的过失犯条款规定在一个法条之内，以不同条款出现。

2.应当周延各种严重的破坏环境危害行为

现行刑法典中对于破坏环境资源的危害行为的广度是认识不足的，诸如噪声污染、违反防治污染义务、破坏草原、破坏植被等危害行为并没有予以犯罪化，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也具有相当的刑事可罚性。因而在规定这些形式的故意犯罪的同时，有必要在相应的条款规定过失犯罪。

3.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

为了有效惩治环境业务过失犯罪，有必要规定过失危险犯条款，当然由于过失危险犯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大大提前，因而在立法选择上应比较慎重。同时，笔者认为，规定过失的具体危险犯是可行的，而不应当规定过失的抽象危险犯，否则可能导致犯罪面的过度膨胀，同时也会在司法适用上造成被滥用的弊端。

4.立法技术上的完善

除了考虑罪状表述更加明确以外，在刑罚规定上要有所改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罚金刑规定缺少明确性，有必要在法条规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如何确定罚金刑的

量刑标准，是法定刑配置科学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关键是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罚金刑量刑指标，笔者认为，在数额确定上可以将犯罪地居民最低生活水平所达数额作为基本的量刑指标，理由在于任何犯罪是对刑法所保护现有社会关系整体的侵犯，作为社会成员的居民即便没有遭受到具体犯罪的侵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却因此而遭到威胁，因而也构成对其权利的潜在的侵犯；以犯罪地的居民最低生活水平为标准，则考虑到犯罪毕竟存在于一定的时空关系而具有个别性，因而将之置于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考察是适当的。在确定量刑指标后，则规定一定的倍数幅度作为适用的选择范围。这种规定方式优势在于，既考虑到量刑标准的统一和合理化，又注意到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注：参见拙文：《贷款诈骗犯罪之比较研究》，载高铭暄、赵秉志主编：《21世纪刑法学新问题研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环境犯罪范文篇10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本文根据我国目前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现况，结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法规条例，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和惩罚方式两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论述及思考。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本文在对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的论述及思考后，认为：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

结论：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关键词：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安置补偿土地利用

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出现了大量严重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给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此类行为，必须予于刑事制裁，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有效的遏制环境形式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有力地打击严重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可是刑事法律责任作为犯罪行为的一种制裁，虽然早已经存在了，但是把它运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很多方面和内容还值得完善和商讨，现通过该文，对环境犯罪的几个问题做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的规定，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情节严重或后果严重的行为。由此可见，环境犯罪的主体应该是不仅具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应具有严重情节和严重后果的行为人。这样的认定是否严谨，是否对环境保护有利呢？我们可以联系目前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来探讨一下。例如，全国各地大小烟筒目前仍有不少冒着黑烟，但是人们司空见惯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因为很多人眼中的污染者只有一、二个或者少量的烟筒，污染小。有关方面对于这类“案件”也往往以行政处罚了事，人们尤其是行为人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什么犯罪感。我们再看看另一具体事例：2000年6月16日参考消息《治沙种树保首都碧水蓝天》一文，报道了“人为的破坏加剧了西北地区生态的恶化”。该文的记者看到了“草原游击队”正起劲的挖地，搂发菜，拽甘草，西北大草原遭受铁耙疯狂的搜刮蹂躏。每年下雨季节，数十万外地大军不顾政府禁令，成群结伙的开进内蒙古草原疯狂采掘，草场如同剥去一层皮。据说，一斤发菜要以破坏20亩草地为代价，一斤甘草会令近10亩草场变为沙丘。内蒙古已有近三分之一约5.8亿亩的草场沙化、退化。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和后果。难怪我国的沙尘暴愈来愈强烈，一年比一年次数多。

上述事例表明，就单个行为人而言，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也许是微不足道，正如一二个小烟筒冒烟，影响的范围有限，也易被大气稀释，但千百个烟筒冒烟的后果就严重了。因而从整个大生态环境的保护着眼，从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可以肯定的认为这类行为就是十足的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童海保曾经提出，打击环境犯罪须用重典。英国的《空气清洁法》规定，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故意或过失的主观恶意性，只要烟筒冒浓烟的，就应该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个人认为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的不完善性，以及我国环境日益严峻，已危害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况下，应该加大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从而用法律的制裁来遏制环境形势不断恶化的趋势，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实践也证明，刑事法律制裁是保护环境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是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切实维护社会公众利益，表明社会对该行为的关注，要求全社会，尤其行为人加强责任心，促使人们小心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环境的结果，并明确自己在这些方面有义务严加防范。另外，加大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范围也有利于案件的起诉和审判，因为它无须证明行为人是否主观有错，这样就可以及时对案件进行处理，避免放纵犯罪。由此可见，在环境犯罪越来越严重和复杂的今天，加大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范围对制止环境犯罪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另外，对于单位企业作为环境犯罪的犯罪主体时，更应该加大制裁力度。因为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对环境造成重大污染和破坏的行为多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施的，企业单位是目前环境犯罪的主要犯罪主体。但在根据目前的规定，将企业作为犯罪主体的时候，前提是其环境犯罪行为必须是单位行为，而不是企业的个别人的行为，否则就不能追究企业的责任。目前划分环境犯罪行为是单位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的标准有两条，一是看实施环境犯罪的决定是由谁作出的，如果犯罪行为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主要责任人决定的，则应视为单位行为，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犯罪行为不是由单位集体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决定，仅是单位个别人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则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既是个人行为；二是看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如果实施环境犯罪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则应追究单位责任；如果实施环境犯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单位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其他人利益，即使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也不应追究单位的责任。

但是，我国目前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形式存在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国有形式、民营形式、合资形式、独资形式等等。很多企业单位的效益与个人利益相挂钩，单位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出现的环境污染或破坏的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相结合造成的，因而在环境犯罪上，如果对单位作为环境犯罪主体的制裁力度加大的话，那么依附在单位利益之中的个人利益也将受到影响，从而使单位和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意识增强，达到遏制环境犯罪的发生，使得环境保护得到相应的改善。

更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每个社会主体都应该为其行为负责。企业单位作为一个社会的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应该为其行为负责，应该承担起维护我们公共的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企业单位追求经济效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能以牺牲公众的环境利益为代价。固体废物、污水、废气的排放，资源的破坏，势必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侵犯公众的利益。如果这样的行为没有人负责，受不到国家社会法律的制裁，这就将导致社会的一种不公平。从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来看，有关的法律法规过于简单，用语含糊，可操作性不强，很难成为公民主张环境权的直接依据。即使有行为人对环境污染破坏的事实存在，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也不会被公众要求侵害赔偿。但是企业单位和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认识到环境保护既是自己的义务，更应该是对社会应负的一种责任。可见，加大对企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犯罪的处置力度和认定范围，将是对各个行为主体的增强环境意识的一种有力的鞭策。

总之，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该加大、加宽对环境犯罪的主体认定的范围，运用刑事法律制裁这个强有力的手段去遏制社会上各种危害环境的行为，变相的增强国民的环保意识，从而使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为我国持续健康的发展做好保障。

二、环境犯罪的惩罚方式

“2002年4月6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石宝镇村民黎伯伦携带镰刀、火柴到本村自家责任地铲烧杂草，燃烧的杂草被风吹到田边的山林里，引起森林大火。黎伯伦与闻迅赶来的村民于当晚11时将大火扑灭。县林业局技术人员勘察结果表明，此次大火烧毁林地458亩、树木29848株，共计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经法院调查分析，他因过失毁林被判缓刑，并承担在被毁的林地上栽种树木。”

该案按照常规，犯罪人黎伯伦将被判处几年剥夺自由刑，并且要赔偿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1万元。显然本案犯罪人无力赔偿，那么犯罪人服刑完毕后，对于造成的损失只能不了了之。这种常规判决把主观恶性不大甚至是根本没有主观恶性，也没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收入监狱之中，强制剥夺自由，这种判决会起到刑罚的预防作用，使得犯罪人及其周围的群众引以为戒，但是对于造成的环境损失却丝毫得不到弥补，只能由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恢复。目前，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千亿元。这样巨大的损失都由国家来补救，负担沉重。而且过失导致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将被隔离在监狱里，度过几年时光，也不是最好的惩罚方式。

而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多数由于主观的过失造成，犯罪人不具有主观恶性，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将这些犯罪人收监执行刑罚，对犯罪人的主观改造是一种过剩，环境损害也得不到补救。不如像该案中古蔺县人民法院判其种树，这种艰苦的种树劳动对犯罪人是一种惩罚，对周围群众也是一种警示，会实现刑罚的预防功能，更重要的是会使被毁荒山得以恢复。

无独有偶，2002年12月初，湖南省临武县法院对滥伐林木的犯罪人王双英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在缓刑期内要植树3024株，成活率要求在95％以上。该案的临武县法院也是判令犯罪人种树来弥补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可见对环境犯罪的犯罪人制裁的特殊性已开始被我国司法界所注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案中法院判决都援引了缓刑制度，因为如果不援引缓刑制度，犯罪人无法种树。如果直接判犯罪人种树，意味着犯罪人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是因为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自由刑和罚金这样的刑罚手段，而没有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而我国刑法关于缓刑制度的规定是适用于那些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主观悔罪态度好的犯罪人。那么如果犯罪人按照规定应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无法适用缓刑制度，也就无法去弥补造成的环境损失了。而且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两个判决中，有实质意义的是判犯罪人种树，而不是刑罚监禁。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应该增加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规定，那么运用刑事法律手段保护环境将更加有效，更加有实质性的意义。

国外已有针对环境犯罪适用重建被损害的环境这种刑事措施的规定。如1997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6章有关环境犯罪及处罚的规定中普遍规定了一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的刑罚手段。如第250条对“污染水体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100～200倍或被判刑人1～2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5年以上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1年以下的劳动改造，或处3个月以下的拘役。”第254条对“毁坏土地罪”的处罚规定为“处数额为最低过去报酬200～500倍或被判刑人2个月～5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下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两年以下的劳动改造。”等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关于环境犯罪普遍规定的这种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就是责令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去恢复被损害的环境。有了这种刑罚手段的规定，法院可以对合适的环境犯罪人直接判其用劳动去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从而达到在惩治环境犯罪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趋势，使被破坏的环境得以恢复，最终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应该针对目前的国情、社会氛围，以及公民的环保意识，充分根据环境犯罪的特点，规定类似“责令恢复环境”的刑罚手段，使那些因为过失导致环境犯罪或主观恶意性不大，并且主观认罪态度又好的犯罪人能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自己破坏的环境。上述案例，也充分证明这样的惩戒方式既惩罚了犯罪人，警示了周围的群众，防止同类的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恢复环境的负担，又使环境得以恢复，是一举两得的好方式。这样的惩戒方式也使得刑事法律制裁对环境保护的实质性意义增大，是国家和人民保护环境的一种强力有效的保障。

三、结论

综合以上对环境犯罪两个方面的论诉，我个人的结论为：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条规不够完善，以及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普遍不高，环境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为了使社会和谐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借鉴“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加大刑事法律制裁来保护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环境。其中加宽对环境犯罪主体的认定，并且在惩罚的方式上以剥夺犯罪人自由及罚金和责令犯罪人恢复环境的形式相结合将是目前环境保护的一种效率较高的方式。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法》张梓太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环境管理学》王学华主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环境质量评价学》叶文虎、栾胜基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