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范文10篇

环境法范文篇1

现行环境法对环境利益消极保护态度的形成既有客观方面的限制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限制主要是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经验的不足，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立法定位不清、法制建设盲目以及理论研究浮躁。笔者认为，主观因素是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指导思想陈旧

现行环境法在把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问题上一直暧昧不清。从理论上讲，环境利益应当是环境法的基础，环境立法应当围绕环境利益展开，然而现行环境法中环境利益的定位一直不明朗。中国环境立法最初是为应对国际环境保护的浪潮和国内环境问题的现实而生，那时中国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下，人们还在为温饱挣扎。此时，环境利益还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利益群体，因此环境法将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等作为法益，环境利益只作为一种反射性的利益而存在，在客观上得到了保护，但在主观上并没有被环境法所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利益逐渐崛起并独立为一个新的利益种群。立法者认识到这一点并逐渐扩大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的空间，这种扩大主要是以增加环境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从而加强对环境公益的保护来实现的，走的是迂回路线，仍未能突破初期环境立法的设计格局。环境立法对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欲语还羞，避免直面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的呼声。在这种立法思想下，环境法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选择上也对环境利益持回避态度，导致了环境法整体上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环境立法指导思想陈旧也是消极态度的产生根源之一。环境立法之初，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这种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环境法体系，其立法原则及法律内容都带有浓厚的行政隶属色彩，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明显侧重于前者。随后的环境立法也没能突破最初的指导思想和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建立还使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立场相对让步。环境法一些基本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各项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适用范围不够明确统一，内容规定较原则，缺乏配套法规，缺乏操作性。在这种指导思想和基本制度下，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法制建设盲目

世界各国环境法部门法体系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爆发式”的立法过程，中国也是如此。自《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环境法的法律体系。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对策性立法的产物，立法指导思想陈旧，立法过程缺乏规划，立法技术水平有限，照抄照搬现象严重，并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划分的痕迹。盲目的法制建设导致了现行环境法体系的诸多问题，如：（1）环境法体系结构不合理，重污染防治，轻生态保护，各单行法之间协调性差，重要领域存在立法空白；（2）法律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较差；（3）法律内容存在缺失，法律制度层次不清，基础法律制度与具体法律制度易位严重，法律责任要求不严，重行政制裁，司法途径有限。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盲目的法制建设并未停留片刻对此加以思考，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以至于最初不成熟、不合理的框架仍被沿用。这种结构不合理、内容存在缺陷的环境法体系自然无法对环境利益实施全面的保护，不合理、操作性差的制度设计也无法对环境利益实施有效的保护。

（三）理论研究的薄弱与浮躁

环境法理论研究的不健康状态也是形成这种消极保护态度的原因之一。现今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相比其他部门法而言还比较薄弱，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它一方面对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存在“色盲症”，盲目遵循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环境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对预见性立法缺乏理论研究，致使相关法律制度得不到有力的论证和支持［2］。最为根本和致命的是，环境法学把标新立异作为荣耀，过分集中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沉湎于环境法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公益性”，不重视甚至无视对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扬，很多重要和基础的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认识，如环境法的定位和属性、环境法的法益、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分工与合作等，对环境法的运行尤其是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缺乏体系化的思考，整个环境法学界一心标榜“独立”，与其他部门法缺乏交流。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道：环境法不情愿承认自身的幼稚，一定要找到某种宏大雄辩、又能得到认可的理论前提；环境法具有勃勃雄心，将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视为己任，急于寻找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期望获得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法理基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环境法学沉醉于“新兴学科”的帽子之下，堂而皇之地吸纳了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所有学科，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包容性，可是事与愿违，环境法学非但没有找回自己，却失去了自我。因为无论是科学技术性还是公益性，都对环境法制建设没有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公益性甚至掩盖了环境法学公平分配环境利益、合理承担环境义务的本质。环境法学对后代人的利益、对地球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都有着终极人文关怀精神，却忽视了当今时代不同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而这才是最为紧要的［3］。浮躁理论研究并未给环境利益法律保护提供很大的帮助，环境立法找不到调整环境利益的更好方式，也只能继续走消极保护的道路。

二、对环境利益实行消极保护态度的反思

（一）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应然本位

首先，环境法的价值理念即环境法的精神向导，是环境法最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环境法的现象、规则和技术之上的思想性存在，既是环境法理论体系的灵魂，也是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环境法价值追求，如前文所述，应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环境利益，从一般层次上来讲即指现有的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体现法的“公平与正义”，但由于环境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特殊影响，环境法的价值更体现为秩序与效率的衡平。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指出，“秩序”是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①。在环境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中，“秩序”则体现为节制和有序。“效率”传统意义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运用到部门法中，则是强调法对资源分配中的权利义务保障和对优化配置的促进作用。环境法对“秩序”和“效率”的衡平理应与传统的“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相区别。这种衡平体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关怀，是一种更为长远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与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的目标相结合，即是长期提倡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环境利益追求的目标来讲，可持续发展是在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对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近期目标与远期期待的结合。它的基本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代际利益平衡，内容主要涉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特别强调生态的可持续性。为此，当代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中应当有所节制，从而为后代的发展保持同当代相同的环境质量和自然系统，同时保存具有美学、历史或生态价值的重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考虑到了当代人的环境利益，又顾及到了后代人的环境利益。并且，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与保护的统一，主张在充分利用环境的经济属性的同时，保持环境的生态属性和精神属性，它的内在要求希望人类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能够相协调，因此就需要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社会手段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整和平衡。这一理念对环境法的利益选择和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决定和指导作用。第三，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由于不同部门法的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作用的社会关系领域不同，各部门法的本位业是不同的［2］。环境利益是作为整个环境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利益而存在的，它的性质和地位又决定了环境法在诸多部门法中的性质和地位。因此，从业已成型的部门法的设立的角度看，民法的设立以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为本位；行政法的设立以行政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为本位；环境法围绕环境利益的保护而展开，自然而然的，其设立则是以环境利益为本位。这既是环境法设立的出发点，也是环境法实施的归宿。

（二）环境法应以保护环境利益为己任

首先，利益有多种形态，存在不同的种群，在法律面前，各种利益受到平等的保护，而在法律体系内部，部门法之间则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分工与合作。从本质上看，每个部门法都有调整不同形态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作用，这是部门法之间在利益保护中密切合作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法律对利益的认识是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利益在不同的法律中，其表现的形态也是不同的。因此，每个部门法在进行利益调整时都有所侧重，重点对某种或某些利益形态进行保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导法益，这就形成了不同部门法在利益保护中的分工。正是不同部门法之间在不同分工基础上的相互配合才形成了系统而全面的法益保护体系。传统部门法选择不同的保护角度和保护程度，对人身、财产、秩序三大法益进行交叉和有层次的保护。如宪法对三大法益作统领性的规定，民法主要保护个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行政法主要保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经济法主要保护社会经济秩序，刑法则对三大法益作兜底性的保护。但环境利益与人身、财产和秩序这三大法益相比又有着天然而明显的特殊性，因此，以上部门法在保护环境法益方面都存在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与当前环境利益的崛起，加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就构成了环境法形成的最直接也是做迫切的动因。因此当需要动用法律对环境利益实施保护时，环境法就必须主要承担这项任务。其次，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对这些利益进行平衡和调整。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环境法打破了以经济利益为保护核心的传统的利益格局。法律体系从此不再仅仅保护经济利益，还把环境利益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不仅关注本代人对环境利用，还关注后代人对环境的需求。整个法益格局自此发生了变化，环境利益与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管理秩序等共同成为法益大家庭中的一员。环境法产生于环境利益法律化的需求，它主要调整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部门法已经为保护经济利益建立起了雄厚的体系和制度，环境法自然应承担保护环境利益的重任，以环境利益为中心，环境法的体系和制度也应以保护利益为中心展开。也就是说，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的环境法在环境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上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并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采纳，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现代社会主要和重要的调整工具，其功能和实效是其他社会规范无法比拟的。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法律层面的落实。环境法就是法律展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舞台，环境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本位展开。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环境法的法律制度设计仍秉承近现代民法、行政法等传统的法律理论，以保护人身和财产利益、行政管理秩序为中心，尽管也保护环境利益，但却没有正面肯定，从效果上看环境利益只是保护人身、财产、管理秩序的反射利益。环境利益缺乏直接和正面的法律保护暴露了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保护态度不仅使环境利益的保障程度受损，还会对法制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日益严重。饱受各种灾害肆虐后，人们意识到了环境对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法律作为利益的最后保障，理应对人们高涨的保护环境的呼声作出积极反映。当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传统部门法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无法进行充分的救济，此时，伸张公平的担子就落在了环境法身上。消极保护环境利益的环境法显然无力担此重任。这样，受损环境利益就处于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状态。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污染者多是财力雄厚的企业，它们在社会生活所有的力量和地位要比普通公民强大，如果法律也消极应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的利益要求，无法保障他们的权益，那么法律追求的正义和公平价值将成为笑谈。的确，侵犯环境利益的行为一般都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当两种利益冲突时，法律应进行利益衡量并作出判断，但这种衡量绝不能歧视任何一方。各种利益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在法律面前应得到同等对待，既然民法、行政和经济法等传统部门法对物质利益等利益群体的保护已经非常到位，环境法没有必要还把这些利益群体作为保护的中心，而消极对待环境利益，环境法应当把环境利益作为保护的中心，并在制度层面积极作为，这不是环境法的惟一主题，但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三）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完善

环境法范文篇2

一、解读国际环境法

（一）国际环境法与各国环境法的关系。在国际法中，国际环境法是约束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为缔结的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制度，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重要的分支，在集成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同时，对各国间的环境保护义务和做出明确规定，各国间依照国际环境法的内容设立自己国家对环境立法，设立期间各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制度、内容和指导原则不冲突，结合各国家环境保护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具体按安排。（二）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组成。在国际环境法中对生态环境中的海洋及海洋生物、野生植物、大气层、空间环境保护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多项内容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生态环境化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生态保护方面，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经济结构提质行动，推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国际环境法中还涉及到《国际海洋保护公约》、《保护臭氧层公约》、《保护生物多样化公约》、《防止国际河流污染公约》等多方面环境保护公约和条约。国际环境法适用于国家间环境利于的保护及指导功能，是各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制定环境保护法规的重要依据，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保护自然环境是人类奋斗的最高目标，因为人在自然中就像许多灭绝的生物一样渺小，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保护环境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三）加强国际间合作对生态环境化的重要意义。大自然的环境不是独立存在的体统，国际环境化中对国际海域、大气环境、国际河流保护、宇宙空间和海洋生物资源等做出明确法律规范，就河流及湖泊而言，国家间常见的合作形式主要有军事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科学技术合作等领域，合作是为了保证各国间和平及安排的发展愿望实现的互动行为。随着国家间合作主体的宽泛、合作主体范围的扩大，二十世纪70年代后逐渐在环境领域开展合作。主要针对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环境资源恶化整治问题等多项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国家间的开展合作对生态环境化意义重大。各国回望过去的发展，从英国伦敦的雾都污染治理，到印度博帕尔事件，乌克兰的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到剧毒物污染莱茵河事件。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化污染的代价远不止眼前的经济利益，取得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需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各国间开展有效的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二、国际环境法对我国生态环境化发展的重要影响意义

（一）中国在国际环境法化发展中的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在世界舞台展现大国风采彰显责任与发展并存国际形象。1971年重返联合国前，由于国际地位的影响在早期国际环境法制定建立过程中未能参与。重返联合国之后，中国试探性地参与了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1972年到1992年之间，中国虽然也签署和参与了一些公约，得到参与合作的机会。而到以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为契机，中国开始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的缔结、签署和生效。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排放量的增加，中国逐步成为以气候变化应对为代表的国际环境协定的缔结、签署和生效的深度参与者和奉献者。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后，中国以负责任的姿态成为国际环境协定实施和落实的引领者。（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济发展是国家之间较量的关键因素，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党和国家认识到推动绿色发展对生态经济化管理具有重要的发展作用。作为现阶段重要的工作重点来管理，在党和国家深刻到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快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提升会环境保护的治理水平，通过构建生态宜居城市、绿色城市、海绵城市等扶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保护工作。

三、我国在国际环境法影响下开展生态环境化的保护措施

（一）构建生态环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随着各国政府在国内层面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做出了明确要求，在中国坚持走环境的可续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绝不是喊起来洪亮的口号，国家在践行负责任的大国时，努力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开展海洋环境保护禁止捕捞濒临灭绝的生物。通过建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约束企业的排放及整治的相关内容，对当前企业违法高成本、守法低成本力开展综合管理措施。从而有效抑制企业违法破坏环境的行为。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逐渐从解决人们温饱问题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过渡，认识到中华民族永久发展需要依靠生态环境保护做支撑，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思想，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的同时摒弃危害环境破坏而增长的经济模式。（二）强化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中国，随处可见全民生态环保意识主动增强，生态危机意识、节约意识与环保意识，从多方面强化保护环境，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机关单位到民营私企形成统一的生态环保意识，建立环境保护管理民间组织，宣扬生态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让全民认识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从身边小事做起。教育孩子树立坏境保护意识，从自己做起，使用可降解材料包装、开展无纸化办公、下班随手关灯、对垃圾分类处理、使用高效的低碳的燃烧材料等。从国家的发展而言，重视节能、绿色材料使用，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太阳能技术，利用可再生资源创作社会经济价值。在百姓的家中，普遍选用高效环保节能材料及装饰，为国家的节约用电做出了贡献。（三）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在环境保护工作上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交流，在学习的过程中挖掘其他国家先进的环保经验和生态治理方法，将科学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态环保技术借鉴到我国环境治理上。在环境保护上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与交流。对大气防治、河流污染及海洋生物保护等多方面开展综合保护措施。同时，国家在立法方面加强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设立环境保护监督机制，重点查处各类因破坏生态环境化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在治理排水污染物的管理上控制排放总量及排放付费等双重管理手段，对多次查处未整改的企业勒令停止营业整顿。

四、结束语

无论是国际环境法还是中国的环境保护法，都是对环境保护作出的巨大贡献，每个国家拥有对自己国家环境保护及开发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要求每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不对别的国家环境及资源构成威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要承担全球生态环境化建设重要责任，通过科学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使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天更蓝，水更绿。

参考文献：

［1］于兴安．当代国际环境法发展面临的内外问题与对策分析［J］．鄱阳湖学刊，201（701）：75-82+127．

［2］李秋艳，屈振辉．国际环境法趋同化发展的中国生态伦理贡献［J］．绿叶，201（75）：42-48．

［3］孙佑海．绿色“一带一路”环境法规制研究［J］．中国法学，201（76）：110-128．

环境法范文篇3

关键词：环境法律；主题提取；主题变迁；政策扩散

1引言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环境问题，在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事关人民福祉以及人民的未来，同时与“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息息相关。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纷纷响应，结合本省、本地区的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我国的行政体制决定了中央层级的单位对地方层级的单位具有绝对的领导力，地方层级单位在制定有关政策的过程中势必结合中央单位的文件、法律法规精神进行落实。所以从政策扩散的视角，对中央层级历年颁布的环境法律的主题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从中梳理出变迁脉络，为今后相关部门进行法律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2研究目的和方法设计

2．1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我国近20年来有关环境法律的主题变迁情况，为相关部门制定类似法律提供借鉴，发挥参考作用。同时为后续接下来的有关研究探索出一条较为可行的思路和新的方法。2．2方法设计。为完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上，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利用文献研究法，获取我国从1999年到2019年的环境法律文本，文献研究法的优点之一在于可以对研究样本进行反复研究而不用担心样本的损坏，同时成本较低，效益较高，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研究方式；内容分析法可以对样本文本进行定量分析，将定性的结论通过定量数据加以展示，是内容分析法的一大优点，可以让人们更好、更直观的对所研究的样本进行理解；统计分析法指对所研究的指标和数据进行描述性或者是预测性的统计，从中归纳出整体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实际情况作出一定的预测。结合本文涉及的研究方法，将前一年的政策定义为“前驱政策”，后一年的定义为“后继政策”，处理工具上选用北京理工大学张华平博士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平台（NLPIR）共享版。扩散比越大，说明当年的政策对前一年政策的继承力度较好，顺延比越高，说明本年度的政策可持续性越好，创新比越高，说明在当年政策中，相关部门在制定的过程中更好的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通盘全面的考虑，而非机械性的照搬。

3数据获取与分析

3．1数据获取。为使得获取的数据更加权威、准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信息中心负责运维保障的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条件为：选择“法律”，在检索框中输入“环境”，勾选“按标题检索”，其余条件默认或者不填，检索时间为2019年7月10日，共计得到检索结果22条。依次获取这22条法律文本的题名和内容，因为个别法律日期较为久远，对本文的研究价值不是很大，所以只保留2000年以后的数据，并按照年度分别进行存储。3．2数据分析。（1）法律颁布年度分析。对2000年以后颁布的法律按照年度进行统计，得到统计结果：我国环境法律在2000年以后有两个立法高峰期，分别是2002年－2004年和2013年－2016年。200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经指出，将保护环境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久坚持下去，并常抓不懈。通过环境保护，对经济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并保证内需稳定增长，从而达到“调结构扩内需”的目的，并将其列为“十五”期间的工作重点。同时中国的环保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立法过程全面覆盖”到“重点工程全程监督”，多角度确保环境得以可持续发展。（2）法律主题分析。将各个年度的法律文本导入NLPIR平台中，进行关键词提取，按照权重进行降序排列。法律文本主题从开始的以“国家”、“部门”、“单位”、“机关”以及“编制”等政府层面主要引导相关环境主题变迁开始，到以“社会”、“组织”等社会层面也参与进来发挥作用的局面，同时更加关注以“标准”、“法律”以及“污染物”和“海洋”等也纳入环境法需要考虑的范畴之中。说明相关部门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过程中也与时俱进，结合每年不同的工作对象和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灵活的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4结论

根据对上述符合要求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相关法律确实起到了遏制环境问题发生的作用，表现在P0指数较高，同时各有关部门针对每年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没有机械照搬之前的政策，而是进行了合理的调整，环境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象也随着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随时调整。

参考文献

［1］郭磊．论国际环境法的原则体系［J］．广西社会科学，2018，（11）：96－101．

［2］刘慧明，王珠翠．日本环境法中非规制调整方法及对我国的启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6）：55－59．

环境法范文篇4

内容提要:能源法设计能耗权交易、环境法设计排放权交易是实现节能减排归入经济发展机制的制度条件。

从“十五”规划到“十一五”规划，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一直让中国政府耿耿于怀。虽然有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14%的利好消息，“十一五”规划能耗指标能否下降20%，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能否达到10%依然不确定。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从发展低碳经济，气候变化政治走向高端，节能减排就成为中国政府的行动纲领，却没有成为企业和个人的行动纲领，以至于节能减排是政治却不是经济。在现行法律制度基础上，选择并设计安排产权交易制度，可能是节能减排从政治走向经济，特别是低碳经济的路径依赖。

一、中国碳排放是客观历史进程

中国现时的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匮乏决定了中国碳排放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过程。

（一）中国正处于大气污染的发展阶段

能源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与发展水平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经常是不可逾越的过程。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过程都是高耗能过程，而高耗能就必然会形成高污染。无论是技术与设备的大量采用，“新知识点的增长”，“城市生活”[1]（P85，P83）都会带来能耗水平的大幅提升。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都经过高能耗与重污染的历练。从资本原始积累到工业化实现，这些国家的污染曾经威胁到整个世界的发展。[4]（P5）。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并举的过程，技术与资本有机构成的集中，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基础设施与居住规模的扩大，人口密集与交通网络的发达都要以大量能耗作为支撑。特别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又进一步激励企业与个人释放偏好，进而推动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化石能源消费呈持续增加的势头。能源消费与财富成正比，与能源效率成反比。扎特基安“能耗第一法则”证明，“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能源需求扩大之间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增长与发展是以消耗化石能源为前提的，减排就意味着减速减财富。由于能源消费与财富拥有不仅呈正比，有时还可能从线性走向指数。于是减排可能出现指数性财富缩水。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会以牺牲经济增长与发展，或者牺牲财富来换得能源结构变革。让刚开始改善生活质量的中国降低生活质量当然也是困难的。

（二）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

在中国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及其形成的碳排放头痛时，世界却对煤炭态度有了变化。从躲避“高政治产品”石油风险，追求能源多元化开始，到清洁能源失望大于希望，追求经济可行的能源供应，煤炭竟也成为回归能源独立之路的一种选择。21世纪以来，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结构的国家对煤炭开发利用开始表现出兴趣。煤炭消费量的增加，可能会增加世界碳排放量，却可能会减轻中国压力。

无论是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还是提高能源效率都无法改变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煤炭碳为主的化学组分与工业组分决定了其是高碳能源。中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结构就必然是高污染重污染的，特别是碳排放。据国家统计局报告，持续高增长率让中国煤炭消费量从1990年10亿吨，增加到2008年的24亿吨，尽管中国煤炭消费比重在逐年下降，但“以煤为主，多元发展”的能源结构情势不会改变。煤炭燃烧不仅成为中国主要污染源，也将中国推向碳排放大国的境地。

（三）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匮乏与冲突

低碳经济是市场经济发育成熟到一定阶段的经济形态。鲁宾斯德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框架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向高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7]（P52）。据此，低碳经济的核心是市场及其基础上的法律与政策对技术的推动。市场经济是低碳经济的“核心”与“基础”，离开市场经济就根本谈不上低碳经济。

减排贡献率最大的能源效率在中国受到的制度羁绊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限制和制约了节能减排绩效。政府的强大让本属于市场行为的节能减排成为政府行政的附庸，甚至成为政府政绩的累赘。

二、政府强制无法替代产权交易

从低碳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出发，市场及其主体企业与个人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角，政府可以组织，可以引导，却不能替代，实际上也替代不了。只有当全社会行动起来，低碳经济才能成为现实。然而，在节能减排上中国政府演绎了从有限政府到无限政府的神话。实际上政府财力、政府能力与政府激励有限性在呼唤政府转向市场转向市场经济。

（一）政府财力不足杠鼎节能减排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2009年人均GDP不足4千美元，政府财政资本有限。2006年到2009年财政收入22万亿元。“十一五”污染排放政府投资9千亿元，实际需要13万亿元，仅占65%，缺口近5万亿元；节能需要投资5千亿元，2006年到2010年中央财政投资不足2千亿，其中，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仅千余亿元，仅占26%。加上2010年8百亿元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资金，也不过2千6百亿元，占53%。如果中央投资严重不足，各地方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投资数也不足以弥补上述投资缺口。

节能减排从外生经济变量成为内生经济需求，才能持之以恒并有效率。但是产权节能减排偏好必须冲破政府激励牵引、激活，奔向市场才能真正释放。否则产权只有在政府行政的范畴和边界内从事利益有限的、能源效率较低的节能减排活动。

（二）政府能力无法跨越发展阶段

人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变能源弹性系数，中国“八五”规划、“九五”规划期能源弹性系数小于1或者接近1的实践表明，政府节能管理与监察对于节能减排有一定作用。“十五”规划、“十一五”前四年规划能源弹性系数的大于1的实践同样表明，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与能源结构的改变，政府作用是有限的。政府已经“总动员”，甚至使尽了浑身解数，约束性指标能否实现还有待验证。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中国是否完成节能减排指标，中国政府都会与企业、个人合作节能减排，因为，政府单打独斗并不是有效政府的作派。

政府在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增长持有支持而不是限制的态度。政府在决定这些态度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2]（P477）然而，并不意味着政府能干一切事情。

（三）政府制度不能形成激励机制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期的最后一年，政府节能减排的承诺转眼间又到了兑现的时刻，为此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强调落实节能减排的目标责任制。“十一五”规划约束性指标是通过层层分解下达的。

三、产权交易是节能减排激励源

政府主导与企业或全民参与的节能活动在能源利用领域或更大的范围内如火如荼。然而，商业化与市场化才是节能减排运动持续和有竞争力的方向。提高能源效率从下游推向产业中游与上游，推向全社会所有领域，进而形成全民皆能是必须的。

（一）产权结构与交易贯通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实际是政府组织下的产权交易活动。因为无论怎样定义低碳经济，利益驱动仍然是低碳经济建设的起点。低碳经济要有利可图，并以产权、货币、价格启动才能名副其实。产权以赢利为坐标，以货币为选票，以相对价格为需求与供给曲线，安排节能减排游戏于最大可能性边缘。

将减排技术作为投资标的，可以实现更彻底的能源效率。节能减排以技术为内容，技术创新无疑是节能减排的核心和决定因素。制度对节能减排的推进当然也要借助于技术创新，如果没有技术创新，纵然有规模再大的制度创新也无法实现节能减排，然而，技术创新同样是制度内发生的。

以节能技术和减排技术及其知识产权交易为载体，政府管理与监管为向导，能耗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及其相关产权交易驱使，节能减排才能成为集压力、动力与潜力于一体的激励型交易结构。

（二）能耗权交易刺激产权节能降耗

提高能源效率是成本最低、环境最友好的减排手段。能源效率是经济的整体效率的表征，能源效率的提升必须以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没有讲效率的制度环境，绝不会有能源用户的节能激励。要创造节能市场就要考虑不同的能源消费者的需求。

碳排放总量控制与能效标准的确定，能源金融的成熟，能效技术创新，能效国民教育与公共参与以政府监管等都是制约能源指标交易的制度结构。

（三）碳排放交易激励产权内化排放

现有技术条件下，碳是气候变化的主要污染物，也可以是资本与财富，关键是要让碳排放可交易。在能流过程或能源链上能源从矿产品到碳污染物构成了能源价值链。碳作为资本或财富的价值来源于其成为碳排放权交易标的。

环境容量与碳排放总量控制，初始分配与许可交易，排污减少信用的确定，有清洁生产技术以及CCS技术选择，碳金融的成熟等构成交易的制度结构。

四、能源法与环境法制度之互补

从规范能耗权交易到碳排放权交易以其政府管理与管制，使得能源法与环境法以及相关法律必须实现跨域的制度互补，并实现制度整合。

（一）节能减排与能源法环境法绩效互补

低碳经济及气候变化将节能减排推向政治高端，能源法与环境法及相关法律共同承担着实现国家政治，安排节能减排制度的重任。节能与减排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经济性决定了能源法与环境法及相关法律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也必须同步、同过程，并以较低的节能成本确保减排的经济实现。为此，节能减排必须嵌入能流或能源链过程。从入口节能，从出口减排，节能减排只有在入口与出口都有效率时才会有较高的绩效。

考虑能流或能源链就是能源转化过程和价值过程，节能减排制度互补首先是节能减排产权互补。节能有能耗权交易，减排有碳排放权交易，节能减排工业产权交易贯通全节能减排的过程。如同政府制度一样，产权制度是贯通节能减排全过程的制度。就能源效率的实现过程来说，从能耗权到碳排放权是产权效率的延续或延伸过程，而节能减排知识产权交易对二者交易的实现具有决定意义。

规范节能减排规则的能源法、环境法与知识产权法显然不能停留在部门法各治一方的绩效，而应当形成绩效互补，协调与共赢之势。这就需要制度设计者冲破现行的部门立法与部门权力限制或掣肘，在制度理念与制度设计技术上为能源效率及能源价值的实现寻觅最优的制度路径。

（二）能源法与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度契合

节能减排的政府制度与产权制度，甚至其他制度包括经济、政治、历史、科技文化等都可以集中汇集在法律制度中，因为法律是理性的，理性决定法律制度选择。如果节能是以较少的能源消费获得更大的能源价值产出，则减排就是以较小的污染获得更大的能源价值产出，二者都以能源价值的充分实现为标的。因此，节能减排的核心是能源效率革命。

从能源效率革命的理性出发，正在起草的《能源法》与正在修订中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度安排可以在节能减排中共舞，使制度实现契合。《能源法》要以能耗权交易为轴心，从能源投资产权结构，培育能源市场，提升能源产业组织与竞争力等方面做出安排，为能源产业与全社会的能源效率革命提供动力结构。

问题是要实现能源法、环境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嵌入，使能源法、环境法与知识产权法在节能减排的能源链上真正实现制度结合、整合、依赖与互补，形成跨越能源法、环境法和知识产权法法域链接的节能减排产权制度结构。

（三）中国节能减排制度未来与创新

法律是具有层级与位阶的制度体或规则群，因而节能减排制度的创新绝不单是能源法、环境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还有赖于其他包括宪政制度，基本法制度的创新，其中有理念争论，更有利益博弈，有产权交易成本沉淀，更有政治交易成本沉淀。而政治家价值观念的提高是让这些成本最小化的路径。实际上，让产权交易及其节能减排成为自发展自循环自完善的市场结构，既能让政府将有限的财政资本投向更有意义的方面，也能摆脱财政累赘，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中国从节能到节能减排历经近40年，节能减排绩效如何不仅考验着国家法律与政策质量、政治家胆识，也考验着企业与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是要让节能减排成为赢利的手段，让节能减排成为企业与个人自觉自愿的行动。

注释:

[1][美]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M].王晓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美]阿兰•兰德尔.资源经济学——从经济角度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政策的探讨[M].施以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IEA.世界能源展望2008（执行摘要）.

[4][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加]彼得•扎特基安等.破解能源饥渴症——未来低碳之路[M].裴文斌等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6]国家能源局.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1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7]杨志.低碳经济——中国用行动告诉哥本哈根[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0.

[8]IEA.世界能源展望2009（执行摘要）.

环境法范文篇5

(一)“两型社会”概念的厘定

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环境文化为基础。当下，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两型社会的建立思维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检讨，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人类社会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浪费。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两型社会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二)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解决方案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域外的普遍规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针对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具体做到:

第一，立法工作上将宽泛的原则性的内容实施在具体的专门法律之中，化虚为实，将制度建设踏实的落脚于每一个实际的问题中，切实将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工作落实到位。

第二，明晰权责，界定好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的权责和义务关系，防止推诿出现“公地悲剧”。

第三，切实通过法律被强制，行政指导，利用经济杠杆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高效，节约的利用自然资源的自觉性。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立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尤其是加快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对于我国目前严重的雾霾是有效的治理途径。不仅如此，还可以效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思维，建立污染物排放市场等多种循环经济市场立法。以促进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法范文篇6

关键词:环境法;环境法学基本理论;法学理论;人与自然关系

一、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

环境法学理论对环境的价值、意义和作用非常的重视，决定环境法学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环境、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指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环境，且人类的发展和表现自己都是依靠环境来实现的，因此环境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同时它对推动社会劳动力的发展也要有一定的帮助。由此可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是离不开自然界中的环境，同时人类不仅仅单纯的在自然环境中生存，还受自然环境给予的恩泽。环境法学理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意义和作用也非常重视，在环境法和环境法学的基本要求中，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在关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中指出，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形成的，这是人类公认的一个客观事实，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关乎着人类的社会发展和基本关系。因此，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利用自然环境资源都是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进行的。该法学理论科学解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机制，并在实践中进行了合理的运用，从而使环境法充分发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作用与功能。在人类生活的实践中，法律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去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这是法学界始终都在研究的一个课题，同时这一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解性。此外，从法和法学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法的认识与理解都是通过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来了解，所以，环境法如何有效的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就是等同于人类如何认识环境法、理解环境法，其本质都是大致一样的。但是，对于“协调”和“调整”在用词时对其进行故弄玄虚的解释，都是偏离了环境法的真正目的与作用。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采用法律的手段进行调节，这充分体现出法律的实践性，因此，如何采取正确的、合理的调节手段，使环境法充分展现法律法规的作用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前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法学理论的任务。

二、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法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

从环境法的理论来看，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与其他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行有效结合与融合，从而形成一直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为理念的法律理论，由此可见，环境法虽然与其他的法律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也与其他的法律部门之间存在许多的不同。所谓的环境法，指的就是调整人类利用环境资源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采取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规范，换言之，环境法就是调整环境资源在受到开发、保护、利用、改善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里的社会关系主要指环境与人、社会的关系，而环境法则是把这两种关系进行紧密联系，共同发展。因此，人类在进行某种活动时，如果离开环境单独进行，则就不会出现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在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学理论中，针对环境法的特点、本质、作用进行了重点的、详细的介绍，同时，环境法如何在未来发展，也进行了着重的描述。除此之外，该理论的存在仅仅围绕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来展开论述，并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也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产生的问题与矛盾，所以，该理论的存在意义就是帮助环境法在未来的发展中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该理论还对基本的法律规范做了一个很好的统筹与说明，同时，在该理论中把环境道德与环境法制也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把环境法治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

目前，许多相关学者对环境法与环境道德之间的内部联系作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与分析，而环境法也对此做了明确的确认与说明。由国家的相关的环境部门，对环境道德做了明确的长期规划，它是我国第一个大力倡导，并向全国人民大力推广的有关环境教育的宣传纲领，为了使自然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管理，该纲领把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进行了相互的融合，从而使环境道德可以得到相关法律的有效保障与维护，以此来推动环境法更好的实施。

［参考文献］

［1］林娅．环境哲学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94．

环境法范文篇7

关键词：消费主义；环境法；价值维度；和谐发展

Abstract：Infatuationwithconsumerismprovestobethesouloftheideasofmoderndevelopment.However，bothinlogicandinpractice，theconsumerism-orienteddevelopmentideaswillinevitablytriggeraconfrontationbetweenManandNature，andfurtherserioussocialalienationandecologicalenvironmentcrises.Forsakingnarrowconsumeristethics，environmentallawcherishesconsistenceofnormsandrulesandresistsconsumerismfromtheangleofmaintainingharmony.Themainideasofdevelopmenttheenvironmentlawmaintainsarecoordination，coexistenceandharmoniousevolution，whichindicateatri-dimensionalnotionthatembodiesthevalue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Nature，manandsociety，andmanandegos.

KeyWords：consumerism；environmentallaw；value-dimensions；harmoniousdevelopment

一、消费主义制导的发展理念

就一般意义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但人类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当代语境中的发展又是与国际社会中贫富悬殊以及后来的对于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反思相联系的[1]。

工业革命在开辟出一个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文明的新时代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关于现代性发展的神话，现代性发展理念在没有批判的征程中可谓是一路凯歌。(注：现代性发展理念是惟经济效益是问的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增长是现代性发展理念的唯一目标。现代性发展理念认为凡是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办法都是可行合理的，经济增长是人类的福利，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与其他社会因素相比，增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经济奇迹之父”称号的德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对于现代性发展理念的表述最为典型。他认为经济上的成就是一切的基础，一切社会决策不能损害经济增长，间接损害也不行。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和生产规模，扩大对自然利用的广度和深度，获取最大的经济增长。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当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二难问题时，现代性发展理念选择前者，抛弃后者。比如，科斯在谈及河流污染导致鱼类死亡时，他认为要解决的问题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是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他还认为要求工厂对排放烟尘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或责令该厂搬出居民区的解决办法并不合适。西方经济学对发展至上的肯定与崇拜，从理论和实证问题分析上都给予了现代性发展理念支撑。前引观点分别参见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M]祝世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64、158、179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1，179)这个时代以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标志，使人类拥有了叹为观止的物质力量和日新月异的知识财富，人类消费需求的满足一度成为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同义语。但是，就在人类尽情享受着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丰硕成果，陶醉于不断得到满足的消费需求的时候却发现，消费的急剧增长固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源的大量耗费和废弃物的大量排放。虽然人类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同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消费活动给人类带来的灾祸似乎并不少于福祉的事实，前所未有地突出了人类消费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

对现代性发展理念进行深刻的透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现代性发展理念缘由于对消费的无批判性崇拜和追从，它在经济生活中的集中表现就是消费至上论或消费主义。毫不夸张地说，对消费主义的迷醉构成了现代性发展理念的灵魂，形成了在经济发展观上的盲目虚妄信念。所谓消费主义是指一种鼓吹在大众层面上追求欲望满足的消费价值观念，或者说是指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甚至压抑基本需要的满足而去追求群体心理所推崇的消费水平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消费主义将欲望消费合理化，使欲望获得人的资格且成为人的标志。消费本来是满足人需要的活动，但是随着消费主义形成，特别是进入消费社会以来，消费活动本身却越来越同需要失去了必然的联系。(注：应当说，消费主义价值观曾经切实迎合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二战后，消费甚至被渲染为一种爱国责任，西方许多国家正是通过刺激和扩大人们的消费，帮助自己摆脱了经济萧条的困境，度过了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转向繁荣，挽救了资本主义的命运。事实上，就笔者看来，这种消费价值观的产生并不意味着人的自甘堕落，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将刺激消费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当消费被推崇为公民的爱国主义的义务与责任时，大众没有理由不为能亲身将其付诸实践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当这种实践确实还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超出人们基本需要的物质欲望和心理欲求的时候。由是，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详情还可参阅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毕聿，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消费不再是对需要的满足，而是越来越被人的欲望所支配，并成为支撑生产发展、保障经济增长的金科玉律和绝对有效手段。

由消费主义所制导的发展观，旨在通过鼓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人为地制造保持高效益经济增长的生产消费循环，这样理解的消费既是现代经济学的追求，又是人生意义的追求。一方面，在现代经济学看来，一切东西都是资源，一切东西都可以转化为商品，进而成为利润的载体。因而，当需要通过使商品满足人们欲望的方式来实现利润时，那么，商品的消亡就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商品的消亡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为通过加快消费速度，就可以节约单位商品的流通时间；通过增加消费量，就可以提高单位流通时间的商品流通量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加快商品的流通，进而实现利润量的增值，实现经济的增长。“确保适度的经济增长，保持人们雇用、就业的机会，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种至上的命令。万一生产活动缓慢，经济停滞，连续发生企业破产和生产缩小的事态，就没有增进福利的希望”[2]。因此，在这样扩张性的经济学的盘算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是最经济的、最合理的。作为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的价值支撑的消费主义也是最合理的。另一方面，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体现为消费的质和量的角度来看，越能大量消费就越能体现人生意义和价值，“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是‘消费更多的物质是好事’的美学意识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伦理观念的总和”[3]，而大量消费需要大量生产，也必然要求大量废弃，由是在这样的价值观视野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也是最有价值的了。因此，市场和生产者总是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刺激消费需求，并不断满足消费者无限膨胀的消费需求，从而保证生产空间的扩大和经济持续的增长。

现代法学秦鹏：论环境法发展观的价值维度——面向消费主义的批判与超越总之，消费主义从社会宏观的经济模式和个人微观的价值追求两个维度支持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然而，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现代性发展理念忽视了一个生态学真理，那就是地球这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现代性发展理念主张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所导引的人类欲望将超越地球生态圈的承受限度，而大量废弃所造成的垃圾过剩将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转化限度。可见，今天所面临环境问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资源枯竭和废弃物过剩——是直接由这种经济模式造成的。对此，艾伦·杜宁曾指出：“迎合全球消费者社会的经济学对于人类共同的地球资源遭受损害应负最大份额的责任。”[4]同时，这种发展理念还使人类在消费过程中丢失了自我，成为依赖于物的人，人与人的关系物化而冲突。这种冲突不仅表现为代际不公，即因本代人挥霍过度地消费、滥用自然资源，占用了属于后代的资源，威胁后代的消费能力及生存权利，还表现为代内不公，即穷人和富人、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消费不公，消费中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现象还是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及国际恐怖主义肆虐的重要原因。

消费主义价值观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节节胜利与科技革命的推动而深入人心的。这不仅使社会的精英阶层对“消费万能论”深信不疑，就是社会的普通大众也坚信消费促进增长论。消费主义如果只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那倒无可厚非，但消费主义却成为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活价值观念，并企图以裹挟一切之势，从全社会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追寻的定位导向系统的高度来为消费社会的经济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其影响已关乎整个文明的发展方向[5]。事实上，这种消费价值观制导下的发展模式已经给全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异化和生态环境的危机。

二、环境法发展观的理论解读

法治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法治社会的形成不仅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且依赖于法律思想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这种理性精神和文化意识是伴着历史实践的脚步由人们对生活秩序的理想设计并历经一定的变革过程而形成的。一种法治观念的变革，常常是法律革命或改革的先导[6]。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无数学者从自然科学、哲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多方面对西方几百年的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进行彻底的批判，并试图找到变革现代性发展理念的解决路径。法作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再次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法学领域反思现代性发展理念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伴着各国对理想法治模式的艰难诉求，在多种思潮前赴后继涌来的当代世界，在人与生境冲突几近无法挽回的情势下，法治生态化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尤其在人类步入生态经济社会的今天，亟待生态法律来调整人们在保护和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使之既符合生态规律，又符合社会经济规律，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7]。

环境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部门，正是在人类对生态法律终极诉求的过程中伴随着人与自然冲突日益加剧却难维持的情况下做出的理性反应。环境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坚持生态主义伦理主导的法治观即生态法治观。与传统法治观“只是一种即时的、非历史的价值观”[8]不同，生态法治下的法律受体或当事者不限于当代人类，它还包括未来主体或非人主体，他们都是非意识自觉或非现在主体，缺乏法律所要求的完全行为能力。这表明，在这样的法律关系中，人是主动的，而相对当事者或关系者却是被动的。如此之情形，必要求我们的法律需强化人方的责任、义务，要求人有利他的伦理关照和付出。这正好与人类意识自觉的主体概念相吻合。人类之性的自觉和智的能力都要求它在生态法治中具有守衡、和谐、中庸的观念，并依之立法、司法，只有这样，才足以形成有利于人自身、环境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秩序，才足以保障这种秩序中的公平、正义、合理原则的实现[9]。这充分彰显出生态主义是支撑整个生态法治大厦的基石。生态自然并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相反，人类倒是由生态自然所创造，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必须与生态自然的存在方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的法律规范也必须与生态自然的运行法则相适应[10]。

就消费领域而言，环境法正是基于这一点，承认消费问题不仅仅是反映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人与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作为生态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并不能超乎生态自然法则之上，人类在生态自然中的各种活动必须受到生态自然法则的约束。人类的所有消费活动都是以生态自然为基础的，人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普通一分子，他与自然万物密切关联构成了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人类在行使自己消费权利的时候，应当受到合理的限制。如果我们把“己欲立而立人”这一道德金律推广或应用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去，那就意味着人希望自然怎样待他，人也应当怎样对待自然。而环境法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通过对包括社会主体消费行为在内的行为干预和调整，促使人类重新省察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诚如庞德所言，法律的使命在于“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发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小的阻力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以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11]具体来说，作为一种以生态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法律规范，其不仅要实现人类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也就是说，环境法以维护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为己任，强调对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重建要求，力图消除人类消费活动中所带来的种种对立和不协调，从而在消费活动中培养出社会公众自觉的生态法治意识。

环境法走出消费主义的狭隘伦理观，将保护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最高的道德命令，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是人类应当追求的终极价值。环境法所坚持的生态主义价值观认为，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存在于满足需要的消费之中，在更加广阔的范围之内，还存在于与自然总体进化的关联之中。消费主义尽管以感官为支配，满足了人的情绪、欲望和快感，但却排遣良知、觉悟和信仰，终是无法摆脱人类贪婪与物质的强大张力，使人的欲望无度地膨胀，并无视周遭生境的困窘，对自然的戕害几近无法挽回。长期以来，在对待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时，人们已经习惯了不顾一切地追逐消费欲望的满足，把人类欲望的满足当作是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其实，正是由于人类把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把人作为衡量万物的尺度而一味地对自然加以索取和破坏，才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化。消费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它本身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它没有认识到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事物在本质上是互相联系的，“生态和社会领域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自然界的组织无论如何都是与人类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的”[12]，人类消费行为的选择自由被自然界整体动态结构的极限所束缚，必须保持在自然系统的价值范围之内。虽然把消费问题的肇因仅仅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有些简单化，但地球上所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和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又无不与人类的消费活动息息相关。“错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社会用来赢得、分配和使用那种由人类劳动从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资源所摄取来的财富的方式”[13]。

应当指出的是，环境法在强调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时，并不是为了遏止消费和经济增长。面对当前全球性的生态灾难，一方面要看到“贪婪和短视”的危害，看到环境法所主张的合理消费观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还应当看到，贫穷就是最大的污染，停止发展就意味着倒退，它将带来比发展所造成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恶果。尽管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造成了自身生存环境的巨大威胁，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类就必须要消费，人与自然界就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并必然引起一系列或好或坏的变化。在对待生态危机的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停止发展、回归自然才是惟一的出路。环境法坚持整体有机的生态思维，从其调整和规制的内容就可以看出，环境法是引导社会公众塑造健康文明、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生活方式，是限制奢侈过度消费鼓励适度理性消费，是强化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的社会责任的法律规范。环境法承认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和整体性，不是要求社会公众单向片面地为生态平衡而放弃消费活动和生活水平的增长。环境法主要满足人的正常需求，对正常需要之外的欲求满足有选择地进行，使之更多地在生态主义维度上获得实现。它坚持生态主义的整体有机思维，并不否认人类的生存权，也不让人的消费行为逾越生态承受能力，更不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甚至不否定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它只是把人类的物质欲望、社会的经济增长、对自然的影响限制在生态系统所承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笔者认为，环境法是一种限欲的法律，它有关人的欲望的关键词是限制和升华。基于生态思维，并不是人的任何消费欲求都应该满足，人若想作为一个“类”平安而无害地生活在生态圈中，就必须适当地限制自己的欲望，使自己由习惯于通过物质消费来满足欲求的“商品动物”升华为灵性的存在。对于这种以限制为关键词的制度，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在探讨资本主义文化危机时进行过阐释：“我们正在探索一种语言，它的关键词看来是‘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涉的限制。”[14]受限制的不仅仅是人的征服欲、占有欲、享受欲，更包括人以为自己能够开拓无限的自大与高傲。这就要求人在消费活动中虔诚而谦卑地对待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法是和谐性法律、限制性法律而非遏止性法律，是制度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环境法将和谐性理念贯穿于整个法律规范之中，它是站在和谐的角度上反对消费主义，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因此，和谐发展观与现代性发展理念，或那些传统的谋生性发展观、增长性发展观有着根本的区别，无论从应然或实然的角度，环境法所坚持和主导的发展理念就是协调共生的和谐发展理念。

三、环境法发展观的三维价值

基于当代世界的现实，笔者鲜明地指出，当代世界生态灾难社会异化的根源不是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本身，而是现代性发展理念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环境法所坚持的和谐发展理念启示我们，只有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重价值维度上全面评价包括消费方式在内的发展模式，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超越消费主义，也才能超越现代性发展理念和非科学的发展观。

(一)人与自然的价值维度

近代以前，西方和中国的自然观有些接近，那就是将自然自身理解为有意义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就蕴含着充分的意义，这与我们今天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所理解的没有自身意义的自然是有明确区别的。我们今天的现实，是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成为支配世界命运的东西，尤其是科学技术，作为理智主义思维方式在当今的最高成就，已经被接受为现代世界观的基础，接受它就意味着接受一种将自然看作对象的思维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人和原始人的区别就在于原始人没有技术，必须生活于自然的环境中，而现代人却以拥有技术而自以为成为世界的主人。为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原始人对他们的生存环境的认识达到了令现代人难以置信的程度，非洲的布什人居住在地球上最贫瘠的地区，食物和水都极度匮乏，气候也很严酷，在他们的生存条件下，现代人可能是无法忍受活不下去的，但是这些人仍然幸存地活着，因为他们有着对自然的一种难以置信的精湛了解[15]。与此相反，现代人却对他们的环境知之甚少。现代人不必从太阳那里得到所需的热，也不必在阳光强烈时躲避它，现代人可以靠技术制造出来的空调取暖和避暑。

于是在技术的作用下，现代人被诱入了一种致命的错觉，通过他们的各种机器，现代人已经可以离开那个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为了满足人类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最为有效的手段。近代以来，人类生产了许多为我们提供了生活方便的东西，满足了我们需求欲望的东西，包括我们最为之庆贺的技术上的成就，如汽车、化肥、喷气式飞机等等，甚至就是现代工业本身，从消费得以满足的角度来看，人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从生态环境的角度上看，人类又都是失败者。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消费欲望的扩张，使传统的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存在关联成为不可能的了。

传统发展观鼓吹在大众生活层面上进行高消费的价值观念、文化态度或生活方式，它主张通过加速从生产到消费的周期循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发展观却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挥霍浪费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这种价值观念立足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的事实，想当然地以为地球资源是无限的，人类可以无限制地任意利用，完全忽视了自然价值和生态伦理对人类的重要性。尤其在法律方面，它仍然全神贯注于个体“人”的权利，特别是无限制的追求财产和开发土地的权利[16]。从自然观角度看，传统发展观对自然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来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及其所派生的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视自然界为可以任意肆虐、征服的对象，而把人类自己视为地位至高无上、能完全主宰自然界的主人。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则乐观地相信基于科学技术能够在征服大自然的基础上建立起物质文明的王国，能够绝对有效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人类社会可以永远地一路凯歌勇往直前。“如果我们相信自然除了为我们所用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就很容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欲望，也没有什么能要求我们的关注超越人类的利益。”[17]当这些思想在消费层面衍生出消费主义的时候，出现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对立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实，在应然层面和本真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全面、多维、健康、和谐的，当代此种关系的异化就在于上述全面健康的关系被传统发展观的逻辑泯没了，而且消费主义的形成和传播无疑使此种情形雪上加霜。环境法站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维度上，限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消费，着力恢复人与自然全面健康、和谐共生的关系。环境法借鉴中国先人“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价值追求，限制人类的贪欲和功利心，反对今日社会无处不在、为刺激人类欲望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消费主义。“如果人类希望生态系统能够继续容纳他们，则必须保证他们赖以成为一个能生存下来的物种的生态条件的普适性。”[18]作为一种对自身有明确意识的存在，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并非仅仅是为了生理生命延续的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也并非仅仅是消费者与消费对象的消费关系。环境法所反映出来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极力倡导一种与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和发展模式，体现了对和谐自然平衡的追求。

同时，环境法所坚持的生态主义，肯定人内在于自然之中，和自然有着共同的命运，认为尊重和保护自然就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己，而且人类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自己和自然的和谐发展。环境法中的制度和规范无不是否定人类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要求人类在包括消费活动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中遵守其所应遵守的界限，限制人类感性欲望或理性能力的肆意流溢和宣泄，避免人自身成为生理欲望或其他单一维度的异化物，改变人们无限地满足自己消费欲望的行为，使自然得到切实有效地维护，保持人类与自然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

(二)人与社会的价值维度

人是社会的动物，而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也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因为所有人类活动都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起”意味着这是一种离开人类社会就无法想象的行动；生活是人类独有的特权，它依赖于他人的在场[1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是一种以社群方式生存的动物，而且是一种离开了社会就不可以独立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20]。这表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而言，存在就意味着与他者共存，他的实存就是与社会的共处。

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辩证而复杂的，一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关系，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因为社会往往容易成为类似于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怪物，以所谓的普遍意志凌驾于每一个个体的人之上[21]。“从逻辑上说，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这是社会中的两极，是所有文明社会任何时候都面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实际构成了历史的运动。”[22]德国法学家柯勒(也译科勒)指出，法律原则必须符合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交错这一文明生活的主要杠杆的运动趋向[23]。所谓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交错，就笔者所理解的语境而言，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了避免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发展，就有待于制度的安排。正如哈耶克所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类是否由自私的动机所左右，而在于要找到一套制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其普遍行为的动机，尽可能地为满足他人的需要贡献力量。”[24]纵观人类千年法律史，法律的演化发展也确实无时无刻不印证这一点。

人类在近代初期，从古代对自然的敬畏与中世纪对神灵的崇拜中找回了人性的价值与自尊。近代法治刚刚确立了人的崇高地位，人类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对物的占有，以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求。征服自然的苦战使人的消费欲望不断得以满足，但也使人的身影和生活淹没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发展经济一味满足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是不利于人自身发展的，现代社会高度的工业文明和消费的满足不等于人的真正进步。相反，人类在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无限制地对自然进行掠夺，人成为消费的奴隶，以个人为本位的人类中心论，造＊＊“单向度”的片面发展，造＊＊与人之间的冷漠与不合作，并最终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灾难。美国环境科学家诺曼·迈尔顿的论述更加具体直观：“只有与地球和平相处，我们才能在地球上获得和平——而只有通过人们间的和平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的和平相处。”[25]

环境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进行的制度安排。环境法认为人是一种多层面、多维度、复杂、丰富的存在，人类的活动绝对不能被化约为消费这么一种单一的活动，绝对不能以这样一种单一的物质性活动抹煞人类丰富多彩的精神性活动，也不能将其中抽绎出的原则神圣化，并将其作为指导人类其他活动的标准、规范或作为解释人类其他活动意义的依据。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就在于人类消费取得本体地位，成为支配人类活动和人际交往的全部内容。现代社会中人们应有的亲情、友谊、爱情等情感生活和伦理观念要么被商品化，要么被消费逻辑支配、影响，已经淡化、变质。因此，要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就必须限制消费逻辑的适用范围。通过环境法律制度的规范，约束和规制人的消费行为，创造公平、公正、正义的社会秩序，使社会主体意识到生态伦理和德性对消费生活的意义和不可或缺性，恢复醇厚而美好、健康而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得人类社会步入一个持续、和平、健康而秩序的发展轨道。

在协调人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关系过程中，环境法本身也能够得到完善与发展。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那些先进的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的心理、态度和行为，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26]“在当代世界的情况下，个人的现代素质并不是一种奢侈，而是一种必需。它们不是派生与制度现代化过程的边际收益，而是这些制度得以长期成功运转的先决条件。现代人素质在国民之中的广为散布，不是发展过程的附带产物，而是国家发展本身的基本内容。”[27]

(三)人与自我的价值维度

应该指出，人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每个人只是自顾自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还在于能够满足他人、满足社会秩序的需要。但是，传统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了，个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就能够自发地形成合理的社会秩序。尽管传统发展观也是基于对人类本性的考察，但是在传统发展观那里，人类本性却产生了巨大分裂和尖锐矛盾，致使人性中自然本性的本我部分得以弘扬和伸张，而创造价值和生产意义的超我部分受到削弱和压抑。(注：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其中，本我是人格的原始侧面，它包括一切本能的冲动和欲望，是人心理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自我是人格的理智侧面，处于意识层之中，代表理性和常识；超我则不同，它是把外部世界人们的价值选择、道德倾向以及行为准则内化而成的心理部分。一个人人格内部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它们相互交织，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健康的人格，自我起着主要作用，它控制着本我和超我，使他们的要求同外界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详情可参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M]林尘，张唤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这种发展观所引导的人的发展导致了严重的人的失落，人的全部意义就都浓缩于现实的消费的满足，淹没于对物的极端追求之中，人与自我和谐的丰富性内容被消融在消费的纯粹释放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28]，人成为如马尔库塞所说的被消费品所控制而缺乏对自己实际需要进行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29]。

在人与自我的维度上，消费主义应该说是肢解了人全面发展的丰富性和完整性。特别是以消费主义主导的发展观，可以说是一种以单纯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忽视经济与环境、社会诸方面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是导致出现种种异化现象、背离人与自我归依的发展观。“一个完整的自我代表着本我与超我的平衡。一旦打破这种平衡，要么超我压抑本性，扭曲人格……；要么就是本我压抑超我破坏社会秩序”[30]。消费主义从多方面制造了人的欲望，人的存在就是为了消费，就是为了占有，消费和占有成了生命最根本的规定，不消费不占有就意味着人生的虚无。欲望的外显使人们购买商品已不再是为了满足生活实际所需，消费是出于追赶时尚、提前享受、显示身份、炫耀阔气、满足虚荣等欲望，成为了一种对商品象征意义的符号消费。在这种符号消费中，作为消费品的商品的价值出现了“增值”，即除了原本具有的使用价值之外，它又被厂商附加上体现时尚、地位、身份等象征性内容的符号价值，且后者在价值上通常远远大于前者。

尽管我们不能否定一些商品的符号价值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高档礼品在社会交往中就常常是必要的，但一般而言，就商家出于单纯营利动机而人为制造严重背离商品使用价值、突出某种象征意义的物质商品，并利用广告宣传等手段来诱导人们追求虚假需要的现象而言，这样的消费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旨在满足大众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传统物质消费，而成了异化消费。由于异化消费是以制造物质生活的虚假需求为前提的，这就导致人的需要的异化，它一般体现为人们对物质财富自觉不自觉难以抑制的贪欲，而非对人的欲望适度、均衡的节制，大规模的虚假需求不仅要造成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制造大量污染环境的垃圾，还诱导人们把物质需要当作人的发展的基本需要，客观上妨碍了人与自我的和谐，导致人在发展的诸方面出现异化。

人类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以人为主体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即使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但当今世界巨大的物质文明一方面为人的生存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人的真实生存。在现代消费社会，消费主义及由之带来的享乐主义所主导的价值观已经完全导致了人与商品、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异化。一切商品本来是服务于人的，是人们制造出来满足自己需要的异己物，但消费社会倡导的人对商品的过分追求，对高科技工具的过度依赖，反而使人本身被商品所控制，甚至成了商品的奴隶。人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主体，本应追求的不受物质条件限制的高尚精神目标消失不见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蜕变为一种贪得无厌的物质占有欲，甚至隐私权、人格、良心等精神价值方面的重要内容对某些人来说也变成了商品。人的存在成为感官欲望的无限放纵，肉体的解放以牺牲、泯灭精神为代价。这样的发展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健康发展的需要，最终使人找不到自我的真迹。

四、结束语

由上可见，文明的进化使个人自由背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消费主义对个人欲望的极大刺激与满足，并不是个人自由彻底解放后的狂欢，而是意义世界坍塌后感性杂多和低层次欲望冲突、沸腾的尴尬，毫无秩序的背后并没有自由，也没有幸福和希望，有的是焦躁、撕裂、痛苦和绝望。自由从字义上说，是摆脱束缚，不被障碍，自主行为，不受控制。这一字义已经隐喻着，自由以限制为前提。“个人的自由必须限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31]，而制度规定的空间就是对自由的限制。

环境法正是从限制人的自由入手，从恢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本真的角度，通过对社会主体包括消费行为在内的各种经济行为的约束和规制来达到对传统发展观的修正，并进而实现对于和谐发展理念的终极关切。面对消费社会人的沉沦，环境法着力拯救人的形象，力图把“人为物役”的异化倾向，把“人是消费机器”、“人是物质的奴隶”等堕落的非正常形态恢复到人的自我面目。因此，环境法规定的空间必然存在对消费自由的限制，其对良好消费模式的塑造过程，也是对现代人形象的塑造过程。

总之，基于前述价值维度作为洞察的进路来解读环境法发展观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环境法绝非只是国家蓄意强加在个人身上的“戒律”，其更为重要的乃是协调个人自由、群体自由与自然生态、社会秩序相互和谐的关键手段。笔者以为，环境法倡导的和谐发展理念，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社会发展理论，而是在建构一种新的哲学、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过一种简约、真实、有节制、有德性的幸福生活，并最终达致身心合一、物我两契、人际和谐温馨、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想境界。当然，这种本真生存的主体必然是全面发展、内外和谐的本真的人，而造就这种本真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实践中让人的消费自由处于环境法律制度的限制与调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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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范文篇8

（一）社区参与可增强农民环境诉求表达力

在当前环境立法过程中，直接倾听农民环境诉求的情况相对较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环境立法中大部分内容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一般而言，农民的知识水平不能达到参与立法的要求。其二，当前的环境立法多是针对城市和工业环境问题的预防和治理，很少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立法，即使存在一些关系农村环境的法律条文，也是上层立法者缺乏系统调研仅凭一些官方数据而作出的，不能真正代表农民当前最现实最紧迫的环境需求。其三，少数农民的环境诉求或者传递不畅，或者很难得到上层立法者的重视，最终难以体现在环境立法之中。农村社区是高度组织化的农民利益共同体，它可以充分地收集汇总农民的利益需求，能够真正代表农民的环境需求，它可以利用组织优势，克服农民个体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农民弱势群体拥有专门的组织代表并表达他们的环境诉求。

（二）社区参与可弥补法治农村环境监管机构的缺位

我国目前的环境监管体系是针对城市和工业点源污染防治而建立起来的，其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明显不足。随着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环境监管体制适用性不强，农民的环境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国家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需要专门的机构来执行，农村环保机构的匮乏导致了农村环境问题无人问津。县级环保机构是我国最基层的环保行政部门，基层环保行政机构存在着监管人员少，监测能力低、机构不健全等多方面的问题，其对地域辽阔、居住分散的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监管几乎不具有现实性。农村社区作为该特定区域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其对当地农民所处的环境的了解相比政府环保部门更为广泛和深入，可以针对该特定区域农村的实际情况，采取更适合该区域农村环境的持续科学的治理措施。农村社区参与农村环境监管较之政府而言，更能够契合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要求。农村社区在环境评估与监测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社区的资源整合性特点可以发挥其公众参与的优势。

（三）社区参与可降低农村环境治理成本

环境的外部性的产生是环境产权不明引起的，根据科斯定理，可以采取明晰环境产权的方法来解决。由于自然环境具有独特的属性，在市场条件下将其界定为私人所有将会耗费巨大的交易成本，甚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将环境权益界定为国有情况下，则会因为资源使用者的激励机制缺失，政府统一进行环境监管就会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农村社区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管，则可以有效解决将环境产权私有化的高交易成本和政府进行统一监管的低效率难题。农村社区是因特定的地缘、血缘、风俗习惯相同或相关而相互集合形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由农户和农民集体组成的社区类似一个大家庭，所以在对农村的环境产权进行私有化时，可以由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同一体来享有，这样就可以降低确权的交易成本。如将山林、草地等产权确权到农民个体难度较大，但是划分到农村社区就相对容易许多，而且这也与宪法中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归集体所有相契合。农村社区是农民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农村社区共有环境时对农民的激励机制就像农民私有一样，也同样能起到农民自主保护农村环境的良好效果。

二、目前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法律地位不明

我国现代农村社区的发展较晚，从2003年湖北、江西等省开始推行了“农村村落社区建设”的试点，现有的农村社区的建制多是依附于自然村或者行政村，其法律地位尚未被国家层面的法律予以确定，所以农村社区作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主体的合法性，也尚未确立。

（二）社区参与农村环境立法未得到重视

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立法偏离农村，缺乏可操作性。目前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是以城市污染和工业污染防治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即使涉及农村环境保护的各类规定，也未充分考虑到在农村的具体适用情况，例如《固体废物防治法》虽然专门提到了农村环境问题，但是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的有针对性的条款。这些问题的存在，基本都是由于在环境法律法规制定的过程中，忽视了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农民的现实的紧迫的环境诉求在环境立法中难以得到体现。但是，我国的国情是农村地区地域广袤，农民人数众多，环境立法又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充分地倾听每一个农民的环境诉求难以实现。农村社区作为农民利益的集合体可以充分代表和表达农民的环境诉求，因此，在环境立法过程中不应忽视农村社区的作用，其代表着广大农民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

(三)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执法未充分利用

我国目前最基层的环保机构是县一级环保机构，存在着执法人员少，监管能力不高的现实特点。然而农村地区的地域十分广阔，其环境污染和破坏具有分散性、随机性、不易监测性等特点，所以单单依靠县级环保机构的力量监管农村环境显然不行，再加上环保工作分散于多个部门，部门之间利益职责不清，对于农村地区没有利益可寻的环保监管工作，往往会出现相互推诿、无人管理的现象。在地缘和血缘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村社区则可以很好地解决环境执法难、执法不到位的问题。农村社区成员间共同的利益取向，使得由农村社区进行环境监管更加人性化，社区可以利用其群众参与积极性优势，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起到充分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环境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还是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监管，而对于其所无力监管的地域，就放任其环境问题，导致有些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根本无人问津，这不仅是对农民环境权益的忽视，还有可能因为环境纠纷而导致更大的社会矛盾。

(四)有待提高的环保意识制约着社区参与环境法制建设

农村社区组成人员的环保意识决定着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水平。农村社区的组成人员为农民，而农民环境保护意识的缺乏是农村环境问题产生和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环境保护意识是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具体认知，是指引人们环境行为的内部动因，它体现着人们的环境需求和价值取向。由于农民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和生活垃圾的处理都很随意，乡村的面源污染成为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特点。一般来说，农民的环保意识比较淡薄，加之其对环境法律法规的不甚知晓，这不仅造成农民对自身环境权益的忽视，还导致了农民对农村环境的破坏。社区成员环保意识不足成了制约社区参与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因素。

(五)对农村环保投入不足也制约着农村环境法制建设

众所周知，城市里的垃圾回收设施随处可见，城市街道都配备有专门的保洁人员。但是目前仅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才有垃圾回收设施，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生活和生产废物基本都是随意丢弃在住房周围和田间地头。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不够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缺乏环保投入所导致。

三、社区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路径探析

（一）明确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农村环境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社区的作用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我国开始发展城乡一体化，这就要求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时，应向其提供同城市同等的治理机制。在目前农村环境法制建设“政府失灵”的情况下，应大力培育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方面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进行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中，赋予农村社区明确的法律地位。此外，农村社区的权力能否实现指导本社区环境法制建设的目标，是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作用能否得到真正发挥的关键。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的环境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明确农村社区在环境法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培育适合各特定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的社区治理机制十分必要。农村社区法律地位的明确，农村社区组织体系的完善，社区成员环境权的确立等，都是农村社区有效参与农村环境法制建设的前提和保障。

（二）充分重视农村社区在环境立法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专门性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严重滞后，环境保护立法偏离农村，缺乏可操作性，“重城轻乡”的环境立法取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立法理念是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环境法律的制定者往往只关注城市和工业的点源污染问题，对于广阔的农村地区存在的环境问题不够重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参与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的人员多为官员或者专家，他们基本都生活在城市，所以更多地关注的是他们周围发生的环境问题，农村环境问题没有代表者进行表达，农民的环境权益在立法层面就很难得到重视。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立法模式中，充分地让农民个体在环境立法中表达自己的意见成本太高，几乎很难实现，再加上农民个体的知识储备和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农民个体即使参与环境立法工作，也不能充分表达农民的环境诉求。单个农民的力量十分有限，通过农村社区把农民的环境需求聚集整合，把农村居民组织化、诉求表达秩序化，才能在环境立法中充分代表和表达农民的环境要求，真正保障农民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

（三）充分发挥社区在农村环境执法中的作用

目前环境执法行政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县级以下则是由乡(镇)一级基层政府进行概括的行政执法工作。基层环境执法人员少，工作经费有限，环境监测设备缺乏，技术落后，很难覆盖地域广阔的农村地区，农村社区的地缘优势和熟人关系网，可以有效解决环境执法覆盖不了和执法人员少的难题。此外，可以在农村社区配备具有环保专业知识的人员，或者对农村社区负责环保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以保证农村社区参与环境执法的有效性。各级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监管力度，依法严格处理破坏农村环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污染工业企业向农村转移的问题要严加控制，以避免次生性的污染情况出现。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对现在已转移到农村的企业，不能放松控制，应该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监管作用，或者与农村社区进行联合监管，确保农村的生态环境安全。

(四)努力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环保制度意识

环境法范文篇9

1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1.1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问题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已取得不少成绩，国家相继制定、颁布、修订了《农业法》《森林法》《水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和法规。从地方来看，也有22个省（市、自治区）制定了农业（生态）环境条例，但从全国而言，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着综合立法缺位和立法技术滞后等问题。

1.1.1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缺位国家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的内容分别规定在农业、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等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之中，这种分散立法与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内在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征不相适应。早在1995年，全国农业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研讨会就已达成共识：颁布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势在必行，因为这将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全国农业环境，防止农业环境污染和破坏，是强化农业环境管理的法律依据，是保障城乡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法律武器[1]。但时至今日，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立法依然缺位。

1.1.2立法技术滞后“善法”是法治的必要前提，要制定出好的法律，需要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进行，必须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并体现客观规律[2]。全国性农业环境保护法的难产，与立法技术滞后密切相关。一方面，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民主性、公开性不够。主要以政府部门起草为主，很少有公众参与，其内容也主要倾向于规定行政权的便捷行使，而很少关注如何增强行政执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3]。另一方面，我国地方的农业生态环境立法仍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以致有些空泛的规定和政策宣言式的规定无法执行，从而严重影响执法效果[4]。不少地方性法规条文只有行为模式，没有相应法律责任规定和具体的奖惩措施，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体现不出法律的威严[5]。这样的法律离“善法”尚有距离。

1.2缺乏符合行政法治要求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

缺乏法治化的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体制更是农业生态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症结所在，突出表现为，农业生态环境执法机构的设置缺乏法定性，职能或缺位或重叠，导致执法无效；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等。

1.2.1现有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缺陷从行政执法主体来看，一方面表现为机构重叠，在环境保护领域的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下，农业生态环境的执法主体林立（包括环境保护、建设、农业、国土资源、水利、统计、林业、海洋与渔业等部门），“各执法部门之间的执法权限也不甚分明，导致部门与部门之间经常相互扯皮，争权推责。”[6]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之间相互扯皮，相互推诿，出现各部门机关为了部门利益和地区利益，争着管抢着管，甚至越权管理，导致执法秩序混乱不堪的现象[5]。就在农业部门内部，行政执法权分散于植物保护、种子、土肥、环境保护各个机构中，形成了多元的执法主体[7]。依据《农业法》的规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但目前由于各种原因，部分法定职能没能落实到位，阻碍了农业环保工作的正常开展[8]。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机构缺位。如：《福建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23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农业的部门应建立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网，负责农业生态环境的监测和评价。至2003年该省在省、市、县3级还缺乏一套完整的农业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及环境监测网络，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机构和人员，以至出现污染事件时，未能及时发现，也未能及时制止[9]。

1.2.2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程序比目的更重要。没有行政程序，行政职权就难以合法运作。行政程序的基本功能在于：扩大公民行使参政权的途径，监督行政主体公平实施行政权，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等[10]。实践中，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缺乏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在过分强化政府权力的同时，却又缺乏有效的环境行政监督机制。在几乎所有的地方性农业生态环境立法的相关条例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行政部门和公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法律上具有不平衡性，过多地确立和保护的是以维护政府权威及各部门利益，以保证政府集权和经济统制[4]。涉及政府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方面虽有一系列的应然规定（表现为应当如何如何），但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却找不到关于政府不作为或滥用职权时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条款。实践中，当前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业领导干部损害群众环境利益的行为，已经成为国家环保总局和监察部进行查处的重点[12]。某些地方政府成污染帮凶[12]，这自然有违公平行政的法治原则。山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虽然早在1991年11月和1994年12月就已分别颁布了《山西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环境保护条例》，实际却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农业污染与生态破坏不仅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生存[13]，事实再一次昭示古训“徙法不足以自行”的正确性。此外，公众参与环境事务制度缺失，对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范围、方式、途径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也影响了农业生态环境执法的效果。

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缺乏应有的程序性保障。以往大多数环境程序规范具有十分浓厚的管理色彩，它们主要是单方面规定行政相对人在程序上应负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后果[14]。事实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场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程序，都可能给相对人设定程序性义务和限制其权利。综观已有的地方农业生态环境立法，诸如：对那些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时，行政相对人的听证权、行政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辩解权、申请回避权、时效权等的行使和保障，鲜有规定。这为行政不作为或滥用职权提供了“土壤”。实践中，有的地方一些执法人员无任何证件和标志，随意进入现场对排污单位进行检查，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15]。

1.3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与失衡问题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利益冲突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不力的症结所在。管理机构自身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环境保护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排污企业与受害者的利益冲突，缺乏有效的法律调整手段。

1.3.1管理机构自身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有的地方，农业执法机构类型多样，经费缺乏必要的保障，一些自收自支或差额拨款的事业性执法机构乱收费乱罚款，而那些破坏农业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却不能得到及时纠正[16]。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我国在森林、草原、矿藏、河流、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主要领域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问题在于执法不严，执法无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有效遏制地方和部门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破坏生态环境，致使“一边治理，一边破坏。一方治理，多方破坏”[17]。最终受损的还是社会的环境利益。

1.3.2环境保护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实行退耕还林还草，禁伐禁猎禁渔，推广应用高效、低毒、无残留生物农药，加强畜禽养殖场废弃物无害化处理，修建污染防治设施等必要措施，可能会导致部分人为社会整体的生态利益而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对此，国家尚没有依法建立起完善有效的补偿制度。另外，缺乏有效促进农业生态环保的优惠政策。从法理上讲，优惠政策意在权利与义务的重新配置。在现有的以省级立法为主的农业生态环境立法中，大多规定“应当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和农业生态环境资源状况，逐步增加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但无具体的安排，这样原则性的规定，使得国家应给予的优惠无法有效落到实处。1.3.3排污企业与受害者的利益冲突从实践情况来看，一些地方的排污企业，多为地方的利税大户，是地方政府的腰包。地方政府纵容恶性污染行为的结果是百姓的性命安危[18]。而且由于企业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大型企业也宁愿受罚不治理，特别在造纸、酿造、化工、冶金、水泥、制药等行业尤为突出[19]。从全国而言，珠江三角洲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基地的代价，就是农业生态环境受到污染。据初步统计，全国至少有1300～1600万hm[2]耕地受到污染，每年因土壤污染造成各种农业经济损失约200亿元，土壤污染已经成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20]。

2农业生态环境法治保障对策

2.1建立和完善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化的基础

2.1.1尽快制定农业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制定一部反映农业生态环境客观规律，体现民意，可以有效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治理农业生态污染的综合性的善法，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是当务之急。瑞典在1980年以后，相继制定了15个单项的环境法规，1999年1月1日又出台了一部完整的《农业环境保护法》，其环保政策和法规有的已被欧盟用作共同准则的样板[28]。瑞典的做法，可资借鉴。

2.1.2贯彻《立法法》精神，改进立法技术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牵涉到多个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单一部门难以胜任农业生态环境综合保护法的起草工作。建议该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农资委和法工委会同国务院法制办直接主持起草。当然国家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需遵循立法民主公开的要求，重视对社会公众和行政相对人正当环境权益和程序权益的保护。立法中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首先要建立科学的外部行政程序规定。如规定严格的告知制度、听证制度、听取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制度等[21]。其次，应为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提供法律上的程序保障，赋予公众全面参与环境保护的权利，确立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包括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环境决策参与权、环境自卫权、索赔权和诉讼权等[22]。再次，对政府在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的义务应有具体的程序规定，凡要求政府履行责任的条款，都应有政府不作为和乱作为时要承担什么责任的相应条款。

2.2健全农业生态环境法治化的行政执法体制

2.2.1建立健全法治化的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制现有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的执法体制有必要进行改革，逐步向综合执法体制转变。当然，这里所指的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并非是指将现有农业部门以植物保护、种子、化肥、农药等监管为主的狭隘的农业生态环态监管体制，而是指在机构改革中，逐步地建立和健全宏观上的大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体系：将所有涉及农业生态环境监管的行政职能集中于某一综合执法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建议考虑组建土地、水利、林业、煤炭和地质矿产、大气、农业、畜牧业、渔业行政、乡镇企业环保等农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权于一身的“农业生态环境稽查总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农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和环境监测网络，提高综合执法的效能。

2.2.2强化行政程序的控制和保障作用一方面要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综合执法的外部行政程序建设，既要加大对那些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的单位和个人的执法力度，又要注意克服农业生态环境执法中的随意性，尽量避免出现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对于涉嫌重大环境污染犯罪或者环境监管失职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案件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而不能简单地以罚代刑了结案件。另一方面，要重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程序权益。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执法权时应依法持证上岗，实行严格的告知制度，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权，依法采集证据，做好行政检查的笔录工作，并规范相关文书。对每一起案件从提起、立案、调查、裁决、执行直到归档，都应依法进行，切实做到依法办案，按程序办案，规范办案。

2.3依法调整农业生态环境中所涉及的各方利益关系

2.3.1切实保障农业生态环境管理机构所需的经费惟有让农业生态环境执法机构都能够吃上“皇粮”，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地履行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职责，才能克服“重利轻管，以罚代法现象的发生。”[23]

2.3.2要依法实施政策、贷款、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各级政府应特别重视优惠投入制度的建设。日本政府为推动生态农业建设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日本以建立环保型农户为载体，从政策、贷款、税收上给予支持，以提高环保型农户经济效益和社会地位。此外，政府还对为社会整体的生态利益而让自己的利益受损的人，也依法在政策、贷款和税收上给予适当的优惠[24]。

2.3.3依法建立和完善农业环境保护补贴机制根据WTO“绿箱”政策规定及国外经验，我国政府可对与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科研、培训、推广与咨询服务等一般性政府服务，与环保措施挂钩的价格补贴，如退耕还林还草、休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补贴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25]。令人可喜的是《退耕还林条例》已对退耕还林或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提供种苗造林补助费和生活补助费作了专章规定。

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实行“绿箱”扶持政策。德国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凡符合法律规定而进行粗放经营的农户或农场主在经济上可以得到政府给予的一定补偿。……显然，这些补贴措施都有利于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26]2001年德国对生态农业生产实体的扶持就达6115.4万欧元，平均150欧元·hm[-2][27]。就环境保护而言，对环境有相当影响的德国农业，有近一半的收入取决于政府补贴[28]。我国对于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有些地区的环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运用财政补贴修复被破坏的环境，引导企业、居民自觉保护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29]。

环境法范文篇10

主要工作目标是：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调研报告质量明显提高，依法行政各项制度不断完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排污收费工作基本规范，全面应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辅助决策系统，力求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败诉案件。为实现年度工作目标，我县今年环境法制工作要点是：

一、创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规范行政行为

1、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建立领导机构，制定工作方案、指标体系。根据市局统一部署，3月底提出创建申请，四月份建立机构，将创建工作贯穿全年工作始终。

2、继续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根据行政许可规范化建设的要求，全面提升行政许可规范工作。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根据许可法和行政许可工作规范要求，转变和提升工作理念，推进行政许可工作规范化建设。强化审批前的咨询、审批中的服务和审批后的监管。严格遵守项目审批要求，维护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建立行政许可档案，妥善保存行政许可资料。五月底前完善各项制度，六月进行试点，七月全面展开。

3、规范行政处罚行为。一是要规范调查取证工作，力求做到所有证据都符合法定要求，能证明违法事实、性质和情节；二是要规范行政处罚案卷制作，尤其是处罚决定书的制作，全面推行说理性行政处罚文书。三是依据《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辅助决策系统实施方案》，全面推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辅助决策系统软件。四是要加大环境处罚后督察力度，提高行政处罚的执行率，对拒不履行处罚决定的，及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规范排污费征收行为。要严格按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和《省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征收排污费，进一步规范排污费征收工作，每季度开展1次例行检查。

二、开展政策调研，适应环保形势

1、围绕执法重点开展调研。今年政策调研工作重点是污染减排、污染整治、生态县建设、农村环保工作和坡塘、八都区块恶臭污染防治、水环境整治、黄龙水库和里石门水库饮用水保护以及群众密切关注的环保问题。

2、围绕制度建设开展调研。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排污收费等虽然前几年已建立了一些制度，但随着环保工作的不断推进和依法行政要求的提高，原有的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需要重新修订和完善。今年我局要依据市环保局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应诉若干规定、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排污收费工作规则等，修订相应的制度，同时进一步完善我局去年出台的行政许可等四项制度。

3、围绕执法服务开展调研。根据“解放思想跨越发展”大讨论的总体部署和局党组的要求，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倡导文明执法，开展行政执法事前协调、事中沟通、事后约谈活动。通过开展走访调研活动，宣传环保政策、查找环保问题、破解企业难题、提出工作对策，使相对人既受到处罚又受到教育；既指出问题，又帮助解决问题，真正为企业当好参谋，提高他们的环境管理工作水平。

4、建立环保政策调研激励机制。为了加大政策调研力度，我局拟根据市局出台环保政策调研奖励办法，出台相应的奖励办法。为了有目的有计划的开展政策调研，我们要在调研和沟通的基础上，制定年度环保政策调研计划或实施方案，使政策调研工作落实到具体科室和责任人。

局领导成员和各科室要带着课题带头进厂、进村开展调查研究工作，4月10前将调研课题报送局办公室，7月30日前完成有较高质量的调研报告1篇。

三、开展执法监督服务，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1、加强环境执法检查。进一步落实开展《限期治理管理办法》、《省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行政法规、政府规章等有关规定执行情况的检查，了解法规执行情况和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惩处与教育，打击与疏导相结合”的原则，在查处和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帮助和督促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认真贯彻实施《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加强环境违法行为后督察工作。

2、加强规范性文件报备工作案。严格规范性文件报备案制度，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报县政府法制办备案后印发，同时报市局备案。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政策或作出的重大行政行为，有可能涉及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或公众利益的，应当经法制科合法性审查。

四、开展法制教育，创新环境法制工作机制

1、开展环境法制教育。制定年度普法和法制教育工作计划，明确工作任务，抓好工作落实。结合“六·五”世界环境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活动，重点抓好《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及水、气、固废、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重点企业法定代表人遵守环境法律法规教育，提高企业主的环境责任意识，加强社会公众宣传教育，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理念，提高环保意识。

2、开展环境执法基本功训练。开展环境执法基本功训练活动，组织开展法制培训，邀请专家授课；通过召开法制监察、法制生态管理例会和典型疑难案例交流、考察等形式大力开展基本功训练活动，努力提高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工作质量，案件办理质量和处罚案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