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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银行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08:18:36

国有银行

国有银行范文篇1

我国自从1993年底确立了国有银行①商业化的改革目标以后，在最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不少有关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重大举措，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国家改革国有银行的思路：在保证国有金融产权的前提下，一边剥离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一边又通过财政注资来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希望用真实的注资代替国家信誉担保来维持和明晰国有金融产权，使国有银行在各方面都能达到国际标准，从而将国有银行“塑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按照商业化规则运作，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也就会随之提高，国家也会因此减少控制金融的净成本并化解巨大的金融风险，最终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本文将首先就国家通过增发特别国债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举措为例谈些自己的观点，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国有银行的改革次序问题。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国家对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务之后，国有银行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发放由自己决策的商业性贷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银行产权的国有性质，作为人的各银行机构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冲动，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过度发放某些高风险贷款（如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结果导致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投机性不良资产。由于国有金融产权的退出成本将很高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作为注资者和出资人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或转让产权来威胁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银行正是利用了国家在产权上的劣势来满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时也容易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现形式则是投机性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

3国有银行在风险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X非效率特征。对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来说，没有私人能够合法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下，许多技术上可行的、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们却往往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生产了X无效（杨小凯，1997）。这个论点对于国有银行也是适用的，国有银行人均利润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就是一个明证：据统计，1995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率仅为111万元，远低于中信实业银行3953万元和中国光大银行3949万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从以上三点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国家还处在渐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了8%这个目标，也容易因为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家要维持8%这个目标，就得不断给国有银行注资。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竟在哪里？毋庸质疑，不良资产的不断再生甚至加速增长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问题，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导致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其应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决。因为这个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政策性不良资产源于渐进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国有银行内部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渐进改革这个更宏观的层次上逐渐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资产问题从整个渐进改革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

1在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贡献份额已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却又得不到足够外源融资的情况下，国家应鼓励国有银行逐渐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信用约束要相对好于国有企业，银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这样就会减少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因此还可以在我国加入WTO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竞争之前抢先争得一批信誉良好的非国有经济客户，增加优良资产的比重和银行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减小入世可能会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再就业、补贴利益受损阶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国家因此可从“国内外援”（樊纲，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弥补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这种体制外产出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以这样说，给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向商业化转变。当然，如果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信贷份额，那么国有企业所能得到的份额必然会相对减少，体制内产出的增速也自然会下降。但我们只要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用向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来抵消因体制内产出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渐进改革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会向激进式改革转化。

2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国有银行可以通过逐步增加向非国有经济放款来减缓不良资产的增长，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无论如何都仍将是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重点（包括改革中与改革后）。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转制，政策性不良资产就将在长期内困挠国有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绊脚石。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成功实现商业化经营，在我国加入WTO后就很难与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相抗衡，国有金融体系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国家已经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力度还稍显不够。我们必须抓好入世过渡期这个改革时机，否则国企改革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解决政策性不良资产再生的同时，我们也要抓紧解决投机性不良资产再生和X非效率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相对于前者来说处理起来会简单一些，因为仅对国有银行体系内部进行改革就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这从国家加大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力度后国有银行出现主动的“慎贷”行为就可以看出来。国内学者在国有银行改革问题上提出的不少有建设性的政策主张虽然很难根治政策性不良资产，但对于抑制投机性不良资产的产生和X非效率现象的出现还是比较有效的。诸如深化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国有银行的内部控制和激励机制、加大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力度以及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等建议从性质上讲都是具有实质改革意义的，国家对此应做的事就是加大改革力度并保持改革方案实施的连续性，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当然国家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时也应循序渐进，要与整个渐进改革同步，在逐渐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下做到有张有弛，松紧适度。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2]张杰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与清债博弈[J]经济学家，1997，（6）

[3]樊纲论改革过程[A]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C]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4]樊纲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J]经济研究，1999，（1）

[5]樊纲论国家综合负债[J]经济研究，1999，（5）

[6]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国有银行范文篇2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很快就要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国有银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坏帐累累，[2]缺乏创新机制和市场竞争能力，根本就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又一个行业的垄断局面，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唯独国有银行对金融行业的垄断，谁都碰不得。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金融体制改革，也不知道下过多少文件，作过多少决定，反复强调加强领导，精简机构，端正作风，整顿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贪污腐败，督促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这些经年年念，月月念，天天念，念到了今天，金融业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了。确实，国有银行的改革是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二)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历史包袱。这部分不良资产问题和国家当年的“赶超”战略有关。在建国初期，为了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国家，政府提出“以钢为纲”的方针，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赶超”战略给我们留下来一大批背负着政策性负担的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战略性政策负担。另一类是社会性政策负担。

许多国有企业属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基础产业，由于国家长期以来压低能源和生产资料的价格，使得这些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实现“自力更生地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一大批国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符合我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没有生存能力。还有一批国有企业在“备战”的口号下，钻进了深山老林，不具备正常的生产条件。这些企业背负了战略性政策负担，很难摆脱亏损。

在“赶超”时期，国家把大量资源投入了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余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由于资本密集行业不可能大量提供就业机会，为了保障城镇居民就业，政府只好按“计划”叫国有企业安排就业。在许多国有企业中冗员比例甚至超过二分之一。除此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必须承担职工的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福利。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到来，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些社会性政策负担把许多国有企业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政策性负担必然增加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利润低下，甚至亏损。国家只好采用各种方法扶持国有企业，其中包括直接对国有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在实行了“拨改贷”之后，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扶持主要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的。[3]国有企业亏损的“责任归属”非常模糊，无论是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负责人都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因此，往往没有谁需要为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具体承担责任。毫无疑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必然转化为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负担。一方面，政策性贷款可能直接造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这种政策性负担同样加剧了银行经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从而加速了国有银行内不良贷款的累积。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中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于宏观金融政策的变迁，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银行自身的决策失误。[4]

如果西方的商业银行出现了不良贷款，处理方法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追究银行管理人员的责任，直到让这家银行关门倒闭。可是，很难处理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甚至找不到需要直接承担责任的肇事者。既然谁都不必为此负责，那还着什么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一年又一年地拖了下来，越积越多。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是体制问题，说到底只有两条：

(1)政企分开

(2)通过市场竞争选择金融人才。

只有政企分开才能避免各级政府过度干预造成贷款坏帐。只有让优秀金融家来主持银行才能保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这两个条件是改革国有银行的前提条件。第一条是政策环境。如果政府官员不停地干预银行业务，哪怕就是再优秀的金融专家也难以施展身手，甚至会被恶劣的经营环境逼走。第二条是说人的因素，在正常的经营环境下人的因素第一。尤其是在现代金融行业，千万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

有人说，那么多的经济学家都主张开放民营银行，为什么不先帮助国有银行搞好改革？经过好多年反复研究讨论，多数经济学家终于认识到，改革国有银行要比创建民营银行困难得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做到上述的两条。

政企不分使得国有银行的改革格外困难。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在组织上、人事上和心理上，国有银行的经理人员都必然高度依赖于各级政府。一方面他们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意图，另外一方面，一旦国有银行遇到困难也必然会要求政府提供支援。政府提供的担保从根本上削弱和瓦解了国有银行改革的基础和需要。例如，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足，政府发国债筹资用于充实银行的资本金；[5]如果国有银行不良债权过高，资产质量低劣，国家则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在帐面上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6]正因为有政府的干预和担保，国有银行养成了相当严重的“道德危机”，补充资本金以后资本充足率又不断下降，债转股以后不良债权又迅速积累。政府的担保一方面破坏和瓦解着国家信用，另一方面则阻碍着民间信用的建立和发展，是债信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巨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商业化是化不了的。因为，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和国家财政是一家，政府、银行、企业紧紧地捆在一起，国有银行的改革没有需求，没有动力，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

如果国有银行能够找到优秀的金融企业家，并且他能够得到上级充分的信任和授权，顶住各种压力，政企分开，拒绝政府过度干预，那么，即使维持国有产权，也存在着办好国有银行的可能性。

可是，金融人才从哪里来？众所周知，只有通过金融市场的公平的竞争才能培养、识别、挑选金融人才。目前，国有银行的行长是由组织部挑选，由各级党委决定的，最后还要经过当地政府发个任命状。在这种体制下就很难避免双重扭曲：首先，组织部难免按照政府官员的标准推荐一些庸才。其次，就算凑巧蒙上一个人才，如果人事权控制在上级政府手中，怎么能够要求行长们做到政企分开？

在组织部推荐的人选中，就是按照概率分布，也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人才。在这些人才当中，也会有几个能够和上级领导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上级的支持。因此，国有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尽管大部分有问题，总可以找出几个较好的典型。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些好的案例，使得许多人仍然对办好国有银行抱有很大的期望。可是，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有规则地选择合格的金融家来管理国有银行，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在现有体制下，要做到这两条非常困难。即使偶尔出现几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也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意义。

要搞好国有银行的改革，必须改变过去选拔干部的程序，通过公平竞争，从真正懂行的专家当中来选拔银行行长。行长的任命权必须交给银行的董事会，而不能由政府官员或者党委来决定。从理论上讲讲似乎很容易，真正做到，非常难。

由于目前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很难鉴别谁是金融人才。银行的董事会形同虚设，变成了退休老干部俱乐部，没有监督管理的能力。改变银行高层管理人员的挑选规则必然会涉及到许多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试图做到政企分开，必然会遭遇许多政府部门的反对。如果不做出重大的突破，想要让国有银行改革取得较好的成果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

(四)国有银行改革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体制有两个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以现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格局不会改变，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也不会改变。因此，国有银行改革取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和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

国有企业由于缺乏自我积累的能力，在改革过程中更加依赖外部资金的扶持。如果国有银行按照真正意义的商业银行来运作，经济效益普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将遇到极大的融资困难。目前，国有企业占用了80%左右的银行贷款，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绝对优势。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直接融资体系，无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结构上，都难以满足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国有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主渠道的地位。国有银行必须承担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大部分功能，它无法完全按照自身改革的需要调整运作方式和业务范围。因此，国有银行能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能否顺利走向商业化经营模式并生存下去，首先取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否顺利。

如果国有银行希望降低不良资产，无论是通过国家财政还是通过资本市场，只要一有动作就势必牵涉到国有企业。例如，通过“债转股”的方式来减轻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这原本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在西方工业国家中也经常这样处理企业债务。“债转股”的结果是让国有金融机构持有一部分，甚至相当大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假若国有企业的资产状况良好，那么持有这些企业的股份并不是一件坏事。银行可以定期分红，如果不想要了，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把股份转化为资金回收。可是，偏偏那些国有企业几乎都是老大难企业，往往早已资不抵债，连年亏损，哪里谈得上什么利润分红。既然连各级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造都一筹莫展，让银行持有一些国有企业的股份就能拿出什么办法来吗？各级政府见了这些国有企业就头痛，银行作为政府的下属单位难道比政府的本事还大？倘若国有企业继续亏损下去，银行手中的股票早晚会变成“垃圾”。虽然在短期内银行的坏帐换了一个方式，作为整体来说，坏帐还是坏帐，国有银行肩上的坏帐负担并没有减轻。

国有银行正在推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无论其产权无论如何变革，政府必然保持其主导地位。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必然要同时照顾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政府在处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矛盾时，必定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定优先顺序。对于那些经营状况比较好的国有企业，政府会站在银行这一边，执行金融纪律。但是，当一些国有大企业出现资金流动危机时，为了维护本地区的稳定，政府就不能不站到国有企业一边，干预银行的运作。如果不挽救国有企业可能马上就出乱子，弄得不好，各级官员要丢官罢职。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假若能够说服银行给企业一笔新贷款，就是出问题也不会在眼前。拖一天是一天。贷款到期之日，恐怕已在自己的任期之后了。出问题也是下任官员的麻烦。

如果国有银行从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出发，力图减少资产呆滞和被拖欠的风险和损失，势必会减少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国有银行收缩传统信贷业务将意味着整个社会融资总量的减少，大量储蓄沉淀在银行中而不能转化为社会投资。而银行自身在不能开展投资业务的情况下也同样难以发展。

无论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是着眼未来的发展，国有银行改革都受制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制于直接融资体系的健全和发展。国有银行的改革在面对复杂的产权变革时，还要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程度和整个社会投融资体制的发展状况来调整自身的改革进程，从而增加了改革的难度。事实上，由于金融改革的一再拖延，国有银行已经大量聚集了来自于国有企业的风险。国有银行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

(五)国有银行的产权矛盾

明晰的产权结构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前提。

国有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成为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市场经济主体。银行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首先要解决国有银行自身的产权问题。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国有独资的。国家作为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所有者，事实上无法行使所有权，这就出现了产权主体虚置的问题。由于政府作为国家的人，行使国有资产的管理权，于是，在实践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将银行看作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从构筑现代商业银行所需的产权结构出发，为了实现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国有银行的产权变革还要面临现存的大量不良贷款问题。作为一种历史遗留问题，银行的不良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过去十几年改革的成本。在银行产权变革中必须决定如何分担这种改革成本。显然，由国有银行单独承担巨额改革成本既不合理也不可行，银行没有能力予以消化。比较可行的做法是通过社会化来消化这些不良贷款，这就必须通过资本市场来运作。这一过程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

(六)敷衍应付还是彻底改革

看到金融当局的困惑，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人物，清朝的李鸿章。他在满清王朝的末年出将入相，职掌大权。办洋务，练海军，办外交，也曾风光过一时。在他手上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开办了北洋水师学堂等新式学校。他在临死之前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罢，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补，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以何术能负其责？”[7]

李鸿章的这段话还有几分自知之明，活生生地刻画出了一个裱糊匠的心态。李鸿章把自己的所有作为都定位为一个裱糊匠。发现了窟窿，就拿张纸糊上，从表面来看似乎还挺漂亮，但是，只要风雨一来，就马上分崩离析，不可收拾。

不知道怎么搞的，我们的某些金融官员的所作所为，也象是一个裱糊匠。在嘴上天天叫喊要改革金融体制，但是实际上只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金融体系和满清王朝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满清王朝病入膏肓，不可挽救。但是，中国的金融体制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更何况，金融官员可以换了一茬又一茬，缺了谁，银行都一样要开张。金融体系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绝非儿戏。

国有银行范文篇3

中国过去20余年，渐进式改革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发展起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经济”（樊纲，2000），主要采取了体制外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盛洪，1996），而没有急于触及体制内的“存量”（主要为国有企业）。这样，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维持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在国有金融的强有力支持下，国有经济一直保持着“低效率”的增长，这又大大减小了改革的阻力。从而保证了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并取得初步成功。因此，谈及金融改革，许多学者就极力主张运用同样的方式，即在国有金融体制之外发展“非国有金融”，让壮大后的“非国有金融”再来打败“国有金融”。①笔者则认为金融改革应从体制内入手，特别是对国有银行的改革，事关金融改革的成败。

一方面，经过一二十年的渐进改革，中国政府已相对成为一个“强政府”，在面对金融改革时有了相当的控制力。过去以牺牲金融效率为代价的改革方式，在今天应该主动加以改善。而且，同样采取渐进的改革方式，如先改一家，所带来的阻力（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和银行自身）也是有限的。也可以这样理解，在经济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过去渐进改革的成功为直接启动金融领域的“存量”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而，我们没有必要再花一段较长的时间采用经济领域同样的方式去改革金融，而是可以合理的加速——直接进行体制内改革。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目前发展体制外金融已经缺少了与过去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相类似的客观环境。当初，“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迅速成长起来，除了政策上的宽松之外，另一个极为关键的条件是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供其使用。如在改革之初，仅有20%左右的社会劳动在国营企业中就业，在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一旦在农村实行了允许乡镇企业和个体、私人经济发展的政策，非国有经济就可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樊纲，1993）。即只要有相当的原始资本，一些中小企业就能到市场上非常容易的买到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主要为劳动力和产品原材料。从后果来看，非国有经济之所以能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但世易时移，如今的金融领域所面临的环境已大不同左。首先，最重要的金融资源（主要为存款）有3/4被垄断在国有银行内①。又鉴于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稀缺性和国家信誉担保国家银行，非国有金融很难像过去非国有经济运用劳动力那样自如的得到可运用的大量金融资源。其次，金融业是相对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比较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胜任，而从国有金融机构那里挖员工也并非易事②。再加之，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原来相对封闭的环境已不存在，国内金融业要面对的是国际上大的竞争环境。这决定着我国的金融改革不可能像非国有经济那样拥有一个一二十年可以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却只有5—10年的时间可以在没有大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改革。③而这5—10年稳定期拿来改革国有银行相对是比较充分的，但在体制外发展“非国有金融”则明显不足。

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一批新兴民营企业的小商品走俏街头巷尾，但如今我们以美好愿望成立的民营金融机构却未必能同样风光，从而也就很难说其能挑起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梁。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改革国有金融，而国有金融改革的主战场显然又是国有银行改革。

二、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产权结构调整

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作为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主要内容，国有银行改革对整个金融改革的成败至关重要。那么，国有银行改革的首要任务又是什么呢？本人认为是产权结构调整，其是国有银行的一切糟糕现状得以改善的前提。

第一，产权不改，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可能得到完善。国有银行改革的本质内容就是逐步将其办成“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现代金融企业”。有人认为，国有银行可以像过去国有企业那样承包给民间经营，而产权仍为国家所有。这样即实现了广义上的民营——不动所有权，只转移经营权。从而可以逐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这种想法是好的，但能否实现则存在困难。原因是，过去的事实证明，在一般经济领域广泛实行的承包制就有诸多弊端，明显的一点是经营者过分的追求短期利益、对资源的过度使用等；而鉴于金融业的特殊性，一旦实行承包制，肯定会产生更多和更严重的问题，后果也将更加糟糕。可以想象，“承包”给民间的国有银行同样不可能实现政银分开，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营化，更不要谈什么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了。

第二，产权不改，国有银行不可能有动力支持民营经济，那么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就是空谈。应该说，我们改革国有银行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其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具体的就是让大量的资金流向新兴的民营经济。但在国有独资下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点的。从现实中看，虽然中国人民银行一再发文敦促各国有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即使有，也只是国有银行应付央行的“面子活”。原因仅在于中小企业缺乏信用、给中小企业贷款成本高吗？显然不是！更本质的原因在于，国有独资下的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既不承担任何风险（特别是政策性贷款，商业性贷款他们也可往政策性上靠），又能获得利益；④但给体制外的中小企业贷款，由于属于国有银行的纯商业贷款，那么风险则一律由其自担，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样一来，在许多民营企业的不规范运作、信誉没有树立的情况下，加之国有银行辨别优劣客户的能力十分贫弱①，那么贷款给民营企业的风险也就不小②。相比来说，何不安安稳稳的给国有企业贷款，而去自找“麻烦”呢？况且对民企的放款一旦出问题，还可能会引来“收了对方的贿赂”（樊纲，1999）这种荒诞不经的嫌疑。所以，即使国有银行的资金多的贷不完，其也宁愿存在央行的账户上、买国债等，而根本不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但一旦国有银行的产权多元化、大量的民营股份进入后，对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的要求就会增强。而大量贷款给国有企业、存款于央行或买国债显然不可能有高收益，此时就会要求其提高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级别的辨别能力，从而逐渐主动放款给中小企业。

另外，国有产权部分的退出国有银行，也不会影响其稳定性。原因是，在国有独资之下，国有银行是以国家信誉做担保（这也是为何国有银行的问题如此严重，但老百姓仍然将钱存进去的原因）。但由于“国家信誉具有不可分性”（张杰，2003），所以即使国家只有一点点股份在里面，老百姓照样认为是由国家担保的，不会出现挤兑。况且，国有产权是逐步退出的，而不是一下子退到很小的比例（比如10%以下）。

由此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银行业在进行了机构扩张、金融工具创新两次大规模的竞争之后，将必然要进入第三次最具本质性的竞争——产权改革（易纲、赵先信，2001）。产权结构调整已成为国有银行改革所不可逾越的障碍，拖得越久，改革的难度就越大。那么，产权如何改？

三、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过渡安排：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

1.过渡时期中国国有银行的二重属性：公共性和竞争性并存。在谈起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调整时，孙章伟（2002）认为，由于银行业既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又是竞争性很强的行业，所以如何在“国计民生”和“竞争性”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对国有银行所有权安排改革尤为关键。其实，更直白地说，笔者认为转轨时期的国有银行体制事实上已具有了“公共性”特征，这在表面上体现为其毫无条件的支持国有企业，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背后的最终目标其实是保证就业、维系社会稳定等。从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相对应来看，公有产权对应“公共性”，民营（私有）产权对应“竞争性”（杨灿明，2001）。但明显地，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国有银行都在发挥“公共性”功能，而几乎毫无“竞争性”可言③；所以，本应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银行的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存在相当的错位。

但另一方面，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的渐进转轨尚未完成之前（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仍大量存在），国有银行的“公共性”仍将有必要存在。但无疑地，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将明显增强，而且中国要将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也要求逐步增强其“竞争性”一面。所以，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就在于如何降低国有银行的“公共性”，增强其“竞争性”。显然，调整国有银行的公共性与竞争性的要害又在于适当的调整其产权结构（以逐渐改变其产权特性）。④那么如何在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核心要务。

2.降低国有银行“公共性”、增强其“竞争性”的关键：实现真正的民营。过去的事实一再表明，国有国营下的银行是不可能具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所以，要改善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将国有银行转为民营是必然选择。而且最终完全的民营化（至少是民间控股），即“民有民营”应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最终模式。但鉴于前面的分析，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这中间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即国有股逐步退出，民营股逐步进入的方式。本文所主张的模式为：一是政府主导国有银行改革，二是股权安排上国家相对控股。显然地，国有银行改革中，虽然国有产权需要退出，但完全退出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所以，在国有银行不是整体出售的情况下，其改革的发起人必然是国家。①

从理论上讲，狭义的民营银行就是“具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市场化机制来经营，并由民间资本控股的银行”（巴曙松，2001）。但广义上，由于“民营”与“官营”相对，所以民营银行就是非官方经营的银行，表明的只是一种经营机制上的特征。一家国有的、或者是国家控股的银行，如果采用规范化的经营机制，同样也是民营银行（巴曙松，2001）。②所以概括起来，民营银行有民有民营和国有民营两种形式。应该说，国有银行市场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狭义上的民营银行，但国有银行要实现由民间资本控股显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我们知道，“国有”即意味着国家拥有全部或大部分所有权。而在这两种产权安排下，民营的目标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独资的情况前面已做过分析，而绝对控股（股权在50%以上，国有股一股独大）与独资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在国家绝对控股的情况下，其他的非国有投资主体根本没有表决权，对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转换不可能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可以想象，这种方案也很难吸引有实力的投资者入股。事实上，“民营经济”的实质不仅在于“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具有完全的自主决策权，而且在于它是一种在企业（公司）股份总额中私人股份所占比重达到51%以上、国家可以占有一定量的股份但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刘迎秋，1994）。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如果民营产权不占半数以上，是很难真正实现“民营化”的。

3.国有银行实现真正民营化的有效组织形式：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国有银行产权改革在引入非国有经济时，这些投资主体是否能够形成对控股方（国家）的牵制力，进而形成有效的银行治理结构（刘伟、黄桂田，2002），是在其股份化过程中的关键所在。因此，尽管要防止新引入的单个法人实体所占股份过高，但也不可使其过低。否则，其无心关注银行的经营状况，这样对于改善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这才是最终目标，产权改革即股份化、引入非国有法人实体等都只是手段）毫无助益。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国有银行的实质性改造一开始的时候，要引入有经济实力且规范运作的民营法人投资实体及境外法人投资实体，而不要急于引入个人投资者。③

在组织形式上，采取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可以保证新的法人实体对国有股牵制力的更好实现。这时国家只作为其中一个出资人角色出现，只是相对控股，而不干预子公司具体的经营（经营者应该是到市场上招聘的职业银行家），国家拥有多少股份就相应派驻多少董事，按照股份的比例分得经营利润。④这样就保证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既可以做到产权明晰，便于政银分开等，又可以使改造后的国有商业银行不失整体性，保持规模优势，利于与外资银行竞争。具体的股权设置，比如可以新成立的控股公司暂由国家100%控股，是一级法人；独立子公司则放开让民资和外资进入，是二级法人。在独立子公司中国有股相对控股，股份比例大概在25%左右是可以的①；再者，非国有股要适当分散，即限制单个投资者的入股比例，比如1%—10%。

四、结语

中国的银行业很早就提出了市场化的目标，特别是自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急于提高中国金融业竞争力的学者们就强调在各方面都要与国际接轨，提出要加速其市场化的进程，诸多关于银行改革的方案也大多出于此背景下。过多的“吸收”了发达国家的“现在”是这些方案的通病，从而导致他们大多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可以想象，一旦中国允许混业经营，国内的金融机构是可以同外资金融机构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了，但如果监管不力，就很可能导致金融业的大混乱，从而拖累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结果不可想象。所以，中国银行业要实现市场化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短期内银行业还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化，那么，只谈市场化就于事无补。从而仅仅盯着发达国家的现在而寄希望于直接搬用或纯粹模仿，其实对我国的实际无多益处。我们通过分析，特别是主要参照过去一二十年渐进改革的经验，发现了一条银行业可行的渐进过渡之路。本文就是探讨了在这条渐进之路上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一个可行模式。

应该说，国有银行的国有独资和私有化是国有银行产权安排的两个极端，我们对目前的“国有独资”不满意，但在近期也并不希望其实现“私有化”。原因是，在经济转轨时期，银行业拥有“公共性”和“竞争性”的二重属性。但国有银行过去的问题恰恰在于其过分发挥了“公共性”，反而忽略了“竞争性”；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也就在于如何降低其“公共性”，提高其“竞争性”。又由于公有产权偏好于“公共性”，私有产权则偏好于“竞争性”，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恰当的安排二者的比例。在国有产权所占比重由多到少的逐步退出次序下，国有银行改革的各级目标模式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于是发现在国有股份和民营股份的比例的适当安排下，以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为组织模式——对国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有着重要的衔接作用——是一个绝好的过渡模式。而且更关键的在于，在这种模式下，原来的国有银行会逐渐转向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从而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改革国有银行的初衷。

参考文献：

1.巴曙松，2001：《民营银行：炒作与务实》，《经济学消息报》1月5日，NO.418。

2.樊纲，1993：《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第1期。

3.樊纲，1999：《克服信贷萎缩与银行体系改革——1998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1999年展望》，《经济研究》第1期。

4.樊纲，2000：《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经济研究》第1期。

5.杰拉德·克里根，2002：《银行体系改革：中国应选择哪种模式？》，《国际金融研究》第5期。

6.郎咸平，2003：《银行改革：产权无关论》，《新财富》第1期。

7.刘伟、黄桂田，2002：《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经济研究》第8期。

8.刘迎秋，1994：《中国经济“民营化”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9.孙章伟，2002：《国有银行所有权安排的经济分析》，《国际金融研究》第12期。

10.盛洪，1996：《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11.朱桂芳，2002：《央行谢平语出惊人：四大银行竞争只为讨好“父亲”》，《南方日报》4月16日。

12.徐滇庆（主编），2001：《金融改革路在何方——民营银行200问》，北京大学出版社。

13.杨灿明，2001：《产权特性与产业定位——关于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第9期。

14.杨瑞龙，2003：《国有企业只有一个负责任的“老子”》，《经济日报》2月13日。

15.易纲、赵先信，2001：《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经济研究》第8期。

16.殷树荣、李新颜，2003：《浅析产权与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第2期。

17.张杰，1997：《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与清债博弈》，《经济学家》第6期。

18.张杰，200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经济研究》第1期。

注释：

①2002年下半年在关于民营银行准入问题争论中的“新建派”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主要文献可参阅徐滇庆（2001）。

①国有银行在整个金融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2002年底，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占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的58.7%（《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2003—1，P96）。

②虽然目前国有金融机构效率低下，但其员工也不会轻易跳槽，原因在于他们不单单要考虑工资待遇问题，还要考虑福利、家庭的稳定等一系列连动问题。

③即使在2006年全面对外开放金融业，外资金融也不会很快进入国内。原因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他们还需要几年的摸索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金融领域至少还有10左右的稳定改革期。

④主要原因在于，作为国有企业的第一注资人国家，在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其对国有企业的注资能力也大为削弱，而鉴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同属“国有”，“国有银行就在实际上代替国家充当了对国有企业注资人的角色”（张杰，1997），从而，国有银行可以毫无顾忌的放贷款。

①事实上，从后面的分析来看，国有银行在对民营企业贷款上根本没有动力，所以更多的时候“民营企业毫无信誉而言”往往成为其拒绝放款给民营企业的借口，而不是去努力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

②而且，如今国有银行普遍实行贷款责任制，信贷员对自己放的贷款全程追踪，承担相应责任，这就更加不利于对民营企业放款；对高层管理人员，就更不愿意看到贷款给民营企业出现风险，那将事关其政途。所以，在国有银行内部从上到下，都没有动力给民营企业贷款。

③谢平曾说过，四大国有银行表面上的相互竞争只是为了讨好“父亲”（朱桂芳，2002）。

④随着国有银行发挥“公共性”（表现在对一些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错位的国有企业的支持）的功能越来越弱，其“竞争性”必然会越来越强，当“公共性”消失的那一天，就是其市场化改革完成的时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公共领域，国有企业的存留将是必然的，而一些本应由私人经营的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随着改革的推进，最终将会转变为私人企业。而剩下的一些在纯粹公共领域的国有企业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可以由政策性银行来提供。从这个意义上，目前的政策性银行还不能担此重任。

①其实，国有银行改革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也是“一场由原来的‘老子’发动的矛头指向自身的革命”（杨瑞龙，2003）。

②此说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下能否实现真正的“民营”？所以，这里仅有的分歧在于，虽然在当前实现国有银行私有化不现实，但也必须相当大幅度的调整国有银行的产权才有可能实现“民营”。

③原因在于分散的个人投资实体并不能产生对国有控股方的实质性牵制作用（国有法人实体就更不用提了）；而在实现“民营”之后，国有银行必然能顺利上市，那时才是个人投资主体进入的最好时机。

④这时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国家仅仅作为一般投资者而获取投资收益，那么，以政府非盈利的行为目标而言，也就不存在国家控股的必要（殷树荣、李新颜，2003）。但我们说，这种安排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国家控股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前面讲到的国有银行的“公共性”在短期内还有必要存在。另外，郎咸平（2003）对世界上78个国家和地区的958家上市银行的股权结构做的调查表明，这些上市银行中，国家持股的比例最高，占28%。其实这恰好说明了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国家对银行业适当控制的合理性（可以肯定地，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离完全的市场化水平——尽管这一概念至今还有些模糊——仍还有相当的距离）。

①由美国的《银行持股公司法案》来看，如果持股权超过24.9%，就认为存在控股问题，甚至股权在10%与24%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控股问题（杰拉德·克里根，2002）。

国有银行范文篇4

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虚置资本现象,即所谓的“担保代替注资”(张杰,1997)。在国家实施金融抑制的条件下,绝大部分的居民储蓄都流入了国有的银行体系,从而充当了这种担保性注资的真实资本载体。这样,国家就收稿日期:1999-12-16可以在不用通过财政付出真实资本来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情况下,凭国家担保来成功地实现对国有金融产权的控制,并依此来支持国有经济的成长。

在有国家担保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就显得不是很重要了。这是因为,银行能够正常运转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其能保证充分的资产流动性,可以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挤兑”等流动性问题。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正是为了保证银行资产的流动性才作出的一项重要规定,目的是通过限制银行的过度放款来保持储户对商业银行的信心以提高其抗风险能力。然而在我国,虽然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很低,甚至是在净资本比率从1990年的641%下降到1995年的实际-739%②的状况下,国有银行体系不但没有出现流动性问题,反而其贷款总额和存款总额同时呈现出很高的增长率(当然,没有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处在“技术上已破产”的状况下,只要有国家的担保,居民方面就不会存在信心问题,国有银行也就不必担心不良资产的产生而导致的净资本比率下降,因此仍能照常运转。所以说,在当前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各个重点之中,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1中国的渐进改革需要体制内产出(国有经济)的平稳增长,否则GDP增长率将出现大幅度下滑,渐进改革也将难以为继。而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又需要国有金融的强力支持,从而使得政策性金融支持难以在短时期内明显缩减,政策性不良资产将是渐进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迄今为止,中国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这主要是因为在体制外产出(非国有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体制内产出保持了平稳的增长态势,从而在整体上呈现出GDP的较快速度增长。然而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是离不开国有金融体系支持的。国有部门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政策性贷款(1994年数据:中国工商银行18%,中国银行22%,中国建设银行53%,中国农业银行48%,平均比重达3525%①),还有另一大部分是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我们不妨把这两种贷款合称为政策性金融支持。事实上这部分贷款总是与低效率、不良资产等名词联系在一起。原因也很简单:获得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总是将这部分资金看作是可以不予归还的国家注资或补贴,他们从借入资金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准备还本付息。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中国还处在渐进改革的过程当中,国家通过国有的银行体系对体制内产出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也可以看作是替代财政补贴的一种金融补贴)就是必需的,那么新的政策性不良资产的产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正是国家付出了金融资源低效率配置(产生了巨额的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个巨大的隐性改革成本才买来了中国的渐进改革,否则体制内产出将必然出现较明显的下滑,渐进改革将难以为继。若改渐进改革为激进改革必然使改革成本显性化,会在短期内导致GDP增速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由于国家绝对无法承担如此之大的改革成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显性化,因为这有可能直接导致民心不稳,社会矛盾激化,这不仅是政府肯定无法承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愿看到的,所以维持渐进改革模式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也正是维持渐进改革的必要性决定了国有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就很难短期内在真正意义上实现。

2国有的金融产权使得国有银行经常产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冲动,而这种冲动又是一种缺乏风险约束的单方面趋利行为,最后形成了大量的投机性不良资产。国有银行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完成了国家对其分派的政策性任务之后,国有银行必然会追求自身的效用偏好,而发放由自己决策的商业性贷款是其追求本行利润最大化等目标的主要手段。但由于银行产权的国有性质,作为人的各银行机构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冲动,在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过度发放某些高风险贷款(如给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贷款),结果导致大量不良债权的产生,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投机性不良资产。由于国有金融产权的退出成本将很高和剩余索取权的不可转让、不可分割性,使得国家作为注资者和出资人无法通过行使退出权或转让产权来威胁国有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银行正是利用了国家在产权上的劣势来满足其自身的效用偏好,同时也容易出现金融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其表现形式则是投机性不良资产的大量积累。

3国有银行在风险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不足的情况下,自身也缺乏更多的金融创新激励,金融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呈现出明显的X非效率特征。对于一个国有垄断企业来说,没有私人能够合法占有企业的剩余,所以监管效率低下,许多技术上可行的、实际上也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人们却往往没有积极性去做,所以生产了X无效(杨小凯,1997)。这个论点对于国有银行也是适用的,国有银行人均利润远低于股份制银行就是一个明证:据统计,1995年四大国有银行的人均利润率仅为111万元,远低于中信实业银行3953万元和中国光大银行3949万元的水平(武捷思,1996)。

从以上三点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只要国家还处在渐进改革的阶段,即使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比率在某一个时点上达到了8%这个目标,也容易因为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和X非效率而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国家要维持8%这个目标,就得不断给国有银行注资。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

竟在哪里?毋庸质疑,不良资产的不断再生甚至加速增长是当前金融改革的最主要问题,而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是导致不良资产不断产生的重要原因,所以对其应在改革中首先予以解决。因为这个病根不除,任何存量改革都是无效的。笔者认为,政策性不良资产源于渐进改革本身,所以并不能在国有银行内部体制的改革中得到解决,而只能在渐进改革这个更宏观的层次上逐渐消化。以下就抑制政策性不良资产问题从整个渐进改革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1在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贡献份额已远远超过国有经济却又得不到足够外源融资的情况下,国家应鼓励国有银行逐渐加大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更快,信用约束要相对好于国有企业,银行收回本息的可能性要大于向国有企业发放的贷款,这样就会减少新增不良资产的发生。而更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因此还可以在我国加入WTO直接面对外资银行竞争之前抢先争得一批信誉良好的非国有经济客户,增加优良资产的比重和银行利润,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减小入世可能会给国有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这对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在得到更多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会进一步加快,从而对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再就业、补贴利益受损阶层等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国家因此可从“国内外援”(樊纲,1994)那里得到更多的改革收益以弥补日益高昂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在当前国企改革已到了最后攻坚阶段的时候,这种体制外产出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可以这样说,给非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既有利于渐进改革的顺利进行,又有利于国有银行在实质上向商业化转变。当然,如果非国有经济得到了相对更多的信贷份额,那么国有企业所能得到的份额必然会相对减少,体制内产出的增速也自然会下降。但我们只要能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用向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所获得的收益增量来抵消因体制内产出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渐进改革就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而不会向激进式改革转化。

2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国有银行可以通过逐步增加向非国有经济放款来减缓不良资产的增长,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无论如何都仍将是国有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的重点(包括改革中与改革后)。如果国有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转制,政策性不良资产就将在长期内困挠国有银行,成为金融改革的绊脚石。如果国有银行不能成功实现商业化经营,在我国加入WTO后就很难与实力强劲的外资银行相抗衡,国有金融体系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尽管国家已经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做出了不小的努力,但是力度还稍显不够。我们必须抓好入世过渡期这个改革时机,否则国企改革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解决政策性不良资产再生的同时,我们也要抓紧解决投机性不良资产再生和X非效率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相对于前者来说处理起来会简单一些,因为仅对国有银行体系内部进行改革就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这从国家加大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力度后国有银行出现主动的“慎贷”行为就可以看出来。国内学者在国有银行改革问题上提出的不少有建设性的政策主张虽然很难根治政策性不良资产,但对于抑制投机性不良资产的产生和X非效率现象的出现还是比较有效的。诸如深化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国有银行的内部控制和激励机制、加大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力度以及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等建议从性质上讲都是具有实质改革意义的,国家对此应做的事就是加大改革力度并保持改革方案实施的连续性,千万不可半途而废。当然国家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时也应循序渐进,要与整个渐进改革同步,在逐渐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下做到有张有弛,松紧适度。

国有银行范文篇5

一、2004年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明显加快

1、适应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

到2006年，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全面放松对于外资银行进入银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过渡期的机会，对国有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难以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2、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巨大成本，同时也由于银行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轨过程中积累了较大的不良资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之一。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强劲，如果不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累计新的不良资产包袱。

3、提高中国金融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强劲，中国金融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风险状况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总资产20多万亿，17万亿贷款余额，如此大的金融总量对经济运行来说举足轻重；如果银行体制中积累的不良贷款如果规模过大，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会形成潜在的威胁。

4、中国把国有银行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

从目前的银行改革趋势看，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之前是迅速改革国内银行体系的最后机会。较之1998年的资产剥离，这一次的注资是实质性的资金注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剥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反观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因为对银行体系累计的高额不良资产等问题犹豫不决，导致经济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痛下非常之举和多次的增资扩股，使得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观，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它的活力和生机，这给予中国的银行改革同时以正面和反面的参考和借鉴。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相对来说较为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如果说中国在改革的早期尝试新设一些市场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增量的改革来触动国有银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压力”的话，那么，现在看来，这种改革思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实证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动国有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因之，此次中国决定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对两大国有银行进行改造，主要是具体考虑到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导的地位，所以必须还要从内部、从治理结构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当前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1、全面的资产重组和财务重组：主要是注入资源进行不良资产的清理

根据中国银行2002年年报，到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法统计，其不良贷款总额为4085亿元，最后损失类贷款高达1874亿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贷款总额为2680亿元，其中损失类为569亿元，但可疑类亦有1289亿元之多。两家银行的损失类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这应该算是其不良资产的底线。用于核销不良资产的资金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资本金。目前中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22.09%，即有近900亿元的准备金。建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13.4%，即有350亿元的准备金。但是，这部门准备金尚不足以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需要动用近两年的银行利润来核销不良资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2002、2003年中国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经营性利润均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此基础上，按照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将财政部原来持有的所有资本金全部用来核销不良资产。经过初步的框算，经过准备金、新增利润和资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举措，基本上可以核销历史上的不良资产。

2、注资

经过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清理之后的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比率方面看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银行，但是也是一个没有资本金的银行，此时以外汇储备注入资本金，则起到了在新的银行框架下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了1600亿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亿美元，到2003年年底还有40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然高出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最优规模。实际上，从1994年中国出现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就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从央行的角度来说，尽管减少了外汇储备，但是投资科目增加了，过去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所得到的收益率不过2%，现在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内的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专门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监督注入资金的运营。中国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派员组成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国中央汇金公司今后将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东的身份，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3、产权结构的重组

主要是强调引入具有国际水准的战略投资者，通过技术转移、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等，促进银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这主要是指通过促进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市，改进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引进市场的约束，促使国有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点在于促进国有银行治理机制的转换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种公共资源有8000多亿元人民币，为了促使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额不良资产，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也就是所谓“花钱买机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这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这两家银行的内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制度；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利润最大化；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机构扁平化和业务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会计原则，加强财务管理，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化优势，积极推进重组上市进程；加强人员培训和公共关系宣传，做好综合改革的相关工作。

同时，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还参照全球经营管理水平较好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制定了包括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率、资产回报率等在内的7项财务考核指标，督促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经营绩效方面达到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

三、客观看待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资产及其发展趋势

此次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注资，动用了较大规模的公共资源，显示中国政府支付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因为承担转轨成本形成的不良资产。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实际上支付了经济转轨的成本，如何处置这个成本，直接影响到银行未来的改革方向。如果通过全面的不良资产清理和注资，就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曾经尝试也期望国有银行靠自己内部管理完善，靠内部的经营能力慢慢消化历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实上庞大的不良资产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银行，还使得难以在客观上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考核。通过注资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时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组中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中借鉴实施，从而对整个国有银行的改革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1、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分析

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中，30%不良贷款的形成来自于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30%的不良贷款来自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国有银行超过50%的贷款是向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助学贷款和个人汽车信贷）发放的。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部分地区法律环境较差、法制观念薄弱所导致的。15%来自对部分行业如军工生产的转型所导致。

因此，总的来看，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管理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因此，虽然不良贷款总体规模较大，但是比较而言，国有银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重并不高。

2、中国当前具备了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有利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和金融体系脆弱性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的决策层下定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系。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放弃了对国有银行的行政干预。

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商业银行决定贷款的自主性。

中国的政府已经逐步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义务。

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了条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利用现有资源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也为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问题带来了可能。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监管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关注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比危机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法律法规，包括《破产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进一步的完善修订之中。

新增贷款质量相对优异，近几年的新增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在2%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带动的贷款资金需求，为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创造了积极条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效应；国际投资向中国转移的世界工厂效应；以汽车和住房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品升级效应；民营经济主导效应；以及重化工业化带动效应。

另外，中国的监管机构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不良资产考核办法。以2004年颁发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为例，该办法一是强调“对银行风险进行全面监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监测和考核包括对不良贷款、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风险的全面监测和考核。二是加强“对不良资产余额和比例的双重考核”。三是体现非现场和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分别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设立“派驻监管小组”，收集、分析四家银行总行经营管理和综合改革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初步归纳起来，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启动改革，可能产生以下5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国的国有银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资源，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通常来说，不良资产的下降会带来银行贷款投放能力的上升。这次通过大规模注入资金，再配套相应清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对于增大国有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国有银行积极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

三是意味着探索出一条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汇储备的新的途径。

四是随着这样注资改造国有银行，与其说政府是花钱为这些不良资产“买单”，不如说是花钱给国有银行买了一个新的机制。

国有银行范文篇6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

国有银行范文篇7

一、国有银行具有特殊的资本结构,资本充足率并不是最重要的

二、即使国家在静态上补足了某一时刻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却很难在动态上有效抑制住新生不良资产的增加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重心应是设法阻断不良资产的再生机制

我们都知道治病要除根,国有银行的病根究

国有银行范文篇8

论文摘要：本文是对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具体模式的探讨。文章首先分析了在金融改革中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地位，进而阐述了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产权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主要是国有产权的退出和民营产权的引入；然而在中国的渐进转轨之路还远没有走完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实现完全的民营化在短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给出一中间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内核仍是股份化，具体的含义为：一是政府主导国有银行改革，二是股权安排上国家相对控股。具体的组织形式主张采取在美国一度十分流行的“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形式。

一、金融改革的着力点：从体制内入手

二、国有银行改革的核心：产权结构调整

三、国有银行产权结构调整的过渡安排：纯粹性银行控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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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滇庆（主编），2001：《金融改革路在何方——民营银行200问》，北京大学出版社。

13.杨灿明，2001：《产权特性与产业定位——关于国有企业的另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第9期。

14.杨瑞龙，2003：《国有企业只有一个负责任的“老子”》，《经济日报》2月13日。

15.易纲、赵先信，2001：《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经济研究》第8期。

16.殷树荣、李新颜，2003：《浅析产权与国有商业银行金融风险》，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第2期。

17.张杰，1997：《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与清债博弈》，《经济学家》第6期。

18.张杰，2003：《中国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谜团》，《经济研究》第1期。

注释：

①2002年下半年在关于民营银行准入问题争论中的“新建派”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主要文献可参阅徐滇庆（2001）。

③谢平曾说过，四大国有银行表面上的相互竞争只是为了讨好“父亲”（朱桂芳，2002）。

①其实，国有银行改革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也是“一场由原来的‘老子’发动的矛头指向自身的革命”（杨瑞龙，2003）。

国有银行范文篇9

本文认为，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对国有银行的分析中，在比较了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之后，提出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基本标准，进而结合国有银行的经营现状，分析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下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探讨了国有银行上市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最后结合国有银行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主要思路。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不仅在微观上影响到国有银行体系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还在宏观上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能否建立有效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应当成为当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一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界定

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包括银行治理结构在内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转轨经济来说，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也促使各国从提高的国际企业竞争力出发来研究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及其利弊（其中又被大致划分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两种）。为此，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英国于1992年成立了Cadbury委员会，欧洲在近年成立了"欧洲公司治理联盟"（EuropeanCorporateGovernanceNetwork），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这些机构都各自或共同对公司治理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政策建议。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到众多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而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涵与实质的界定也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位学者：（1）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的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quot;（Mayer，1995）。（2）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层、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a）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b）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c）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3）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层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的权利；高级经理层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quot;（吴敬琏，1994）

因此，立足于上述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界定为在国有银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前提下，所有者（政府）、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经理层）之间的制衡性制度安排。由于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众多，因而其上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机构之间的激励与约束同样成为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包含不同角度的内容：（1）从委托──的角度看，国有银行实际上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网络。由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自我利益导向的。因此，需要用制衡机制来对抗潜在的权力滥用，用激励机制来使董事和经理为股东出力和谋利。（2）从产权的角度看，国有银行的所有权规定了银行的边界，是控制公司权利的基础。这些权利包括提名和选举为投资者利益管理银行的董事的权利；要求董事就企业资源的配置做出决策并给出解释的权利；任命独立审计师检验公司帐务的准确性即对董事的报告和账目提出质疑的权利等等。而对于公司资产运作和日常经营的控制权，则分别授予董事会和经理层掌握。（3）从利益主体的潜在冲突角度看，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则是处理和协调与国有银行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国有银行运行中存在的冲突和矛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无论是从委托－角度、产权角度还是利益主体的潜在冲突角度，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所要回答的问题都包括采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最有利于降低委托的成本，促使企业最有效地运行，保护投资者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在国有银行中得到协调。亚当·斯密在"国富?quot;中就指出，受雇管理企业的经理在工作时一般不会象业主那么尽心尽力。1932年，爱德夫·伯利(AdolphBerle)和嘉得纳·米恩斯(GardinerMeans)对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投资者)和"人"(经理层)之间的利益背离作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人行为"的理论基础。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背离和信息成本过高而导致的监控不完全，国有银行的经理层所作的管理决策就可能偏离投资者的利益。例如，一般来说投资者比较注重投资利润最大化，而经理层往往追求企业规模的最大化，因为银行的规模本身会给经理层带来权力和地位。与此相比更为有害的是人的监守自盗现象，在银行管理上表现为各种侵蚀委托人利益的"人行为"。例如，一些银行经理层运用其能够支配的银行资源违规发放贷款、牟取个人或者局部利益等。

二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提出

（一）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治理结构的有效性的比较

从全球范围看，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种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型法人治理结构和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型法人治理结构。一些学者将英、美模式称为"保持距离型"（arm''''s-length）融资模式，或市场型的治理结构；而将德、日模式称为"控制导向型"（control-oriented）融资模式，或管理型的治理结构。不同治理结构的形成有其不同的历史的、法律的甚至是哲学上的背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公司财产所有者与法人所有者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大体上说，这两种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区别在于，（1）主要由于英国美国的股市比较发达，企业资产结构中股市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英美法系的公司治理更多地依赖于公司外部市场的力量，更强调股市的流动性（liquidity），而且由于公司拥有众多的小投资者，但小股东们对经理层的影响力较弱；于是，这种模式比较强调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要求公司财务数据充分公开，增强透明度，禁止内部人交易，用股票市场监督经理。兼并、收购等公司控制市场（corporate-controlmarket)在这种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日本和德国等大陆法系的公司治理则由于企业资本主要来自于占据支配地位的银行和财团，因而更多地依靠债务约束和经营者的"团队精神"以及法人股东在公司非正常状态下的控制力。投资者（主要是银行，或与公司有商业关系的其他持股公司）持有大比例的股份，他们与经理层保持长期关系，并对经理实施直接监督。由于股权集中于几个大股东手中，他们有足够的动力，也有足够的能力对经理层实施监督和控制。

由此可见，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是在不同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对金融管制上的差异等因素下分别形成的，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其与各国的宏观环境（包括法律体系、金融结构、文化传统等）相适应，很难简单地区分孰优孰劣。从国际经济界的动向看，在八十年代，国际经济界对日、德体制比较推崇，认为这种银行和企业集团控股方式有利于鼓励企业着眼于长期发展；而英美以股市为主的资本市场则容易导致经理层因为关注短期的市场压力而采取短期行为，可能为了眼前的投资回报损害企业的长远利益。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对日、德经济相对优势地位的上升，认为美国体制更优越的观点渐渐占了上风，其重要看法是英美体制更强调保护投资者，股市发育比较完全，融资成本低，能够有效地推动企业之间的重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客观地说，上述两种治理结构在不同国家、不同的环境下均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各自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全球范围看，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往往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在很多时候常常表现为治理结构之间的竞争。如果说在原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高的条件下，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可以并行存在并各自发挥效果的话，那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两种模式的不断互动，这两种模式开始不断融合，主要表现为这两种模式开始吸收其他模式的优点，以进一步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具体来说，英美模式中，机构投资者开始成为主导性的投资者，并且更为积极地参与公司事务（activism），监督公司管理层。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各种机构投资者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机构投资者在美国企业资产中所占比重已经从1950年的6.1%上升到1996年的48.8%。同时，德、日模式中来自外部的监督也在增强，养老基金、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稳步发展，交叉持股虽然不会迅速减少，但信息披露在不断增强；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衰退，促使人们反思交叉持股等治理结构的弱点，着力弥补德日模式的关键性缺陷─缺乏可竞争性（contestability），许多大型公司也开始公开上市，小股东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利。

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融合趋势，促使我们进一步探讨当前经济界所共同承认的有效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以作为我们分析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时作为参考。

（二）从两种模式的治理结构的融合趋势看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特点

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融合，显示出企业界已经开始认同一些有效的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理论上说，所谓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就是指公司治理结构如何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有效地解决委托的问题、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进而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综合考察当前国际经济界的分析，我们认为，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具备一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以清晰的产权界定为基础。只有明确了所有者，明确了清晰的产权边界，整个治理结构的建立才有了根本的基础。如果说在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的分析中，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在探讨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问题时，这应当成为我们分析的起点。事实上，这也是许多研究人员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随后的分析可以看出，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就难以有足够的激励进行经理层的选择，也就难以建立对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其次，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使所有者拥有选择和监督人的权威。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由于企业的所有者才是最根本和最终的企业经营的风险承担者，在明确了所有者之后，也只有他们才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好的经理层、解雇差的经理及监督经理的表现。由于经理层的选择是由所有者按照自身确定的标准进行的，因而所有者的产权界定是否清晰，是否以盈利为导向（或者确定了其他的目标），直接影响到人的选择和监督过程。

第三，有效的治理结构必须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尽可能对应。FrankKnight（1921）可能是最早提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二者必须对应"这一观点的。最近，Harris和Raviv（1989）也指出，剩余索取权应当与控制权（投票权）对应，因为否则的话，"廉价投票权"会使得不称职经理更有可能控制企业。这里，"廉价投票权"指对结果不负责任的投票权。Dewatripont和Tirole（1994）认为剩余索取权是使拥有控制权的人采取恰当行动的激励机制。因此，促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尽可能对应，就是指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拥有剩余控制权；同时，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则应承担风险。在公司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其拥有者在收益分配序列上是最后的索取者，也是风险承担者；剩余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也就是拥有合同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如果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没有剩余索取权，则其手中的剩余控制权就将"廉价投票权"，"廉价投票权"必然会使所有者对于经理层的控制缺乏效率，也可能使不称职的经理层更易于在这种治理结构的牟取生存空间。如果要使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严格、有效地行使投票权，让其同时拥有剩余索取权是最好的约束、激励手段。客观地说，在以委托制为本质特征的现代企业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常常是不可能完全对应的，其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委托活动的成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二者直接的差异愈小，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就愈低。

第四，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根据业绩动态确定经理层的收入水平。换言之，经理层的收入不应当是固定合同支付的，如果经理层在企业中的所有收入是期初就固定了的工资、奖金、福利等而不受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即经理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则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保证经理会努力工作的。因此，为了提高经理层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应使经理的收入与企业的业绩成一种正比关系。正如上文所述，经理作为企业的经营成员，他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拥?quot;自然"的控制，从而在给定经理行为难以监督和不能写入合同时，他必须有剩余分享权以促使其努力工作。同时，为了促使经理提高企业的长期生产能力而不仅仅是提高总销售收入和短期利润，在公司上市的状况下，经理的报酬应当与公司股票价格密切相关。从国外的情况看，经常采用的方法是让作为企业内部人的经理持有一定的股份，成为内部股东，因为这样可以使得经理的利益和外部股东的利益更好地一致起来；同时，为防范经理行为短期化，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该将经理的相当一部分收入期权化。

第五，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在清晰的制度框架下给予人以充分的自主权。在建立了清晰的经营管理目标和激励约束机制、监督评估机制后，所有者应当给予人以较大的自主权，以应对市场的迅速波动和市场条件的快速变化。

第六，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促使企业所有权在多元化的基础上的适度集中。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内容，股权结构的安排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到所有者对人的监控效率和所有者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首先应当强调的是，股权的单一化不可能形成监督制约关系，股权的适度多元化是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实际企业运行看，当股权比较集中在少数投资者手中时（集中的形式有多种，如大股东、收购、大债权人等），由于占有企业利益的大部分，这些大投资者较股权过分分散在众多小投资者手中时更有动力和能力搜搜集企业经营信息和监控人，在有关决定上更容易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大投资者有足够多的投票权对人施加压力甚至通过经理市场和购并市场来罢免人。换言之，大股东们是通过共同利益最大化和对企业资产的足够控制来解决问题的。类似地，将大额现金要求权和干预企业主要决策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大债权人通过他们的相机控制权可以比小债权人更有效地约束经理。但是，股权过分集中却会导致这样一个负面效果，那就是大股东很可能会利用手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投票权来为谋取自身利益时而侵害小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第七，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具备对企业经营状况变动的开放性和适应性。换言之，有效的治理结构能够根据企业的不同经营状况实施不同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不同状态下企业应当有不同的利益要求者控制。这是因为在一个合同不完全的世界里，只有根据企业的不同状态调整控制结构，才能使经营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达到最好的一致。进一步看，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仅仅基于企业业绩的货币激励并不能有效地约束经理，应当让外部人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根据企业业绩的好坏来采取相应的决策；同时也应当让外部人拥有企业的证券以激励其适度干预企业。不过，外部人的干预应当是根据企业状况进行的，当企业业绩优良时，外部人应当较少干预企业事务以作为对经理的奖励，而业绩欠佳时，外部人应当加强对企业的干预以作为对经理的惩罚。另外，在一般情况下，当企业业绩优良时，股东应当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当企业处境艰难时，债权人应当拥有对企业的控制权，因为在干预企业方面股东比债权人更为消极被动，更为心慈手软。

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是在明晰的产权边界的基础上由所有者选择和监督人，同时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尽可能对应；在确定经理层的收入水平时根据业绩动态进行调整，并且要在清晰的制度框架下给予人以充分的自主权以适应市场的快速调整。另外，有效的治理结构应当具备对企业经营状况变动的开放性和适应性。只有具备了这些方面的条件，企业的治理结构才可以说是有效的，否则就必然是无效或低效的。

（三）国有银行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的缺陷

在比较了当前国际经济界主要的治理结构模式、并由此归结出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特征后，反观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现状，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国有银行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的一系列缺陷。目前，这些缺陷已经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到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首先，如同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国有银行的产权主体是虚置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一直未能真正解决的一个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应该由谁完全代表国家作为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行使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并真正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责任；由谁在获得了国家财产所有权所相对应的收益的同时，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所可能相对应的损失。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象真正的财产所有者那样，既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又有巨大的内在压力来关心国家财产权的所有者收益，任何表层化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的改革到目前为止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虚置问题。从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角度看，产权虚置直接导致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低下。因为国有银行缺乏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来行使完整意义上的所有权，就难以有足够的激励根据市场化盈利经营的要求进行合格的经理层的选择和监督，也就难以建立对经理层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由于缺乏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经理层必然获得事实上的对国有银行庞大资源的支配权，形"内部人控制"的格局；同时，政府也可以十分方便地以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化、非透明地方式影响银行的经营行为。

其次，国有银行对于人（不同层次的经营机构中的经理人员）的选择由于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而基本上采用行政化的干部考核运用制度。在人的选择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激励和约束，并不能保障国有产权在国有银行内部的代表有足够的激励去选择好的经理层、解雇差的经理及监督经理的表现。由于经理层的选择是由所有者代表按照自身确定的标准进行的，因而，如果国家对国有银行经理层、以及国有银行上级行对于下级分支机构确定的人选择目标不是以盈利和经营业绩为主要导向的，那么，由此决定的国有银行经理层的选择和运用必然是非市场化的、低效率的。

第三，国有银行内部的权利配置结构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错位的，在当前国有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下，主要表现在国有银行内部拥有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对国有银行资源使用的投票权、支配权、决策权）的经理层基本上没有剩余索取权，于是，国有银行内部不同层次的经理层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就成为企业理论中所界定的"廉价投票权"。国有银行内部"廉价投票权"比较普遍的存在，使所有者对于经理层、上级经理层对下级经理层的控制效率难以明显提高，也可能使不称职的经理层更易于在这种治理结构的牟取生存空间。

第四，国有银行经理层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是事前固定的，与业绩水平的相关程度并不明显。由于经理层无需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则很难保证在这种激励机制下经理层会努力工作。由于国有银行没有上市的股票价格可供参考，因而即使要在一定程度上根据业绩水平确定经理层的收入，也很难寻找到一个有效的指标。

第五，国有银行的人的经营自主权在不同领域存在较大差异。从总体上说，国有银行的经理层作为内部人，事实上控制了国有银行的主要资源，但是由于国家作为所有者对于国有银行经理层经营管理状况的而担忧，国家不同部门经常以不同方式对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影响，因而在国有银行人的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相当大的灰色地带和回旋的余地，人为调整的空间相对比较大。

第六，国有银行在股权结构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是推进股权的适度多元化的问题，通过股权的多元化促进产权边界的清晰、引入有丰富管理经营的战略机构投资者。

第七，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还比较缺乏对银行经营状况变动的开放性和适应性。首先，国家不同部门对于银行的经营分别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这些控制措施并不会随银行经营状况的变动而明显变化。其次，由于近年来银行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逐步暴露，在基本上没有对产权结构进行大幅调整的前提下，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加强监控的措施，如派出监事会等等，这种强化监控的措施一般都是单向的，是试图通过监事会代表国家作为外部人对国有银行的经营进行监控。其间的一个制度性问题是，监事会等外部派驻机构同样存在一个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的问题，即如何设计一套适当的适度安排，使这些代表国家的个人有足够的激励站在国家的利益角度动态地对国有银行的经营行为进行监控，并提出改进措施。

三国有银行上市与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提高

关于国有银行上市的问题，近期开始引起广泛的关注。经济界在期望通过国有银行上市来补充国有银行资本金的同时，也希望通过上市来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我们认为，国有银行上市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但是，受到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国有银行在上市后如果不注重治理结构的有效性，那么，国有银行上市之后可能会面临中国股市上的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治理结构上面临的同样的困境。从国际金融市场看，东南亚国家许多银行在上市以后，依然保持了家族式的经营方式和非市场化的、低效率的治理结构，因而在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危机中依然不堪一击。

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国有银行上市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1国有银行上市后在对经理层的选择与监督方面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运用市场化的标准进行；

2国有银行上市后可以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如认股权等等），促使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尽可能对称，重点解决国有银行内部大量存在的"廉价投票权"的问题。

3国有银行的上市，引入了新的投资者和外部的监督，能够从市场的角度增大对国有银行改善经营管理的压力。

4国有银行上市后，将有条件打破经理层的收入水平与业绩水平基本不挂钩的状况，国有银行在建立激励机制方面的自主权有所加大。

5国有银行上市后，能够引入现代企业制度所需要的制度框架（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为进一步提高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

不过，根据目前的政策趋势看，即使国有银行上市后，依然会保持国家的绝对控股，同时，在对国有银行的管理上依然会保留相当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国有股产权虚置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经理层的选择和监控等方面的问题会继续存在，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我们可以从当前中国股市上的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状况，预测国有银行在国家绝对控股条件下的治理结构。实际上，当前中国的上市公司绝大部分都脱胎于传统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上市的过程中，虽然企业经营有了一定压力，管理、业绩有所提高，但仍旧带着旧体制深深的烙印，距离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的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上市企业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募股、上市主要是发挥了股市的筹资功能，解决了企业资金紧缺的燃眉之急，而至关重要的企业内部机制改革则还远未完成。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司治理结构是借以处理公司中的各种合约、协调和规范公司中各利益主体之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建立在清晰的产权边界的基础上的股权结构决定了股东结构和股东大会，进而决定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组成，在这个委托的链条中，在不同股权结构背景下的委托人或委托人代表对人的监控能力和积极性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委托人或委托人代表办私有资本者与政府官员，对人行为承担的风险和从中获取的收益是不一样的。因此，只有产权边界清晰、股权结构合理，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这些国家控股的、从国有企业改组而来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公股特别是国家股占绝对优势，一方面使企业尚不能先全摆脱旧体制行政干预的阴影；另一方面，国家股产权主体的虚置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经营权越位代替所有权、虚化监督权。同时，由于中国股市上规定，占据支配地位的公股不流通，这一部分股份必然对于股市的反应麻木并且因为缺乏外部的并购机制而拒绝市场对企业所做出的评估。占有少数比例的个人股是可以流通的，由于总比例低、持股分散，个人股东即使要在治理结构中发挥作用也是势单力薄的；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尽管法人股一般有较明确的利益主体和较强的趋利动机，但总体比例依然较小，作用也比较弱，而且有不少法人股主体与上市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独立非用易受侵蚀；国家股比例最高，通常由各地国资局持有，也有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掌握的情况，但由于国家股的产权主体虚置，难以有效建立市场化的利益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致使维护国有股权益的工作较难落实，再加之国资局等部门的行业专业能力及精力限制、难以建立高效率的评价与监督体系等问题，国有股在治理结构中的作用必然可能进一步被其他利益集团所替代，利用国有股的支配权为特定的利益集团（如经营者等等）利益或者是一些非经济性、非效率性目标服务。这样，就必然出现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会越权行使其权力；董事会与公司行政领导混淆甚至合一；监事会虚设或由党委代劳，监事要么深深植根于企业受行政领导牵制，要么游离于企业之外难以真正发挥监控作用；董事会与股东大会脱钩，难以代表股东利益进行决策等等流弊，从而使得上市公司中本来应当具备的所有者、经理层等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被破坏，从而可能使得使得行政干预的阴影仍然存在；同时经营者可能会在缺乏必要制衡的条件下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取代股东权益最大化。

由于国有银行上市后，依然会面临与当前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一样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预测，当前在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也会在上市后的国有银行中存在。从当前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具体状况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国家股主导的股权结构中，国家股权代表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既有经济目标，又有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这种多元化的评价目标必然影响对上市后的公司的管理和控制，如有的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行政指派董事长或总经理、行政性地控制公司对资本的管理和流动等，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公司对经营利润目标的追求。（2）公司经营利润和资本分红与经理层个人利益不对称的激励机制，使很多经理层对公司利益的关注程度降低，公司成本日趋上升。（3）在治理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股东大会的质量低下，股东的表决权有待规范，如关联交易关联方不回避和大量使用通迅表决。（4）董事会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董事责任淡化，董事会缺乏独立性；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比例相当高；（5）监事会的功能弱化，缺乏权威，等等。

因此，从当前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看，由于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没有明确的所有者，而都是人，目前又缺少良好的国有股股东的行为规范，使得大股东不会、也无法关心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增强公司业绩的积极性。而众多的中小股东有这种积极性，却囿于股权有限而无力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占有支配地位的公有股的不流通，使得上市公司在所有者缺位的同时又形成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股票价格的波动，经营效益的好坏不能直接影响经营者的地位，他们不会受到来自市场的收购和被免职的威胁，没有压力来经营好企业。因此，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很多问题是和大股东的产权主体缺位和不负责任有关的。四产权虚置：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难以明显提高的重要根源之一

从前述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合理的产权制度的安排是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事实上，如同国有企业一样，产权虚置实际上是导致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经营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国有产权制度下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应该由谁来代表国家作为国有财产的真正所有者行使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并真正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所有者责任；由谁在获得了国家财产所有权所相对应的收益的同时，承担起国家财产所有权所可能相对应的损失。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国有经济体系内，还没有一个人格化的产权主体象真正的财产所有者那样，既有巨大的内在动力，又有巨大的内在压力来关心国家财产权的所有者收益。应当说，目前推进的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改革的措施，尽管在强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解决产权虚置问题和由此导致的治理结构有效性降低等问题时，基本上是没有明显进展的。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银行内部依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产权明晰、责权明确、自主经营、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资本的产权主体一直是虚置的，在国有银行没有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之前，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理所当然地拥有公司管理层的选择权，由企业主管部门委派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在国有银行通过股份制改组和上市后，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国有银行的影响也是相当直接的，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上市银行国家股股权代表的选派多为行政化行为，这些派驻的行政官员在国家股占控股地位的情况下顺理成章地会成为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这容易使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使得处于控股地位的国有股股东不能有效地约束经营者的行为；有时，政府有关部门又会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干扰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因为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是国家，而国家的权利又是由政府来行使的。在这个过程中，代表国有主体的监督部门较多，不仅增加了行政监督费用，而且增加了部门之间的摩擦，损害了监督的统一性和有效性。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有股权管理的多头介入、职责交叉不明等等诸如此类的低效率监督就为各种损害所有者利益的不法行为提供了可能。在实践中，我国一些上市的银行的董事会的成员和经理层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政府部门或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从企业治理结构的角度看，上市后的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层必然只是更为关注对政府部门或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了。换言之，国有产权代表的行政化因素使国有银行内部的委托-关系不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与法人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即使国有股主体与经营者之间形成某种形式的契约，但由于缺乏市场基础，常常包含政治、社会与经济等多个方面的目标。同时，由于作为国有资产人的经理人由于具有双重身份和人格，使得对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并不能导致公司效益的最大化。虽然国有股股东也可能为经理阶层提供某种激励机制，但作为激励机制的收入机制无法与市场标准相对接，即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经理层所拥有?quot;剩余控制权"与其所得的"剩余索取权"经常不是对称的，这经常会导致内部人权力的滥用。

五当前我国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提高

因此，国有银行有效治理结构的构建，涉及到众多的利益主体，既然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也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状况，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达到降低委托成本、保持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促使企业尽可能地提高运行效率的目标。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以计划手段为基点的行政管制与市场利益诱导为基点的治理结构是存在根本差异的

由于国有银行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当前出现了一种通过强化种种行政性的监控管制来代表国家实施对国有银行的约束的倾向，这实际上是对行政管制和治理结构之间关系的重大误解。简而言之，行政管制是以计划手段为基点的，而治理结构则是强调尊重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试图运用行政管制来代替治理结构，可能不仅不能解决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新委托问题，增大委托的成本。应当强调的是，治理结构是内部利益的均衡和协调，而管制则是外部的行政干预，二者是根本不同的。

（二）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的、公开透明的监督、评估机制

在当前的体制约束条件下，建立有效的、市场化的、公开透明的监督、评估机制是能够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途径。通过建立适合银行体系的监督、考核和评估机制，促使管理层和员工在工作中尽心尽职，从而在尊重员工利益的基础上使银行得到长远发展、国家作为所有者得到更多?quot;剩余收入"。

（三）积极在国有银行体系内引入市场竞争，形成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大市场竞争对国有银行的约束

总体上说，市场竞争主要是三个方面：经营活动中的竞争；资本市场对国有银行的评价（如果是上市银行的话）；经理人员市场的竞争。为此，首先要放松金融管制，以放松利率管制、完善金融市场为主线，促进银行体系的经营竞争。同时，对于银行经理层和员工也必须引入市场约束，在经营不善时增大调整的力度。对于上市的银行来说，特别要强调规范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公司经营状况的透明度，使市场投资者充分发挥对国有银行经营状况的评价作用。

（四）建立完善的、清晰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

这主要包括：在公开公平考核的基础是上，更多地将收入水平与业绩挂钩；根据不同岗位为银行创造的价值（"岗位价值"）确定不同岗位的收入水平；改革福利制度，推进隐性福利的货币化；等等。

（五）抑制"廉价投票权"，缩小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错位

银行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在事实上拥有对国有银行资源的投票权、支配权和决策权，他们是否会积极运用本身的经营管理才能?quot;企业家精神"）为银行创造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银行或者银行分支机构的经营管理状况。因此，必须以适当的形式（如相对较高水平的、与业绩挂钩的奖金；认股权，等等），给予这些高级经营管理人员以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同时，加大对经营结果的监控和考察和评估，促使这些拥有事实上的投票权的人员对投票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如风险金等方式），抑制"廉价投票权"的广泛存在对银行经营效率的侵蚀。

（六）引导和调节内部人控制现象

从世界范围看，"内部人控制"问题转轨经济中国有企业在公司化过程中的内生现象。对于这个现象应当有正确的看法。尽管国有银行的内部人控制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内部人更为了解实际经营状况，并有一定的激励机制运用自身的人力资源为银行创造利润；如果简单地恢复到依靠银行的一些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外部人采取不规范行政控制来进行管制，则必然会在事实上降低银行运行的效率。因此，在完善银行的治理结构时，必须要从提高运行效率为出发点，注意设计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探索适应本国国情的内部人和外部人互相制衡、互相支撑的机制，这应当说是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的一个值得探索的重要领域之一。

国有银行范文篇10

(一)难啃的硬骨头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顶梁柱。在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他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都在担忧，中国加入WTO了，国有银行能不能经受得起外来的冲击？

(二)国有银行的历史包袱

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当中另外三分之一来自于宏观金融政策的变迁，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于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以及银行自身的决策失误。[4]

(三)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

中国国有银行改革的症结是体制问题，说到底只有两条：

(1)政企分开

(2)通过市场竞争选择金融人才。

(四)国有银行改革受制于国有企业改革

(五)国有银行的产权矛盾

明晰的产权结构是现代商业银行的基本前提。

(六)敷衍应付还是彻底改革

国有银行中的某些官员们已经习惯于垄断特权，他们甚至希望把金融改革也垄断起来。他们口口声声要改革金融体制，每年都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前几年，人们还很有兴趣，关注官方提出的各种改革金融体制的建议和计划。可是，一年又一年，金融体制的改革趑蹰不前，问题越来越严重。看起来，官方的某些研究机构也“江郎才尽”，提不出什么好主意来了。这些金融官员们在口头上也欢迎海外学者回国效力，欢迎懂得现代金融的专家参与改革，但是，当专家们提出改革金融的建议时，马上就暴露出他们“叶公好龙”的真面目。他们自知理亏，不敢就金融改革的政策正面展开研究讨论，于是，某些金融官员采取了拖延战术，千方百计，回避争论。当许多学者建议刊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实现对内开放，通过建立民营银行实现金融体制的制度创新，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通过公平竞争逐步提高国有银行的竞争素质。实现金融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任务。本来应当动员更多的力量，齐心合力，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可是，有些金融官员只想当“裱糊匠”，尽量不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只求得表面上过得去，根本不考虑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

在国有改革的问题上我们需要的不是几个裱糊匠。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并且有能力，有魄力对旧的金融体制实行大破大立的建筑家。

[1]本章是在多次研讨中综合了林毅夫、张曙光、曹远征等人的观点后写成的，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文中如有谬误则应由本人负责。

[2]有关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分析请参见本书第14章。

[3]这种扶持能否继续就要看国有商业银行能否继续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

[4]参见周小川，“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问题：原因与出路”，《大思路，专家论述：东亚危机和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第83页。

[5]在1998年中国政府通过增发债券一次向国有银行注入资金2400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