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范文10篇

国际资本范文篇1

（一）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4.跨国公司或关联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或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留存境外，实现资本转移。

（二）通过非贸易渠道。

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以支付特权使用费、投标保证金、运费、国际邮政费、电信业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

（三）通过投资和融资渠道。

1.融资渠道：(1)以外商投资或对外借款的名义，实际外资不进入，以支付收益或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汇出资金，或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作为“外债”登记，使下一步资本流出成为合法。(2)与外商串通，高报外方技术和实物投资价值，或本国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通过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3)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通过高估外商投资的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形成资本外逃。(4)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2.投资渠道：(1)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化公为私；或低估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将差额转移到个人账户。在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投资活动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2)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镒价收入，用于再投资。(3)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四）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资本转移。

1.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本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为资本非法转移提供方便。

2.通过多次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或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资金转成资本，形成资本外逃，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

2一木、关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由于外汇约束效应，政府减少公共投资或抑制进口等拉动经济的活动，使经济衰退或引发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流向国外，将国内储蓄分流，由于储蓄约束效应，要保持资本供求平衡，则必须扩大出口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弥补储蓄缺口，或减少国内的投资，或抑制国内需求、减少产出。后两种情况将减少国内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说明，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本外逃到国内，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税收的基础。尤其是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过渡性”外逃资本也以“外资”的身份享受税收优惠，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本应在国内直接利用的资本却要通过外逃后再内流被间接利用，增加了一国的投资成本。在资本外逃恶化时，一方面政府的对外借款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借入的外汇资金可能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削弱一国的偿债能力。

4.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5.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途径，资本外逃增加了国内的腐败程度。由于资本外逃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二）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1.直接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使本国资本项目突然恶化，使本币汇率过度下跌。政府将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现有汇率，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将影响该国的偿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项目的失衡和资本外逃。长期内，资本外逃将引起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使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对该国的长期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资本外逃也对本国的长期债务产生不利影响，本币贬值使长期债务还本付息额远高于贬值之前，偿债负担加剧。

2.经常项目受到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该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人们将本币兑换成外币汇往国外，而外资企业将利息甚至本金加快返回母国，单方面转移账户出现大量赤字。从总体来看，资本外逃在短期内导致经常项目下的大幅逆差，而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本币贬值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收支状况将有所改善，而非贸易项目逆差不会改变，故最终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要看两者相对变化程度。

（三）对金融体系和财经政策的影响

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在浮动汇率下，会使本币汇率下跌；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制下，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使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投资者产生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汇率下浮，造成了汇率水平的超调。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利率上升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增大，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导致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汇率持续下跌，给外逃国造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为削弱。同时，资本外逃使货币政策受外国当局政策的影响和连动作用增强。资本外逃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国债发行上，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本国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

3、关于预防和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资本外逃有其自身发生作用的规律，我们要掌握规律并改变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治理资本外逃，而不是无视规律并企图运用政策去改变规律。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治理资本外逃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的反映，政府能够干预和控制资本外逃的回旋余地是不大的(RobertCumby,1986)。应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资本外逃。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1.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是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深化外汇市场改革，逐步放松外汇需求管理，逐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汇率和利率；二是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三是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

2.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俄罗斯的教训表明，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及汇率保证等等）来抵消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应适时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二）从各种制度与法规入手，大力调整经济利益和法律关系，监督和防范资本外逃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并购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境外国有资产存量运营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力度。

2.强化对涉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力度，截堵资本外逃中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转移渠道，制订严格的收付汇纪律，实行严格审批手续，加强对进出口重点部门、重点种类（提前付款、延期支付等）交易行为的管理。

3.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宣传贯彻法律对私人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担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因。

4.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该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水平。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要完善本国的税制。

（三）以渐进的原则逐步取消资本控制。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外汇管制会引起黑市、腐败现象，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也会抑制外逃资本的回流，总体上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的。从资本外逃国的中、长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应当取消。鉴于一些管制措施对抑制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汇价和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因此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取消资本管制。

1.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尽可能提高运转效率。首先放松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产生腐败机会的领域，采用市场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弹性管理。

2.在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同时强化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企业的配套改革，改善宏观运行环境。

（四）加强资本管制的国际协调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化国家正积极探索国际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

国际资本范文篇2

表1美国未偿还外债（单位：亿美元）

年份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总计246582757830615330993465636085375713578337237

非居民438447635203594663268413109531052013163

居民202742281525412271532833027672266192526324074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CDRPM》1992,12。

美国多年来利用资本项目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逆差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一直是被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长期在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下，美元有贬值的压力，但仍能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这用传统理论是不能解释的。美国究竟凭借什么维持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本文将就这一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20世纪80年代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支撑了美元

二战后，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之间曾有三次国际资本的回流。第一次是美国在战争中发战争财，积累了大量的“战争美元”，然后以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的形式流向西欧和日本；第二次是“石油美元”回流，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第三次是日元回流，20世纪80年代的日元回流主要是流向美国。日元回流美国除了在政治上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外，还有经济上的内在机制。

首先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核心债权国的交替与货币制度（见表2）。

表2世界核心债权国的交替与货币制度

英国美国日本

债权国时代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后半叶1980年至今

—20世纪初—70年代

世界货币英镑美元美元

货币制度黄金本位制、黄金美元本位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制制、固定汇率制

债权与货币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为

英镑结算美元结算主、美元结算

从表2中可以看出，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世界货币是英镑，当时英国购买的外国债务都是以英镑结算。美国成为核心的资本输出国以后，资本循环主要是美元。惟独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日本核心债权国时代，其资本输出不是以日本的本币来结算，而是以美元为主进行结算。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除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之外，还可以免受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的损失，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而作为债权国的日本由于货币制度以美元为主，非但没有获益，反而深受其害。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加大，积累了大量美元。美元贬值即会给日本带来巨额损失，因此，日本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兑日元几乎一路贬值，日本因此损失巨大，被迫追捧美元，维持美元强势，以避免损失，而在这一点上，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制度为日本资金回流美国奠定了基础。

日美之间的利率差促使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特政府为了抑制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超级通货膨胀，美国将官方利率提高到12%以上，当时日本虽也提高了官方利率，但不过6%的水平，自此以后，日美之间的利率差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下来。日美之间有6个百分点的利差，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这将引发大量日本资金回流美国。日本回流美国的资金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以获得利差收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历次发行的国债，日本资金都占总发行额的30%-40%，日本购买美国国债总额也迅速上升，1976年为1.97亿美元，到1986年上半年就达到138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外国民间持有的国债，1981-1985年净增加620亿美元，其中资金主要来自于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可见，日本为支撑美元做出了“贡献”。

泡沫经济带来的虚假繁荣，导致日本资金继续流入美国。1987年后，日本利率进一步下调，降到2.5%的超低水平，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同时日本央行为控制日元升值，实施市场介入，买入美元抛出日元。低利率和市场干预导致日元货币供给过剩，过剩的资金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了泡沫经济下的虚假繁荣，刺激了机构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1987年以后的三年间日本金融法人持有的股票、债券等的估价总值为205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换算，可达15000亿美元，这可以为美国的财政弥补10年的赤字。

“广场协议”后由于美元贬值使日本对美资金回流处于两难境地。1985年，日美等五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共同遏制美元升值，使美元迅速贬值，其贬值幅度大大超出了日本的预期，这一点美国的做法与一战后英国截然不同。当时，英国为了维护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致力于恢复黄金储备制。这样，英镑贬值不会影响到英国的对外英镑债权的价值。而作为本币债务国的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减少了所有美元债务的价值，同时又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广场协议”后，美元贬值使日本在美的资产遭受巨额汇率损失（见表3）。

表3美元贬值使日本在美资产的损失

汇率（日元／美元）168.52144.64128.15137.96144.79134.71126.65111.2102.180

年份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

损失（万亿日元）3.26.29.07.46.08.511.218.523.887.8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月报》（注：其中损失部分为估计值）

日本机构投资家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是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由于受到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影响，以及迫于日本政府大藏省的压力，资金继续大量流向美国。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投资方看到如果不追捧美元而抽走资金，美元会继续贬值，日本投资方的汇率差损将增大，会使自身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因此继续投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二、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和美国的“新经济”出现继续保持了美国充足的资金流入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资金终于无法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汇率差损的风险，开始滞留国内，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日方资金大大减少。而此时，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以及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些国家和地区流向美国的资金数量凸显出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继日本崛起之后，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从1974年到1993年年均增速达7.5%，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速减慢，出现了过剩资金回流美国的现象。1993年美国吸收各国政府资金是700亿美元，其中90%是来自印度、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流入美国的资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迅速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成倍增加，1996年9月达到430亿美元，拥有额仅次于日本、英国、德国、荷属安得列斯群岛位居第五。1997年7月以后，加上香港拥有的美国国债（约为26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额约为700亿美元，这些资金的流入为美元保持强势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95年以后，美国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IT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内投资需求旺盛，实体经济繁荣带动股票市场一路上扬，道·琼斯指数突破10000点大关，体现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突破5000点大关，处于非理性繁荣之中。股市的繁荣产生了“财富效应”，拉动了消费需求，美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繁荣，经济持续增长100多个月，出现了所谓的三低一高（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率、高经济增长率）的“新经济”。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各国，由于遭受了金融危机冲击，各国货币纷纷贬值，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际资本看好美国，纷纷涌入了美国资本市场。1995年流入美国的外资总额为4650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1400亿美元，1996年流入的外资为5717亿美元，1997年进一步提高到7570亿美元（见表4）。这些资金对于弥补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绰绰有余。可以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吸引国际资本支撑美元的任务。

表4美国国际收支（单位：亿美元）

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

经常项目差额-477-82711861095123314052171-3315

资本项目净额6.12-0.884.693.726.933.506.37-3.50

外国在美的资本额17072820306046505717757048222536

三、9·11事件后的国际资本流动

9·11事件前，美国经济已经处于衰退的边缘，经济出现下滑，失业率上升，投资和消费信心均呈下降趋势，9·11事件的爆发无疑加剧了经济的动荡，美国经济步入衰退，这无疑将降低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外资的流入必然减少，加之金融交易成本上升，资金的流入也必然减少。一时间，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下，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否能继续维持下去的问题又再次尖锐暴露出来。如不能维持，国际资本大批撤走，美国经济将如同雪上加霜，会长期处于衰退，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然而9·11事件后，外资并没有大规模撤离，原因在于：

1.美欧央行联手干预。在二战后的历史上，美欧日等曾多次联手干预美元，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如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欧洲、日本之所以愿意和美国合作干预美元，是因为二战以来的美元本位货币牵动着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维持美元的游戏中，他们都知道这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尽管欧盟多年来致力于建立欧洲货币联盟以摆脱美元的束缚，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欧盟仍有与美国合作的动力。日本更是如此。因此，9·11事件当天，美联储立即向金融市场注入了800亿美元，欧洲央行也于当天在金融市场上注入了693亿欧元，并于次日再次注入604亿欧元，这些干预措施对于稳定美元汇价及投资者信心起了重大作用。

2.美国证券市场体制上的优势依然有吸引力。美国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大大高于日本、欧洲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资本市场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更加注重保护创新和中小投资者，反对内部交易。此外，美国虽遭9·11重创，但经济基本面尚好，经济实力依然较强，也许投资者正是看到这一点而没有撤资。但是无论如何，9·11事件给美国这个投资“理想的天堂”打上了问号，投资者对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都将变得更加谨慎。

四、未来美元的发展

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元的命运即是美国的命运。美元作为本位币的“特里芬”两难一直没能解决，国际金融市场上不断发生动荡和危机。从美元走过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美元作为世界本位币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在贸易结算、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在不断收缩。从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来看，由于“路径依赖”，美国仍能继续吸引到国际资本来维持美元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美国经济实力优于日本，美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陷入不良债权的泥潭之中，日本政府应对措施不当，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低迷，投资不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旧有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国债市场较为封闭，筹资成本高，不如美国的灵活；股票市场中传统的相互持股的制度安排使股市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业绩，机制僵化，容易导致经济繁荣时股市衍生大量泡沫，经济下滑时又会狂泻不止，股市对经济的缓冲作用降低。此外，日本多年的超低利率政策也不是启动经济的良方（目前已陷入流动陷阱），这些方面如不及早纠正，不仅不利于日本经济，而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的一幕将会继续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新的调整正在不断出现，他们将改变国际货币结构，形成一幅新的蓝图。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以崭新的姿态步入国际货币行列。短期来看，欧元作为新生事物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对欧元持观望态度。长期看，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欧元区资本市场较活跃，尤其是债券市场，其规模已超过美国。最为重要的是，欧元区经常项目没有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为欧元对外币值稳定奠定了基础。因此，欧元区有望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日本积极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在货币领域的合作开始启动，有了实质性进展，这些因素都将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调整，美元的这种虚假稳定将不可持续，美元最终会向其真实价值回归。美元何去何从，正如马丁·迈耶在《美元的命运》中所言：美元不会再至高无上，不过它能够比较合理。

收稿日期：2002-05-30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I·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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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奥村泽彦.日本“泡沫经济”与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4]（美）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资本范文篇3

按资本流动期限可以将国际资本流动分为长期与短期资本流动，具体资本流动的差额可以表示为资本账户投资收益差额、资本和金融账户差额以及净误差与遗漏三项之和（参见表1）。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构成中国的直接投资部分，中国对外证券投资和外国在华证券投资构成中国的证券资本流动部分。此外，国际资本流动还包括一些其他的地下资本流动，反映在净误差与遗漏中。中国宏观经济金融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伴随我国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根据WTO的相关规定，将逐渐放松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国际资本进入我国的程度逐渐加深，这一定程度上会带来国际收支失衡压力。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规模与资本流动差额的走势基本一致，大量的资本流入、持续巨额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增加，进而导致外汇占款激增。外汇占款从2000年底的14291．14亿元增加到2011年底的263161．15亿元。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外汇储备也突飞猛增，2008年到2011年短短四年时间，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近翻番的水平（见图2）。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初步具备规模优势，国际支付能力与日俱增，但是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困境。因为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以外汇占款为前提的，相当于向市场中投入了基础货币，从2008年以来我国的M2、外汇储备增长趋势来看，二者走势相近（见图2）。这种外汇储备的增长模式，会使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而且中央银行也将左右为难：如要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就需要被迫投放基础货币，但是这样就形同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因而又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如何在国际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根据资本的流动情况相机实行货币政策，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国际资本的不完全流动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

从上文的数据分析中可以发现，资本流动变化会对货币供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外汇占款则是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鉴于我国国际收支实践的具体情况，国际收支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有两种渠道：一是货币需求渠道，这种需求也是部分社会总需求，最终的表现形式是外汇储备；另一种渠道是汇率的安排，通过汇率途径使外汇占款有所变动，对基础货币产生影响，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为了更好地诠释在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及对策，以下选用蒙代尔－弗莱明（M－F）模型加以说明。（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本框架①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假定商品价格不变且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这两个假定表明M－F模型的分析和结论具有短期特征。用简单线性的形式表述，有如下方程。1．商品市场均衡（IS曲线）商品市场均衡是指国内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可以表示为：Y＝（A－βi）＋（γe－tY），其中b＞0，c＞0，0＜t＜1（1）式中左边表示总供给，右边表示总需求。其中，β、γ分别是利率和汇率对需求影响的系数，A是自发吸收余额，e是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所以右边第一部分表示国内吸收，第二部分表示净出口。在短期内，产出完全由总需求决定，所以（1）式可以改写成：i＝A＋γe－（1＋t）Yβ（2）式（2）表明，在一定的汇率水平上，利率i下降，则产出Y增加；本币贬值（e上升），则在一定的利率水平上铲除增加。2．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货币市场均衡是指居民对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供给，可以表示为：MS＝p（δY－θi），k＞0，h＞0（3）式（3）左边是货币供给，右边是名义货币需求，p为物价水平，δ、θ分别是产出和利率对货币需求影响的系数。货币市场达到均衡的调整过程，就是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通过利率的变化而使居民的货币需求等于外生的货币供给。因为商品价格不变，所以可将价格p一般化为1，改写式（3）得到：i＝δY－MSθ（4）式（4）表明，随着产出增加，利率会上升；随着本国货币供给的增加，利率下降。3．国际收支平衡（BP曲线）国际收支平衡表现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之和的平衡。可以表示为：（ce－tY）＋ω（i－i＊）＝0（5）经常账户的收支由贸易决定，即净出口。资本账户的收支由国内外利率差异决定，国内利率i高于国际市场利率i＊时，就有资本流入。其中，ω由资本流动程度决定。当资本完全不流动时，ω＝0，BP是条垂直线；当资本完全流动时，ω→＋∞，BP是条水平线；当资本不完全流动时，ω＞0，BP是条斜率为正的直线。（二）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分析通过前文关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当前我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正在施行提高利率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此为例，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对当前的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加以讨论。由于我国资本流动仍受到一些管制，因此BP曲线的斜率较大，这里假设其斜率大于LM曲线斜率更符合我国的实际。在M－F理论框架下，当资本不完全流动，且处于浮动汇率制度下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调节过程如图3（a）所示（由于我国资本管制较为严格，所以BP曲线斜率较大）。初始状态为A点，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之后，LM曲线左移至LM＇处，此时，LM＇曲线与IS曲线相交于B点，位于BP曲线左侧，导致贸易顺差。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将引起本币升值，根据公式（2）与（5），e下降，引起IS曲线与BP曲线左移，最终在LM＇曲线上相交，达到新的均衡点A＇。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在理论模型中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等其他因素。在M－F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资本流动因素，并考虑我国当前所实行的内外政策，模型可以改进为如图3（b）所示。当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时，LM曲线左移至LM＇处，此时LM＇曲线与IS曲线相交于B点，此时，国际资本流动将基于以下几点因素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第一，利差因素。利率由原来的i0处上升到达i′处，通过前文对资本流动要素分析的结果，我国与资本市场利差的加大将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而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入又会增加我国货币的被动发放，这在之前的经验事实分析中已经加以验证。第二，升值预期因素。LM＇曲线与IS曲线相交于B点，位于BP曲线上方，相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水平而言，产出偏低，利率偏高，所以带来了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市场外币需求小于供给，从而会加大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因而会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第三，汇率有限浮动因素。虽然我国已经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弹性，但是如上一节中讨论的那样，我国为了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只达到了资本的有限流动和汇率的有限浮动，因此汇率的有限浮动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因此，在多种作用下，LM＇曲线向右移动，同时IS、BP曲线左移，最终IS＇曲线、BP＇曲线与M＇＇曲线相交于A＇点，此时，相对于原来的B点货币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国际资本流入削弱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这主要是通过外汇占款影响货币供给实现的。从理论上说，如果一国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汇率的波动就能够消除资本流动对于本国货币储备的影响；但是如果是固定汇率制度，国际流动资本就会对国内的外汇储备产生影响。我们国家自2005年开始，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是人民币汇率的实际情况是只在小范围内浮动，行政干预的痕迹仍旧浓重。在此背景下，如果有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中央银行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就会进行必要的管控，购买国外货币而减少持有人民币，在增加外汇储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质疑。

实证分析

上一部分我们利用M－F理论模型定性分析了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就是外汇占款。高增的外汇储备，使央行被动地放出巨额基础货币，从而造成了大量外汇占款，人民币的被动发放直接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而通过外汇占款对我国货币发放的影响程度，可以反映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从2000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和M2的增长情况来看（见图4），外汇占款占M2的比例逐年攀高，尤其2008年以来已经达到30％左右，其对M2的影响已经不可小觑。下面将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一步做定性分析。（一）模型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基于上文的分析，外汇储备是资本流动影响货币供给量的重要参数，而外汇占款更能直接反映资本流动对M2的影响，所以这里选择外汇占款（PFP）作为外汇储备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另外，选择货币供给量M2作为货币供给的变量，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网站。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样本空间选择2000年1月到2012年2月月度数据。（二）单位根检验及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1．单位根检验从表1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对于货币供给量M2和外汇占款PFP都是一阶平稳向量，而且对变量实施一阶差分后，结果显示为在99％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备择假设，拒绝了原假设，即M2与PFP都为I（1）变量。2．Granger非因果检验由于Granger非因果检验的前提是数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通过上边的平稳性检验，我们必须先对变量货币供给量M2和外汇占款PFP做一阶差分，即对M2增加值与PFP增加值做Granger检验，结果见表2。从Granger非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与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结果大致相符。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DPFP不是DM2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接受DM2不是DPFP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即说明外汇占款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货币供给量增长的能力，而相反，货币供给量增长却不具备解释外汇占款增长的能力。金融研究｜JINRONGYANJIU（三）VAR模型及相关分析1．VAR模型建立及单位根检验建立VAR模型前首先考虑滞后阶数k的选择问题，根据施瓦茨（SC）检验的结果，滞后2期为最优滞后期，所以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含有单位根的自回归过程对脉冲冲击具有长久记忆能力。同理，含有单位根的VAR模型也是非平稳过程，将对接下来要做的脉冲响应分析有不小的影响，因此，在此对VAR模型进行平稳性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没有特征根在单位圆之外，即特征值的模均小于1，则过程平稳。2．脉冲响应分析研究VAR模型的稳定性目的在于，当把一个脉动冲击施加在VAR模型中的一个方程的新息过程上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旨在分析这个冲击是否会逐渐消失。如果是，则系统是稳定的。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该系统稳定，在此基础上，对模型进一步天津财经大学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是分析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这里主要分析外汇占款增量DPFP对货币供给量增量DM2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冲击作用。将脉冲响应时间设定为20期。用残差协方差矩阵的Chol－esky因子的逆来正交化脉冲，结果如图5所示，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纵轴表示货币供给增量DM2的响应，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代表了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冲击的反应，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从图5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外汇占款增量一个正冲击后，货币供给增量在第二个月小幅下降之后，将在第三个月产生最大的正向冲击，之后这种冲击波动逐渐呈波浪形减弱，并在1年半后逐渐接近零点。这表明，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正向冲击效果主要在短期显现，而之后这种影响逐渐减弱。3．方差分解为了进一步分析外汇占款增量DPFP在货币供给增量DM2被动增加方面的影响程度，即贡献率，这里将采用方差分解方法做进一步分析。图6中横轴表示之后期间数（单位：月度），纵轴表示DPFP对DM2变化的贡献率（单位：％）。从图可以看出，在第3个月DPFP对DM2的贡献率上升幅度最大，达到约4％，在之后的半年内贡献度逐渐上升，并在半年后稳定在8％左右。总体来看，外汇占款增量DPFP对货币供给增量DM2变动的贡献率将近达到8％，影响不容忽视，可以进一步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四）实证分析结论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通过Granger非因果检验分析，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即外汇占款是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原因之一。通过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量的因果性检验，证明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变化通过外汇占款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传递途径及其作用效力。第二，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给增量的正向冲击在第3个月达到最大，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并消失，这说明我国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这里包括内部时滞与外部时滞。不过这种影响是收敛的，因此，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内。第三，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国际资本流动所引起的外汇储备流动已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变动的重要因素。但是从结果来看，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应增量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基础货币呈现很强的内生性。

政策建议

国际资本范文篇4

二战后，在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日、欧之间曾有三次国际资本的回流。第一次是美国在战争中发战争财，积累了大量的“战争美元”，然后以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的形式流向西欧和日本；第二次是“石油美元”回流，主要流向发展中国家；第三次是日元回流，20世纪80年代的日元回流主要是流向美国。日元回流美国除了在政治上日本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外，还有经济上的内在机制。

首先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核心债权国的交替与货币制度（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的世界货币是英镑，当时英国购买的外国债务都是以英镑结算。美国成为核心的资本输出国以后，资本循环主要是美元。惟独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日本核心债权国时代，其资本输出不是以日本的本币来结算，而是以美元为主进行结算。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除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之外，还可以免受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的损失，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而作为债权国的日本由于货币制度以美元为主，非但没有获益，反而深受其害。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加大，积累了大量美元。美元贬值即会给日本带来巨额损失，因此，日本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兑日元几乎一路贬值，日本因此损失巨大，被迫追捧美元，维持美元强势，以避免损失，而在这一点上，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制度为日本资金回流美国奠定了基础。

日美之间的利率差促使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卡特政府为了抑制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的超级通货膨胀，美国将官方利率提高到12%以上，当时日本虽也提高了官方利率，但不过6%的水平，自此以后，日美之间的利率差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下来。日美之间有6个百分点的利差，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这将引发大量日本资金回流美国。日本回流美国的资金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债，以获得利差收益。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历次发行的国债，日本资金都占总发行额的30%-40%，日本购买美国国债总额也迅速上升，1976年为1.97亿美元，到1986年上半年就达到138亿美元。据美国商务部统计，外国民间持有的国债，1981-1985年净增加620亿美元，其中资金主要来自于日本经常收支的顺差。可见，日本为支撑美元做出了“贡献”。

泡沫经济带来的虚假繁荣，导致日本资金继续流入美国。1987年后，日本利率进一步下调，降到2.5%的超低水平，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同时日本央行为控制日元升值，实施市场介入，买入美元抛出日元。低利率和市场干预导致日元货币供给过剩，过剩的资金被吸引到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形成了泡沫经济下的虚假繁荣，刺激了机构投资者大量购买美国国债。1987年以后的三年间日本金融法人持有的股票、债券等的估价总值为205万亿日元，按当时汇率换算，可达15000亿美元，这可以为美国的财政弥补10年的赤字。

“广场协议”后由于美元贬值使日本对美资金回流处于两难境地。1985年，日美等五个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共同遏制美元升值，使美元迅速贬值，其贬值幅度大大超出了日本的预期，这一点美国的做法与一战后英国截然不同。当时，英国为了维护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致力于恢复黄金储备制。这样，英镑贬值不会影响到英国的对外英镑债权的价值。而作为本币债务国的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减少了所有美元债务的价值，同时又增加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广场协议”后，美元贬值使日本在美的资产遭受巨额汇率损失（见表3）。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月报》（注：其中损失部分为估计值）

日本机构投资家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是在美元贬值的条件下，由于受到泡沫经济的虚假繁荣影响，以及迫于日本政府大藏省的压力，资金继续大量流向美国。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投资方看到如果不追捧美元而抽走资金，美元会继续贬值，日本投资方的汇率差损将增大，会使自身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因此继续投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二、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和美国的“新经济”出现继续保持了美国充足的资金流入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日本资金终于无法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汇率差损的风险，开始滞留国内，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日方资金大大减少。而此时，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以及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这些国家和地区流向美国的资金数量凸显出来。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继日本崛起之后，保持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从1974年到1993年年均增速达7.5%，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速减慢，出现了过剩资金回流美国的现象。1993年美国吸收各国政府资金是700亿美元，其中90%是来自印度、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流入美国的资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迅速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成倍增加，1996年9月达到430亿美元，拥有额仅次于日本、英国、德国、荷属安得列斯群岛位居第五。1997年7月以后，加上香港拥有的美国国债（约为26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额约为700亿美元，这些资金的流入为美元保持强势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95年以后，美国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IT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内投资需求旺盛，实体经济繁荣带动股票市场一路上扬，道·琼斯指数突破10000点大关，体现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突破5000点大关，处于非理性繁荣之中。股市的繁荣产生了“财富效应”，拉动了消费需求，美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繁荣，经济持续增长100多个月，出现了所谓的三低一高（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财政赤字率、高经济增长率）的“新经济”。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各国，由于遭受了金融危机冲击，各国货币纷纷贬值，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际资本看好美国，纷纷涌入了美国资本市场。1995年流入美国的外资总额为4650亿美元，比1994年增加了1400亿美元，1996年流入的外资为5717亿美元，1997年进一步提高到7570亿美元（见表4）。这些资金对于弥补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绰绰有余。可以说，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再一次成功地完成了吸引国际资本支撑美元的任务。

三、9·11事件后的国际资本流动

9·11事件前，美国经济已经处于衰退的边缘，经济出现下滑，失业率上升，投资和消费信心均呈下降趋势，9·11事件的爆发无疑加剧了经济的动荡，美国经济步入衰退，这无疑将降低美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外资的流入必然减少，加之金融交易成本上升，资金的流入也必然减少。一时间，在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下，美元的强势地位是否能继续维持下去的问题又再次尖锐暴露出来。如不能维持，国际资本大批撤走，美国经济将如同雪上加霜，会长期处于衰退，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然而9·11事件后，外资并没有大规模撤离，原因在于：

1.美欧央行联手干预。在二战后的历史上，美欧日等曾多次联手干预美元，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如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欧洲、日本之所以愿意和美国合作干预美元，是因为二战以来的美元本位货币牵动着他们的利益，因此，在维持美元的游戏中，他们都知道这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尽管欧盟多年来致力于建立欧洲货币联盟以摆脱美元的束缚，但是由于“路径依赖”，欧盟仍有与美国合作的动力。日本更是如此。因此，9·11事件当天，美联储立即向金融市场注入了800亿美元，欧洲央行也于当天在金融市场上注入了693亿欧元，并于次日再次注入604亿欧元，这些干预措施对于稳定美元汇价及投资者信心起了重大作用。

2.美国证券市场体制上的优势依然有吸引力。美国证券市场的回报率大大高于日本、欧洲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美国资本市场比世界其他地区的市场更加注重保护创新和中小投资者，反对内部交易。此外，美国虽遭9·11重创，但经济基本面尚好，经济实力依然较强，也许投资者正是看到这一点而没有撤资。但是无论如何，9·11事件给美国这个投资“理想的天堂”打上了问号，投资者对美投资的预期和信心都将变得更加谨慎。

四、未来美元的发展

从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现在，美元的国际本位币地位已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元的命运即是美国的命运。美元作为本位币的“特里芬”两难一直没能解决，国际金融市场上不断发生动荡和危机。从美元走过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美元作为世界本位币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在贸易结算、国际储备中的比重在不断收缩。从当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来看，由于“路径依赖”，美国仍能继续吸引到国际资本来维持美元的优势地位。

一方面，美国经济实力优于日本，美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增长潜力。日本经济自泡沫经济破灭以来，陷入不良债权的泥潭之中，日本政府应对措施不当，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低迷，投资不振，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旧有金融体制改革缓慢，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国债市场较为封闭，筹资成本高，不如美国的灵活；股票市场中传统的相互持股的制度安排使股市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业绩，机制僵化，容易导致经济繁荣时股市衍生大量泡沫，经济下滑时又会狂泻不止，股市对经济的缓冲作用降低。此外，日本多年的超低利率政策也不是启动经济的良方（目前已陷入流动陷阱），这些方面如不及早纠正，不仅不利于日本经济，而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资金大量回流美国的一幕将会继续出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一些新的调整正在不断出现，他们将改变国际货币结构，形成一幅新的蓝图。1999年1月1日欧元启动，以崭新的姿态步入国际货币行列。短期来看，欧元作为新生事物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也对欧元持观望态度。长期看，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当，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欧元区资本市场较活跃，尤其是债券市场，其规模已超过美国。最为重要的是，欧元区经常项目没有持续的巨额贸易赤字，为欧元对外币值稳定奠定了基础。因此，欧元区有望成为理想的投资场所。日本积极推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在货币领域的合作开始启动，有了实质性进展，这些因素都将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尽管美国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不断调整，美元的这种虚假稳定将不可持续，美元最终会向其真实价值回归。美元何去何从，正如马丁·迈耶在《美元的命运》中所言：美元不会再至高无上，不过它能够比较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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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保罗·克鲁格曼等.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际资本范文篇5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活跃，资本流动的速度加快，流动周期缩短；二是高技术资本剩余增加，跨国公司资本向外扩张的要求增加；三是资本流入的技术用途（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对新兴产业投资）增加，也就是技术资本投资扩张加快；四是在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并购资本流入份额增加，股权投资规模扩大，但在前期快速增长后会面临短期调整；五是流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所减少，更多国际资本正在加快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和越南等）和地区；六是从区域分布上看，国际资本流入亚洲地区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主要是那些市场容量和潜在需求比较大的经济体；七是在发达国家中，资本流入欧、日的速度正在加快，而流入美国的速度正在降低，美国经济可能会因资本流入减少而放慢增长。这个变化趋势还刚刚开始。

总体上，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愈益增大，这主要是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资本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进一步提高。但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10年的高速增长后，国际资本流动正在进入一定程度的调整，投资商放出资本进行投资更为谨慎。在世界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国际资本流动的总量增长可能会进入一个波动幅度不大的调整。但是，从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变化看，未来几年国际资本有可能增加对发展中经济和发展中地区流动，特别是向那些正在采取较大开放政策措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因此从总体上看，今后国际资本流动对发展中经济更为有利。

美国市场的魅力正在下降

在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中，美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渐失去它先前有过的魅力。去年前10个月的全球合并、收购交易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54%，12月份以来，全球并购资本流入进一步减少。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公司并购为2480亿美元，下降45%，为1995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低。2000年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创历史纪录，达2170亿美元，这满足了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资金需要。后来，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去年前三季度，美国并购资本流入减少到100亿美元，目前并购资本流入下降现象更为明显。安然垮台，安达信危机，使不少想并购的公司的头脑开始保持冷静，在美国的并购行为趋于谨慎，最近的并购活动明显减少。

不仅实体投资是这样，而且投机性资本的流动也是这样。根据瑞银华宝的数据，美国股市在今年3月的第一周出现了7周中最大的资产净流出，而欧洲大陆出现了一年中的最大的净流入。到3月8日的两周中，流入到亚洲股市的美资总额达到5.38亿美元。从今年2月6日以来，日股升幅达28%。尽管我们对日股升幅期望并不是很高，但是，国际资本流入美国经济体的份额下降，流向非美经济体的份额提高，出现新的“景气交叉”现象。

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经济体减少，流向非美经济体增加，其重要原因：一是“9·11事件”，美国生产、生活安全面临威胁，居民信心受到打击，信心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二是诚信危机，能源巨头安然的崩溃使美国的会计、监管行为的诚信受到怀疑，整个信用体系的根基在动摇；三是执行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效应下降，美国投资市场的相对优势面临挑战，逐利性资本对美国的投资更为谨慎；四是美国IT产业和股市泡沫破灭后，需要时间调整和恢复，而且中国、印度IT产业的奋起直追对美国是个巨大压力；五是新保护主义抬头，布什的钢材高关税政策会使美国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工业体系受到冲击，美国的关税壁垒会导致美资外流；六是日、欧前期的结构和政策调整，为今后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现在这两个经济体的复苏（或“停止下滑”）迹象开始显现；七是一些转型国家（俄罗斯、越南等）实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体制和市场的开放吸引国际资本流入，这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外资投资增长加快。

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表现出一些与古典经济不同的新特征。这个新变化和特征表现为景气交叉。就是说，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之间的景气变化不再是古典式同步振荡，而表现为交叉性或结构性变化趋势，有的在上升，有的在调整，有的在下降。这种景气交叉，在国家经济体之间表现为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之间的升降交叉。

最近两个月，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全球经济信心大增。实际上，如果从中周期趋势看，特别是统观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的最新趋势，结论是：美国经济体正进入本轮中周期的“最后繁荣”，接着而来的将是一个时间较长的低速调整；甚至是一个要比“双谷衰退”更令人沮丧的调整；而非美经济体却有可能在美国经济体衰退时获得发展的机会，进入一个相对繁荣期！

如果美国企业盈利预期不能改变，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包括500强中的一些老牌集团公司）出现亏损或只有微利，以IT产业为主体的劳动生产率从目前的2.2%左右下降到1995年以前的1.5%以下，以及以低利率刺激的房地产“最后繁荣”的持续时间缩短，美国投资市场的魅力就会进一步下降。在投资市场走向疲软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或复苏后的持续增长就会面临新的挑战。

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

所以，国际著名的投资商提出了增加对发展中经济投资（包括实体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建议。摩根士丹利今年一直在建议投资者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投资，买进欧洲股票；不久前，美林也建议全球投资者增持新兴市场股指的成分股，并对美股持中性态度。这些投资商的建议正在影响国际资本市场的变化，非美经济体的政策调整正在激活非美经济体市场。比如，日本金融厅2月20日首次透露准备打击卖空交易；日本政府在2月26日突然决定控制股市中的卖空活动，此举因其投资者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大举买进日股；3月31日，日本财政年度到期之前有大量资金回流日本市场，对日元和日股都是刺激。最近，亚、欧两大非美经济体的政策正在发生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调整，这是一个重要的设法摆脱对美国经济依赖的征兆。中国经济应尽早采取措施逐渐摆脱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面临新机遇

美国经济体的发展速度放慢，国际资本逐渐从美国经济体分流到非美经济体，对非美经济体特别是对亚欧经济是一个机遇，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许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充满活力，投资和贸易环境快速改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一些发达国家，甚至高于美国，这会促使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到这个地方来投资、做贸易。最近两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加速，充分说明外商看好中国这个市场。当然由于我们的资本市场开放度还不高，这个积极影响还只能是间接的，只能发生在某些重要的领域。一是直接影响B股市场，因为目前这个市场虽然微小，但是是开放的，容易直接进入，B股市场应可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试验地；二是刺激外资对国内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中国的国际并购资本流入增加，各类企业的并购、整合会掀起一个浪潮；三是推动国内券商国际化，通过国际资本入股投资使国内券商规模扩大，融资能力提高，经营改善，形成资本国际化和证券化互动；四是推动外资逐步进入金融领域，包括逐步为货币市场开放创造条件，努力实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联系和互动。

如何利用美国经济体和非美经济体的“景气交叉”机遇，加快发展资本、货币市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要考虑的问题。这里，最重要的是对需求政策的操作进行两方面的调整。一方面，在千方百计扩大对美的出口同时，应以主动性、进攻性开放精神，加快对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步伐，通过落实多元化开放战略，逐渐减少对美国经济体的出口依赖，尤其要考虑扩大对欧、俄和其他非美经济体的开放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适当调整扩大内需政策的结构，在充分运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绿箱”规则，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大力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支持农业的改造和发展，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国际资本范文篇6

2002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稳定的投资环境、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资本。据统计，2002年在全球外资流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实际吸收外资超过500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位居全球吸收外资之首，并且专家预测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外资，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对中国经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

引起国际资本流动的最主要因素是国际投资活动。国际投资可以区分为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两种形式。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通过资本的国际转移，将其某种特定商品的生产过程由本国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国家；对外间接投资是指一国借助于国际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的贷放行为来谋求资本保值与增值的一种盈利性金融活动。由于直接投资具有促使实际资源转移的效应，其对东道国经济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间接投资，因此，本文所指的国际资本流动仅指直接投资而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外国来华直接投资也大幅增长，为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由于存在投资乘数效应，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必将带来我国经济总量的倍数增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3624亿元，在此后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总量快速膨胀。2002年实现8％的增长速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这个成绩是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大大提升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外国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我国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目前已占国内产业增加值总量的23％；在税收方面，外资公司占总量的18％；另外，外资公司的产品出口量已占到我国总出口额的48％。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2.促进就业水平提高。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长，在国际化生产、销售、出口、就业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全球跨国公司母公司约有6.5万家，共拥有约85万家国外分支机构。2001年，跨国公司外国分支机构的雇员约5400万人，而1990年只有2400万人。就我国而言，目前劳动力供给保持持续上升势头，2002年劳动力供给增量约为1050万人，产生了较大的就业压力。而从劳动力需求方面来说，其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据测算，虽然由于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增加，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仍保持着0.15的弹性系数。因此，外国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明显地改善了我国的就业状况。

更重要的是，目前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是以新建项目投资为主，在2001年的468亿美元投资中，属于新项目投资的有445亿美元。相对于并购投资而言，新项目投资更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就业水平。

3.提高了出口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口量显著增长，从1985年的260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2662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出口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8％。中国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从1985年至2000年，提升予4.5个百分点。

除出口总额迅速增长外，中国在出口结构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口竞争力在高、中技术产品方面提高的速度尤其可观。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比例从1985年的49％下降到2000年的12％。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从1985年的3甲。提高到2000年的22％。2000年中国出口的10种主要产品都是当今世界贸易中举足轻重的产品。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外资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例从1996年的59％上升到2000年的81％，显著地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

4.拉动了民间投资。当前，全球经济呈现出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特点，在华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不例外。跨国公司在积极寻求自身在中国经济中合理定位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相关配套产业的迅猛发展，使民间投资呈现出少有的活跃局面。据统计，近几年国内民间投资的增长幅度一直保持在18％左右，对固定资产的贡献率明显提高，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

1.扩大了保险业发展的基础。保险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一国经济状况决定着一国保险业发展的水平。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规模越大，保险的需求就越大。国际资本流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为中国保险业提供了难得的市场契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大致可以用保费收入、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3个指标来衡量。自1980年以来的20年中，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带动下，保费收入也保持超常的增长速度，从1980年的4.6亿元人民币到2000年的1595.9亿元人民币，2002年更是达到3053.1亿元人民币，保险深度在2002年已达到3％，保险密度达到236元。按照国际资本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度，其对我国保险的贡献度达到20％左右。

目前，外国资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以新建项目投资为主，直接推动了我国工程险及财产险业务的发展；我国产品由于国际资本的参与，提高了出口竞争力，使出口大幅增长，带动了运输险业务的增长；另外，由于就业状况的改善，使人们的收入水平得以提高，为个人缴费型业务的增长提供了契机。可以预计，随着国际资本越来越多地进人中国，我国保险行业也必将会迎来一个超常发展的时期。

2.促使保险业经营方式的转变。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保险业正在发生巨变。然而，与国外保险公司相比，国内保险业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营上还是保持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粗放式经营方式，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价格战在争取业务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近几年，外资的大量进入给我国保险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经过国外成熟保险市场的洗礼，外资企业在选择保险公司时不仅仅注重价格因素，而更多的是保险公司的信誉度、产品适应性、服务水平、国际分保渠道等，从而促使我国保险业在经营方式上发生了悄然变化：从过去坐等上门的官商作风到强化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适合不同层次客户需求的新险种越来越丰富；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动遍及城乡各个角落；注重偿付能力已成为各家保险公司的共识；诚信得到了空前重视。

如果说保险以外的外国资本间接地推动了我国保险业经营方式的转变，那么外国保险资本则是直接推动了国内保险业经营方式的转变。作为第一家获准在华经营保险业务的外资保险公司——友邦保险公司，通过竞争给国内保险业注入了很多新的内容。自友邦之后，以平安保险公司为首，到2001年，国内所有的寿险公司都实行了营销制；在险种创新上，国外保险公司很快就将医疗保险、分红保险、万能寿险、变额保险以及各种各样的附加险引进到国内的寿险行业；核保核赔、精算制度、风险评估、巨灾超赔、内控机制等新的经营管理模式日益被中资保险公司所接受消化；营销机制、运作体制、效益观念、管理模式在中资保险公司内部也在逐渐发生着变革。

3.形成的挑战。跨国公司具有较强的保险意识，且规模较大，是保险业重要的业务增长点。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看，跨国企业一般习惯于使用保险经纪人为其提供风险管理服务。从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其选择保险公司并不仅仅注重价格因素，这就对我国保险业现行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提高承保技术和服务水平，将成为中资保险公司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国际资本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改变了人们的保险选择预期。一项调查表明，月收入400—800元人民币的，56％选择中资保险公司；月收入801—1500元的，53％选择中资保险公司；而月收入超过3000元的，只有40％左右选择中资保险公司。在不同的就业模式上，外企人员选择外资保险服务的占52.9％，远超过平均水平。这是国际资本带给中国年轻保险业的又一挑战。

三、面对机遇和挑战，国内保险界应抓紧时机调整战略，谋求发展

1.利用全面开放前的一段缓冲期，练好内功。根据中国入世在保险业方面的对外承诺，入世后三年内，将取消地域限制。因此，对于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缓冲期。中资保险公司要善于利用这一时期，向已经形成内外资竞争的城市学习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技术、营销手段及服务举措，夯实基础，赢得更多顾客的忠诚度，形成竞争优势。

2.国际资本流动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资保险公司要善于利用这种技术和经验，在思想观念、经营理念、行为方式、服务意识等方面进行变革。首先要观念创新，破除“小富即安”的保险意识，摒弃价格战的竞争观念，树立符合时代要求和法律规范的市场、效益观念。其次要技术创新，新产品的设计开发必须要经过广泛深入的市场调研，适应市场需求，符合大数法则和精算制度。销售渠道要实现多样化，正视保险中介的作用，开展网上销售和电话销售。三是要业务创新。国际资本给中国保险业积聚了丰富保源，但要把保源变成现实的保费收入，还需要国内保险界去开拓创新。如丰富保险品种、建立“保险超市”、由传统的提供保障服务向综合金融理财服务过渡、由单纯的保险商角色向风险咨询顾问角色转变等。四是要服务创新。近几年来，中资保险公司的服务观念有了较大转变，服务水平也有所提高，但综观各家保险公司，其服务的着眼点还是在理赔上，是一种被动性的服务，而主动服务意识不强。因此，如何创新服务品种，如何让出险的和未出险的保户都能感受到保险的好处，将是中资保险公司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

国际资本范文篇7

2.逃避管制。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如对境外投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或个人将资金未经批准转移或截留境外，企图投资获益；实施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意味着居民会丧失用汇的灵活性，使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3.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和私人资本安全转移的需要。(1)转移从事走私、贩毒、诈骗、偷漏税等非法所得，或贪污、受贿、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2)实现化公为私。一些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国有企业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的私人账户。(3)转移个人财产。出于安全性和保密性，拥有巨额财产者为避免引起社会的非议，一些私营企业主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二）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

从宏观角度看，资本外逃主要表现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宏观经济的失衡。80年代资本外逃严重的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宏观失衡，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汇率高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并存，使国内投资风险加大，形成资本外逃、举昔外债、宏观失衡的互相刺激和不断强化的恶性循不。转轨时期的俄罗斯也是陷入“全面的综合危机”之中，经济严重衰退，在财政巨额赤字、债台高筑、通胀严重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些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然也会影响到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

2.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制度不完善；硬性的外汇管制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资金无安全感；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人走私盛行，外贸企业与有关单位、个人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海关、银行与央行外汇管理上各自存在着薄弱环节，各涉外管理机构之间未能有效协调合作等。

3.不对称风险。莱沙德和威廉逊(D.R.LessardandJ.Williamson,1987)通过实证分析，对“不对称风险理论”进行了发展，他们强调除了一国宏观经济基本因素之外，发展中国家某些歧视性的宏观经济和管理政策，如对居民与非居民征收的差别税收（显性和稳性的）、实施的差别担保、不同的利率上限规定等，都可能造成居民和非居民面临不对称的风险。这种风险收益状况使许多居民先将资本采取种种渠道外逃出去，然后再以非居民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政府对非居民资本流入的优惠待遇。这种“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套利行为。

4.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主要表现为：政府过度控制金融操作，对利率和汇率实行硬性控制而使其失去杠杆作用，人为压低利率或使本币高估；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资本分配效率低，使国内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外投资；高利贷、外汇黑市等地下金融交易十分活跃。由于汇率偏离市场水平，而且金融市场不发达，为了避免外汇风险和市场风险，容易产生资本外逃。

5.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政治危机和政治风险的发生，经济衰退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美国家的繁荣诱使一批资本从该国转移至欧美国家。

二、关于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一）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4.跨国公司或关联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或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留存境外，实现资本转移。

（二）通过非贸易渠道。

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以支付特权使用费、投标保证金、运费、国际邮政费、电信业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

（三）通过投资和融资渠道。

1.融资渠道：(1)以外商投资或对外借款的名义，实际外资不进入，以支付收益或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汇出资金，或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作为“外债”登记，使下一步资本流出成为合法。(2)与外商串通，高报外方技术和实物投资价值，或本国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通过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3)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通过高估外商投资的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形成资本外逃。(4)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2.投资渠道：(1)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化公为私；或低估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将差额转移到个人账户。在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投资活动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2)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镒价收入，用于再投资。(3)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四）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资本转移。

1.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本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为资本非法转移提供方便。

2.通过多次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或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资金转成资本，形成资本外逃，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

三、关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由于外汇约束效应，政府减少公共投资或抑制进口等拉动经济的活动，使经济衰退或引发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流向国外，将国内储蓄分流，由于储蓄约束效应，要保持资本供求平衡，则必须扩大出口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弥补储蓄缺口，或减少国内的投资，或抑制国内需求、减少产出。后两种情况将减少国内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说明，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本外逃到国内，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税收的基础。尤其是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过渡性”外逃资本也以“外资”的身份享受税收优惠，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本应在国内直接利用的资本却要通过外逃后再内流被间接利用，增加了一国的投资成本。在资本外逃恶化时，一方面政府的对外借款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借入的外汇资金可能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削弱一国的偿债能力。

4.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5.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途径，资本外逃增加了国内的腐败程度。由于资本外逃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二）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1.直接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使本国资本项目突然恶化，使本币汇率过度下跌。政府将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现有汇率，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将影响该国的偿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项目的失衡和资本外逃。长期内，资本外逃将引起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使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对该国的长期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资本外逃也对本国的长期债务产生不利影响，本币贬值使长期债务还本付息额远高于贬值之前，偿债负担加剧。

2.经常项目受到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该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人们将本币兑换成外币汇往国外，而外资企业将利息甚至本金加快返回母国，单方面转移账户出现大量赤字。从总体来看，资本外逃在短期内导致经常项目下的大幅逆差，而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本币贬值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收支状况将有所改善，而非贸易项目逆差不会改变，故最终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要看两者相对变化程度。

（三）对金融体系和财经政策的影响

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在浮动汇率下，会使本币汇率下跌；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制下，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使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投资者产生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汇率下浮，造成了汇率水平的超调。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利率上升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增大，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导致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汇率持续下跌，给外逃国造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为削弱。同时，资本外逃使货币政策受外国当局政策的影响和连动作用增强。资本外逃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国债发行上，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本国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

四、关于预防和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资本外逃有其自身发生作用的规律，我们要掌握规律并改变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治理资本外逃，而不是无视规律并企图运用政策去改变规律。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治理资本外逃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的反映，政府能够干预和控制资本外逃的回旋余地是不大的(RobertCumby,1986)。应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资本外逃。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1.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是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深化外汇市场改革，逐步放松外汇需求管理，逐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汇率和利率；二是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三是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

2.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俄罗斯的教训表明，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及汇率保证等等）来抵消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应适时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二）从各种制度与法规入手，大力调整经济利益和法律关系，监督和防范资本外逃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并购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境外国有资产存量运营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力度。

2.强化对涉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力度，截堵资本外逃中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转移渠道，制订严格的收付汇纪律，实行严格审批手续，加强对进出口重点部门、重点种类（提前付款、延期支付等）交易行为的管理。

3.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宣传贯彻法律对私人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担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因。

4.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该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水平。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要完善本国的税制。

（三）以渐进的原则逐步取消资本控制。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外汇管制会引起黑市、腐败现象，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也会抑制外逃资本的回流，总体上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的。从资本外逃国的中、长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应当取消。鉴于一些管制措施对抑制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汇价和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因此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取消资本管制。

1.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尽可能提高运转效率。首先放松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产生腐败机会的领域，采用市场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弹性管理。

2.在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同时强化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企业的配套改革，改善宏观运行环境。

（四）加强资本管制的国际协调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化国家正积极探索国际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

国际资本范文篇8

一、主权风险及防范

主权风险从广义上来讲，它是指国家的主权问题。从狭义上来讲，仅指企业的所有权问题。

（一）主权风险的神类

l、宏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资本流动引起的对国家主权的危害，这其中包括了直接和间接的方面，直接的就是将资金大量地输入到国内反对派的手中，生产和购买军火，对执政党进行直接的威胁。间接的表现为输入资金的同时附带其他条件，而这些条件中有些明显地对输入国主权构成威胁。如甲国向乙国提供大量的贷款，但条件是必须购买中国的军火，其安装、发射及使用必须经中国允许。

2、微观主权风险。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向另一些国家的重要领域进行投资，其目的就是为了操纵和控制该国的经济，如跨国公司通过进行各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占有拉丁美洲、中东、非洲、东南亚的油田、矿山和种植园，控制着咖啡、可可、香蕉、橡胶、黄麻等农业资源。对企业进行投资时具体表现为尽可能地占有多数股权，以达到对该企业的操纵和控制，这方面在中外合资企业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主权风险的防范

l、宏观主权风险的防范。对于这类风险的研究似乎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它涉及政治领域，但研究国际资本不可能避开这个问题。各国往往采取合法措施切断国外资金的供应来源，便其无法生产和采购军火。另一方面要要利用合法的外交途径和国际社会的舆论来加以谴责。对于那些不平等的合约或协议应当坚决拒绝。我国在《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五条规定：中请设立中外合资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以批准：①有损中国主权的；②违反中国法律的；③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造成环境污染的；⑤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明显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的权益的。同时也应特别警惕那些毫无获利目的的投资行为和资金输入。

2、微观主权风险防范。对于企图以投资形式来操纵和控制本国经济的情况。各国都应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法律来防止这类情况的出现。如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于基础设施、重要生产部门，禁止外资经营传媒和军工生产部门，禁止能造成垄断和吞并危险的外国投资，不允许外资投资于金融、贸易消费品生产及工业利润高的部门。我国在中外合资企业法中也规定了外资允许投资的范围。采取限制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的主权，保护民族经济，有意识地控制外国投资的方向，使其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另外，从合资企业中股权比例安排来看，发展中国家一般规定本国合营者占股权的51%以上，这样可以便本国合营者掌握企业较多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二、政治风险及防范

在国际资本流动面临的风险中，政治风险是最具威胁性的，它不仅对投资方的经营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有时还直接危及投资方海外企业的生俘。

（一）政治风险的种类

政治风险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风险，或称环境风险。这类风险会影响到道国国家内几乎所有的外国企业的经营活动，它包括东道国国内政局动荡、武装冲突、暴力事件、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等。另一类是微观风险，它仅仅影响到某个行业、某个企业，有时甚至只是针对某个具体投资项目。这类风险往往因东道国某项具体的政策、法规变动而引起的。

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政治风险通常表现为东道国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可分为：

1、非歧视性干预。这类干预对外国企业来说影响不大，如：要求在管理层中使用当地人员；制订有利于本国税收的转移价格；规定来料加工产品中本国部件或原料所占的最低比例；要求企业支付某些附加费用；暂时性的货币管制等。

2、歧视性干预。这类干预是要削弱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如：限制外国企业在合资企业中所占比例的大小；对外国企业征收附加税；公开或半公开地支持本国公民抵制外国企业或其生产的产品；制定有关歧视外国企业的法规、规定和制度。

3、歧视性惩罚。这类措施使外国企业难以生俘下去。如“东道国政府冻结外国企业的资金汇出并逐渐蚕食其资产；全部或部分不承认前届政府与外国企业签订的有关合约、协议；征收高额税收或其他费用等。

4、剥夺财产。这类干预形式就是对外国企业的资产实行征用或国有化。国有化是指资本输入国基于国家公共利益的需要面对外国投资的全部或一部分实行征用、收归国有的一种措施。

（二）政治风险的防范

l、宏观风险的防范。这类风险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政府政局不稳定或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不投入资金才是最好的防范。

②资本投入后发现有政变或战争的前兆。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方法是尽快地将资金、设备和产品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国家和地区或者是本国；蹲一种方法就是申请政治风险保险，将政治风险转嫁到保险机构。

③资金投入后发生战争或政变，如果是发生战争，最好的方法是申请战争赔偿。如发生政变，那么，运用灵活的谈判技巧也能将损失减轻到最低限度，东道国政变后不将外国企业征用或国有化是最好的结局，如果被政府征用或国有化，就应立即同政府进行联系展开谈判，必要时可对东道国政府施加压力，如争取反对党的支持，寻求友好邻邦的调停和本国的干预等。如谈判破裂，投资方应诉诸法律解决，首先是向东道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有更大的法律效力，但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向国际仲裁法庭起诉。

2、微观风险的防范。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事前的风险防范，如与东道国签订一系列的特许协定，为投资方的经营提供一些法律保证，这些特许协定通常包括：征税方法、税率和税基的规定；当地资本参股的条款；管理人员国籍的规定；进入东道国资本市场的许可；在东道国进行销售的定价权；关于转移价格的规定；向第三国出口的权力；原材料和零售部件来源比例的限制；是否需支付额外的费用，如社会保险费、盈利费等；允许资金汇回的规定，包括股息、贷款本息、管理合同收入，专利使用费等；禁止外国公司寻求母国政府干预它与东道国之间纠纷的条款；关于争端仲裁的条款等。

国际资本范文篇9

自1993年以来，我国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充分体现了我国资本市场的需要，对外开放的需要，也即是发展的需要。自2001年1月1日起，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很多公司都实行了《会计制度》，这个制度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会计核算和会计制度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惯例已相当接近。例如，国际会计准则强调所有的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竞争，实行同样的会计制度，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也是统一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促使企业公平竞争；国际会计惯例要求实行稳健的会计政策，《企业会计制度》也要求计提大量的减值准备，挤干会计报表中的水份和泡沫，实行稳健的会计核算；国际会计准则实行会计与税收相分离的方法，实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我国的企业会计制度也实行会计与税收相分离的做法，强调“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但是我国实行的是有特色的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情况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也不一致，从而决定了我国的会计制度在保持与国际会计准则和惯例基本一致的前提下，还有中国特色，即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差异。例如，关于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国际准则将重组收益列作收入，而我国则列入资本公积；关于非货币性交易的处理，国际上接换入换出资产的公平市价入账，我国按换出资产的账面值入账；关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放现金股利，国际准则作为非调整事项，我国则作为调整事项处理；对编制现金流量表国际准则只允许采用直接法或间接法中的一种，我国两种方法均要求采用。这种不一致体现了中国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处事原则。

由于有这种不一致的存在，基于以下一些理由，要求我们在很多时候必须采取国际化准则，或者将我们按中国会计制度编制的财务报表调整为接国际化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需要

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包括直接融资，即发行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间接融资，即通过世界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筹集资金。现在我们有些上市公司已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了N股、H股、B股等等，有些已不满足于国内有限的资本市场融资，希望在更广泛的国际市场融资。而要在国际市场上拿到资金，首先要使外国的投资者看得懂我们的财务报表，要将我们的财务报表按国际化准则进行编报。

（二）国际贸易的需要

广泛的国际贸易要使贸易伙伴了解我们的产品，了解我们公司的信用和资金实力，而此时一份按国际化准则编报的财务报表是必不可少的。

（三）跨国投资的需要

我们的公司可能投资到国外，我们也可能与国际上著名的公司一起合资办厂，国外的公司需要使用国际化的准则编制财务报表，而我们的合资公司除了需按中国会计制度编制财务报表外，还要向国外投资者提供按国际化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

也许我们可以在国内市场筹集到资金，但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已使我们的公司不满足于一个只有中国市场的市场，国际贸易是我们绝大多数公司必然的选择，国际化的财务报表也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

我们可以请国际上的“五大”会计公司按国际化准则为我们的公司编制财务报表，但我们必须为此支付以美元计价的高昂费用；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来编制国际和国内两套财务报表，公司财务人员不必精通国际准则，新中大国际财务软件可以帮助公司按中国和国际化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新中大国际财务软件Intfi是在中国即将加入WTO及经济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针对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财务管理国际化的需要开发的全新产品。Intfi支持中国、中国香港、美国、国际会计及其他国家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一套帐本多套会计准则无需等待的即时切换；支持中文简体、中文繁体、及其他国家语言的智能化动态信息翻译；支持比较会计、管理会计、多币种核算、多计量单位的换算；支持集团财务管理、集团财务报表合并、智能化建模的财务分析。产品采用了最先进的基于组件的N层架构，支持ORACLE、SQLServer、SYBASE、DB2、INFORMIX等多种大型数据库系统，具有良好的系统开放性，并能支持商务。

Inifi产品涵盖了总帐、现金中心、财务报告、固定资产、成本管理、决策分析、集团管理、员工管理、基础数据、客户中心、供应商中心、权限中心、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以及电子商务接口、帐套和语言的选择等十余个产品模块，能满足企业从财务到业务全方位管理时需要。

新中大国际财务软件为我国国有和大型集团企业跨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供了财务运作、商务监控、合作交流的基本保证。为传统企业向国际化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同时软件高度灵活的伸缩性，也必将适应作为广大民营和中小企业在开放的国际市场中的核心管理手段。

新中大国际财务提高和促进了我国吸引外资的环境条件，为境外企业在华投资、合资和合作提供了规避投资和贸易风险、监控财务状况的强有力的工具。

随着我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电子商务浪潮的，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必将与国际接轨，对传统企业的竞争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财务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企业实现电子商务的重要环节，企业对财务管理软件的功能和技术创新要求日益迫切，传统财务管理软件已无法适应企业管理的国际化和化要求，财务软件的国际化已经是势在必行的发展方向。

二、管理的国际化

在我们的许多公司中，也许并不缺资金，我们的公司也实行了制度，我们也吸引了一流的人才，建立了自己的所，有的还建立了博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站，但我们的公司离世界五百强还有距离，我们在国际竞争中，在产品质量、价格等方面还有差距。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消除这些差距，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管理。企业实行计划管理已被市场证明是行不通的。而我们的公司，或者现代化的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经营至多不过20年时间，与世界上有几十，上百年管理经验的公司比较起来，我们还处于成长期，在企业经营日益国际化的今天，迫使我们借鉴国际经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效益。

采用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使公司受益：

第一，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的机构和资产规模也趋向扩大，此时我们需要先进高效的管理制度，以使公司发挥整体优势，并使公司管理层的意图得到有效执行。

第二，进一步提高原有公司管理机构的效力，扩大内涵再生产。

第三，可使生产过程，物流过程更趋合理有效。

第四，先进的管理经验将使我们的公司与国际上的大公司在公司运作上处于平等的地位，从而避免使我们的公司在国际化大生产和分工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现在我们的有些公司已开始付昂贵的咨询费给“五大”国际公司请他们代为拟订管理制度，在国外也有麦肯锡、摩根·士丹利这样的著名咨询公司为企业做管理咨询。

管理的国际化并非是要照搬国际经验，而是要考虑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借用国外经验，新中大管理软件正是实现这种国际与国内有效结合，使得管理化，更易操作更有效。

新中大公司将组织国际化、资本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产品国际化、市场国际化、管理国际化6个方面作为管理软件架构的主导思想，来保证和支持企事业单位的可持续的、不断创新的、高成长性的国际化需求。

新中大面向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的、面向商务的国际化管理全面解决方案“互动管理e－solution”的具体产品称为i6产品系列，它包括i6／Intfi国际财务软件，i6／PM生产制造管理软件，i6／CR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i6／EC电子商务软件，i6／HR人力资源管理软件，i6／WM工作流管理软件六大套件。

国际资本范文篇10

2.逃避管制。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如对境外投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或个人将资金未经批准转移或截留境外，企图投资获益；实施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意味着居民会丧失用汇的灵活性，使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3.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和私人资本安全转移的需要。(1)转移从事走私、贩毒、诈骗、偷漏税等非法所得，或贪污、受贿、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2)实现化公为私。一些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国有企业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的私人账户。(3)转移个人财产。出于安全性和保密性，拥有巨额财产者为避免引起社会的非议，一些私营企业主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二）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

从宏观角度看，资本外逃主要表现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宏观经济的失衡。80年代资本外逃严重的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宏观失衡，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汇率高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并存，使国内投资风险加大，形成资本外逃、举昔外债、宏观失衡的互相刺激和不断强化的恶性循不。转轨时期的俄罗斯也是陷入“全面的综合危机”之中，经济严重衰退，在财政巨额赤字、债台高筑、通胀严重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些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然也会影响到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

2.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制度不完善；硬性的外汇管制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资金无安全感；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人走私盛行，外贸企业与有关单位、个人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海关、银行与央行外汇管理上各自存在着薄弱环节，各涉外管理机构之间未能有效协调合作等。

3.不对称风险。莱沙德和威廉逊(D.R.LessardandJ.Williamson,1987)通过实证分析，对“不对称风险理论”进行了发展，他们强调除了一国宏观经济基本因素之外，发展中国家某些歧视性的宏观经济和管理政策，如对居民与非居民征收的差别税收（显性和稳性的）、实施的差别担保、不同的利率上限规定等，都可能造成居民和非居民面临不对称的风险。这种风险收益状况使许多居民先将资本采取种种渠道外逃出去，然后再以非居民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政府对非居民资本流入的优惠待遇。这种“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套利行为。

4.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主要表现为：政府过度控制金融操作，对利率和汇率实行硬性控制而使其失去杠杆作用，人为压低利率或使本币高估；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资本分配效率低，使国内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外投资；高利贷、外汇黑市等地下金融交易十分活跃。由于汇率偏离市场水平，而且金融市场不发达，为了避免外汇风险和市场风险，容易产生资本外逃。

5.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政治危机和政治风险的发生，经济衰退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美国家的繁荣诱使一批资本从该国转移至欧美国家。

二、关于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一）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4.跨国公司或关联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或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留存境外，实现资本转移。

（二）通过非贸易渠道。

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以支付特权使用费、投标保证金、运费、国际邮政费、电信业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

（三）通过投资和融资渠道。

1.融资渠道：(1)以外商投资或对外借款的名义，实际外资不进入，以支付收益或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汇出资金，或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作为“外债”登记，使下一步资本流出成为合法。(2)与外商串通，高报外方技术和实物投资价值，或本国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通过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3)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通过高估外商投资的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形成资本外逃。(4)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2.投资渠道：(1)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化公为私；或低估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将差额转移到个人账户。在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投资活动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2)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镒价收入，用于再投资。(3)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四）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资本转移。

1.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本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为资本非法转移提供方便。

2.通过多次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或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资金转成资本，形成资本外逃，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

三、关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由于外汇约束效应，政府减少公共投资或抑制进口等拉动经济的活动，使经济衰退或引发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流向国外，将国内储蓄分流，由于储蓄约束效应，要保持资本供求平衡，则必须扩大出口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弥补储蓄缺口，或减少国内的投资，或抑制国内需求、减少产出。后两种情况将减少国内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说明，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本外逃到国内，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税收的基础。尤其是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过渡性”外逃资本也以“外资”的身份享受税收优惠，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本应在国内直接利用的资本却要通过外逃后再内流被间接利用，增加了一国的投资成本。在资本外逃恶化时，一方面政府的对外借款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借入的外汇资金可能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削弱一国的偿债能力。

4.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5.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途径，资本外逃增加了国内的腐败程度。由于资本外逃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二）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1.直接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使本国资本项目突然恶化，使本币汇率过度下跌。政府将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现有汇率，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将影响该国的偿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项目的失衡和资本外逃。长期内，资本外逃将引起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使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对该国的长期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资本外逃也对本国的长期债务产生不利影响，本币贬值使长期债务还本付息额远高于贬值之前，偿债负担加剧。

2.经常项目受到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该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人们将本币兑换成外币汇往国外，而外资企业将利息甚至本金加快返回母国，单方面转移账户出现大量赤字。从总体来看，资本外逃在短期内导致经常项目下的大幅逆差，而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本币贬值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收支状况将有所改善，而非贸易项目逆差不会改变，故最终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要看两者相对变化程度。

（三）对金融体系和财经政策的影响

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在浮动汇率下，会使本币汇率下跌；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制下，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使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投资者产生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汇率下浮，造成了汇率水平的超调。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利率上升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增大，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导致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汇率持续下跌，给外逃国造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为削弱。同时，资本外逃使货币政策受外国当局政策的影响和连动作用增强。资本外逃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国债发行上，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本国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

四、关于预防和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资本外逃有其自身发生作用的规律，我们要掌握规律并改变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治理资本外逃，而不是无视规律并企图运用政策去改变规律。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治理资本外逃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的反映，政府能够干预和控制资本外逃的回旋余地是不大的(RobertCumby,1986)。应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资本外逃。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1.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是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深化外汇市场改革，逐步放松外汇需求管理，逐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汇率和利率；二是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三是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

2.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俄罗斯的教训表明，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及汇率保证等等）来抵消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应适时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二）从各种制度与法规入手，大力调整经济利益和法律关系，监督和防范资本外逃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并购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境外国有资产存量运营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力度。

2.强化对涉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力度，截堵资本外逃中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转移渠道，制订严格的收付汇纪律，实行严格审批手续，加强对进出口重点部门、重点种类（提前付款、延期支付等）交易行为的管理。

3.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宣传贯彻法律对私人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担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因。

4.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该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水平。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要完善本国的税制。

（三）以渐进的原则逐步取消资本控制。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外汇管制会引起黑市、腐败现象，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也会抑制外逃资本的回流，总体上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的。从资本外逃国的中、长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应当取消。鉴于一些管制措施对抑制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汇价和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因此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取消资本管制。

1.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尽可能提高运转效率。首先放松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产生腐败机会的领域，采用市场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弹性管理。

2.在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同时强化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企业的配套改革，改善宏观运行环境。

（四）加强资本管制的国际协调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化国家正积极探索国际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