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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02:44:17

国际税收

国际税收范文篇1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国际税收范文篇2

一年来，我根据形势和工作需要，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一是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科学发展观，通过学习使自己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得到提高，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得到加强。二是加强了业务学习。先后参加省、市局举办的多期培训班及各种业务会议，自己平时也有意识地加强了国际税收知识的学习，业务水平得到较快提高，使自己把握工作、指导工作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二、创新思维谋求发展，勤奋敬业做好工作

今年以来，为使我市国际税收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始终把“敬业”作为工作目标，把“勤奋”作为内在驱动力。克服困难、开拓创新，埋头苦干，使我市国际税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反避税工作首次成功通过总局立案，实现了我市反避税领域新的突破；二是建立我市反避税案源数据库，为我市今后反避税选案工作、反避税分级分类管理打下良好基础，填补了我市在这一领域的空白。三是我积极主动与市地税、外管局、外经局协调，首次建立市国税、地税、外经、外管四部门协作联系机制。机制建立后先后从外管局获取了2009年度和2009年上半年非贸易对外付汇数据，从外经局获取了2009年以来的股权转让信息，并积极与市外管局联合对全市（含六县）的银行付汇业务人员进行培训，从支付源头加强非居民税收监管力度，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年全市非居民税收达到2800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3%。四是在全省率先建立了税收情报案源报送制度和情报线索联络员制度，为丰富税收情报来源，建立良好的税收情报交换工作机制奠定了基础。在2009年省局目标管理考核国际税收项目方面，实现了我市历年来扣分最少的纪录。

三、以身作则严格要求恪尽职守争先创优。

身教胜于言教。我深知做为一名基层单位的领导，更要爱岗敬业，勤奋从政，尽职尽责，做到事事处处为人表率，身体力行。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用自己的品质和作风影响一班人，用自己有效的工作去带动一班人。因此在我处开展的业务讲座中，我带头先讲了第一课；在文明创建义务劳动中，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在抓信息工作中，我积极主动写稿；在审批税收优惠过程中，做到快捷高效；工作时间内做不完的事，就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完成；年内开展了7次业务培训和讲座；坚持开展了每月一次集体业务学习制度；规范了会议制度。每月初布置工作任务，月中进行工作调度，月末对工作进行检查，按季对工作进行总结和点评。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做出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有效促进工作开展。目前我处干部的精神面貌、工作作风都发生较大变化，互帮互助、助人为乐已蔚然成风，节约一张纸、一支笔已成为不少同志的自觉行动；大家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有效提高，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工作质量不断提升。全年未发生一起税收执法违规行为，在执法管理信息系统中保持了零差错的纪录。我处编写的两篇纳税评估案例在全市十佳优秀案例评比会上，全部获得十佳优秀案例；撰写的《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对我市涉外经济的影响分析及建议》的调研报告，在市局组织的“学习十七大精神，为徐州经济社会发展献一计”活动中获得十佳建议的第一名；超额完成了今年市局下达的各类信息任务，上报信息数量比去年增长53%；在“五员”业务竞赛中我处实现了全面达标，达到了100%的参赛率，并有一名干部进入省局决赛，一名干部获得50岁以上计算机操作培训先进个人。

四、加强学习防微杜渐廉洁自律筑牢防线

国际税收范文篇3

一、WTO的基本职能和原则

WTO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的缩写。它是当今世界唯一处理政府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基本职能有三：一是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运作的国际规则，并且监督这些规则的实施，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其含义是消除贸易障碍，同时也意味着各国的贸易规则必须是透明的和可预见的；二是所有WTO的成员开展相互谈判，也就是开放市场；三是解决国与国间的贸易争端。因此WTO基本职能，即制定规则、开放市场、解决争端。

WTO多边贸易体系的核心是众多的WTO协议。这些协议是覆盖广泛活动范围的法律文件，内容很多也很复杂，但有一些简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所有这些文件之中，这些原则构成了多边贸易体系的基础，它们是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更大程度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可预见性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原则。

二、国际税收竞争及各国应对措施

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资源流动更为顺畅自由，一般不仅向税负较轻，更向税制健全稳定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国际间的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使税收竞争良性发展，为使本国（地区）利益最大化，各国均是“胡萝卜”和“大棒”并举，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利益，尤其兼顾经济盟友的利益，使世界税制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1、各国税制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基础上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回归。90年代的税制调整基本是在“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基本框架中进行的，其政策基调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之上的，而更多地是建立在供给学派的理论（以减税刺激投资，增加供给）之上的。自80年代中期拉弗减税思想被广泛采用，减税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减税扩大税基，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速发展的生产力给减税创造了空间，奠定了扩大税基的物质基础。围绕减税以刺激经济，从而增加供给，扩大税基这个主旋律，各国开始注重重新启用凯恩斯主义的膨胀经济政策，这是90年代中后期税收竞争区别于80年代税收竞争的最显著的特征。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以广义的“税收效率”取代“税收中性”原则，在国家干预理论的指导下，在新自由主义基调范围内正确发挥政府干预经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1997年下半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地区）果断地采取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旨在加强政府干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减税为基调的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是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由于东亚各国措施得力，东亚经济从1998年上半年开始，历经一年多，迅速好转。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扩张性经济政策相结合给当代税收竞争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方面是各国政府面对投资、外贸、金融等领域更加自由化，而继续采取更灵活的新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是各国政府为弥补市场的缺陷不得不加大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税收是其中重要的手段。

2、各国税制结构逐步趋于一致。进入90年代，各国税制结构根据本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迫于税收竞争的压力，不断调整和完善，并呈现不同程度的趋同性，使税收弹性趋小，使利益更有预见性，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来对所得税的推崇后，开始重新认识商品税，商品税的地位大大提高，尤其是能有效避免重复征税的增值税，目前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广。

3、区域化税收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形成和发展，必然要打破原有的经济壁垒和传统国家间税收关系的界限，协调成员国间的税收政策，以避免因税收竞争而带来的贸易争端，建立包括关税、间接税和直接税在内的共同税收制度。以欧盟为例，其税收一体化的特点是：一体化措施逐步规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体化范围越来越广，欧盟上述措施，对协调成员国间税收政策，完善单一欧洲市场，促进就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4、国际税收协定网络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下跨国贸易飞速发展，并往往产生一项交易，多国伸手征税而形成税收竞争，因而阻碍商品、劳务、资本和技术的流通。为此，国际间对此项的征税本着共同规范、自我约束和相互帮助的原则进行协商，这样既要防止重复征税，又要制止逃税发生，因此制定国际税收协定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国际税收协定的网络不断发展。

5、各国涉外税收管理普遍加强。经济全球化使跨国贸易越来越多，国际税收竞争也更直接，使国际逃税和避税也越来越多，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应税的国外所得没有征到；二是国内应税所得逃往国外。为减少税收竞争对本国（本地区）带来的利益损失，各国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主要有：（1）、责令国内企业申报其国外所得，此项申报的举证由纳税人负责，并详定申报内容，如有违法，一经查出，予以严惩；（2）、对转让定价进行规范。众多跨国公司通过转让定价将利润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对此，多数国家已规定：凡违背公平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者，税务机关有权调整其应纳税所得额。（3）对避税港投资的控制。90年代起，全世界资金已有一半流入避税港国家或地区，形成国际避税的大漏洞，使得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一般列出避税港国家或地区名单，凡在名单之列得国家或地区内投资办企业者，都责令其申报所得在本国纳税，取消一切税收优惠。（4）、制定受控公司税法。为防止国外所得长期积存而逃避征税，美国国内税法法典F部分规定，对受控外国公司的利润，即使没有汇回，也要计入当年所得征税。（5）、加强对移民税收管理。许多国家规定，对移民的财产增值，以移居之日为实现之日而征税。（6）、修改税收管辖权。不少国家（特别是拉美）把税收管辖权从属地主义该为属人主义，对所有居民的全世界所得征税。

6、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适应经济全球话的要求而大幅削减关税的同时，经常设置非关税贸易壁垒，以维护国内企业的利益，如频繁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这也是税收竞争的要求。在国际贸易中，某些企业为占领他国市场，以倾销手段即将商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挤入他国市场，如因此对进口国国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威胁，或对其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进口国当局在确定了某一进口商品构成倾销的事实后，有权决定对倾销的商品征收不大于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在当今国际贸易中，各国在鼓励出口上的通用做法是出口退税或在出口某种商品时，给予出口商以现金津贴或财政上的优惠待遇。而

在国际贸易准则中，一般认为对出口商品采取补贴的方式是不合适而且是不公平的。当进口国发现其进口的商品收到了补贴，为抵消出口国对该出口商品所作补贴的鼓励作用，进口国就有可能对这种商品征收反补贴税。

7、电子商务引发新的税收问题。90年代以来，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使得以传统商务形式为基础的国际税收领域受到强烈冲击，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在此方面的税收竞争获得优势，各国都在加紧研究，共同讨论行之有效的税收对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美国《全球电子贸易几个税收政策问题》，解决了技术特征、政策原则、税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从便于管理的角度考虑，认为地域管辖权应让位于居民管辖权。（2）1997年4月5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展开的电子商务税收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国际互联网贸易等电子贸易形式税务处理的基本方针是：既要防止偷漏税，又要保护该产业的健康发展；在税收管辖权分配问题上，各国应加强合作与协调。（3）1998年10月8—9日，OECD在加拿大渥太华展开的部长级会议上，各国政府和企业就电子商务课税达成了一致意见。具体内容包括：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使用以电子商务课税，而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课征消费税应遵循消费地原则，对数字化商品应视为提供劳务课税，而不能作为销售商品课税；对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人的识别标准，应与从事传统商务活动的纳税人相同，但是需要采取不同的识别方法。先行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应继续适用，但需重新考虑其适用方法并加以澄清。

8、保护生态环境的税收日益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的环抱政策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逐渐减少对直接干预手段的运用，代之以各种间接干预的经济手段，其中环境税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各国在生态保护上的一种税收竞争。环境税，亦称生态税、绿税，它体现了“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目前，许多欧美国家征收的环境税概括起来有：（1）对排放污染所征收的税。包括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及汽车排放的尾气等行为课税，如二氧化碳税、水污染税、化学品税等。（2）对高耗能、高耗材行为征收的税，也可以称为对固体废物处理征税。如润滑油税、旧轮胎税、饮料容器税、电池税等。（3）为减少自然资源开采、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而征收的税。如：开采税、地下水税、森林时、土壤保护税。（4）对城市环境和居住环境造成污染的行为征税。如：噪音税、拥挤税、垃圾税等。（5）对农村或农业污染所征收的税。如：超额粪便税、化肥税、农药税等。（6）为防止核污染而开征的税，主要有铀税。

9、社会保障税比重大幅上升。资本主义国家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要途径就是征收社会保障税，它最早由美国在1935年开征，在当代税制中一个最年轻的税种。1929—1933年，世界范围的经济大危机使得雇员大量失业，许多国家政府乃至私人企业都无力支付职工的失业救济和起码的生活保障，老年人退休养老金计划更是无法实施，严重地威胁到社会稳定，美国受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通过国家征收社会保障税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有效的反危机措施,，可以解决老年救济、失业保险等社会问题，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于是，社会保障税应运而生，随后，西方发达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根据IMF统计，目前实行此税或类似税收的国家已有80多各，在有些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瑞典等），社会保障税已称为头号税种。实际上，各国开征社会保障税是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税收竞争。目前，社会保障税的课征制度有许多不同，但就共性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课征范围大，包括工资、薪金收入者以及自营人员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是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2）课征对象是在职职工的工资、薪金收入额和自营人员的事业纯收益额；（3）适用税率水平取决于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和纯收益的大小，其趋势是逐渐上升的；（4）课征与管理多采用“以源课征”法，通过雇主这个渠道课征。而且，社会保障税也是“专税专用”的税种，由税务机关统一征收，但税款入库后则是集中到负责社会保障的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专门用于各项社会保障支付；（5）社会保障税与其他税种由两个显著不同，一是税负一般要由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失业保险税除外，只由雇主负担），二是其带有有偿性特征，只有参加社会保障的人现在纳税，将来才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的利益。

三、结合我国国情及税制现状提出应对措施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商品短缺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日益明显地发挥基础性作用，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部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都是带由阶段性、根本性的变化。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尚有千万人在温饱线上挣扎，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不尽快加以解决，长此以往，必形成“马太效应”，不仅使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更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与我们的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所幸，我们的党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以加入WTO和西部开发为契机，促使我国经济真正腾飞。

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它使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和国际规则基本接轨，并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但是，我们应看到，我国的现行税制与市场经济有诸多不适应之处，也与WTO原则有诸多背离之处，而税收竞争不可避免，我们应在竞争中发现我们的不足，提出措施，具体是以下几点，使我们在国际税收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促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一）、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这在各国应对税收竞争的措施中已提到），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步伐，随之税收制度和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我们的明智选择。

（二）、完善税收法制，迎接WTO

首先，按国际惯例调整、完善税收立法，体现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对税收法制的要求。

1、提高税收立法的效力层次，增强税收立法的体系化、程序化。法的权威性、稳定性与法的效力层次密切相关，而税收立法的质量、税法的明晰程度靠立法体系化、程序化来保障。我国税收立法层次低，体系繁杂，与WTO所要求的透明度原则相悖，而现行税法中真正称得上法得只有三个，其余的均是条例，甚至是通知，约束力不强，尤其是外商可以以其不是法而不遵守。税法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可考虑把现有的税收条例由全国人大讨论重新通过，上升为法。现在有不少支持者认为应将税收立法权部分赋予地方人大，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因为，一方面，它脱离了一个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赋予地方立法权，必然削弱中央的权力，某些地方会因权力和财力过大而不服从中央，甚至与中央对抗，使政令不通，使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难以办好，更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提供了绝佳机会，进而导致国家分裂，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另一方面，它也与WTO原则相悖，WTO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预见性原则和促进公平竞争原则。如果赋予地方立法权，各地均可根据需要随时制定颁布实施或取消（暂停）千差万别的税法，一地一策，不仅严重地损害税法的严肃性，更使政策不稳定而缺乏预见性，使市场竞争扭曲，使资源配置不当，也使投资者无所适从，导致资金外流，不仅造成经济衰退，而且使政局动荡，导致社会全面退步。而当一个国家的政策稳定并且有可预见性时，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消费者就会更充分地享受竞争带来的好处，即有更多的选择和更低的价格。而在我国，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事业关键时期，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起始阶段，只有将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全盘考虑，兼顾部分地区利益，才能使政策稳定而有预见性，才能吸引投资，增加就业，才能形成促进开放，公平和无扭曲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

2、贯彻国民待遇原则，消除身份差别立法，体现税负公平。我国依纳税主体身份不同有不同的立法，造成不同主体间税负上的差别待遇，违背WTO所要求的非歧视性原则引伸而来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公平原则。改革开放之初，为吸引外资，我国确立了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对外商投资的超国民待遇。突出表现在企业所得税和关税方面，以及流转税的附加等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在我国享受的税收优惠过高，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并导致国内假合资等奇异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外商投资者享有超国民待遇，比国内企业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利用资本输出、采取合资建厂、股权投资、控股控厂等手段，在我国计算机产业、小轿车市场和电子通讯等领域（这些行业也是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并且急待发展的领域）已实现其占有市场的目的，出现了外资居于控制地位甚至形成垄断的局面。而且税收立法上的差别待遇，也有悖于我国一再强调的WTO的发展中国家特别保护原则。为适应加入WTO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税法体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打破“身份立法”的框框，使税法体系统一、标准统一、税负公平、对不同身份纳税人统一适用。在统一税收立法过程中，须注意处理好新法和旧法的衔接问题，用“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处理原有外商享有的超国民待遇的问题。有人担心，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会大大削弱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并非使吸引外资的良策。因为，各国在税收竞争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反避税（这在前面各国对涉外税收的措施中已提到）。而在我国，外商避税的有一个特点即“逆向避税”：将利润从我国低税区向境外高税区转移。原因有二：一使对于大部分合资合作企业，外商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考虑，有时宁可在国外独吞税后利润，也不愿在我国境内少缴税而与中方分享税后利润（在独享利润所增加的收益大于增加的税收负担的情况下），而进行“逆向避税”。二使外商为及时将企业利润调出国外而进行“逆向避税”，在我国境内投资办厂的境外企业多是一些经营规模小，资本不雄厚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可能随时需要从我国境内的子公司抽调资金，以便进行内部资金余缺调剂，应付其整个经营管理需要，外商借此调出利润，充实其经营资本。“逆向避税”是外商为谋求一定的经营管理策略和利益而产生的。因此，取消外商投资税收优惠上的超国民待遇对吸引外资影响不大。另一种做法是，将内资企业国民待遇与外商的超国民待遇靠拢，即内外企业享有相同的税收政策，税负降低，刺激投资，刺激消费，使经济总量扩张，税基扩大，税收绝对量反而可能增加。如因降低税负带来财政困难，可通过开征遗产税、财产税来弥补。

3、简化税制，调整税种、税目、税率、清理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我国税种、税目、税率等的设置不合理，与国际惯例差异大，无法适应WTO所要求的自由贸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在税制上，要求税种开征停征、税目的编列、税率的确定等尽量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总体趋势是降低税率、简化税制、提高效率。而我国目前的税制中，仍存在税种较多、税目繁琐、税率偏高（尤其是进口关税）以及部分税种交叉或不协调（如房屋出租的营业税和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一致）、某些具有调整功能而各国普遍开征税种（如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于税和环保税等）。（1）我国目前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应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生产型的增值税一方面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予以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商业企业为少缴税，不停地进货，只要有抵扣，就不纳税，同时，因我国金融体制极不健全，交易手段极端落后，企业对现金收入不上帐，经营几年后，突然失踪或注销（某些地方国税部门对注销企业帐面上的存货不予理睬，这部分存货基本上是增值额），导致税收严重流失，不仅是增值税的流失，也是附加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严重流失。因此实行消费型不仅能鼓励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堵塞税收漏洞。当前，有不少人提出增值税在全行业开征，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为A：从世界征收范围的实践看，增值税征收范围的大小与一国的经济、税收管理水平等有密切联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商品流通与劳务服务越活跃，税收管理水平越高，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就越广（如欧洲国家），否则，就越窄（如非洲国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确立，经济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法制正在建设中，金融体制比较落后，信息技术也比较落后，税收征管条件较为薄弱，办公自动化尚未实现，金税工程尚在建立中，因此，增值税难以大面积推行。B：从增值税发展历史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渐进过程。无论是最早实行增值税的法国或丹麦，还是欧共体，其对增值税的推广都持谨慎态度，从局部范围开始，然后才扩大到全范围。当前，有人认为先把增值税扩大到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这在当前，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两个行业的资本性支出和人力资本占比较大的比重，增值额比较高，如实行增值税，一方面必然使这两个行业的税负大大提高，不利于企业竞争，也加大税收征收难度；另一方面，改征增值税，必然削弱地方财力，中央不得不考虑从新核算，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C：从增值税现状考察，增值税征收范围存在一定的禁区。无论增值税征收范围如何扩大，始终存在一些政府无法或不愿涉及的领域，由此形成增值税征收上的禁区，即使是已全面推行增值税的欧盟国家，也存在增值税的免税区域，如法国对大部分的金融交易活动，德国对不动产、金融交易、运输和交通等均实施了免税。由此看来，即使使在普遍征收德增值税制度下，仍需对部分行业或商品免税。（2）在地方税体系中巩固营业税的主体地位，营业税虽是价内税，存在重复征税，但一样存在税负转嫁，由于其税率较低，税收弹性系数（税收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的比值）较小，可预见性较强，而营业税基本上又是对消费环节征收，重复征税的矛盾也不易体现出来。符合税收中性原则，能刺激投资，增加供给，扩大社会经济规模，从而是税收总量增加。（3）将内资企业所得税制与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合并，取消对涉外企业种种优惠，以公平税负。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现行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是33%，同时有设置了18%和27%的两挡优惠税率，照顾微利企业，这显然违背公平原则，另外，私人独资企业，在税前扣除上与其他企业基本一致，却实行低税负的从5%——35%的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这显然对其他企业极不公平。因此，为公平税负，应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实行15%的比例税率较为可行。（4）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应逐步从分类所得课税模式向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过度。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有分类所得课税模式、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如薪金、股息、营业利润或偶然所得，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制规定纳税，换言之，其全部所得都要以各自独立的方式纳税，互不干扰。其理论依据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的税率。该模式适用于源泉扣缴，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况下适用。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同一个纳税人的各种所得，不管其来源何处，都作为一个所得总体来对待，并按一个税率公式来计算纳税。其指导思想认为个人所得税既然是一种对人税，就不应该对个人所得进行分类，而应综合个人全年各种所得作为应纳税所得额，再减除各项法定的宽免额和扣除额，然后按统一的税率课征。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比较发达的时候适用。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先按不同的所得项目分别计算征税，以利于实现源泉控制，然后对各种所得综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再用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在综合计税时可以加入各种宽免项目，以实现个人所得税对收入水平的调节，从而有利实现公平分配。该模式在税收征管水平相对较高时适用。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实行“效率型”的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更能促进本国经济的腾飞，发达国家实行“公平型”的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更有益于社会稳定。因此，把税制的实际同本国的具体情况和长远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对公平和效率兼顾，在税收征管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实行分类综合所得课税模式是我们的最佳选择。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多元化和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注重税收负担公平提上日程上来了。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税目有9个，尤其是工薪所得是九级超额累进税制，计算复杂，在人员众多的单位里，不仅扣缴单位，而且税务机关也不易正确计算每个人应纳税款。由于对工薪便于源泉控制，出现一种现象，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而一些能取得工薪之外所得的高收入者，却极少纳税，使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目的难以实现。当前实行按月课征，由于个人收入每月不一致，会导致税负不公，如季度奖、年终奖不分摊到各月，全部作为当月所得课征，对工薪阶层就很不公平，因为，如果把此类奖金分摊到各月预发，就会使税负变轻，甚至是零税负。如果把按月课征改为按年课征，就会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做法是，为使税收收入相对稳定，加强源泉控制，先按月预征，年终结算。我们可以把个人所得区分为两类：劳动所得和非劳动所得，对勤劳所得（工薪、生产经营、劳动报酬、稿酬所得等）课以较低税负，对非劳动所得（股利、财产转让、财产租赁、偶然所得等）课以较高税负，对工薪所得设置扣除额（年12000元比较合适），设置五级超额累进税制，设计如下：

级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A）税率（%）速算扣除数

1不超过6000元的50

2超过6000元不超过25000元的部分10300

3超过25000元不超过60000元的部分151550

4超过60000元不超过250000元的部分257550

5超过250000元的部分3532910

对工薪所得先以较低税率按月预征，年终再结算。对生产经营所得仍可延用现有的五级超额累进税制。对劳动报酬和稿酬所得可以不设置扣除额，统一适用8%的比例税率。对其他非劳动所得，统一实行20%的税率。对劳动报酬、稿酬所得和其他非劳动所得，支付单位（个人）应在支付时就予以扣缴。由于源泉扣缴会因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人会因利益驱使，而合谋少纳税，从而使税收刚性不强和不能体现公平，还应在年终对纳税人的所有所得予以结算，为鼓励勤劳致富，对勤劳所得已纳税部分予以扣除，以扣除后的余额作为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减除本年度非劳动所得已纳税额后为应补税款金额。这也给我们提出了要求，加强税法宣传，培养公民纳税意识，要求公民年终到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纳税（最好是请税务机构代为计算申报纳税），我们应在利用现代化设备加强征管的同时，必须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时常联系，掌握纳税人的年收入总额，当然，税务部门必须做好保密工作。因个人所得税改革而带来的财政困难，可以开征遗产与赠予税来弥补。（5）加快费改税，尤其是养老保险费改为社会保障税的进程。现行的养老保险交纳制度，不仅在收入上不能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更在征收上极大地不公平，国有和集体经济性质的企业必须交，而其他企业本着自愿的原则，是否缴纳，由企业领导做主，实际上是基本上不交，这对公有经济极不公平，使其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而社会保障税是世界各国普遍开征的税种，用于社会救济，维护社会稳定，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八大框架中，社会保障制度也居于重要地位，因此，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已刻不容缓。在社会保障税的设计上，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每个公民设置一个社会保险号（可以用身份证号代替），实行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的政策（税率设计上可以延用现有的养老保险费率），对所有企业征收。开征社会保障税也为我们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带来方便。我们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中，每年都要核定当年的计税工资，使税制可预见性不强，使纳税人不能对生产经营有较为准确的预期，而另一方面，我们在汇算清缴时，无法核实企业的准确的职工人数，又使计税工资的税前扣除办法难以落实，造成税收流失。如果开征社会保障税，我们可以不再实行计税工资办法，对缴纳了社会保障税的人员的工资据实扣除，而对未缴纳社会保障税的人员的工资等劳动所得，应视同劳动报酬征收个人所得税后据实扣除。这样，税制更透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不易流失。（6）规范税收优惠。某些税收优惠可以取消，如对校办企业和新办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因为对校办企业，国家已对其扶持多年，在市场竞争中应该已能经受风雨，而且，在校办企业中，也有不少是假校办。而新办第三产业，其中有不少是国有（集体）企业中业务骨干下海经商，把自己在原来单位时的业务关系拉到自己所办的企业。也有的是从其他地方搬来，充当新办企业，对此，由于信息交流不灵通，税务部门难以核实，对其根据政策予以优惠。由此看来，对新办企业优惠，一方面，使税负不公，而另一方面，不仅没有起到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目的，更导致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还应缩小对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的优惠范围。对某些技术含量不高的行业应取消税收优惠，如白蚁防治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技术含量并不高，却享受营业税及附加免征，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以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这样的优惠。当然，我们应对那些技术含量较高的科技企业和传统产业改造上坚决予以税收优惠，另外，税收优惠方式应有所转变，因为科技税收政策的作用大小，与税收刺激和激励的方式方法有很大关系。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对于基础性的科研开发活动，宜选择事前税收扶持政策为好，而对应用性技术研究开发则宜选择事后鼓励的税收政策为佳，而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技术研发问题上，正确的税收政策应该选择事情扶持和事后鼓励税收政策的有机结合。此外，从税收负担的角度看，税收优惠可划分为税率式优惠和税基式优惠，两种方式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因而经济发达国家往往讲求二者的搭配适用。从西方国家的科技进步史及相关税收政策的演变来看，近年来，其科技税收政策的侧重点，多放在税基式优惠方面，尤其是对加速折旧、税前列支（扣除）、投资抵免等方式的运用尤为偏爱。究其原因，是因为税基式优惠侧重于税前优惠，能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积极性，有助于事前满足技术研发主体的资金来源，充分体现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意向，这与税率式侧重事后的利益让渡、强调事后鼓励相比，有着更多的优点和激励作用。而我国当前税收优惠往往偏重乃至局限于税率式优惠和税额减免，而较少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延迟支付、税收信贷，技术开发基金等手段和举措，因此优惠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已经或能够获得技术开发收益的企业，而对那些尚未和正在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则无税收刺激可言，故对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与机构调整，对扶持更多的企业加入技术创新的行列有一定的负面影响，需尽快加以改进。再则，我国以往的科技税收激励大多集中于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而很少涉及流转税类，致使科技税收的覆盖面及其政策效应均受到很大限制。（7）其他地方税种的改革。如：改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城乡维护建设税，把征收范围由城市扩大到农村。把房产税和房地产税合并称为房产税，征收方法延用现行的房产税的征收方法，对事业单位房屋出租房产税税率由12%减为6%（事业单位出租房屋的营业税及附加税负是5.75%），而现在私房出租（如承租者用于居住）的综合税负大约是10%。将国土局征收的土地适用费改为土地使用税，税负不变。取消耕地占用税和房屋交易的契税。土地增值税暂停征收。在适当的时机开征遗产与赠于税、环保税等。

其次，完善税收执法、司法体制，在税收执法、司法中体现WTO规则和宗旨的要求。

1、推行现代税收征管。普遍建立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制度，建立严密的稽查组织制度，强化税务稽查和司法工作，推行税务制度，实现办税公开化、普遍推行电脑管理，使征管技术现代化。使税收征收管理专业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

2、严格贯彻税收法定原则，增强执法刚性。公平、明确的税收立法只提供了税收公平的可能性，加上严格执法,税负公平才能最终实现，税收法律系主义原则也才能最终得以贯彻。

3、强化税收执法、司法保障。除了修订完善《征管法》，进一步明确税务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和强制执行申请权，明确有关部门的的配合义务和违反法定义务的责任外，可参照国外设立税务警察和税务法院（法庭）。也可在目前稽查机关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赋予税务稽查机关在办理涉税案件使行使某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入侦察、限制人身自由、提起公诉等。

4、加强税法宣传，提高税法透明度。我国公民纳税意识普遍不强，坚强税法宣传很有必要。我们应在平时工作、生活中，采取多种方式，宣传税法。

5、重视纳税人的权利，保障纳税人权益。纳税人的知情权、监督权、复议权、诉讼权等都应得到切实保障。政府如何利用税收收入，税收是否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公民都比较关心。更不用提加入WTO后，大量进入我国的外商对税收支出的关注了。因而适应入世要求，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很多。

6、提高税务执法人员素质，改善人员结构，适应加入WTO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对税收工作的要求，实行“精英治税”。税法的重大调整、市场准入导致纳税主体多样化、国际化，纳税人经营的多元化，知识经济引发新兴产业，网络发展和电子商务等，都对税务人员提出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税务执法、司法机关需要更多的税收专家、法律专家甚至网络专家。

（三）、站在国际税收竞争角度重新审视税收主权与协调。在当今现实制度的约束下，应对国际间税收竞争有个可性的措施是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加强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这也是OECD国家首推方案。一方面，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消除税收障碍，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尽可能地跨国流动，谋求在全球大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在税收主权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税收的协调与合作。另外，借鉴国际经验，不断完善涉外税法和国际税法，加快与国际税收防盗网络的衔接，使我国税收制度不断透明、公平、规范、真正达到税收法制化标准。

参考文献：

1、财政与税务：2001年第4期《如何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西方税负理论评析与借鉴》

2、财政与税务：2001年第2期《90年底世界税制发展趋势研究》、《简述国际避税的形成原因及方式》、《税收宏观调控正效应？负效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税收政策探讨》

3、财政与税务：2001年第3期《论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的选择》、《中国的入世与税制改革》

4、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1年第3期《假如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对策》

5、涉外税收2001年第3期《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的完善》

6、涉外税收2001年第2期《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税收竞争及其对我国税制的挑战》

7、涉外税收2001年第4期《我国目前增值税征收范围不宜扩大》

国际税收范文篇4

（二）、完善税收法制，迎接WTO

首先，按国际惯例调整、完善税收立法，体现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对税收法制的要求。

国际税收范文篇5

关键词：电子商务，国际税收，常设机构，居民身份，收入分类

进入21世纪后，电子商务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不相适应的是，国际社会至今仍未能找到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进行征税的有效解决办法，至今大量电子商务交易仍处于事实上的免税状态之下，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利用电子商务避税。

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税收规则的冲击

一、对传统的常设机构概念的冲击

当前国际上普遍通行的对跨国交易的征税规则是：跨国企业的居民身份所在国对其收入行使居民税收管辖权，征收所得税；而跨国交易发生地所在国对交易的所得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

电子商务的兴起使得现有国际税收协定中的“常设机构”定义不再适用。常设机构难以确定的现状，不仅损害了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还引起了居民国和收入来源国在税收管辖权上的争议。

“常设机构”是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中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常设机构原则是国际税收协定中用以协调居住国和收入来源国税收管辖权的通用规则。国家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通过对非居民企业在本国的常设机构的经营利润征税得以实现。

当前国际税收协定中对常设机构的定义，通常都来源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7年颁布的《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经合范本）和联合国1979年颁布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以下简称联合国范本）。经合范本第五条规定，“常设机构”是“一个企业进行其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具体包括管理场所、分支机构、办事处、工厂、车间、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以及持续时间达到一定长度的建筑工地，但不包括专为企业进行“准备性质和辅助性质活动”而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另外，若一个不具有独立地位的人在一方缔约国中代表另一方的企业活动，拥有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的权力并经常行使之，则此人也可构成该企业在该国中的常设机构。联合国范本的规定与经合范本相似，但更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某些方面适当扩大了对“常设机构”的认定范围，例如在对由人构成的常设机构的认定中，联合国范本增加了一条认定标准，认为即使没有签订合同的授权，但只要人“经常以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保有货物或商品库存，并代表该企业从库存中经常交付货物或商品”，也构成常设机构。总的来说，两个范本对常设机构的定义具有相同的特征，既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企业必须在收入来源国拥有固定的、在时空上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场所，二是该场所用于开展实质性的经营活动。[1]截至2003年年底，中国已经与包括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81个国家签署了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偷漏税的协定。这些协议也都是参照以上两个范本起草的，所以其中对常设机构的定义也都满足上述特征。

按照该定义，在通过电子商务进行的跨境交易中，商品或服务的提供方（以下简称为供应商）在收入来源国将不存在常设机构，因而也就无需向收入来源国纳税。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跨过电子商务交易通常是通过供应商设在收入来源国的某个服务器上的网站来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存放供应商网页的服务器只是用于交易信息，而不是用于在线签署合同，符合“准备性质”和“辅助性质”的例外性要求，不能构成常设机构。[2]

其次，即便该网站的功能齐全，能够自动完成所有的交易，符合常设机构定义中“从事营业活动”的要求，但是网站是由电子数据构成的，可以轻易的修改和转移，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存在。虽然服务器本身属于物理存在，可是拥有网站的供应商只是单纯地租借收入来源国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的服务器的硬盘空间来存放自己的网站，而并未形成对服务器的实际支配关系，因此并不形成在收入来源国的物理存在，也不构成常设机构。[3]

最后，电信公司与ISP不受拥有网站的供应商支配，无权代表供应商签订合同，也无权代表供应商交付商品，因此不满足人的定义，也不能构成常设机构。

这种现状危害了税收的中性原则，使得具有相同本质的跨国经营活动因为交易方式的不同而承担了不同的税收成本，形成了对电子商务的隐性税收优惠。这种变相的激励促使跨国企业纷纷将业务转移到互联网上，以逃避对收入来源国本应承担的税收义务。这也是近年来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对企业的居民身份认定标准的冲击

电子商务的兴起，不仅会对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造成不利影响，也可能对居民身份国的税收管辖权造成不利影响。因为电子商务使得跨国公司的居民身份认定变得困难。跨国公司可以比以往更容易地改变居民身份，以便利用国际避税港或者通过滥用税收协定进行避税。

在各国现行税法中，对于法人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法人注册地标准、总机构所在地标准、管理和控制地标准、控股权标准、主要营业地标准等。中国税法对居民的认定采用了注册地和总机构所在地双重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5条规定，具备中国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不具备中国法人资格但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均为中国的居民纳税人。[1]

随着电子商务的兴起，远程办公和在线交易成为可能，物理空间上的集中不再成为公司经营管理上的必需要求。无论是出于实际经营的需要，还是处于避税的需要，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分布都趋于分散。集团内部的各个子公司间的业务分工趋向垂直化，子公司表现得越来越像一个单独的业务部门，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公司。即便分处各国，各公司的管理人员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远程的实时沟通。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总机构所在地标准、管理和控制地标准和主要营业地标准等依赖地理上的特征对法人居民身份进行判断的标准就逐渐失去了其本来存在的意义。电子商务的高效性、匿名性和无纸化的特点使得公司可以轻易地选择交易中商品所有权的转移地和劳务活动的提供地，将交易转移到税率较低的收入来源国进行。或者通过调整公司结构的分布，使自己获得本来不应拥有的居民身份，从而享受到某些税收协定中的税收优惠。

三、对传统的收入定性分类方法的冲击

电子商务的兴起使传统所得税法中对企业收入的定性分类变得困难。多数国家的税法对有形商品的销售、无形财产的使用和劳务的提供都进行了区分，并且制定了不同的课税规定。比如在中国，对销售利润的征税地是商品所有权发生转移或销售合同签订的地点，适用税率为17%的商品增值税；对劳务报酬的征税地是劳务的实际提供地，适用税率为5%的营业税；而特许权使用费的征收同样适用税率为5%的营业税，并适用预提33%所得税的规定。[4]

由于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书籍、报刊、音像制品等各种有形商品，计算机软件、专有技术等无形商品，以及各种咨询服务都可以被数据化处理并直接通过互联网传送，传统的按照交易标的性质和交易活动的形式来划分交易所得性质的税收规则，对在互联网上交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难以适用。例如，原先通过购买国外报纸而获得信息的顾客，现在可以通过上网订购报纸的电子版获得相同的信息。跨国媒体公司在这项在线交易中获取的收入既可以被视作商品销售所得，也可以被视作阅览报纸电子版的特许权使用费，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收入还可以被视作对编辑和记者编排报纸所付出劳动的报酬。

由于对电子商务产生的所得难以分类，在现行的分类所得税制下，对于此类收入应适用何种税率和课税方式就成为各国税务机关面临的问题。有关所得的支付人是否应依照税法的规定在进行电子支付时履行源泉扣缴所得税的法律义务，也变得难以确定。而在税收协定的执行方面，对有关所得的定性识别差异还会引起跨国纳税人与缔约国税务机关之间在适用协定条款上的争议。

对电子商务交易征税的原则

各国政府一直在积极地探讨对电子商务活动征税的可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满足以下要求的解决方案，在不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前提下，使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1.税收中性原则。对于在相似的条件下进行的相似的跨国商业活动，无论是通过传统的贸易方式进行，还是通过电子商务的方式进行，所承担的税负水平应当相同。企业的决策应当是基于经营方面的考虑，而不是税收方面的考虑做出的。[5]即使政府希望通过对电子商务的税收优惠鼓励其发展，也应当通过税率的调整和差异化来实现。

2.平衡原则。对电子商务征税应当在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之间取得平衡。既要保护电子商务出口国对本国企业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又要保护电子商务进口国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只有满足这个要求的解决方案，才能同时被各方接受，成为国际通行的准则。

3.弹性原则。新的课税机制应当不仅能够解决现阶段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还应当具有适当的抽象性和弹性，以应对未来商业手段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税收体制可能造成的新冲击。

4.简易原则。解决方案应当能够使税务机关的行政成本和纳税人的依从成本都尽可能低，尽量减少因为征税而造成的社会运行成本。

应对冲击的现实对策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电子商务交易还不发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还将处于电子商务净进口国的地位。因此，由于常设机构无法确定而造成的收入来源国税收损失对我国的影响最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在尽可能满足上述四项原则的前提下，努力维护对跨国电子商务所得的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应当成为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及参与有关国际税收协定谈判时考虑的重点。

一、拓宽“常设机构”概念，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

面对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税收规则中常设机构概念造成的冲击，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者们先后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大致归纳起来，可以分为激进和保守两类。

部分学者建议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种，以彻底解决对跨境电子商务交易的征税问题。这些新税种包括对电子信息的流量征收“比特税”（BitTax）、对网上支付的交易金额征收“交易税”（TransactionTax），对互联网基础设施征收“电讯税”（TelecomsTax）等。[5]这种激进式的解决方案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确实可以有效防止电子商务交易中的逃税行为。但是这种方案却造成了更大的问题。只要采用了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不论是销售商品，还是提供服务，或者是转让许可使用权，不同性质的经营活动都适用相同的税率。而对于相同性质的经营活动，仅仅因为采用了电子商务的交易模式，就要承受与采用传统交易模式不同的税收负担。这违背了税收中性的原则，会给网络通讯增添不应有的负担，为电子商务的发展设置障碍。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正积极地提倡在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中放弃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转而由居民国行使全部的税收管辖权。美国财政部在1996年公布了《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税收政策》报告，在强调税收中性原则的同时，该报告提出“在传统的所得来源概念已难以有效适用的情况下，纳税人的居民身份最可能成为确认创造所得的经济活动的发生地国及该国对该所得有权优先征税的方法……因此，美国的税收政策已经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来源规则失去其重要性，居民税收管辖可跟进并取代它们的地位。”[6]这一建议已经被经合组织（OECD）下属的税务委员会接受。在2000年12月公布的《电子商务中常设机构定义的适用说明——关于范本第五条注释的修改》中，居民国的税收管辖权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而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却被忽视。[7]按照该说明，只有当电子商务的供应商在收入来源国拥有受其直接专门支配的存放电子商务网页的服务器，这种存在才构成常设机构。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机率微乎其微，按照这个说明，收入来源国基本上不可能从电子商务交易中征到税款。

这种保守的解决方法确实可以有效地解决电子商务跨国交易的征税问题，但这是以牺牲收入来源国的税收管辖权为代价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出口国，美国提倡居民身份税收管辖原则有其自身的利益考虑。但作为电子商务净进口大国的中国，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常设机构规则的产生源于经济忠诚（EconomicAllegiance）原则，即任何从一个经济体受益的人均应向该经济体纳税。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对常设机构的新定义也应当体现这一原则。电子商务对现有常设机构定义的冲击实际上源于网络空间对物理空间征税规则的根本性挑战。传统的征税规则是建立在物理空间的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并注重一定数量的物理存在，并要求这些物理存在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持续性，以构成征税连结点。但是网络空间的虚拟特性模糊了物理空间中的时空特征，使得征税连结点无法构成。因此，试图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角度来寻找电子商务存在的标记无疑是徒劳的，应当突破传统的“物理存在”的定义方法，从电子商务自身特征来寻找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对常设机构的新的定义方法。

基于以上分析，我国在签署对跨国电子商务交易征税的国际协定时，应当放弃传统的常设机构概念中对“固定营业场所”的定义方法，转而根据非居民企业的电子商务活动是否与本国构成了实质上的、持续性的、非“准备性质”和“辅助性质”的经济联系来判断是否应当对其在本国取得的利润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可以采用“功能等同”的原则，按照电子商务供应商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网站是否和传统意义上以物理方式存在的“常设机构”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功能，来判断该网站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具体而言，如果供应商的电子商务网站具有订立合同、完成交易的功能，并且该供应商经常使用这种功能已实现交易，而不仅仅是向公众简单地进行产品宣传和市场信息的传递，则可认为该供应商在收入来源国构成了实质性的存在。如果这种实质性的存在满足一定的数量上的要求和持续时间上的要求，即可认为这种存在构成了“常设机构”。虽然这种“常设机构”不存在于物理空间之中，但是仍可以将其与传统定义中的常设机构等同看待，对其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二、适当调整对企业居民纳税人身份的认定标准

我国现有的对企业居民纳税人身份的认定采用注册地标准和总机构所在地标准。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总机构所在地标准的判定作用受到削弱，有可能会影响我国的居民税收管辖权。为解决跨国公司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分散机构以逃避居民纳税身份的问题，我国应当适当调整税法中对于法人的居民纳税人身份认定标准。在原有的两种标准之外，增加新的可以体现电子商务供应商的居民身份的标准。例如，可以考虑对电子商务企业适用主要营业地标准，不论跨国公司名义上的总部是否位于中国境内，只要其大部分的经营活动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就可以认为该公司具有中国的居民身份。或者对电子商务供应商使用控股权标准，只要掌握公司股权达到一定标准的自然人或者法人是中国居民，即可认定该公司具有中国居民身份。

三、按照功能等同原则对电子商务交易的收入进行分类

按照“功能等同”原则，不论商品的交易或者服务的提供采取什么方式，只要对于消费者具有相同的功能，起到了同样的效果，那么这种交易在本质上就是相同的，供应商从这种交易中得到的收入也就具有相同性质。仍以前述购买国外出版的电子报刊为例，如果消费者得到的是通过网站下载电子报刊文档的权利，下载后可以在自己的计算机上不限时间地反复阅读，并且可以在将来的任何时间对其进行查阅。那么这种购买的行为和购买一张真正的纸质报纸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供应商因此获得收入应该归为销售商品所得。如果消费者得到的只是在线阅览的权利，而无权下载电子文档，那么供应商的收入应该被归入特许使用费的行列。当然，具体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要比这复杂得多，如何将功能等同原则细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税收规则，还需要不断的尝试与探索。

参考文献

[1]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税法丛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陈延忠。电子商务环境下常设机构原则问题探讨[A].国际经济法论丛第5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朱炎生。跨国电子商务活动对常设机构概念的挑战[A].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楼佳蓉。电子商务环境下税收中的法律问题分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02-106.

[5]廖益新。跨国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法律问题及中国的对策[J].东南学术，2000，（3）：88-92.

国际税收范文篇6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国际税收范文篇7

一、优化税制理论：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出发点

追根溯源，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始于戴蒙德和米尔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对“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根据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观点，税制优化首先要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要求，其次税制设置在满足效率原则的同时，还要兼顾税收公平原则的实现；而一个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两大目标的税制，将能够较好地解决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问题。但是，这一优化税制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实现的方式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对实现这一优化税制所需的信息的获取程度；现代优化税制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能够从税制优化与信息需求这对矛盾统一体的相互关系入手，将在充分的、完全的、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形态作为一种理想化的参照系，来探讨现实中不充分的、不完全的、不对称的信息获取条件下的优化税制设置问题，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作用。

虽然优化税制理论并未直接探讨国际税收竞争问题，但其在讨论效率与公平原则并存性时，始终将税制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列为首要研究问题，进而论证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过程提供刺激的方法、目标和约束条件，这种分析思路为研究国际税收竞争奠定了理论起点。尤其是优化税制理论摒弃了孤立、封闭地看待一国税制设置的研究思路，而现实性地将经济的开放作为外部约束引入一国的最优税制分析，这正是国际税收竞争理论模型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戴蒙德和米尔利斯在1971年撰文分析了开放经济的小国在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从而追求世界资本市场收益率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制定最优资本所得税的问题，并认为对于开放经济的小国，原则上应该放弃按收入来源地原则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而应采取居民管辖权原则对资本所得采取从人征税。这样，税收不会干扰国内投资与国外投资之间的选择，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进而，当本国无法充分获得其居民在国外的收入的充分信息、以至不能实施监控时。开放经济的小国此时最优的选择是对资本所得不征税。

正是在优化税制理论的研究思路以及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这些模型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关于所得课税国际协调原则的研究；二是关于生产要素流动和税负分布的研究；三是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二、关于所得课税协调原则的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试图对所得两种基本课税原则及所得税国际协调具体原则进行优劣比较。戈登(Gordon，1992)在《CanCapitalIncomeTaxesSurviveinOpenEconomies?》一文中，对戴蒙德和米尔利斯的结论的假设前提进行了全面的重新审视，认为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出于效率考虑应采取从人征税原则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应放弃对资本所得征税，其理论假设前提应受到质疑。例如，当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或者如果国家经济是不完全开放的，那么上述结论是否仍然成立?如果这些理论假设被推翻，那么优化税制理论得出的结论就站不住脚。戈登在此文中着重分析了一些国家规模相对于世界资本市场较大的情况，认为这些国家如果能通过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对借贷进行限制从而影响利率使自身获利，那么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进口国在税制的设定上就应该有很大的差异，这显然不同于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导出的标准税收模式。事实上，优化税制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家的资本所得税收现状。在现实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其境内发生的公司和个人所得征税，同时在许多国家的税制结构中，存在着一个实际上普遍存在的特征：即对本国资本在外国发生收入的双重税收管辖权。这种惯例通过赋予本国居民将其在外国产生收入的已纳税收在本国应纳税收中进行抵免的权利，从而可以避免该笔收入的双重征税。

戈登对此现象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国家之间存在这种协定，则无法导致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税率的出现，但是当存在着主导市场的资本输出者时，会出现斯坦克尔伯格均衡(Stackelbergequilibrium)的结果。如果资本输出国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的惯例，就会激励资本进口国采用资本输出国的所得税率对进口资本征税。因为跨国投资人可以将这一税负在母国应纳税收中抵免，所以这种从源课税不仅不会阻碍国外投资，而且会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这样，资本输出国通过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可以使自己制定的国内资本所得税率在世界范围内设定。同时，资本输出国诱使资本进口国采取它制定的税率从源征税，也减少了其居民通过海外投资逃避国内税收的动机。但是，如果资本进口国成为斯坦克尔伯格主导者时，资本输出者将不会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得出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均衡结果。这一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战后美国作为主导资本输出国对其他国家税收政策的影响。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世界资本市场结构愈加复杂，已没有一个单独的国家可以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戈登认为，资本所得课税是否在未来仍然存在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采取双重税收管辖权，并利用税收抵免法消除双重征税，是国际上对资本所得征税最普遍的做法。然而，利用税收扣除法来消除双重征税也仍然在一些国家得到使用。财税理论界对这两者的优劣争论已久。就目前而言，主流观点认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因为抵免法可以彻底消除双重征税，并可以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而扣除法由于不能彻底消除双重征税，会产生阻碍资本流动的结果。但邦德和萨缪尔森(BondandSamuelson，1989)的研究认为，之所以得出抵免法优于扣除法的结论，是因为这一结论是在税率和资本流向固定的假设前提下得出的静态均衡结果。实际上，如果采取两国博弈分析，并假定国家可以区分属于国内居民的资本和属于国外居民的资本，则在税收抵免法和扣除法的不同规则之下，国家在博弈中将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在税收抵免法下，两国采取的战略行为将导致国家间资本流动的消除。其原因是：东道国将试图设定和母国税率一样高的税率，以试图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而母国则会试图使自己的税率设定得比东道国更高，以从限制资本的流动中获取最大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纳什均衡的最终结果是：税率设定太高以至限制了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税收抵免法，税收扣除法下得出的均衡结果表明：扣除法将不会阻碍两国间的资本流动，均衡产出在国家福利上也优于抵免法。和传统上达成共识的观点相反，这一分析结论表明，恰恰是税收抵免法而不是扣除法阻碍了资本的国际间流动，同时，采取扣除法对资本进口国和资本出口国都有好处。

三、关于生产要素流动与税负分布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国际税收竞争对流动程度不同的要素所承担税负的不同效应及其对公共物品提供的影响。由于现实中资本跨国流动频繁，国家间税收政策缺乏交流和协调，因此，母国往往对本国居民的国外收入缺乏有效监控或因成本太高而使监控实际上成为不可能。这样，居民管辖权原则实施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需要，从源征税就不可避免，同时，为了吸引稀缺资本而大大降低资本所得税率。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对此所持的主导观点是：一方面，税收竞争将导致资本所得课税的低税率，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Wilson，1986)；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实行居民管辖权原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应免除对流动资本的课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性要素如土地和劳动征税，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满足公共物品提供的需要，对开放经济的小国而言尤其是这样(RasinandSadka，1991)。

然而，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BucovetskyandWilson，1991)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针对上述观点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首先假定政府在给定一组税收工具的条件下，除了对资本所得从源征税以外，仅仅对工资收入征税。其得出的结果是：在不实施居民管辖权的情况下，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提供依旧不足，对资本所得课征的税率仍然很低且缺乏效率，并且低于对工资所得课征的税率。然后，他们假定一国相对于世界市场足够小，从而政府放弃对资本所得的从源征税而仅仅依靠对工资征税的收入提供公共物品，结果还是得出了工资所得课税缺乏效率、税率过低导致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结论。这个结论和“开放经济的小国可以通过放弃对流动资本征税而代之以对国内非流动要素征税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结论显然是相左的。布克维斯基和威尔逊认为，两种观点冲突的根源在于后者模型的假设前提是两个小国面对的是外生的、固定的世界资本市场利率，而他们的模型则假定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税收政策都是内生决定的。为了寻找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的税收工具组合，他们最后考虑了政府同时采用收入来源地和居民管辖权对资本所得征税、并放弃对工资所得征税的组合，结果证明政府的均衡行为将有效地利用这两种征税方法，而使公共物品需求水平得到有效满足。可以看出，实际上其最终结论为：是放弃了对资本所得课税的居民管辖权。而不是缺少对劳动等非流动要素的课税，才导致了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不足。这种结论和优化税制理论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优化税制理论所推崇的最优税制中通常包括对劳动的征税。

四、关于国际税收合作的研究

众多国际税收竞争模型都试图论证在各国经济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方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是近期由莱斯穆森(Rasmussen，1999)提出的。他认为，既然国际税收竞争将导致无效产出，那么就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实施空间。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作为一种参与约束，国际税收合作的前提是：每一个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国家的合作均衡产出必须比非合作状态下的均衡产出更好。这样，国际税收合作的可能性就取决于非合作均衡的结果。

莱斯穆森假定在非合作的税收竞争中，由于采用居民管辖权原则对国外资本所得课税需要东道国提供充分的税收信息，政府只能采取收入来源地的原则，这样在一个两国的税收竞争模型中，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就成为缓解税收竞争不利后果的重要政策工具。同时，他分析了两国存在经济异质性的3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两国完全相同。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会导致缺乏效率的产出而使公共物品提供不足，但此时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完全限制将会导致有效率的产出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国际税收合作均衡的产出等同于对资本跨国流动完全限制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同质性的假定下，完全限制资本流动和采取国际税收合作的政策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第二种情形是：两国仅仅在经济规模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小国。分析结果表明，国际税收竞争将是缺乏效率的，小国将会利用税率的差异作为税收竞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小国国内的过度投资和大国国内的投资不足。此时大国将会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从而会对小国产生不利影响。但就总产出而言，大国对资本跨国流动进行限制，其结果将是有效率的。分析结果同时表明，在产出水平上，虽然进行国际税收合作将无法替代资本流动的跨国限制，然而大国以对资本跨国流动限制的威胁将通过影响双方非合作均衡的产出，从而最终影响双方合作均衡的产出。因为如果在合作无法达成时，大国将会运用资本跨国流动限制，小国不合作利益则会受到损害，而大国则至少会获得有效资本跨国限制带来的利益。这时，大国限制资本流动的威胁就是可置信的，它不仅改变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大国与小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也为国际税收合作提供了可能性。第三种情形是：两国资本禀赋上存在不同，一个是富国，一个是穷国。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非合作均衡的产出结果都是无效率的，甚至引入资本跨国流动限制也不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当两个国家具有足够大的资本禀赋差异时，他们都会倾向于让资本自由流动和进行国际税收合作，使双方的福利获得改善，即使这种国际税收合作不一定会产生有效率的产出结果。

以上是对一些重要的国际税收竞争模型的介绍和评述。总体而言，虽然这些模型的假设前提有较大的差别，其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产出市场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些模型假定政府作为博奔的参与者，通过税收政策的制定来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虽然政府拥有市场力量，但这些模型将政府利用税制操纵贸易条件的可能性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五、战略性国际税收竞争模型

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政府作为经济的管理者，总是试图通过政策工具来操纵贸易条件，进而对产出市场产生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国际贸易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EatonandGrossman，1986；HelpmanandKrugman，1989)正好为政府这种干预经济贸易的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标准的战略性贸易模型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一是产出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效应。不难理解，一且这两个理论假设前提成立，就为政府介入厂商贸易行为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战略性贸易理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对国内企业进行税收补贴，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获取最大的福利效果。同时，两国的战略性贸易模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假定前提是，厂商通常是不可移动的，它们只能在国内生产，产品在第三国消费。那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当转移成本为零，厂商可以自由跨国移动到国外进行生产时，对厂商的税收补贴是否会加剧税收竞争，或者这种补贴最终是否有效率?

贾尼巴(Janeba，1998)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税收竞争模型。他通过给国际税收竞争模型增加不完全竞争的假定，并将厂商流动性假设赋予战略性贸易模型，从而将这两种模型结合在自己的分析之中。其结论是：不完全竞争和厂商流动性并不会产生相互增强效应以至加剧税收补贴竞争。相反，当政府无法或不可能对外国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时，会使政府放弃补贴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在这个模型中，厂商可自由选择在两国进行生产，但消费在第三国进行，同时假定政府对所得从源征税并使净剩余最大化。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多阶段博弈均衡的结果：由于对国内生产进行补贴时无法排除外国企业，那么过度补贴将是一种浪费。在税收竞争博弈的最后阶段，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厂商在对方国家生产，以享用对方给予的过度补贴的好处，其结果是大家都放弃补贴而不去干预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贾尼巴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基础之上的，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争议，但他创见性地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税收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思路交叉结合在一起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无疑是具有相当重大的理论意义的。

六、国际税收竞争的政治经济学

现行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般均衡分析和博弈均衡分析的结合，这种分析方法也代表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流分析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国际税收竞争。虽然这些对国际税收竞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主流研究方法，但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探讨国际税收竞争，不仅对主流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主权国家税收制度设计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性。

第一种观点是从“管理竞争”(regulatorycompetition)的角度研究税收竞争(Vogel，1995；SunandPelkmens，1995)，认为税收竞争规则取决于社会、政治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并因此在每个国家有不同的政策倾向，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第二种观点是从税收竞争产生的财政负外部性入手，研究其对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并寻求将财政负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解决方案(KanburandKeen，1993)。还有一种观点则应用寻租理论，假定政府决策者本身是有集权倾向的寻租者，他们有强烈的扩大国家财政的动机。这种分析的一个典型结论是：一定程度的国际税收竞争是必须的，它可以遏制财政权力寻租者不断扩大财政的内在冲动(Mclure，1986；SiebertandKoop，1993)。

国际税收范文篇8

一、关于国际税收抵免问题

所谓国际税收抵免，就是本国的企业、公民或居民，在外国缴纳了所得税回到本国缴纳所得税时，将在外国缴纳的所得税款加以扣除。它是现代税收制度中避免国家间双重征税的一种主要方式。

（一）双重征税的产生及税收抵免的出现

双重征税就是指一个纳税人的同一笔所得，由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征税。双重征税主要是由税收管辖权的重叠引起的。

按照国家主权原则，一个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可以按照属地和属人两种不同的原则来确立。按照属地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称作地域管辖权，也叫收入来源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有权对在本国发生的收入实行征税。按照属人原则确立的税收管辖权称作居民管辖权，也叫居住管辖权，是指一个国家有权对本国的居民或公民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收入实行征税。一个国家究竟是按属地或是按属人或是既按属地又按属人原则行使税收管辖权，以及行使到何种程度，这纯属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国际法并无明文规定。目前，由于世界各国一般都按收入来源行使税收管辖权，但有许多国家又是按居住行使税收管辖权，所以，就可能产生纳税人及其收入要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发生税收关系的问题。这种税收管辖权的重叠情况，便使得纳税人由于来自国外的那部分所得而需承受双重纳税的负担。

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各国都先后采取了一些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中，有些国家对来源于国外的收入实行免税。即绝对免税法。这些国家只对来源于国内的收入课税，而对其居民或公民来自国外的收入不行使税收管辖权，达就单方面地避免了双重征税问题的产生。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一直实行这种制度，但目前实行绝对免税法的国家已经很少了。还有些国家在免除双重征税的实践中常采用减免法，即对在国外已纳税的所得按照优惠税率征税。如此利时对已在国外纳税的所得只征正常所得税的五分之一。另外有些国家采取扣除法来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即居住国政府在向其本国居民或公民来自世界各地的收入进行征税时，允许把已缴纳的外国的所得税额，作为汇总申报本国政府应税所得的一个扣除项目来计算应纳所得税额。以上这些办法人们认为并不能彻底解决双重征税问题。实践证明，在那些实行综合或单一税制的国家里，采用税收抵免法才是解决双重征税的主要方式。

采用税收抵免方式的国家是以纳税人的居住地而不是以收入来源地为根据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所以这些国家的所得税法都规定，对本国居民来自国内外的全部收入所得进行征税。但同时又规定，对来自国外的收入所得，如果在收入来源国已经缴纳所得税款的，允许在支付给本国政府的应税所得额中加以抵免。世界上最早实行税收抵免的国家是美国，在1918年制定的美国税法典中规定了税收抵免的方法。

（二）国际税收抵免的原则、做法和形式

根据国际实践的经验，抵免一般要符合以下的原则或条件：第一，只有税才能抵免，费不抵免。关于税和费的区别，很多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美国规定得此较严格和详尽。第二，只有所得税才能抵免，非所得税不能抵免。并且须是双重征收的所得税才能抵免，非双重征收的所得税也无所谓抵免。第三，只有已支付的所得税才能抵免，未支付或将要支付的所得税不能抵免。第四，必须是相互给予抵免，单方面给予抵免的情形极少。达就是说要贯彻对等的原则。第五，实行限额抵免。即对国外所纳税款的抵免额，不能超过按本国税法规定的税率所应交纳的税款额。如果超过本国国内所得税率时，本国实行限额抵免。美国税法规定的关于外国税收抵免限额的计算公式是：

在实际抵免中往往产生三种情况：一是收入来源国与居住国的税率相同出现“十足的抵免”。二是收入来源国的税率低于居住国的税率，出现其差额补征。三是收入来源国的税率高于居住国的税率，那么居住国政府只能允许按照本国税率计算的应缴外国所得税作为可能抵免的限额，而不能允许将本国自己国库的一部分收入去贴补纳税人承担外国政府较高的税收负担。

实行税收抵免的做法和形式。由于税收抵免涉及国家之间的税收关系，因此在实施方面，除各国政府在自己的税法（国内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抵免的原则和政策及其具体规定之外，一般都要通过收入来源国与居住国之间进行谈判，缔结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双边协定或多边协定（国际法）。征税时，按照税法规定或协定办理。税收抵免，大量的是企业、公司所得税的抵免。由于企业、公司的隶属关系不同，它们在外国所缴纳的税款进行抵免的形式也就不同，一般可以分为直接抵免、间接抵免、多层抵免等。

（三）国际税收抵免的结果和作用

双重征税是涉及纳税人与两个以上国家政府之间的一种征纳关系，涉及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实行税收抵免避免双重征税之后，原来的税收关系就主要成为国家之间的财政关系了，涉及到国家之间对国际收益的分配。因此采取税收抵免的结果是：①承认了按收入来源国行使税收管辖权优先于居住国行使税收管辖权，但也不是承认收入来源国享有税收独占权。这是符合国家主权原则的。②对收入来源国和居住国之间的财政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税收抵免数量过大，特别是如果只实行单方面的税收抵免，势必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导致财政外流。因此，现代有些国家（如美国）实行税收抵免比过去严格了，很多国家的税法对税收抵免作了一些比较复杂的规定。尽管如此，实行税收抵免的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首先，避免了双重征税，有利于扫除国际投资和经济贸易上的一大障碍，解除外商、国际投资者向外投资、资本输出怕承担双重纳税的顾虑，从而有利于各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共次，既避免了同一笔所得的双重征税，又防止了国际逃税，保证了一笔所得必征一次税。第三，有利于维护各国的税收管辖权和财政经济利益，使税收达个经济杠杆在国际经济方面更好地成为参与权益分配的工具。正因为上述积极作用，现在世界上实行税收抵免的国家越来越多。除美国是实行抵免此较典型的国家之外，还有英国、联邦德国、瑞典、日本等。我国也是采取抵免法的国家之一。一九八○年九月十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合营企业及共分支机构，在国外缴纳的所得税，可以在总机构应纳所得税额内抵免。”如何进行抵免？该法施行细则中又规定：“已在国外交纳的所得税，可以持纳税凭证在总机构应纳所得税额内抵免；当抵免额不得超过国外所得额按照中国税法规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

二、关于国际税收饶让问题

与税收抵免有联系的是国际税收饶让。所谓国际税收饶让，通俗地说就是一段时间内不征税，税收放假。确切地说，一般是指发达国家（往往是居住国）不仅对于已向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收入来源国）缴纳的税额给予税收抵免，而且对发展中国家（往往是收入来源国）为了鼓励外国资本进行投资而规定的税收豁免或取消的税额，也给予抵免。这就叫国际税收饶让。它是一种特殊的抵免法。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不是为了避免双重征税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了，而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独特的免除征税的照顾法，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特殊优惠。

税收饶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税务关系中具有实际的意义。因为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落后、贫困的面貌，都比较重视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为此，他们在税收上提供了很多优惠。如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资不征或减征所得税。有的国家虽然不免除所得税，但却规定在几年内不再提高现行税率等等。但是根据1980年联合国范本和国际税收惯例，收入来源国只有征税的优先权，而无独占权。如果收入来源国少征或免征所得税，居住国补征的税款差额就会相应增加，达实际上就取消了（至少是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税收鼓励作用，并且本应由发展中国家征收的税款无形中就转移到了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与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纠正这种情况。于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税收饶让的问题，并力图通过税收条约实现税收饶让，以取得远比实行税收抵免避免双重征税更多的东西。

国际税收范文篇9

关键词：“一带一路”；跨国企业；国际税收风险

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为企业开展全球运营注入了新动力、提供了新机遇。深圳企业“走出去”时间早、规模大、涉及范围广，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布局开拓国际市场、利用国际资源已经成为发展新常态。统计数据显示，到2016年底，深圳的涉外企业共有10455家，范围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外投资企业4764家，境外设立企业（机构）5691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驱动下，深圳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正在逐渐形成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资源全球高效配置、国内外市场深度融合的开放型经济模式，企业面临的国际税收风险也日益严峻。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圳跨国企业“走出去”现状

近年深圳跨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总额、新设项目和增资项目数量均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反映出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及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提升，企业对外投资平台的选择范围开始有所扩大，在“一带一路”沿线对生产要素进行全球配置成为越来越多深圳本土企业的选择。2009-2016年，深圳市经核准境外协议投资总额由4.1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215.2亿美元，而2016年为147.37亿美元，实际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92.94亿美元，同比增长81.26%，实际投资仍呈高速增长态势，占广东省的44.93%，占全国地方的6.25%，在全国各地方城市排名第4。深圳跨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承包工程项目覆盖“一带一路”沿线的36个国家。2016年，深圳跨国企业经核准备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中的23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设立了69家企业（机构），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达4.55%；境外协议投资总额23.97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达32.87%；中方协议投资额15.18亿美元，与2015年相比增长幅度达10%。2016年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的合同数量新增377份，其金额达88.69亿美元，新签订合同金额占合同总金额的46.70%；完成营业额79.98亿美元，占营业额总量的50.05%。同时，深圳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区建设稳步推进，深越合作区、中白工业园物流园区正在建设中，印尼合作区已签订合作框架。以实体数量为指标，批发和零售业是深圳境外设立投资企业（机构）的主体，但制造业有新的变化趋势，2015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中，制造业的投资占比为3.97%，2016年上升至19.68%。国际产能合作成为深圳境外投资的新亮点；从深圳“走出去”企业境外享受协定情况看，2016年，深圳企业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数量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这些都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国家。其中，深圳市企业在印度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企业最多，共有63家；排在第二至第六位的为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分别为36家、25家、19家、19家和16家。2016年，深圳企业拟享受税收协定收入金额合计80.85亿元，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减免税额合计14.26亿元，特许权使用费与营业利润为主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所得类型，两者享受协定待遇减免税额合计占比79.94%。

二、深圳企业跨国经营与国际税收风险分析

随着深圳企业加快利用国际资源，深入推进全球运营和管理，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营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受国际税收风险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需要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和关注。1.税收管辖权重叠风险。税收管辖权的差异是重复征税的重要原因，即公司原注册地及公司主体所在国家对企业行使居民管辖权,跨国公司业务扩展地所在国家对企业行使地域管辖权,这将对跨国企业的同一笔收入进行多次征税，加重企业税收负担。企业通过境外投资获得的营业利润、投资收益和财产收益都可能面临因此而导致的重复征税风险[1]。2.税制差异风险。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各类型国家税收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历史习俗不同,税制设计也各有侧重。因此，对外投资经营时,要充分考虑东道国税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避免惯性地以境内税收合规要求处理境外的税收遵从问题。同时，对外投资应在投资决策前了解东道国为吸引外资所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利用其降低税收成本。3.境外投资组织架构风险。企业常会根据行业性质、目标国税制及税收协定网络等因素，采用多个多层境外投控平台（常以投资区域考虑）进行对外投资，为投资引进、融资安排、税负控制、未来退出等提供弹性。从税务风险管控角度来看,各层级公司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商业实质是相关国家多项税收政策执行考量的关键因素。特别是在当前G20推出BEPS行动计划携手打击国际逃避税的背景下，投资架构设计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税收安排具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导致额外税收成本。为此，企业在搭建投资架构时应考虑不同投资退出方式（直接或间接股权转让）的税务成本及潜在风险。跨国企业采用间接股权转让方式退出时，应注意各层级公司所在国征税权归属的确定问题，避免同一所得在多国构成纳税义务。对于运营实质没有变化的“合同”退出，通常会由于其商业实质与税收结果错配而受到税务调查与监管。如，美国2014年9月出台的有关加强反“税收倒置”的法规，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企业退出的一种税收规范管理方式，部分欧洲国家主张的“退出补偿”也是企业在退出环节必须考虑的税务负担。4.转让定价风险。企业通常从商业战略层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研发、采购、生产、销售、行政管理等核心职能配置，力争实现产业的全球协同，并同步实施“税务有效供应链管理”，谋求全球整体税负最小化。此阶段较为突出的税务问题是征纳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对税收筹划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税务主管当局较难及时获取全面信息判定其避税行为。主要风险有以下几类：技术性无形资产利润权属的税务风险：研发环节最为突出的税务风险是研发技术性无形资产的权利归属。跨国企业通常以合约转移、功能剥离等形式将集团无形资产或相关权利转移至无商业实质的公司、低税或无税地区、旨在获取专项税收优惠的主体运营公司等。从税务风险管控角度来看，当前多数国家均倾向从全球价值链分析和价值贡献角度（而非法定所有人角度）来确定无形资产相关利润归属，企业上述运作模式存在潜在的较大税务风险。研发劳务收益确定的税务风险：跨国企业根据地域禀赋及业务需要在全球设立多个研发中心，不同的研发模式及结算方式导致劳务定价往往成为税务风险的来源。当采用合约研发方式时，需要确定合理的作价方式合理规避成本简单加成带来的转让定价税务风险；当境外主体运营公司具备管理实质且承担研发风险时，需要根据其对无形资产的贡献确定所能享有的剩余（超额）利润；当各参与方采用成本分摊形式共担成本和风险、共享无形资产成果时，需要确定买入支付价格及利润分配规则。生产活动与税收权益错配的税务风险：全球产业转移的趋势与周期使价值链生产职能的经济贡献与利润回报不匹配，跨国企业常通过与低税或无税成员企业进行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挤占生产职能企业的利润空间，导致生产环节长期亏损或维持微利水平。目前生产职能聚集的国家均大力打击税收权益与生产活动的错配现象，履行单一生产职能的公司不应承担集团决策、市场风险所致的亏损，而应体现合理利润回报，但实际经济活动中这些企业往往不能获取超额回报。此外，跨国企业在低成本地区经营获得净成本节约，特别是通过在原材料、劳动力、租金、运输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较低支出所实现的超额回报也是重要的风险来源。营销活动与税收权益错配的税务风险：科技的日新月异使凝聚品牌粘性的营销活动成为高附加值的经营环节，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营销活动分散在全球各个区域，而不是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交易地。这使按照传统理念配置营销环节利润的跨国企业面临更为复杂的转让定价税务风险。衡量营销活动较常用和直观的指标为企业销售费用占集团销售费用的比重，利润回报应与其比重相匹配。此外，企业的利润回报还应体现其在对某项服务或产品具有特别需求的区域内开展经营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这也是跨国经营企业所应该注意的。集团劳务与税收权益错配的税务风险：跨国企业为提高核心竞争力,通过内部劳务整合集团资源实现协同效应，其面临的突出税务问题是集团劳务费用的收付及其标准。从税务风险管控角度来看，集团关联劳务费用的收取或支付，应重点分析劳务提供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应从劳务提供方与接受方分别进行受益性分析，劳务具有真实性与必要性，并非重复提供或重复支付，并未从其他关联交易中获取补偿，且为接受方创造价值，否则可能面临转让定价调查风险。5.融资方式风险。跨国经营企业搭建有效合理的融资架构,往往关注以低成本融资、并高效便利地注入境外企业。此环节较为突出的税务风险是集团内融资引致的利息收付、隐形股息分配及资本弱化问题，主要存在以下两种风险：资本结构的资本弱化税务风险：跨国企业综合考虑各国税制差异与投资回收方式后，通常会通过实施全球范围的目标资本结构（即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的资本结构），谋求集团利润最大化。从税务风险管控角度，在商业安排满足资金运转需要基础上，还需综合考量整个投资架构各层级企业权益性投资与债权性投资比例配置问题，控制在所涉国家可能产生的资本弱化税务风险，避免相关利息支出不能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导致整体税负增加或者未实现延期纳税目标。集团资金池的内部融资税务风险：跨国公司融资模式多样，其中一种常见模式是建立资金池实施资金的集约化管理。鉴于国内外汇管制、境内外融资成本差异及流转税的考虑，国内跨国企业通常在境内外分别设置融资平台。从税务风险管控角度,集团成员的资金借贷、融资担保常忽视利息收取与扣除问题，除利息收付标准存在转让定价风险外，不进行利息收付或者人为集中销售在低税率地还面临交易被重新定性和定价的税务风险。6.税收协定风险。税收协定风险是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重要风险，包括未充分利用协定待遇、滥用协定待遇、缺乏协定网络覆盖等。鉴于此，企业规避税收协定风险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全面了解协定内容，合理利用税收优惠、饶让抵免，以及税收协定网络的覆盖范围，如此才能帮助企业减轻税收负担，避免重复征税[2]。采用直接股权转让方式申请税收协定免税待遇时，应注意转让方的经济实质问题，避免受到滥用税收优惠的调查。如果企业不重视税收协定风险，忽视了饶让抵免、无差别待遇等税收协定内容，没有根据税收协定做出合理的税收筹划，将会加重税收成本，影响企业利润。

三、帮助跨国企业应对跨境税收风险的建议

根据上述对深圳企业跨国经营与国际税收风险的分析，为帮助跨国企业有效应对全球运营面临的国际税收风险，包括税务部门、中介服务机构、企业自身等在内的各方主体都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措施，齐心合力打造促进企业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税收服务“新高铁”。1.强化国际税收合作铺筑税收服务“新高铁”硬轨道。一方面，积极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协定谈签工作。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布局，积极与尚未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加强沟通，切实为企业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布局扫除税收障碍[3]。在日常征管工作中为减少税收争议，还需结合税收协定的具体内容，进一步提高执行力度，做好境外所得办税业务指引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税务部门还需针对税收协定内容做好基础服务工作，完善征管业务规程，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纳税服务，让企业快捷高效地获得税收优惠，让企业更有获得感、满足感。强化涉税争议双边协商及仲裁。推动“一带一路”涉税仲裁立法工作，提高仲裁结果可行性。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争议不可避免，面对争议，税务部门、中介服务机构应及时了解争议内容，企业及时合理反馈诉求，对于企业提出的相互协商申请要快速处理，在协商中，对税收协定内容的具体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2.完善国际税收政策设计税收服务“新高铁”新体系。一方面，完善税收抵免政策。企业在境外已经缴纳的所得税，允许企业就境外所得计算缴纳所得税时，按分国不分项的方式在扣除限额内予以抵扣；但对于境外投资风险仍需提高警惕，企业因不可抗力造成的营业损失，可以按一定比例、一定年限予以抵扣国内应纳税所得额。同时，简化税收抵免操作流程，尤其是简化审批流程，如对企业根据国内法和税收协定自行抵免外国已缴纳的税款，无须经过审批。另一方面，完善国际税收政策。加强对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产业转移思路下高铁、核电、基建等行业企业全球运营的国际税收政策扶持力度。企业从国外采购的货物中，用于对外承包工程、对外修理修配及对外投资的部分，应给予免征或退还出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的待遇。对企业采取股权并购等非货币资产投资进行跨境重组税务处理进行适当调整，对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相关比例要求予以降低，减轻企业税收负担。3.改进国际税收办税服务配备好税收服务“新高铁”软环境。现代社会已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税收信息对现代化税收工作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税收信息的收集、分析和研究工作。建设国别税收信息中心，积极开展对口国家税收信息收集、分析和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信息的沟通是双向的，在了解我国税收政策的同时，还应以“入乡随俗”的心态积极了解相关国家的税收信息，税务部门和中介服务机构可以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国别税收指南，详细介绍有关国家税收政策，对企业起到提示作用[4]。定期为我国“走出去”企业开展税收协定专题培训及问题解答，并设立纳税服务热线专席，专门解答企业对外投资的政策咨询，回应服务诉求。分国别或分投资类型开展税收服务专项活动，定期开展“一带一路”税收服务专项活动，如举办专题税收沙龙、纳税人学校专项培训等，不定期举办专题宣讲，邀请内外部专家学者宣讲政策，现场咨询答疑。定期走访重点的“一带一路”项目和“走出去”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应国别的税收服务。4.增强国际税收权益保护植入税收服务“新高铁”防护伞。坚持做好协助我国跨国企业协定维权工作。目前，各国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也有各自的实践和先进做法。例如，日本的《相互协商指引》详细介绍了相互协商程序开展的程序和要求；美国税务局在发现存在有可能导致纳税人被重复征税的处理时，必须以书面方式通知纳税人有申请相互协商程序的权利。我国也应该通过多种途径，让企业充分了解税收协定相关条款，坚持依协定维权，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面对税收争议，我国税务部门和驻外机构应协助企业积极解决相关争议，或者引导企业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5]。重点要推进实现境外投资信息网上报备、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网上申请，建立全面智能的境外投资和经营信息申报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岩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税收协定的适用[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04).

[2]王文静.“一带一路”战略下的跨境税收问题初探———基于公司所得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的比较[J].财经法学，2016(02).

[3]周建厂.防范企业“走出去”跨境税务风险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18(24).

[4]林江，曹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财税协调机制探讨[J].税务研究，2016(03).

国际税收范文篇10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1]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有学者将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分为征税主体、纳税主体和特殊主体，分别指国家、居民和国际组织。[2]我们认为，国际组织或者属于纳税主体或者属于征税主体，将其单列为一类主体似乎不妥。

国际税法的主体，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研究国际税法的学者都将国际税法的主体分为国家和跨国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有失偏颇。基于获得跨国收入的跨国纳税人不足以涵盖在“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所有纳税主体，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其主要部分；当然，在主要涉及所得税的国际协调问题等方面，使用“跨国纳税人”的称谓仍然是可以的。

国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同时作为征税主体和税收分配主体，这与国家在国内税收法律关系中仅作为征税主体的身份的单一性是不同的，此其一。其二，国家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分别作为不同主体身份的依据也是不同的。在国内税法中，国家作为唯一的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是国家主权的对内最高权的具体体现之一；而在国际税法中，特别是国家作为国际税收分配主体时，则是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权的具体表现。其三，对单个国家而言，国家在国内税法中征税主体的地位是唯一的，在数量上是一元的；而在国际税法中，国家在数量上是多元的，必须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否则就无法构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

自然人和法人在国际税法和国内税法中都是纳税主体，而且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其他分支中也可以作为主体。一般来说，则不能作为国际公法的主体，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也出现了主张个人和法人是国际法主体的观点。[3]此外，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也是国际税法中的纳税主体。有的学者就认为，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间、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之间关于国际税收关系的国际、国内税法规范的总和。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关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特点，有学者认为，它已经不象国内税收法律关系那样，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从总体上讲是不对等的和非互惠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也已经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征税主体的单方意志了。[4]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比较科学。

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定所规定的其他权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务合作义务以及根据国际税收协议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在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二者的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是不对等的。一般来讲，国家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征税权、税收调整权、税务管理权和税收处罚权等，国家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限额征税义务、税收减免义务、税收服务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纳税的义务、接受税收调整的义务、接受税务管理的义务以及接受税收处罚的义务等，涉外纳税人所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依法纳税和限额纳税权、税收减免权、享受税收服务权、保守秘密权、税收救济权等。

（三）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5]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际税法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纳税人的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价值。[6]也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主要指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7]我们认为，把国际税法等同于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是不全面的，把国际税收的征税对象局限在跨国所得或跨国财产之上也是不全面的。

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的征税对象。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赞成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认为，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法除了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以外，还包括关税、增值税等商品税。理由如下：（1）从国际税法的早期发展历史来看，商品课税的国际经济矛盾及其协调（如关税同盟）比所得课税的国际性协调活动要早，是国际税法产生、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的起始环节。如果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排除在国际税法的范围之外，则无异于割裂了国际税法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因此，应当历史地、整体地看问题。把对在国际商品贸易中于商品流转环节课征的国际协调活动看作是国际税收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将关税法等商品税法一并纳入国际税法的范围。（2）持狭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学者的理由之一就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主要发生在所得税上。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只是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广义国际税法中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还包括国家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如果仅以国际税收分配关系所涉及的税种来限定国际税法所涉及的税种，岂不是以偏概全？岂不是正好符合了狭义的国际税法说的观点？而实际上，上述学者又都是持广义国际税法说，并且也承认广义的国际税法客体说的合理性，同时对关税等商品税加以论述。[8]（3）诚然，对商品国际贸易课税，虽然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重复征税，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同国家的政府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课税对象（如进出口商品金额等）的重复征税。例如，甲国实行产地征税原则，乙国实行消费地（目的地）征税原则，现甲国向乙国出口一批产品，则两国都会依据各自的税收管辖权对这笔交易额课税，这批产品的所有人也就同时承担了双重纳税义务。而各国实行不同的商品课税政策，如低进口关税或免关税政策，也会引起国际间避税或逃税活动的发生。况且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入开展，对国际商品在流转环节的课税和跨国所得课税将会更加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其相互转化的趋势也会愈加明显。各国对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的课税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为此采取的一系列国际协调活动，说明这些税收本身作为各国涉外税收的同时，进一步涉及到国家与国家间税收利益的分配，反映了国际税收的本质。[9]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国际

税收分配关系的客体，将其作为国际税法的客体似乎又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其实不然，因为这一国际税收收入正是通过各国行使税收管辖权进行涉外税收征管而获得的，与各国的涉外税收征纳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正因为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利益直接来源于各国对其涉外税种的征税对象的课征，我们才认为后者作为国际税法第一层面的客体与前者作为第二层面的客体间存在着递进关系，从而共同构成了国际税法的双重客体。需要说明的是，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征税主体，对各国涉外税种的征税对象加以课征而获得国际税收收入，再将其分配给有关各国；实际上，这部分税收利益在征收之时就已经通过国际税收协定随着对某一征税对象的征税权的划归而归属于各个主权国家了。因此，从理论上看，国际税收利益是各国的涉外税收收入汇总而形成的整体利益；但从实践上看，国际税收利益并未实际汇总，而是分散于各个主权国家的控制之中。正是由于国际税收利益这种理论上的整体性和实践中的分散性，以及其对各国征税主权乃至相应征税对象的强烈依附，使我们在分析国际税法的客体时容易将其忽视。然而，与其说各国缔结国际税收协定的目的在于划分对某一跨国征税对象的征税主权，不如说其实质目的在于划分从征税对象上可获得的实际的税收利益。故国际税收利益是潜在的，但却是能够从深层次上反映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层面。

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要素是从静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揭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

（一）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状态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建立，或者说是国际税收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之间的确立。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需要国际税法的存在以及国际税法所规定的税收要素成立或者启动相关程序的法定要件成立。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所发生的变化。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一般需要满足国际税法所规定的法定要件的成立，如涉外纳税人满足税收减免的条件，则相应发生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内容的变更。

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消灭，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在相关当事人间的消失或终结。一般来讲，当相关主体的权利得到实现，义务得到履行，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就会发生消灭的结果。如涉外纳税人依法缴纳税款，国家与涉外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消灭了；相关国家的税务主管机关依法完成税务合作事项，相关权利义务也就消灭了。

（二）国际税收法律事实

国际税收法律事实（LegalFactofInternationalTax），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包括国际税收法律行为和国际税收法律事件。前者是体现主体意志或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而后者则是不体现主体意志或者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国际税收法律事实主要包括国际税法的制定、涉外纳税人的行为或状态以及国家的行为。国际税法的制定可以导致抽象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建立，而涉外纳税人以及国家的行为可以导致具体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小结

国际税法是调整在国家与国际社会协调直接税与商品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家间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税法具有公法兼私法性质、国际法兼国内法性质、程序法兼实体法性质。国际税法的宗旨为：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涉外纳税人基本权。国际税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消除和避免国际双重征税、防止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以及实现国际税务合作。国际税法的地位是指国际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以及国际税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如何。国际税法由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狭义国际税法和调整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涉外税法所组成。国际税法的渊源包括两大类：国际法渊源和国内法渊源。国际税收法律关系是国际税法在调整国际税收分配关系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又称为国际税法主体，是参与国际税收法律关系，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运行，是指国际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国际税收法律事实，是指能导致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效果的客观事实。

「注释」

[1]参见刘剑文、李刚：《国际税法特征之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6页。

[2]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0页。

[3]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8-100页。

[4]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6页。

[5]参见刘剑文、李刚：《国际税法特征之探析》，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15-16页。

[6]参见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7]参见陈大钢：《国际税法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