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中心范文10篇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1

关键字：金融服务，金融中心，产业集群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转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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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2

关键词:离岸市场;金融中心;突破口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4-0014-04

一、研究背景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吉晓辉,2003),上海必须先建成国内金融中心,再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这种观念既是政府的官方认识,也是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上海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5年打基础,10年建框架,20年基本建成。

按照央行的说法,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没有时间表,它要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而定。可见,它不会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提前,20年基本建成的说法是估计届时人民币已自由兑换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了。

在这样的认识下,上海市政府经过总结经验和再三论证,打算以发展人民币产品中心为突破口,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本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前提条件的观念并不正确,英镑1961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79年资本项下可兑换,早在1961年之前,伦敦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而瑞士1980年先资本项下可兑换,后1992年才经常项目可兑换,苏黎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肯定早于1980年。部分国家在本币自由兑换前,已经是国际货币了,非可兑换并未窒息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恐怕要比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更晚,人民币产品中心对国内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难以使国内外资本实现大规模的国际流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仍难以破茧而出。

人民币产品中心及由国内到国际中心的做法也许并不错,但却不是唯一的正确路径。下面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前尽快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可行的战略手段。

二、国际经验: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路径

(一)新加坡的启示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起就以迈向“亚洲的苏黎世市场”为目标,利用其作为国际商贸港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金融市场,创造了独特的“政府主动塑造,境内外分离”的新加坡金融发展模式。

1.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措施

新加坡政府仔细研究了美洲银行经济学家J.D.oenen的建议,确立了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最早的人为创设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纽约、东京、曼谷都作了借鉴。

1968～1978年期间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措施是:

①1968年10月1日,批准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了亚洲美元市场;

②1969年取消了对非居民利息所得40%的预扣税;

③1971年1月,成立了金融管理局;

④1972年,废除了对亚洲货币单位提缴20%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废除了亚元债券、流通存款证、亚元离岸贷款合同有关的印花税;

⑤1973年,对非居民投资于亚洲货币债券市场的利息税予以豁免;

⑥1973年,将经营境外货币的所得税由40%降到10%;

⑦1973年6月4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开业;

⑧1976年,亚洲货币经营者的所得税税率由40%调降到10%,股息汇回部分也作同样税率调整;

⑨1977年,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期权交易市场;

⑩1978年,撤消了外汇管制。

应该说,新加坡从1968年批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亚洲美元市场开始,其国际金融中心就快速发展壮大,至1976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就已大获成功,为世界所瞩目。1978年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1984年9月,首创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属下的国际金融期货市场交易上的相互抵消系统服务,两个交易所的交易商可以参与对方的交易,也可在对方交易所平仓结算,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期货市场,为金融期货拓展了交易时限,为进行24小时全天候交易创造了条件;1988年证券自动报价系统与美国的全国自动报价系统联网,使投资者可以买到美国市场股票。

现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已是全球最成功的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2.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功效

新加坡政府把发展金融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尤其是抓住国际有利时机,重点培植了亚洲美元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曾在10年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1978年,新加坡的外汇负债和资产分别为234.8亿美元和238.2亿美元,1990年为3548.9亿美元和3467.3亿美元。其中,1969～1979年资产负债总规模平均年增77.5%。

新加坡在发行美元存款证和债券业务上占有优势,自1971年开始发行第一笔亚洲货币债券以来,到1987年共发行166笔,总金额达8272亿美元;自1977年开始发行第一笔“浮动利率的美元可流通存款单”,短短五年就发行超过90笔,总额超过60亿美元。

1978～1993年,金融业收入由占国民经济总值的5.2%上升到33%,成为增长最快(年均13.1%)、贡献最大的行业。

目前,新加坡在金融期货和外汇交易等方面也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在取得以上辉煌成就的同时,的确维护了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3.新元在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在过去30年里,新政府出于避免本国经济受冲击和保持汇率稳定等考虑一直不主张新元国际化,全球8大外汇市场所在国货币只有新元不是国际性货币,然其外汇日平均交易额翻了几十倍。

新加坡外汇市场涉及本土货币的交易不到20%,即使到今天,新加坡国内金融业的规模仍不足离岸金融业的1/3,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还是信托业、衍生品交易等,离岸金融市场是先导和基础。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使它成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它立足的不是本国的经济和本币,而是离岸市场和外币。

新元在资本项下可兑换前,并未见阻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后,也并未成为国际货币,它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中无足轻重。

4.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启示

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非完全兑换虽对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不便,但它不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和先决条件,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前,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离岸市场,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在管理上,将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严格分开,既避免了银行在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也避免了国际化对国内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和国内利率市场的冲击,可以实现维护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二)其他主要国际离岸市场的经验

除了新加坡离岸市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典型示范意义,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离岸市场的成功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1.其他主要离岸市场的例证

(1)伦敦。1970年欧洲货币市场的美元负债总额为587亿美元,1988年则达30360亿美元,18年间翻了51.7倍。据最近有关统计,美国每年货币发行量的约2/3流向境外。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二战以后已经衰落了,后来由于19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又咸鱼翻身,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市场。英国并未加入欧元区,但它欧洲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并未消弱,离开英镑,也许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同样可以正常运转。伦敦是在岸、离岸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它将可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的潮流模式。

(2)纽约、东京。离岸金融业务的空前繁荣和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积极作用终于促使美国于1981年2月开设了离岸金融市场“国际银行业务便利”(IBF);日本也于1986年12月建立了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JOM到1988年末,市场余额达到4142亿美元,仅次于伦敦,1994年底,达到7262亿美元。

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本币不能作为交易货币,但在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和本国货币有关的外汇交易占80%以上,但它们是离岸美元和日元,是离岸国际货币,与传统意义的本币有区别。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和成功运转,标志着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流形式之一,成为著名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离岸金融市场的地理分布全面占领了世界各大时区,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了全球性质;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也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型、簿记型、分离型、渗透型。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为在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基础上嫁接离岸市场提供了经验,分离型、渗透型的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值得上海借鉴。

(3)香港、曼谷等。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和通讯便利方面不相上下,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早于新加坡,又素有“自由港”美誉,然而由于港府不愿免除1.5%的利息预扣税,使亚洲美元市场旁落新加坡。香港的外汇市场被认为是最“全球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只有不到20%的外汇交易与本地货币有关。

2.离岸市场的成功经验

在岸市场可以通过嫁接离岸市场,吸引离岸本币回流等,大大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岸、离岸金融中心一体化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模式;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是避免离岸金融对在岸金融政策冲击的成功方式,纽约也在采用;渗漏型可以成为一体化前的过渡方式;在货币自由兑换前,发展中国家离岸市场可以建立和获得成功。

3.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对象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交易及信息服务的全球金融节点,其服务对象应当是全球的机构及地球人,它对东道国的国际金融服务只是一从属部分。国内金融中心主要是服务居民,内外分离型的离岸市场的服务对象是非居民,但它依然是国际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

因此,国内客户的参与是有促进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金融中心能吸引足够的国际客户业务,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成功。

三:离岸市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突破口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对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强竞争力必不可少,对于在岸、离岸共存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方向是一体化,离岸市场并不是一个过渡形式。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迟早需要离岸金融市场,尤其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建立离岸市场是迅速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上海发展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离岸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经验清楚地说明,离岸金融市场是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对上海而言,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具有以下积极作用:

(1)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知名度和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增强上海在全球及地区资金聚集和运作的能力,为我国参与全球国际金融竞争提供平台,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格局中掌握主动权;

(2)促进开放,带来商业机会;

(3)改善我国资本项目收支状况;

(4)促进本土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

(5)获得市场带来的丰厚外汇收入;

(6)上海离岸金融市场建立后,可以尝试境外人民币业务。

近年人民币流向海外的速度加快,人民币在香港已普遍被接受,几乎已成为可兑换货币,东南亚国家有多个国家接受人民币,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已经开办了人民币存款业务。伴随着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人民币在境外的数量将越来越多,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通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形成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是管理境外人民币的理想方式。

(7)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对境外的B股投资者融资提供了便利,B股市场上暂时不参加运作的资金就可以选择上海离岸市场,作为存放和生息的场所。

当然,设立离岸金融市场也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除了监管难度加大,其他消极因素在隔离型的情况下,却并无妨碍。

2.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途径及形式

(1)自然形成。自然形成的过程一般较长,伦敦、香港可以看成是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然形成的离岸金融中心多为没有外汇和资本管制的金融“自由港”。世界主要国家货币从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美国间隔为27年,英国为18年,法国为28年,德国为14年,日本为16年,而中国1996年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仍难估计何时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上海打算按照国内金融中心、人民币自由兑换、再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走,这样的路径是传统而正确的,但过程将还需要漫长的约17年时间。

(2)政府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建立逐步从自然形成向政策推动发展。不仅纽约、东京由政府推动开立了离岸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利用金融管制日趋自由化的有利形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逐利性,以优惠政策积极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为提高自身地位和促进经济发展服务。就以亚洲来说,新加坡、韩国汉城启动较早,马来西亚的纳闽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于1990年成立,泰国曼谷也于1992年设立了“曼谷国际银行便利”(BIBF)。

在货币自由兑换前,没有政府推动,市场难以自发形成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东南亚国家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情况说明,上海设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是完全可行的,东京成功的经验表明,上海象东京一样依托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极有可能设立后得到飞速发展。

(3)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本币不能作为离岸市场交易货币,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属于这一类,其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市场,由于其本币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而有关条例法规明确规定交易币种须是外汇,本币自然不能参与交易;另一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虽然本币属于外汇,但立法规定不能参与交易,伦敦市场即是一例。根据英国的有关规定,在伦敦市场上不能直接经营欧洲英镑业务。1979年伦敦的银行事实上也开始经营欧洲英镑业务,但这种交易仍然只能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

世界上不少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其本地经济和货币对离岸市场根本就无关紧要。对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而言,它是一套针对非居民的金融制度安排,可以和东道国货币绝缘,对在岸金融市场没多少影响。

在现阶段,我国仍需外汇管制,资本项目尚没有完全放开,甚至没有放开的时间表,它决定上海在现阶段适宜设立内外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

在1989年,招商银行在深圳就试办过离岸金融业务,实行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分离的管理模式。正在深圳离岸银行业务迅速发展之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受到沉重打击,有银行离岸在岸账户隔离不严,使在岸外汇资金流入离岸账户,银行蒙受重大损失。鉴此,人民银行下令终止了离岸银行业务,这些经验教训值得上海在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时注意。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区块链；路径选择

一、引言

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基于国家实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提出的，本文在区块链视角下研究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路径的选择，为重庆市政府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可选择的路径和可行性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基础及发展现状

2019年，重庆新定位为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国际金融中心。表1为本文采取因子分析的评价指标。

（一）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经济基础

1.基础设施分析重庆金融中心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在因子分析中其主要评价指标是高速公路里程数/土地面积。2020年底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数已达1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从表2中可以看到，重庆高速公路里程数是表中排位最高的，然而重庆以省面积计算，其他三城市以市面积计算，因此重庆高速公路里程数/土地面积排位最低。2.经济结构分析2021年上半年，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903.41亿元，同比增长12.8%。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分别为684.53亿元、5090.49亿元，分别增长8.9%和13.2%；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128.39亿元，增长率为12.9%，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为55.24%。说明重庆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已初见成效。3.经济开放程度分析本文以外贸依存度指标评价城市国际化，两者呈正相关。西南四城市外贸依存度如表3所示。在西南四城市中，重庆的外贸依存度上升最快，已达到24.5%。当下重庆一跃成为西部“龙头”，重庆正站在开放潮头。

（二）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金融基础

2020年，重庆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212.8亿元，同比增长5.49%，居全国第五，占GDP比值的10.2%。国际上承认金融中心的金融资产增加值占GDP标准比例是10%，重庆金融资产规模量稍显不足，仍需继续提升。从市场体系角度看，全市金融机构总数达到1853家，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此外，有15家突破性的金融机构落户重庆，包括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第一家专业信用担保保险机构以及西部第一家民营银行。在金融创新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下重庆创新成果丰硕。此外，借助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新示范项目，重庆在金融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创新性突破。在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仅2019年，就进行了外汇管理改革的试验和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试点。通过中新示范项目，重庆向国家部委争取的64项创新政策中有29项是金融领域的。

（三）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府支持

重庆融入全面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离不开重庆市各级政府的主动作为，尤其是在金融中心建设中，政府积极扮演经济主导角色，主动作为，仅2020年就制定多项政策，如《金融支持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实施方案》《重庆高新区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办法》等。

三、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现状及优势分析

（一）区块链技术在重庆推广应用的基础

1.重庆两江新区：政策支持重庆两江新区肩负“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等重大战略定位和国家战略使命。国家使命和战略机遇助推两江新区集中要素优势和政府优惠政策支持经济快速转型和产业集群化发展，在金融方面提供金融业政策支持加快各类金融机构集聚，提高金融开放程度，打造国际金融中心。2.江北嘴CBD：培育基地江北嘴金融科技港成立后积极引进金融科技公司，以此助力重庆成为金融科技产业发展重城。3.中新金融合作示范区：项目助推中新金融合作示范区将推动中新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开展广泛合作，通过中新合作项目助推金融中心建设。4.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落地保障在重庆自贸试验区，2019年就有自贸区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试点、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已累计形成192项制度创新，已有12项融资新模式的经典案例在全国推广。5.数字经济研究院：区块链技术保障对接数字经济发展布局，重庆积极进行数字技术研究，通过成立数字经济研究院，在区块链等关键技术领域攻坚克难。

（二）区块链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分析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推广将颠覆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重构金融服务环境。区块链技术在不同场景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图2所示。

（三）区块链技术在金融中心建设场景应用的特征优势

当前，区块链技术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场景中应用适宜由大型金融机构牵头搭建联盟分布式账本链，如图3所示。

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路径选择

（一）以政府引领为主，创造适合区块链技术落地的金融环境

重庆金融中心建设一直沿用政府引领型而非市场自主型模式，当前提出的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继续保持政府引领的建设模式，基于区块链视角，重庆政府应在以下方面开展基础建设：1.构建区块链生态系统区块链从比特币源起，历经区块链货币1.0、区块链金融2.0，到区块链社会3.0时代，在演进中区块链大生态系统逐渐演化形成和发展壮大，图4所示为区块链生态系统。2.基础设施投资以区块链支付为例，区块链使24小时无缝运作的社会支付体系得以运转，然而要想保持高效率的7×24小时全天候运转，需要强大的区块链后台系统服务。当前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首当其冲的是加大网络设施设备等基础设施投资。3.技术人才引进当下，国内外学者对区块链的研究聚焦于描述性和探索性应用研究，基础性研究匮乏，国内技术人才相对匮乏。目前，国内有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和金融区块链合作联盟（金链盟），还有新兴起的区块链专门公司和以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代表的区块链技术应用研发团队。未来可以通过高奖励等优惠政策引进和培育区块链技术高端人才。4.电子化、信息化建设泛中心化的金融模式要求其他经济活动与之相适配，尤其是政府政务工作必须进行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提高行政效率，从而与资本的强流动性相匹配。

（二）重构金融支付结算体系，解决人民币跨境支付困难

重庆可通过构建区块链技术支撑的跨境电商支付平台，实现重庆结算型金融中心的建立，规避在跨境支付中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的劣势，最终使资金像网络信息一样在全球自由流动，进而消除不同币种之间的壁垒，规避汇率波动损失，降低跨境结算成本并提高效率。

（三）构建区块链金融服务平台，建立“政政”

“政企”联盟链立足重庆金融科技发展应用现状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重庆应利用区块链技术迅速提升重庆金融中心战略地位，与新加坡等国建立“政政”联盟链、与阿里巴巴等企业建立“政企”联盟链。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应积极探索区块链应用的发展规划，辅以优惠政策支持区块链发展，并进一步与学术界、产业、政府紧密合作。

（四）探索金融科技监管模式，优化法治环境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技术特征，有悖中国分业监管模式下的营商环境。为促进区块链等技术在金融领域落到实处，减少监管空白，政府应积极探索创新型监管模式，完善法治环境，营造一个技术和现实双融合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环境。

参考文献：

[1]FriedrichHolotiuk.TheImpactofBlockchainTechnologyonBusinessModelsinthePaymentsIndustry[J].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Wirtschaftsinformatik，2017.

[2]陈亚炜，黄向宇.我国区块链金融研究的知识突破及主题前沿分析[J].财务与金融，2019（4）：8-18.

[3]吴璐，李富昌，者贵昌.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探讨：基于“重庆、成都、昆明、南宁”的比较分析[J].国际商贸，2017，25（18）：36-37.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4

关键词:离岸市场;金融中心;突破口

一、研究背景

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吉晓辉,2003),上海必须先建成国内金融中心,再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这种观念既是政府的官方认识,也是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上海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5年打基础,10年建框架,20年基本建成。

按照央行的说法,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没有时间表,它要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而定。可见,它不会因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提前,20年基本建成的说法是估计届时人民币已自由兑换和利率完全市场化了。

在这样的认识下,上海市政府经过总结经验和再三论证,打算以发展人民币产品中心为突破口,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其实,本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前提条件的观念并不正确,英镑1961年经常项目可兑换,1979年资本项下可兑换,早在1961年之前,伦敦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了;而瑞士1980年先资本项下可兑换,后1992年才经常项目可兑换,苏黎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时间肯定早于1980年。部分国家在本币自由兑换前,已经是国际货币了,非可兑换并未窒息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恐怕要比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更晚,人民币产品中心对国内金融中心形成的促进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难以使国内外资本实现大规模的国际流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仍难以破茧而出。

人民币产品中心及由国内到国际中心的做法也许并不错,但却不是唯一的正确路径。下面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前尽快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其他可行的战略手段。

二、国际经验:迈向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路径

(一)新加坡的启示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起就以迈向“亚洲的苏黎世市场”为目标,利用其作为国际商贸港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金融市场,创造了独特的“政府主动塑造,境内外分离”的新加坡金融发展模式。

1.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措施

新加坡政府仔细研究了美洲银行经济学家J.D.oenen的建议,确立了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模式,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最早的人为创设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纽约、东京、曼谷都作了借鉴。

1968～1978年期间新加坡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措施是:

①1968年10月1日,批准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了亚洲美元市场;

②1969年取消了对非居民利息所得40%的预扣税;

③1971年1月,成立了金融管理局;

④1972年,废除了对亚洲货币单位提缴20%存款准备金的制度;废除了亚元债券、流通存款证、亚元离岸贷款合同有关的印花税;

⑤1973年,对非居民投资于亚洲货币债券市场的利息税予以豁免;

⑥1973年,将经营境外货币的所得税由40%降到10%;

⑦1973年6月4日,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开业;

⑧1976年,亚洲货币经营者的所得税税率由40%调降到10%,股息汇回部分也作同样税率调整;

⑨1977年,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期权交易市场;

⑩1978年,撤消了外汇管制。

应该说,新加坡从1968年批准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创建亚洲美元市场开始,其国际金融中心就快速发展壮大,至1976年,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就已大获成功,为世界所瞩目。1978年后,新加坡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1984年9月,首创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属下的国际金融期货市场交易上的相互抵消系统服务,两个交易所的交易商可以参与对方的交易,也可在对方交易所平仓结算,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期货市场,为金融期货拓展了交易时限,为进行24小时全天候交易创造了条件;1988年证券自动报价系统与美国的全国自动报价系统联网,使投资者可以买到美国市场股票。

现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已是全球最成功的几个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2.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功效

新加坡政府把发展金融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尤其是抓住国际有利时机,重点培植了亚洲美元市场和金融期货市场,曾在10年中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

1978年,新加坡的外汇负债和资产分别为234.8亿美元和238.2亿美元,1990年为3548.9亿美元和3467.3亿美元。其中,1969～1979年资产负债总规模平均年增77.5%。

新加坡在发行美元存款证和债券业务上占有优势,自1971年开始发行第一笔亚洲货币债券以来,到1987年共发行166笔,总金额达8272亿美元;自1977年开始发行第一笔“浮动利率的美元可流通存款单”,短短五年就发行超过90笔,总额超过60亿美元。

1978～1993年,金融业收入由占国民经济总值的5.2%上升到33%,成为增长最快(年均13.1%)、贡献最大的行业。

目前,新加坡在金融期货和外汇交易等方面也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在取得以上辉煌成就的同时,的确维护了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3.新元在国际金融中心中的地位

在过去30年里,新政府出于避免本国经济受冲击和保持汇率稳定等考虑一直不主张新元国际化,全球8大外汇市场所在国货币只有新元不是国际性货币,然其外汇日平均交易额翻了几十倍。

新加坡外汇市场涉及本土货币的交易不到20%,即使到今天,新加坡国内金融业的规模仍不足离岸金融业的1/3,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还是信托业、衍生品交易等,离岸金融市场是先导和基础。新加坡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使它成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它立足的不是本国的经济和本币,而是离岸市场和外币。

新元在资本项下可兑换前,并未见阻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后,也并未成为国际货币,它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中无足轻重。

4.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启示

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非完全兑换虽对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不便,但它不是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和先决条件,在资本账户可兑换前,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离岸市场,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在管理上,将境内市场和离岸市场严格分开,既避免了银行在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也避免了国际化对国内金融体系、金融政策和国内利率市场的冲击,可以实现维护稳定的汇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二)其他主要国际离岸市场的经验

除了新加坡离岸市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典型示范意义,其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离岸市场的成功也十分具有借鉴意义。

1.其他主要离岸市场的例证

(1)伦敦。1970年欧洲货币市场的美元负债总额为587亿美元,1988年则达30360亿美元,18年间翻了51.7倍。据最近有关统计,美国每年货币发行量的约2/3流向境外。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在二战以后已经衰落了,后来由于197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又咸鱼翻身,欧洲美元市场是离岸市场。英国并未加入欧元区,但它欧洲及全球的金融中心地位并未消弱,离开英镑,也许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同样可以正常运转。伦敦是在岸、离岸一体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它将可能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的潮流模式。

(2)纽约、东京。离岸金融业务的空前繁荣和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积极作用终于促使美国于1981年2月开设了离岸金融市场“国际银行业务便利”(IBF);日本也于1986年12月建立了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JOM到1988年末,市场余额达到4142亿美元,仅次于伦敦,1994年底,达到7262亿美元。

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本币不能作为交易货币,但在纽约和东京的离岸市场,和本国货币有关的外汇交易占80%以上,但它们是离岸美元和日元,是离岸国际货币,与传统意义的本币有区别。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和成功运转,标志着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主流形式之一,成为著名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离岸金融市场的地理分布全面占领了世界各大时区,离岸金融市场具有了全球性质;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也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型、簿记型、分离型、渗透型。

纽约、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设立,为在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基础上嫁接离岸市场提供了经验,分离型、渗透型的国际金融中心模式值得上海借鉴。

(3)香港、曼谷等。香港和新加坡在地理位置和通讯便利方面不相上下,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形成早于新加坡,又素有“自由港”美誉,然而由于港府不愿免除1.5%的利息预扣税,使亚洲美元市场旁落新加坡。香港的外汇市场被认为是最“全球化”的市场,在这一市场上,只有不到20%的外汇交易与本地货币有关。

2.离岸市场的成功经验

在岸市场可以通过嫁接离岸市场,吸引离岸本币回流等,大大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岸、离岸金融中心一体化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未来模式;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是避免离岸金融对在岸金融政策冲击的成功方式,纽约也在采用;渗漏型可以成为一体化前的过渡方式;在货币自由兑换前,发展中国家离岸市场可以建立和获得成功。

3.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对象

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交易及信息服务的全球金融节点,其服务对象应当是全球的机构及地球人,它对东道国的国际金融服务只是一从属部分。国内金融中心主要是服务居民,内外分离型的离岸市场的服务对象是非居民,但它依然是国际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

因此,国内客户的参与是有促进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只要金融中心能吸引足够的国际客户业务,国际金融中心就能成功。三:离岸市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突破口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是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对提高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增强竞争力必不可少,对于在岸、离岸共存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的方向是一体化,离岸市场并不是一个过渡形式。上海的目标是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迟早需要离岸金融市场,尤其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建立离岸市场是迅速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唯一战略选择。

1.上海发展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离岸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经验清楚地说明,离岸金融市场是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对上海而言,离岸金融中心设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具有以下积极作用:

(1)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知名度和上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增强上海在全球及地区资金聚集和运作的能力,为我国参与全球国际金融竞争提供平台,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格局中掌握主动权;

(2)促进开放,带来商业机会;

(3)改善我国资本项目收支状况;

(4)促进本土金融机构提高竞争力;

(5)获得市场带来的丰厚外汇收入;

(6)上海离岸金融市场建立后,可以尝试境外人民币业务。

近年人民币流向海外的速度加快,人民币在香港已普遍被接受,几乎已成为可兑换货币,东南亚国家有多个国家接受人民币,一些外国金融机构已经开办了人民币存款业务。伴随着资本项目管制的逐步放松,人民币在境外的数量将越来越多,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表明,通过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形成境外人民币交易中心是管理境外人民币的理想方式。

(7)上海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对境外的B股投资者融资提供了便利,B股市场上暂时不参加运作的资金就可以选择上海离岸市场,作为存放和生息的场所。

当然,设立离岸金融市场也会带来一些消极作用,除了监管难度加大,其他消极因素在隔离型的情况下,却并无妨碍。

2.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两种途径及形式

(1)自然形成。自然形成的过程一般较长,伦敦、香港可以看成是自然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自然形成的离岸金融中心多为没有外汇和资本管制的金融“自由港”。世界主要国家货币从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美国间隔为27年,英国为18年,法国为28年,德国为14年,日本为16年,而中国1996年经常项目可兑换,现在仍难估计何时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上海打算按照国内金融中心、人民币自由兑换、再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走,这样的路径是传统而正确的,但过程将还需要漫长的约17年时间。

(2)政府推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建立逐步从自然形成向政策推动发展。不仅纽约、东京由政府推动开立了离岸市场,发展中国家也利用金融管制日趋自由化的有利形势下国际资本流动的逐利性,以优惠政策积极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为提高自身地位和促进经济发展服务。就以亚洲来说,新加坡、韩国汉城启动较早,马来西亚的纳闽国际离岸金融中心于1990年成立,泰国曼谷也于1992年设立了“曼谷国际银行便利”(BIBF)。

在货币自由兑换前,没有政府推动,市场难以自发形成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东南亚国家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情况说明,上海设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是完全可行的,东京成功的经验表明,上海象东京一样依托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条件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极有可能设立后得到飞速发展。

(3)隔离型国际金融中心。本币不能作为离岸市场交易货币,世界大部分离岸市场属于这一类,其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离岸市场,由于其本币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而有关条例法规明确规定交易币种须是外汇,本币自然不能参与交易;另一种情况发生在发达国家,虽然本币属于外汇,但立法规定不能参与交易,伦敦市场即是一例。根据英国的有关规定,在伦敦市场上不能直接经营欧洲英镑业务。1979年伦敦的银行事实上也开始经营欧洲英镑业务,但这种交易仍然只能通过英国的海峡群岛离岸金融中心达成。

世界上不少离岸国际金融中心其本地经济和货币对离岸市场根本就无关紧要。对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而言,它是一套针对非居民的金融制度安排,可以和东道国货币绝缘,对在岸金融市场没多少影响。

在现阶段,我国仍需外汇管制,资本项目尚没有完全放开,甚至没有放开的时间表,它决定上海在现阶段适宜设立内外隔离型国际金融市场。

在1989年,招商银行在深圳就试办过离岸金融业务,实行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分离的管理模式。正在深圳离岸银行业务迅速发展之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受到沉重打击,有银行离岸在岸账户隔离不严,使在岸外汇资金流入离岸账户,银行蒙受重大损失。鉴此,人民银行下令终止了离岸银行业务,这些经验教训值得上海在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时注意。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5

国际金融中心的环境与条件

当今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愈加显示实力与规模的效益，特别是伴随金融核心作用的强化，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作用与日俱增。在美欧货币竞争中，美国依仗规模庞大的各地市场与网络，借助美元的优势与作用，占据了国际金融竞争的优势与主动，其中国际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主导性，是其最为重要的支持；其不仅引领了全球金融市场，也影响着世界金融交易、结算、储备等金融和资源产品的走势与趋势。因此，一个国家和区域的强大，必不可少需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扶持与推进。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模式以及理念的变化，国际金融中心内涵、作用与影响也出现变化与调整。从传统角度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从事各种国际金融业务活动的场所，其中涉及到长短期资金借贷、有价证券交易、黄金、石油、外汇等交易买卖，从而形成各具特色功能的不同市场组合型的国际金融中心。目前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有纽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士、东京、卢森堡、新加坡、香港等。而从现代经济和新经济的角度看，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从经营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发展成推动新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领域，尤其是伴随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与规模的加快，资本流动对经济乃至相关领域的主导或影响逐渐上升，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资本流动的重要集结地、调配地，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与地位更为醒目，对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甚至主导和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与调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效益与规模，国际金融发展趋势愈加引起关注，直接对经济信心和心理具有重要影响和干扰，金融信誉与信用影响愈加突出。当今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加大，经济发展趋势利好中的调整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使得金融信誉信用面临风险与挑战。尤其是伴随发达国家经济自然周期性和结构周期的调整，美国经济面临的转折与风险依然明显，经济波动与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并将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前景具有重要影响。这直接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压力与风险上升，美国重要金融产品和资源产品市场在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使得各地国际金融中心的波动受到牵连，既给予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有助于提高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作用以及影响，同时也给予国际金融中心巨大挑战。尤其是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国际环境中不确定的经济、金融、贸易、政治、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可变数较多，且较为突出，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金融趋势面临改革与调整，国际关系与区域合作联盟面临更新与发展，区域经济金融和贸易的发展将对国际金融中心起到推进和促进作用，整个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甚至发生本质的变化。

作为一个重要或有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与环境，其中包括政局相对稳定、没有外汇管制或管制比较松动、货币信用制度比较发达、金融机构比较集中且有一定规模和效率、交通和通讯便捷快速方便等等，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依托。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看，其不仅有利于本国、本地区经济、金融、贸易的快速发展，更为资本流动和投资融资提供了充裕的市场与空间，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动力与推力。但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险逐渐扩大，金融泡沫，乃至金融危机的潜在规避与防范，也已经是当前各国和各地区关注与应对的重点。

我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与发展已经在稳步推进，成效与影响逐渐扩大，中外金融机构、产品和市场云集上海，已经促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实力、规模和比重的提升和扩大，使上海金融业对GDP的贡献已经达到10.1％，上海金融交易比重已经占到全国的50％以上，而初具形态与规模的股票、黄金、债券、基金、外汇保险等重要的金融市场也在上海落地结果，不仅推进上海经济发展的持续稳定增长，并有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扩大。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和内容已经在上海和全国从吸引金融机构集聚，拓展金融市场功能、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加快金融信息化现代化建设、规范发展上市公司、深化金融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加强地方政府的金融服务、实施金融人才战略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取得卓有实效的进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效率化、市场化、规模化和创新化的新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并逐渐显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模、地位与作用。

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与进程

借助地理位置与时差的优势，亚洲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在亚洲地区相继建立了多个国际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中，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继东京之后亚洲两个非常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并且在国际上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亚洲后起的金融中心，与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有着直接的联系。它们的共同之处为：(1)香港与新加坡一直是全球重要的自由贸易港口；(2)香港与新加坡都曾经受到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因而金融业发展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而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后，政府根据自身所具有的国际贸易港的有利条件，即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作为既定国策。1968年，新加坡政府与一些外资银行达成协议，创立“亚洲货币单位”(ACU)，即“亚洲美元”；此举不仅形成了亚洲美元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为新加坡未来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先决条件。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香港与新加坡的金融市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形成了多种专业性市场，主要有：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利率市场、黄金市场、亚洲美元市场以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从而为本国乃至亚洲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新加坡为例，其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金额目前达到1000多亿美元，股票市场的总市值达近5000亿新元，亚洲美元市场的资产负债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由于新加坡是国际知名的自由贸易港以及低税地，因此不宜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以配合经济贸易的交往与发展。目前，新加坡共有本资银行6家，而外资银行却有116家，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境内银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三大措施，从而不仅维持金融对外开放的局面、同时还有限度地保护了本国银行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合理地位与利益。(1)实行银行执照分类制度。按照目前新加坡的金融法规的有关规定，新加坡的银行执照划分为三种类别：①全面银行执照，②批发银行执照，③岸外银行执照。对于本国的6家本资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于其实力与数量与外资银行相比均处于劣势的考虑，全部给予全面银行执照，而对于外资银行则根据其实力与信誉等因素给予不同的待遇。2002年在新加坡的116家外资银行中，22家获得全面银行执照，19家获得批发银行执照，75家获得岸外银行执照。(2)实行内部政策掌握制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给予本外资银行以不同待遇的同时，还采取内部政策掌握向本资银行倾斜的做法，从而区别对待本外资银行；其主要做法包括：①对于外资银行设立业务网点的限制，②对于外资银行自动柜员机联网操作的限制。(3)确立本资银行为银行业主导的监管宗旨。尽管新加坡目前仍在进行金融业的改革，但是金融管理局明确表示，确保本资银行在市场开放后继续占有主要市场份额，是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与发展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6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

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著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

3提高金融机构的国际参与力和抗风险能力

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健康运行这一大的宏观背景，积极并且审慎推进上海金融的深化和广化；利用全球金融业不景气的机会，积极审慎地推进金融机构并购，寻求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有利地位和投资扩股机会；选择一些有实力的金融机构组成联合体进行国际市场的扩张和深化，提高金融机构的全球参与力。沉着应对国际宏观经济变化对房价、通货膨胀等带来的影响，构建住房金融保障机构，防范危机的传导效应。建立有效的风险化解和转化机制，避免危机带来的不利因素，利用其给上海金融业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推动上海金融中心的国际化。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对全国九个具有区域优势的大城市进行了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区位优势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分析，得出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结论；并结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实际，对上海的优劣势进行相关分析，提出了其发展战略和对策。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7

［关键词］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独立保险经纪人制度；再保险

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是落实总书记对重庆发展定位的重要举措。2020年1月11日，重庆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部署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时指出，要围绕建设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增强资本市场、跨境融资、创业投资、资产管理、新型金融等核心功能，持续实施经济证券化五年行动计划，提升金融体系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区域辐射能力。这是第一次从政府层面，提出了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保险作为金融的重要支柱产业，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也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重庆保险业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良好的保险基础。一是保险总部经济领先西部地区。在保险法人机构数量上，5家保险总公司落户重庆，保险人才、资金、技术的聚集和辐射功能显著增强。在专业布局上，不仅有产险法人机构，也有寿险法人机构，还有专业的信用保证保险法人机构，市场体系较为完整。从资本来源来看，有本土法人机构，也有外资法人机构，资本的包容性开放性更强，更具有吸引力。二是保险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的协同性较强。2019年，全市保险业原保费收入916.5亿元；到2019年底，重庆保险业总资产1737.9亿元，积累人身险责任准备金2217.8亿元，保险业的发展速度、发展质量和抗风险能力，均处于西部地区前列。

一、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

对比伦敦、纽约、香港、东京等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不难发现他们都有几个相同或近似的地方：一是临江临海，交通便利；二是货物吞吐量大，贸易发达；三是产业集中，市场繁荣。目前上述三个条件重庆都已基本具备［1］。

（一）便利的交通运输

重庆发展的战略定位，注定了重庆保险业要成为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柱产业之一。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重庆有果园港、寸滩港、九龙港等多式联运港口，向东有长江“黄金水道”，可以汇集中东部货物从这里出去。向西有“渝新欧”国际铁路（中欧班列）联运大通道，特别是巴基斯坦开放瓜达尔港口运营后，又打通了重庆通往中东和非洲的便捷通道，更有利于贸易发展，重庆货物贸易不仅直通欧洲，也可便捷到达中东和非洲。向南，有重庆经广西、云南等通往东南亚各国的出海通道。依托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等运输方式，重庆基本构建起东向、西向、南向、北向、航空五大国际物流通道体系，一个面向欧亚大陆和非洲地区的国际物流枢纽已初具雏形。在五大国际物流通道中，南向的陆海新通道、西向的中欧班列（重庆）以及东向的长江黄金水道和渝甬（重庆-宁波）铁海联运国际班列等，构成重庆三大骨干国际物流通道，其地理位置与老牌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纽约、香港、东京具有同等的地位。

（二）发达的国际贸易

2015年6月，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重庆营业管理部与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签署《共建“3+N”战略合作机制协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重庆营业管理部率先被纳入重庆市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工作体系，保险业参与到国际贸易的深度超过西部所有省区。到2019年，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有贸易往来，2019年货物进出口总额5792.78亿元，在西部地区仅次于四川，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9年重庆全年货物运输总量11.28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3610.54亿吨公里，全年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17126.77万吨，空港货物吞吐量41.40万吨，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149.33万标准箱，其中铁路货物吞吐量24.21万标准箱①。

（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集群

重庆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轻重工业并举，行业门类齐全，有38个之多，配套能力较强，装备制造、汽车和摩托车产业发达，笔记本电脑形成了产业集群和产业链闭环，高科技智能制造等工业领先全国［2］。

二、重庆保险业发展的短板

（一）市场主体尚不完善

一是保险公司数量不多。截至2019年底，重庆保险市场上共有56家省级保险分公司，34家保险中介公司法人机构，与四川相比，无论是省级分公司数量还是保险中介法人机构数量，都有不小的差距。从资产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底，重庆保险业总资产规模1737.9亿元，与四川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二是再保险机构还是空白，大型商业风险都只能通过总公司向有关再保险公司办理分保。三是保险中介发展不充分，表现为法人机构少，资产规模小，整体实力较弱。特别是保险经纪法人数量太少，实力还比较弱，目前重庆保险市场上的保险经纪法人机构5家，注册资本金只有2.6亿元，到2019年底，总资产3.1亿元，营业收入6800万元，职工人数298人，远不能满足保险市场发展的需要②。

（二）保险业发展不充分

2019年，重庆市商业保险总保费规模在西部地区并不靠前。四川保费规模是2149亿元，是重庆的2.3倍；陕西总保费1033亿，是重庆的1.12倍；新疆保费规模为654亿元，虽然保费规模不及重庆，但其保险密度达到3229.63元，是重庆保险密度2956.45元的1.09倍。重庆保险业与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省市相比，无论是保费规模还是保险密度，都有较大差距。

（三）保险市场机制不健全

保险市场机制就是将市场机制引入保险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保险市场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表现为保险商品价格和供求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保险商品价值规律表现为保险商品价格由价值决定，而在现实的重庆保险市场上，保险价格主要由竞争规律、保险企业经营决策者和保险中介机构等因素决定，市场机制在保险市场上发挥的作用不充分，保险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效率相对低下。保险中介机构职能作用不明显，不少中介特别是保险经纪公司职能错位，资源错配，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降低了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对违规经营和长期亏损的保险公司没有震慑力，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

三、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壮大保险总部经济实力

目前重庆市保险法人机构的综合实力还不是很强，总资本金111亿元，截至2019年底，重庆保险法人机构总保费收入498亿元，资金聚集功能初步显现，但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建议帮助现有法人机构增资扩股，壮大实力，扩大规模。建议组建由政府、民间和外资共同参股的法人保险机构，引进现有保险公司职能总部和区域总部落户重庆，壮大保险总部经济实力。

（二）试点建立独立保险经纪人制度

独立保险经纪人最早兴起于英国，英国的独立保险经纪人制度也最为成熟。建议建立独立保险经纪人制度，出台独立保险经纪人管理的法规和行规，规范独立保险经纪人的行为［3］。借鉴英国独立保险经纪人制度，成立独立保险经纪人协会，要求每个从事独立保险经纪职业的人向协会缴纳一部分保证金或者向监管部门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职业责任保险，一旦发生不诚信行为，独立保险经纪人协会有权处置部分或全部保证金；允许独立保险经纪人从事原保险和再保险经纪业务，允许独立保险经纪人从事产险、寿险经纪业务；允许独立保险经纪人根据投保人、被保险人要求设计保险方案；允许独立保险经纪人根据投保人要求制定“定制式保险”条款和厘定相关费率，报保险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经保险监管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条款，有关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承保；允许保险经纪人就未支付的保险费或其他相关费用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保单进行留置，以此维护独立保险经纪人的合法权益［4］；等等。独立保险经纪人是保险业的精英人才，他们不仅要具有较高的保险知识水平、较高的业务技能、高超的谈判技巧和丰富的法律知识，还要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独立承担职业责任并投保职业责任保险，其财务状况还要受到监管部门的监控和关注。在重庆聚集这样一批高素质的保险从业人员队伍，对活跃保险市场、交流保险信息、创新保险产品、丰富保险服务、提升保险行业整体形象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议组建再保险公司和引进再保险机构

再保险历来是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主要制度安排，也是保险市场化程度、保险市场机制运行效率的重要标志。组建再保险法人机构，政府可以发行再保险融资债券，吸引一部分独立保险经纪人和企业参股再保险公司，建立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再保险服务体系。同时也可以引进市场上已有的再保险公司在渝设立分支结构，丰富重庆保险市场主体。

（四）鼓励在渝保险法人机构向海外发展

重庆地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具有地缘优势，应当鼓励在渝保险法人机构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延伸机构，发挥总部机构的资金和技术辐射优势。

［参考文献］

［1］赵晓雷.金融特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制度创新［J］.科学发展，2011（05）：50-55.

［2］王瑞，王文惠.论劳合社保险经纪人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商业保险研究，2016（11）：125-127.

［3］管莹莹.中国保险经纪制度的发展研究［J］.新商务周刊，2019（4）：126.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8

我国金融法律虽然规定银行、证券、保险要实行分业经营，但原有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当前激烈的竞争。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金融各行业开拓市场、业务创新推出许多更合理的金融衍生产品，开展了许多新兴的中间业务。今年3月份，兴业银行上海分行推出第二期“万汇通”外汇资产管理顾问业务。工行上海市分行新一期个人外汇理财产品-“资多星”产品定于2004年2月26日至3月15日在该行的200多家理财网点公开认购。2002年9月，央行重新受理了中国建设银行经过修改的资产证券化方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资产证券化，银行资产证券化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尽快制定保险资金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实施方案，支持保险公司发行次级债券。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透露，公司经过长时间准备的ETF基金产品方案在上证所专家评审中获得好评，并已接到上证所关于共同开发该产品的通知。此外，公司正在与国际著名银行及资产管理集团进行技术合作，共同开发一揽子创新型的基金产品，如以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等。混业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成为不少上海本地证券公司如海通、国泰君安证券的定位。整合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资源，特别是利用上海在金融行业的优势，以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证券公司为主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将迅速优化金融产业结构，加速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出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银行已不在是简单的提供存贷的信用工具，其正积极的证券、保险业务，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将成为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投资力量。银行、保险、证券等相互融合，混业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

英国和日本“大爆炸”后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签署，为一家金融机构提供一条龙的全方位服务创造了可能性，提供了法律依据。银行间的兼并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加速融合，世界呈现金融混业的趋势。我国已加入WTO，根据承诺，我国在“入世”后五年内，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地域限制，外国银行将同我国银行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在所有地区面向个人开展本外币零售银行业务。而我国民族金融业基础较弱，总体规模较小，可以预见在面对像花旗银行这样的金融“巨无霸”，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可能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所以适应世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中国有条件的逐步推行混业经营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全面推行混业经营是不适应我国当前多层次生产力水平。但我们认为在上海，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从已有的金融资源来看，逐渐推行混业经营，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且其实施的经验可以为将来的立法提供实践经验。当前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的方针，无论从国家的政策、法律还是从现有的金融体制、规模、资源、手段，都可为其提供有力的保证。

1.政策与法律的支持。2004年2月的《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9点意见》，在涉及下一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晰地强调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属首次。该意见强调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此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混业经营的发展赋予法律上肯定。1999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了有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不久，又允许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进行国债回购业务，以弥补短期头寸不足。2000年2月，人行、证监会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贷款，实际是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连接起来。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允许银行人寿保险业务。2001年7月《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央行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业务。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银行、证券、保险，在资金和业务上相互渗透提供了法律的基础。

2.金融机构的规模的扩大和治理结构的合理。上海现在有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629亿元，同比增长7.6%.截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比2002年增加了77家。在所有金融机构中，银行80家，证券公司16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保险公司41家，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中介机构以及各类代表处270家。2003年，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73万亿元、1.3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24%.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万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万亿元，同比增长269%，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到245亿元。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如此相对发达和极具潜力的资本市场，可为推行混业经营试点提供广阔的平台。“混业经营要求金融机构产权明晰，有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金融机构有较强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控制措施有效。”当前我国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渐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改善财务状况，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革的总目标是，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绩效，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我国金融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改变了过去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第一个民营银行-民生银行。金融机构的产权正逐渐清晰、管理相对规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与国外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监控经验，建立良好内控制度、风险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规范的金融机构是实现混业经营的必要前提。

3.监管的完善。混业经营制度是以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要求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控体系。当前监管的格局是直属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管监管权力，实行集中监管。金融监管当局具有极高的监管权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已20多年，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吸收了国外许多成熟的监管经验和先进的监管手段，大大提高了监管效能。如刚刚制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就大量参阅了巴塞尔委员会的指导性文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法律制度。《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要求建立监管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股东资格的审查；通过制定和实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实现监管方式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会谈制度；建立监管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等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在证券领域，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①法律手段。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证券法规来管理证券市场。这是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手段，约束力强。②经济手段。指通过运用保证金比例等经济手段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这种手段相对比较灵活。③行政手段。指通过制定计划、政策等对证券市场进行行政性的干预。这种手段比较直接。这些全方位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当前金融市场对监管的需要，对今后混业经营所需的更为完善、全面的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4.入世和国际竞争的推动。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根据我国的承诺将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国民待遇。我国金融业将平等的参与国际竞争，而实行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将不得不面对混业经营制度下的“全能银行”、“金融超市”，分业经营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全面融合、交叉，金融创新能力强，其全面的服务和组合经营的低成本，将使国有金融机构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而且如果允许国外银行在我国实行混业经营，而我国的金融机构仍墨守成规，则存在对国有金融机构不平等竞争问题。因此，适应世界潮流和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以上海为龙头逐渐在全国推行混业经营制将是一个完全的明智之策。

从国际形势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可见混业经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所说的金融业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广义上理解金融混业经营，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可以进入上述任一业务领域甚至非金融领域，进行业务多元化经营。金融业是一个极具高风险，高投机性领域，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1993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的业务交叉。由于我国当时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刚刚起动，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上投机过度，价格波动剧烈，由于当时缺乏行业监管，导致了当时整个经济陷入了盲目的虚假繁荣，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发展，直接危机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才推行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当前我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在经济中角色也应该得到归位。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政府既是市场的参加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这种双重定位导致我国的国有金融企业效率低下，经营效益差。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在金融领域也应作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作用是确保建立一个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市场业务的开拓，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应该是各个金融企业在平等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政府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减少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保证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其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实现，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管。

我们认为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必须首先解决对混业经营的有效监管问题。没有有效、健全的监管体系，只会使我们重蹈覆辙。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放松金融管制，但放松监管并不等于放弃监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提高监管的质量。在规制金融监管结构安排，我们要考虑以下几个基本问题：1.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金融业的自律监管是指自律组织根据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实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律监管是与政府监管相对应，其有自身的特点，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般而言，自律监管能降低监管成本，具有相对灵活性和及时性，迅速解决金融市场上遇到的问题。同时自律组织拥有一批具有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士，能够发挥专业优势。目前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官方监管机构在加强规范化监管的同时，也在尽力帮助和推动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风险监控能力，完善自律监控机制。这说明监管观念己发生新的变化，从传统的监管者包揽一切责任的做法转向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在金融混业的环境下，规范化的官方监管和市场的自律监控并重，已成为当今金融监管结构安排的主要特征。目前我国全国和地方性银行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及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己建立，但他们在金融监管中作用形式大于实质，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还是政府监管起主导作用，如何发挥自律组织的功能，辅助政府监管将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根据我国的金融现实发展情况，政府仍承担主要监管职能。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激励不相容的监管，必然迫使金融机构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丧失开拓新市场的盈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金融监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放松监管”与“监管重构”，成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成为我国今后监管立法所追求的目标。

2.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功能性金融监管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最先提出的。所谓功能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主要指金融监管从通常地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针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转变为针对特定类型金融业务（针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管），而对“边界性”金融业务亦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法律体系。在我国，各金融领域日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完全割裂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领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完全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中国金融市场，仍存在全能化的金融企业。如初具形态的光大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代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两种不同模式。中国光大集团可谓是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尝试者，也是纯粹金融控股公司的代表。光大集团目前拥有中国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和光大信托3家金融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左右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光大集团同时还拥有香港上市的3家上市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和香港建设公司，此外还直接、交叉控制着境内外银行、证券、信托、实业等涉及各行业的上市、非上市公司分别19家和10家，间接控制的孙子公司几十家。1999年12月15日，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宣布组建中加合资人寿保险公司，可以说，光大集团目前的业务格局就是一个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机构监管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类型进行监管，由相应金融监管者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对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如果仍按照机构监管的模式，必然会出现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的现象。这给此类金融控股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逃避监管带来了可能。所以，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单纯的机构监管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们主张在上海可以试验推行功能监管。银行监管强调的是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证券监管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保证市场公正、有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根据经济功能分配法律权力，能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金融创新消除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模糊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界限，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类型作为监管划分尺度的法律体系将无法应对现代金融市场，并使金融监管的实施更加困难。而功能监管实现了全方位金融监管，尽可能地消除“监管真空”以构筑公平、稳定的金融环境，保持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功能监管”以专章加以规定。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借鉴外国立法经验，重构监管职能，由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向混业经营、功能监管的模式转变，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金融运行质量，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9

论文摘要：建立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首先简述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然后通过比较上海与北京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现状，探讨上海竞争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优劣势。最后，文章总结了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一、前言

国际竞争的根本，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在于对全球资本的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拥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一个大国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上海作为我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首选目标，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其框架雏形已经基本形成。上海通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的建设和发展，现在已经到了可以进入跨越性发展的时期，即中国金融中心、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建设同步进行。但是，上海同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可以用评估国际金融中心的指标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现状进行考量。一个城市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通过国内城市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可以找出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不足之处。另外，研究世界成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因，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世界成熟金融中心在各个方面的差距，将有助于找到影响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制约，从而制定出应对措施，以更好地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金融中心的评估指标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金融中心是这个国家金融交易最密集的城市。然而，对于交易的种类、交易的范围大小、金融机构的特点，人们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总的来说，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能称为金融中心，主要需要考察以下三个方面。

1．流动性。流动性是金融中心信誉的保证，高流动性可以使金融中介以低成本迅速地完成大量的大额定单，并且使价格的波动风险最小化。所以，资本是否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也决定了该国家是否能吸引大量的投资者。一个城市经济的自由度和该城市中金融中介的成熟程度决定了在城市中参与投资交易的资本的流动性。流动性对于投资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资本流动的约束越少，资本流动的渠道越多，代表资本的金融工具就越能被人接受，资本的变现能力就越强。决定资本流动性的因素包括个人的选择、意愿交换、竞争自由度、对个人和财产的保护、信贷市场的管制和对外贸易的自由度等。

2．收益性。资本的收益性可以从降低成本以及提高收益率两方面来进行考量。所以，资本的规模和交易成本可以用来衡量资本的收益性。金融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不同的金融产品可以具有共同的成本。另外，如果有大量的卖者在同一地点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那么买者的搜寻成本将会大大地降低。具体来说，反映金融中心交易规模的指标可以包括：金融中心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金融中心国内上市公司数量。对于金融机构以及企业来说，在他们的总成本中，决策成本是主要成本，因此，公司总部往往会设立在决策经营成本最小的某个经济或金融中心。那么，包括外国银行的数量、外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跨国公司总部的数量就可以成为衡量一座城市投资交易成本的指标。

3．安全性。资本的安全性同样为金融机构所高度关注。资本的安全性主要体现在政府政策的稳定程度和连续程度上。如果政府或监管当局指定的规则变化无常，金融机构将难以制定和实施其长远发展规划。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结构与财务的安全、健全的货币制度、国际竞争力和国家政治风险也常常为投资者所关注。

三、上海能否成为国内金融中心——上海与北京的比较

上海必须先成为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然后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只有上海金融市场成为全国的金融市场，全国重要中心城市的资金汇聚上海金融市场，并辐射全国重要中心城市，上海金融市场才有可能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金融中心。因此，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上海和北京一直是建立国内金融中心的讨论焦点，上文已经提到了国内金融中心的评价指标。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我国的情况，一个城市的金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该城市要能成为区域的信贷转贷中心；该城市的金融市场应当是国内主要的筹资渠道，其证券交易规模在全国要有一定的地位；城市中有一定数量的外资金融机构；能率先适应金融改革及创新；拥有健全金融法规体系。

如今，上海已经形成了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并且是我国金融机构的最大集聚地。而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则是中央机关的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总部都在北京。金融业是一个讲究高度规范性的行业，因此,首都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总的来说，上海与北京相比，其优势在于具有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市场。此外，由于较高的市场自由度和宽松的环境，上海在吸引境内外金融机构以及对外开放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优势。然而，必须看到，上海在成为国内金融中心的漫长道路上还存在许多困难，例如，全国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大都设在北京。再例如，全国许多城市都非常重视金融市场的建设，要处理好与这些城市在金融活动方面的关系也并非易事。四、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

基于上文的讨论与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四条制约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

1．金融机构集聚度不够。虽然上海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外资金融机构聚集地，但是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如美国、英国、日本），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数和金融中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量与质量存在明显的不足。据统计，英国、美国、日本在1996年时单离岸金融中心商业银行数就分别达：493.472.219家，其中外国银行分别为347.328.92家，远远高于在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另外，质量上差距也较明显。在上海本地的金融咨询机构中，目前还没有一家像麦肯锡、普华永道一样有国际影响的咨询服务机构，这种状况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2．交易规模和金融产品种类不足。上海目前虽然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但是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交易的层次以及金融产品的种类仍显得单调，各金融市场间资金缺少流动。同时，金融产品的类型不多，国际化程度不够，缺乏避险交易工具。不过，近年来，我国已经在着力于金融创新，开发新的交易品种。比如，QDII、QFII以及股指期货。

3．金融监管环境的建设与金融监管机构间关系的协调。传统意义上，主要应从三个角度来考察金融监管环境，即监管广度、监管深度以及监管频度。然而，我们发现伦敦、纽约在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时，并不是一味地管制，而是采取了更先进的理念和价值取向。比如，“服务优于管制”和“有所为，有所不为”。上海作为非监管总部所在地，既面临总部的监管，又面临跨业的监管。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好各种监管机构间的关系，使得监管变得更合理、更有效率。

4．缺乏国际化人才。目前上海人才国际化总体水平仍然较低，特别是缺少国际通用型人才。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一定需要大量的既懂得国际惯例又熟悉国内法律的高级经营管理和金融人才。然而，上海金融行业中，高级人才与劳动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纽约、伦敦、东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

参考文献：

1.张泽慧.国际金融中心指标评估方法及指标评价体系.社会科学研究，2005（1）

2.SOHU财经频道——国内财经——京沪深：谁是未来的金融中心？2007.3.15

3.全球金融中心排名出炉.国际金融报，2007.3.21

4.张卫华.纽约是如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经济，2007(2)

5.英国金融“大爆炸”与伦敦金融城的复兴.上海证券报，2007.2.8

6.李豫.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还有多远.国际金融报，2007.3.1

7.于福生.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

8.项利华，杨冉.城市金融竞争力比较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06(6)

国际金融中心范文篇10

关键字：国际金融中心优劣势上海

金融中心实际上是各类金融机构以资金借贷和融通为目的而汇聚在特定区域所形成的一个金融交易平台,这一平台为各金融主体提供交易集群、金融结算等全方位金融服务,充当了金融机构的特定“中介”功能。国际金融中心一般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金融机构集群化;二是金融市场和金融交易品种多样化;三是资本集散地和资金交易清算国际化和多元化。故其具备的必要条件是:地域和交通优势明显、相关基础设施发达;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高,并且结构健全;金融机构数量多,多功能金融机构聚集,相关金融配套服务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完善,对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制力度大;宏观经济稳定、政治环境良好。

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对所处区域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促进资本集聚和辐射,加速金融深化与创新,提升国家经济实力,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因此,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对促进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完善金融系统安全和扩大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型构建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金融改革逐步深化。在逐步认识到金融中心对区域金融发展重要促进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各区域经济中心分别就金融中心的建立与辐射展开论证。例如上海、北京、大连、深圳、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在争建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由于定位不准确,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有限而宝贵的金融资源。基于这一现状,对我国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分析论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斟酌筛选和模型分析给出建立金融中心的层次和必要条件。

(一)城市的初步筛选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较大,特别是在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方面尤为明显。因此,通过一些重要的经济、金融指标来合理的排除一些条件不好或不太好的地区,进而甄别出合乎条件的城市,通过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最后确立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理论界认为,一般情况下,一国只能出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并辅之以若干区域金融中心。根据经济和金融的相关指标比较,有理由排除中部和西部的绝大多数城市,尽可能地在东部寻找国际金融中心。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布局和区域涵盖面的情况下,选取了东部的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大连、青岛,中部的武汉和西部的成都、西安等十个城市作为备选选项。

(二)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

里德(H.C.Reed)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潜力理论,不同于以往静态区域金融聚集力或区域金融竞争力分析。该理论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图1)。本文基于里德理论,通过分析经济、资金、基础设施和软实力等都可能导致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量化研究城市是否具备金融中心成长潜力,这一潜力将导致哪一级的金融中心成形。

根据图1,我们将金融中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国内部的金融中心,包含地区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三个范畴,其影响范围逐步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第二层次是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为邻近国家和政治“领地”;第三个层次是全球性金融中心,其影响范围已扩展至全世界。三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有显着的区别,具体表现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区域辐射力等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因素上,从而使各个层次的金融中心数量呈“倒金字塔”形状,即第一层数量较多,第二层数量居中,第三层数量极少。

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必须在经济实力、金融影响力、基础设施建设和软实力等方面具备一定的着力点。因此,本文根据金融中心形成潜力模型选取了四组54个指标,构建备选城市的经济实力(EP)、资金实力(CP)、基础设施水平(IL)和软实力(SP)等四要素结合的国际金融中心潜力值模型(TFP模型,由孙剑在《中国区域金融中心的划分与构建模式》中构建),如下所示:TFP=a1+β2CP+β2CP+β3IL+β4SP+8(aβ1=常数量;e=随机误差量;β11>0;β2>0;β3>0;β4>0),其形成潜力的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转化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到图2中的相关数值,进而找到符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条件的城市:上海、北京和深圳的经济实力远远超出其他城市,金融实力在全国占有绝对的优势,是我国的三大金融增长极。其中上海得分略高于北京,显着高于深圳。这与上海、北京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高度强相关;深圳位于珠三角,接受香港对内陆的经济辐射,三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高于其他城市。但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西安等城市在区域范围内的金融地位突出。成都和西安是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要道和经济枢纽。南京也是长三角区域性经济和政治中心。青岛位于胶东半岛,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武汉是我国中部最大的交通枢纽,长江中游最大的物流中心。大连则位于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处。所以,十个城市均是我国各地区的经济金融中心,但相比却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90-100):上海,所有指标均领先于其他城市;第二梯队(80-90):北京,即拥有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又是全国金融业的监管中心所在地和众多大型国企总部所在地,具有巨大的资金和信息优势;第三梯队(70-80):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同时毗邻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此外,它还在金融创新上保持着优势;第四梯队(70以下):成都,武汉,南京,青岛,大连和西安。

二、构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上海

上述分析表明,将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先发优势。国务院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决定,更确立了上海的领先地位。我国金融中心的构建应采取下列步骤:将上海建成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在北京、深圳等城市中选取建设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或全国金融中心,在成都、武汉、南京、青岛等城市中选取区域金融中心。以下将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一)上海的金融现状及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所面临的问题

上海已拥有全国最健全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及国内金融交易中心的地位。截至2008年末,全市共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银行业机构124家,保险业机构291家,证券业机构94家。在沪经营性外资金融机构达到165家;在沪经营的外资银行及财务公司93家。其中,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57家(数据来源: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9年2月,上海证交所开户数目前已达8075.45万户,形成了国内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位于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每天的交易成为中国外汇牌价的基础;银行间资金拆借市场使上海成为银行间资金调度的中心;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国内领先;有国内最大最规范的同业拆借市场、外汇交易市场、票据贴现市场、保险市场、住房抵押市场、商品期货等市场;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成为全国的资金调度中心、资金运作中心、资金清算中心。作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央行上海总部的成立进一步强化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国家战略的地位,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的开展也将在上海展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然成熟,但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进一步努力。目前上海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机构比例不均衡。一个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包括大批完备的金融机构。但上海的现状是银行类金融机构较为发达,占金融机构总数比例较大;证券类金融机构波动较大,不稳定;其他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比例较小,导致金融体系不完善。第二是金融基础相对不完善。上海金融相关配套基础和金融相关服务尚未完善,科研水平和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参差不齐;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广度和深度上均和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存在一定的差距。金融辐射能力和资金配置能力效果都不明显。第三是金融法律法规离国际化尚有差距。近年来,上海在金融法律法规制度(包括司法制度和监管制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缺乏独立的司法体系来保障金融法律的实施,金融法律法规尚未完全国际化。第四是金融政策尚未充分开放。我国资本项目货币兑换尚未完全自由化,上海的发展受到限制;同时,央行体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中分业监管模式中存在严重缺陷。

(二)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机遇

1金融危机下中国金融体系安全的构建与完善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大批知名的国际金融机构倒闭或者被兼并。由此导致一些老牌金融中心不断丧失对全球金融业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虽然也遭到了金融危机的侵扰,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加上我国经济整体良好运行,大大减轻了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使得我国金融业在国际上的整体实力显着提高。因此,应充分利用危机对全球金融安全体系的冲击带来的教训,加速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金融安全体系,增强其抗风险能力,如充分完善和利用监管严格下的金融创新工具如上海同业拆借平台以及Shibor的定制来加大对全球救市的实际举动,提高我国金融行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在这方面,上海均应“先试先行”。

2上海区域金融效应在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进程中的发挥

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主要货币均进入颓势,疲软不振。而人民币一直保持着较为强势的姿态。这对人民币保持全球信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充分利用危机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发挥我国金融中心的全球影响力,必须步步为营,先实现金融中心的区域影响力。而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正好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和全球影响力发挥的工具。上海人民币国际结算试点的开展,将充分利用人民币的适度区域化和国际化,利用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加速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只有人民币在区域站稳了脚跟,我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问题也就走好了第一步,国际金融中心的效应也就更容易发挥出来。

3拉动内需、区域开发过程中上海金融的发挥

我国经济在本次危机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和影响。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GDP增长仅为6.8%,进出口和内需同时出现萎缩。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包括2008年年底为拉动内需和进行中西部开发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以及2009年财政预算赤字预计为9500亿元等;同时还将取消民间借贷的限制,推动民间借贷在银行资金短缺地区和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等。这些措施的出台,反映了政府有效应对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心,必将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也必将推动区域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作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必将扮演融资中心的作用,同时也会加强其对全国经济的引导力和促进力。公务员之家

(三)上海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突发性,要求我国金融业特别是作为我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要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中充当先行者和导向者的角色。建立一个体系健全,结构合理的金融机构网以及拥有完善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保障金融业运行市场的健康有序,是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和法律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对人的应用。上海要大力吸收和培养高素质的金融、贸易、会计、法律人才,站在战略的高度认识到人才因素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性。同时,试点打破分业监管模式,避免大量重复监管对微观金融主体的束缚,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进行统一监管,将盲区产生机制予以消灭。

2建立成熟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金融区域化和国际化

第一,完善货币市场。以人民币的逐步可自由兑换为契机,在可监管范围内允许更多的外资银行逐步扩大人民币业务,拓展其业务经营范围;恢复重建大额存单市场,并逐步拓展二级市场;大力发展票据贴现和再贴现业务,实现票据承兑和贴现公司的专业化,资金清算流程化与便利化;放宽同业拆借市场的币种限制,以上海为中心构建全国同业拆借网络。第二,完善资本市场。逐步放宽B股二级市场的外资证券公司必须由在我国的机构申请特别席位这一规定,改变投资人及其人无权直接参加企业经营管理这一现状,通过保障外国券商和B股持有人利润的增加提高其投资的积极性。在全国率先试点深化外汇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市场效率。通过货币和资本两个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