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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监管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14:39:38

国际金融监管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1

[关键词]金融；金融监管；金融安全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入WTO后，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金融安全。凡是与货币流通以及信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属于金融安全的范畴。金融市场开放后，国际金融资本会因政治、经济和市场之变化而在国内外迅速流动，从而冲击着一国的金融体系，潜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近年来，世界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证明，如果—国在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上认识不足或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从而威胁到自身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过早地取消对外国资本流动所实行的汇兑管制，可能导致资本的外逃或外债的增加，也许二者兼而有之。诺贝尔奖得主托宾教授则明确指出，中国应积极参与经济和贸易的全球—体化过程，但不要急于使自己的金融市场同国际金融市场实现—体化。这就是说，不要在条件不具备时，过早地取消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

在资本项目管理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都不强求其成员实行货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我国加入WTO的协议也并末承诺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入世后，我国仍将维持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的体制。这是由于资本流动对—国经济会产生较大影响。在建立完备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机制，以及各项严格的制度之前，过早地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出、流入的限制，国内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放开资项目的管制，前提是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应付国际资本流动、资本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动冲击的能力。要做到这些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稳步上升、到001年10月底已达2030亿美元。加人们WTO后，利用外资潜力巨大，资本项目对外资有着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国际收支仍将保持乐观的前景。良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银行间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了我国加入WTO后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而这是加快外汇体制改革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外汇管理部门正在从改进汇兑监管和提高国际收支监测预警能力等方面人手，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这是我国外汇管制体制的长远的终极目标，也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最佳次序中的最后一步。

鉴于金融市场的开放，伴随着金融风险的增加，我国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首先，要建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并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体系，使之系统化和法制化。与WTO重要原则之—的“国民待遇”原则相一致，国外发达国家将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视同仁。这一模式理应成为我国监管机构的最终发展方向，但是由于国内银行与国外资本实力雄厚的大银行相比差距过大，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在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我国金融业进入自我保护的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的监管需分开进行。在此，人民银行现有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司”就应成为最高机构，全权负责外资银行监管及相关事宜。另可下设局、处等基层组织，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外资银行进行监管，并直接受各地人民银行领导，独立于地方政府。这一过渡过程及最终制度的稳定和形成都必须以外资金融机构监管法规体系的完善为基础，以保证外资银行的健康发展和我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监管。这是有效监管的首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有：一是有关法律法规和达成的协议．对进入中国市场各类金融机构规定的资本金最低限额。据报道，在华设立外资银行最低资本金为200亿美元。二是按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关认定，有违规违法记录者不得认定。三是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对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认定。

第三，对外资银行业务营运的监管。在监管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到透明度这基本原则。透明度解决的是游戏规则和披露信息的公开化问题。落实透明度原则，要求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必须遵循国际标准统一会计准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日本等国的—个重要教训就是金融运行的透明度不高，直到出现支付危机并引致倒闭时监管当局才获知真情况，但这时采取补救措施为时已晚。在这个问题上，对外资银行业务运行透明度的监管方面必加强外部审计的作用，除采用传统的日常报表分析外，还要求外资银行聘用至少一名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并将其有关材料在权威报告上．予以公开位之受到法律、公众、专业人士等多方监督。

第四，针对当今形势，建立以风险性监管为主导的管理方法。风险性监管是—种预防性的事前监督，在今天银行风险增加的形势下是保证金融机构处于良好营运状态的重要措施。但我国多年来在这一领域内基本是一片空白，缺乏经验，需要洲门探索创造。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监管；国际金融规则；新动向

一、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

(一)美国金融监管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金融业的变化，美国制定了和修改了一系列的金融法规来规范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变化可以看出美国的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变化：

1.开始从分业监管注重统一和综合性监管

美国在分业管理方面，传统的限制变得越来越少，银行的综合化经营成为一种趋势。美国在1994年9月颁布了《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1999年11月4日，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金融业综合化混业经营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金融分业和混业之争，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此走向混业。

2.注重风险管理，对银行业实行差别待遇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注重通过对金融机构的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对系统风险做出评估，并根据客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不断地修改风险评估体系和信用评级。美联储理事会在1996年12月20日又开始实施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评级系统“CAMELS”，也就是在原“骆驼评级制度”(CAMEL)基础上增加一个S(SensitivitytoMarketRisk)，即“对市场风险的敏感程度”，美国制定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革法》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这样有利于对银行业进行个别重点监管。这种对资本状况不同的银行实行的差别待遇，从监督和自律两方面促使银行去努力达标，从而保证了银行业的正常稳健运行。

(二)英国金融监管新变化

1.金融监管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

1997年英国成立了一家对金融领域实行全面监管的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由其取代英格兰银行传统的金融监管职能。1998年6月1日之前，英国实行的是分业监管，共有9家金融监管机构，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取代了若干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统一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而成为英国整个金融行业惟一的监管局。英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对英国和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2.金融监管的目标由安全第一，开始注重安全、效率与成本的统一

英国的金融监管不再完全以限制竞争、维护金融稳定为指导思想，而是适当考虑监管本身所带来的成本，即监管对金融业效率和竞争力的影响。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Bill)提出了“好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还要求金融服务局在推出任何监管法规和指南时必须同时公布对它的成本效益分析，证明该项措施对金融业影响的收益大于成本。英国1994年就在当时的证券投资委员会建立了专门的成本效益分析部门，现在则由法律规定对任何新的监管举措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目的是帮助监管当局制定更适当的监管措施，避免出现产生违反初衷效果的监管行为。由此可见，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

(三)日本金融监管新变化

1.日本金融由传统的“护送船队方式”开始注重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

日本的传统监管体制被被日本社会比喻为“护送船队方式”，他来源于二战时期负责送粮食和武器的护卫舰队。整个船队的航行速度由最慢的船只来决定。“护送船队方式”的金融监管就是在大藏省的护卫下，以效率最差的金融机构为标准制定各种监管措施。1998年4月1日通过新的《日本银行法》，1998年6月22日成立金融监督厅使日本的监管体制开始走向相对独立。2000年7月诞生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金融厅一改过去的监管以安全为主的目标，将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和金融市场的公正和效率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2.金融监管有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改变

2001年1月，日本撤消金融再生委员会，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全面的监管金融业务。这标志着日本的监管体制由多元监管向一元监管转变。

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新变化与现状

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涉及两个层次：一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二是如果实行分业监管，银行监管职能是放在中央银行内还是中央银行外；如果实行混业监管，监管机构是放在中央银行，还是另外成立统一监管机构。

1.目前有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将不复存在，所以在欧元区国家中，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

2.大部分国家考虑将分离出来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统一于一个监管框架(综合监管机构)内，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挪威于1986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和澳大利亚于1998年都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2000年成立了一个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厅、韩国、新加坡、冰岛相继仿效，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

3.一些国家尽管已经或准备统一监管机构，但在159个国家和地区中，多数国家仍然由中央银行参与银行监管。在中央银行不参与银行监管的国家中：①一些国家(如英国、瑞典、丹麦等国)成立金融服务局的重要原因是，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使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银行监管职能也就无所谓是在中央银行内还是在中央银行外；②一些目前没有银行监管职能的中央银行，其银行监管职能原来也不在中央银行，而是在其他政府部门；③即使是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出的国家，中央银行仍然以多种形式参与银行监管。例如，中央银行负责银行的宏观监管(德国中央银行)；在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备忘录制度(MOU)，固定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合作(英格兰银行与英国金融服局)。这些都说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十分重视中央银行与银行监管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国家之所以在中央银行外单独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因为国内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居主导地位。具体见下面的表格

三、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

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在1988年制定了第一个《巴塞尔协议》(BaselCapitalAccord)(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银行业发生了重大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塞尔委员会开始制定新的《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为《巴塞尔协议II》)，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新对策。

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目前仍在实行的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国际标准，即《巴塞尔协I》。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监管资本与银行风险资产的比率，《巴塞尔协议I》的目标正是促成各国银行监管标准的一致，保护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健，并为各银行提供一个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该协议已经被几乎所有的涉及国际银行业务的国家所采纳。《巴塞尔协议I》提出了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及其计算方法。随着金融的创新和发展，银行资本和资产的定义一直在改变。一方面，银行监管资本分为两层：第一层是核心资本，包括普通股股本和资本公积金等；第二层是附属资本，包括长期次级债券和成熟期超过20年的优先股股本等

《巴塞尔协议I》规定，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总体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另一方面，银行风险资产不仅包括风险加权的资产(risk2weightedasset，如贷款和证券等)，而且包括与资产相当的表外风险(risk2equivalentoff2balance2sheetexposure，如备用信用证，衍生产品契约责任等)。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需要根据不同资产的类型决定其风险权数；在计算表外风险时，表外风险需要换算为相当的资产，并以资产加权方法进行加权。比如，商业贷款的风险权数为100%，而对于住房贷款而言，由于其风险低于商业贷款，所以其风险权数为50%。在风险分类和计算方面，起初的协议主要是关注信用风险的资本，使得银行监管资本要求几乎完全建立在信用风险的基础之上。在1996年该协议修改后，市场风险也明确地成为计算监管资本的一个要素。但是，其他的风险类型，比如运营风险等，仍然处于《巴塞尔协议I》的规制范围之外。

《巴塞尔协议II》远比协议I精细复杂。第一，在现代金融环境下，银行承担多样性的风险，各家银行之间的风险结构和特征可能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II》需要顾及到具体银行的不同风险情况，从而更加准确地监管银行风险。第二，与协议I不同，《巴塞尔协议II》具有多重目标，包括提升银行的风险管理和估算水平；最大可能地将监管资本额与实际风险额联系起来；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对话，共同努力决定最佳的风险管理模式；增加银行风险承担情况的透明度。总的来说巴塞尔协议的新变化有：

1.资本充足率规定更精细扩大了风险监管范围

《巴塞尔协议II》修改了《巴塞尔协议I》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提出了新的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详细规则。在新规则下，资本充足率的概念本身并没有改变，仍然是银行资本与其风险资产的比率，而且，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数值也仍然是8%，银行资本的定义也基本上没有改变。而唯一作出重大改变的地方是对于银行风险资产的定义。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银行的风险状况，新规则对于银行风险采用了更为全面和敏感的估算方法。一方面，新规则对于信用风险的处理做出了重大修改，对于协议I没有考虑到的资产证券化问题进行了专门规定；另一方面，新规则明确要求考虑银行的运营风险，即由于银行内部程序、工作人员或电脑硬件系统等问题所导致的损失风险。所以，运营风险的范围非常宽泛，实际上是一个兜底条款。除了风险资产类型方面的不同之外，协议I与协议II在风险资产计算方法的选择上也存在重大差异。协议I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对于所有银行都适用一个共同的计算规则；协议II则采用“因人而异”的做法，根据银行的不同情况提供了多种计算规则。

2.开始注重银行监管的激励机制的作用

《巴塞尔协议II》强调了监管者的日常监督及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自治的角色。引入激励机制，银行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达到简单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一步建立更能够符合自己特殊需要的风险管理程序。充分发挥银行自身的监管积极性。由于监管者对于银行全行业具有宏观的了解，知道各家银行使用的风险管理技术，所以，它们能够帮助各家银行提高内部风险管理的水平和效率。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监管者与银行应当进行持续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监督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通过激励机制的作用促使银行自己积极地发现并处理所有的重大风险，让监管者能够有效监督并帮助银行进行风险管理。

3.更重视信息披露与市场约束

《巴塞尔协议II》要求银行进行相关信息披露而引入市场约束机制，以加强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监督。这些信息披露能够让市场参与者评估具体银行的风险结构和资本充足问题。银行在资本充足问题上具有一定的自主裁量权，有些银行还可以使用自己内部的方法估算风险，比如信用风险基于内部评级的计算方法。监管者的资源和时间毕竟有限，而市场约束机制能够持续地监督银行。通过让市场参与者也能够评估银行的风险，这样可以促使银行谨慎地行使自主裁量权，努力地开发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技术。

四、结论

从以上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新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和国际金融规则的最新修改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有以下的新的变化：

1.国际金融监管理念发生新的变化。监管理念由机构监管向功能性监管过渡。由于混业经营的出现，传统的以机构为监管对象的方式受到很大局限性，一些国家因而转向以功能为基础进行监管；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心转向安全与竞争、效率与成本的权衡。国际上的监管当局越来越重视监管成本与金融业的效率和竞争力问题，并将其明确列为监管的一项重要原则虽然监管的基本目标。金融监管理念由原来的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没有改变，但其重心已在转移。监管当局正越来越关注监管中竞争与安全、效率与成本这一矛盾的统一关系，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考虑可能对竞争、效率和金融创新产生的影响，权衡利弊，采取灵活的有应变能力的监管政策和手段，并不断进行监管创新，以在稳定的前提下创造有利于竞争和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达到安全与效率的最佳平衡。这已成为衡量监管有效性的新标准。

2.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发生新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方式从注重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并重转变，从单一的行政监管向银行内部控制和市场监管三者相结合转变。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更加注重“激励相容”，更加注重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内部激励相容的方面来审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风险模型是否合理、完善和有效，是否建立了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是否对风险进行了及时、准确的度量、监测和控制，是否有充足的资本金来抵御银行面临的风险，以及是否建立了完善的内控机制，包括内部和外部审计制度。对银行内部模型管理的认可和通过审查模型来实施监管，代表了随着银行管理方式的变革在监管方式上的重大转变。这一发展趋势与监管者越来越依赖于银行自身管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同时不仅给银行的经营管理，而且也给监管者实施监管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

3.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新的变化。为顺应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正由分散的、多层次的管理体系，向统一的综合性的管理体系过度。监管体制也由分业独立监管向统一监管转变的趋势转变。现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监管体制上实行一元统一监管或正准备实行向一元统一监管。

4.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发生新的变化。《巴塞尔协议II》的新的规则不但要控制信用风险，而且要控制其他风险，特别是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或称营运风险；新规则也考虑到控制国际银行业的风险，不能只发挥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力量，而且要发挥内部管理约束的力量和市场力量，同时还考虑要具有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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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3

当今国际环境十分复杂,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监管调控,才能有效稳固市场环境。金融监管属于经济监管的范畴,对国际整个金融环境有一定的影响。由于金融监管的主体有所不同,可以将金融监管分为广义与狭义,狭义的金融监管在广义金融监管范围内。狭义的金融监管主要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对当今国际金融业进行监督管理控制,而广义的金融监管不仅包括狭义金融监管的内容,还需要对金融结构进行全方位的内部控制与稽查,另外还要对同行业的自律性自主及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监管,其监管范围较大。在当今国际大环境内,各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及金融政策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些因素会给整个国际经济带来相应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国际金融在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应全面开展国际金融监管工作,需要各个国家监管当局的长期合作与交流。由于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中不受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约束,其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强化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与协调,不然的话,一旦出现金融问题,极易导致国际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动荡,从而造成整个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状况。基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性与威胁性,应对国际金融环境进行严格监管。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积极面对金融问题,不断优化当今国际金融环境,从而促进各国金融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国际金融监管是提高国际综合实力,带动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金融监管国际化趋势研究

当前,国际金融逐渐趋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对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其影响是利弊续存。从积极角度来看,金融监管趋于全球化,能够提高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确保资金的稳定流通,提高资金利用率,对国际投资及贸易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们用,实施的好能够快速推动金融产品的大力开发,促使金融产品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创新。并且合理的金融监管可以使各国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睦竞争,为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国际化平台,从而不断完善与健全各国金融体制,强化各个国家的金融业务交流。从消极角度来看,实施国际金融监管,加大了各国金融政策自主性的难度,从而使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风险。比如在金融监管工作中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活动中没有认清自身所处的金融经济环境及本国国隋,从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且不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政策,有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时间过早,且对金融经济管制较为放松,这样会导致金融经济发展不稳定等状况,增大了泡沫经济的成分。现今国际金融监管国际化发展进程中还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实施效果,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具有复杂性,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其在监管过程中牵涉到各个国家及地区所有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机构及区域性、全球性金融组织。由此可见,需要进行监管的部门、人员及内容较多,从而给国际金融监管人员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其次,国际金融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证券市场等都属于国际金融监管的范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其所产生的金融监管对象也随之增多,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再者,国际金融监管在工作执行中易受利益制约,比如金融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过程中涉及到某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遭到该国家的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是无法正常开展的,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工作中要综合考虑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国际金融监管活动,在金融监管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国际金融环境,带动各个国家金融经济发展,提升各国综合实力。

三、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形式研究

在当前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的金融环境及经济发展的快慢不同,它们的政策环境、金融制度及监管方式等都存在明显的不同,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规则性协调,另一种则是相机性协调。所谓的规则性协调就是根据本国金融环境实际特征及金融监管实施状况制定明确的监管规则,比如法律条款、协定及指导性条文等等,以此来规范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金融政策,从而使各国之间在金融经济发展中建立良好互助的合作关系。利用该方式形成的合作关系目的性十分明确,且具有连续性。而相机性协调形式则是利用一些不明文规定,同时根据国际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而后由国际金融监管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与各国协商的方式针对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采用这种形式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灵活性与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合理改善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向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迈进。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频率角度上来说,国际监管合作可以分为经常性国际合作与临时性国际合作,经常性国际合作主要是针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一领域内存在的金融问题环进行经常性的、不间断的监管合作,比如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时常会为了解决汇率问题,协调各国汇率平衡为进行长期合作,这就属于经常性国际合作。临时性国际合作则是针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在金融经济发展中突然发生的问题,临时组织成员对其做出政策性调整及高进,做出相应的补救措施,有效解决本国金融存在的问题,使金融经济稳步发展。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区域范围上来说,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可以分为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及专门化金融合作。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进行的多边合作,比如说欧盟为了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利益发起的合作就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金融监管合作,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贸易组织所发起的多边金融经济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是指各个国家涉及金融经济发展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各个国家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及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专门化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指金融监管合作主体在某一特定金融领域内的交流光合作用,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形式常用于银行及投资方面。

四、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双重作用

据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整体效果来看,可以说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既给国际金融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之所以说其带来挑战是因为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西方国家在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易向发达国家倾斜,从而导致合作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这种合作不具备权威性,那么在金融监管合作中所制定的计划与目标也不易实现。其所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通过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方式,能够有效抑制全球性通货膨胀,稳定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防范货币及债务危机的发生,有利于改善国际金融经济运作环境,大大提高了国际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五、结语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4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功能

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究中引入法治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法治就不可能使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从一种松散无序的行为转变为一种在具体制度框架下有序的金融活动。法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持秩序的手段。法律制度以其规范性、确定性、强制性特点有助于实现国际金融秩序目标，法律可以作为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由于法律所具有的规范性特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秩序的象征，同时也被视为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一方面，法律通过明确的规则来规范行为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法律通过强制性的惩罚规定对行为主体起到威慑作用，使其不敢做出有违法律制度的行为。法律制度具有的透明、公开、稳定、权威等特性，使其成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效果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的有效保障。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作为国际金融合作与协调的成果，不仅为当事人从事国际金融活动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从而具有保障国际金融交易安全的基本功能，而且也是国际金融监管主体行使金融权力以及防止金融权力滥用的基本依据，而法制本身贯穿其始终的稳定、公平、效率精神有利于生成有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松散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并不可靠，要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须踏上合作法治化的道路。首先，金融监管的作用在于它为金融机构和相关个人的行为确定了一种“秩序”，金融业的各种金融行为必须遵守此“秩序”。这种秩序是强制性的，它明确规定了行为方式、法律后果，对任何机会主义金融行为起到威慑作用，从宏观角度保证了金融活动的有序进行，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这种秩序就是法制。其次，国际金融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为国际金融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的发展，不仅仅包括数量上的扩张，更应当追求发展的健康性与协调性，只有既注重“量”的扩张又注重“质”的提高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国际金融法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为维护国际金融的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环境，从而起到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的功效。因为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和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发展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次，国际金融法有助于金融领域国际标准的统一，促进公平竞争机制的形成。必须承认，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然而，在国际金融领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在金融监管的标准、方式和方法上不尽一致，容易造成监管冲突。仅以银行业为例，对风险评估的标准和要求各国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监管标准的差异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造成金融机构间国际竞争的不平等，严重扭曲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及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金融法是国际社会在金融领域通过协调与合作达成的法律成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国金融法制的统一化和金融监管标准的趋同化，从而有利于避免各国之间的监管竞争，有利于生成公平合理的国际竞争机制。最后，国际金融法能够起到约束金融霸权的作用。国际金融合作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金融霸权，借助制度的力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金融霸权。金融监管领域中公平制度的产生，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在金融领域中的“恃强凌弱”。因为公平的制度或制度所体现的公平，与霸权或强权是对立的和格格不入的。另外，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制度规则是基于国家间抵御金融危机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便是霸权国也需要参与国际合作，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作为国家之间意志的妥协，制度一旦建立，参与建立这种制度的国家就必须遵从他们亲自建立起来的制度，因而，制度可以对金融霸权起到限制的作用［1］。国际金融监管的有效进行需要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手段，国际金融法有助于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金融领域取得真正平等的发展权，有助于国际金融危机的防范与化解，有助于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民主、公平

“法律是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governance)的事业”。［2］法治要求人们对法律的性质和来源有一种判断标准，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使人类服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社会中法律权威的确立。当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法律的最高(最终)权威来源是什么。这一问题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上的体现，曾经表现为要不要有一个世界政府。就目前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想法显然不具有现实性。法律的最终权威不仅仅来自于在强制性上的发展，也应该来自于公正性和公开性。来源于它自身是否是“良法”，千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对此曾做过一个历经时间历史考验的界定:已制定的法律能得到公众的普遍遵守，而大家遵守的法律为良法。因此，良法性与规则的普遍遵守性是我们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逻辑起点。既然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面临着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这个严重而现实的问题，那么为了确保国际社会所形成的规则能如同国内法律一样得到普遍且有效的遵守，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必须是能在最大程度上代表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利益的法则，其必须兼顾各国实力的不同、极尽可能地体现各成员方特殊的利益要求［3］。民族主权国家仍然是全球立法最重要的参与者，现实情况是主权国家在参与全球性立法上的不平等甚至缺席，这种现象本身是与法治主张相悖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在平衡主权者之间的利益以及体现参与者应有的国际立法话语权的基础之上。主权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缔约能力，也包括参与国际法制定的平等和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唯此才能为国际法提供正当性来源。公平指法律的“公正”、“正当”、“合理”、“恰当”的适用。在确立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社会是由大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主权国家构成的，这种经济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其法律权利上的平等性。因此，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是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的法律体系，基于公平理念，基于实质平等要求，应该在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国际法律制度中建立双重法律规范，即需要有在普遍规范和国际行为守则的范围内的优惠和非互惠待遇。比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关系，允许发展中国家保留外汇管制立法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规定和专门安排，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经济权利和发展空间，同时，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因为单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同等约束力的普遍性规范，是不可能解决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的。公平“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不能独立存在，“它的适用总是与一项法律规则相联系的”，时而“符合法律”，时而“超越法律”，时而“违背法律”。

三、立法技术:“硬法”与“软法”融合兼用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规范就其性质而言分为“硬法”和“软法”两种。一般认为，“硬法”是指那些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如国际多边条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联合国《条约法公约》规定，条约是在成员国彼此相互关系中创设权利和义务，并相约遵守这一行为准则。国际条约具有国际法律效力，任何违反的行为都可诉诸国际法的救济方法解决。而“软法”则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需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5］。这类文件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却往往有助于国际习惯的形成和条约的产生，对各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6］。“软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软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软法”是可以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7］。以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监管规则为例，尽管巴塞尔协议本身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由于协议本身的质量、市场压力等因素的作用，巴塞尔协议在实践中起到了约束各国银行监管规则的实际效果。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各国间就一些重大问题都存在着比较激烈的利益冲突，在涉及金融主权让渡方面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领域尤为突出，金融监管合作秩序的维系与持续，必须依靠国际经济条约“硬法”效力的维护，并建立相应的政府间组织作为运作的机构。国家制定的“硬法”因其强大的约束力构成现代法律秩序的中心，但是“硬法”因立法和实施成本较高而导致其供给严重不足，金融监管国际多边条约的匮乏即为明证。而“软法”从制定和通过的程序和实施机制不需要通过国家领导层、或是繁琐的立法程序，这就节约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财力，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自由度，确实给各国政府留下了更大的自主活动和决策的空间，显示了其造法成本低、成功率较高的优点，在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统一规则的需求不断增加与“硬法”供给严重不足时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在处理金融危机等跨国问题时彼此之间不得不进行合作与协调，而各国对于金融主权的坚持使得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条约的达成困难重重，巴塞尔协议等这种“软法”性质的监管规则满足了各国监管当局心理和现实的需求，它所提倡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是基于各国自愿的基础上开展的，透过各标准制定委员会向各国监管当局提供各个金融领域的最低标准和最佳实践原则，然后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性地遵守执行这些标准。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在两个层面上构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法律制度:第一个层面是制定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多边国际条约;第二个层面是在某些难以短期内达成国际条约的金融监管领域，通过制定和实施“软法”的方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国际合作。各国对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具有高度共识却又极度敏感，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纷繁复杂又充满矛盾和冲突，存在着相当多的立法瓶颈，“软法”的通过对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信号，指示着国际实践和国际立法的趋势和方向，为“硬法”的达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硬法”与“软法”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容性，这是由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所决定的。四、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法律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结构的基本要素是由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的，而实施机制主要体现在奖惩机制和组织建设方面。因此，就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而言，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一)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

法律规则包括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实体规则是规定和确认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成员国权利、义务、责任的规范;而程序规则则是用来保证权利得以实现或行使，义务和责任得以履行的有关过程、步骤和方式的规则。1.实体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体规则，应当以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为主要目标。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实际出发，这方面的实体规则应当大体包括:(1)信息交流规则。在金融监管合作的过程中，国家之间需要交换相应的信息。但是，由于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金融信息必然涉及本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安全，国家在金融监管信息的交换中都有尽量保留的倾向。因而在监管合作中必须对此加以明确规定。(2)确立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金融全球化环境下，如果没有国际社会共同一致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既可能造成逃避监管引发金融危机的情况，也可能造成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因此，国际监管标准的确立和实施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多边法律规则形式表现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成员国有法定义务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监管。(3)危机应急处理规则。金融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国际性传播，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说明金融体系受到严重破坏，如何尽快从危机困境中走出来，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强金融体系信心对恢复国际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对危机处理得当，国际金融体系可能很快摆脱危机的阴影，步入正常运行轨道，反之亦然。危机应急处理机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成本和代价的承担，即如何在所涉国家之间分配和分担金融机构拯救或倒闭的成本和代价。按照权力与责任相适应的法理基础，应当由具有监管权力而监管不力的国家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不利后果，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分担跨境风险，才能有利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深入进行。2.程序规则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程序规则是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公正的根本途径。因为程序规定了在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问题上各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如果只有实体规则而没有程序规则的约束，金融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公共权力就可能被某些国家或组织滥用。另外，程序正义可以提高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意愿，并能增加纠纷解决过程的可预测性，因而既可以提高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效率，又可以防止成员国的不满，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决策有效实施提供了保证。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程序规则来加以制约和规范，笔者认为应该至少包括:(1)公开、公正的决策机制。公开的决策机制包括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应该透明，即在立法、规则的制定方面要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获取广泛的民主基础;决策过程透明，金融监管的重大决策过程应规范化，对参与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全体成员开放，使每个成员都可以用自己的思维进行判断和评价;决策结果透明，对任何涉及成员国金融利益的金融监管决策结果，均对全体成员国公开，以使每一个成员国有机会去认识和评判该决策结果的正当性［8］。公开透明的国际金融监管决策机制为决策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提供了保障。(2)争端解决机制。规则不可能自己执行，因此，争端解决及其执行程序是任何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因素。当今，和平解决争端已经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分为政治方法(或称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两种，是否能够产生有法律拘束力的解决结果是法律方法与政治方法的主要区别，法律方法大大增强了争端解决机构的权威，有利于争端的迅速解决，与“权力型”的外交解决手段相比，“规则型”法律取向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是抑制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WTO争端解决机制即为一个很好的例证［9］，WTO法为其他国际法规范树立了可强制执行的、非自愿遵守的“强势”的国际法运作模式典范，这直接为提高国际法规范的强制力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目前而言，国际金融领域还缺乏这样的争端解决机制。然而，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合作是以冲突存在为前提的。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当然也是以国家之间在金融领域存在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否则合作就失去了意义。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合作存在和继续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建设符合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

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承担着主要决策功能和裁判功能，能够起到强化法律效力和实施效果的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国际合作，客观上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多边金融监管机构，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全球化下国际金融领域无法回避的问题，现有的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均不足以担当此重任，有两条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改造现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或是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不论是改造还是重新建立，只不过是实现方式不同而已，都不会影响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发挥。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能够防控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多边监管机构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为己任，那么它应该是向国际社会所有国家开放的组织，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俱乐部或区域性组织［10］。既然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宗旨和目的是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而金融行业的专业技术性、复杂性与重要性决定了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必须是一个专业性的国际组织。此外，由于金融监管权属于主权国家的行政权力，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跨国监管权来源于主权国家对金融监管主权的部分让渡，因此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而不是非政府组织。(2)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成员应该包括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主权国家，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组织受西方大国主导、代表性不强的性质。(3)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金融业混业经营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的趋势下，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业务范围日益融合，内生出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一旦爆发，就会跨越原来的市场界限而在不同金融市场上迅速传递，建立在分业经营基础上的分业监管机构显然难以对跨市场的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监管，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机构能够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对监管的新要求。在没有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的条件下，要实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对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政策倾向各异的不同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在缺乏制度的实施者与维护者的情况下，合作将难以进行。因此，设立具有协调监管功能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是建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法律制度的内容之一。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功能性监管

一、当前金融运行格局下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面临的问题

由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资金的结构和流向、投资品种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和通讯的进步，为金融投资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崭新的运行形式。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杠杆投资和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竞争压力和追求高回报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冒险意识上升。这一切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金融业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集中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这些超级巨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机构乃至国民经济将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太大不倒”（toobigtofail）。其次，金融业的兼并浪潮使金融业的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如何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积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成为监管当局的新课题。再者，金融业的兼并逐渐冲淡了银行业和证券、保险的界限，无疑加大了监管难度。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但是从全球或全国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的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非常明显地显示传统监管结构和方法已不再合适。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程度相比，原有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随着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银行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低，并且依赖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国界进行低成本扩张。如何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将是摆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目前在因特网上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多数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协调和处理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与此相对应的是调整了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首开统一监管先河的国家是英国。1997年英国政府率先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美国通过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了由完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模式的转变。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浪潮就席卷全球。现在，从西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比例为53.4%.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律水平，成为国际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监管领域正呈现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转移的趋势，即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官方监管的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注重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作用的环境。《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第一，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一些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第二，调整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作为监管体系主体的监管机构，应该是组织结构设置合理，职责分明。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现存的机构性监管（entityregulation）已不适应，应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功能性金融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所谓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

在目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应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范围，强化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逐步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其具体内容为：（1）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责。（2）加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并将其制度化。（3）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4）对业务交叉领域和混业经营集团建立主监管制度，由主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指金融机构稽核部门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的经常性监控，它是非现场监测信息处理与现场检查稽核方法的统一。我国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独立的稽核监督体制，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控制。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金融风险，对风险进行早期预警。三是建立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及传递控制机制。四是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创造一种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的秩序和氛围。通过建立金融业行业自律组织，督促金融机构认真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金融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防止恶性竞争，确保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确立的条件下，提高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是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4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信息披露制度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对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对风险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公示，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信息披露强制公示整体经营状况，弱化内部人控制，构成了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改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对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质量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库和指标体系；三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咨询机构的建设，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力量，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

（三）实施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监管

金融监管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监管重点，要实现监管目标，必须实施持续性监管。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对其经营活动实施全方位和规范化的持续性监管。持续监管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业务特性和风险程度等因素，确定不同的监管周期以及一个监管周期中各个阶段的监管安排，按照监管计划逐步实施监管。在事前监管方面，包括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机构的数量、结构、规模和分布符合国家经济、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需要。在经营监管方面，应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稽核，建立并完善一个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稽核相结合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确定问题机构重点监管对象的依据，以防范风险为基础，形成一个高效完备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和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在事后危机处理方面，要完善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处理手段。建立稳妥透明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包括存款补偿机制、收购兼并机制和资产保全处置机制。

（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必须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这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也包括我国在外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监管规则的制订，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1]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李早航。现代金融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功能性监管

一、当前金融运行格局下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面临的问题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4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三）实施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监管

（四）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参考文献

[1]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李早航。现代金融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7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功能性监管

一、当前金融运行格局下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面临的问题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8

[关键词]证券市场；国际金融市场；金融监管制度

一、国际金融市场与金融监管制度

（一）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是指以货币或其他金融商品，提供跨区际或国际间资金流动的交易平台，依据交易商品可分为外汇市场、国际银行市场、国际证券市场及衍生性商品市场。近年国际金融市场从过往以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为目的的资金流动，转变为通过资金流动产生利润，或规避风险，此举也促使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20世纪末的崛起与发展，使各类国际金融市场产生相互依赖性与市场整合。其所产生的现象包含增加新形态金融产品及金融商品跨国交易，使金融商品或市场间所产生变动相互牵引，优点在于增进资金流动的效率，缺点在于金融市场风险升高，导致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二）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是指对金融市场或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通过特定手段规范金融市场参与者间权利义务关系，目的在于维持金融秩序稳定，有效且公平地分配资源，保障投资人或金融消费者权益。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差异，使金融监管架构模式多元，金融监管架构的建立依据金融监管主体及监管手段，而产生不同监管模式。为达成金融监管目的，可采用的手段可归类成金融立法、金融政策拟定、金融监督、金融检查及行政调查。国际金融市场整合现象下，金融商品多元性及替代性，展现金融市场相互依赖性。除前述由各国内部构建金融监管制度，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的形塑及重要性亦不容忽视。

二、金融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模式的多元建立，可依监管主体而区分为国际金融监管及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分类外，尚可依据不同金融产业，催生不同金融监管制度，以下将限于证券市场的国际及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国际金融监管是对跨国金融活动活跃，各国金融监管制度局限性下所催生的产物，国际金融系统消弭地理上限制，促使跨国交易管理组织的建立，如二十国集团（G20）、国际结算银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以及扩及对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如世界银行集团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The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IBRD）及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国际金融机构在国际社会立足，国际监管规范使传统国际法的主导地位产生变化，各国缔结合作关系将不再局限于条约的硬性形式，且国际事务参与者已不在仅限于国家，涵括非政府组织、个人、公司及团体。国际金融管理组织的规范，依据国际金融管理组织或联盟对旗下成员强制性程度差异，可分为四类：缔结国际条约的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非基于国际条约设立，联系因素为仅具国际共识的非拘束性条约，例如G20；依据国际条约组成，但制定非约束性条约的组织，如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公私部门合作。（二）各国内金融监管制度。针对证券市场监管而言，依国家公权力对市场运作的涉入程度强弱可区分为规则基础监管模式、原则准则基础模式及机构基础的规范模式。1.证券监管模式规则基础监管模式，是政府直接主导整体证券市场的规范和执行，从制定明确证券市场规范，至依法执行权限；原则准则基础模式，系政府仅订立规范目的及最低标准行为准则，给予证券市场参与者较多弹性；机构基础规范模式，是针对被规范者内部组织建立，由政府规范证券市场参与者，必须建立内部法规遵循、自行评估及职业伦理规定。监管模式可混合采取，尤其机构规范模式可与其他两类监管模式并行。此外，机构基础规范模式，在原则准则基础模式下，可由政府与自律组织共同进行监督管理。规范基础监管与原则基础监管相比之下，前者优点有二：其一，规范明确，同时规制政府机关的执法行为；其二，减少证券市场参与者的守法成本。反面言之，亦是其缺点所在，规定过于繁杂，限缩证券市场发展。后者优点则是给予证券市场参与者较多弹性，得因应不同金融商品或金融环境变化，然而，证券市场参与者在不同规范目的范围内，必须自行制定合适且兼顾获利的经营方式，或因与政府机关对规范目的范围的认知落差，增加守法成本。2.自律组织监管模式自律组织，依据法律或行政规定，对证券市场特定业务规则的制度或实施，或对其会员监督管理，确保遵守证券法规，同时向政府主管机关负责，维持公平有效的资本市场。国际证券协会（TheInternationalCouncilofSecuritiesAssociations，ICSA）定义下的自律机构，为以公益为目的、增进对市场整合、投资人保障和维持市场效率的私人非政府组织。然而，“自律”与“他律”是相对概念，若以交易所与证券商而言，由于交易所对于证券商亦有监督管理权限，证券商属于他律机构，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交易所自行监督管理其业务，属于自律机构。自律组织监管模式，以主管机关对自律组织监管职权划分或主管机关对自律机构的监管程度差异，可区分为四种模式：（1）政府法定监管模式政府主管机关负责证券规范制定及执行，交易所对市场的监管职权受到主管机关限制，此类交易所不属于自律机构。例如法国、英国等国家的交易所。（2）有限责任制证券交易所自律组织政府主管机关作为主要证券规范制定者，交易所仅对市场营运相关职务有监督管理的权限，对特定市场监督和上市审查，例如我国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及美国纽约交易所等。（3）自主性较强自律组织政府主管机关作为主要证券规范制定者，证券交易所职责不仅有市场营运，尚包含执行证券规范的监管功能，包含管理市场参与者的商业行为。例如澳洲交易所、日本东京及大阪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美国芝加哥交易所。（4）独立性自律组织政府主管机关仍作为证券规范制定者，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则仰赖非市场营运的第三人，执行广泛的监管功能，例如加拿大投资监管组织及共同基金交易协会、日本证券交易协会、韩国金融投资协会、美国金融业监管机构、国家期货协会。

三、国际金融组织——以国际证监会组织为例

（一）成立背景与目的。面对跨国证券交易频繁及新形态的金融产品，各国证券市场面临的跨国交易风险及竞争压力增加，1983年国际证监会组织成立，其成立宗旨有四：1.保持公证且有效的证券市场；2.证券市场信息交换；3.设立证券市场监管标准；4.会员间相互协助及监督，确保证券市场完整。该组织为各国证券监管机构提供平台，相互交流证券市场信息、针对证券议题提供咨询及互助合作。综上所述，其方式以会员相互合作为基础，尤其是市场信息的公开交流，于每年编载年报中披露，目的在兼顾促进各国证券市场发展及证券市场公平竞争。（二）组织架构。国际证监会组织会员包含各国政府证券监管机构、交易所、金融机构等，为非政府全球性国际组织，并依循设立宗旨，下设有主席委员会、董事会，董事会下设新兴市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和秘书处。（三）国际证券监管的架构。国际证监会组织为实践其宗旨，会员间合作的方式有三：建立、协助执行国际证券监管架构，协调各证券监管机构政策，以及和其他国际金融组织合作。建立国际证券监管架构，系以证券监管目标及原则为主轴，目的不外乎投资者权益保障、确立市场公平、效率且透明，及降低系统性风险，是证券活动基本监管架构核心，属于概念性制定，作为各会员制定证券监管的指引，各会员间得依据市场结构及法规系统差异弹性调整，此外，由各委员会间依不同金融议题拟定并通过的决议、标准、报告等组成。证券监管目标及原则分别以九个不同层面制定证券市场监管基础：1.监管机构相关原则。监管架构的法制面，应明确且客观地制定监管机构责任，明确管理程序、建立可监控、管理并降低系统性风险的流程，以及定期检视监管法规架构的程序；监管的执行面，指监管机构应独立、有妥适的资源及权力行使职权，监管人员应遵守职业准则，包含业务保密准则。2.自律组织相关原则。监管制度应依据市场规模与复杂程度，确立自律组织的职权范围，应秉持公平及保密原则行使权力，且自律组织应受监管机构的监督。3.证券规范执行原则。监管机构应具备完善的检查、调查、监察及执法权，确保有效且妥适地行使权力。4.监管合作原则。监管机构应确立国内外信息分享机制，确立信息公开及分享的标准，并订立跨国调查协助程序。5.发行人原则。发行人应全部、正确、及时地揭露与投资者决策关系的重大财务状况、风险及其他信息；发行人编制财务报告使用的会计准则必须符合国际认可标准。6.稽核、信评机构及其他信息服务提供者原则。稽核标准应符合国际通用标准，并受到妥当地监督，稽核者对被稽核对象应保持公正独立；针对信评机构，监管机构应确保信评机构合法登记并持续性地监督管理，尤其在提供信评报告时，其他投资人分析及评价信息机构，应接受监管机构合理地监督管理。7.集合投资计划原则。从监管制度而言，有三项标准：其一，应制定行销或营运集合投资计划主体的资格、治理、组织及作业流程准则；其二，投资计划法律形式与结构；其三，客户资产隔离与保护规则。重大影响投资人决策的揭露义务和信息公开透明，且确保合理监管对冲基金及经理人。8.市场中介机构原则。市场中介机构的资格、资本维持及退场程序机制的建立，可降低投资人损失及控制系统性风险。9.二级市场原则。监管机构授权建立金融商品交易市场的交易及清算交割机制，并持续监督管理市场，确保各投资人公平且公正地参与交易，促进交易的透明度，提高市场效率及减少系统性风险。2002年，国际证监会组织通过多边谅解备忘录（Multilateral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Con-cerningConsultationandCooperationandtheEx-changeofInformation，MMoU）促进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信息交流及跨境证券争议解决及执法，此也呼应其设立宗旨，证券市场信息交流和维持市场公平及效率。备忘录主要内容在确立信息交换的规范标准：其一，得以交换的信息种类以及信息交换方式；其二，提供信息及要求取得信息的标准；其三，合法使用信息的标准及可以被使用的信息种类；其四，信息的保密性。然而，前述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标准、报告及会员间签订的跨国备忘录，面临有无拘束力的问题。（四）国际证券监管的执行力。国际软法，是指制定主体、制定形式多元，内容弹性可随具体情况调整，但不具有国际法上约束力及强制力，须由成员间在自愿遵守而产生特定实质效果的规范。采用国际软法形式优点在于制定内容可因应国际环境变化调整，且增加各国参与意愿及免除内国法冗长繁复的缔约程序；缺点在于执行力及成员间自制力不足，无法有效达成相互制约的实质效果。国际证券监管组织章程规定，本组织制定标准及其他决议，并不使会员产生权利义务关系；此外，跨国监管备忘录亦无意使签约会员产生一定权利义务关系，换言之，不具法律上拘束力，属于国际软法。然而，仍有使国际软法转换具备国际法上拘束力或在各国内产生法律上拘束力。前者，可通过制定国际条约，或符合国际习惯要件，而产生国际法上拘束力；后者则通过各国立法程序产生拘束力，或通过各国司法程序认定产生拘束力。国际证监会组织证券监管目标及原则，多数由各国证券监管机关采取制定证券相关法规的依据，产生内国法的拘束力。

四、美国金融监管制度

（一）美国金融监管概述。美国金融监管制度依据政府层级和金融商品做区别，联邦政府层级的五大银行监管机关监管各类商业银行或储贷机构，另外对不同金融产品作区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sTradingCommission）和州保险机关。此外，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为正确引导金融监管机构间系统性风险监管漏洞，2010年设立金融服务监督管理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作为联系统筹各金融监管机构间法规冲突与缺漏，以及依据2010年陶德法兰克法案，对非银行金融业者制定应遵循的稳定金融标准。（二）美国证券监管制度。美国为联邦制国家，除联邦法律外，各州自有其证券监管规范，错综复杂，以下仅对联邦证券法律而论。证券市场监管制度，是以1933年证券法（SecuritiesActof1933）及1934年证券交易法案（theSecuritiesEx-changeActof1934）为主轴，前者规范证券一级市场，后者规范二级市场，证券市场并奠基于两大基本原则：其一，公开证券交易充分披露与投资人保护；其二，禁止证券诈欺。依循该两大原则制定证券市场监管组织架构，分为两个阶层：第一层次为政府监管机构，即证券交易委员会，第二层次为自律组织（Self-RegulationOrganization；SRO），即各证券交易所、结算机构及金融产业监管机构（FinancialIndustryRegulatoryAuthority；FINRA）等。（三）证券交易委员会。1.设立法律依据及组织架构。证券交易委员会系依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由国会设立，组织形态含括5位委员、5个部门：执法部（Enforce-mentDivision）、经济及风险分析部（EconomicandRiskAnalysisDivision）、企业金融部（CorporationFinanceDivision）、交易及市场部（TradingandMarketsDivi-sion）、投资管理部（InvestmentManagementDivision）、23个专责办公室及11个地区性办公室，委员由总统选任经国会同意任命，委员会运作经费来源自国会编列预算。2.职权依据及范畴。证券之外监管的法律依据除1934年证券交易法授权管理、监督美国证券市场及制定规范证券市场规定之外，也包含1939年信托契约法（TrustIndentureActof1939）、1940年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CompanyActof1940）、1940年投资顾问公司法（InvestmentAdvis-ersAct1940）、2002年沙宾法案（Sarbanes-OxleyActof2002）、2010年陶德法兰克福法案（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of2002）及2012年新创企业跃升启动法案（JumpstartOurBusinessStartupsAct,JOBS）。委员会职权范畴在法制面上，有解释联邦证券法律，以及制定、修正或废止证券规则；对证券市场监管方式依对象分为四类：（1）针对证券自律组织，有审核批准自律组织注册为交易所、证券协会或结算机构的权限，要求自律机构制定证券市场管理条例，修订或废止已制定的内部运作规则；（2）监管证券公司、经纪商、投资顾问公司及信评机构；（3）有价证券的发行与撤销，且特殊情况下，基于保障投资大众利益，可停止有价证券的买卖；（4）对公开发行公司可要求定期披露公司信息。除了前述从法规制定面外，亦对证券市场有直接管理及依法执行权限。证券市场管理自律机构应向证券监管委员会注册，并有审查核准自律机构提出的内部运作规则，以及明确自律机构应披露临时性及定期性信息；2010年陶德法兰克福法案规定，要求美国审计部（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稽查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金融产业监管的实质性监管查核业务，审计长（ComptrollerGeneral）应将稽查结果定期向参议院报告；执行面，证券管理委员会拥有“准司法权”，即具备对违反证券交易法的案件调查权，以及行政处分决定及执行，涉及民事责任则由证券交易委员会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涉及刑事案件则移交司法部；民事、行政与刑事调查采取平行调查（ParallelProceedings），可同时进行，为了有效地进行案件调查，必须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司法部得分享证据资料。国际证券监管合作方式，通常为两国间签订的双边合作备忘录（BilateralMOUs）、国际组织间的多边谅解备忘录（MMoU）、艾格蒙联盟（TheEgmontGroupofFinan-cialIntelligenceUnits）、司法互助协定（MutualLegalAssistanceTreaties；MLATs）及外国政府或机构自愿协助。监管合作最主要的内容在证券信息及档案文件的分享，以国际证监会组织多边谅解备忘录及与各国间双边合作备忘录为依据；为实践司法调查的执行力，尚要通过美国司法部和他国签订的司法互助协定，达成证券监管机制的有效性及完整性。（四）证券自律机构——金融业监管局。自律机构是依1934年证券交易法及证券交易委员会授权或依市场惯例，对会员、特定产业团体有限度地执行查核、监督及管理权力的组织，并协助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法规命令。金融业监管局前身为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NASD），该协会系依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设立，组织成员为在美国证券市场营运的证券商，组织目的在管理柜台买卖市场的证券商及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同时管理证券市场运作及证券市场参与者，是当时美国最大自律组织。因美国证券交易所系采会员制，会员均为证券商，为防止身兼对证券市场及证券商管理所生的利益冲突，将市场管理及证券商管理区隔，通过改组为全国证券商公会股份有限公司（NationalAsso-ciationofSecuritiesDealers,Inc.；NASDInc.），下设独立子公司，全国证券商公会法规股份有限公司（NASDRegulationInc.）及那斯达克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TheNasdaqStockMarketInc.;NasdaqInc.）。然而前述方式仍存在相同的利益冲突疑虑，为增进市场参与的公平性及降低利益冲突，遂出售那斯达克股票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专责于证券商的监督管理；接着，纽约交易所对证券商管理权限亦由其负责，同时执行对纳斯达克与纽约交易所监管，因各自有不同监管规则，面临双重规则适用、双重检查及费用支出，为简化叠床架屋的监管架构、降低监管成本及提高监管效率，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管公司（NYSERegulation，LLC.）证券商监管业务部门合并为现今的金融业监管局，主要两大业务在监督管理旗下，会员证券商及监督管理证券市场，职权包含制定内部证券商管理规则、检查证券商、监督证券业务、仲裁、调解证券商间纠纷；管理证券市场职权范畴，依据与各证券市场签订市场监督管理契约而论。然而，2015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场管理监管回归纽约证券交易所监管公司负责。2009年，金融业监管局成立专责调查诈欺和市场情报办公室（OfficeofFraudDetectionandMarketIn-telligence；OFDMI），目的在确保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以对市场内诈欺行为掌控，并与其他联邦政府监管机构进行调查，通过金融业管理局侦测与调查美国交易所内的诈欺行为，包括内线交易、股价操纵和庞氏骗局，将搜集的信息提交证券交易委员会。专责调查诈欺和市场情报办公室下设有四个专责单位，监视美国内市场的内线交易、诈欺行为、初步调查及受理举报案件，美国市场内线交易的监视范围包含股票、公司债和选择权。（五）证券交易所在美国的法律地位。1.美国自律组织发展。美国证券产业自律组织最早源于私人间以会员制成立的组织，以契约作为组织成立及会员权利义务的依据，从规则制定和监督管理执行，依据证券交易市场运作的不同阶段，分为上市审查标准、交易营运规则至下市准则；以及对会员及上市公司的监督管理，目的在以契约约束会员行为，同时维护证券市场交易秩序。1934年证券交易法修定，确立自律组织的法定监管地位，维持证券市场交易秩序，此外也赋予政府机关证券管理组织对自律组织的监督职权，证券管理组织可要求自律组织制定新的规则，对已由自律机构所定的规则，有修订、补充或废止的权限。美国自律组织，包含有价证券交易所、协会、结算机构或市政证券法制委员会（MunicipalSecuritiesRulemakingBoard）。最初适用时，美国所指的自律组织以证券交易所、管理证券商的证券交易商协会及结算交割机构。2.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美国的自律组织在法律上并无明确定位，并产生争议，主要起因于自律组织对其管理对象的处分行为外，证券交易委员会再施以处分行为，是否违反禁止双重处罚（doublejeopardy）规定，换言之，自律组织的处分行为属于私法行为或国家行为。自律组织法律地位上的确立，则仰赖美国法院针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按判决结果主要将自律组织法律地位区分如下：（1）自律组织虽为私人公司，但具有准政府机构性质①Harwellv.GrowthPrograms，Inc.初审法院的德州西区地方法院认为，1938年的Mel-oney法案是为了避免不公平的交易活动，因此依法授权建立的自律机构柜台买卖平台（over-the-counter；OTC），该自律机构于主管机关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后，证券交易委员会便获得了广泛监督自律组织的所有活动权限，最主要在于规则的制定与处分的审查上。自律组织既然是经过国会授权得以对证券商进行监管，再加上证券交易委员会高度介入自律组织的规则制定过程，充分表现自律组织乃系受政府授权以进行监管业务的性质，该法院因而认为证券交易商协会与一般公司不同，就算形式上是登记在德拉瓦州的公司，然而，同时也是依据Meloney法案注册的全国性证券商，认为实质上是依法设立的管制机构（Congressionally-createdregula-toryorganization）。②IntercontinentalIndustries,Inc.v.Ameri-canStockExchange对于美国证券交易所（AmericanStockExchange；AMEX）的法律地位，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不采信交易所主张非属于政府机关一部分，而不受关于正当程序的要求。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认为由于交易所与证券交易委员会间的密切关系，交易所的法律地位适用宪法第五修正案范围，与政府机关同样需要受该修正案的拘束。（2）自律组织的行为，系依循交易所与被管理者间的私人契约，并非代表政府机关的行为①UnitedStatesv.Solomon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试图对不同机构的责任进行区分，法院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调查行为，目的为了追求交易所自己的利益与义务，并非代表政府主管机关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行为，换言之，不能将纽约交易所调查行为归属于政府，从而受宪法第五修正案拘束；此外，并重申交易所自律机构的自律角色，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作为自律机构功能失衡时，为保护投资人利益，介入自律机构的管理权限。否定交易所或证券商公会等自律组织的行为可以被归属于国家，自无宪法第五修正案有关拘束政府条款的适用。②Codyv.SEC本案中，被告主张应该将金融业监管局视为国家行为者（stateactor），既然其具备了政府的权力，也应该要适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中关于正当程序（dueprocess）限制。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在该案判决中，系统性地检视了其他上诉法院关于此法律争点的见解。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有两个巡回上诉法院采否定意见，自律机构行为不属于国家行为，证券交易商协会的建立并非法律规定，且为由政府指定管理阶层及运作方式；有法院对此表示出疑虑，还有一个法院认为证券交易商协会的规定应该适用于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条款的原则，而本案法院并不讨论金融业监管局的法律地位。综上所述，美国法院对自律组织法律定位变化，过往法院认为自律组织属于私人机构，但以自律组织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范基础上，其行为应认定为国家行为；转向认定其组织法律地位不属于政府机构一部分，其行为亦因此不被认为是国家行为，不适用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自证己罪或禁止双重处罚。此外，纵使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自律组织间的功能重叠，仍以各自名义及依据执行监管权限，也即，自律机构以与市场参与者间制定的私人契约执行监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则依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自律机构的规则制定、处分有批准、变更的权力，并依该法对证券市场参与者有监督管理的权限。

五、结语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9

整个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无疑会存在着差异不同，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这就给金融监管带来了很多挑战，还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针对此问题，必须展开全面普及的金融监管力度，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调好各国经济的来往和利益往来，积极交流新思想和新问题。由于当今国际金融市场发展中不受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约束，其是一个较为独立的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强化各国之间的金融监管与协调，不然的话，一旦出现金融问题，极易导致国际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动荡，从而造成整个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状况，基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性与威胁性，应对国际金融环境进行严格监管，金融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积极面对金融问题，不断优化当今国际金融环境，从而促进各国金融经济的迅速发展，可以说国际金融监管是提高国际综合实力，带动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金融监管国际化趋势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的未来发展也逐渐趋向于全球化，这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这把双刃剑的存在对于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发展既有着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从积极角度来看，金融监管趋于全球化，能够提高各个国家的生产力，确保资金的稳定流通，提高资金利用率，对国际投资及贸易发展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施的好能够快速推动金融产品的大力开发，促使金融产品不断在实践中得以创新。并且合理的金融监管可以使各国金融机构之间形成良性竞争，为各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国际化平台，从而不断完善与健全各国金融体制，强化各个国家的金融业务交流。从消极角度来看，实施国际金融监管，加大了各国金融政策自主性的难度，从而使各个国家的金融经济安全面临一定的挑战与风险。比如在金融监管工作中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活动中没有认清自身所处的金融经济环境及本国国情，从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且不符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政策，有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时间过早，且对金融经济管制较为放松，这样会导致金融经济发展不稳定等状况，增大了泡沫经济的成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当下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也是如此，不断的出现各种问题和难题，同时这些问题也制约着国际金融监管的效益。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具有复杂性，之所以说其复杂是因为其在监管过程中牵涉到各个国家及地区所有的金融监管当局、金融监管机构及区域性、全球性金融组织。由此可见，需要进行监管的部门、人员及内容较多，从而给国际金融监管人员带来了较大的难度。其次，国际金融监管对象具有广泛性，银行机构、非银行机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证券市场等都属于国际金融监管的范畴。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不断增多，其所产生的金融监管对象也随之增多，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再者，国际金融监管在工作执行中易受利益制约，比如金融监管工作人员在监管过程中涉及到某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就会遭到该国家的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是无法正常开展的，因此在国际金融监管工作中要综合考虑各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及金融市场经济发展状况，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国际金融监管活动，在金融监管实践活动中不断优化国际金融环境，带动各个国家金融经济发展，提升各国综合实力。

三、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形式研究

世界是一个大环境，存在着共性和差异性，在实施政策的提前环境、金融的制度、国际金融的监管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更加显著的差异性。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形式的多元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呈现，一种是规则性协调，另一种则是相机性协调。针对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以及金融的制度和方式的不同，有效的应用规则性协调这一方法可以有效的促进各国之间经济的差异性发展。以此来规范各个国家对外开放的金融政策，从而使各国之间在金融经济发展中建立良好互助的合作关系。利用该方式形成的合作关系目的性十分明确，且具有连续性。而相机性协调形式则是利用一些不明文规定，同时根据国际金融经济变化趋势及各个国家经济发展实际状况，而后由国际金融监管相关工作人员通过与各国协商的方式针对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分析，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采用这种形式具有较强的时效性、灵活性与针对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合理改善国际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向国际金融监管的目标迈进。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必定存在着金融监管合作的多少问题，既合作频率，从此点出发的话国际金融监管被划分为经常性国际合作与临时性国际合作两个方面。国际金融监管又存在着区域性这一特性，基于此点出发的话国际金融监管被划分出了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国际监管的区域性协作，其次是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协作，再次是国际金融的综合协作，最后一个是国际金融的专门性协作。区域性国际监管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共同进行的多边合作，比如说欧盟为了各成员国在经济金融方面的利益发起的合作就属于区域性国际金融合作。全球性国际金融合作主要是指不同金融监管主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金融监管合作，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贸易组织所发起的多边金融经济合作。综合性国际合作是指各个国家涉及金融经济发展多个领域的国际合作，比如各个国家在银行、保险、证券、投资及金融等多个领域的相互交流。专门化金融监管合作主要指金融监管合作主体在某一特定金融领域内的交流合作，一般情况下这种合作形式常用于银行及投资方面。

四、当今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双重作用

纵观当下国际金融监管在世界范围内对经济的管制可以看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作不仅给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和金融的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时机，更是带来了各种不同的新问题和很多需解决的矛盾。之所以说其带来挑战是因为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西方国家在合作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易向发达国家倾斜，从而导致合作本身就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这种合作不具备权威性，那么在金融监管合作中所制定的计划与目标也不易实现。其所带来的机遇主要表现在通过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方式，能够有效抑制全球性通货膨胀，稳定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防范货币及债务危机的发生，有利于改善国际金融经济运作环境，大大提高了国际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

五、结语

国际金融监管范文篇10

内容提要: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监管国际合作，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需要国际金融监管组织。鉴于目前的国际社会结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只能是国家间组织，而非超国家组织。由于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都不足以担当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历史使命，国际社会需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这一全新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具有以下组织形态特征：第一，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第二，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第三，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

引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又总是如此的不同。历史的惊人相似在于人性所固有的自私和贪婪，人类始终未能摆脱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所拷问的如下问题：难道人类非得变成经济动物，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和膨胀的银行户头[1]？历史的如此不同则在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所固有的理性良知，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正如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梁西先生所揭示的那样：社会总是退一步进两步并“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2]。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当下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我们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历史惊人地相似和如此的不同。

同样是源于人性的贪婪，同样是肇始于美国纽约的华尔街，同样是将世界经济拖入了衰退的深渊，上个世纪的大萧条与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何其相似乃尔。但是，同样的危机，却是不一样的面对：在上个世纪的危机面前，危机策源地的美国率先扛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旗帜，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9个关税法案，使美国进口关税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3]。之后，世界各国都从各自利益出发，争相提高进口关税和采取其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恶化了世界经济局势（注释1：不包括前苏联在内的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至1932年的63．8，共下降了36．2%；国际贸易更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242亿美元。），并进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危机，为德、日、意法西斯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土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客观上为各国“治愈”了大萧条[4]。但是，需时刻铭记的是，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数千万无辜生命的消失！而面对当下的金融危机，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短暂的犹豫和各自为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开始采取联手行动，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各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尤其重要的是，G20（注释2：G20即20国集团，包括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沙特、南非、韩国、土耳其、美国、欧盟，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国际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0%，并拥有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可见，G20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于2008年11月、2009年3月，以及2009年9月分别在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召开了以全球合作应对金融危机为主题的首脑峰会，取得了令世人振奋的重大成果。如果说G20华盛顿峰会还只是表明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念的话，那么，G20伦敦峰会和G20匹兹堡峰会则显然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伦敦峰会的主要成果表现为：[5]首先，伦敦峰会首脑宣言指出所有国家都必须联合起来解决危机，表达了“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解决”的坚定信念，并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在市场原则、有效监管和强有力的全球机构之上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可持续性全球化发展和所有各国日益繁荣增长的唯一可靠基础。”其次，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可用资金由原来的2500亿美元提高至7500亿美元，并以此为基础组成了一项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以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及经济增长。再次，明确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目标和措施，包括创立全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将对冲基金、信用评估机构以及“避税港”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复次，改革和加强全球金融机构。最后，重申华盛顿峰会有关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承诺，即不得针对投资或商品及服务贸易设置新的障碍，不对出口施加新的限制，不得推行违背世贸组织（WTO）规则的措施来刺激出口。而匹兹堡峰会不仅就国际经济复苏、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达成了6点共识，而且对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列出了具体的时间表：一是在2010年年底之前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要达成一致做法，并且要付诸实施；二是在2010年底之前要争取完成多哈回合谈判，以表达世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三是力争2个月之后在哥本哈根完成谈判达成协议。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匹兹堡峰会确认了G20将取代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并从2010年起每年举办一次会议。由此可见，随着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深刻变化，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结构和机制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国际社会再次面临历史性的选择。

令人欣慰的是，透过G20峰会及其声明，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人类理性、智慧和勇气的光辉。也正因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已经愿意反思并吸取上个世纪大萧条时期各自为政的惨痛教训，从根本上改变了试图通过自以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来摆脱金融危机的传统思维。换言之，国际社会已经有了足够的智慧和勇气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大进步！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这种体现了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全球意识和合作观念，一定是要面对全球危机的时候才会激发出来吗，才会起作用吗？既然我们有了足够的智慧和勇气通过国际合作来对抗国际金融危机，那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国际合作来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呢？如果我们不否认人类对于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和渴望，那么，就更应该凭借我们的智慧和勇气通过国际合作来避免重蹈覆辙。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根本性的检讨，以便对症下药。对此，国际社会至少已经达成了以下两点共识：其一，以美元这一美国的信用货币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国的“次贷危机”经由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引发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进而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其二，金融监管政策和措施的重大错误，特别是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的缺失，使金融的日益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不断加深，导致了严重的“金融监管套利”（注释3：“监管套利”作为官方的表述最初见于G20华盛顿峰会的声明当中。关于“金融监管套利”，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一般是指各种金融市场参与主体通过注册地转换、金融产品异地销售等途径，从监管要求较高的市场转移到监管要求较低的市场，从而全部或部分地规避监管、牟取超额利益的行为。（参见杨柏国：《避免“监管套利”－合作而非竞争》，载2009年2月12日《第一财经日报》。）我们认为，金融监管套利作为名词它是新的，但是作为一种现象，其实早就存在。可以说，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争相放松金融管制，同时又缺失金融监管合作的必然产物。从法律角度考察，这种行为类似于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行为，其结果就是金融风险不断累加以致不可避免地爆发。

对于上述第一点共识，国际社会尚有不同的声音。（注释4：在G20伦敦峰会召开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发表了3篇署名文章，其中一篇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直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缺陷，主张创建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该文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了包括联合国、IMF、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美国则明确表示反对，澳大利亚也认为美元的地位不容挑战，欧盟则表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得维持。G20匹兹堡峰会则有意识地回避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一重大问题。）而对于上述第二点共识，国际社会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的一致。（注释5：这一点从三次G20峰会的声明或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鉴此，我们认为，目前，较之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更具有紧迫性和可能性。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又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各国特别是各主要国家的政治意愿；第二，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组织形态的选择；第三，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的构建。如前所述，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政治意愿已经非常明确。因此，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设计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组织架构和法律制度！而对于法律研究工作者来说，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当是应尽之责。

限于篇幅，本文要讨论的是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组织（注释6：目前，涉及到金融监管合作的既存国际组织，既有全球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区域性组织如欧盟。鉴于金融日益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不断加深，客观上要求一个强有力的全球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存在：要么对既存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进行改造，要么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组织。）的组织形态选择问题。对此，需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超国家组织还是国家间组织？其次，如果国际社会需要的是国家间组织，那么是选择一个既存的国家间金融组织，还是创设一个新的国家间金融组织？最后，如果需要创设一个新的国家间金融组织，那么该组织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形态？对上述问题，分别讨论如下。

一、超国家组织抑或国家间组织

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的标志是国家的产生和国内社会的形成，第二次飞跃则是经由国家交往而形成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中又产生国际组织[6]。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网络的形成及其对国际法的深刻影响，是上个世纪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发展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社会的日益组织化是当代国际社会结构中两种社会力量平衡和调和的结果，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主要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权的结构，在神圣的国家主权之下，国际社会无法将众多分散的国家权力融为一体。可见，国际社会存在一种“分立”，即离心的倾向。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内管辖的事项越来越多的越出国界，需要其他国家的协助和合作。因此，国际社会又存在一种“合力”，即向心的倾向。正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的相互作用，国际组织才应运而生并获得了迅猛发展。这是因为，国际组织作为国家之间而不是国家之上的组织，既可以满足主权国家保持独立的离心倾向，又符合主权国家寻求合作的向心倾向。可以肯定地说，国际社会的组织化趋势，是现代国家“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6]（P329）。从实践上考察，自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组织的数量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国际组织的职能范围也以惊人的速度扩展。（注释7：根据1907年成立的国际协会联盟（UnionofInternationalAssociations）的《国际组织年鉴》统计，1907年共有213个国际组织，其中政府间组织37个。而根据2004～2005年国际组织年鉴统计，国际组织的总数已达到57964个，其中政府间组织7306个，非政府间组织50658个。而国际组织的工作范围和职能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有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几乎所有领域。）作为国际合作的一种法律形式，特别是作为具有国际法律人格的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在相当的程度上改造了国际法的社会基础，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对此，我国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梁西教授做了精辟的归纳：“国际组织数量的日益增长，使适用国际法的国际社会逐渐由高度分裂状态向更多合作的方向过渡；国际组织职能的日益扩大，使早先强调“疆场”的国际法迅速向国际“市场”延伸；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的中心）造法功能的发挥，使松散的国际法体系有可能进一步加强其有效性。”[6]（P15）

上述理论和实践似乎表明，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两次惨不堪言的空前浩劫以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激烈对立之后，人类社会终于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发展和合作的辩证关系，也找到了在当代国际社会结构下确保人类整体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合作形式——国际组织。但是，不应忘记的是，在由主权国家并行独立的国际社会形成之前，在作为世界文明核心地带的欧亚大陆的各大文明中，一直存在建立“大同世界”或者“人类共同体”的伟大理想以及为此理想而付诸的行动。（注释8：比如，在基督教的普世观念中就隐含着“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并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传统上的中国一直存在“天下主义”的理想，并一直是作为世界来发展的。）质言之，人类是不会止步于国家间的组织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随着国际组织在改造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成功，特别是随着具有超国家因素的欧洲联盟的实践，建立“大同世界”的理想又一次被激发出来，通过建立超国家的组织甚至“世界政府”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全球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国际社会的组织化有无边界，或者说在各主权国家至上能否建立一个类似于国内社会的以统治权为基础的全球性的超国家组织。对此，我们认为，只要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只要国际社会主要还是国家之间组成的社会，那么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法律形式的国际组织在本质上就只能是“国家间组织”，这就是国际组织发展的边界，这是在现阶段以及可以预见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结构所决定的。（注释9：参见梁西前引书第335－336页的论述。）所以，在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超国家组织。但是，这并不排除像欧盟这样的具有“超国家因素”的国际组织的存在。至此，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讨论的所谓的“超国家组织”指的是具有“超国家因素”或者说具有“超国家权力”的国际组织，它与传统的国际组织的核心区别在于：其决定和立法无需通过成员国政府进一步的行为而直接及于成员国的自然人和法人[7]。

那么，具体到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来说，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能否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具有超国家因素的“世界金融监管组织”。就金融全球化的实际考察，在全球化的浪潮当中，金融全球化可谓处于浪峰之巅，一个国家特别是各主要国家（比如属于G20的国家）的金融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国际金融市场之中，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从应对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性和效率性来说，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监管组织，自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乃至社会稳定，任何一个国家不会轻易让渡更不会放弃金融监管主权。同时，要建立的金融监管组织应该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球性组织，其成员应该涵纳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目前惟一的一个超国家组织欧盟只是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其成员具有地域、历史、文化、制度、宗教上的同质性，欧盟条约第6条第3款就提到了成员国“国家同质性”[8]。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显然不存在成员国的“同质性”，也就是说，不存在成为一个超国家组织的社会基础。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只能是传统的国家间的组织。

二、既存的国际金融组织抑或全新的国际金融组织

目前，主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以下简称IMF）、世界银行（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以下简称WB）、国际清算银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以下简称BI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CommitteeonBankingSupervision，以下简称BCBS）、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ofSecuritiesCommissions，以下简称IOSCO）、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InsuranceSupervisors，以下简称IAIS）。在作出是否需成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组织来专司国际金融监管职能之前，有必要考察上述国际金融组织。关于考察的内容和标准，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组织的宗旨、目的以及与此高度相关的职能；（2）组织的法律地位和性质；（3）组织结构及表决机制；（4）组织在国际金融监管实践中的作用。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考察分析，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能够担当起国际金融监管重任，那么就没有必要另起炉灶。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

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同时建立了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即IMF和WB。尽管IMF与WB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国际组织，也有着各自不同的宗旨和任务，但是，作为布雷顿森林制度的一部分，它们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比如说，两者成立的历史背景相同，总部都设在华盛顿。两者都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组织机构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两者的年会在每年的秋季联合召开。两者的某些职能和作用相辅相成、相互渗透，且WB会员国以IMF会员资格为前提。可见，它们是一对名副其实的姐妹组织[9]。因此，对于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可以一并加以考察。

IMF成立以来，先后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作过4次修订，但IMF的宗旨和目的始终如一：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便利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促进国际汇兑（汇率）的稳定；协助会员国建立经常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取消妨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外汇限制；通过向会员国提供临时性资金以解决其收支失衡问题；缩短会员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时间，减轻由此带来的负担。基于上述宗旨和目的，IMF的职能主要是稳定币值和汇率的稳定，并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至于WB，其宗旨和目的非常清晰和明确，即通过提供贷款和投资，协助会员国战后经济复兴和发展。在成立之初，WB的职能主要是为欧洲国家的战后重建提供资金。1948年“马歇尔计划”实施后，其职能开始转向开发，即主要向亚非拉国家提供中长期开发性贷款[10]。可见，IMF和WB并无直接的金融监管职能。

IMF和WB均为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和法人资格，这一点与政治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并无二致，但是，IMF和WB为了实现其目的和宗旨，必须经营融资业务，既要吸收资金，又要提供贷款，所以其活动得符合金融运行的规律。正因如此，IMF和WB在某种意义上属于金融机构，具有企业属性[10]（P371）。也正因如此，两者的组织机构与表决机制也如出一辙：组织机构都由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和总裁组成，分别作为其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以及执行机构的主席和其职员的行政首脑；表决机制都是以股票数为基础的加权投票制，即每个成员国均有250票的基本投票权，另外每增加10万美元（后来以特别提款权计算）认股权即增加1票。同时，不单是理事会的表决采取的是加权投票制，执行董事会的表决也是加权表决制。可见，这是一种近似于企业的资本表决制，在这种投票机制下，自然是以美国为首的经济实力强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有绝对优势。同时，我们注意到，尽管IMF和WB的股东（即成员国）无论大小均没有法律上的否决权，更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样的一票否决权，但是由于IMF协定和WB协定均规定重要事项，需要特别多数票（注释10：这种需要特别多数票通过的事项有越来越多的趋势：IMF协定原始协定中规定了9类事项，第一次修订案增加到21类，第二次修订案更增加到53类，其中有29类事项需要85%的赞成票。）通过，从而使少数几个国家获得了事实上的否决权。特别是美国，在IMF和WB很多事项的表决中，拥有了事实上相当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比如，目前，美国在IMF的投票权比例为16.77%（注释11：数据来源：［2009－05－21］/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htm．），这就意味着，对于IMF需要85%的赞成票的29类事项，美国拥有绝对的否决权，也就是美国一国可以抵制其他所有成员国的权力。另外，由于欧盟成员国中的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四国的投票权就达到了18．79%（注释12：其中德国5.88%，英国与法国均为4.86%，意大利3.19%。），所以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有绝对的否决权。这样一种表决制度使IMF和WB极易被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所控制，而且这种基于IMF和WB准金融企业性质基础上的资本表决机制似乎又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上述两个组织的协定，除非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美国单独或者G10（注释13：即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瑞典10大工业国组成的十国集团，是国际金融领域主要规则的制定者，是BIS、IMF和OECD的实际控制者。）共同控制IMF和WB的局面也就难以撼动。事实也是如此，尽管IMF和WB的表决机制不断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诟病和挑战，即便是全球金融危机使以IMF和WB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的当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加表决权的努力至今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注释14：对此，G20匹兹堡峰会发表的《领导人宣言》达成的共识是，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即便这一共识能够成为现实，IMF与WB由美国单独或者G10共同控制的局面也不会受到根本性的挑战。）

鉴于IMF和WB的宗旨并没有直接涉及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更为关键的是，IMF和WB的表决机制具有明显的企业属性。而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职能源于成员国金融监管主权权利的让渡，显然，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监管权力在本质上属于国家统治权的集合。应该说，这种国家金融监管权力的集中行使与IMF、WB向成员国提供贷款支持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IMF和WB的表决机制显然不能用来作为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表决机制。撇开其他因素，单就表决机制来说，IMF和WB就不宜承担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职能。

（二）国际清算银行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将BIS与BCBS一并讨论，也在于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1975年2月，根据英格兰银行总裁的建议，在BIS的主持下，G10，加上瑞士、卢森堡共12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巴塞尔成立了BCBS，而BCBS秘书处则由BIS提供。正因如此，BIS常常被误认为是BIS的一个下设机构，其实，两者均为独立的国际金融组织。

根据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日本六国中央银行以及美国摩根银行、纽约花旗银行、芝加哥花旗银行于1930年1月签订的海牙国际协定，建立BIS的目的是处理一战后德国的赔偿支付及其有关清算等业务问题。鉴于BIS成员以及目的的特殊性，BIS表现为一个特殊的股份制形式的国际金融组织，组织机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部组成。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认缴股份的各国中央银行代表组成，股东投票权的多少自然取决于其持有的股份。可见，BIS不是政府间的金融决策机构，亦非发展援助机构，实际上是西方中央银行的银行[11]。更有人指出，BIS其实是由被称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12]。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六家中央银行均具有相对于其所在国政府的高度独立性，而法国银行则被认为是政府的傀儡。可见，在某种意义上，BIS确实成为了中央银行的俱乐部，而不是政府之间的组织。

BCBS是西方工业国家反思应对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危机的产物，由12个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以及银行监管当局（注释15：如果成员国银行监管的职能由中央银行单独行使，那么代表机构就是中央银行，比如意大利。如果成员国银行监管体制属于多头监管，那么代表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所有的其他银行监管机构。比如，美国的代表机构就包括美联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组成。BCBS的建立，使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并因此具有了里程碑式的意义。BCBS将“封闭监管网缺口、增加全球监管的谅解及提高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质量”作为目标[13]，并在这一目标指引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注释16：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堵塞银行业国际监管漏洞；第二，确定统一的国际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第三，强化对银行业的风险监管；第四，推动与其他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详见刘毅．金融监管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178－188．）。）。由于BIBS的成员国并未赋予其跨国监管权力，所以它以制定一系列统一“标准”、“准则”及“原则”的方式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进行协调[14]。这些“标准”、“准则”和“原则”通称为《巴塞尔协议》。关于《巴塞尔协议》的法律属性，存在争议。但通说认为，《巴塞尔协议》并非国际条约，更非国际习惯法，属于“软法”性质。实践也表明，即便是对于成员国，《巴塞尔协议》也不具备国际法上的约束力，只是一种“建议”。尽管如此，这种“建议”的实质性的效力却有目共睹：《巴塞尔协议》得到了包括非成员国在内的广泛认可与遵循，许多国家都在检讨自己的银行法律、法规与《巴塞尔协议》之间的差距[11]（P122）。也许，正是由于《巴塞尔协议》的软法性质，使得BCBS在制定各种“标准”和“原则”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国际银行监管本质规律的体现，从而使这种“软法”能够在市场中得到检验和确认。实际上，正是依靠市场力量，《巴塞尔协议》尽管没有国际法上约束力，但却又是国际银行业监管的“神圣公约”[14]。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巴塞尔协议》已成为国际银行监管合作的“国际标准”，而BCBS也已被国际社会视为全球性的国际银行风险监管机构[15]。

在一次涉及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研讨会上，日本法政大学副教授平田英明认为，如果要选择一个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去从事国际监管工作，那么这个机构可能是BIS[16]。其实，从平田英明教授讲话的原意看，他所指的BIS显然包含了BCBS。（注释17：在他的讲话中，提到了银行监管，也提到了巴塞尔协议。可见，在他看来，BCBS是BIS的一个机构而已。）如果只能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来选择，那么，平田英明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相对于IMF和WB来说，BCBS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更有成效，也更有实践经验。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BCBS的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第一，成员国的核心是G10，缺乏作为全球性组织的代表性（注释18：有人认为，成员的有限和稳定是过去一个时期BCBS力量的来源和成功的保障，不过在将来也可能成为其弱点（参见孟龙．金融监管国际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80．）。），BCBS制定的“标准”和“原则”能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监管，一直存有疑问。第二，BCBS没有跨国监管的权力，《巴塞尔协议》也没有国际法上的拘束力，这就决定了BCBS某种程度上的行业协会性质，以及《巴塞尔协议》的“软法”性质。尽管这确实能够保证各国的金融监管主权不受任何侵害[17]，但是这同时也决定了BCBS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日益全球化与金融监管国别化的矛盾。第三，BCBS的职能局限于银行监管国际合作。事实上，BCBS也并没有能够有效防范国际银行业危机的频繁发生。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BIS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府间组织，其职能也并非金融监管合作。而BCBS又近乎行业协会，缺失金融监管合作所必须的跨国监管权力。所以，BIS和BCBS也不适宜承担国际金融监管的重任。

（三）国际证券监管委员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管者协会

IOSCO成立于1983年，总部设在蒙特利尔，前身是创立于1974年的旨在促进美洲证券市场发展的美洲国家间地区协会（Inter-AmericanRegionalAssociation）。目前，IOSCO有183个成员，其中正式成员（OrdinaryMember）109个，准成员（AssociateMember）11个，附属成员（AffiliateMember）63个。（注释19：资料来源：［2009－06－17］/lists/Index.cfm？section=general．）其成员组成的明显特点是，既包括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机构，又包括行业自律性组织、证券交易所以及国际组织。IOSCO的宗旨包括以下4个方面：第一，通过合作提高监管标准，以维持公正、有效和健全的市场；第二，通过信息和（监管）经验的交流，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第三，通过共同努力建立起国际证券交易的标准和有效监管；第四，通过相互协助，严格采用和执行有关标准以确保市场的一体化。（注释20：参见IOSCO官方网址，［2009－06－17］/about/.）

IAIS成立于1994年，协会秘书处原来设在美国全国保险监管者委员会，1998年迁往BIS。目前，IAIS的会员已经超过180个，包括120多个国家的保险监管当局。（注释21：美国17个州的保险监管局也是IAIS的创始会员。）从1999年起，IAIS开始接受观察员会员，包括保险行业协会、保险公司、国际组织等。IAIS的宗旨主要有两个：第一，通过合作改进国内乃至国际层面的保险监管，以促进保险市场的效率、公平、安全和稳定，保障投资者利益。第二，通过各方努力，制定供各成员国选择遵守的监管标准。

IOSCO和IAIS都是在BCBS对国际银行业监管合作取得成功的激励下建立的，因此，它们的组织形态和合作方式都以BCBS作为蓝本。比如，它们均没有追求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具有跨国金融监管权力的政府间组织，它们的各种“标准”、“原则”都像《巴塞尔协议》一样不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它们与BCBS一样，具有行业协会的属性。我们注意到，ISOCO的官方网站在对其历史沿革的自我介绍中，就将其自身描述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证券监管机构国际合作论坛。”（注释22：参见IOSCO官方网址，［2009－06－17］/about/index.cfm？section=history．）对于IAIS来说，原初也只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保险监管者交流的论坛，后来才开始强调监管原则和标准的制定和推广。

总之，尽管ISOCO和IAIS在国际证券、保险监管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囿于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府间组织，同BCBS一样难以担当起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历史使命。

三、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

既然既存的国际金融组织都难以担当起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任，那么，国际社会应该谋求创建一个全新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在确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之前，首先得清楚地知道，在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社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讨论国际社会为什么需要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对此，我们的观点是：第一，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经济基础在于金融的全球化，以及与金融全球化相伴而生的金融风险的全球化。第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金融监管对象的全球化与金融监管主体的国别化之间的矛盾[15]。这一矛盾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原本属于主权国家管辖权范围内的金融监管事务随着金融全球化而溢出国界，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二是由于金融监管乃主权国家的内政，各国有权自主决定各自的监管体制和监管标准，从而导致监管竞争（注释23：所谓监管竞争，是指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为了吸引全球金融资源而竞相放松金融管制的现象。）和监管套利。第三，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最直接的动因。正如美国白宫于2009年6月17日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即《金融监管改革：新的基石》）第5部分（注释24：该改革方案第5部分的主题就是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标题为“提升国际监管标准，改进国际合作。”）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已经见证，金融危机能够轻易而迅速地跨国传递。然而，监管依然基本上着眼于一个国家。如果缺失协调一致的监管和管制，金融机构就会趋向于将其金融业务转移至监管标准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从而最终导致监管竞争并加剧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注释25：SeeFinancialRegulatoryReform：ANewFoundation［EB/OL］.原文为：“Aswehavewitnessedduringthiscrisis，financialstresscanspreadeasilyandquicklyacrossnationalboundaries．Yet，

regulationisstillsetlargelyinanationalcontext．Withoutconsistentsupervisionandregulation，financialinstitutionswilltendtomovetheiractivitiestojurisdictionswithlooserstandards，creatingaracetothebottomandintensifyingsystemicriskfortheentireglobalfinancialsystem．”［2009－06－18］www.financialstability.gov/docs/regs/FinalReport_web.pdf.）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处理国际金融关系方面，单边主义是行不通的，全球合作才是惟一的出路。

我们注意到，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从G20伦敦首脑峰会宣言，到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一个关于全球金融安全的全新理念已经浮出水面。借用联合国集体安全的概念（注释26：联合国体制下的集体安全“指以国际和平及安全为宗旨，以“天下一家”的整体安全观念为理论基础，以对使用武力实行国际法律管制为核心，以集体强制力为后盾、以普遍性国际安全组织为存在形式的安全保障体制。”（参见黄惠康．国际法上的集体安全制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9．）），我们姑且将这一全新理念称之为“金融集体安全”，其含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该理念的理论基础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整体安全观念，即国际金融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第二，该理念的制度基础是对全球化的金融实行国际法律管制，这就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来凝结集体的强制力，并作为金融集体安全机制的存在形式。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们认为，国际社会需要的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机制就是能够维持全球金融整体安全的机制，这一机制必须建立在国际条约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宪章基础之上，从而构成新的国际金融安全制度。这一制度的宗旨和目的在于维持国际金融稳定和安全，以避免国际社会陷入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长期痛苦；而不是在于助推国际金融的繁荣和昌盛，从而使国际社会享受金融繁荣所带来的短暂欢愉。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法律存在形式，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应该具有以下组织形态特征：

（一）它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性的、专门性的、政府间的金融监管组织

基于整体金融安全观念，国际金融监管组织要想承担起确保全球金融稳定和安全的重任，那么它就必须是向国际社会所有国家开放的组织，而不是只向某一地区的国家开放的区域性组织。同时，它也必须是向一切国家开放的组织，而不是只对特定类型的国家开放的封闭性组织。另外，考虑到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宗旨和目的在于维持国际金融稳定和安全，因而具有一定的金融专业技术性，它显然不同于像联合国这样的政治性的国际组织，而是类似于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监管权力乃主权国家的行政权力，而国际金融监管组织行使的跨国监管的权力属于主权国家金融监管主权的部分让渡，所以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必须是政府间的组织，而不应该是具有行业协会性质的民间组织（比如国际足联）。综合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可以说是专司金融安全和稳定职能的“联合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成员就应该涵盖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主权国家，其创始会员国至少应该包括目前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Board，简称为FSB）的成员和G20的成员国。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考虑到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专业技术性，同时考虑到有些国家有着不止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区域（注释27：比如中国，目前就存在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4个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区域。），还考虑到一些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注释28：前者如欧盟，后者如WTO。）也拥有一定的金融监管权力或者具有维持国际金融稳定的职责，为了使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建立在最广泛以及最有效的基础之上，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成员似不宜以独立国家为限，还应包括有独立金融监管权力的地区（如中国香港地区）、对国际金融稳定和安全负有一定职责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如欧盟）和全球性国际组织（如IMF、WTO）。不过，独立国家仍然是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主要成员，其成员的多样化并不改变其政府间组织的性质。

（二）它应该是一个能够凸显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金融监管组织

目前，在国际金融合作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是IMF、WB以及BIS。但是，这三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无一例外都受制于西方大国，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它们的特殊组织结构及相应的“加权表决机制”，对此，前文已有详细分析。显然，这些国际金融组织所架构的国际金融合作机制具有明显的西方主导性质，这一机制下的国际金融关系也深深地烙上了西方霸权的痕迹。正因如此，上个世纪60年代后，随着国际政治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开始扛起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大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西方大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制度等各方面的优势地位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挑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无从获得根本性的改造。30年过去了，在国际金融领域，IMF、WB、BIS、BCBS等国际金融组织由G10控制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不过，历史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永远的霸权，靠霸权维系的稳定总归是一种恐怖的稳定。这次金融危机又一次深刻地说明，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越来越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全球金融风险，凭借西方霸权来监督和管理全球金融市场的体制注定失败。与此同时，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日增，已经有能力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所以，国际社会不仅应该，也有可能建立一个更能体现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为此，在设计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组织结构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组织结构宜采用“四分结构”，即由最高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秘书机构以及争端裁判机构构成，执行机构之下又可以设立若干专门委员会。这些机构的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宪章赋予最高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设立、执行统一的金融监管标准以及保障争端裁判机构的裁决得以切实执行的强制性权力。同时，应该明确秘书机构人员国际公务员的身份，他们不再代表其国籍国，只对国际金融监管组织负责。更应该明确争端裁判机构的法官以独立的国际司法官的身份，不代表任何当局，依法独立公正裁断争端案件。

第二，国际组织的表决程序一方面集中反映了国际组织各成员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组织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表决程序既要体现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又要顾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具体来说，在投票权分配方面，应该抛弃“加权表决制”，坚持“一国一票制”。在表决权的集中方面，应该抛弃“全体通过制”，采用“协商一致制”（注释29：“协商一致”程序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逐渐形成的一种表决机制，在联合国的一些主要机关中比较流行，一些专门性国际组织也采用这一决策机制。如WTO在进行决策时，继续沿用关贸总协定所遵循的“经协商一致作出决定”的习惯做法，只有在无法协商一致时才通过投票表决决定。李浩培先生在《多边外交中的协商基本一致决定程序》（载黄炳坤主编《当代国际法》）一文中将“协商一致”程序概括为四点：第一，决定前，各方进行广泛协商；第二，如果各方对待决定的问题的基本点均已同意，即可认为协商已基本一致；第三，其要点是不经过投票；第四，各方对非基本点的不同意见，可以用解释或保留方式提出并予记录。可见，“协商一致制”既能体现成员方的意志协调，又能克服“全体通过制”议而不决的弊端。）和“多数通过制”。至于是根据待决事项的性质和紧迫性分别采用“协商一致制”和“多数通过制”，还是所有待决事项均必须首先采用“协商一致制”，则需要根据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职能进行进一步研究。

第三，国际金融监管组织作为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者，必须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作为政府间组织，其收入来源一般是成员国按照法定摊派比例缴纳的会费。但是，这种单纯依赖成员国缴纳会费的收入模式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容易受到会费大国的制约，因而难以保障国际组织的效率和公正。鉴此，关于国际金融监管组织的收入问题，是否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模式：一是成员国的会费，二是作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直接受益者的被监管的跨国金融机构所缴纳的监管服务费。（注释30：很多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的办公费用就是来自于被监管机构的缴费，比如中国。）

（三）它应该是一个具有横向综合监管职能的金融监管组织

上个世纪末以来，金融全球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全球金融领域并行不悖的突出现象。（注释31：之所以称之为“现象”而不是“潮流”、“趋势”，是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强化了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的资产分别被日本野村证券、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美国第三大投行美林则被美国银行以500亿美元全面收购；美国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动申请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为了适应这一变化，近年来，以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为代表，金融法制出现了从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根据单一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模式来重新整理和改编原有的多部与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相关的法律而将传统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金融投资业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趋势[18]。在这一方面，日本的经验尤为突出。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并彻底修改了《证券交易法》，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监管对象，这种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协调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28]（注释32：参见前引54。）。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日本的金融体系未受太大影响，在很多程度上得益于它在2006年构建的以保护投资者为核心的横向综合的金融法制和监管体系。而作为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国，也开始认识到“双线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弊端，美国政府公布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尽管保留了多头体制，但从该方案有关成立综合性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赋予美联储作为超级监管者的地位，强调建立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全方位监管等改革内容看，其试图改良多头分业监管格局的意图十分明显。

总之，混业经营需要综合监管，国别金融监管如此，国际金融监管亦然。国际金融监管组织必须拥有对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对所有跨国金融产品以及所有跨国金融机构进行综合横向监管的权力。

注释:

[1]斯塔夫里阿诺斯．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G］//［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

[2]梁西．国际法的危机［G］//曾令良、肖永平．武大国际法演讲集（第一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yohnM．Dobson，TwoCenturiesofTariffs：TheBackgroundofthe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sion（WashingtonD．C．：UnitedStatesTradeCommission，1996）

[4]MichaelG．RoskinandNicholasO．Berry，IR－TheNewWorldof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Delhi：Prentice－HaLL，Inc．，2002：255．

[5]LondonSummit–leaders’statement［EB/OL］．［2009－04－02］www.direct.gov.uk/en/Nl1/Newsroom/LondonSummit/DG_177185．

[6]梁西．国际组织法（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3．

[7]ThomasBuergenthalandSeanD．Murphy，PublicInternationalLaw，法律出版社，2004：58－59．

[8]马迪亚斯．赫蒂根．欧洲法［M］．张恩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84．

[9]王贵国．国际货币金融法［M］．张恩民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04－208．

[10]李仁真．国际金融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