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交易范文10篇

国际交易范文篇1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随后这个新兴的市场迅速扩展，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推行。污染权的交易也从某个行业和区域的市场，逐渐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市场，甚至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市场。而排污权的国际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扭转全球变暖趋势，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明确约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将面临严厉处罚。例如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过渡期里，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企业将被处以48美元的罚款，2008年至2012年间，处罚的标准将加重到每吨120美元。发达国家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完成减排任务，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向国外寻求污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降低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另外，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如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发展中国家只需5-15美元，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发达国家为了完成减排任务，通常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现状和特点

当前，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1件，而现在已超过了200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7-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特点来看，其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是排放权市场的一大特点。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源于清洁发展机制，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削减排放量，有关项目在获得该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认证后，可以抵扣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的排放权，现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中赚取差价。

这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减排“废气”的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降低了污染，免费获得了治污经验，甚至还能从废气利用中获益。而归根结底，这种制度安排从总体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气环境，落实了《京都议定书》。

其次，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额度的买卖。比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厂停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较多的排放份额，且不必在履约期间减少排放，所以它在签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售排放权。另外，欧盟国家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也属于这类方式。最后，就是类似西欧与东欧的联合履约模式。所有欧盟成员国可视为一个整体，实行内部调控，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我国排污权国际交易现状分析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很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排污权提供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我国“减排”，以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我国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对有关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进行更多此类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仅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花数亿元巨资向巨化公司购买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个月都有1000多个清洁减排项目达成合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签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对国内企业而言，以跨国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充满着机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对CDM项目认识不够，不敢承担技术改造和更新的风险，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利用CDM来开展对外合作，没有把握国际排污交易的巨大市场需求。

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积极行动。据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未来的排污权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努力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

虽然我国有巨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潜力，但是目前的项目开发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规则复杂，项目准备成本高；目前减排额出售价格较低，影响了项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我国虽已开展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但开发设计项目的能力仍然欠缺；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是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却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项目开发。

另外，启动CDM项目的程序比较复杂，因为该项目属于国际贸易和技术贸易，而且要报请联合国登记注册，这需要专业中介公司介入服务，但目前国内这类中介公司很少；而且项目设计文件非常复杂，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这也阻碍了我国CDM项目的开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这就为国内企业参与CDM项目带来好机会，政府部门则要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指导和服务。

参考文献：

国际交易范文篇2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是一种缺乏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的商品，而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服务生产与消费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服务的质量和所能带来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必须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例如：国际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这就使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交易费用受到影响。

1、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价费用比较高。市场交易的定价依据一般是：交易可能带来的效用及交易标的物的市场需求状况——这两者都与交易标的物的质量有关。这样，在服务的质量评价困难的情况下，服务的进口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定价前对服务的特点、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信誉状况等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又会因服务的无形性而非常困难。这就产生了国际服务贸易中比较高的定价费用。

2、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比较高。这是由服务的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任何一项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服务的无形性使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进口方更加难于了解出口方所拥有的关于特定服务的知识，从而加剧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易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蒙拐骗等）。这就使服务进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务出口方（拥有隐秘信息的一方）。为了能最终订立合约，服务的进、出口双方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没有因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谈判的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服务进口方认为服务出口方“欺骗”的可能性很大，并坚持按该服务的市场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公平”的交易条件，而服务出口方的实际生产效率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则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会由于欺骗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是无穷大的（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3、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比较高。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适应成本、再次讨价还价成本、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等。有些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成本是比较高的，例如：国际海运服务的误期会极大影响季节性商品的销售；市场研究及公共观点调查服务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公司决策的失败等等——而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似乎是倾向于加大这种不适应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再次讨价还价的成本与前述的谈判情形类似。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则同样要受服务特征的影响。因为在惩罚违约行为之前首先要判断“违约”的发生与否。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判断“违约”是否发生的难度一般比在货物贸易中要来得大。原因是：在货物贸易中，进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邮寄样本或对货物的各项指标做出详细的描述，以作为交易后检验出口方是否严格履行合约的凭证，并使出现贸易纠纷时的申诉比较容易进行。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

国际交易范文篇3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是一种缺乏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的商品，而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服务生产与消费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服务的质量和所能带来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必须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例如：国际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这就使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交易费用受到影响。

1、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价费用比较高。市场交易的定价依据一般是：交易可能带来的效用及交易标的物的市场需求状况——这两者都与交易标的物的质量有关。这样，在服务的质量评价困难的情况下，服务的进口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定价前对服务的特点、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信誉状况等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又会因服务的无形性而非常困难。这就产生了国际服务贸易中比较高的定价费用。

2、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比较高。这是由服务的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任何一项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服务的无形性使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进口方更加难于了解出口方所拥有的关于特定服务的知识，从而加剧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易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蒙拐骗等）。这就使服务进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务出口方（拥有隐秘信息的一方）。为了能最终订立合约，服务的进、出口双方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没有因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谈判的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服务进口方认为服务出口方“欺骗”的可能性很大，并坚持按该服务的市场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公平”的交易条件，而服务出口方的实际生产效率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则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会由于欺骗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是无穷大的（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3、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比较高。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适应成本、再次讨价还价成本、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等。有些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成本是比较高的，例如：国际海运服务的误期会极大影响季节性商品的销售；市场研究及公共观点调查服务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公司决策的失败等等——而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似乎是倾向于加大这种不适应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再次讨价还价的成本与前述的谈判情形类似。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则同样要受服务特征的影响。因为在惩罚违约行为之前首先要判断“违约”的发生与否。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判断“违约”是否发生的难度一般比在货物贸易中要来得大。原因是：在货物贸易中，进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邮寄样本或对货物的各项指标做出详细的描述，以作为交易后检验出口方是否严格履行合约的凭证，并使出现贸易纠纷时的申诉比较容易进行。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

国际交易范文篇4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作为一种市场交易，国际服务贸易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交易费用，即市场交易过程中的资源损耗，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2)发现交易对象、交易价格及各种市场信息的费用；(3)谈判、起草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4)执行交易的费用；(5)设立与运行规制结构的费用；(6)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这些交易费用的大小将影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速度与范围。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

国际交易范文篇5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随后这个新兴的市场迅速扩展，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推行。污染权的交易也从某个行业和区域的市场，逐渐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市场，甚至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市场。而排污权的国际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扭转全球变暖趋势，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明确约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将面临严厉处罚。例如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过渡期里，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企业将被处以48美元的罚款，2008年至2012年间，处罚的标准将加重到每吨120美元。发达国家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完成减排任务，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向国外寻求污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降低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另外，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如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发展中国家只需5-15美元，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发达国家为了完成减排任务，通常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现状和特点

当前，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1件，而现在已超过了200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7-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特点来看，其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是排放权市场的一大特点。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源于清洁发展机制，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削减排放量，有关项目在获得该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认证后，可以抵扣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的排放权，现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中赚取差价。

这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减排“废气”的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降低了污染，免费获得了治污经验，甚至还能从废气利用中获益。而归根结底，这种制度安排从总体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气环境，落实了《京都议定书》。

其次，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额度的买卖。比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厂停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较多的排放份额，且不必在履约期间减少排放，所以它在签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售排放权。另外，欧盟国家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也属于这类方式。最后，就是类似西欧与东欧的联合履约模式。所有欧盟成员国可视为一个整体，实行内部调控，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我国排污权国际交易现状分析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很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排污权提供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我国“减排”，以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我国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对有关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进行更多此类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仅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花数亿元巨资向巨化公司购买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个月都有1000多个清洁减排项目达成合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签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对国内企业而言，以跨国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充满着机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对CDM项目认识不够，不敢承担技术改造和更新的风险，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利用CDM来开展对外合作，没有把握国际排污交易的巨大市场需求。

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积极行动。据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未来的排污权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努力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

虽然我国有巨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潜力，但是目前的项目开发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规则复杂，项目准备成本高；目前减排额出售价格较低，影响了项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我国虽已开展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但开发设计项目的能力仍然欠缺；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是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却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项目开发。

国际交易范文篇6

摘要：关联方交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得它对于报表使用者正确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关联方新旧准则进行比较，说明新准则在关联方交易披露方面的完善之处，又通过将我国新准则和国际准则进行比较，分析了我国关联方准则的可能的发展完善的方向。

关键词：关联方、披露、比较

1997年，我国颁布的第一个具体准则就是《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它对上市公司关联方关系和交易的披露原则和内容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由于关联方交易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充分，重形式轻实质的现象比较严重；关联交易计价标准披露差异比较大；关联交易非关联化以逃避准则约束的趋势明显等等。信息披露的诸多问题使得报表使用者在正确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方面往往出现偏差。

2006年2月，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原先的关联方准则也进行了一定的修订。本文通过将新、旧准则和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以下简称IASNo.24）进行比较，来说明在关联方信息披露方面，新准则的改进之处，以及与国际准则相比，我们尚可能的发展完善方向。

一、新准则的改进之处

通过与旧准则相比较，笔者发现，在关联方披露方面，新准则至少做出了如下方面的改进：

（一）明确了控制关系的披露层次。新准则规定，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存在控制关系的关联方企业应该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母子公司的关系，包括母公司、最终控制方、对外公开提供财务报表的最低中间控股公司。而原准则并未明确提及控制关系的披露层次。

（二）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新准则取消了金额或比例的披露选择，要求企业必须披露交易金额。关联交易中关联方在确定价格时可能有一定程度的弹性，而非关联交易中则没有这种弹性。由此可见，关联方之间资源或义务的转移价格是了解关联方交易公允性的关键之处。

（三）对未结算项目，新准则要求披露详细信息及金额，如未结算余额、未结算余额的条款条件、给予或提供担保的详细信息以及与未结算余额相关的坏账准备等。而原准则对未结算项目只是简要提及应披露金额或比例。这也是披露方面最大的改进之处，它借鉴了国际准则对未结算项目单独披露的有关要求。

（四）新准则强调，只有在提供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企业才能披露关联方交易采用了与公平交易相同的条款。强调提供充分证据披露关联方交易采用公平交易的条款，使企业的报表信息更加公允，而原准则未做出要求。

（五）增加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披露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交易。新准则要求企业在财务报表期，不仅在个别财务报表附注中应披露有关关联方关系及关联交易事项，还应在合并报表中分别按关联方类别披露集团内部的关联方关系及交易金额。属多层投资控制关系的，关联关系及交易应披露到最底级企业。

（六）关联方关系及交易披露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修订后的准则更加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财务报表披露关注的是实质而不仅是法律形式，财务报表披露应根据一方对另一方实质上的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关系，或根据两方或多方实质上同受另一方控制关系确认关联方。

结合以上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新修订的关联方准则更加注重信息披露方面的作用。这一点与国际准则和一些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的观点是相似的。在原先关联方交易确认计量的基础上，通过强化信息披露，使得关联交易关系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更反映实质，披露内容更加客观，为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加真实、全面、可靠的企业关联交易信息。

二、新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比较与分析

下面，笔者将进一步选取有代表性的IASNo.24与我国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进行比较。

我国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比较

项目IASNo.24我国准则

1、关联交易披露的范围：

取消了豁免母公司单独财务报表和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中披露关联交易的信息；

取消了对国家控制的盈利性主体之间的交易的豁免披露条款

不要求披露在与合并报表一同提供的母公司报表中披露关联方交易；

要求在合并报表中披露包括在合并范围中的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交易；

对于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要求仅仅因为同为国家控股而确认为关联方

2、关于报酬的定义和披露：要求披露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并按下列各类分别披露：

短期雇员福利；

离职后福利；

其他长期福利；

辞退福利；

权益报酬福利；

将支付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作为关键交易项目之一，但未对该项交易的披露做出要求3、关联方交易的披露：明确要求披露以下内容：

交易的金额；

未结算余额以及未结算余额的条款、条件和给予或提供担保的详细信息；

与未结算余额相关的坏账准备；

由于关联方发生的坏账而在本期确认的费用

要求披露以下内容：

交易的金额；

未结算余额以及未结算余额的条款、条件和给予或提供担保的详细信息；

与未结算余额相关的坏账准备；

定价政策；

4、汇总或合并披露的问题：对相同性质的项目，除非为理解关联交易对主体财务报表的影响而必须单独列示外，可以合并反映类型相似的关联方交易，在不影响报表阅读者正确理解关联交易对报表影响的前提下，可以合并披露

5、确认和计量的问题：没有规定关联方之间交易的确认与计量的问题，甚至于对关联方交易的价格披露都不做要求财政部的相关文件中对关联方交易的确认与计量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上述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国家控制的国有企业众多的国情，如果按照国际准则要求确认为关联方并且进行披露，既没有必要也不符合成本收益原则。对于这个问题，IASNo.24在修订时已经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情况；另一方面是我国关联方准则的制定目的之一是防止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制造虚假利润，因此准则要求披露的重点在价格和金额的披露，重视对利润表信息的解释，而国际会计准则考虑的相对全面，它的适用范围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因此披露规定不可能只考虑某一国的情况，其披露的内容对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都有所侧重。

三、对关联方准则完善的几点建议

关联方因为其特殊性和对会计报表信息质量的影响，受到了各国的普遍关注。对关联方范围的认定以及关联方交易的确认、计量、披露等都在不断的研究和完善中。虽然国际上对关联方交易的确认和计量还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无论采用什么确认方法，对关联方的披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准则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对于我国将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关联方准则具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实行分类披露方法

IASNo.24增加了单独披露、分类披露的细则，特别是对于关联方交易未结算项目的披露，规定将披露内容按照应付和应收关联方的金额分为不同的类别，这样更加有助于对关联方未结算余额进行更为全面、有效的分析。

（二）重大关联交易在表内单独列示

美国准则对于重大关联交易或特定关联方的交易事项单独列示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关联交易数额巨大、关联交易集中度高的企业中，往往关联交易集中于少数几个关联方之间。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应付款项的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关联交易形成的，将它们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是最有效的披露方式。另外，与关联方的重大销售或购买交易也应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

（三）详细披露关联方应收款项的准备计提情况

国际准则和英国准则均要求对关联方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进行披露。我国目前大股东或关联方占用现象比较普遍，原先我国的会计制度和相关问题解答中对关联方之间的款项是否可以计提坏账准备曾经做出过一些规定，表明我国目前还是允许对关联方的应收款项计提准备的，在满足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全额计提。这种处理方法虽然符合会计信息的一致性和谨慎性原则，但是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往往成为关联方之间调节利润的手段。新准则中对未结算余额的坏账准备也作为披露的事项，建议应补充规定对关联方应收款项的计提准备情况进行详细披露，说明计提的原因和标准、以及与非关联应收款项计提标准的差异。

（四）关于定价政策的披露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核心是定价政策的披露。我国新旧准则中均要求披露定价政策，但是缺乏可操作性。在实际执行中，有的公司披露的定价信息不完整，有的公司仅披露按照协议价、内部价等模糊的定价方法，有的公司披露的信息不具有可比性。国际准则曾经就国际上普遍存在的定价方法提供了一些范例，如可比不可控价格、转售价格、成本加成价格等。建议准则在完善时有必要将定价政策的披露进一步细化，规定几种具体的定价方法以及分别的适用范围，若所使用的定价方法交易的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重大差异，还应该披露其原因。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2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7月

2、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

国际交易范文篇7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随后这个新兴的市场迅速扩展，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推行。污染权的交易也从某个行业和区域的市场，逐渐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市场，甚至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市场。而排污权的国际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扭转全球变暖趋势，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明确约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将面临严厉处罚。例如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过渡期里，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企业将被处以48美元的罚款，2008年至2012年间，处罚的标准将加重到每吨120美元。发达国家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完成减排任务，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向国外寻求污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降低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另外，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如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发展中国家只需5-15美元，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发达国家为了完成减排任务，通常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现状和特点

当前，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1件，而现在已超过了200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7-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特点来看，其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是排放权市场的一大特点。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源于清洁发展机制，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削减排放量，有关项目在获得该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认证后，可以抵扣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的排放权，现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中赚取差价。

这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减排“废气”的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降低了污染，免费获得了治污经验，甚至还能从废气利用中获益。而归根结底，这种制度安排从总体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气环境，落实了《京都议定书》。

其次，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额度的买卖。比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厂停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较多的排放份额，且不必在履约期间减少排放，所以它在签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售排放权。另外，欧盟国家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也属于这类方式。最后，就是类似西欧与东欧的联合履约模式。所有欧盟成员国可视为一个整体，实行内部调控，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我国排污权国际交易现状分析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很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排污权提供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我国“减排”，以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我国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对有关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进行更多此类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仅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花数亿元巨资向巨化公司购买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个月都有1000多个清洁减排项目达成合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签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对国内企业而言，以跨国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充满着机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对CDM项目认识不够，不敢承担技术改造和更新的风险，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利用CDM来开展对外合作，没有把握国际排污交易的巨大市场需求。

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积极行动。据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未来的排污权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努力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

虽然我国有巨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潜力，但是目前的项目开发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规则复杂，项目准备成本高；目前减排额出售价格较低，影响了项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我国虽已开展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但开发设计项目的能力仍然欠缺；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是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却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项目开发。

另外，启动CDM项目的程序比较复杂，因为该项目属于国际贸易和技术贸易，而且要报请联合国登记注册，这需要专业中介公司介入服务，但目前国内这类中介公司很少；而且项目设计文件非常复杂，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这也阻碍了我国CDM项目的开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这就为国内企业参与CDM项目带来好机会，政府部门则要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指导和服务。

参考文献：

国际交易范文篇8

关键词:绿色金融；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碳排放权洽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国际碳金融市场有望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宗商品市场。熟悉国际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运作机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和掌握主动权的现实选择职称论文。

一、碳金融源起及经济学分析

(一)碳金融定义及源起

碳金融泛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碳金融市场包括碳现货、期货、期权等金融及衍生品市场。碳金融源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科学家证明温室气体增加主要来自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1992年全球150个国家签订UNFCCC,承诺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要求2012年底前温室气体排放量较1990年降低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和加拿大削减6%。同时规定通过补充性市场机制来降低减排成本的三种灵活机制:1.联合履约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即发达国家间通过双边项目级合作转让减排单位。2.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交易,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实现的“经核证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减排、限排。3.国际排放权交易(InternationalEmissionTrading,IET),即发达国家将超额完成的减排量转让给未完成减排的发达国家。

灵活机制的共同点是境外减排,即不在本国减排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的碳减排成本路径。经济学原理是在世界任何一处产生的碳减排对大气产生的效果一样,各国减排成本不同,碳减排比较优势各异,为碳国际贸易、全球碳减排创造条件。六种减排温室气体以CO2量为最大,因此碳排放权市场简称碳市场(CarbonMarket)。

(二)碳排放权的经济学分析

传统经济学将温室气体作为自然要素、经济外生变量。温室气体排放成为经济的外部性问题。马歇尔、庇古及科斯等经济学家提出外部性问题解决办法。1920年庇古提出政府征收庇古税(修正税)拉平私人与社会成本来解决负外部性。温室气体减排使碳排放权成为稀缺资源,存在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单靠市场机制的资源最优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提出政策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配额与税收解决办法。科斯认为产权是财产所有者的行为权力,产权制度能保障资产排他性和资产有效运行,产权明晰并允许自由交易,可达到帕累托最优。科斯定理提出了产权和政府干预来解决外部性的新参照体系。

碳金融市场实质是通过政府碳排放配额和市场机制来解决碳排放的负外部性,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将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碳排放权不仅是为解决环境资源问题而设计的产权,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其对超过规定排放额的碳排放有明确的处罚制裁措施,碳排放额的卖方可以通过转让碳配额并控制相应数量碳排放,获得补偿收益;而买方则通过支付对价获得碳排放额,拥有相应数量的环境资源量,进行正常碳排放生产经营,获取收益弥补环境资源耗费。碳排放权成为商品,通过政府和市场机制来优化配置环境资源。

发达国家的碳减排成本数倍于发展中国家是碳排放权交易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其现实表现为发达国家通过CDM项目向发展中国家出口设备以获取利润,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从事CDM项目获得碳减排量,并通过卖出减排指标获得补偿收益,减排指标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在二级市场上投机商又可用价差来获利。

二、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体系

(一)碳排放交易市场分类

碳市场分为配额交易市场(RegulatedMarket)和自愿交易市场(VoluntaryMarket)两大类。配额交易市场是为满足减排目标而设立;自愿交易市场是自愿进行碳减排交易(为社会责任、品牌)。配额交易市场又分为基于配额的市场(Allowance-basedMarkets)和基于项目的市场(Project-basedMarkets)两类。

1.基于配额的交易市场

即“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管理者制定排放配额并负责分配,参与者买卖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如AAUs—《京都议定书》分配数量单位,EUAs—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配额及自愿交易机制。

2.基于项目的交易市场

即“基准管制与交易制度(BaselineandTrade)”,卖方以低于基准排放水平项目经过认证后可获得碳减排单位,买方向该项目购买减排额。最典型的是清洁发展机制及联合履行机制下产生的CER(核证减排量)、ERU(减排单位)及RMU(碳汇产生的减排单位),CER多由发展中国家CDM项目产生。

自愿交易市场分为碳汇标准和无碳标准两种。自愿市场碳汇基于配额的交易产品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开发的碳金融工具CFI;基于项目的主要包括自愿减排量VER。自愿市场的无碳标准是在《无碳议定书》下通过碳抵消实现无碳目标。

(二)碳排放市场的主要交易类型及价格因素

1.碳排放市场现货交易种类

碳现货主要分为配额市场中碳排放配额和项目市场中核证碳减排量。

碳排放配额主要有EUA和AAU。EUA(EuropeanUnionAllowances)即欧盟碳排放配额,即欧盟许可的碳排放量。EUETS交易的核心是EUA。AAU(AssignedAmountUnits)是UNFCCC附件I缔约方国家间协商确定的排放配额。

碳核证减排量主要有CER和ERU。CER(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即核证减排量,是附件I国家以提供资金和技术方式与非附件I国家开展项目级合作。CER是碳配额市场中最重要的基于项目可交易碳汇。ERU(EmissionReductionUnits)是联合履行允许附件I国家投资项目从另一附件I国家获得减排量。

2.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交易类型

碳排放原生品为碳金融衍生品提供基本框架,以碳排放权为基础形成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衍生品。最初在柜台交易,后发展出交易所内交易。碳金融衍生品市场分为交易所市场和交易所外市场或柜台交易(OTC)。交易所市场交易的是规范标准化的碳期货或期权合约,OTC交易的是买卖双方针对碳产品的价格、时间、地点等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后的碳衍生品的合约,如掉期(SWAP)碳金融衍生品。

碳远期、期货、期权、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形态各异,但具备碳信用、套保和价值发现功能。交易形式上,EUA由交易所结算,分为场内和场外两种交易方式;CER更多场外交易所采用;产品形态上,EUA多为碳期货、期权合约,CER多是远期合约。碳金融衍生品多样化的交易组合活跃着市场,满足着不同需要。

碳金融市场提供跨市、跨商品和跨期交易三种投机套利方式。因碳减排单位一致、认证标准及配额管理体制相同,而价格、时期、地点等不同,价格预期不同存在价差产生套利空间。EUA、CER和ERU间套利较普遍,如CER与EUA、CER与ERU间的掉期/互换(SWAP);CER和EUA的价差期权(SpreadOption)。

3.碳交易市场价格影响因素

首先,碳价格主要由碳供求关系决定。碳配额市场是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碳减排额的提供及配给管制企业的配额量构成市场供给量,工业实际减排量、惩罚力度大小则决定市场需求量,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着碳排放权价值。而由政府管制所产生的约束要比市场自身产生的约束更为严格,受管制配额市场的排放权价格会更高,交易规模大于自愿交易市场。碳排放权价格准确反映供需状况是碳排放交易体系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第一阶段欧盟派发配额超出实际排放量4%,使碳排放权价格走低,第二阶段欧盟配额比2005年减低6%,一定程度上拉升了碳排放权的价格。

其次,碳价格与能源市场价格关联性强。在碳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可以看出碳价格与石油、煤炭以及天然气的能源价格紧密关联。据统计,欧洲的电力价格与碳价格有很强的关联性。而碳价格与石油价格关联性更为密切。经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价格逐渐与钢铁、电力、造纸等行业产品产量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影响碳价格走势的基本因素还有延续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承诺,美国参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程度。而预期冷暖的冬夏也会影响碳价格走势。

目前反映碳稀缺性的碳价格机制已初步形成。这不但准确反映了碳排放权的供求状况,而且已影响企业决策,不采取减排措施或降低产量就会增加企业的减排成本。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内在地自动优化配置碳资源。当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高于各种减排单位的价格时,市场主体就会从二级市场上购入已发行的碳减排单位或参与CDM和JI交易以套利。这增加了各种减排单位的需求,进而促进碳减排的新技术项目的开发与应用。

(三)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及产业链

按照交易目的不同,碳金融市场参与主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排放权体制下有减排任务的企业。电力等行业拥有EUETS超过一半的碳排放额,由于长期从事能源商品贸易,与现货市场买卖呼应,通过期货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第二类是投机者。投机者通过买卖碳期货产品来赚取差价,通过对碳市场价格的准确判断来投机获利。在碳金融产品的价格涨跌中做空或做多并伺机对冲,通常不会平仓而产生实物交割、如国际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类是期货公司,碳交易一般采取会员制,期货公司作为中介代表公司或投资机构进场交易。此外,还有保障碳市场规范运行的监管主体,如UNFCCC、欧盟、自愿减排标准制定者等。

目前全球已形成一条完整的碳金融产业链,包括提供CDM碳减排企业、拥有碳配额的电力、石油及工业企业、碳排放交易所、活跃在场外的经纪商和中介,种类繁多的投资基金等。在交易所(ECX)中交易量最多、交易最活跃的当属投机商,其中包括世界知名国际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坦利、JP摩根、花旗、汇丰等。这些投行是多年从事石油、天然气、黄金、金属、利率和股票期货的专业投资机构,有着专门的期货和能源商品交易公司或经纪公司。投机商扩大了市场规模、提高市场流动性,为风险转移创造条件,成为碳市场的重要主体。

三、全球主要碳金融衍生品交易体系及交易所

(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

欧盟为减排于2005年起实施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现覆盖欧盟27个国家,12000个排放实体,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一半以上。EUETS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排放交易体系。

EUETS通过限量和交易计划对各成员国设置限额,并将减排目标分解到企业,明确减排上限强制减排。第一阶段2005年-2007年,配额免费。实际排放量低于配给的配额可进入市场卖掉;反之要购买排放权,并处罚40美元/吨二氧化碳;第二阶段2008年-2012年,未完成减排目标处罚100美元/吨二氧化碳,且不能抵消。配额减少,覆盖航空业;第三阶段2013年-2020年,减排范围将大为扩展。一是排放上限的扩展:由于减排成本差异,EUETS已涵盖行业2020年要比2005年减排21%,未涵盖行业要减排10%。二是行业的扩展:除发电、炼油、炼焦、钢铁、水泥、玻璃、石灰、制砖、陶瓷、纸浆和造纸十个行业外,扩展至石油化工、氨和铝等。三是分配层次的扩展:由国家层面分配扩展至整个欧盟。免费配额2013年由拍卖代替,并于2020年完全拍卖。

EUETS主要交易中心有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等多家。EEX、EXAA以现货为主,ECX以期货为主。ECX期货交易量占EUETS所有经过交易所结算交割的碳交易总量的82%。欧盟碳交易75%通过OTC双边交易实现,50%以上OTC交易是交易所交割结算。

(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ClimateExchange,CCX)成立。这是世界上首个北美地区唯一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交易并承担法律约束力的机构和平台,分布于航空、汽车、电力、环境、交通等十个行业,CCX实行会员制,目前450个会员中有7家中国企业。CCX实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CCX承诺第一阶段2003年-2006年,通过自身减排或购买补偿项目减排量在基准线基础上减排1%;第二阶段2007年-2010年末,将排放水平下降至基准线水平94%以下。

2004年CCX的欧洲气候交易所分支机构建立,2005年与印度商品交易所建立伙伴关系,2006年在加拿大建立蒙特利尔气候交易所,2008年5月加拿大推出碳金融衍生品交易,主要有AAU、CER、ERU和RMU及自愿减排碳信用。

(三)欧洲气候交易所(ECX)

2004年,欧洲气候交易所(ECX)作为欧洲首个碳排放权市场成立于荷兰阿姆斯特丹。ECX的碳期货运行在英国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CE)的电子期货交易平台上。作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期货市场,ICE拥有成熟的期货交易系统,这强有力地支持了ECX成为欧洲最大碳排放市场、最大的EUA期货交易市场。除期货和期权合约外,ECX还开通结算OTCforwards交易。

ECX为交易商提供了重要的EUA标准化期货品种(见表1),在ECX交易的主要三类交易商中,拥有排放权许可的各国大型电力公司和石油公司等,手握大量EUA,这些公司的生产经营或高或低于允许排放量,因此在ECX适时买卖操作。通过期货、期权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而更多投机商参与ECX投机套利。

(四)印度碳交易所(MCX和NCDEX)

印度的多种商品交易所(MCX)和国家商品及衍生品交易所(NCDEX)两家交易所已推出碳金融衍生品,MCX推出EUA期货和5种CER期货,而NCDEX则在2008年4月推出CER期货。MCX由纽交所、CCX、花旗等金融机构投资,印度境内有银行等金融机构介入碳融资,宽松环境吸引了大量企业参与,有力支持印度本地CER的产出。印度签发的CER比我国签发的CER有2美元-3美元的溢价,一定程度上与其碳金融体系有关,也提升了印度在国际碳市场中的地位。

新加坡亚洲碳交易所(ACX)和巴西商品期货交易所(BM&F)属拍卖性质。2003年成立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针对电力行业,2007年澳大利亚加入《京都议定书》后制定国家减排与碳交易体系计划暂定于2011年推行。

四、全球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交易分析

(一)全球碳金融市场交易规模

全球碳市场飞速发展,从2005年的100亿美元,2006年的300亿美元,2007年的630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1263亿美元,市场容量增长12倍,碳交易量和成交额分别年均增长89%和127%(见图1)。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降0.6%、工业经济下滑3.2%,碳市场却增长13.8%,成交1437亿美元,成交量增长近100%。其中EUETS的交易额发展迅猛,达1185亿美元,占全球总交易额的83%。

(二)基于项目的碳市场供求结构分析

1.基于项目的碳市场供给结构分析

2010年5月,全球共有来自64个国家的2172个CDM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成立。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量3.6亿吨CO2当量,签发4.1亿吨CERs。CDM项目一级市场交易量下降,从2008年的65亿美元减至2009年的27亿美元。

从碳市场的供给方看,在2009年全球已签发的CERs中,中国占49%,印度其次占19%,再是韩国占13%,巴西第4占10%;从注册CDM的预计年减排量看,中国占60%,印度其次占12%,再是巴西占6%,韩国第4占4%;从CDM注册项目量看,中国占38%,印度其次占23%,巴西、墨西哥各占8%和6%,见图2。

从2002年-2009年CDM发展变化来看,CDM项目主要来自亚洲和南美洲,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CDM项目数量占全球的75%以上。另外3000多个项目处于审定和申请注册阶段,这些项目在2010年以前的预计减排量大约在14亿吨CO2当量。2009年,中国在CDM和JI碳市场中占据了72%的市场份额(见图3)。

碳远期合约定价方式主要有固定和浮动两种方式。浮动定价是最低保底价基础上附加与配额价格挂钩的浮动价格。在我国提供的项目中,绝大部分签订CER远期合同,价格锁定,极少进行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不做看涨或看跌期权以规避风险,在国际市场CER价格不断上涨过程中,亏损或损失价格上涨的利润。

2.基于项目的碳市场需求结构分析

2009年原始CDM和JI市场需求国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等国。其中,英国占比37%,荷兰和其他欧洲国家占比22%,德国、瑞典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占比20%,日本占比13%,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占比7%。各国的需求量所占市场份额在不同时期各异。从2002年至2009年,在碳排放市场的买方中,以英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德国、瑞典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为主(见图4)。

(三)基于配额的碳金融衍生品市场结构分析

1.碳现货与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交易结构分析

碳现货有配额型和项目型交易。现货主要有EUA、CER和EUA/CER差价现货等。项目型主要包括一级、二级CDM和JI项目交易。通常碳现货交易量占比很小,期货交易占主流。2007年-2008年日均成交量,EUA期货是其现货的8.6倍,CER期货是其现货的14.6倍。受金融危机影响碳市场流动性紧张,企业通过变现EUA补充现金流。从交易数据上看现货明显增多,现货从2008年上半年的1%升至四季度的19%(12月为36%)。2009年现货交易额大幅增长450%。

2007年ECX刚推出CER期货一个月就成交1600万吨CO2。2007年、2008年EUA和CER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交易额分别大幅增长了124%和169%。尽管受危机影响现货大幅增长,但2009年EUETS总额1185亿美元的碳交易当中,碳期货仍占到73%。期货交易在2009年全球碳交易中占比85%。2005年ECX推出EUA期权,受金融危机影响及避险需要,碳期权市场快速发展。2009年EUETS碳期权市场成交额超过107亿美金。EUA期权价格高于CER,且EUA流动性更好。2009年EUA期权成交89亿美金,占比83%,CER期权成交18亿美金。碳期权市场原由银行主导,后随基金、能源交易公司及工业企业加入,功能性、流动性和复杂性逐步增强,碳期权市场更趋完善。

在看涨和看跌期权交易结构中,由于CER价格不断攀高,卖方常发现卖出CER时受损。为管理价格风险,交易商越来越多购买CER看涨期权,使得从2008年以来看涨期权购买比例不断提高。2009年CER看涨期权占期权总量的56%。与此同时,EUA看涨期权的购买比例却有一定程度下滑,但从历史数据来看,EUA看涨期权的购买比例仍始终超过看跌期权。EUA看涨期权的在期权总额中的市场份额,从2006年的89%跌至2009年的59%。2010年一季度,看涨期权的市场份额跌至54%。在EUETS第二阶段的政策确定之前,由于参与方都在管理价格走低风险,看跌期权的市场份额还会持续上扬。公务员之家

2.碳现货与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碳期货具有碳价格发现功能,碳期权又以期货为基础资产,碳期权价格受期货价格及其供求关系影响。EUA价格高于CER,而CER的价格约为EUA的85%。EUA市场价格波动剧烈。2006年5月前,EUA价格上涨很快,一度涨到30欧元。第一阶段大量配额剩余且无法继续使用导致2007年年初价格骤降至0.1欧元。进入2008年-2012年第二阶段后EUETS的EUA碳期货价格一路走高,2008年7月反弹至28.7欧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初跌至8欧元,涨跌幅超过75%。

2008年,CER交易额达245亿美元,在经历了高增长后,二级市场的CER交易量在2009年下降至一百万吨。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将资产配置转向风险小的投资项目。CER的原始和二级市场的价差缩小,CER价格不再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表风险相对应。二级市场CER的价格大跌引起整个市场价值下降超过30%至175亿美元。CER平均价格下降32%,至166亿美元。

在碳期权交易结构上,CER卖方在大宗碳交易中购买看涨期权来对冲价格上涨风险,而看涨期权卖方则在碳期货价格疲弱时获益;预计碳期货价格走弱时,项目开发者为锁定碳减排协议价格,中介为锁定利润和碳资产价格,一些欧盟机构购买看跌期权;通过看涨、看跌期权投资组合达到规避风险和锁定利润的目的。

五、我国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之构建

(一)我国在全球碳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随着全球碳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征收进口碳税,虽然我国在CDM项目市场份额最大,拥有庞大的碳排放市场,但70%的核心减排技术还要进口,没有发言权和定价权。在国际碳金融买家通过碳金融及衍生品市场获取高额收益的同时,国内企业只能提供大量低价碳初级产品,处于碳金融产业链低端。我国目前的环境能源交易所市场割据、参与度不足、碳金融衍生品匮乏,如何发展碳金融产品,延伸碳金融产业链,构建发展碳金融市场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家政策规划与法律框架

作为制造业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政府决定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当中。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消费的15%。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根据国情的自主行动,是我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承诺和巨大努力。我国在碳交易方面已具备初步的法律保障框架体系,政府相继出台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法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CDM项目为我国发展碳交易奠定良好基础;北京、天津、上海等环境能源交易所初具规模;碳交易市场在培育当中;节能减排及考核体系已有章可循,碳金融产业链地位提升,我国碳金融体系构建已箭在弦上。

(三)我国碳金融创新体系之构建

我国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可借鉴EUETS等成功经验,由高能耗行业企业(电力、钢铁、水泥等)、碳排放权企业(风电、可再生能源等)、银行、投资银行、能源审计等机构参与,在政府监管下构建包括碳金融交易所、场外市场。从发展碳现货到逐步建立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等碳金融衍生品市场体系。

我国目前开展CDM的重点领域在提高能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上。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碳金融市场来优化配置碳环境资源,利用市场内在利益机制驱动节能减排,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有效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总之,构建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碳金融及衍生品,对于我国调整能源结构、应对气候变化;控制两高一剩行业,促进节能减排;发展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甚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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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易范文篇9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是一种缺乏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的商品，而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服务生产与消费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服务的质量和所能带来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必须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例如：国际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这就使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交易费用受到影响。

1、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价费用比较高。市场交易的定价依据一般是：交易可能带来的效用及交易标的物的市场需求状况——这两者都与交易标的物的质量有关。这样，在服务的质量评价困难的情况下，服务的进口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定价前对服务的特点、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信誉状况等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又会因服务的无形性而非常困难。这就产生了国际服务贸易中比较高的定价费用。

2、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比较高。这是由服务的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任何一项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服务的无形性使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进口方更加难于了解出口方所拥有的关于特定服务的知识，从而加剧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易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蒙拐骗等）。这就使服务进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务出口方（拥有隐秘信息的一方）。为了能最终订立合约，服务的进、出口双方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没有因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谈判的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服务进口方认为服务出口方“欺骗”的可能性很大，并坚持按该服务的市场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公平”的交易条件，而服务出口方的实际生产效率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则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会由于欺骗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是无穷大的（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3、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比较高。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适应成本、再次讨价还价成本、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等。有些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成本是比较高的，例如：国际海运服务的误期会极大影响季节性商品的销售；市场研究及公共观点调查服务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公司决策的失败等等——而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似乎是倾向于加大这种不适应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再次讨价还价的成本与前述的谈判情形类似。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则同样要受服务特征的影响。因为在惩罚违约行为之前首先要判断“违约”的发生与否。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判断“违约”是否发生的难度一般比在货物贸易中要来得大。原因是：在货物贸易中，进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邮寄样本或对货物的各项指标做出详细的描述，以作为交易后检验出口方是否严格履行合约的凭证，并使出现贸易纠纷时的申诉比较容易进行。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取“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

国际交易范文篇10

一、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的负相关关系

国际服务贸易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产物。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生产服务的效率，增加了国际服务产品，另一方面，又使得人们为了“消费多样性”的需要，通过市场与他人进行服务与产品或服务与服务的交换，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就取决于服务产品在分工与专业化之后所带来的好处与其因为交换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力量对比。

通过有关模型分析，我们知道交易费用越小（即交易效率越高），服务消费者从分工中得到的净好处就越多，其购买服务的愿望就越强烈，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当交易费用很大时，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会受到约束。交易费用的大小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成负相关关系。

二、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市场交易受交易费用的影响，而交易费用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经济个体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备及其利益冲突。国际服务贸易亦是如此。但是，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要受到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例如：贸易的标的物——服务具有一些独特的性质，一国政府总是倾向于保护本国服务业、限制国外服务提供等等。

（一）服务的特征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与货物相比，具有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及异质性。这使对服务的质量评价与对货物的质量评价很不相同。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货物的质量评价通常有一定的指标，在交易前进口方以掌握货物的形状、重量、规格、性能等较为完整的质量信息，对货物的效用预期一般比较准确。但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是一种缺乏直观的、具体的存在形态的商品，而大多数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又是同时进行的，只有在服务生产与消费完成之后才能真正确定服务的质量和所能带来的效用（而且，有些服务所能带来的效用必须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知道，例如：国际广告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这就使国际服务贸易所需的交易费用受到影响。

1、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价费用比较高。市场交易的定价依据一般是：交易可能带来的效用及交易标的物的市场需求状况——这两者都与交易标的物的质量有关。这样，在服务的质量评价困难的情况下，服务的进口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必须在定价前对服务的特点、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技术条件和人力条件、服务出口方生产服务商品的质量稳定性和信誉状况等等信息进行收集。而且，这些信息的收集又会因服务的无形性而非常困难。这就产生了国际服务贸易中比较高的定价费用。

2、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比较高。这是由服务的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在任何一项交易中，都可能存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是，服务的无形性使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进口方更加难于了解出口方所拥有的关于特定服务的知识，从而加剧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易引起机会主义行为（如：欺蒙拐骗等）。这就使服务进口方（信息少的一方）不信任服务出口方（拥有隐秘信息的一方）。为了能最终订立合约，服务的进、出口双方需要进行艰苦的谈判，以确保自己的利益没有因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受到损害，谈判的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因此而加大。更糟的情况是：如果服务进口方认为服务出口方“欺骗”的可能性很大，并坚持按该服务的市场平均生产效率来估算“公平”的交易条件，而服务出口方的实际生产效率是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则原本可以互利的交易就会由于欺骗的可能性和缺乏相互信任而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近似地认为国际服务贸易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是无穷大的（这种情况又被称为“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的内生交易费用”）。

3、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比较高。交易偏离一致性时产生的费用包括不适应成本、再次讨价还价成本、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等。有些服务贸易的不适应成本是比较高的，例如：国际海运服务的误期会极大影响季节性商品的销售；市场研究及公共观点调查服务的不全面可能导致公司决策的失败等等——而服务的无形性、服务信息的不对称性似乎是倾向于加大这种不适应成本发生的可能性。再次讨价还价的成本与前述的谈判情形类似。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则同样要受服务特征的影响。因为在惩罚违约行为之前首先要判断“违约”的发生与否。而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判断“违约”是否发生的难度一般比在货物贸易中要来得大。原因是：在货物贸易中，进口方可以要求出口方邮寄样本或对货物的各项指标做出详细的描述，以作为交易后检验出口方是否严格履行合约的凭证，并使出现贸易纠纷时的申诉比较容易进行。但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服务的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和不可储存性使对“违约”的判断缺乏直接的依据，对“违约”是否发生、“违约”的程度如何等问题将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出口方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纠纷的申诉、举证和裁决带来了困难，从而使惩罚违约行为的成本相应提高。

（二）服务贸易壁垒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

服务贸易壁垒指一国政府对国外生产的服务销售所设置的有障碍作用的政策措施。一国政府除了直接限制某些服务产品或服务生产者的进入外，还经常使用各种歧视性的规定来间接限制服务的进口。直接或间接的壁垒形式对国际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都会产生影响。

;1、垄断下非人格市价的影响。直接的市场准入限制容易造成本国企业对服务贸易领域的垄断，即某些服务的出口业务只能由国内特定企业来完成（例如，要求国外的厂商在向本国出口某些特定产品时必须向本国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或必须通过指定银行进行结算）。而垄断易导致服务贸易的非人格市价。所谓非人格市价，是指在市场上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价格。当一国内某项服务被垄断之后，国外的服务需求方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可能，因此，当他需要该项服务时，无论其实际议价能力如何，都只能按该国垄断者的统一定价来进口服务。这对服务贸易的交易费用将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就只能将价格视为参数，因而不必再在争夺贸易利益上打主意，服务贸易中发现交易价格的费用、谈判和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都能够大大减少（但这种交易费用减少的利益几乎完全为服务出口方所独占）；另一方面，服务进口方如果不愿意接受服务出口方的垄断定价，则交易就会因毫无回旋余地而无法进行下去，这时的交易费用实际上是趋于无穷大的。

2、歧视性规定的影响。歧视性规定包括：要求外国的服务出口方获得规定的专业证书，或规定其提供服务时使用的设备必须达到型号、尺寸等指标的要求等。这些规定对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外国企业若满足了这些技术标准并获得了向本国出口服务的资格，其服务的质量一般会较为良好和稳定。根据这一信息，本国企业在向其进口服务时就可以节省下考察服务质量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外国的服务出口方在寻找交易对象时却必须收集交易对象所在国有关技术限制的信息，并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此外，这些技术标准也加大了服务出口方的生产费用，服务出口方有提高服务价格的需要——而这是与服务进口方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贸易双方的谈判费用和订立合约的费用可能因此而提高。

三、关于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交易费用的思考

由于交易费用与国际服务贸易成负相关关系，且有各种因素使这些交易费用比较大，因此，要进一步促进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就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这些交易费用。下面的分析将说明减少这些交易费用的可能性。

（一）良好企业形象的作用。国际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主要是由进、出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造成的。如果服务出口方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使服务进口方愿意信任其传递的信息（即认为出口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损害进口方贸易利益的可能性很小），则上述的大部分交易费用就可能得到节约。而良好的企业形象除了可以通过长期优质、稳定地提供服务来加以培育外，还应该利用博弈中“分离均衡”的原理，积极地向服务消费者发送“好企业”的信号。例如，通过现代国际营销手段，采取适当的广告及人员推销策略；采劝先提供服务，后收钱”的做法等。由于只有经营实力强、服务提供可靠的企业才有能力采取上述做法，因此这些做法就有可能形成消费者借以判断“好企业”、“坏企业”的甄别信号。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因此而更快地树立，并更好地发挥其减少服务贸易中交易费用的作用。在这一方面，跨国服务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也说明：这些跨国服务企业在与东道国企业竞争时往往能够获胜的原因可能不仅是其较好的服务质量，还应在于其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服务技术改进与创新的作用。技术的改进与创新将为服务生产的进一步分工创造条件；而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越高，其服务质量的优越性和稳定性就越有保障；并且，当这些更先进的技术被普遍使用时，服务的异质性（即同一服务产品由不同的人来生产或提供给不同的消费者时的质量差别）将可能得到限制，服务产品有可能趋于标准化，服务的质量就可能更容易测量。这样，原本因质量评价问题而额外产生的定价费用、谈判费用、惩罚违约行为的费用等都可能大大减少，并最终减少服务贸易中的总交易费用。

（三）制度安排的作用。制度安排是指遵循着同一规则的交易活动的集合。它是“利益互相抗衡的个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的收敛，是交易活动这种博弈的集体稳定对策”（盛洪，1992）。通过制度安排可以有效地减少国际服务贸易中的交易费用。目前，区域内服务贸易的制度安排有：欧盟资本、人员、服务和商品统一市场的建立，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等。而范围更广泛的国际间制度安排的实践当为WTO下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即GATS）。GATS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GATS主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并规定各成员必须履行以下义务：遵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履行其承诺的市场准入表；对于可能“抑制竞争从而限制服务贸易”的商业惯例，“应任何其他成员的请求，应就取消上述的商业惯例与其进行磋商”（GATS第九条）。同时，GATS还规定：服务贸易理事会应通过其建立的适当机构，制定任何必要的纪律，以“确保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度、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措施不至于构成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GATS第四条）。GATS的这些规定对于保障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竞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竞争的充分程度和交易费用的高低是相关的。竞争的充分程度越大，交易费用越低。充分竞争使得服务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减少，使进、出口双方都节约了大量有关价格形成、避免欺诈、讨价还价以及保证信用等的费用。

2、GATS促进了服务贸易中法律信息的公开化。GATS规定各成员有遵守透明度原则的义务，即：应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及“一成员为签字方的涉及或影响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并且“应立即或至少每年一次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其显著影响本协定下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的新的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或对现行法律、规章或行政指示的任何修改”（GATS第三条）。GATS还规定“成员在实施其对服务提供者的批准、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时，其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成为国家间实行歧视的手段，或对服务贸易构成隐蔽的限制”（GATS第七条）。GATS的规定有利于服务贸易的当

事人对可能影响其贸易的措施、对各种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及其影响程度等信息拥有比较充分的知情权。这样，服务贸易的当事人就可以提高其收集相关法律信息的效率，节约其因此而花费的交易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