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法范文10篇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1

一、解读国际环境法

（一）国际环境法与各国环境法的关系。在国际法中，国际环境法是约束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为缔结的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制度，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重要的分支，在集成国际法的法律效力同时，对各国间的环境保护义务和做出明确规定，各国间依照国际环境法的内容设立自己国家对环境立法，设立期间各国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制度、内容和指导原则不冲突，结合各国家环境保护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具体按安排。（二）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组成。在国际环境法中对生态环境中的海洋及海洋生物、野生植物、大气层、空间环境保护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等多项内容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生态环境化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生态保护方面，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施经济结构提质行动，推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国际环境法中还涉及到《国际海洋保护公约》、《保护臭氧层公约》、《保护生物多样化公约》、《防止国际河流污染公约》等多方面环境保护公约和条约。国际环境法适用于国家间环境利于的保护及指导功能，是各国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制定环境保护法规的重要依据，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保护自然环境是人类奋斗的最高目标，因为人在自然中就像许多灭绝的生物一样渺小，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保护环境才是人类的唯一出路。（三）加强国际间合作对生态环境化的重要意义。大自然的环境不是独立存在的体统，国际环境化中对国际海域、大气环境、国际河流保护、宇宙空间和海洋生物资源等做出明确法律规范，就河流及湖泊而言，国家间常见的合作形式主要有军事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科学技术合作等领域，合作是为了保证各国间和平及安排的发展愿望实现的互动行为。随着国家间合作主体的宽泛、合作主体范围的扩大，二十世纪70年代后逐渐在环境领域开展合作。主要针对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环境资源恶化整治问题等多项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国家间的开展合作对生态环境化意义重大。各国回望过去的发展，从英国伦敦的雾都污染治理，到印度博帕尔事件，乌克兰的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到剧毒物污染莱茵河事件。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化污染的代价远不止眼前的经济利益，取得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为代价，需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各国间开展有效的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二、国际环境法对我国生态环境化发展的重要影响意义

（一）中国在国际环境法化发展中的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在世界舞台展现大国风采彰显责任与发展并存国际形象。1971年重返联合国前，由于国际地位的影响在早期国际环境法制定建立过程中未能参与。重返联合国之后，中国试探性地参与了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1972年到1992年之间，中国虽然也签署和参与了一些公约，得到参与合作的机会。而到以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为契机，中国开始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环境公约和协定的缔结、签署和生效。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和排放量的增加，中国逐步成为以气候变化应对为代表的国际环境协定的缔结、签署和生效的深度参与者和奉献者。2016年《巴黎协定》生效后，中国以负责任的姿态成为国际环境协定实施和落实的引领者。（二）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经济发展是国家之间较量的关键因素，但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党和国家认识到推动绿色发展对生态经济化管理具有重要的发展作用。作为现阶段重要的工作重点来管理，在党和国家深刻到认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快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逐步提升会环境保护的治理水平，通过构建生态宜居城市、绿色城市、海绵城市等扶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保护工作。

三、我国在国际环境法影响下开展生态环境化的保护措施

（一）构建生态环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观。随着各国政府在国内层面对可持续发展理念做出了明确要求，在中国坚持走环境的可续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绝不是喊起来洪亮的口号，国家在践行负责任的大国时，努力降低污染物的排放，开展海洋环境保护禁止捕捞濒临灭绝的生物。通过建立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约束企业的排放及整治的相关内容，对当前企业违法高成本、守法低成本力开展综合管理措施。从而有效抑制企业违法破坏环境的行为。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逐渐从解决人们温饱问题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过渡，认识到中华民族永久发展需要依靠生态环境保护做支撑，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思想，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的同时摒弃危害环境破坏而增长的经济模式。（二）强化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在中国，随处可见全民生态环保意识主动增强，生态危机意识、节约意识与环保意识，从多方面强化保护环境，从幼儿园到大学，从机关单位到民营私企形成统一的生态环保意识，建立环境保护管理民间组织，宣扬生态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让全民认识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从身边小事做起。教育孩子树立坏境保护意识，从自己做起，使用可降解材料包装、开展无纸化办公、下班随手关灯、对垃圾分类处理、使用高效的低碳的燃烧材料等。从国家的发展而言，重视节能、绿色材料使用，大力发展风力发电、太阳能技术，利用可再生资源创作社会经济价值。在百姓的家中，普遍选用高效环保节能材料及装饰，为国家的节约用电做出了贡献。（三）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在环境保护工作上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交流，在学习的过程中挖掘其他国家先进的环保经验和生态治理方法，将科学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生态环保技术借鉴到我国环境治理上。在环境保护上加强与邻国的合作与交流。对大气防治、河流污染及海洋生物保护等多方面开展综合保护措施。同时，国家在立法方面加强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设立环境保护监督机制，重点查处各类因破坏生态环境化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在治理排水污染物的管理上控制排放总量及排放付费等双重管理手段，对多次查处未整改的企业勒令停止营业整顿。

四、结束语

无论是国际环境法还是中国的环境保护法，都是对环境保护作出的巨大贡献，每个国家拥有对自己国家环境保护及开发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要求每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同时，不对别的国家环境及资源构成威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要承担全球生态环境化建设重要责任，通过科学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使人们的生活环境中天更蓝，水更绿。

参考文献：

［1］于兴安．当代国际环境法发展面临的内外问题与对策分析［J］．鄱阳湖学刊，201（701）：75-82+127．

［2］李秋艳，屈振辉．国际环境法趋同化发展的中国生态伦理贡献［J］．绿叶，201（75）：42-48．

［3］孙佑海．绿色“一带一路”环境法规制研究［J］．中国法学，201（76）：110-128．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2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国际环境法；环境与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环境一体化的程度以及人类的生态文明意识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地位不断提高，各国政府也逐渐在国内立法司法实践中运用这种价值观念。为保证人类世代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自然资源，就要在相关领域了解并运用该原则，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也有利于该原则在国际国内的落实，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方向。

一、价值观念的出现———可持续发展原则

1.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兴起与发展人类社会很早就出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思想，随着环境问题不断突显并被重视，该原则出现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中。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可持续发展出现在人们视线中；1982年《世界自然宪章》要求实现并保持各种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最佳可持续生产力”；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原则。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对可持续发展原则做出了丰富和具体的计划。至2002年8月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召开，可持续发展原则开始落实到各国发展中。每一次全球性的环境会议召开都不断地将该原则的影响力扩大，各国开始接受和借鉴这种思想理念并将其运用在国内立法里，使世界环境法的发展开始转向。如美国1990年制定《污染预防法》、日本1993年制定《环境基本法》等，都说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一场必行的社会变革，该原则已成为国际环境法中的重要原则。2.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本内容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所有人均承担的责任。关于该原则的学说繁多，比较典型的是桑兹的“四要素”说——代际公平、代内公平、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和可持续利用。代际公平是指每代人要保证后代人享有的权利种类、自然资源和星球质量是一样的；代内公平指的是同时代的所有人享有平等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则是将保护环境与经济和其他发展结合；可持续利用是指以可持续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为实现代内公平和可持续利用，许多国际性文件都提出加强国际合作，如《21世纪议程》认为国际经济应以四种方式提供支持性的国际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新的生存与发展哲学，它维护人类的发展权，否定片面的经济发展观。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当代人对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破坏往往以牺牲后代应享有的环境为代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为了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必须要用该原则加以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度”，要在发展的同时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维持生态平衡。人实质是归属自然的，不是驾驭自然或对抗自然，我们有义务保护自身及后世生活的环境，同时要不断调整思维，规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实践

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国际环境法中是一项处于发展中的原则，理论落实需要国际法律文件的确认和成员国的实践，从而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被各国公认。首先，该原则的实践体现在各国际公约和环境文件中。1982年《世界自然宪章》倡导统一自然养护和社会发展；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的《里约宣言》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核心，该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该原则写入法律。文件为实现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还提出了很多原则性的规定如代际公平原则、预防原则、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国际合作等。同年各国还达成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它在序言重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除外还有很多环境条约明示或默示地承认、体现了该原则，比如1949年《国际捕鲸公约》、1968年《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和1983年《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等。其次，该原则的实践体现在各国立法和司法审判这种国家实践中。《21世纪议程》颁布之后中国政府做出履行承诺并颁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各国也都根据国情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成立相关组织制定措施进行实践，如英国制定《英国国家21世纪议程》和《地方21世纪议程》，美国成立总统可持续发展历史会等，这使得该原则被更多国家认同接受。国际法庭最早在1983年的太平洋海豹仲裁案中援引了该原则，为保护公海的海豹规定了“禁猎季节、捕猎方法和工具”等，这反映了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思想。1977年的多瑙河水坝案在判决书中写到可持续发展原则，法官认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一个具有规范价值的决定本案判决的原则。还有著名的菲律宾MinorsOposa诉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部长案，它以“四要素”中代际公平作为理论支撑，最终成功地制止了该国政府出租原始森林的行为。还有NarmadaBachaoAandolan诉印度联邦共和国等被告案，该案的判决也认为应当用可持续发展原则保证生态平衡。同时在国际海洋领域发生的海龟案、剑鱼案等等，都逐渐将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性利用作为必须考虑的内容，国际环境海洋保护法律框架中也体现出该可持续发展原则。再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实践还表现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中，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都在不断推动该原则在国际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法立法中的落实。NGO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可持续发展，NGO在促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帮助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如贫困人民、弱势群体等等）寻求权利保障这些方面作用很大。由于NGO对社会现状的了解多，对问题的敏感性较高，能及时反映问题，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也选择与NGO合作。NGO在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方面也有巨大贡献，比如在国际投资立法中，就推动投资与环保等多层利益的可持续发展[1]。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提供的投资条约范本就强调的国际投资立法应当充分重视和促进环境保护。NGO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让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存在的环境问题加以重视，如1985年绿色和平运动组织促使各国签订了南极条约，泰国NGO就施压使政府撤销影响环境的建设项目并改变发展战略，这些都说明我们应当给予NGO更多重视。由于环境法是该原则落地的主要载体和工具，因此环境法中的污染防治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循环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成为环境法的主要内容，环境立法更注重兼顾“环境与发展”和“源头控制与总量控制”，该原则指导下还出现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国际合作制度等。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第一，是该原则的执行存在问题。虽然该原则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中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也终将演变成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来加以实施，但是一般国家依条约所承担的义务多通过国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确认，但各国履约能力和具体国情以及国内立法的措施并不能有效掌握，因而国际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让实施这些环境条约还存在一定障碍。第二，可持续发展的司法标准极为缺乏[2]。哪种环境影响程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标准需要更明确的法律制度和评价体系加以规定。因此要加强国内立法，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从各个方面督促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的义务，只有明确“如何才是可持续发展”这个关键问题，才能更好地操作。第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有待加强。该原则虽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决议和宣言等文件中都得到反映，但是很多领域都没有通过法律形式加以强制规定使其从价值观念变为基本原则，有的领域已经有相关法律文件加以调整但是缺少约束力，或者相关公约的规定大多是框架性的，还需要成员国通过多边、双边协商来解决具体问题。比如1992年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又如《里约宣言》，虽强调环境与发展，但实质上不是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而是一份表明各国立场和态度的政治文件。原则的核心功能是确定责任分配，作为基本原则应当通过各种法律文件将其落实到相应的主题上成为具体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该原则相关法律法规比较零散，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缺少强有力的管理监督机构，这也使很多不愿承担义务的国家有借口规避责任。因此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将该原则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并付诸实践是实现该原则的根本保障，比如在国内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就体现了预防为主的思想；再比如跨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是通过预防污染避免走非可持续道路。第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仍然很严重。通常发达国家会将环境污染和废物进行转移排放，他们使用更多资源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提供资金和技术方面百般推脱，并强调发展中国家也应当承担责任（如发展中国家也应当限制减排）。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他们主张发展和消除贫困是第一任务，现有能源结构以及生产方式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应当积极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主动带头承担义务，肩负起历史责任。尽管该原则对双方国际环境保护责任进行了分配，但双方在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权利和义务上仍争执不下，不利于实现国际合作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以要加强南北合作，双方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为共建良好家园积极提供技术资金援助，不能逃避责任，一味对发展中国家施以环保压力；要反对少数发达国家借口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要保证实现发展的权利。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以经济落后为借口逃避义务，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是最好出路。

参考文献：

[1]赵勇.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与国际投资立法的转型———以非政府组织为视角[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5）.

[2]那力.国际环境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3]王曦.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4]王曦.论国际环境法的可持续发展原则[J].法学评论，1998（3）.

[5]张平，刘小红，杨平.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探析[J].西部法学评论，2008（5）.

[6]王小民.非政府组织与可持续发展[J].理论月刊，2008（10）.

[7]华园园.国际环境法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7.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3

关键词：风险预防原则国际环境法国际习惯法成本——效益分析

一、风险预防原则概述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

论文百事通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公务员之家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4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2]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3]；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4]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5]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6]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7]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8]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9]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10]。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11]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12]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5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6

【论文摘要】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个用途广泛而又争议颇多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虽然对这一原则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在具体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争议，所以更加确切地说，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原则。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讨论日趋白热化，主要表现为其适用的规则以及其国际法地位。本文试图从这两方面着手，并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以及中国的国情，对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进行简要论述。

一、风险预防原则概述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公务员之家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7

关键词：风险预防原则国际环境法国际习惯法成本——效益分析

一、风险预防原则概述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宪章》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8]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8

革命以及其后的技术，使得生产力不断提高，世界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同时，人类对环境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地、生物乃至外层空间不断受到破坏。环境也相应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

而国际环境法作为环境法与国际法的边缘学科，可见其意义重大。

国际环境保护立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关国际环境方面的公约和条约的数量与日俱增。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到1997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尽管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国际社会已先后制定了许多相关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但世界局势毕竟是纷繁芜杂的，环境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跨国界环境污染的责任问题，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执行监督问题，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义务等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各国签订的各个公约、条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得国际环境污染得到切实有效的控制，进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对以上问题进行和讨论。

关键词：国际环境污染，污染防治，法律责任，发达国家

一、国际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

1、国际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环境问题自古就有，但是大规模环境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技术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世界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时，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地、生物乃至外层空间不断受到破坏。环境问题也相应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破坏，生态破坏是国际环境问题的首要表现。由于人类的毁林开垦、围湖造田、乱挖滥采、超载放牧与捕捞、不合理的灌溉等行为，引起了土地的荒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植被的破坏、淡水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以及一些病虫害的流行等。这些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有如下特点：范围不断扩大、时间延续长久、问题发生频繁，一些问题已超出界的自净与自救的极限，引起一系列生态危机。二是环境污染，18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以建立煤炭、钢铁、化工等重工业而告完成。煤的大规模产生烟尘、二氧化硫和其他污染物质，而冶炼业生产排放的有害物质更对各地区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是生产中分离出的氯化氢、硫化氢等排入大气，亦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如污染大气，侵蚀衣物，损毁建筑物，使树木枯黄、庄稼受害、河鱼中毒等等。此外，水泥工业的粉尘，造纸工业的废液，及染料、炸药、石油、酸碱精致等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流失等，也给环境带来污染。20世纪20年代以来，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急剧增长，石油在燃料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使石油污染日趋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环境问题有了新的变化，局部地区的问题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的问题；暂时性的问题演变成长远的问题；潜在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演变成公开性的问题。

可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而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事业的两大任务之一。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对环境资源和人体健康的危害较之生态破坏更为直接和显而易见，而且环境污染往往又是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所以各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基本上是直接起源于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各国国内尚且如此，国际环境的污染问题就更应得到重视和有效的解决。

2、严峻的现状

“本世纪以来，随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等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①

由联合国列出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包括：（一）全球气候变暖；（二）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三）生物多样性减少；（四）酸雨蔓延；（五）森林锐减；（六）土地荒漠化；（七）大气污染；（八）水污染；（九）海洋污染；（十）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

从这十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污染”是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罪魁祸首”。

而，就我国的环境污染来看，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我国有80%左右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近50%的重点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我国地下水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湖泊的污染也有增无减，富营养化程度逐年加重。另外，水污染导致城市缺水现象更加严重，我国南方城市因水污染导致缺水量占这些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②

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严重地威胁到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除此以外，我国还面临着固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等问题。

由此可以想象，国际环境的污染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环境保护工程的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走过的历程，认识到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努力寻求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③

3、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发展

有关环境保护的国内立法，早在中世纪时就在一些国家出现。但国际上保护环境的努力，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开始。最早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野生物种的保护；另一方面就是界河和国际河流的渔业管理和水污染的防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加拿大1909年签订的《美加界水条约》。

二战之后，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开始不断增多。

1954年《国际防止还上油污公约》是最早的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

《长程越界大气污染公约》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79年签署的，1983年生效。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大气污染的区域性公约，在控制酸雨污染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12月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通过的，我国于1982年12月10日签署，并于1996年6月7日批准加入该公约。

为和平地利用核能，防止核能利用给人类带来危险，国际社会通过许多关于防止放射性和核污染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主要有1936年8月通过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1968年7月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86年《核材料实质保护公约》等等。

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项重要文件。这些宣言和公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在于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强调发展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使得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跨国界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

在关于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中，一些基本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包

括可持续发展原则、国家环境主权及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等。下面将就其中涉及到跨国界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有关原则进行讨论。

1、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是国际环境法所追求的国际环境秩序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而国际环境责任是国际环境法实施的必要前提，是国际环境法法律效力的具体体现。

“国际环境损害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因违背国际环境义务而承担的赔偿责任。”④而在跨国界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活动中，实际主体多为跨国公司或私人经营者。这些所有人或经营人，要么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法人，要么是自然人。因此，在归责问题上，现在各国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如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损害责任属于船舶所有人。又如，欧洲理事会《关于废弃物引起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将损害责任归属于制造者。

“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是指，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或者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和危害者，应当支付由其活动所形成的环境损害费用或者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它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解决环境损害责任负担方面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或“污染者负担原则”。由于这一原则有利于促进合理地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止并减轻环境损害，达到公平负担；因此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被一些国家确定为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极大的合理性。

首先，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利于促进环境开发利用者重视环境保护，积极预防和治理污染。环境的开发利用者，污染或者破坏的是全社会的环境，一般对其本身的利益无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制约或激励机制，就很难使其自觉地去保护环境。因此，要想使其重视环境保护，就必须把环境保护的好坏与其经济利益的得失联系起来。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就是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途径之一。它既可以起到对重视环境保护者的激励作用，又可以起到对危害环境者的制约作用，使得环境的开发利用者不得不尽量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其次，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利于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环境保护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事业，而且投入的资金在短期内一般难以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回报，甚至有时对投资者根本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果不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谁也不会主动地去进行环境保护投资。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由对环境造成危害者承担环境损害费用，就可以筹集到大笔环境保护资金，使环境保护的费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来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各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2、国家环境主权与环境责任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必须遵循国家主权原则。

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传统的绝对的排他性的国家主权原则显然不利于国际环境保护。这也正是国际环境法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的特殊性。由于空气、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所具有的唯一性，注定了那种绝对的独立的国家主权必将阻碍整个国际环境保护工程。因此在面对国际环境关系时，各国对国内环境事务享有独立的最高权力，对国际环境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而各国在处理国内环境事务时，也必须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而进行的。

国家主权原则需要发展，在充分强调各国的环境主权的同时，亦要强调其应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即“国家环境主权不损害国外环境的责任”。这一原则也已成为当今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在第2项原则中提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同时，在第18项和第19项原则中也提到“各国应将可能对他国环境产生突发的有害影响的任何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立即通知这些国家。国际社会应尽力帮助受灾国家。”“各国应将可能具有重大不利跨越国界的环境影响的活动向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预先和及时地提供通知和有关资料，并应在早期阶段诚意地同这些国家进行磋商。”

可见，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时时都存在的。在环境问题面前，国家环境主权的行使应当与其它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相一致，尤其在与上面提到的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结合时，国家环境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服从它。

在跨国界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活动中，实际主体多为跨国公司或私人经营者，因此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中，国家还有为个人行为承担赔偿的责任。

国家之所以对个人行为承担环境赔偿责任，是因为国家对私人行为所从事的某些活动，尤其是一些具有高度危险性并可能造成灾害性后果的活动具有控制权。而且个人的财力往往无法承受跨界的环境损害，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也只有国家才能保证受害者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国家环境主权的行使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但呼吸着用样的空气，汲取着同源头的河水，任何国家都有义务以各国利益来服从人类的共同利益。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主权应当受到保护，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应受到关注和保护！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三、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及执行监督

1、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的有关问题

为了保护和改善国际环境，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各国日益认识到运用法律调整各国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活动中产生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为此，各国召开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的、全球性的国际会议，制定了众多的条约，其中包括很多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公约和协定。但就算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一领域仍然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当跨界环境污染行为产生时，通常行为实施国要承担民事责任。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民事责任主要有赔偿损失、停止污染损害、排除污染妨碍、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在实践当中，国际环境领域民事责任最经常最主要采用的方式是赔偿损失。“国际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主要是指恢复原状即负担恢复环境损害发生之前存在的环境状态所需要的一切费用。”⑥但在具体适用时，完全恢复原状往往做不到，实际做法只能是按照实际损害给予赔账款或者其他方式的补偿。

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中的大气、水等资源有其不可再生性，或者很难再生。因此，通常情况下要在污染行为后恢复原状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就目前各种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及国际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条约来看，“赔偿费用”似乎成了通行的做法并得到认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法律保护是有违我们的初衷的，因为损害行为已经发生，损害结果已经产生，环境已经遭到了破坏，我们已经很难让遭到损害的环境再恢复之前的面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损害-赔偿-再损害-再赔偿。好像只要用钱就能赎回因环境破坏而犯下的罪过。如果金钱能够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那倒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而这个问题在某些发达国家的行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后文将着重论述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个人认为，在一国实施了损害环境的行为之后，赔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需要该国以实际有效的行动来重建环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第一：加重对损害行为的惩罚力度，而不仅仅是按照实际损害来给予赔偿；第二：由该国组织恢复重建工作，尽管已无法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但于该地区总算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弥补。通过长期的环境治理工作，时间已经证明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尽管面对着这许多保护环境的公约、条约，我们仍然毫不乐观。毕竟，这样的还无法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赔偿只是补偿，如何建立起一种真正能够对环境进行可持续性、规划及利用的法律已经迫在眉睫。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实施、监督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与国家责任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不履行甚至违反其依国际环境法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就得为之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法如得不到实时，各国没有切实履行其环境义务，各国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不能实现，那么，国际环境法就不过是一纸空文。

同时，国际环境纠纷通常需要迅速的解决，纠纷的持续往往会给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环境纠纷本身常常包含不确定的和因素，他们不仅涉及到国家的主权权利，而且经常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国际环境法的特殊属性的体现。

由于国际环境保护制度很多是通过框架公约加上实施公约的议定书而形成的。在这些制度中，有效力的规范常常会随着对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以及各国间合作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缔约国在发展这些规范是一般会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以便公正的平衡缔约国间的不同利益。通常，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各国有义务报告本国实施公约的情况，并相互进行审查。在这方面，非政府的环境保护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虽然不是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但其在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989年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七届成员国大会关于提高非洲象的保护等级的一场争论就是非政府组织环境条约实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实施国际环境法的途径中有一种情况涉及到了比较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即当国际不当行为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造成损害的时候，谁有权利或资格以全人类的名义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致害方提出权利要求的问题。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从1986年起禁止商业性捕鲸行为，但日本以科学为由来掩盖其商业企图，从1987年以来一直捕杀小须鲸，去年（2000年）7月份更宣布计划增加捕杀行动。对此，国际社会的一直表示强烈的抗议，国际捕鲸委员会、各环保组织虽然曾力图阻止日本的捕鲸作业，无奈缺乏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收效甚微。日本之所以多年来一直肆无忌弹，正是因为国际上尚没有对这种超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损害的权利要求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多数环境条约只是一般地要求按条约的条款解决争端，更有环境条约明文规定不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

国内环境法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国际环境法则没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权威或国际强制力来保证它的实施。

“目前，国际环境法尚未承认一国享有代表国际社会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国家提起类似于国内法中的集体诉讼的权利。”⑦这就使得像日本这样的一些为了本国利益而不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得以逍遥地进行的破坏行为。无法定则无拘束，无法定则无保护。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完善立法，因为从保护全球环境的角度看，这项权利最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前提是，它必须是一项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根据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一项可以被少数国家用来限制别国的发展和为本国谋取私利的手段。

人类正处于的抉择关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在《21世纪议程》的序言中指出，“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欣慰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条约被签署，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但这些公约、条约在实施和监督执行时却仍在遭遇许多挫折。毫无疑问，当一桩桩污染环境的“罪行”发生时，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当享有制止的权利，只有这项权利得到承认并被广泛的行使，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监督执行的机制，才有可能阻止某些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环境进行破坏，也才有可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中

的地位、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义务

1、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各国的共同任务，但发达国家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从历史上看，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由于无视对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得益于某种潜在的补贴，而由于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为，发展家现在已不能选择成本较低但对环境危害较大的发展模式，即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再以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作为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目前寻求发展的道路必将是更加艰难和高昂的。

今天，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水平来讲，发达国家的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仍然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应当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提供新的额外资金并以优惠条件转让对环境无害的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自身环境和参与保护全球环境。而这些并不是基于他们的慷慨或恩惠，而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对人类环境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付出的成本。

发达国家的这一义务，得到了大量国际文件和国际条约的确认，并也为发达国家所承认。正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公约》中第7项原则所提到的一样，“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发达国家应承担义务的问题讨论

尽管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仍有一些发达国家背弃各种国际公约、条约，为了本国利益而公然违背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严厉指责。

美国总统布什日前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执行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这一表态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各国对美国破坏国际社会重大环保努力的举动表示强烈不满，对美国新政府在一些重要外交领域推行不顾全球利益的单边主义的倾向深表担扰。

为落实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已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都试图减少自己为减排温室气体在经济上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又尽力推卸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具体的减排指标。

布什政府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根本上还是从美国的经济利益考虑。布什在为其决定辩护时毫不隐晦地称，美国目前需要解决自己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增长放慢问题，过多的保护环境的规定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因而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此，欧盟、日本等各有关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认为美国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于全球环保事业之上未免太霸道和自私自利。

专家指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主要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发达国家目前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京都议定书》以限制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核心，正是基于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美国作为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理应带头承担应有的责任。

美国不顾国际谴责，出尔反尔的违反国际法规定，可能会使国际社会多年来为控制气候变暖所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使《京都议定书》成为一纸空文。

这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防止国际环境污染的今天，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如何在此类问题发生时，给违反公约的国家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发达国家以应有的惩罚，同样是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由于发达国家强大的国力，使得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有恃无恐。对此，发展中国家应积极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各国际组织也应尽快制定相应措施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不可否认，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真正达到完全的平等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也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使得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大致来说，发达国家在对环境污染防治中应承担以下责任。

第一，发达国家应在经济和技术上支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在选择有利于全球环境的发展模式中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向发达国家要求补偿。

前面已经提到，发达国家之所以在今天有着雄厚的国力和经济实力，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工程中，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时，以对环境的污染为代价而有了一场飞跃。所以，当发展中国家今天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时，有权利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发达国家应当从全人类的发展角度考虑，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和技术上的帮助。

第二，发达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应重视起有害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单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就占全世界排放量的4/1，面对如此大的比例，如果美国还顽固坚持“减排百分之零”的论调，不得不使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明天忧心忡忡。我认为，当今世界主题已趋于和平，如果发达国家只一味考虑本国利益，担心在承担对环境治理中的责任时，影响其在经济竞争中的实力，非但不降低损害，反而因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变本加厉的对环境进行污染，那么各国通过无数努力而签订的各种公约、条约将毫无意义。

这两项义务基本上已在国际社会中达成共识，并且在很多公约和条约中都制定了相关的条款。但为何还会频频发生诸如美国政府拒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情况？追根到底还是由国际环境法的性质所导致。

有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规则，主要渊源在与国际条约，但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特殊需要，国际环境法在制定和实施方面有某些显著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软法”现象。“‘软法’是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它是指在严格意义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又具有一定法律效果的国际文件。”⑧

由于近二十年来制定的大量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中，通常只用笼统和含糊的语言对缔约国规定在某一领域里实行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一般义务，而并不规定实现这些目标所需采取的具体的管制措施和时间期限，使得这些公约在执行时遇到很大困难，尤其是在面对“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是显得“力不从心”。

一方面，环境危机往往具有紧迫性，在环境破坏的事实被披露之后，公众舆论的压力常常会迫使国际社会迅速采取措施，以消除和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经常带有不确定性，对某一特定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常是不全面、不准确和不清楚的，使得各国不愿意采取代价昂贵的环境保护措施。

今天看来，仅仅制定一些“软法”来反映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所普遍持有的和道德态度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制定有关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公约时，也应有更多更具体的条款对各国应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我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法应与国内环境法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国内环境法无论在归责问题或保证实施上大多都有明确规定，不可否认国际环境法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同解决国内法一样，它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是刻不容缓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70年代以后，有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迁往控制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低下，民众的环境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谴责发达国家这种举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只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才能使全世界都积极参与到拯救环境的队伍中来。

这里涉及到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⑨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并确立一些新的知识，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无疑，在环境问题上，全球主义体现的比较充分，这个不争的事实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世界局势逐渐向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结束语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人类主宰地球的历史就是一部环境保护史。无论是几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自然思想，还是当代全方位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是人类应当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国家范围内的任务，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受其害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还是近年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都以跨越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和发展卓有成效的合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人类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国际环境污染才能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也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

②参见周珂《环境法》第1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③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

④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⑤参见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⑥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⑦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⑧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第456页，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⑨参见（美）芭芭拉·沃特、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前言”第1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周珂.《环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9

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技术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世界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时，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地、生物乃至外层空间不断受到破坏。环境问题也相应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

而国际环境法作为环境法与国际法的边缘学科，可见其意义重大。

国际环境保护立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关国际环境方面的公约和条约的数量与日俱增。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到1997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尽管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国际社会已先后制定了许多相关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但世界局势毕竟是纷繁芜杂的，环境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跨国界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问题，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执行监督问题，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义务等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各国签订的各个公约、条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得国际环境污染得到切实有效的控制，进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国际环境污染，污染防治，法律责任，发达国家

一、国际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

1、国际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环境问题自古就有，但是大规模环境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技术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世界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时，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地、生物乃至外层空间不断受到破坏。环境问题也相应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破坏，生态破坏是国际环境问题的首要表现。由于人类的毁林开垦、围湖造田、乱挖滥采、超载放牧与捕捞、不合理的灌溉等行为，引起了土地的荒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植被的破坏、淡水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以及一些病虫害的流行等。这些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有如下特点：范围不断扩大、时间延续长久、问题发生频繁，一些问题已超出自然界的自净与自救的极限，引起一系列生态危机。二是环境污染，18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以建立煤炭、钢铁、化工等重工业而告完成。煤的大规模应用产生烟尘、二氧化硫和其他污染物质，而冶炼业生产排放的有害物质更对各地区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是生产中分离出的氯化氢、硫化氢等排入大气，亦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如污染大气，侵蚀衣物，损毁建筑物，使树木枯黄、庄稼受害、河鱼中毒等等。此外，水泥工业的粉尘，造纸工业的废液，及染料、炸药、石油、酸碱精致等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流失等，也给环境带来污染。20世纪20年代以来，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急剧增长，石油在燃料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使石油污染日趋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环境问题有了新的变化，局部地区的问题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的问题；暂时性的问题演变成长远的问题；潜在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演变成公开性的问题。

可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而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事业的两大任务之一。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对环境资源和人体健康的危害较之生态破坏更为直接和显而易见，而且环境污染往往又是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所以各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基本上是直接起源于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各国国内尚且如此，国际环境的污染问题就更应得到重视和有效的解决。

2、严峻的现状

“本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等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①

由联合国列出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包括：（一）全球气候变暖；（二）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三）生物多样性减少；（四）酸雨蔓延；（五）森林锐减；（六）土地荒漠化；（七）大气污染；（八）水污染；（九）海洋污染；（十）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

从这十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污染”是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罪魁祸首”。

而目前，就我国的环境污染来看，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我国有80%左右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近50%的重点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我国地下水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湖泊的污染也有增无减，富营养化程度逐年加重。另外，水污染导致城市缺水现象更加严重，我国南方城市因水污染导致缺水量占这些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②

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严重地威胁到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除此以外，我国还面临着固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等问题。

由此可以想象，国际环境的污染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环境保护工程的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走过的历程，认识到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努力寻求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③

3、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发展

有关环境保护的国内立法，早在中世纪时就在一些国家出现。但国际上保护环境的努力，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开始。最早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野生物种的保护；另一方面就是界河和国际河流的渔业管理和水污染的防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加拿大1909年签订的《美加界水条约》。

二战之后，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开始不断增多。

1954年《国际防止还上油污公约》是最早的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

《长程越界大气污染公约》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79年签署的，1983年生效。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大气污染的区域性公约，在控制酸雨污染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12月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通过的，我国于1982年12月10日签署，并于1996年6月7日批准加入该公约。

为和平地利用核能，防止核能利用给人类带来危险，国际社会通过许多关于防止放射性和核污染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主要有1936年8月通过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1968年7月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86年《核材料实质保护公约》等等。

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项重要文件。这些宣言和公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在于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强调发展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使得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跨国界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

在关于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中，一些基本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包

括可持续发展原则、国家环境主权及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等。下面将就其中涉及到跨国界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有关原则进行讨论。

1、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是国际环境法所追求的国际环境秩序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而国际环境责任是国际环境法实施的必要前提，是国际环境法法律效力的具体体现。

“国际环境损害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因违背国际环境义务而承担的赔偿责任。”④而在跨国界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活动中，实际主体多为跨国公司或私人经营者。这些所有人或经营人，要么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法人，要么是自然人。因此，在归责问题上，现在各国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如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损害责任属于船舶所有人。又如，欧洲理事会《关于废弃物引起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将损害责任归属于制造者。

“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是指，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或者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和危害者，应当支付由其活动所形成的环境损害费用或者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它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解决环境损害责任负担方面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或“污染者负担原则”。由于这一原则有利于促进合理地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止并减轻环境损害，达到公平负担；因此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被一些国家确定为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极大的合理性。

首先，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利于促进环境开发利用者重视环境保护，积极预防和治理污染。环境的开发利用者，污染或者破坏的是全社会的环境，一般对其本身的利益无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制约或激励机制，就很难使其自觉地去保护环境。因此，要想使其重视环境保护，就必须把环境保护的好坏与其经济利益的得失联系起来。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就是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途径之一。它既可以起到对重视环境保护者的激励作用，又可以起到对危害环境者的制约作用，使得环境的开发利用者不得不尽量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其次，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利于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环境保护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事业，而且投入的资金在短期内一般难以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回报，甚至有时对投资者根本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果不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谁也不会主动地去进行环境保护投资。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由对环境造成危害者承担环境损害费用，就可以筹集到大笔环境保护资金，使环境保护的费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来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各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2、国家环境主权与环境责任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必须遵循国家主权原则。

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传统的绝对的排他性的国家主权原则显然不利于国际环境保护。这也正是国际环境法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的特殊性。由于空气、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所具有的唯一性，注定了那种绝对的独立的国家主权必将阻碍整个国际环境保护工程。因此在面对国际环境关系时，各国对国内环境事务享有独立的最高权力，对国际环境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而各国在处理国内环境事务时，也必须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而进行的。

国家主权原则需要发展，在充分强调各国的环境主权的同时，亦要强调其应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即“国家环境主权不损害国外环境的责任”。这一原则也已成为当今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在第2项原则中提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同时，在第18项和第19项原则中也提到“各国应将可能对他国环境产生突发的有害影响的任何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立即通知这些国家。国际社会应尽力帮助受灾国家。”“各国应将可能具有重大不利跨越国界的环境影响的活动向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预先和及时地提供通知和有关资料，并应在早期阶段诚意地同这些国家进行磋商。”

可见，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时时都存在的。在环境问题面前，国家环境主权的行使应当与其它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相一致，尤其在与上面提到的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结合时，国家环境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服从它。

在跨国界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活动中，实际主体多为跨国公司或私人经营者，因此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中，国家还有为个人行为承担赔偿的责任。

国家之所以对个人行为承担环境赔偿责任，是因为国家对私人行为所从事的某些活动，尤其是一些具有高度危险性并可能造成灾害性后果的活动具有控制权。而且个人的财力往往无法承受跨界的环境损害，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也只有国家才能保证受害者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国家环境主权的行使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但呼吸着用样的空气，汲取着同源头的河水，任何国家都有义务以各国利益来服从人类的共同利益。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主权应当受到保护，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应受到关注和保护！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三、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及执行监督

1、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的有关问题研究

为了保护和改善国际环境，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各国日益认识到运用法律调整各国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活动中产生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为此，各国召开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的、全球性的国际会议，制定了众多的条约，其中包括很多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公约和协定。但就算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一领域仍然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当跨界环境污染行为产生时，通常行为实施国要承担民事责任。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民事责任主要有赔偿损失、停止污染损害、排除污染妨碍、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在实践当中，国际环境领域民事责任最经常最主要采用的方式是赔偿损失。“国际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主要是指恢复原状即负担恢复环境损害发生之前存在的环境状态所需要的一切费用。”⑥但在具体适用时，完全恢复原状往往做不到，实际做法只能是按照实际损害给予赔账款或者其他方式的补偿。

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中的大气、水等资源有其不可再生性，或者很难再生。因此，通常情况下要在污染行为后恢复原状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就目前各种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及国际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条约来看，“赔偿费用”似乎成了通行的做法并得到认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法律保护是有违我们的初衷的，因为损害行为已经发生，损害结果已经产生，环境已经遭到了破坏，我们已经很难让遭到损害的环境再恢复之前的面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损害-赔偿-再损害-再赔偿。好像只要用钱就能赎回因环境破坏而犯下的罪过。如果金钱能够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那倒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而这个问题在某些发达国家的行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后文将着重论述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个人认为，在一国实施了损害环境的行为之后，赔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需要该国以实际有效的行动来重建环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第一：加重对损害行为的惩罚力度，而不仅仅是按照实际损害来给予赔偿；第二：由该国组织恢复重建工作，尽管已无法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但于该地区总算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弥补。通过长期的环境治理工作，时间已经证明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无益的。

因此，尽管面对着这许多保护环境的公约、条约，我们仍然毫不乐观。毕竟，这样的法律还无法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赔偿只是补偿，如何建立起一种真正能够对环境进行可持续性发展、规划及利用的法律已经迫在眉睫。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实施、监督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与国家责任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不履行甚至违反其依国际环境法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就得为之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法如得不到实时，各国没有切实履行其环境义务，各国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不能实现，那么，国际环境法就不过是一纸空文。

同时，国际环境纠纷问题通常需要迅速的解决，纠纷的持续往往会给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环境纠纷本身常常包含不确定的科学和社会经济因素，他们不仅涉及到国家的主权权利，而且经常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国际环境法的特殊属性的体现。

由于国际环境保护制度很多是通过框架公约加上实施公约的议定书而形成的。在这些制度中，有效力的规范常常会随着对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以及各国间合作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缔约国在发展这些规范是一般会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以便公正的平衡缔约国间的不同利益。通常，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各国有义务报告本国实施公约的情况，并相互进行审查。在这方面，非政府的环境保护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虽然不是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但其在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989年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七届成员国大会关于提高非洲象的保护等级的一场争论就是非政府组织影响环境条约实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实施国际环境法的途径中有一种情况涉及到了比较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即当国际不当行为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造成损害的时候，谁有权利或资格以全人类的名义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致害方提出权利要求的问题。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从1986年起禁止商业性捕鲸行为，但日本以科学研究为由来掩盖其商业企图，从1987年以来一直捕杀小须鲸，去年（2000年）7月份更宣布计划增加捕杀行动。对此，国际社会的一直表示强烈的抗议，国际捕鲸委员会、各环保组织虽然曾力图阻止日本的捕鲸作业，无奈缺乏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收效甚微。日本之所以多年来一直肆无忌弹，正是因为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对这种超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损害的权利要求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多数环境条约只是一般地要求按条约的条款解决争端，更有环境条约明文规定不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

国内环境法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国际环境法则没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权威或国际强制力来保证它的实施。

“目前，国际环境法尚未承认一国享有代表国际社会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国家提起类似于国内法中的集体诉讼的权利。”⑦这就使得像日本这样的一些为了本国利益而不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得以逍遥地进行的破坏行为。无法定则无拘束，无法定则无保护。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完善立法，因为从保护全球环境的角度看，这项权利最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前提是，它必须是一项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根据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一项可以被少数国家用来限制别国的发展和为本国谋取私利的手段。

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在《21世纪议程》的序言中指出，“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欣慰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条约被签署，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但这些公约、条约在实施和监督执行时却仍在遭遇许多挫折。毫无疑问，当一桩桩污染环境的“罪行”发生时，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当享有制止的权利，只有这项权利得到承认并被广泛的行使，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监督执行的机制，才有可能阻止某些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环境进行破坏，也才有可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中

的地位、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义务

1、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各国的共同任务，但发达国家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从历史上看，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由于无视对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得益于某种潜在的补贴，而由于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为，发展中国家现在已不能选择成本较低但对环境危害较大的发展模式，即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再以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作为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目前寻求发展的道路必将是更加艰难和高昂的。

今天，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水平来讲，发达国家的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仍然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应当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提供新的额外资金并以优惠条件转让对环境无害的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自身环境和参与保护全球环境。而这些并不是基于他们的慷慨或恩惠，而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对人类环境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付出的成本。

发达国家的这一义务，得到了大量国际文件和国际条约的确认，并也为发达国家所承认。正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公约》中第7项原则所提到的一样，“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发达国家应承担义务的问题讨论

尽管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仍有一些发达国家背弃各种国际公约、条约，为了本国利益而公然违背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严厉指责。

美国总统布什日前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执行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这一表态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各国对美国破坏国际社会重大环保努力的举动表示强烈不满，对美国新政府在一些重要外交领域推行不顾全球利益的单边主义的倾向深表担扰。

为落实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已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都试图减少自己为减排温室气体在经济上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又尽力推卸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具体的减排指标。

布什政府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根本上还是从美国的经济利益考虑。布什在为其决定辩护时毫不隐晦地称，美国目前需要解决自己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增长放慢问题，过多的保护环境的规定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因而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此，欧盟、日本等各有关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认为美国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于全球环保事业之上未免太霸道和自私自利。

专家指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主要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发达国家目前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京都议定书》以限制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核心，正是基于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美国作为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理应带头承担应有的责任。

美国不顾国际谴责，出尔反尔的违反国际法规定，可能会使国际社会多年来为控制气候变暖所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使《京都议定书》成为一纸空文。

这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防止国际环境污染的今天，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如何在此类问题发生时，给违反公约的国家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发达国家以应有的惩罚，同样是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由于发达国家强大的国力，使得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有恃无恐。对此，发展中国家应积极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各国际组织也应尽快制定相应措施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不可否认，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真正达到完全的平等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也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使得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大致来说，发达国家在对环境污染防治中应承担以下责任。

第一，发达国家应在经济和技术上支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在选择有利于全球环境的发展模式中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向发达国家要求补偿。

前面已经提到，发达国家之所以在今天有着雄厚的国力和经济实力，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工程中，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时，以对环境的污染为代价而有了一场飞跃。所以，当发展中国家今天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时，有权利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发达国家应当从全人类的发展角度考虑，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和技术上的帮助。

第二，发达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应重视起有害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单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就占全世界排放量的4/1，面对如此大的比例，如果美国还顽固坚持“减排百分之零”的论调，不得不使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明天忧心忡忡。我认为，当今世界主题已趋于和平，如果发达国家只一味考虑本国利益，担心在承担对环境治理中的责任时，影响其在经济竞争中的实力，非但不降低损害，反而因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变本加厉的对环境进行污染，那么各国通过无数努力而签订的各种公约、条约将毫无意义。

这两项义务基本上已在国际社会中达成共识，并且在很多公约和条约中都制定了相关的条款。但为何还会频频发生诸如美国政府拒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情况？追根到底还是由国际环境法的性质所导致。

有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规则，主要渊源在与国际条约，但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特殊需要，国际环境法在制定和实施方面有某些显著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软法”现象。“‘软法’是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它是指在严格意义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又具有一定法律效果的国际文件。”⑧

由于近二十年来制定的大量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中，通常只用笼统和含糊的语言对缔约国规定在某一领域里实行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一般义务，而并不规定实现这些目标所需采取的具体的管制措施和时间期限，使得这些公约在执行时遇到很大困难，尤其是在面对“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是显得“力不从心”。

一方面，环境危机往往具有紧迫性，在环境破坏的事实被披露之后，公众舆论的压力常常会迫使国际社会迅速采取措施，以消除和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经常带有不确定性，对某一特定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常是不全面、不准确和不清楚的，使得各国不愿意采取代价昂贵的环境保护措施。

今天看来，仅仅制定一些“软法”来反映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所普遍持有的政治和道德态度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制定有关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公约时，也应有更多更具体的条款对各国应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我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法应与国内环境法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国内环境法无论在归责问题或保证实施上大多都有明确规定，不可否认国际环境法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同解决国内法一样，它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是刻不容缓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70年代以后，有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迁往控制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低下，民众的环境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谴责发达国家这种举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只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才能使全世界都积极参与到拯救环境的队伍中来。

这里涉及到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⑨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学习并确立一些新的知识，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无疑，在环境问题上，全球主义体现的比较充分，这个不争的事实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世界局势逐渐向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结束语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人类主宰地球的历史就是一部环境保护史。无论是几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还是当代全方位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是人类应当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国家范围内的任务，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受其害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还是近年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都以跨越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和发展卓有成效的合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人类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国际环境污染才能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也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

②参见周珂《环境法》第1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③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

④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⑤参见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⑥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⑦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⑧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第456页，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⑨参见（美）芭芭拉·沃特、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前言”第1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周珂.《环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

国际环境法范文篇10

革命以及其后的技术，使得生产力不断提高，世界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同时，人类对环境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地、生物乃至外层空间不断受到破坏。环境也相应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

而国际环境法作为环境法与国际法的边缘学科，可见其意义重大。

国际环境保护立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关国际环境方面的公约和条约的数量与日俱增。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到1997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尽管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国际社会已先后制定了许多相关的环境污染防治法，但世界局势毕竟是纷繁芜杂的，环境问题仍然层出不穷：跨国界环境污染的责任问题，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执行监督问题，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义务等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让各国签订的各个公约、条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得国际环境污染得到切实有效的控制，进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向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对以上问题进行和讨论。

关键词：国际环境污染，污染防治，法律责任，发达国家

一、国际环境污染的严峻现状

1、国际环境污染问题的产生和发展

环境问题自古就有，但是大规模环境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技术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世界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时代，同时，人类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强，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水、土地、生物乃至外层空间不断受到破坏。环境问题也相应超越国界，发展成为区域性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即国际环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类在发展中遇到的国际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破坏，生态破坏是国际环境问题的首要表现。由于人类的毁林开垦、围湖造田、乱挖滥采、超载放牧与捕捞、不合理的灌溉等行为，引起了土地的荒漠化、盐碱化、水土流失、植被的破坏、淡水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减少以及一些病虫害的流行等。这些问题在实际生活中有如下特点：范围不断扩大、时间延续长久、问题发生频繁，一些问题已超出界的自净与自救的极限，引起一系列生态危机。二是环境污染，18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从纺织工业开始，以建立煤炭、钢铁、化工等重工业而告完成。煤的大规模产生烟尘、二氧化硫和其他污染物质，而冶炼业生产排放的有害物质更对各地区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是生产中分离出的氯化氢、硫化氢等排入大气，亦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如污染大气，侵蚀衣物，损毁建筑物，使树木枯黄、庄稼受害、河鱼中毒等等。此外，水泥工业的粉尘，造纸工业的废液，及染料、炸药、石油、酸碱精致等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流失等，也给环境带来污染。20世纪20年代以来，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急剧增长，石油在燃料中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使石油污染日趋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环境问题有了新的变化，局部地区的问题逐步演变为全球性的问题；暂时性的问题演变成长远的问题；潜在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演变成公开性的问题。

可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而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事业的两大任务之一。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对环境资源和人体健康的危害较之生态破坏更为直接和显而易见，而且环境污染往往又是生态破坏的直接原因，所以各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基本上是直接起源于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各国国内尚且如此，国际环境的污染问题就更应得到重视和有效的解决。

2、严峻的现状

“本世纪以来，随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等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①

由联合国列出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包括：（一）全球气候变暖；（二）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三）生物多样性减少；（四）酸雨蔓延；（五）森林锐减；（六）土地荒漠化；（七）大气污染；（八）水污染；（九）海洋污染；（十）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

从这十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中不难看出，“污染”是直接或间接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罪魁祸首”。

而，就我国的环境污染来看，形势是相当严峻的。

“我国有80%左右的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造成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90%以上城市水域污染严重，近50%的重点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我国地下水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湖泊的污染也有增无减，富营养化程度逐年加重。另外，水污染导致城市缺水现象更加严重，我国南方城市因水污染导致缺水量占这些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②

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对我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还严重地威胁到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除此以外，我国还面临着固体废物污染、大气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等问题。

由此可以想象，国际环境的污染已经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而环境保护工程的前景也是不容乐观的。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走过的历程，认识到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而必须努力寻求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③

3、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发展

有关环境保护的国内立法，早在中世纪时就在一些国家出现。但国际上保护环境的努力，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逐渐开始。最早的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野生物种的保护；另一方面就是界河和国际河流的渔业管理和水污染的防治，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和加拿大1909年签订的《美加界水条约》。

二战之后，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开始不断增多。

1954年《国际防止还上油污公约》是最早的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

《长程越界大气污染公约》是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于1979年签署的，1983年生效。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大气污染的区域性公约，在控制酸雨污染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1982年12月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通过的，我国于1982年12月10日签署，并于1996年6月7日批准加入该公约。

为和平地利用核能，防止核能利用给人类带来危险，国际社会通过许多关于防止放射性和核污染方面的国际条约和公约，主要有1936年8月通过的《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1968年7月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86年《核材料实质保护公约》等等。

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多项重要文件。这些宣言和公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在于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强调发展对于国际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使得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跨国界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

在关于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立法体系中，一些基本原则已为各国所公认。包

括可持续发展原则、国家环境主权及不损害国外环境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国际环境合作原则等。下面将就其中涉及到跨国界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的有关原则进行讨论。

1、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是国际环境法所追求的国际环境秩序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而国际环境责任是国际环境法实施的必要前提，是国际环境法法律效力的具体体现。

“国际环境损害责任是指国际法主体因违背国际环境义务而承担的赔偿责任。”④而在跨国界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活动中，实际主体多为跨国公司或私人经营者。这些所有人或经营人，要么是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法人，要么是自然人。因此，在归责问题上，现在各国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如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损害责任属于船舶所有人。又如，欧洲理事会《关于废弃物引起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将损害责任归属于制造者。

“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是指，开发利用环境和资源或者排放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和危害者，应当支付由其活动所形成的环境损害费用或者治理其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它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解决环境损害责任负担方面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⑤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委员会于1972年提出了“污染者付费原则”或“污染者负担原则”。由于这一原则有利于促进合理地利用环境与资源，防止并减轻环境损害，达到公平负担；因此很快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被一些国家确定为环境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和极大的合理性。

首先，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利于促进环境开发利用者重视环境保护，积极预防和治理污染。环境的开发利用者，污染或者破坏的是全社会的环境，一般对其本身的利益无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制约或激励机制，就很难使其自觉地去保护环境。因此，要想使其重视环境保护，就必须把环境保护的好坏与其经济利益的得失联系起来。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就是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途径之一。它既可以起到对重视环境保护者的激励作用，又可以起到对危害环境者的制约作用，使得环境的开发利用者不得不尽量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其次，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有利于为环境保护筹集资金。环境保护是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事业，而且投入的资金在短期内一般难以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回报，甚至有时对投资者根本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如果不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谁也不会主动地去进行环境保护投资。实行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由对环境造成危害者承担环境损害费用，就可以筹集到大笔环境保护资金，使环境保护的费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来源，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各国政府的财政负担。

2、国家环境主权与环境责任

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际环境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必须遵循国家主权原则。

在国际环境法领域，传统的绝对的排他性的国家主权原则显然不利于国际环境保护。这也正是国际环境法作为一门边缘学科的特殊性。由于空气、海洋等自然资源的特殊属性，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所具有的唯一性，注定了那种绝对的独立的国家主权必将阻碍整个国际环境保护工程。因此在面对国际环境关系时，各国对国内环境事务享有独立的最高权力，对国际环境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而各国在处理国内环境事务时，也必须是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而进行的。

国家主权原则需要发展，在充分强调各国的环境主权的同时，亦要强调其应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即“国家环境主权不损害国外环境的责任”。这一原则也已成为当今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在第2项原则中提到“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同时，在第18项和第19项原则中也提到“各国应将可能对他国环境产生突发的有害影响的任何自然灾害或其他紧急情况立即通知这些国家。国际社会应尽力帮助受灾国家。”“各国应将可能具有重大不利跨越国界的环境影响的活动向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预先和及时地提供通知和有关资料，并应在早期阶段诚意地同这些国家进行磋商。”

可见，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时时都存在的。在环境问题面前，国家环境主权的行使应当与其它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相一致，尤其在与上面提到的损害环境者付费原则结合时，国家环境主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服从它。

在跨国界环境污染造成的环境损害活动中，实际主体多为跨国公司或私人经营者，因此在跨界环境损害责任中，国家还有为个人行为承担赔偿的责任。

国家之所以对个人行为承担环境赔偿责任，是因为国家对私人行为所从事的某些活动，尤其是一些具有高度危险性并可能造成灾害性后果的活动具有控制权。而且个人的财力往往无法承受跨界的环境损害，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考虑，也只有国家才能保证受害者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国家环境主权的行使是一个国家固有的权利，但呼吸着用样的空气，汲取着同源头的河水，任何国家都有义务以各国利益来服从人类的共同利益。

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主权应当受到保护，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更应受到关注和保护！这是一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

三、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及执行监督

1、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保护的有关问题

为了保护和改善国际环境，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各国日益认识到运用法律调整各国在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活动中产生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为此，各国召开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的、全球性的国际会议，制定了众多的条约，其中包括很多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公约和协定。但就算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一领域仍然是存在很多问题的。

当跨界环境污染行为产生时，通常行为实施国要承担民事责任。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民事责任主要有赔偿损失、停止污染损害、排除污染妨碍、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在实践当中，国际环境领域民事责任最经常最主要采用的方式是赔偿损失。“国际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主要是指恢复原状即负担恢复环境损害发生之前存在的环境状态所需要的一切费用。”⑥但在具体适用时，完全恢复原状往往做不到，实际做法只能是按照实际损害给予赔账款或者其他方式的补偿。

我们知道，自然环境中的大气、水等资源有其不可再生性，或者很难再生。因此，通常情况下要在污染行为后恢复原状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就目前各种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及国际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条约来看，“赔偿费用”似乎成了通行的做法并得到认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法律保护是有违我们的初衷的，因为损害行为已经发生，损害结果已经产生，环境已经遭到了破坏，我们已经很难让遭到损害的环境再恢复之前的面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损害-赔偿-再损害-再赔偿。好像只要用钱就能赎回因环境破坏而犯下的罪过。如果金钱能够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那倒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而这个问题在某些发达国家的行为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后文将着重论述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个人认为，在一国实施了损害环境的行为之后，赔偿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需要该国以实际有效的行动来重建环境。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第一：加重对损害行为的惩罚力度，而不仅仅是按照实际损害来给予赔偿；第二：由该国组织恢复重建工作，尽管已无法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但于该地区总算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弥补。通过长期的环境治理工作，时间已经证明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甚至是有害无益的。因此，尽管面对着这许多保护环境的公约、条约，我们仍然毫不乐观。毕竟，这样的还无法很好的起到保护作用。赔偿只是补偿，如何建立起一种真正能够对环境进行可持续性、规划及利用的法律已经迫在眉睫。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实施、监督

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与国家责任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国家不履行甚至违反其依国际环境法所承担的义务，那么就得为之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法如得不到实时，各国没有切实履行其环境义务，各国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不能实现，那么，国际环境法就不过是一纸空文。

同时，国际环境纠纷通常需要迅速的解决，纠纷的持续往往会给环境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环境纠纷本身常常包含不确定的和因素，他们不仅涉及到国家的主权权利，而且经常涉及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这也是国际环境法的特殊属性的体现。

由于国际环境保护制度很多是通过框架公约加上实施公约的议定书而形成的。在这些制度中，有效力的规范常常会随着对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以及各国间合作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缔约国在发展这些规范是一般会考虑所有相关的因素，以便公正的平衡缔约国间的不同利益。通常，缔约国定期举行会议，各国有义务报告本国实施公约的情况，并相互进行审查。在这方面，非政府的环境保护组织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虽然不是国际环境法的主体，但其在国际环境法的实施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989年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七届成员国大会关于提高非洲象的保护等级的一场争论就是非政府组织环境条约实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实施国际环境法的途径中有一种情况涉及到了比较复杂的国际法问题，即当国际不当行为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造成损害的时候，谁有权利或资格以全人类的名义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致害方提出权利要求的问题。

例如国际捕鲸委员会从1986年起禁止商业性捕鲸行为，但日本以科学为由来掩盖其商业企图，从1987年以来一直捕杀小须鲸，去年（2000年）7月份更宣布计划增加捕杀行动。对此，国际社会的一直表示强烈的抗议，国际捕鲸委员会、各环保组织虽然曾力图阻止日本的捕鲸作业，无奈缺乏这方面的法律规范，收效甚微。日本之所以多年来一直肆无忌弹，正是因为国际上尚没有对这种超出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损害的权利要求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大多数环境条约只是一般地要求按条约的条款解决争端，更有环境条约明文规定不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

国内环境法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国际环境法则没有一个公认的国际权威或国际强制力来保证它的实施。

“目前，国际环境法尚未承认一国享有代表国际社会对损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环境的国家提起类似于国内法中的集体诉讼的权利。”⑦这就使得像日本这样的一些为了本国利益而不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家得以逍遥地进行的破坏行为。无法定则无拘束，无法定则无保护。我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完善立法，因为从保护全球环境的角度看，这项权利最终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其前提是，它必须是一项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根据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一项可以被少数国家用来限制别国的发展和为本国谋取私利的手段。

人类正处于的抉择关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长在《21世纪议程》的序言中指出，“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功。全球携手，求得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欣慰的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污染防治公约、条约被签署，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但这些公约、条约在实施和监督执行时却仍在遭遇许多挫折。毫无疑问，当一桩桩污染环境的“罪行”发生时，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应当享有制止的权利，只有这项权利得到承认并被广泛的行使，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监督执行的机制，才有可能阻止某些国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环境进行破坏，也才有可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四、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污染防治中

的地位、作用及其应承担的义务

1、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各国的共同任务，但发达国家应当负有主要责任。

从历史上看，环境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在化过程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物造成的。由于无视对环境的影响，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得益于某种潜在的补贴，而由于发达国家的污染行为，发展家现在已不能选择成本较低但对环境危害较大的发展模式，即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再以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作为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目前寻求发展的道路必将是更加艰难和高昂的。

今天，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人均水平来讲，发达国家的消耗资源和排放污染物仍然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应当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义务，提供新的额外资金并以优惠条件转让对环境无害的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自身环境和参与保护全球环境。而这些并不是基于他们的慷慨或恩惠，而是代表了发达国家对人类环境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付出的成本。

发达国家的这一义务，得到了大量国际文件和国际条约的确认，并也为发达国家所承认。正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公约》中第7项原则所提到的一样，“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精神，为保存、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进行合作。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

2、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中有关发达国家应承担义务的问题讨论

尽管发达国家在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仍有一些发达国家背弃各种国际公约、条约，为了本国利益而公然违背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和严厉指责。

美国总统布什日前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执行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这一表态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哗然。各国对美国破坏国际社会重大环保努力的举动表示强烈不满，对美国新政府在一些重要外交领域推行不顾全球利益的单边主义的倾向深表担扰。

为落实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已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但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一个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都试图减少自己为减排温室气体在经济上所付出的代价，同时又尽力推卸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也承诺具体的减排指标。

布什政府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根本上还是从美国的经济利益考虑。布什在为其决定辩护时毫不隐晦地称，美国目前需要解决自己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增长放慢问题，过多的保护环境的规定可能抑制经济增长，因而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此，欧盟、日本等各有关方面反应非常强烈，认为美国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凌驾于全球环保事业之上未免太霸道和自私自利。

专家指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日俱增，主要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发达国家目前仍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京都议定书》以限制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核心，正是基于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美国作为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理应带头承担应有的责任。

美国不顾国际谴责，出尔反尔的违反国际法规定，可能会使国际社会多年来为控制气候变暖所作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使《京都议定书》成为一纸空文。

这就是一个超级大国在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在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防止国际环境污染的今天，所做出的“贡献”。

因此，如何在此类问题发生时，给违反公约的国家尤其是在环境保护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发达国家以应有的惩罚，同样是国际环境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由于发达国家强大的国力，使得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有恃无恐。对此，发展中国家应积极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各国际组织也应尽快制定相应措施来制止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不可否认，由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真正达到完全的平等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但也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使得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必须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大致来说，发达国家在对环境污染防治中应承担以下责任。

第一，发达国家应在经济和技术上支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对于他们在选择有利于全球环境的发展模式中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向发达国家要求补偿。

前面已经提到，发达国家之所以在今天有着雄厚的国力和经济实力，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工程中，在环境问题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时，以对环境的污染为代价而有了一场飞跃。所以，当发展中国家今天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时，有权利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援助和支持，发达国家应当从全人类的发展角度考虑，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和技术上的帮助。

第二，发达国家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应重视起有害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

目前，单美国每年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就占全世界排放量的4/1，面对如此大的比例，如果美国还顽固坚持“减排百分之零”的论调，不得不使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明天忧心忡忡。我认为，当今世界主题已趋于和平，如果发达国家只一味考虑本国利益，担心在承担对环境治理中的责任时，影响其在经济竞争中的实力，非但不降低损害，反而因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变本加厉的对环境进行污染，那么各国通过无数努力而签订的各种公约、条约将毫无意义。

这两项义务基本上已在国际社会中达成共识，并且在很多公约和条约中都制定了相关的条款。但为何还会频频发生诸如美国政府拒不履行《京都议定书》的情况？追根到底还是由国际环境法的性质所导致。

有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规则，主要渊源在与国际条约，但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特殊需要，国际环境法在制定和实施方面有某些显著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软法”现象。“‘软法’是国际环境保护领域中一个十分引人瞩目的现象，它是指在严格意义上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又具有一定法律效果的国际文件。”⑧

由于近二十年来制定的大量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中，通常只用笼统和含糊的语言对缔约国规定在某一领域里实行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一般义务，而并不规定实现这些目标所需采取的具体的管制措施和时间期限，使得这些公约在执行时遇到很大困难，尤其是在面对“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是显得“力不从心”。

一方面，环境危机往往具有紧迫性，在环境破坏的事实被披露之后，公众舆论的压力常常会迫使国际社会迅速采取措施，以消除和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环境问题经常带有不确定性，对某一特定环境现象的科学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常常是不全面、不准确和不清楚的，使得各国不愿意采取代价昂贵的环境保护措施。

今天看来，仅仅制定一些“软法”来反映国际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大问题所普遍持有的和道德态度是远不能解决问题的。在制定有关国际环境污染防治的公约时，也应有更多更具体的条款对各国应承担的义务和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我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法应与国内环境法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国内环境法无论在归责问题或保证实施上大多都有明确规定，不可否认国际环境法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同解决国内法一样，它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是刻不容缓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70年代以后，有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迁往控制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低下，民众的环境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谴责发达国家这种举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只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才能使全世界都积极参与到拯救环境的队伍中来。

这里涉及到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问题。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是人类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这次会议的非正式报告鲜明地阐述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思想。报告指出：“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⑨该报告认为，世界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环境的统一性日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须并确立一些新的知识，即“关于分享主权经济和主权政治的伙伴关系的新意识；关于必须超出狭隘地忠顺于部族和国家的老传统，而忠于更广大的全人类。”无疑，在环境问题上，全球主义体现的比较充分，这个不争的事实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世界局势逐渐向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建立全球性伙伴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结束语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人类主宰地球的历史就是一部环境保护史。无论是几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自然思想，还是当代全方位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是人类应当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是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国家范围内的任务，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受其害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还是近年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都以跨越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和发展卓有成效的合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人类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国际环境污染才能得到有效控制，我们也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

②参见周珂《环境法》第1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③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

④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⑤参见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⑥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⑦参见周珂《环境法》第33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⑧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第456页，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⑨参见（美）芭芭拉·沃特、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前言”第1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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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珂.《环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

《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