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范文10篇

国际关系范文篇1

【摘要题】理论探讨

【英文摘要】Sincethecreationofmodern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thasconnectedwithinternationallawfor3times.Thatcontributesalottothedevelopmentofthetheoryandpracticeofinternationallaw.Thebloomofinternationallawowesmuchtotheemphasisofidealism.Inthecold-warera,astherealismbecomesthemainstreamofthestud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researchofinternationallawand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separate.Itisnotuntil1980swhentheemergenceoftheoryofinternationalregimesactivatedthisconnectionandlaiddownthereasonablefoundationfortherecentdevelopmentofinternationallaw.Againstthebackdropofrapidglobalization,thebuddingconstructivismrealizesthe3rdtimeconnectionofthesetwodisciplinesandbenefitsthetheoryandpracticeofinternationallaw.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学/国际机制/建构主义

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law/internationalregimes/constructivism

【正文】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相互影响。究其原因，无论是国际法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视野，即在传统上共同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晚近又同时面对国家与非国家主体，诸如全球化、“国际治理”等全新课题。而进行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外，但紧密相关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保持自身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的需要。[1](P370)这些特性决定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结，并对各自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这种联结给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展开一种单向的分析。

一、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第一次联结及其影响

事实上，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从法学研究中脱胎而出。[2](P70)在理想主义理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一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靠大国均势政策而维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其中，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起到重大影响作用。康德有关道德与政治联系，有关个人、国家、国际社会、国际层面的权利与法律的角色作用，以及对历史的哲理逻辑的信任等等的论述，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个学派即理想主义的立论基础。立足于此，理想主义学者相信人性本善，强调通过道义和精神教育唤醒人的良知；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性机构与组织，健全对各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制；谴责追求强权政治以谋求自身利益的国家行为，坚持应依据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原则办事；认为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巩固战后稳定的国际社会，相信国际法、国际组织及公众舆论可以确保世界和平。[3](P10)无疑，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之间始终遵循着权力与利益至上的法则，这决定了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理念注定要破产，但这个时期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结（也是两个领域所实现的第一次联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对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理论上，理想主义学者对国际法研究的重视推动了国际法学的进步。实际上，理想主义学者的许多著作本身就是在探讨国际法的价值与建构，如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威尔逊在著名的《十四点》中蕴育了理想主义思想的基本结构，其不仅对强权政治和大国均势进行了猛烈批判，也强调了建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立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探讨了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在确保和平上的价值所在。[4](P25)再如另一个理想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翰·默里一生的著作中主要是表达了三种反映政治理想主义的民主思想，在每一部分中都紧密探讨了国际法的问题，其对自然法的态度、权力的概念，以及正义战争的研究不仅是与格劳秀斯的思想一脉相承，也是对这种思想在现代国际关系的背景下的实践探索。[5](P51)同时，理想主义者菲利浦·诺尔—贝克的国际法思想，对于同一时代国际军备控制立法与裁军运动以及国际司法体系的构建起到极大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推动的作样①。而且，理想主义这种重视国际法研究的传统及偏好激励着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的继续探索，即使在二战后理想主义学派受到重创，现实主义占据主流的情势下，这种影响仍然长存不息。例如，在这一时期，理想主义学者赫西·兰特帕奇于死后（1977年）出版了四卷本的《国际法》，J.L.伯利尔利出版了蜚声于世的《国际法观察》（1944）、《国际法义务之基础》（1959）以及《国家的法律》（1963）等书。在这些著作中，他们均主张，国际法优先于国际政治，国际法的完善将带来世界的稳定与公正等等。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也曾出现过理想主义的“复兴”，如R·A·福克、M·S·麦克莫加尔和D·M·约翰斯通等学者积极提倡了“世界秩序”、“世界政府”、“国际法与法律公正”等观点，并努力创建未来学。[6](P32)此外，理想主义对国际法律与国际组织的重视思想，对“法理主义”精神能够占据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一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的核心和指导地位，也发挥出很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理想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从实践看，理想主义强调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并视它们为维护国际关系秩序的有效工具的认识带来一战后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繁荣。事实上，这一时期有关国际组织、战争、裁军、人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立法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作为一战后理想主义思想在国际社会初步实践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与国际联盟的创建，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实际上，以后的联合国法的大部分内容都能从《凡尔赛和约》体系中找到渊源；而尽管国际联盟最后以失败告终，但若没有这种理论与实践以及当初创建国联的努力，联合国这个崭新的国际组织就难以顺利建立。换句话说，国联为联合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是极有价值的早期试验。同时，巴黎和会之后陆续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日内瓦议定书》、《洛迦诺公约》等等，在裁减军队、禁止战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尤其是1928年签订的《非战公约》明确规定必须放弃战争，这象征着国际社会对待战争态度的革命性变化，这种思想也被以后的《联合国宪章》所继承。从本质上讲，理想主义的精神是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来处理国际关系，这种思想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就如西方学者的评价：“无论如何，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使命之际，它总是殊途同归的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7](P267)事实上，二战后联合国、GATT、IMF，以及作为欧共体前身的欧洲能源组织等的组建，显然受到理想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而这些国际组织为当代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虽然理想主义的研究对象局限于“高级政治”，即国际政治领域，而忽视“低级政治”即国际经济方面的探讨。然而，理想主义在实践上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一战后，在理想主义思想影响下签订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及创建的国联等国际组织，为国际社会，尤其在西方列强之间，创造了一个一战后至二战爆发前的和平时期，为国际经济交流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这个时期国际经济立法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私法领域国际商人法的繁荣，也表现在公法领域通商航海条约的大量签订，从而为晚近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打下基础。无疑，国际商人法的繁荣必然会向国家提出逐步放松对涉外经济管制的要求，这是晚近国际经济立法以自由化为核心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这一时期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涉及到贸易、投资、航海、个人权利、争端解决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已奠定当代国际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框架，也是晚近国际经济立法勃兴的一个先期演练。

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第二次联结及其影响

冷战开始后，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然变得疏远。[8]在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际法不仅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而且是软弱无力，毫无用处。[9](P33)由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强势以及在二战后得到实务界的重视，其对国际法的这种排斥态度，不仅影响到国际法在战后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地位，也导致国际关系学者对国际法研究的普遍忽视。不过，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局势走向缓和及全球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追求国际关系的稳定与可预期再次成为各国与民众的共同需要，“当代国际关系最突出之处是逐渐进入法制化阶段”；“在程度不一的合法化进程中，法律与政治紧紧纠缠在一起”。[10](P416)这时，西方学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成为这两个学科最新发展的闪亮之处。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拾起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结纽带的正是国际机制理论②。

（一）国际机制研究与国际法学的紧密联结

国际机制的概念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不过获取长足发展却是80年代以后之事。就如霍夫曼指出，其反映了国际关系学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旨在把国际体系发展为全球机制，诸如透明度、可靠性、责任性、一致性、非武力等，为其基本要素。[11](P411)对于法律学者来讲，国际机制与国际法紧密联系，被定义为“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以及决策程序”的国际机制实际上只是国际法的另一个名称而已。[2](P76)不过，在国际机制理论研究的早期阶段，研究国际机制理论的学者却刻意让它与国际法保持距离。但是，即使在那时，国际机制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忽略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考虑，要抓住国际机制的特征与实质是困难的”。[2](P76)具体的讲，要分析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学的紧密关系，我们可以从国际机制与国际法的关系上入手。

一方面，从国际机制的定义看，国际机制与国际法实际是相近的概念。虽然对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学者们尚有分歧。例如，在1975年鲁杰第一次把国际机制的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他把国际机制定义为“由一群国家接受的一系列相互的预期、规则与规章、计划、组织的能量以及资金的承诺”；再如，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是那些具有明确规则，得到政府同意，适用于国际关系的特定领域的制度”；而目前最广泛接受的定义是斯蒂芬·克莱斯勒所提出的定义，即：“机制可定义为特定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原则是关于事实、原因和公正的信念；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规则是对行动特别的指示或禁止；决策程序是作出和应用集体选择的普遍实践。”[12](P292)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些纷繁的定义中看出它们的共同点，即无论国际机制概念的范围有多大，都与国际法的渊源紧密相联。尽管奥伦·杨一再强调：“一些学者落入将通常作为正式机制的具体形式和国家之间签署的协议混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机制表现为正式的协议、条约和宣言。……但正式的机制并不是机制的唯一形式。”[2](P76)但是，这并不是国际机制与国际法保持距离的理由，即使是非正式机制，也可能与国际软法或习惯国际法等相联。“虽然不是一定必要，国际机制的规范与规则经常被编撰在国际条约与具体到国际组织之中。在正式条约签订前，它也经常包含在习惯国际法之中。”[13](P242)而基欧汉对国际机制下的定义，实际上把国际法的条约法与习惯法渊源囊括进去。

另一方面，从国际机制的特征与功能看，国际法具备国际机制学者所强调的国际机制所应具备的各种特征与功能。比如，依据国际机制的“广泛性”、“系统性”、“权威性”特征或判断标准③，国际法占据显著地位。实际上，国际法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性”特征的庞大体系，强弱程度不一的各种规范约束着国际政治、国际经济、人权、劳工、环保、战争、诉讼等各个领域。再看“系统性”特征，晚近国际立法有着此方面的鲜明表现，如在WTO体制中，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互惠、非歧视、以及透明度等“原则”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的自由贸易体制的框架，而有关具体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措施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等协定，则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建立的、规定成员方的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与规则”。另外，WTO部长会议、理事会是维持与促进体制继续发展的重要“程序”。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性是国际机制的“权威性”的表现④。而且，对于国际机制促进合作的各种效能，包括促进博弈持续进行，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合作者谈判能力，确定合作权益，促进议题挂钩，增强情报交流，协调与解决纠纷以及提供执行监督与惩罚等方面，无论是习惯国际法，还是条约法都具有相同的功能。而晚近兴起的国际机制“合法化”（legalization）的基本效应是让国际机制促进合作的各种效能得到进一步提高，比如国际贸易机制“合法化”的最重要结果是使贸易机制本身具有更大的透明度以及更大的可预期，这正是吸引各国与各种利益集团选择国际机制合法化的主要原因。[14](P662)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国际机制与国际法紧密相联，两者实际是相同或相似的概念，而国际机制研究与国际法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国际机制学者还是国际法学者，他们都是在研究国际系统这一相同的本体，和相同的行为主体、这些主体的行动背景或结构以及行动的程序等。”[15](P206)事实上，早期国际机制学者将国际机制与国际法刻意分离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其一，可能是由于现实主义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长期忽视或排斥，使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疏远，国际机制学者为避免引发有关“国际法”概念的新一轮争论，而谨慎的使用诸如“规则”、“制度”等社会科学常用词语；其二，可能是他们缺乏对国际法的一些基本知识的了解，或者他们错把国际法视为静态事物，难以与时俱进。[16](P5)随着这方面的顾忌或误区的消失，国际机制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国际机制学者对国际法与正式的国际组织投以越来越多的注意，许多国际机制学者甚至已直接与国际法学者展开合作研究。”[1](P372)从国际法研究的角度看，国际机制学者对国际机制的各种研究成果，包括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合法性、合法化、独立性、局限性等等方面，都值得国际法学者在国际法学的相关研究中移植、参考以及借鉴。尤其是对国际机制“合法化”的研究成果成为对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发展的一大贡献。

（二）国际机制“合法化”的研究与晚近国际立法勃兴的合理性基础

合法化即合法性取得以及维持的过程。所谓国际机制的合法化，从理论上讲，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一种秩序理念，它要求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互协调，强调只有实现了合法化才能实现国际关系的合理化与有序化，从而构成了国际机制重要的价值起点；而“责任性（obligation）、明确性（precision）与授权性（delegation）构成其三个基本特征”⑤。事实上，虽然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并不是每个领域的国际机制都有合法化的倾向，在某些领域，由于合法化的过高成本，保持非合法化甚至具有重要意义，但大部分的国际机制“合法化”的主要取向却已取得共识，并成为国际机制研究的重点。[17](P388)对于这种合法化趋势的根源，国际机制学者认为，既是有国内利益集团的偏好与动机的影响，也是由法律的功能价值以及法治精神的发展所决定。[17](P397)而国际机制学者对这种趋势所展开的研究以及已取得的成果，为晚近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并指明其发展的方向。

首先，国际关系的合法化是国际机制得以切实规范国际秩序的现实前提。[18](P94)实际上，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尤其是在国际机制理论得心应手的国际经济领域，普遍认为机制的确立要比其他领域稳定。而国际机制的合法化是法治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只不过它并不追求国内法那样的绝对权威，仅以参与国的接受和遵从为目的。对国际机制而言，合法化减少了不确定性，产生了一批国际机制的受益者，他们为该机制的存在提供政治支持，从而构成国际机制继续合法存在的基础之一。对国家而言，合法化提高了国际机制规则的透明度和对其他行为体的行为预期，可以更好地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从实践看，各国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协调利益分配、缓解冲突与增进共同发展，都必须拥有一个相对统一并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国际法律体系。而这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合理性基础。这时，国际法的发展已不单纯是个别国家欲求之事，而是全球发展的必然需求，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只是在这种进程中，将不断夹杂各国具体利益上的矛盾与冲突。然而，从全局看，抗拒国际法的发展，实际上是关起国门孤立自己，绝不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自立与发展经济的良策。

其次，合法化的基本宗旨和核心内涵是国际关系的规范化与国际机制的有效性。[18](P94)这种规范化与有效性的要求在以构建全球秩序为己任的国际法的发展中体现为两个特征：其一，表现为具有一定的强制约束力或“软法”性质的国际原则、规则、宣言和决策程序等，它们经由国家接受而对它们行为发挥一定的强制力或道义约束力。同时，寻求规则的权威性将成为趋势。比如，WTO建立贸易政策评审制度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就是用立法的手段增强成员方的信誉，从而加大背叛的成本。其二，表现为原来处于具体规则的约束范围之外的行为不断的纳入约束范围，以及原来已在规则约束范围内的各种行为被约束的程度愈发加深。虽然表面上各国仍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实质上参与国际立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面对全球化的必然反应。

再次，正如基欧汉指出：“制度主义者并不将国际制度提高到国家之上很高的权威地位；相反，国家创立制度只是为了实现它们的目标。对相互依赖条件下面临的协调和合作的困境，政府通过有限的行动，要求国际制度使它们能够实现利益。这些服务于国家目标的制度，主要不是通过强制的规则，而是通过提供信息条件减少交易成本，以便协定的形成和维持”；“国际机制不应该被视为构成一种‘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新国际秩序的要素。……在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中，主权仍然是一种宪法性的原则。”[12](P296)可见，国际机制合法化在实践中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的转移和放弃，而是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这实际上要求在国际法的发展进程中，必须强调各国对跨国问题的平等参与和共同责任，国际立法是各国意志协调与同意的产物，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尊重各国主权的全球秩序体系，以实现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共同利益，而不是建立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世界法”体系。

最后，国际机制合法化的目标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有序化和国际行为的规范化，增强行为主体在参与国际合作中的安全性与可预见性。从效率的角度讲，合法化的国际合作能够降低信息成本，界定权利义务以及监督或制裁背叛行为，从而降低交易费用，这无疑符合全球化对建构全球秩序体系的需求，也是国际法的发展所追求的宗旨或目标。

三、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第三次联结及其影响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第二次联结为晚近国际法的发展奠立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基础，但是，其局限性我们也不能忽视。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于这时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与形势，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时，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学派，比如建构主义，方兴未艾，并对国际关系研究以及相应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进一步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理论迅速崛起，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起了很大的挑战。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人构成整个世界，人和社会的相互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这是建构主义理解问题的总体思路。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主义虽然不否认结构——世界政治中对国家行为一系列相对无法改变的约束——的重要性，但反对主流理论将结构和行为者二元割裂开来的实证主义哲学观，强调行为者和结构之间互相建构的关系，全力去发现行为者认同的产生和演变规律、这种认同对行为者利益和行为模式的影响，以及行为者的观念和行动在重塑（或不会重塑）行为体和结构中的重要意义。当然，建构主义并不是否认物质力量的重要性，只是突出强调包括知识、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甚至语言等在内的非物质力量。它趋于运用一组在意义上相互关联的社会学概念来解释国际关系，主要是“规范”、“认同”、“文化”等。[19](P31)由于建构主义对“规范”、“认同”、“文化”等非物质力量的青睐，决定了国际法与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互惠关系，也实现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第三次联结。

事实上，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的形成从国际法研究中吸取了大量经验与方法。国家对国际法从共同认识到服从的行动，或是从可能发生理解冲突的法律规范到产生一致或协调的法庭判决或仲裁裁决的过程，对于建构主义研究“文化”、“观念”、“知识”等非物质力量如何建构物质世界有着强烈的指导意义。具体的讲，律师根据习惯国际法来辩护，或者国际法院根据习惯国际法裁决案件的过程，均是一个寻找舆论法庭，即证明各国都相信某种原则就是法律且必须遵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必须澄清国家行动时是否事实上已存在这种规范，以及质问国家是否需要用强调规范或原则的重要性来证明自身行动的合法性等等。显然，这种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对于建构主义者证明规范的存在与规范的建构功能有所帮助。而且，《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明确列举了权威法学家的著作是国际法的来源，可以作为习惯国际法规范存在的证据，但法官和律师都必须解决各种学术著作对国际条约和协定文本的解释彼此冲突的现象。律师必须“说服”法官对国际法的某种权威解释是与实际相符的，法官也必须“说服”国际社会他们所选择的权威解释与实际是一致的。无疑，对这种“说服”的分析对于建构主义的意义是重大的，如果建构主义者想知道行动者和国际结构在国际层面如何相互构成，他们就必须了解律师和法官在规范中进行说服和判决所依据的规则，即是什么使某一权威解释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20](P165)

当然，与前两次联结一样，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研究的第三次联结对国际法及国际法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种积极影响弥补了第二次联结中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建构主义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了国际法在理论或实践上的进步，而这正是主流国际机制理论的缺漏或力所不能及的。

第一，建构主义在认识论上的反思主义基点将促进国际法研究的完善。主流国际机制理论的认识论基点为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相比，理性主义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对国际关系进行定量性或测定性的分析，有利于人们对国际事件的理解，具备一定的说服力。如主流国际机制学者运用博弈论对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合作类型以及合作成果维持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为国际立法的可能性、合作类型以及合作成果的维持等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解释与方法启示。但是，包含人类主观因素的社会科学毕竟与自然科学存在显著差别，而主要针对后者的研究方法——理性主义分析方法在前者研究中的运用，必然带有某种局限性。对此，基欧汉亦承认，立足理性主义思想的国际机制理论既不能用于解释为什么国际机制存在一些领域，而不是另一些领域；不能系统性的描述机制的创造与消亡；也不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在不同文化与政治体系下机制设计上的差别。[21](P199)可见，依据理性主义的利益分析法，并不能系统与全面解释国际法的生成、变化以及非强制下的遵守，而这正是国际法学自身的重大缺漏。正如安德烈·哈内尔指出：“大多数国际法著作几乎都是用功能主义或目的主义的理念而不是从反思主义角度描述国际法的角色或任务。例如，它们在论述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使用的概念大多是建立与维持法律秩序的福祉、违法的成本，或者认为国际法可以提供一个协调利益或行为方式的秩序，等等。”[22](P211)

从国际法的研究现状看，主流法学理论针对的更多是规则的内容，强调编纂和调和国家行为的方式，至于为什么是采用这种规则而不是其他规则，以及国家对这些规则的遵守与否的社会理论基础，往往看成是法律研究以外的事。而自理想主义学派衰落后，国际法受到现实主义者的长久排斥或忽视，他们的排斥理由正是国际法学缺乏对社会理论基础研究的缺漏。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建构很容易让人认为任何人都能虚构合意的原则和美好的未来，但怎么把国家行为与一系列合意的、有可能遵守的规则统一起来，国际法学本身很难作出合理解释。[20](P166)主流国际机制理论也未能为国际法学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立足于反思主义认识基点的建构主义，利用社会心理学和组织理论有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简言之，致力于研究“规范”、“认同”、“文化”等非物质因素的建构主义理论为国际法的存在和意义提供社会理论基础。

第二，建构主义与主流国际机制理论在本体论上的分歧有利于国际法地位的提高。无疑，主流国际机制理论注意到了制度独立性以及促进国际合作的功能，并将它们纳入主要研究范畴。但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实体？是物质的，亦或观念的？是一种依附于物质发挥作用，还是观念互动的产物？他们并没有说清楚。[23](P21)相反，基欧汉却宣称：“一般而言，任何制度的规则反映的将是它的现有与潜在的成员的实力的相对地位，这将约束可能的交易空间与影响交易成本。”[21](P19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囿于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主流国际机制学者仍然坚持了物质对制度的决定性，只是强调制度可以外在地约束国家行为，而未能深入到“国家认同”的力量，故他们所坚持的只是变相的物质本体论。[23](P21)一旦承认国际关系状况主要取决于各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物质实力分配状况，而作为非物质的国际法律制度变成只是依附于物质利益分配的一部分，并不构成“国际结构”的成分。因此，在主流国际机制学者看来，除与利益分配紧密相关外，国际法实际上仍然只具有依附性的地位，并不能成为建构国际行为体的属性的独立力量。

对此，我们认为，主流国际机制学者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合理的，也符合唯物主义世界观，但是他们没有充分发现文化、价值、理念及其制度等社会因素的真正或完整的独立地位。实际上，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些主观的社会因素并不总是从属于物质力量，也不是完全受物质力量控制或决定的变量因素，而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比如，依据纯粹物质决定论，在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对衰弱后，原先建立在其实力基础之上的“霸权机制”，如IMF、GATT，应该同时消亡，但事实却是它们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了更长足的发展。同样，纯粹的物质决定论也无法解释冷战的戏剧性结束。回顾国际法的历史，我们亦会发现，这种并没有具备诸如国内法般的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遵守，而且能够不断的健全与完善。简言之，除将具体的法律制度与利益分配紧密联系外，主流国际机制理论没能揭示包括法律文化、法治观念等构成国际结构系统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从而不利于将国际法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不过，建构主义的思想弥补了这种缺陷，其主张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社会结构，譬如构成社会主流的特征、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识等，构成这种基本结构的一部分。这样，在建构主义学者眼中，国际法的地位得以空前提升。

第三，建构主义与主流国际机制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改变对国际法功能的认识。在方法论上，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有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但方法论个体主义在很长的时间内占据着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而主流国际机制学者惯常使用博弈论、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条件下个体行为的理性选择，着眼点是处于偏好约束之下的国家行为决策分析，揭示的重点是在收益／成本的理性估算下面对各种外部性如何更好的最大利益化。无疑，他们是从个体主义出发，强调国家行为体相对于国际社会的独立性，认为国际结构可以还原到对施动者（主要是国家）的研究上，即国家是机制分析的起点，并强调其外在于社会的个体自主性。简言之，虽然他们承认国际机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仍然认为机制的产生与功能发挥基本上依赖于维持国际机制存在的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与意愿。立足于此，我们可以作出的推论是，在主流国际机制理论视野下，除具体的法律制度与利益分配紧密相关外，其他诸如法律文化、法律价值等在内的各种观念因素，即使是“有所作为”，但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

晚近，主流国际机制理论的方法论遭到建构主义的猛烈抨击。后者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社会，人作为行为主体，不同于化学元素或物质颗粒，前者有思想、观念、价值、伦理道德等，后者则没有。因此，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从整体主义方法论入手。从整体主义出发，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国际行为体的任何行为，不能从其起点分析，而只能从其本身开始分析；他们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认为社会整体高于个体，必须从社会性和社会结构决定个体的属性和行为等角度研究社会结构性和社会整体性。这样，包括国际法律规则与法律观念、意识等在内的国际文化结构不仅外在地制约国家行为，而且内在地建构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即“是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外交、国际法、规范、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使得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生活的主体”。[19](P272)既然规范、法律、习俗、技术发展、学习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国家行为体就不仅必须重视国际法对其的约束及其违反后果，而且必须研究国际法对其属性的建构功能。因此，国际法的作用显然不容低估。

我们姑且不论使用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建构主义理论有否把观念因素的作用夸大的嫌疑，其合理成分显而易见。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主观的社会因素经常表现出惊人的独立性与主观能动性。因此，无论是主流国际机制学者没能对国际法在改变国家的身份与利益方面作出深入探究的失误，还是他们所坚持的有关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局限在国际经济领域，而对以安全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大或影响较小的看法，都表明他们对国际法的作用的认识是相当有限的。简言之，主流国际机制学者实质上并没有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把国际法当成具有很强影响力的重要因素（matter）。[16](P124)而建构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强调社会对个体的影响，认为包括国际法规范、法律观念与法治意识在内的“国际结构”不仅制约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即建构国家的属性。因此，在整体主义的方法论下，国际法的功能与作用将被充分认识。

注释：

①体现菲利浦·诺尔—贝克的国际法思想的主要著作有：Disarmament(London,1926),DisarmamentandCoolidgeConference(London,1927),ThePrivateManufactureofArmaments(NewYork,1972;firstpub.London,1936),TheArmsRace:AProgrammeforWorldDisarmament(London,1958),TheFirstWorldDisarmamentConference1932—33andWhyitFailed(Oxford,1979).

②尽管国际机制理论流派众多，但不管是何种分法，以理性主义为认识基点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占据国际机制理论的主流，代表理论研究的高度，并成为国际机制理论的代名词，在本文中将其简称为“主流国际机制理论”。

③有关国际机制的“广泛性”、“系统性”、“权威性”等特征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王杰著：《国际机制论》，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5—20页。

④有意思的是，在许多国际法学者看来，国际关系理论所论述的“国际机制”实际上是国际法的另一个代名词，而国际法学者研究的“国际法律制度”又经常是国际机制学者研究的“国际机制”。如WTO体制，国际法学者经常把它当作一种相对成熟的国际法律制度来研究，而国际机制学者也把它当成一种典型的“国际机制”来研究。所以，本文在这里使用作为晚近“国际立法”的重大成果的WTO体制来论证国际机制与国际法的紧密联系，只是站在国际法研究的立场而已。

⑤“责任性”（obligation）意味着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受到某个规则或承诺，或者一系列规则或承诺的制约。具体的讲，这意味着它们将受到这种规则或承诺的法律约束力。如果违反，将受到包括国际法的一般性规则、程序与舆论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监督或制裁：“明确性”（precision）意味着这些规则对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的要求、授权或禁止等作出明确界定；“授权性”（delegation）意味着某个第三方实体被授权去解释和执行规则、解决争端以及（如果被授权的话）构建进一步的规则。SeeABBOTT,KENNETHW.&KEOHANE,ROBERTO.&MORAVCSIK,ANDREW&SLAUGHTER,ANNE-MARIE&SNIDAL,DUNCAN.TheConceptofLegalization.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2000,54(3):4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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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范文篇2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Correlatesof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国际关系范文篇3

建构主义原本并不是国际关系学界的概念。它最初被用于教育心理学领域,曾经出现在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论述心理发生发展及认识形成的著作《发生认识论原理》当中。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被用来说明儿童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两个基本过程,逐步建立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发展自身的认识结构。这一心理学基础应用于教育学中,即演化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学生、教材(知识)、媒介四要素相互作用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P58-60)

对建构主义使用最广泛、最深刻的是社会学领域,建构主义被人们公认为社会学领域内的概念或方法。这也是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建构主义被称为“国际政治社会学”的原因。在这一领域,建构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系统的社会学方法论,即从社会化、规范化的宏观整体出发,研究社会体系、构成这一体系的个体及其观念、身份和行为实践。

国际关系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社会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韦伯的政治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找到其深厚的社会学渊源。[2](P1)然而,作为一种足以挑战国际关系主流理性主义学派的全新理论,建构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夯实它整个理论大厦的根基,建立与之相联系的深厚哲学基础。

哲学是什么?形而上地说,“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艺术或智慧”。形而下地说,哲学是人们理解世界和人自身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和方法,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价值观。哲学源于人类好奇的本能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它的永恒主题是人。[3](P4)

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社会理论》是全面提出和阐述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基本上是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4](P3)温特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各个方面讨论了社会建构问题,同时建构了他“温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一是基础性层面,即第二层面问题,涉及有什么内容以及我们怎样解释和理解建构主义”。[4](P5)建构主义在其理论部分的中心词语是:社会结构,施动者,共有观念,建构。即认为:国际社会的结构是由国际体系的施动者通过其共有观念来建构的社会性结构,而非纯粹的物质性结构;即使是行为体自身的身份和利益也不是天然固有的,而是由共有观念和与之相应的社会性结构来建构的。这是国际关系几大要素的基本关系问题。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建构主义承认社会结构和行为者身份是一种存在,观念属于思维范畴,但是这一存在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存在,而是物质因素和思维共同建构的存在。它们的联系就在于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在,同时建构了存在。而存在既是已有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受思维影响的存在。因为世界毕竟只是人们所认知的世界。(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其实只是感受到了它在几分钟以前放射出的光芒,而不是此刻真正的太阳的状态。)这也就是说,建构主义并不否认理性主义所讨论的世界具有客观性,并且可以认识,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有在认识的主体间才能得到体现。因为认识客观世界必须在认知实践中才能实现。[5](P30)

建构主义试图以整体主义和观念主义的方法,诠释国际政治的体系和个体及其相互作用,对观念的建构作用、社会结构和行为体的相互作用的阐发带有明显的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痕迹。它所宣称的“探求国际政治环境从洛克文化到康德文化的过渡”,追寻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友谊的目标取向,则更鲜明地展现了建构主义类似哲学的价值追求。

二、建构主义与人、社会、观念

在国际关系的动力和构成问题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主要施动者“国家”实际上是无法看到的,国家行动依赖于个人活动,个人的共有知识再造了国家作为团体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国家也是人”[4](P272-278)。实际上,相对于理性主义把国家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的那种人格化来说,建构主义更加深刻地分析了个体主义的人和人性,它揭示出,施动者(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意愿的多元化作用建构了国家的共同观念,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它甚至把国家比拟为人,但它是一个有观念和主观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符号。从这一点来说,建构主义可以称得上是人本主义。

而人恰恰是哲学的主题。哲学探讨人的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毁灭、精神与价值以及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构主义从具有主观观念和主体认识功能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考察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在阐述关于人、人的观念、人与社会(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的)相互关系的建构主义主张。

建构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存在,而社会的人及其观念共同建构国家,从而建构整个世界。建构主义从它的角度揭示了人存在的意义以及国际关系的实质: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从特征上看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是人以及人们的共有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由此,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凭空的,不是先验的,而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不包含人的观念与价值的“冰冷的机器”,而是能够体现人的主体性、社会实践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治现象。它跟国内政治一样,是公民的意愿与选择的多元化作用的结果。建构主义发掘人,人的观念和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联系,把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它拉近了个人与国际关系的距离,使国际关系变得人性化,使国际关系不再是实质上只作为概念存在的“国家”之间的事,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4](P31)这不能不说是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

三、建构主义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所谓世界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而价值观则反映人们的需要、取舍、倾向和意愿。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注重价值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反映哲学的特性。

建构主义的世界观是明确的。它认为,“世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特定事实,但是它不是先验的、自在的。它是世界体系的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因而也是可变的。这在哲学上就是说,世界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人对世界来说不是无为的。这样,建构主义既肯定了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无政府状态的实在性,肯定了新现实主义关于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又修正了这两者的观点,把这两种理论避而不谈的“世界无政府状态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且深入研究,进而提出了自己革命性的理念主义观点:“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4](P1)。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用辩证主义哲学的方法,把新现实主义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单位层次因素对体系的建构作用,作为建构主义所要解决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而它的答案就是:“结构引导角色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利益和认同甚至角色自身。”[6](P380)简言之,这个国际关系的世界,实质上是体系和施动者(包括共有观念)之间的相互建构。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问题。

与此相应的,在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问题上,建构主义坚决摒弃了科学行为主义的所谓价值中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价值观问题,提出了理性的“理想主义”。它认为,既然国际体系的施动者国家是个体人共有观念的集合,世界体系是由施动者及其共有观念建构的,体系也建构了施动者的身份和利益,而和平、幸福与友谊是正常的个人的需要,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际社会可以坚决地抛弃“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式无政府文化,从竞争对手式的当代洛克文化状态走向相互友爱的康德文化,从而确保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可以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向前的、进步的、乐观的,从而国际关系也将向着和解与和平的方向发展。它断然拒绝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自私本能导致国际关系悲剧循环的理论,在肯定由于国家的选择和实践的消极和失误有导致国际社会“依然陷于洛克文化之中不能自拔”[4](P42)的可能性的同时,展望了国际社会的光明前途,并对有实力的大国以及它们的选择和努力寄予厚望。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社会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理论殊途同归。四、建构主义的方法论

建构主义成型于旧的国际格局解体、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国际关系大变革时代,实践的需要呼唤理论的创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应运而生。但是,理性主义方法统治国际关系理论界已有多年,建构主义如何引导人们摆脱绝对理性主义的束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分析和研究国际关系呢?

建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是整体主义,它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总体出发,强调体系对国家的建构作用,特别是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首先,它引导人们怀疑理性主义关于行为体身份不变的假定前提,通过两个相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关系和观念,[4](P40)轻而易举地对理性主义理论的这一固有缺陷进行证伪。国家间关系是变化的,国家之间彼此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人人皆知,因而理性主义理论派别对此根本无从反驳。然后,进一步归纳得出:建立在实证主义和因果性解释基础上的理论假定———国际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加以证实的观念———是错误的。因为社会历史事件是不可逆转、不可还原的,它只能由我们,站在各自不同的位置,带着各自特有的知识、经验、价值和道德观念去认知。进一步说,完全客观的现象即使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理论研究者诠释的所有事件都是人们主观认知的现象,它不能脱离物质因素的作用,但观念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而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结构、施动者和共有观念的互相建构。建构主义用普通的哲学逻辑方法,向人展示了一个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世界。

但是,如果我们追问,建构主义最初是何以发现和断言国际关系的这种建构主义特征的?因为观念建构体系,体系与施动者互构本身也是不能由科学加以证实的,恐怕这只能归功于建构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们所谓“智的直觉”了。

五、结语

从哲学视角考察和分析建构主义,无疑会让对这种理论更加充满期待。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辩证的,它重视理念的作用,又不否定物质;它是实践的,它把国际关系中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放在国家的实践上;在分析体系结构和国家时,它实际上是真正承认现实的理性主张,却又对国际社会达到互相友爱的康德文化状态充满理想主义的激情;它把国家比拟为人,从人本、人性来考察国际关系的真实属性。温特“温和建构主义”的本意是要在传统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4](P2),却开辟了一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领域。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建构主义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基础[J]中学语文教学,2002(8)

[2]郭树勇,叶凡美试论建构主义国关理论及其社会学渊源[J]国际观察,2002(1)

[3]胡军哲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温特国际政治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国际关系范文篇4

【论文摘要】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1]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2]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being)”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加上logy(学科),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V.O.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isthere?)”,豪尔(DavidHall)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do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它是如何被构造的?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theory-laden),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15]

三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国际关系范文篇5

冷战结束近20年来，世界一直处于大变动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持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一个显著的特点逐渐形成：尽管新的摩擦不断发生，新的挑战不断涌现，但和平与发展始终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密切，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社会面临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新希望、新契机。

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根据世界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意愿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

不容否认，在国际形势整体向好、总体稳定下，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和平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为了人类的美好未来，各国人民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努力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诸方面，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这一伟大事业中，中国将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

一

坚持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既十分重要，又非常迫切。

当全世界人民都在向往和平之时，局部的冲突、战争从未间断，如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不仅给一些地区造成严重的灾难，而且引起了全世界的不安；

当全世界人民都在渴望发展之时，南北差距、贫富差距却不断拉大，全球经济发展失衡更加严重，为了维护一国私利，形形色色的贸易保护主义新政策纷纷出台，少数国家甚至动辄以制裁相威胁，更是危害了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

当全世界人民都在追求合作之时，某些国家却在国际事务中肆意使用武力，强推自己的价值观，继续以冷战思维在意识形态领域打“没有硝烟的战争”。

认真审视，人们不难发现，在种种现象的背后，几乎都笼罩着霸权和单边主义的阴云。因此，遏制霸权、反对单边主义、发展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呼声。

进入新世纪之后，冷战结束初期国际力量严重失衡的状况已经明显改变。尽管国际舞台上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丛林法则”仍然时而作祟，但互相尊重、平等交流、和睦相处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和行动准则；尽管个别国家倚仗其超强实力、竭力维护“独霸”地位、谋求建立单极世界，但其战略扩张态势与力量捉襟见肘之间的矛盾日见突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向“多边”回摆，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借力于盟国和其他大国。与此同时，欧盟、俄罗斯等基于各自战略利益，审时度势、谋求发展，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德国著名理论家埃贡巴尔说：“欧洲人开始确定自己的利益和按照自己的分析采取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则鲜明地指出，单极世界“是一个存在着一个中心权力、中心力量和中心决策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只有一种爱、一种主权。这是极其有害的”。这一看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此外，快速兴起的发展中大国的影响力也在日益凸显，东盟、非盟、阿盟等区域集团实力逐渐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持续上升。正是这种总体上的变化，使国际社会中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制约霸权的因素不断增长，赤裸裸的单边主义和黩武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敛。

当今世界，“一超独霸”局面开始改变，一个超级大国与多种力量并存的多极化新格局正在形成。世界各种力量间，既相互借重又相互牵制、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既重视双边关系又关注多边舞台。利益差异仍促使各种力量间不断分化组合，不同力量间对话增多，斗而不破，矛盾激化的直接对抗将不断让位于力求共赢的务实合作。在盘根错节的各种热点、难点问题中，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仍是主线，称霸与反称霸的较量仍为焦点。世界多极化继续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不可逆转。

二

客观发展的多极化趋势，提出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而使国际政治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演变的迫切要求。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更离不开国际关系民主化这一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劲推动下，人类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紧密，许多世界事务的应对早已超出了传统主权国家关系的范畴，“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但是，这并没有抹煞世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反而更加强烈地要求人们承认世界各主权国家和各国人民都有参与国际事务的平等权利。由于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共同利益日益扩大，即使是大国，也越来越难以无视中小国家的利益，愈来愈需要其他力量的合作；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也愈来愈需要从全人类利益关照下的本国利益出发，科学地考量彼此关系，灵活地处理国际事务。在多极化背景下，大国关系正在经历深刻的调整，各个大国越来越趋向突破相互间历史与现实的矛盾和隔阂，注重体现国家利益的相互借重与合作，并形成了多层次的对话、合作与危机处理机制。这一切，都鲜明体现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特点。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质在于各国和各国人民相互尊重以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以扩大共识，合作协商以谋求共赢，增进友好以和谐相处。较之历史上曾经肆虐的“炮舰外交”，较之走马灯般“大国均势”、“大国制衡”、“大国政治”等国际关系理念，较之现实仍然存在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的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圭臬是联合国宪章，是国际法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坚持上述准则，就是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就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在事关世界和平与全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都有平等参与协商的权利；就是坚持在势必出现的利益差异面前，通过对话妥善解决分歧，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就是坚决维护联合国及其宪章的权威和作用；就是坚持多边主义，使联合国成为世界各国相互尊重、扩大共识、和谐相处的平台，成为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渠道。

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一个不断磨合、充满曲折的进程。多样化的世界决定着利益的多元化。从零和博弈思维转为共赢博弈模式无疑也是一个需要学会照顾各方关切，通过不断对话协商、妥协调整解决矛盾的过程。但是可以肯定，不管磨合多么艰难复杂、过程多么曲折漫长，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化的步伐是阻挡不住的。

三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历史上曾饱受欺凌的中国，一直把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视为实现国际大家庭政治和睦的主要内容，并积极加以倡导，努力带头实践。

对于国际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不论大小、强弱、贫富，我们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的态度。我们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觉维护联合国及其宪章的权威和作用，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自己不谋求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强求额外权利的行为。

由于各国历史不同、条件各异、环境有别，我们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我们积极提倡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加强交流与对话；我们主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不要因制度、道路和水平的差异而相互隔绝、疏离甚至敌视；我们不接受外部势力的指手画脚，也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各国平等参与的原则，既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也反对“少数主宰”的强权政治，主张所有国家都有发言权、参与权，不能因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就忽视它们的声音。在多边和双边关系方面，我们坚持以平等协商方式，消除矛盾，化解分歧，争取共赢。从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到积极推进旨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从全面发展与东盟、阿盟、欧盟等地区组织的友好合作到大力支持联合国循序渐进改革，中国一直在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履行着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

国际关系范文篇6

关键词: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东盟

长期以来，对抗性思维是各国处理传统国际关系的主要方法，国际社会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周期性动荡。以对抗性观念为指导思想构建的国际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凡尔赛体系①都是如此。这种根植于零和博弈观念之下的周期性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与以各国对抗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相区别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合作中谋求共赢在现实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合作，促进了两者经济战略的对接。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传统对抗性思维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且不时地冲击双边关系，以经贸交往为例，受冲击的双边经贸(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交流量急剧下降，而合作共赢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也难以生长。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3年3月，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而后总书记又在党的报告中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用一句话阐述了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1］。“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合作共赢”，它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相较于过去的“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公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维护世界各个国家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时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胁、霸凌弱小国家。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让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地位。第三，新型国际关系的达成方式是合作共赢，要求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共赢为追求目标，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经济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削减和取消了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后，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求改变以往滥施权力、利益争斗、二元对立等思维，用新的理念来倡导，用新的制度去搭建，进而促使国际体系转型［2］。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意义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顺应时代呼声和世界潮流。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发展态势，西方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合时宜，零和博弈的旧思维，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政治上的二元对立已经严重阻碍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变化需要新的理念，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势必要成为主流，合作共赢也势必会给全球各国带来共同发展。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利于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2019年底爆发并蔓延至今的疫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及人员交流使得疫情迅速蔓延，确诊病例上亿甚至更多。面对当下严峻的疫情态势，唯有秉持全球合作理念，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疫情的蔓延，最终战胜肺炎这个全人类的公敌。因此，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也为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处理有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双赢的范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构建及贸易发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在的东盟国家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发展。1950年中国和越南建交，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不结盟运动为中国与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的交往提供了机会，中国在此期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长久以来指导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依据;20世纪6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中苏交恶使中国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在此期间，相比于地理概念的东南亚更多地成为一个政治概念［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趋于停滞甚至有所倒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虽然关系总体向好，但中国和东盟个别国家因为南海主权争议有时也会使得潜藏的对抗性思维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影响双方的经贸交流;而在合作共赢思维指导下，双方的关系则会趋于缓和，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对抗导致俱伤

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争议的焦点在于南海主权问题。南海问题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对南海进行勘测出具报告，分析认为南海大陆架上石油储量多达11亿吨。20世纪70年代初，时逢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更加凸显出南海地区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内水、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东南亚部分国家对此公约做出了利于自己的解释。东南亚诸国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以及二战后的《日内瓦协议》和《旧金山和约》也成为东南亚个别国家对南海进行主权申诉的重要依据。2012年到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让南海问题的对抗程度达到顶峰。2012年4月，12艘在黄岩岛海域内例行作业的中国渔船被菲律宾军舰武装扣留，由此引起了中国的渔政、海监船只与菲律宾军舰多轮长时间对峙。此次激烈对峙后，菲律宾单方面开始向国际海洋法庭提出仲裁申请，将南海问题国际化。2016年仲裁案走到了最终宣判阶段，南海局势急剧恶化，美国舰队的介入让南海局势显得更加危险，走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战争的边缘。菲律宾作为主动采取对抗性态度挑起事端的一方，在这一事态中逐渐影响到了其自身的发展。中国作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2011年双方的贸易额就已经打破了300亿美元大关，正在朝着2016年600亿美元的目标前进”［4］，却因为双方关系的猝然紧张，让这一良好发展的态势迅速冷却，给菲律宾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南海争端不仅影响到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也给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图1所示，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在2012—2016四年间均呈低位增长的状态，且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11年到2012年进出口增长率为10．08%下降到2015年的最低位－0．88%。图12012—2019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务门户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量在2010到2011年度保持高位增长率，到2011年南海问题激化后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跌，一度跌入－1．02%的负增长(见图2)。这10年间的中国与东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减情况大体保持了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没有南海争议发生的年份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南海争议一旦发生并激烈化，便持续下跌。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的增长率急剧下降无论是顺差方还是逆差方，均会因此导致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政府税收减少，就业岗位锐减。

(二)合作中实现共赢

南海主权争议损害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的利益。东盟个别国家意识到问题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拾对华友好。例如，2016年下半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派出八十多岁高龄的前总统拉莫斯与中国政府就中菲关系在香港进行了会谈，商讨恢复双边关系等问题［5］。2016年10月18日至21日杜特尔特应邀访华，中方向菲律宾人民张开友谊之臂。在此次访问中，中菲两国签署了13个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两国还将进一步加强渔业和旅游合作。中方将取消几年前发出的对菲律宾的旅游警示提醒，还将恢复菲企对华热带水果的出口。2016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关于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该政策在“关于在南海管控分歧和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关于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关于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三个部分多次提到“合作”字眼，并非常务实地提出“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各项能力建设，努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导航助航、搜寻救助、海况和气象预报等方面的服务，以保障和促进南海海上航行通道的安全。同年9月，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动《南海各方行动准则》向更高一层次的“准则”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2021年“南海行为准则”有望实现新突破，届时南海问题将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机制上的合作不仅会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且为双方在处理争议问题时提供对话与交流平台。合作态度指导下的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改善与缓和为双方的经济交流注入了巨大活力，双边经贸合作快速朝着更加繁荣以及合作机制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全面生效，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6］。在合作思维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还将促成各国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信，民生与社会领域的合作，为双方争议问题的解决提供长效的对话机制，促成双方贸易合作进一步腾飞。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考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大势所趋

传统的国际关系往往以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性、零和博弈等为标志，在这种对抗性思维指导下，国际关系必然以邻为壑，弱肉强食。近代以来，因为各国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频繁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二战结束以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美苏核战争争霸的背景下，虽未爆发世界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但局部战争不断，世界局势不时陷入紧张状态，迟滞了世界各国的发展。两极格局崩塌至今，世界处于快速变化时期。政治上，“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趋于调整;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文化上，民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和文明上冲突愈演愈烈。自2020年初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采取对抗性的态度，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其着力点并非寻求结束疫情恢复经济，而是希望通过疫情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其防疫政策必然漏洞百出，导致疫情蔓延世界经济发展大幅缩水。面对这些传统或是非传统领域的挑战，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增进相互理解，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关于国际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迫在眉睫，时代呼唤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时代召唤，也是大势所趋。

(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需要双方共同的认知

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并非一方的努力即可达成。从上述中国与东盟关系案例来看，中方一直秉持的是合作与包容的态度，而东盟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一些国家则间断性地采取对抗性态度与中国交往，给双方关系造成伤害。2016年以后，东盟中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态度的转变为中国与该国及整个东盟之间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只有单方的努力是难以达成的，需要双方的共同认知和共同努力。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达成共同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的对接来实现，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各国的国家战略实现对接。目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泰国“现代化4．0”战略、缅甸经济特区发展计划、文莱的“2035宏愿”等进行对接。这些共赢项目工程的有效落实，将会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信，也会促进双方对新型国际关系共同认知的达成。

(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

国际关系范文篇7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来作为手段，这使得国际法得以产生；其次，以国际法为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当下的主要趋势，例如在WTO的体制中，各国利用WTO规则，要求他国消减关税、放开市场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开拓殖民地等传统手段；再次，没有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

国际关系范文篇8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来作为手段，这使得国际法得以产生；其次，以国际法为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当下的主要趋势，例如在WTO的体制中，各国利用WTO规则，要求他国消减关税、放开市场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开拓殖民地等传统手段；再次，没有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

三、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是诠释国际法的新路径，它对国际法之外而影响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与考察并得出结论，进而再用这些结论来论述国际法，开阔了视野，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国际关系理论也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法发展的理论条件，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论-文-网]

参考文献：

[1]刘志云．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国际关系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法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来作为手段，这使得国际法得以产生；其次，以国际法为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当下的主要趋势，例如在WTO的体制中，各国利用WTO规则，要求他国消减关税、放开市场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开拓殖民地等传统手段；再次，没有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公务员之家

三、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是诠释国际法的新路径，它对国际法之外而影响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与考察并得出结论，进而再用这些结论来论述国际法，开阔了视野，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国际关系理论也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法发展的理论条件，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国际关系范文篇10

①这就是说，过去的经历形成习性，这种习性中蕴含着各种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影响的历史沉淀，这种沉淀像一定结构一样影响着当下人的实践，使人不知不觉中在特定的条件下表现出某种行为模式。因此，惯习是历史的，体现着通过历史的经历而习得。同时，惯习是由实践知识构成的，因为过去实践养成获得的知识往往在当下不自觉地生成合乎常识的行为。惯习也是关系性的，因为习性体现着主体之间的交往踪迹。施动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过去实践产生的习性必然体现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印迹，社会交往形成的主观结构遇到相同的场景不自觉地作为一个结构发挥作用，这体现着施动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惯习也是有倾向性的，它使人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形成一种行为固定“套路”或模式，好比语言中的语法，同一种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但不会脱离语法。惯习的历史性、关系性和倾向性都与社会结构密切关联。决策者生活在一个社会之前，既定的社会结构成为决策者获得实践知识和养成惯习的“可能性条件”。关系性是社会结构内在决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倾向性是社会结构规定的社会行为框架对决策者产生的行为约束。由惯习指导下的实践内化了社会结构的各种规范与约束，惯习的倾向性说明，它深受社会结构决定的权力关系、竞争目标和规则的影响，社会结构各种领域的“行为要求”(如功利算计、规范约束和合理性说明)，是“外部性的内化(theinternalizationofexternality)”。①事后可以在实践中找到各个社会领域规定的功利、合理或规范的理由。这种内化的东西通过实践体现出来，形成一种“内在的外化”。②正是这种“外化于心，内化于行”的逻辑使得实践逻辑在“行动”中常常具有优先性，但这种关系又辩证地体现出“实践逻辑与结果逻辑、适当性、争辩逻辑具有互补性”。③这种优先性与实践知识的来源有着直接关系。

实践知识是人们长期在某个领域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的学习与训练而产生惯习。进而，在什么场景中做什么样的条件反射，或者经过长期反复地浸淫于各种场域，其中何时何地规范、合理与功利算计发生作用形成了一种“背景知识”，在遇到相同的场景时，不自觉地指导着人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在家庭中，他/她不太会对家人进行功利盘算，而更会不自觉地遵守社会要求的家庭伦理。因此，实践逻辑产生的社会行为体现了一种“内部性的外化和外部性的内化”的辩证关系，④正是实践感使得“实践把过去带入当下，把当下带入未来”。⑤除了惯习外，实践逻辑还与场域有关。场域是由三个维度形成的结构化的一种社会构造:权力关系、争夺的目标和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权力关系是由场域内个体的不平等地位形成的。由于对历史构成的各类资本(如从经济的到社会的再到象征的)的控制决定了权力关系的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个体地位差异。这是一种权力结构。每个场域都是一个社会游戏场．是一个参与者生来就已经存在的游戏场。在其中，角逐者已经有一致认同追求的目标，如政治场域的政治权威、艺术场域的艺术威望、经济场域的经济利益、学术场域的学术声誉，这些构成了场域的竞争目标。这是一种目标结构。而且，每个场域都有一种大家视为当然的游戏规则，即每个参与者按照其位势进行游戏的既定玩法。

这种习以为常的规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主要是象征性权力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类似于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所说的话语权。它大体上是一种话语结构。其实，场域就是一种次社会结构，是社会结构在某个领域的反映。这种次结构既是惯习养成的场所，也是惯习发挥作用的场地。个体进入某个社会场域，会依据自己位势的不同，在历史沉淀的惯习指引下，自然地、不加反思地产生符合“常识”的适当行动。这种实践感使其所作所为似乎是切合实际的，即由常识引导的。一个个体在某个领域历练越久，其惯习越深厚，面对某个社会领域(场域)的各种问题时，就会形成路径依赖，不假思索地行动(去做能做的事)。实践感是一种过去在当下的激活，使得施动者在当下本能地做什么，而不必有意识地进行反思或参照书本化的象征知识。或者说，实践感使个体能在特定的场域立足于自己的地位，按规则、务实地做能做的事。研究场域与历史社会学联系甚密，社会权力关系、社会制度来源与特征都是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会发现每个国家在对外行为中都有其特点，在实践过程中彼此存着差异。这与每个国家对外实践的惯习有关，与决定这种实践知识有关，更进一步地还与国家的内部文化以及国家在国际政治场域的位势有关。惯习是由实践知识决定的。正如每个人的禀性不同，因而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差异一样。每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禀性，每个民族在其历史的发展中受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经历、制度特性的影响，这种独特的禀性形成了每个民族独特的实践知识，或者说，实践知识具有地方性(local)特征。这也造成了民族彼此之间行为的差别性。另外，国家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长期位势，也是造成国家行为差别的另一种因素。在国际政治场域中的位势是形成国家在国际场合中实践特征的外在因素。内在的文化与外在的环境决定着国家外交实践的特征。内在的文化洞悉离不开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外在的场域研究也需要借助历史社会学。实践逻辑并不意味着实践就是遵循保守的原则，使现状永远延续下去。实践本身具有改造客观与主观世界的功能。实践改造物质世界是一个常识，但是改造主观世界却与惯习有关，因为惯习是可以移位的。

随着场域的调整与变化，过去的惯习会随之逐步地调整，最终发生变化，但这种调整与变化是建立在旧惯习的基础之上的。权力格局的变化可以说是场域变化最重要的基础。场域中行为体位势的变化意味着场域中新的主导者可能重新确定场域的规则。在新的权力格局下，新兴力量的出现意味着物质基础的变化，借助物质力量，通过话语实践形成新的行动模式，由此它们告诉人们“这就是事物的新状态”(具体地表述一个新世界)。所以，正是惯习的可移位性是使得惯习顺应外在环境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改变主观世界的重要原因。实践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重复，而是一种智慧性的反复。实践的反复性形成的模式化一方面是其维持延续性的重要载体，但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也会从实践中触发。通过表现的实践是一个过程，而日常的社会生活状况是千变万化的。一个具有实践知识的人会对这种变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会不断调整自己，随机应变，适应变化，从而做好自己的工作。其实，稳定是实践的归递性(即人们不断地调动自己应对变化)给人造成的一种幻觉。人们会在随机的“实践表现”中必然产生思考与做事的新方式，在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会是内在固定与稳定的。①因此，实践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既维持着延续性也会促进变化。这种变化既能改变物质环境也能改变人们思想中的结构。所以，实践“是一种物质与理念的动态过程，它既能使结构稳定下来或发生演变，又能使施动者再现或改变结构”。②从惯习变化的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实践变化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