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学说范文10篇

国家学说范文篇1

关键词：国家职能分权制衡权力回归

一、国家的起源

关于国家的来源和性质,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历史必然。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由于生产技术非常落后,人们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产生出必要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与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产生了原始公有制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者除了能生产出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出现了劳动剩余,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之间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原来的氏族首领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定期的族长选举也逐步为世袭所代替,社会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因此,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二、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经典作家上述论断清楚地表明，国家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国家最深层次的本质。所谓国家的阶级性，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中，国家总是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掌握，是对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握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手中。这两类国家的阶级内容不同，但无论是剥削阶级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社会性是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国家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马克思指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即包括执行一切由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国家的社会职能不是直接解决“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阶级斗争，而是解决“由一切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如组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等。这些活动虽然客观上对被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民也有利，但归根结底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立场出发的。因此，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

三、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我们必须对国家权力的性质、配置及其制约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包括怎样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由于历史任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也主要是从如何抵御敌对阶级从外部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颠覆等方面进行探索。而通过对无产阶级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管理,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控索,无论在理论上或具体制度的设计上,都是很不够的。因此，作为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观，也理应合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国家(政府)存在是必要的“恶”,为了社会的正义和秩序,尤其是市民社会的秩序化,这种“恶”是必需的,即对维持社会的发展所需的必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多大程度上为公共服务或为私人服务,取决于权力受制约的程度。

而要理解这点必须结合一国的宪政理论及宪政制度,因为一国的国家权力总是会表现在该国的宪法或宪政制度安排的框架体系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而宪政指得是用法律来约束与公民有关的政府正当权力,它的基本涵义是:在宪法的框架内,政府对人民或人民的合法代表负有责任,以更好地确保公民的权力.即宪政是在宪法基础上的法治过程.“只有宪法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重视和实施,惟有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的保障,惟有政府的权力受到实际的制约和监控,惟有在宪法的作用下整体上实现了自由、效率、平等、公正、稳定和发展,才能说到宪政.所以说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政是依宪治国所达到的理想状态.”

在洛克眼中,国家权力的结构被分解为三大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孟德斯鸠则发展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从人性本恶出发,不相信权力行使者本性上会合法、合理、有限地行使权力,他认为,“民主制的和贵族制的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国家.政治自由会在温和的政府里存在.即使在这些政府里也不是经常地存在.它只在权力不被滥用之时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并把它的权威运用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显然孟德斯鸠在关注权力分离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分权后对彼此权力的限制.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在美国的宪法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美国是世界上分权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国家(政府)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社会机构,为了人民的福祉,它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如果不对这一权力不加以控制和限制,公民的自由就会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国家也宣称“人民主权”，但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人民普遍享有权力，是社会真正的主人，人民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手中的权力；而资本主义的“人民主权”只不过是在反对封建势力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口号而已，实际上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享受不到国家主人的待遇的，真正享有此项权利的还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少数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的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各级国家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使得，我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对各种国家权力没有监督和约束，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由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它们各有分工、互相合作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体系。所以我国形成了在人民代表大会（掌握立法权）之下的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共同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架构，这样既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也可以避免国家权力之间在相互制衡过程中损耗不必要的精力。

四、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分裂出国家,由国家来管理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由国家管理到多大程度,实际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当社会处在落后的幼稚状态中时,国家有可能管理社会的一切活动。但是,国家把全部社会权力都占为己有时,并不有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因为，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和国家政治活动根本不同的运行规律。政治对经济的无限制干预只能导致经济的萎缩。因此,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其实质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马克思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封建的中世纪,市民社会多元的利益集团不可能自由地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实际上已经预示着“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因为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经济权力重新还给了社会。在任何社会，社会公共体都是必要的，因为人们需要公共体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公共体”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是惟一的公共体，除了政府之外，一些社会自治团体也可以提供人们所需的一部分“公共物品”。潘恩认为：“凡是交给政府去做的事，社会几乎都可以自己来做”；“政府的必要性，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量事务，众多的事例表明，凡是政府行之有效的事，社会都已无需政府的参与而一致同意地做到了”；“政府不过是按社会的原则办事的全国性社团”这样做可以避免或减少国家异化地许多弊端，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实现行政权力从社会中来再回到社会中去。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更接近公民，公民可更直接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9－1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卷第2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8页．

[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1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32页．

[6]张文显．《世纪之交的修宪》．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第3页．

[7]〖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8]同上注．

国家学说范文篇2

关键词：国家职能分权制衡权力回归

一、国家的起源

关于国家的来源和性质,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历史必然。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由于生产技术非常落后,人们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产生出必要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与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产生了原始公有制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者除了能生产出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出现了劳动剩余,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之间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原来的氏族首领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定期的族长选举也逐步为世袭所代替,社会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因此,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二、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经典作家上述论断清楚地表明，国家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国家最深层次的本质。所谓国家的阶级性，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中，国家总是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掌握，是对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握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手中。这两类国家的阶级内容不同，但无论是剥削阶级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社会性是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国家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马克思指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即包括执行一切由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国家的社会职能不是直接解决“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阶级斗争，而是解决“由一切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如组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等。这些活动虽然客观上对被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民也有利，但归根结底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立场出发的。因此，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

三、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我们必须对国家权力的性质、配置及其制约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包括怎样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由于历史任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也主要是从如何抵御敌对阶级从外部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颠覆等方面进行探索。而通过对无产阶级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管理,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控索,无论在理论上或具体制度的设计上,都是很不够的。因此，作为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观，也理应合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国家(政府)存在是必要的“恶”,为了社会的正义和秩序,尤其是市民社会的秩序化,这种“恶”是必需的,即对维持社会的发展所需的必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多大程度上为公共服务或为私人服务,取决于权力受制约的程度。而要理解这点必须结合一国的宪政理论及宪政制度,因为一国的国家权力总是会表现在该国的宪法或宪政制度安排的框架体系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而宪政指得是用法律来约束与公民有关的政府正当权力,它的基本涵义是:在宪法的框架内,政府对人民或人民的合法代表负有责任,以更好地确保公民的权力.即宪政是在宪法基础上的法治过程.“只有宪法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重视和实施,惟有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的保障,惟有政府的权力受到实际的制约和监控,惟有在宪法的作用下整体上实现了自由、效率、平等、公正、稳定和发展,才能说到宪政.所以说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政是依宪治国所达到的理想状态.”

在洛克眼中,国家权力的结构被分解为三大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孟德斯鸠则发展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从人性本恶出发,不相信权力行使者本性上会合法、合理、有限地行使权力,他认为,“民主制的和贵族制的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国家.政治自由会在温和的政府里存在.即使在这些政府里也不是经常地存在.它只在权力不被滥用之时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并把它的权威运用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显然孟德斯鸠在关注权力分离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分权后对彼此权力的限制.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在美国的宪法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美国是世界上分权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国家(政府)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社会机构,为了人民的福祉,它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如果不对这一权力不加以控制和限制,公民的自由就会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国家也宣称“人民主权”，但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人民普遍享有权力，是社会真正的主人，人民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手中的权力；而资本主义的“人民主权”只不过是在反对封建势力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口号而已，实际上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享受不到国家主人的待遇的，真正享有此项权利的还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少数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的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各级国家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使得，我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对各种国家权力没有监督和约束，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由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它们各有分工、互相合作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体系。所以我国形成了在人民代表大会（掌握立法权）之下的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共同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架构，这样既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也可以避免国家权力之间在相互制衡过程中损耗不必要的精力。

四、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分裂出国家,由国家来管理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由国家管理到多大程度,实际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当社会处在落后的幼稚状态中时,国家有可能管理社会的一切活动。但是,国家把全部社会权力都占为己有时,并不有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因为，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和国家政治活动根本不同的运行规律。政治对经济的无限制干预只能导致经济的萎缩。因此,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其实质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马克思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封建的中世纪,市民社会多元的利益集团不可能自由地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实际上已经预示着“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因为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经济权力重新还给了社会。在任何社会，社会公共体都是必要的，因为人们需要公共体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公共体”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是惟一的公共体，除了政府之外，一些社会自治团体也可以提供人们所需的一部分“公共物品”。潘恩认为：“凡是交给政府去做的事，社会几乎都可以自己来做”；“政府的必要性，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量事务，众多的事例表明，凡是政府行之有效的事，社会都已无需政府的参与而一致同意地做到了”；“政府不过是按社会的原则办事的全国性社团”这样做可以避免或减少国家异化地许多弊端，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实现行政权力从社会中来再回到社会中去。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更接近公民，公民可更直接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9－1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卷第2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8页．

[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1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32页．

[6]张文显．《世纪之交的修宪》．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第3页．

[7]〖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8]同上注．

国家学说范文篇3

关键词：国家职能分权制衡权力回归

一、国家的起源

关于国家的来源和性质,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历史必然。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由于生产技术非常落后,人们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产生出必要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与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产生了原始公有制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者除了能生产出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出现了劳动剩余,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之间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原来的氏族首领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定期的族长选举也逐步为世袭所代替,社会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因此,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二、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经典作家上述论断清楚地表明，国家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国家最深层次的本质。所谓国家的阶级性，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中，国家总是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掌握，是对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握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手中。这两类国家的阶级内容不同，但无论是剥削阶级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社会性是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国家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马克思指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即包括执行一切由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国家的社会职能不是直接解决“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阶级斗争，而是解决“由一切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如组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等。这些活动虽然客观上对被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民也有利，但归根结底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立场出发的。因此，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

三、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我们必须对国家权力的性质、配置及其制约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包括怎样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由于历史任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也主要是从如何抵御敌对阶级从外部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颠覆等方面进行探索。而通过对无产阶级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管理,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控索,无论在理论上或具体制度的设计上,都是很不够的。因此，作为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观，也理应合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国家(政府)存在是必要的“恶”,为了社会的正义和秩序,尤其是市民社会的秩序化,这种“恶”是必需的,即对维持社会的发展所需的必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多大程度上为公共服务或为私人服务,取决于权力受制约的程度。而要理解这点必须结合一国的宪政理论及宪政制度,因为一国的国家权力总是会表现在该国的宪法或宪政制度安排的框架体系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而宪政指得是用法律来约束与公民有关的政府正当权力,它的基本涵义是:在宪法的框架内,政府对人民或人民的合法代表负有责任,以更好地确保公民的权力.即宪政是在宪法基础上的法治过程.“只有宪法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重视和实施,惟有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的保障,惟有政府的权力受到实际的制约和监控,惟有在宪法的作用下整体上实现了自由、效率、平等、公正、稳定和发展,才能说到宪政.所以说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政是依宪治国所达到的理想状态.”

在洛克眼中,国家权力的结构被分解为三大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孟德斯鸠则发展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从人性本恶出发,不相信权力行使者本性上会合法、合理、有限地行使权力,他认为,“民主制的和贵族制的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国家.政治自由会在温和的政府里存在.即使在这些政府里也不是经常地存在.它只在权力不被滥用之时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并把它的权威运用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显然孟德斯鸠在关注权力分离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分权后对彼此权力的限制.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在美国的宪法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美国是世界上分权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国家(政府)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社会机构,为了人民的福祉,它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如果不对这一权力不加以控制和限制,公民的自由就会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国家也宣称“人民主权”，但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人民普遍享有权力，是社会真正的主人，人民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手中的权力；而资本主义的“人民主权”只不过是在反对封建势力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口号而已，实际上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享受不到国家主人的待遇的，真正享有此项权利的还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少数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的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各级国家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使得，我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对各种国家权力没有监督和约束，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由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它们各有分工、互相合作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体系。所以我国形成了在人民代表大会（掌握立法权）之下的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共同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架构，这样既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也可以避免国家权力之间在相互制衡过程中损耗不必要的精力。

四、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分裂出国家,由国家来管理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由国家管理到多大程度,实际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当社会处在落后的幼稚状态中时,国家有可能管理社会的一切活动。但是,国家把全部社会权力都占为己有时,并不有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因为，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和国家政治活动根本不同的运行规律。政治对经济的无限制干预只能导致经济的萎缩。因此,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其实质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马克思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封建的中世纪,市民社会多元的利益集团不可能自由地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实际上已经预示着“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因为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经济权力重新还给了社会。在任何社会，社会公共体都是必要的，因为人们需要公共体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公共体”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是惟一的公共体，除了政府之外，一些社会自治团体也可以提供人们所需的一部分“公共物品”。潘恩认为：“凡是交给政府去做的事，社会几乎都可以自己来做”；“政府的必要性，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量事务，众多的事例表明，凡是政府行之有效的事，社会都已无需政府的参与而一致同意地做到了”；“政府不过是按社会的原则办事的全国性社团”这样做可以避免或减少国家异化地许多弊端，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实现行政权力从社会中来再回到社会中去。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更接近公民，公民可更直接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9－1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卷第2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8页．

[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1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32页．

[6]张文显．《世纪之交的修宪》．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第3页．

[7]〖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8]同上注．

国家学说范文篇4

【正文】

〔中图分类号〕A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3-0007-04

过去，我国理论界在阐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时，比较注重国家的阶级属性，把揭示国家的阶级属性当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而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由于这一理论上的迷雾，致使我们不能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入手解决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中的难题，从而阻滞了政治改革的进程。因此，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真髓，明确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带根本性的任务就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消除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和对立，对我们今天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防止与遏制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立是从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的。

马克思以前的启蒙思想家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从人的理性来探讨国家问题。在德国，把这种理性主义国家学说发展到高峰的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学说。黑格尔把国家归结为比理性更加抽象的“客观精神”，是超越一切社会存在的绝对自由自在自为的“理性”，对于国家以外的一切社会存在都具有本源的推动的性质。黑格尔虽然也承认市民社会的自治权利，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这一特殊利益，但他认为市民社会是“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致使市民陷入“无聊的激情和幻想的角力场”之中。为了弥补市民社会的缺陷，就需要“行政权的全权代表、担任执行的国家官吏以及最高咨议机关（这些机关以委员会的形式组成）来照料”，由这些行政官僚组成的“特殊的管理机关”从下层来管理市民生活[1]。因此，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政府是市民社会的支柱。

马克思在大学时曾经受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的极大影响。但是，马克思离开大学步入社会，亲自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现实斗争以后，逐渐认识到专制国家及其腐朽政府是毫无理性的，普鲁士专制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自以为执行了完美无缺的国家法律和管理原则，自信掌握了关于社会的准确无误的详尽材料。但是在他们的治理下，社会的贫困现象却越来越扩大，几乎成为不治之症。这种“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使马克思对理性主义国家学说产生了怀疑。为了解开国家和政府的有限理性之迷，马克思研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隐藏在国家和政府的“理性”之外，即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中寻找产生国家法律与政府原则的根源。经过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反思，马克思发现了以往国家问题研究中存在着的严重弊病，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时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例如“头足倒置”的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二元论观点，指出行政机构与国家的一致性。行政官僚们只相信他们的上级而不相信客观实际，只相信“作为治人者的积极的、觉悟的公民”，而不相信“治于人者的消极的、不觉悟的公民”。[2]他们所维护的国家法律和政府原则并非是理性的。实际上，行政官僚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守护神。行政官僚的本体的价值正是通过他们所保护的客体的价值来实现的，而私人财产所有者正是通过被保护的财产的价值来确定他们的价值的。所以，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财产占有者利益的化身和保障，是财产占有者的奴仆和工具，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据国家法律，“成为财产占有者的耳、目、手、足，为财产占有者的利益而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3]私有财产，这种处于行政官僚的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对国家法律和政府原则起着支配的作用，是决定和影响政府行为的根本原因。寻找造成社会疾苦的根源，不仅要关注造成行政机关腐败无能的外在因素，而且要关注行政机关本身的生活原理和生活实质。

马克思认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4]国家和政府没有根本不同的本质，二者都是建立在共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政府的本质必然反映国家的本质。要从根本上消除行政官僚机构的缺陷，就必须消灭构成现代国家基础的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特征的私人生活。而要消灭这种私人生活，“国家就必须消灭自己”[5]。行政改革的关键不在于行政机构本身，而在于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消除构成这种对立的国家的历史性缺陷。

二

马克思在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过程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证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与对立，从而揭示了国家的一般属性问题。

马克思认为自原始公有制社会解体以来，国家作为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代表，具有反映不同阶级社会阶级内容的鲜明的阶级属性。此外，国家还具有一切阶级社会所共有的一般属性，即国家本身同社会相互矛盾与对立的基本属性。从国家的起源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国家自始自终都是社会的对立物。正如恩格斯所概括的，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6]。为了揭示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基本属性，马克思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

首先，国家是对人的自由本性的“异化”。这种“异化”集中表现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人类脱离原始氏族社会，出现了对偶制家庭以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自然分工基础之上。人们首先维护的并不是所谓“共同利益”，而仅仅是自己的单个人的或者单个家庭的“特殊利益”。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把人群分离开来，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而使单个人的特殊利益不得不建立在阶级压迫的基础上。人们的特殊利益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阶级矛盾，而国家就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国家所代表的所谓“共同利益”，实际上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罢了。这些“特殊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从阶级对抗的角度来说，国家对单个人实际上是一种“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特殊利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人们不得不在这种使他们的“特殊利益”始终同“共同利益”对抗着的状况下生活。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7]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基本属性。

其次，国家将人们被动地服从社会自然分工的消极作用制度化和法制化。马克思认为，社会的自然分工是人类自我“异化”的形式。在原始共有制条件下，建立在简单自然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关系不采取对抗的形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运用强制性机器对人施加影响的政治主体。通过强制手段，国家使统治阶级的意志制度化和法制化，把强迫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状况固定下来，使“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从而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国家造成了使社会活动固定化，使人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着人，不受人的控制，使人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人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所以，马克思将国家称为人的“彼岸世界”。[8]这种“彼岸世界”是与人的“此岸世界”相对立的世界，具有与社会相对立的性质。

再次，从国家权力执行者的角度来说，官僚机构的种种弊病也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官僚机构是造成国家与社会对立的重要根源之一。马克思批驳了黑格尔关于行政机构是“通过特殊的行政目的来实现国家所代表的普遍利益”，并“使特殊利益从属于普遍利益”的观点，指出，行政官僚实际上是国家中的一个“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具有超越国家的“普遍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它虽然表面上是国家的人，国家的全权代表，而实际上它所要拯救和捍卫的所谓“普遍利益”就是它们自己的“特殊利益”。官僚机构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特殊利益”而把国家变成它的私有财产，把国家变成它“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从而使国家只是作为由从属关系和盲目服从联系起来的各派官僚势力而存在。官僚机构的特殊职能就是把国家意志转化为绝对命令，把自己当成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把自己的特殊利益上升为国家利益，以维护国家普遍利益和法律的名义来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使自己变成了市民社会的国家”。官僚机构使“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所以，官僚机构的存在证明了“‘国家’这种同市民社会不相容的彼岸之物通过自己的代表来反对市民社会”，“‘警察’、‘法庭’和‘行政机关’不是市民社会本身赖以捍卫自己固有的普遍利益和代表，而是国家用以管理自己、反对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9]由于国家使公共管理成为少数人的专门职业和特权，将直接生产劳动者排斥在公共管理之外，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就通过行政官僚机构与他们的被管理对象——直接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反映出来。

最后，国家权力的扩张与社会福利的增长也是对立的。亚当斯密在他的著名的《国富论》中曾经根据对社会财富的作用把劳动分成两种，即非生产性劳动和生产性劳动。非生产性劳动是一种消费性劳动，而生产性劳动则是一种积累性劳动。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数越庞大，消耗的社会资源越多，就会使用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源减少，从而减少社会财富的积累。反之，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数越多，用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源也越多，社会财富就会积累得越多。亚当·斯密把政府活动列入非生产性劳动，认为政府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必须把他们的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他们的费用也减少到最低限度，以便更好地节约社会资源用于生产性劳动，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他的这一思想尽管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合理要求，所以成为18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政府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对待亚当·斯密的学说并没有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而是在批判他的理论缺陷的同时肯定了他的理论贡献，指出亚当·斯密的这一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10]，并且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精简和廉价的，它的机构扩大和膨胀反映了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原理，分工不仅使非生产性劳动变成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而且“愈益造成的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使政府机构愈益扩大起来。[11]为了使他们的统治成为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地“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他们必须不断地扩大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在官僚机构中不断地“安插自己的多余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12]所以他们不能简化国家管理，也不能缩减官吏大军，更不能让市民社会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只能把官僚机构变成一个庞大的寄生赘瘤，一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肌体。这种逐步扩大国家机关规模和政府官员数量，从而扩大国家与社会对立程度的趋势是一切剥削阶级国家与政府的本质属性的一般表现。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虽然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各不相同，以至于国家的阶级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与社会存在着对立可以看作是国家的一般属性。正是在这一基本思路的基础上，马克思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根本任务。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在努力探索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条件和根本途径，并把实现这一目标寄希望于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必将由于人类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而自行消亡。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国家自发地走向消亡。国家的自行消亡必须经历一个由政治国家到非政治国家的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是国家权力逐渐回归于社会、回归于人民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过程。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实行人民民主原则，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根本途径。人民民主原则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其他各革命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消除现存制度中一切与人民主权相抵触的东西，保证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始终是人民，保护人民主权不受任何侵犯的原则。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过程中反复强调，巴黎公社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13]，这种政治形式给国家制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础。巴黎公社的所有的公共职务都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并随时可以罢免，这就保证任何人都不能把公共职务当成升官发财的阶梯，从而堵塞了使社会公仆蜕变成为社会主人的通道。只有当国家制度的体现者是人民，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的时候，国家才有可能克服它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所具有的阶级属性和与社会相对立的一般属性。>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国家必将履行必不可少的公共管理职能。但是，那不是国家的根本任务。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把那些旧政权的合理职能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负责的勤务员”，把靠社会供养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夺取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肌体。所以，无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14]然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国家还不可能立即消除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者低级阶段，它并不是在自身基础上成熟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它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在政治方面，国家要保持一系列政治职能和现代国家都有的一切社会职能。这些职能并不是由社会直接掌握，而是由那些从人民群众中选举出来的职业官僚来掌握。这就不可避免地保留旧国家形态中国家与社会对立关系的因素。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但是还没有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解放。所以，在政治革命完成以后，还要继续实现人类的社会解放——使人回复到人的“此岸世界”，即建立把人类从自我“异化”的形式和状况下解放出来，把劳动者从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状况下解放出来，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压迫人，而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的社会。这种力量是人们自身联合的力量，而不是某种异己的强制的力量。这就是建立在国家消亡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促使国家与社会的对立逐步消失，实现上述社会解放目标的政治条件。

国家学说范文篇5

关键词：国家职能分权制衡权力回归

一、国家的起源

关于国家的来源和性质,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是一种历史必然。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由于生产技术非常落后,人们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产生出必要的生产资料和产品,与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产生了原始公有制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者除了能生产出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出现了劳动剩余,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之间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原来的氏族首领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定期的族长选举也逐步为世袭所代替,社会出现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从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因此,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二、国家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经典作家上述论断清楚地表明，国家具有阶级性，阶级性是国家最深层次的本质。所谓国家的阶级性，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中，国家总是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掌握，是对被剥削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掌握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手中。这两类国家的阶级内容不同，但无论是剥削阶级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阶级性的，超阶级的国家是不存在的。

社会性是国家的另一个重要属性。国家的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国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马克思指出，“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即包括执行一切由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国家的社会职能不是直接解决“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阶级斗争，而是解决“由一切社会的属性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如组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维护生态平衡、从事科教文卫等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等。这些活动虽然客观上对被统治阶级和广大劳动民也有利，但归根结底是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立场出发的。因此，国家的社会性从属于国家的阶级性。

三、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制约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中,我们必须对国家权力的性质、配置及其制约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包括怎样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由于历史任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探索的主要是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也主要是从如何抵御敌对阶级从外部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颠覆等方面进行探索。而通过对无产阶级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管理,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来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控索,无论在理论上或具体制度的设计上,都是很不够的。因此，作为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观，也理应合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国家(政府)存在是必要的“恶”,为了社会的正义和秩序,尤其是市民社会的秩序化,这种“恶”是必需的,即对维持社会的发展所需的必要秩序是不可或缺的。权力多大程度上为公共服务或为私人服务,取决于权力受制约的程度。

而要理解这点必须结合一国的宪政理论及宪政制度,因为一国的国家权力总是会表现在该国的宪法或宪政制度安排的框架体系中.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而宪政指得是用法律来约束与公民有关的政府正当权力,它的基本涵义是:在宪法的框架内,政府对人民或人民的合法代表负有责任,以更好地确保公民的权力.即宪政是在宪法基础上的法治过程.“只有宪法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重、重视和实施,惟有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的保障,惟有政府的权力受到实际的制约和监控,惟有在宪法的作用下整体上实现了自由、效率、平等、公正、稳定和发展,才能说到宪政.所以说宪政是宪法实施的结果,宪政是依宪治国所达到的理想状态.”

在洛克眼中,国家权力的结构被分解为三大权力: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孟德斯鸠则发展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从人性本恶出发,不相信权力行使者本性上会合法、合理、有限地行使权力,他认为,“民主制的和贵族制的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国家.政治自由会在温和的政府里存在.即使在这些政府里也不是经常地存在.它只在权力不被滥用之时才存在.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并把它的权威运用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8]显然孟德斯鸠在关注权力分离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分权后对彼此权力的限制.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在美国的宪法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美国是世界上分权最为典型的一个国家,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突出主题就是:国家(政府)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社会机构,为了人民的福祉,它必须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如果不对这一权力不加以控制和限制,公民的自由就会受到威胁。

社会主义国家也宣称“人民主权”，但是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宣称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人民普遍享有权力，是社会真正的主人，人民通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手中的权力；而资本主义的“人民主权”只不过是在反对封建势力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口号而已，实际上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享受不到国家主人的待遇的，真正享有此项权利的还是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少数资产阶级及其代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的宪法当中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各级国家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这种“议行合一”的制度使得，我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但这并不代表我国对各种国家权力没有监督和约束，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由立法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它们各有分工、互相合作都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形成了独特的制度体系。所以我国形成了在人民代表大会（掌握立法权）之下的行政权、司法权相互分工、相互合作、相互监督共同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家架构，这样既可以防止权力滥用，也可以避免国家权力之间在相互制衡过程中损耗不必要的精力。

四、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社会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分裂出国家,由国家来管理社会,这是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由国家管理到多大程度,实际取决于社会自身的发展程度。当社会处在落后的幼稚状态中时,国家有可能管理社会的一切活动。但是,国家把全部社会权力都占为己有时,并不有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因为，社会的经济活动有着和国家政治活动根本不同的运行规律。政治对经济的无限制干预只能导致经济的萎缩。因此,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二元化,其实质也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

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是马克思首次提出来的。他认为,在封建的中世纪,市民社会多元的利益集团不可能自由地形成,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实际上已经预示着“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因为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经济权力重新还给了社会。在任何社会，社会公共体都是必要的，因为人们需要公共体提供“公共物品”。但是“公共体”并不等于政府，政府不是惟一的公共体，除了政府之外，一些社会自治团体也可以提供人们所需的一部分“公共物品”。潘恩认为：“凡是交给政府去做的事，社会几乎都可以自己来做”；“政府的必要性，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量事务，众多的事例表明，凡是政府行之有效的事，社会都已无需政府的参与而一致同意地做到了”；“政府不过是按社会的原则办事的全国性社团”这样做可以避免或减少国家异化地许多弊端，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实现行政权力从社会中来再回到社会中去。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更接近公民，公民可更直接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9－1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卷第2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4卷第168页．

[4]《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3卷．第17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32页．

[6]张文显．《世纪之交的修宪》．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第3期．第3页．

[7]〖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8]同上注．

国家学说范文篇6

关键词：民族概念；国外民族理论；时代背景

一、近代国家民族学说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以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界限。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定义的现实背景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时代渴望是救亡图存。

(一)民族国家学说的特点

民族国家理论是从地域、文化、人民和政府之间具有客观一致性的假设出发进行研究民族概念的学说，它在关于建国和征募忠实臣民的政治演说中获得极大发展的。在政治演说中，政治领袖们用民族国家学说把他们的追随者团结在同一面旗帜或其他国家象征的词汇下，进行政党活动。在这个学说下，民族概念是在政治和教育中被用来把普通人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关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和忠诚。

(二)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的时代背景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如何凝聚本土力量共同抗拒侵略，成了时代主题。民族国家理论以其强调本土存在权益的特点，成为民众反抗侵略的思想武器，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重视。

(三)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的际遇

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经历了宣传、理解、践行、吸收的四个过程。

宣传、理解阶段：最初民族概念是被作为政治动员口号来使用的，如1901年，梁启超在其文章《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就大量运用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等词；1903年，梁启超在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特点时说：“今日民族帝国主义者与古代帝国主义迥异，……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而此则由于民族之涨力！”并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

践行、吸收阶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面对需要动员各民族反抗列强侵略的局面，开始扩充民族概念，宣传“五族共和”。他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日民族之统一。”并认为这五“族”对共同的政治统一体都有贡献。后来在民族数目上，孙中山作了补充：“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四)对这一时期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特点的总结

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中的作用与民族国家学说的中国化历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击退帝国主义者并作为与欧洲人平等的主体加入近代世界，那我们国家就得去发展一种国家意识的民族观念，以此凝聚中国民众的精神。并且，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入侵，波及了我国主权范围内的各民族，各民族都被激发了反抗意识。但又由于我们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和西方民族国家主义下的单一成分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不能宣传某个民族的国家主义精神，所以，创造性地强调能够表达我们国家各民族共同境遇的中华民族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民族的相关论述，具有整体背景的政治特性。

二、建国后，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对我国影响很大，是国家认可的标准概念界定。

(一)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特点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理论，就理论脉络来说，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主史观，在物质层面思考问题，有利于团结民众进行斗争；就特定情况来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1]这种针对性是在针对民族定义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第二国际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曾明确宣布：“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但是，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提出了机会主义的主张：认为民族是与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所以不主张民族自决权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只主张文化上的自治，不利于团结广大受压迫民众进行反抗。在这些机会主义民族路线的影响下，很多革命群众对革命事业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产生了怀疑，使俄国社会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面临瓦解的严重状态，正如斯大林所说：过去大家不分民族共同奋斗为光明未来，现在变成了“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在这种形势下，党内机会主义又嚣张起来，在非俄罗斯民族的社会人中间，“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益发展，“以至达到破坏党纲的地步”。针对上述情况，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精神，从共同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四个角度，定义了革命路线。这个定义，对于号召前苏联各民族群众进行革命具有很强的宣传作用。

(二)我国接受斯大林民族概念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我国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新中国已经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国家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处于探索当中。

(三)斯大林民族概念在我国的现实际遇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民族概念直接借鉴了斯大林的民族界说，进行民族识别。同时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我们围绕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了讨论，对斯大林的理论进行了发展。

在实际运用中，斯大林民族定义逐渐显露出了它的缺陷：如一是定义的时间针对性，斯大林民族定义中，“民族”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在我国的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一种完全成型的生产方式，更多的是处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因此，如果直接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国就无“民族”可言。二是定义的绝对化。斯大林提出民族特征四个因素缺一不可，按其说法，我国诸多民族都不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等条件，因此，都不能称之为“民族”。所以，这就决定了民族定义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必须进行中国化探索。在探索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在参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现实的因素和各民族的意愿，如历史、文化、宗教、族源、民族意识、民族心理认同等，结合国情的灵活运用。

(四)对这一时期我国接受斯大林民族学说的总结

这一时期，我们继承了斯大林民族定义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唯物史观的民众情怀，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探索性认识，使之成为一种能够更加凝聚民族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意识认同。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如何正确对待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时代针对性，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涵认识新情况，推进本土建设等工作，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新课题。

三、西方人类学理论对我国民族概念的影响

这一时期是指90年代后，中国民族学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对话时期。这一时期，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集中体现了两种学术传统的对立。

(一)西方人类学理论视角下的族群理论的源流

族群概念，早期人类学被专用于相对现代文明的小型社会研究。[2]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人类学主要被专用于文献编辑和世界各人群间文化差异的解释，为了记录最远距离的文化差异，人类学家们便把他们的注意力倾注在与他们自己区别最大的人群上——这些群体生活在小型的、孤立的社会中，它们即使受诸如国家之类较大型的政治机构的支配，那也只是间接的。在人类学研究的这个阶段，人们假定每个群体或部落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而且群体和文化之间有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但随着接触的深入，何为文化，则成为一个问题。原始主义者认为族群认同根源于对祖先的依恋，以及祖传的传统仍在大众的记忆中和某个群体的文化生活中延续：而工具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族群认同是被领袖们有意识地加以操纵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诱使他们的追随者忠诚于他们并增强他们自己的权力。面对争执，最终主观与客观、思想感情与政治权力、设想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成为人们探讨族群认同意识的焦点。

(二)我国接受族群概念的时代背景

整体背景是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题。学术交流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留学人员的回归，带来了西方学界的分析概念——族群。

(三)族群理论在我国的现实际遇——族群与民族的概念之争

随着西方人类学在在中国的传播，围绕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区别，国内学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支持族群概念者认为可以用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反对者认为族群概念来自西方文化背景，族群概念的强文化性，无法取代中国的民族概念，比如政治属性[3]。

(四)对我国民族族群概念之争发展趋势的一点认识

纵观我国民族概念形成的过程，现实和理想是在不断的交织过程中互相推动前行的。在民族国家学说影响下的我国民族概念，吸收了民族观念对于凝聚国家理想的因素，扬弃了单一民族成分建国的形式。斯大林民族概念影响时期，我们吸收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原则，针对自己本国的国情，发展了马克思和主义民族理论的具体内容、促进了国家建设。今天，在与西方人类学的对话过程中，如何融合族群概念，使之成为对中国现实发展有益的内涵成为值得拭目以待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金炳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6).

国家学说范文篇7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国家学说范文篇8

关键词：民族概念；国外民族理论；时代背景

一、近代国家民族学说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以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界限。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定义的现实背景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时代渴望是救亡图存。

(一)民族国家学说的特点

民族国家理论是从地域、文化、人民和政府之间具有客观一致性的假设出发进行研究民族概念的学说，它在关于建国和征募忠实臣民的政治演说中获得极大发展的。在政治演说中，政治领袖们用民族国家学说把他们的追随者团结在同一面旗帜或其他国家象征的词汇下，进行政党活动。在这个学说下，民族概念是在政治和教育中被用来把普通人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关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和忠诚。

(二)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的时代背景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如何凝聚本土力量共同抗拒侵略，成了时代主题。民族国家理论以其强调本土存在权益的特点，成为民众反抗侵略的思想武器，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重视。

(三)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的际遇

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经历了宣传、理解、践行、吸收的四个过程。

宣传、理解阶段：最初民族概念是被作为政治动员口号来使用的，如1901年，梁启超在其文章《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就大量运用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等词；

1903年，梁启超在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特点时说：“今日民族帝国主义者与古代帝国主义迥异，……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而此则由于民族之涨力!”并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

践行、吸收阶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面对需要动员各民族反抗列强侵略的局面，开始扩充民族概念，宣传“五族共和”。他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日民族之统一。”并认为这五“族”对共同的政治统一体都有贡献。后来在民族数目上，孙中山作了补充：“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四)对这一时期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特点的总结

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中的作用与民族国家学说的中国化历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击退帝国主义者并作为与欧洲人平等的主体加入近代世界，那我们国家就得去发展一种国家意识的民族观念，以此凝聚中国民众的精神。并且，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入侵，波及了我国主权范围内的各民族，各民族都被激发了反抗意识。但又由于我们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和西方民族国家主义下的单一成分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不能宣传某个民族的国家主义精神，所以，创造性地强调能够表达我们国家各民族共同境遇的中华民族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民族的相关论述，具有整体背景的政治特性。

二、建国后，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对我国影响很大，是国家认可的标准概念界定。

(一)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特点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理论，就理论脉络来说，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主史观，在物质层面思考问题，有利于团结民众进行斗争；就特定情况来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1]这种针对性是在针对民族定义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第二国际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曾明确宣布：“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但是，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提出了机会主义的主张：认为民族是与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所以不主张民族自决权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只主张文化上的自治，不利于团结广大受压迫民众进行反抗。在这些机会主义民族路线的影响下，很多革命群众对革命事业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产生了怀疑，使俄国社会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面临瓦解的严重状态，正如斯大林所说：过去大家不分民族共同奋斗为光明未来，现在变成了“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在这种形势下，党内机会主义又嚣张起来，在非俄罗斯民族的社会人中间，“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益发展，“以至达到破坏党纲的地步”。针对上述情况，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精神，从共同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四个角度，定义了革命路线。这个定义，对于号召前苏联各民族群众进行革命具有很强的宣传作用。

(二)我国接受斯大林民族概念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我国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新中国已经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国家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处于探索当中。

(三)斯大林民族概念在我国的现实际遇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民族概念直接借鉴了斯大林的民族界说，进行民族识别。同时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我们围绕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了讨论，对斯大林的理论进行了发展。

在实际运用中，斯大林民族定义逐渐显露出了它的缺陷：如一是定义的时间针对性，斯大林民族定义中，“民族”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在我国的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一种完全成型的生产方式，更多的是处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因此，如果直接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国就无“民族”可言。二是定义的绝对化。斯大林提出民族特征四个因素缺一不可，按其说法，我国诸多民族都不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等条件，因此，都不能称之为“民族”。所以，这就决定了民族定义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必须进行中国化探索。在探索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在参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现实的因素和各民族的意愿，如历史、文化、宗教、族源、民族意识、民族心理认同等，结合国情的灵活运用。

(四)对这一时期我国接受斯大林民族学说的总结

这一时期，我们继承了斯大林民族定义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唯物史观的民众情怀，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探索性认识，使之成为一种能够更加凝聚民族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意识认同。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如何正确对待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时代针对性，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涵认识新情况，推进本土建设等工作，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新课题。

三、西方人类学理论对我国民族概念的影响

这一时期是指90年代后，中国民族学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对话时期。这一时期，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集中体现了两种学术传统的对立。

(一)西方人类学理论视角下的族群理论的源流

族群概念，早期人类学被专用于相对现代文明的小型社会研究。[2]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人类学主要被专用于文献编辑和世界各人群间文化差异的解释，为了记录最远距离的文化差异，人类学家们便把他们的注意力倾注在与他们自己区别最大的人群上——这些群体生活在小型的、孤立的社会中，它们即使受诸如国家之类较大型的政治机构的支配，那也只是间接的。在人类学研究的这个阶段，人们假定每个群体或部落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而且群体和文化之间有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但随着接触的深入，何为文化，则成为一个问题。原始主义者认为族群认同根源于对祖先的依恋，以及祖传的传统仍在大众的记忆中和某个群体的文化生活中延续：而工具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族群认同是被领袖们有意识地加以操纵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诱使他们的追随者忠诚于他们并增强他们自己的权力。面对争执，最终主观与客观、思想感情与政治权力、设想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成为人们探讨族群认同意识的焦点。

(二)我国接受族群概念的时代背景

整体背景是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题。学术交流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留学人员的回归，带来了西方学界的分析概念——族群。

(三)族群理论在我国的现实际遇——族群与民族的概念之争

随着西方人类学在在中国的传播，围绕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区别，国内学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支持族群概念者认为可以用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反对者认为族群概念来自西方文化背景，族群概念的强文化性，无法取代中国的民族概念，比如政治属性[3]。

(四)对我国民族族群概念之争发展趋势的一点认识

纵观我国民族概念形成的过程，现实和理想是在不断的交织过程中互相推动前行的。在民族国家学说影响下的我国民族概念，吸收了民族观念对于凝聚国家理想的因素，扬弃了单一民族成分建国的形式。斯大林民族概念影响时期，我们吸收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原则，针对自己本国的国情，发展了马克思和主义民族理论的具体内容、促进了国家建设。今天，在与西方人类学的对话过程中，如何融合族群概念，使之成为对中国现实发展有益的内涵成为值得拭目以待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金炳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6).

国家学说范文篇9

关键词:民族概念;国外民族理论;时代背景

一、近代国家民族学说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以鸦片战争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为界限。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定义的现实背景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时代渴望是救亡图存。

(一)民族国家学说的特点

民族国家理论是从地域、文化、人民和政府之间具有客观一致性的假设出发进行研究民族概念的学说,它在关于建国和征募忠实臣民的政治演说中获得极大发展的。在政治演说中,政治领袖们用民族国家学说把他们的追随者团结在同一面旗帜或其他国家象征的词汇下,进行政党活动。在这个学说下,民族概念是在政治和教育中被用来把普通人局部的、宗教的或基于亲族关系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爱和忠诚。

(二)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的时代背景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入,如何凝聚本土力量共同抗拒侵略,成了时代主题。民族国家理论以其强调本土存在权益的特点,成为民众反抗侵略的思想武器,受到国内有识之士的重视。

(三)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的际遇

民族国家学说在我国经历了宣传、理解、践行、吸收的四个过程。

宣传、理解阶段:最初民族概念是被作为政治动员口号来使用的,如1901年,梁启超在其文章《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就大量运用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帝国主义”等词;1903年,梁启超在分析了在资本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特点时说:“今日民族帝国主义者与古代帝国主义迥异,……彼则由于一人之雄心;而此则由于民族之涨力!”并指出:“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

践行、吸收阶段: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面对需要动员各民族反抗列强侵略的局面,开始扩充民族概念,宣传“五族共和”。他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族—是日民族之统一。”并认为这五“族”对共同的政治统一体都有贡献。后来在民族数目上,孙中山作了补充:“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四)对这一时期我国接受民族国家学说特点的总结

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在反抗西方列强侵略中的作用与民族国家学说的中国化历程,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在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要想击退帝国主义者并作为与欧洲人平等的主体加入近代世界,那我们国家就得去发展一种国家意识的民族观念,以此凝聚中国民众的精神。并且,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入侵,波及了我国主权范围内的各民族,各民族都被激发了反抗意识。但又由于我们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和西方民族国家主义下的单一成分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不能宣传某个民族的国家主义精神,所以,创造性地强调能够表达我们国家各民族共同境遇的中华民族观念就显得十分必要。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民族的相关论述,具有整体背景的政治特性。

二、建国后,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下的民族概念

这一时期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对我国影响很大,是国家认可的标准概念界定。

(一)斯大林民族概念的特点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理论,就理论脉络来说,继承了马克思的唯物主史观,在物质层面思考问题,有利于团结民众进行斗争;就特定情况来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具有明显的针对性。[1]这种针对性是在针对民族定义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第二国际在伦敦代表大会上曾明确宣布:“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但是,后来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提出了机会主义的主张:认为民族是与地域无关的文化共同体,所以不主张民族自决权和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只主张文化上的自治,不利于团结广大受压迫民众进行反抗。在这些机会主义民族路线的影响下,很多革命群众对革命事业悲观失望,对共同力量产生了怀疑,使俄国社会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面临瓦解的严重状态,正如斯大林所说:过去大家不分民族共同奋斗为光明未来,现在变成了“分手四散,回到民族的院落里去”。在这种形势下,党内机会主义又嚣张起来,在非俄罗斯民族的社会人中间,“民族主义的动摇思想”日益发展,“以至达到破坏党纲的地步”。针对上述情况,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精神,从共同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四个角度,定义了革命路线。这个定义,对于号召前苏联各民族群众进行革命具有很强的宣传作用。

(二)我国接受斯大林民族概念的时代背景

这一时期,我国的时代背景是:一方面新中国已经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国家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处于探索当中。

(三)斯大林民族概念在我国的现实际遇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民族概念直接借鉴了斯大林的民族界说,进行民族识别。同时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我们围绕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了讨论,对斯大林的理论进行了发展。

在实际运用中,斯大林民族定义逐渐显露出了它的缺陷:如一是定义的时间针对性,斯大林民族定义中,“民族”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所形成的人们共同体,但是,在我国的事实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资本主义并没有成为一种完全成型的生产方式,更多的是处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因此,如果直接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我国就无“民族”可言。二是定义的绝对化。斯大林提出民族特征四个因素缺一不可,按其说法,我国诸多民族都不具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等条件,因此,都不能称之为“民族”。所以,这就决定了民族定义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必须进行中国化探索。在探索中,我们逐渐形成了在参照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更多地考虑了现实的因素和各民族的意愿,如历史、文化、宗教、族源、民族意识、民族心理认同等,结合国情的灵活运用。

(四)对这一时期我国接受斯大林民族学说的总结

这一时期,我们继承了斯大林民族定义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精髓,唯物史观的民众情怀,根据自己的国情,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探索性认识,使之成为一种能够更加凝聚民族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意识认同。但随着实践的发展,如何正确对待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时代针对性,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内涵认识新情况,推进本土建设等工作,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新课题。

三、西方人类学理论对我国民族概念的影响

这一时期是指90年代后,中国民族学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对话时期。这一时期,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集中体现了两种学术传统的对立。

(一)西方人类学理论视角下的族群理论的源流

族群概念,早期人类学被专用于相对现代文明的小型社会研究。[2]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人类学主要被专用于文献编辑和世界各人群间文化差异的解释,为了记录最远距离的文化差异,人类学家们便把他们的注意力倾注在与他们自己区别最大的人群上——这些群体生活在小型的、孤立的社会中,它们即使受诸如国家之类较大型的政治机构的支配,那也只是间接的。在人类学研究的这个阶段,人们假定每个群体或部落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而且群体和文化之间有种一一对应的关系。但随着接触的深入,何为文化,则成为一个问题。原始主义者认为族群认同根源于对祖先的依恋,以及祖传的传统仍在大众的记忆中和某个群体的文化生活中延续:而工具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族群认同是被领袖们有意识地加以操纵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诱使他们的追随者忠诚于他们并增强他们自己的权力。面对争执,最终主观与客观、思想感情与政治权力、设想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关系成为人们探讨族群认同意识的焦点。

(二)我国接受族群概念的时代背景

整体背景是改革开放成为时代主题。学术交流的具体环境是大量留学人员的回归,带来了西方学界的分析概念——族群。

(三)族群理论在我国的现实际遇——族群与民族的概念之争

随着西方人类学在在中国的传播,围绕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区别,国内学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支持族群概念者认为可以用族群概念取代民族概念;反对者认为族群概念来自西方文化背景,族群概念的强文化性,无法取代中国的民族概念,比如政治属性[3]。

(四)对我国民族族群概念之争发展趋势的一点认识

纵观我国民族概念形成的过程,现实和理想是在不断的交织过程中互相推动前行的。在民族国家学说影响下的我国民族概念,吸收了民族观念对于凝聚国家理想的因素,扬弃了单一民族成分建国的形式。斯大林民族概念影响时期,我们吸收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原则,针对自己本国的国情,发展了马克思和主义民族理论的具体内容、促进了国家建设。今天,在与西方人类学的对话过程中,如何融合族群概念,使之成为对中国现实发展有益的内涵成为值得拭目以待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金炳镐.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J].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6).

国家学说范文篇10

A．北京周口店遗址

B．河姆渡遗址

C．半坡遗址

D．大汶口遗址

2．某同学利用暑假准备实地考察我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人类遗址，他应该去()。

A．陕西省

B．北京市

C．云南省

D．浙江省

3．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要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这种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于发明了()。

A．雕版印刷术

B．活字印刷术

C．造纸技术

D．制墨技术

4．中国丝织品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新疆，西亚，到大秦。这条丝绸之路开通于()。

A．战国时期

B．西汉

C．东汉

D．宋朝

5．小明想了解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情况，你会向他推荐()。

A．夏朝

B．商朝

C．西周

D．秦朝

6．实现西汉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的大一统，西汉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的皇帝是()。

A．汉高祖

B．汉文帝

C．汉武帝

D．汉景帝

7．能够种植粟，制造彩陶，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子里的原始居民是()。

A．元谋人

B．北京人

C．河姆渡人

D．半坡人

8．傲视群雄，兼并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帝王是()。

A．秦始皇

B．汉武帝

C．隋文帝

D．成吉思汗

9．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记述了我国古代()。

A．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

B．从夏朝到三国时期的历史

C．从商朝到唐朝时期的历史

D．从战国到五代时期的历史

10．史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这反映了西周()。

A．实行禅让制

B．实行分封制

C．确立世袭制

D．推行郡县制

11．某同学在活动课上说出的下列观点，其中属于儒家学派的是()。

A．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B．兼爱，非攻

C．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D．后代总要胜过前代

12．纸发明后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现在已知纸最早出现于()。

A．秦朝

B．西汉

C．东汉

D．宋朝

13．下列有关我国境内远古人类及其生活情况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元谋人是目前已确定的最早人类

B．北京人使用打制石器

C．山顶洞人已懂得人工取火

D．远古人类都过着氏族生活

14．秦汉时期科技文化迅速发展的原因是()。

①国家的统一

②生产的发展

③各民族之间的交往

④科技成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15．①迁都洛阳

②改鲜卑族姓氏为汉族姓氏

③采用汉族官制

④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学。

这是中国古代一位帝王改革的内容。他的改革，促进了民族融合。请你说出这位帝王是()。

A．秦始皇

B．汉武帝

C．北魏孝文帝

D．唐太宗

16．在历史剧“河姆渡原始居民”中，不该出现的情节是()。

A．种植水稻

B．饲养猪狗等家畜

C．居住半地穴式房屋

D．使用磨制农具石斧

17．下列主张中，最能体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思想的是()。

A．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B．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C．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D．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18．主张“兼爱”“非攻”，希望人们互助互爱的思想家是()。

A．孔子

B．孟子

C．墨子

D．韩非子

19．“丝绸之路”的形成与下列哪一事件联系密切?()

A．楚汉之争

B．昭君出塞

C．张骞通西域

D．文成公主入藏

20．2014年5月，宋楚瑜先生率领亲民党大陆访问团祭拜黄帝陵。与黄帝一起被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传说时代的人物是()。

A．炎帝

B．禹

C．尧

D．舜

21．我们说春秋战国是大变革的时期，是因为()。

A．战争频繁

B．诸侯争霸

C．新旧制度更迭

D．百家争鸣

22．假如你生活在秦朝，要给朋友写一封信，所写字体最有可能是()。

A．甲骨文

B．小篆或隶书

C．楷书

D．草书

23．公元207年，曹操曾写诗明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结合所学知识判断，当时曹操“志”在()。

A．统一天下

B．消灭袁绍

C．废汉称帝

D．建立魏国

24．秦国成为战国七雄实力最强的国家，其主要原因是()。

A．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B．正确的军事策略

C．正确的外交策略

D．重视水利，发展生产

25．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的刘彻，采取各种措施最终完成了大一统局面。他派出大将卫青、霍去病抗击哪个少数民族的进攻()。

A．匈奴族

B．契丹族

C．女真族

D．蒙古族

26．下列科技成就中，属于东汉时期科学家张衡发明的是()。

A．指南针

B．计时仪

C．地动仪

D．火药

27．以下关于秦汉时期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叙述，错误的一项是()。

A．西汉前期，我国发明了造纸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B．张仲景著有《神农本草经》一书，后世尊称他为“医圣”

C．华佗制成的全身麻醉剂“麻沸散”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创举

D．张衡的地动仪制造于公元132年，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地震仪器

28．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是()。

A．道教

B．伊斯兰教

C．佛教

D．基督教

29．电影《英雄》中刺客无名对秦王说“剑字有18种写法，互不相同”，秦王说“统一以后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一律废掉，只留下一种写法”。下列有关说法正确的有()。

①秦始皇完成国家统一后，只是在局部地区统一了文字

②秦统一以后，把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

③文字的统一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④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A．①②③④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30．东汉末年，中原某地瘟疫流行。当地人们采用的防治措施中最有效的可能是()。

A．服用“麻沸散”，提高对瘟疫的免疫力

B．清晨练习“五禽戏”，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C．通读《伤寒杂病论》，掌握防治方法

D．邀请孙思邈就地行医讲学，宣传防治措施

31．传说中，植五谷，尝百草，制历时，兴贸易，开创了我国原始农业文明的始祖是()。

A．燧人氏

B．神农氏

C．轩辕氏

D．伏羲氏

32．一位新同学自我介绍说，我的姓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名称是一样的，试判断，他姓()。

A．秦

B．夏

C．宋

D．唐

33．自西汉以后的两千多年，被确立为专制王朝的正统思想的是()。

A．道家学说

B．法家学说

C．佛家学说

D．儒家学说

34．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爆发的地点是()。

A．陈

B．沛县

C．大泽乡

D．渔阳

35．你如果是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位丞相，可能会遇到下列哪些事件的发生?

①焚书坑儒

②书同文，车同轨

③颁布“推恩令”

④张骞出使西域

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①②③④

36．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解。主张“不要过分捕捞鱼鳖，要按时令进山伐树”的古代思想家是()。

A．孔子

B．孟子

C．墨子

D．韩非子

37．改革是兴利除弊、振兴国家的重要手段。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商鞅变法内容中，对后世政治制度影响最深远的措施是()。

A．承认土地私有

B．奖励耕战

C．建立县制

D．废除旧贵族的特权

38．开始确立儒家学说为专制王朝正统思想的皇帝是()。

A．启

B．汉武帝

C．唐太宗

D．康熙帝

39．史书记载：“主父偃说上曰：‘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令分子弟以地，侯之!’于是上从其计。”文中的“上”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请你判断下列事件与他有关的是()。

A．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B．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

C．建立行省制度

D．创立科举制度

40．以下世界文化遗产中，反映我国战国时期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力的是()。

A．布达拉宫

B．都江堰

C．莫高窟

D．秦始皇陵及兵马俑

41．他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经过他的探险，形成了丝绸之路，造福当时、泽及后人。这里的“他”指的是()。

A．张骞

B．玄奘

C．马可·波罗

D．戚继光

42．战国时期，提倡法治，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思想家是()。

A．孟子

B．孙武

C．韩非子

D．董仲舒

43．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热播后，很多人对汉武帝的文韬武略有了基本了解，汉武帝治国的核心思想来源于()。

A．法家学说

B．道家学说

C．儒家学说

D．墨家学说

44．它是我国古代一部杰出的史学著作，它以“纪”、“传”等体例进行编写，史料翔实，文笔生动，是后世编写史书的典范；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史书是()。

A．《尚书》

B．《春秋

C．《史记》

D．《资治通鉴》

45．“他出生于春秋时的鲁国，学说比较保守，主张仁爱，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他还是一位具有罕见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据说有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这描述的是()。

A．孔子

B．老子

C．孟子

D．墨子

46．追求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墨子思想中体现这一特点的主张是()。

A．“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

B．“兼爱”、“非攻”

C．“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D．“仁者爱人”、“为政以德”

47．“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与百家争鸣中哪家的思想主张最相似()。

A．墨家

B．儒家

C．道家

D．法家

48．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入藏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正确的是()。

A．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行政管理

B．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C．使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归属于中央政府

D．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的高潮

强化训练题(一)参考答案

1．B2．C3．C4．B5．D6．C7．D8．A9．A10．B

11．A12．B13．D14．A15．C16．C17．B18．C19．C20．A

21．C22．B23．A24．A25．A26．C27．B28．A29．D30．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