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构范文10篇

国家机构范文篇1

一、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迫在眉睫

（一）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推行电子政务的需要。21世纪的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了各行业，信息化的普及有力地效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提高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是机构编制部门推行电子政务的需要，也是时展的需要。机构编制部门通过建设、实施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实现传统的手工作业方式向电子化转变，既利于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机构编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是编制部门与时俱进实现办公自动化的体现。

（二）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维护机构编制管理准确性和严肃性的需要。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能否维护机构编制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充分发挥机构编制管理的功效，关系着国家政权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国家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蜕变而成的管理信息系统。国家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通过科学规划、统一标准、合理配置工作业务流程后变成了简单的数字信息＋规范的业务流程的集合。真实、准确、有效的数据信息，科学、规范的工作业务流程不仅保证了机构编制管理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也可以为领导科学决策当好参谋，继而改善组织建设，巩固国家政权。

（三）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提高机构编制管理信息系统质量、减少重复浪费的需要。当前，有些地方的编制部门在MIS建设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已经开发出来的机构编制MIS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系统开发环境五花八门、运行要求高低不一、工作业务流程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等，特别是系统开放性及数据共享性差：同样一种业务数据，在国家机构编制统计软件系统中要据实填写，在部门MIS中又要一一录入，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很难真正实现机构编制管理的统一、规范、有序。而各个部门自行开发机构编制MIS，势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系统的局限于本部门使用，必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二、统一规划，分步逐级推行国家机构编制MIS

（一）利用《中国机构网》这个平台，建设好机构编制这方阵地。《中国机构网》作为编制部门的专业性、权威性资讯网站，要充分发挥它的阵地优势，通过继续完善其功能，如增加专门的经验交流讨论区等；丰富其内容：在刊发编制业务资讯的同时，兼顾其它新闻信息，增强可读性，为机构编制部门的同仁们提供一个交流经验、娱乐互动的平台。同时，提倡各级编制部门以会员身份加入《中国机构网》这个大家庭，建言献策，共同建设好机构编制这一方家园。《中国机构网》可以以目录树的形式为各级编制部门提供主页支持，实现“分门立户”，继而建设好各自的“网上小家”。

国家机构范文篇2

「关键词」宪法/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

我国国家机构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总称。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的划分由宪法和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它是人民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的有力保证。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国家机构随着客观形势的变迁，几经演变，不断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值得回顾，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一、1954年宪法确定我国国家机构的框架

目前我国国家机构体系是由1954年宪法确定了的。50多年来，这个框架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而1954年宪法则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根据建国五年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而成。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2条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这就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在1949——1954年期间，由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直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在这个阶段里，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国的中央国家机关的统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若干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作为最高的政务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最高的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省以下各级地方普遍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由它逐步地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当时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则是各该地方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1954年9月，在基层普选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跟以前相比，有了新的发展。根据1954年宪法，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构。

其次，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行使国家元首职权。主席在必要时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宪法还规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三，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与过去的政务院相比，政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而国务院则本身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另外，政务院采用委员会制，而国务院则采取部长会议制。

第四，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除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外，均由间接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二、“”对我国国家机构的冲击

从1966年到1975年，由于“”的原因，我国的国家机构发生了变化：（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10年没有召开会议；（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长期空缺，直至取消建制；（3）国务院的作用受到削弱，国务院各部委被大量撤销或者合并；（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长期不举行会议，也不进行换届选举。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由“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所替代；（5）从1958年全国农村化之后，基层政权实行“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6）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统统被撤销。

以上的变化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得到了确认。

1975年宪法把原来全国人大的任期由4年改为5年，这一改变一直沿用至今。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78年宪法仍然没有摆脱1975年宪法的影响，除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以外，我国的国家机构基本上跟1975年宪法规定的相同。

1979年7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1978年宪法进行了部分内容的修正，从而我国的国家机构又有了变动，主要表现在：（1）把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2）县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3）将县和县级的人大代表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4）将人民检察院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关系改成领导关系.

三、1982年宪法恢复并健全我国的国家机构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开创的国家机构体系的规定，并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我国的国家机构。

首先，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设置，但是，不再像1954年宪法那样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也不再规定主席在必要时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其次，1982年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有下面几方面的发展：（1）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以加强常委会的地位和作用。这表现在：赋予常委会以国家立法权（按照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常委会并不享有立法权）；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前只能由全国人大行使）；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预算在执行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以前不享有此项职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可以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除主席以外的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等等。（2）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从而废除了实际上存在过的领导职务终身制。（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应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4）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5）由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6）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等。上述规定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第三，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每届任期相同，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四、2004年修宪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国家机构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其中，有多处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内容：

（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

宪法修正案第25条把现行宪法原第59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该条文经修正后增加了“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作为全国人大的组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以前，全国人大的组成中虽然已有来自港、澳的代表，但他们都以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和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会议。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先后成立之后，港、澳代表就分别组成了香港代表团和澳门代表团，而不再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成员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第59条进行上述修正，这是必要的。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在本特别行政区选出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表明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本特别行政区内当家作主，管理本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而且可以根据宪法的规定，参与全国性事务的管理。

但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特别行政区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召开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特别行政区代表的产生方式不可能与内地的代表产生方式相同。我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和第九届全国人大曾经颁布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代表由当地组成的选举会议选举产生，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资格，公布代表名单。宪法修正案第25条确认特别行政区选出的代表为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这是给予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的宪法保障，它必将增强港澳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激发他们振兴中华，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爱国热情。

二）关于国家主席的职权

宪法修正案第27条把原第80条关于主席“戒严令”的规定改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宪法修正案第28条把原第8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即，在该条文中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

宪法原第81条的规定来源于1954年宪法第41条。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因而是恰当的。但到了新世纪，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变，同样的规定就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我国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国家主席的外事活动显著增加，例如，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举行会谈并达成重要协议；代表本国作出某些国际承诺，等等。事实证明，元首外交的成功给国家带来了很大裨益。因此，将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写入宪法适应了客观实际的发展需要，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家主席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为元首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活动空间和宪法保障。

（三）关于紧急状态

宪法修正案把宪法中原来关于“戒严”的规定一律修改为“进入紧急状态”。这个修正案关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以及国务院的职权。它是在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上的普遍做法的基础上面形成的。紧急状态主要“是指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者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和管理秩序构成威胁。”[1]它可由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造成，社会原因指的是动乱、暴乱、骚乱等突发事件，自然因素是指地震、洪水、公共卫生事故等自然灾害，所以“进入紧急状态”不仅包括了“戒严”，而且范围更宽。宪法修正案把“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确立了我国的紧急状态制度，明确了有关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下享有的紧急权力，即：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宣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由国务院决定和宣布。

（四）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

宪法修正案第3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从而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从原来的3年改为5年。关于地方人大的任期问题，50年来曾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4年，直辖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75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78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县、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82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1993年修宪时，将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2004年修宪，则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都是5年，这样，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也由3年改为5年了。

作为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政权的基础，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还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将其任期改为5年，可以使基层政权保持相对稳定，工作具有连续性，同时，使县、乡两级人大任期相一致，使直接选举同步，以便减少直接选举的次数，降低换届选举成本，从而更有利于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

与十届人大修宪过程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继续推出了某些改革性措施，主要表现在，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19名年岁较轻、学识较强的专职委员担任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这个举措是全国人大吸纳了地方人大的成功经验而采取的。1998年，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就选举设立了特别专职委员，随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等也相继设立特别专职委员。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创新为全国人大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根据现行宪法第65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宪法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三种机关的职务，在这里，似乎还有少许空间，并未直接和明确地提出“专职”的要求。所以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设置了若干数量的专职委员，这是更高、更严格地落实了宪法第65条的精神。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指出，“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的组织结构”。因此，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专职委员的举措，亦是对党的方针的贯彻落实。

同往昔的权力配置的状况相比，1982年宪法已经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作为经常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常务委员会承担着十分繁重的任务，特别是立法工作。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就需要逐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在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专职委员的年龄、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以全面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议政能力和工作效率。实行常委会的专职化，优点很多。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并有了充分的时间集中精力对法律草案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提高立法质量。“专职委员”参与立法过程，加以立法听证等制度的健全，符合现代政治的需求，必将为公民更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开辟通道，有助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高效能，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再者，随着“专职委员”这一制度的逐渐推广，将使我国的立法程序、立法体系和监督机制等更为完善，进而逐渐地改善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模式，更好地沟通、增进人大与政府、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人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五、我国国家机构创建和发展过程的启示

半个多世纪来，我国的国家机构经历了创建和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我国国家机构的创建与发展必须坚持党的理论指导。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成为了创建我国国家机构的理论基础。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中表现出来。”[2]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4].党的理论推动了我国国家机构的发展。

第二，国家机构应保持中国特色的结构形式。我国的国家机构在原则上不采用“三权分立”，因此在组织体系上与西方国家不同。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机构在创建设计时，也没有照搬社会主义苏联的模式。例如苏联搞两院制，而我们是一院制；苏联没有国家主席，而我们却设置了。因此，同社会主义苏联也有区别。而且，我国的国家机构创建之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一直未变。

第三，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广泛性和人大常委会地位的加强，以及直接选举从基层扩大到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都适应着我国每个阶段民主发展的需要。各级国家机关在工作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国家机构具有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因此，它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整个国家机构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又集中地处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建国一开始就于宪法中确立，它贯穿在国家机构发展的始末，始终是指导我国国家机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我国国家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保证。我国的国家机构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有系统的总和，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表现形式，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的组织体系。50多年来，尽管国家机构体系的个别环节有所变动，但是国家机构总体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坚持党对国家机构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就一定能够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康泰。为确立紧急状态制度提供宪法依据[A].宪法与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J].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35.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9.

国家机构范文篇3

一、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迫在眉捷

（一）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推行电子政务的需要。21世纪的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了各行业，信息化的普及有力地效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提高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是机构编制部门推行电子政务的需要，也是时展的需要。机构编制部门通过建设、实施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实现传统的手工作业方式向电子化转变，既利于减轻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机构编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是编制部门与时俱进实现办公自动化的体现。

（二）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维护机构编制管理准确性和严肃性的需要。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能否维护机构编制的准确性和严肃性，充分发挥机构编制管理的功效，关系着国家政权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国家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蜕变而成的管理信息系统。国家机构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通过科学规划、统一标准、合理配置工作业务流程后变成了简单的数字信息＋规范的业务流程的集合。真实、准确、有效的数据信息，科学、规范的工作业务流程不仅保证了机构编制管理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也可以为领导科学决策当好参谋，继而改善组织建设，巩固国家政权。

（三）建设统一标准的国家机构编制MIS是提高机构编制管理信息系统质量、减少重复浪费的需要。当前，有些地方的编制部门在MIS建设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已经开发出来的机构编制MIS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系统开发环境五花八门、运行要求高低不一、工作业务流程规范没有统一的标准等，特别是系统开放性及数据共享性差：同样一种业务数据，在国家机构编制统计软件系统中要据实填写，在部门MIS中又要一一录入，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很难真正实现机构编制管理的统一、规范、有序。而各个部门自行开发机构编制MIS，势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而系统的局限于本部门使用，必将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

二、统一规划，分步逐级推行国家机构编制MIS

（一）利用《中国机构网》这个平台，建设好机构编制这方阵地。《中国机构网》作为编制部门的专业性、权威性资讯网站，要充分发挥它的阵地优势，通过继续完善其功能，如增加专门的经验交流讨论区等；丰富其内容：在刊发编制业务资讯的同时，兼顾其它新闻信息，增强可读性，为机构编制部门的同仁们提供一个交流经验、娱乐互动的平台。同时，提倡各级编制部门以会员身份加入《中国机构网》这个大家庭，建言献策，共同建设好机构编制这一方家园。《中国机构网》可以以目录树的形式为各级编制部门提供主页支持，实现"分门立户"，继而建设好各自的"网上小家"。

国家机构范文篇4

前边我们复习了关于国家职能，即国家在实现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中担负的职责和功能，实现阶级统治，实施对社会的管理，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这个物质载体就是国家机构。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国家机构问题。

1、国家机构的含义

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第42页第一自然段，然后回答：什么是国家机构？它包括哪些国家机构。

（1）国家机构是国家机关的总和

从纵向看它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

从横向看它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暴力机关

请同学们看课本第42页，第2自然段并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性质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为什么是这种关系？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2）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机构的性质。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的工具，国家机构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必须同国家的性质相适应。具体地说就是国家机构在判定行为规范时、处理对内对外事物，必须充分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国家机构的性质必须与国家的性质一致，即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机构的本质。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上出现过几种类型的国家？这些不同类型国家机构性质由什么决定？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种性质完全不同类型国家，一类是剥削阶级性质的国家，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前者的国家机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其阶级性质决定国家机构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并为这服务。

请同学们看课本第42页第3自然段，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国家机构与国家设置的依据？

2）国家机构设置的依据？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3）国家机构的设置主要是由国家职能决定的。

国家为保证其职能的实施，必须设置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各种国家机构。国家职能是国家机构设置的主要依据，国家机构是国家职能实施的物质载体。如二次大战时，日本政府为了对外侵略的需要，增设了大东亚省、军需省、情报局。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国家机构的具体设置也会有所不同。如，英国与日本资本阶级革命不彻底，都保留了君主作为国家元首。

国家机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国家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发展。

2、国家机构组织体系

请同学们看课本，并归纳国家机构组织体系

（1）国家元首。

国家元首的含义。

一提起国家元首，人们往往容易认为是个人的权力问题，是个人权力的体现。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在实际上或形式上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这就是说国家元首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同的国家，国家元首的称谓、产生方式及权限不同（板书）

称谓不同：君主制国家，国家元首有国王、皇帝、沙皇、女王等的称谓

民主共和制国家，国家元首有总统、主席等的称谓。

产生方式不同：

君主制国家，国家元首的是世袭制，即父传子，子传孙的继承制。

共和制国家，国家元首是选举产生，其中议会制共和制的国家元首，如奥地利、墨西哥等国的总统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制共和制的国家元首，如美国、意大利，总统是间接选举产生的。

国家元首的职权：

君主制国家，凡封建君主制国家的国家元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历史上有“朕即国家”的说法，意思是国家集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于一身，等于说我就是国家，国家就我；议会君主制国家无首不掌握行政权，是形式上、礼仪上的国家元首，比如，日本、英国就是这种情况。

总统制共和制国家，凡总统都兼任行政首脑，并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比如美国。这里所说的实质上的国家元首是指兼任行政首脑，掌握行政权力的国家元首。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是指不兼行政首脑的国家元首，他不掌握实权。

（2）立法机关。

首先研究它的含义。顾名思义，立法机关就是有权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机关，立法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目前世界上的国家都设有立法机关，请同学们考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通常是指什么？指议会或国会。

给学生一组材料：众议院、参议院、上院、下院、国会、国民会议……等的名称，同不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学生议论，教师归纳。）

资本主义议会组织一般分为两院制和一院制两种情况，北欧的一些小国大多是采用一院制，如丹麦、瑞典、芬兰、希腊、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安道尔等，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一院制；采用两院制的国家有美国、意大处（参议院与众议院），英国（上院与下院），法国（参议院与国民议会），荷兰（第一院与第二院）等等。

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是采取一院制，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

（3）国家行政机关

首先明确含义，或者说先弄清概念。行政管理一词是指一切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为了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组织和活动，一般具有指挥与执行两层意思。而负责行政管理的机关就叫行政机关。如果是管理国家行政事物的机关，那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又称国家管理机关，通常也称为政府。

行政机关产生的方式：有的由立法机关产生，比如议会制国家，由议会中的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有的由选举产生，比如总统制国家，由选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

现代各行政机关及其首脑的称谓不同，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七国首脑会议参加者，各国的行政机关与首脑的称谓都有哪些？

（学生议论，教师归纳。）

行政机关的名称有内阁（这词源于法国，是国王单独会见侍从和顾顺的私人房间或开秘密会议的小房间）、政府。首脑的称谓有首相、总理、总统。像英国叫首相、日本叫总理、法与美国总统。内阁成员有的大臣，有的叫部长。世界上也有的国家的行政机关叫部长会议，行政首脑叫主席，我国的行政机关是国务院，行政首脑叫总理。

根据同学们的日常经验，你们考虑一下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有哪些？（学生议论，教师归纳）

行政机关掌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外交等各方面的事务，总管国家的大事，所以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叫总理。

（4）司法机关

这个问题的分析与前边问题的分析方法一样，从含义、作用、职责、组成与分类等方面来研究。

含义：是国家行使审判、监督守法的权力机关。它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法院，有的也包括检察院。

作用：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保证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司法机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作用非常大。

职责：法院主要审理各种诉讼案件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主要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及监督审判等活动。

组成与分类：一般国家法院有初级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三级，也有的国家多一个最高法院，为四级；根据审理普通与特定案件之分又有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分。专门法院是在特定部门或特定案件设立的法院。我国目前设立的专门法院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

（5）暴力机关

含义：它是国家机构中的特殊组成部门，包括国家的常备军、警察、监狱等暴力设施。

作用：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镇压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反抗，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与利益。它是其它一切国家机关的强大后盾，离开它，一切国家机关都将失去作用。

以上我们具体研究了国家机构的情况，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国家机构的基本特征；

1）国家机构具有阶级性

它既是统治阶级行使政治权力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又可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维护统治阶级整个阶级的利益。国家机构往往是由统治阶级中的精英分子组成，他们将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法律，用国家的名义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2）国家机构具有严密的组织性

国家机构是由特定的职位和人员组成的统一整体，它的设置和运行都遵循特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要求国家机关各部门彼此互相配合。

3）国家机构具有强制性

国家机构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

我国国家机构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总称。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的划分由宪法和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它是人民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的有力保证。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国家机构随着客观形势的变迁，几经演变，不断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值得回顾，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一、1954年宪法确定我国国家机构的框架

目前我国国家机构体系是由1954年宪法确定了的。50多年来，这个框架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而1954年宪法则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根据建国五年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而成。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2条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这就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在1949——1954年期间，由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直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在这个阶段里，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国的中央国家机关的统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若干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作为最高的政务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最高的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省以下各级地方普遍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由它逐步地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当时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则是各该地方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1954年9月，在基层普选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跟以前相比，有了新的发展。根据1954年宪法，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构。

其次，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行使国家元首职权。主席在必要时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宪法还规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三，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与过去的政务院相比，政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而国务院则本身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另外，政务院采用委员会制，而国务院则采取部长会议制。

第四，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除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外，均由间接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二、“”对我国国家机构的冲击

从1966年到1975年，由于“”的原因，我国的国家机构发生了变化：（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10年没有召开会议；（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长期空缺，直至取消建制；（3）国务院的作用受到削弱，国务院各部委被大量撤销或者合并；（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长期不举行会议，也不进行换届选举。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由“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所替代；（5）从1958年全国农村化之后，基层政权实行“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6）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统统被撤销。

以上的变化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得到了确认。

1975年宪法把原来全国人大的任期由4年改为5年，这一改变一直沿用至今。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78年宪法仍然没有摆脱1975年宪法的影响，除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以外，我国的国家机构基本上跟1975年宪法规定的相同。

1979年7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1978年宪法进行了部分内容的修正，从而我国的国家机构又有了变动，主要表现在：（1）把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2）县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3）将县和县级的人大代表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4）将人民检察院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关系改成领导关系.

三、1982年宪法恢复并健全我国的国家机构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开创的国家机构体系的规定，并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我国的国家机构。

首先，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设置，但是，不再像1954年宪法那样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也不再规定主席在必要时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其次，1982年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有下面几方面的发展：（1）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以加强常委会的地位和作用。这表现在：赋予常委会以国家立法权（按照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常委会并不享有立法权）；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前只能由全国人大行使）；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预算在执行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以前不享有此项职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可以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除主席以外的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等等。（2）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从而废除了实际上存在过的领导职务终身制。（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应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4）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5）由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6）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等。上述规定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第三，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每届任期相同，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四、2004年修宪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国家机构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其中，有多处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内容：

（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

宪法修正案第25条把现行宪法原第59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该条文经修正后增加了“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作为全国人大的组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以前，全国人大的组成中虽然已有来自港、澳的代表，但他们都以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和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会议。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先后成立之后，港、澳代表就分别组成了香港代表团和澳门代表团，而不再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成员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第59条进行上述修正，这是必要的。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在本特别行政区选出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表明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本特别行政区内当家作主，管理本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而且可以根据宪法的规定，参与全国性事务的管理。

但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特别行政区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召开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特别行政区代表的产生方式不可能与内地的代表产生方式相同。我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和第九届全国人大曾经颁布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代表由当地组成的选举会议选举产生，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资格，公布代表名单。宪法修正案第25条确认特别行政区选出的代表为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这是给予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的宪法保障，它必将增强港澳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激发他们振兴中华，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爱国热情。

（二）关于国家主席的职权

宪法修正案第27条把原第80条关于主席“戒严令”的规定改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宪法修正案第28条把原第8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即，在该条文中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

宪法原第81条的规定来源于1954年宪法第41条。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因而是恰当的。但到了新世纪，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变，同样的规定就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我国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国家主席的外事活动显著增加，例如，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举行会谈并达成重要协议；代表本国作出某些国际承诺，等等。事实证明，元首外交的成功给国家带来了很大裨益。因此，将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写入宪法适应了客观实际的发展需要，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家主席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为元首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活动空间和宪法保障。

（三）关于紧急状态

宪法修正案把宪法中原来关于“戒严”的规定一律修改为“进入紧急状态”。这个修正案关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以及国务院的职权。它是在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上的普遍做法的基础上面形成的。紧急状态主要“是指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者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和管理秩序构成威胁。”[1]它可由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造成，社会原因指的是动乱、暴乱、骚乱等突发事件，自然因素是指地震、洪水、公共卫生事故等自然灾害，所以“进入紧急状态”不仅包括了“戒严”，而且范围更宽。宪法修正案把“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确立了我国的紧急状态制度，明确了有关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下享有的紧急权力，即：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宣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由国务院决定和宣布。

（四）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

宪法修正案第3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从而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从原来的3年改为5年。关于地方人大的任期问题，50年来曾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4年，直辖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75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78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县、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82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1993年修宪时，将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2004年修宪，则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都是5年，这样，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也由3年改为5年了。

作为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政权的基础，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还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将其任期改为5年，可以使基层政权保持相对稳定，工作具有连续性，同时，使县、乡两级人大任期相一致，使直接选举同步，以便减少直接选举的次数，降低换届选举成本，从而更有利于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

与十届人大修宪过程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继续推出了某些改革性措施，主要表现在，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19名年岁较轻、学识较强的专职委员担任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这个举措是全国人大吸纳了地方人大的成功经验而采取的。1998年，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就选举设立了特别专职委员，随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等也相继设立特别专职委员。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创新为全国人大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根据现行宪法第65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宪法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三种机关的职务，在这里，似乎还有少许空间，并未直接和明确地提出“专职”的要求。所以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设置了若干数量的专职委员，这是更高、更严格地落实了宪法第65条的精神。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指出，“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的组织结构”。因此，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专职委员的举措，亦是对党的方针的贯彻落实。

同往昔的权力配置的状况相比，1982年宪法已经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作为经常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常务委员会承担着十分繁重的任务，特别是立法工作。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就需要逐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在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专职委员的年龄、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以全面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议政能力和工作效率。实行常委会的专职化，优点很多。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并有了充分的时间集中精力对法律草案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提高立法质量。“专职委员”参与立法过程，加以立法听证等制度的健全，符合现代政治的需求，必将为公民更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开辟通道，有助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高效能，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再者，随着“专职委员”这一制度的逐渐推广，将使我国的立法程序、立法体系和监督机制等更为完善，进而逐渐地改善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模式，更好地沟通、增进人大与政府、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人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五、我国国家机构创建和发展过程的启示

半个多世纪来，我国的国家机构经历了创建和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我国国家机构的创建与发展必须坚持党的理论指导。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成为了创建我国国家机构的理论基础。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中表现出来。”[2]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4].党的理论推动了我国国家机构的发展。

第二，国家机构应保持中国特色的结构形式。我国的国家机构在原则上不采用“三权分立”，因此在组织体系上与西方国家不同。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机构在创建设计时，也没有照搬社会主义苏联的模式。例如苏联搞两院制，而我们是一院制；苏联没有国家主席，而我们却设置了。因此，同社会主义苏联也有区别。而且，我国的国家机构创建之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一直未变。

第三，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广泛性和人大常委会地位的加强，以及直接选举从基层扩大到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都适应着我国每个阶段民主发展的需要。各级国家机关在工作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国家机构具有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因此，它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整个国家机构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又集中地处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建国一开始就于宪法中确立，它贯穿在国家机构发展的始末，始终是指导我国国家机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我国国家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保证。我国的国家机构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有系统的总和，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表现形式，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的组织体系。50多年来，尽管国家机构体系的个别环节有所变动，但是国家机构总体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坚持党对国家机构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就一定能够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康泰。为确立紧急状态制度提供宪法依据[A].宪法与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J].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35.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9.

国家机构范文篇6

「关键词」宪法/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

我国国家机构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在不同层次上实现人民民主专政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总称。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的划分由宪法和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它是人民行使统一的国家权力的有力保证。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国家机构随着客观形势的变迁，几经演变，不断发展，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值得回顾，并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一、1954年宪法确定我国国家机构的框架

目前我国国家机构体系是由1954年宪法确定了的。50多年来，这个框架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而1954年宪法则是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根据建国五年来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而成。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2条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这就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能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在1949——1954年期间，由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直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在这个阶段里，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国的中央国家机关的统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首脑，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及若干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政务院作为最高的政务执行机关，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机关，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作为最高的国家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省以下各级地方普遍召开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由它逐步地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当时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则是各该地方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1954年9月，在基层普选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跟以前相比，有了新的发展。根据1954年宪法，首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务委员会是它的常设机构。

其次，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行使国家元首职权。主席在必要时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宪法还规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三，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与过去的政务院相比，政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而国务院则本身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另外，政务院采用委员会制，而国务院则采取部长会议制。

第四，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除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外，均由间接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第五，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

二、“”对我国国家机构的冲击

从1966年到1975年，由于“”的原因，我国的国家机构发生了变化：（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续10年没有召开会议；（2）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长期空缺，直至取消建制；（3）国务院的作用受到削弱，国务院各部委被大量撤销或者合并；（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长期不举行会议，也不进行换届选举。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由“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所替代；（5）从1958年全国农村化之后，基层政权实行“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基层政权组织；（6）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统统被撤销。

以上的变化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得到了确认。

1975年宪法把原来全国人大的任期由4年改为5年，这一改变一直沿用至今。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1978年宪法仍然没有摆脱1975年宪法的影响，除恢复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以外，我国的国家机构基本上跟1975年宪法规定的相同。

1979年7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1978年宪法进行了部分内容的修正，从而我国的国家机构又有了变动，主要表现在：（1）把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2）县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3）将县和县级的人大代表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4）将人民检察院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关系改成领导关系.

三、1982年宪法恢复并健全我国的国家机构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这部宪法基本上恢复了1954年宪法开创的国家机构体系的规定，并适应新的情况，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我国的国家机构。

首先，1982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设置，但是，不再像1954年宪法那样规定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也不再规定主席在必要时可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

其次，1982年宪法关于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规定，有下面几方面的发展：（1）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以加强常委会的地位和作用。这表现在：赋予常委会以国家立法权（按照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常委会并不享有立法权）；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以前只能由全国人大行使）；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预算在执行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以前不享有此项职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常委会可以决定部长、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除主席以外的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等等。（2）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从而废除了实际上存在过的领导职务终身制。（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应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代表。（4）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5）由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组成委员长会议，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6）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等。上述规定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第三，1982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大每届任期相同，规定中央军委主席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

四、2004年修宪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国家机构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其中，有多处关系到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的内容：

（一）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

宪法修正案第25条把现行宪法原第59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该条文经修正后增加了“特别行政区的代表”作为全国人大的组成，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以前，全国人大的组成中虽然已有来自港、澳的代表，但他们都以广东省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和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会议。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先后成立之后，港、澳代表就分别组成了香港代表团和澳门代表团，而不再作为广东省人大代表团的成员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第59条进行上述修正，这是必要的。按照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在本特别行政区选出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表明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不仅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在本特别行政区内当家作主，管理本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而且可以根据宪法的规定，参与全国性事务的管理。

但是，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特别行政区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召开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因此，特别行政区代表的产生方式不可能与内地的代表产生方式相同。我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和第九届全国人大曾经颁布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代表由当地组成的选举会议选举产生，然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资格，公布代表名单。宪法修正案第25条确认特别行政区选出的代表为全国人大的组成部分，这是给予特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的宪法保障，它必将增强港澳同胞和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激发他们振兴中华，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爱国热情。

（二）关于国家主席的职权

宪法修正案第27条把原第80条关于主席“戒严令”的规定改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宪法修正案第28条把原第81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即，在该条文中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

宪法原第81条的规定来源于1954年宪法第41条。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因而是恰当的。但到了新世纪，情况已有很大的改变，同样的规定就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我国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国家主席的外事活动显著增加，例如，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同外国的国家元首举行会谈并达成重要协议；代表本国作出某些国际承诺，等等。事实证明，元首外交的成功给国家带来了很大裨益。因此，将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写入宪法适应了客观实际的发展需要，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国家主席的主动性和积极作用，为元首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活动空间和宪法保障。

（三）关于紧急状态

宪法修正案把宪法中原来关于“戒严”的规定一律修改为“进入紧急状态”。这个修正案关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以及国务院的职权。它是在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上的普遍做法的基础上面形成的。紧急状态主要“是指一种特别的、迫在眉睫的危机或者危险局势，影响全体公民，并对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和管理秩序构成威胁。”[1]它可由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造成，社会原因指的是动乱、暴乱、骚乱等突发事件，自然因素是指地震、洪水、公共卫生事故等自然灾害，所以“进入紧急状态”不仅包括了“戒严”，而且范围更宽。宪法修正案把“戒严”改为“紧急状态”，确立了我国的紧急状态制度，明确了有关国家机关在紧急状态下享有的紧急权力，即：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宣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由国务院决定和宣布。

（四）关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

宪法修正案第3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从而使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从原来的3年改为5年。关于地方人大的任期问题，50年来曾经历了多次的变化。根据1954年宪法的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4年，直辖市、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75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78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县、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2年。1982年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3年。1993年修宪时，将县、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由3年改为5年；2004年修宪，则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都是5年，这样，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也由3年改为5年了。

作为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政权的基础，是基层群众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还承担着重要的经济职能。将其任期改为5年，可以使基层政权保持相对稳定，工作具有连续性，同时，使县、乡两级人大任期相一致，使直接选举同步，以便减少直接选举的次数，降低换届选举成本，从而更有利于我国基层政权的建设。

与十届人大修宪过程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继续推出了某些改革性措施，主要表现在，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19名年岁较轻、学识较强的专职委员担任常委会的组成人员。这个举措是全国人大吸纳了地方人大的成功经验而采取的。1998年，上海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就选举设立了特别专职委员，随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常委会等也相继设立特别专职委员。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创新为全国人大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根据现行宪法第65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宪法要求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三种机关的职务，在这里，似乎还有少许空间，并未直接和明确地提出“专职”的要求。所以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设置了若干数量的专职委员，这是更高、更严格地落实了宪法第65条的精神。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曾指出，“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提出，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的组织结构”。因此，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置专职委员的举措，亦是对党的方针的贯彻落实。

同往昔的权力配置的状况相比，1982年宪法已经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作为经常行使最高国家权力的机关，常务委员会承担着十分繁重的任务，特别是立法工作。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就需要逐步实现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在优化常委会组成人员结构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专职委员的年龄、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等方面的因素，以全面提升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议政能力和工作效率。实行常委会的专职化，优点很多。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并有了充分的时间集中精力对法律草案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提高立法质量。“专职委员”参与立法过程，加以立法听证等制度的健全，符合现代政治的需求，必将为公民更广泛地参与政治生活开辟通道，有助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提高效能，发挥更大的实际作用。再者，随着“专职委员”这一制度的逐渐推广，将使我国的立法程序、立法体系和监督机制等更为完善，进而逐渐地改善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模式，更好地沟通、增进人大与政府、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有助于提高人大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五、我国国家机构创建和发展过程的启示

半个多世纪来，我国的国家机构经历了创建和发展变化的漫长过程。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第一；我国国家机构的创建与发展必须坚持党的理论指导。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就成为了创建我国国家机构的理论基础。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要改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中表现出来。”[2]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3]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能”[4].党的理论推动了我国国家机构的发展。

第二，国家机构应保持中国特色的结构形式。我国的国家机构在原则上不采用“三权分立”，因此在组织体系上与西方国家不同。另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机构在创建设计时，也没有照搬社会主义苏联的模式。例如苏联搞两院制，而我们是一院制；苏联没有国家主席，而我们却设置了。因此，同社会主义苏联也有区别。而且，我国的国家机构创建之后发展至今，中国特色一直未变。

第三，必须适应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广泛性和人大常委会地位的加强，以及直接选举从基层扩大到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都适应着我国每个阶段民主发展的需要。各级国家机关在工作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需要。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国家机构具有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因此，它以最广泛的民主为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向它负责，受它监督。整个国家机构在民主的基础上产生，又集中地处理国家事务。民主集中制原则从建国一开始就于宪法中确立，它贯穿在国家机构发展的始末，始终是指导我国国家机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我国国家机构发挥更大作用的根本保证。我国的国家机构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的有系统的总和，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表现形式，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的组织体系。50多年来，尽管国家机构体系的个别环节有所变动，但是国家机构总体上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坚持党对国家机构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就一定能够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曹康泰。为确立紧急状态制度提供宪法依据[A].宪法与宪法修正案辅导读本[J].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35.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99.

国家机构范文篇7

（一）知识和能力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机构的基本知识。

⑴、识记国家机构的含义、国家机构的划分。

⑵、理解国家职能和国家机构的关系，中央国家机构的相互关系，国家机构组织和活动的原则。

2、能力目标：

通过社会走访、调查或探究性学习等形式，逐步培养学生以下能力：

(1)理论联系实际，相关知识和实际的相互转换的能力。

(2)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解释社会政治现象及其关系的能力。

(3)在探究现实社会国家机构问题上的初步创新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过程目标：

通过涉及诸多社会调查、资料收集、典型事例分析等活动，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熟悉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各方面全方位的活动能力。

2、方法目标：

主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调查研究法，练习写作简单的调查研究报告，掌握基本的资料收集程序、途径和方法，学会辩证的、历史的、比较分析方法。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1、情感目标：

⑴、帮助学生增强国家观念，增强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情感；

⑵、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

2、态度目标：

⑴、使学生明确我国国家制度的具体组织形式与原则

⑵、提高对我国国家机构及其组织原则的认识；

3、价值目标：

明确作为当代中国青年学生应具备国家观念和爱国的情感，应该确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责任感和维护祖国利益的信念。特别是要树立正确对待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做一个奉献于社会的高素质公民。

教学建议

关于第一节我国的国家机构的教材分析

本节知识的逻辑结构及编写意图

第一节讲我国的国家机构。第一框介绍了国家机构的基本知识，包括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的关系，国家机构的组织体统。在此基础上，引出第二框我国的国家机构概况，着重介绍了中央国家机构组织系统。第三框是第二框的延伸，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本课的引言本课的有机组成部分，引言说明本课与第一课的有机联系及本课的主要内容，学习意义。

教材的逻辑结构体现了教材编写的原则之一--从宏观到微观，从原则到具体要求，逐渐过渡，逐步具体化，最终归宿为对学生进行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教育打好知识基础。

关于第一节的重、难、热点解析

1、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的关系（是本课的重点，又是难点）

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

一方面，从国家机构和国家性质的关系来说，国家机构的性质是由国家性质决定的，国家性质又通过国家机构的活动表现出来。

具体来说，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机构的性质，讲的是阶级性问题，即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家机构的阶级性，超阶级的国家机构是不存在的。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决定了其全部国家机构都是剥削阶级实现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其国家机构都是为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国家机构的活动又反映了国家性质。因为国家不是抽象物，是实体，除了军队、警察、监狱、法庭外，还有一套完善的国家机构是行使权力，可以说国家机构是国家的主要标志，国家机构的活动是国家行使权力、实现统治的表现。

一方面，从国家机构与国家职能的关系说，国家职能决定国家机构的设置，国家机构是国家职能的物质载体。

具体来说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国家机构的职权与国家职能是一致的，国家机构是为了执行国家职能，实现阶级统治而建立的。因此，国家机构的职权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承担者、是国家职能的物体载体。

第二：国家机构的具体设置，是应国家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伴随着国家职能的变化，国家机构相应地加以调整。

第三：国家机构除了国家职能决定外，还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国家机构的设置也会有所不同。

2、准确理解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活动原则是本课重点。

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由我国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决定的。

（1）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民主和集中是不可分割的，集中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才能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民主必须以集中为指导才能统一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实行民主集中制主要体现：首先，从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国的权力机关具有广泛的民主基础。

其次，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机关的关系来看，权力机关产生并监督其他国家机关。

再次，就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关系而言，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2）对人民负责的原则

应着重把握怎样坚持该原则。

（3）依法治国原则

国家机关组织活动三原则都十分重要，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这里重点分析依法治国原则。

①依法治国的含义。

第一：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第二：依法治国崇尚的是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这里关键是弄清"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人治"是个人权威大于法律权威，是权大于法。而"法治"则是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权威大于个人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是法大于权。

第三：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地位。

②实行依法治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生产的客观要求；

第二：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

第三：依法治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法律保障；

第四：依法治国是实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③依法治国的要求

在我国，一切国家机关都是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组织和建立起来的。宪法和法律是国家机关是存在的依据，也是其行使权力的依据。因此，依法治国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使权力，严格依法办事。

第一：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制度法律，确保国家各项事业有法可依。

第二：行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因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生活、工作关系最为密切，能否依法行政，关系到能否把依法治国落实到实处。

第三：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司法机关的性质决定了严格执法是它的天职，是依法治国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司法机关能否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也是能否实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标志。因此，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对司法机关的最基本要求。

第四：实行依法治国，还必须加强法律监督工作。

第五：要加强普法宣传工作。

④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

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按照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管理国家。依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注意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都有其独特地位和功能。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感召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社会主义法治是建立、维护、实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提高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德治搞好了，可以推动依法治国。

3、什么是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人民法院为什么要独立行使审判权？

独立行使审判权有四层含义：

第一，要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不能离开法律讲独立审判。

第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作为一个整体在行使审判权上是独立的，即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既不是审判员独立审判也不是合议庭独立审判。

第三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不排斥国家权力的合法干预。

第四，人民法院审判权不受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不排斥党的领导。

4、正确理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人民检察院为什么要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法纪监督。第二，侦查监督。第三，审判监督。第四，监所监督。

只有发挥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才能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实行监督，镇压一切危害国家的活动，打击各种犯罪分子，维护国家统一，保卫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5、国家主席（难点、易错点）

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往往将国家主席理解为个人，将国家主席行使职权的行为理解为个人的行为，这是一种误解。从表面上看，国家主席是个人，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国家机构，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在我国，国家主席并不是单独决定国家重大事务，而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不参与国家的行使工作，全国人大的最高行政执行机关是国务院。

6、"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点、易错点）

（1）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司法和守法上的平等，不是指立法上的平等。

（2）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指绝对的平均主义。

（3）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反对一切特权。

（4）我国宪法对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是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权利的平等，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不平等。

关于我国的国家机构的教法建议

（一）对于本节的概念

1.我们可以采取找关键词的方法来帮助记忆本课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国家机构的定义.

2、关于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

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国家机构的阶级性质，超阶级的国家机构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关系主要体现的是阶级性的问题。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其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国家机构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决定了其全部国家机构都是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其当作主的地位服务的。国家机构是为了行使国家权力而建立的，其活动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也就必然反映国家性质。国家机构是国家机关的总和，它究竟应该由哪些国家机关构成，行使何种权力，管理哪些事务归根到底是国家职能决定的，即国家职能决定国家机构的设置。

3、要理清中央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必须注意以下三点：

（1）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有着根本的不同，三权分立容易造成立法、行政、司法各方面的权力在相互对立冲突中抵消，不利于对国家事务的处理。而在我国，全国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

（2）各中央国家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都按照各自的职权范围行使职责而不能逾越。

（3）中央国家机关之间又存在制约因素。如：全国人大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务。

4、关于依法治国的原则：

(1)首先明确依法治国的含义

①含义、本质、目的（略）

②依法治国和人民民主是统一的，

③依法治国和党的领导是一致的。

(2)如何做到依法治国呢?

①依法治国是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各个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反对各种执法犯法行为。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司法机关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对司法机关的最基本的要求。司法机关能否公正司法也是能否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标志。这主要强调治，在现实生活中更要重视治。

②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不仅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还要加强法律监督和普法宣传工作。没有有力的监督，国家权力就会被滥用。

（二）、本节有三个重要的原则，让学生理解这些知识需要教师具体讲解

1、民主集中制原则

要强调集中和民主的关系即：集中必须以民主为基础，才能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民主必须以集中为保障，才能集中统一人民意志，代表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2、对人民负责原则

可设计提问：为什么国家机构要实行对人民负责原则?引导学生从我国的国体、政体和国家机构的性质分析。也可结合案例如“中国走私第一案侦破纪实”中的有关内容给学生讲解如何坚持这一原则。

3.依法治国原则：依法治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法治国的不同。

（三）、在本节，需要注意几组不同但又易混淆的概念：

1、法治与人治：划分二者的最根本标志是在法律与个人的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2、我国的国家主席就是我国的国家元首。

我国实行集体元首制，我国国家主席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3、我国只有国务院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最高国家审判机关、最高国家检察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都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国务院只负责贯彻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决议的有关行政工作的部分。

4、司法机关才是执法机关。

我国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进行活动，因而所有国家机关都是执法机关。

5、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受任何干涉。

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自己的权力是指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种干涉是指不干涉其具体的审判或检察活动，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可以依法监督它们的活动。同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执行人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和法律。

6、法制与法治

法制一般是指法律制度，是相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制度而言的。是涉及与法律相关的种制度，如立法制度等。法制建设一般着眼于“有法可依”。

法治是和人治相对立的治国方法。它包括立法、执法、法律监督、普法教育等在内的全面系统工程，又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

关于《我国的国家机构》的教学设计方案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识记国家机构的含义（2）识记国家机构的组织体系

（3）识记我国国家机构的设置（4）理解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之间的关系

（5）理解中央国家机构的职权和活动组织原则

（6）运用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组织活动中的对人民负责原则原理说明依法治国及加强廉政建设的必要性

2、技能目标：

（1）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辩证的分析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之间的关系

（2）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认清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本质

（3）理解并能坚持做到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做一个守法、护法公民

3、价值目标

（1）通过对依法治国原则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守法意识。

（2）培养学生强烈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观念

（3）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二、教学重点：

1、国家机构与国家性质、国家职能的关系

2、准确理解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活动原则

三、教学难点：

1、我国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

2、什么是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人民法院为什么要独立行使审判权？

3、正确理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人民检察院为什么要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主要内容包括：

4、国家主席（难点、易错点）

5、"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难点、易错点）

四、教学手段：

计算机网络及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内容整合

五、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导入新课

1、用电脑把第一课的主要内容显示一遍，这样做既可以帮助学生回忆第一课的知识，又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同时也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和知识的内在联系上，把握本课的教学内容，因为本课关于国家机构的知识是第一课有关国家基本理论知识的继续和拓展。

2、让学生准确回答国家性质与国家职能的关系。

教师可以在黑板的副板书位置上写出国家性质与国家职能的关系，以便学生加深印象。

3、教师小结：我们通过近一个月的政治课学习，知道了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担负着一系列对内对外职能，那么，国家要靠什么来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对内、对外职能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课所要研究的问题。

首先给出两个材料：（打投影片或用电脑）

材料1、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把国务院原有的40个部委减少到29个，并力争经过3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

提出问题：为什么国务院要进行机构改革？

材料2、生活中还有这样两件事情：

1、有一外地来京打工的女青年，骑车挡了一辆小卧车的路，司机下车后，不分青红皂白，将女青年打了一顿。司机还借口女工碰了他的汽车，向其索取钱财百元以上。后在众人劝说之下司机才罢手离去。女青年受了欺侮，围观者众说纷纭，有的说到他们单位去告他，有的说上电视台去找他，有的部应该找市长，有的说去法院告他。同学们知道打官司、告状找谁吗？

2、某农民出身的青年技术员，在乡里的技术推广站从事优良品种的研究工作，他经过几年的实验，又根据本乡的实际情况，赴京请教农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共同拟定了全乡粮食生产宏观发展五年规划。回乡后，技术推广站的同事都给予充分肯定。但如何实施呢？有人说这种关系全乡经济发展的大事情，一不定要找乡党委书记，有的说要找乡长，也有的说要找乡人大常委会主任。同学们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要由谁来决定吗？

第一节我国的国家机构（板书）

一、国家机构及其组织体系（板书）

前边我们复习了关于国家职能，即国家在实现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中担负的职责和功能，实现阶级统治，实施对社会的管理，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这个物质载体就是国家机构。今天这节课我们就来研究国家机构问题。

1、国家机构的含义（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课本第42页第一自然段，然后回答：什么是国家机构？它包括哪些国家机构。

在学生看完第42页第1段后，总结：统治阶级为行使国家权力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国家机关的总和，就是国家机构。

结合投影，引导学生分析国家机构的含义。首先，提出问题：为什么要建立国家机构？如果学生答出是为了行使国家权力，就一定要问：是所有的阶级都能行使国家权力吗？要让学生完整答出是统治阶级为行使国家权力。

（1）国家机构是国家机关的总和。（板书）

从纵向看它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地方国家机关

从横向看它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暴力机关

请同学们看课本第42页，第2自然段并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性质与国家机构的关系？为什么是这种关系？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2）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机构的性质。（板书）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机构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必须同国家的性质相适应。具体地说就是国家机构在判定行为规范时、处理对内对外事物，必须充分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国家机构的性质必须与国家的性质一致，即国家性质决定国家机构的本质。

第二个问题是历史上出现过几种类型的国家？这些不同类型国家机构性质由什么决定？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类型国家，一类是剥削阶级性质的国家，一类是社会主义国家。前者的国家机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其阶级性质决定国家机构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并为这服务。

请同学们看课本第42页第3自然段，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国家机构与国家设置的依据？

（2）国家机构设置的依据？

（学生讨论、教师归纳。）

（3）国家机构的设置主要是由国家职能决定的。（板书）

国家为保证其职能的实施，必须设置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各种国家机构。国家职能是国家机构设置的主要依据，国家机构是国家职能实施的物质载体。

具体应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国家机构的职权和国家职能相一致，国家机构是为执行国家职能，实行阶级统治而建立的。因此，国家机构的职权是由国家职能决定的，是国家职能的体现。也就是说，国家机构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承担者，是国家职能的物质载体。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政府为了对外侵略的需要，增设了大东亚省、军需省、情报局。

其次，国家机构的具体设置，是应国家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伴随着国家职能的变化，国家机构相应地加以调整。

再次，国家机构的设置除了直接由国家职能决定外，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国家机构的具体设置也会有所不同。国家机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国家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2、国家机构组织体系（板书）

请同学们看课本第43第2自然段，并归纳国家机构组织体系

（1）国家元首。（板书）

国家元首的含义。

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在实际上或形式上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这就是说国家元首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不同国家元首称谓与职权

国家元首分为单一制的国家元首和集体的国家元首。由一人独任国家元首的，是单一元首制，也称个体元首制；凡由两人以上组成议会，由它的全体成员共同担任国家元首职务和行使元首职权的，是集体元首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个体元首制，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集体元首制，中国、瑞士等国家实行集体元首制。

建议：此处可以设计一个活动，让学生在预习阶段进行"历史上各国国家元首知识调查"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在课堂上可以展示活动成果。

（2）立法机关。（板书）

顾名思义，立法机关就是有权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机关，立法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目前世界上的国家都设有立法机关，请同学们考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机关通常是指什么？指议会或国会。

给学生一组材料：众议院、参议院、上院、下院、国会、国民会议……等的名称，同学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学生议论，教师归纳。）

资本主义议会组织一般分为两院制和一院制两种情况，北欧的一些小国大多是采用一院制，如丹麦、瑞典、芬兰、希腊、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安道尔等，非洲绝大多数国家是一院制；采用两院制的国家有美国、意大处（参议院与众议院），英国（上院与下院），法国（参议院与国民议会），荷兰（第一院与第二院）等等。

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是采取一院制，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我国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又是有权制定、修改或废止法律的机关，是我国的立法机关。（3）国家行政机关。（板书）

行政管理一词是指一切社会团体、社会组织为了一定的目标而进行的组织和活动，一般具有指挥与执行两层意思。而负责行政管理的机关就叫行政机关。如果是管理国家行政事物的机关，那就是国家行政机关，又称国家管理机关，通常也称为政府。

行政机关产生的方式：有的由立法机关产生，比如议会制国家，由议会中的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有的由选举产生，比如总统制国家，由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

现代各行政机关及其首脑的称谓不同，请同学们思考一下，七国首脑会议参加者，各国的行政机关与首脑的称谓都有哪些？

（学生议论，教师归纳。）

行政机关的名称有内阁（这词源于法国，是国王单独会见侍从和顾顺的私人房间或开秘密会议的小房间）、政府。首脑的称谓有首相、总理、总统。像英国叫首相、日本叫总理、法与美国总统。内阁成员有的大臣，有的叫部长。世界上也有的国家的行政机关叫部长会议，行政首脑叫主席，我国的行政机关是国务院，行政首脑叫总理。

根据同学们的日常经验，你们考虑一下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有哪些？

（学生议论，教师归纳）

行政机关掌管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外交等各方面的事务，总管国家的大事，所以国家最高行政首脑叫总理。

（4）司法机关。（板书）

对这个问题要从含义、作用、职责、组成与分类等方面来研究。

含义：是国家行使审判、监督守法的权力机关。它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法院，有的也包括检察院。

作用：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保证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惩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司法机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作用非常大。

职责：法院主要审理各种诉讼案件行使审判权；检察院主要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及监督审判等活动。

组成与分类：一般国家法院有初级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三级，也有的国家多一个最高法院，为四级；根据审理普通与特定案件之分又有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之分。专门法院是在特定部门或特定案件设立的法院。我国目前设立的专门法院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森林法院等。

（5）暴力机关。（板书）

含义：它是国家机构中的特殊组成部门，包括国家的常备军、警察、监狱等暴力设施。

作用：是统治阶级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镇压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反抗，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与利益。它是其它一切国家机关的强大后盾，离开它，一切国家机关都将失去作用。

以上我们具体研究了国家机构的情况，下面我们总结一下国家机构的基本特征；

①国家机构具有阶级性。（板书）

它既是统治阶级行使政治权力实施政治统治的工具，又可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维护统治阶级整个阶级的利益。国家机构往往是由统治阶级中的精英分子组成，他们将统治阶级意志上升为法律，用国家的名义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②国家机构具有严密的组织性。（板书）

国家机构是由特定的职位和人员组成的统一整体，它的设置和运行都遵循特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要求国家机关各部门彼此互相配合。

③国家机构具有强制性。（板书）

它有权制定、颁布、执行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法令并以国家暴力机关为后盾，确保统治阶级贯彻实施自己的各项意图。

请同学们举例来说明。

（可以举国务院提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长江三峡工程与国民经济十五规划的事例来说明。）

课堂小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把国务院原有的40个部委减到29个，并力争经过3年左右时间，完成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

分析如下：政府机构改革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国家职能，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应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了，作为国家职能的物质载体--国家机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家为了保证其职能实施，必须设置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各种国家机关；由于各国具体国情不同，国家机构具体设置也会有所不同；国家机构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变化发展的。

探究活动

活动设计1：区分法治与人治：

目标：通过作一份关于法治与人治的材料调查，使学生学会从网络及其他途径查找材料，加深对人治产生的社会根源的了解。

步骤一：拟题，制定计划，寻求教师的理论支持

步骤二：学生回家自己独立完成，或让父母协助完成，可以通过网络或者上图书馆进行查找，查找之后进行独立的分析。

步骤三：在课堂上宣布自己查找的结果，并进行全体交流，讨论。

步骤四：找出我国当前人治的案例和危害。

教学资源：家长、计算机网络、朋友、图书馆、报刊（以南方周末为主）

能力目标：通过让学生查找资料，学会独立思考问题，学会研究问题。完成研究性学习的准备工作，通过比较学会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的能力。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完善教师的备课资料，寻找新的教学方法，达到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

要求：完成表格：

提示：

划分二者的最根本标志是在法律与个人的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制与法治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法制一般指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简称法律制度。而法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立法、执法等诸多环节。

活动设计2：关于世界各国元首文化调查

目标：通过作一份关于世界元首文化的的材料调查，使学生查找信息，加深对世界政治文化现象的了解和兴趣。

步骤一：拟题，制定计划，寻求教师的理论支持

步骤二：学生回家自己独立完成，或让父母协助完成，可以通过网络或者上图书馆进行查找，查找之后进行独立的分析。

步骤三：在课堂上宣布自己查找的结果，并进行全体交流，讨论。

教学资源：家长、计算机网络、朋友、图书馆、

要求1：完成图表：

要求2：完成小论文《世界元首文化面面观》

提示：国家元首分为单一制的国家元首和集体的国家元首。由一人独任国家元首的，是单一元首制，也称个体元首制；凡由两人以上组成议会，由它的全体成员共同担任国家元首职务和行使元首职权的，是集体元首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个体元首制，只有极少数国家实行集体元首制，中国、瑞士等国家实行集体元首制。

世界各国元首文化介绍参见：不同国家元首称谓与职权

活动设计3：调查中国近代几次重要的立法事件

目标：了解我国近代至建国以后走向法治道路的重要历史进程，培养历史与政治知识相综合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

步骤一：拟题，制定计划，寻求教师的理论支持

步骤二：学生回家自己独立完成，或让父母协助完成，可以通过网络或者上图书馆进行查找，查找之后进行独立的分析。

步骤三：在课堂上宣布自己查找的结果，并进行全体交流，讨论。

国家机构范文篇8

1918—1920年的苏联国内战争和1921年的粮食危机刚过，列宁便把精简国家机构和改善国家机关问题提上了日程：“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1］，也即集中到“缩减苏维埃机关、改善组织、消灭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2］上。列宁如此地重视机构的精简和机关的改善，同当时国家机关的“糟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

一、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存在的问题

1.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耗费巨大。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根据全俄苏维埃“二大”的决定，设立了13个人民委员部，但至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人民委员部的数量就翻了将近一番，各人民委员部内部的机构更是“膨胀了一倍有余”。到1923年，苏维埃中央机关的领导职位已达2000多个，是十月革命前旧政权下600个职位的三倍多。［3］结果各种委员会交叉建立，重复设置。国家机关数目的增加，必然导致机关工作人员数量的激增，再加上各机关擅自扩大编制，增加员额，致使机关工作人员迅速膨胀。据统计，1913年沙皇时代的文职人员是150万人，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则达到了240万人，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又增加到460万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膨胀，不仅造成了“所有的或者99％的机关和部门”“充满了无事可做的工作人员”［4］，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费需求，使国家财政难堪重负，以致列宁一面痛切地批评在“国家机关上白花钱”，一面又不得不呼吁“财政机关必须竭尽全力在最短期间能通过税收保证工农国家得到一切国家机关进行正常工作所必需的经费”［5］。

2.官僚主义严重。具体表现是：

第一，文牍盛行，不干实事。各机关都处在没完没了的开会、制订计划、讨论法令和滥发文件的景况之中，“我们的公文堆积如山，如果要党史委员会把这一切研究清楚，就得花上50个50年的功夫”。“英勇肯干的人可能只有几十个，而呆着怠工或半怠工、钻在公文堆里的人却有几百个，这种力量对比往往使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大海里。”［6］

第二，办事拖拉，效率低下。此种现象在地方和“中央各机关尤其屡见不鲜”。仅从1921年7月到10月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由列宁亲自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革命法庭调查和审理的重大案件就有：粮食人民委员部对莫斯科省两个乡因遭受雹灾而要求减免粮食税的申请三个月未作答复的案件、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在对沃尔霍夫水电站建筑工程进行物资供应时拖拉、怠慢，致使该建筑工程窝工的案件，以及在生产福勒式犁的工作中因作风拖拉而造成损失的案件。

第三，遇事推诿，不愿负责或无人负责。各机关、各部门都不愿积极主动、大胆负责地开展工作，而是习惯于责任上交，任务上推，或者彼此扯皮，相互推诿。著名的莫斯科罐头案件就很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现象：1922年初，莫斯科市场上肉类奇缺，恰巧法国商人愿卖一批肉类罐头给苏俄，然而对于这件普普通通的小事却谁也不敢作主，最后只好提交政治局决定。政治局决定后，具体办事的外贸部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又踢起了皮球，罐头运来了半个月也未能成交。在各机关和部门内部，同样普遍存在着职责不清、无人负责的现象：“谁也弄不清楚是谁负责；一切都乱成一团，最后作出由大家共同负责的决定。”［7］

第四，门难进，人难见，脸难看，事难办。对于这种现象，时任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邦契—布鲁耶维奇曾这样谈道：各人民委员部的官员们办事很“象是中国的皇帝”，他们用各种男女秘书把自己围护起来，自己从不肯轻易见人，而这些秘书们的态度往往是咄咄逼人，三言两语就把前来办事的人给喝斥走了。［8］列宁也说过，公民们在不得不同我们的机关打交道时，常常处于“不幸的”境地，他们为了办一件事，不得不到一个机关跑四、五趟，最后得到的却只是一种嘲弄性的答复。

列宁认为，对于国家机关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无须遮掩粉饰，而是应该坦率地讲明：“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9］因而，列宁在坦诚地揭露了国家机关的上述弱点后，就开始着手克服这些弱点了。

二、精简机构和改善机关的方法与措施

（一）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方法与措施

首先，搞清楚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现状。还在1920年底，全俄苏维埃“八大”就已作出决定，对全国的机关及工作人员进行摸底和统计。1921年9月列宁又督促道：应尽快把各地区、各部门的编制情况掌握起来，并且“把它同战前的编制或者同其他部门和其他省份的编制进行对比”，“把各省和其他单位的最大的和最小的编制加以对比”。［10］其次，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的原则，这就是：机构要服从政治，而不是政治服从机构；各机关、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应根据其担负的具体任务来确定。［11］根据业已掌握的情况和上述的原则，苏维埃政府合并、撤销了一些机构，提出了人员裁减的比例并进行了裁减。

在机构方面，从1920年到1922年，改组了内战时期负责指导各经济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国防机关、与人民委员会平行的劳动国防委员会，将它与人民委员会合并，且作为后者的一个下属机构存在；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所属的各种委员会从120个精简为16个；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按工业部门设立的总管理局由52个合并精简为10个；撤销了在内战时期拥有特别权力，包揽了调查、搜查、审讯、判决，执行判决等全部司法职能因而机构庞大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改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后，机构精简工作仍在深入进行，到1926年，仅财政和商业这两个人民委员部就比上年减少了230个分支机构和188个领导职位。在裁减冗员方面，列宁提出的目标是裁减苏维埃现有工作人员的25％—50％，其中，小人民委员会裁减2／3，工农检查院裁减5／6。到1924—1925年夏，中央政府机关的人数已比1922—1923年度缩减了28.5％，可以说基本上达到了原定的目标。

为了保证精简机构工作的顺利进行和防止机构精简后再度膨胀，列宁提出了两项严格的措施：第一，对那些消极对待机构精简工作的人要严肃处理。1921年度，列宁指示各省委和县委逐月上报本地区机构精简情况，“凡不执行本指示或者在这方面表现出无所作为的人，中央委员会将给予最严厉的处分，直至将其开除出党”［12］。1922年12月，列宁提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对他业已检查过的那些人民委员部应作出机构精简和工作改进的具体决定，并把该决定通报所有人民委员部：“尚未检查的那部分人民委员部，如果情况与已规定应进行精简和改进的其他人民委员部完全相同而不自行精简和改进，将受到处分，直至逮捕和撤职”［13］。第二，各机关、各部门在按照规定实施精简后，对其实行经费和工资总额包干，也即国家拨付给各机关、各部门的经费和工资总额不因其人数的增加或减少而改变。

列宁指出，对那些被精简下来的同志应进行妥善安置，“看每个人适合做哪一级的工作和什么性质的工作”［14］，对其进行合理分流，将他们派遣到最需要和最适合他们工作的地方去。列宁勉励那些从各机关中精简下来的同志，应从国家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愉快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并做出新的业绩。同时他坚信，这些同志“还没有‘官僚化’到这样的程度，还不至于因为下调就‘感到难堪’”［15］，更不至于拒绝服从组织的决定。另一方面，列宁也告诫其他同志，决不能认为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同志是一些无能的或犯有什么错误的干部，他们所以调离原机关或从中央下到地方，只是精简机构的需要，只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和作用。

（二）改善机关的方法与措施

1.提高各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早在1918年列宁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项工作做得不好。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且把重点首先放在了中央机关身上，为此他制订了以下三个环环紧扣的措施：1）明确划分各中央机关的职能， “十分明确地逐个规定”各中央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责任；2）“强迫各人民委员部和各单独设立的机关在授予它们的权力和它们所承担的义务的范围内独立地和负责地进行管理”(16)；3）“强迫”的事宜交给人民委员会两位副主席负责。先强制它们履行，然后再使它们习惯于履行自己的职责（当时各苏维埃机关毕竟还刚建立不久）。列宁希望，从中央机关开始，逐级展开，通过类似上述的办法，来全面“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17］。

2.加强对执行情况的检查。列宁认为，如果对执行情况缺乏检查，一切指示和决议都会变成一纸空文。他认为这是文牍盛行，不干实事，拖拉懈怠等官僚主义作风产生的重要根源。因此他要求各级机关及领导同志不要热衷于命令，下达任务，而是应该把检查对上级指示的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实际效果作为自己“基本的和主要的任务”。为了使检查真正起到了解实情和督促、鞭策的作用，而不是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列宁还对如何进行检查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就是“不仅要向被检查单位的主要干部（他们知道如何汇报，如何应付检查），更重要的是向做实际工作的一般干部及群众了解情况；要对被检查单位的各个部分，而且是最令人意想不到的部分进行检查；要反复不断地进行检查，‘亲自检查两遍、三遍乃至许多遍’；在检查中要寻根究底，甚至‘吹毛求疵’，决不可有一点轻信”［18］；如果被检查单位存在明显的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现象，而检查者却未能发现，或者发现了不予制止，乃至帮其隐瞒，那就要追究这些检查者的责任。

3.对官僚主义者依法严惩，以儆效尤。列宁指出，应“对犯有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玩忽职守、粗心大意等过错的人给以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则必须撤职、法办［19］。因此他要求尽快制订惩治官僚主义者的法案，要求司法部门“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者的司法追究。为此目的，列宁提出，应当把“监禁了多少个犯有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罪过的官僚主义者”，作为考核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每一个部务委员和每一个工作人员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应当将那些在这项工作中明哲保身，知难而退，表现得无所作为而毫无实绩的司法部门的领导人员“驱逐出党”［20］。

列宁还指出，对官僚主义者的批判决不能是隔靴搔痒，而是“应该给人以强烈的震动”，并且在犯有相同的官僚主义罪行的情况下，所犯该罪的机关和个人的职位越高，对他们的惩治也就越重。比如，莫斯科省经济会议和苏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购买食品的工作中尽管都拖拉作风严重，但对前者的责任人只须关押6小时，对后者的责任人则必须关押36小时，因为后者“是负‘中央机构责任’”［21］。

为了起到以儆效尤的教育作用和提高群众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意识，列宁提出，有关官僚主义的案件不应留在机关内部处理，而是应交付公开审判。“这不仅仅是为了严厉惩罚（也许只要申斥就够了），而主要是为了公开这些事，打破那种广泛流行的认为失职人员不会受到处分的成见”［22］。从而使每次审判都成为一件“非常庄严、非常有教育意义”的事情，成为一桩有“威慑性”和“有政治影响的事件”［23］。

4.把工农检查院真正建成改善国家机关的利器，并利用它来改善一切机关。工农检查院是一个专司改善国家机关的机关，是“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24］。它的任务是从法制和管理是否科学的角度对所有国家机关进行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提出相应的纠正和改进办法（其中“善于及时地纠正”是它的工作重点），以此来同国家机关中的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推动国家机关沿着精简高效、管理科学的方向发展。因此，列宁对工农检查院在改善国家机关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他说，如果工农检查院不能担负起改善国家机关的任务，我们就再也没有别的切实有效的手段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正是为了使工农检查院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不辱使命地担当起改善国家机关的重任，列宁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意见和办法：第一，对工农检查院进行精简和优化，使其权保留原有职员的1／6，而这些留下来的职员必须是经过严格挑选，“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从而保证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能够有条不紊、合乎章法地进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成倍地提高。第二，把本来只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委员部”的工农检查院，同一个最有权威（即使是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可以“不顾情面”地进行质询）和“最有威信的党的上层机关”即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以此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地位、权威和威信，从而使它敢于碰硬，使它确实能够独立地，不受干扰地对所有的“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和检查［25］，对它们的工作进行纠正或改善。

三、负责精简机构和改善机关的机关和人员须有旺盛的斗志和坚韧顽强的精神

列宁认为，精简国家机构和改善国家机关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作，一方面它会遭到维护“旧习惯的苏维埃官僚们极其顽强的抵制”［26］，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变革往往缺少勇气。列宁尖锐而又令人深思地谈道，在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所有领域中，我们是“极端”革命的，但在精简机构和改善机关方面，“我们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败的因循守旧的习气取而代之了”［27］。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似乎令人费解的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最大的跃进和对极小的变革令人吃惊的畏怯两者兼而有之”［28］。在上述情况下，精简机构和改善机关的工作必然会阻力重重，异常困难；一些机关和部门会消极应付，不赶就不动；已开始行动的机关和部门很可能“两个星期就会‘松下来’”；已被精简或撤销的机关则可能“很快就会稍加改头换面地复活”［29］。因此，列宁强调，负责精简机构和改善机关的机关和人员，不仅“要有很高的威信、智慧和魄力”，拥有进行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权力条件，而且还必须：1）斗志十足，义无反顾：精简机构和改善机关“是一场战争，所以有时候自然也会遭到失败。但是你们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有经过任何失败就能在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呢？所以这方面同样也可能有失败；但是斗争必须进行。”［30］2）坚韧顽强，花大气力。也即不断地“督促”、“检查”，“拿三根鞭子抽打”，“全力以赴”地投入，长时间地“搓洗敲打”［31］。只有敢于斗争，并且“顽强地斗争”，方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列宁关于精简机构、改善机关的理论及其他在这方面的具体实践，对于我们从上到下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政府机构的精简与优化工作，显然具有某些参考价值或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5］、［9］、［13］、［16］、［17］、［19］、［24］、［25］、［26］、［27］、［28］《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1、303、229、115、315、148、64、153、380、385、149—150、387、387页。

［3］中国苏东学会，《苏联政治制度问题》［M］，1985，203.

［4］、［10］、［14］、［20］、［21］、《列宁全集》第42卷，第154、129、158、426、462页。

［6］《列宁全集》第43卷，第13—14、248页。

［8］转引自埃·鲍·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第530—531页。

［11］《列宁全集》第42卷第368页；第40卷第166页。

［12］、［15］、［30］《列宁全集》第41卷，第246、224、321页。

［18］《列宁文稿》第8卷第424页；第9卷第446、660页；第10卷第119页。

［22］《列宁文稿》第9卷，第739页。

［23］《列宁全集》第51卷，第476、276页。

国家机构范文篇9

健全和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一、国家机构组织法的地位和渊源形式

（一）国家机构组织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般认为，国家机构是为实现国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各类国家机关的总称。国家机构组织法是关于国家机构组织活动原则、各类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职权等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总和。

国家机构组织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从各国立法看，多实行严格的“组织法定主义”，国家机构组织法属于宪法性法律。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俄罗斯《联邦政府组织法》、日本的《内阁法》和《国家行政组织法》、韩国的《政府组织法》等。

在我国，国家机构组织法属于宪法相关法。它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特殊地位。

1．国家机构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孙中山说：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1]从“宪法”一词的含义看，宪法本身就是“组织”、“结构”或“机构”的意思；从宪法的内容看，国家机构是宪法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从宪法的功能看，宪法最主要的功能是规范国家权力，使各类国家机关按法定的原则、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力，防止权力滥用。

2．国家机构组织法是宪法相关法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与宪法关系最密切的宪法相关法是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2]而宪法相关法是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包括有关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制度方面的法律，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方面的法律，有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以及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方面的法律。[3]国家机构组织法即属此类。

3．国家机构组织法属于基本法律的重要方面

根据宪法第六十二条，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国家机构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立法法》第八条确定了国家机构组织法定原则，明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等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因此，国家机构组织法属于基本法律的重要方面。

（二）国家机构组织法的渊源形式

国家机构组织法的渊源，即有关各类国家机关的产生、组织、职权在宪法、法律中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主要渊源形式是下列几方面。

1．宪法的有关规定

宪法有关国家机构的条款，属于国家机构组织法第一层次的规范。宪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国家机构组织法的渊源，不仅表现为其作为国家机构组织法的基本规范，如宪法第三章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更体现为宪法的规定是指导国家机构行使职权的基本准则，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民主集中制、法治等原则。

2．专门的国家机关组织法

专门的国家机关组织法，即《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此外，还有规范人大代表产生、活动的《选举法》、《代表法》以及规范机关工作人员的《公务员法》等。[4]

3．单行法律的有关规定

有些单行法律关于国家机关组织、职权等内容，如《国防法》关于中央军委的职权的条款，《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和职权等规定，《食品安全法》关于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卫生行政部门、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规定等等，也属于国家机构组织法的范畴。

（三）几个问题的探讨

1．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能否规定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按照职权法定原则和《立法法》第八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等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这是否意味着，法律以外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

根据1982年《宪法》，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但国务院有权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因此，国务院的组织应由《国务院组织法》规定，国务院可以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关于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职权的范围内，对国务院机构的职权，作具体的规定，如1997年《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2007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和2006年《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等。但行政法规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国家机构组织法的渊源，尽管它可以是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下位法规范。

另外，根据《立法法》，地方性法规一般不能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除非有法律的授权规定。如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六十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地方组织法和实际情况，对执行中的问题作具体规定。因此，严格来说，地方性法规也不是国家机构组织法的渊源，但可以是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下位法规范。

2．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机构改革的决定是否属于国家机构组织法的范畴

1954年《国务院组织法》列举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具体名称后，有关国务院机构的改革，没有采取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方式，而是采取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的方式进行。

1982年《国务院组织法》不再列举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具体名称，有关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问题，沿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决定的方式。根据《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合并，经总理提出，由全国人大决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是以决定的形式而不是通过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方式进行的，且只是对每一届国务院机构的调整。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定，属于决定重大事项或组织其他中央国家机关，不属于国家机构组织法的渊源形式。

3．国务院的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国家机构组织法

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职责、编制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下面两种：

一是《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议事协调机构设置的通知》。显然，它们是规范性文件，不属于国家机构组织法的范畴。

二是国务院各部门的“三定规定”。由于我国依法行政进程起步较晚，行政组织法尚未健全，还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制定部门组织法，而是通过“三定规定”界定行政机关职能、设定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核定行政机关编制。

;关于“三定规定”的法律地位，一种说法，认为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务院部门履行职能的重要依据。[5]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与行政法规同等效力的政策性法规文件。[6]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7月9日印发的《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首先要梳理清楚行政机关所执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国务院部门‘三定规定’”。这个表述实际上确定了“三定规定”在执法中的地位。

但从严格法律意义上看，“三定规定”虽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具有执行力，但它们不具有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一般属性，不属于国家机构组织法。

二、国家机构组织法的不足

国家机构组织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按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要求，国家机构组织法存在一些不足。

（一）立法不够健全

国家机构涉及整个国家组织体系，包括国家机构和国家机关的纵的系统和横的结合，主要应当通过宪法和宪法相关法予以调整。但现有的国家机构组织法距离建立完备立法框架的要求尚有差距。

1．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方面

除了《宪法》有关规定、《全国人大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外，缺乏有关国家机构具体设置的其他法律。

2．中央与地方政府派出机关或部门派出机构的方面

缺乏中央与地方政府派出机关或部门派出机构的法律；已经实施五十多年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也已经废止。

3．中央与地方及地方各级国家机构关系的方面

一是宪法或法律缺乏明确规定。1982年宪法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国家机构、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总原则，但缺乏有关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法律规范，使有关中央与地方国家机构的职权的划分和调整缺乏严格的依据。

二是上下隶属关系缺乏法律调整。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国务院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者领导。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各工作部门受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并且依照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规定受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业务指导或者领导”。但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或行政法规。

（二）立法不够完善

1．有的内容过于原则、粗疏

例如，现行的《国务院组织法》共十一条，其中涉及国务院职权的规定仅有一条，而且这一条只规定了“国务院行使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职权”。而且，国务院机构的法定分类也与国务院机构的实际设置不完全相符。《全国人大组织法》的有些规定也需要修改。

2．有些内容已经过时

如《地方组织法》第六十八条关于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的规定，已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绝大多数地方已撤销了行政公署和区公所这一级的机关设置。现行的《地方组织法》中仍然保留着这一机关设置的规定，明显与行政区划变更和农村的实际不相符。

3．有的规定不科学

如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主要是在1954年制定的法院、检察院组织法的基础上修改的，[7]尽管1983年对两个法进行部分修改，2006年又对《人民法院组织法》作了修改（这次修改的针对性很强，就是将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实际上是恢复为1979年时的状态），但是，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关于法院、检察院的任务的规定，关于法院、检察院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规定，关于法院、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的规定，关于地方法院、检察院以及专门法院、检察院的规定等，仍不适应需要。

4．有的与上位法不一致，甚至背离组织法定原则

如《国务院组织法》实施了二十八年，有些规定需要完善。7例如，按《国务院工作规则》的规定，“副总理、国务委员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总理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任务”，这与《国务院组织法》中“国务委员受总理委托，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任务”的表述不一致。

5．国家机构立法尚不能完全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的需要和机构改革的要求

例如，《地方组织法》笼统地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行使的职权，“上下一般粗”，没有反映不同层级政府职能配置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有些规定涉及政府的管理职能较多，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体现不够；法官、检察官制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成果没有通过立法加以体现。

（三）立法层次较低，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法律效力

国家机构组织法本属于宪法相关法，层次应当比较高，但目前总的来看，国家机构组织立法的层次较低。如对国务院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主要由国务院各部门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三定规定”）规范。“三定规定”基本上适用于一届政府任期内，其相对稳定性、法律强制性性尚待确定。

对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隶属关系和体制等内容，经常采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缺乏有效的监督条款。

另外，目前对党和国家机构间的职能和相互关系，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权力运作机制在执行中有时失之规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在国家机构组织、职能、人员编制方面，政策和行政手段还代替着法律的功能。

三、国家机构组织法的健全和完善

上述国家机构组织法存在的不足，是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也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按照十七大“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要求，健全和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要认真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机构组织法与机构改革的关系

加快推进国家机构组织的法治化，必须与深化机构改革和司法体制、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相适应。目前，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机构设置刚提上议程，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进行，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如何改革，也正在探索之中，这些在客观上都给国家机构组织法带来一定的难度：机构改革的特点是“变”，变革原有的机构、体制和工作机制；国家机构组织法的特点是“定”，一旦规定下来，各级机构都要一体执行。因此，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国家机构组织法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阶段性、过渡性的特点。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大力推进机构改革，不能以不完善的规定抵制改革，另一方面又要符合组织法定原则，不能突破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去搞机构改革。

为此，要科学界定国家机构的权力和责任，正确处理国家机构组织法与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机构设置，与政府机构改革、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关系，既要坚持国家机构的改革方向，又要为进一步的机构改革留有充分余地；既要保持国家机构组织法的相对稳定性，又要随着机构、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深化和形势发展的需要，适时修改国家机构组织法。

（二）适时修订相关组织法，逐步实现国家机构组织的法定化

组织法定原则，要求在科学配置机构职能、合理划分权限、职责基础上，通过制定或修订法律，逐步做到国家机构组织的法定化。

1．着手修订《国务院组织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

应按照《宪法》关于“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的要求，在《国务院组织法》中列举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并规定国务院机构的种类；同时，通过修改《国务院组织法》，进一步明确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体会议的职责，副总理、国务委员的职责区分及其与总理的工作职责关系。[8]

1982年制定的《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修改，已经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应及时启动修改程序，在总结全国人大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全国人大组织法》加以修改，完善有关规定。

2．分别制定《地方人大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

现行《地方组织法》是将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合并规定的，内容显得庞杂，有些内容不能适应或不能完全适应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因此应当分别制定《地方人大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

3．尽快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鉴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部分条款已与新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应在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尽快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完善关于法院、检察院的任务，法院、检察院体制和工作机制，法院、检察院内部机构设置，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等规定。

4．提高立法层次，进一步完善组织机构实体性法规

应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进程，统筹考虑、有序推进立法，逐步出台机构组织的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条件成熟时上升为法律。

国家机构范文篇10

重构宪法学理论体系是我国宪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如何重构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认为，任何一门学科体系的构成主要决定于两大要素：一是基本范畴；二是基本范畴间的逻辑联系。因此，研究宪法学的基本范畴是推动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进而重构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关键。

根据宪法学范畴反映宪法现象的深度、广度以及抽象化程度的不同，可以把宪法学范畴分为普通范畴和基本范畴。宪法学基本范畴是贯穿整个宪法学最基本的概念，也是整个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支柱。无论是完善现有宪法学理论体系，还是重构新的理论框架，都离不开确立和界定宪法学基本范畴这一重要的基础研究。

由于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学基本范畴的研究较少，因而基本范畴究竟应该包括哪些，尚未形成共识。在此，我们提出宪法与宪政、主权与人权、国体与政体、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共五对基本范畴，希望作为引玉之砖能引起大家的讨论。

一、宪法与宪政

宪法与宪政是宪法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它们不仅直接涉及宪法学理论体系的构成，而且直接涉及宪法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可以说，离开宪法与宪政来讨论宪法学，会使宪法学成为失去理论与实践支撑的空壳。

因此，宪法与宪政是宪法学的第一对基本范畴。

（一）宪法

什么是宪法？应该怎样来认识宪法？对此问题的回答事关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具体的宪政实践。因此，在世界各国宪法学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宪法概念始终得到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并因而提出了各种互有差异的宪法概念。但我们认为，虽然在宪法概念表述上人们可以不尽一致，但对宪法本身的认识却绝不可片面。既然科学的概念是反映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它要求反映出一个事物得以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那么对宪法的认识和概括也必须立足于此。不过我们在此无意给宪法下什么“标准”定义，只想提供一个基本思路。我们认为，从宪法的起源、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与其它法律间的异同以及宪法的本质四大方面就能基本揭示宪法的内在属性。

第一，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发展是宪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宪法的产生既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也有思想文化原因和法律自身发展的原因，但经济原因是核心，是根本原因，其它原因都决定于经济原因。如果说法律归根结底决定于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宪法与物质生活条件相互关系的特点就在于，宪法是商品经济普遍化发展的产物。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产生宪法。

第二，权利制约权力是宪法的核心。我们认为，无论是宪法的产生、宪法的内容，还是宪政实践都始终贯穿着权利制约权力这一基本红线。［①］首先，近代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亦即人民主权的出现，决定了通过根本法确认权利制约权力体制，是实现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进行有效控制的最好形式。

其次，尽管从内容上说，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可以分为两大块，即国家机关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然而，这两大块并非地位平行的两部分。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说，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居于支配地位。最后，宪政实践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利对权力的制约状况。

第三，宪法是法律现象中的特殊现象。这也就是说，宪法首先是法律现象中的一种，其次是特殊的一种。具体说来即宪法具有与一般法律相同的特性，但宪法又不同于一般法律，它是国家的根本法。但我们认为，理论界关于宪法为什么是国家根本法的论证有待修正。原因就在于，从宪法的内容、效力和制定与修改程序三方面进行的论证只适用于成文宪法国家。然而，我们难道能够说，实行不成文宪法的英国没有国家根本法吗？事实上，宪法之所以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之所以制定与修改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来说是决定于宪法的内容。也就是说，决定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基本原因是宪法规定了国家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

第四，宪法的本质在于集中表现了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我国宪法学者们大多认为宪法的本质是集中表现了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但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只适用于存在对立阶级的社会和国家中。一旦敌对阶级被消灭，这一结论就显露出了其局限性。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作为阶级的敌对阶级已经消灭，另一方面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既然如此，宪法和法律当然还不能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什么是宪法的本质呢？通过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果：阶级与阶级的矛盾、斗争正日趋削弱，而阶层、集团间的矛盾、斗争则日渐增强。也就是说，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各阶层、集团间利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各自要求和目的的不同。因此，为了实现各自的要求、利益，彼此间势必有矛盾、有冲突。这也就是所谓的力量较量。而宪法和法律当然也会对此予以反映。而且事实上，宪法和法律就是这种力量较量的产物和表现。但这种力量对比不是所谓阶级力量对比，而是阶层、集团力量对比，或者说是所谓社会力量对比。我们认为，这就是敌对阶级消灭以后宪法的本质。实际上这也适用于对立阶级的社会，只不过在对立阶级的社会中，社会力量的对比主要表现为阶级力量的对比而已。

（二）宪政

宪政与宪法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也可以说，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因此，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而离开了宪政，宪法则成了一纸空文。因此，宪政在宪法学理论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在宪政的概念问题上，中外学者们众说纷纭，但在宪政与宪法紧密相联，以及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等方面则认识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而且我们还认为，在理解和分析宪政问题时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尽管宪法是宪政的前提，但有宪法却不一定有宪政。而这里最关键的环节就在于，宪法制定出来后能否实施。另一方面，既然宪政是动态的宪法，那么，实施宪法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宪政的过程。因此，宪法实施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加强宪法实施研究应该成为我国宪法学的重要课题。［②］

第二，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如前所述，权利制约权力是宪法的核心。这一核心在政治实践中的集中表现，就是一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都植根于宪法之中，概言之即必须建立有限政府。因此，建立有限政府应该是宪政的基本精神。这一精神具体表现为二个宪政原则：一是公共权力是人民通过宪法授予的，不得行使宪法没有授予的和禁止行使的权力；二是公共权力不得侵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而且有义务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第三，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虽然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但权力的诱惑和人性的弱点，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公民的权利，从而最终冲击着宪政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尽管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但宪政能否真正建立起来，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宪法实施状况。我们认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取决于一个问题的落实，即能否真正树立起宪法的最高权威。如果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真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那么，公共权力的限制、公民权利的实现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而宪政也就能最终建立起来。因此可以说，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③］

二、主权与人权

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④］宪法则是国家主权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现形式。而人民主权的出现，亦即国家权力所有者的转换又是导致宪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原因。因而我们认为，主权是宪法学的又一基本范畴，而人权则是人民主权最鲜明、最直接的表现。而且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主权是人权的根本保障，离开了国家主权，人权就不可能被法律化，就只能停留于抽象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人权是主权的出发点，不尊重人权就谈不上主权。因此，主权与人权是宪法学的第二对基本范畴。

（一）主权

在历史上，主权观念是15—16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并与当时实行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的兴起紧密相联。最早系统论述国家主权的布丹认为，主权是“绝对的永恒的权力”，其主要特点在于，主权是不受外来权力限制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最高权力，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永久权力。当然，真正对宪法的产生、宪法的内容和宪政实践具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还是人民主权思想。

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卢梭在吸取布丹主权观念的基础上，以社会契约论为思想武器，提出并阐明了人民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是人民转移权力、缔结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的目的是保护每个人的人身安全和财富。既然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就是理所当然的主权者。如前所述，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是宪法产生的政治原因。也就是说，实现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者的制约和控制，内在地需要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国家根本法。另一方面，近现代国家在制定宪法时不仅要确认人民的主权者地位，而且在规定宪法内容过程中，还必须以人民主权为根本的指导原则。然而，由于人民主权只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概括，因此在进行宪法规定时尚须具体化。具体说来即一方面将这一原则转化为公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另一方面，人民利益的维护，国家任务的完成，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又离不开国家权力的运用。因而人民主权除转化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外，还经过人民的委托转化为国家机关的权力。

（二）人权

人民主权经宪法确认后，人民即是国家的主权者，自然应该成为享有人权的主体。而且，既然“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⑤］那么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自然更应如此。因此，人民主权与人权密不可分，可以说，人权实际上是人民主权的具体表现。

尽管人权理论由来已久，其思想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但在宪法中得以体现却始于1791年美国宪法的十条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和同年颁布的法国宪法。继美、法两国之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相继确认了人权内容。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虽然公开宣布剥夺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的政治权利，亦即限制了小部分人的部分人权，扬弃了以往的所谓普遍人权原则，但确认人权仍然是宪法的基本内容。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权是宪法的出发点和归宿。［⑥］

由于人权内容的广泛而丰富，因而各国宪法一般确认的只是基本人权。基本人权是人权的核心部分，具有固有性、排他性和派生性三大特征。同时，在两类不同宪法规定和实现基本人权的特点上，我们赞成一种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宪法的特点是以人权的普遍性掩盖人权的阶级性，以宣扬普遍性人权作手段达到实现阶级性人权的目的；社会主义宪法的特点则在于以人权的阶级性，谋求人权的普遍性，即以阶级的人权作手段达到实现普遍人权的目的。［⑦］

三、国体与政体

如前所述，主权是国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宪法是国家主权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现形式。因此，“国家主权的归属”和“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无疑是一国宪法最根本的内容。在我们看来，“国家主权的归属”和“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实际上亦即我们所说的国体与政体。［⑧］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国家离开了国体与政体，也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国体与政体是宪法学的第三对基本范畴。

（一）国体

在我国宪法学界，学者们大多认同同志的说法，即国体“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⑨］应该说，这一认识基本把握了国体的内涵。然而我们认为，在深入阐述国体问题时应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不宜将国体与国家性质、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本质简单等同。国家性质、国家的阶级性质和国家本质主要指国家政权的阶级归属。尽管这是国体的核心，但国体的内涵应该比这些更广。也就是说，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应该是全方位的，除体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外，还应该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方面。

第二，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实际上取决于国家主权的归属。换句话说，主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决定一个国家的国体。如果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主权，这个国家就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相反，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主权，国家就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

第三，对国体内涵的分析应该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进行。也就是说，政治、经济、思想三者共同决定并反映国体。具体说来，社会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是决定并反映国体的第一个重要因素。而社会各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的反映。因此，经济制度的性质和内容等乃是决定并反映国体的第二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任何在经济、政治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如果未能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那么它的政权是不稳固的。所以，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决定并反映国体的第三个重要因素。［⑩］

由于国体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近代宪法从产生起，一般说来就在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国体，从而明确全体社会成员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不过，站在宪政实践的角度分析两种不同类型的宪法对国体的规定，可以发现如下特点：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关于国体的规定与实际相脱节，表现为宪法规范和国体实质之间的矛盾。第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关于国体的规定却表现出了原则性与真实性的统一。

（二）政体

关于政体，同志曾经指出：“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⑾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特别是宪法学界都是在这种特定或专门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这一概念的。但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失片面。

第一，我们赞成何华辉教授关于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应予区分的观点。⑿在我国宪法学界，人们大多肯定政体亦即政权组织形式。但何教授认为，这种认识不妥。尽管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都是实现国家权力的形式，因而二者紧密相联，但二者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前者着重于实现国家权力的体制，后者则着重于实现国家权力的机关组织。我们认为，不仅政体的内涵比政权组织形式更加丰富，而且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实际上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政体是对政权组织形式的抽象和概括，是宏观上的国家政权构架；政权组织形式则是政体

的具体化，是宏观政权构架的微观体现。⒀

第二，应该从“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入手来理解政体的内涵。如前所述，国体是指“国家主权的归属”，与此相对应，政体则指“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由于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对国家一般权力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国家主权的运行方式”，或者说国家主权的实现，有赖于由国家主权派生的一般国家权力。从这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政体是实现国家主权的宏观体制，或者说是实现国家权力的宏观体制。由此我们认为，政体在具体构成上应该是四大部分：一是政权组织形式，这是一国权力结构中的横向权力关系；二是国家结构形式，这是一国权力结构中的纵向权力关系；三是选举制度；四是政党制度。

四、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

众所周知，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因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在宪法内容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且如前所述，无论是宪法的产生、宪法的内容，还是宪政实践都始终贯穿着权利制约权力这一基本红线。因此可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的核心。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权利和义务紧密相联，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因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是宪法学的第四对基本范畴。

（一）基本权利

本来，基本权利与人权在内容上存在根本上的一致性，因而不应将二者分列开来作为两个基本范畴。然而在本文中，我们之所以没有把它们结合起来，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二者阐述的角度不一样。人权立足于贯穿整个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则立足于宪法规范的具体内容。第二，二者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不同。人权包括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人权的范围广于基本权利；在形式上，基本权利是人权的法律化。第三，二者对应的范畴也有区别。基本权利对应的最佳范畴是基本义务，而人权与主权的高度统一性，特别是目前的国际人权斗争又决定了我们不能不把主权作为人权的对应范畴。

毋庸置疑，公民的法律权利名目繁多，范围广泛，既有基本权利，也有一般权利。然而，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公民的各种权利一一加以规定。因此，宪法所确认的只能是一些基本权利。所谓基本权利是指那些表明权利人在国家生活的基本领域中所处的法律地位的权利。尽管在本质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一般权利是一致的，但它们二者之间也有区别。换言之，基本权利具有其自身的法律特性：第一，基本权利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第二，基本权利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必需的权利。第三，基本权利具有母体性，它能派生出公民的一般权利。第四，基本权利具有稳定性和排他性，它与人的公民资格不可分，与人的法律平等地位不可分，因而是所谓“不证自明的权利”。

至于对基本权利的分类，我们赞成何华辉教授的观点，即把公民这个法律概念还原为人这个原始概念，再从人的本质属性中探索与之相联系的各种权利，进而作出相应的分类。⒁也就是说，由于在现代国家中，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包括三个方面，即政治生活中的人、社会生活中的人和私人生活方面的人。因此，与这三个方面相联系、相适应的公民基本权利，也应该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三种类型。

（二）基本义务

所谓基本义务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是公民对于国家的具有首要意义的义务，它构成普通法所规定的义务的基础。公民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一起共同反映并决定着公民在国家中的政治与法律地位。

从宪法发展史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宪法对公民基本义务的规定也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在18世纪以前，公民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即所谓公民的纯粹义务时期。进入18世纪以后，由于个人自由主义的盛行，宪法在内容上偏重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对公民义务的规定则较为狭小。19世纪以后，由于法律观念由个人本位转变为社会本位，因而公民义务也随之扩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则从产生开始就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义务。

就相互关系来说，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之间是相互统一的。然而，在我国法学界，不少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存在资本的特权，因而决定了一些人只享受权利而不履行义务，另一些人则只履行义务不享受权利，并进而推导出一个颇为流行的结论，即资本主义国家中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分离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才是统一的。但我们认为，从各国宪法规定及其政治实践看，不同国家或者一国之内的公民只有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多少之分，而绝不可能有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或者只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有产者享有较多的权利，但决非不尽任何义务，如纳税就是有产者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劳动者阶级尽管履行的义务较多，但也决非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对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的前提下，劳动人民仍然可以享有某些权利和自由。因此，这一结论值得商榷。

五、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

如前所述，宪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可以分为国家机关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两大部分。而且我们还认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宪法与宪政最基本的矛盾。因此，国家权力作为国家主权的具体表现，无论是在宪法内容中，还是在宪政实践中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我国宪法学界对公民权利问题还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对国家权力问题的研究则基本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并常常被国家机构问题所掩盖。因此，将国家权力作为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很有必要。由于国家机构是国家权力的物质承担者，因此，我们把国家机构与国家权力作为宪法学的第五对基本范畴。

（一）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是国家的重要属性，是统治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实现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从国家权力的构成来说，它主要包括层次不同的两部分：一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亦即主权；二是国家的一般权力。就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言，主权是对国家一般权力的概括和抽象，而国家的一般权力则是派生于主权的国家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它们在是否可分问题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但国家的一般权力则是可以分立的，比如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等。而且我们认为，对宪法来说，国家权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近现代国家的任何阶级如果不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也就是说不上升为国家的统治阶级，就绝不可能制定作为整体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宪法从属于国家主权，宪法是国家主权在法律上的最高表现形式。

其次，宪法的实际内容离不开国家权力。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不规定国家权力的宪法。无论是对国体、政体的确认，还是对国家机关职权的规定和划分，都直接涉及国家权力问题。而且，由于宪法内容的核心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因而宪法规范国家权力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权利。因此，可以说宪法是制权之法，宪法学是有关以法制权的科学。从各国宪法规定与宪政实践看，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定主要有二大特点：第一，宪法从总体上规定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以作为所有国家机构和组织运用权力的依据；第二，宪法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具有广泛性、完整性和全面性，它不仅要规范行政权，从而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而且还要规范立法权和司法权，以防止立法机关随意立法和司法机关徇私枉法。同时，各国宪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方式主要也有二种：一是通过赋予和保障公民以及社会组织的权利来以权利制约权力；二是通过规范国家制度、国家机构之间权力的合理分配、使用、运行以及监督来以权力制约权力。

最后，宪法的实施更离不开国家权力。宪法和其他法律一样，必须以国家权力作为它实施的后盾和保障。尽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实施主要依靠人民的自觉遵守，但同样离不开国家的强制力。正如列宁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⒂

（二）国家机构

国家机构亦称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为行使国家权力，实现国家职能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关的总和。由此可见，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第一，国家机构是国家权力的载体和体现。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是由国家机构这个载体体现出来的。因此，没有国家机构的国家权力是不存在的。同时，国家机构又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任何一个国家机关的组成和活动，实际上就是运用国家权力的结果。因此，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二，国家权力是国家机构的依据和保障。也就是说，国家机构来源于国家权力，依据于国家权力。如果离开了国家权力，国家机构便建立不起来，既使建立起来了，也无法进行活动。同时，国家机构在依法行使职权过程中，虽然宣传教育和说服工作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国家权力。

既然规范国家权力是宪法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国家权力与国家机构又存在如此密切的联系，那么，规定国家机构自然也是宪法最基本的内容。从世界各国的宪法发展史看，尽管在是否规定其它内容的问题上，不同的宪法之间会存在不同，但在规定国家机构的问题上却存在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在近现代国家，没有哪部宪法不规定国家机构。甚至于可以说，一国宪法规定的国体、政体等问题，都要具体地通过国家机构的设置、职权、活动的程序和方式等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①参见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法学评论》1995年第6期。

②参见周叶中：《宪法实施：宪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法学》1987年第5期。

③参见周叶中：《论宪法权威》，《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2期；《再论宪法权威》，载《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略论影响我国宪法权威的主要因素》，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1页。

⑥参见李龙：《宪法新论三则》，《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

⑦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48—150页。

⑧参见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150页。

⑨《选集》合订本，第673页。

⑩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110页。

⑾《选集》第5卷，第637—638页。

⑿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44—145页。

⒀参见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