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观念范文10篇

国家观念范文篇1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政治上，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官吏的横征暴敛，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反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发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P5）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

（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

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3]（P30）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的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并且保护各国在华人民之生命财产，[23]（P20）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妥协，但在外交方面，却表现了其主权观念的加强。例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几项说帖：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帖；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中国希望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之说帖。[24]（P5—27）对争回中国之主权提出正当要求。在山东问题上，对和会的决定提出抗议：“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中国代表认为，对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之解决办法，提出正式抗议，乃其职责也。”[25]（P319—321）并且，在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下，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声明：“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除，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25]（P352—353）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上拒绝签字，表现了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加强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成熟。

三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等的带领下，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让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1924年，在中苏协定中，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及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26]（P298）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主权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使外交家们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周旋，进行艰苦的谈判与争取，收回了大量国家利权。虽然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活动，并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渐高。

（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和接受，对统治者的独裁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国家政权四分五裂，统治者又大搞独裁，企图破坏共和。但由于近代国家观念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行动。“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几部国家根本法，在国体、人民权利等方面都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在共和政体下，使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虽然这些宪法条例在政局混乱的中国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是统治者掩盖其独裁行为的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却使统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翻共和、来满足自己为所欲为的愿望，只能通过召开国会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的权力，对其独裁专权有所限制。因此，可以说，中国民众近代国家观念的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政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使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说过：“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7]（P508－509）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正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逐渐孕育形成，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民主运动的进程。虽然，这种国家观念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国家的认识也有不正确的方面，但较之传统国家观念毕竟已有了很大进步，具有了近代化的色彩与本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孝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M］.香港：龙门书店，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3]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J］.《民报》，（3）.

[4]杨度.《中国新报》序［J］.《中国新报》，（1）.

[5]梁启超.今日救亡之法论［J］.《中外日报》，1907—09—01.

[6]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M］.《新民丛报》，（9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

[11]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1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

[13]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8.

[14]《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七日.

[15]阙名.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义务［J］.《湖北学生界》，（3）.

[16]余一.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3）.

[17]《民报》第21卷第8号.

[18]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法而不能［J］.《民报》第1号.

[19]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J］.《民报》第22号.

[20]无名氏.义和团有助于中国说［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

[21]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外交公报［A］.1919，（8），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5]王芸生.六十年的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1.

国家观念范文篇2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政治上，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官吏的横征暴敛，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反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发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P5）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

（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

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3]（P30）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的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并且保护各国在华人民之生命财产，[23]（P20）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妥协，但在外交方面，却表现了其主权观念的加强。例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几项说帖：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帖；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中国希望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之说帖。[24]（P5—27）对争回中国之主权提出正当要求。在山东问题上，对和会的决定提出抗议：“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中国代表认为，对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之解决办法，提出正式抗议，乃其职责也。”[25]（P319—321）并且，在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下，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声明：“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除，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25]（P352—353）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上拒绝签字，表现了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加强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成熟。

三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等的带领下，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让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1924年，在中苏协定中，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及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26]（P298）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主权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使外交家们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周旋，进行艰苦的谈判与争取，收回了大量国家利权。虽然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活动，并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渐高。

（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和接受，对统治者的独裁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国家政权四分五裂，统治者又大搞独裁，企图破坏共和。但由于近代国家观念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行动。“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几部国家根本法，在国体、人民权利等方面都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在共和政体下，使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虽然这些宪法条例在政局混乱的中国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是统治者掩盖其独裁行为的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却使统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翻共和、来满足自己为所欲为的愿望，只能通过召开国会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的权力，对其独裁专权有所限制。因此，可以说，中国民众近代国家观念的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政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使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说过：“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7]（P508－509）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正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逐渐孕育形成，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民主运动的进程。虽然，这种国家观念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国家的认识也有不正确的方面，但较之传统国家观念毕竟已有了很大进步，具有了近代化的色彩与本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孝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M］.香港：龙门书店，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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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启超.今日救亡之法论［J］.《中外日报》，190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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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

[11]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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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8.

[14]《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七日.

[15]阙名.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义务［J］.《湖北学生界》，（3）.

[16]余一.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3）.

[17]《民报》第21卷第8号.

[18]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法而不能［J］.《民报》第1号.

[19]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J］.《民报》第22号.

[20]无名氏.义和团有助于中国说［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

[21]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外交公报［A］.1919，（8），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5]王芸生.六十年的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1.

国家观念范文篇3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政治上，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官吏的横征暴敛，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反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发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P5）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

（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

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3]（P30）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的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并且保护各国在华人民之生命财产，[23]（P20）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妥协，但在外交方面，却表现了其主权观念的加强。例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几项说帖：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帖；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中国希望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之说帖。[24]（P5—27）对争回中国之主权提出正当要求。在山东问题上，对和会的决定提出抗议：“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中国代表认为，对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之解决办法，提出正式抗议，乃其职责也。”[25]（P319—321）并且，在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下，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声明：“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除，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25]（P352—353）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上拒绝签字，表现了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加强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成熟。

三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等的带领下，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让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1924年，在中苏协定中，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及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26]（P298）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主权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使外交家们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周旋，进行艰苦的谈判与争取，收回了大量国家利权。虽然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活动，并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渐高。

（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和接受，对统治者的独裁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国家政权四分五裂，统治者又大搞独裁，企图破坏共和。但由于近代国家观念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行动。“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几部国家根本法，在国体、人民权利等方面都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在共和政体下，使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虽然这些宪法条例在政局混乱的中国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是统治者掩盖其独裁行为的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却使统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翻共和、来满足自己为所欲为的愿望，只能通过召开国会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的权力，对其独裁专权有所限制。因此，可以说，中国民众近代国家观念的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政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使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说过：“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7]（P508－509）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正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逐渐孕育形成，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民主运动的进程。虽然，这种国家观念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国家的认识也有不正确的方面，但较之传统国家观念毕竟已有了很大进步，具有了近代化的色彩与本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孝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M］.香港：龙门书店，196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3]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J］.《民报》，（3）.

[4]杨度.《中国新报》序［J］.《中国新报》，（1）.

[5]梁启超.今日救亡之法论［J］.《中外日报》，1907—09—01.

[6]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M］.《新民丛报》，（9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

[11]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1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

[13]马士.中华帝国外交关系史：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58.

[14]《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七日.

[15]阙名.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义务［J］.《湖北学生界》，（3）.

[16]余一.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3）.

[17]《民报》第21卷第8号.

[18]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法而不能［J］.《民报》第1号.

[19]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J］.《民报》第22号.

[20]无名氏.义和团有助于中国说［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

[21]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外交公报［A］.1919，（8），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5]王芸生.六十年的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1.

国家观念范文篇4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重重，矛盾纷起。政治上，统治机构的腐朽堕落，官吏的横征暴敛，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民生活困苦，甚至无立锥之地，被迫奋起反抗。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云南、四川、台湾、两广、山西、湖南等地起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而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更将农民起义推向高峰，引起清政府与广大士绅阶层的极大恐慌。经济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格局，因帝国主义的入侵而逐渐解体。一部分拥有财富的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双重盘剥，使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与发展，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们“于万死中求一生，惟希望有善良之政府，实行保护产业之政策，庶几有所怙恃而获即安。”[1]（P5）要求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国家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西欧及日美各国在19世纪以后，逐渐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工业革命的发生，使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他们野心勃勃地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地广人多而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成为其追逐的目标。先进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帝国主义一步步地陷中国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富国强民”，不受列强欺侮，就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考虑与探索的问题。

内忧外患使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国的迫切性。他们介绍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中国，强烈揭露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人中引起很大反响。如严复翻译大量外国政治书籍，对封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他介绍的学说“自有左右舆论之势力”[3]；梁启超、杨度等人创办刊物，揭露清政府“对于内惟知窃财，对于外惟知赠礼，人民之生命财产，非其所问”的真实面目[4]，认为“苟欲救之，舍立宪外，既无他策”[5]；而孙中山更为大胆地提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效法美国总统选举，废除专制。”[6]（P226）在他们的大力宣传下，“自由民权之说，膨胀于国民之脑中，莫不愤慨于国权之衰弱，而切齿于政府之腐败者。”[7]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转变，对于国家的认识较以往亦有所不同。旧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近代化国家观念则在孕育和形成中。

二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及近代新国家观念的萌芽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毁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的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8]（P194）中国在“家天下”的封建时代，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存在，对立阶级在冲突、缓和中相持了几千年。汉唐盛世的繁荣业绩，使庞大的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灿烂夺目、独领风骚。这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当时人们的国家观念；中国是天朝大国，其他国家均是其藩属；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不需再与他国贸易。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知之甚少，盲目自大。到了清朝，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没路，特别是中晚期，千疮百孔，积弱积贫，但传统的国家观念并未改变。面对西方的冲击，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企图过“小国寡民”的休闲生活。但世界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它继续照旧路走下去了。

“与外界完全隔绝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9]（P247）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辰国。但清政府并未就此而觉醒，仍然自高自大，竟将向外屈服称为“羁縻”、“安抚”。1861年，为办理对外交涉而设立的总理衙门，其基本方针为：“办理外交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周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10]（P55）作为一个近代主权国家理应有的全国性外交机构，总理衙门的作用却只限于此而已，清政府也仍不具有主权观念。外国为了把清政府“牢靠地和西方缚在一起”，使之“欲退不能”，[11]（P222—223）敦使中国遣使出国。清政府认为“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于为难，用国外人为使，则概不为难。”[12]（P27）1868年，任美国人蒲安臣为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聘英国翻译官柏卓安（J·M·Brown）为“左协理”，法藉税务司德善（E·de·champs）为“右协理”，组成一个三十人的大杂烩使团。蒲安臣在访问期间，违反国际惯例，于1868年7月28日“擅自单独”[13]（P214）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H·Seward）缔结“由西华德拟定的”[11]（P227）《中美续增条约》，取得在中国招华工及设立学堂的特权。而清政府竟然承认和批准了此条约，这是人类外交史上的旷古奇闻，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毕竟还有一批有识之士，他们受外敌入侵的刺激，开始面向世界，著书立说，将整个世界展现于人们面前，使中国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有了新的、较为正确的看法与认识，推动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酝酿与萌芽。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当时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文化教育制度、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等，其中有17卷着重介绍欧洲各国，分析英国强大的原因，并且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介绍了有关地球的基本知识和亚洲、非洲、南北美洲各国概况，对欧美国家着墨更多，其中还涉及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这些书从不同角度描绘世界大势及各国状况，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人唯我独尊的传统国家观念被打破，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是一批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各自提出了救亡图存，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观点和方案。

（二）近代各种国家观念及其主流的产生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从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汇合成反帝爱国运动的巨流。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更具有先进性，在这一爱国潮流中勇居前列，做出了瞩目成绩。

民族资产阶级是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但外国资本的排挤及清政府的压制使他们步履维艰。上海商务总会说：新式工商业者阅“数十年之经历，可为艰苦备尝矣。其中颠顿狼狈，时起时仆，佹得佹失。通盘计算，幸胜之日少而败绩之日多”[14]。再加之“我民族今日权利尽失，疲靡忝茧，‘支那人’三字为地球上可嫌可恶之名词”[15]。为了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活跃于政治舞台，呼喊奔走，希望能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由于出身、地位不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分为上层与中下层，而他们的国家观念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各有千秋。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多与清政府联系紧密，拥有雄厚的资本，因此，更具有保守性。他们主张以上书、请愿、宣传等方式，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基础上，通过改造清政府，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同时发展实业与教育，培养民智、民德、民力，使群众逐渐具备“国民资格”，过渡到民主立宪，建立民主国家。这一派以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为代表，借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之机，在国内掀起长达六年的立宪运动，动员起广泛的民众力量给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现自己关于建立新式国家的主张。但他们的失败，却证明了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实行的非现实性。

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更深，其改变现状的要求也更迫切和强烈。他们主张革命排满，推翻清王朝，消灭君主制，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革命派内部，由于阶层、集团不同，对清政府的压迫感受不同，对各族人民了解程度不同，在“反满”问题上产生分歧。有一小部分人受汉族正统观念及西方单一民族国家影响，认为“一国之内不容有二族”[16]，宣扬大汉族主义。如章炳麟在《排满评议》中说：“举一纲而众目张，惟排满为其先务。”“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17]认为：“吾汉族，非排满则其政治能力亦固无伸张也耶。”[18]他们混淆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界限，误解了“反满”的真正内涵。实质上，“反满”是为了救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百倍于满洲。”但为了“无使清人，百人协以谋我”，[19]就应该摧毁帝国主义可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为所欲为”[20]（P61）的工具——清政府。

孙中山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在同盟会纲领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观点。他的观点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思想，并且经过与立宪派及革命内部非主流思想的论争，逐渐被国内广大民众所接受。他说：“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恨满洲人，只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6]（P325）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为反满——独立——平等，即反对满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之清朝，建立一个不受外国控制的主权国家。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际上与各国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正如他在同盟会宣言中所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1]（P68—70）

孙中山的这种国家观念，根源于他对于国家的认识。他认为：“国家是基于自然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天然进化而成的民族（或单一的或结合的），通过武力所造成的团体。”[22]（P590）“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的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22]（P498）“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建立了三民主义国家，就达到了“人类进化之极则。”[22]（P498）

（三）近代国家观念的基本确立

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事实，证明了其国家观念的可行性与正确性，从而使国内人民深信共和，拥护共和。即使与革命派有分歧的立宪派也尽弃前嫌，加入共和国的行列。而某些封建主义分子复辟帝制的幻想，也在共和国的海洋里化为泡影。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人们心中，中华民国将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立于世界，不再遭受侵略与压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23]（P30）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持和平主义与我友邦益增睦谊，将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不同。”[23]（P17）中国在国际上要求与他国地位平等，独立自主，享有主权，在国内要求各民族和睦相处，享受同等权利与自由的近代国家观念基本形成。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局限性，仍然承认革命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及所借之外债，让与各国之种种权利，并且保护各国在华人民之生命财产，[23]（P20）对帝国主义有一定妥协，但在外交方面，却表现了其主权观念的加强。例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几项说帖：要求胶澳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德国所有他项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直接归还的说帖；要求废止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换文事之说帖；中国希望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租界、关税自由权之说帖。[24]（P5—27）对争回中国之主权提出正当要求。在山东问题上，对和会的决定提出抗议：“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中国代表认为，对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之解决办法，提出正式抗议，乃其职责也。”[25]（P319—321）并且，在国内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冲击下，代表团最终拒签和约，声明：“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除，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25]（P352—353）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上拒绝签字，表现了中国人主权观念的加强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成熟。

三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自主，通过外交途径争回大量因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国家主权。北京政府时期，外交部在一些世界性外交家顾维钧、颜惠庆等的带领下，为国家的利益顽强地推行收复权利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如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迫使日本同意撤出山东、英国归还威海卫，九个强国宣布将尊重中国主权，让关税提高至5％，还订立了关税最终自主和废除治外法权的条款。1924年，在中苏协定中，使俄国放弃治外法权及在天津、汉口的租界和庚子赔款。南京政府在1928年又宣布拥有关税自主权。[26]（P298）强烈的民族感和国家主权观念的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使外交家们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周旋，进行艰苦的谈判与争取，收回了大量国家利权。虽然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活动，并未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状况，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损失，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地位渐高。

（二）自由、民主、平等观念在中国民众中的普及和接受，对统治者的独裁行为有一定抑制作用。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混战割据，国家政权四分五裂，统治者又大搞独裁，企图破坏共和。但由于近代国家观念已形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民众之中，使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公开行动。“在1916—1928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政府在1912年临时约法的基础上进行工作。”[26]（P293）其先后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9年8月12日）、《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25年12月11日）等几部国家根本法，在国体、人民权利等方面都继承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规定在共和政体下，使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虽然这些宪法条例在政局混乱的中国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只是统治者掩盖其独裁行为的一面遮羞布，但其存在，却使统治者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翻共和、来满足自己为所欲为的愿望，只能通过召开国会以使其要求合法化。而共和制下总统、总理、议会之间的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总统的权力，对其独裁专权有所限制。因此，可以说，中国民众近代国家观念的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政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近代，由于内忧外患，使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在惨痛的事实面前猛醒，民族意识高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要求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列宁说过：“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7]（P508－509）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也正是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逐渐孕育形成，并且反过来又促进了民族民主运动的进程。虽然，这种国家观念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对于国家的认识也有不正确的方面，但较之传统国家观念毕竟已有了很大进步，具有了近代化的色彩与本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表现了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发展与转变，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孝若.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M］.香港：龙门书店，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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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M］.《新民丛报》，（9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

[11]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51卷［M］.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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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七日.

[15]阙名.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义务［J］.《湖北学生界》，（3）.

[16]余一.民族主义论［J］.《浙江潮》，（3）.

[17]《民报》第21卷第8号.

[18]蛰伸.论满洲虽欲立宪法而不能［J］.《民报》第1号.

[19]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J］.《民报》第22号.

[20]无名氏.义和团有助于中国说［A］.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0.

[21]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3]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卷［C］.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4]外交公报［A］.1919，（8），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料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25]王芸生.六十年的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1.

国家观念范文篇5

一、国家的涵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世界形势的影响，国家学说在中国并不十分发达。唐君毅说，由于儒家思想总是以和天下为最高目标，于是中国现代人也动辄想到全世界、全人类，而慕向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又因为西方的国家主义，恒化为侵略的帝国主义，所产生之反感，所以中国现代人形成了重民族而轻国家的观念习气。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国家为武力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影响很大。

与孙中山有所不同，蔡元培对国家思想很早就有较为密切的注意。1903年他编了《文变》一书，就收录了梁启超等人讨论国家思想的文章。在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思想的派别和变化趋向之后，他试图融合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观念和公民道德体系，以促进统一的国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新国家的建设。

1900年蔡元培在《上皇帝书》中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也，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1）卢梭民约论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甚大。蔡元培在这里也以民约论的观点，主张主权在民。到1907年留德前后，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国修身教科书》，进一步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念，极力提倡国家伦理，把国家建筑在道德基础之上。

在蔡元培看来，国家也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群性的结果。由夫妇到家庭，到宗族、邻里，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他说，“凡趋向相同利害与共之人，集而为群，苟其于国家无直接之关系，于法律无一定之限制者，皆谓之社会”，“然人类恒因土地相近种族相近者，建为特别之团体，有统一制裁之权，谓之国家，所以弥各种社会之缺憾，而使之互保其福利者也。”（2）所以国家在社会之上，是对社会的有益补充，并对社会有“统一制裁”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其“独立之主权”·因而蔡元培说，“国也者，非徒有土地有人民之谓，谓以独立全能之主权，而统治其居于同一土地之人民者也。”（3）国家的产生正是于行使权力的需要，权力是国家的基础，因而“国家之所以成立者，权力也。“（4）由国家的公权取代各人的自卫权，使人人不必自危，也不得自肆，公平正直，各得其所；离开了国家，权利漫无限制，则无谓的争阋，将日增一日。所以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各人的生命与权利，“欲安全其国家者，不可不巩固其国家之权力，而慎勿毁损之，此即人民对于国家之本务也。”（5）

蔡元培把国家看作一个道德有机体，认为家族、民族、社会、国家等都是意志团体。他说，“以道德言之，一国犹一人也，惟大小不同耳。国有主权，犹人之有心性。其有法律，犹人之有意志也。”（6）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个人不仅要广泛地承认国家的意志，也应承认国家立法的道德价值。他说，法律者，维持国家之大纲，吾人必由此而始能保有其权利者也。”（7）他认为，法律不仅可以使个人的平等权利在共同体中得以保障，使人人服从正义，而且可以维持一国的独立，保全一国的福利。

虽然蔡元培也提出要复兴民族，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取代国家主义，更不主张极端的汉族种族主义。1903年因不甚赞同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杀尽胡人”的见解，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所以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因而“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8）这种观点在“当时注意者甚少。及辛亥革命，则为舆论矣”（9）。1912年5月蔡元培参与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该会认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所以应“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即和满蒙回藏汉五族豪杰之才识能成为一大政党”，最后达到消弭五族之名，完全同化。（10）复兴民族是为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固然可贵，而国家则是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国家意识比民族意识更能促进国民的团结，保持社会的和谐。他说，爱国心是与国家相伴而产生的，“人民爱国心之消长，为国运之消长所关。”“彼其国土同、民族同、言语同、习惯同、风俗同，非不足以使人民有休戚相关之感情，而且政府同、法律同、文献传说同，亦非不足以使人民有协同从事之兴会，然苟非有爱国心以为中坚，则其民可与共安乐，而不可与共患难。事变猝起，不能保其之死而靡他也。”因而爱国心“实为一国之命脉”，“为组织国家重要之原质，足以挽将摔之国运，而使之兴隆，实国民最大之义务，而不可不三致意者焉。（11）”

蔡元培也有一种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情怀，但这只限于理想的层次上，或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在他看来，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几乎是同意语。他说，国家主义与人道主义初似不相容，但现在是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过渡时期，“人与人之道德，有主张绝对利他，而今之国际道德，止于自他两利，故吾人不能不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12）在完全过渡到世界主义前，国家有不可侵犯的权力，各国应相互尊重，而不要相互侵犯。当一国之权力为他国所侵时，国家有自卫之权。世界主义的实现有待于人类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认为人类道德的进步可以消弭国际争端，最终建立理想的世界。（13）“国家者，积人而成，使人人实践道德，而无或悖焉，则国家亦必无非礼悖德之举可知也。方今国际道德，虽较进于往昔，而野蛮之遗风，时或不免，是亦由人类道德之未尽善，而不可更求进步者也。”这种人道主义的立场是蔡元培始终坚持的。1932年参与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援助政治犯，也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他说，“既同是人，就有一种共同应受保障的普遍人权”。在保障普遍人权方面，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无党派的成见”，“无国家的界限”，“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14）

总之，蔡元培认为国家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个人与国家

蔡元培认为，“世界所谓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利益为鹄的。”（15）这正是英国功利主义论理学家边沁所力倡的。边沁据此力住个人的自由，而蔡元培则提倡“舍己为群”。他认为权利“由义务而演出”，（16）“权利轻而义务重”，“义务为主，而权利为从”，“切人类实为义务而生存”（17）。个人的生命、财产、名誉的保全，无一非国家之赐，“故国家之急难，视一人之急难，不啻倍蓰而已。于是时也，吾即舍吾之生命财产，及其一切以殉之，苟利国家，非所惜也，是国民之义务也。”（18）所以，国家居于构成国家的个人和社会之上，个人要承认国家的意志，遵守国家的法律，“吾人对于国家之本务，以遵法律为第一义。”即使是弊法，在未改革前，也应当遵守，并应尊敬据法治事的官吏和官吏之长——国家元首，恪守纳税、服兵役等义务。

蔡元培还指出，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国家而独立存在，个人幸福必须与家族、社会、国家相侍而成立。也就是说个人只有把自己的成就并入更大的整体生活中，才能发现真正的自我。而且，我们应当首先尽我们对家族、社会、国家的义务，而这种义务，蔡元培解释说：“为社会之一人，则以信义为本务，为国家之一民，则以爱国为本务。能恪守种种之本务，而无或畔焉，是为全德。”（20）个人的幸福在伦理上与国家的幸福是一致的，“道德之效在本诸社会国家之兴隆，以增进各人之幸福。”（21）

另一方面，国家也不能脱离个人而存在。“国与天地，必有与立，恃乎其人有自立之性，不可夺之志。”（22）国民精神是国家的元气，要复兴民族、复兴国家，首先要振奋国民精神，激发国民志气。他早年办爱国学社，即重视精神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23国民的道德水平对国家的兴衰也至关重要。他批评中国传统儒家伦理详于私德而缺少国家伦理的不足，提倡公民道德。他认为，中国道德与英国的功利论、强权论不能相容，“惟法人尊自由，尚平等，常为人道主义而奋斗，与我国同也。”（24）因而他主张公民道德应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亲爱为纲领，并认为自由、平等、亲爱与中国传统伦理的义、恕、仁意义相近。“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25）

国家的组织形式与国民的道德状况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认为，共和国家的国民当具有“共和国民主人格”，具有“共和思想之要素”。所以1912年他在北上迎袁世凯南下途中，与唐绍仪等发起“社会改良会”。提出：“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自，意志自由，而无所谓侥谄，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者也。”（26）

蔡元培的政治思想，受法、德两国思想，尤其是德国思想影响较大。他认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27）康德在欧洲思想界的发展中处于领导地位，“他的哲学和中国哲学有着共同之处”。（28）康德、黑格尔的国家学说都是从卢梭关于道德自由是人的特殊而显著的品质这一观点出发，围绕国家与这一自由的关系来考虑国家这个问题的。然而，对康德来说，自由具有一种消极的、有限的和主观的意义，因而他对国家的态度有些勉强，并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康德把自由解释为要求自愿承担紧急任务的权利，总是以自身作为目的的。他把国家看成一个天然的契约体，从不宣扬国家对个人的控制。在伦理上，康德虽然承认道德的本体性，但并不否认人的感性认识的真实性。与康德相比，蔡元培同样把自己的思想建筑在道德基础之上，但缺乏对个人自由和具体行为的充分肯定，试图通过建立理想的人格来创造理想的国家，并最终创造理想的世界。黑恪尔认为，自由存在于使外在的我适应于思维的我的成熟程序这种意志之中，因而自由是积极的、客观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在一系列的外在表现中显示自己，首先是法律，其次是内在道德规则，最后是维护民族国家的正义性的一整套机构和势力，即社会道德。国家只能按社会道德加以构想，它与社会道德都是自由意志、谋求以积极而客观的形式表现自己的产物。黑格尔对民族国家的过分推崇，使他肯定君主政体，并认为国家不受任何道德约束，可以宣告个人的独立性无效。他热衷国家的完整的主权，不承认国际道德。蔡元培也同样将民族国家推崇到一种精神的高度，认为民族国家是人心所向，但他并不否认个人自由，也不否认国际道德。在道德上，个人服从于国家，但国家也应受道德的约束。他反对倡导极端的个人主义而置国家主义于不顾，也反对倡导极端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在个人自由上，他十分欣赏斯宾塞的人人“各得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的观点。（29）并认为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他认为，“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以有利于”国，而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为标准。（30）他在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谋求调和，使之不互相冲突。所以他十分赞扬“中和性”，他的思想也是具有“中和性”的。在这点上，他的思想与英国思想家格林有点相似。格林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社会，居于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之上，个人的意志必须广泛地承认国家的意志，而国家幸福的惟一标准又是人的价值。1922年5月蔡元培与胡适等人倡导“好政府”主义，即主张应“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31）

复兴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使蔡元培强调国家的作用，将国家置于个人和社会之上，有权干涉社会生洁的各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看到个人沦为国家权力的奴隶，因而在两者之间谋求调和。这种调和的态度决定了他思想和实践的大致方向，一方面毕生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另－方面又常常为维护人权而奔走。三、理想国家的形态

蔡元培在阐述他的国家观念时，是同他的国家理想紧密相联的。他的理想国家的形态，也是他国家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4年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新年梦》一文。他后来回忆说，“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己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因而发表这篇小说“以见意”。（32）在这里，蔡元培吸收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大同理想，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他说，中国人只顾自己家的便宜，而没有国家观念，因而是有家而无国的。现在应抓紧时间切切实实地造起一个国来。创造国家时可以把老法子统统去掉，另订一套“新法”。具体办法是首先进行国内土地和人口等方面的调查，然后区划建筑各种交通、生产和公共设施。每人7岁以前受扶养，7岁到24岁受教育，24岁到48岁做职业，职业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种，48岁以后是休养的时候。每人一日内做工8小时，饮食谈话游戏8小时，睡眠8小时。一个人出多少力，就受多少享用，不出力的，就没有享用。

这种“新法”经各地选举的议员通过后，经过宣传和模范村的示范作用，大家都赞成了。对个别不听开导硬要设法阻挠的，就由地方议会断定其有罪，送个状子到裁判所去，一经判决，即用电击死。统计从北到南，曾受死刑的也不过一、二百人。这样“不到一年竟做到全国一心”，一切事情都水到渠成，如心如意地进行下去。其他国家反对新法，派兵来攻，但其海陆军都被中国打败了，消除了势力范围，收回了租界。各国只好同中国讲和，于是设立一“万国公法裁判所”，编练世界军，“国中除警察兵外，不得别设军备”，于是各国能和平相处。这时中国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讲共和，讲平等，风俗道德上再也没有什么姓名，都是号数编的；没有君臣、父子的名目，而办事很有条理，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人医；也没有了夫妇的名目，两人合意了，光明正大的在公园里订定，应着时候到配偶室去。初还订了强奸的律，懒惰的罚，后来竟没有人犯了，于是把这些也去掉，裁判所也撤了。国内的语言统一了，又造一种新文字，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宣传中国“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那一国的人都喜欢看”。这样，“不到六十，竟把这个新法传遍五洲了。大家商量开一个大会，取消国界，废除万国公法裁判所和世界军，‘立一个胜自然会’，专向自然作斗争。这样，就到新世界了。（33）”

这种对理想国家和理想世界的追求是蔡元培一贯坚持的。他在留学德国时，对历史学家兰普来西将人类历史分为五个阶段的思想印象深刻。兰普来西认为人类已经过符号时代、雏型时代、沿习时代进入个性时代，下一个时代是主观时代。按照蔡元培的理解，“主观时代，为我见的扩大。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我，菲希德‘我与非我’的哲学的我，并非为小己的竞争生存着想，而以全体人类为一大我。”“‘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社会主义者理想的世界，将要待人类文化更进时始能实现的。”（34）

1920年他在介绍国外勤工俭学会和国内工读互助团时说，“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35）他赞扬王光祈等人倡导主办的工读互助团是人类的“大希望”希望将来全国，以至全世界做成一个互助的团体。（36）他还说，他所理解的新生活，就是人人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做工，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37）直到1930年4月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南京立法院招待会员餐叙，胡汉民提出关于姓氏、结婚和家庭的三个问题要求会员发表意见时，蔡元培仍主张，姓氏是不要的好，可以设法用别的符号来代替。“在理想的新村里，以不结婚为好。在这新村里，有很好的组织哩面有一人独宿的房间，也有两人同睡的房间，跳舞场、娱乐室，种种设备，应有尽有。当两人要同房居住的时候，须先经医生检查过。并且要有很正确的登记，如某日、某时、某某同房住。将来生出子女，便可以有记号了。”家庭也是“不要的好；不得已而思其次，小家庭比大家庭好。”（38）1936年2月他说，“假我数年”，将编几本书，其中就有“乌托邦”一书。（39）章太炎曾说蔡元培是个无政府主义者。（40）他早年在爱国女学讲俄国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于19世纪在俄国兴起，反对一切政治、宗教，主张个人有绝对的自由，社会应彻底的平等。蔡元培的朋友中如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都曾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废政府、废宗教、废家庭。蔡元培也曾以无政府主义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相提并论，并以此为将来理想的世界。（41）但蔡元培对无政府主义又是有所保留的，他并不是为个人利益而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而是要个人脱离婚姻、家庭的羁绊，组成更高层次的，更加紧密的道德共同体。他说，“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畸之说，言教育者其慎之。”（42）所以他从未明确提出反对一切政府和政治，反而对国家有相当的信任。

无政府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蔡元培认为社会主义运动“为人类普遍的要求”。（43）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政策建立平等、幸福的社会。所以他说“我们中国本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学说”，“中国又本有一种社会政策”（44）。在他的理想中，他希望人们结成一个共同体，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以互助代替互竞，过着自治、平等、工学结合的幸福生活，没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别。再由这些共同体组成国家，进而组成全世界的大共同体。所以他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十分推崇。他说，“自昔论生物进化者，分持争存及互助二义，而今则以后义为优胜。盖互助之义，非特符合于历史之事实，尤惬当于吾人之心理也。”（45）

在蔡元培看来，理想国家和理想世界都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实现理想的过程，虽然离不了强制力量，但最终要靠人类知识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他后来在《口述传略》中谈到《新年梦》一文时说，这种废财产、废婚姻的社会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因而他曾说，“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46）从现代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一定是渐进的，必先做一番预备工夫，使大多数人民的知识、道德、习惯和组织，都合于一种更高的社会经济的生活。”（47）蔡元培同意克卡朴在《社会主义史》中提出的这一观点。在这点上，他与康德的思想也十分相近。蔡元培认为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相似之处是皆将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置于伦理范畴的原则基础之上。在康德二百周年纪念会上，他说，“只有在扩大知识和提高道德价值的基础上，世界才能够向前发展。在一个错综复杂、令人迷惘的世界里，特别需要具有这样一种精神。它能使最完美的知识和至高的道德的时代潮流融合在－起，并使崇高的永恒真理的理想得以发扬。”（48）正因如此，他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达此目的的最好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求效过速，……绝不适宜于中国也。”（49）对国家的推崇使他不能赞成把国民划分成对立的两极而互相斗争，不愿看到因国民的分裂而影响国家的存在。

除理想的层面外，在现实中，蔡元培反对任何特权，提倡民权，他在清末就坚决主张，“盖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50）辛亥革命后，他极力主张维护共和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认为总统在德，不必有才，总统无权，可以息争，“而当时普通心理，乃不以为然。言统－，言集权，言强有力政府。于是为野心家所利用，而演出总统制，又由总统制而演出帝制。”（51）

在迎袁世凯南下时，他认为，“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所以“总统就职于政府，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而且，他认为，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联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52）一方面，要巩固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国家权力沦为政客私人的权力，因而政府和执政者都必须在法理范围之内活动。而且，“至于国家，乃一政治的团体，以政治为其界限。”（53）因而国家不能干涉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人们享有宗教信仰等自由，并保障人们有思想言论等基本权利。政治家的道德水平也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入民国以后的政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家的道德问题。“近年政治家的纠纷，全由于政客的不道德。”在他看来，“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54）所以他一生十分重视教育。也正因为这样，他对“好政府”主义有相当的赞同，希望“好人”来加入政治以取代旧官僚，同危害国家的恶势力奋斗，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府”。（55）“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运动是血肉相连的，企图将和平统一、宪政法治的精神注入现成的政治机构里，主张把政治改良的责任交给少数的好人自上而下的去执行，主张由少数开明的宪政学者制宪，以各省联席会议实行宪政。直到1926年2月，蔡元培在同《国闻周报》记者谈话中还说，“至于政治问题，余殊赞成联省自治之论。”只要各省能知自治，打击军阀之势焰，召集代表人民和代表地方的两议会，“以决其（中央政局）为委员制，为责任内阁制，均无不可”（56）。

另外，蔡元培认为，国民也当有自治的能力。他认为，统治与被统治两个阶级的对立“便含有敌对的意思。虽是治者方面谋被治者的利益，愿意协助，但因有阶级隔在那里，好事往往也会变成坏事了”（57）。他还说，“自给就是民享，也就是民生主义；自管就是民治，也就是民权主义；自卫就是民有，也就是民族主义。”（58）“民有、民治、民享，是共和国的真相，而以民治为骨干。”“因为人民若不能自治其国，则政府即有‘日蹙百里’的现象，人民亦无如何，何所谓民有？又使政府凭‘联即国家’的蛮力，苛征暴敛，使人民有救死不瞻之苦，而无乐其乐、利其利之感，何所谓民享？”（59）

蔡元培在道德的基础上构想了他的理想政治形态，而在现实中，他又是以民治、宪政和法治的原则来阐述他的政治思想的。

如何建立强大的国家和强有力的政府，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推动国家的发展与国民的福利，同时又能保证公民的自由权利不受伤害，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需要解决的困境之一。蔡元培综合中西政治和伦理思想，在这方面提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在伦理的基础之上将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统－起来。急切的救国建国意识使他强调国家的作用，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另一方面又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要求保障普遍基本人权，反对专制和帝国主义，从而形成一个复杂而又较为完整的国家观念体系。

注：

（1）（2）（3）（4）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卷第263页，第2卷第114一115页，第2卷第132页，第2卷第134页。

（5）（6）（7）（8）《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4页，第2卷第139页，第2卷第

134页，第1卷第415-416页。

（9）（32）（46）高平叔编撰《蔡元培年谱长编》（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第277页，第278页。

（10）（11）（12）（13）《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50－53页，第2卷第138一139页，第3卷第50页，第2卷第140页。

（14）（15）（16）（17）（18）《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366页，第2卷第11页，第2卷第219页，第3卷第742一743页，第2卷第89页。

（19）（20）（21）（22）《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4－137页，第2卷第99页，第2卷第99页，第1卷第332页。

（23）（24）（25）（26）《蔡元培全集》，第l卷第406页，第3卷第283页，第2卷第11页，第2卷第20页。

（27）（28）（29）（30）（31）（33）《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422页，第5卷第270页，第1卷第238页，第3卷第531页，第4卷第625页，第1卷第422－435页。

（3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7卷第299－300页。（25）（26）（27）（28）（29）《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页，第4卷第12页，第4卷第214页，第6卷第485页，第8卷第270。

（40）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棠棣出版社，1950年，第167页。

（41）（42）（43）（44）（45）《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9页，第3卷第548页，第7卷第648页，第四卷第166页，第2卷第366页。

（47）（48）（49）《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169页，第5卷第270-271页，第5卷第386页。

（50）（51）（52）《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416页，第2卷第464页，第2卷第31—32页。

国家观念范文篇6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国家观念范文篇7

在法治系统工程中，我们所要首先考虑的是提高法治观念，所谓法治观念就是指以人们的法律观、法治观和法感情为基础的一系列法律观念，它是人们在参与有关法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自身认识发展的内化与积淀，是主体将自己的经验和片断的法律知识加以组合的结果。因此法治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制约司法执法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下本文就司法队伍如何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作粗浅的探讨。

一、增强法治观念的重要意义

（一）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依法治国的根本条件

古语云：“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这句话说明了法令的重要，也即说明了没有较强的法治观念就不能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法治之目的是以人为本的，因此法治观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观念。

1.法律至上观念。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它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是法治社会的主要特征，实现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至上的核心，是宪法至上，宪法的精髓在于控制权力以保障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至上性又一重要内涵，法律不仅在老百姓之上，也在所有官员之上，在国家最高权力者之上。“国家机关对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都不能去做”，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项重要行为准则。执政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国在立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实际上，法律还未能真正成为权力产生、运行的源泉、依据和界限，法与权的较量，往往是以权代法。由此可见，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树立法律权威的历程，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依照法律办事，法律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行为规范，尤其是执法人员，要确立和坚定法律信仰，增强法律至上观念，严格公正执法，自觉接受法律制度的约束，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人权保障观念。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人权权利范围的大小与保护程度好坏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国家的进步过程，也是人权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国家由非法治国家向法治国家的转换，也是人权内容与保护的一次飞跃。人权保障状况的良好与否是区别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显著标志。法治国家与非法治国家的区别，不是法治国家中没有侵犯人权的事件发生，而仅是在于：法治国家侵犯人权的事件相对较少；侵犯人权的事件一旦发生，即能获得依法处理——侵权者会受到应有制裁，受害者能获得应有保护。人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也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公安人员所享有的一切权力源于人民授权。增强人权保障观念，要求公安人员真正树立人民权力至上，人民意志与利益高于一切，人权与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以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为一切公安工作的出发点和行为准则。

3.依法司法观念。依法司法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司法权是国家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对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途径。由于司法权力具有与其它权力不同的独特性质，因此，在强调制约权力的同时，有必要对依法司法予以特别的重视。司法工作内容最为丰富，涉及的社会范围最为广泛，与社会民众的联系最为密切，司法能否依法进行，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法治。制约权力是从权力之外考查权力行使而提出的要求，侧重于对权力的外在约束；依法司法是着眼于行政权力本身而对行政权力所提出的内在要求。行政的内容、形式、程序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进行。依照法治原则，凡是在法律上没有根据的行政行为就是违法行政，就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因此，司法机关应从根本上转变已不适应司法执法要求的传统观念、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增强法治观念，以法律为准绳，学会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国家司法事务，行使司法职能，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依法治国、依法司法上来。

（二）增强法治观念是贯彻“三个代表”的具体实践

同志曾经说过：“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所以，“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同时展望新世纪的宏伟目标，我们党要永葆生机活力，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战斗力和创造性的行动指南。司法机关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进一步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每一项工作，都同“三个代表”的要求密切相关。通过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就能有力地推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增强法治观念，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抵制腐朽思想文化，不断铲除其藉以滋生的土壤，就能有效地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通过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就能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整顿色情娱乐场所及打击邪教组织都是崇扬科学传播先进文化的有力保障。当前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我们只有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三个代表”，才能打好“严打”整治斗争这一仗，才能真正打出声势、打出实效，使违法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确保中央提出的两年内社会治安状况有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顺利实现。

二、司法队伍法治观念不强的主要表现

目前，人民群众在充分肯定司法机关为打击各种犯罪及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的巨大奉献牺牲的同时，对司法队伍意见最大、最集中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执法问题，深究其原因主要是法治观念不强造成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法律至上观念不强，执法犯法

作为执法者，应该懂得甚至熟悉法律也应该知道违法犯罪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后果。但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至上观念不强、防腐拒变意志力不够坚定导致极少数民警执法犯法。近些年来我们队伍中相继发生了司法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事情，有贪污受贿、有挪用公款、有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有参与绑架……

（二）人权保障观念不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少数司法工作人员法律意识、证据意识淡薄，以管人者自居，根本不把执法对象的权利放在眼里，随心所欲。耍特权、抖威风，在审讯时，辱骂、体罚违法犯罪嫌疑人，甚至搞刑讯逼供，违反规定，滥用枪支警械。

（三）违反法定程序，随意执法。

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办事不注重按法定程序办，重实体法、轻程序法，认为只要执法行为实际效果合法，违反法定程序无关紧要。有的司法工作人员对法律法规一知半解，对法律条款不能正确把握，于是不按规定向当事人公开办事程序，对法定程序随意理解，还在程序上刁难当事人，自己喜欢怎办就怎办，各行其是。

（四）群众观念不强，不认真依法履行职责

有的司法工作人员未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和深刻体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质，仍然在执法活动中存在推诿、拖延、弄权渎职的行为。

三、增强法治观念的主要措施

（一）建立科学、完善的司法法规体系

司法立法工作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保障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进程。

（二）强化法律知识学习，加强道德教育

1.强化法律知识学习。法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我们要有做到老学到老的思想，若不学法，不懂法，就容易造成执法滞后于立法，更谈不上依法行政了。因此司法机关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针对性地组织司法工作人员进行多种形式的法律学习和培训。在各种业务培训中，都应当有法律课程，保证民警的法律素质与其承担的执法任务相适应。要针对不同部门和执法岗位的实际需要，实行司法工作人员执法资格考试制度。要进一步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增强服务意识、诉讼意识、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监督意识和人权意识，养成自觉守法、严格依法办事的习惯。例如针对部分民警办案过程中“重实体、轻程序”和搜集证据上存在的问题，学习如何收集有效证据的知识，熟悉法律程序。

2.加强道德教育。古人云：“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也是靠人来维持的。由于法律是以强制形式规范行为的手段，只能解决“不敢”、“不准”的问题，却无法解决“不想”、“不愿”的问题，也就是说，法治难以触及人的思想问题，无法使人在内心深处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坝。一个人思想有问题，价值观出现偏差，对于违法之事，虽一时“不敢”，但难以保证其长久“不敢”。法治解决不了信仰、价值观问题，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司法工作人员内心的义务感、责任感、荣誉感来实现法律规范行为，所以只有加强道德教育才能使司法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信仰、价值观、人生观，并以其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

（三）完善司法监督制度，强化司法监督

宪法和法律、法规已经规定了许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要把警务公开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开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不断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但仍需继续拓展。要完善特邀监督员制度、警民联系制度、执法办案回告制度、案件回访制度和领导公开接访制度。完善外部监察机制，不断畅通外部监督渠道，自觉接受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广泛监督。要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投诉、申诉、控告、和举报，切实解决问题，取信于民。并以群众反映属实的情况作为司法工作人员考核、晋升、末位调整、评选先进的重要依据。

（四）加大对执法过错行为的惩治

1.执法过错的情节较轻，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根据《人民警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及司法机关内部纪律规定给予辞退、限期调离、停止执行职务、延期晋级晋职、扣发岗位津贴、奖金等处理和党纪、政纪处分。

2.执法过错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机关给予行政或者刑事处罚。

3.执法过错造成国家赔偿的。除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外，还应依照《国家赔偿法》向责任者追偿部分或全部国家赔偿金。

4.执法过错后果特别严重或影响特别恶劣的。除追究直接人员责任外，还应依照《公安机关追究领导责任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因此，只有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的改善，多管齐下，切实增强司法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才能保证依法治国，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现司法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神圣职责，共同把21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文明民主的伟大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3.夏勇主编，《中国当代宪政与人权热点》，昆仑出版社，2001年。

4.罗豪才主编，《中国行政与刑事法治世纪展望》，昆仑出版社，2001年。

国家观念范文篇8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国家观念范文篇9

“学术的历史乃是现象的概念化与概念的规范化、思维模式的培育与变革、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的历史。”[1](P226)将现象概念化并形成包含特定价值和方法在内的理论框架，通过比较不同理论框架解决面临问题的效果，来获得、验证“进步的”“科学的”的理论，进而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2](P46-48)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行政法就是解决有关行政问题的法。[3]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有关什么是成问题的想法，何者应该包括在研究领域里，何者应该排除在外的标准”，[4]这些科学史学者称之为范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定时期“行政”的观念和问题所决定的。因此，要研究行政法基本范式，应该从行政观念开始。

居于现代行政法学理论核心地位的行政观念，起源于20世纪初叶行政国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初叶始，公共事务的急剧增多，“市场失灵”对政府放任政策的否定，导致人们尝试通过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物的范畴，赋予其足够权力的方法，以解决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困难。这种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必然性，主张国家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有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的必要性，力图用扩大国家职能的方法扭转经济和社会危机，提高行政效率，增进公共利益。

我国现行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就基本上是从国家行政这一背景出发的，集中体现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行政法的功能两个方面：

（一）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主体和行为

虽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我国行政法学者基本上都将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从主体和行为两个角度把握：从主体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专属于国家，国家是管理公共事物的唯一主体。例如有的学者在解释行政的含义时，认为“只有国家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行政是国家的”。[5](P30)更有学者为了强调国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性，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道：“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将来国家消亡了，行政也将自然消亡。”[6](P4)从行政的行为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行政活动的本质是国家运用行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行政就是管理”，[6](P4)强调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并将运用强制性权力当作行政行为的本质。

不难看出，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概念的上述解释，正是基于对国家行政观念的认同，即，因为“市场失灵”，所以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应由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直接承担起行政的任务；从行为的角度来看，主张国家为提高行政效率，有运用强制性权力的必要。随着行政国实践的成功，上面的观念演化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专属于国家，行政行为本质即强制性权力。

（二）行政法的功能（即要解决的问题）：提高国家行政效率，控制行政权力滥用

从主体和行为两方面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国家行政观念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如何保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时的效率？如何避免行政机关运用其被赋予的强大权力侵犯相对较弱一方公民的正当利益？如果制度设计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则国家直接管理公共事务的必要性、国家运用强制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合理性都将大打折扣。于是，这两个问题便成为行政法在行政国背景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对行政法律关系特点的认识，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构建、现代行政法各流派的特征等这些行政法律科学领域内的重大问题，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国家行政的特点和其面临问题的烙印。例如，对经行政法调整而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特别的认知，学者们从两个关节点上把握，一是行政法律关系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二是双方地位不对等，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7](P22-23)这两个特点恰与国家行政的主体和行为的特点相对应。又如，学者们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角度展开，而这三种行为的内在线索则是国家所享有的以命令和强制行为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国家行政的观念是这三种行为的主线（注：我国现在通行的行政法学教材基本上都是以此结构为基础而展开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的。）。再如，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其对行政的本质和待解决问题的认知，虽然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也都是在国家行政的框架内，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解决问题方案。无论是注重行政效率，还是强制控制行政权，或是兼顾二者，它们的理论预设和体系的展开，都是根据国家行政的要素的问题，带着国家行政这幅眼镜，在侧重保障国家的行政权与控制国家行政权的不同重心上去认知、解决问题。

法律具有时代的精神，它是一定时代精神的反映。20世纪初叶，公共事务的增加，市场失灵的影响，强化了国家行政的观念，强化了行政主体唯一性和行政权优越性的观念。这种强化，符合行政国时期公共事务增多对国家职能扩张的需要，因而，以国家行政为基石的行政法范式，也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将一定时期的实然现象，当成所有时期的应然现象。对把国家行政观念下的行政特点和行政法观念当成一种无可置疑的所有时代“应然”现象的本质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观念剪裁现实，恰恰相反，是现实决定了我们的观念。

二、公共行政的兴起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型

（一）公共行政的兴起

自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失灵”使人们开始怀疑行政国家控制全部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性，“人们开始反思负担过重和过分官僚化的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指派给它的繁重的工作任务”。[8]在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和方式方面，国家行政思想所蕴含的关于行政的两个基本观点，即国家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的唯一性和强调行政权力性行为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手段，都在被逐渐突破。一场以部分行政权力社会化和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行政改革，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全球。具体表现为：

1.第三种组织的出现。所谓第三种组织，即由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等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致力于国家正式机制以外的公共目标。它们的活动范围介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域和以个人自由为标志的私域之间，被称之为第三域的范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国家，第三种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力量。[8]

2.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广泛使用。实践中，以淡化行政管理权力和强制色彩为重要特征的新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越来越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流方式。它们在提高行政效率，增进行政民主，保证行政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公平、平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已经被人们广泛采用。

3.公法向私法的逃遁。随着行政的主体多样化和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日渐增多，行政法的调整和调整方式也出现了诸多变化。行政任务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行政任务的部分民营化，行政方式的非权力化，救济方式的多样化等等，也不断地反映到调整这些现象的行政法中来，概括起来，即行政法正在逐渐扩大调整对象，变革调整方式，主要体现为权力色彩和强制功能的弱化，代之以平等和合意因素的增加。正如日本学者盐野宏指出的那样，“实体法上区别公法和私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行政机关的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法律适用和救济方面，不是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定向，采用“提示问题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实现公共利益。[9](P35)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形象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公法向私法的逃遁”。

（二）国家行政范式的困境

国家观念范文篇10

一、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必须重新全面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并明确领导干部也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我们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不可回避、也必须弄清的问题。本文认为，要说清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领导干部这一概念。

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归类，并不象工人、农民、教师、医生那样独立。因此对“领导干部”这一概念的涵义、及其包括的范围，不仅经常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叉混同，而且我国法律至今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表述。由于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以前长期政企不分、政（府）事（业单位）不分、政（府）社（会团体）不分、党政不分，不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干部，各级党组织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务工作者当然是干部，就连事业单位中有一定级别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者、企业中有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甚至各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也是“干部”或“领导干部”。这样不仅形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中心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而且也就形成了将那些靠国家财政拨款而获得行政经费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即有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拿固定工资的人员，统称为“干部”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政府职能转换，使人们对于“干部”这一概念的认识，由模糊到今天相对清晰了。这不仅因为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社会职业人员，通过改革，十分明显地改变了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绝大多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非专职党务工作者，不必再套用干部编制的行政级别，也可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逐渐恢复和建立的各级各类职称制度中，各归其位；而且也因为我国法律文件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范围，规范得越来越明确。“领导干部”与“国家工作人员”在范围上虽然有重叠交叉，但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以及82宪法、97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明确，使我们对领导干部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因此本文所称的领导干部，就是既包括依法选举、任命或其它法定程序产生的，并依法执掌国家政权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中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和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如政协、工、青、妇）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具有公职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不再包括不具有国家公职的企业管理者及事业单位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不争的实际情况。

就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而言，在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后，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领导干部不仅仅是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必须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虽然对此还未达成共识。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次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列入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命题；本人理解，这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本文所指领导干部所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涵义，在社会分工中并不与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相同，也不与社会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仲裁员等相混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是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具体法定职权决定的；律师、仲裁员等是依法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党政领导干部是行使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领导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领导干部之所以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要求领导干部除了会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以外，还必须同时学会使用法律的手段，服务于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同时，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是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制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是来源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由于领导干部身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第一线，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并清楚地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表现为既具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的身份，又具有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只有明确了此，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矜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论断落到实处。

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与其国家法律工作者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但本文认为，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领导干部应树立与人治相对立的现代法治观念。

现代法治是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法治观念，必须区别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不同。二者的对立，不是表现在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在于认为是以法律制度为尺度，还是认为以人的意志为尺度进行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管理。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界限，或称本质区别在于：从主体上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是众人之治，还是一人或少数之治。具体表现在是民治，即以民众为主体，治国治社会；还是治民；即以官吏当权者为主体管治民众。现代法治观念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即主张主权在民不在官；而人治观念则认为治国之道是为官当权者的个人专制，官僚之治，即主权在君、在为官当政者而不在民。由于现代法治的依据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人治的依据是少数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分界线就表现在：当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的适用贯彻，与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治观念主张将法律制度的贯彻，高于与之冲突的个人意志和利益。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就敢于和善于以牺牲其个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人治观念则主张为维护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可以变化法律制度，持人治观念的为官当权者，可以将自己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有为官当权者的特权。可见现代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符，而人治观念是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性，即其要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操作运行，这也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才能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统一。因为现代法治要求，“有法可依”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客观依据而立法：“有法必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自觉地严格执法和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违法必究”更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追究违法特权，并且要放弃和深究自身的法外特权思想，同时依法严厉追究并所有违法行为。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达到了上述要求，才能使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协调，使依法治国的进程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动力。

（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依法行政”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行政法从诸法合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过程中。我国没有经历过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结构。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因此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大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着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因而实际存在着“专横的行政权”。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长期的反对封建特权和“专横的行政权”的重任。领导干部要确立的现代法治观念，必须统一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上来。从现代法治的要求上看，无论什么政治性质的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都有依法规范其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行为的问题。只有我国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依法执政的观念和能力，并且其依法办事的行为不仅受到国家机关之间、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受到公开的社会监督和违法后法律制裁的约束，我们国家才有现代法治可言。我国的领导干部若只知“教育”群众如何依法办事，而自己不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不具备依法严格约束自己、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则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只能停留在空洞政治口号水上。

（三）领导干部应树立依法为国家进行法律服务以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观念。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三、领导干部树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是个长期的系统的，也是艰苦的主观世界改造的过程。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政治、经济领域相应的革命性变革，更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因为，从古今中外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观念意识的转变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制度的反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看，进行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中，只注重制度建设，不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不行的。因此，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大目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积极树立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相一致的现代法治思想。只有这样，法律意识才能逐渐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领导干部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向邓小平同志学习树立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这为我国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作为具有党务政务和国家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我是中国公民”这样最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摆脱因职务、地位等政治的、官场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不平等观念的束缚；才能将上述民主政治、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和承担法律责任等观念，统一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上；也才能具备“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

2、要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弄清自身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行使公权力和享有私权利的法律上的限制。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权力，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而且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更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限制尤其对领导干部个人作为普通公民的私权利的享有和其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严格加以限制，才能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