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范文10篇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商品储备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理论上搞清楚商品储备存在的意义、商品储备产生的原因、商品储备的类型、规模、费用等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国家实物储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社会再生产包括了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交换和分配是中介，四个环节分别承担各自不同的经济职能，周而复始。物质产品并不是马上从社会再生产的前一个环节直接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中间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停滞。在生产环节停滞就形成了生产储备，“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储备又分为原材料储备和产成品储备，原材料储备是保证生产连续进行的物质条件，是企业主动的存储，产成品储备是生产的结果，是违反企业生产意愿的产品停滞，因为企业总是希望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迅速进入市场流通并为其实现剩余价值。产品在交换（流通）环节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流通储备，流通储备是使市场供求关系得以平衡的必要条件，与生产储备一样，流通储备既是正常流通的条件同时也是流通的结果，作为流通条件的储备是商品连续销售的必要，是销售企业主动的存储，“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而作为流通结果的商品储备大多是流通停滞，商品滞销的结果。消费储备一般是指消费者为了应急或者方便而进行的工作生活物资储备。

分配环节发生在交换价值实现之后，最终消费发生之前，在分配与消费环节之间形成的停滞就形成了分配储备，分配储备是没有马上用于消费的资金或物资停滞。由于市场经济以货币价值分配为主，因此分配储备主要以货币形态存在。居民个人把分配所得进行储备就是居民个人储蓄的来源；企业单位的分配储备就形成了企业储蓄；国家把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进行储备就形成了财政盈余；国家使用分配所得的财政资金购买物资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国家物资储备，也可称为国家财政实物储备；国家把外贸所得的国际货币（主要是美元）进行储备就形成了外汇储备。作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停滞大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浪费，但是坐吃山空不进行适当的储备又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危险，国家实物储备是没有马上进入政府投资或者消费而是作为财政后备的财政收入，与财政货币储备、社保基金、外汇储备一起构成财政后备。

根据以上分析，国家实物储备形成于分配环节，来源于国家参与社会再生产分配所得的财政收入，不直接以生产再生产为目的，是暂时或较长时间脱离了生产的后备产品，因此国家物资储备本质上属于财政范畴，也可称为财政实物储备。

国家财政论与国家实物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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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l.1编制目的

使地震应急能够协调、有序和高效进行，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减轻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l.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l.3适用范围

SomeProblemson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

Abstract:Beingaveryseriouscrimeofoffencesagainststatesecurityinthepenalcode,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isbeingstudiedveryflimsily.Onthebasisofthepenalcodeandjudicialadministration,thisthesisstudiesdeeplytherequisitesinconstitutionofcrime,thedifferencesbetweenthisandsomeotheroffences,theformofnumbersofcrimeson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

Keywords: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therequisitesinconstitutionofcrime;thedifferencesbetweenthisandsomeotheroffences;theformofnumbersofcrimes

[内容摘要]分裂国家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重罪，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甚为薄弱。本文即立足于刑法规定，并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分裂国家罪的构成特征、罪间界限及其罪数形态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分裂国家罪；犯罪构成；罪间界限；罪数形态

分裂国家作为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破坏国家统一的一个罪种，在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已有此雏形，该草案第47条以“破坏统一战线”之罪名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用挑拨、离间、煽动或者其他方法，破坏各派、各民主阶级间、各民族间之团结者，处死刑、终身监禁，或者3年以上15年以下监禁，并可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者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1957年6月2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第99条明确规定：“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79刑法第92条规定：“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1]这一规定将颠覆政府与分裂国家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予以并列，并将颠覆政府置于分裂国家之前，虽然不尽合理，但也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所决定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国际交流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反和平演变的需要，颠覆政府和国家政权的行为尽管仍然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但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祖国边疆部份地区的分裂行为日益猖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2]基于此，97刑法将颠覆政府与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分开予以规定，并将分裂国家罪排在紧次于背叛国家罪之后，同时将罪状中的“阴谋”一词去掉，从而形成了103条第1款的分裂国家罪：“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投、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3]本文即立足于此，拟对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研讨。

SomeProblemson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

Abstract:Beingaveryseriouscrimeofoffencesagainststatesecurityinthepenalcode,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isbeingstudiedveryflimsily.Onthebasisofthepenalcodeandjudicialadministration,thisthesisstudiesdeeplytherequisitesinconstitutionofcrime,thedifferencesbetweenthisandsomeotheroffences,theformofnumbersofcrimeson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

Keywords:theoffenceofsplittingthestate;therequisitesinconstitutionofcrime;thedifferencesbetweenthisandsomeotheroffences;theformofnumbersofcrimes

[内容摘要]分裂国家罪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一种重罪，刑法学界的研究状况甚为薄弱。本文即立足于刑法规定，并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分裂国家罪的构成特征、罪间界限及其罪数形态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分裂国家罪；犯罪构成；罪间界限；罪数形态

分裂国家作为危害国家领土完整、破坏国家统一的一个罪种，在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中已有此雏形，该草案第47条以“破坏统一战线”之罪名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用挑拨、离间、煽动或者其他方法，破坏各派、各民主阶级间、各民族间之团结者，处死刑、终身监禁，或者3年以上15年以下监禁，并可没收其财产之全部或者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第33条也有类似的规定。1957年6月28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初稿）》第99条明确规定：“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79刑法第92条规定：“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1]这一规定将颠覆政府与分裂国家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予以并列，并将颠覆政府置于分裂国家之前，虽然不尽合理，但也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所决定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以及国际交流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反和平演变的需要，颠覆政府和国家政权的行为尽管仍然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犯罪，但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祖国边疆部份地区的分裂行为日益猖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2]基于此，97刑法将颠覆政府与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分开予以规定，并将分裂国家罪排在紧次于背叛国家罪之后，同时将罪状中的“阴谋”一词去掉，从而形成了103条第1款的分裂国家罪：“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投、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3]本文即立足于此，拟对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研讨。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利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形象的概念进行初步界定，对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形成过程进行初步分析。

从上述角度分析，国家是一个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处于国际社会大系统中；其形象的形成过程类似于单纯的物质的形成过程，但是国际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国家形象其实是一种映像的输出。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在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国家形象已经不是什么新概念。然而细细考察开来，对于这一概念及其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概念却一直没有较为仔细和认真的界定。为了便于论述，笔者不揣冒昧对国家形象研究中的有关概念进行初步的界定。

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国家

1648年维斯特伐里亚条约标志着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始。“在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形成”。①在其后300多年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最有组织的政治经济实体，是国际上最为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行为体。”②这一基本事实使我们考虑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时，都离不开对国家定义的思考。

对“国家形象”的话语研究于20世纪末在中国出现,最早兴起于国际关系学、传播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后很快进入到艺术研究的各领域中,并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

（1）就影像艺术而言,对“国家形象”的探讨和关注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政治意识形态在影像叙事中的具体呈现和表达,即抽象的政治理念和鲜活的银幕形象是否或何以实现最优化和最富感染力的缝合。在中国电影的形态版图中(即所谓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分的形态格局),最能正面传播和集中体现“国家形象”的电影当然是主旋律电影,就题材而言,这类影片通常包括重现重大历史事件和展示主流英雄人物,即“革命片”和“传记片”两种类型。前者如《开国大典》、《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这些影片常以恢宏的历史背景和浩大的战争场面,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大事件和大人物集中刻画,在民族兴亡、家国存废的史诗画卷和宏大叙述中以最正面和崇高的文本塑造“国家形象”,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后者如《的故事》、《》、《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梅兰芳》等,这类影片以具体的人物形象(多为革命领袖或基层领导)为叙述对象,以赞颂和弘扬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操、伟大人格、奉献及牺牲精神为最终旨归,凭借人物形象所投射的民族情怀达到对“国家形象”的集体认同。这些主旋律影片通常都具有鲜明而单一的意识形态特点,尤其强调“国家形象”的社会政治内涵。毋庸置疑,近几年主旋律影片的创作实践在主题呈现、表述策略乃至制作方式上都有了更丰富和多元的探索态势:如《集结号》、《云水谣》不复表现时代洪流中的英雄壮士,而是将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和价值追寻与国家历史命运的大背景交融汇合,使作品的审美视角更加多维和深邃;《梅兰芳》虽然着力颂扬了梅兰芳的抗日举动所表征的民族气节和国家意志,但与单纯表现革命领袖或政治干部的传记片相比,《梅兰芳》同时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的历史命运和梅兰芳个人的情感浮沉,在人文内涵和美学趣味上都更丰富和饱满。《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影片演员团队全部使用偶像明星,也可以认为是主旋律影片企图向商业电影靠拢的一种尝试策略;同时影片中对所谓政治“反派”人物的刻画也一改既往的刻板和平面,历史在细节中更加真实动人,富有感染力。以上这些影片都既叫好又叫座,在弘扬主旋律,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和不足。2012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所刊李舫先生的文章《“中国梦”开启银幕传奇》中披露:不久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等几家机构联合在北京25个中小学发放“电影对未成年人影响”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陆未成年人对当前中国电影中表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同率在33%左右,美国电影中的美国国家形象认同率则高达73%”,这结果让人惊讶并且沮丧,同时也值得我们深思。

（2）我们不妨将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中国家形象的建构方式做个比较,来分析二者的差异:与美国电影中以“美国梦”为重要表征的美国“国家形象”相比,中国电影所塑造的“国家形象”更强调国家作为权力主体的政治内涵和政治理念,突出表现为影片中意识形态总以直接而鲜明的方式出场,并从根本上支配着影片的叙事策略。换言之,美国电影通过传达和鼓吹某种代表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个人奋斗、英雄行为、自由主义等)来达到对“美国形象”的想象和认同,在“美国梦”中国家意志和政治理念以象征和隐蔽的方式存在,附着于其强大的叙事逻辑所生产出的个人化的道德、情感或精神诉求中;而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则是直接的政治理念和影像叙事的结合,在意识形态属性和主题意义极其鲜明的宏大叙事中达成对社会大众的询唤。意识形态的直接彰显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自信心及社会公众的国家认同当然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问题性。首先,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形象”常常具有宏大叙事的特点,大历史大事件大人物以严肃、威仪、崇高的美学形态出现,在受众心中产生的是敬畏和膜拜的心理情感,这与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和伦理价值判断会有一定的疏离和隔阂,即对社会大众世俗生活层面的文化心理启发和情感认同是有限的,而“美国梦”所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则具有更充分的个体性和日常生活的意义,因此更容易内化于普通人的内在情感和心理结构之中。如《乱世佳人》、《阿甘正传》等风靡全球的美国影片,将美国历史和时代的变迁推为背景,突出表现普通人的奋斗和成功,为小人物提供了个体欲望的情感和梦幻满足。再者,我们对“国家形象”的思考和呼唤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国际性背景之下展开的,“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是对内增强民众的国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更重要的是能在世界舞台上释放文化影响力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国家形象却未获得国际社会的合理认知和认可,甚至有不断被误读和妖魔化的现象。“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教授认为,“国家形象”的不明确,国内和国际评价的巨大反差已成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战略威胁”。

（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功能是为国际社会提供解释和想象中国的方法。在中国电影中,我们以“革命事件”和“社会英雄”为主要题材的主旋律影片主要是在为国内观众树立“国家形象”,在国际社会获得的传播和认可度则极其有限。仅立足于本国民族主义立场的大事件和大人物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不具有充分的可交流性和可分享性,即不具有“美国梦”那样能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层面也较难获得西方社会的广泛理解,其传播效果和国际影响当然不佳。由于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共同信守和尊重,美国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达能将商业性和艺术性兼容,比如《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等影片就是经典范例。而中国电影中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由于缺乏这样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介入,导致三种形态的影片各自为营,无法整合于终极的价值领域,这也相应损害了中国电影中“国家形象”传达和建构的艺术品格和文化影响力。

（4）以上表明中国电影以“革命事件”和“社会英雄”为主要题材,以张扬意识形态和国家意志为主题诉求的“国家形象”的建构范式(当然并非中国电影表达“国家形象”的唯一范式),在传播效果和情感认同上都存在一定的限度。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应该充实对“国家形象”概念内涵的建设,即“国家形象”不仅是民族主义和国家意志的彰显,也是国家核心价值观念的重构和传播,这种核心价值观念应是民族精神在道德、哲学、审美、政治、社会关系等各领域的集中展现,并内化为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精神情感结构和日常生活的文化价值取向。这种核心价值观念不仅是中国特有的,也应是世界的,应像“美国梦”一样具有向世界输出的正向性和影响力,能够作为世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补充和丰富。只有抱持这样的“国家形象”的建构理想,才能形成未来中国在国际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目前中国电影中“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并不明确和成熟,仍在动态而开放的形成过程之中。对核心价值观的重塑应立足本民族传统而又与置身于世界结构之中的中国现实相结合。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挖掘与尊重是建立“核心价值观”和重塑“国家形象”的基本立足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只有根植于家国土壤的才是有生命力的。如倪震所说“当我们提起伯格曼时,我们就联想到了瑞典;当我们说起黑泽明和小津安二郎,我们眼前就浮现出东方特色的日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哺育出奥黛丽•赫本,能够锤炼成约翰•韦或三船敏郎,绝不是偶然。除了艺术家个人的天赋、才华、出众的气质之外,一定是和那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人文环境有深刻的血肉相连的关系”。

（5）也唯其如此,艺术家的创作只有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萌生,才能凸显出在世界文化和艺术版图中的价值。以日本富有“世界电影大师”盛名的导演小津安二郎为例,这位公认的日本导演中最具有日本特色的一位,“小津具有真正的‘日本风味’,只要日本人仍然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日本性,这种‘日本风味’就比‘美国方式’或‘法国格调’具有更加明确的含义”。

赴美国学习培训期间，我就美国的国家审计情况进行了专题考察，从中得到了一些启示。

一、美国国家审计的基本情况

美国国家审计体制由立法型审计机关和行政型审计机关两部分构成。立法型审计机关包括美国国会所属的审计总署和各州议会、地方议会所属的审计长办公室。行政型审计机关包括联邦政府各部门设立的监察长办公室和各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下设的审计局或州政府部门的监察长办公室。

为了适应美国审计管理体制的需要，美国经过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建立起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内部审计三大体系的审计机构。仅就国家审计而言，其机构包括：美国审计总署、美国监察长办公室和州、地方政府审计局。

（一）美国审计总署。美国审计总署是联邦国会之下的国家最高审计机构，担负着审查、监督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收入、支出及项目效率、效果的重要职能，向国会直接负责并报告工作。目前，审计总署包括所属各分部在内，共有职员5200多人，其中审计总署本部2700多人，各分部合计2500多人。审计总署设审计长、副审计长各1人，审计长助理4人。审计长由国会特别委员会提3名人选，总统从中确定1人，经参议院表决通过后，总统任命。审计长任期15年，除犯有罪行由国会革职外，不得罢免，副审计长和审计长助理由审计长提名，总统任命。

审计总署除设置人事和行政机构外，在审计长的领导下，还设立两大业务工作系统：一是计划和审计报告系统，由3个局级单位组成；二是审计作业系统，由7个局级业务机构组成（这7个局各设局长1人，局长助理若干人，由审计长任命）。另外，审计总署在国内外设有19个派出机构：其中，国内设16个地区分部（分署），国外设3个分部（分署），在总署审计长统一组织和领导下进行工作。各分部的人事、经费和审计业务都由审计总署直接管理。分部的正、副主任由总署审计长任命，一般职员同政府文职官员一样，由联邦政府人事部审查合格后，批准各部门聘用，报审计总署备案。只要无违法行为，可终身任职。审计总署和分部的经费，由国会预算委员会直接拨给审计总署，统一分配使用。1985年，审计总署的经费预算为3.3亿美元，全年人均经费为6.6万美元。审计业务计划由审计总署统一制定，各分部贯彻实施。审计报告报审计总署审核，经审计长签发，上报国会并公开披露。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因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本文对发展我国文化的必要性以及怎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相应的探讨。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提升

自约瑟夫·奈(Joseph·S·Nye)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综合国力论，时至今日，发展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构建适合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增强整个国家的软实力，已经成为各国政要和政府的共识。

我国的文化建设，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①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中，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②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大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质要求。因为，一方面，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的以人为本，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利益；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中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提升国家实力，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向世界展示良好的国家形象。

第二，综合国力全面提升的需要。所谓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它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要素所体现的软实力。两者关系密切，软实力可以对硬实力有渗透，影响硬实力。当今全球化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了。

国家管制，本文特指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具体制度形式向农村基层社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或指标。对于基层政府来说，这些计划、任务或指标都是必须不打折扣地完成的硬性命令。目前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主要表现在计划生育、公粮征收、9年义务教育等具体领域。客观上，国家管制所造成的特殊政治治理结构为农民负担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负担的实际状况。国家管制不仅使政府通过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提取了农业剩余，而且基层政府为解决自身财政严重不足的困境，往往在实施管制过程中巧立名目，向农村重复收费或安排种种不合理的摊派。如此一来，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首先，对于当今农民来说，感受最直接、最深刻的国家管制是计划生育。国家的计划生育管制措施需要巨大的管制成本。对于国家来说，这种管制成本一般表现在管制机构设置、人力、物力等方面；而对于被管制的农民来说，管制成本则主要表现为计划生育统筹费、以各种名目设立的检查费用等等。在一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地方政府乱收费的正当工具，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根源。笔者在山东农村做实地调查时看到，当地政府以计划生育检查的名义向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具体情况如下：第一，计划生育工作检查。主要是对村里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每次计划生育检查上面来人很多，如果赶到吃饭的时间，村里还要破费请吃饭。该项检查每年少则10多次，多则20多次。第二，育龄妇女定期检查。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例行检查，一般1年至少要检查4次，每次交检查费5元，一位育龄妇女1年至少要交给计生办20元钱。而且，许多已经做了结扎手术的育龄妇女也不例外。其实这项检查费用是重复收费，因为在每年的“五统”之中，已经包含了计划生育检查费用了。而且，1年之内检查4次也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之所以频繁检查，主要目的还是看准了那笔数目不菲的检查费。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在执行国家的基本政策，而是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了。第三，怀孕妇女定期检查。凡是符合国家政策的生育，首先必须到镇里的计生办领取生育证，并交纳体检费60元，这样，怀孕妇女在例行体检时就可以不再交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笔早先上交的费用早已被挪为它用，医院根本得不到一分钱。怀孕妇女到医院检查时还是要照常交费，在怀孕期间，一般要做3―5次检查，每次为15元，又是一次重复收费。

其次是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这种管制首先表现在公粮征收问题上。现行的公粮征收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管制，在此管制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粮食。国家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直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的收购政策，即使在粮食收购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对于粮食市场一直保持较强的行政干预。对粮食价格的严加管制，使得粮食难以真正走向市场，农民也就在这种管制中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农村征收制度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据统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除去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

同时，按照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当经济运行出现困难时，政府往往通过政策倾斜措施，采取价格、财政、金融等调节手段，优先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需求。在这样的宏观调控下，农业一般也要作出一定的牺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批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对减少。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却为此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根据陆学艺的推算，1996年，大米、小麦、玉米3种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是1．035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为10355亿元。1999年，上述3种农产品价格是0．707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是7075亿元，比1996年减少3284亿元。如果把其他的农产品也粗算在内，1999年与1996年相比，农业收人要减少4000亿元。20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比起1996年来减少4000亿元以上。从1997到2000的4年中，农民收入减少16000亿元以上，这些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控中付出的贡献。

再次，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公益性事业。9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高瞻远瞩的决策，但对农村孩子来说，所谓义务教育只是一个梦想。国家法律只规定了农村学龄儿童的这项权利，却没有规定谁来支付这笔办义务教育的经费，政府也没有为这项法律规定提供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必须在教育经费问题上想方设法，最终还得由乡村筹措。在乡镇政府的强制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民必须为诸如校舍修建、基本教学设施、教师工资等承担全部费用。一些小学为解决经费严重短缺问题，常常对小学生收取一些不合理的费用。许多农村孩子因无力承担过多的费用而辍学。从这方面来看，在农村地区，所谓9年义务教育也就间接地变成了一项很严重的农民负担。曹锦清在中原地区做社会调查时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央把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的重任全部推给乡镇政府，这在工商经济发达的沿海乡村，问题不大。但在内地依然是一个以低效农业为主的地区，工商业极不发达。全乡中小学教师的吃饭问题，就占去一级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光这项负担就把乡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教师的工资，只是办教育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校舍，教学设备，办公经费等等，都要花钱。这笔钱从哪里来？！就是把乡财政的全部收入都用到教育这块都还不够呢。”上面制定一个法是很容易的，也可以制定得很理想，很好看，但制定法的部门并不出钱。出钱落实的是乡与村，归根结底是农户。一方面叫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加重农民负担，弄得我们工作很难办。”因此，在现行教育制度下，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承担了发展农村9年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然而，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可见，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的。

最后，基层政府的积极行政行为。积极行政一般强调政府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这种积极行政往往以管制的方式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式作用于农村，形成所谓“逼民致富”的现象。这与我们现行的政绩考评体制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物质至上、经济至上等观念，考察提拔政府主管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看他的政绩水平。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就大做官样文章，紧盯着GDP不放，层层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顾本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也不考虑市场需求状况，强行上马一些项目。在资金不足或根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开展项目建设，就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在资金问题上东借西凑，或者以地方群众共同利益的名义强行向农民进行摊派。根据经济规律，一个项目建设从投入到产出到取得效益需要一定的周期，有的周期还比较长。一个地方基层主管干部的任期一般是3年，这些主管干部往往在自己的任期还没有到期就另有高就，他一手上马的这些项目也就处于无人问津的困境。长期一往，在基层，这种政绩至上的做法积累了大量的债务，造成了人为的农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