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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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理论发展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基本法,主权国家行为的基本法则,同时也是保证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大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格劳秀斯、康德、凯尔森使国际法逐步发展起来,三位大师的理论深刻影响着《联合国宪章》。

受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影响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秩序以民族国家对外主权的独立性(主权之上无管辖)、平等性(主权之间无等级)为特征。这种主权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尽管近十多年来“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受到了这样或那样的质疑,民族国家主权至上无管辖、主权之间无等级仍然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康德是国际政治组织的始祖,康德的国际法理论及国际组织法影响着《联合国宪章》的形成和发展。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对于战后国际秩序朝着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向迈进起着深远的作用。《联合国宪章》与凯尔森的国际法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影响和制约

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他偏执的提出,‘国际政治的铁的法则是,法律义务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完全否定国际法的制约作用就有替强权主张之嫌,因而招致学界的猛烈批判。”但是从国际政治秩序和格局改变的视角看,国际法依赖国际政治是毋庸置疑的。国际法发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法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开创了通过国际社会的行动制定一般国际法规范的先例。”同时,该和约也是近代通过国际法大范围确认政治现状的开始,其所创立的三大原则:国家主权概念、国际法原理、实力均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随着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事件的发生,国际关系格局改变,国际法随之发生变化。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战争与和平发》的国际法理论对国际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赛尔登的《海上禁锢论》创立到后来被推翻推行的开放海洋说,20世纪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诞生,证明国际政治对国际法的重大影响,决定了国际法的产生、实施和遵循。

三、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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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是指服务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经济行为。服务贸易按其发生的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提供要素的服务贸易，人员和商品移动引起的服务贸易，还有物化服务的贸易。所以国际服务贸易就是指跨越国界进行服务贸易的商业行为。学术界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狭义定义是：当一国(地区)的劳动力向另一国(地区)的消费者(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服务时，并相应获得外汇收入的全过程，便构成服务的出口；相对于服务的出口，一国(地区)消费者购买他国(地区)劳动力提供服务的过程，形成服务的进口。

根据1994年4月在摩洛哥正式签署生效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ST)中，对服务贸易的范围和定义的规定，确认下列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属于国际服务贸易的范畴。第一。过境支付，指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提供服务。强调买卖双方在地理上的界限，跨越国境和边界的只是服务本身；第二，境外消费。指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特点在于消费者到境外去享用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第三，商业存在，指一成员的服务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提供服务，要求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在同一成员的领土内，此为四种服务提供方式中最为重要的方式；第四，自然人流动。指一成员的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通过自然人存在提供的服务。但与商业存在不同的是，服务提供者没有在消费者所在国的领土内设立商业机构或专业机构。世贸组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将服务贸易分为11大类，如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有关工程服务等。

二、我国服务贸易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数额不断增加，领域不断拓展。其中，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产业、新部门不断涌现，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面向世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随着开放步伐的加快，形成了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以上可以概括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取得的成绩，但是我们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不少棘手的问题。

1、规模较小，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虽然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但是无论在“质”或者“量”上都很难与发达国家匹敌。2006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7606.9亿美元，贸易进出口均排名世界第三名，贸易顺兰为1774.8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一，而服务贸易仍然是逆差89.1亿美元。可以推测。一旦货物贸易出现逆差，那么肯定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迫在眉睫。

2、结构不合理。中国服务贸易的优势部门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领域。其出口占中国服务出口的一半以上，而金融、保险、计算机等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很低。这种现象肯定会制约我国今后的国际服务贸易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变。

3、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连渐减少。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由此制定了加快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但是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有待探讨。因为在现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重点体现在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水平和高新技术的应用能力上。服务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较高，否则就难以提供有高附加值的服务。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从事金融保险业人员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不足1％。因此，我国如果不加快人力资源的开发，鼓励创新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就会在国际竞争的浪潮中逐渐丧失。

4、国内立法、管理滞后。服务贸易壁垒除了传统贸易壁垒以外，新型的贸易壁垒如制度性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壁垒。我国先后颁布了《对外贸易法》、《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等一系列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这些法律法规较抽象，可操作性较差，一些条文与国际规定不太吻合。并且，针对外国对我国的服务贸易设置壁垒、实行歧视性待遇等现象。法律中未有相关保护措施可寻，这无疑会使我国企业的利益受损。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立法确实存在着较大差距，未形成完整体系，甚至不少领域至今仍是空白。

同样，我国现行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也存在着很多缺陷，比如行业垄断、责权不明等。

三、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1、国际服务贸易高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各国政府对服务贸易的限制逐步放宽，企业和个人对服务的需求更加强烈。国际服务贸易进入高速发展期。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1990-2000年间国际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高于同期世界货物贸易6％的增长率。新的服务部门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从实物生产部门转移到服务生产部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内容越来越丰富和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内容上看，随着全球科技产业化浪潮的推进，一些新兴的服务产业迅速崛起，进入服务贸易领域。倒如金融、保险、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等。它们的发展远远快于传统项目的服务贸易。

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结构上看，正是由于这些新兴服务业的兴起，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调整。一直占世界服务贸易额60％左右的传统服务部门(如运输、旅游等)在发展中呈下降

趋势。而兴起的服务部门(如通讯、保险、金融等)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因此，贸易结构的优化正是体现在，世界服

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经从以自然经济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

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中呈现出的不平衡性。在地区分布上，服务贸易大国基本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还很不发达，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由此造成发展的地区分布不平衡。2007年，全球十大服务贸易出口国，依次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西班牙、中国、意大利、荷兰、爱尔兰；十大服务贸易进口国，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中国、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和荷兰。这些国家主要集中分布在西欧和北美。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发展中国家存在高额顺差。不能忽视的是发达国家有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服务的趋势，这样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尤其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明显加快。资料表明，1990-1998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年均增长12％，高于发达国家年均增速1倍以上。其中东亚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最为迅速，中国、中国香港和韩国都已经进入2004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前20名。

国际服务贸易在行业分布上也较不平衡，金额较大的贸易项目有旅游、运输、保险、金融和电信等。

另外，在产品结构方面的不平衡表现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出口的则主要是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产品。发达国家不断把高污染、高耗能的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只让发展中国家从事最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自己却依托人力资本牢牢把控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

3、贸易壁垒的日趋隐蔽化。1994年GATS的诞生，第一次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与保障，各成员方加快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1997年WTO相继达成《全球基础电信协定》、《信息技术协定》、《开放全球金融服务市场协定》三项协议，再一次显示了势不可挡的自由化趋势。服务自由化趋势遍及各个服务行业，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各国纷纷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鉴于服务贸易不易征收关税等特点。各国政府一般通过制定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标准制度对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进入和在境内从事服务活动设置障碍；或者政府对本国服务的出口采取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目的在于使本国的服务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4、突出的知识密集化趋势。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到服务产业。改变了服务的不可储存性、无形性、生产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的局限。银行、医疗等原需要直接接触的服务业，现在均可采用远距离信息传递的方式。借助于通信卫星和国际网络，国际服务贸易大大拓宽了其外延；知识和技术为服务领域创造了新的贸易机会，需要大量服务投入的新行业不断涌现。

“知识就是力量”，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既可以造成各国服务业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异或相对差异，又可以造成生产要素比例的差别，形成不同的资源配置。

四、发展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建议

1、加大对服务业投资，扩大服务贸易出口。我国的服务业整体出口规模较小，水平较低。首先，必须增强我国在国际服务出口市场上的竞争力。加大投资在于添置服务业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基础设施、商业设施以及配套设施。其次，大力发展旅游业、劳务输出、饮食业等传统优势行业，扬长避短也是明智之举。

2、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发展新型服务业。我国的服务产业主要集中在旅游和运输上，大概要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56％以上。与此相比，在金融、保险、通讯等新兴的服务贸易行业在我国所占比重不足8％。这说明我国在新型的服务产业上，技术和知识的发展有待加强。第一。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经营方式和服务知识运用于传统的服务产业，重点改造交通运输、餐饮等瓶颈行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运营效率。第二，积极开拓技术型、知识型服务业，建立健全服务贸易的创新机制，加速服务贸易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变。

3、完善国内各项法律法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工作滞后，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存在着覆盖面窄、内容不规范、与国际惯例相冲突等诸多问题。所以，我国政府首先应该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有关法律法规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进行全面的审核和修改。使其符合WTO的要求，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国际争端。其次，对我国服务贸易领域尚未制定的法律法规，应该尽快填补这些空白。最后，要增强对我国国内行业造成损失事件的预见性，及早保护，避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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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4.跨国公司或关联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或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留存境外，实现资本转移。

（二）通过非贸易渠道。

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以支付特权使用费、投标保证金、运费、国际邮政费、电信业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

（三）通过投资和融资渠道。

1.融资渠道：(1)以外商投资或对外借款的名义，实际外资不进入，以支付收益或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汇出资金，或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作为“外债”登记，使下一步资本流出成为合法。(2)与外商串通，高报外方技术和实物投资价值，或本国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通过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3)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通过高估外商投资的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形成资本外逃。(4)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2.投资渠道：(1)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化公为私；或低估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将差额转移到个人账户。在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投资活动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2)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镒价收入，用于再投资。(3)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四）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资本转移。

1.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本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为资本非法转移提供方便。

2.通过多次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或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资金转成资本，形成资本外逃，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

2一木、关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由于外汇约束效应，政府减少公共投资或抑制进口等拉动经济的活动，使经济衰退或引发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流向国外，将国内储蓄分流，由于储蓄约束效应，要保持资本供求平衡，则必须扩大出口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弥补储蓄缺口，或减少国内的投资，或抑制国内需求、减少产出。后两种情况将减少国内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说明，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本外逃到国内，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税收的基础。尤其是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过渡性”外逃资本也以“外资”的身份享受税收优惠，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本应在国内直接利用的资本却要通过外逃后再内流被间接利用，增加了一国的投资成本。在资本外逃恶化时，一方面政府的对外借款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借入的外汇资金可能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削弱一国的偿债能力。

4.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5.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途径，资本外逃增加了国内的腐败程度。由于资本外逃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二）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1.直接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使本国资本项目突然恶化，使本币汇率过度下跌。政府将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现有汇率，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将影响该国的偿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项目的失衡和资本外逃。长期内，资本外逃将引起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使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对该国的长期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资本外逃也对本国的长期债务产生不利影响，本币贬值使长期债务还本付息额远高于贬值之前，偿债负担加剧。

2.经常项目受到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该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人们将本币兑换成外币汇往国外，而外资企业将利息甚至本金加快返回母国，单方面转移账户出现大量赤字。从总体来看，资本外逃在短期内导致经常项目下的大幅逆差，而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本币贬值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收支状况将有所改善，而非贸易项目逆差不会改变，故最终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要看两者相对变化程度。

（三）对金融体系和财经政策的影响

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在浮动汇率下，会使本币汇率下跌；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制下，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使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投资者产生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汇率下浮，造成了汇率水平的超调。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利率上升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增大，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导致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汇率持续下跌，给外逃国造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为削弱。同时，资本外逃使货币政策受外国当局政策的影响和连动作用增强。资本外逃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国债发行上，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本国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

3、关于预防和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资本外逃有其自身发生作用的规律，我们要掌握规律并改变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治理资本外逃，而不是无视规律并企图运用政策去改变规律。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治理资本外逃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的反映，政府能够干预和控制资本外逃的回旋余地是不大的(RobertCumby,1986)。应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资本外逃。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1.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是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深化外汇市场改革，逐步放松外汇需求管理，逐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汇率和利率；二是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三是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

2.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俄罗斯的教训表明，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及汇率保证等等）来抵消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应适时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二）从各种制度与法规入手，大力调整经济利益和法律关系，监督和防范资本外逃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并购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境外国有资产存量运营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力度。

2.强化对涉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力度，截堵资本外逃中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转移渠道，制订严格的收付汇纪律，实行严格审批手续，加强对进出口重点部门、重点种类（提前付款、延期支付等）交易行为的管理。

3.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宣传贯彻法律对私人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担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因。

4.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该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水平。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要完善本国的税制。

（三）以渐进的原则逐步取消资本控制。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外汇管制会引起黑市、腐败现象，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也会抑制外逃资本的回流，总体上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的。从资本外逃国的中、长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应当取消。鉴于一些管制措施对抑制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汇价和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因此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取消资本管制。

1.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尽可能提高运转效率。首先放松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产生腐败机会的领域，采用市场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弹性管理。

2.在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同时强化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企业的配套改革，改善宏观运行环境。

（四）加强资本管制的国际协调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化国家正积极探索国际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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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04年国际形势世界的重构霸权的代价

即将过去的2004年将在世界编年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它不仅是一系列重大冲突的记录,而且是若干重要进程的开始。欧盟宪法的产生,其意义应当在欧元流通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宪法改写着“国家”这个最重要的历史概念。阿拉法特逝世和萨达姆被抓,这两个人物从中东政治舞台上消失,标志着中东历史的一个时代结束。由此产生的中东权力真空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难以填补。美国在总统大选中暴露出来的外交政策深刻分歧,美国与其欧洲盟国越来越难以弥补的裂痕,反映着新帝国的霸权面临着难以解脱的结构性困境。同“中国崛起”并行发展的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给纷乱的世界秩序带来新的稳定因素。以石油价格暴涨和美元—欧元汇率消长为特征的世界市场要素重组,对各国的未来发展产生着不可低估的长远影响。仅仅这些事件,就足以把2004年定格在历史长镜头的聚焦之中。然而,我们还应当进一步透视这一年各种力量组合的复杂关系,以确定它们在未来世界中的力量对比和走向。

一、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矛盾与冲突的焦点

伊拉克战争进行了一年半,中东地区秩序陷入更深刻的混乱之中。其原因在于这里聚集着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而且是长时期难以消除甚至难以缓解的矛盾。其中包括国际恐怖主义与美国反恐战争之间的较量、大国之间的利益和主导权之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防扩散、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价格的控制权、联合国等国际多边机制和美国单边主义之间对地区秩序的不同导向、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以色列人的民族冲突等等。冷战期间美苏争夺中东的阴影仍然与当前的中东各种矛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冷战结束后的第一场局部战争即海湾战争已经揭开了当前与今后中东长期冲突的盖子。“911”事件开启了美国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无限制较量,这是一场没有战场边界、没有宣战与停战、没有正规军事对手的“世界战争”。在可预见的未来(5—10年),世界的战略家们都无法找到解决中东冲突的钥匙。这种矛盾的集中性和长期性决定了中东地区是21世纪上半叶世界冲突的焦点。

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又分为两个焦点。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2004年伊拉克的战事发展趋势来看,当地反美武装抵抗运动同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结合是一个重要变化特征。什叶派武装同美军的抗衡不时地得到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分支的配合;基地武装力量在费卢杰遭受围攻时也得到伊拉克其他城市武装力量的呼应。无论这种配合和呼应是否具有战略或战役的策划背景,国际恐怖主义在伊拉克形成了新的温床和环境。与阿富汗不同的是,塔利班在当地已经难以得到民心支持,但是在伊拉克却有新的反美力量补充。萨达姆政权的主要人物大多已经落网,并没有改变当地反美武装力量的抵抗持久性,因为什叶派和基地分支组织,都不属于萨达姆政权的残余。相反,复兴党余部却与这些武装力量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加上来自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沙特的极端分子,使伊拉克的反美抵抗运动将长期处于半自发、半组织、半配合的状态。尽管美军可以像围攻费卢杰那样攻下若干中心城市,但是它不可能同时有效占领所有城镇。而且反美武装必然改变过于集中的抵抗方式,更加分散更加灵活地采取“准恐怖打击”。这种状态同伊拉克本来就存在的宗教派别、民族纠葛结合起来,将形成国际化、恐怖主义化的内战。如果美国长期卷入这场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的重演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美国下决心撤出伊拉克,则可能面临在伊拉克复活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在中东地区迅速蔓延的危险。这两种前景对于美国的反恐战略都具有致命的威胁。

除了伊拉克战争长期化、国际恐怖主义网络进一步扩散的危险以外,中东地区还存在着伊朗核问题的潜在冲突爆发点、阿拉法特以后的巴以冲突复杂化以及中东石油控制权之争。伊朗本来就是美国定义的“邪恶轴心”国家之一,核扩散问题只是美国孤立、遏制、打击甚至颠覆伊朗的手段。伊朗在各方面都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更具有抗衡美国的能力,使美国很难下决心对它实施“先发制人”打击。伊朗利用美国的两难选择,主动与欧盟展开协调,既扩大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又使美欧难以共同对付伊朗。伊朗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它东连阿富汗,西接伊拉克。伊朗的反美政权不倒,美国的中东战略就难以成就。目前,阿富汗、伊拉克都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之下,又有核扩散问题作为理由,实在是颠覆伊朗反美政权的机会。因此,美国在今后几年里将不断寻机搞垮伊朗。但是,一旦美国在军事上对伊朗采取行动,伊朗就会在东西两侧向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展开,而且伊朗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就可能成为真实的威胁。这两种前景对美国的中东战略都是困难的选择。其结果只能是美伊(朗)对峙的长期化。

为了防止阿拉法特之后的巴勒斯坦失控,成为中东反美极端势力的又一个大本营,美国将把中东和平计划的重点放在促使巴以和谈,在对美国有利的情况下建立巴勒斯坦国。但是,这个目标至少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巴勒斯坦内部的极端派哈马斯等难以放弃对以色列的恐怖打击;二是以色列内部的极右翼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国家的建立。这两个极端势力的背后各自存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支持。任何一方都把在巴以冲突中的进退视为对世界秩序的掌控或颠覆。因此,布什在第二任内企图实现后阿拉法特的巴以和平“路线图”,可以说是“天真的愿望”。

因此,美国难以从中东抽身已经成为定局,中东将成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问题。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不仅要摧毁国际恐怖主义的网络和基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扩散;而且要对反美的“无赖国家”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和“政权更替”,对被占领的中东国家进行“民主改造”;还要兼顾其石油能源战略,确保石油价格的稳定供应,同时防止自己的对手控制中东石油。这三个战略目标的耗时耗力将旷日持久,对美国全球战略的牵制是难以预测的。这已经迫使美国把它的海外驻军进行全球范围的重新部署,其总的走势是以印度洋和波斯湾为轴心,从欧洲向东靠拢、从东亚向西南移动,构筑从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到阿富汗的战略走廊。“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力量配置也不得不收缩为“打赢一场重大战争”。这样一种大调整恰恰证明,美国在中东投放主要力量将是长期的而不是权宜之计。

二、西方盟国体系的裂痕将继续加深

在国际关系史上,美欧关系历来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一直是“西方概念”的核心部分。但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与欧洲的矛盾公开化了。2004年这个矛盾并没有消除,反而呈现继续加深的趋势。产生这种趋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今年这些因素都有所强化而不是弱化。一年前,人们还在讨论“大西洋底的裂痕正在浮出水面”;今年我们却要认真思考欧盟对美国的霸权和制度的挑战。

欧洲内部政治决定其外交政策难以与美保持一致。其中特别明显的就是欧洲各国的下层社会反美情绪形成对欧洲决策层的普遍持久压力,这种压力进而成为美欧关系疏远甚至紧张的重要原因。德国、法国领导人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坚持不与美国合作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英国、意大利领导人虽然追随美国,成为“自愿者联盟”的重要伙伴,但是他们在国内政治中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表示,英国将不会参与美国的下一次战争行为。至于马德里爆炸事件根本改变了西班牙的大选结果,可以说是国际恐怖主义“颠覆”亲美政权的“杰作”。上述现象在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都有类似的例证。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欧洲民意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候选人克里,同美国国内的选情呈逆向行驶。这等于为今后四年美欧关系定下了基调,小布什或者坚持单边主义而与欧洲继续分道扬镳;或者回到多边主义而与欧洲伙伴尽释前嫌。这种欧洲内部政治决定欧美关系的走向看来还会继续下去。

欧美关系的裂痕能否修补,取决于美国决策层的新保守主义集团。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掌握美国决策权的是一批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无法适应新的全球政治环境,而且大大强化其传统的现实主义思维定式,实行单边主义甚至“新帝国主义”的战略取向。他们把不同意单边主义的欧洲盟国称为“老欧洲”,而把出于利己动机追随美国的原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在欧盟内部制造分化。五角大楼在调整欧洲部署时,既不考虑欧洲盟国的利益,也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使旧盟友身受“过河拆桥”之感。这就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同欧洲旧盟国的矛盾,同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矛盾,同国际舆论和人心向背的矛盾。本来“9·11”事件后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巨大同情和支持,被美国决策层的滥用而所剩无几。不可否认,美国借反恐战争之机,也获得了相当大的地缘战略利益和市场利益。但是,这些利益是以欧盟伙伴的损失为代价的。同美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环境中领导优势的削弱相比,同它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失灵相比,同它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旧盟国中获得的认同度大幅下降相比,这种所得实在是小于所失。

在美国独往独来的情形下,欧盟加快了集体行动的步伐。2004年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出现了扩大和深化的两大突破。从扩大到25国成员,到达成《欧盟宪法》,标志着欧盟进入政治一体化的高级阶段。不论这部宪法的最终通过还要经过多少障碍,它的产生确实是人类政治史的一件大事。未来的欧盟将拥有自己的宪法、总统、外交部长和武装力量,超国家机器终于完整地建立起来了。在欧盟政治一体化的同时,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直线上升到130比100的历史高度。尽管对欧洲经济复苏稍有不利,但在政治上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何况在石油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欧元走高对欧洲的贸易整体平衡是有利的。一直游离于欧盟与美国之间的英国,也开始靠近法国和德国,试图形成英法德轴心。

欧盟的成功不仅是对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而且是对“美国制度优越论”的挑战。它意味着多边主义的胜利,美国的单边主义将遇到真正的对手。单极世界向多极世界的转变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得到实现,美国的“帝国战略”可能无法阻挡这个历史趋势。它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深远的。美国同俄罗斯的关系早已不是“蜜月伙伴”了,俄罗斯把法、德两国看作是牵制美国的战略伙伴。美国非常担心亚洲的地区合作机制,声称“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第二个欧盟”,甚至对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的走向也开始有所警惕,防止他们仿效欧洲盟国的离心倾向。

三、亚洲地区合作进程将改变世界秩序

2004年是亚洲地区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的一年。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不是战争引起的地缘政治突变,也没有像那样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也不同于以制度建设著称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是处于量变过程中的质变前奏。

亚洲地区合作进程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逻辑。亚洲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文化遗产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潜力。21世纪的亚洲(这里主要是指东亚)具备崛起的机遇和条件。从产业结构上看,东亚经济正在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原有以日本为领头雁、四小龙、东盟、中国尾随其后的“雁行模式”正在转变为中国、东盟、韩国、日本相互推动的“四引擎模式”。绝对的垂直分工越来越转化为相对的水平分工。从市场一体化进程来看,东亚正在形成越来越紧密的自由贸易体系。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早已超过任何跨地区贸易。东盟—中国的“10+1”贸易协定将推动整个东亚走向自由市场。今后20年东亚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增长率最高的区域市场。从共同利益来看,东亚国家之间的多边和双边利益越来越扩展。其中突出表现在共同抗击危机、共同承受风险上。1997年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SARS疫情,证明东亚地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东亚国家必须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从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来看,各种政府间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磋商机制和论坛,正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从金融货币合作到国际安全互信,都有一系列合作方式,将朝着长期稳定的超国家机制方向发展。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共存来看,东亚国家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新的共同利益驱动下,文化和制度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正在构成亚洲软力量的新基础和新来源。存在于东亚各国人民之中的凝聚力、亲和力正在与日俱增。亚洲经济文化的多样性使她的崛起具有特别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在这个背景下来认识中国的“以邻为善”政策,对于保持亚洲的繁荣与和平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崛起是亚洲崛起的组成部分。从中国的外交战略布局来看,周边是首要,因为大国关系主要集中在周边,如中美、中日、中俄、中印关系等都在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重心也是在周边。处理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需要有一个展示中国多边外交的舞台。因此,中国外交的四个支柱都是围绕着经营周边展开的。周边环境是我国国际环境的主要构成,保证周边的稳定才能赢得国家发展的良好空间。

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局势稳定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朝核问题本来可能有数种不确定的前景。在中国的参与和推动下,朝核问题不仅没有走向战争的极端反而创造了多边会谈协商解决的机制。本来美国把朝鲜作为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打击目标,东亚局势就可能出现严重危机和震荡。中国的参与不仅符合中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也符合周边的朝、日、韩、美等国的利益。尽管2004年六边会谈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但是它对地区安全的稳定作用却是不可替代的。六边会谈机制是最终促成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关键。从近期看,避免了战争的可能性;从长远看,则是有利于东北亚安全的稳定,最终形成东北亚的安全机制。

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亚洲市场的复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为亚洲的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前景。“10+1”和“10+3”的发展趋势反映了中国市场与亚洲经济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在2003年的基础上,2004年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继续迅速增长,东亚内部贸易大大超过亚洲对美贸易。年初东亚国家担心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可能影响地区贸易增长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而且韩国、日本和东盟的对华贸易都获得巨额顺差。只有地区内部贸易的规模如此巨大,才会出现贸易自由化的吸引力和要求。今年,中国带动全球贸易的增量部分达到18%,在东亚内部贸易的增量带动的比重可能更大。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内容。在1997年前后,这种中国带动亚洲经济的能量还是难以想象的。

当世界在注视新兴大国的“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时,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就更值得关注。在2003年的基础上,中印两国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加强。经济上,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市场具有无限潜力,两国23亿人口占世界一半。在信息产业上,中国的硬件制造和印度的软件制造可以优势互补。加上双方的人力资源优势,中印的经贸合作从一般商品到IT信息产业都有很大空间。中印在安全上和经济上形成共同利益。不是短期行为,将产生长期的、全局性影响。这种变化对南亚地区稳定也是有益的。中印和解可以促进印巴之间从冲突到和解的脚步。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缓和姿态是南亚和平的重要象征,对于中国西部环境的稳定也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在其他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积极变化。如中日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趋势。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不断加深,在政治上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在2005年,中日关系可能出现修好的互动。中日关系的稳定与改善对于亚洲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又如在台湾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意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反对台独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的必要条件。在2004年,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宣示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上述发展趋势证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有利于于亚洲地区合作进程,中国发展应当成为亚洲国家共同发展的动力,亚洲国家的合作最终有利于中国的和平统一与和平崛起。这是21世纪世界力量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外交战略分歧导致美国国内认同危机

2004年美国大选的两党政治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外政策领域。尽管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政府屡屡失策,但是并没有影响其总统连任。角逐白宫的美国总统选举终于以总统候选人克里认输而落下帷幕。这着实让许多美国政治的观察家特别是欧洲的观察家们大跌眼镜。这场选举的结果并不重要,但是它可能引起的美国内外政策变化,以及它所反映的美国国内认同危机,却值得深入思考。

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名副其实的“大选”。持续时间之长、参与范围之广、竞争之激烈、投入资源之多,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不仅仅是一次争夺入主白宫的总统选举,还包含着国会两院议席和部分州长的改选,可以说是美国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定、政治理念的重新确立。因为它关系到美国的走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关乎世界的走向,无怪乎世界政要和各国传媒会如此关注选举的结果。

许多评论家把这次选举看作是作为2000年选举的再版和重演,似乎很是这么回事。但是,二者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因为从2000年到2004年之间,美国的国内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甚至2001年的经济衰退也不过是半年时间的“微调”,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反弹到4%左右。只要经济还在繁荣,挑战者就很难打倒在任的总统。因此,这次选举说到底不是关于国内政策的大辩论,却突出表现在对美国安全和外交问题的大辩论上。这四年中,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变化”。谁能给美国带来安全,就能成为本次选举的赢家。小布什把自己扮演成“爱国英雄”,而克里却无法剥去布什的盔甲。尽管白宫在伊拉克战争中屡屡出错,克里却不能把共和党打得一败涂地。这证明也不具备更彻底的战略思维,某种程度上也希望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绝对利益”,他们无法从根本上揭露共和党特别是新保守主义的要害。吞吞吐吐,左盼右顾,欲进不得,欲退不能,这种尴尬境地当然不能将对手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美国现代史上的外交政策大辩论同党派政治转变相结合,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一次大战后威尔逊提出国联和“十四点”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结果被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打得落花流水。此后,的改革力量被共和党保守派压制了整整一代人。二次大战期间,罗斯福的理想主义外交和战后世界秩序大行其道,的“福利国家纲领”也整整持续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越战后的共和党政府实行全球的战略收缩,同时也推行经济上的“里根主义”,几乎颠覆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凯恩斯主义,势力出现逆转。冷战结束后,美国两党在外交和安全战略上一直没有找到战略共识,政治上也处于僵持状态。在这次选举中,本来可以借用外交安全政策辩论击败共和党,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只能坐失良机。

从地域上看,势力集中在东北部沿海和太平洋沿岸各州,这两个地域比较具有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传统,与欧洲和亚洲有着天然的联系,价值观倾向也比较自由开放。而共和党势力集中在南部和中部山区,这里具有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崇尚美国的绝对利益和绝对安全,价值观也倾向于保守传统。而大湖区各州介于二者之间,这里曾经是的传统势力范围,但是在最近10年中同东北部和西海岸在利益和价值取向上逐渐拉开距离。这次居然成为共和、民主两党拉锯战的关键地区,而且成为失利的主要原因。1990年代初,克林顿—戈尔的成功恰恰在于他们来自中南部地区,削弱了共和党的基础。今后两党的势力消长也主要在于中西部和大湖区,甚至取决于这两个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程度。这种党派的地域倾向一旦形成,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

小布什虽然得以连任,他所面临的挑战却是沉重的:这次选举(以及2000年选举)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深刻裂痕;新保守主义者造成国内外对白宫的普遍不信任;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的前途未卜;盟国体系急需修补;两大赤字(超过1万亿美元)积累起巨大的潜在风险;主流媒体与主流决策层的脱节;等等,都有待小布什在今后四年中认真对付。人们担心的是,共和党保守派把这次选举胜利视作选民对单边主义政策的确认,而且挟国会两院多数之威,在新保守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那么,这些挑战就会成为真正的危机。

实际上,这次大选暴露出来的真正危机是美国国民的认同分裂危机。所谓“美国认同危机”,是亨廷顿提出来的。他是从美国的种族构成变化出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可能成为少数种族,有色人种将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将导致美国的认同危机。但是这种认同危机比亨廷顿预料的时间来得更早。这次大选后,支持的选民产生空前的挫折感,甚至出现分裂美国或移居国外的主张。而共和党的支持者并不在乎其对手的心理伤害。这种国民情感的对立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来所罕见的。而认同危机的根源不是由于内政或文化的差异,却来自对美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分歧。这就是“帝国的代价”,当这个“帝国的臣民”不认同它的战略目标时,帝国就面临着真正的危险。因为历史上许多帝国的崩溃不是来自外敌的打击,而是产生于内部认同的分裂。美国是否会走上这条不归路,取决于新保守主义的命运。

国际范文篇5

单纯的国际贸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国移动，只有国际投资，才有可能形成生产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国移动。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生产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都能在国际之间自由流动。

国际投资，即国际间的资本转移，指的是货币资本和贷款资金从一国流向他国。任何国家或地区要发展经济，必须积累资本。积累资本一种方法是国内储蓄，由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种方法就是吸引外资，包括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储蓄能力受到限制，资本积累紧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外来商品能形成入超现象，国内资本积累才有可能不减少当前消费。但是，入超国家又必须清偿入超商品的资金。由于资本积累不足，只有依赖外国贷款。而能否得到外国贷款，又取决于两国利率之间的差异，即债务国的利息必须高于债权国的利息。所以，国际投资的驱动因素是各国之间利率的差异。至于外商直接投资，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预期回报率、投资环境和相关优惠政策等多种因素。

国际间的劳动要素的转移，主要取决于劳动价格，即取决于平均工资水平，比如某种类型的劳动在美国的工资率高于墨西哥，就成为墨西哥人跨越国界的经济动机。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工资偏低，移民倾向尤甚。其次，劳动要素转移还取决于劳动者拥有的数量。在一个劳动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很容易引发向劳动资源稀缺的国家移民的动因。当然，国际投资也会引起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要素转移，但毕竟属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随着技术引进，随同设备和资金的技术人员配套转移。而且，这种转移大多带有临时性质。一旦投资项目完成，随行技术人员又会回归本土。

国际投资实现生产要素转移的微观载体是跨国企业。投资的始初动机是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生产和经营。建立跨国企业伊始是资本运营，购进设备和技术，又实现了物质生产要素的转移，招聘经营人员和企业员工，又实现了劳动要素转移。可见，国际投资是生产要素跨国移动的第一推动力，跨国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是鉴定生产要素移动的基本尺度。

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有两大效应：

（一）促进世界生产效率并提高实际收入水平

如果资本在美国的边际生产率低，在资本稀少的中国边际生产率高，若美国的资本流向中国，全世界的产值就会获得提高，最终超于均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加，就是这个原因。

实际上，直接投资并不只是一种资本移动。有时，投资方“完全是在东道国借取创办企业的金融资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标牌号、经营准则，以及较少属于有形资产的一些其他资产而已。这个子公司一旦成为获利的企业，它就通过内部利润再投资和新借入资金来发展了，同时还把一部分利润上缴给那个很难看出其进行了投资的母公司”。[4]这种情况虽然鲜见，但仍会使双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进了世界生产效率。

劳动要素的跨国移动也是如此。例如某种类型的服务业美国每天能赚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赚3美元；于是某一劳动者移居美国，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这样移动的结果，致使意大利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自然趋向提高，而美国而相对下降。不过只要有差别，双方就会产生移民的经济动机，从而使实际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产要素稀少性相对差异减轻

由于资本和劳动被吸引到相对稀少的地区，随着跨国移动，相对稀少性在国际间就会减弱。印度相对过剩的劳动者迁往美国，就会降低美国劳动稀少程度，同时降低印度劳动的丰富程度。资本从相反的方向移动，将减轻资本在美国相对丰富的程度，同时降低资本在印度相对稀少的程度。

萨缪尔森写道：“物品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部分影响，就好像使生产要素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一样，衣服从欧洲流向美国、食品从美国流向欧洲趋于使每一国家的特别充足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充足，并使每一国家的特别稀少的生产要素不像过去那样稀少。”[5]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自由移动，会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趋于均衡。

2、国际投资促使国际贸易立体扩散

国际投资直接推进的是中间产品的贸易，间接推动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一般说的国际贸易，指的是最终产品的贸易，即商品贸易。

国际投资实现的生产要素移动虽然减轻了商品的稀少性，从而减少了国际贸易的机会，可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新生产场所的开辟和建立，又创造了新的贸易园地。假设有一个资本贫乏的国家，从外国进引长期贷款，用以发展本国产业。某些制造品（例如纺织品、塑料之类）原先输入本国市场，现在国内也可以像外国一样廉价生产，故而不需要再输入此类商品。不过由于本国发展生产的结果提高了收入，消费数量与结构已经变化，因而创造了新的需求。所以从现象上看，进口商品减少了，但国内市场却因生产要素的移动而扩大了。因此，一方面贸易关系是国际借贷的产物，即生产要素移动创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能借助推广市场及刺激资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创造投资机会，不仅吸引了本国的投资者，也吸引了国外的投资者。新的投资者的出现，又扩大了市场的商品需求。这就是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创造。

投资和贸易的不同之处在于：贸易是一种递增效应，投资则是一种乘数效应。按一般惯例估算，投资效应是贸易效应的5倍。尽管投资有风险，但风险越大，欲念越大，经营者依然会选择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使国际贸易实现立体扩散。

我们不防借助一组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1978~2007年，共签订投资协议项目464801个，合同金额9428.7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997.6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项目数从1980年的470个上升到2007年的4万多个，增长了近90倍，年均增长率为25.05%；合同外投资从1983年的17.32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亿美元，增长了近70倍，年均增长率为23.35%；实际使用外商投资从1983年的6.3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亿美元，增长了84.13倍，年均增长率为24.81%。中国已连续10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首位。[6]

外商在华投资对双边贸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从我国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来印证这个问题。

（一）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我国的进出口总额从1983年的436.16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万多亿美元，增长了19.52倍，年均增长率为16.02%。其中，出口贸易从1983年的222.26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9.72倍，年均增长率为15.95%。我国出口总额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进口总额上升5.32%。出口总额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华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的增长

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0.42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亿美元，增长了11244.17倍，年均增长率为50.01%，其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出口总额同期增长30042.63倍，年均增长率为56.56%，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4.82%；进口总额增长了68213倍，年均增长率为62.24%，其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上升56.18%。可见，外商在华投资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地推动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7]

国际经济学的传统观念认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国际投资引发的生产要素移动减轻了生产要素的稀少性。生产要素跨国移动数量越大，国际贸易的动机与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少。极言之，生产要素的相对稀少性的悬殊情况可能因国际投资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国际贸易的原因也不复存在。但在实际上，不论是国际投资或是国际贸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国之间要素和商品的相对稀少性状态，所以两种功能得以并存，并会逐步扩大。

其实恰恰相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更多地表现为互补作用。国际投资能够创造和扩大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也可以创造国际直接投资。这种关系分为四种情况：（1）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如设备、技术和软件可跟随资本；（2）本投资国的出口贸易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如通过贸易出口可以引发直接投资就地销售跨国企业的产品；（3）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东道国引进了外资，相应地就会进口生产要素及技术软件；（4）东道国的进口贸易会促进投资国的直接投资，既然有了进口贸易，就会致使投资国实行直接投资，以创造更简便、更有利的贸易机会。

根据国际贸易的实践经验，建立各种经济共同体撤销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更能实现比较利益。由此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经济学称之为“贸易创造”。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对外却设置一个共同的关税壁垒，可能导致“贸易转向”。当经济共同体的国家较低成本的供给来源代替了共同体内较高成本的来源，即会出现“贸易转向”，即转向低成本的国家。[8]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机会并不显见，太多的机会往往会消失在经济共同体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显著，国际贸易在WTO之内，成员国更多地表现为“贸易创造”。未进入世贸组织的国家积极申请入围，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组织内的“国民待遇”。它们需要的是直接的“贸易创造”，而不是消极等待“转移转向”。

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不断扩大，“贸易创造”的功效会逐步消失，因为国家越来越少。如果所有国家都加入WTO，“贸易创造”就会完全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资本创造”，或称“投资创造”。国际投资力度的增强，会实现更为广阔的贸易空间。国际投资引发的贸易效应必将大大超越单纯国际贸易的效应。

3、国际投资推进传统贸易方式改变

世界经济早期的历史格局，国际投资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国家的投资，俗称资本输出。这种投资虽然有资本入侵的含义，但在客观上却推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传统贸易方式的改变。

（一）促进出口商品换代升级

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一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亦即资源性产品为主。资源只有经过开发和利用，才能成为商品，才能实现商品流通。“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9]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就可以构成发展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饶的贫困”。

资源开发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须凝聚为技术，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依靠自身经营的积累，社会也会有进步，但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世界竞争的格局下，很可能会出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开放，无疑会缩短这个历程。国际投资、技术引进，会不断使资源性产品升级，增加科学技术含量，从而使商品换代升级。

（二）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基本的内向经济，但又是有进出口贸易；二是外向经济，有大量的进出口贸易。与之相适应，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战略也可分为两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进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进口工业制成品为主，现在改为本国工业制成品代替同类进口商品，为此，这些国家需要在国内建立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以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但进口替代需要进口用于发展本国工业品的设备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在这种情况下，进口替代往往以初级产品的出口作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过去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现在改为以本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级产品的出口。为此，这些国家应在国内建立起面向国外市场为主的工业部门，并要使这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普遍认为，进口替代是较低级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较高级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韩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实现“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证。

新加坡1965年宣布独立，当时只有橡胶园，地势坎坷不平。没有什么基础。通过引进外资和引进技术，使本国经济在短期内改变了面貌。当时，新加坡政府积极支持和鼓励工业界实现生产自动化，重点放在推广和使用机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烧焊工”机器人于1983年诞生，另一台“喷漆工”机器人也相继问世。新加坡推行了电脑教育“五年计划”，使20%的中学生成为电脑俱乐部成员。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开始出口电子计算机，驶向国际市场的惊涛骇浪。

韩国在过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发达国家改变经济结构的机会，将外国资本、技术同国内的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展了轻纺工业。70年代又突出发展了重化工业，用出口推动了经济发展，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韩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行“科技兴国”方针。为了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韩国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发展战略”，提出两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发尖端技术，将产业结构改造为“发达国家型”产业结构；二是根本上解决粮食、能源、环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过密等问题。韩国的学者、实业家、官员都认为21世纪将成为“太平洋世纪”，强调“不要错过时机”，要积极地迎接“太平洋时代”。

（三）从“单向投资”到“双向投资”

单纯的国际贸易，很容易因袭原有的方式。只有通过国际投资的冲击，才能推进贸易方式的改变。

国际投资的始初行为是资本过剩的发达国家向资本稀少的落后国家的单向投资，落后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几乎没有什么对外投资能力。但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一样，基本上属于双边行为，落后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冲出国界，走向对外投资的行列。从单向投资转向双向投资，是世界历史的巨大进步。

我们试以中国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大量外资企业落户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把视角转向海外市场。可以肯定地说，寻求市场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动机。

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改革措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家政策，从而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

中国对外投资包括三种类型：（1）为支持进出口贸易而进行的投资；（2）为支援第三世界国家而进行的投资；（3）为承包工程和劳务输出而进行的投资。

1990年，我国已开办801个世界境外企业，分布在93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港澳地区就集中了我国非贸易性企业的2/3。

1999年，我国境外投资扩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相对集中于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排在前10位的是独联体国家、美国、港澳地区、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德国。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已达14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已达5百多亿美元。[10]

中国对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是首开先例，但其雄健的脚步却有后发夺人之势。尽管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比重还比较微少，风险投资领域尚未涉足，但这却是一个光辉的起点。可以肯定，中国对外投资终究要跃居世界前列，并将对国际贸易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必将成为我国步入世界经济舞台的“双子星座”。

参考文献

[1]陈胜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影响，透过互联经济体系创造财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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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范文篇6

5月12日，是全世界护士的共同节日。这个光荣的节日是跟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她就是弗罗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ingale)。

1820年5月12日，在意大利的弗罗伦萨城，南丁格尔诞生在一个富有的英国名门之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影响，培养了南丁格尔优秀的品质。她从小就经常照看附近村庄的病残人，以解除他们的痛苦，立志将来成为一个为病人带来幸福的人。1851年，她开始投身于护理工作。在这之后的多年中，她周游欧洲各国，了解护理工作。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她以满腔的热情救护伤病员。在黑暗的深夜，南丁格尔手持油灯巡视病房，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每一个伤兵，伤兵们感动得躺在床上亲吻着落在墙壁上的她的身影，称她"提灯女神"。战后的南丁格尔全身心地投身于护理教育工作，她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训练学校，开创了人类护理教育发展的纪元。

南丁格尔以最高贵的奉献精神把一生献给了护理事业。英国人把她看作是英国的骄傲，为她在伦敦街头树立了铜象，并把她的大半身像印在10英镑纸币的背面。美国大诗人朗弗罗(Longfellow)为她作诗，赞美她的精神是高贵的，是女界的英雄。

1912年，国际护士会倡议世界各国医院和护士学校以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日为国际护士节，以此纪念人类护理事业的创始人佛罗伦斯·南丁格尔。

国际范文篇7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马斯格雷夫教授从财政的国际协调和发展财政两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国际财政的基本内容;而董勤发则是结合财政的经济职能从国际财政合作形式的角度来构建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

②区域有不同的层次划分,区域财政也多以行政区划确立的社会、政治、经济区域为研究对象,但本文所论之区域指的是国际区域,国际区域财政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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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范文篇8

开展“国际民航日”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全世界树立和加强对国际民航在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同时强调国际民航组织在促进国际航空运输的安全、高效和正常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为使庆祝“国际民航日”的活动更具有实际意义，国际民航组织每年确定不同的主题在世界范围内举行活动。

1994年以来历年国际民航日的主题是――

1994年纪念国际民用航空公约签署五十周年；

1995年国际民航组织准备就绪迎接全球航空运输业的需要；

1996年利用卫星使民用航空更安全；

1997年通过全球合作加强飞行安全；

1998年安全飞入二十一世纪；

1999年增进世界友谊和了解；

国际范文篇9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01)03-0055-04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一）中间地带理论。1946年，由于美苏战略目标相左，导致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战时同盟关系不复存在，让世人倍感新的战争即将爆发。而国内有美国撑腰的企图借此与共产党一决雌雄，内战迫在眉睫。此时，中共面临巨大压力，不仅党内外有人产生了悲观情绪，而且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共与国民党妥协，以免由此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精辟分析了时局，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193页。）因此，受到现实威胁的不是苏联，而是处于美苏之间的国家和人民以及美国人民。据此，号召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后，对中间地带理论又有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中间地带理论（亦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以反共产主义之名行争地盘之实，“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注：《选集》第五卷，第341页）在这里，把“中间地带”明确分为两个部分。1964年，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美、法矛盾越来越尖锐时，《人民日报》1月21日发表的社论在阐述上述思想时，明确把两部分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日本、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我们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中间地带力量，使之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由此可见，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质是：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把帝国主义世界看成铁板一块，对其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予以区别，以便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间地带理论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第一个比较明确系统的国际战略理论，它为中国也为其它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正确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二）三个世界理论。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

（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二）和平共处原则。历来主张，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当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并提出了共产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不是谁战谁的问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断合作的问题。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注：《选集》第三卷，第1084-108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世界宣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注：《选集》第四卷，第1466页。）在此基础上，于1953年12月接见印度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注：《选集》，第118页。）。1957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会议上说：“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注：《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为说明不同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长期合作，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进行分析。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不仅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还有来自英美法等国的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以及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等。作为二战后国际强权政治、冷战共处的对立物，和平共处原则反映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追求平等、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因而在国际关系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并成为中国实现和平与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四）对外开放原则。深受辛亥革命影响并得到陶冶的，在青年时代就深感闭关锁国对中华民族的极大危害，因而力主对外开放。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对外开放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构件。第一，他明确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第二，他科学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一是“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6页。）二是我国处在一穷二白的状况。尖锐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12页。）在此前的中共七大上，甚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的工业化不可想像。三是“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注：：《论新阶段》，第69页。）第三，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向一切国家学习，实行全方位的长期的对外开放，坚持平等互利，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可见，在新中国要不要对外开放、为什么要对外开放以及如何对外开放这些带有根本性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思考，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才使新中国的开放事业在一定时期受到局限。正如邓小平所说：“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7页。）

（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六）一边倒原则。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在1949年春夏之交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七）国际统战原则。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的亡国灭种严重危机进一步加深，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思考建立国际统一战线问题。1935年12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半独立的地位，这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斗争的结果。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想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必然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为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1936年7月，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阐明了中共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注：吴黎平：《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25页。）这一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最终变为现实，从而为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根据中间地带理论，果断调整中国国际战略，重新提出国际统战原则，主张在世界范围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此为依托，打破美苏的重压和围困。

三、三大灵魂

（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斗争中，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四、一个支点

国际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货运业服务创新

2008年，我国对外出口总额增长与同期相比开始有一定幅度的下降，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08年中国出口增长将从2007年的26％降至19％。因此，出口货量增速也将开始降低，国际货运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国际货运企业要想取得竞争优势，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进行新服务开发，即服务创新，向顾客提供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新服务，满足这些企业的要求。所谓新服务，就是给顾客提供以前不能提供的服务，即提供额外的服务，对服务过程作巨大变动，或者对现有的服务包、服务传递过程逐步做出改善，以使顾客感觉到他们接受到了新的服务。

一、国际货运业服务创新分类

对新服务开发进行必要的分类非常重要，因为不同种类的创新要占用企业的资源不同，企业需为此做出周密的计划。现参照拉夫克（Lovelock,1984）的分类方法，对国际货运企业的新服务开发进行分类。

1.激进式服务创新

简单的说，激进式服务创新就是提供一种全新的服务，对某个企业来说，这种服务从没有向顾客提供过。可分为以下几类：

(1)重大创新，通常是指提供市场上还没有出现过的服务，这些创新常由信息和计算机为基础的技术推动。重大创新的产生，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一般总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需要耗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单个企业往往较难承担。

(2)启动新的业务，即对已经和正在服务的市场提供全新的服务。也就是说，这种服务的服务对象，是提供给现有的市场的。比如，某些公司前些年提出的“一条龙服务”、“零距离服务”等，就属于这一类的服务创新。

(3)对现有的市场提供新的服务，这种新的服务可能在其他国际货运公司早已存在。比如说，一家原来只从事整箱运输的国际货运企业，现开始提供拼箱服务。

以上三种激进式服务创新，就占用的资源来说，重大创新最多，其次是启动新的业务，最后是为已占有的市场提供新的服务。

2.渐进式服务创新

渐进式服务创新是对原有服务进行扩展和改善，相对于激进式创新，渐进式创新占用的资源相对较少，比较容易实现。可分类如下：

(1)服务线扩展，即加长现有的服务线，使服务内容丰富化。比如，某家提供美国、加拿大航线订舱的国际货运企业，原本只提供美西港口城市如长滩、奥克兰的货运业务，现开始向北美内陆延伸，提供直达内陆城市的货运业务。

(2)服务改善，即改善原有的服务特征。这种新服务开发相对多见。

(3)服务类型的改变，也就是平常所说的“新服务”。这种新服务开发，服务的根本性质没有改变，只是改变了服务的表现形式，做一些可见的改变来影响顾客的感受和看法。

三种渐进式创新所占用的资源都比较少，对企业的负担相对较小，风险相对也较小，但并不意味着非常容易成功。只有全面考虑了顾客需要的服务创新，并为顾客所接受，才能称的上是成功的服务创新。

二、国际货运业服务创新设计要素分析

当新服务开发的概念和业务策略确定后，与其相一致的服务设计要素的确定便提上了日程。对国际货运业来说，主要有以下要素需进行考虑。

1.设施地址和布局。作为一个服务传递型的服务行业，国际货运业地点的选择以方便顾客为基本出发点。一个区域性国际货运企业，其总部的选择一般在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另有各分公司或办事处分布在内陆经济发达地区。如果以某一城市为服务对象的国际货运公司，一般选择进出口业务或顾客集中的地区作为办公地。在办公室的布局上，除一般的因素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作为高技能、高素质人才集中的国际货运企业，要处处向顾客表达出诚信、专业的信息特征。

2.员工技能。国际货运企业的一线员工，不仅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而且需要较高的人际技能，在与顾客接触中，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艺术性。在某种程度上，专业技能是后天的，可以通过学习、培训来获得，而人际技能是先天的，是很难更改的，在某种程度上，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在聘用一线员工时，一定要采用科学方法，不仅要测试应聘者的专业技能，更要测试应聘者的人际沟通技能。对人际沟通技能欠缺的应聘者，要进行慎重选择。3.工作时间安排。在国际货运业中，员工需要满足顾客的各种即时要求，即便是微小的疏忽和延迟，都有可能造成货物不能按时集港或装船出运。因此，如何妥善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比如，客户服务人员可正常上下班且24小时保持通讯畅通，单证操作人员则按照开船时间灵活进行调休。在集港和装船等重要时间内，要全天有人值班，随时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4.服务质量的控制和测评。同其他纯服务业一样，国际货运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无法对服务质量进行事前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系列服务标准并严格执行，保证服务过程的统一性，就显得尤其重要。

5.收益管理。一般来说，在一定时间内，国际货运企业的运输能力是有限的。比如，国际货运企业购买船公司某条船某一航次一定数量的舱位，然后进行配货，如果货量少于舱位数目，则产生亏舱，损失也由此产生；如果货量较大，已经满载，则要检查是否已将尽可能多的高利润货物配船，即是否实现了利润最大化。

此外，国际货运业新服务设计要素还包括顾客分类、顾客参与、流程设计、销售机会等诸多要素，任何一点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三、国际货运业在向TPL转型过程中进行服务创新所面临的风险及控制

如果国际货运企业考虑向TPL转型，那么在此背景下如何进行服务创新，如何向顾客提供量身定做的新服务便成了企业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提供传统物流服务为主业的国际货运企业来说，就要根据顾客的需要，提供一种新的、更能满足顾客需求的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国际货运企业在服务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企业对外部环境估计不足或无法适应，对服务创新过程难以有效控制而导致服务创新失败的可能性。这里的失败包括服务创新活动被迫提前停止、撤消或者是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在当前物流行业飞速发展、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对任何风险因素的忽视都有可能导致服务创新的失败，最终导致企业转型的失败。因此，辩识和分析服务创新中的风险因素，是进行风险控制的前提。主要风险有以下几个方面:

1.竞争风险。这是目前国际货运企业转向TPL所面临的最大风险。许多从事传统物流业务的企业，如原来的交通运输企业、仓储业、港口等都利用自身的独特市场地位参与到第三方物流业务中来。国际货运企业如何应对竞争对手并采取相应手段和措施进行反击，是化解竞争风险的关键。

2.资金风险。大部分国际货运企业，本身的利润比例并不高，企业自有资金普遍缺乏，而转入TPL业务，企业就需要在管理、信息系统、人员培训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数量往往超出预算。如果资金跟进不及时，不仅服务创新面临着失败的危险，而且公司的正常运转都可能出现问题。

3.市场风险。货运业原本是对多客户提供一般通用服务的企业，向TPL业务转型，则意味着企业向相对较少的企业提供特别的服务，即将向特定的企业提供特定的、量身定做的服务。这种服务适用性的降低，就无形中增大了国际货运企业的市场风险。

4.技术风险。TPL业务强调的是管理、信息技术和设备的有效结合，提倡与客户的供应链结合在一起，而现在许多中小货运业信息系统缺乏，管理水平比较低，业务转型困难较大。

此外，国际货运业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风险，如国家政策、地方保护主义、交通基础设施等。以上风险并不是单独存在，而是相互交织、交互作用，使国际货运业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出极度复杂性。那么，在向TPL转型过程中，国际货运企业如何控制这些因服务创新而面临风险呢？

(1)国际货运业要做好提供TPL服务的资源准备。国际货运企业在SWOT分析的基础上，做好资源准备。比如，要根据自己的特长，有选择地对目标企业提供特定的服务，做到服务内容特色化和服务对象特定化；要提高信息技术的管理和应用水平；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哪些既精通货运业务、又精通货主生产流程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对企业的发展能起到关键性作用等

(2)科学选择服务创新项目。根据TPL业务是针对特定顾客提供特定服务的特点，在项目选择上，要结合企业资源能力特点，并在对市场状况、竞争特点和技术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整个项目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从而做出科学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