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哲学思想范文10篇

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1

【关键词】有机体/过程/生成/过程哲学/怀特海

【正文】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英国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可谓是个兴趣广泛、思想独特，且在多种学科中颇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数学家的严密与哲学家的智慧天才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方面造诣颇深，有资格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出评论，甚至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把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半个科学家、科学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集于一身，这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因此，日本怀特海研究专家田中裕称之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数理逻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家、过程神学的创始人、深邃的生态学家和持教育家立场的文明批评家。(注：[日]田中裕，2001年，第3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怀特海一生尽管写了许多著作，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过程与实在》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精华之集大成，是其名符其实的代表作。用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过程研究中心教授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的话说，这本著作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历来最为复杂并最富创见的哲学论著之一”。(注：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1999年，《过程神学》，曲跃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77页。)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过程与实在》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哲学著述之一，而且就整个西方哲学著述而言，该书绝对可以入围最佳哲学著作之列。尽管由于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和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公开宣扬“拒斥形而上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怀特海本人在这部论著中使用了大量晦涩难懂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来表述其新思想，从而使这部高扬形而上学的著作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百花园里似乎有点受人冷落，不少人对这部著作敬而远之，认为其中提出的思想似乎与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有些格格不入，然而“是金子迟早要发光的”。随着分析哲学的式微及其与人本主义哲学相融合的趋势，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或机体哲学思想，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有识之士的青睐。该书自问世以来，围绕其所探讨的诸多问题，已经(借用过程哲学的术语来说)“生成”许多二手的研究性和阐释性著作，并在美国逐渐“生成”一个过程哲学学派或有机哲学学派，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过程研究中心”(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该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思想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特别是随着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宗教哲学研究在当代西方世界逐渐兴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有机体思想更加被人们所重视，从而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一、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从基本内容和特征来看，《过程与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张扬形而上学思辨理性的哲学杰作，是一部独辟蹊径、磨砺辩证发展过程思想的别开洞天的哲学著述，也可以说是怀特海集数十年(这本书是他在66岁以后开始撰写的)数学、逻辑、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潜心思考，为我们精心熬制的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哲学靓汤。

《过程与实在》全书共分5编。第一编阐述了过程哲学的所谓方法问题，并且概要地阐述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范畴，以及过程哲学的宇宙论据以构成的观念图式。第二编则试图运用这些观念图式来揭示构成文明思想之复杂结构的诸观念和问题，如“事实与形式”、“自然秩序”、“机体与环境”、“主体性原则”、“符号参照系”、“命题”和“过程”等。为了获得与哲学问题有关的人类经验的合理说明，他还考察了一组属于17、18世纪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牛顿、洛克、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观点。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中的任何人在阐述经验的基础时都是片面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所给出的一般陈述则支配着后继哲学的发展。第三和第四编则根据以上方法和观念构造出一种机体哲学或过程哲学的宇宙学图式，从而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认识论诸问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用怀特海的话说，建构过程哲学的宇宙论图式的宗旨，是阐述一种严密的宇宙论观念，通过直面各种有关的经验话题发展这些宇宙论观念的意义，并且最后详细阐述所有具体话题都可据之而发现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某种恰当的宇宙论。第五编则涉及到如何看待宇宙学难题的终极方法的最终解释问题，并试图回答“万物最终归结于什么?”这一问题。怀特海明确指出，这里的观点接近于布拉德雷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学术界看来，虽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总是以“机体哲学”来指称自己阐述的新哲学，并明确地指出该书致力于阐述的哲学理论叫做机体哲学，(注：参见怀特海，2003年，《过程与实在》，中文版，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作者前言”。)然而，用“过程哲学”来概括怀特海在该书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似乎更为确切。

根据笔者的理解，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过程哲学明确地把自身设定为某种抽象的和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并认为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的经验和认识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使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明确地“拒斥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怀特海看来，“哲学是对抽象的说明，不是对具体的说明”。(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中译本，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3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形而上学范畴不是对显而易见的东西所作的独断性陈述，而是对各种终极性的普遍原理所作的试探性的系统陈述。”(第13页)对具体的经验现象的说明，是实证科学的任务，而对抽象和普遍的说明，才是形而上学的任务，因此，形而上学必然要创立一系列一般概念。形而上学创立一般概念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抽象的理性王国，而是要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和宇宙。用怀特海的话说，“通过提供一般概念，哲学应当使人们对潜藏在自然母腹中的那些尚未变为现实的无数具体实例的认知变得更容易。”(第29页)除此之外，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现实目标之一，是精确地分析各种命题。不仅要分析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还要分析诸如“今天吃饭有牛排”和“苏格拉底是不朽的”这类极为普通的命题。尽管每一种哲学都会依次遭受被其他哲学所取代的命运，但是，由各种哲学体系所组成的总体，则表达了关于宇宙的各种各样的普遍真理，并期待着对各种有效性领域进行协调和分工。(参见第12、19页)

怀特海还具体分析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所要坚持的原则和手段。他说：“在恰当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当我们还没有精确地定义关于各种存在物的范畴图式时，哲学争论的每一个前提都是可以存疑的。”(第13页)因此，他特别推崇笛卡儿的怀疑方法，并以此为前提，首先精确地定义了其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图式(共27种范畴)，以此为基础批判性地考察和分析了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各主要派别的基本思想。他还明确地指出，每一门科学都必定会设计自己的工具，而哲学所需要的工具是语言。(参见第18页)然而，哲学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日常语言的原有用法，而是要赋予其特殊的涵义，使其成为哲学特有的专业语言。“哲学之所以使用自己的专业语言，表达了各种思想流派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意图，即它们都试图清晰地表达经验事实所预设的那些普遍观念。由此可以推知，形而上学学说的任何创新，都展示着与流行的哲学文献中所存在的那些事实陈述具有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标志着形而上学方面的分歧程度。”(第21页)

通常认为，形而上学理论作为哲学中最抽象的基本理论，是远离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然而怀特海则认为，形而上学与实践具有密切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在‘实践’中所发现的任何东西，必定都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描述范围之内。当这种描述不能包含这种‘实践’时，这种形而上学就是不恰当的，需要进行修正……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对适合于全部实践细节的那些普遍性所作的描述而已。”(第21页)并且强调检验形而上学理论之真伪的标准是实践及其效用，当然，用他的话说，“任何形而上学体系都不能完全地期望满足这些诉诸实践的检验。这种体系充其量只是对所寻求的那些普遍真理的逼近。”(第22页)

怀特海还明确地讲道，每一种哲学理论中都有一种基本原则。在过程哲学中，“这种基本原则叫做‘创造性’。”过程哲学“抛弃了思想的主词—谓词形式，迄今为止就其前提而言，这种形式是对事实的终极特征的直接体现。结果，那种‘实体—性质’概念被排除，并且以动力学过程描述代替了那种形态学描述”。(第11页)在这里，怀特海一方面坚持用创造性原则来说明宇宙及其过程，另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形而上学原理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流变和生成为基本特征的动力学方法，而不是静态的形态学描述方法。

那么，如何论证形而上学理论的正确性呢?对此，怀特海清醒地认识到：“哲学的主要危险在于证据选择的狭隘性。”(第611页)所以，怀特海尽力从各门自然科学(主要是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数学、逻辑、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学科中广泛地选择证据，尤其是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代表作就是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来说明和阐述其过程思想和机体哲学。

在谈论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功能时，怀特海还涉及到西方哲学的一般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欧洲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学发展为一门抽象的普遍性科学所造成的。但是，在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哲学方法一直深受这种数学样板之害。数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哲学的主要方法是描述性的概括法。在数学的影响下，演绎法被强加给哲学，作为其标准方法……对哲学方法的这种误解，掩盖了哲学在提供一般观念方面的巨大功绩，而这种一般观念增加了我们对经验事实理解的清晰性。”(第17页)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刻理解西方哲学方法论具有启发意义，其内在意蕴尚需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在本体论上，过程哲学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整个宇宙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不是所谓原初的物质或物质实体，而是由性质和关系所构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因而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因此，怀特海有时也把自己的这种实在论叫做“有机实在论”，认为“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从唯物论向‘有机实在论’的这种转化——正如这种新的观点可以被称呼的那样——是用流动的能量概念取代静止的质料概念”。(第564页)

怀特海明确地反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实体实在论观点，认为构成世界的最终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的“第一实体”，也不是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实体”，更不是什么绝对的“精神实体”。

那么，什么是实际存在物呢?怀特海明确回答说：“实际存在物的本性惟一地在于，它是某种正在被摄入的事物。”(第73页)何谓摄入?他说，实际存在物与宇宙中的每一项都有某种完全而确定的联系。这种确定的联系，就是它对那一项的摄入。所谓摄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摄入，一种是消极的摄入。消极的摄入是把宇宙中的某一项从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确定地排除，而积极的摄入则是对进入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的那一项的确定的包含。这种积极的进入叫做对那一项的“感受”，其他存在物则被要求来表现任何一项是如何被感受到的。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实际存在物，相对于某种作为“主体”的既定实际存在物而言，必然要被那个主体“感受到”，尽管一般来说这种感受是模糊不清的。(参见第73页)

有时，怀特海也从实际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角度来界定实际存在物。在《过程与实在》中他曾明确地讲道：“实际存在物既是从事经验活动的主体，又是其经验的超体。这就是主体—超体，而且这种描述中的任何一半都须臾不能离开我们的视野。当考察实际存在物自身的实在的内在构造时，在多数情况下将会使用‘主体’一词。但是‘主体’永远应当被理解为‘主体—超体’的缩写形式。”(第50页)有时，他又从实际存在物与事实的关系角度谈到，“终极事实就是实际存在物，一切概莫能外；并且这些实际存在物就是经验的沉淀物，既错综复杂又相互独立。”(第31页)

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可以用无数方法来分析。把实际存在物分析为各种“摄入”，是一种展示实际存在物的本性中最具体的成分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可叫做“区分”。每一种摄入都能在其自身中再现实际存在物的各种普遍特征：它与外部世界是有关联的，因而它具有某种“矢量特征”，它涉及到情感、意图、评价和因果性。(第32页)

与笛卡儿的二元论不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试图以某种单一类型的实际存在物为图式，对宇宙进行富有洞察力的哲学描述。(第33页)怀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由于彼此摄入而相互关涉。实际存在物的这种共在事实叫做“联结”。“那些直接的现实经验的终极事实就是这些实际存在物、摄入和联结。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抽象物。”(第33页)

对于实际存在物，不仅可以作形态学的分析，还可以进行发生学的分析。正是在发生学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把实际存在物看作一个过程。在他看来，实际存在物是变动不居的，它处于不断流变的世界之中。根据过程哲学的观点，“实际存在物完成之日，就是它毁灭之时。”(第150页)这种创造物在不断地毁灭，因而成为不朽的。“这个过程从发生学上说可以被分析为一系列预设了它们的先行者的那些次状态。”(第281页)因此，实际存在物是一个过程，这里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第517页)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前后相承的。

总之，从本体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试图把世界描述为那些个体的实际存在物的产生过程，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绝对的自我造就能力”。(第109页)整个宇宙就“是一种面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宇宙。(第407页)

当然，关于实际存在物一直处于流动世界之中的观念，并不完全是他的首创。怀特海指出，早在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就有关于事物永远处于生成和消灭过程之中的思想，因而其提出的过程观念只不过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扩展而已。然而，他也批评道：“整个近代思想都在暗中预设了非进化的物质观。直到最近几年，惟一的选择还是：要么物质性的宇宙是永恒的，它一直保持现在这种类型的秩序；要么它根据耶和华的命令而诞生和走向灭亡。”(第174页)因此，他致力于根据近代科学成果来系统地和明确地阐述早在《蒂迈欧篇》中就已经包含的过程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怀特海从本体论上把“过程”看做是实在，把实在看做是过程，这与传统的过程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怀特海还详细地考察和论证了宇宙的过程性，并把这种过程明确区分为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分别对其作了详细说明，这也是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怀特海明确指出：“过程有两种类型：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获得的现实性向获得之中的现实性的转化；而微观过程是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条件纯粹是实在的，已进入确定的现实性之中。前一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向‘纯粹实在的’转化；后一过程造成了从实在的向现实的增长。前一过程是直接生效的，后一过程是目的论的。未来是纯粹实在的，没有成为现实；而过去是由诸现实性所组成的一个联结。诸现实性是由它们的实在的发生状态所构成的。现实是目的论的过程的直接性，实在是通过这种直接性而成为现实的。前一过程提供了那些实际上支配着获得的条件，而后一过程提供了现实地所获得的种种目的。‘有机体’概念以双重方式同‘过程’概念相结合。由种种现实事物构成的共同体是某种有机体。但是，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有机体。它是某种处于产生过程之中的未完成物。因此，就种种现实事物而言，宇宙的扩展是‘过程’的首要意义；而宇宙在其扩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是‘有机体’的首要意义。”(第392页)

再次，在认识论上，过程哲学也提出一些独特看法。我们知道，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认识论，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认为主体与客体相区分是认识发生的前提。怀特海则认为，认识论问题和实在论问题若相互孤立起来，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解决。认知者和被知者、知识与对象、观念与事物的二元论，正是他认为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弊端。因此，他试图用摄入概念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

以摄入思想为基点，怀特海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突现物。传统的西方哲学认为，在实际进行认识和取得知识之前，必须先有认识者。而怀特海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执行摄入功能者即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用怀特海的话说，感受者(feeler)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一体。同时，根据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怀特海指出，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认为最好使用“超体”一词来表达有关的思想。因为“这种作为主体的超体正是产生那些感受的过程的目的。各种感受不能与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割裂；这种目的就是感受者。各种感受以感受者为目标，作为它们的目的因。各种感受就是其所是，以便使它们的主体可能是其所是”。(第406页)

关于认识的客体，怀特海也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把认识客体当作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相反，怀特海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活动，它就构成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的过程中生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是主体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就主客体的关系来说，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体性随场合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失，在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消失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些死去的祖先，作为直接的主体他们无疑已经死去了，然而作为客体却始终存在，永垂不朽仍受到我们的理解，并对我们产生着现实的影响。因而怀特海写道，客体是自然中永远不会消逝的元素。

如此看来，在认识过程现实地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批评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出：“全部近代哲学都是围绕着如何根据主词和谓词、实体和性质、殊相和共相而描述世界的困难为转移的。其结果永远与我们的直接经验相抵触”。(第89页)他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只能把我们引到某种孤立的实体之中，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而实际上，一种实际存在物被另一种实际存在物“摄入”或“感受到”，是一种完全的相互作用。而且主体的“意识是以经验为先决条件的，而不是经验以意识为先决条件”。(第95页)这同近代哲学所强调的认识主体必须具有自我意识为前提才能进行认识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他还强调，某物要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就必定意味着所有现实事物都同样要成为客体，同时还意味着，全部现实物都要成为主体，每一个主体都要摄入它由此产生的宇宙。

就身心关系而论，在怀特海看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难解难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同笛卡儿明确坚持的身心二元论及洛克的有关论点也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具有难以说清的偶然联系。(参见第594页)过程哲学则把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看做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要素，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身心关系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在过程哲学中，知识被当做过程之中的中介状态，认识属于一种主观的形式，这种主观形式或者被客观内容吸收到满足的主体性之中的那种功能所承认，或者不被其承认。(参见第293页)对于“感受”，过程哲学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它把“感受”归之于整个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主体的感受。怀特海指出，“感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所感受到的实际场合；(2)所感受到的永恒客体；(3)所感受到的各种感受；(4)它自身的主观的强度形式。在这种合生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感受会继续达到更宽广的整体感受的普遍性。(第386页)“从所有方面看，感受都是确定的，具有确定的主体、确定的原初材料、确定的否定性摄入、确定的客观材料和确定的主观形式。”(第405页)感受是主体内在地包含的一个方面，因此，“感受不能从包含着它的实际存在物中抽象出来。这种实际存在物叫做感受的‘主体’。正是借助于其主体，感受才成为一种事物。”(第406页)这方面的深刻蕴意，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怀特海还考察了语言、命题的本质及其作用。他说，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是一种经验博动，包含着经验范围内的现实世界。他认为，过程哲学中的判断理论既可以被很好地描述为一种符合论，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融贯论。而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论，因为它把判断描述为关于某种命题与客观化的联结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综合摄入的主观形式。(第347页)在怀特海看来，判断是主体在过程之中的某种感受。就这种主体而言，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命题则是对判断的分析。判断是一种综合感受，是感受的某种决定，而命题则是所感受的内容，而且只是被感受到的材料的一部分。(第351页)怀特海对判断和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和界定，也值得我们从认识论上进一步研究。

怀特海还把过程哲学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作了对比。他认为，过程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颠倒。他说，《纯粹理性批判》描述了主观材料进入客观世界的现象之中的过程，而过程哲学则试图描述客观材料如何进入主观的满足之中，以及客观材料中的秩序如何提供主观满足之中的强度。在康德看来，世界是从主体中显现出来的；而在过程哲学看来，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是“超体”而不是“主体”。(第162页)对于“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这一观点，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对于认识结果的检验问题，怀特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恰当的检验不是最终的检验，而是过程的检验。”(第24页)这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众所周知，科学理论的检验问题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难题。“过程检验”论也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此外，从认识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还试图建构一种对纯粹感受的批判。(第207页)为此，怀特海详细考察了感觉、知觉、判断、直觉、因果观念、审美体验和符号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考察了有意识的知识的正确性何以保证的问题。

最后，从方法论上看，过程哲学所使用和所推崇的方法是所谓发生学方法。与过程思想相一致，怀特海试图以动态原则和过程原则来重建哲学，并以一系列新范畴和新阐释来系统阐述其过程哲学的基本主张，力求避免对自然的二重化、简单位置的谬误和误置具体性的谬误等。

二、过程哲学对我们的启示

要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评价，尚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至少需要用一部专著来作解释。这里仅就其对我们的启示，作一些初步概括。

我们知道，人类思想中最宝贵、最重要、最有用的属性之一，是它有能力一般性地揭示并解释现实世界的构造。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是否完全同意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和承认，过程哲学是怀特海对现实世界的构造所提出的一种解释方式、一种概念图式、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尽管这种解释方式和概念图式不是最终的和绝对的，怀特海就明确反对把任何解释图式和方式看做是最终的和绝对的，并称之为独断式的教条，但必须承认，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和图式。这种解释方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解释方式。总体上说，以往的西方哲学家都是以某种实体为出发点去考察世界，因而要么把这种实体归结于某种物质实体，要么归结于某种精神实体。近些年来，又有人以“场”和“系统”等为视角来解释世界。其实，这些解释方式都是以实体思维方式为出发点的，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形式的静态的形态学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而过程哲学则完全是一种新视角和新范式，它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由此看来，不论是从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从场和系统出发去解释世界，本质上都是一种静态的形态学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相反，若从过程角度来看，一切存在物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个体存在物还有一个衰退过程)，这种过程性就是它们的本真状态。显然，这种过程实在论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具有明显的和本质的区别，它所蕴含的生成和发展理念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所蕴含的静止不变的理念是针锋相对的。

可能有人会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家，不是早就指出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明确指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他哲学家也强调过事物的发展变化和变动不居的思想，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集西方哲学辩证法之大成，系统论述了世界是发展过程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更是明确地讲过“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244页。)等等。

但是，不管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师也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好，他们都不是从本体论上谈论现实世界或实在世界的过程性的。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讲的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只不过是这个绝对观念的外化而已。恩格斯所讲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思想，也是在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在坚持“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本体论前提下，谈论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反过来说，恩格斯并非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世界的过程实在性，这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怀特海的这种“过程即实在”的基本观点，都必须首先承认和弄清其过程哲学的这种基本理论取向。

所以我们认为，怀特海自觉地建立这样一个以过程为实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并自觉地以这个体系为概念图式或理论范式，批判一切其他与此相悖的哲学观点，包括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预成论观点、主客二元对立观点等，并试图以过程为基点建立一种新哲学，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过程哲学是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实在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的新尝试，从而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之一。

当然，正如某些批评家所说，怀特海在所有这些争论点上都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试图解决之，然而最后却没有成功，因而他的思想只具有过渡性质。譬如，他一方面批判机械唯物论将自然分解成静态的物体和变化的特征，他自己却又将自然分解成相反的形态：动态的物体(事件、过程)和静态的特征(永恒客体)。他一方面认为实际存在物是最终的实在，同时又承认上帝是最终创造者，(第201页)其他一切都是创造物。他一方面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同时又承认永恒客体也是实在等等。

此外，作为一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出身的哲学家，他本应对“过程”概念给予科学的和严格的界定，然而，纵观《过程与实在》，他似乎并未给出一个涵义清晰明白、没有歧义的“过程”定义。因此，对于他所说的过程究竟是什么，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解释。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怀特海一方面批判一切唯物论的实体观点，同时，又在暗中偷用唯物论的客观实在概念。作为一位对黑格尔哲学缺乏研究的哲学家，他也没有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给予多大关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引进科学的实践观而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所论述的“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唯物辩证的过程哲学思想，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与其长期作为数学家，在他身上烙下了太深的理性主义理想和习惯有关，以至于使他虽然锐意重建西方哲学，也难以割舍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主义静态逻辑观点。同时，由于他只看重静态逻辑，而对自黑格尔以来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继承发展的辩证逻辑不甚了解，这样，当他试图借助静态逻辑去重建动态的实在时，便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所以，美国学者巴姆批评怀特海说：“机体哲学极性不够，不够层次论，不够辩证法，因而不够有机性。从‘感受’、‘摄入’、‘想象’的意义上说，机体论哲学也过于唯心论，这些术语都采自经验的心理方面，偏重于表达存在界的极限特征。”(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42页。)还有些批判者说，怀特海“本可以继续发挥一种妥协的方法以自己的术语去处理过程，而以自己的术语研究过程就意味着试图在过程之中发现一种功能结构，而不是在过程之外去发现一种永恒绝对的‘实在’”。(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38页。)这种批评的另一种说法是，他虽然反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中所镶嵌的主语—谓语观念，然而，当他论述他的哲学时，却仍然在运用主语—谓语式的语言进行思维，这样，他通过其形而上学体系的论述，在他所反对的前提下，却让这种语言盘踞得更加顽强。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所贯穿的基本思想，不是借助于过程思想使逻辑动态化，而是借助于永恒客体使逻辑静态化，这类似于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到了柏拉图的哲学，因而难怪怀特海认为，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此外，根据巴姆的看法，怀特海哲学中还存在着一种双重还原主义倾向，这就是说，他将实际场合的存在还原成了转瞬即逝的流变，又把实际场合的本性还原成了永恒客体。其实，实际场合只要达到有机状态，就会作为一种功能结构状态持续地发挥作用，而实际场合的本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客体，而是不断生成和变易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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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2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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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b，Experimentation,CasualInference,andInstrumentalRealism,inHansRadder(ed.),ThePhilosophyofScientificExperimentation.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考察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怀特海在其代表作《过程与实在》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或机体哲学的基本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所具有的深刻启示。过程哲学是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实在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的新尝试，从而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之一。

【关键词】有机体/过程/生成/过程哲学/怀特海

【正文】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英国著名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1861～1947)可谓是个兴趣广泛、思想独特，且在多种学科中颇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数学家的严密与哲学家的智慧天才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方面造诣颇深，有资格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出评论，甚至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把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半个科学家、科学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集于一身，这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是极为少见的。因此，日本怀特海研究专家田中裕称之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数理逻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家、过程神学的创始人、深邃的生态学家和持教育家立场的文明批评家。(注：[日]田中裕，2001年，第3页。)

用今天的眼光看，怀特海一生尽管写了许多著作，然而毫不夸张地说，《过程与实在》是其一生哲学思想精华之集大成，是其名符其实的代表作。用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过程研究中心教授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的话说，这本著作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是历来最为复杂并最富创见的哲学论著之一”。(注：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1999年，《过程神学》，曲跃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77页。)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过程与实在》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哲学著述之一，而且就整个西方哲学著述而言，该书绝对可以入围最佳哲学著作之列。尽管由于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和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公开宣扬“拒斥形而上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怀特海本人在这部论著中使用了大量晦涩难懂的新概念和新范畴来表述其新思想，从而使这部高扬形而上学的著作在现代西方哲学的百花园里似乎有点受人冷落，不少人对这部著作敬而远之，认为其中提出的思想似乎与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有些格格不入，然而“是金子迟早要发光的”。随着分析哲学的式微及其与人本主义哲学相融合的趋势，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或机体哲学思想，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方有识之士的青睐。该书自问世以来，围绕其所探讨的诸多问题，已经(借用过程哲学的术语来说)“生成”许多二手的研究性和阐释性著作，并在美国逐渐“生成”一个过程哲学学派或有机哲学学派，出现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过程研究中心”(设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该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思想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特别是随着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宗教哲学研究在当代西方世界逐渐兴起，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有机体思想更加被人们所重视，从而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热门话题之一。

一、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从基本内容和特征来看，《过程与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张扬形而上学思辨理性的哲学杰作，是一部独辟蹊径、磨砺辩证发展过程思想的别开洞天的哲学著述，也可以说是怀特海集数十年(这本书是他在66岁以后开始撰写的)数学、逻辑、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潜心思考，为我们精心熬制的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哲学靓汤。

《过程与实在》全书共分5编。第一编阐述了过程哲学的所谓方法问题，并且概要地阐述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范畴，以及过程哲学的宇宙论据以构成的观念图式。第二编则试图运用这些观念图式来揭示构成文明思想之复杂结构的诸观念和问题，如“事实与形式”、“自然秩序”、“机体与环境”、“主体性原则”、“符号参照系”、“命题”和“过程”等。为了获得与哲学问题有关的人类经验的合理说明，他还考察了一组属于17、18世纪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牛顿、洛克、休谟和康德的哲学观点。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中的任何人在阐述经验的基础时都是片面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所给出的一般陈述则支配着后继哲学的发展。第三和第四编则根据以上方法和观念构造出一种机体哲学或过程哲学的宇宙学图式，从而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认识论诸问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释。用怀特海的话说，建构过程哲学的宇宙论图式的宗旨，是阐述一种严密的宇宙论观念，通过直面各种有关的经验话题发展这些宇宙论观念的意义，并且最后详细阐述所有具体话题都可据之而发现它们的相互联系的某种恰当的宇宙论。第五编则涉及到如何看待宇宙学难题的终极方法的最终解释问题，并试图回答“万物最终归结于什么?”这一问题。怀特海明确指出，这里的观点接近于布拉德雷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学术界看来，虽然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总是以“机体哲学”来指称自己阐述的新哲学，并明确地指出该书致力于阐述的哲学理论叫做机体哲学，(注：参见怀特海，2003年，《过程与实在》，中文版，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作者前言”。)然而，用“过程哲学”来概括怀特海在该书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似乎更为确切。

根据笔者的理解，怀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所阐述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过程哲学明确地把自身设定为某种抽象的和思辨的形而上学理论，并认为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的经验和认识具有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使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明确地“拒斥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怀特海看来，“哲学是对抽象的说明，不是对具体的说明”。(见怀特海：《过程与实在》中译本，杨富斌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34页。以下凡引此书，只注明页码)“形而上学范畴不是对显而易见的东西所作的独断性陈述，而是对各种终极性的普遍原理所作的试探性的系统陈述。”(第13页)对具体的经验现象的说明，是实证科学的任务，而对抽象和普遍的说明，才是形而上学的任务，因此，形而上学必然要创立一系列一般概念。形而上学创立一般概念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抽象的理性王国，而是要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和宇宙。用怀特海的话说，“通过提供一般概念，哲学应当使人们对潜藏在自然母腹中的那些尚未变为现实的无数具体实例的认知变得更容易。”(第29页)除此之外，形而上学所具有的现实目标之一，是精确地分析各种命题。不仅要分析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还要分析诸如“今天吃饭有牛排”和“苏格拉底是不朽的”这类极为普通的命题。尽管每一种哲学都会依次遭受被其他哲学所取代的命运，但是，由各种哲学体系所组成的总体，则表达了关于宇宙的各种各样的普遍真理，并期待着对各种有效性领域进行协调和分工。(参见第12、19页)

怀特海还具体分析了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所要坚持的原则和手段。他说：“在恰当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当我们还没有精确地定义关于各种存在物的范畴图式时，哲学争论的每一个前提都是可以存疑的。”(第13页)因此，他特别推崇笛卡儿的怀疑方法，并以此为前提，首先精确地定义了其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图式(共27种范畴)，以此为基础批判性地考察和分析了自古希腊哲学以来，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各主要派别的基本思想。他还明确地指出，每一门科学都必定会设计自己的工具，而哲学所需要的工具是语言。(参见第18页)然而，哲学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日常语言的原有用法，而是要赋予其特殊的涵义，使其成为哲学特有的专业语言。“哲学之所以使用自己的专业语言，表达了各种思想流派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意图，即它们都试图清晰地表达经验事实所预设的那些普遍观念。由此可以推知，形而上学学说的任何创新，都展示着与流行的哲学文献中所存在的那些事实陈述具有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性。这种不一致性标志着形而上学方面的分歧程度。”(第21页)

通常认为，形而上学理论作为哲学中最抽象的基本理论，是远离人们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然而怀特海则认为，形而上学与实践具有密切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在‘实践’中所发现的任何东西，必定都存在于形而上学的描述范围之内。当这种描述不能包含这种‘实践’时，这种形而上学就是不恰当的，需要进行修正……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对适合于全部实践细节的那些普遍性所作的描述而已。”(第21页)并且强调检验形而上学理论之真伪的标准是实践及其效用，当然，用他的话说，“任何形而上学体系都不能完全地期望满足这些诉诸实践的检验。这种体系充其量只是对所寻求的那些普遍真理的逼近。”(第22页)

怀特海还明确地讲道，每一种哲学理论中都有一种基本原则。在过程哲学中，“这种基本原则叫做‘创造性’。”过程哲学“抛弃了思想的主词—谓词形式，迄今为止就其前提而言，这种形式是对事实的终极特征的直接体现。结果，那种‘实体—性质’概念被排除，并且以动力学过程描述代替了那种形态学描述”。(第11页)在这里，怀特海一方面坚持用创造性原则来说明宇宙及其过程，另一方面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形而上学原理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流变和生成为基本特征的动力学方法，而不是静态的形态学描述方法。

那么，如何论证形而上学理论的正确性呢?对此，怀特海清醒地认识到：“哲学的主要危险在于证据选择的狭隘性。”(第611页)所以，怀特海尽力从各门自然科学(主要是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数学、逻辑、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学科中广泛地选择证据，尤其是以近代科学的发展(代表作就是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来说明和阐述其过程思想和机体哲学。

在谈论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性质和功能时，怀特海还涉及到西方哲学的一般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欧洲哲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学发展为一门抽象的普遍性科学所造成的。但是，在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哲学方法一直深受这种数学样板之害。数学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哲学的主要方法是描述性的概括法。在数学的影响下，演绎法被强加给哲学，作为其标准方法……对哲学方法的这种误解，掩盖了哲学在提供一般观念方面的巨大功绩，而这种一般观念增加了我们对经验事实理解的清晰性。”(第17页)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深刻理解西方哲学方法论具有启发意义，其内在意蕴尚需我们进一步作深入系统的研究。

其次，在本体论上，过程哲学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整个宇宙是由各种事件、各种实际存在物相互连接、相互包涵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不是所谓原初的物质或物质实体，而是由性质和关系所构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机体，因而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因此，怀特海有时也把自己的这种实在论叫做“有机实在论”，认为“用物理学的语言来说，从唯物论向‘有机实在论’的这种转化——正如这种新的观点可以被称呼的那样——是用流动的能量概念取代静止的质料概念”。(第564页)

怀特海明确地反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实体实在论观点，认为构成世界的最终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意义上的“第一实体”，也不是笛卡儿哲学意义上的“实体”，更不是什么绝对的“精神实体”。

那么，什么是实际存在物呢?怀特海明确回答说：“实际存在物的本性惟一地在于，它是某种正在被摄入的事物。”(第73页)何谓摄入?他说，实际存在物与宇宙中的每一项都有某种完全而确定的联系。这种确定的联系，就是它对那一项的摄入。所谓摄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积极的摄入，一种是消极的摄入。消极的摄入是把宇宙中的某一项从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确定地排除，而积极的摄入则是对进入积极的促成作用中的那一项的确定的包含。这种积极的进入叫做对那一项的“感受”，其他存在物则被要求来表现任何一项是如何被感受到的。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实际存在物，相对于某种作为“主体”的既定实际存在物而言，必然要被那个主体“感受到”，尽管一般来说这种感受是模糊不清的。(参见第73页)

有时，怀特海也从实际存在物与主体的关系角度来界定实际存在物。在《过程与实在》中他曾明确地讲道：“实际存在物既是从事经验活动的主体，又是其经验的超体。这就是主体—超体，而且这种描述中的任何一半都须臾不能离开我们的视野。当考察实际存在物自身的实在的内在构造时，在多数情况下将会使用‘主体’一词。但是‘主体’永远应当被理解为‘主体—超体’的缩写形式。”(第50页)有时，他又从实际存在物与事实的关系角度谈到，“终极事实就是实际存在物，一切概莫能外；并且这些实际存在物就是经验的沉淀物，既错综复杂又相互独立。”(第31页)

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可以用无数方法来分析。把实际存在物分析为各种“摄入”，是一种展示实际存在物的本性中最具体的成分的分析方式，这种分析方式可叫做“区分”。每一种摄入都能在其自身中再现实际存在物的各种普遍特征：它与外部世界是有关联的，因而它具有某种“矢量特征”，它涉及到情感、意图、评价和因果性。(第32页)

与笛卡儿的二元论不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试图以某种单一类型的实际存在物为图式，对宇宙进行富有洞察力的哲学描述。(第33页)怀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由于彼此摄入而相互关涉。实际存在物的这种共在事实叫做“联结”。“那些直接的现实经验的终极事实就是这些实际存在物、摄入和联结。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所有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抽象物。”(第33页)

对于实际存在物，不仅可以作形态学的分析，还可以进行发生学的分析。正是在发生学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把实际存在物看作一个过程。在他看来，实际存在物是变动不居的，它处于不断流变的世界之中。根据过程哲学的观点，“实际存在物完成之日，就是它毁灭之时。”(第150页)这种创造物在不断地毁灭，因而成为不朽的。“这个过程从发生学上说可以被分析为一系列预设了它们的先行者的那些次状态。”(第281页)因此，实际存在物是一个过程，这里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第517页)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前后相承的。

总之，从本体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试图把世界描述为那些个体的实际存在物的产生过程，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有其自身绝对的自我造就能力”。(第109页)整个宇宙就“是一种面向新颖性的创造性进展”，而不是一种稳定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宇宙。(第407页)

当然，关于实际存在物一直处于流动世界之中的观念，并不完全是他的首创。怀特海指出，早在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就有关于事物永远处于生成和消灭过程之中的思想，因而其提出的过程观念只不过是这种思想的延续和扩展而已。然而，他也批评道：“整个近代思想都在暗中预设了非进化的物质观。直到最近几年，惟一的选择还是：要么物质性的宇宙是永恒的，它一直保持现在这种类型的秩序；要么它根据耶和华的命令而诞生和走向灭亡。”(第174页)因此，他致力于根据近代科学成果来系统地和明确地阐述早在《蒂迈欧篇》中就已经包含的过程思想。需要强调的是，怀特海从本体论上把“过程”看做是实在，把实在看做是过程，这与传统的过程思想是有本质区别的。同时，怀特海还详细地考察和论证了宇宙的过程性，并把这种过程明确区分为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分别对其作了详细说明，这也是具有开创性贡献的。怀特海明确指出：“过程有两种类型：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获得的现实性向获得之中的现实性的转化；而微观过程是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条件纯粹是实在的，已进入确定的现实性之中。前一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向‘纯粹实在的’转化；后一过程造成了从实在的向现实的增长。前一过程是直接生效的，后一过程是目的论的。未来是纯粹实在的，没有成为现实；而过去是由诸现实性所组成的一个联结。诸现实性是由它们的实在的发生状态所构成的。现实是目的论的过程的直接性，实在是通过这种直接性而成为现实的。前一过程提供了那些实际上支配着获得的条件，而后一过程提供了现实地所获得的种种目的。‘有机体’概念以双重方式同‘过程’概念相结合。由种种现实事物构成的共同体是某种有机体。但是，它不是一种稳定的有机体。它是某种处于产生过程之中的未完成物。因此，就种种现实事物而言，宇宙的扩展是‘过程’的首要意义；而宇宙在其扩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是‘有机体’的首要意义。”(第392页)

再次，在认识论上，过程哲学也提出一些独特看法。我们知道，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认识论，而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认为主体与客体相区分是认识发生的前提。怀特海则认为，认识论问题和实在论问题若相互孤立起来，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解决。认知者和被知者、知识与对象、观念与事物的二元论，正是他认为近代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所具有的弊端。因此，他试图用摄入概念来消解这种二元对立。

以摄入思想为基点，怀特海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作为主体的自我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突现物。传统的西方哲学认为，在实际进行认识和取得知识之前，必须先有认识者。而怀特海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执行摄入功能者即主体是摄入活动的产物。用怀特海的话说，感受者(feeler)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一体。同时，根据过程哲学的基本观点，怀特海指出，传统哲学中的“主体”一词容易引起误解，认为最好使用“超体”一词来表达有关的思想。因为“这种作为主体的超体正是产生那些感受的过程的目的。各种感受不能与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相割裂；这种目的就是感受者。各种感受以感受者为目标，作为它们的目的因。各种感受就是其所是，以便使它们的主体可能是其所是”。(第406页)

关于认识的客体，怀特海也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即把认识客体当作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相反，怀特海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活动，它就构成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的过程中生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是主体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就主客体的关系来说，怀特海认为，每一种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体性随场合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失，在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消失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打个比方说，我们那些死去的祖先，作为直接的主体他们无疑已经死去了，然而作为客体却始终存在，永垂不朽仍受到我们的理解，并对我们产生着现实的影响。因而怀特海写道，客体是自然中永远不会消逝的元素。

如此看来，在认识过程现实地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是在实际存在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明确地批评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指出：“全部近代哲学都是围绕着如何根据主词和谓词、实体和性质、殊相和共相而描述世界的困难为转移的。其结果永远与我们的直接经验相抵触”。(第89页)他认为，这种传统哲学只能把我们引到某种孤立的实体之中，不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现实世界。而实际上，一种实际存在物被另一种实际存在物“摄入”或“感受到”，是一种完全的相互作用。而且主体的“意识是以经验为先决条件的，而不是经验以意识为先决条件”。(第95页)这同近代哲学所强调的认识主体必须具有自我意识为前提才能进行认识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他还强调，某物要成为现实的认识对象，就必定意味着所有现实事物都同样要成为客体，同时还意味着，全部现实物都要成为主体，每一个主体都要摄入它由此产生的宇宙。

就身心关系而论，在怀特海看来，“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难解难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这同笛卡儿明确坚持的身心二元论及洛克的有关论点也大相径庭，因为在他们看来，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是相互独立的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具有难以说清的偶然联系。(参见第594页)过程哲学则把物质和精神、身体和心灵看做是同一个过程中的两个要素，认为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们深刻理解身心关系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在过程哲学中，知识被当做过程之中的中介状态，认识属于一种主观的形式，这种主观形式或者被客观内容吸收到满足的主体性之中的那种功能所承认，或者不被其承认。(参见第293页)对于“感受”，过程哲学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它把“感受”归之于整个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主体的感受。怀特海指出，“感受”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1)所感受到的实际场合；(2)所感受到的永恒客体；(3)所感受到的各种感受；(4)它自身的主观的强度形式。在这种合生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感受会继续达到更宽广的整体感受的普遍性。(第386页)“从所有方面看，感受都是确定的，具有确定的主体、确定的原初材料、确定的否定性摄入、确定的客观材料和确定的主观形式。”(第405页)感受是主体内在地包含的一个方面，因此，“感受不能从包含着它的实际存在物中抽象出来。这种实际存在物叫做感受的‘主体’。正是借助于其主体，感受才成为一种事物。”(第406页)这方面的深刻蕴意，也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怀特海还考察了语言、命题的本质及其作用。他说，每一种实际存在物都是一种经验博动，包含着经验范围内的现实世界。他认为，过程哲学中的判断理论既可以被很好地描述为一种符合论，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融贯论。而实际上它是一种符合论，因为它把判断描述为关于某种命题与客观化的联结之间的一致性或不一致性综合摄入的主观形式。(第347页)在怀特海看来，判断是主体在过程之中的某种感受。就这种主体而言，它有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命题则是对判断的分析。判断是一种综合感受，是感受的某种决定，而命题则是所感受的内容，而且只是被感受到的材料的一部分。(第351页)怀特海对判断和命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和界定，也值得我们从认识论上进一步研究。

怀特海还把过程哲学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作了对比。他认为，过程哲学是对康德哲学的颠倒。他说，《纯粹理性批判》描述了主观材料进入客观世界的现象之中的过程，而过程哲学则试图描述客观材料如何进入主观的满足之中，以及客观材料中的秩序如何提供主观满足之中的强度。在康德看来，世界是从主体中显现出来的；而在过程哲学看来，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是“超体”而不是“主体”。(第162页)对于“主体是从世界中显现出来的”这一观点，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分析。

对于认识结果的检验问题，怀特海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恰当的检验不是最终的检验，而是过程的检验。”(第24页)这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众所周知，科学理论的检验问题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难题。“过程检验”论也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此外，从认识论角度看，过程哲学还试图建构一种对纯粹感受的批判。(第207页)为此，怀特海详细考察了感觉、知觉、判断、直觉、因果观念、审美体验和符号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并且考察了有意识的知识的正确性何以保证的问题。

最后，从方法论上看，过程哲学所使用和所推崇的方法是所谓发生学方法。与过程思想相一致，怀特海试图以动态原则和过程原则来重建哲学，并以一系列新范畴和新阐释来系统阐述其过程哲学的基本主张，力求避免对自然的二重化、简单位置的谬误和误置具体性的谬误等。

二、过程哲学对我们的启示

要对怀特海过程哲学思想作出全面而科学的评价，尚需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至少需要用一部专著来作解释。这里仅就其对我们的启示，作一些初步概括。

我们知道，人类思想中最宝贵、最重要、最有用的属性之一，是它有能力一般性地揭示并解释现实世界的构造。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或是否完全同意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我们必须首先看到和承认，过程哲学是怀特海对现实世界的构造所提出的一种解释方式、一种概念图式、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尽管这种解释方式和概念图式不是最终的和绝对的，怀特海就明确反对把任何解释图式和方式看做是最终的和绝对的，并称之为独断式的教条，但必须承认，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出的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和图式。这种解释方式明显地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解释方式。总体上说，以往的西方哲学家都是以某种实体为出发点去考察世界，因而要么把这种实体归结于某种物质实体，要么归结于某种精神实体。近些年来，又有人以“场”和“系统”等为视角来解释世界。其实，这些解释方式都是以实体思维方式为出发点的，因而归根到底不可避免地会以不同形式的静态的形态学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而过程哲学则完全是一种新视角和新范式，它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由此看来，不论是从物质实体、精神实体，还是从场和系统出发去解释世界，本质上都是一种静态的形态学分析，这种分析的结果不符合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相反，若从过程角度来看，一切存在物都不是静止不动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永不停息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个体存在物还有一个衰退过程)，这种过程性就是它们的本真状态。显然，这种过程实在论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具有明显的和本质的区别，它所蕴含的生成和发展理念同传统的实体实在论所蕴含的静止不变的理念是针锋相对的。

可能有人会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许多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家，不是早就指出了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吗?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已经明确指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他哲学家也强调过事物的发展变化和变动不居的思想，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集西方哲学辩证法之大成，系统论述了世界是发展过程的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更是明确地讲过“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5年，人民出版社，第244页。)等等。

但是，不管是西方哲学史上的辩证法大师也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好，他们都不是从本体论上谈论现实世界或实在世界的过程性的。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讲的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过程，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只不过是这个绝对观念的外化而已。恩格斯所讲的“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思想，也是在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前提下，在坚持“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本体论前提下，谈论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反过来说，恩格斯并非是在本体论意义上谈论世界的过程实在性，这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怀特海的这种“过程即实在”的基本观点，都必须首先承认和弄清其过程哲学的这种基本理论取向。

所以我们认为，怀特海自觉地建立这样一个以过程为实在的形而上学体系，并自觉地以这个体系为概念图式或理论范式，批判一切其他与此相悖的哲学观点，包括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预成论观点、主客二元对立观点等，并试图以过程为基点建立一种新哲学，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过程哲学是超越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实体实在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的新尝试，从而有可能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生长点之一。

当然，正如某些批评家所说，怀特海在所有这些争论点上都只是提出了问题，并试图解决之，然而最后却没有成功，因而他的思想只具有过渡性质。譬如，他一方面批判机械唯物论将自然分解成静态的物体和变化的特征，他自己却又将自然分解成相反的形态：动态的物体(事件、过程)和静态的特征(永恒客体)。他一方面认为实际存在物是最终的实在，同时又承认上帝是最终创造者，(第201页)其他一切都是创造物。他一方面坚持过程就是实在，同时又承认永恒客体也是实在等等。

此外，作为一位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出身的哲学家，他本应对“过程”概念给予科学的和严格的界定，然而，纵观《过程与实在》，他似乎并未给出一个涵义清晰明白、没有歧义的“过程”定义。因此，对于他所说的过程究竟是什么，出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解释。

最后，尚需指出的是，怀特海一方面批判一切唯物论的实体观点，同时，又在暗中偷用唯物论的客观实在概念。作为一位对黑格尔哲学缺乏研究的哲学家，他也没有对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哲学给予多大关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引进科学的实践观而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改造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所论述的“世界不是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唯物辩证的过程哲学思想，根本不可能进入他的视野。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可能与其长期作为数学家，在他身上烙下了太深的理性主义理想和习惯有关，以至于使他虽然锐意重建西方哲学，也难以割舍西方哲学传统的理性主义静态逻辑观点。同时，由于他只看重静态逻辑，而对自黑格尔以来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继承发展的辩证逻辑不甚了解，这样，当他试图借助静态逻辑去重建动态的实在时，便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理论困难。所以，美国学者巴姆批评怀特海说：“机体哲学极性不够，不够层次论，不够辩证法，因而不够有机性。从‘感受’、‘摄入’、‘想象’的意义上说，机体论哲学也过于唯心论，这些术语都采自经验的心理方面，偏重于表达存在界的极限特征。”(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42页。)还有些批判者说，怀特海“本可以继续发挥一种妥协的方法以自己的术语去处理过程，而以自己的术语研究过程就意味着试图在过程之中发现一种功能结构，而不是在过程之外去发现一种永恒绝对的‘实在’”。(注：[美]阿尔奇·J.巴姆，1998年，第338页。)这种批评的另一种说法是，他虽然反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中所镶嵌的主语—谓语观念，然而，当他论述他的哲学时，却仍然在运用主语—谓语式的语言进行思维，这样，他通过其形而上学体系的论述，在他所反对的前提下，却让这种语言盘踞得更加顽强。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所贯穿的基本思想，不是借助于过程思想使逻辑动态化，而是借助于永恒客体使逻辑静态化，这类似于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到了柏拉图的哲学，因而难怪怀特海认为，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此外，根据巴姆的看法，怀特海哲学中还存在着一种双重还原主义倾向，这就是说，他将实际场合的存在还原成了转瞬即逝的流变，又把实际场合的本性还原成了永恒客体。其实，实际场合只要达到有机状态，就会作为一种功能结构状态持续地发挥作用，而实际场合的本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客体，而是不断生成和变易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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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产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既是对中国哲学的批判地继承，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其将当代的社会发展状况作为起点，以此来解决和指导当今存在的现实的哲学问题，从而对新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奋勇向前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地继承。我国的传统哲学起源于封建社会，其依附于农耕文明为基础进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见，当时的哲学思想在封建时期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需求相符的。由此可知,我国的传统哲学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存在着诸多与现代化发展和全球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相符合的思想。例如，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和的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朴素的生态观念等，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要将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进行归纳,不仅要将之革故鼎新地继承和推陈出新地诠释，还要将其与现有的哲学思想融合锻造并勇于创新,使其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代表新时代的精神。敢为人先的气魄和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在将两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品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崭新的哲学理论系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便是以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为根,以中国的哲学传统为本,汲取了提升现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只有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那么，实现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指日可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发展与不断创新。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发展与创新，并要做到为我所用，就要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在现时代，更应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使其变为我们所需的一种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与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起来。只有将二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地为我所用,才能开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新篇章。而要想做到这些，就必须针对新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精神文化竞争作出相应的战略对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和发展——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相结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对精神文明的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发展的基础就是我国的传统哲学体系。其对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要将其的发展重视起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传统哲学思想，所以，也可以说其哲学思想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在我国悠久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通过批判地继承传统哲学，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新的优秀的民族时代精神。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新的发展阶段，根据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形成了新的精神风貌。故而历经对中国传统哲学继承和创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将是推动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深入到社会不同领域中去，逐渐使其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重要纽带。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指出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互为表里，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因此,对于现阶段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从实质上看目标是统一的。精神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而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党的报告指出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的整体定位，对新时期的文化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明确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发力点，强调了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可见,精神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关系民族存亡的根本思政探讨所在。每一个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引导,哲学对于实践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早已成为了我国发展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创新发展，并将其与我国当今的国家发展相融合，既对当代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发展作用，又起到了对国内社会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作用。由上述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批判继承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进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全面的指导作用。因此，将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通过自身新的理论创新，对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目标。在达到新要求完成新目标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就适时的发挥出了承上启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内涵与新的作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内涵

精神文化是属于个人意识和精神层面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展现了我国发展的总要求，并且也对我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精神文明建设就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精神文明建设自我国成立之初就在进行不断地发展。尽管有很多的艰难困苦,但纵观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史可以发现,我们一直是在沿着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来进行的。其通过批判地继承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吸取了国外的优秀文化，在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有的发展背景下,我们要始终坚持和贯彻中华民族的传统，坚持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发展道路。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这就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理论基础，而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我们发展的根本。我国的领导集体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保持我们的中国特色，提出了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然而，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中都有不适宜当代社会发展的部分。所以，我们在提出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我们要加大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让它逐渐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大量优秀的精神内涵。我国自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弘扬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达到了对其批判地继承和理论创新。通过当代各种先进事迹的不断涌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使我国的精神文化发展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这也展现了我国在精神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理论探索并结合实践取得的优秀成果。通过对于传统文化和当代精神的弘扬和发展,极大地加深了我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而这些优秀的成果也成为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武装。我党在新的阶段将我们的精神文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诠释,而且将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结合新时期发展新的哲学思想指引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精神文明是其中重要的特质之一，并且也是现阶段要完成的重要目标。由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它也对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另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可以提升全民的思想境界、精神动力和行为保障，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因此，以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正在指导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通过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和统领作用，是中华民族奋勇前进的不竭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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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4

[论文摘要]哲学思想既是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要联系新的实际发展哲学思想，勇于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

一、哲学是实践哲学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5

（一）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客观事物的本质去研究和探讨其中所固有的规律性。它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按照这条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根本的途径就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向认识的对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在哲学思想中，实事求是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即是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就是把“实事”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根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根本立场；“是”就是指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而承认事物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规律永无止境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求”就是去研究、去探索，通过科学研究和各种实践活动，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达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总之，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详细地占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加以综合性的处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可见，实事求是原则简洁明晰地表达了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哲学思想既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根据，又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实事求是原则涵盖着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则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以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就能胜利，就能发展；反之，革命就要遭到挫折，就要失败。这是我们党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总结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并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进而把它作为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

（二）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之间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的实事求是原则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而汲取深刻的教训中萌发出来的。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证。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挣扎，那时他就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立志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他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逐步地认识到只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才能找到解放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大批有识之士不顾个人的安危，奋起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提出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结果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西方行之有效而拿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呢？人们都感到困惑。唯有洞察秋毫，独树一帜，卓越的远见，发现这些设想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他认为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把希望寄托在什么“救世主”、什么“洋人”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必须依靠“民众大联合”进行革命。这是他从我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因此，他从湖南师范毕业以后，走上社会就更加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63页。）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为了研究解决中国和世界存在的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他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在会章中，他提出要把实际问题的研究和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把社会的实践活动和资料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以理论联系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指导工作，以上这些主张是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轮廓。这对以后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及方法的形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正是因为非常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他才对国内外各种思想、学说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论武器。确立了他坚定的信念，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早年这些卓越建树与众不同的认识，表现在他涉足社会就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的客观实际中去，从而为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奠定了浓厚的思想基础。同时也点明了二者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三）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辛亥革命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不仅说明了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四）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年代，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

30年代，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著作选读》，上册，51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注：《著作选读》，上册，134页。）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注：《著作选读》，上册，275页。）这是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40年代，尤其是在时期，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0年代，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在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6

一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知识都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有一句比喻生动的名言：要想知道梨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可见，哲学思想是十分重视实践的基础作用。

二是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真正动力。把在实践推动下的认识分为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与推理阶段即理性阶段。人们的实践水平，制约着人们智力的开发与思维能力的提高。

三是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一种认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真理性，依靠认识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最后确定。为此，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段话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四是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哲学思想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出发点，而且是认识的归宿。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正确认识和解释世界，而且在于能够运用正确的认识去指导人的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总之，哲学思想不仅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具有决定作用，同时又认为，认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二、哲学思想的阶段性

一是哲学思想来自于中国革命实践，揭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及趋势，客观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改变自身现状、翻身求解放的自身要求，凸现了哲学思想的阶级性，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同样，哲学思想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把哲学思想也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

二是哲学思想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要求。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完全一致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只有在哲学思想指引下才能成功，因此，两者同命运、共呼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须臾不可分离。

三是哲学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改造中国为目的，它科学地反映了中国革命及建设的规律，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

四是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哲学思想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同志也认为自己的哲学思想同人类其他认识一样是不断深化的。他在《实践论》中说：“……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深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当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认为是不断深化的，不断发展的。同志十分注重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汲取营养，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深化及完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现了哲学思想的开放性。建国初期，他经常与苏联驻华大使、知名哲学家尤金就哲学问题进行交流探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接见日本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时，根据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提出物质粒子是无限可分的，得到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赞同，称物质的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对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及思路，并称之为“统筹兼顾”，实际上这也是科学发展观，只不过表述的不一致罢了。今天，“统筹兼顾”是解决各行各业科学发展运用的主要办法，在半个世纪以前同志已经提出来了。由此可见，哲学思想是开放的，当然是科学的具有生命力的。五是哲学思想的创新性。哲学思想是对我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和创新。人们知道，先秦时代就有世界本原的讨论。对荀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唯物主义学说，对《老子》、《庄子》、《易传》、《朱熹》的辩证观念都曾加以研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及对《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哲学著作都曾认真探讨过。不难看出，哲学思想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可以说是精华的结晶。

哲学思想之所以高屋建瓴，博大精深，主要原因是本人具有创造性思维，具有创新的品格。他集诗人、领袖、革命家、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等于一身，气质中不乏跳跃性思维；思维中打破了常规性、单向性、单一性等常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创造性思维方式，非逻辑思维形式，如想象、联想、直觉、逆向思维、侧向思维、发散思维、集中思维、立体思维等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在哲学思想创新上达到新的高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各种矛盾如何认识与解决困扰着各国的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认为，各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大量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极少数才是敌我矛盾，应该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办法来解决。此文的发表，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为社会主义各国如何执政治国提供了丰富经验和科学办法。这一哲学思想的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

哲学思想是科学、是真理。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只能是逐渐深化的，不可能一步到位，达到绝对真理。同样，哲学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如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关于“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观点，关于否定商品经济的论点，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唯一动力或主要动力的观点等都值得在理论上厘清。

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7

论文摘要：马克思哲学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祖”。马克思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哲学思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并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执政党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中的“始祖”。俗话说，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要从源本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把握其“始祖”。马克思哲学思想不仅是对人类思想史、哲学史遗产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是对其遗产的深刻变革和创新。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前者。更要注重后者。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用“马克思”这一专名命名，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当代性，在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富有原创性。马克思作为“千年思想伟人”之首，虽然生前没有像他的思想前辈黑格尔那样自觉构建一套哲学学说体系或叙述体系，但他在有关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或民族学)、宗教学等具体科学和实际问题上的著述中蕴涵着或直接提出了渊博的、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或者说哲学思想体系，尽管后来被“演绎”出一套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版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湮没了其“光亮”或使之“平平淡淡”。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与人的实践活动息息相关的社会历史领域，可以被归结为这么两个基本哲学思想：

一是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二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同时成型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明确表述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初步阐述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经典地表述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

作为生活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他的“实践”观(包括他的“生产”、“劳动”、“社会革命”、“武器的批判”等概念)是以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时代为视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是以“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市场扩大为世界市场”为背景的。

第一个思想其实同时揭明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活动成果的认识标准、价值标准与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这样三个问题。因为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此岸性”即属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合理”的认识标准问题；他提到的人的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联系他后来强调的“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等)都直接触及关于鉴别思维成果是否“有用”的价值标准问题；马克思提到的人的思维的判别问题“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段话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只能通过“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即属于如何走出思维困境的根本路径问题。如果联系马克思在一年前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那么，他这一层面的思路就更明显。

另外，联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整个文本语境，包括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片面性的批判、对宗教本质和人的本质的揭示、对全部社会生活包括其精神现象的根源的实践归结、对现代哲学家使命的新发现、对新唯物主义立足点的新“勘定”等，马克思对实践地位和作用的估量不像以往的一些追随者或解释者所理解那样的。仅仅限于人类认识领域，而置之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如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已往人们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曾经主要地或仅仅地从“认识论”标准方面去理解。对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从“价值论”方面与走出思维困境的路径视觉则注视得不够。然而，正是这后两个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价值)系统由传统(主要自基督教以来)转向现代的新方向，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根本方面。

第二个思想是第一个思想即马克思的人类一般“实践”论进入人类“实践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逻辑延伸，通常被称为“唯物史观”(在这里指“狭义”的唯物史观)。欧洲文化“形而上学”的传统使马克思不仅追问到实践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而且使他追问到“实践特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源性，进而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领域追问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系统的根源性。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生前未发表)就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去阐明人类历史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或社会基本结构，而驳斥此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真相的“歪曲”或“遮蔽”：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新历史观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评来消灭，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巨大发展”为“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之后，他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阐明了这个思想中的核心部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859年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阐述了这个思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在这里从“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原理进一步得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新旧社会形态更替的“两个决不会”结论。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都属于社会历史观范畴，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支点”。虽然马克思生前几乎没有公开发表一部或一篇阐述他的这些原创性哲学思想的哲学专著、哲学专文，但他的原创性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以及诸多的书信、札记、笔记和手稿之中。

在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阐述了“专属于人”的范畴“实践”之基本形式——“劳动”与“处于远古时代”的“动物式的本能”活动之间的区别：“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些都从人类的起源或人类社会的起源角度阐释了实践或基本的实践形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社会历史起源中的“始基”式地位。

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针对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社会生活的人口问题上的唯心史观，提出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资本技术变化的加速，“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这就从社会生活的一个具体侧面阐述了他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在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中关于“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论断。就从人类社会生产力方面揭示了私有制、对抗阶级产生的“始基”性渊源，这是此前的思想家所莫及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从“社会形式”即“生产方式”对个人能力、个性的制约关系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学说。他对资本运动中的“剩余价值”发现，对产业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发现(被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发现”)，对未来人类社会终极趋向(即“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首次揭明，都是以这一基本哲学思想为“第一哲学”的。

二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作为他的整个学说中诸多革命性结论的“总逻辑”，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的高度重视。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那篇集中揭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了这样的估量：“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他在该文中坚持、发挥了马克思这一基本哲学思想：黑格尔对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按照“绝对精神”逻辑在精神意识领域予以“证实”的，他则主张“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要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且提出对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哲学不可知论“及其他一切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

对于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恩格斯予以同等的评价：“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由此(包括剩余价值学说)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普列汉诺夫则称之为“可以勇敢地和哥白尼的发现以及一般地最伟大的最有效果的科学发现平立”。

列宁从“经验批判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认识论角度肯定马克思的“实践的观点”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是“走向真理的唯一的道路”。他提出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实践标准具有“确定”与“不确定”的辩证性。同时，列宁很欣赏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甚至称之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并从方法论角度把这一哲学思想提炼成两个“划分”、两个“归结”：“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并“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同样，斯大林在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这一哲学思想称赞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但对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没有专门提及，只是在分析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中引述恩格斯的话中涉及“实践”的字眼。

马克思主义初人中国期间，陈独秀、等人也很推崇马克思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陈把唯物史观归结为“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毛断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他后来在《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从认识论角度突出地阐明了马克思前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对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却没有专门论述，只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运用这一基本哲学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同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的传播过程。在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并非像后来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并非都像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理性地、坚定地信仰、推崇马克思学说。在19世纪80年代，即使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并不十分广泛。当年，在哥达组成的德国社会之一派坚执国家社会主义，另一派作为马克思的追随者也几乎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到1880年，德国才有五个人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才最终成为德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戴维·麦克莱伦等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学说后来在东方国家的广泛传播首先得益于普列汉诺夫(完整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第一个俄国人)和列宁。

三

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在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中“珠联璧合”地占据着突出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或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首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哲学思想为其“哲学先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立者邓小平，在党内第一个旗帜鲜明地支持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把马克思的第一个基本哲学思想置于“党的思想路线”的范畴之内；第一个确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王位”，坚决支持经济学界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这篇文章完全是讲马克思主义嘛”。并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哲学层次系统地阐明经济生活中的按劳分配或物质利益问题：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他因此推出了影响整个民族的“部分先富起来”的富民国策，多次反复地对“”时期“左”的假“社会主义”观予以尖锐批判，形成了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系统(包括初级阶段论、改革动力论、科技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

“墙里开花墙外香”——德国的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通过孕育中国当代主流哲学即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引发中国改革开放，使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发生了有史以来罕见的长时段巨变：经济上实现了从长时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改变——对物质利益、对自由个性的追求这一主体性要求凸显；政治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领袖个人崇拜的人治状态到法治国家的转变——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崇尚理性法治、自由民主；文化上实现了由长期以来的封闭、守旧、单一到对外开放、发散性思维的转变——人们在精神生活领域崇尚科学文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逻辑“轴心”的：在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据此而推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一国两制”构想等，正是以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中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式追问过程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是以马克思的后一个基本哲学思想即“两个决不会”为直接逻辑依据的；在改革开放的九十年代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系统提出的判断“姓社姓资”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新型社会历史价值标准，“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试”论等，则鲜明地体现了与马克思这两个基本哲学思想之间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血脉”关系。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使马克思这两个原创性哲学思想获得了新进展。

马克思当年发现唯物史观基本上根据阶级社会的历史事实，他“破解”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苦、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所以他主张以“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范式处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它社会问题：“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从马克思到(就其整个一生而言)在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都持这种理念。社会主义世界由于长期固守这个“经典模式”出现了“动力”严重不足的尴尬。

鉴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对抗阶级社会的特殊性、中国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这一“经典”模式明确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主张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优势走体制改革之路。并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包括利用当代世界科技成果)拉动生产力或推动生产力，通过教育(主要是国民教育形式)培育更赋潜力的、新的生产力，着眼于“把蛋糕做大”——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基本范式，并在着重于“把蛋糕做大”的过程中体现公平正义，“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这一终极性目标。这实际上不仅对既往处理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并且以当代中国语言表达了当代中国人对当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一种理性而颇具新意的“解读”。

马克思当年固然看到了科学、知识及其主体在实践中的重要性，但他的实践观基本上在乎物质生产实践、从事物质性生产的“产业工人阶级”：当谈到资本主义在非物质生产领域诸如书籍、绘画等艺术品与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牧师登台表演以及医生出诊等情况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形式，不仅在中国彰显了作为人类社会范畴的“实践”威力，彰显了作为实践主体——劳动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而且凸显了社会实践中的精神因素或知识因素即劳动者中的精神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当代中国人在重视物质生产的同时重视精神生产，注重人力与自然力、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交融与和谐。

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8

哲学被认为是研究世界和人类社会最根本的，最重要问题的学科。哲学对其它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思想、思维、认识和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哲学会对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想法提出质疑，并在对思想的拷问中得到升华。在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哲学思想的具有统摄其他科学的地位。而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从一个特殊角度研究人的行为(不管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表现出来)的科学。经济学的这种研究领域的扩展一方面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学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无论关于经济学逐渐在国内成为显学有如何的评价，经济学的方法都可以是，但不是唯一的，研究人的行为，研究社会现象的手段。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经济理论本身就是关于经济的哲学思想，很多经济学家同时是哲学家。即使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后，哲学关于经济起源的研究，经济制度的建立，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以及经济研究的方法论都具有指导意义。国内关于哲学和经济学关系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有的学术机构专门设立了经济哲学研究中心，①近年以这一主题研究著述大量涌现。②2008年和2009年在中国社科院的科研机构的组织下，连续举行了两次以经济学和哲学对话的全国学术研讨会，③可见学者没对这一研究主题的重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用哲学观点来指导经济学的发展，尤其马克思主要哲学观点，反过来很少有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哲学相关问题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如前述的关于哲学和其它科学关系的普遍认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本身是一种思想不是具体的人类活动。虽然如此，但是哲学研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人的行为则是人类活动，这些活动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本文试图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简略探讨一下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相关问题。

基本假设及哲学研究的经济性为了方便论述，这里首先假设哲学是一种产品。哲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人类社会在一定阶段不可或缺的产品。它通常情况下并不直接的影响人的行为而是通过影响研究、传播、学习它的人而影响人们的思想、世界观和人生观，最后才反映在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上来。于是本文将把近代西方哲学看作一种隐性的“思想制度产品”。又假设哲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对其它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造成影响，人们获得这些产品的成本忽略不记(哲学公共产品是由哲学家和其他传播者，比如国家，提供的，但如果在中世纪相信反经院哲学的思想并不是无成本的)。哲学之所以具有公正产品的性质是因为哲学观点、哲学思想也是属于人类的知识或者认识系统的内容，人类的各种知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单就哲学观点和哲学思想的具体而言，其表现形式是各种哲学论述及其论著，由于哲学论著论述的问题和特殊的哲学语言系统等原因使得能够直接阅读哲学论著，理解哲学思想的人群相对来说很狭小。这导致哲学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过程中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完全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哲学对更广泛人群的影响，因为解决这种信息不完全的方法是寻找沟通信息的人，哲学人就是受哲学直接影响的人。他们会根据个人或者社会的需要对哲学的某些内容进行较通俗的解读，用更多人能够理解的语言体系“翻译”哲学论著。虽然这种翻译和解读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偏差，④但其对更多人(包括又人组成的各种团体组织)的思想意识，进而使行为方式产生了影响。哲学的影响扩散到了更广泛的人群，表现出来公共产品的特点。最后是关于哲学家的假设。哲学家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点的生产者。他们在哲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面临物质需求无法满足，研究成果不被认同，甚至是宗教迫害等情况，哲学家的个人行为也和多数人有很大差别，但这并不能说哲学家不满足经济人的假设。大部分哲学家无论其和普通人所关注的满足需求的方面有多大的差异，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哲学思想，哲学观点能为世人接受，能够影响后世，甚至能够影响整个人类。这部分哲学家会主动著述，并成为了哲学观点的生产者。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哲学家，均是经济理性的，只不过其需求、效用评价和偏好与普通人有差异而已。因此本文假设对于对西方近代哲学做出过贡献的哲学家都符合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原因从历史角度来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品完全是为神学服务的。经院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至高无上的完美的主体———上帝，人不被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经院哲学成为了一种神学工具，教会垄了的哲学产品的提供，同时是解读哲学的垄断人，人们被迫消费这种公共思想制度产品。这种哲学公共产品的消费使得人们思想被禁锢，人性被抹杀，而消费这种产品的主要收益便是避免教会的迫害。教会以上帝的代表自居享受着垄断这种产品带来的巨大收益:经济上集中了大量的土地，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贵金属，政治上凌驾于传统政治体系之上，因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收益，进而社会地位空前提高。然而资本主义的萌芽，生产关系的变更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私有财产热烈追求。人们对私有产权重视的行为，对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制度产品的消费提出了要求，这种哲学思想应该迎合和指导私有产权的发展。教会在哲学产品提供上的垄断生产者的地位将受到新的哲学产品的挑战。“文艺复兴”无疑是恰到好处的一场人的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制度产品的变更影响了西方近代哲学的研究方向向认识论转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自然科学的进步，人们开始注重人类自身的问题。人们对哲学思想的生产者提出了新的需求，哲学家如果还在研究本体论的问题，那么他的最大成本便是花了毕生的精力而成果不再受到重视，其哲学思想不会受到认同，不会对后世产生影响，因为人们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去指导活动。虽然这不一定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连———哲学本身不一定会因形势的变化而认为某种问题不再重要，但是大部分哲学家的研究行为和研究主题会因为对哲学思想的需求变化而产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行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没有了市场，哲学家们不得不开始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分工、雇佣劳动的推行使社会矛盾尖锐突出，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紧迫感受到矛盾的普遍存在与不可避免———把矛盾的渗入到哲学中。哲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其哲学研究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思想制度产品的需求，他们的哲学思想因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而实现了自身效用的最到化。培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认识论的问题而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不仅满足了个人对哲学研究的需求，还产生了长期的外部效应。一方面社会形势和历史背景发生了变化，需要新的思想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在这种形势下思想制度产品的提供者致力与新的哲学公共产品的生产。有新产品的需求和供给，认识论的哲学制度产品开始大量生产和更新，经院哲学垄断地位受到挑战，于是出现了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

西方近代哲学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西方近代哲学的这种向认识论转变的影响又是什么呢?首先，根据本文的假设，这些哲学制度产品是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其所需要的哲学公共产品来指导自己的思维和行动。这种选择行为不会减少其它人的选择机会，不具有排它性。在当时，从单个人来讲其选择成本来自于消费这种产品带来的与选择并消费其它不同思想制度产品的人或组织(教会、封建政府)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对抗和冲突。而其收益便是实现与代表新生产力阶级的认同感，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强调人的因数中不断积极进取，创造私人财富而获得的间接效用。从资产阶级整体上而言，这种新的思想制度安排，促进了思想解放并增强了其认识和征服世界的能力，这种改变影响了社会总的偏好倾向，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本文基本假设所论述的，西方近代的哲学家即使主观上没有想将其哲学思想作为哲学公共产品提供给世人(后人)，或者更看重个人追求真理所获得的满足，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哲学家们的思想也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如何这些哲学家在这次研究向认识论转变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哲学思想对于正在追求解放，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

西方近代的哲学家的研究主题由本体论转向了研究理性、研究感性、研究认识等哲学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家的哲学论著作为记录、表达和传播其哲学思想哲学观点的手段。这些论著的内容不是浅显易懂的，导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其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是，正是在资本主义萌芽并不断发展的历史条件，对于新的哲学制度产品的需求催生了西方近代哲学。西方近代哲学(虽然各哲学家各流派的影响不同)如果看作一种思想制度产品正好迎合和满足了这种需求，它打破了教会垄断生产哲学产品的格局，给需求他的人们和后世带来了正的外部效应。

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9

（一）的实事求是原则蕴含了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客观事物的本质去研究和探讨其中所固有的规律性。它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按照这条认识路线，在实际工作中就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根本的途径就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向认识的对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过程，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作为人们行动的向导。在哲学思想中，实事求是的过程，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即是认识客观规律的过程。强调尊重事实，尊重规律，就是把“实事”作为认识的出发点和根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根本立场；“是”就是指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而承认事物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规律永无止境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求”就是去研究、去探索，通过科学研究和各种实践活动，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然后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达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方法。总之，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详细地占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加以综合性的处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可见，实事求是原则简洁明晰地表达了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哲学思想既是实事求是原则的根据，又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因此，实事求是原则涵盖着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则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以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革命就能胜利，就能发展；反之，革命就要遭到挫折，就要失败。这是我们党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总结出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成果，并概括为实事求是这个基本原则进而把它作为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

（二）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都是建立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之间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的实事求是原则是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而汲取深刻的教训中萌发出来的。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证。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挣扎，那时他就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立志改造旧中国、创造新中国的伟大理想，他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理解，逐步地认识到只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才能找到解放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当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大批有识之士不顾个人的安危，奋起抗争，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提出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结果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西方行之有效而拿到中国来就行不通了呢？人们都感到困惑。唯有洞察秋毫，独树一帜，卓越的远见，发现这些设想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他认为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上，把希望寄托在什么“救世主”、什么“洋人”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必须依靠“民众大联合”进行革命。这是他从我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因此，他从湖南师范毕业以后，走上社会就更加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他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注：《早期文稿》（1912.6—1920.11），363页。）认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的情形，是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为了研究解决中国和世界存在的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他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在会章中，他提出要把实际问题的研究和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把社会的实践活动和资料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以理论联系实际相结合的方法来指导工作，以上这些主张是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轮廓。这对以后哲学思想和实事求是原则及方法的形成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正是因为非常重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所以，他才对国内外各种思想、学说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能够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论武器。确立了他坚定的信念，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早年这些卓越建树与众不同的认识，表现在他涉足社会就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并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的客观实际中去，从而为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奠定了浓厚的思想基础。同时也点明了二者具有同步性的特征。

（三）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的实事求是原则是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同时，他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里。前者体现同一哲学思想的继续，后者则说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辛亥革命前，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基本上是学习、运用，其实践中的求真精神当然不可能上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高度，但是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地深入和发展，他开始涉猎中国的诸子百家。他饱读经史，深受熏陶，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批判、改造，剔出糟粕，吸收精华。因此，他能具有雄厚的思想基础，开创了我国哲学思想的新篇章，奏出美妙动听的实事求是歌曲。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著名哲学大师。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哲学思想就是体现在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基础上，然后加以筛选地吸收其精华，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求真精神，他更是心领神会，造诣颇高，达到了运用自如和更高层次的境界。

的实事求是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有着直接的思想渊源，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固然，在马克思一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态度也常见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著作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显然，马克思关于实事求是的表述远不止这些，但从现有的资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发展每一重大的成就，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实事求是精神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的哲学思想在与其他各种思想的撞击过程中，才逐渐显示出真理的火花，他深深地认识到固守传统的观点，思想僵化，因循守旧，中国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务实精神，而且逐渐开始与我国的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掌握、运用、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有“的”放“矢”地把中西求真务实精神融为一体。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这不仅说明了哲学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特色，而且也说明了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渊源。

（四）的实事求是原则与哲学思想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0年代，在同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实事求是原则的雏形。

30年代，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祸害根源。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注：《著作选读》，上册，51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著作选读》，上册，54～55页。）这是在党内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后来，他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先后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其中深刻地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指出了教条主义者是典型的代表，进而揭露了“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注：《著作选读》，上册，134页。）并指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处于矛盾之中，说明了矛盾的普遍性，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则还有很多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并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后来他在撰写《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注：《著作选读》，上册，275页。）这是第一次使用实事求是的概念。他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划清了马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线，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从而为实事求是原则及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40年代，尤其是在时期，不仅旗帜鲜明地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且还强调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同时把主观主义视为党内的思想大敌必须加以反对。他在撰写《〈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用》及《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中，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进行了反复强调和深刻的系统的阐述。坚持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使实事求是原则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实事求是原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并为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0年代，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哲学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初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顺利地完成“一化三改造”后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与党中央曾多次强调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对执政党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可以说《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最杰出的经典著作。在哲学思想的推动下，使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蔚然成风，发扬光大，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实事求是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

过程哲学思想范文篇10

一、学术会议未曾中断，学术刊物新有创办

进入新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尽管不再像以往那样轰轰烈烈、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并吸引众多学者参加，但相关研讨会每年都在进行。主办研讨会的领军者是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自2003年以来，研究会持续召开了7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第11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举行，有数十名学者与会，主要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21世纪哲学思想的研究这一主题展开讨论。2004年8月，第12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成都西华大学召开，与会学者主要围绕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进行讨论和交流。2006年8月，第13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市委党校召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主要围绕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主题、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进行探讨。2007年8月，第14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青州召开。会议主要就《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展开研讨。学者们认为，这些著作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并运用来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许多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进行了科学的概括。2008年7月，第15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青海省委党校召开，来自中央机关、全国党校、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会议以“哲学思想与改革开放30年”为主题，并对这个主题涉及的众多问题开展学术交流，特别是对哲学思想、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进行了研讨。2009年9月，第16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农业大学召开。会议主要是围绕哲学思想的三大基本理论观点即实事求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群众史观展开讨论，认为它们既是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2010年12月，第17次全国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显然，全国哲学思想研究会持续召开学术会议，为加强全国各地学者的学术往来、提高研究哲学思想的研究水平有很好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省市的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也持续不断，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四川省思想研究会学术年会的召开。2004年，研究会年会召开时有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四川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省内20多所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会议主要围绕“思想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2008年，年会的主题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三个永远铭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2009年，年会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中国60年理论研讨会”，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重庆及河南等省市高等院校代表参加了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思想与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思想在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等问题。作为故乡的湖南湘潭大学及韶山管理局，近10年来对哲学思想及整个思想的研究新有起色，它不断举办国际国内学术会议，成为新的研究基地。自20世纪末，全国高校及党校系统的哲学思想研究和教学机构陆续撤销，哲学思想不再单独列为高校的课程。在这种背景下，湘潭大学的思想研究机构却得到加强。它所属的思想研究所(前身是创办于1980年的思想研究室，1992年改办为所)，2002年更名为思想研究中心后，2004年被确定为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年又经教育部组织专家评审、被遴选为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有其他研究机构所不具有的优势。早在2001年，湘潭大学与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签订协议，确定共同开展思想研究，双方商定在研究资料、学术力量、科研项目、学术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该中心现设有思想发展史研究所、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所、思想与现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文献信息中心、同志纪念馆、图书馆(后两者隶属于韶山管理局)。2006年，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创办了《研究》。它尽管是以书代刊的形式每年出版一期，但为全国的研究者们提供了新的学术阵地。到2010年为止，《研究》共出版了5期，刊发了不少相关研究文章。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同志纪念馆还和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自2008年起在韶山联合举办全国“论坛”，至2011年共举办了4届。“论坛”源起于1999年中共中央党校教师发起的“首都中青年学者及其思想研讨会”，2002年它更名为“首都理论界及其思想研讨会”，2005年起邀请外地部分研究专家和学者参会后更名为“论坛”。“论坛”自2006年至2010年，在北京举办过三届不定期的活动。同时，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刊物《理论视野》发表有关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增多。此外，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近些年来也加强了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成为该所研究生学位论文重要研究题材之一。同时，中山大学的刊物《现代哲学》也时常发表一些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显然，湘潭大学思想研究中心、韶山管理局、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基金会的学术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给哲学思想研究增添了新活力。在1993年前后，全国共有四家研究及其思想的专门刊物，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思想研究所主办的《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办的《哲学思想研究》，湖南省委党史委主办的《思想论坛》，中国思想与实践研究会主办的《思想理论与实践》。然而，《思想论坛》、《思想理论与实践》因各自原因先后停刊，只有《思想研究》仍保持原名，《哲学思想研究》则易名为《邓小平理论研究》，并且发表的有关思想研究的专业论文明显减少。所以，《研究》的创办，《现代哲学》、《理论视野》以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栏目的设立，使哲学思想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得以扩展。它们与《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一起，组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及其思想研究的学术阵地，并以各自的特色吸纳并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中坚和青年学者，提供了相关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

二、一些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一些论点被重点关注

自1980年代以来，国内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涉及各个领域，即除了研究《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原著外，还研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历史以及诗词等方面的著作，形成了广义的哲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不少分支学科。同时，对著作的文本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进入1990年代以后则得到进一步加强。进入21世纪以来，哲学思想研究的新起色主要有如下方面:一些学者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从实践视角来审视哲学思想。例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石仲泉教授强调《实践论》、《矛盾论》是像古贤那样的“发愤”之作。“它不仅是个人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而且是现代中国哲学的璀璨明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哲学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1］湘潭大学李佑新教授认为:“哲学思想在基本性质上是与马克思哲学一致的，即都是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重要特质就在于力主“改变世界”，而“改变世界”是一个诉诸现实感性活动的实践问题。“实践哲学的伟大意义是勿庸置疑的:它将马克思‘改变世界’的实践哲学在中国付诸实践了，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中国社会的面貌。”［2］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焕章则从哲学史角度来认证的实践哲学，他认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是列宁在挖掘黑格尔哲学的合理思想时所提出的一个论断，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对它做了进一步的发挥［3］。武汉大学李维武教授是从中西结合的基础上来论证的实践哲学的。他指出:“的‘实践论’既有与作为外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联系的一面，更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哲学转化为中国哲学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是与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越出西欧演变为世界性哲学，把自己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带给了非西方民族，唤起了东方前近代民族的觉醒;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在这一过程中与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革命实践相结合，融入到不同民族国家的思想世界之中。研究‘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不能用其一面去遮蔽另一面，应当对这两个方面作历史的辩证的把握。”“只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兴奋点的转移来看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才能真正了解的‘实践论’独创性之所在，才能真正揭示和把握其中的中国性格。”

河北师范大学王玉平教授等学者则指出:“哲学不是一种追求世界本体的思辨的逻辑体系，而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之上、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实践哲学。它以实事求是为其理论特征，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其价值追求。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底蕴，具体诠释了的人文关怀的情感内涵，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论述了实践哲学的特征。曾有综述文章这样指出:“近年来学术界对实践哲学思想的形成条件、基本内涵进行了研究，认为实事求是是实践哲学思想的精髓，群众路线是其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是其根本方向，为人民服务是其价值取向。这无论在实践哲学思想的整体性研究，还是在其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就。”［6］在分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对的价值观、荣辱观进行了挖掘。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庄前生研究员指出:“生前虽然未曾写出价值学的专著，但是在他宏伟而又深邃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一套严整而又独特的价值观。他正是用这套价值观去观察世界，去评价事物，去塑造人生，去改造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代表，不仅个人终身信仰、尽力实行这套价值观，而且自觉地用它来教育全党，使之成为全党乃至全民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因此，的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价值观的内容包括人民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是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远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学习的价值观，用它来教育人民，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周直教授亦强调:“的价值观是人民主体价值观。在当今社会各种价值观相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从价值观中汲取力量，促进社会公平，提倡全局意识和奉献精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8］绵阳师范学院袁纪伟副教授等人则阐发了的荣辱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的无产阶级荣辱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批判地汲取中国历史上有关荣辱观方面的积极成果，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是荣誉观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文化是荣誉观形成的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无产阶级荣辱观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产阶级荣辱观的基本特点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它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为各民族、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给出道德选择，提供了准则;为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思想道德体系指明了方向。”［9］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发展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许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有诸多论著。较有代表性的有石仲泉教授和李捷教授的文章。石仲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新中国60年完成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未能完成的最伟大的历史演变和革命变革。改革之前30年为改革开放以来30年准备了根本前提和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30年又是开放之前30年校正方向的历史延续和创新性发展。哲学的3个基本思想为新中国60年发展进步作出根本性指导。对于新中国60年的辉煌，实事求是思想是其辩证唯物论基础，矛盾对立统一思想是其唯物辩证法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思想是其历史唯物论基础。”

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捷教授的文章认为:“思想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在反对‘左’右倾思潮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都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特别是认识论基础，这主要就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群众路线;就建设而言，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坚持共同的基本原则，即经济建设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政治建设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文化建设上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社会建设上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不断地从思想那里吸取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养料，继续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构成了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11］学者们对后期的思想理论也有新的探索，并试图以新的视角研究发动“”的错误。例如，中国人民大学萧延中教授试图运用政治心理学的方法探讨的死亡意识与他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关系问题，认为是一位时时与死亡对话，但又同时是一位时时挑战死亡焦虑的天才。正是这种对肉体死亡不畏惧的“幸存者”情结，使他产生了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于是试图通过频频发动政治运动来消除其晚年的政治焦虑［12］。萧延中亦试图借助外国学者的方法解释“”。他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论文以展示出其比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以证明发动“”运动的直接动因虽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它又表现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鸣。萧延中借用史华慈的观点指出:中国那些权威实践的最极权主义的特征，或许更多地应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遗产而不是中国的传统秩序，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身又根源于西方传统。如果否定等级、身份和权威的启蒙运动的思想根源，那么，列宁主义政党是把一个由精湛娴熟地懂得社会科学的“社会工程”精英所构成之效率统一体的思想，溶汇进了由完美地体现人民公意之美德先锋队的雅各宾思想之中去了。在这种统治制度下，所展现出来的党的领导，不是一个人(如“”中的)，就是一个已被赋予了历史意志和群众意志之混合形态的集体领导［13］。萧延中同时强调史华慈的这个结论未必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赞成，特别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所包含的集权主义因素，更是中国政治思想界争论的焦点。他认为史华慈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发人深省。这不仅对中国“”历史性质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而且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同时，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与“”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河南大学何云峰教授在文章中提出: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实际上是委婉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但刘少奇没有领会他这番讲话的真实意图，还是我行我素，因为处于权力巅峰而锋芒毕露，不知收敛。认为刘少奇严重违背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终于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14］。台湾政治大学关向光副教授则对“晚期思想”概念进行了辨析。他认为，中国大陆学界在研究领域中提出了“晚期思想”的概念，原本应是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作法，却引起不少反对的看法，也冲击了对“思想”的界定。单纯的思想史分期产生如此困扰的根由在于对“思想”理论上的界定不完备。大陆学界对“晚期思想”有两项争议:(1)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晚期思想”的上限究竟应定在何时;(2)“晚期思想”概念的适用性问题。就后一个争议而言，赞同运用“晚期思想”概念对本人的思想作阶段性的研究。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助于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本人思想转变的有关问题［15］。学界对的其他一些思想如自由、平等进行了研究。例如，福州大学蔡维良博士认为:经典文本中包含着丰富的自由思想。在哲学上，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并运用这一规律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在学术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真谛是学术自由。在政治上，认为政治自由是人民争来的，要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政治自由既是手段，又是目标，具有重大的价值;政治自由的具体内容是相对的，有限度的。晚年在政治自由的实践上存在着失误。自由思想的三个维度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16］。天津商业大学李勇军讲师等认为，平等是一种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既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又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其平等思想。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以平等为重、以平等为先的策略。为此，不仅发动了政治和思想领域的革命，而且在所有权、分配制度和干群关系等方面，作了种种政策安排。尽管时代后期的政策价值主导取向选择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其过于一元化，但是不能因此否认平等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平等、公平、正义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17］。

另外，在微观研究方面也有可喜的收获。例如，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通过详细考证指出:董乐山的中文译本将埃德加•斯诺所撰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中的人物区声白误译为朱谦之，这导致学术界在讨论早年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时造成了错误认知。邬国义对此作的考证与论析，有助于澄清史实，纠正讹误，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早期实际的思想状况及其后逻辑的发展，以及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等相关问题［18］。又如，中山大学周兵博士对在延安时期著作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作了仔细考证，认为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首次使用了“意识形态”概念，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多次出现的“观念形态”概念是“Ideologie”的另一重要意译词。他还指出，由于当时文化界也普遍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因而能够借助“文化”这一话语平台阐述其意识形态理论［19］。再如，湘潭大学王向清教授从哲学角度对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用以评价新中国建立初期十余年实际工作成绩与不足的公式。这一公式既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又存在严重的失误。后来它被放弃既有事实根据，又有认识论根源［20］。由于发表的论著数量太多，这里不可能充分述及。中共中央党校数字图书馆的数据显示，近10年来学界发表有关的文章约17769篇，出版相关著作1397部。涵盖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历史、党建、教育、管理、民生、军事、教育、人口、文艺、新闻、哲学、语言、宗教、生态、人物传记以及综述等20个类别以上。这众多的论著中也或多或少涉及了哲学思想，例如有关的国家利益思想、生态环境论点、宪法与国际法思想、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等，与利益观、生态哲学、法哲学等等密切相关。限于篇幅，只能割爱不论。

三、研究评价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