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05:05:04

规范化

规范化范文篇1

一、税务干部的分工要考虑合理性与相对平衡性相结合

由于工作岗位不同,各项工作中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工作的轻与重、工作过程的简单与繁琐、工作强度的大与小以及工作程序的难与简等差别,如果税务人员的工作量、工作过程和工作强度等因素差别过大,考核的结果就容易产生“多干多错多扣分、少干少错少扣分”的现象。这样的考核不但不能公正、公平和充分地评价每一位同志在某一时期内的工作表现,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造成考核的不合理,不利于规范化管理的推行。因此,在落实人员工作时,要充分分析每项工作的性质和工作岗位的特点,力求分工相对平衡和合理,尽量做到人与事有机结合和相互适应。

二、考核指标设置要尽可能细化、量化

个性考核是考核的重中之重,如果指标设置可操作性不强,过于笼统或者没有硬性的标准,考核时就容易出现人为操作甚至无法进行的现象,导致考核结果只区别在共性部分,不能正确评价各人的工作效果,失去了实施规范化管理的意义。在以前的考核中,也曾出现过由于个别同志的个性指标设置不具体、不便操作,使得个性目标部分考核得满分的情况,造成考核片面化。所以,考核指标设置要尽可能具体化和量化,在“工作有明确的方向,检查有明确的目标,考核有明确的依据”的原则下,对能量化指标要尽可能用数字说话,实在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可考虑日常方便获取的第一手资料作为考核依据。

三、考核指标设置要充分考虑指标的可行性与挑战性

规范化管理不但是要规范工作行为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还要营造一个更有利于税务干部充分发挥潜力的工作氛围。因此,考核指标设置要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增加指标的挑战性。挑战性要求指标要有一定的难度,但通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这样指标才具有充分的激励作用,如果指标设置的难度太大,通过努力还无法实现,会使人丧失工作积极性;反之,指标不需多大的努力就可达到,那更是违背了实施规范化管理的初衷。

四、实施规范化考核要考虑单位的独立性与单位间的关联性

税务部门好比一个拳头,各基层部门好比组成拳头的手指,彼此间既具有独立的、各有所长的功能或职能,又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和相互依赖性。税务部门要发挥其整体效能就要求其基层单位必须步伐一致,相互支持和密切配合。但由于各单位所具有的独立性,单位间就可能发生因立场不同而导致的相互推诿、扯皮、监督不得力等现象,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内部消耗。我们在考核中,虽然加强了对选案、检查、审理和执行间的考核监督,但也发现了两个有业务往来的科室对考核中可能被扣分的关联事项,通过私下协商不将该事项纳入考核程序等方法,逃避考核的情况。因此,要发挥部门的整体效能,减少内耗,消除相互推诿、扯皮、信息反馈不畅通等现象,就必须加强对单位间(包括上下级关系和同级关系)的关联事项完成情况的考核。对于整个地税系统而言,我们认为,只有将登记、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间的关联事项列入规范化管理的考核内容,才能解决各系统间协调不一致、配合不密切等问题,从而逐步形成贯穿全局的纵横交错的良性循环的考核体系。

规范化范文篇2

中医认为“证”是病的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概括,它受病的基本矛盾的干扰,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证候诊断离不开具体疾病的诊断,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应采用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对疾病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证候作出正确的诊断,才能将中医的证候演变规律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由于相对于中医学病名而言,西医学病名往往诊断明确,机制比较清晰,所以应选择西医诊断明确,而中医治疗有优势,又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采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以病为经,以证为纬,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方”与“证”密切相关,方由证立,证随方名,方能测证,证能验方。很多有效的经方、名方是结合了中医理论精华和长期临床实践经验配伍而成,与其特定的证候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而且,临床疗效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证候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应建立在方剂疗效观察的基础上,通过以方测证还可以对“证”进行动态的研究。所以,有课题组提出“以候为证,以象为素,病证结合,方证相应,是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依据”[2];也有学者提出“围绕证候病机及其与疾病和方剂的相关性这一中医证候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突出中医学思维特征与现代科学设计融合的研究思路,以方剂干预治疗效果作为比较参照系统,基于中医以方测证的逆向思维的认‘证''''方法,不断积累、完善,由此构建出具有坚实临床科学基础的证候标准,应该是病证结合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但是,近10多年来,由于对“方证相对”的理解存在歧见,故有学者提出“以方测证”作为一种证候研究的方法并不可行。有的认为:每个汤方都有相对应的证,只要有此证即可用此汤方,常称为“汤证”,汤证(方剂辨证)不同于八纲、病因和脏腑辨证,是指以汤辨证,相符即可应用,其实质是找出汤方的适应证[4]。有的引用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话说:“合是证便用是方”,即某证只能用某方,某方只能治某证,处方用药必须与病证对应,才能取得最佳的临床效果[5]。这种观点后来被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们继承下来,被概括为“有是证用是方”。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方证相对”及“以方测证”不能对“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应改称为“方证相关”。还有学者认为“方证相对”应理解为“对症治疗”、“方病相对”等等。朱邦贤教授在分析上述观点后则提出,中医所讲的“方证相对”是指方剂的药物组成与配伍,与其主治病证所内寓的基本病机具有高度的针对性或相关性[6]。应当明确的是,“方证相对”中的方证或汤证,是指某方与某一特定病证间所存在的直接对应的主治关系,这一关系是建在该方内涵的“理”(该组方所针对的基本病机)和“法”(根据基本病机所确立的治疗大法或具体治则)之上的。笔者是这样认为的:“方”与“证”密切相关,如朱教授所述两者是通过理与法相关联,但由于关联的程度不同,可以是多方对应于一证,也可以是一方与多证对应,其对应的程度取决于临床疗效,所以,根据临床疗效可以求得最佳对应的方证,以最佳对应的“方”来测最佳对应的“证”,这是目前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2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原则,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前瞻性研究,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途径

早期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以文献调研与专家咨询为主要途径。所以,由此而建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必然会受到医者水平、学术流派等影响,出现标准之间互不相同的现象。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是设计、衡量和评价(design,measurement,evaluation,DME)。它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应用科学的方法学,强化科研设计,排除各种偏倚和干扰因素的影响,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所以,为提高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应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和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的原则,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则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证据,并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系统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证据相结合,对患者个体做出合理的临床医疗决策,是临床流行病学和现代信息学与临床医学结合的典范。赖世隆教授[7]评价说:“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是当今医学界公认的进行临床研究最为科学的方法学。”所以,应该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建立方法和研究质量、诊断标准的诊断效能和诊断标准在临床应用中的系统评价[8]。但运用EBM与DME方法时需要克服样本量大,时间周期长等困难,解决出版偏倚(发表偏倚)、伦理和资金等问题。

3加强四诊客观化研究,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开展组学研究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环节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以经验为基础的中医学缺乏还原论的研究方法。所以,它无法解释系统内部的组成成分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对信息进行量化。因此,必须将中医思辨性的经验描述和宏观性概括过渡到高层次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这是中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实质是解决客观化与定量化问题[9]。

3.1加强四诊的客观化研究中医“证”是对临床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出的概括性结论。这个结论能否反映疾病的本质,关键在于通过四诊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是否准确、真实和科学,以及医生分析、综合的思维结果是否合乎疾病发展的实际。受古代条件的限制,医生只能依据感觉器官,通过望、闻、问、切来获取临床信息。所以,信息收集过程中主观性很大,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加强四诊的客观化,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利用内窥镜、显微镜、现代影像技术等扩展医生望诊的范围和深度;研制了多种舌诊、脉诊仪器,使人们通过仪器“望舌”、“切脉”时能直接读数,定性、定量地进行分析;利用先进的化学技术,对气味进行分离研究;尝试制定问诊方案与步骤,使问诊科学化、程序化等等。但研究与临床实际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如研制的舌诊仪、脉诊仪获取的信息量不够,欠灵敏;有些四诊信息,如病人的感觉,本身就是病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很难利用仪器设备来测定等等。所以,如何借助现有的科学技术来客观地采集分析中医临床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2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开展组学研究宏观辨证是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它是根据“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来认识和诊断疾病的。从理论上说在宏观辨证的基础上,慎重地选用一些现代医学的微观指标可以使中医证候诊断由定性转变为半定量或定量,从而提高其客观性,并且,拓宽和加深传统“四诊”的视野,丰富辨证论治的内涵,为中医在“无症可辨”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辨证依据。为此,现在及以往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采用西医还原论的研究方法,从整体、细胞、分子水平,从理化、免疫、代谢、微量元素等方面来筛查与中医证型相关的微观指标,分析其内在的相关性;研究同一疾病不同证型的微观指标的异同,不同疾病同一证型的微观指标的异同,来寻求中医“证”的共性与个性指征;对证型的主要症状的特征进行现代医学阐释等等。但研究结果只发现某些指标与某些病证有某种相关性或提示性,相关的程度及提示的准确与否并不清楚。而且,随着研究的广泛深入,很多指标的特异性逐渐被否定,许多观察指标随着观察者的不同而出现矛盾的结果。由此可见,采用西医的还原论方法来研究中医,则中医的整体性和个体化诊治的特点就会被破坏,反而阻碍了中医的发展。因此,今后不宜再把寻求诊断某一证型的特异性指标作为研究重点,而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来研究某证型的指标群。有研究认为参考现代心理学行为功能量化及生命质量量化等评分方法,可以对症状、体征进行等级积分,对证候辨证进行半定量化的分析[10];通过对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分级记分,采用相加计数法、累积记数法、分类记数法等方法进行指征积分的记数,然后根据指征的出现率和指征积分数的高低,并适当考虑临床实际,对证候进行计量诊断。还有学者在半定量的同时引入统计学权重的概念[10],经过统计学处理,以不同权重来反映不同症状体征的主次,又以不同积分反映症状体征的轻重程度变化,对证候进行定性与定量(等级)相结合的计量诊断。但目前的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都无法真正实现证候的量化诊断。系统生物学由LeroyHood创立,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生命科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开始从还原论研究转向系统论研究,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将引领医学进入新的疾病诊治模式,推动医学进入预测医学、预防医学和个体化医学的新时代[11]。中医学的整体观、治未病观、辨证论治和方剂配伍等理论与系统生物学的意旨具有相通之处。钱学森曾说:“系统论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统一。”所以,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可以弥补中医的缺陷,中医证候研究应在系统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引领下,综合数学、信息科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基因组、mRNA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各个层面开展组学研究,通过数据的整合,来建立证候的诊断模型,精确、量化地预测证候[12]。

4数据挖掘技术及计算机智能的发展为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出潜在的、有价值的知识(模型或规则)的过程,也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中医证候和证之间没有明确的函数关系,只能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及临床资料中进行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方法很多。

4.1引入复杂性科学理论对证候进行降维升阶处理,寻找证素应证组合的演变规律中医证候涉及复杂生命现象的功能、整体和动态层面,它具有典型的开放性、层次性、涌现性和高维性特征,所以,中医证候诊断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引进复杂性科学理论,通过证候的降维升阶处理则能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张志斌等[13]由此而提出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设想,即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各种具体证候单纯联系组合的线性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如1991年列入国家科委科技攻关项目的“中风病证候学与临床诊断的研究”课题组所建立的“中风病证候诊断标准”,就是一个降维升阶工作的较好范例[14]。目前这方面研究还仅仅局限于临床具体病种,需要加强中医证候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合作。

4.2引入模糊数学与粗糙集理论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查德曾指出:当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长时,找出系统特性的精密而有意义的描述的能力将相应降低,直至达到这样一个界限,即精密和有意义(或适当性)变成两个互相排斥的特性。中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证候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的表现可以是典型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证候表现却是不典型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亦有学者认为“证”是一种模糊集合元,主要表现为:证的有些症状其性质、状态是不能精确断定的,“证”所包含的内容与各个症状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统一体与个体之间的集元性关系[15]。所以,根据模糊数学的原理,认为“证”是一个模糊概念,可以使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来刻划,进行量化分析,确定“证”的模糊集合中某些症状隶属于某证的程度,从而建立起“证”的数学模型[16]。粗糙集理论是继模糊数学理论之后的又一种处理不精确和不确定问题的数学方法。它是波兰学者Z.Pawlak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粗糙集理论引入到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中,如秦中广等[17]利用粗糙集理论建立了中医诊断类风湿的模型。他们还将该方法与模糊数学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的诊断正确率远远高于后者。随着粗糙集理论的发展,它还可以与诸如模糊识别、神经网络等技术相结合。

4.3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多元分析,即多因素分析,它主要是探讨高维数据的内在规律。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通过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收集患者的症状,并根据传统的辨证理论对每个病人进行辨证,确定为“某证”,然后采用判别分析和回归分析(常用如Fisher判别方法和Bayes判别、逐步线性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建立函数方程,并进行回代检验。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消除获得应变量(Y)值时的经验性和主观性;同时还必须基于各变量的作用与其他变量无关,各变量的作用可以叠加这不甚合理的假定前提下;所建立的证候和证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简单线性描述;二者的Y值都只是简单的A与非A的类别区分,不可能进行轻重程度的等级划分等。之后有学者提出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应用于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聚类分析又称集群分析,可以将随机现象进行归类。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可通过寻求少数的几个变量(或因子)来综合反映全部变量(因子)的大部分信息。以上几种统计方法都可以实现证候的降维,有利于疾病证候分类中主、次症(征)及特征性表现的提取,有利于发现疾病调查群体中各类证候的症状、体征的组合及变化规律等等。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再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则能简化和明确对因子的解释。但是聚类分析在定义指标间或样品间相似性的度量时存在主观性,根据空间上的“距离”或形状上的相似性,对对象(指标、样本)进行刚性分割,它不能把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类别中体现出来,而且,它不能对多边关联同时进行分析。主成分分析要求资料为计量资料,且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同样也不可能有症状轻重程度的划分。因子分析则要求“公因子或共性因子”和所有变量均有关系,且是一种线性关系。另外,如何看待舍去的其他成分及特殊因子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单独使用上述几种统计方法都会暴露出诸多不能克服的问题。因此,需要将多种统计方法联合运用以取长补短,提高结果的可靠性。但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到底选用哪些多元统计方法,如何进行联合应用,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4.4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属于隐变量分析方法,是近年来在统计领域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运用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理论进行分析。即研究者可根据专业理论知识提供变量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即先验关系,应用图形来表示变量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然后检验所假设的模型与数据资料的拟合程度。如果拟合优度好,则认为变量间所假设的关系是成立的;反之,则拒绝原假设。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可以将隐变量和直接测变量一并考虑,并且,可以对变量的测量误差及其方差作出估计。所以,设想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定量的证候诊断标准,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

4.5计算机智能从复杂系统科学角度来看,证候是建立在广义症状集(包括以四诊信息为代表的宏观子集和以现代生物学特征为代表的微观子集)上的映射,广义症状之间交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系统,这类动态系统及其演化过程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来实现。计算智能(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CI)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仿人类和其他生物对非线性、不完全、不精确和不确定的信息进行智能处理的技术,具有良好的容错性、鲁棒性和高精度等综合技术优势。计算智能主要包括:(1)用于模仿生物种群进化过程的演化计算,如遗传算法、演化策略、演化规划、遗传程序设计等;(2)模仿大脑思维的高层次结构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ANN),近年来在ANN基础上还提出了用于中医证候诊断的神经网络———径向基函数(radialbasisfunction,RBF)神经网络及基于聚类分析的RBF神经网络。已有学者通过对基于聚类分析的RBF神经网络所建立的中医证候诊断模型的检验,验证了其用于中医证候诊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8];(3)模仿低层次大脑结构的模糊系统。以上这三者都是仿效生物信息处理模式以获得智能信息处理功能的理论和技术,目标相近而方法各异,将三者交叉组成新系统则能达到取长补短、各显优势的效果。如用神经网络来构造模糊系统,集中了模糊控制技术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双重优点,扩大了系统处理信息的范围;又如引入遗传算法构造综合性的模糊神经网络计算智能系统(fuzzyneuralnetworks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sys-tem,FNNCIS),可以形成与实际问题相吻合的中医证候诊断决策树等等。

5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将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钱学森教授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在系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曾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19]。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通常是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形成和提炼出经验性假设,这些经验性假设往往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方式证明,但需要经验性数据对其确定性进行检验,从经验性假设出发,通过定量方法得到结论,这一过程是一个人机结合综合集成的过程。中医学的模糊性、多变性、复杂性及隐匿性决定了中医证候诊断必须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来完成。所以,将综合集成法运用到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中则能实现把人的“心智”与计算机的高性能结合起来;把人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综合集成起来;把各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把多种领域的科学知识进行综合集成;根据复杂巨系统的层次结构,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统一起来;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综上所述,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包括诊断的标准化、客观化及定量化研究,它除了必须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继承性等原则外,尚应体现辨证的系统性和发展性,证候的特异性和稳定性[20,21]。同时还要加强证候概念及专业术语的规范化研究。所以,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正如沈自尹教授[22]所总结的:“证”的研究难点在于:其一,证是一种功能态的,可以发展,可以转化;其二,证的概念应用亦较混乱,灵活性大,辨证可因人而异,只有凭医生的分析概括水平;其三,难以定性、定量,更难以定位。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完善现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才有望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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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范文篇3

一、精心部署,为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一)强化领导责任。全市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工作会议后,我局成立了由局长同志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的市民政局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直属各单位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局党组把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今年两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工作,制定下发了《市民政局政务公开工作实施方案》和《市民政局政务公开规范化建设活动实施方案》,从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工作内容和要求、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把政务公开的责任进行了分解细化,规定分管领导是该项工作政务公开的责任人,各科室负责人是本科室政务公开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科室的政务公开,形成业务工作与政务公开同时抓的工作格局。

(二)强化监督检查。我局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领导小组在做好具体指导工作的同时,对机关各科(局、处)室、直属各单位的政务公开工作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及时总结和推广好的典型,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不断推动工作落实。今年8月份,结合开展“排忧解难服务月”活动,我局对直属单位和县区的有关政务公开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督促,发现问题,及时进行纠正。

(三)强化机制保障。我局在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中建立了“三个一”保障体系,即:一个由局领导任组长的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领导机构;一个由各方面人士组成的监督网络;一套监督制约制度。我局聘请了五名同志为行风监督员,使政务公开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中;制订了《市民政局加强机关效能建设规定》、《市民政局行政效能投诉处理办法》、《市民政局关于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的若干规定》、《市民政局违反行政许可法责任追究制度》、《市民政局规范权力运行制度建设工作方案》等20多项制度,形成以制度管人,依规章办事的良好氛围。

二、强化措施,确保政务公开工作落到实处

(一)广泛宣传,提高认识。我局坚持抓好政务公开的宣传教育,及时纠正个别干部对政务公开的模糊认识。通过教育,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推行政务公开规范化建设,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力措施;是规范政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的重要举措。

(二)突出重点,明确内容。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影响民政形象、阻碍民政发展的重大问题、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问题,根据各层面的具体情况,统一对外公开的重点内容。对外五个方面公开:民政职能范围、执行收费的法规、政策依据和标淮;办事内容,办事依据、办事条件,办事程序,办事过程,办事时限和办事结果;办事纪律,服务承诺,违纪违诺的投诉途径、处理办法;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的行政执法事项;群众关注的其他事项。对内五个方面公开:年度工作计划和完成情况;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洁自律情况;干部管理情况;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以及干部职工关心的有关事项。同时,我局加强对公开内容和事项的审核把关,防止该公开的不公开。以公开内容是否真实、群众是否满意、监督是否有效,作为考核工作成效的标准。如在实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工作中,我们坚持做到两个公开。首先,申请低保救助的困难户,在审批前,将调查核实的情况在人群较集中的地方张榜公示,让群众监督其家庭情况的真实性。其次,加强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将享受了低保救助的户主名单在其所在的村(居)委会设置的公示栏上公开,让群众监督低保家庭的经济变化情况,及时调整低保救助对象。通过公开,大大地提高了工作的实效,减小了工作失误。

(三)严格标准,规范形式。一是将政务公开内容在民政网站上公开,方便群众查询和社会公众监督。二是开通电子触摸屏,在局大楼一楼建设电子信息触摸屏,将民政的政策法规、办事程度等公开在触摸屏上,方便群众办事和咨询。三是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广泛宣传民政的法律法规、工作成效和先进典型。

(四)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搞好政务公开及规范化建设工作。

1、实行一站式窗口服务,简便年检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对社会组织实施年检是民政部门实施监督职能的一种重要手段。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每年的3月1日至6月30日是社会组织的年检时间。我局被纳入政务中心综合窗口,实行一站式窗口服务,3至4月为统一年检时间。为方便各单位办事,年检期间,我们始终坚持遵守政务中心年检各项工作制度,坚持热情、周到、优质服务,对各社会组织上报的年检材料及时认真地进行核查,尤其是对社会团体的财务管理、党政领导兼职、会员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重点清查。发现有不符合社团管理政策规定的,都及时当面进行政策宣传与纠正、规范。

2、规范审批呈报材料,减免收费,提高服务质量。为方便各单位、当事人了解政策规定、工作程序,我们就各类社会组织的登记、变更、注销工作编制了办事指南、工作流程,共9个专题,印制成宣传卡片,并在局机关触摸屏和民政信息网上进行公布。对于需要进行呈报的登记审批材料,我们还编制了示范文书样本,装订成册,便于办事人员直观、便捷了解工作要求。此外,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我们及时停止了各项登记、变更收费。

3、认真履行职能,指导村务公开和村委会换届选举。全面完成全市第八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健全完善了现行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和配套的规章制度,全市所有行政村都实行了村务公开,90%以上的村建立了永久性村务公开栏;172个难点村,已有157个得到根本治理,15个得到初步治理;全市119个城市社区已有111个建成了办公活动用房。

三、注重实效,促进民政工作健康发展

我局通过推行政务公开和规范化建设,增强了民政工作透明度,构筑了监督网络,转变了行风,巩固了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增强了工作效能,推进了民政工作的健康发展。

1、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救济救助工作。一是继续开展社会救助“阳光行动”,推进城乡低保等社会救助工作公平公正。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人,新增保障对象人。同时,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探索建立了县(区)、乡(镇)、村(社区)“联评联保”一站式审查审批办法。全市1-8月城市低保和农村低保月人均补差分别达到169.5元和66元。二是努力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今年以来在做好春荒救济、新灾应急工作、抗旱救灾、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活动,加强了减灾防灾宣传工作。同时,认真安排部署农村危房改造工作,及时下达了省厅安排的户建设任务。三是及时录入上报孤残儿童信息数据,并按规定标准及时发放孤儿生活费。四是认真执行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做好中心城区流浪乞讨危重病人及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的通知》,落实好救治救助工作措施。今年,全市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313人,其中危重病人235人次,精神病人262人次,未成年人278人次,投入救助、救治经费280万余元。五是开辟了《情暖》慈善栏目,主办了《慈善》周刊,成立了市慈善志(义)工服务指导协会,着力培育慈善氛围。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救助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8月,募集善款516.33万元,发放救助金986.91万元。

2、进一步落实了各项优抚安置政策。全面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为近5万名各类优抚对象发放优待抚恤金。巩固并健全“五位一体”的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制度。全面完成去年安置扫尾工作。认真落实军休人员的各项政治和生活待遇,加强军休所管理。圆满完成了各项军供保障任务。努力做好复退军人来信来访和帮扶解困工作,维护了社会大局的稳定。

3、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建设和管理服务。一是加强城市社区建设。中心城市每个社区的工作经费由去年的6万元提高至12万元,、两县社区经费提高到16万元以上,社区居委会成员生活补贴标准月人平达到1300元以上。二是加强了其他专项社会事务的管理。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认真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长效机制,全面部署社会组织“小金库”清理工作。将、两区婚姻登记处从政务中心迁出,实现了全市所有婚姻登记机构独立办公。认真执行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深入开展平安边界创建活动,启动省界线和4条县级界线的年检。提请市物价局对经营性公墓销售价格进行了成本测算,严格规范公墓价格。1-8月发行福利1.63亿元,完成全年考核任务2.19亿元的74.4%。

4、进一步加强了行风建设。随着政务公开和规范化建设的深入,带动和促进了行风建设,密切了民政部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完善了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机制。一是完善了监督机制。推行政务公开,使民政部门的各个工作环节都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堵塞了漏洞,使贪污腐败无孔可钻,有效地防止和避免了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的滋生,提高了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形成了内外结合的有效监督机制。二是加强了收费管理。严格按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杜绝了搭车收费等现象。三是政务环境明显优化。全系统的干部职工坚持方便群众办事,基本杜绝了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对上门群众热情接待,耐心解答问题,不推诿,为前来办事的群众营造了一个宽松愉快的环境,千方百计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规范化范文篇4

中医认为“证”是病的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概括,它受病的基本矛盾的干扰,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证候诊断离不开具体疾病的诊断,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应采用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对疾病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证候作出正确的诊断,才能将中医的证候演变规律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由于相对于中医学病名而言,西医学病名往往诊断明确,机制比较清晰,所以应选择西医诊断明确,而中医治疗有优势,又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采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以病为经,以证为纬,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方”与“证”密切相关,方由证立,证随方名,方能测证,证能验方。很多有效的经方、名方是结合了中医理论精华和长期临床实践经验配伍而成,与其特定的证候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而且,临床疗效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证候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应建立在方剂疗效观察的基础上,通过以方测证还可以对“证”进行动态的研究。所以,有课题组提出“以候为证,以象为素,病证结合,方证相应,是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依据”[2];也有学者提出“围绕证候病机及其与疾病和方剂的相关性这一中医证候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突出中医学思维特征与现代科学设计融合的研究思路,以方剂干预治疗效果作为比较参照系统,基于中医以方测证的逆向思维的认‘证''''方法,不断积累、完善,由此构建出具有坚实临床科学基础的证候标准,应该是病证结合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但是,近10多年来,由于对“方证相对”的理解存在歧见,故有学者提出“以方测证”作为一种证候研究的方法并不可行。有的认为:每个汤方都有相对应的证,只要有此证即可用此汤方,常称为“汤证”,汤证(方剂辨证)不同于八纲、病因和脏腑辨证,是指以汤辨证,相符即可应用,其实质是找出汤方的适应证[4]。有的引用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话说:“合是证便用是方”,即某证只能用某方,某方只能治某证,处方用药必须与病证对应,才能取得最佳的临床效果[5]。这种观点后来被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们继承下来,被概括为“有是证用是方”。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方证相对”及“以方测证”不能对“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应改称为“方证相关”。还有学者认为“方证相对”应理解为“对症治疗”、“方病相对”等等。朱邦贤教授在分析上述观点后则提出,中医所讲的“方证相对”是指方剂的药物组成与配伍,与其主治病证所内寓的基本病机具有高度的针对性或相关性[6]。应当明确的是,“方证相对”中的方证或汤证,是指某方与某一特定病证间所存在的直接对应的主治关系,这一关系是建在该方内涵的“理”(该组方所针对的基本病机)和“法”(根据基本病机所确立的治疗大法或具体治则)之上的。笔者是这样认为的:“方”与“证”密切相关,如朱教授所述两者是通过理与法相关联,但由于关联的程度不同,可以是多方对应于一证,也可以是一方与多证对应,其对应的程度取决于临床疗效,所以,根据临床疗效可以求得最佳对应的方证,以最佳对应的“方”来测最佳对应的“证”,这是目前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2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原则,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前瞻性研究,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途径

早期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以文献调研与专家咨询为主要途径。所以,由此而建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必然会受到医者水平、学术流派等影响,出现标准之间互不相同的现象。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是设计、衡量和评价(design,measurement,evaluation,DME)。它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应用科学的方法学,强化科研设计,排除各种偏倚和干扰因素的影响,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所以,为提高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应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和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的原则,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则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证据,并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系统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证据相结合,对患者个体做出合理的临床医疗决策,是临床流行病学和现代信息学与临床医学结合的典范。赖世隆教授[7]评价说:“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是当今医学界公认的进行临床研究最为科学的方法学。”所以,应该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建立方法和研究质量、诊断标准的诊断效能和诊断标准在临床应用中的系统评价[8]。但运用EBM与DME方法时需要克服样本量大,时间周期长等困难,解决出版偏倚(发表偏倚)、伦理和资金等问题。

3加强四诊客观化研究,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开展组学研究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环节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以经验为基础的中医学缺乏还原论的研究方法。所以,它无法解释系统内部的组成成分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对信息进行量化。因此,必须将中医思辨性的经验描述和宏观性概括过渡到高层次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这是中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实质是解决客观化与定量化问题[9]。

3.1加强四诊的客观化研究中医“证”是对临床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出的概括性结论。这个结论能否反映疾病的本质,关键在于通过四诊所获得的信息资料是否准确、真实和科学,以及医生分析、综合的思维结果是否合乎疾病发展的实际。受古代条件的限制,医生只能依据感觉器官,通过望、闻、问、切来获取临床信息。所以,信息收集过程中主观性很大,影响了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加强四诊的客观化,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利用内窥镜、显微镜、现代影像技术等扩展医生望诊的范围和深度;研制了多种舌诊、脉诊仪器,使人们通过仪器“望舌”、“切脉”时能直接读数,定性、定量地进行分析;利用先进的化学技术,对气味进行分离研究;尝试制定问诊方案与步骤,使问诊科学化、程序化等等。但研究与临床实际应用还有很大的差距,如研制的舌诊仪、脉诊仪获取的信息量不够,欠灵敏;有些四诊信息,如病人的感觉,本身就是病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很难利用仪器设备来测定等等。所以,如何借助现有的科学技术来客观地采集分析中医临床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3.2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开展组学研究宏观辨证是中医的传统辨证方法,它是根据“知内揣外”、“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观点来认识和诊断疾病的。从理论上说在宏观辨证的基础上,慎重地选用一些现代医学的微观指标可以使中医证候诊断由定性转变为半定量或定量,从而提高其客观性,并且,拓宽和加深传统“四诊”的视野,丰富辨证论治的内涵,为中医在“无症可辨”的情况下提供一定的辨证依据。为此,现在及以往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采用西医还原论的研究方法,从整体、细胞、分子水平,从理化、免疫、代谢、微量元素等方面来筛查与中医证型相关的微观指标,分析其内在的相关性;研究同一疾病不同证型的微观指标的异同,不同疾病同一证型的微观指标的异同,来寻求中医“证”的共性与个性指征;对证型的主要症状的特征进行现代医学阐释等等。但研究结果只发现某些指标与某些病证有某种相关性或提示性,相关的程度及提示的准确与否并不清楚。而且,随着研究的广泛深入,很多指标的特异性逐渐被否定,许多观察指标随着观察者的不同而出现矛盾的结果。由此可见,采用西医的还原论方法来研究中医,则中医的整体性和个体化诊治的特点就会被破坏,反而阻碍了中医的发展。因此,今后不宜再把寻求诊断某一证型的特异性指标作为研究重点,而应该从多层次、多角度来研究某证型的指标群。有研究认为参考现代心理学行为功能量化及生命质量量化等评分方法,可以对症状、体征进行等级积分,对证候辨证进行半定量化的分析[10];通过对中医临床症状、体征分级记分,采用相加计数法、累积记数法、分类记数法等方法进行指征积分的记数,然后根据指征的出现率和指征积分数的高低,并适当考虑临床实际,对证候进行计量诊断。还有学者在半定量的同时引入统计学权重的概念[10],经过统计学处理,以不同权重来反映不同症状体征的主次,又以不同积分反映症状体征的轻重程度变化,对证候进行定性与定量(等级)相结合的计量诊断。但目前的这些研究思路与方法都无法真正实现证候的量化诊断。系统生物学由LeroyHood创立,是研究一个生物系统中所有组成成分(基因、mRNA、蛋白质等)的构成及在特定条件下这些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新兴学科。生命科学的研究重点已经开始从还原论研究转向系统论研究,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将引领医学进入新的疾病诊治模式,推动医学进入预测医学、预防医学和个体化医学的新时代[11]。中医学的整体观、治未病观、辨证论治和方剂配伍等理论与系统生物学的意旨具有相通之处。钱学森曾说:“系统论是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辩证统一。”所以,系统生物学的发展可以弥补中医的缺陷,中医证候研究应在系统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引领下,综合数学、信息科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基因组、mRNA组、蛋白质组和代谢组等各个层面开展组学研究,通过数据的整合,来建立证候的诊断模型,精确、量化地预测证候[12]。

4数据挖掘技术及计算机智能的发展为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出潜在的、有价值的知识(模型或规则)的过程,也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中医证候和证之间没有明确的函数关系,只能在大量的文献资料及临床资料中进行数据挖掘。数据挖掘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和方法很多。

4.1引入复杂性科学理论对证候进行降维升阶处理,寻找证素应证组合的演变规律中医证候涉及复杂生命现象的功能、整体和动态层面,它具有典型的开放性、层次性、涌现性和高维性特征,所以,中医证候诊断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多阶的、可以无限组合的复杂巨系统。引进复杂性科学理论,通过证候的降维升阶处理则能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张志斌等[13]由此而提出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设想,即通过证候要素的提取,将复杂的证候系统分解为数量相对局限、内容相对清晰的证候要素,然后通过各证候要素间的组合、证候要素与其他传统辨证方法系统的组合等不同的应证组合方式,使辨证方法体系不再是各种具体证候单纯联系组合的线性平面,而具有复杂的多维多阶立体交叉的非线性特征。如1991年列入国家科委科技攻关项目的“中风病证候学与临床诊断的研究”课题组所建立的“中风病证候诊断标准”,就是一个降维升阶工作的较好范例[14]。目前这方面研究还仅仅局限于临床具体病种,需要加强中医证候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合作。

4.2引入模糊数学与粗糙集理论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查德曾指出:当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长时,找出系统特性的精密而有意义的描述的能力将相应降低,直至达到这样一个界限,即精密和有意义(或适当性)变成两个互相排斥的特性。中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证候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的表现可以是典型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证候表现却是不典型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亦有学者认为“证”是一种模糊集合元,主要表现为:证的有些症状其性质、状态是不能精确断定的,“证”所包含的内容与各个症状所包含的内容,不是一个简单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统一体与个体之间的集元性关系[15]。所以,根据模糊数学的原理,认为“证”是一个模糊概念,可以使用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来刻划,进行量化分析,确定“证”的模糊集合中某些症状隶属于某证的程度,从而建立起“证”的数学模型[16]。粗糙集理论是继模糊数学理论之后的又一种处理不精确和不确定问题的数学方法。它是波兰学者Z.Pawlak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近年来,已有学者尝试将粗糙集理论引入到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中,如秦中广等[17]利用粗糙集理论建立了中医诊断类风湿的模型。他们还将该方法与模糊数学方法进行了比较,发现前者的诊断正确率远远高于后者。随着粗糙集理论的发展,它还可以与诸如模糊识别、神经网络等技术相结合。

4.3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多元分析,即多因素分析,它主要是探讨高维数据的内在规律。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是通过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收集患者的症状,并根据传统的辨证理论对每个病人进行辨证,确定为“某证”,然后采用判别分析和回归分析(常用如Fisher判别方法和Bayes判别、逐步线性回归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等)建立函数方程,并进行回代检验。但这两种方法都无法消除获得应变量(Y)值时的经验性和主观性;同时还必须基于各变量的作用与其他变量无关,各变量的作用可以叠加这不甚合理的假定前提下;所建立的证候和证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简单线性描述;二者的Y值都只是简单的A与非A的类别区分,不可能进行轻重程度的等级划分等。之后有学者提出将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方法应用于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聚类分析又称集群分析,可以将随机现象进行归类。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可通过寻求少数的几个变量(或因子)来综合反映全部变量(因子)的大部分信息。以上几种统计方法都可以实现证候的降维,有利于疾病证候分类中主、次症(征)及特征性表现的提取,有利于发现疾病调查群体中各类证候的症状、体征的组合及变化规律等等。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再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则能简化和明确对因子的解释。但是聚类分析在定义指标间或样品间相似性的度量时存在主观性,根据空间上的“距离”或形状上的相似性,对对象(指标、样本)进行刚性分割,它不能把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类别中体现出来,而且,它不能对多边关联同时进行分析。主成分分析要求资料为计量资料,且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同样也不可能有症状轻重程度的划分。因子分析则要求“公因子或共性因子”和所有变量均有关系,且是一种线性关系。另外,如何看待舍去的其他成分及特殊因子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单独使用上述几种统计方法都会暴露出诸多不能克服的问题。因此,需要将多种统计方法联合运用以取长补短,提高结果的可靠性。但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到底选用哪些多元统计方法,如何进行联合应用,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4.4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属于隐变量分析方法,是近年来在统计领域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是运用统计学中的假设检验对有关现象的内在结构理论进行分析。即研究者可根据专业理论知识提供变量间存在的内在关系即先验关系,应用图形来表示变量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作用,然后检验所假设的模型与数据资料的拟合程度。如果拟合优度好,则认为变量间所假设的关系是成立的;反之,则拒绝原假设。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可以将隐变量和直接测变量一并考虑,并且,可以对变量的测量误差及其方差作出估计。所以,设想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建立一种比较客观的、定量的证候诊断标准,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

4.5计算机智能从复杂系统科学角度来看,证候是建立在广义症状集(包括以四诊信息为代表的宏观子集和以现代生物学特征为代表的微观子集)上的映射,广义症状之间交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系统,这类动态系统及其演化过程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计算机智能来实现。计算智能(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CI)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来模仿人类和其他生物对非线性、不完全、不精确和不确定的信息进行智能处理的技术,具有良好的容错性、鲁棒性和高精度等综合技术优势。计算智能主要包括:(1)用于模仿生物种群进化过程的演化计算,如遗传算法、演化策略、演化规划、遗传程序设计等;(2)模仿大脑思维的高层次结构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ANN),近年来在ANN基础上还提出了用于中医证候诊断的神经网络———径向基函数(radialbasisfunction,RBF)神经网络及基于聚类分析的RBF神经网络。已有学者通过对基于聚类分析的RBF神经网络所建立的中医证候诊断模型的检验,验证了其用于中医证候诊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18];(3)模仿低层次大脑结构的模糊系统。以上这三者都是仿效生物信息处理模式以获得智能信息处理功能的理论和技术,目标相近而方法各异,将三者交叉组成新系统则能达到取长补短、各显优势的效果。如用神经网络来构造模糊系统,集中了模糊控制技术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双重优点,扩大了系统处理信息的范围;又如引入遗传算法构造综合性的模糊神经网络计算智能系统(fuzzyneuralnetworkscomputationalintelligencesys-tem,FNNCIS),可以形成与实际问题相吻合的中医证候诊断决策树等等。

5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将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钱学森教授为首的一批中国学者在系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曾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19]。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通常是科学理论、经验知识和专家判断力相结合,形成和提炼出经验性假设,这些经验性假设往往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方式证明,但需要经验性数据对其确定性进行检验,从经验性假设出发,通过定量方法得到结论,这一过程是一个人机结合综合集成的过程。中医学的模糊性、多变性、复杂性及隐匿性决定了中医证候诊断必须通过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来完成。所以,将综合集成法运用到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中则能实现把人的“心智”与计算机的高性能结合起来;把人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把不同层次的知识(科学理论和经验知识)综合集成起来;把各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把多种领域的科学知识进行综合集成;根据复杂巨系统的层次结构,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统一起来;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综上所述,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包括诊断的标准化、客观化及定量化研究,它除了必须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继承性等原则外,尚应体现辨证的系统性和发展性,证候的特异性和稳定性[20,21]。同时还要加强证候概念及专业术语的规范化研究。所以,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正如沈自尹教授[22]所总结的:“证”的研究难点在于:其一,证是一种功能态的,可以发展,可以转化;其二,证的概念应用亦较混乱,灵活性大,辨证可因人而异,只有凭医生的分析概括水平;其三,难以定性、定量,更难以定位。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探索,完善现有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中医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才有望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与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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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范文篇5

【关键词】翻转课堂;规范化培训;教学;新护士

所谓规范化培训,即指学生在护理类的专业院校全面学习完毕相关基础知识之后,所接受的护理方面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这一培训活动能够促使新护士更加有效的适应从学生到护士之间的角色变换[1]。最近几年,由于国内医疗事业的制度改革的持续推行,使得各地的医院规模持续扩张,越来越多的新护士进入医疗机构进行工作,所以增强对新入护士的培训力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2]。依照相关临床研究结果可知,在新护士群体中,大多数都存在对于专业知识了解不够、缺乏自主学习的动力和激情等问题。而随着我国医学护理知识的不断更新换代,以及对于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水平要求的持续提高,当前,提升新入护士的综合素质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翻转课堂又被称为颠倒课堂,这类富有创新思维的教学策略,能够把传统的被动式接受知识,转换成为自主学习,从而不但能够丰富其学习经验,而且可以加强学习效果[3]。翻转课堂是通过让学生在上课之前就充分预习好课堂的内容,实现对知识的内化,而在课堂上与教师探讨交流自己存在疑惑的知识点,或者通过小组讨论形式的活动来达成对知识的充分应用,从而实现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变革[4]。我科于2016年8月~2018年6月应用翻转教学模式对轮转至普外科的87名新护士进行培训,取得满意效果。

1对象

选择2016年8月~2018年7月到普外科轮转的新护士共87名,按医院要求每一批新护士到普外科轮转3个月,共7批,其中,女性78名,男性9名,年龄在22~25岁,平均年龄(23.4±0.8)岁,本科59名,专科28名。

2方法

均使用我院护理部和普外科编写的培训资料,指导老师全部都是普外科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高资历护士,且学历水平均为大专及大专以上,从事普外科护理工作至少10年,且每年的新护士的培训和规范教学工作均由这些护士负责。普外科5个病区的护士长、带教组长和轮转的新护士按批次加入新护士规培微信群,以方便互动交流,5个病区的护士长、授课教师轮番讲课,依照新护士培训计划,在正式教学之前制作PPT,提前一周发送至新护士规培微信群,并提出学习要求以及任务,严格要求每位新护士在课堂之外挖掘有关知识点和专业概念的自行学习。培训的关键内容有普外科的相关规范、专科疾病知识、专科药品知识、专科应急预案、专科护理常规及护理操作技术等,在教学课堂开始之前,依照每个新护士的具体状况,提供合适的学习材料。教学过程中,老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彼此之间可以展开交流探讨,对对方提出的疑问进行探究和解答,要求每位新护士都必须发言,促进新护士们能够灵活掌握和使用评判性的思维模式,从更为宽广、深入的角度思考问题,相互补充、取长补短的作用,根据学习知识要点进行提问,从提答中发现不足及薄弱点再进行授课及互动,共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让他们充分掌握每次学习的重点。授课老师统筹课堂全局,保证教学过程顺利进行。在对操作技能展开训练时,新护士需要先通过观看教学视频,由教师为其进行标准操作流程的示范,然后嘱咐新护士多加练习,从而确保其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能够熟练的进行操作。

3结果

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方式能够利用安排新护士在课前预习好知识内容,在课堂之上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活动,从而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同时锻炼其合作与协调能力;有利于新护士分析、明确该学习主题涉及的知识和技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自己所需知识。提高学习积极性、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效率,密切了师生关系;既能够培养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能力,同时也能够更好的把握面对问题的分析能力。

4讨论

由于当代医学护理的要求持续提高,使得新护士的综合素质培养工作十分紧急[1]。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能够解决学生的某些疑问,并有针对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讲解。同时使用量现代化的学习方式吧“教”往“学”的方向转化,通过教学目标来制定课程,以此充分的展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及作用,同时关注对学生的思考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以此达成良好的教学成效。所以,在对新护士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新护士从以往传统的被动式学习,转变成主动的学习,如此一来,其更加具有独立创新意识和对未知问题的探索能力;教学老师在授课的过程中,组织各种各样的课堂活动,要想良好的参与这些活动,就必须要转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循序渐进的指引新护士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学习之中,这些改变,不但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教师而言也需要其更为主动地转变自我,从而才能更好地适应翻转课堂这一新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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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范文篇6

通过此次培训学习,我对医院文化、发展历史及托管民生医院的概况,医院的办院宗旨、硬件设施、行为规范、服务理念及愿景都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同时我还认真学习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礼仪运用,医患沟通技巧,消毒隔离与职业防护,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护理核心制度及护理程序等相关知识,了解在以后工作中会遇到的常见问题及解决的办法。

其次,这次培训也使我们的执业素质有了提高,为我们能够快速成长为一名有修养,有素质,有能力,有水平的护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帮助我们在平凡的工作中发现专业的价值和自身的价值。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作为一名临床护士,我们与病人接触最密切,应该给与病人亲人般的关怀,时刻了解他们的需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要用我们的爱心去帮助每一个患者。这不仅能提高医院的护理质量,同时给患者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章制度与规程,规范我们的行为,促进人员的管理。《护士与法》使我们增强了法制观念,强化法律意识,为依法执业找到理论依据。

通过护士长对护理的核心制度、护理程序的讲解,我们了解了工作中各项工作的操作程序。护士工作职责为我们明确了工作内容和责任,有利于提高我们的责任心,做好本职工作。作为护士一定要脑勤、眼勤、口勤、手勤,要细心,有爱心、耐心、责任心,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要更好的服务于患者。

通过这次培训,我还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工作与人际关系对我们个人专业素质的提高和服务质量,服务意识的提高有重要意义。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家属关系融洽,将有利于医嘱、护嘱的执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规范化范文篇7

为此,吉安县始终坚持把建强村党支部书记队伍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龙头工程”来抓,坚持“提素质、强核心、聚民心”的工作目标,从村支书的选任、培育、激励、监督等方面入手,创新工作方法,推行四项机制,进一步加强规范化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推行“一推一考双票决”选拔机制,扩大村党支部书记任用的民主性。为克服乡镇党委“委任”存在的“不透明”性和因村支部党员少出现“选任”的“代表性”不强等弊端,该县探索并总结出了“一推一考双票决”选任村党支部书记模式,即由全体村民对本村现有党员投“信任票”表决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资格,然后由乡镇党委对得票超过半数的党员进行组织考察,并从中提名2-3名各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优秀党员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候选人(得票不过半数的坚决不予提名),最后召开党员大会投表决票选举产生村党支部书记。目前,该县通过“一推一考双票决”的方法,把157名年纪轻、文化高、经济型、开拓型、奉献型的优秀党员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二、推行“一培一炼四普及”教育机制,突出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的实效性。一方面,采取农函大培训、县乡党校培训、农业院校培训、聘请浙江等发达地区的科技致富带头人来讲课等方式,培养提高村党支部书记的动脑能力;另一方面,县委鼓励和引导村党支部书记带头创办以流通服务组织、产业协会为主体的“三培两带”基地,每年选派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到江苏华西、山东寿光等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参观考察、跟班挂职等形式,锻炼增强其动手能力,达到普及党的先进性理论知识、普及涉农政策法规知识、普及市场经济知识和普及农业科技知识的目的。自2004年来,该县举办各类村支书主题培训班33个,选派300多名村党支部书记到一线或外出参加实践锻炼,“双带”率达98.4%。

规范化范文篇8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规范化范文篇9

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会计核算方法规范化的现实意义

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会计核算方法的规范化,能简化会计核算程序,提高计算机会计工作时效;对会计核算软件研制的标准化、规范化起到促进的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对管理型软件的开发应用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会计信息可比性实现上做出了努力,使会计信息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有助于加强国际会计协调,促进了会计的国际化进程;还能提升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水平,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三、规范化会计核算方法的主要表现(一)规范化的存货计价计价是存货会计的重点所在,大致的计价方法可分为两种,以是否以实际成本为基础来进行区分。采用实际成本计价的方法多应用在存货规格低、品种少的小型企业中。另一种以非实际成本进行计价的方法应用在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当中,这些企业的存活规格高、品种较多,对会计处理工作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同时还对采购部门业绩的考核上有所帮助。但是,就目前看来计划成本法不容乐观。具体原因大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传统或实际成本的计价原则在计划成本法中仍有较多的体现。会计处理手续过程的简便和企业内部管理的进一步加强是会计人员对其进行运用的目的。但会计领域内伴随计算机应用的广为普及,以往传统的会计信息系统已渐渐的落后,自动化和高度集中的计算机数据处理,在使数据处理能力加强的同时,也使得数据处理的准确程度有了很好的保障,切实对会计核算的质量做出保证。(2)价格体制的改革。存货的价格在计划经济时期多由国家操作,没有很多的价格波动,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中,实际成本同计划成本之间的问题不是非常的明显。企业应在存货的计算方法上,适当根据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经营的状况做出调整,以在成本的计算上有更多的把握,为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提供优质的服务。(二)规范化的成本分配在辅助生产当中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在实际处理中由于不同的产品成本程序而有所变化。分配方法上有按计划成本、按前后顺序、交互的形式、代数的形式和直接分配的形式。传统手工会计核算中,出于简化计算手续的目的,通常在分配方法上选用直接分配的方式,但是它存在着很多假定因素,表现在辅助生产车间的产品被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生产车间占用,不然的话就不适合这样的分配方法;计算简便是按照前后顺序作为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方法,它要求辅助生产费各做一次性计算,可顺序在前的辅助生产车间不对之后的车间费用负责,使得分配结果产生相关的影响;按照计划成本的分配形式进行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时,对计划单位成本要有很高的准确性,若在实际中的存在较大的差额脱离于计划之内,对企业的经济核算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时影响到合理的会计核算资料的统计。使用代数形式的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方法,在结果的输出上正确率最高,但对于一些较多辅助生产车间的企业而言,由于要进行繁琐的核算过程,不为企业广泛使用。总而言之,没有最好的会计核算方法存在与手工会计核算之内。会计信息化的实现,打破了这一不完善的僵局,即便有再多的车间,再多的未知数,都可轻松的运用代数形式的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方法。代数分配法在会计软件中的简便程度优于其它任意的一种,并且得到的结果也是最可信的。所以,会计信息化环境下,辅助生产成本的分配问题上,必须要注重代数分配法这一规范化的方法。(三)规范化的成本核算成本核算根据行业的不同有着很多的变化,这种定式同样存在于相同行业的不同企业。所以说,要同会计信息化的本质和特征进行有机的结合,规范好现行会记成本核算的制定,设计出结合计算机自身处理的特征、新型的成本核算方法,设计思路上打破以往的惯性,把数据流转的减少作为设计的初衷,考虑的相关对象上不再把数据处理的具体时间做研究。传统手工会记核算上,采用的成本计算方法有很多种,来对管理要求和企业生产的特点做出充分的适应。其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不同的成本计算对象,使用任一种方法,都要在成品、半成品的最终成本上做出相关计算。所以按照品种计算成本的方法做成本核算,是成本计算工作最本质、最基本的要求。(四)规范化的分类记账凭证记账凭证做何种类型的选择,取决与企业的规模和单位的业务类型。对于传统的手工会计核算,收款、转账和付款凭证是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记账的主要凭证方式,而通用记账凭证则作为小型企业的凭证方式。对会计记账凭证种类选择的科学性,对凭证的记账和汇总都有着很大的帮助,使会计工作效率大幅度的提升,会计核算质量得到切实保障。信息化的环境下,以往这种分类的记账凭证没有了实际的意义,恰恰不同,过多种类的凭证类型,使计算机更多的对内容进行自动的判断,看上去对记账凭证的准确性、自动化做出了提高,但实际上不但多余,反而会对计算机会计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效率的降低。虽然现在的会计软件在设计上都有记账凭证类型模块的出现,这也只是较多的在以往习惯于传统工作方式的会计工作人员上做出适应。所以说,当前会计信息化环境下,尽量用规范化的通用记账凭证作为记账凭证的主要类型。(五)规范化的账务处理科目汇总表、汇总记账凭证、记账凭证账、多栏式日记账的账务处理程序,是传统的手工会计账务处理程序中常见的几种类型。进行实际的组织会记核算时,有管理的具体需要和会计业务的繁杂程度在其中灵活的做出选择。处理中必须要对工作量的多少做出思考,就使其夹带了过多手工处理的局限性。循环和重复是其存在的主要缺陷,延迟的信息提供、较多误差的数据和工作量的巨大使会计工作人员不能承受。会计信息环境下,重要的是在会计处理目标上做出考虑,即从各种会计信息上获得到管理所需要的。所以,手工会计的账务处理程序已经没有存在的实际意义,要改变成日记账务或记账凭证的账务处理核算形式,对计算机会计处理程序做更好的适应。

会计信息化环境下会计核算方法的规范化

(一)加快计算机会计工作的效率计算机替代手工方式进行会计核算,使之前的很多步骤显得复杂落后,经过上述规范化的操作之后,彻底改变了以往手工处理环境下形成的固定格式,会计人员能都在会计核算方法上有一个快速全面的了解,并熟悉了使用步骤。另外,还使得会计核算方法更好的同计算机处理相融合,数据流程更清晰明了,效率更上一层楼,在会计核算的步骤上做出更多优化,计算机会计工作的效率得以充分提升。(二)会计核算软件的规范化的提高不可否认,现今外国的会计软件比我国自行设计的要领先很多,在广度、深度上都存在着不少的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国内的软件发展的步伐较慢与技能掌握普遍欠缺的用户所导致;另一方面是国内复杂繁琐的会计核算方法,导致对软件做研发时,一些功能难以进行开发,比如就成本核算子系统而言,在操作中无法进行实际的应用,开发出来没有任何的意义,此类问题不进行有效解决必然会对我国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势必要寻找出有共性的东西,在会计核算中进行提取,从而为管理型会计软件的普及带来更多有利的条件。(三)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按照相关规定提高会计核算资料做相互之间的可比性,是可比性原则的主要内容。实际的工作当中,因为各种客观因素的产生,使得会计制度的形成和会计核算方法的选择上出现多样化。试想让经营规模和经营范围相一致,并相互间进行竞争的两家上市公司作比较,会计处理方法在两个)明细总分类账户是对总账账户的补充及完善。该类账户能够更好的使企业的经济业务更好的进行分类与归纳,是对企业某一经纪业务进行明细核算的账户。该类账户是根据明细科目设置的,因而也叫明细账。通过本文的对比与分析可以看出会计科目与会计账户之间互有异同。其中其差异主要表现在是否有明确的结构,反映资金形态的方式是动态还是静态以及设置是哦福有相关的统一规定等几个方面。而期相同支出主要在于账户是依科目而生的,因而其反映的经济业务相同,名称一致,记录记录形式相似。

本文作者:彭赠工作单位: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规范化范文篇10

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技术指导

为了确保渌水江肉鸡养殖场标准化示范创建活动达到农业部和自治区水产畜牧兽医局的验收标准,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黄雄为组长的渌水江肉鸡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创建活动领导小组。为加强对示范创建活动的技术指导,公司成立了孙学高技术总监为组长的示范创建活动技术攻关小组。

2示范场建设基本情况

本场位于广西隆安县那桐镇下邓村,占地16.8万平方米(252亩),距居民区3公里,周边2公里内无其它厂矿企业。于2009年开始建设,边建设边投产,总投资1580万元,现有固定资产820万元。场区分为生产区、生活区和办公区。栏舍为半封闭式鸡舍,采用砖墙建筑结构,安装三层阶梯式肉鸡饲养笼具。纵向负压通风系统,湿帘降温,自动供水,自动清粪,人工投料、控湿、调节光照时间和光照强度。人工喷雾消毒,半自动加药系统。污水处理采用沉降池处理后排放的方式,鸡粪采用加工有机肥和农牧结合的方式。病死鸡采用高温煮沸的无害化方式处理。档案管理按照标准化示范场的要求进行建档,并采用电脑记录统计。生产区由2l栋鸡舍组成,每栋长69.3米、宽l0.5米,建筑面积730.8平方米,单栋饲养量6800只/批。采用单栋全进全出模式,饲养品种为金陵鸡,属优质黄羽肉鸡。饲养周期105天(育雏期35天在公司育雏基地饲养,距本场10公里),空舍15天,年均饲养4.0批。

3主要特点

本场由公司统一规划和建造标准化栏舍,采取吸收当地农户参与养殖的“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解决了农户养鸡资金筹措难的问题,同时也有益于公司的管理。肉鸡饲养管理实行了全程笼养,场区布局科学合理,育雏区设在距本场的l0公里外的育雏专区,实现了育雏区与育肥区的有效隔离。本场管理规范,记录完整,制订有各种生产管理制度4项,防疫消毒管理制度2项,档案管理制度1项,操作技术规程3项,生产和管理用的记录表格11种,肉鸡产品已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证书号为WGH.10-02431。本场生产记录全面完整,制订的《免疫程序》符合鸡场的实际情况,投产以来无重大疫情的发生,鸡群健康,生产稳定。化验室定期对鸡群进行鸡新城疫、禽流感等主要流行疫病的HI抗体监测,并做有完整的记录和档案,为鸡场《免疫程序》的调整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场内建有三面光砖混结构的排污沟,建有容积为2100立方米的污水处理塘1个,所有污水经排污沟收集流人污水处理塘,污水经自然沉淀后再外排灌溉农旱地。鸡粪的无害化处理实行种养有机结合的方式,公司与当地香蕉种植大户——隆安县金穗农工贸有限公司(该公司下辖9个分场,面积总计1.3万亩,是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各园区主要种植有优质香蕉5000亩、良种高产木薯5000亩、优质高糖甘蔗2000亩、清甜瓜类l000多亩等经济作物)签订协议,由该公司对我场的鸡粪实施无害化处理后再用做有机肥。鸡场各鸡栏建有鸡粪临时堆化区,鸡粪清出后由金穗公司有机肥厂第一时间拉走,经无害化处理后再用作肥料。场内建有病死鸡无害化处理设施,每日病死鸡均经解剖鉴定后用高温煮沸的方法处理,并每日记录。生产、生活的其他垃圾经统一堆放后,进行焚烧处理。

4主要创建成效

4.1场内防疫消毒设施得到进一步完善,新增消毒设备五套,人员进出均能严格执行消毒管理制度,将病菌有效地挡在了场门之外。

4.2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得到完善和修订,实现了制度上墙上岗,每个工作岗位均粘贴有相关的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让农户尽快熟悉业务并掌握操作要领。

4.3通过对农户开展标准化肉鸡养殖技术的培训,广大干部和饲养农户的食品安全生产意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规范了肉鸡养殖过程中兽药、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做到了科学、安全、可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