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教育范文10篇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1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刂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2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刂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3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2、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

，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4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

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参考文献】

[1]张隆华、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2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月加刂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5

1904年，“癸卯学制”产生，语文开始独立设科，称“国文”。在此之前的三千余年里，都没有严格分科意义上的语文教育。古代语文教育非专业化的原因有三：一是语言文字不可能离开历史、政治、哲学、文学等具体的文章而独立存在。就是在今天，虽然把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等从古代“大语文”中分离出来了，在实际语文教育中，语文教学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而独立进行，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二是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以传思想道德为本的教育，教学生识字读文的目的重在通过思想道德之教化以立人，凡是对学生成长有益的书籍，无论是历史、政治、伦理还是哲学、文学方面的均可学习。三是古人认识所限，古代的整个文科教育不可能分科进行，语文就必然同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文学等各门学科融为一体进行。古代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启蒙读物《急就篇》《千字文》等，都不是简单的识字读本，书中都包含了自然、历史、文学、修身、处世、起居、读书、劳动、祭祀、礼节等十分丰富的内容，蒙童识字是和认识自然、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启蒙之后的读物，就更是那些能够使学生修身养性，能培养齐家治国能力的，以传儒家思想为主的综合性教材。例如《四书》《五经》《昭明文选》以及解读这些经典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尔雅》《说文解字》《四书集注》等。

近代，语文终于从集文字学、音韵学、文章学、文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中独立出来，但是，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不是单一化了，而是更复杂了。不仅仍然要与政治、历史、哲学等学问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增加了语法、逻辑、修辞（古代讲修辞主要讲比喻、对仗、炼字等，远不及现在丰富）、广义的文学（古代语文教育涉及的文学主要是诗词歌赋和散文，小说、戏剧难登教育大堂）和科技论说文；然而，语文教育的时间与古代相比却至少减少了一半。因此，语文教育的问题特别多。直到今天，语文独立设科马上就到一百年了，而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在理论上仍然争论不休，实践上也有不少问题。因此，十分需要把古今语文教育对比起来，把语文科同其他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把现代语文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联系起来，把中外语文教育对照起来，认真地研究。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教育的内容和任务搞不清楚，语文教时安排不科学，都会影响语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古代语文教育是传“道”的教育

1.文本身就是道

语言是社会实践过程中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产物。汉字，是世界上最特殊的文字，字义和字形密切相连，不可分割，基本上一个汉字就是一个词语。许多汉字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以说一个字就是一部历史，一个社会的缩影，一种观念的反映。学汉字，本身就是在学认字的同时接受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也可以说是在接受一种“道”（泛指各种思想而非专指某些政治理念）。离开了这些“道”，你就无法理解这些字。例如，从“牧”“牢”“豢”既能了解畜牧社会的一些情况，又能理解汉代的一种官员为什么叫“州牧”，监狱为什么古人叫“牢”，收买奴才为什么叫“豢养”；从“刖（断足）”“èr＠①（割耳）”“qíng＠②（用刀刺脸）”“劓（割鼻）”“剐（凌迟）”等字，可以看到古代刑法之残忍；从“取（割耳报战功）”“伐（断人之颈）”“俘（按住下跪战俘的脖子）”可见战争之残酷；从“女”旁的字有不少是表示邪恶或者卑贱意义的，如“奸”“佞”“妄”“奴”“妨”“妒”“娣”“婪”“婢”“嫉”，从这里又可以看到女性在告别母系社会以后的地位和社会对女性歧视的观念。因为汉字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古代解字的书籍都包含着不少古人之“道”，例如著名的《说文解字》。

运用词语，按照作者思想写出来的文章更是无法与“道”分离。思想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语言教育不可能不传道。教书必然传道，读书必然学道；读《论语》就是在理解孔子的思想，看《庄子》就必然了解庄周的主张。教师教一篇文章时可以不传自己理解之道，但是不可能不传书中之道，因为只要教师指导学生读懂了文章，也就是把书中之“道”传给了学生。

2.阐释也是传道

教师在讲学时不可能不表达自己对文章的见解。这个见解也可能合乎文章原意，也可能非常离谱，但是教师的理解不管是否合乎原文，实际上也是“道”。因此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语文教育是传道教育。尽管教师对同一文章的理解是见仁见智的，但是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道。教师只要在学生面前阐释自己对文章的理解，他就是在传道。

3.传道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因为语言和思想的依存性，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掌握着教育大权的统治阶级必然要运用教育这个工具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要用教育这个工具来教化万民。因此古代的语文教育只能是以传统治阶级思想和道德为本的传“道”教育。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官学和绝大多数私学都不例外。只是不同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宣传的观点和选用的教材有差异而已。百花齐放时的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但是却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游说诸侯，办学传道。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后，正统的教育就基本上都是以传儒家之道为主的教育了。

进入现代社会，语文独立设科了，但是，语文教育与传“道”的问题以及“道”是什么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好，因此，语文教育一会儿思想性，一会儿工具性，摇来摆去，严重地影响了语文教育的发展。其实，语文和语文教育的特点决定了语文教育必然包含传道教育。古今语文教育的传道的区别是：第一，古代语文教育的主题就是传封建统治之道，认字、解词、读文、写作等语文活动的目的都是让学生得封建统治之道，语文知识的教育成了传道教育的附庸；当代以及今后的语文教育也必然传道，但是这个道应该是广义的道，它是让学习的人能真正成为人的人文思想和科技思想。第二，传道不是语文教育的主题，语文教育的传道，是非专业性、非系统性的传道，它是语文教材中人文思想与科技思想的影响性传道和教师帮助学生理解教材的阐释性传道。今天的语文教育是教会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言的教育，是以语文知识教育为主题，通过语文教育活动，使学生接受语文知识以及语文教材所包含的人文思想、科技思想的教育。传什么道的关键在教材，而不在如何教。

三、古代语文教育是偏重读写的教育

我们现在谈语文教育都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来说，但是走进中国古代教育史、字典、辞书比比皆是，却难找到口头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律研究的典籍。教育的长河中，古代语文教育重视的是书面语言的理解和写作。

古代语文教育的第一个重点是读。因为读是明经（即悟道）和写作的前提。古人特别看重朗读（包括吟诵）、默读、精读与博览。

朗读是培养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非常看重语感的作用。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注：《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靠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因此，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产生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之外，很多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还能广泛涉猎的人。现代语文教育呢，学法上，抛弃了古代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不是讲深讲透，就是满堂“讨论”。教材上，不少课文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很简单，没有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初中九年下来，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这应该说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

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继承的开端；读，是写作的基础。传统的文章教学，重视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没有读的基础，汉语文的摩天大厦就无法修建。但是，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只重传道、解惑、学例文，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

古代语文教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写。隋唐兴起科举之后，考试主要凭写文章论成败，语文教育中的写就成了重点之重点，读就成了为写服务的附庸。

古代的写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练习写字，二是练习写文章。

就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来说，都只有通过反复书写才能增强识记和理解，也只有书写流畅，才能思维运动与手书运动同步，适应作文的需要。因此古代语文教育十分重视字的书写，也因此产生了无数的优秀书法家。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电脑时代，有人就认为，汉字认识就行，没有必要练习写字了。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第一，学生只有通过练习写字才能增强对字的识记和理解；第二，练习书写汉字能够促进人的多种思维发展；第三，如果对汉字结构不熟悉，电脑处理文字同样不会得心应手。因此，今天仍然应该要求学生认真书写汉字。

文章写作方面，从史料来看，汉代就有了明确的写作教学。古人在四五岁启蒙时就一面读《急就篇》《三字经》《千家诗》等识字课本，一面炼字、炼句、属对、叶韵，进行写的基本训练。这种训练，类似于今天小学的造句和写话，但比今天的训练层次高得多。七八岁开始学文章时，作文与阅读就同步进行了。方式由抄写和模仿开始，随着阅读的深入逐步过渡到独立创作。写的内容和形式随历史的发展日趋丰富，小到民间的简单契约、碑志，大到诗赋和策论，应有尽有。汉代语文教育已比较重视汉字书写和文体写作训练了。隋唐开科举之后，教学生应考的写作指导书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作文教学开始了。如唐代的《diāo＠③玉集》《类林》，有点像今天的作文材料参考书。书中分类摘编了若干经史典故，供习作者写作时取材使用。再一类则是供习作者作样板的范文集，类似于今天的优秀作文选，例如《兔园策府》。但是，科举产生之后，应试作文训练就成了作文教学的主流，读也只好服从于写的需要。到了清代，应试写作教学就走入了学八股文的死胡同，教条的写作方式和没落的统治思想，限制了力图以学人仕者的思维发展，害了无数本可能大有作为而又一心科考成名的青年。

古作教育虽然因封建科举和统治者传道学经思想的影响，形式上重八股，思想上重写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策论，把作文教育引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但是古人重视读为基础，以读促写的宝贵经验仍然值得今天的语文教育借鉴。今天的作文教育也有八股教育之遗风，重人格训练，轻知识和生活积累，加上左倾思想的束缚，写作教学常常走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思想僵化的新八股道路。其实，学生作文难不是难在格式上，学生写不出作文和写不好作文，往往是因为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所致。思维不开阔和内容缺乏，是教育只重如何写作而忽视了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命题不切合学生实际造成的；学生对教师命题缺乏生活感受，只好胡编乱造，销差了事。思想僵化，是对学生的写作缺少宽容，写作之前就在命题上加框、讲评上再给学生加框，使得学生不敢写自己真实的感受。因此，何来情文并茂、有血有肉的文章。现在正提倡创新教育，如果学生连写一点真实感受都不行的话，创新思维怎么培养。当然，我不是说教学生抒写真情，就是让学生随便乱说，而是要让学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在健康文学的熏陶感染中认识社会，改造自己，发展自己。另外，学生的生活圈子小，因此，只关注身边的生活还不够，广泛地看书、读报，把视线投向全国、全世界，投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广阔领域是写好文章的前提。平时多读、多记一些精粹的文句，到写作时，眼前之景、事、人、物才会与记忆中储存的妙词佳句发生联系，产生出新的连珠妙语。公务员之家

关于听说教育。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听和说的教育是先于读写教育的。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交际活动和文化的传承都只能靠听说进行。有听说的活动，就必然有听说的教育，只是这种教育是融合在各种实践活动中进行的潜语文教育。有了文字以后，书本的读写教育同样是离不开听说的。但是，却没有教育家专门研究过听说教育的问题，也没有哪个教育家专门把听说作为一门课来传授。在古代，听和说的教育同逻辑教育、语法教育等一样，都只能是一种相互影响、自我感悟式的潜教育。奇怪的是，千百年来，虽然没有专门开设听说教育课，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工匠、农民、商贾还是官吏，似乎还没有出现多少听不懂话和说不来话的人。相反的是，现在的语文教育花了不少时间去教与听说密切相关的语法知识、听话要领、说话方法和如何表情达意等听说要义，然而“听”“说”的效果却不见明显，这倒是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其实，人类习得母语与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密不可分。婴儿的听说器官和功能是与语言学习同步完成的。当婴儿把语音与语音所反映的事物联想起来，形成概念的同时，听说器官和功能也逐步完善。因此，母语的听力和表达力，是在母语环境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但是，我们也不否认有意识教育在听说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交际全球化、通讯现代化的今天，把古今语文教育联系起来思考，认真研究语文教育如何抓听说能力培养，肯定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听说能力的培养，要认真分析，把任务列出来，具体划分到相应的年级，并提出具体的教育目标和要求。不要像“语文”本身一样，虽然独立设科，却又常常和政治、历史、哲学、逻辑等纠缠不清，搞到现在，一个世纪过去了，“语文是什么？”“语文教育该做哪些事？”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如果搞不清楚语文教育在听说能力的培养方面该做哪些工作，而是盲目地把有关听说方面的内容都揽起来，但又“什么学段教什么”，“什么内容有什么要求”都搞不清楚，在语文教育方面本来就糊涂的教师心中再加一笔糊涂，语文教育改革就不会有很大成效。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6

中国传统语文教育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教育紧密相连，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事业追求于语文教育之中，文字教育与思想教育不可分离。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完备的价值教育体系，产生了宝贵的古代文学文化。在教育方式上，经典哲学思想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以及艺术作品等形式得以传播和发展。对于语文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主要强调把儒家经典文献作为中心开展伦理德教，从而达到自然成俗、不治而成的社会目标，同时却相对忽视了其作为语言的工具性价值。对于个人价值取向，古代语文教育将理想中的人格作为归宿，表现为“君子”或是“圣人”，“学而优则仕”、“学以致用”，以超脱的姿态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对于语文教育静态的内容，以汉民族文化为中心、融合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向心的文化，它海纳百川，博大精深，意蕴丰富，将天地万千融于一身，既综合，又显多样。对于语文教育动态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大量的教育经验被积累，发掘出了更多根本性的道理，成为了宝贵的财富。对于语文教育和文化的关系，古代语文教育促使传统文化在社会中不断自我完善，持续千年的教与学中，旧的文化不断传播，新的文化不断形成，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更是不断地进步，造就了一个薪火相传、自新图强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统文化传播这条明线中一直隐藏着古代语文教育的暗线，这条暗线通过书面记录、口头语言、器物刻画等多种多样的传播媒体在传统文化体系中传播、流传。文化传播在内容上的丰厚性、形式上的多样性给今天的语文教育提供了不少借鉴，特别是在文化育人、人文化成方面的极大成功无疑是今天处于价值多元化社会的语文教育应该努力学习和借鉴的重点。由此可见，中国语文教育具有鲜明的历史传承性，是人类社会文明繁衍演变的重要支撑和有力工具。

二、与国外交融的语文教育

中国语文教育不仅具有深刻的历史观，同时受到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和冲击。1903年，清政府在洋务派开办的学堂中将语文单独设科，开创了中国百余年的语文教育。可以说，中国的语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国外思潮影响的。其中在外国教育思潮中对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倾向性和主导性，大致有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凯洛夫教育学说以及后现代主义课程观。语文教育百年中的前半叶，在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初步形成了具有民主及科学特色的崭新的现代课程标准。教学内容上，教材里突出充满新时代生命气息的白话文，尽可能与学生的现实生活交融成一体；教学方法上，倡导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反对传统的灌输法，尊重并培养学生的读写趣味；发展目标上，关注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过程中学生现代语言能力的发展，同时还关注其思维和心智的提升、情感和德性的涵养。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给语文教育产生了最大影响的是苏联的教育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思想。他用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建立一个牢固的教育学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强、政治性强等特点。提出了教学过程“五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有心理学理论依据且方便实用。凯洛夫的《教育学》是当时全国学习教育理论的基本教材，语文课普遍使用他的教学方法。进入历史新时期以后，以美国教授威廉•多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基本教育观到课程观实现了对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即“泰勒模式”的全方位超越。威廉•多尔后现代课程理论更多地强调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倡导师生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尊重学生的批判和质疑。其理论精华为语文新课程的崛起提供了直接的理论营养。由国家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出现，充分反应了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从而标志着新型教育思想在我国扎根生长，并引发了中国语文教育最深刻的一次嬗变。由此可见，我国语文教育理念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与西方文化思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面对西方文化思潮或教育理念的冲击，我们既不能全盘西化，也不能妄言否定，而是要在汲取精华的同时，坚持独立探索，走有中国特色的语文教育改革之路。

三、向和谐前进的语文教育

中学语文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不但代表着分数的变化，更有着承接初等教育、为学生未来发展打基础的重任。因而，中学语文教育的好坏不单单影响和决定着学生未来对语文这门课程的兴趣和感情，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其语言文字素养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在最后影响和决定了这个学生的发展道路及其人生航向。由此一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只关注学生语文能力、当前语文素养发展水平，更不能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应当将学生眼前的成长和未来的发展统一起来，更加重要的是，必须思量当前的语文教育能为学生以后的学习积淀多少知识，对未来的发展提供多少支持，如此才能体现出教育对学生本身的关怀。新时期的中学语文教学应是一种将每个生命成长、发展作为终极目标的教学理念，对生命尊重、关怀、拓展、升华，并将深刻的生命价值与意义包含其中。用“科学发展观”来说，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引导学生思考“我打哪儿来？我到哪儿去？我为何而活着？我能活成什么样？我为什么这样活着？”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是指语文学习过程是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是激发人创造力与生命力的过程。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处于特定的时空中，老师与学生通过双向的积极的生命运动，发展尊重人，尊重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文化及其多样性的教育，最终追求的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和谐。因此，中学语文教育必须也只能是以学生为中心。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革命家以及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多次言明：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是“自由的人”。叶圣陶先生主张教学民主，学生应彰显个性，他十分反对教师依赖各种教学参考书、教学设计，而忽视了学生是“有生命力的生活体”。教师应将学生当作有生命力的人，使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一辈子受用。

四、结论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7

关键词：高职院校；语文教学；人文素养

高职语文教学在专业教育体系中作为基础性文化课程，对学生思想文化素质及综合人文素养的培育与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要求高职院校及相关专业教师加强对学生语文教学工作的重视，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教育方法，强化学生文化素养，提升学生政治思想水平，为高职院校人文主义关怀教育发展提供助益。

一、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作用

高职语文教育中，融入人文素养教育，教师充分利用教材中选取的文章，发挥文章中人物角色高尚的人格魅力，让学生在学习语文课文时，深刻体会到语文的特殊性，并通过学习语文课程养成爱国主义情怀，提高自身文化素养，树立正确思想观念，为培养学生健康人格打下坚实基础。

二、高职语文人文素养教育教学现状

高职院校积极开展语文专业学科教育，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凸显出一定的进步性和先进性特征，对语文专业教育改革工作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就现阶段我国高职院校语文教育教学中人文素养的教育，其教育弊端逐渐显现，阻碍和影响学生人文素养的再提升。当前高职院校语文专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教师对语文教材编排目的理解不透彻；实施语文教育时出现人文关怀教育缺失；教育教学理念缺少创新；高职院校缺乏专业语文教育队伍；语文专业教师教育教学手段及教学模式具有滞后性，严重影响语文学科在人文素养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学生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及人文素养的提升起到阻碍作用［1］。

三、促进高职语文教学中学生人文素养提高的具体策略分析

（一）转变语文教育教学观念

就高职院校的语文教育工作而言，学生思想意识的提升对人文底蕴的丰富起到关键作用，教师对学生进行语文教育，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在促进学生人文素养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重视高职语文教育在人文素养培育工作中的教育功能，进而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进步。高职院校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开展期间，要求语文学科专业教师积极转变教学观念，在现代化教学理念指导下，不断丰富和拓展语文教育中的人文主义内涵，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人文素养教育功能，强化语文教育教学效果，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例如：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开展诗歌教学《长恨歌》教学时，以诗歌为基础，通过创新教育教学理念，转变教学思想的方式，对《长恨歌》进行深入研究，充分挖掘诗歌中的人文主义内涵，尊重并重视诗歌文化中的人文素养教育，不断提升诗歌教学的教育意义和内在价值，通过诗歌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和艺术表现手法，将叙事诗中的故事情节展现在学生面前，对学生进行情感价值的引导，从情感教育角度出发，培养学生人文主义情怀，提升学生人文素养，学生通过教师的详细解读，对诗歌中所述故事产生强烈情感，表明学生情感态度，重点凸显古代诗歌在现代人文主义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二）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作用

教师开展语文教育教学活动时，要将语文教育作用充分发挥，完善教育功能缺失，有效提高语文教学效果。教师要将教材作为基准，开展多样化语文教学活动，为学生构造健康教学氛围，有效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实现语文教育意义。首先，教师发挥文化内涵作用，主动探寻语文教材各模块意义，让学生养成积极探索精神，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作品通过教育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注重对包含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艺术作品的解读，引导学生体会和感悟作品中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如《论语》和《孟子》两个章节，对古代先贤孔孟二人及其弟子的语录进行汇总，教师通过向学生讲解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学生创设具体的历史文化情境，引导学生在历史背景下，感悟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儒家思想产生初步印象。接着教师通过对文中节选片段的解读，引导学生理解“性本善”和“性本恶”的基本概念，对儒家思想产生更加深入地理解，深化学生对古代文化的认知，促进学生思想意识的转变，进一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其次，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艺术性功能，通过对语文教材中优质文章的解读，增强学生对古代文化的学习兴趣，进一步提升学生对语文学科甚至语文专业的持续研究和探索的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艺术审美情趣，强化语文学科对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效果。例如：教师讲解《江城子·密州出猎》时，要将诗词创作背景和作者际遇为铺垫，引导学生将“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句与苏轼强烈的政治愿望联系起来，重点凸显出作者的抗敌主张，利用作者一贯的豪放派写作风格，抒发其慷慨激愤之情，使得词作气象恢宏，颇具文学底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诗词中应用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诗词内容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强烈的艺术氛围中，如身临其境般感受作者此情此感，体会艺术文化作品中蕴含的人文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人文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提升学生人文核心素养［2］。最后，教师要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创新功能，通过对高职院校语文专业教育教材的深入分析，教材编撰人员根据不同模块产生的不同教育作用，将高职语文教材分为五大类，一是诗歌品鉴，二是词曲欣赏，三是散文归纳，四是小说分析，五是影视文学赏析。教材中内容整体结构框架清晰，涉猎范围较广，包括古典名著赏析、现代小说研究以及中外影视作品鉴赏，将不同内容进行形式上的杂糅，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有机结合，建设科学语文知识体系，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主动强化独立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通过大量的知识训练，强化学生对语文艺术作品再创造能力，引导学生树立知识迁移的意识，将艺术作品融入思想之中，丰富学生对人文主义的情感态度，进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三）积极开展语文教学活动

在高职语文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是较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开展有关教学活动，丰富学生的内涵，不断发挥语文的实际价值。根据语文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整体能力。同时，通过组织各项活动，能够增加语文教学的趣味性，让学生在活动中掌握语文的知识内容，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提高学生的兴致，使其具有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通过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活跃课堂氛围，对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大的帮助。例如，以高职语文中第四单元《魂断蓝桥》为例，教师在讲解完该篇文章后，可为学生播放相关的影片，让学生对整体内容进行欣赏，使其了解内容中表达的情感。并且，通过对影片的欣赏，让学生了解故事发生的背景，在二战中，凄美的爱情故事，使学生感受到战争期间带给人们的悲剧。在影片观赏后，教师要求学生根据观看的内容进行充分讨论，让学生可以谈论观看的感受，丰富学生的情感，使其通过文章的分析以及影片的观看，表达自己的看法。最终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以此让学生感受和平年代下的美好，以此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目的。

（四）推动高职语文教学改革

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期间，为实现对学生综合素质及人文素养的全面教育，高职院校要联合相关教师，积极推动语文教育教学工作改革，充分发挥语文专业的教育职能，提升语文专业在高职院校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而达成人文素质教育的总体目标。高职院校语文专业教育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语文专业教材内容的创新，二是语文专业课程的合理设置，不断优化高职院校语文教育结构，拓宽语文教育发展空间，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为实现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一方面，高职院校要完善语文教材编制工作流程，根据学生对语文知识的学习情况，结合专业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对语文教育教材进行适当调整，充分发挥语文教育的文化功能，将不同教育类型的知识内容进行分模块处理，保证语文专业教育在人文素养提高过程中具有较好的教育效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要根据语文专业课程性质，将相关类型的学科进行不同程度的融合，如在语文教育中融入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鉴赏、诗词歌曲赏析等课程，形成交叉式教育课程体系，促进学生人文素养的全面提升［3］。

（五）打造专业的语文教师队伍

高职院校进行语文专业教育过程中，要加强对教师教学能力及水平的考核评价，不断优化语文专业教师队伍人才发展结构，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创新能力，树立正确职业道德理念，有效提升院校语文教育水平，为学生提供专业化语文教学模式。与此同时，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期间，要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建设，对语文教育内容进行深刻分析，将文章中蕴含的人文思想精准地传递给学生，充分发挥语文学科对人文教育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提高语文教育变革速度。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能力，调整教育教学模式，对学生开展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思想理念；加强专业教育融合，注重语文专业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培养学生语文综合能力；挖掘教材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资源，逐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逐步调整和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开阔学生文化视野，进一步激发学生强烈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情怀。综上所述，高职院校进行语文专业教学时，要充分发挥语文在文化教育、思想教育以及创新教育中的重要功能，教师要积极转变教学思想，采用多种方式开展语文专业教育教学活动，推进高职院校语文教育改革，逐步培养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及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谭燕．高职语文教学中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方法研究［J］．语文课内外，2019（9）：257-258．

［2］朱海燕．高职语文教学中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方法研究［J］．课外语文，2019（6）：177-178．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8

近几年来，举国上下，口口声声都说“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此话实质上说得有理，其实，语文教育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语文学科教育从1904年独立设科算起，已经109年。以1949年为界，前45年姑且不论，后64年是不是有点“风雨如磐”呢?除了少不更事者以外，每一个稍有一点历练、饱经一点沧桑的人，应当说都是感同身受的。早在20年前，我们在《语文教育旨在提高语文素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过“从我国百年历史来看，语文教育目的常常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晴雨表”的说法。现在看来，岂止如此，我国的语文学科教育始终受到政治运动、社会变革、长官意志、个人功利等等因素的左右。始终受制于人，听命于人，从来就没有专心致志地做过多少自己的事。也就是说，我国的语文教育几十年来没有能够很好地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生存、改革与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哪一天语文教育真正能够走自己的路，严格按照客观规律生存与发展，中国的语文学科教育就有可能走出反复折腾的怪圈。至于究竟怎样才能坚持并践行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并且取得理想的成效，这是需要学界同仁齐心协力，联手攻关，勇于探索，持久奋战的。我们认为，语文教育既需要科学的学术批判，也需要合理的效果期待，更需要和谐的发展环境。“必须反复强调的是，语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呼唤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只有这样，语文教育才能在一个宽松的、和谐的内外环境中有序而有效地改革与发展，日臻理想的境界。”(《语文教育哲学研究》第23—28页)

二、语文教育必须依靠辩证思维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我们前行的重要思想武器，语文教育当然也不例外。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语文教育缺失的恰恰就是辩证思维。20世纪中期，一提思想教育，就是“政治挂帅”;后来提出“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就“把语文课上成纯语言文字课”;到了拨乱反正批判“少慢差费”，狠抓“双基教学”，加强基础训练，就大搞“题海战术”;世纪之交的语文教学大讨论、大批判，张扬“人文性”，就把个“工具性”批得体无完肤;21世纪初期，自上而下推行语文新课改，大搞“自主、合作、探究”，就出现“教师不作为”“学生乱作为”的“语文教育的自我放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都不好属于辩证思维吧。属于什么思维好呢?是不是可以叫做“偏狭思维”。把对象看得很绝对，非此即彼，非对即错。“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其实，很多时空，不止“一分为二”，有“一分为三”、“一分为四”，还有“一分为多”。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有革命、反革命，还有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的中间份子;在五彩缤纷、斑驳陆离的色彩世界，有白色，有黑色，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语文教育是一个鲜活灵动的有机生命体，其间蕴含了对对范畴，存在着种种关系，反映出重重矛盾，诸如师与生、教与学、文与道、语与文、知与能、讲与练、内与外、多与少之类，简直不胜枚举。“语文教育的成败得失，往往受制于种种关系，胶着在重重矛盾，处理好这些关系，化解好这些矛盾，也就有可能推动语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与效益。”(《语文教育哲学研究》前言第3页)我们过去那些不成功的做法，是不是因为“非此即彼”的思维，招致“顾此失彼”的后果呢?绝对化、一刀切、随风倒总是“偏狭思维”的常规演绎。我们中国人在这个方面上的当、吃的亏不算少了，语文教育也难于幸免。因此，语文教育呼唤哲学的思考，辩证的思维，还是需要兼容并蓄，还是需要中庸之道，这就是和合哲学。按照主流的说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三、语文教育需要弘扬优良传统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9

［关键词］传统语文教育;人文内涵;当代价值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1］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当下语文实践教育中广泛存在的“重工具，轻人文”现象，避免了语文学科课程性质的人文性与工具性之争。当下的语文教学实践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指导下开展与落实。加强课程与教学的人文———文化教育色彩，是当前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整体改革的一大特色［2］。但课程标准对语文科的人文性并没有给出具体的阐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维度是语文教学的三维目标之一，也是语文科人文性的集中体现。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在几千年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去寻找与丰富。中国的传统语文教育一般是指清末以前的语文教育体系，文、史、哲及伦理道德等不分科且混合在一起的教育体系，这些教育活动的基础又是以识字、阅读和作文教学为主的语文教育，致使中国古代教育史实质上就是一部语文教育史。传统语文教育的人文内涵指的正是在华夏民族千百年一脉相承的文化基础上，在传统教育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坚守。蕴涵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人文内涵旨在塑造人之道德自觉，落实人之价值归属，是传统思想精髓的最高表达，也是当代语文所倡导的“人文性”的渊源所在。我们期待探索其丰富内涵，找寻其穿透历史、照耀未来的人文光芒。

一、守道德信仰之灵魂

传统道德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灵魂，在维系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秩序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在道德迷惘、信仰缺失的今天，追寻传统道德信仰，发掘传统的力量显得尤为迫切。(一)“仁爱”:传统道德信仰的核心德化思想的系统化与全面普及，则应追溯至先秦诸子时期私学的兴起及孔子“仁学思想”的提出。孔子把春秋视为礼崩乐坏的混乱时期，提出复兴周礼，以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礼教与社会秩序。复兴周礼，但不完全因袭周礼。孔子为复兴周礼，对其进行了传承和发展，把“仁学思想”当作礼的补充。“克己复礼为仁”，它强调自觉、主动的自我约束，是一种主观化的道德修养与准则。他对仁学思想的系统发挥构成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更是我国千百年传统德化教育及民族信仰的精髓，更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何谓“仁”?孔子在《论语》中对“仁”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行为。就统治者而言，孔子要求统治者要施行仁政，“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就个人而言，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教导我们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二)“中庸”:传统道德信仰的最高准则“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传统的圣人君子教育讲求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是道德信仰的最高标准。“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中庸之道，讲求不偏不倚、以不变应万变，它强调方法的灵活与心态的平和。中庸讲求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开篇就指出人们在自我修养之时，要坚持自我教育、自我批评、自我约束。同时，《中庸》传承并发扬《大学》的絜矩之道和孔子的忠恕之道，继而提出要“以人治人”。教诲人们推己及人，用真诚宽容去感染他人、影响他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主张只有始终秉持至诚的原则，才能充分发掘人的善良天性，才能感召万物，达到至善至仁的境界。(三)“至善”:传统道德信仰的最高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在《大学章句》中，朱熹对《大学》这一开篇之词进行了详细阐述:“止者，必至于是而不牵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亲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由此可见，止于至善，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是大真、大爱、大智、大诚的具体体现，是一种由自我到超我的升华。“大学”为修身之学，是传统德行教育的最高追求。《大学》中核心的“三纲八目”则是实现“至善”的具体标准。“三纲”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则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先贤告诫世人，止于至善当坚持以修身为本，以三纲八目为标准，做到时时自律、自省。道德信仰是古代教育的核心，也是古代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语文教育所蕴涵的道德教育内容非常丰富。从启蒙教育的教材《三字经》《幼学琼林》，到文学教育中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教，乃至科举制度下的经学教育，所有这些古代语文教育的内容，无不蕴涵丰富的道德教育的内容。教育是为了让人更富有、更聪明、更高尚，为了人的价值实现，为了人的潜能的充分开发，为了人更完美［3］。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当代语文教育要坚守传统道德教育之灵魂，使传统道德教育之精华在今天的语文教育育人功能中得到最充分的彰显。

二、守人文情怀之神韵

(一)悲悯仁爱的价值观念孔子的“仁者寿”(《论语•雍也》)告诫我们要常怀仁爱之心。爱人，必先自爱。“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法言•君子》)可见，自爱是爱人的前提。“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自爱，然后爱亲友，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爱人”的最高境界则是能推己及人，爱所有•89•人，体现出对生命的悲悯与博爱。“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主张“泛爱众”，爱一切人。这种至善的生命意识和人文思想颇具人间大爱的气度与情怀，彰显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我国古代先贤庄子最核心的思想。第一，强调顺应自然，以自然的态度对待自然，对待他人，对待自我。人类应回归自然，敬畏自然，追求超然的境界。第二，讲求与世无争，讲求“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厚德载物，上善若水”，体现自然、宽容的处世态度。第三，追求清静无为，领会“处无为之事，行无言之道”，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天人合一”所倡导的和谐生态观念，与我国当下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谋而合，对于培养学生对自然的热爱之情、敬畏之心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天下大同”的思想格局“天下大同”是天道精神的体现，是传统儒家所追求的最高思想境界。《礼记•礼运》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构想。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绘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之景更是满足了世人对“天下大同”的美好想象。而从“天下大同”的思想格局来看，它的提出无疑是先贤开阔视野、博大胸怀的最高体现。从小国寡民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从闭关锁国到深化合作、休戚与共。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和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空前密切，世界各国、各民族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浸润在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中充满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与精神，则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当今全球化核心内涵中最宝贵的价值观，理应得到我们的重新解读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浸润在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中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崇高理念与精神，则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古代诗词散文无疑是人文情怀在当代语文教育中最常见的载体。而在当下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对诗词中人文情怀的感知与领悟时常被忽略。改变教学过程中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与技能的训练，在语文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寻求平衡，让蕴涵在语文教材中的人文情怀指引学生的未来，无疑是当代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守民族精神之脊梁

(一)爱国主义培养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一直是我们教育中的主流思想。传统语文教育蕴涵了非常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春秋》是我国儒家经典之一，被视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起源和集中体现。《孟子•滕文公下》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可见，《春秋》是国家统一之良策，蕴涵其中的“尊王攘夷”之民族大义对华夏民族影响深远。当齐国进犯鲁国之时，孔子教育学生:“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教导学生当为国家安危挺身而出，告诫学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情壮语，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掷地有声，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舍身取义的爱国精神与家国情怀。而近年来，民族分裂主义此消彼涨，国人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行层出不穷，爱国主义教育也在众多煽动性的不良言论中受到冲击。凝聚在民族血脉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急需被唤醒，语文教育应当借助传承于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家国情怀，主动承担起这一份责任。(二)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古代语文教育所蕴涵的重要人文价值。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仅有的历史、文化延绵不断的国家。这和流淌在国人血液中的强烈民族认同感是密不可分的。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大一统的思想越发巩固。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华夏儿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深刻感受到国家的统一才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他们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首又一首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赞歌。历史证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是必然趋势，中华儿女当树立信念、团结进取。中华文化向来以“和”为贵，追求“亲仁善邻”，中华民族更是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为贵，是儒家倡导的道德实践的原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古代圣贤教育学生和世人要与人和善，“和”是世间一切事物有序运转的基本前提，天时、地利二者皆不如人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中庸》也对“和”进行了诠释。而“兼爱、非攻”的和谐思想更是墨家思想的精髓。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谐、和平无疑是国际秩序得以有序运转的首要前提。(三)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化的文明古国，“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最早形成的民族性格和伦理精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华夏儿女千百年来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孔子教育自己的学生要做到仁、知、勇，将“勇”作为君子必备的精神品德之一，教育学生真正地勇者无所畏惧。中华民族根本的精神动力就在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古老的哲学典籍教会我们要艰苦奋斗、持之以恒，切忌半途而废、轻易言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孟子告诫后人要锻炼自己坚强的意志。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危机意识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毅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民族精神的坚守与传承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也是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与目的。因而，当下的语文教育在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更应该注重发掘语文科的人文内涵，在传授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同时，用传统民族精神培育学生的健全人格，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厚实的人文底蕴。人生来就在传统之中。过去的历史传统决定着当下的社会现状，对过去历史传统的发掘、感悟与传承更将指引民族的未来。从先秦至今，语文教育源远流长，贯穿历史，闪烁璀璨光芒，传递人文情怀。从先秦语文教育的滥觞到明清古代语文教学的终结;从“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的道德自律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从“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无限悲悯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博爱。岁月流转、朝代更迭，但贯穿传统语文教育的文化精髓、人文坚守是共通的。道德信仰铸就了我们民族之灵魂，人文情怀坚守住华夏儿女之神韵，民族精神更是挺起了中华民族之脊梁。我们期待传统语文教育中闪耀的智慧之光能照亮当下迷茫浮躁的社会，指引当下的语文教育早日拨开迷雾，柳暗花明。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

［2］倪文锦，欧阳汝颖．语文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77．

古代语文教育范文篇10

教化本体是指语文教育以教化为立足点，语文教育的存在以教化为基石。教化本体表明语文教育是建立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之上。古代最为典型。《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在语文教育尚未独立设科的古代，教育包括文史哲的教育。有人说，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化民成俗”成为语文教育的基础和首要目的。古代儒家一贯主张：“诗书教化，所以明人伦也。”“明人伦”就是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但“明人伦”仅是教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教化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主要有“培养爱国主义思想，安贫乐道思想，除暴安良思想，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思想，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思想，精兵简政、为政清廉思想，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思想，等等。”①为了实现教化的目标，中国古人将儒家经典著作选为教材。“四书”、“五经”是官方所定的蒙学之后的主要课本。《大学》是十分典型的一套自成体系的道德教育教材。全书提出了一个总纲“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明德”讲修身，“亲民”讲爱民，“至善”则指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是讲提高自身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属于治人的范围，涉及到道德的各个方面。《诗经》本是一部诗歌总集。虽然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的话，意思是要学会说话，就要学“诗”。然而，他仍然主要将它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本。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诗”有七大作用：一是感发兴趣，二是考见得失，三是团结和睦，四是怨而不怒，五是孝敬父母，六是效忠君王，七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七大作用中，没有一条真正涉及语言文字教育，除第七条外，都是有关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见，在古人的心目中，《诗经》是进行全面教化的生动教材。即便是在近代初期，中国人仍然认为：“中小学堂注重读经以存圣教”，“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者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②将读经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能否立国的高度，教化本体深入人心。教化本体思想还体现在教与学的方法上。古代中国人很讲究“化”，怎样化？所谓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是“化”的方法，就是在和风细雨中潜移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象春风那样亲切、温柔，象夏雨那样滋润心田，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之中受到感染，受到教育：将教化的内容“化”入内心，“化”进脑髓。从学的方面说，就是要得意忘言。言是获意的手段，获意后，言则可忘。在这里，“意”指思想内容，是语文教育的最终目标。这一点，柳宗元的论述较为典型。他将语文教育的目的定为“文以明道”。指出：“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已耳。”③很明显，道在文之上，学文的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接受思想教育。“辞”只是“道”的载体，自然，“明道”之后，可以弃“辞”。根本不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更象是在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中国历史上语文教育的教化本体，是由中国社会的泛道德主义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伦理道德渗透于社会的一切方面，任何个人的言论或行为都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与牵制。整个社会，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以道德标准来衡量事物或行为的好坏；而且，那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能为一般社会成员普遍接受。伦理价值观的君临一切，独占鳌头，统治者自然就十分重视在学校教育中，特别是语文教育中强调渗透伦理道德思想教育，这是语言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文”总是要载“道”的，故而，“教化”成了代“文”弃“辞”的本体。

二、智能本体

智能本体是指以培养语文能力、开发大脑智力为根本进行的语文教育。近代中国，国门大开，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有感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纷纷写文章作演说出书报，呼吁开发民众智力，教育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于是，“语文”独立设科，开辟了我国语文教育的新时代。独立设科后的语文教育，开初，虽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诗书教化”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但社会的发展对人的才智的要求愈益迫切，渐渐地，以“教化”为主旨的语文教育，让位于以智能为本体的语言文字教育。1912年，《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语文教育在智能上提出了要求：“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将“智”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且位居“德”之前。这是在教化本体上的一个革命性的飞跃，表明人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在不断加深，意味着语文教育以教化为本体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1923年，由叶圣陶起草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在突出智能这一点上旗帜更鲜明。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①使学生自由发表思想；②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③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④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简单地说，就是会说，会读，会写，有兴趣。很明显，语文能力的培养已经占据了语文教育的主导地位。建国后，强调进行“双基”教学”。1952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中提出中学的教育目标之一是使学生获得“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双基”理论的提出，在语文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广大语文教师以给学生扎实的语文基础知识和熟练的运用语言文字的技能为主要目的，提高了教学的效率。随着时代的发展，“智力开发”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特别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知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学校掌握的知识，形成的技能，能够终身管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教学改革风起云涌，有教材的改革，有教法的改革，在全国形成了许多流派。如魏书生的自学能力培养，刘月出月出的作文三级训练体系，陆继木春的双分体系等。这些改革，都紧紧围绕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这一核心。改革者们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一改传统的以“灌”为主的方式方法，代之以“导”，以“练”，以学生智能的开发与培养为宗旨，将语文教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智能本体，还体现在建国后颁布的几个教学大纲中。1956年的《初级中学汉语文教学大纲》提出：“教给学生有关汉语的基本的科学知识，提高学生理解汉语和运用汉语的能力。”还提出了一些思想教育的要求。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提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1978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明确指出：“中学语文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导学生学习课文和必要的语文知识，进行严格的读写训练，使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80年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把教学目的规定为：“中学语文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教学生学好课文和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进行严格的语文基本训练，使学生热爱祖国语言，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和听说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1992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教学大纲（试用）》将教学目的表述为：“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五个大纲，都有一条“能力”红线贯穿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92年的大纲和1996年大纲，单独提出了智力开发问题。不仅如此，在语文教育的内容上、方法上，近代以来，都以突出智能培养为主要特征，限于篇幅，此不论及。

三、人文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