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权范文10篇

管理权范文篇1

【关键词】国美事件公司治理所有权经营权

国美控制权之争，是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事件。正如万通董事长冯仑所言：“通过国美事件，我看到了民企发展环境方面的进步。”

从本质上来看，国美之争是以黄光裕家族为代表的大股东和以董事会主席陈晓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众公司控制权上的博弈。事实上，这种博弈几乎成为创业型公司的必经之坎：随着企业的发展，创业股东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会不断受到职业经理人以及后续接管者的威胁，创业股东则尽力避免或者缓冲这一进程。

国美内部的这种争夺，是博弈双方在利益诉求方式上的不同导致的公司战略层面必然的差异所决定的。黄光裕作为创始人和大股东，其天然的对企业的责任心和对商业帝国蓝图的构建，帮助他在长远的谋划当中倾向于放弃短期利益，而寻求于外延性增长，通过地理上的布局，挤压苏宁等直接或潜在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获得垄断性的优势。但是，作为经理人方的陈晓则自然地更注重内部管理的变革，侧重于年度报表和年中报表等业绩上的数据，因此启动了以内部网络的优化和单店盈利能力的提升为核心的战略，重新理顺供应链管理体系。

历史之印：从一元结构到两权分离

事实上，这种资本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明末到清代晋商开办商号或金融业号庄普遍运用的基本谋略。从历史资料来看，资本与才干结合于一体，而把资产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做法，起初叫“朋合营利”，大约在明中叶初步形成。据崇祯十一年（1638年）《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的记载：“间有山西远商前来镇城，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券，捐资本者计利若干，躬输纳者分息若干，有无相资，劳逸共济，宜其不相负也。”还有一种形式叫“东伙合作制”。据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二记载：“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且富有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为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到清代中叶，晋商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朋合营利”及“东伙合作制”已有了相当完备的发展。这时候，晋商的两权分离的掌柜制，已得到普遍的推广运用。

但是，自从两权分离诞生以来，其正反两方的争吵就没有停歇过。一方面，诸多学者认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的基础，已经而且仍将发挥其优势。但是也有不同意见，伯纳德就认为这只是一种幻想，“如果把控制权交给他人，他人迟早会掌握所有权，把原来的所有者逐出权力位置。”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大股东如何实现对经营管理人员的监控，追求永续经营，经理人如何摆脱资本的干预，充分实现自由经营，是资本和管理双方博弈的永恒话题。

现实之争：资本与管理的阳谋时代

“世界是平的”，而且“又热又平又挤”，资本与管理在多维空间畅通无阻，“两权分离”进入了“web3.0时代”。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加斯·塞隆纳所说：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已经意识到，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企业已经不再为易于识别的个人所拥有，谁来掌管公司，这个管理者或许不再是某个人。国美事件不会是第一家，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家。它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必然标志性成就，也是今后30年企业发展历史中最有价值的商业参考案例。

黄光裕坚持的是34%的黄金底线。持有这一黄金底线方可对抗2/3表决权，从而获得对重大事项否决权，这些重大事项包括对公司的清盘、出售，以及事件当中敏感的与股权稀释相关的决定等事宜。

事实是，国美电器目前的总股本约为150.55亿股，黄光裕持有33.98%，如果贝恩转债，黄将被摊薄为30.67%，若再定向增发20%新股，黄的持股比例将可能降低为25.9%。

因此，黄光裕做了三方面的努力。第一，8月27日，黄向国美电器发出了一封《关于附条件终止“非上市托管协议”的书面通知》，以分离未上市的372家门店，这将使国美陷入“从一个全国性品牌变成一个区域性品牌、从全国第一沦为行业第二”的尴尬境地，面临着失去上海和江浙地带的有利市场（非上市门店的首要据点）。第二，8月27日，由黄光裕控股的ShinningCrown向国美发出要求函，称将以溢价5%的代价，要认购根据现有发行授权可与配发及发行的股份总数的55%至65%的股份，并在二级市场增持了1.2亿股的股票，持股比例上升到34.78%。第三，黄光裕威胁将收回“国美”品牌使用权，敲山震虎。

陈晓及其“一致行动人”则做出了“应着”。一是通过“路演”，争取贝恩等股东的支持以便于“一致行动”。二是定向增发，意图稀释黄光裕家族的持股比例，这一招也是所有人都明知的陈晓的杀手锏。三是准备重启“永乐”品牌，以应对“国美”品牌回收的威胁。

所谓“阳谋”，是因为所有变化都可以放在阳光下开展，依法进行，但又存在谋划与布局，这是今后资本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应该参考的。

国美启示：内忧外患中的发展之道

国美事件，对于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及时的一次实战演练，其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事件及其结果本身。

双赢——内部竞争的利基。不管是外界所说的“股权之争”、“利益之争”、“陈黄之争”，还是陈晓公开承认的“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是控制权之争”。发生在国美的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分歧，是家族经营方式与现代公司制度的一次碰撞，意味着民营经济成为公众公司后必须调整原有的产权观念，适应现代金融体系的资本运作方式。

在公司治理上创始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双方权责明确，权力制衡，同时拥有良好的沟通和信任，彼此行动才能有所敬畏、有所节制、有所约束、有所作为。“分则两败，合则两利”。突破底线的竞争，黄光裕可能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和资本的既得利益，陈晓将永远被背上“背叛”和“不仁不义”的标签。

《公司法》之于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责分配在此战显出在商战中的无穷妙用，以及双方在《公司法》的光亮下，所拥有巨大的作为空间。因此，公司依据《公司法》重新架构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明确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法律地位，将股东定位于出资人、监督人，将职业经理人定位于受托人、经营人，“使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新形势”，也是国美案件日后值得研究的地方。

警惕——外国资本的阴谋。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资本构成多元化。两权分离已发展成职业经理人、基金经理人和创业股东三方的权利博弈。

现在看来，当初贝恩投资国美有三项条件深谋远虑：三位非执行董事的席位、陈晓个人为贝恩进入提供担保和周年股东大会前现有股份20%的定向增发。黄光裕今年两次出手，都因这三项“投资协议”条款而碰壁。从贝恩苦心孤诣设计的投资协议来看，以上三项条款直指国美决策的影响力甚至是控制力。当陈黄都在为争取更多机构投资人的支持时，已经成为了投资机构手中的棋子。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家电业、零售业已然成为了最具竞争力的行业，而连锁业则是“21世纪的终极产业”。家电连锁零售产业格局背后存在巨大的商业开发空间，很多增值产品或服务都将囊括其中。但是，外资在中国市场遇

到的第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就是黄光裕旗下的国美电器，垂涎已久却难以拔获头筹。

外资通过区域性收购，曲线完成在整体市场对中国家电连锁市场的控盘尚未成形，国美之争却为贝恩夺权控盘提供了机会。《泛英情报观察》数据显示，2008年初，包括摩根斯坦利、JP摩根、美国资本集团在内的美资股东在国美的合并持股已达27.78%。一旦11.3%的持股比例被贝恩获得，鉴于美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一贯的合纵连横，以及彼此利益上的心照不宣和高度默契，合并下的美资股东持股比例将轻而易举地跨过34%黄金底线，外资控盘格局终将形成，中国家电连锁行业的竞争格局将会发生国家战略意义上的重大转变。“任何一项投资背后都有着必然性的逻辑”。

管理权范文篇2

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的要求，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限，适当下放税收管理权限已成为目前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问题是，第一，如何真正统一认识，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划分；第二，税收立法权限与税收管理权限下放的范围和程度应如何确定；第三，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关系和管理权限；第四，如何对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管理权限实施必要的监督和控制。

一、税权的含义与税权划分

由于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层次性，税收也相应具有层次性，这就涉及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问题。

税权是整个税收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分税制体制的核心内容，划分财权的关键就是划分税权。所谓税权，是指税收的管辖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与居民间的税权关系；二是国家机构与国家机构间的税权关系，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权在国家机构间的配置。所谓合理分权，主要是指这些权力在国家机构间的合理划分问题。[2]税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税收立法权、税收行政权和税收司法权。其中，税收立法权是基本的、原创性的权力；税收行政权是最大量、最经常行使的权力；税收司法权是必不可少的，是为税法有效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障的权力。

（一）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立法机关或者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它是国家的一项专有权力，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权力之一，它的行使在于对整个社会成员制定有关税收方面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二）税收行政权。税收行政权是执行税收法律、进行税收征收和管理的行政权，是政府的政权机关拥有的税收征收管理方面的权限，包括税收征收权和税收管理权。这些权力对于有效地保障税款的实现，保障社会资源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移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税收司法权。税收司法权是国家专门的法律机构根据国家意志，按照固定的法律程序拥有的专门审理、判决税务纠纷案件、税务犯罪案件的权限。税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和司法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可为税法实施和税务部门依法行政提供有力保证。

从世界各国的制度建设来看，税权的划分，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划分两个方面。

税权的纵向划分，是指不同级次的同类国家机关之间在税权方面的分割与配置。如税收立法权在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之间的划分。纵向划分存在两种模式，即集权模式和分权模式，主要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集权模式强调税收立法权要高度集中于中央政权，而分权模式则强调将税收立法权在各级政权之间分配。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以法律秩序里中央规范与地方规范的多少与轻重的相对比例而定。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强调集权的国家，还是强调分权的国家，其集权与分权都是相对的。

税权的横向划分，是指税权在相同级次的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割与配置。如在中央级次，税权至少要在国会与中央政府（在我国是全国人大与国务院）之间进行划分。

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管理体制应涵盖税收立法权、税收管理权、收入分配权等重要内容，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职责和财力的划分。

二、税权划分的前提条件和一般原则

从实践看，各国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法制水平、经济情况及历史文化等具体国情来确定本国的税权划分模式，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确定税权划分内容时，既要紧跟世界各国制度建设的趋向，看到某些国家税权划分的成功一面，也要具体分析其税权划分的背景，以综合考虑影响税权划分的各种因素。

税权划分应当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一）政治与经济条件。税收对国力的盛衰、社会的安定、政权的安危，都有重要意义。划分税权必须以维护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为前提，以有利于强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条件。在经济上，税权划分应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各个大小不同的区域，也有各自独立的活动要求，独立地决定自身的事务，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税收权限，税收划分必须有利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发挥。

（二）各级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条件。中央与各级政府为实现各自的职能，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这就是事责。有了事责，就须履行，就需权力保证，这就是事权。一级政府负有的事责大，事权也相应扩大。相应地，政府为了履行事责，在拥有的各种事权中包含了十分重要的财政权。财权随事权而生，是事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税权是财权的一项主要内容，财权的内容也同样不只是税权，还应包括其他获取财政收入的权力，它们同样要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划分。

（三）法制条件。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既代表国家又代表地方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各种关系，都需要法律界定，税权划分也不例外。税权划分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法律形式界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立法、执法、司法机构的税权权限，各级政府各尽其职，各行其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税收征管上的随意性、盲目性，避免相互扯皮、相互越权行为，有利于依法征税和依法行政。

由于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而言更了解当地的情况，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或地方公共产品更有针对性，因而可以避免由于中央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需统筹全局而造成的效率损失。鉴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其税收管理权限的集权和分权程度也各不相同，但一国总应结合自身的具体状况，合理分权，使得地方能够在不违背中央宏观调控意图的条件下，拥有完成自身职能所应具备的税收管理权限。

税权划分的一般原则如下：[3]第一，财权、税权与事权相一致，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之间大致平衡的原则。第二，课税权宜划归中央政府的若干原则，具体包括以下课税权：与宏观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公平收入分配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与资源流动性密切相关的税种的课税权；辖区间税基分布不均匀的税种和容易导致辖区间税负输出的税种。第三，课税权宜划归地方政府的原则。地方政府要完成其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保证。将某些税种的课税权赋予地方政府，是保证地方政府财力的必要条件。

地方税是以地方税收收入的归属为标准来划分的，遵循的是居住地原则。对于居民个人来说，公共服务提供的利益是一种最终受益。按照受益原则，要求人们在其受益地付费，受益地指服务消费的发生地，也即居住地。基于受益原则，某些税种的征收对象获得收益大小与当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劣息息相关，因此，此类税种若税负较重则意味着享受了较好的公共服务，不会出现税基向税负较低的地方转移的现象，适合地方征收。

从理论上讲，应将税基比较固定的税种划给地方政府，地方税一般只能是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税，这些税只对本辖区居民征收，并且税负最终归属于本辖区居民。从这个角度讲，财产税宜划归地方。

另外，从征管角度讲，某些税种由于自身特点，如税源分散、计税依据或税率的确定较复杂等，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协助对税收的征管尤为重要。这类税种由地方征收较为适当，因为这样做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三、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

从公共物品或公共产品理论来说，由于政府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是分层次的，从效率的角度说，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应当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提供。因此，对税权进行有效配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税权范围，有利于政府为社会、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实现国家职能。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对不同层次的公共物品也存在着不同的偏好，特别是由于目前我国各级预算主体不能得到足额的财政收入，因而才会通过其他途径来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以上情况说明，税权适当下放的确是必要的。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中央政府集中财力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情况差别很大，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权，逐步建立完善的地方税体系。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划分，应建立起以中央立法为主、省级立法为辅，两级立法相辅相成的立法格局。税权纵向划分的核心问题，是对地方税种的立法权应否下放。笔者认为答案应是肯定的。理由在于：一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有利于促使地方因地制宜地积极采取某些税收措施，挖掘税收潜力，改善财政状况，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也有助于中央主管部门集中精力，管好大政方针。二是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权是有效实现地方政府职能的必要条件。三是适度分权有利于增强税收法律的适应性，如有些小税种适当下放给地方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开辟新税源，而且也解决了这些税种全国统一立法难以适应地方实际情况的矛盾。

地方享有税收立法权符合中央、地方立法权限适当划分的宪法原则。宪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地方享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也符合《立法法》的具体规定。

为此，我们认为，除了应将那些为保证全国政令和税收政策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公竞争的地方税的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外，可将其余地方税税种的税收立法权限作如下划分：

管理权范文篇3

坚持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下放城市管理权限，是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基层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举措。为加快城市管理权限下放步伐，在落实首批权限下放的基础上，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市第二批市级城市管理权限下放的主要内容通知如下：

一、有固定住所、稳定收入人员落户的收费及审批；

二、非直系亲属投靠落户的收费及审批；

三、总投资在4000万元以下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批；

四、建筑面积在200平方米以上的娱乐场所消防审批；

五、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非娱乐场所消防审批；

六、三星级以下（不含三星级）酒店及餐饮业卫生许可；

七、食品生产经营卫生许可；

八、社区卫生服务站、诊所设置审批；

九、旅游投诉的受理、处理；

十、旅行社的日常管理；

十一、辖区内一、二星级酒店的评定（包括重新评定），由区、县旅游星级酒店评定委员会负责报备；

十二、国家A（1A）级景区的评定；

十三、城市道路占用的许可（不包含停车场占道）；

十四、**县、东山区、头屯河区、达坂城区主干道道路挖掘初审、收费；

十五、符合全市道路规划前提下，单位投资建设城市道路的许可（不含城市主干道）；

十六、张挂、张贴宣传品的许可；

**、教学、科研及其他特殊饲养家畜的许可；

十八、沿街门头牌匾的审批、管理；

十九、户外广告设置审批的初审和监管；

二十、公厕的建设、经营、管理；

二十一、基建占道的初审；

二十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卫生机构和卫生服务站点管理审批；

二十三、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二十四、在全市统一规划下垃圾转运站的建设和管理（仅限**县、头屯河区、东山区、达坂城区）；

二十五、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场和洗车场的建设审批以及日常管理（仅限**县、头屯河区、东山区、达坂城区）；

二十六、辖区内临时占道（包括摊点、书报亭、电话亭等各类亭棚）审批（仅限**县、头屯河区、东山区、达坂城区）；

二**、各类行人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设施的建设（各区县报计划，建委审定）；

二十八、城市道路配套费征收权限（建委监管）；

二十九、家庭装饰装修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十、城市供热、燃气特许经营管理的部分权限；

三十一、**县辖区内限额以下建设项目《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发放；

三十二、**县、达坂城区辖区内100万元以下的工程招投标、质量安全监督、竣工验收；

三十三、**县木材加工许可证审批管理；

三十四、绿化规划及城市道路配套绿化建设的监管；

三十五、公共地区绿地日常管护费收取和管理；

三十六、荒山绿化承包的年度验收；

三十七、解危解困房的建设管理；

三十八、住宅小区综合验收管理；

三十九、企业防汛抗洪措施的审核；

四十、**县辖区内用水计划审批；

管理权范文篇4

关键词：西方；高校；学生；权力；管理

高等教育方式是全球家长都在关注的问题，东西方国家两种不同的教育管理方式都各具特色，但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权力这一问题始终都是被关注的。学术权力、学生权力、行政权力在高校里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往往是备受关注的，而高等院校的“主体权力”，即学生权力，却提得较少。所谓的学生权力，不仅包括参与学院活动的权利，还包括享有管理学校事物的权力。学生权利可以通过参与学校所举办的活动或参与学生组织进行决策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教师评教、参与选举以及被选举、课程安排等事务来实现。西方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思想影响着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自我的要求程度。西方的学生有着较强的主观意识，讲一个“理”字，而我国的学生则以“尊重师长”为根本，习惯于遵守学校制定的规则。

一、西方国家高校学生管理权力历史概述

西方学生管理权力的兴盛，归功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和中世纪后期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影响。早在11世纪，就出现了不被认可的“大学”，那时的大学等同于“同乡会”，那时的大学团体具有自发性、自治性和自卫性的特点。中世纪晚期，学生和学者逐渐发展为一个职业阶层，于是有了组成行会的需要，而大学“universit”也由此发展而来。12世纪，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开始出现一些被认可的大学，也是学生管理权力最辉煌的时期。当时在“学生大学”的领导体制下，大学生拥有很大的管理权力，学生可以主持校务，还可以决定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期的时限和授课的时数等，这一时期学生权力也达到了巅峰。当时盛行的还有“教师大学”，这类学校包含许多的外教士，由他们掌管着学校事务。随着学校的逐步兴起，权力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学生权利为主的教育管理形式逐渐被削弱，直到18世纪末彻底灭亡。自16世纪到18世纪，大学一直在不断的改革，然而改革并没有促进各方面的发展，反而日趋保守，更加落后于时代。高校学生的管理权力不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逐渐落入教会、传教士、政府等组织的手里，于是就引发了学生管理权力间的斗争。由于当时教会阶级的权力过于膨胀，对学生约束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校外人事，最终把曾经由学生掌管的学术权力完全地占为己有。这一时期，虽然学生的管理权力受到了很大削弱，但学生的参与权还是备受关注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最终爆发了学生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帝国大学”，形成国家中心和学生团体中心这两大中心。大学团体通过国家这一载体来管理，一定程度上使学生丧失了自主权和活力。随着学生运动不断爆发，一些大学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得学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建立起封建制度与大学之间的平衡。这一时期，学生管理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学生运动的爆发，也加快了教育体系的改革，促使大学生获得了更多的管理权力。60年代以后，民主化的呼声日渐高涨，大学内部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原本由教授主宰的科研、人事、财务制度被认为不适用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大学”，所有在校人员都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力。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讲教方式进行讲课，学生对权力需求也逐步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作用也愈加突出。总而言之，西方国家学生管理权力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总的来说学生管理权力都是比较小的。只有在12世纪这个特殊时期，学生管理权力达到了巅峰，学生在学校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随着学校的势力日趋复杂化，学生的权力也逐渐受到限制。

二、西方国家高校学生管理权力的模式

纵观西方高等院校学生管理权力的发展史，不同阶段学生所掌管的权力都是不同的。学生是怎样来行使这些权力的呢？尽管行使权力的方式有很多，但主要的模式还是以下三种：立法模式、参与模式、组织模式。立法模式。这是学生通过法律途径来获得自身权力的模式，同时也是学生取得有效权力的基本模式。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规定学生的权力，比如在1919年，德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实现民主制度的宪法——《魏玛宪法》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新的定论。魏玛宪法体现了民主精神，同时也倡导教育民主化。1968年，法国通过《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实施了对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变革。这一法律的颁布与实施奠定了法国现代高等教育教学与管理体制的基础。此后，法国大学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止，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法国大学在已调整的结构和体制基础上，不断进行深入的革新，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令：《高等教育法》（1984年）、《教育方针法》（1989年）及其附加报告、《2000年大学纲要》（1991年）、《巴鲁法案》（1997年）、《建立高等教育的欧洲模式》（1998年）以及《大学自由与责任法》（2007年）等，使学生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参与模式。这一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在美国，教授占有很高的地位，学校所举办的活动、会议都会以教授为主，以学生为辅。在德国，德国高等院校学生权力还是存在的，学生可以参与小型的评议会并参与决策。而法国与以上两个国家相比，就有着很大的不同，法国高等院校学生组织委员会是按照学生的学历来划分比例的，其中普通学生为代表的可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研究生为代表的只有普通学生的二分之一；占最大比例的是科研人员代表。这三大组织代表还有权竞争校长的选举以及决策重大事情的权力。还有部分国家的高等院校把评教看得极为重要，事实上这是比较主观的，仅仅通过评教的结论给老师下定论，这是对学生在行使权力的不负责任。组织模式。这一模式使得许多大学生以维护自身权利为目的而构建许多组织，其组织享有参与权、管理权、决策权，并且在学院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较著名的是有着较大权力的“学生大学”这一组织，该组织在中世纪后期拥有独立的权力。到20世纪，许多国家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不得不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如德国的著名“大学之父”洪堡，他提倡民主精神，认为学生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团体。1968年，法国通过《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为大学生争取了更大的权力。而英国则在1922年建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注入了全新的理念。随着学校对学生管理权力的重视，学生的权力也逐渐运作起来，尤其是在加拿大等一些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学生组织，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学生在参与、管理、决策上的权力。

三、西方国家高校学生管理权力的启示

管理权范文篇5

义乌市强县扩权绩效分析(1)

从2002年至今，浙江、湖北、河南、山东、福建等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原归属于区域中心城市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在财政体制等方面实行了“省直管县(市)

”，这些调整省内市县经济关系的破蛹之举，被称为强县扩权。扩权浪潮中，义乌始终处于浪尖，义乌扩权试点的成败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杆。

一、强县扩权的历史回顾

（一）浙江持续四次扩权改革

1992年、1997年、2002年、2006年浙江省四次出台政策措施，在全国率先开展经济强县扩权改革。

1992

年，浙江省率先推行“强县扩权”试点，出台萧山、余杭、鄞县、慈溪诸暨、绍兴、桐乡、余姚、海宁、温岭、上虞、富阳、黄岩等13

个县(市)扩权政策。扩大了它们在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和外商投资项目审批权等方面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7年，同意萧山、余杭试行享受市地一级部分经济管理权限。

2002年8月17日，浙江省委办公厅下发了《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部分县(市)

经济管理权限的通知》，按照“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再次扩大放权领域和放权事项，将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的313项涵盖了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下放到绍兴县、温岭市、慈溪市、诸暨市、余姚市、乐清市、瑞安市、上虞市、义乌市、海宁市、桐乡市、富阳市、东阳市、平湖市、玉环县、临安市、嘉善县以及杭州市萧山区、余杭区和宁波市鄞州区等20个县级行政区，这几乎囊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外，原要求须经市审批或由市管理的，扩权后则由扩权县（市）自行审批、管理，报市备案；须经市审核、报省审批的，由扩权县直接报省审批，报市备案。

2006年11月14日，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文《

关于开展扩大义乌市经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义乌为扩权试点，开始浙江省的第四轮强县扩权。根据规定，义乌市政府在某些方面将获得与上级政府金华市政府相当的权力。这份文件列出的“扩权”事项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进一步扩大义乌市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除规划管理、重要资源配置及重大社会事务管理外，还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法律法规规定由设区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和管理的事项，无禁止委托条款的，由金华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委托义乌市行使批准和管理权；少量规定由省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批准和管理的事项，也可采取由省政府主管部门委托或延伸机构的方式下放权限。二是调整和完善有关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除了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等职能提升，义乌市还获得了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对现有机构及其职能进行整合的特权。义乌市的党政主要领导也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高配。在不改变其由金华市领导的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赋予义乌市与设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扩权之后，义乌市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要求，研究提出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通过扩权，义乌市政府基本上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

（二）全国刮起强县扩权风潮

浙江省的改革开创了“强县扩权”的先河，引来其他省纷纷效仿。从2003年开始，湖北、江苏、广东、河南、河北、山东、福建、吉林等众多省份出台的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文件中，“强县扩权”成了制订相关政策的主基调，有的地方还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抢抓扩权强县机遇”的口号。但在效仿过程中，大多数地方的进展并不大。

2003年6月，湖北省作出决定，扩大20个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2004年5月，湖北省又对包括这20个县市在内的52个县市实行了财政直管。2005年7月，郧县、公安、宜城、洪湖等12个县市又被湖北列为第二批扩权县（市）。至此，湖北省扩权县（市）达42%，下放给扩权县（市）的管理权限有200多项，使扩权县（市）在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与地级市相同的权限。但有调查显示，在200多项事项中，落实较好的只有87项，未能落实的占99项，缺乏可操作性的27项。

2004年5月，河南省出台了《扩大部分县(市)管理权限的意见》，赋予固始、巩义等5个县(市)

与地级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扩大了偃师等30个县(市)

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但实际上仅有巩义、项城、固始、邓州等4个县市实现了与省财政直接结算，另外30个县市计划、财税、统计管理及经费划拨依旧维持现行体制。被列入5个试点县市的永城，财政却没有直接与省财政对接。更重要的是，不论是5个类似的“省辖县”，还是另外的32个试点，其人事任命权还在所属的省辖市。

（三）扩权的高级升格为地级市

中山市是强县扩权的成功典范，升格为地级市。198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山撤县设市，仍为县级。过了四年后，又于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升格为地级市。从撤县设市到升格为地级市（中等城市）后，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效益和增长逐步地实现同步发展。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1210.7亿元，工业生产总值3585.9亿元，固定资产投资396.3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86.1亿元，分别是1988年的32倍、70倍、28倍和32倍。迄今已与130多个国家、地区建立经贸合作关系，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86亿美元，各类涉外企业5000余家，其中世界500强在中山办了30家企业。成功创建“广东省教育强市”，24个镇区全部成为省级教育强镇；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2.7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万元，分别比1988年增长9倍和5倍多；城镇职工社保总参保人数突破420万人次，参加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占应参保人数的66.8%，参加城乡居民住院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应参保人数的55.8%。20年来，中山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水平显著提高。

（四）逆向“收权”市改区

2002年12月8日，经佛山市申请，国务院批准撤销县级南海市，设立佛山市南海区，割原南海市南庄镇，归入佛山市禅城区。撤销县级顺德市，设立佛山市顺德区。由于受到“小佛山（禅城）”处处制约，处处打击，在重重拖累之下，没有了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南海顺德经济开始走下坡路了。（南海和顺德两地公务员的工资都降低了，为了平衡佛山市五区的工资收入）2002年整合之后，03年第一次评选全国百强市，顺德凭借原有的经济实力，依然站到了全国最高的位置，但对第二位的抛离已经是很少很少了。而南海，因为失去了占全国陶瓷产量三份之一的经济重镇南庄（给小佛山割去了），同时受到所谓“大佛山”的拖累和压榨，一蹶不振，一下子掉出了前五，排全国第六。04年情况依旧悲观。到了05年，曾经蝉联四连冠的顺德也撑不下去了，掉到了全国第二。

表一：2002年到2006年南海、顺德、东莞GDP比较（单位：亿）

南海顺德东莞

2002年440437672

2003年468523947

2004年5506101158

2005年7758902182

2006年95010582625

资料来源：佛山、东莞统计信息网。

从表一数据可以看出，南海和顺德在大佛山整合之后的四年里，与东莞之间的比较由胜转败，而且差距逐渐被拉大。2002年，南海市和顺德市独自生存的最后一年，南海和顺德GDP之和是东莞的130.50%。加入大佛山之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03年，该比例变成了107.81%，一下子将低了22.69%。到2004年，该比例继续下降，变成了103.63%。2005年，只有东莞的78.60%。2006年的数字继续下降，变成了77.99%，证明了这不是意外，是在大佛山的“领导”下，在“小佛山”的剥削和压榨下，在其他三个区的拖累之下造成的结果。南海，顺德，两个明星城市，发展放缓。二、扩权为义乌的绩效分析

强县扩权政策的实施，使经济强县(市)的发展增添动力，激发活力，增强实力，推动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一）扩权壮大了浙江县域经济

浙江是沿海省份，改革开放前，国家投入少，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缓慢。但1978年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浙江经济增长速度连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生产总值保持全国省区第一。探其原因，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浙江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动力源泉，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是“扩权强县”政策。

首先，它激发了县级政府的行政创新精神。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市管县”的行政层级的束缚，刺激了县（市）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增强了县域经济的活力。扩权15年，浙江省财政收入平均每年递增25%，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连续

18年居全国第一位，城镇居民收入连续三年全国省区排名第一。县域经济GDP已经占到浙江省的70%，成为中国县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

其次，它节约了行政成本。一些经济实力弱小的市非但辐射、带动不了周边的县，反而由于管理层次多造成了行政成本过高。1992年，“强县扩权”试点，原来县市级的省管项目，从立项、报批到开工一般需210个工作日左右，扩权后，平均只需86个工作日，而且大部分时间为设计、规划所用，报批只需2个工作日，办事效率提高几倍。正是这次试点成功，加大了浙江省继续扩权的信心。来自于企业家集团成为强县扩权背后的动力。

第三，有助于政府转变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职能从审批型转为服务型是改革的方向。放权后，地级市的政府事务性工作减少了，而且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政府应该做的事，为辖区内的县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浙江省四次扩权，范围由小到大，扩权县市由少到多，使经济较发达县市构建了极具活力、极具竞争力、极具吸引力的政策环境、体制优势和运行机制。1994年，浙江省17个扩权县当年财政赤字1.2亿元，1995年17个县全部实现收支平衡，到2001年底已有14个进入了财政“亿元县”行列。2007年，新年度的全国百强县座次排定，浙江再次以31个县（市、区）上榜，位居各省市区之首，将18个的江苏和9个的广东远远地抛在身后。这已是浙江第六次在全国百强县榜上独占鳌头。

（二）扩权带来义乌快速发展

浙江省每次扩权改革都为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契机。义乌人在改革开放春风的指引下，20多年来，演绎了一部又一部市场经济发展的传奇史，义乌也从原先的小集镇一跃成为“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扩权后发展迅速，2001年我市经济综合实力在全国县（市）中列第19位，2007年上升至第10位，扩权为经济社会发展松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经济实力增强、财政收入增加

扩权15年，义乌经济发展迅速，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保持在15%以上，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保持在30%以上。（见表二）1997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可达1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2年增长1.6倍，年均增长21％；财政总收入达到3.79亿元，比1992年增长了2.2倍，年均增长26.5％；农民人均纯收入4459元，年均增长26.8％。2002年与1997年比，国内生产总值由95.5亿元增加到156亿元，2002年，人均GDP达23149元；财政收入由3.8亿元增加到16.6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由2.1亿元增加到8.7亿元，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4.4％和33.5％。2003年至2006年，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指数在全国百强县市排名从第20位上升到第12位，综合竞争力居全省县级市首位。200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52亿元，年均增长16.2%；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300美元。财政总收入达44.8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4.23亿元，年均分别增长27.4%和28%。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0亿元，比上年增长15.7%；完成财政一般预算收入58.88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32.28亿元，分别增长31.2%和33.2%。

表二：义乌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1（按当年价格，单位：亿元）

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

国内生产总值68.895.5156420.98

财政收入1.73.81.658.88

金融存款余额20.295.1289855.6

资料来源：义乌信息统计网。

2、块状经济形成、结构更加合理

1997年市场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中国小商品城先后新建了四代市场、宾王市场，市场容量大为拓展。1994年以来，连续三年被省政府评为粮食生产先进县（市）。工业经济快速崛起，形成了工商联动，互促共荣的格局。初步形成了义北的服装、稠城的针织、义东的小商品、义西的五金、义南的皮件加工等块状特色经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三次产业比例从1997年的6.7：48.1：45.2发展到2002年的4.9：51.1：44；从2003年的4.5：45.8：49.7调整为2006年的2.7：46.1：51.2；2007年三次产业比例为2.8：46.1：51.1。

3、城市迅速扩张、人民生活改善

城市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达到38平方公里，比1997年扩大了23平方公里，人口从15万人增加到43万人，2002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5％，比1997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至2006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至56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达62%。人民生活改善，收入大幅增加（见表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2年的4902元增到2007年的2500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92年的2322元增至10255元，其中2007年比上年分别增长15.9%和16.4%。并且，实施了城乡一体化纲要，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了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

表三：义乌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按当年价格，单位：元）

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90280831274125007

农民人均收入23224459568810255

资料来源：金华市统计信息网。

4、同比增长快速，社会发展平稳

金华历年地区生产总值环比发展速度比较，从义乌与东阳、永康、金华1991-2006年GDP比较表（表四），我们可以发现，义乌与东阳在2001年和2002年时差距并不大，而经过15年的发展，义乌GDP总量已经为东阳的2倍多。从浙江省2007年GDP可比增长速度（表五可以发现义乌也超过了全省平均发展速度，全省速度为14.5%，而义乌为15.7%，超过1.2个百分点，只有舟山一个地区超过义乌。

义乌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平稳，从表四金华历年地区生产总值环比发展速度可以看出，只有1997年和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而略有下降外，义乌发展环比保持在110以上。除永康外，金华地区和其它市县均有多年的波动。

表四：义乌与东阳、永康、金华1991-2006年GDP比较表（按当年价格，单位：亿元）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东阳110.04122.80141.89171.34159.84183.57210.22

永康82.0693.36110.63135.08156.32178.83211.5

义乌136.01156.08188.49232.30303.45352.86420.98

金华597.34680.41801.60978.381063.541234.701462.45

表五：金华历年地区生产总值环比发展速度(1992--2006年,以上年=100)

年份金华市市区兰溪市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

1992121.1111.1112.6136.7125.0118.1112.0131.8

123.2

1993116.0110.2108.9120.6120.8123.8113.6125.9

104.3

1994122.9115.7128.5126.5120.9130.3113.2117.8

113.6

1995123.0122.6125.5115.9121.5137.6116.9115.9

122.4

1996118.7118.4121.7112.4117.9121.5116.2109.9

119.9

1997107.2110.2104.4103.3105.9111.6109.1108.193.7

1998107.8108.1108.9108.8110.3112.3106.5105.4

107.8

1999108.1107.0107.8109.3110.3111.5106.2107.2

107.9

2000109.3108.9107.9112.0110.5112.0108.5108.3

109.8

2001110.3110.4109.3113.0110.3110.9110.6109.7

110.4

2002112.6112.3110.5114.4112.5112.9111.7111.6

112.7

2003115.5115.6112.8116.8114.2115.6114.9115.4

115.5

2004116.2116.4115.3117.9114.4116.5116.7116.7

115.5

2005112.7112.5111.9113.9112.0112.7114.5114.0

114.2

管理权范文篇6

为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管人与管事统一，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根据省委“两抓两放”精神，按照下管一级的原则，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调整市直单位科级干部管理权限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后的干部管理权限

1、市委工作部门、事业单位的科级干部，由所在部门、单位任免管理；

2、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的科级干部，由人大、政协党组任免管理；中级法院、检察院的科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党组任免管理，其中需依法任免的按有关法律程序办理；

3、群众团体的科级干部，由所在单位党组任免管理；

4、文联、讲师团的科级干部由宣传部任免管理；

5、派的科级干部，由统战部任免管理；

6、政府部门、市直事业单位的科级干部，设有党组（党委）的由本单位党组（党委）任免管理；未设党组（党委）有主管部门的由主管部门党组（党委）任免管理，没有主管部门的由本单位任免管理。

7、科级干部的调动、退休等管理权限不作调整。

二、健全完善科级干部能上能下的激励机制

1、实行科级职务任期制，任期为5年，从任现职时算起。

2、凡具备竞争上岗条件的部门和单位，在内设机构调整重组、三分之二以上科级干部任职期满或职位出现空缺、需轮岗交流时，都必须严格按照《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中办发〔2004〕13号）和《**市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实施办法》，推行竞争上岗。

3、科级干部参加竞争上岗落岗，任同级别职务满6年的，保留原职级待遇；不满6年的，降低一个职级待遇。

4、竞争上岗时，符合条件的科级干部因主观原因不参加竞争，任正科级职务满6年的，降低一个职级待遇,不满6年的，降低两个职级待遇;副科级干部取消科级待遇.

5、男年满52周岁、女年满47周岁的，可以不参加竞争上岗。不参加竞争上岗或竞争上岗时落岗的，可根据年度考核情况改任非领导职务。

6、对涉及重要机密的职位、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竞争的职位、任职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职位，以及不具备竞争上岗条件的职位，由单位按规定程序集体讨论决定任免。因工作能力较弱或其它原因不适宜担任现职被调整任下一级职务的，其待遇按第3条规定相应调整。

7、近5年年度考核结果都在称职以上，其中科级干部有2次优秀的，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任用；正科级干部有3次以上优秀的,可直接任正科级职务,并优先推荐为副县（处）级后备干部；副科级干部有3次以上优秀的,可直接任副科级职务或提任正科级职务；一般干部有2次以上优秀的，可直接提任副科级职务，或越级参加正科级职位的竞争。

8、根据《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等有关要求，当年考核为不称职，或连续2年为基本称职的，免去现职，并降低一个职级待遇；连续2年为不称职，或连续3年为基本称职的，予以辞退。

9、新提拔的科级干部(依法任命的除外)实行任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为1年。任职试用期满经考核不胜任现职的，免去试任职务，按试用前原职级安排适当工作。

三、加强干部监督管理

1、提任科级职务的，应当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1）应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

（2）提任副科级职务的，应当具有3年以上工龄；由副科级提任正科级的，应当在副科级岗位工作2年以上；

（3）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4）提拔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2年以上党龄；

（5）提拔担任公务员岗位（含依、参照）的科级干部，应当具有国家公务员或机关工作人员身份。

2、严格按照编制部门核定的内设机构和科级干部职数配备干部。

3、推行竞争上岗首先要成立机构、制定方案，经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审核同意后严格按照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民主测评、组织评价、确定考察对象、考察、备案、讨论决定、公示、任职的程序组织实施，确保竞争上岗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4、各部门、各单位任免科级干部，必须严格履行备案手续。在确定拟任人选、正式决定任免前，须按照《科级干部任免管理权限一览表》中所列备案管理权限向各备案单位报送备案材料；任免单位接到备案单位核发的《科级干部职务任免备案通知书》后方可讨论决定任免；人事部门凭备案通知书和任免文件办理职务变动后的相关工资手续。

管理权范文篇7

一、市级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

（一）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由当地政府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党政机关等楼堂馆所除外），凡在《*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营政发〔20*〕25号）所附《目录》规定“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审批”的权限（不含高新区、站前区、西市区）。

（二）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凡《*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营政发〔20*〕25号）所附《目录》规定“由市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权限（不含高新区、站前区、西市区）。

（三）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3000万美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直接利用外资项目核准权限（*开发区、沿海产业基地享受市级审批权限）。

（四）辖区内（除黑大、沈大、沈营、营大、庄林、营柳、滨海等七条公路两侧规划区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权限（其中工业技术改造项目在市经委备案）。

（五）辖区内总投资在1亿元人民币以下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关于印发*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规定的通知》（营政发〔20*〕37号）第五条第（二）款“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和大清河、碧流河流域的建设项目”；第（三）款“化工、染料、农药、印染、酿造、制浆造纸、电石、铁合金、焦碳、电镀、镁质材料行业等污染较重或涉及环境敏感区，且总投资在3000万元以下（不含3000万元）的建设项目”；第（四）款“排放总汞、烷基汞、总镉、总铬、六价铬、总砷、总铅、总镍、苯并（a）芘、总铍、总银、总硒、可吸附有机卤化物、总α放射性、总β放射性等一类污染物的建设项目”除外（*开发区享有市级审批权限）。

（六）辖区内市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区域内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营政发〔20*〕37号文件中第五条第（二）、（三）、（四）项规定的区域和项目除外，具体内容同上）。

（七）辖区内矿产资源补偿费留成15%部分全部留给市（县）区。

（八）辖区内木材经营（加工）审核同意书审批权。

（九）辖区内出省木材（除出口木屑外）运输证明签发权。（十）辖区内集体企业的产权确认权。

（十一）辖区内对企业参保人员（含自由职业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审批权。

（十二）辖区内因国家征用房产或收回土地、城市规划纳税人自行出售房地产免征土地增值税的审批权。

（十三）辖区内农村村民住宅用地指标和闲置宅基地由县（区）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十四）辖区内房屋登记管理权（为房地产权利人提供确权发证、房地产交易管理、房地产权属登记与发证、为房地产交易提供中介服务）（不含沿海产业基地、高新区、仙人岛能源化工区、站前区、西市区）。

（十五）辖区内货物运输（国际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运输、集装箱货物运输除外）经营者的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管理权；客运经营者的经营许可证发放和管理权（不含站前区、西市区）。

（十六）辖区内海洋与渔业科研项目、标准化生产综合示范区项目的申报权。

（十七）辖区内市和县（市）行政区划连用的企业名称的核准权。

（十八）辖区内残疾、孤老人员、烈属和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个人所得税的减征权。

（十九）辖区内建筑类相关各业企业资质的初审权。

（二十）辖区内保险公司的车船使用税就地缴入县级国库。

（二十一）辖区内进出口许可证申报权。

（二十二）辖区内工伤认定权。

（二十三）辖区内农村客运班车相关规费减免权。

（二十四）在大石桥市、盖州市、老边区、鲅鱼圈区建立县、区级盐政主管部门，设立食盐专营机构。

二、有关要求

（一）各市（县）、区在享有相应经济管理权限的同时，要承担与经济管理权限对等的责任，做到责权统一，依法合规。

管理权范文篇8

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中公共管理权力及构成1.公共管理权力的内涵权力是政治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从词源学角度来看,权力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拉丁语中的“Potere”,原意为“能够”,或具有从事某事的能力,后派生出英文“Power”;另一种认为“权力”一词出于拉丁语“Autorias”,一是指意识和法令,二是指权威,由此派生出“Authority”这个英语单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权力有两个含义,分别指政治上的强制力和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社会学词典》上的解释是: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力量,支配权力的主体利用这一力量驾驭客体,并迫使客体服从自己。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意指行动者在一个社会关系中,可以排除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机会,而不论这种机会的基础是什么。[1]他所指的是权力是“Power”。罗伯特·伯恩鲍姆进一步解释说,权力是一种能在他人身上产生预期变化的能力,是一种影响他人,并使其按照要求行事的能力。[2]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权力是一种影响力,包括权威。狭义上的权力是一种强制力,是客体对主体的无条件服从的力量。如果把高等学校看成是一个公共机构,那么对大学的管理就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部分,就是公共权力对于大学的一种影响力。大学的发展与公共管理权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论文。

2.公共管理权力的构成与特点分析对于大学而言,能对大学发展发挥强制力和影响力的主体不仅仅是政府,政府只是其中的核心权力来源,但不是唯一的来源。从世界一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来看,公共管理主体大体可以划分为六类。第一类是直接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他们通过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包括立法、制定政策、财政等对大学施加强制性影响力。第二类是政党,它在权力组织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有着正式的、合法的、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它的主要特点是:①利益表达,即政党总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例如: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②利益综合,政党总是要把他所代表的广大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治主张。因为政党所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从法理上说归社会各阶层、群体共同享有,承担着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政党权力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执政党的公共管理权力一般通过政府权力来表现。第三类是政治团体,是指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通过一定的政治组织以一定的行为规范约束其成员的人群集合体,如教育工会、教授行会、协会等。它的主要特点是:它①的利益相对具体、集中、单一;②具有特定的组织规则和组织结构,群众基础广泛,覆盖面广;③组织严密、体系完整、动作规范。第四类是依靠法律和政府授权来处理高等教育事务的公共部门。如教育部教学评估中心,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及其他部门。它们对大学的发展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第五类是在政府指导下,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自主自愿组成,实行自治自律,为维护和发展共同事业、共同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其成员提供一定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以营利、政治及宗教为目的的社会组织。[3]例如:美国著名的六大评估中心。第六类是不依靠公共权力来影响高等教育事务的民间组织,如各类社会排名机构。

对高等教育发挥影响的管理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权力结构也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权力范围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体现。如美国中央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管理权力非常有限,主要权力是在州一级政府和议会。而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大学拨款委员会,却承担英国大学的评估和拨款功能,对大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美国的六个地区评估中心虽然是非政府非赢利社会组织,但是在维护大学教育质量,促进高校公平竞争方面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中国的大学教学水平评估则来自于政府授权。因此,高等教育的公共管理权力在不同国家存在着不同的边界。这是和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3.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的政府在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在所有权力中处于中心地位。和其它五类公共管理权力相比,政府由始至终扮演着特殊角色。就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公共管理权力主体所表现出的六大类别而言,可以将我国公共管理的权力主体结构最终表述为: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各种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的各项作用是政府权力的延伸和补充。虽然政党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但是政党权力往往通过政府权力来体现。在各个管理权力结构边界中,政府和执政党的相互关系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执政党必须能够领导和控制政府,使政府能够按照执政党的路线方针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执政党必须使政府能够有效发挥作用。[4]我国政府本质上是执政党的政府,即政府由执政党来组织,它贯彻的是执政党的意图,政府管理的政策目标按执政党的意图制定,政府按照执政党的要求来对高等教育进行管理。因此,政府作用发挥的好坏必然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在公共管理权力结构中,政府的权力是主要的。其他的权力组织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下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一个总的趋势是政府外的其他权力组织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于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高等学校是一个学术组织,多种权力结构共同发挥作用无疑可以更好地促进大学的发展。

二、政府公共管理权力边界:模糊与困境政府权力在我国建设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政府的高度集权使得其他权力组织很少能够对高等教育发挥影响,各个权力组织之间的权力边界也是模糊的,作用并不明显,导致了在管理主体之间的分权困境。从78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国际视角来看,政府在计划和协调高等教育系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可以在所谓“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和“起干预作用的国家”之间进行选择。“起促进作用的国家”指一个政府赞同高等教育为那些具有正式资格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提供一个机会,并不实际指挥高等学校的核心事务,如参与的模式、内部的管理、学术计划的开发和权力等方面的政策。“起干预作用的国家”指一个政府积极地卷入试图影响诸如学生产品的性质、学校内部事务、大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工作。[5]显然,我国政府是属于起干预作用的政府。

1.大学自主办学权力缺失从1998年《高等教育法》关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规定中我们看到,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干预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权、规划权、监管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辖权划分、意识形态的影响权、校长任命权、学术评定的影响权等。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具体表现为招生权、自治权、内部机构设置权、教师招聘权、对外交流合作权、制定内部规章权、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权、教学实施权等。但是,这些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并没有得到落实。在《高等教育法》的条文中,关于高等学校的权利范围很明确,但政府的权力更多地表现为对“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干预,高校的法人地位难以在这种干预中保持相对的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仍然不够。

2.非正式政府组织的权力边界模糊各种非正式政府组织在大学发展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些新兴组织逐渐成为新的公共权力载体,并可能对政府的公共权力和大学的发展产生隐性制约,形成了三方博弈的态势。但是在这种多方博弈过程中,各个管理主体的权力定位并不明确。而明确的组织功能和权力定位对于促进大学的发展是有裨益的。例如美国最早的非正式组织团体是教师工会,它的权力边界就是维护教师权益,教师个体处于弱势地位,自身合法权益在与学校谈判中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教师工会对于保障美国大学教师的权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在我国,各个非政府组织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争抢权力,导致对大学的管理政出多门,影响了大学的发展。

3.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大学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所谓学术权力,是指学术团体、学术人员影响和支配大学学术事务的权力。正如伯顿·克拉克指出的:“专业和学者的专门知识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独特的权力形式,它授予某些人以某种方式支配他人的权力”。[6]大学的学术权力的主体是由高等教育系统中各权力层次组合而成的,它们都对大学的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及学术关系产生某种方式的影响或进行某种程度的支配,它来自于直接从事教研活动的学者、教授或基层学术组织对学术事务等客体支配的力量。而大学的行政权力是指大学的各个行政部门、行政人员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大学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

由于我国政府是公立大学的投资主体,政府既是大学的举办者,又是大学的管理者,使得大学的行政权力成为了政府权力的延伸。大学内部管理一直以来实行上令下行的行政命令模式,主要特征是重行政权力,轻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不受重视,明显弱于行政权力,在对大学的管理过程中,忽视学术权力的重要性,甚至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力,直接抑制了学术人员对未知领域的创造性,导致两种权力失衡,影响大学自身发展。

三、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的权力博弈:以学术为导向历史表明,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两者博弈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政府与大学二者都期望获得更大的权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需要一个适合其发展的权力结构,而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应以学术为导向。

1.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主要特征是“以创新性的知识传播、生产和应用为中心”。这个特征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该是相对独立自由的研究场所。纵观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从中世纪巴黎大学模式到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倡导的“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的理念,从德国教育大臣威廉·洪堡的“大学也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理念到柏林大学以“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为模式的创立,从美国教育学家查尔斯·埃里奥特提出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容不得独裁者的地方”到哈佛大学延续至今的学术自由传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历史发展过程承担着育人、教学、科研、服务等职能的同时,并始终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这三大潜在规律贯穿着它的成长轨迹。首先,“学术自由”的基础使师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学术共同体,这种学术共同体保障了研究型大学是以探求高深知识为己任的自我定位。其次,“大学自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团体,能够自主地处理学校的内部事务、较少的受到外界的干扰,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这是促使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保持学术独立的前提条件。“教授治校”是指教授在学术管理范围内享有治校的权力。大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术和文化组织,教授作为大学发展的核心要素,应在学科建设、学术性事务的参与等方面享有学术权力最大化。换句话说,教授治校的根据就在于教授在学术上的优越性,而不在他们的行政能力。因此,全球最杰出大学都有这样一些特征:给予学者们开展其研究的很大权利,学术自由的氛围,一定程度的院校自治权。[7]中国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就必须维护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让大学拥有相对独立的自我管理的权力。

2.政府公共管理权力的相对有限性长期以来,大学被看作一个政府权力的延伸机构,大学内部真正起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权力和行政逻辑,而不是学术权力和学术的逻辑。大学是面向政府办学而不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因此,才出现政府公共管理权力对大学的发展一揽统包的情形。事实上,政府公共管理的权力是有限的,对大学的干预和控制都应该处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高校系统已成为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越来越直接依赖于政府在各种社会子系统之间的权力协调,以保证教育资源供应的正常化和丰富性。有学者指出,政府对大学应该只拥有以下权力:对大学的规划、拨款、评估、监督、审批新建高校和考核校内领导。除此之外,大学内部的事务,包括制定招生计划、校内专业设置、精品课程打造、广泛社会宣传、培养人才定位等都是大学结合自身现状为更好迎合社会发展需要而做出的具体工作。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具体指出,大学要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团体,至少应该拥有7项办学自主权:①自主设置专业权;②自主决定招生办法,单独命题、单独考试、单独录取学生的权力;③依据干部标准,自主选聘校院级领导,自主选拔系处级干部;④自主评审教师职务,自主聘任或解聘各职级的教师和其他员工,自主决定工资分配办法和奖罚办法;⑤自主安排自筹资金的用途;⑥自主调整院系及行政机构;⑦自主派出或接收留学人员。[8]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这些权力本身就是属于大学的,是大学发展的基础。由于在大学和政府的权力博弈中,政府以其特有的权力和资源对大学实施控制,并剥夺了大学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下放大学自主权”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严格来说,是大学自主权的回归,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基础。同时,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和文化组织,其发展受多种权力的影响和制约,非政府权力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发挥重要的作用,这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实。政府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合理地确定各个权力组织的权力边界对于促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是有利的。

管理权范文篇9

一、在区委的领导下，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主管与协管相结合、管人与管事相结合。

二、区委管理区直属各单位正、副局职(级)干部和正、副乡镇职(级)干部，区直属有关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上级党委有关规定，协助市有关部门管理垂直管理部门的副职以上干部。

三、区委组织部是区委管理干部的职能部门。受区委委托直接管理区直属各单位党委(党组)委员(成员)、副局级单位的副职、局长(主任)助理，乡镇纪委副书记、乡镇长助理，区直属有关企业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审批管理区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区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有关群团组织常委、秘书长；备案管理区直属各单位中层正职(含副局级单位副职)、乡镇各办副主任、乡镇妇联主席、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

四、区委统战部协助区委及区委组织部管理非中共党员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及人大、政协的非中共党员的常委；管理工商联、侨联常委、秘书长。

五、各乡镇党委、区直属各单位党委(党组)负责管理本单位中层(含副局级单位副职和非领导职务)及其所属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其任免必须事先征求区组织人事部门意见，并在核定的职数内按《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和区委有关干部工作意见执行。

未设党委(党组)的区直单位应以班子集体讨论的形式参照上述办法管理。

六、区委组织部正、副部长的任免须报市委组织部审批，区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区纪委常委以及法院、检察院、监察局、司法局、地方税务局、审计局、环境保护局、国土资源局、总工会、团委、妇联、工商联、残联等单位有关干部的任免，应事先征询市相应部门的意见；区公安分局、规划分局按市有关规定管理。

七、区委组织部具体负责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部门干部的调配管理，区人事局具体负责区直其他单位干部及乡镇干部的调配管理。

八、区委组织部应发挥牵头抓总协调的职能，会同区人事部门加强对全区干部管理工作的宏观指导和监督，发现违反规定的应及时予以纠正。

管理权范文篇10

关键词:从属性劳动关系;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风险分担;社会保险

人在工业社会，社会保险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建立的风险分担与化解机制。而在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风险的分担与化解不仅体现在雇主和劳动者缴纳保费的形式上，还体现在其参与整个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运营上。雇主和劳动者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即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其是维系社会保险独立，防止社会保险功能异化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所享有的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缺乏足够的关注与学术探讨，对由此带来制度设计上所存在的问题也缺乏深刻的反思。基于此，本文将指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违背了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原则，并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继而通过探究其背后的成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确定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应有的权利，从而构建一套真正体现社会法原理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一、问题提出: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

(一)现状分析。在现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无论雇主还是劳动者都不享有直接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依据《社会保险法》(以下简称《社保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的相关规定，雇主作为投保人在社会保险征缴法律关系中主要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和协力义务，前者主要是指缴费和代扣代缴社保费义务(《社保法》第60条)，后者主要是指围绕金钱给付义务展开的提供社保费有关信息的义务诸如登记义务(《社保法》57条)、申报义务(《社保法》第60条)以及协助检查、调查的义务(《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18条)。在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关系中，雇主则需履行社会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工伤申请认定的义务以及因未履行相应的金钱给付义务及协力义务而应承担的支付社保待遇的义务(《社保法》第50条等)。相应的，其享有转移保险风险、查询保险信息和一定的监督权。而作为被保险人的劳动者则履行诸如缴纳社保费(《社保法》第4条)以及协助投保人和保险人办理社会保险的义务。相应的享有诸如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社保法》第4条)和一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社保法》第60、61条)等。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并未规定雇主和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①(二)权利缺失的后果。从属性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导致了以下问题:首先，制度的向心力不强。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产物，由于从制度的产生到制度的运转都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真正参与，导致无论是作为投保人的雇主还是被保险人的劳动者都对制度本身缺乏足够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其次，制度的灵活性不足。无论是社保费费率费基的调整，还是社保待遇的增减都明显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协调。无论是之前一直居高不下的养老保险费率还是近年来一再推迟的国地税合并下的社保费征缴的转移，都足以说明现有的政府主导的社保制度缺乏雇主和劳动者的有效参与，制度运转脱离实际，不足以有效应对社会条件的变化。最后，制度独立性缺失。政府主导运营管理的社会保险制度，直接排斥了雇主和劳动者在社会保险运营事务过程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参与权和话语权的缺失，一方面无法有效监督社保基金的运营，容易导致基金流失，尤其个人账户的空转，另一方面，降低了参保人的自我保障的责任意识，雇主欠缴漏缴保费的现象以及被保险人骗保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缺失是对“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1］81的违背，并最终侵害了社会保险本身所应具有的自治性。

二、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法理基础

社会保险本质上是包括雇主和从属性劳动者在内的被保险人为组成成员的社会风险分担共同体。［1］82②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传统社会化解风险的家庭机制等要么被瓦解，要么被大大削弱，而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市场经济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风险效应急剧增强，如何合理分担损失成为整个社会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此种情况下，兼具有人身从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劳动关系参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更是一个休戚与共的风险共同体。这种风险共同体的产生是并非个人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由具有极强的人身从属性的劳动关系这一事实所决定的，是法律对其身份加以识别之后确定出来的。换句话说，雇主与劳动者作为风险共同体的这种资格从劳动关系产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存在，只是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才终于浮出水面，为人们所接受，并最终由法律确认而上升为一种法定资格。风险社会下的风险分担强调互助性和共济性以及利益的整体性，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雇主和劳动者更是具有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立基于分配正义所产生的社会法，则是通过相关主体之间共担风险来分担损失。基于从属性劳动关系而产生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是通过在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风险共担来进行利益的再分配，即风险共同体资格的法定性要求雇主和劳动者必须缴纳一定的保费来分担风险，即缴费义务的法定性。①简言之，风险共同体这一事实决定了成员资格的法定性，缴费义务的法定性是资格法定性在法律中的具体体现之一。此外资格的法定性还体现在参与社会保险运营决策或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上。一方面基于风险分担原则，社会保险本身具有保险的属性，表现在财务运作上，则强调保险财务独立于一般国库预算，具有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特征，国家不得将保费收入挪用于其他非属该社会保险承担之风险以外的社会支出［2］;另一方面风险分担原则又称团结原则，强调共同体存在为保证个体自由之目的，为了防止共同体目的的落空或异化，必须保证共同体须与其他主体适当分离以免被操纵而丧失独立性。［1］81同时，社会保险的辅助性原则要求个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个人的风险化解可以透过风险共同体本身加以解决，国家则有义务保证共同体的独立性，并促进其自我管理的实现。［1］82由此决定了实现社会保险目的的最佳手段，就是由雇主和被保险人独立地参与社会保险的管理和运营，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国家的干涉。总而言之，雇主和从属性劳动者风险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决定了风险共同体资格的法定性，一方面体现为缴费义务的法定性，另一方面则体现为管理社会保险事务权利的法定性。而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中，只有缴费义务的法定性，对参与管理整个社会保险事务权利的法定性丝毫不曾提及。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的背后进一步则表现为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险人法律地位的独立性不足，缺乏独立人事权、基金财产控制权和重大事务决策权等一系列权利。［3］

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缺失的原因

(一)制度障碍:计划经济下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现有社保体制的设计和构造是在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劳动力体制改革背景下发展而来，从一开始就是以国企改革的配套措施推进。这种被动配套的改革定位和取向，决定了社会保险人机构设置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行政体制色彩。从时间上看，1992年党的十四大刚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才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骤和措施，其中明确要求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同年颁布的《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一九九三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中就出现了经办机构，即使稍后颁布的《劳动法》也没有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给出明确定义。“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不可能一夜之间转变，市场经济的理念也非能够一蹴而就”，［4］在政府主导的国企改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更不可能彻底改变，这就决定了作为国企改革配套措施的社会保险体制中的保险人设置带有先天的计划经济烙印，不可能让雇主和被保险人以权利人主体的身份参与管理社会保险事务。(二)经济障碍:转轨成本中政府责任的缺失。“转轨成本是从国家—单位保障制向国家—社会保障制转变，现收现付型财务机制向统账结合型财务机制转变的必然结果”，［5］但是化解制度转轨成本的配套措施始终未能跟进，尤其以养老保险制度中的视同缴费现象尤为突出。视同缴费的方式虽然保障了部分劳动者在制度转轨成本中的权益，但是依据现有法律(《社保法》第13条)规定应由政府承担的这部分养老保险费却一直迟迟不能到位。一方面由于养老保险待遇享受的迟延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背景下政府“扩权卸责”的特色导致政府主导的制度改革不可能也不愿意将雇主和劳动者所应享有的参与社会保险运营决策的权利法定化。(三)观念障碍:社会保险自治团体的认识不足根据上文的分析，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决定了雇主与从属性劳动者享有参与社会保险运营决策的权利，并原则上排斥其他主体(主要是国家)的干涉。但是从我国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一方面政社不分的问题一直很严重，另一方面政府对社团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或极强的控制欲，比如我国工会、消费者协会等都具有极强的官方或半官方色彩，不可能获得完全独立的发展，也不允许获得独立的发展。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对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认识偏差导致的。这最终导致社会保险人只能依附于政府发展，表现为社会保险人经办机构的人事权、基金财产控制权和重大事务决策权等附属于各级政府以及政府编制部门、财政部门、社会保险行政主管等行政部门。［3］113

四、域外经验借鉴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险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管理组织(AdministrativeOrganization)

大致呈现以下特点，社会保险通常由半自治的机构或基金负责运营与管理。这些机构通常受一个政府部门的统一监督，但在其他方面基本上是自治的，由包括劳动者、雇主和政府代表的三方委员会组成。也有一些是由劳动者和雇主代表或劳动者和政府代表组成。如果保险针对不同的职业、工薪阶层和有薪雇员或自营职业者单独组织，则每个险种通常都有单独的机构或基金负责管理运营。在其他情况下，对福利的管理则由相关政府部门直接负责。［6］具体分为以下两种①:以德国、奥地利为代表的自治模式。德国的社会保险机构属于实行自治管理的公法人主体，一方面独立于政府之外，接受政府监督，另一方面则由雇主和被保险人选举的代表一起负责社会保险的管理运行。［7］奥地利联邦宪法规定了社会保障“自治”的行政管理形式，以确保人民有效参与管理。［8］在联邦劳动、社会事务和消费者保护部以及联邦财政部的监督下，由自治养老机构组成的社会保险机构联合会负责养老保险运营，该联合会由被保险人和雇主的当选代表组成;医疗保险则由被保险人和雇主选举组成的九个区和五个职业病基金负责保费征缴和相关待遇的给付。［6］以美、日为代表的政府直接管理模式。美国的老年、遗属和残障保险由社会保障管理局负责，通过地区项目中心、地区办事处和分支机构管理运营。［6］社会保障管理局是政府行政部门的一个独立机构，负责验证申请人身份，发放社会保障号码;审核、建立及维护申请人收入记录;按时发放社会保险待遇;核实证据，裁决争议等。［9］日本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归厚生劳动省直接管理，共济年金由不同的基金会管理［10］;厚生劳动省健康保险局负责监督国民健康保险和雇员健康保险，地区卫生福利局和各道府县监督地方保险运营状况。国家健康保险由市政当局负责保费征收，并与各道府县共同管理运行，雇员健康保险由健康保险协会负责管理运营和保费征收，老年人健康和医疗保健则由市政当局负责保费征收，并与县级老年人医疗保健计划区域联合会共同管理运营。工伤和失业保险则由厚生劳动省劳动标准局负责管理，具体由道府县劳动局和地方劳动标准检查办公室负责保费的征缴。［6］与德国、奥地利的自治模式相比，美、日的政府直接管理模式并没有完全体现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与辅助性两大基本制度原则，至于背后的成因固然与两国的社保制度发展进程、制度模式、传统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11］与整个民族生活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相关，［9］但本文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则是与该国的劳资关系有关。美国工会力量远不如德国等欧洲国家那样发展壮大，对工会的根深蒂固的反对植根于美国的管理者的理念和许多企业文化中，［12］44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雇主都强烈反对工会代表权并力图阻止工会代表权选举。［12］172反观德国，尽管劳资之间也存在冲突，但是纵观其工会发展的历史，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雇主协会已经完全承认了工会的地位，并且在维护劳动者利益方面，呈现工会与企业委员会二元格局同时并存的局面，成为产业民主的典范。德国强大的工会组织以及良好的劳资关系决定了二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相互合作自主解决和处理相关的社会保险问题，而美国工会力量的弱小以及相对糟糕的劳资关系导致政府的介入甚至主导社会保险的管理与运营成为可能。上述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政府的监督下，自治模式一方面由于直接保障了雇主和被保险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较好地增强和提升了参保人对社保制度的理解和认同，唤醒了自我保障的责任感，［13］促进了整个社保制度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既保证了政府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的国家责任，又避免了因政府承担过多公共事务而出现的效率低下以及制度异化等不良现象的发生。不过，这种模式要求较高的政治社会条件，而且容易强化行业和地区之间社会保障的差异，不利于政府意图的贯彻实施和公平保障的实现。［14］政府直接管理模式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政策的公平性和统一性，但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社会保险事务的管理会在很大程度上有损社会保险制度的独立性，一旦社会保险运转出现问题或政府本身运转出现问题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必将减损参保人对社保制度的认同感和信服，造成大的社会隐患。此外，由政府直接运营社会保险事务也存在诸如效率低下与成本不可控等问题。不过，虽然美、日的政府直接管理模式没有规定雇主和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但其完善的法律制度、强烈的公民意识和强大的媒体监督等都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社会保险功能，从而保障了参保人等的利益。以上模式虽有区别，但“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各国经办机构发展的方向日趋统一，即逐渐从公务员型的人事和工资体制中摆脱出来，按照法人治理模式，将人事权逐步独立，经办费用按照一定的比例从基金中提取，并在政府的适当干预下独立承担运营基金盈亏的责任”［11］。

五、确立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前提与建议

(一)确立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之前提———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人。1．社会保险人独立的必要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现代化的挑战，还有后现代化的挑战。现代化要求一方面通过民主化进程推进现代化政府组织的成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市场化进程促进现代企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但我国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传统体制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以上任何一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大大延缓。与此同时，政府和市场的“二次失灵”①［15］139现象在我国也开始显现，进而促进了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出现了诸如工会、消协以及环保组织等以提供互益或公益为代表的第三部门即非政府或非营利部门的产生与发展。现有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的发展需要借力第三部门的发展才能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即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促进公民自治意识的产生与发育并进而与第一、二部门形成有效互补。［15］149推进社会保险人的独立设置，一方面是社会保险法理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并进而有效促进雇主和被保险人公民自治意识的产生，从而真正推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治化三位一体的现代化转型。②社会保险人作为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和反对党，后者与政府之间可能有合作或者对抗的问题，继而会产生双赢或者零和的结果。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保险人至少在逻辑上与政府之间不存在上述问题。［16］2．社会保险人独立的可行性。(1)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提供了经济契机2017年底国务院印发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具体部署，旨在通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来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2019年7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国资划转社保的工作，将全面推开。将有35家中央企业实施划转，总计58家央企涉及6600亿元资产将划转社保。［17］该资金的划转一方面固然是在社保降费和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的背景下，着眼于保证未来各地养老金的足额发放，但另一方面实际是在暗补1997年改革时所欠下的历史旧账和制度转轨成本。随着国有资本划拨逐步到位，历史欠账的还清有助于排除保险人独立的经济障碍。③(2)国家机构深化改革提供了制度契机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一方面提出了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另一方面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党政群所属的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都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只有把包括其在内的国家治理体系基本单元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18］而加快健全符合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和经办服务体系，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其独立性缺失或行政化色彩过浓的问题。(二)确立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权的具体建议。1．构建独立的社会保险财务体制。一方面依照《社会保险法》第13条，完善制度转轨成本化解机制，明确政府承担历史欠账的主要责任，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责任承担比例，①通过加快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和部分国有土地收益划转等方式尽快补足历史欠账，［19］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险的二元分立，明确社会保险的精算平衡原则与政府的制度担保责任，根据具体的制度设计，完善政府补助社会保险的标准，完善相关的预算及救济程序，以保证社会保险财务的独立安全运转。［20］2．培育独立的社会保险人的公法人地位。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以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为核心的政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将政府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管理者变成竞争生产的组织者。［21］93当下，为实现社会保险人法人地位的独立，切实保障参保人的利益以及对制度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基于社会保险的风险分担和辅助性原则所要求的自治性，应借鉴公法人制度改造现有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地位，采取公法上的公法人社团形式。一方面，在内部章程中明确规定雇主和劳动者享有诸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决策权、知情权以及监督权等社会保险事务管理的权利;另一方面在组织设计方面，以雇主和被保险人(主要由工会代表被保险人)组成成员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相关的重大决定由全体成员大会或由其选举出来的代表机关决定，同时设立理事会作为一般决议与执行机构，由其负责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与管理以及社会保险待遇的发放等目前由社保经办机构负责的日常的管理职责。［21］87

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