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完善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02:48:33

构建完善

构建完善范文篇1

一、全面认识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丰富内涵

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是各级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党政人才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对评价对象的素质、能力进行综合检测与认定的整个过程的内在规定。这一机制包括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两部分。

(一)构成要素

1.主体要素。即党政人才评价认可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才工作决定》,第6页)因此,权利主体是指与认可对象相关联的党内外群众;责任主体是组织实施党政人才评价认可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即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

2.对象要素。即可列入评价认可范围的人员。各级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或拟担任公务员序列领导职务的其他人员,均是相应认可主体的评价认可对象。

3.标准要素。即实施党政人才评价认可的标准依据。包括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和业绩、发展潜力、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基本标准。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用人导向变化,评价认可的具体标准呈现相应变化。

4.路径要素。即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表达评价意见和认可意愿的途径、方式。评价认可的基本途径主要包括干部考察、干部考核等;评价认可的主要方式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决定和民意调查、实绩分析、公示以及日常监督等。

5.制度要素。即上述各要素的内在规定以及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实体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代金平、何宏兵:《健全党内民主参与机制的若干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30页)

(二)运行机理

上述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它们的交互作用形成4个动态系统:

1.前期准备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根据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需要,及时研究提出评价认可党政人才的前期预案。包括明确评价认可的具体标准,界定评价认可的权利主体和评价对象,选择适合的评价认可路径,研究采取实施评价认可的保障措施,等等。

2.信息采集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按照确定的评价认可路径,组织相关权利主体对认可对象表述评价意见和认可意愿,同时收集、汇总这些表述评价意见和认可意愿的评价信息。

3.结果确定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对各种途径收集到的评价认可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核实,依据评价认可标准研究提出认可结果,并将结果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公示。

4.机制保障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提供保证机制运行的条件,并及时处置违规行为。此外,相关责任主体还要根据权利主体、评价对象以及外在条件的变化,及时研究改进认可机制中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以确保认可机制的先进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二、当前党政人才评价认可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干部任用条例》要求,围绕落实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探索扩大干部工作中民主的方法和途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政人才认可机制。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党政人才认可机制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两“质疑”、一“降低”:一是评价认可信息的真实度遭“质疑”。有的评价对象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拉票”,以致在评价认可的权利主体中出现“利益票”、“人情票”。二是确定认可结果的方式方法的科学性遭“质疑”。有的责任主体在确定认可结果时存在“唯票取人”或“唯责任主体意愿取人”的倾向。三是有的评价认可结果公信度“降低”。上述两个“质疑”直接降低了部分干部群众对评价认可结果的信任度。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暴露出目前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的环节。这些不健全和不完善的环节可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的“不适应”。

(一)评价主体范围的宽泛化与评价主体全方位了解评价对象信息的要求不适应。评价主体全方位了解评价对象的情况是有效表达评价认可意愿的基本前提条件。评价认可机制的关键环节是参与评价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评价对象过于宽泛,如规定凡符合某种条件的干部均在评价认可之列,一次推荐认可的范围可能有几十或上百人;有时评价对象又过于局限,如符合年龄条件的女干部,有的地方仅局限于一、二人。但无论何种情况,在确定参与评价主体范围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扩大的趋势和“一刀切”模式,参与评价的部分权利主体与评价对象的关联度较低,有的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情况了解不多或根本不了解,直接造成部分评价认可信息失真,以致评价认可信息的真实度有时遭“质疑”。

(二)评价认可标准的抽象化与评价主体认知能力的现状不适应。根据职位要求制定明确具体的评价认可标准,是提高评价认可信息质量的又一前提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事先给定的评价认可标准过于原则、笼统和抽象,难以据此全面准确衡量评价对象履行职责和德才表现等情况,加之参与评价者由于自身阅历和知识水平不尽相同,有的与评价对象关联度不高,这样势必影响到评价认可信息的准确性,以致评价认可信息的真实度有时遭“质疑”。

(三)采集评价信息路径的单一化与综合评价认可对象的要求不适应。完善的评价认可机制是建立在多渠道、多方式采集评价对象信息并进行综合分析基础上的。信息采集路径的完备性决定了信息采集的综合性,进而决定认可结果的公正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通过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采集的信息,有时成为评价认可的主要或者唯一依据,而干部考察和考核中获取的信息,没能与日常干部监督、后备干部管理以及党委和组织部门平时掌握的信息有效衔接。这样,以相对单一的信息渠道采集到信息为主要或唯一依据得出的认可结果,有时会不可避免地遭“质疑”。

(四)确定各层次评价信息权重的非制度化与认可结果确定系统科学性的要求不适应。完善的评价认可机制要求对采集到的各层次评价信息按照评价主体关联度不同确定不同的权重,并依此权重得出综合评价信息和评价认可结果。在实际工作中,同一评价主体的评价信息在不同的评价过程中往往占有不同的权重,以致出现所谓的“唯票取人”或“唯责任主体意愿取人”的现象。由于各层次评价信息权重确定非制度化因素得出的认可结果,有时也会遭到“质疑”。

三、正确把握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努力方向

(一)要牢牢把握扩大民主的重要取向。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核心是贯彻落实好扩大民主的要求,从机制上保证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党员群众在干部工作中的有序参与。同时,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同时包含量和质两方面的要求,不能简单把扩大党员群众的参与范围等同于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要紧紧围绕落实党员群众在干部工作中的“四权”,将适合党员群众表达自身意愿的方式方法以及正确集中他们意愿的科学做法,以党内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用制度规定来保障保护党员群众参与干部选拔任用的正当权利和积极性,保障和体现党员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意愿表达“质”的要求。另外,还要看到,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是一个积极稳妥的渐进过程,要认真遵循“先试点,后推广,再形成制度”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把扩大民主的速度与党员群众的适应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扩大民主的时机和速度,审慎考虑制度的合理性、适度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体现既积极又稳妥的要求。

(二)要努力实现重点环节的创新。解决当前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突出问题是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重点环节。实现重点环节的突破,要遵循人才测评的一般规律,吸收借鉴当代人力资源测评技术的最新成果,同时准确把握和体现党政人才的特点。这些重点环节包括:围绕评价对象与评价主体的关联度,科学界定参与评价的权利主体范围,增强评价主体的权威性;围绕提高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的认知度,积极发挥评价责任主体作用,研究采取以组织途径推介评价对象信息的方式方法;围绕贯彻党的干部标准和用人导向,研究确定区别不同职位的具体履职标准,提高评价认可标准的可把握程度;围绕全方位了解掌握评价对象表现情况的要求,体现信息化社会的时代特征,建立动态的覆盖面广的评价信息采集路径;围绕保障各层次评价主体权益的要求,研究确定具有较强科学性的各层次评价信息权重,并形成相应的制度规定,等等。

构建完善范文篇2

1企业会计监督的含义

目前,我国针对企业会计监督,尚没有一个对其的统一定义,市场也没有对此方面的一致化解释。但综合当下社会对于企业会计人才的需求分析,可知大部分企业招聘的会计均为经济类型的会计,此种类型的会计人才在企业中执行的社会行为,与企业会计监督人才所执行工作是存在一定雷同的,因此可以近似的将经济类型会计人才近似看作企业监督会计人才,以此用于实现对企业社会经济活动的制约与社会发展的权衡。除上述提出的分析,也可将企业会计监督定义为一个针对企业的社会内部制约机制,而此种机制也是一个支持多元主体协同监督多层次机制,企业会计监督在此过程中由监督主体、监督客体、监督目标等多元内容构成[3]。其中客体可作为主体的对象,主体执行监督行为,所依托或参照的文件为新会计准则。在遵循法律全面覆盖的原则与规律下,对客体进行目标的监管,并结合合法性与合理性与原则,执行的独立监督管理行为。

2企业会计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2.1细化企业会计监督机制项目内容

在传统会计监督机制中,企业仅要求会计核算部门将确定收入项目款项,与项目尾款款项融合在一起进行统计核算,即在开单核算过程中,直接统计项目的支出金额、成本金额与收入金额[4]。但随着现代化会计相关制度的完善与相关监督管理手段的创新,传统的会计监督机制已在企业发展与建设中被淘汰,一些新的工作内容与工程项目被引进,也因此,企业会计监督机制项目内容要及时做出调整。在调整企业会计监督机制项目内容过程中,其首要工作为细化企业会计监督行为中对账务与项目的核算方式,即将企业传统会计监督机制项目内容中的账务收入确认行为与工程项目尾款结算行为进行行政分割处理,采用明确划分企业监督项目内容的方式,使企业会计监督机制项目所呈现或展示的最终结果展示更为清晰。同时,在完善与构建全新会计监督机制的过程中,应直接按照企业会计监督机制项目的实施流程,在项目的账单中,对账务类型进行划分处理,划分的标准可以是项目规模,也可以是项目的实施方式,总之,应结合基础账务监督和核心账务监督协同处理与管理的方式,取代传统会计监督机制项目管理方式[5]。并在此基础上,将上文提出的前者账务内容,结合企业社会经营与建设项目中内容属性的划分,将其归类为企业市场经营中所需的设备采买内容、设备安装与维修内容、养护与管理内容、待摊内容、前期监督内容、基建投资管理内容等详细资金内容。并由企业会计监督人员,对企业在不同工作阶段所执行的资金处理工作、账务核算工作、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支出资金的市场流向等,进行企业内部监督机制的详细记录[6]。当企业完成一个独立项目的实施后,企业会计监督人员将联合其内部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对项目进行转接或对接处理,按照企业经营标准与市场金融汇率的变化趋势,在企业内实施账目对接的最后监督工作,并将企业在此过程中获取的利润等收入转入固定资产所属范畴。综上所述,在社会经济发展制度不但变更与持续完善的条件下,传统的企业会计监督工作行为、传统企业会计监督机制项目内容被细化,无论是企业发行项目中所需的金额、后期企业会计监督人员对项目获取盈利的核算,或是监督行为对工程项目的所属类别的划分,将均由企业监督价值中的核心管理人员进行合理分工[7]。上述提出的措施,不仅实现了对企业生产项目在市场的发展与经营现状的实时反映,更是使企业在社会的发展具备了更为实际的应用价值,与我国当下金融行业的建设具备较高的适配度。

2.2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

要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所协同的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应在明确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内部不同工作人员行为的基础上,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通过对会计人才工作行为的统一,确保监督机制可在企业市场运营中发挥更高的价值与功能。因此,在相关工作中,其首要工作为提升企业对外发展项目执行行为的规范化程度,在掌握不同工程项目监督难度的基础上,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并结合企业不同建设项目、不同工程项目合同、多种津贴内容,结合会计监督准则,对企业发展中盈利对象与分红对象进行划分[8]。此时,可以将企业在社会经营中生产产品所负担的职工薪酬视为固定资产成本,而除此之外所产生的一切成本均为其他职工薪酬。在对不同合同的监督标准划分过程中,企业监督人员需要结合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成本、经营方式,以提高盈利的最终目的,坚持会计权责发生制,最大限度上保证企业监督机制分立标准与企业对外公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并坚决杜绝虚假信息等可能对企业会计监督价值机制造成干扰的内容,确保监督行为发生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企业固定资产价值造成影响[9]。因此,在相关工作中,企业会计监督机制需要结合对当期费用的计算,进一步掌握监督行为的执行对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建设中财务核算工作实施产生的具体影响。此外,在建设与完善企业会计监督机制过程中,应综合当下市场的新会计准则文件,明确市场发行的最新文件在在原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合同分立条件,也就是说统一不同会计合同的分立标准必须满足追加资产建造的前提条件[10]。例如,社会生产企业在进行资产建造后资金追加行为后,其监督管理的项目可能会与原有会计监督追踪的内容产生一定差异。因此,在建设企业会计监督机制过程中,应尽可能排除或降低传统项目或早期制定合同的价款,对后期会计监督行为所产生的影响。结合金融市场的新会计准则内容,以此作为企业会计监督机制设定的标准,结合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单项合同内容,将新文件与新标准融入企业会计监督机制的分立标准建设过程中,使监督行为的实施更加标准化与制度化。基于此可直接认定,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需要综合新会计准则文件内容,并且只有在保障了企业对外发展过程中,多项会计内容具备显著完善性的基础上,对会计监督机制的合理性进行进一步规划。在研究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的过程中,一旦出现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的情况,应统一不同会计合同的分立标准会具备一定的难度系数,必须在实现做好减值准备,并以此作为企业在市场经营中的当期损益。考虑到此种行为对企业发展与建设造成的损失具备不可转回性,甚至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显著影响。因此,在建设在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时,需要考虑当期损益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如果影响较大,必须重新核算企业业绩,结合企业业绩与企业在市场中的实际规模,重新制定并整理分立标准内容。除上述提出的内容,在建设分立标准中,也应全面考虑到市场运营时间的变化也会对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造成较大的影响。因此,在综合时间的差异性,对企业会计核算工作部门的行为执行标准进行统一化处理,降低项目资金核算对分立标准建设的影响,保障企业分立标准的质量。综合上述对此方面展开的设计与分析,可知要建设企业会计监督机制,不仅要结合新会计准则内容,从薪酬的本质出发,同时也应当全面考虑到企业内部持股人员与受益对象的资产范围,以提高企业对财产及成本的规划力度,执行统一企业会计监督机制分立标准的社会行为,通过此种方式,确保企业相关社会行为的规范性,进而保证企业财会人才对工程项目的核算精度,以此实现资本化范围在市场内的扩大化。基于此,完成对企业会计监督机制的建设与完善。

3结束语

构建完善范文篇3

关键词:政府咨询机构运行机制构建

一、行政咨询的含义

行政咨询的含义

静态意义上的行政咨询作为一项政府决策的辅助活动,其主体应是一种政府行为,咨询机构只是政府的受托方,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任务,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不作具体的行政决策,不承担具体的行政决策的政治责任。动态意义上的行政咨询是咨询主体咨询机构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为政府行政活动提供智力支持的一种行为。

二、中国行政咨询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行政咨询的现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起步晚,发展迅速,前景光明,问题不少。

(一)起步晚。我国行政咨询起步更晚,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末才陆续有一些咨询类专著问世,进入新世纪才出现研究行政咨询的专业文章。

(二)发展迅速。行政咨询在我国尽管还是一个新生事物,但一经产生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党和政府为了增强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也在大力倡导政府部门强化政府决策的咨询工作,并通过法律形式规定政府重大项目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咨询程序,为行政咨询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极大地推动了行政咨询事业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

(三)前景光明。随着我国改革与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党和国家对政府部门决策的科学性要求将必然越来越高,行政咨询作为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的重要手段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中国行政咨询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行政咨询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实现管理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手段,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咨询机制的构件与完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考虑行政咨询系统内部的改革与完善,还需要为行政咨询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

政府作为行政咨询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咨询任务的授权者,咨询结果的接收与潜在使用者),对于咨询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政府的改革与完善,为行政咨询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规范政府的决策与执行程序

行政咨询作为政府决策的辅助工具,其作用与意义未必能为所有的当政者所认识。特别是在法制尚不十分健全,个人决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国,更有必要强化决策的制订与执行程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执行的规范性。

2.强化政府重大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

实行政府重大决策失误的责任追究制,是实现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重要保证。“行政问责制”将有助于遏制行政决策过程中“以主观意志代替科学方法、以个人喜好代替科学精神”式的决策行为,有利于行政部门在行政活动中形成自觉接受行政咨询的习惯。

3.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信息共享的机制

咨询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能够获得真实可靠的相关信息,这也是作出正确咨询结论的前提条件。行政咨询同样也离不开准确的信息支持,特别是与咨询内容相关的行政信息的支持。为了使行政咨询活动能够顺利开展,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改进自身的工作方式,建立规范的行政信息收集与整理制度,尽快建立政府信息资源库。对于政府信息中不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应向社会公开,建立政府与咨询部门信息共享的机制,为咨询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加快信息咨询机构的建设与完善

有效的政府运行机制只是为行政咨询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行政咨询事业能否获得真正的发展,更需要行政咨询机构强化自身建设,提高咨询工作的质量。

1.建立独立的信息咨询机构

独立性是咨询单位作出客观公正的咨询结论,防止主观因素干扰咨询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为了咨询事业能够获得健康发展,需要根据具体实际,有步骤、分阶段将一批原属于政府部门的咨询单位推向市场,划清咨询单位与政府部门在人、财、物等方面的联系,使咨询单位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

2.强化对咨询业的管理

(1)加强对咨询机构的管理。第一、严格行业准入制度,强化对咨询机构的资质认证与专业审查。第二、严格监督咨询机构的运行程序。咨询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活动,从咨询项目的确定到咨询结果的评估审定是一个十分严谨的科学过程,需要遵循严格的运行程序。

构建完善范文篇4

政策始于问题,之所以需要某项特定的公共政策,就是因为需要解决某种特定的实际问题。与政策问题构建相关的社会问题有着巨大的复杂性,人们对它们的认识和判断受着诸多非统一的个体性因素制约(如社会地位、伦理道德、经验知识等)。如何认识社会问题,如何筛选问题,谁参与筛选问题,不同的方式将导致政策方案的大相径庭。一个事实是否构成问题,一个问题是否构成政策问题,会面临着很大的异议。谁能在问题构建上把握主导权,就能自然的在这之后的系列环节中占据主动权,就有可能形成有利于自己的价值分配格局。反之,一项利益要求如果不能顺利地通过政策输入途径到达政策制定系统,那么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政策问题构建上一直存在着“内部输入”的问题。“内部输入”这一概念最早源自于美国学者罗杰•W•科布。在他的《比较政治过程的议程制定》一书中,将政策议程的模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内在提出模型、动员模型和外在提出模型。这里的内在提出模型即是“内部输入”。

根据张小明在《内部输入:解读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输入机制》一文的定义,“内部输入”是指“来自于系统内部的对政策制定系统的要求和支持”张文指出,在“内部输入”模式中,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制定系统外部的社会利益群体输入到系统中去,而是以党组织和政府官员主动进行利益要求的认证和利益综合的输入。这一决策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与大一统的集权体制相匹配的,因而运行平稳。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决策方式又与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强政府”)相匹配,因而长时间延续下来。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运行,政府范围的逐步收缩和人们价值取向、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内部输入”的机制从公正性和实效性这两个方面受到了挑战。

从公正性方面,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将政策问题的构建权垄断在一个群体内,容易使政策的目标方向和公共性质根据系统内部成员的偏好发生偏移,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从实效性方面,在现代背景(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内部输入”模式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政策对社会反应极慢,许多公共问题存在已久,直到危机爆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非典危机”即是一例证);二是更多地呈现“单方案决策”,社会公众无法输入其它有效的方案,不能多方案的择优,从而影响了政策质量。

2公众议程:政策问题构建的结构性缺失

针对传统“内部输入”的弊端,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进行“决策机制科学化、民主化”取向的改革。通过分析相关的改革措施,可以发现,虽然一方面进行着论证机制的改革,但另一方面仍将提出机制和决定机制置入政府系统的“黑箱”(系统外成员几乎很少能获知相关信息),在政策问题构建环节上结构性的缺失“公众议程”。

当前的决策机制改革的主要集中在对圈定的“重大事项”进行咨询和论证上。而没有通过制度化来保证系统外群体有效提出政策问题,使不在政府认定的“重大事项”之内的其他社会问题很难进入政府视野,从而减少潜伏的社会问题由忽略到恶化,再到爆发的风险。“非典”危机使乡村卫生体系的问题进入了政府视野,但在“非典”之前,这一问题一直被政府忽略,这就是缺乏制度化政策问题构建的例证。

优良的政府政策能力(科学化、民主化)不仅应当包括广泛的论证机制(政策方案制定),同时应包括广泛的提出机制(政策问题构建)和有效的决定机制(政策方案的通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两种基本政策议程,即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公众议程本质上属于讨论议程,由那些已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关注并且属于政府权限范围内的有必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组成;而政府议程则是由那些已引起政府决策者的觉察和关注并可能采取具体行动的事项构成。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的提出,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共问题进入公众议程加以讨论,然后引起决策者的关注从而进入政府议程,最后才形成政策问题并由政府决策者加以确认。在当代中国,公众议程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政府改革“内部输入”模式的努力:

(1)当政府系统垄断着政策问题的创建权时,它就不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政策保持中立的态度。因为它对待不同信息的敏感度和偏好度是不同的。凡是有利于其所提政策问题的信息和建议,将会受到格外重视,做出快速的反应,而其他信息则会被“淹没”掉,形成“择我所需,用我所择”的模式。并非正常的“社会互动,专家参与”,只是专家的某一观点的与政府系统的偏好相契合,而融入了政府的政策问题,并迅速纳入了决策程序,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大量其他专家的信息和要求被有意或无意的过滤掉了。

(2)当政府系统垄断着政策问题的创建权时,它对所提问题的牵涉方面有着天然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公众议程的帮助,政府系统不可能考虑周全某一问题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因此政府系统在对政策进行论证时,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组织专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政府所构建的政策问题是哪一领域的,在意见征集和专家论证时就会侧重于组织哪一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得到积极评价后“充满信心”的实施。由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是广泛的,政策问题经过部分专家和学者的论证和支持后,最终进入政府政策议程并形成的政策方案,很在解决社会某方面问题的同时,又给社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失。

(3)当政府官员垄断着政策问题的创建权时,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一旦缺失了“公众议程”的强力制约,会产生“寻租”机会,可能导致官员、学者和某一社会利益团体的结盟,使大量有利于己的政策问题源源不断地进入决策议程,压制其他政策问题的进入,形成“恶性的隐性内部输入”。目前所兴起的对部分“专家”的立场和利益背景的质疑(主要是对部分经济学家),也体现了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公众议程的结构性缺失,将导致现行决策机制改革的众多措施成为“表面文章”,形式上的“专家参与决策”(当前各级政府所热衷的决策模式)面临着被异化为“隐性内部输入”的危险。

3完善政策问题构建机制的对策建议

(1)建立稳定的公众议程场域。

一方面,改革与完善现有的尚不完备的公众议程场域。政策输入的过程也就是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过程。各级人大和政协组织是群众性利益表达和初步综合的重要途径,承担着重要的政策输入功能。人大代表都是经过选举过程产生的,作为社会各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通过提案、建议、批评等形式直接进行利益表达和一定的利益综合。因此能否将社会问题纳入到政府政策议程,人大、政协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吸收更多的更能广泛反映社会群体利益要求的代表,逐步增强人大的“外部性”色彩,并尝试在一定层级上(如县区)推行“官不进人大”,稳步减少人大的“内部性”色彩,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人大在政策输入上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加快构建新的公众议程场域。新闻媒体常常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因其特殊的性质、地位和影响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为社会成员充分而迅速地反映其利益、愿望和要求,提供一个重要的手段和途径。新闻媒体能够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是一个能较客观、充分反映和讨论社会问题的有利平台,许多问题经过媒体报道后,容易很快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一定的众舆论,加快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有利于政策问题的解决。因此,适当放松对新闻媒体的管制,加强政府系统对新闻信息的反应,也是构建公众议程场域的重点之一。

(2)构建广泛的公众议程主体。从数量上看,个体社会成员是公众议程的主要参与者。但是根据其他国家的实际经验,各式社团组织(如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等)才是公众议程的主导性力量,是使公众议程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一般来说,由一个组织来提出问题,比分散的个人提出要求更有力量和理性,也容易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和呼应,更有利于使问题进入政府政策议程。群众性社团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当给予鼓励和支持。

群众性社团组织将单个社会成员分散的、零碎的要求加以集中和归纳;系统地反映其所代表的行业或阶层的利益、要求和呼声。促使这些利益要求列入政策议程,从而争取公共资源来满足这些利益要求。现阶段出现的一些个人和群体采取激烈的方式,向政府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提出他们的政策问题,以期获得解决。他们所表达的利益要求能否最终获得满足,则完全取决于政府对它的体察和认定。这种激烈的利益表达的普遍化表明了当前社团组织作为公众议程主体的缺位。所以,有必要构建独立的公众议程主体,疏通和规范公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政策输入途径,避免出现激烈的利益表达方式,形成公众与党和政府的良性社会互动。

(3)设计恰当的公众议程序列。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整社会公共利益分配的一种工具,公共政策过程就是公共利益分配的过程。公众是公共政策实施的最终接受者,理应对政策输入和政策输出拥有表决权。当前,我国的公共决策的法制化程度不高,缺乏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完善的法律手段,主观随意决策现象屡屡发生。有些领导依主观偏好在一组备选方案中选择自己偏好的方案,少数领导者凭经验甚至主观设想拍板决策的情况并未绝迹。

政策输入过程的公众议程使更多社会公共问题进入政府政策议程,解决了政策问题构建上的内部输入问题,但是,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有效的政策方案,并付诸实施。政策方案的优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对于某些事关全局而又备受争议的公共政策,不仅应当在政策输入时安排公众议程,还应当在政策输出时赋以公众议程表决的权力,保证最优的政策方案的得以通过和实施,从而最大限度的防止不良政策产生。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2]张小明.内部输入:解读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输入机制[J].宁夏社会科学,2000,(5).

[3]孙光.现代政策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构建完善范文篇5

一、全面认识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丰富内涵

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是各级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干部路线、方针和政策,运用党政人才评价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对评价对象的素质、能力进行综合检测与认定的整个过程的内在规定。这一机制包括构成要素和运行机理两部分。

(一)构成要素

1.主体要素。即党政人才评价认可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中共中央、国务院《人才工作决定》,第6页)因此,权利主体是指与认可对象相关联的党内外群众;责任主体是组织实施党政人才评价认可工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即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

2.对象要素。即可列入评价认可范围的人员。各级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或拟担任公务员序列领导职务的其他人员,均是相应认可主体的评价认可对象。

3.标准要素。即实施党政人才评价认可的标准依据。包括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和业绩、发展潜力、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基本标准。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用人导向变化,评价认可的具体标准呈现相应变化。

4.路径要素。即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表达评价意见和认可意愿的途径、方式。评价认可的基本途径主要包括干部考察、干部考核等;评价认可的主要方式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决定和民意调查、实绩分析、公示以及日常监督等。

5.制度要素。即上述各要素的内在规定以及各要素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实体性制度、程序性制度和保障性制度。(代金平、何宏兵:《健全党内民主参与机制的若干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第30页)

(二)运行机理

上述要素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它们的交互作用形成4个动态系统:

1.前期准备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根据领导班子建设实际需要,及时研究提出评价认可党政人才的前期预案。包括明确评价认可的具体标准,界定评价认可的权利主体和评价对象,选择适合的评价认可路径,研究采取实施评价认可的保障措施,等等。

2.信息采集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按照确定的评价认可路径,组织相关权利主体对认可对象表述评价意见和认可意愿,同时收集、汇总这些表述评价意见和认可意愿的评价信息。

3.结果确定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对各种途径收集到的评价认可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核实,依据评价认可标准研究提出认可结果,并将结果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公示。

4.机制保障系统。实施评价认可的责任主体提供保证机制运行的条件,并及时处置违规行为。此外,相关责任主体还要根据权利主体、评价对象以及外在条件的变化,及时研究改进认可机制中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以确保认可机制的先进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二、当前党政人才评价认可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根据《干部任用条例》要求,围绕落实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积极探索扩大干部工作中民主的方法和途径,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政人才认可机制。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党政人才认可机制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两“质疑”、一“降低”:一是评价认可信息的真实度遭“质疑”。有的评价对象采取种种不正当手段“拉票”,以致在评价认可的权利主体中出现“利益票”、“人情票”。二是确定认可结果的方式方法的科学性遭“质疑”。有的责任主体在确定认可结果时存在“唯票取人”或“唯责任主体意愿取人”的倾向。三是有的评价认可结果公信度“降低”。上述两个“质疑”直接降低了部分干部群众对评价认可结果的信任度。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暴露出目前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的环节。这些不健全和不完善的环节可主要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的“不适应”。

(一)评价主体范围的宽泛化与评价主体全方位了解评价对象信息的要求不适应。评价主体全方位了解评价对象的情况是有效表达评价认可意愿的基本前提条件。评价认可机制的关键环节是参与评价权利主体范围的确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评价对象过于宽泛,如规定凡符合某种条件的干部均在评价认可之列,一次推荐认可的范围可能有几十或上百人;有时评价对象又过于局限,如符合年龄条件的女干部,有的地方仅局限于一、二人。但无论何种情况,在确定参与评价主体范围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简单扩大的趋势和“一刀切”模式,参与评价的部分权利主体与评价对象的关联度较低,有的评价者对评价对象的情况了解不多或根本不了解,直接造成部分评价认可信息失真,以致评价认可信息的真实度有时遭“质疑”。

(二)评价认可标准的抽象化与评价主体认知能力的现状不适应。根据职位要求制定明确具体的评价认可标准,是提高评价认可信息质量的又一前提条件。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事先给定的评价认可标准过于原则、笼统和抽象,难以据此全面准确衡量评价对象履行职责和德才表现等情况,加之参与评价者由于自身阅历和知识水平不尽相同,有的与评价对象关联度不高,这样势必影响到评价认可信息的准确性,以致评价认可信息的真实度有时遭“质疑”。

(三)采集评价信息路径的单一化与综合评价认可对象的要求不适应。完善的评价认可机制是建立在多渠道、多方式采集评价对象信息并进行综合分析基础上的。信息采集路径的完备性决定了信息采集的综合性,进而决定认可结果的公正性。但在实际工作中,通过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采集的信息,有时成为评价认可的主要或者唯一依据,而干部考察和考核中获取的信息,没能与日常干部监督、后备干部管理以及党委和组织部门平时掌握的信息有效衔接。这样,以相对单一的信息渠道采集到信息为主要或唯一依据得出的认可结果,有时会不可避免地遭“质疑”。

(四)确定各层次评价信息权重的非制度化与认可结果确定系统科学性的要求不适应。完善的评价认可机制要求对采集到的各层次评价信息按照评价主体关联度不同确定不同的权重,并依此权重得出综合评价信息和评价认可结果。在实际工作中,同一评价主体的评价信息在不同的评价过程中往往占有不同的权重,以致出现所谓的“唯票取人”或“唯责任主体意愿取人”的现象。由于各层次评价信息权重确定非制度化因素得出的认可结果,有时也会遭到“质疑”。

三、正确把握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努力方向

(一)要牢牢把握扩大民主的重要取向。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核心是贯彻落实好扩大民主的要求,从机制上保证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党员群众在干部工作中的有序参与。同时,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同时包含量和质两方面的要求,不能简单把扩大党员群众的参与范围等同于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要紧紧围绕落实党员群众在干部工作中的“四权”,将适合党员群众表达自身意愿的方式方法以及正确集中他们意愿的科学做法,以党内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用制度规定来保障保护党员群众参与干部选拔任用的正当权利和积极性,保障和体现党员群众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意愿表达“质”的要求。另外,还要看到,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是一个积极稳妥的渐进过程,要认真遵循“先试点,后推广,再形成制度”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把扩大民主的速度与党员群众的适应程度有机结合起来,准确把握扩大民主的时机和速度,审慎考虑制度的合理性、适度性和可操作性,努力体现既积极又稳妥的要求。

(二)要努力实现重点环节的创新。解决当前干部选拔任用中的突出问题是构建完善党政人才评价认可机制的重点环节。实现重点环节的突破,要遵循人才测评的一般规律,吸收借鉴当代人力资源测评技术的最新成果,同时准确把握和体现党政人才的特点。这些重点环节包括:围绕评价对象与评价主体的关联度,科学界定参与评价的权利主体范围,增强评价主体的权威性;围绕提高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的认知度,积极发挥评价责任主体作用,研究采取以组织途径推介评价对象信息的方式方法;围绕贯彻党的干部标准和用人导向,研究确定区别不同职位的具体履职标准,提高评价认可标准的可把握程度;围绕全方位了解掌握评价对象表现情况的要求,体现信息化社会的时代特征,建立动态的覆盖面广的评价信息采集路径;围绕保障各层次评价主体权益的要求,研究确定具有较强科学性的各层次评价信息权重,并形成相应的制度规定,等等。

构建完善范文篇6

关键词:物流领域;刑事犯罪;立法

当前物流公司领域的犯罪主要是利用物流的形式来运输一些违禁品,特别是。一般来说是司机盗窃运输的货物,物流代办则是以欺骗合同的形式开展物品的运输。当前这种相对严重的犯罪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干扰作用,会严重破坏物流行业的诚信问题。为此,为了更好的促进物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要注重维护其良好的市场秩序,真正维护其合法权益。

一、当前物流领域刑事犯罪类型

(一)侵占类。在物流运输行业中,往往会发生运货司机将运输的货物非法占为己有,这种类型的案件往往涉及到非法侵占,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对其进行定性。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对侵占罪更多的是指对他人财务的非法侵占,并且在要求归还时并不搭理。在刑法中将其规定为职务侵占罪,一般是指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方面的便利,将财务占为己有。物流行业发展中对司机如何进行定罪,定何种侵占行为的罪,要能够根据其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第一种情况司机本身是物流行业的员工,在工作中主要是接受单位的工作任务安排,对客户的货物进行运输,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货物变为己有。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能够确定占有财务所具有的性质,客户将自己的货物委托给物流公司,将自己的货物交付给物流公司之后,物流公司并没有按照指定的要求对货物进行运输到目的地,这种情形需要物流公司承担一定的责任。此外,司机本身是属于物流公司的员工,要具有保护货物的义务。但是司机却利用这种职务之便,将货物占为己有,这是较为典型的职位侵占。第二种情况则是物流公司本身没有自己的司机车辆,将货物委托给其他司机进行运输,运输货物的司机仅仅是对货物代为保管和运输。这种情形并不具有职务之便的优势,只是暂时对货物进行控制,如果对货物进行非法侵占,就属于侵占罪的范畴。(二)盗窃类。物流行业常常发生的盗窃类犯罪,往往是司机将运输的货物据为己有,这样就涉及到盗窃罪和侵占罪的问题。如果司机在运输货物的过程中,并没有对货物进行密封保存,运输货物的司机也就具有保管货物的义务,也就符合当前侵占罪。可以根据司机本人的身份,对犯罪类型进行定性。但是当前物流行业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运输方式,也就是采用集装箱的形式,在定性方面相对比较复杂。例如在08年广州发生的案件中,司机王某接受物流公司的委托,驾车到港口进行货物运输,在接受集装箱货物时,货物已经被上锁。但是在运输过程中王某私自将集装箱打开,并将货物取走卖掉。当前都认为集装箱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物流运输方式,在对货物进行交付中,客户对货物进行封闭,运输公司要做的是负责运输,并不具有对货物的保管义务。但是如果司机在运输过程中采用盗窃的方式,对客户货物非法占有,则属于盗窃罪的范畴,就可以定为盗窃罪。(三)诈骗类犯罪。在物流运输公司发展中诈骗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虚假的方式对客户货款进行诈骗,另外一种是司机采用运费的方式进行犯罪。在具体的司法犯罪中,一般是先对公司进行注册,以此作为欺骗的幌子,在具体运输流程中会以较低的运费吸引客户进行货物的运输,对运输公司吸引的途径则是自身货源相对比较丰富。具体来说是收取了托运人的费用之后,但是却不支付给司机或者运输公司相应的费用,骗取司机的运输费用,更有甚者,在收取相应的费用之后,就携款逃跑,给运输公司造成一定的损失。在第二种方式中,是负责托运的人对货物公司进行诈骗,在物流行业发展中,具有一定的流程习惯,客户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进行货物下单,只要客户对通过电话告诉物流公司具体的货柜数量,物流公司也会以传真的形式将物流单传输给客户。客户根据物流单就可以将货物提出,在这个物流过程中,物流公司并不会对客人身份进行核实,也就会给一些不法份子一些可乘之机,将骗到的货柜货物进行骗卖,从而赢得不当得利。(四)类犯罪。物流行业发展中一些犯罪分子往往是利用客户和货物分离的这种特点,应用物流的方式运输一些非法用品。犯罪人往往是以托运为幌子,在货物中会混杂一些,并对货物进行伪装,物流公司在收货时也就不容易发现。有的犯罪份子会选择在晚间到物流公司进行货物的交付,从而可以轻易将货物进行托付。犯罪人在物流选择方面,往往会多次选择一家公司进行货物的运输,久而久之也就与物流公司形成长久的业务关系。当前大多数物流公司都属于私企,资金运转方面存在困难,公司对能够有的资源相对珍惜,对货物的检查也就处于形式,这也给一些犯罪份子提供相当的便利。为此,当前一些法规中指出物流公司在对货物进行运输时要做好对货物进行检查,以便防止带有非法物品。

二、物流领域刑事犯罪形成的原因

(一)相关法律不够健全。当前对物流行业做出规定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劳动合同法》等对对物流公司的成立、用工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在《公路法》《铁路法》等则是运输行为做出相应的调整。并没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对物流行业做出具体完善的规定。此外加之,物流行业本身的快速发展和相关监管部门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从而导致当前物流行业发展比较混乱,犯罪现象猖獗。(二)管理部门的缺失。当前物流行业发展中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不够完善,信息不能实现相互的共享,严重阻碍监管部门的发展。由于缺乏相对完善的物流管理平台,对信息的管理不够完善,很多物流公司甚至缺乏营业制造,在法律不容许的情况下进行货物运输,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购买发票,这些现象存在给物流行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也给欺骗犯罪留下一定的空间。很多管理部门往往形同虚设,对相关内容不能做到互通有无。(三)物流公司缺乏完善规章制度。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日益激烈,物流企业在发展中越来越看中经济利益,另外受到企业发展理念的影响,相对缺乏较为完善的管理机制,这就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隐患。例如物流行业发展中在招聘方面条件比较,没有具体的规章制度,这就为一些人犯罪提供相应的机会,最终给企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损失。此外,物流行业从包装、运输、配送等几个环节中都存在一定的盲区,给人员犯罪提供一定的机会。随着物流行业自身的快速发展,物流行业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现状。(四)物流犯罪本身特点。物流行业犯罪人员存在身份、联系方式造假的现状,在物流犯罪行列中,寄件、收件人可以使用化名,有时联系地址甚至是错误地址。违法用品的托运也是经过精心装饰,不易被人发现。

三、物流领域刑事犯罪的立法构建和完善策略

(一)构建相应法律框架。物流行业之所以出现一系列的犯罪行为在于有关的法律框架不够完善,相对缺乏较为完善的物流行业的香瓜法律。在当前的《物流法》中对物流行业的成立、构建等各个环节做出一定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也就成为约束物流行业发展的阻碍。为此,在物流行业发展中要注重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具体来说主要是立法法律制度、行为法律制度、秩序制度等。(二)制定健全市场规则。在物流行业发展中要注重市场规则的完善,在市场经济那种物流市场作为物流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发挥竞争自由的作用,但是这种机制也会被一些投机者所使用,从而造成市场竞争机制的滥用。物流行业的各个组成部分也是相互交错,存在一定的投机隐患,当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物流行业的发展波动。为此,在物流行业发展中要能够根据市场本身的扩散性、复杂性对各个环节进行利用,通过制定系统的法律规范将其推入市场,设置相应的法定条件进行相应的资格认证,以此更好的保障市场机制的完善。(三)完善监管体。物流行业各个职能之间要形成一定的机制,以此更好的共享其中的资源,以此更好的维护物流行业市场的发展。物流行业要不断完善自身理念,明确自身规章制度,提升自身管理水平,以此更好的促进物流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可以使得物流行业能够更好的根据规则和相应的标准进行发展,不会根据市场发展的主体制定相依的规则。利用正当的竞争手段进行规范自身发展,不会利用非竞争因素进行发展。通过合法竞争的方式可以使得物流主体在相应的框架中,不会应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利益。(四)构建防范机制。在对物流行业的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要加强其宣传教育,可以通过案例或者说法的形式,让物流行业和群众之间都能够提升自身的借鉴能力和防范。相关行政部门还要做好和司法的联系,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为处理犯罪行为提供相应的线索。物流行业在发生犯罪行为时,要注重减少危害的扩大趋势,给受害人造成一定的损失。在发生犯罪行为之后相关的部门如果不能做到及时的处理案件或者进行惩罚,都有可能给犯罪人形成一定的心理,对于公安机关来说,要能够成立专门的犯罪小组,对物流犯罪进行处理。检查部门也要对相关部门做好支持工作,如果有必要可以接入到案件的检查中,以此提升案件处理效率。此外,司法机关还要对物流行业的犯罪做好专门的打击行为。例如对于出售假证、车牌或者其他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五)强化物流行业的管理。物流行业在发展中出现人货分离,以及质量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物流行业犯罪现象的发生,相关政府部门也要加强其管理,以便更好的预防犯罪行为。对物流行业市场做好相应的把关。物流公司在登机时,相关的部门要做好审查工作,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不能通过运行,要能够对物流行业的身份进行相应的登机,从而做好实名认证。对于客户来说可以对货物进行运输时寻找相对针对的物流企业,签订相应的协议,对于存在的损害做好相应的赔偿。对于物流行业本身来说,要制定实名制,以便做到履行相应的职责,防止违禁品的运输。

四、结语

当前随着物流行业的快速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构建中。物流发展的相关法律以及管理部门还不够完善,从而导致物流刑事犯罪行为的发生。物流行业在发展中要注重相关法律的构建,重点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合作,以此更好的防范物流行业犯罪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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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完善范文篇7

一、现行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目前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雏形已露端倪,它是以《对外贸易法》为基本支柱,以《商业银行法》等服务行业性法律为主体,以《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行业性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补充,依托《反不正当竞争法》等跨行业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支撑,共同构筑而成。具体地说位于最高层次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其次是我国服务贸易的主体框架,即各服务行业的基本法律,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海商法》、《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民用航空法》、《广告法》、《建筑法》等;再次是作为行业基本法律重要补充的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等,如《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等;与服务行业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等是构建服务行业法律框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价格法》等。

为了更为形象地表现上述法律框架,可参见下列简图。

调整服务行业内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框架结构:

服务行业最高层次的法律

某一服务行业最高层次的法律

某一服务行业中某一方面的基本法律规范

某一服务行业中某一方面的其他法律规范

有必要说明的是:行业内部的法律框架结构必定是呈一种宝塔型,其法律规范的效力也相应地由宝塔型的下向上,逐层上升。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国内还是涉外服务贸易,行业内部的法律框架可分为一般的服务贸易法和涉外服务贸易法。

与调整服务行业有关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框架结构:

宪法

服务贸易基本法与服务贸易有关其他法律部门基本法

↓↓↓

行业基本法与服务贸易有关法律其他法律

计师法》)

↓↓↓

贸易行业行政与服务贸易有关行政法其他行政法规、规章法规、规章规、规章

有必要说明的是:服务行业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应当纳入我国法律体系之中。与服务行业有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仅表明其与服务行业法律制度的关系相对密切,它包括组织法、市场协作和竞争法、宏观调控和管理法、社会保障法和消费者保护法等。其他法律、法规与服务行业法律制度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但绝不意味没有联系。除宪法之外,服务贸易基本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基本法地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都在各自的调整范围内具有最高的效力。服务行业基本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法律效力的高低,而主要是反映法律规范的职能和作用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在职能和作用方面确实存在差异,一般认为,从动态的法律实施角度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规范职能和作用相对大一些,被视为经济宪法,因而将其作为经济法中有代表性的基本法律之一。

与调整服务行业有关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之间的框架结构:

wto

gats规范、亚太经合组织规范、双边和其他多边协定中服务贸易规范

国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

有必要说明的是:国内法与国际法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国际法。但是,我国予以保留的条款或者规范除外。国际服务贸易公约和条约的规范在适用中存在不少例外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的国家或者市场参与者无法律约束力。目前,在我国参加或者缔结的服务贸易方面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中,对所承担的义务有时采用一种较低的法律表现形式,如规章。这并不意味着该规范的效力相对较低。

二、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缺陷

在中国的经济立法中,服务贸易立法相对而言是最薄弱的环节,在相当一部分领域,法律处于空白状态。与此相对应,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也处于雏形阶段,其结构远未定型,存在的问题也相对较多。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缺乏一部统帅整个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我国的服务贸易大致分为国内和涉外二大部分,目前调整国内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行业性法律,以及跨行业的调整企业组织和交易行为的法律,缺乏具有统领全面的基本法,目前主要行使这一职能的是中国共产党和

政府的政策。调整涉外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律是《对外贸易法》,但该法不是一部专门规范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基本的法律。该法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专章内容仅为5条,至多只能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原则,而尚不足以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基本法律。

第二,有一些服务行业尚缺乏基本的行业性法律。如我国旅游行业1995年国际、国内总收入达2098亿元,1996年达2487亿元,但还没有一部《旅游法》,而且很多省市也未制定旅游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致使旅游行业旅客投诉较多,问题层出不穷。又如我国目前在电信服务领域中消费者投诉较多,但缺乏一部行业的基本法规范行业的行为。

第三,现行服务行业普遍存在不少法律规范真空现象。主要表现为:在有限的服务法律、法规中,对在华外国服务机构、服务提供者的规定很少或者没有,即使有一些规定,仍较原则、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有相当一部分服务贸易领域的规范主要表现为各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性文件,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影响到法律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有一部分服务贸易领域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而简单地采用合同法、民法通则等法律规范;现行的服务贸易领域法律规范中存在缺乏可操作性现象。如我国的《证券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法律规定的盲区,如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作补充,就会影响法律应有的可预见性、可资规范性的基本要求。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期、中国国情特点、立法与实践几乎同步进行因而缺乏成熟的立法经验和技巧等,都是造成立法难度的重要因素。

第四,对整个服务业的法律规范和保护有待加强。在整个我国法律体系中,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处于相对滞后状态。例如,在商品和货物贸易方面,有《产品质量法》,而服务业至今没有一部统一的服务质量法。《标准化法》也主要规定产品的标准。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就明显侧重规定与商品有关的不正当竞争;1983年3月1日实施的《商标法》也只规定了商品商标,直到1993年2月22日修订后,才规定服务商标。再如,现行《刑法》第三章专节规定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而在服务业方面除规定金融犯罪之外,几乎没有独立的保护服务业方面的刑事法律规定。刑法的第166条规定也有厚此薄彼之嫌。可见,在保护整个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方面,无论是行政还是刑事方面法律都有待进一步加强之必要。

第五,现行法律与gats规范之间存在不少冲突。这种冲突在目前我国加入wto之间已显露出来,一旦我国加入了wto,这一问题将更为凸现。例如,现行的外商投资企业法都是90年代以前制订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主要调整从事工业及其基础设施的外商企业,对服务性外商企业则采取禁止或者限制政策。随着我国逐步开放服务业,逐步取消有关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商企业的规定已提到议事日程。又如在规范透明度方面,gats透明度原则要求国内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以及其他的决定、规则和习惯做法,必须最迟在生效之前公布。而我国长期习惯于内部文件或者政策代替规范、公开、明示的法律、行政法规,客观上影响了从事服务贸易者对有关规定的知情权。

此外,我国现行法律与法律之间衔接问题,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与党和政府政策之间关系等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理顺和完善。

三、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思路

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总体思路是:立足本国,接轨世界,内外结合,自成体系。

所谓立足本国,是指根据我国的国情、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服务贸易法律原则,构建以调整服务业为主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总的来说,一是应立足于国情和现行法律制度,依照宪法原则,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二是应立足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并举,并以国内的服务业为主,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过去人们认为,服务贸易法主要就是对外服务贸易法,但是,如果构建一个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其内容、范围和意义都必将十分有限,而且在逐步开放国内服务贸易的趋势下,服务贸易法与服务行业法必将呈现交融状态,因而这种试图将对外服务贸易与国内服务行业法律制度一分为二,以此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思路,与我国实行服务行业逐步开放政策和gats规范不相协调,其可行性和操作性也难以保证。我们强调立足本国,就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淡化服务贸易与服务行业法律之分,并以本国的各具体服务行业为主体,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并举,以前瞻性、全球性视角,全方位地规划构建具有本国特色又符合发展趋势的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所谓接轨世界,主要是与gats规范接轨。gats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其法律规范的主要对象是国家,但市场参与者同样受其规范的影响和约束。一旦我国加入了wto,与我国承认或者承诺遵守的gats规范接轨,将是我国一项当然义务。就其形式而言,不外乎三种:一是将有关的gats规范,以国内法的形式加以制定和颁布;二是将有关的gats规范,以法令的形式加以确定;三是只需有权批准机关依法批准,即自行生效。其中最理想化的是第一种形式,但其立法工作量庞大,且gats规范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因而其操作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第二、第三种形式的优点是简便,无需启动立法程序,且又能保持gats规范的原有特色。但因gats的法律文件并非能为一般人所能理解,势必产生了解、咨询等问题。一种较为可行的做法是,以简便为原则,只对重要的、定型的gats规范采用第一种形式。此外,还应加强废除与有关的gats规范相抵触的法律规范的工作。

所谓内外结合,是指在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时,必须将我国承认或者认可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规范,一并纳入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之中。换言之,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应体现: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服务贸易规范接轨,并且这些国际规范已相当程度上反映在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法律规范之中。

所谓自成体系,是指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成为一个新的法律学科。目前,视服务贸易法律为一门独立的法律学科,不会存在较大的争议,至少在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方面。但是,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则必定遭受批判。根据我国现行法律部门划分的主导理论,服务贸易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分别归类于经济法、商法(如《海商法》

)和其他法律部门。但是,现行的法律部门分类标准有三个缺陷,一是它是一个静态的,不能自行随着法律更新而更新。二是它主要以国内法划分为内容,对内外结合型的法律规范划分相对粗糙。三是划分的标准常常不一致,法律部门之间存在不少相容关系。事实上,法律部门的划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法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就是一例。基于服务贸易法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服务贸易;有特定的规范对象,即服务提供者;以及存在相对完善的国际和国内服务贸易法律原则和规范,我们有理由相信,服务贸易最终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主要是通过制定基本的和主要的法律文件和制度,理顺各种服务行业内部及其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使得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规范健全,并且相互协调,共同形成结构清晰、层次鲜明、相互衔接、疏而不漏的有机整体。

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基本要求是: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政策、内部文件作为构建法律框架的基本要求。必须具有服务贸易领域的基本法。其形式可以集中在一部法律中体现,也可以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在每一个服务贸易领域都要有相应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允许存在基本法律规范真空地带。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合理的对应和衔接。据此,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主要对策应当是:

第一,完善服务贸易基本法律。这是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的一项首要任务。就其形式而言,无疑制定专门服务贸易基本法是最理想的,但选择贸易法作为与《对外贸易法》相对应,由此共同构成调整国内外服务贸易的法律基石,也不失为务实之举。

第二,加快行业性基本法制定。应注重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大立法的力度,尽快完成服务贸易领域的各项法律制定。

第三,减少服务贸易中法律规范真空状况,增强法律可操作性。对策主要是:加强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通过制定国务院行政法规或部委规章形式,进一步制定与行业性法律配套的各种实施细则。

第四,加强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相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构建和完善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必须建立一整套彼此紧密联系、相互衔接、相互依存、疏而不漏的法律制度。就目前而言,主要应防止在有关的经济、行政和刑事立法中忽视或者轻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保护。

第五,最大限度地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规范制度面临的一个现实而又重大的问题。虽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gats规范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而且也旨在将我国纳入这一规则之中,并以此约束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但要加入wto,就必须接受gats规范,严格遵守规范,履行自己的承诺。这是一个别无选择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清楚认识到:只有接受gats规范、履行自己的承诺,才能使我国融入国际服务贸易一体化之中,改善我国的服务贸易的投资环境。“对国外企业,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最看重的投资环境就是法律环境,有没有一个透明的法律环境,这套法律是不是和世界法律规则接轨,这关系到它的信心。”

第六、设置高效的监督管理机构和有效的解决争议机制。服务贸易法律的规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行政机关的管理和监督水准有关。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框架还应考虑: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和配备专职人员;设置一套监督、投诉机构;建立有效的解决争议制度;规范自律性行业组织及行为;建立一套咨询和服务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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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世忠。国际经济法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

构建完善范文篇8

在国内金融生态环境的概念最早是由周小川在2004年的“经济学50人论坛"上提出的,同样借助了仿生学的概念。影响一个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包括该地区的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行政环境、管理和技术水平、金融服务水平等。中国社科院出台的《中国金融生态调查报告》中使用了9项指标评价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分别是经济基础、企业诚信、地方金融发展、法制环境、诚信文化、社会中介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和金融部门独立性。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有利于地区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流动会遵循“洼地效应"的规律,即资金流动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如果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比较好,首先是金融部门对该地区的信用评级就会比较高,就会有更多的信贷资金流向这个区域;其次是在银行信贷资金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下,将会有更多的国内外资金转向这个区域投资,融资渠道将会更加畅通。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本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在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生态环境系统中,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市场价格机制的传导途径更加畅通,在利润目标引导下,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会将资金更多地投向经济增长的瓶颈行业,从而使供求关系趋向平衡,地区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环渤海地区比较健全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并非一朝一日之功,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关注宏观政策导向,加强政府、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

环渤海地区能否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的资金,关键取决于该区的重点产业发展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业发展是否充分利用了该地区的比较优势,具有市场总体竞争力,可以确保投资者收益。因此在确定区域经济增长规划时,应注重把握环渤海地区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和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通过政府、银行和企业畅通的信息沟通,来营造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格局,为银行增加信贷投放和其他投资者增加投资创造良好的产业支撑。

(二)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首先应该出台有关金融机构破产和存款保险制度的法律,以抑制金融机构高风险运作,切实保护老百姓和债权人的利益。其次是进一步完善金融业务法制,适当扩大担保物的范围,特别是动产质押;着手构建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框架;完善电子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的法律法规等。最后是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突出运用行政执法和司法手段加大对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提高失信者的违约成本,抑制违约行为的发生,从法律上对金融诈骗、故意逃避债务等违法行为的主体、范围、条件等进行相应的规定,细化执法依据。

(三)建立良好的社会征信体系

信用制度的高度发达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规范社会信用秩序,创造良好信用环境,维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强化信用意识,提高全民的信用水平和道德素质;其次是加快环渤海地区的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从正向激励和逆向惩戒两个方面加速全社会重信守诺文化建设;最后是加快推进企业征信系统、个人征信系统的建设,完善社会信用征集评价体系,建设企业和个人的征信数据库,进行归档管理。

(四)是加快金融监管体系建设

构建完善范文篇9

关键词:商业银行;统计指标;对策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金融效率和增强社会投资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商业银行的金融统计工作对商业银行的运作和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是有效管理和经营银行系统日常业务的重要基础。随着信息技术和金融业的迅速发展,根据我国现行金融统计制度,我国商业银行系统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统计指标体系,对银行各方面信息进行反映和统计。

1.我国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存在的缺陷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的设置依据主要是银行的工作职能,一般包括银行存款统计、银行贷款统计、结算统计、货币流通统计、银行财务统计、国际收支统计等几个部分。现行的商业银行金融统计制度为全科目统计制度,主要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银行统计指标。银行统计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在设置过程中缺乏统一的标准,不同的银行数据系统之间缺乏统一的规则和相互联系,以至于无法直接反映多个工作职能或工作情况。随着专业银行性质的逐渐转变,传统的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和企业化的银行管理职能之间开始出现矛盾和不适应的地方,缺乏和商业银行具体管理职能相对应的统计指标体系。除此以外,按照现行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进行银行统计时,其数据主要来源于银行会计科目,对相关科目进行加总求和。银行统计和银行会计之间具有较强的统一性和密切的联系。但是银行会计从其职能上来说更加倾向于对银行金融业务本身的核算和反映,而银行统计则要求在反应金融业务本身的同时对经济发展和银行金融业务之间的联系进行揭示,对各种相关的经济现象以及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和反映,因此,现行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2.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补充完善思路

为了适应新经济形势的要求,在现行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结构的基础上应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其加以完善和补充,使其能够更好的为银行体系各部门提供服务,为银行系统管理决策提供更有力地支持。首先,完善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应明确现阶段银行统计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对相关统计资料和数据结合具体目的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对发生的经济业务进行如实、全面的记录统计。同时,应不断完善银行统计工作各项评估制度,对银行统计各项工作成果进行客观的评价和反映。其次,完善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应改变传统的统计理念,树立“大统计”理念和全局观念。银行统计工作纷繁复杂,具有涉及面广、统计对象分散且数据量大等特点,为此完善现行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应摒弃传统的统计理念,树立“大统计”服务理念和全局理念,加强银行系统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以保证统计指标数据在各部门之间的一致性。再次,在现有统计指标体系基础上,应补充增设对银行系统日常业务的分析预测指标,以满足对银行业务风险事前控制和预警的要求。现行银行统计指标体系更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银行业务的统计和反映,对银行业务未来决策参考性不强,为了进一步完善银行统计工作的职能,应在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适当增设分析预测指标,建立完善的预警指标体系以满足银行系统的未来发展需要。

3.商业银行统计指标完善具体对策

结合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现状,完善和补充现有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结合银行统计特点完善银行会计科目,统一指标口径。银行会计科目的设置应充分结合商业银行统计工作的特点和银行统计的需要,遵循集中统一的原则,在具体科目设置上结合当前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理念等因素,按照统一的指标口径设置具体科目。银行会计科目应能够对银行实际的金融活动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等进行客观充分的反映。(2)统筹兼顾,与现行统计指标体系相衔接,保持统计指标适应性和科学性。在完善补充现行银行统计指标体系时,增设指标应充分考虑和客观经济形势变化的适应性以及和现行统计指标体系的衔接配套问题,新旧指标之间应保持相对稳定性。与此同时,增设指标应以银行新开业务为依据,指标应能够满足新业务和新金融问题的需要,保持科学性和适应性。(3)完善和补充现行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应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商业银行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功能设置应参考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基础设置商业银行统计指标,增强统计指标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应考虑银行统计指标使用的便利性。(4)银行统计指标设置应结合现代统计核算技术,提高数据统计和分析效率。现代计算机技术和操作系统逐渐被引入银行系统核算工作中,商业银行统计指标体系的完善和具体指标的设置应结合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要求,以实现对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的自动采集、汇总和处理,提高数据处理和统计效率,提升银行统计工作的质量。

作者:刘雅斋 王爽 单位:天津银行唐山分行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组织人事处

参考文献:

[1]杨晶晶,宋新欣.如何完善商业银行统计指标[J].统计与咨询,2008,4:48-49.

[2]胡忠.我国商业银行无形资产统计问题研究[J].统计研究,2007,24(2):66-70.

[3]胡学锋.对建立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统计指标体系的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6,5:58-60.

构建完善范文篇10

「摘要」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顾客心理安全需求等问题。为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应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加大诚信宣传教育、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关键词」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社会信用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也是《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准则。但这一原则的理论阐述和现实的实践活动存在差异。分析保险最大诚信原则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背景

1、最大诚信原则的落实已成为时代难题

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力度的加大,社会不和谐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和谐的原因是风险的存在,风险存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导致风险是因为竞争。竞争有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良性竞争本身不是把对手击败,而是比对手领先。但当前保险竞争主体越来越多,却没有一家是又快又好稳健经营的领跑者,几乎全都成为恶性竞争的追随者。恶性竞争就好像一个险恶的漩涡,大家都往里跳,谁都迷失了方向。这是因为产品同质化和费率市场化,导致可供竞争主体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行业内相互抵毁,违背价值规律高抬手续费、降低费率。

保监会从今年四月开始在广东、湖南试点打击三高:高回扣、高返还、高手续费,以维护市场有序和行业形象。同此,“诚信危机”已成为道德伦理之外的商业景观,“失信”已经是中国社会中很普遍的现象、很危险的事实、很可怕的后果。人们惊呼保险不保险。

2、失信惩戒已成为热门话题

对于诚信危机的出现,尽管已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但终究不能被道德伦理所接受、不能被人们良知所接受。从法制建设的角度、从风险机制建设和行政方面的态度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为了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为实现保险业做大做强,保险监管已发生深刻变化,形成了以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为三大支柱的监管体系框架[1].其中之一就是市场行为监管,其核心内容就是诚信有为、失信惩戒。

3、诚信建设已成为共同主题

商品经济是契约经济,契约品质问题要求当事人能否按照最大诚信原则在法制建设机框架下自控、在伦理价值下自主、在风险机制下自省,否则导致契约品质问题出现。尤其是保险业,由于契约的附合性和射幸性,更容易诱发这问题的出现。诚信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诚信建设评价标准已纳入监管的常规检查内容。人们普遍认识到:今天的诚信、明天的市场、后天的品牌。

二、保险最大诚信原则运用的目的

1、解决保险经营中信息不对称问题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当事一方对自己的认知远远高于另一方对他的了解。保险经营尤其如此,对于保险人而言,投保人转嫁的风险性质和大小直接决定着其能否承保与如何承保。然而保险标的是广泛且复杂的,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却远离保险标的,而且有些标的难以实地勘查,而投保人对其保险标的的风险及有关情况却最为清楚;因此,保险人主要也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是否属实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于是要求投保人基于最大诚信原则履行告知义务。对投保人而言,由于保险合同条款的专业性与复杂性,一般难以理解与掌控,对保险人使用的保险费率是否合理、承保条件及赔偿方式是否苛刻难以了解。因此,投保人主要根据保险人为其提供的条款说明来决定是否投保,于是也要求保险人基于最大诚信履行其应尽的此项义务[2].

2、解决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射幸性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

由于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保险人应履行其对保险条款的告知与说明义务。另外保险合同又是典型的射幸合同。由于保险人所承保的保险标的的风险事故是不确定的,而投保人购买保险仅支付较少的保费,保险标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被保人所能获得的赔偿或给付标准是保费支出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因此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已远远高于其所收的保费,倘若投保人不诚实、不守信,将引发保险事故陡然增加保险赔款,使保险人无法承担而无法永续经营,最后将严重损害广大投保人或被保人利益[2].

3、基于保险产品特殊性的需要

尤其是寿险产品它是无形产品,是将无生命的产品赋予生命的意义。永续经营永续服务是其特有的职能,诚信便是其生命意义的组成部份。

4、满足客户购买的心理安全需求

保险是客户不需要时购买为需要时使用,寿险购买的还是一份期望、一份尊严、一份生活品质。特别需要保险人用诚信满足客户的心理安全需要,以减少客户的心理成本。

三、最大诚信原则运用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最大诚信原则产生初期主要是约束投保人的工具,保险人往往以投保人破坏此原则而拒绝履行赔偿义务。为了平等地保护投保人的利益,现代立法已予修订,即最大诚信原则同时适用投保人和保险人。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增加第五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3].所以,保险诚信原则运用的主体应当同时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保险公司和投保人,同时涉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目前,虽然《保险法》对当事人双方的诚信行为提出了法律要求,但保险理论的阐述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较为全面,对保险公司和保险关系人的要求则不够,而在现实中保险公司存在的诚信问题较多,它产生的负面影响辐射较广。

一般理论认为,最大诚信原则由三条重要的法理组成,一是告知,二是保证,三是弃权与禁止反言[4][5].最大诚信原则主要针对投保人或被保人而言,为了保持合同的公平原则,后来才产生了对保险人具有约束力的自动弃权和禁止反言原则[4].这一内容明显与社会现状相违背。诚信原则对投保人的投保行为规范是保险活动的开始。新《保险法》对投保人这一主体在该环节的诚信要求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必须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保险合同是典型的诚信合同,最大诚信就是告知。实践证明,保险人危险负担的有无或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保人能否恪守诚信原则。因此,为避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这就首先要求投保人在合同订立之前,如实、准确、无保留地向保险人告知其投保标的的一切重要情况。其次,投保人必须履行通知的义务。《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另外《保险法》有关投保人应按合同的约定交付保险费、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规定也体现出法律对投保人的诚信要求。

诚信原则对保险人也有明确规范要求。《保险法》第106条、第131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工作人员、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在办理保险业务活动中应自觉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欺骗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不得“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不得“阻碍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不得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承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利益”。归纳起来,《保险法》对保险人的诚信要求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客户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合同内容如实说明、解释的义务。

1、诚信原则的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对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一是造假问题屡禁不止。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现象在保险经营过程中屡见不鲜。保监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将打假作为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甚至开展专项打假活动。尽管如此,造假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二是惜赔现象时有发生。一些保险公司理赔手续繁琐,服务不到位,个别案件拒赔不合理,客观上表现出惜赔现象,在客户中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中形成投保易、索赔难、收款快、赔款慢的恶劣印象。三是误导问题并未根治。由于营销机制的不完善,营销员误导问题只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实质上并未得到解决。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在一些风险意识、保险意识、投资意识较差的客户中,误导、欺瞒现象并不罕见。

(2)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这一主体而言。道德风险防范困难。近年来,我国保险知识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但有的人在了解保险后竟打起了骗保骗赔的主意,投保时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现象屡见不鲜,骗赔手段更是五花八门。

2、不诚信行为的原因分析

(1)社会信用基础薄弱影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信息数据采集困难,数据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信息资料数据库建立滞后,信用法规缺乏,失信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薄弱的社会信用基础势必影响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2)保险信用法规建设滞后阻碍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尽管我国保险信用法制建设有所进展,但与现实的保险经营活动相比仍显滞后及不完善,高速发展的保险业带来许许多多新现象、新问题,有些问题是直指诚信的,比如回佣,为了争夺客户资源造成遵纪守法遭受了损失,违规失信却增加了收益的局面。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助长失信毁约的歪风蔓延。

(3)保险诚信管理制度缺失制约了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制度缺失一方面表现为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必要信息采集制度缺失。刚性管理制度缺失削弱了诚信的制约机制。人性弱点是天然存在的,商务领域仅仅靠道德良心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刚性的信用管理机制,管理者就不得不为人的素质及品质伤脑筋,如营销员挪用保费问题,如果没有制度能保证营销员不接触现金,那么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则客观上为失信行为提供了条件,对于保险人来说,投保人的每次投保资料都是新的,其真实准确与否无从评估。对于投保人来说,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投保人无法掌握保险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无法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产品,只能道听途说地片面了解保险。

(4)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陈旧落后不利于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目前国内一些保险公司的经营思想仍停留在盲目扩大保费规模上,上级公司对下级的考核体系突出强调保费收入、完成保费收入指标。为达目的,在竞争中任意抬高手续费、降低费率,弱化对营销员的诚信教育等,无暇顾及公司的社会形象、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5)保险营销机制不完善困扰着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我国保险营销员的数量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绝大多数,这支销售大军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尤其是寿险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然而,现行的营销机制随着市场的扩大,其弊端也日益暴露,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营销员的保障制度,缺乏长效激励制度,对营销员的考核以业绩为主,佣金提取不合理等等。这些问题诱发营销员产生背信弃义、误导欺瞒客户行为[6].

四、贯彻最大诚信原则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

保险业的顺利发展,需要加强保险活动当事人的诚信教育与体系建设。现实中,人们感到社会缺少诚信,并不是诚信内容和法律规定不存在,而是缺少对诚信行为的激励和保护。尽管国家在加强法制保障、加大诚信宣传、加大失信惩戒、考核保险诚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并没有对诚信行为起到有效的保护和推动作用。为此,必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1、把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契机,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的进步。建设保险业诚信体系,必须结合现代化社会信用意识,改善社会信用环境。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展开。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建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国家六部委曾于2003年9月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恰逢其时,应把握契机,一方面不断完善自身的诚信体系建设,一方面为全社会的信用建设做出贡献。

2、加强保险诚信法制建设,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在诚信方面已经加强,对失信惩戒的力度也在加大,已经出台《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行业自律对保险公司的约束力度也在加大。但在如何站在维护行业的整体诚信形象方面、政府机关职能部门如何配合保险监管部门加大惩戒方面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并加大惩戒尺度。

3、建立保险诚信管理制度,为保险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条件

一是要建立刚性的诚信管理制度。对经营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要有制约制衡机制,用制度保证诚信得以实现。二是要建立信息采集及披露制度。由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个人诚信数据的管理制度,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无法规避。对保险人的信息披露已取得初步成效,尤其是营销员持证上岗规定的出台,建立保险营销员专用网络,强化了营销员的诚信行为,但各保险公司之间还应建立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平台,如公众网站,现场常设咨询台等[7].

4、结合贯彻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诚信宣传教育

保险行业应按照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诚信友爱”的要求,联系客户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员工进行诚信有为教育。

5、改革保险公司营销体制,为保险业诚信体系的建设注入活力

目前,各保险竞争主体的营销体制普遍采用保险人制。保险营销员处于“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地位,无法在社会中树立诚信形象。同时由于首期高佣回报的利益冲击,使一些营销员没有将诚信植根于保险职业的生命之中,见利忘义。如果采取职员制营销,改变营销员身份,将会大大提高诚信水平。

6、加强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考评工作

目前保监部门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针对保险公司的诚信行为考评体系,也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与之相对应的考评指标,更没有形成一套常规的考评考核工作程序。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应建立一系列严格的考评体系与科学的考评指标。在这方面,广西保险行业协会进行了两年的诚信考评工作,考评体系按3大类36项量化成100分制的考评指标,以80分以上作为合格标准,对达不到合格要求的保险公司将上报中国保监会和相应的总公司,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吴定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建设创新性行业,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地发展[Z]2006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文件,中国保监会办公厅,20065

[2]吴定富保险基础知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84-85

[3]穆圣庭,徐亮关于保险合同主体中的最大诚信原则问题[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87-290

[4]朱应芬,王瑞兰,王时芬等保险学教程[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4:55115

[5]许谨良保险学原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