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治理范文10篇

公共治理范文篇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治理试图超越政府——市场的对立二分法，认为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即第三部门。首先转变观念，逐步放松规制。政府立足改革与发展的全局，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在中国，如果说对第三部门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政策，这恐怕是不全面的，但某些地方、部门或个人确实存在着有意无意地加强限制的倾向，某些方面的政策也确实有同样的倾向，放松规制是社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一点政府必须有明确、自觉的意识。其次，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第三部门若缺乏自治，必然会助长政府的干预行为，降低第三部门的市场意识和发展动机，破坏第三部门组织之间的有序竞争，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关键在于政府管理部门，只要是社会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插手，这样的观念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来，这样的法律制度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起来，以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最后，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扶持力度，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培育，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一定的经费来源是第三部门存续与发展的基础；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还体现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上，今后在第三部门税收法制建设方面，应注意突出第三部门的独特地位和权利，实施税收法定原则，更好地体现国家对第三部门的税收优惠政策。

总之，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治理理论以及西方国家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一系列成功的公共管理改革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如同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困境中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合理路径。站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立场上，传统的统治行政必将被各国所抛弃，而中国也并不例外。建立在知识经济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将是引领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强劲动力。

公共治理范文篇2

信息技术的变迁给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公民生活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互联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的生活和社会参与模式。对公共行政而言，由韦伯所推崇的“官僚制”范式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广泛的质疑，“技术的变迁，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官僚制组织形式、形状、性质和活动规则等不得不发生改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的治道变革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兴起，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企业家政府等成为现时的流行话语。在这场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与政治的交叉研究，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构成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也正成为许多研究者的方向选择。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正对公共管理的技术、公共舆论的引导、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公共部门的形象等方面构成挑战。在治理不再局限于政府唯一主体的背景下，扩大公共治理的主体以及形式就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任务之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04年出版的《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一书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的机构、权力主体等方面的一些国家在公共治理的实践。扩大或分散化的公共治理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市场和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能力缺陷促使了公共治理的普遍实施，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市场或者政府的行政命令、手段难以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利用的最优化，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控制和协调公共资源方面的某些不足；另一方面，公民对公共政策回应性与参与性需求的提高，也要求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网络背景下的参与协作的方式。

二、公共领域与网络技术的应用

按照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领域指的是公共意见的形成场所，传媒(如报纸和期刊、广播和电视等)是作为公共领域的媒介而存在。其理论主张的是，现代市民社会应该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主要应该由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有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而互联网的传播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主张，强调了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性，同时强调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

(一)网络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视公共治理模式的变革，已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全球性趋势。传统公共行政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和实施政策，对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公共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强调顾客导向和结果导向，主张以多元的、民主的、协作的行政模式管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而互联网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延伸则为治理从思维层次上的概念向实践上的操作提供了可能。体现在：

1网络技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逐步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2007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20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6月30日，我国网民总数达到1.6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12.3％。该报告还分析指出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和沟通功能已被普遍使用。而早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良副研究员主持的《2003年中国12个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的调查也表明：71.8％的网民和69.1％的非网民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观点”；60.8％的网民和61.5％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可能有机会评论政府的工作”；72.3％的网民和73.3％的非网民都非常赞成或比较赞成“通过互联网，政府官员可能更多地了解群众的看法”。上述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公民均具有比较强烈的公共参与愿望。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受大众媒体控制的公共领域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市民社会的载体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与作为政治和经济入侵者的传媒力量对抗，使他们能够改变、创意性地拓宽和批判性地筛选受外界影响的价值、观点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一种协调机制，重视和利用好这个机制，对集中民智民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部门在网络领域的技术应用亦不断成熟

网络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应用不断扩大，网络信息技术除了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领域外，在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实体的治理中的应用也逐步扩大。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就是政府部门对网络技术的回应而产生的，基于网络技术的电子政务有效改变科层制的行政流程，缩减政府的层次和规模，提高政府部门的透明度，改变科层制的工作方式、办事方法以及决策程序、服务形态。如美国总统选举通过电视或网络展开竞选，有政治专家认为，通过基于网络技术的互联网进行大选投票，美国大选的投票率将由现在的50％－55％上升到65％～75％。正如信息学专家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完全由市场、网络、个人和战略组织所构成的世界的来临。

3公共政策在更多的网络空间获得了合法性的讨论

公共治理者认为，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去行使公共领域中所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模式是行不通的。“今天。国家、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都在与成千上万的公民、其他的公共机构、私人以及非营利组织一道从事治理。”因此，公共政策的产生是由多元行为主体(个人、商业组织、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通过对话、协商、妥协共同参与合作最终达成平衡和整合而成的，在网络空间里传统的统治控制让位于互动和合作。作为公共领域的网络空间已经使得公民有可能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触政策过程，公民找到了参与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身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认同，寻求社会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为国家和政治子系统奠定合法性基础，参与公共领域的过程就是认可政治秩序的过程。”研究传

公共治理范文篇3

一、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内涵

为了应对公共事务治理的高度复杂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提高公共治理的有效性，协作性的公共管理应运而生。“协作性管理是这么一个概念，它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者不易解决的问题”。[1]协作性公共管理可以出现在各种情况中，既可以有纵向的各级政府的协作，也有横向公私部门的合作，还包括网络化环境中截然不同的向上向下向外的管理。对于一些地方来说，协作性公共管理就意味着组织必须跨越边界的限制进行有效地调整，从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文／周晓丽摘要：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关键词：公共危机；协作性公共管理；协作治理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3-0066-04而善于处理和应对复杂的公共事务及管理活动。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碎片化批判基础上的协作性公共管理，主要通过部门之间的协作、互动、整体运作，从而真正为社会和公众提供无缝隙的管理和服务。首先，纵向和横向：协作性管理的方式。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纵向协作的核心是州和联邦政府相互间的信息交流。所以，与之相关的各级政府都处于协作的链条之上，寻求信息、寻求调整成为纵向协作的重要内容。

在信息方面，项目和资金信息、技术援助，可以有效解决和弥补协作中一方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调整方面，横向协作活动主要通过政府部门与其他伙伴关系的实体或组织来实现。非政府组织、社区、公民个人都是其重要的协作伙伴。横向协作活动主要有政策制定和制定战略活动，包括协作性政策制定的规划、目标开发和决策制定任务；资源交互活动，包括从众多参与者中寻找并获得资源，以及与许多不同级别的参与者联合并调控资源；基于项目的活动，包括特定项目中的许多社区内和社区外的参与者。[2]虽然长期以来，等级被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进行协调和控制行动的有效方式，但是要通过协作达成相互理解、相互协调和沟通的机制。构建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信任，可以使不同组织、不同公众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使协作性公共危机治理网络有效地运转。其次，群件：协作性管理达成的关键。“群件指的是政府间、组织间及机构间为了共同达成解决方案而形成的特别工作组。”[3]信息流、共同学习、谈判成为群件里重要的内容。信息流（社会资本是其重要的成分）可以使不同代表群体能够为共享个别组织的资源而努力；共同学习作为群件中潜在的基本成份，协作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共同学习的体系；协作的成功可能取决于合伙人的谈判和关键问题的探讨，主要在于努力寻找对不同意见的创造性解决方案。[4]再次，平等互惠：协作性管理中各方关系的搭建。因为整个协作机制的建立不是基于单中心权威之上，与学习型组织一样，协作需要集体的认知能力。此外，协作的形成又取决于不同参与者的相互依赖和共同需求，所以平等互利成为协作性公共管理中维系各方关系的重要理念。最后，明确责任：协作性管理的难题。责任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中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多组织协作条件下责任的丧失会因“权威缺漏”而更加难免，因为“全都负责等于无人负责”。为了避免责任丧失，一是要明白负责的客体，即对结果、合理的优先权、目标、体制修正及设计等的责任；二是确立对政策的绩效评估；三是监督和评估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所以，明确责任、监督和评估成为保障责任履行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关键要素在于协作各方的相互信任，在于协作各方的对话沟通及信息的公开与共享。

二、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必然性与实践

公共治理范文篇4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公共治理范文篇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

由于知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处于一种特殊挤压环境下，公共行政领域开始出现政府及被称为“第三部门”的多元行政主体。这就意味着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二、治理理论的一般阐释

治理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治理与统治一词交叉使用，用来表示国家更确切地说是政治活动，并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

与此同时，对于治理概念，诸多机构与学者进行了详细阐发，其主要的代表性观点如下：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

同传统的统治相比，治理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权威的合法性，虽然治理和统治概念都必须涉及到权威概念，但在治理理论中不再像统治概念那样仅仅政府具备拥有权威的条件。也就是说，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一定是垄断权力的政府。我们知道，统治的主体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权威的政治统治组织，然而，治理的主体则体现为多元性，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可以是私人部门，还可以是一种关系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二是权力的多向性，在统治的模式中，权力始终表现为集权，它为自上而下的、是单向的，公共行政忠实于政治权威，通过颁布规章、制度、法律来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与此不同的是，治理则是一个民主、上下参与的互动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话语民主、协商民主、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可见，公共管理治理应是指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相互协作的双向互动的管理过程。治理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此必须超越政府与市场、公与私的传统二分法模式，并积极探索、采用新的公共事务管理技术。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机关，也可以是私人机构、非政府公共机构或各种机构之间的联合。公共权力在政府与社会、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去中心化的重新分配使得治理具有较为明显的新型民主价值。

三、治理理论对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启示

1.明确定位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共时挤压性”改变了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双向互动得以强化，以往建立在传统的政治权威、经济权威、社会一体化基础上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社会公共行政管理的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逐渐退出微观市场领域而集中力量履行有限的管理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做到只“掌舵”而非“划桨”。具体来讲，政府要逐步放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把权力交给市场；提供优良的投资空间，把投资的权力还于社会及公民，激发和挖掘社会的投资潜力；把资源配置等应由市场才能做好的事情交给市场，使政府真正成为“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进一步放权给市场，政府将主要集中精力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上，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规范市场，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外部服务，如法律服务、政策服务、信息服务等。

2.规范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公共领域边界的界定

政府治理的合作和不可分割性这样的特质决定了行政实践中三个边界的划分以及行政约束的形成。三个边界，即市场边界、政府边界和公共领域边界，这三个边界的界定能够促使治理范式各个主体间相互约束，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公平、公正。其一，市场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市场导向模式，私人性决定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竞争的原则决定了社会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最大的合理化，这为市场的优势，界定其边界则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自觉借用市场力量及时调节和干预市场的公共性；其二，政府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绩效导向模式，即政府行为具有先天性不足，因此，建立在政府边界基础上的绩效导向的基本思路，就是旨在克服政府效率低下时，应用市场的手段来分化其公共权力；其三，公共领域边界的规定，决定了应选择客户导向模式。公共领域的界定使得公共服务以客户为导向，无论市场、政府都要了解公民需要，要听取顾客的呼声，建立公民的抱怨追踪体系，赋予顾客更大的选择权力等。

3.多元化治理促进第三部门建设

治理试图超越政府——市场的对立二分法，认为除了政府与市场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经济制度安排，即第三部门。首先转变观念，逐步放松规制。政府立足改革与发展的全局，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在中国，如果说对第三部门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政策，这恐怕是不全面的，但某些地方、部门或个人确实存在着有意无意地加强限制的倾向，某些方面的政策也确实有同样的倾向，放松规制是社会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一点政府必须有明确、自觉的意识。其次，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第三部门若缺乏自治，必然会助长政府的干预行为，降低第三部门的市场意识和发展动机，破坏第三部门组织之间的有序竞争，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关键在于政府管理部门，只要是社会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插手，这样的观念必须在全社会建立起来，这样的法律制度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起来，以加快第三部门的自治化进程。最后，加大对第三部门的扶持力度，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培育，最重要的是资金方面的资助，一定的经费来源是第三部门存续与发展的基础；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扶持，还体现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上，今后在第三部门税收法制建设方面，应注意突出第三部门的独特地位和权利，实施税收法定原则，更好地体现国家对第三部门的税收优惠政策。

总之，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治理理论以及西方国家以此为基础进行的一系列成功的公共管理改革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如同一面镜子，帮助我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困境中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公共行政发展的合理路径。站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立场上，传统的统治行政必将被各国所抛弃，而中国也并不例外。建立在知识经济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将是引领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强劲动力。

公共治理范文篇6

关键词：政治博客；公共治理

作为赛博空间里的新媒体，博客在传播媒介的发展史上无疑具有颠覆性影响和标杆性意义。它使基于受众传播的“他媒体”逐步转换成“自媒体”，它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姿态改变着传统的编辑理念，一种不可遏制的话语冲动创造出许多分门别类的新形式。其间，政治博客逐渐成为了网路时代的“耀眼明星”，它以个体的前期预判、临场观摩、事后评论切入世间政治生活，围绕焦点政治议题在零壁垒的网络空间里恣意地进行个性化叙述。由此，政治博客的迅猛扩张必然影响着全球政治生态，使政治博客现象不得不列入当下政治学研究的议程和范畴。

一、博客空间里的政治族群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人们的交往空间不断地扩大，交往行动的频率不断地加快和增多，一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互动关系和交往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交往路径，开启了网络交往时代的先河。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手段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进步的驱动力，并成为引发政治进步的触发点。

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把人类引向网络社会和虚拟的空间模式，在这块超越国界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里，数字技术引导的网络革命，正逐渐改变传统世界政治的生态。在这个被称之为“自媒体”(WeMedia)的网络时代，“意见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的“个人影响”方式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和改变、公共政策的决议和政治议程的设置以及“商谈式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真正落实和履行将带来深远的影响。随之公众民意的表达和拓展而衍生出新的民意类型--网络民意以及以民意为核心的“多数裁定原则”和“电子民主”毋庸置疑地成为民主政治关注的焦点。政治博客的出现，无疑从一定程度上更加促进了民主政治的进程。

“博客”(Blog/Weblog)，意指“网络日志”，是以贴文、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呈现的、按时间索引组织的网上出版内容，是继E2mail、BBS、IQC之后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式。对于这个正处于快速发展和快速演变中的互联网新应用，《韦氏词典》将其定义为：一个拥有在线个人日志的网站，它通常有日志者的言论、感思和超链网页。在《市场术语》中则被解释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网络链接，内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并且不断更新的出版方式”；Pyra创始人EvanWilliams认为博客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频繁更新(Frequency)、简洁明了(Brevity)和个性化(Per2sonality)“；佩姬·努南的解释是：“博客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转的言论网站，这种网站以其率真、野性、无保留、富于思想而奇怪的方式提供无拘无束的言论”？？“作为诞生于赛博空间中的时代新宠，博客被喻为”信息时代的麦哲伦“和”新闻媒体3.0版“，当前正以惊人速度向前发展。据统计，2005年美国有1100万人创建博客、5000万人访问博客，约占美国互联网用户的30%；法国227万人创建博客，占法国互联网用户的9.3%；德国428万人创建博客，714万访问了博客；在国内，依据清华大学、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的2006年《传媒蓝皮书》乐观预测：“随着中国网民的进一步增长及产业发展力的推动，今年中国的博客规模将超过6000万，明年将有可能接近1亿”；而“博客达到千万量级规模则意味着其将在中国发生井喷，亦标志着博客由此实现了从''''小众''''向''''大众''''的过渡”。

依据2005年8月的《美国博客研究报告》，通过对400个访问量最大的博客观测显示：当前在美国，政治博客是最流行的，其次是生活博客、科技博客和女性博客。政治博客的“破网而出”最先也肇始于美国。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被认为是最早的、成功的政治博客，在大约整整半年时间内，引领美国的政治舆论导向，在新闻史上创下了一个个人网站长时间设定社会焦点话题的先例。此外，当时在美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影响力并广泛传播的博客，它们是安德鲁·萨利文的、古兹博格的、格达德的PoliticalWire，以及阿姆斯特朗的MYDD。这些博客内容一般都是对大众媒体播报的政治新闻和事件发表评论、提出质疑或表达不同观点，公众因此可以在主流媒体的观点之外获得独立的替代性选择。因此，这一类博客的共同特点是“博政治”，即政治博客。

政治博客的大量涌现则始于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据美国著名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沙利文指出，在2000年大选时，他的博客总访问量只有4000次，而到了2004年，访问量曾一度在24小时内达到10万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9·11”突发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

当时，在飞机撞上第一幢楼时，就有博客把自己所拍的照片迅速传到网上，而政治博客也成为报道“9·11”事件的主要新闻来源，至此步入媒体主流。如今，草根博客、精英博客以及群组博客成为了政治博客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由普通网民所组成的草根博客是最庞大的群体，他们关注政治生活，热衷于政治参与，甚至通过自己博客上的政治言论，影响国家政治的发展。比如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一夜成名的约翰逊个人博客“布什服役备忘录”，伊战期间萨利姆·帕克斯的博客等都是家喻户晓的“草根政治博客”。与此同时，由政府官员、政党领袖等政治家所组成的精英博客也不甘示弱，从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布什到伊朗总统内贾德，从欧盟副主席马高到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这些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明星们，都开始融入到虚拟的博客世界倾听民意，实现更直接的政治沟通和政治对话。这些政治家博客群体大大地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敞开了民主言论的渠道。此外，还存在具有共同政治诉求的一群人共写一个博客的群组博客(Groupblog)，他们通常围绕共同感兴趣的政治话题而集体开展充分而又深入的讨论，比如，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办的“两会博客”被认为起到了“让人们更广泛地了解与参与政治决策”的良性作用。由此可见，政治博客是“表达个人政治见解、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或者实现政治诉求，在网络上发表政治性网络日志的政治人物或关心政治的公民，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个人化网络表达方式。”

政治博客作为赛博空间里一种新的传播形式，在传媒的发展史上，是继互联网普及之后的新转折。因其不断更新的新闻传递方式、及时的政治实况报道和建设性的政治言论，政治博客正散发着不容忽视的眼球效应。作为推动和影响民主政治前进的新媒体，政治博客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和它的潜在文化号召力，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学者所认知。在美国，许多学者不仅通过定期给传统媒体供稿以影响公众舆论和政府决策，还通过自己的博客更广泛、更直接地与世界各地的受众交流，潜移默化地传播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理念，而这种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全球受众“文化注意力”和“政治注意力”的过程。对于政府来说，政治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它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情民意的“政策窗口”，也疏通了促进社会和谐的民意渠道，这种交互平台的开放性与无障碍性有效弥补了传统媒介民意反映不足的缺陷。博客空间里网民的充分表达导致了“观念的自由市场”日趋成熟化，从而不断地促进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政治博客亦催生着政府权力的“自上而下”的转移，分散化的多中心治理似乎成为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必然路径。诚如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教授所言：“权力的分散转移成为数字化生存的四大特质之首，传统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将随着网络的发展成为明日黄花。”

二、虚拟社区中的博客传播特质

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是一个可能的世界。在这个“可能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享用商务、体育、娱乐、健康、天气、旅行、新闻等各式各样的信息套餐。在这个“可能的世界”里，网络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也深度地影响着国家和国际的政治生活。在这个“可能的世界”里，政治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的交换媒介和信息传播手段，已经发展成为当前较为流行的政治交流载体和言论叙述的表达形式。在虚拟人格的主导下，政治博客的传播模式一般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空间的非实物性。传统意义上的对话交流总是立足于相对固定的场域中开展，是在身体存在条件下人的实物空间活动。而以政治博客为载体搭建的电子空间缺乏交互式实践的基本场所和形式，比如集会、办公室、报告厅、公共广场等，取代的是博客间的超级链接以及交互式的跟贴、评论。这种博客间的互动是以电子传播的方式进行的，是一种不同于现实世界实物组织形态下身体缺席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其成员可以散布世界各地，并因不同需求而形成不同特色的虚拟小社区。正如雪莉·特克(Turkle)指出，“上网者的自我认同是平行、多元(不同角色扮演)、去中心化(人不再受限于单一面向统合的权力中心，使得权力分布成为多面向，不受限制的)、片断化的(表现的是部分人格)。借着网络的匿名特性，人们似乎利用它作为弥补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一些缺憾？？”因此，政治博客表达和记录的是流动的“无形的政治”。同时，博客主体间的身份多半处于隐匿和分散的状态，从而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与人的交往模式。当然，草根政治博客因其博客主体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较强，呈现“隐形人”的身份，往往在虚拟空间中显现匿名性和隐形性的特征。精英政治博客因其博客主体长期营造的“政治品牌”和“政治明星”效应，往往则显现实名性。

第二，交流的去科层性。从结构上看，政治博客空间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信息传播发散地，每一个通过注册拥有的博客用户，都可以通过博客这一载体或是博客间的超级链接进行信息的发送或跟贴评论，因而“自由言说”成为了主要方式。从公共空间的观念来看，政治博客活动的主体扩大化和多样化已经从完全意义上冲破了传统主体由社会职务地位、职业阶层形成的“金字塔”结构，真正实现了“博客人”之间的话语权平等。当政治博客主体处于匿名和隐形状态时，就没有具体明确的个人标志，随着人们长期的使用和接触，在政治博客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言说和按照自己的意志去经营自己的“博客家园”时，并且，现实中的个体在虚拟网络中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管制和约束，渐渐习惯尝试用这种自由、独立、创新、自我实现的网络人格发表各种言论和扮演网络行为的角色。正是这种身体的缺席和身份的缺位确保了虚拟世界中的活动拥有现实世界中所不能拥有的自由。“自我”与“他者”的空间关系颠覆了传统单一的主客体关系，信息引导者和信息追随者的角色互换更加模糊了身份的存在。

第三，运行的自组织性。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与特定的组织结构或社会群体相关，比如以工厂、机关为单位建立起来政治参与组织场域，比如以工会、青联、妇联等政治属性为依据建立的社会组织以及各种协会社团，这些正式群体依照组织属性形成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序列。而政治博客社区则没有这些组织结构特征，博客主体的地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的，博客主体的身份不分肤色、种族、身份、职业和阶层，只需通过博客载体及超级链接就可以自由言论。而且，政治博客主体可以选择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进行流动式的政治参与和民主叙说。因此，这种分散性、隐匿性和非物质性使得博客主体间的关系没有传统社区所具有的那种可以依循的组织建制或地理区域标志。因而，作为政治博客主体的参与者在文化水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没有任何必然的一致倾向性。虚拟社区这种有别于现实生活的社会实体，其内在的运行机制简单来说，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中的涨落放大机制作为自组织理论的核心，是虚拟社区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内在机制。因为互联网上的活动或事件往往是此起彼伏、千差万别，其中某些活动或事件受到互动的关注、共鸣而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从而迅速地、低成本地实现了自组织放大。

第四，议题的非私人性。博客空间所探讨的议题，由柔性到刚性、由学术到休闲、由主流到非主流，可以对不同议题进行广泛自由的讨论。而政治博客与普通博客的最大区别在于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即内容指向的公共性，人们往往更多的是关注那些公共议题。比如，2004年美国大选期间，政治博客的流量一路狂飙；在中国，尤其是两会期间，政治博客所涉及的公共议题更多的是探讨医疗、教育、住房等。这些公共议题吸引着更多的网络公民参与进来，以“意见波”或“行为波”两种不同方式，对现实政治生活产生影响。事实上，政治博客已经成为人们用来表达政治见解、参与政治生活的公众武器，越来越广泛地影响公共决策。基于表述的虚拟空间情景，政治博客主体可以以一种极自由的书写形式，在网络社会中自由的呼唤民主、张扬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平等。事实上，博客“自产自销”式的超文本链接方式极易引发“蝴蝶效应”：即肇始于某个博客界面的信息节点能迅速繁殖并形成广泛的受众影响力，并结合传统媒介的互补效应，进而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带来深远影响。

第五，表达程度的差异性。尽管政治博客主体可以集主编、编辑、创作者等多层身份为一体，并在传播过程中不再有传统媒介信息守门员(info-goalkeeper)的严格把关，可以使得博客内容尽量保持原汁原味。但是，以实名制创建的精英博客对一些公共议题的评价往往有所保留，因为精英博客的主体往往是实名化的具体名人--政治家或公众人物，一方面作为名人的品牌影响力和话语权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网友关注和点击，另一方面却囿于身份的局限和公众形象的维护极易造成外在表演化倾向而使内容表达的充分度和真诚度大打折扣。而草根政治博客凭借其建构在虚拟的博客社区的隐形性和匿名性的特征，可以依托虚拟人格的元认知自我分析，对政治生活现实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流畅性、无限制、无束缚地表达自我最真实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见解。事实上，精英政治博客非随意性、保留性的政治话语叙述同草根政治博客的元认知表达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定的交往壁垒和“阶级鸿沟”。由此，政治博客的出现及其运行“一方面离不开当代社会关系、社会阶层所固有的权力分配的现行结构；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带来话语空间权力的再分配的可能性。”

三、博客界面上的民主操练

或许，政治博客的存在开启了公民写作时代的来临。诚如“赛博空间”的领军人物巴罗所发表的“独立宣言”：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世界，而没有种族、经济权利、军事力量和出生形成的特权和偏见。我们正在创造一个世界，在那里不管多么奇异，任何人任何地点都可以表达他或她的信仰。在虚拟人格与自由交流的博客模式下，多数政治博客主体都趋向于以自我的元认知角度反映客观事实，并倡导形成原初状态的理想沟通情景：(1)每个有能力说话和行动的人都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2)每个人都可以质疑任何主张，提出新的主张，表达其态度、欲望、需求及偏好；(3)不可借由内部或外部的强制阻止参与者说话的权利。尽管现实生活中可能还存在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沟通限制，但是作为政治交流的新手段、新模式，政治博客的问世对民主政治进程无疑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个体转化为公民需要一个可实现的公共空间，公共话语的表达同样依赖于公共领域的存在，而公共领域的成长和培育无法离开大众传媒。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一再强调传播媒介研究对分析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并把传媒力量看作是一种新的政治影响范畴，认为它既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1998年访问中国时曾指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公共领域是由汇聚成公众的私人所组成的，他们把社会的需求传达给国家，但本身又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而从公共领域的历史和现状看，它的发展都没有离开过“论辩”，而论辩的主体、环境、话题等对公共领域的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虚拟的公共领域中，政治博客特有的交互性及超链接性，使得网络政治不仅局限于精英阶层言论，而且还有来自其他阶层的声音，这从完整意义上生成了理想沟通情景中的论辩体系。同时，遵循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理性规则，政治博客主体可以公平、自由地参与进来，对政府公共事务进行任何评论；可以不受现实的干扰和压力，提出和质疑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可以让公民充分参与政治，形成没有言论限制、平等开放的互动情境。由此，每个博客主体都成为了政治信息的“策源地”，并且使政治信息实现由“点”及“面”的聚集格局。当无数的“政治源点”组成整个“政治平面”之后，就出现了国家和社会分离之后新的公共领域，个人政治意志表达拥有了便捷的通道，甚至能够在博客的技术支持下获得更多的实现。我们可以看到，在民间社群发展薄弱的情况下，网络媒体主导下的政治博客无疑带给了民间社会新的组织方式。

显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政治博客充当了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桥梁和纽带，从不同层面上冲击着公共政治生活：

第一，沟通民意，获取决策信息。毫不夸张地说，公民言论的自由表达以及在宪法框架中实现对政治言论自由的保护是民主制度的基石。政治博客的出现为公民自由的发表政治言论、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可实施的载体，从而可以更广泛和及时地释放、传播和凝聚民意。公民可以通过注册申请博客，自由言说，发表政治见解，同时可以通过博客之间的超级链接跟贴评论，讨论政治议题，影响政治议程的设置，沟通国家的政治生活。由此，一种原子式的参政议政方式不断地改善着原有的政治生态。在国外，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博客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几年前，在美国的康涅狄克州，一场以伊拉克为主要话题的看不见硝烟的选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在支持对伊拉克动武的乔·利伯曼和反对伊战的对手尼德·拉蒙特就伊拉克战争唇枪舌战的同时，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也在互联网上特别是在博客上以自己的方式卖力地参战着。在国内，政治博客也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聆听百姓呼声、参政议政的一个平台，医疗、教育、住房等涉及重大民生话题经久不息地在博客社区里讨论和跟帖。“两会”期间，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实名制的博客方式畅谈国事、发表感想、汇报提案以及履职情况。他们抛弃了陈规陋习、繁文缛节与公文旅行，已经成为成本最低、速度最快、最为直接的民情官意互动站。

第二，协助选举，充当选举工具。在信息时代，过去那种挨家挨户拉选票的方式逐渐被博客、社交网站和视频共享等工具所侵蚀，不少西方政治家已经热衷于这些新型的、低成本方式争取选民的支持。博客不但是深入到选民家中的便捷方式，而且也是吸引和争取年轻选民投票的主要途径。在年轻人那里，他们可能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读报纸，但不可能不登陆网络。将博客演化为凝聚选民的有力工具，并带动其他政客融入博客世界的代表莫属美国前佛蒙特州长、人霍华德。其在2004年竞选总统候选人时一度通过博客日志直接和选民对话，网站访问量在初选前期基本上与白宫网站的访问量相当，仅通过自己的博客网站就筹集到了700多万美元竞选资金。同时还将网络空间的集会形式广泛应用于义工征集和政治聚会。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有近1/3以上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网络来了解新闻和有关议题，近30%的网民称他们浏览博客。和共和党竞选阵营除设立官方博客网站外，双方的拥护者还建立了许多“旁系博客网站”互道立场，形成一场大规模的“博客大战”。接受博客采访，CNN则推出了名为“博客观察”的栏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评论开始系列报道博客。在2005年的英国选举中，政治博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英国劳动党议员汤姆·沃森在竞选活动中就利用博客日志与年轻选民进行沟通。随着政治活动高科技含量的不断增强，占领传输技术和先进宣传手段的制高点变得尤为重要，政治博客延伸到政治生活领域并成为了政治家竞选的有力武器。

第三，监督政治，实现公民权利。由于博客对于任何用户只需网上注册即可获得，并且博客操作技术含量低，因此，任何博客主体都可以通过自主更新和编辑出版专业新闻媒体记者所遗漏的事件，或是通过博客页面阐述自己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叙述政治言论。因此，传播主体从原先单一的媒介组织向普通公众扩散，“市民记者”纷纷涌现，“无冕之王”更有可能从更宽更广的范围内监督政治人物及政治行为，从而充当着“独立检查官”的角色。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拉链门”事件，由此“德拉吉报道”声名鹊起成为全球最有名的政治博客，访问量由每天900人次激增到12300人次，他本人被法新社列为“20世纪最具推动力和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博客门”事件有时候还成为了不少政客的滑铁卢，比如，2002年12月，多数党领袖洛特的不慎之言被博客网站盯住，而丢掉了乌纱帽；2003年6月，《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和总编辑也因博客揭开的真相而下台，引爆了新闻媒体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而人所共知的“拉瑟门”丑闻，也是由博客拉开了拉瑟提前退休的大门。在网络时代，“要促成个人与团体真正丰富的多元性，使他们能够公开表达对他人的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支持或者异议，那么，市民社会和国家机构分离，由公众对各个领域的权力进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实际上，通过博客等新媒介实施公民的舆论监督是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思想和原则才有可能得到真正地落实。

第四，开放民主，培育公共精神。博客的出现促使社会公共事务更加透明，公民参与公共事务

的愿望和行动变得更加强烈。同时，作为一种民主技术的简易推广手段，政治博客的存在更加能够训练公民思维、培育公民素养和公共精神。国外学者Granic和Lamey研究发现互联网的自组织特性可能导致使用者的思维模式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1)要素主义思维(essentialismthinking)转向虚幻感(asenseofperspectivism)；(2)情境化的批判思维(contextualizedcriticalthinking)技能的发展；(3)体现自我同一性的元认知的出现；(4)思维流畅性增加；(5)效能感的发展(thedevelopmentofefficacybelief)。从西方民主的经验来看，一种批判性意识和不服从传统对于宪政理念的形成和政治治理结构的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民主的中心目标是借由培养同情心和丰富人类的生活来确保社会整合--不仅种族团体，还打破其他界限”。显然，共同经验的讨论和分享是商议民主和公民社会的基础。

四、政治传播中的博客悖论

毫无疑问，政治博客这个网络新宠凭借其无障碍式的政治言说以及无拘束的公民表达，已获

得越来越多网民的认可，随之“网络民意”、“草根民主”、“电子政治”的号召之势也越演越烈。

然而，“每一种技术或是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政治博客作为一种新媒体，给我们同样展现了它的”双面性“：

首先，从政治博客的代表性来看，虽然政治博客的门槛低，对博客主体的技术操作要求不高，任何个体只需通过简单注册便可拥有自己的博客空间，都可以进行第一时间的编辑出版自己的政治作品和发表政治言论。但是，博客意见的代表性明显不足，18-35岁的博客数量明显占据绝大多数，况且还有绝大多数民众因为贫穷、文化程度、技术等各方面原因不能或不会使用网络，因而政治博客尚无法反映各个阶层的政治诉求。同时，由于政治博客的轻易注册的获取性，个人也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博客，倘若相同政治博客的民意垒加，是否能真正意义传达和反映最根本的原生态民意显然值得怀疑。此外，在商业化的网络空间中，博客遵循市场化运作的规律，真实的民意和公民参与诠释的民主有可能被无所不在的商业利益侵蚀和封杀。由此可见，政治博客的精英主义和商业主义路线仍然不可小视。

其次，从政治博客的平等性来看，虽然网络对话呈现先天的平等性和透明性，可以使公众面对高层领导者时消除对权力的畏惧，民意也可以得到不被屏蔽或筛选过滤反映出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但在实际情况中，网民存在着”沉默的螺旋“效应，当个人意见与所属群体或环境观念发生背离，便会有人放弃个人看法，产生趋同心态，转而支持优势群体与优势意见，从而形成舆论压力对平等协商和民主决策产生消极影响。同时，在一国之内，网络博客技术的发展把人群迅速地分化为精英和普通大众两大阶级，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部分，下层阶层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财富、身份、地位差异随着信息鸿沟的扩大而不断扩大，从而最终会威胁到民主政治。这也就不难以理解罗伯特·W1麦克切斯尼(RobertW.McChesney)在《穷民主、富媒体：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中描述民主政治文化在媒介高度发达的美国却出现”政治疏离“(depoliticized)现象，由此民主政治也就变成了”没有公民“的政治游戏。一种网络专制主义只会更加扭曲平等的公民权利，从而导致民主政治走向反面。

再次，从政治博客的公开性来看，网络信息意味着更多的公开性，而公开性意味着更多的民主。但是，由于博客社区和网络论坛中的草根意见过于分散、无序竞争以及网络舆论结晶机制的缺失，尚难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民主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政治无小事，博客再自由，也难免”祸从口出“，个性互动与写作快感容易招致一些情绪激烈、见解偏颇的跟帖和言论，个人隐私通常也被放大和滥用，这种博客”江湖效应“往往忘记了博客作为公共媒体的一面。而某些精英博客往往通过更加巧妙的编辑和信息操纵，使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事件、数字失实，从而误导公众。更厉害的是，用网络信息轰炸的手法把大量公众无法消化的权威信息塞满公众的头脑，使公众面对纷繁复杂的权威信息无法做出自己正确的抉择。此外，一种网络恐怖主义的现象也必然是我们严加防范的，因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或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弱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

最后，从政治博客的安全性来看，目前互联网上80%以上的信息使用的语言是英文，世界上6000种语言中的大多数在互联网上找不到，40%的网民在美国，因此英语霸权和美国霸权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美国人还制定了详细的全球网络发展规划和技术标准，期望在未来单独地充当”网络警察“。众所周知，电子网络能导致信息霸权，信息霸权是国际政治霸权的一种延伸，西方帝国主义所谓”软文化“的入侵和意识形态的输入有可能使青年丧失主流道德价值观和正确的行为参照体系，有可能分离公民对国家的向心力，也有可能带来民主政治的颠覆和国家主权的威胁。因此，一种陶醉于所谓的网络”超国家主义“幻觉有可能带来博客殖民主义的泛滥。

五、公民理性、政府责任与博客治理

随着政治博客数量的迅猛扩张，博客空间拓展下的全球性与传统国家的地域性正日益产生其内在的冲突和张力，数字化建构的博客空间似乎也将博客主体之间的关系逐渐模糊，因此，博客政治议程需要重新考量政府、网络与公民的关系。有理由认为，公民理性和政府责任是建构和谐博客社区、实现良好的网络治理的理想路径。

作为公民而言，通过博客网络开展积极的政治参与和话语表达值得鼓励和提倡，公民意见永远是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强大源动力。但政治博客意见的表达必须以国家利益和公共事务的民主设计为前提，必须充分考虑公共网络资源的有效性原则，应尽量避免私人化、低俗化和过分情绪化。博客网民无拘束的政治言论如果触犯了国家利益或是超越了法律限制之外的自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博客主体应自觉遵守中国互联网协会于2007年8月21日在北京正式的《博客服务自律公约》，努力做到”自觉遵规守法，维护网络公德，建设文明博客；增强责任意识，加强自我约束，维护网络秩序；创作优秀作品，传播先进文化，树立正确导向；尊重言论自由，抵制低俗之风，塑造文明形象；尊重知识产权，鼓励自主原创，促进博客繁荣；尊重他人隐私，维护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环境；提倡诚实守信，鼓励博客实名，打造诚信博客；提倡文明跟贴，鼓励友好互动，促进信息共享。“

作为政府而言，博客治理的制度与文化的建构必须充分发挥其规范和引导的作用。部长刘云山在出席全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中强调指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积极利用、大力发展、科学管理的要求，在建设中加强管理，以管理促进健康发展，努力把互联网建设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对外宣传的新渠道，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发展之路。同时指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是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迫切需要，是顺应人民群众强烈愿望、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迫切需要，是树立国家良好形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政治博客的发展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应主动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掌握主动，要把政治博客和相关网络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实现政治博客良好的公共治理需要政府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创建完备的网络博客法规。由于博客空间的秩序是建立在现实社会基础之上，但它又超越于现实社会的秩序，从当前博客发展的趋势来看，传统意义上的相关法律制度已难以适应其快速的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博客法律法规已成当务之急。博客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应当兼顾维持网络秩序、防止犯罪和保护言论自由、鼓励创作优秀博客作品、传播先进文化、保护并促进博客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此外，博客空间的立法既要遵行可行性原则，也要把握前瞻性原则，使博客的法律规范同网络技术的发展保持衔接性，在考虑到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某些新问题之后，合理地制定出高效率、低成本、全面性的博客法规。

第二，倡导健康的网络博客文化。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正确的宣传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要在网络博客上建设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传播平台，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要大力弘扬体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三，加强科学的博客服务管理。基于网络博客的基本特征，公共权力对互联网的管理将不大可能沿袭对传统媒介的控制方式。一种更可能的方式将是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和对策关系为主的控制模式。博客网站在实行博客全面开放的同时，应当发挥博客编辑”把关人“(gatekeeper)的角色，对不当或不适言论进行过滤和筛选。对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政以及广大网民关注的民生社情问题，博客网站应邀请有关政府官员与相关专家学者或当事人作为在线嘉宾访谈，第一时间满足广大博客主体的信息需求，使正确的声音和言论成为博客论坛的主流。此外，对博客服务提供者采取鼓励和嘉奖的方针，建构良好的博客创作环境，并鼓励博客服务提供者对博客用户实行实名注册制，为实名博客提供优质个性化服务，推荐实名博客优秀作品，打造实名博客精品，传播优秀博客文化作品。

公共治理范文篇7

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界定及其特征

(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界定

为了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这种执法模式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专项治理的概念进行清晰地界定,从而为其框定和搭建一个统一的理解平台防止理解的混乱和泛化。所谓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是我国公安行政执法部门比较常用的一种执法方式,是公安行政执法部门针对社会上所出现的某种违法现象而采取的一种“从严、从重、从快”进行治理的执法方式。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属于我国学者所称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即采取一种广泛动员的方式、充分调用各种资源、在集中时段内加大执法力度、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的的行政执法方式。公共管理实践中的专项治理,一般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出现震惊社会的重大恶性事件或者困扰社会公共安全的常发性行政违法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快速受到社会公众或者舆论、媒体的关注,进而引起相关领导的充分重视,领导做出重要指示,政府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统一部署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部门展开声势浩大的检查、整治行动,最后进行总结表彰,宣布专项整治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2007年上海市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群租房的专项行动,这次专项整顿使得中远两湾城633家群租户在数月内消失。这次专项治理行动的参与者包括公安、工商、卫生等多家部门,他们通过联合执法对群租户进行了专项整治,使社会治安隐患得到了快速消除。又如为了切实维护好春运期间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确保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2010年2月10日至3月10日期间,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联合其他警种和有关部门,大力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治安大整治专项行动……诸如此类的专项治理行动在中国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俯拾皆是。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往往是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事件进行集中治理,通过飓风式的专项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进行,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因而得到了社会基层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一活动充分体现了公安部门对关系人民重大利益事件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公安部门执法为民、立警为公的执政策略,是公安部门快速回应人民群众需要的一种表现。

(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特征

专项治理行动作为我国公安机关经常采用的行政执法方式,是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初级阶段而采取的运动式执法方式,这一执法方式区别于制度性执法方式。所谓制度性执法,是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在执法过程中严格遵循执法程序,遵照“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进行常态式执法,而不是根据领导人意志对执法活动进行部署,针对社会的治安情况而采取“宽猛相济”原则的运动式执法。具体说来,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这一执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临时性。

由于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是对公安工作中某一事项的专门治理,往往是针对公安行政执法工作中所涌现的重大问题或者对平时执法过程中工作力度不够而处于治理不佳状态的事项而进行的,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在特定空间、特定时间对这些事项进行短期内的大力度、突击式的治理和整顿行为,因此,专项治理行动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公安部门在部署专项治理行动时,往往对专项治理行动的行动时段做出具体的规定,一到截止日期就自动终止。

2•集中性。

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是对某一公安执法工作的强化处理,在专项治理的部署过程中,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往往会充分调动各种公共资源在集中时段内对这一事项进行集中处理,并加大对这一行政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和密度。有关公安部门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具有集中资源、充分动员的特征,也是这一执法方式能够取得实效的最主要原因。

3•特定性。

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是我国公安行政执法机关在特定环境下所采取的行政执法方式,一般是针对社会公共安全中的某一特定事项或者某一事项集合,具有指向上的特定性。目前,我国法制相对不健全,各个部门间的行政执法合作力度不够,执法效率仍然不高,行政资源相对不足,专项治理行动是符合当下中国国情而采取的特定的执法方式。这种特定性是在我国当前警力严重不足背景下,集中优势、优质行政执法资源有选择地维护社会公安安全的次优选择。

4•间歇性。

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政救济行为,在通过疾风骤雨般的执法方式对某一事项进行专项整治后,在下一时段接踵而来的往往是执法力度的弱化,具有间歇性的特征。因此,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在短期内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执法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彻底消除公安行政管理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又必须反复进行,需要通过重复的专项治理行动不断解决社会上反复出现的行政违法问题。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强调各种公安行政执法资源的有效调动,可以称为“资源动员”。同时,由于这种“资源动员”的外溢效应,还会引导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或个体社会成员自愿服从和主动配合,以实现特定的公安行政执法目的、任务。有效的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可以使公安部门及力量协同作战,形成合力来共同促进社会公共安全的实质性改善。这是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存在的实效性基础。

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存在合理性与功能正当性

对于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这种执法模式的分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可以用实证的方法论证政府的行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可以计算专项治理的执法成本及其收益;从法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法律权威与行政行为的博弈、政府政策与法律规则的矛盾关系进行分析。从目前学术界的观点来看,学者大多从法治理论的角度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这种执法模式进行批评。大概而言,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以公安部门(更多的是上级政府)的决策偏好否定了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权威性;第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作为一种运动式行政执法模式助长了违法者的投机心理,不能从根本上治理公安行政违法事件;第三,只注重效率的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具有工具主义的倾向,往往会忽略正当程序在公安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功能,形成对人权的侵害;第四,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弱化了执法者的责任意识,造成了执法的随意性,降低了公安部门乃至政府的政治威信和信用。但是,我们对这一执法模式的评价,必须结合中国特定的国情和当下社会转型期特定的执法环境来进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作为我国公共治理实践的重要执法方式,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功能上也有其正当性。

(一)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存在合理性

1•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作为一种执法方式在我国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自先秦开始,我国的文化传统就十分注重对“治国方略”的学术研究,因而我国具有十分成熟的政治文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家在治国方略中提出“法、术、势”治国三策。在法家看来,治理国家不仅仅要通过立法实现“事断于法”的法治,从而使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有规可循、有章可守。同时,法家也十分注重“术”治,就是统治者必须通过有效的具体策略对社会上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统治者不仅仅遵循“无为而治”的消极策略,也进行“循名责实”的积极术治,就是通过积极的行政行为对社会问题进行有效治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所展开的各项重大改革往往是通过运动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制度建立的。因此,人们心目中往往具有十分浓重的运动情结,贺卫方形象地称这种治理模式为“运动治理”。我国重视术治的文化传统以及国人心中的运动情结深刻地影响了我国行政部门的执法理念,而法律文化(特别是一般的社会底层法律意识)往往是和法治形态相适应的。因此,目前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运动式执法也是适合我国法律文化的执法模式,具有深厚的社会性观念基础,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法律和行政文化合理性。

2•我国社会转型期大量存在的行政违法行为需要疾风骤雨般的专项治理方式来加以遏制。目前,我国正处于政治国家形态向市民社会形态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正在逐步建立,因此,在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着大量的行政违法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单单依靠通过制度性的执法形态往往很难解决大量的违法事件,难以对违法事件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理。“大量行政违法行为的存在严重干扰了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政府承担着监管市场经济的职能,必然要顺应社会要求,对行政违法行为加以严厉打击,尽快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而在解决问题的初期,运动式的方式往往比制度化的方式更为熟练、便利。”[1]公安行政执法也必须如此。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作为一味猛药,对于遏止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多发、群发性行政违法行为,其效果已经过实践的检验,不能因为其中的一些行政程序不规范而从根本上对其加以否定。虽然由于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本身的匆促性其更有可能出现行政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但不能将它的不完善说成是内涵性的。

3•通过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加强部门之间、地域之间的执法合作,进而建立公安行政部门合作执法的长效机制。我国不同职能的公安行政部门之间、不同地域的公安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行政执法合作等公安行政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要求通过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运动式执法方式加强部门之间、地域之间的执法合作,并通过不断的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方式磨合公安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从而建立公安行政部门合作执法的长效机制。尽管制度性执法要求公安行政部门严格遵守法律、按照行政程序进行执法,防止公安行政权的僭越与越位,但是,法律规则的保守性往往也会导致行政执法模式的僵化,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也为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行政执法模式提供了存在的缘由。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合乎法律精神的公安行政专项治理不但不会破坏法律的权威性,还会在实践中增长法律的社会契合力。

(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功能正当性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往往从某种理论逻辑出发评价某种制度或某种行为的正当性,这也是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这种行政执法行为遭到广泛批评的原因,法治主义者往往从某种理想的法治理念出发,对目前我国公安行政执法机关的某些行为进行价值评价,而忽略了我国现实的国情,较少地关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采取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执法方式的社会效果,没有从实践出发评价这一执法模式的功能正当性。为此,我们应该从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国情出发,以功能正当性而不是法理正当性作为对专项治理进行评价的标准。

1•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执法模式是公安部门在执法资源有限前提下的政策选择。“一般而言,政府在回应环境的需要和压力而做出决策时,选择什么样的问题进入政策议程,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来解决问题,必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而不是纯粹主观随意性的行动。”[2]目前,我国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意味着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在体制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必然引起各方面的社会矛盾,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但是,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政府并非把所有的问题都纳入其政策制定的议程,因为我国目前的行政执法资源还十分紧缺。以天津市为例,截至2009年天津市常住人口1043万,户籍人口939•31万,而目前天津市的警察总数为35000人,也就是一名警察要为298人提供秩序、安全等等方面的服务。显然,要求每一个领域都有警察提供全天候的日常监管在理论上都无法实现。因此,在执法资源紧缺的前提下,集中警力进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权宜之计。在执法资源有限的前提条件下,问题的重要程度或者解决的紧迫程度往往决定着政府决策的价值偏好,所以,并非任何问题都会通过专项治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当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越来越严重、产生了具有相当影响的事件、政府面临来自公众越来越大的压力时,这些问题就容易进入政府议程,按照约翰•金登的说法,这时候解决问题的“政策之窗”打开了[3]。可见,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执法模式是公安部门在行政执法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这有利于集中执法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对社会上涌现的各种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进行重点治理。

2•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执法模式有利于加强社会动员,充分调动群众力量。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执法模式有利于加强社会动员,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力量配合公安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同时,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观念,提高防范意识。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最先使用“社会动员”这一概念,以此来描述现代化过程中个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强调通过动员促使人的观念和行为发生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决策者总是希望通过实施公共政策来改变目标群体的需求与偏好,从而改变和塑造人的行为[4]。对于某项社会问题的专项治理,政府可以调动的资源既包括显性的制度化资源,也包括隐性的社会化资源。所谓执法的制度化资源,也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可以直接调用的人、财、物等等,而执法的社会化资源,则是需要政府通过采取某种制度化的安排,通过社会动员、政府与社会联动的合作机制等等进行调动的“非政府资源”,这包括市场机制、非政府组织、民众个人的力量等等。所以,通过专项治理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可以将潜在的社会资源进行调用,为政府所用,这间接地节省了行政执法资源、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

3•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可以加强政府部门间的有效合作。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现代社会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层制的出现。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社会分工逐步细化,为追求效率,加强权力制约,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工也逐步明确。但是,科层制作为现代性的官僚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在强化专业分工的同时,也造成了行政部门间的“条块分割”。然而,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问题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出现的,同一个领域中的不同公共问题,不同领域中的公共问题之间存在着高度依存,这种情况导致了科层制度的高度专业化,造成了政府部门间的管辖冲突和职能冲突,反而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这与科层制度的目的和初衷恰恰是相悖的。公安行政专项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行政执法行为,它通过“多管齐下”的执法方式对某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进行集中治理,强化了公安部门间的有效合作,加强了部门间的联系程度。著名政治学家塔波特指出:“当合作成本或交易成本较低,或从共同提供的公共物品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地方政府间倾向于自发性合作;当协商成本过高时,地方政府缺乏共同提供公共物品的激励,中央政府可以通过统一的意识形态诱导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5]如果仅仅通过不同公安职能部门间的博弈来实现部门间的合作机制,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合作成本,通过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实现的部门合作并不是通过协商和博弈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上一级公安部门的行政权威来实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安职能部门合作机制建立的成本。

三、完善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工作模式的构想

尽管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国情和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的实践效应,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工作模式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功能上的正当性。但是,从法治主义的视角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工作模式进行反思和审视,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工作模式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为此,我们必须对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工作模式进行完善,抑制在实践工作中已经暴露出来的非规范化倾向。

(一)在意识层面上,应当转变执法观念,确立正当程序的执法理念

由于专项治理工作模式的评价标准往往是“从快”、“从严”和“从重”,在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工作中,某些公安行政执法部门往往一味追求行政效率,而不顾法律规定和正当程序,因而在执法工作中发生行政侵权恶性事件的概率相当高。丹宁勋爵曾经说过,“正义不仅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6]程序正义对于行政执法而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性价值,更是一种实体性价值。以损害人权为代价所实现的行政执法效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因此,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申诉权以及抗辩权,必须具备证据意识。通过遵循正当程序,能够有效缓解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避免行政权对人权的侵害。例如,为提高执法人员的程序意识和证据意识,天津市公安局在打击自行车偷盗的专项行动中,制定下发了《关于印发办理盗窃自行车劳动教养案件的证据标准的通知》,对办理盗窃自行车劳动教养案件的证据规格进行了规范,要求办理盗窃自行车劳动教养案件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程序合法。这在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在制度层面上,应通过必要的公安行政

专项治理行动促进公安行政执法工作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作为一项多部门联合执法、集中行政资源统一整治某一社会公共安全事项的工作机制,加强了公安机关内部职能部门以及外部相关部门间的合作。尽管公安行政专项治理行动避免了以往打击行政违法行为活动中产生的“多头、多部门管理”、“谁都管、谁都不管”的种种弊端,但是,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临时性造成了部门合作的临时性,通过公安行政专项治理并不必然会导致部门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因此,必须以公安行政专项治理为契机,通过制定规范,建立联合执法和部门合作的制度体系,建立一支统一领导、分头管理的高效的联合执法队伍。在这一目标达成前,还须加强公安行政执法检查,加大对公安行政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保证公安行政执法的规范性、及时性、合理性,进一步提高公安行政执法的权威。

(三)在操作层面上,应使公安行政专项治理的社会动员机制制度化、规范化

公共治理范文篇8

从党的十六大到，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内涵与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下，政界与学界开始思考本领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许多学者利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推动。通过文献回顾，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为学者思考文化与治理耦合性关系最多的研究主题，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则是具备前沿性与现实性较高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研究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进入学术界视野。

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及治理概况

公共数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实现了数字文化与纸本文化等实体文化的区别，同时用公益性、公共性规范了数字文化的边界，赋予其内涵，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其价值，从而使公共数字文化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现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来说，公共数字文化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的能被公平获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数字性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总和。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小部分产生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狭义上的公共数字文化是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点工程为基础，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构建的互联互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过程中产生和实现的文化形态，通称之为公共数字文化。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格局宏观，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解。（1）作为承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3172所，文化馆3338所[1]。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主要承担资源整合、服务推广、巩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等功能。（2）积极的智库支持。目前，全国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学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在内的6个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数据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会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报告。2016与2017年底，公共数字文化研讨会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开，会议主题分别为“共话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方向及对策”以及“智慧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3）从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到国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数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担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量达到459TB，累计立项724个，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投入约9亿元[2]。文化共享工程现有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构成了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础。国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成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总平台、主阵地，于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开通。（4）从2011年到2017年我国出台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数字文化内容的达42项。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与《“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起到了阶段性的纲领作用。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先后出台，使公共数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识与目标规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标准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困境。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国外并没有完全对应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3]。各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建设上各有特点。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来自市场，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成为数字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法国采用“政府主导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财政投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确保公共财政支出效益。而英国在文化事务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机构独立承担文化财政的投入与分配问题，通过分权使政府与民间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用新的治理主体来分担政府的工作[4]。各国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差别。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国家“十二五”规划设计，之后实现了快速度发展。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为208.62亿元，其中51.57亿元用于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机构的建设；130.06亿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5]。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以国家项目为基础，国家数字网络为支撑，国家与地方共建，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素质提升、文化扶贫等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国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重要方式。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1）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之间长期缺乏统筹规划，影响资源的有效聚拢，这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难题。资源提供与公众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同时因为缺乏互通互联机制，改善进程缓慢。（2）给予与接受的矛盾。公共数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处于政府包办的旧习中，建设趋于行政化，投入导向指向政绩，这种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容易形成统一的服务制式，很难满足民众的个体个性化需求与整体广泛性需求，最终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务效果。（3）实效与评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务很容易落入追求名义上的无差别供给。统计意义上的文化服务设施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和个体多样性，相应地，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设置空置、项目遇冷的情况[6]。而评估过程中缺乏全国性行业性的基本规范，形式也为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加之，公共数字文化不作为传统文化形态而被人们所熟知，社会认知度低，价值估量难，导致评估效果易失实、偏颇，无法展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真实水平。以上三类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使得近年来的学界开始探讨用治理的理念来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改变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格局。2.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将治理核心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形态对接。寻找治理理论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帮助存在两种认识，第一，是公共数字文化领域内通过治理，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在需要；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延伸表现。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基于第一种解释，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指“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项业务的内容治理，是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7]。基于第二种研究思路的学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不仅要实现对数字文化内容的治理，更强调宏观性和战略性，发挥数字时代优化社会环境的职能，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促进国家治理”[8]。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中，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平等合作的网格结构。协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数字协同，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而打破政府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的一种变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绩效水平[9]。而传统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整体性治理研究的基础[10]。目前，公共数字文化的治理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知的治理实务有几种形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化合作。业务外包与服务推广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社会化合作程度较高的两类，国家数字文化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网站建设、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都与市场企业进行了程度不等的业务合作。法人治理结构。2014年9月，文化部颁布了包括南京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在内的10家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名单。2017年国家《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计划分两步走，到2020年，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前国家鼓励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2015年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首条明确“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为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一形式，不仅改变了政府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社会组织，与市场等多种基本关系，而且重构了实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的结构关系。

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论解释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畴之内，其理论支撑、实践路径都根源于国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为研究基础，加上技术思辨，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应用层面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与成果。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作为一套综合系统，可以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进行简单解构，他们之间形成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治理体系是实施治理的基础，而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需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研究；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按照“设施——资源——服务”来构建的系统。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形成高效科学治理能力的基础，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治理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体现。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整体功能体现，也是治理体系各部分运行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效果的展示过程。3.2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维度划分及基本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维度划分基础为公共数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数字文化的能力建设及能力作用。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治理主体，具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第二个维度为治理过程，治理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体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产出阶段和结果阶段；第三个维度为治理能力类型。具体包括战略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创新创意能力等能力。虽然维度划分存在弊端，容易将公共数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领域、若干要素的叠加，无法体现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与能力结构间的逻辑，而对能力类型的具化分析展现了公共数字文化能力现代化特征。（1）战略规划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项共性能力，指对全局性治理问题进行战略考量与步骤设置。战略能力也是一种宏观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实践层面战略能力又具化为科学的决策能力，更多的表现为治理主体在决策决议时体现的科学素养和实力水平。（2）资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现为信息组织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主要体现在将公共系统之内，服务于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化，成为全社会范围内能够问询、获取、调用的资源。公共数字文化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3）价值塑造能力。主要体现于公共数字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在治理过程中挖掘、展现、塑造公共数字文化价值的作用表现，最终目标是公共数字文化引导并影响社会公众价值观。（4）创新创意能力。公共数字文化的创新创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数字化特性，是通过数字技术驱使而产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创新治理方式，促进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解决区域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资源获取阻碍等问题，保障资源共享、全民公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目标实现。3.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可以参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的定义，“现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的过程”。从目前的研究可见，“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为治理现代化表征的多重认识[11]。公共数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进技术支撑的文化样态，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更多的从公共数字文化的属性入手，并结合治理目标而确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通过构建公共数字文化制度体系，将规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协作等理念传达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观念、组织方式、行为手段的变革，实现传统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时，这一过程中，还体现出新科技推动，新理念扶持、国际化视野等现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体多元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多元主体治理可以实现共同治理的网络结构，从而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解决冲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风格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潜能发挥。（3）协同化。协同化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单元的系统运行，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各子系统间影响复杂但又相互协同。（4）高效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通过决策科学化和执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会效益，这也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5）公平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实务是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体现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追求的均等化目标，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

4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路径

4.1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1）合理的建设思路。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中，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中政府通过让权实现治理主体关系平等的情况在我国的治理理念与体系中不可能完全效仿。在中国的政治情境下，我们不可能像西方那样过多的把文化交给市场或者社会。而是建立“位序有别、法治保障、阳光运行”[12]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格局。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合理布局的能力，在明确主体关系之上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树立系统化、体系化的建设思路。（2）明确的建设目标。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目标就是对各构成要素进行定位与作用划分，判断它们之间的耦合关联，以此确立科学的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内部各要素的自我进化与协同进步相统一是治理方式存在的重要特征，最终实现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系统运转的最优化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简言之，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不断地用更为科学先进的手段来建立健全公共数字文化系统以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3）科学的建设机制。能力现代化建设机制是在决策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的轨迹上加入协作机制，包括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能力建设中的协作治理，效果检验中的多方评估等，目的是联系能力现代化结构中的各要素充分重视其关系，突破单向寻求多向合作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机制。4.2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重点与方向。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征制度化、多元化、协同化、高效化、公平化成为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方向。在内容建设方面，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能力现代化体现在战略能力与制度再造能力，治理过程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法治化能力，而治理成效需要充分发挥创新创意能力和价值塑造能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重点，即能力内容的建设以及能力特色的建设，只有各项能力强化，才能共同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治理能力的评价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重点。目前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领域选择不同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质量，主要围绕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而进行研究。评价体系的类型分为：“绩效考评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13]。有学者建议，治理能力评估借鉴组织能力评估的方法思路。评估模式为：多指标体系的综合性评估，能力结构分解性评估和影响因素集成分析评估三种模式[14]。胡唐明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及其治理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包括7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公共数字文化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国家三大数字文化工程为对象进行了治理效用测评。对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设计，先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评估框架，再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用实践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用性，并不断修正。4.3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据世界银行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约有140种。在我国，俞可平开发了中国治理评估体系针对于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评估，而微观视角的评估治理体系研究集中在乡镇、村级地方治理评估中。总的来看，现有治理评估研究对治理能力的内涵界定不足以支撑相关研究，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研究尚处于空白。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应当包含两方面内容：治理能力的评估与现代化评估。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评估框架大致可分为：（1）确定评估理念。评估理念是引导评价的指挥棒，一般有公众满意度、公民参与、结果导向、公共价值等理念导向。有学者提出了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理念确定为“公民本位、社会复位和政府归位的三位一体”[15]。这给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估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政府——社会——市场——公民治理格局中，政府肩负起培育监督市场和社会主体的任务。社会更多发挥着参与制约的功能，形成和政府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的新机制。而公民在评估中处于主导地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评价的核心目标在于保障公民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中的主体地位。（2）确定评估对象及内容。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评估对象具化与细化，是进行评估的重要步骤，也是决定治理指标体系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的前提。评估的核心是选择公共数字文化评估的内容以及针对的指标，评估内容的确定要考虑其实现程度以及可操作化。根据前文对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分析，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评估内容与现代化表征一致，而评价指标则以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类型为指标，进而开发具体的测量指标。（3）选择评估内容与评估方法。具体评估中，可采用主观评估与客观评估，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相结合的方法。主观评价主要指专家、利益相关者、重要人物、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基于主观感觉做出的评价[16]。常见的专家评价法、民众评价法、重要任务评价法都属于主观评价，而客观评价则是通过对客观信息与事实进行测量，得出数据结果而做出的评价。动态评估与静态评估的理论缘由是因为治理能力可视为动态能力与静态能力的结合，治理能力的评估要将“输入性、规则性的静态评估与结果性、绩效性的动态评估结合起来”[17]。治理能力评估体系不仅可以成为测量和观察治理的方法和感受，反之也可以成为治理理念操作化的过程，成为构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的重要基础。而设计一套适合我国实际的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是能力现代化评估的最终目标。

5结语

公共治理范文篇9

关键词：公共危机；全球治理；国家利益；困境；路径选择

2004年12月26日，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发生了震级达9.0级的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对东南亚及南亚地区造成巨大伤亡，海啸遇难者总人数近30万。海啸发生后，世界各国及各种世界组织和民间团体、个人向海啸受灾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但在各受灾国向世界申请援助时，印度作为海啸受灾国曾一度拒绝援助。原因则是因为西方大国在援助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目的，如“美日借救灾染指马六甲，派大批军舰开进国际水道”。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008年5月发生在缅甸致使1.5万多人丧生、上千万人受灾的热带风暴袭击，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同时，因拒绝美国的救灾援助而引起外交摩擦。在公共危机全球化形势日渐凸显的今天，使得我们必须对公共危机的全球合作治理投入更多的关注。

一、全球治理：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途径

所谓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就客观存在着，根据联合国的界定，危机主要包括：(1)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洪涝等，生物学方面：瘟疫、流行病等；(2)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3)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资源破坏等。危机所具有的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使得其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区、国家的范围内，更会泛及到多个地区、国家甚至对全球产生威胁：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使得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核污染的阴霾中；英国疯牛病的爆发使得全球“谈牛色变”；亚洲金融风暴使得全球金融市场一度低迷；美国“9·11”事件引发了全球的反恐热潮并促成了反恐联盟的建立；SARS事件、印度洋海啸更是触动了全球的神经。在各种危机充斥着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地区和国家安全等各个领域的今天，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不能仅仅依靠自救来实现，而必须整合全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力量来进行治理，治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撑。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研究报告中对治理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而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重大的公共危机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而通过国际合作将一国的危机纳入世界范围之内，通过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资源。实现危机的提前预警，缩短危机决策的时间，提高危机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危机损害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从而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二、利益：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博弈

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危机的治理诚然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但是这种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机制之上的，其治理的效度也与各参与主体自身利益密切相关。

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社团组织、企业组织以及个人等，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治理主体参与一国或一个地区危机治理的过程也就是实现其利益的过程。对于主权国家而言，通过参与危机治理谋求其自身的国家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直接诱因；对于企业组织或个人而言，谋求企业或个人的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动因；对于国际组织、社团组织而言，谋取全球和平、共同发展、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共同利益是其参与治理的目的，也是超脱国家利益之上的高层次的合作治理。在这众多的利益驱动中，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政治、经济、国际声誉等各个层面不一而同，但其背后所隐藏的规则是一致的，即利益的权衡过程，其中尤其以国家主体利益取向为主要特征。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共危机合作治理的主要方式是国际援助。战后，国际社会主要存在四种模式的国际援助：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战略型援助，即以实现称霸全球和控制战略地区为目标，从安全战略的基点出发，附加严格政治条件的国际援助；二是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经济开发型援助，即以扩大出口和拓展资金投放场所为主要目的，力图通过国际援助，为本国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创造有利外部环境的援助；三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人道主义援助，即以帮助受援国改善经济条件为目标的超越政治意图的国际援助；四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投资、贸易、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援助，即通过国际援助促进本国出口，保障资源供应，为经济扩张创造良好条件的一种援助。总之，国际援助作为带有政治外交目的和长远战略意图的经济援助政策行为，是各援助国政府表达本国意志、调整国家关系、平衡国际格局、建构国际秩序、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和主要方式。国家利益是指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作为决策依据的基本目标和重大利益，它包括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军事安全、经济繁荣、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处理好国际关系的关键。当今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但在这形形色色的国际关系背后都是国家利益的博弈和权衡的过程。

公共危机的国际合作治理同样也离不开这种利益的博弈，它必须以受助国让渡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方的援助。但是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又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援助，它是一方在面临重大危机的前提下的援助诉求，没有太多的利益博弈的时间，需要援助方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尽可能的援助，避免因援助代价太高或援助过程的讨价还价而使受助国丧失国际合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协调机制。

三、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实现公共危机全球治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国际规制的建立和协调的过程，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与合作。

(一)寻找利益共同点，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的过程和困境就在于利益的权衡和博弈，有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就需要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各参与主体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共同分担治理的权利和义务。

首先，各参与主体应该认识到，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危机的“涟漪效应”和“蝴蝶效应”所引致的损失对全球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亚洲金融危机由于泰铢的崩溃而导致亚洲经济衰退、世界股指大幅下滑，甚至连冲击基金发起人的索罗斯本人都损失惨重。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危机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都有参与治理的共同利益需求，而我们的全球危机治理体系就是要建立在这样的利益基础之上。

其次，在实现公共危机国际合作治理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援助方所附加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受助国部分国家利益的让渡与损失，这时双方就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既要避免因为援助方乘人之危大肆侵占受助国的

国家利益，又要避免受助国一味地保护所谓的国家利益而拒绝国际合作而导致危机的失控和升级，要在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

(二)建立国际公共危机分级管理机制。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广泛性等基本的特征，但是并非所有的公共危机都需要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根据危机危急情形和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目前，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有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对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如美国采用红、橙、黄、蓝、绿五种颜色由高到低来表示五个不同级别的危机。通过将不同的危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我们就可以根据危机的具体情况启动国际合作机制，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都是根据各国自身的情况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国际标准，给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国际性的危机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为公共危机的全球治理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

公共治理范文篇10

关键词：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公平正义；主体多元化；结构网络化；法治化；科学化；执行力

国家主席在党的报告中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直接关系健康中国2030目标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文化需求，以及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共享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本文从对治理的内涵及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分析入手，提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借鉴。

1治理的内涵

治理是个人或者机构用不同方式经营管理某事物的总称，其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得以调和，且能够联合持续采取行动的过程，它是一种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安排［1］。在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治理的主体不是单一的，即某一社会事物的治理主体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实现目标的方式也不是唯一的。从内涵上来讲，治理行政与管制行政有着较大的差异。第一，政府是管制行政权威的来源，然而治理的权威来自于多方面，其权威并不能被政府垄断［2］。治理行政需要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与合作，是私人机构和公共部门的配合与合作，其是一种强制与自愿的合作。第二，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自上而下、向度单一是管制行政权力运行的主要特征，其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一般通过利用政治权威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然而治理行政通过纵向之间的互动，使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其权力向度更趋于多元化，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通过正常途径，自下而上地对政府施加影响。

2政府治理现代化

自18世纪以来，现代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变化。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在于善于吸取众长以适应现代状况，并顺应未来趋势。善于吸取众长，即“集大成”的过程，吸取过去与现代之长，抛弃过去与现代之短［3］。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表现多种多样，但可归纳为民主化、分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应是公平正义，制度执行力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4］。历史实践充分证明，没有科学高效的政府治理，社会和经济都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要与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相适应，政府需全面提升科学行政水平、民主行政水平与依法行政水平，同时加强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

3政府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路径分析

如前所述，治理与统治和管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共同又有不同，治理的强制力与非强制力共存，治理可以理解为介于统治与管理之间的活动。通常认为，治理的基本要素包括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价值与治理结构。毋容置疑，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过去的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存在供给主体单一、体育公共产品质量与数量不尽如人意、供非所需与供给不足、供给不均衡等问题，在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也必须向现代化推进。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制度化、规则化、规范化与法治化；二是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三是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价值取向应更多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四是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手段的网络化。由此，体育公共服务的治理主体须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治理手段由刚性管制向柔性服务转变，治理空间由平面化向网络化转变，治理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化转变。3．1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从实践来看，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治理都存在一定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并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其中公平正义是重要的内容，这也成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从目前来看，体育公共服务呈现出严重的不均等现象，在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区域之间产生的体育公共服务非均等供给导致了体育公共服务享有权利的不公平性。提出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理念，有利于改变仅有一部分人享有体育公共服务权利的现状，使全体公民都能拥有公平享有体育公共服务的机会，并且在结果上大致均等。3．2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坚持主体多元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型政府”是体育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对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大包大揽、自上而下，单中心供给导致的结果就是效率低下，信息不对称造成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体育公共服务需求。“全能型”政府存在政府失灵，市场的趋利性也会造成“市场失灵”，非营利组织也会出现“组织失灵”［6］，但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在各自的领域都有着自身的优势，因此，在体育公共服务的供给中，要充分发挥多元化主体的各自优势，使它们有机协调、互相配合，才能解决当下体育公共服务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国家治理应坚持主体多元化，科学界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公民间的关系，能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由社会组织提供，能由市场提供的由市场提供的原因。3．3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坚持结构网络化。网络化治理指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合作，让各种体育公共服务的资源与信息得到共享，从而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网络化的本质是一种高程度的公私合作，并且有着对公私合作网络较强的管理能力。当下，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不可能对所有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垄断，也没有能力单独使用所有知识和信息，每一个治理主体都存在某一领域里的优势，而体育公共服务的治理就需要各主体发挥优势、各尽所能，因此要对各主体进行平等赋权，保证主体之间地位平等［7］。体育公共服务传统的垂直治理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政府垄断式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真实有效地反映所有居民的真实体育需求，一方面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所供非所需造成供给“过剩”，致使体育公共服务供求结构不平衡。社会在不断分化，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老百姓体育需求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其不能是体育公共服务的唯一供给主体，体育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结构是其现代化治理的必然选择［8］。3．4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坚持法治化。党的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同样离不开法治建立与完善。从实践来看，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十分突出，体育健身设施的建设问题无论在各级政府体育制度层面，还是在城市与社区建设层面都有相应的要求，甚至建设标准，但问题依然长期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体育公共服务政府投入不足，更重要的是诸如《体育公共服务基本法》法律缺失导致无法可依，更无法做到有法必依和违法必究。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居民体育基本权利的重要保障，没有法治保障，体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仅仅是一个梦想。3．4．1充分发挥法治的价值判断功能法治强调公平正义、秩序安全、人权尊严、民主自由、平等诚信等价值理念。全球治理委员会作为倡导与推行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在《我们的全球之家》中呼吁，要提高治理的质量，就须信守对生命、公平正义等核心价值的尊重，可见全球治理与法治追求所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都是一致的，因此，根据法治的基本价值、运用法治手段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重要的选择。体育公共服务相关法律的建设不仅仅是体育公共服务的行为规范体系，还是体育公共服务的价值判断体系，是体育公共服务主流价值的制度体现。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法律体系要依据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国情来构建，让体育公共服务治理通过法治推行公平、正义、人权、平等等基本价值，传播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9］。3．4．2充分发挥法治的规范功能法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规范性，它通过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以及允许性规范等形式明确告诉具有法律关系的主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从而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系。在促进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同样能利用其规范功能发挥作用［10］。一是通过体育公共服务相关法律的完善与实施，保证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二是通过法律来规定各主体的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行为模式与后果，让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制度要素与制度创新得以固定；三是通过体育公共服务法律的完善，使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能够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断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制度体系的执行力与权威性。3．4．3充分发挥法治的强制功能强制性是法律的重要特征之一，法律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这种国家意志由国家强制力（警察、法庭、监狱甚至军队）来保证实施，我国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通过立法程序成为一定的社会规范。如果法律主体不履行法律义务、不承担法律责任甚至违法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11］。通过法治的强制功能来推进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一方面，把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体系中有关法律条款的立、改、废纳入法治程序，加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制度创新，依法废除不合时宜或阻碍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体制机制，如某些行政审批事项；另一方面，借助法治的强制性，保证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有效实施，增强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法律制度的执行力。3．4．4充分发挥科学立法功能体育公共服务相关法律的建设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路线政策的具体化与法律化的表现形式，是体育改革发展的规范化与制度化［12］。体育公共服务法律的建设是党领导人民通过立法程序在体育公共服务领域分配正义的过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表达自身体育权利和利益诉求的过程。立法是构建国家体育公共服务法律制度，实现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其对体育公共服务现代化治理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观念的创新，要把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纳入法治轨道，体育公共服务的治理一定要先有法再治理，做到重大治理改革于法有据，治理行为照章办事；二是把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制度创新同立法决策相结合，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成为国家意志，确保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的合法性；三是通过立、改、废等手段，及时创新体育公共服务法律法规，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体系的规范性、有效性。3．5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坚持科学化。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应坚持科学化。《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提出，要“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及时准确搜集群众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务目录，开展菜单式、订单式服务。”体育公共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体育公共服务的治理也要坚持从群众需求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人为本，根据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受教育程度、地域特点等实际，提供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体育公共服务和产品，防止一刀切式的供给，保证所供给的体育公共服务是百姓的真实需求。建立群众体育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健全群众体育需求表达渠道并保持畅通，以群众满意度为依据加强评估，保证体育公共服务的质量。3．6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应以制度执行力为保障。执行力表现为人在执行某项制度时候的力量、速度与效果。制度执行力就是制度执行者的能力。只有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制度得到真正的执行，才能发挥其规范与引导作用，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能力才能得到展现。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大对现有体育公共服务制度的执行力度，尽管当前现有的体育公共服务制度还存在不完善，但总的来说，有关体育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还比较系统，虽然没有专门的公共服务或体育公共服务基本法，但《体育法》对相关主体的责任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消除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其次要不断完善体育公共服务制度，建立监督体系和问责制度，同时在体育公共服务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使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能力得以提升。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