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范文10篇

公共经济范文篇1

[关键词]公共经济;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

公共经济(publiceconomics)是随着政府经济活动的迅速扩展——从财政收支活动扩大到直接介入生产领域并形成一定规模的公共部门生产,宏观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以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与公平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学科。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收入问题,与其相比,公共经济学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领域——增加了政治过程和政府行为的分析、公共支出的分析等,而且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着名的公共经济学大师如马斯格雷夫等纷纷以公共经济替代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这种改变意味着财政学科随着经济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问题的提出

1.关于公共经济存在依据的两大理论

关于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是市场失灵。该观点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以市场失灵为逻辑出发点,把提供公共物品作为公共部门活动的基本内容,把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作为活动的目的,把公共选择作为公共部门决策的政治过程,形成了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的财政理论。从亚当·斯密开始,英国学者的传统思想认为,市场是主导,而公共部门是一种例外,只有产生特定的市场缺陷才需后者介入。如亚当·斯密认为受多种力量和动机驱使的人类,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相互交往,产生合乎社会需要的结果。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尤其是德国经济学家的传统思想,则是从两方面来看经济体制,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天生是平等的,如谢夫勒提出了“按比例满足”公共需要和私人需要的规则,但没有成为主流。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主流承认现有的经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形式,是以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为起点论述公共经济的存在。我国的当代财政学者大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如张馨等学者就从市场失灵出发提出了要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该派观点是从供给角度为公共经济寻找理论支持,探讨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事实上,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而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要的表现形式,以其作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存在缺陷的,这在后文中将加以详细论述。

关于财政存在的依据另一种观点是由社会公共需求论提出的,该派学者认为财政存在的依据是社会公共需求。这一流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共鸣,何振一是社会共同需要论的提出者。他指出:“所谓‘社会共同需要’,区别于生产单位、集团和个人的需要,但不是这些需要的简单加总,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需要。它是‘社会’的共同需要而不是任意的‘共同需要’。”他认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形成的社会集中化的分配关系,这就是财政范畴的一般本质或内涵……”社会共同需要论在80年代初期风行一时,很快就冷却下来。这是由于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没解决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同一的问题,但它以“公共性”问题作为核心问题来研究,具有很重大的意义。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的逐渐确立,我国财政学者开始探寻传统的财政理论与西方公共财政论的共同点,力求找到一个最佳切入点实现双方的融合。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共同需要论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有的学者认为“共同需要说实际上是建立在公共产品理论基础上的”,“90年代之后,共同需要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有的学者则假设“在共同需要论的基础上发展公共财政论很可能是中国财政学的发展趋势”。

2.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是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我们试图从需求角度即从社会公共需求出发来分析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基本逻辑认为:社会公共需求的客观存在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而市场失效仅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和延伸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里提到的社会公共需求不同于社会共同需要论的关于社会公共需求的定义——其理论基点认为财政是一种分配关系,而现代财政理论已经普遍认可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具有三大职能的观点,本文研究的社会公共需求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具有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需要,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两大类型。前者是指作为社会公众集体中的个体对产品和服务的需要,消费者通过支付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得到满足,这种需要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我们首先采用排除法对社会公共需求进行定义,即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需要而言的,是除私人需要以外的需要。显然这个定义忽略了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这一特性,也没有揭示出公共需要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个定义作初步地补充:

一是公共需要源于私人需要,并且是私人需要的有机合成的集合体(不是私人需要的简单加总)。

二是社会公共需求是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与私人需要相对应,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对于任意一个给定的需要水平,增加额外的一个消费者不会引起为满足公共需要提供的产品的成本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引起的边际成本为零。非排他性是指某些人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不排斥其他人公共需要的满足。

社会公共需求是指公共部门主要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它是共同的私人需要的集合体,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是一种集体性消费。对应于私人需要通过私人产品来满足,公共需要通过公共经济提供公共产品来满足。它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拥有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后者是相对于同质而言,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不同的具体利益,多个子集团所组成的集团的需求。社会公共需求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主要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共需求。

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根本依据

1.公共需求与公共经济

(1)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

需求是对物或服务的一种欲望,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以公共产品形式来满足的共有需求,公共产品只是公共需求的表现形式。正如前面提到的,需要一般可以分为私人需要和公共需要,产品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是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根据其范围不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公共产品即纯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严格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广义的公共产品,除纯公共产品外,还包括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或二者至少有一种存在的产品。结合公共需要的特征很容易得出私人产品不能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结论。

共同的私人需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公共产品来表现,公共产品可以满足私人需求,但当公共产品对应于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时,其目的具有公共性,不能拿公共产品用于私人目的。社会公共需求必须由公共产品来满足。一是公共产品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本质特征,这使得公共产品所固有的职能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二是私人不可能也不愿意(不含有政治目的)提供公共产品。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种公共需要的存在,才导致了政府的产生和形成。韦伯和马克思都从公共工程的组织角度阐明了政府存在的原因。边际革命发生后,人们更是逐渐意识到,政府的活动也能带来效用。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给出了一般均衡的解释,并指出在满足一些条件的情况下,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可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

(2)公共需求和公共经济

人类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要比任何动物世界复杂得多。正如亚当·斯密强调指出的,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分工。经济社会以来,从来没有过私人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相反是人类自身瓦解了公共供给方式,在私有制产生以前,共同需求——人类的根本需求和具体需求是一致的,私有制产生以后,私人需求才从共同需求里独立出来,在生产力发展到有剩余产品的时候,才产生了对某个物件的独占意识。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于不断分化、分工,公共权力分散,但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地存在着。

从公共产品提供的主体看,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其中私人部门即指市场,而公共部门狭义来说指政府,广义来说除政府外,还包括某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团体和组织,如民间组织和国际性组织。作为不同的主体,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在理论上都具有参与公共产品配置的可能,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注重追求效率,市场不能或不愿承担的责任逐渐由政府承担,公共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和市场提供私人产品是专业化分工所决定的,是一种自然属性,是分工规律演变使然。

2.同质性与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多层次性

由于个人在收入、文化、信仰和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公共需求有群体性差异,难免形成利益集团,整个社会资源是被瓜分的。基于此,社会公共需求可以分为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社会公共需求,前者是指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一致形成的需求共同体,体现了社会需求的公共性,其实质反映了社会全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后者是指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具体利益不同,多个子利益集团所组成的利益集团的需求,它源于社会需求的私人性,即社会需求首先要能够体现私人的需求。正是因为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具体利益相异,所以有必要选择一种机制去协调各种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暴力机制在现代社会是不文明的;阴暗机制扰乱社会的稳定,是非理性非道德的;社会机制缺乏权威性;市场机制在协调上力量不足;现代政治机制具有强制性和文明性,对少数人执行强制统治,文明的一面体现在民主机制上,在直接民主制下,各个利益集团可以直接投票表达自己的需要,这种方式适应于小范围如社区内;在代议民主制下,通过选择人代表表达自己的偏好,在既定的投票规则下协调利益冲突。可见,政治机制相对而言是最优的,但并不排除其它机制的共同使用。这表明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

前文已经论证公共需求是公共经济存在的依据,那么在存在同质性和异质性需求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将如何分工呢?事实上,由于公共需要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的存在,公共经济也具有层次性。关于公共经济的分权代表性理论有:一是蒂布特的“以足投票”模型,该理论首先从公共产品入手,假定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政府周围,居民的流动性会带来政府间的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其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结果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选民的要求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其实,公共产品只是表达公共需要的媒介,政府采取的行动的逻辑起点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如何满足公共需要,只有需要得到有效满足,官员的选票才可能得到最大化。二是奥茨在《财政联邦主义》(1972)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假定提出了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的比较优势,即奥茨“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产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效率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因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众,更了解其所管辖区选民的效用与需求。也就是说,如果下级政府能够和上级政府提供同样的公共产品,那么由下级政府提供则效率会更高。有关公共经济分权理论的解释,除此之外,还有斯蒂格勒的“菜单”理论和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等。

从性质上看,社会公共需求从本源上可分为同质性与异质性需求。同质性的公共需求容易推断由较高一级的政府来满足,尤其是全国性的同质性需求,由中央政府来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的存在要求提供独特的公共产品,如果中央政府对社会公众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它就能有效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而现实经济生活中中央与公众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相对而言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了解民众信息和需求,特别是在联邦政治市场,政府官员任命的程序是民众选举的,选民的意志得到了很好的表达,官员对民众的偏好比较了解,能更好的满足异质性公共需求。可见,一般而言,中央满足同质性公共需求,地方政府满足异质性需求,这就形成了公共经济的层次性。

三、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1.市场失灵与公共经济

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况,原因是当商品或服务的边际社会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不匹配时,市场无法或不愿意提供该类产品或服务或提供的数量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一种资源的无效配置状态。一般而言,市场失灵的具体表现有四点:一是垄断;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外部性;四是公共产品的存在。

简单来说,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原因,即市场势力和市场的不存在。(1)市场势力,如果某些人和厂商是价格制定者,那么资源配置一般是低效率的。因为一个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可能会通过减少供应的方式将价格提高到成本之上,这样用于商品生产上的资源变得不充分了,帕累托最优遭到破坏,出现市场失灵。只有当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成为价格接受者的时候,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得以成立;(2)市场的不存在。对一种商品来说,如果市场不存在,那么很难预料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际上对某些商品来说是不会有市场的(如贫困保险,因为其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市场的不存在而可能出现的另一类低效率就是外部性,即一个人的行为以一种现存市场以外的方式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福利的情形。

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都对公众私人需求的满足形成了威胁,而这种威胁却是私人部门很难化解的,于是对于化解此类威胁的需求形成了一种较为隐晦的公共需求,它不同于作为满足公共需求直接表现的公共产品,它的需求层次更高,但却是维护整个经济体持续稳定发展,即最高层次的同质性公共需求的保证。依据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满足这两种公共需求。

2.市场失灵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市场存在失灵并不意味着必然要由公共经济来弥补,市场失灵下的公共需求也并非必然以公共经济的方式来予以满足。在不同经济体、不同经济领域中市场失灵的程度不同,对公共需求的满足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因此存在多种弥补方式。对于公共部门而言,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需求的满足可以选择通过公共经济来实现,或者通过第三部门来解决。

从市场运行的角度出发,垄断的存在破坏了市场有效竞争的机制,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破除垄断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也是对公共需求的满足,尽管此类公共需求并不像教育或者国防那样属于显而易见的公共需求,但却影响着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满足。如果是市场势力形成的垄断,公共部门可以选择通过法律的形式来对其进行打击,或在保证企业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实行政府限价;对于存在自然垄断的行业,可选择由公共经济进入,或实行由公共部门生产并提供或实行市场化生产由公共部门提供这两种方式。

对于公共产品而言,其本身即直接用于满足公共需求。纯公共产品毫无疑问地要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提供,但可以以市场的方式来进行生产。对于混合公共产品而言,就存在混合提供的问题,要视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性质来确定公共经济和市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对于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而言,情况比较复杂,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来解决,也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如在满足“科斯定理”的情形,可以通过界定产权来解决。如外部性中最常见的污染问题,既可以通过公共经济征收“庇古税”的方式,也可以在市场交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信息不对称更是如此,既可以通过立法来强制披露,或保证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弱势一方的利益,也可以通过公共经济的方式收集并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存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对于公共需求的满足方式是多种的,并不必然需要由公共经济来满足。换而言之,市场失灵仅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可能而非必然。而公共经济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如强制性和规模优势,使公共经济满足公共需要这种可能性最大可能地变为现实性。公共经济不是替代市场,而是市场无法直接配置资源的领域和市场无效、低效的领域,是市场效率无法波及的具有市场缺陷的领域。

3.公共经济的扩展是以公共需求的扩展为依据的

10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机制日臻完善,近几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市场机制也在不断的发展,而同时各国公共经济的规模和范围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扩张,这并不是因为市场失灵的程度和规模日益加深,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需求的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复杂,使得为满足公共需求而存在的公共经济持续扩展。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1],其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进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数量和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而这种产品已经越来越趋于非生活必需品。当一个群体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平,其公共需求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范围也会越来越大,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

此外,私人部门的日趋完善,使得原有的一部分公共需求可以在市场中得以满足,但又使得一部分原来由市场满足的需求转化为要由公共部门来满足,同时伴随着私人部门的发展引致而来的公共需求骤增。公共经济的扩展也就在所难免。公共经济的扩展同公共经济的存在一样是由公共需求决定的,市场失灵只是为公共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契机,而不是公共经济存在和扩展的必然因由。

公共经济的存在、发展和扩张都是建立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公共经济的范围以及公共经济对市场的影响程度也要以公共需求的满足为限,一方面从公共部门的历史演变来看,公共需求一直客观存在,市场失灵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当今的经济学研究主流是从需求角度出发,以公共需求为逻辑起点,研究如何更好地满足公共需求也成为公共经济的主题之一。可见,虽然市场失效为公共经济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但根本性、永续决定的是公共需求。

注释:

[1]此处产品不但包括公共产品,也包括满足各种公共需求的行为.

参考文献:

[1][美]马斯格雷夫等着,邓子基、邓力平译校.财政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美]阿兰·奥尔巴克、马丁·费尔德斯坦主编,匡小平、黄毅译,郭庆旺校译.公共经济学手册[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

[3][美]斯蒂格利茨着,郑秉文译.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M].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公共经济范文篇2

[关键词]乡村公共经济；内涵；困境；重构

乡村公共经济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国整体经济向纵深发展。发端于计划经济解体时期的我国乡村公共经济，因其与生俱来的自上而下的独断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不可及性等，决定了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模式是无法解决由于它自身的原因而产生的“三农”问题的。这就对乡村公共经济提出了重构的要求。

一、乡村公共经济的内涵分析

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是乡村社会合理的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内容。传统的财政理论及现有的公共财政理论往往只强调政府作为主体的分配活动，“着眼的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等财力的运作过程”，因此，此前的乡村公共经济其实就是乡镇财政的活动范围。涉及到乡村社会时，传统财政学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了如何帮助县、乡财政摆脱困境上去，而无暇顾及各级政府应当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这一“公共活动”。

随着西方财政学及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仍然以政府活动为基本标志，但已经延伸到与政府相关的其他公共活动”上。这一界定使得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诸多与政府职能相关的公共活动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据此，我们把“乡村公共经济”定义为乡村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经济活动。它包括公共财政和乡村社区财务两个主体部分。和其他层级的公共经济一样，乡村公共经济的活动范围也要以市场失效为基本标尺，即只有当乡村居民无法在利益驱动下自行生产某产品或自行生产该产品存在免费搭车等情况，而这些产品又为乡村居民所需时，才需要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介入。

“乡村公共经济”这一概念拓展了传统财政学所无法涵盖的研究领域，更加关注政府和其他公共经济组织如何形成合力提供公共服务。在实践上，这一拓展对于解决乡级财政目前的尴尬处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乡村公共经济的困境分析

我国目前的乡村公共经济主要是由代表政权组织利益的乡镇财政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而乡镇财政正处于每况愈下的境地，并且由于财政收支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逐渐失支去物质依托和制度支持，乡镇财政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由于制度的安排，乡镇财政自从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来就一直处于“要让马儿跑，不给马吃草”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依靠体制外筹资；另一方面，乡镇政府为谋求自身的生存而把乡村公共经济演化为“乡镇财政的经济”。这种双重压力严重加剧了乡村公共经济和“三农”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乡村公共产品的体制外供给加重农民负担，使“三农”问题进一步恶化该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不规范性和决策机制的自上而下性。乡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使得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加重农民负担有了“制度”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外供给表现为没有一套合理的公共产品供给规则，农民过多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成本。此外，对于已经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主体的农户而言，体制外供给使得他们对于负担加重的敏感度上升了。如果这时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又不符合农民的需求，农民的对抗情绪就会特别突出。近年来农民上访告官的现象大多是由这一因素引起的。

(二)乡镇机构改革不到位。导致机构膨胀、财政供养人员过多和政府不经济首先，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过多，导致刚性财政支出不堪重负。据有关史料显示，我国历史上需要财政供养的人与普通百姓之比，两汉时期为1：945，唐朝为1：500，清朝康熙时期为1：91；新中国成立之初为1：600人，1978年约为1：50，而目前却是1：34。经济越是落后的地区，财政供养的人员往往越多。

其次是“政府不经济”。由于财政困难，乡镇干部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要钱、要粮”上，稍有事业心者，便把精力投放到如何促成所辖区域内的工业尽快上马，但在可行性调查方面又考虑不足，因此，工程尚未竣工就倒闭的事屡见不鲜。

(三)乡村社会内源不足。外援匮乏

对于乡村社区而言，所谓走“内源”发展的道路指的是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地利用乡村社区本身具有的资金、技术、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的原因，我国的乡村社区不论物质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相对贫乏；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必然导致资金严重不足；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匮乏则更多地是由于农村基础教育贫乏和“人往高处走”这一理性选择的结果。

由于村集体积累的“空壳化”，有些村庄对公益事业的内需只能靠外力来启动。然而，由于乡村社区自身“造血”功能不全，由外力启动的公益事业往往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这是因为“外援式推动充其量只能改变村庄经济的量的形态，而无法改变其固有的逻辑形态”。因此，外力一旦消失，村庄即刻又回到“无为”的小农经济状态。

三、“三农"视角下重构乡村公共经济

当前如何建立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组织，解决目前乡村公共经济方面存在的基本问题，为乡村提供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已成为施政者的当务之急。为此，笔者以为应当在增强外援、挖掘内源以及促进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等方面做好文章。

(一)增强外援

长期以来，我国基层财政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来维持：一是向下收取税费，将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二是向上谋求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三是由本级负债解决。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相关政策已经基本上切断了基层政府的第一条财路，第三条则由于基层政府负债过多，降低了公信力而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那么，怎样才能走好剩下的唯一出路呢?

这里首先要涉及到基层政权应该止于哪一级政府的问题。如前所述，乡镇政权已经失去了继续生存的物质基础，因此，首先要解决的是代表政府履行职能的乡村公共经济组织的去向问题。为此，我国理论界提出撤乡并镇、转化为县级派出机构或乡政自治的思路。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权、事权及公共产品的性质合理安排各级公共财政在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中应当承担的比例和范围，改变目前转移支付政策目标不明确、定位不准确、支付形式偏多、结构不合理、资金分配办法不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和调节功能微弱等问题。

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能只重视投人量，更应重视资金的使用质量。尽管我国2004年财政投入农业部门的资金已达2000亿元，可是其中70％都没有用于农业生产，资金更多是被各级财政和其他事业部门截留、挪用而产生了严重的滴漏现象。“重质量”，这意味着应当保证资金足额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多年来，我国财政资金的层层下拨就好像水源流经一条长长的干涸的沟渠。如果能让财政支农资金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进入具有健全民主制度的“三公开”的乡村社区财务，那就可能将无谓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其次是促进城市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全方位地对农村进行反哺。这不是要和目前轰轰烈烈的乡村城市化背道而驰，而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由之路。应当尽快改变绝大多数农业技术研究人员和技术滞留于城市实验室和办公室的局面，让其尽快“下乡”，其中，政府的政策推动和资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推力。

近年来出现了城市居民下乡以及在城里有了一定积累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开拓事业的现象。这是城市自发反哺农村的一个典型例子，它与早期的乡村人才流失相向而行。乡村政权组织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趋势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和专业化耕作的发展步子，并协同乡村社区组织充分利用回流的财力和智力，提升我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村人力资源，从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之家

(二)挖掘内源

历史事实表明，政府每给农民松一次绑，农村经济就必然有一次飞跃。因此，政府应当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给农民松绑：(1)取消农民离开农村和进入城市的一切收费；(2)取消对农民休耕的限制政策；(3)开通城乡产权交换的渠道；(4)农民的事让农民自己做主。松绑就是要还权于民，即建立代表乡村民众利益诉求的乡村社区财务。

乡村社区财务的作用集中表现在为社区提供临时性、突发性较强的无法进入财政预算的公共产品，从细微处改善与村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条件。

乡村社区财务的收入范围可以包括：第一，村级组织内农户上缴收入、集体企业上缴收入、集体经营收入和资产收入；第二，可以将“一事一议”制度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结合乡村民主建设进行规范后进一步推而广之，这是农村税费改革之后解决乡村社区公共投资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不少乡村道路建设以及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就是依靠这种方式来筹资的；第三，政府社会政策的补贴，如财政支农资金和国债资金。中央近年来的支农资金增长幅度超过了中央财政的增长幅度，但是支农资金下拨后几经“雁过拔毛”，真正落实到农户或农业生产所需的却所剩无几，今后可以考虑将这部分资金直接划拨到乡村社区财务账户上，以便资金的使用能直接受到群众的监督；第四，社会各界捐赠的资金，包括社区基金、慈善会以及出外工作人员的馈赠；第五，在有条件的地方，利用社区资源向海内外各种渠道的项目资金进行申请。

乡村社区财务应在加大乡村社区民主自治力度的同时，推行实质性民主。传统的乡村社区财务中很大一部分是被动支出。如果让农民自主决定应当如何生产以及生产怎样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并在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赋予农民以更多的参政议政权，让其在享受当家作主的精神满足感受的同时，自觉自愿地为自己所在村庄的建设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势必能更好地动员乡村社区的内源发展动力。

应当通过农业产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等加强乡村社会的自我发展能力。一方面，公共财政应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就业作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以此加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可以促进农业生产领域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进一步产业化。农业产业化应当着手加强农产品深加工的发展；同时，通过龙头企业和生产基地相结合。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并为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从而为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乡村社区应当加快小城镇的发展步子，充分发挥小城镇社区发展模式在人文关怀、提高人口集聚效应、降低农民进城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作为联系城市与乡村的纽带和桥梁(即所谓“城之尾村之首”)，小城镇的发展能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协调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

(三)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完善

如何才能促使村民自治尽快完善，从而使重新构建的乡村公共经济得以践行，这又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乡村社会组织体系的重构，包括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农民自组织的建立。

1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

乡村政权组织的重构是指简化或撤并乡镇政权，将其作为县级派出机构或实行乡镇自治。这一变革对于解决乡村公共经济具有直接的意义。对于我国乡镇政权转型的模式取向，我国理论界提出如下三种思路：一是撤乡并镇，将财政经济困难、规模较小的落后乡镇并入经济发达的建制镇并逐渐走向城镇化；二是大大精简乡镇机构，将其转化为县一级的派出机构，县级职能部门在乡一级的事务；三是借鉴村级自治模式，逐步推进乡政自治。笔者认为，不论乡镇政权走向何种模式，一个关键的要素即乡村社区的公共性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公共性的培育则有赖于民主与法制的健全。

2乡村市场组织体系的完善

建立一个规范的市场交易体系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公共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伴相生的事物，市场组织体系是公共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则必然为公共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机制上的保证。

完善乡村市场体系必须从两方面人手：一是政府；二是社区。

从政府来看，其作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作用于市场而又超越于市场，还市场以由供求关系、市场利率、价格信号等进行自我调节的本来面目；二是真正剥离农户背负的过于沉重的社会负担。所幸的是，政府已经在这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但是政策的效果还需要其他制度的配套改革以及政策的连续性才能确保；三是政府扶持农户最急需做的是让他们享受必要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这既可以直接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又可以通过增加农户收入进而提高其购买力，从而又反过来促进农村市场的繁荣。

从社区来看，由于农村金融体制的不健全，乡村社区通过信用方式进行经济活动的空间依然很小。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的信用机制可望因为有制度的约束而逐步健全。同时。乡村社区的建设应当将社会资本的建设和维护考虑在内，着意培养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传统伦理和现代法制双管齐下，为乡村市场体系的完善提供充分的社会基础设施。

3建立和完善农民自组织

公共经济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

(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3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3]赵玉琳．社会主义本质论[M]．经济学家网，/news-detail.jsp?keyno=3958,2004-08-06．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38、70．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1、468．

[9][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2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4-3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0．

[16][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823、824．

[17][18]曹新．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6)：16－17、18－19．

[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06．

公共经济范文篇4

1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基本内涵及功能

1.1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内涵。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就是通过公共经济主体对国家整个公共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但由于不同的人们对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基本内涵理解的意义不同，其解释的差别过大，导致内涵存在不同的表达和认知。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认为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应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对公共经济相关部门所从事的活动以及组织活动的手段、预测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其他成果、评价如何选择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政策以及如何解释工作的政治程序等。国内的相关学者对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黄恒学认为公共部门与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以下三种关系：首先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其次是公共部门进行相关活动的过程和存在的要素，最后是公共部门对市场经济的管理工作等。以上不同的说法都具有一定道理，但公共经济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必须要加以科学、合理的设计并有效实施相关政策才能够充分发挥相关作用，使经济建设工作持续稳定运行。1.2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功能。公共经济管理工作具有多种功能，具体包括以下四点：（1）公共经济管理工作是实现公共经济目标的运载体，能够有效满足民间经济主体的公共需求和利益，有效实现公民利益，增加社会成员的相关福利；（2）公共经济管理是协调各经济生产力之间的共同要素，并实现各个要素之间联合的纽带，若没有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作为纽带进行连接，即使有再多的生产要素也很难形成与生产力相匹配的标准。因此，其配置和联系的比例决定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程度；（3）能够帮助相关部门正确处理好公共经济之间的生产关系，使其能够实现和谐、融洽的基本状态，公共经济管理工作中的体制、制度以及人力资源和机制等是决定能够达成公共经济生产关系之间能否达成融洽关系的重要因素；（4）公共经济管理机制是经济机体内部的组织液，公共经济管理需要将不同的子系统组织起来完成整体的整合，并确保整合的机制健全有力，其决定性因素就是管理能力的发挥及管理工作的整体质量。

2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

（1）民本性原则：实现以民为本，坚持全心全意为民服务，增进人民福利尺度的同时，为谈判公平设置标准，事事为民所想，杜绝结党营私。（2）公共性原则：不得插手个人、家庭、民间组织内部的事物，不侵犯民间经济主体自由权利，避免产生依赖性。（3）民主性原则：由人民当家做主，避免相关委托机构越俎代庖，杜绝反客为主，共同遵守规则完善公共选择机制，充分利用经济活动信息，力求工作整个过程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4）法治性原则：依法治理，实现按照原则行事，必须受到法律条款的约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5）公正性原则：公共物品所需资源的筹集工作必须由民间经济主体按能力进行承担，充分利用各种条款、规章制度实现分配公平制度。（6）科学性原则：实现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使各项构成因素讲求科学性、条理性，按照规章制度办事。（7）系统性原则：按照分支内在联系对整个系统加以整合，形成合理的结构体系，充分发挥积极功能。（8）绩效性原则：围绕实现较高公共经济绩效制度进行整体工作，实现所有环节和过程中都必须以最佳绩效为中心。（9）激励相容性原则：遵从激励相容性原则，避免出现不相容机制导致经济管理工作与基本目标之间背道相驰，产生负面诱导现象。（10）和谐合作原则：内部分工之间密切合作，确保整个机构高效运转，按照组织管理理论，使内部秩序井然有序、充满活力。

3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的独立化任务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水平不断提升，社会结构逐渐以复杂化的状态继续发展，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强，且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不断苏醒，对社会经济之间的公平分配、公正态度管理难度日益增加。在这些要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公共经济活动部门的工作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超过传统经济活动，也将公共经济活动和管理工作重要性重新体现出来。为了面对这一发展过程中的挑战，相关部门和有关工作人员必须要充分利用科学哲理和研究成果，吸收企业管理基本理论和治理经验，结合完整的系统理论和独立的公共经济管理理论，适应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需求。

4结束语

公共经济管理理论是一项需要迫切详细研究的重点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实现公共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按照科学治理理论去实现，以科学、系统的理论实现现代化管理理论实践的指南。

参考文献：

[1]熊景维.公共经済管理理论研究述评[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

[2]黄恒学.公共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齐守印.公共经济思想理论源流考略[J].经济研究参考,2013.

公共经济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部门;中国公共经济学;政府;中国化

公共经济学主要是对公共部门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重点关注政府公共部门在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推进经济发展防线做出的重要举措以及产生的效果等。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对较为广泛，涉及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进行的全部经济活动，不仅包含基本的公共资源筹集和管理等工作，还涵盖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等，旨在对公共部门开展的相关经济活动和提出的经济政策进行研究和评价。

1中国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

公共经济学虽然在国外兴起时间相对较早，但是受到语言和国家相关政策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在英国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并于90年代中期在中国社会上兴起，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研究。［1］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进步和创新，经济学领域以市场和国家政府之间关系、明确政府职责并对政府行为加以规范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开始受到经济研究领域的广泛重视，一些关于世界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的公共经济学论著逐渐被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社会流传。早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上海三联书店在1992年翻译出版的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共同著作的《公共经济学》、白景明于1994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刘庆旺等编著并于1999年出版的《公共经济学大辞典》等。步入到21世纪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公共经济学的理论著述和教材等不断地涌现出来，如樊勇明、黄恒学、朱栢铭等相继出版了《公共经济学》，齐守印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著作了《中国公共经济学体制改革和公共经济学论纲》，杨龙、王骚、樊勇明、朱栢铭等人也对公共经济学相关案例进行了解析。［2］此后，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发展更为迅速，并于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推动了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到当今社会，通过理论界、经济学界和教育界的多重传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词语如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等词语已经随处可见，成为经济新闻的高频词汇，对中国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产生着相应的积极影响。但是尽管如此，与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进行分析，中国经济学研究处于“前公共经济学时代”，还需要不断加大研究力度。中国公共经济学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以社会对公共产品的供求和经济效应为主要线索建构相应的研究框架。经过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界针对研究问题出版了多种版本的教材和论著，但是其基本研究框架各具特色，主要围绕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展开讨论，已经开始认识社会公共需求、公共产品、公共预算和债务、政府税收和分权等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第二，公共收入研究方面，更为重视某种单一的收入研究，例如重视税收对效率问题产生的影响，但是对税收和公平问题的研究则有所忽视，还存在巨大的上升空间。第三，对公共支出问题的研究尚处于三个研究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即绝大多数文章重点对应不应该增加某一项支出进行研究，但是对公共支出的预期政策效果和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等方面的研究较少。［3］虽然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认识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政府的预算编制、政府规划和公共产品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一般停留在局部的专题性研究阶段，系统性相对较差。第四，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著作或论述虽然冠有公共经济学的名称，但是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仍然以传统的财政经济学研究为主，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此外，当前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仍然以文本性和描述性的理论研究为主，数量化和模型化研究匮乏，处于萌芽阶段。值得一提的是，我国部分高校已经开始认识到当前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弊端，并启动了相应的数据挖掘工作。一旦成功，必然会极大地推动我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2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

2.1政府及市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期，转型工作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在此影响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随着经济环境的调整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而公共经济学研究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适应这一动态变化状态。在实际研究中，政府与市场对公共经济的影响范围应该存在一个特定的有效边界，一旦超出特定边界，政府的宏观干预以及市场机制都会降低效率，政府调控的失败可能由于其干预太少，也可能由于其过度干预。［4］可以说，政府相关作用的有效发挥，受制于基本活动领域、规模和职能等因素，所以，针对当前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需求，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主要任务，对政府的活动规模和领域进行合理界定，使其能够与政治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等国情相适应。同时，还应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对二者事权和财权进行科学划分，并对政府公共行为、激励机制、权力寻租等问题进行适当的研究，切实提升政府在公共经济方面的运作效率。

2.2最佳税收理论研究与税制改革设计

在建构最佳税收理论前，我国公共经济学中针对税制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多局限于税收原则的分析和细化方面，而这一理论的提出以课税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为切入点进行分析，运用数学模型语言对这些内容进行形式化处理，在各相关税收原则之间构建了一种极其紧密的逻辑关系。从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看，税收原则基本有三点:公平原则、效率原则、经济稳定和增长原则。［5］其中，能够真正对税制设计起到帮助，并且能够在最佳税收理论中表现出来的应该是公平和效率原则，而最佳税收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的税收。因此，在深入研究税收问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时，应该更为关注税收的公平问题以及对税制结构进行优化等。所以现阶段，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适当引入西方公共经济学研究中较为科学的分析方法，对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搭配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出最合适的商品税，最大限度地降低扭曲效应和超额负担。

2.3公共预算管理问题

政府公共部门的收支决策一般是通过预算编制来实现的，而政府的预算工作会与法治国家以及民主政治共同成长和进步。纵观西方经济较为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公共预算模式的发展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部分重要的创新和探索，并在当代社会被“新绩效预算管理理论”整合，得到了一定的突破性发展，成为政府公共预算管理模式建构的新方向。［6］总的来说，近几年，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预算管理的开个呈现出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结果导向预算、使命感预算、公众参与预算、灵活性预算以及中长期预算等，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是从其发展趋势上看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时代问题。对于中国公共经济预算来说，如果严格按照“涉及所有人的问题必须应该由所有人才进行批准”的标准进行衡量，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距离基本发展目标的实现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政府预算而言，在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中应该重点关注政府计划与预算之间的关系，具体探究如何建立一个由一般性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共同组成的复式预算体系以及科学的权责发生制在政府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的影响;而就公共预算而言，则应该重点进一步强化人大的预算控制和监督，全面推广参与式预算，进而反映社会公众的实际预算需求，增强预算的约束能力。

2.4公共产品的选择和供给

公共产品研究理论作为公共财政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由市场还是政府提供，一般受到制度选择的影响。传统的研究理论指出，政府应该是公共产品的唯一供给方，但是受到政府财政支出膨胀的影响，政府公共产品的实际提供能力相对较低［7］。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私人提供开始出现并进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个人从事和组织大量的公益慈善活动，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等。基于此，中国公共经济学在未来发展中应该借鉴西方先进理论，具体研究公共产品需求表达和决策机制的建立、公共产品供给范围的界定和供给方式的选择，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等问题，促进中国公共经济学得到更好的发展。

2.5社会保障、环境卫生及教育问题

社会保证、环境卫生和教育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应该将其作为重点课题。［8］在研究实践中结合中国基本国情，合理运用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产品、环境保护事业的公共属性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相关制度和政策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对操作模式进行尝试性分析，发现改善当前我国社会保障现状，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环境卫生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现实路径，为中国公共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保障。

2.6收入再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被不断的拉大，并且在当代社会中仍然表现出强烈的继续扩大发展态势，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因此为了改善这一现状，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再分配问题必将成为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9］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目标是维护社会经济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具体内容包含社会大众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的公平、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和人们收入的均等。要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实现这一发展目标，就必须要建立以政府再分配活动为核心，社会资源再分配为辅助的科学收入再分配体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需要注意的是，在再分配体系中，国家财政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社会资源捐赠和救助等是再分配机制的补充，前者以公平公正原则为分配依据，后者以道德原则为分配依据，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7公共产权和集体产权问题

一般情况下国家对产权形式的选择受到物种因素的影响，即社会意识形态和宪政秩序、国家建设发展的双重目标以及冲突的影响、不同利益集团整体力量的对比以及利益集团对政府工作的影响、产权选择过程中路径依赖、财政的约束。［10］公共产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集体产权也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产权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微观的突变，但宏观层面的主体经济转型已经能够基本保持相应的平滑性。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体产权关系到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并且能够实现对农村地区大部分第一产业的覆盖，因此集体产权产生任何形式的变迁都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存在差异，却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未来中国公共经济学应该重点研究公共产权可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公共产权与集体产权的协调问题等，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2.8公共规制和定价问题

公共规制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中一切公共规则和制度的总和，既可以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标准和习惯意识，也可以是单方面或者经过相关协商而制定的能够让一部分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条款和法则等。自然垄断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内容。因此，如何对自然垄断所涉及的相关行业进行有效规制，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11］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如果存在规制者和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出现不对称情况，就应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尽量对被规制者进行激励，进而实现激励相容，促使公共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例如，在传统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公共事业的服务价格往往通过成本加成定价的方式进行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企业节约成本的激励问题，促使成本不断提升，价格上调，侵害了社会公共福利。针对这一问题，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应该在研究中对不同的激励强度进行合理划分，研究公共定价机制和基本模型，进而构建科学的公共定价体系，提升公共定价的实际水平。

2.9公共经济相关政策分析和评价

公共经济政策具体指一个国家或者正当为了实现相应的经济政治发展目标，或者为了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相应的指导，而对经济活动制定的行为准则和指导建议等，一般包含财政、税收和货币等方面的政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我国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动，利益格局被不断的调整，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政府管理工作受到影响开始从行政管理向公共行政转变，最终将发展到以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为核心工作的公共经济管理阶段。因此，新时期强化政府规制和贯彻落实公共经济政策能力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12］此外，对中国公共经济政策的目标、传导机制和工具以及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并对政策的实际贯彻落实情况探究和评价，成为公共经济学重点研究课题。在实践探索中还应该注意，评价工具和手段不能局限于福利经济所提供的工具，而是应该在评价过程中积极引入数理经济学等技术对其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增强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未来研究中，要重点注意如何保证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实施的体制改革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如何践行公平和效率原则、建立健全的公共价值取向等，增强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

2.10公共危机问题和突发事件的管理

公共危机具体指在社会发展发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基本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能够对公共安全以及正常社会秩序产生威胁的事件。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以及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突显出来，推动了社会危机的发生，成为威胁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风险，极大提升了引发社会公共危机的可能性。［13］从整体上看，近几年，中国社会公共危机的发展基本表现出以下几种趋向:群体性、广泛性、突发性、复杂性、增长性、易变性和危害性，对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防范和处理能力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所以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公共经济学既要研究公共危机来临时政府和公众的反映特征，明确政府、媒体以及民间团体在管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发挥的相应作用，也要结合当前我国社会危机的实际发展趋势构建稳定性和系统性较强的公共危机预警系统，为社会公共危机的防范提供相应的保障。

3结论

中国公共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其未来发展形势仍然是不断变化的，面临着艰巨的挑战。所以在未来研究中，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者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对政府经济相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政府和市场的两极中探寻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平衡点，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指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相应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毓欣.本世纪公共经济学研究重点的统计揭示———基于《公共经济学杂志》2000—2009年间的分析［C］//中国财政学会2010年年会暨第十八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论文集，2010:704－709.

［2］周娅，刘莹.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发展［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3，34(6):242.

［3］杨志勇.公共经济学: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方向?［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35－44.

［4］孙健夫，王丽敏.关于公共经济学内涵的几点理解［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3(6):160－164.

［5］王延杰.论公共经济学在财政学课程体系中的地位［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74－81.

［6］余斌.公共定价的经济学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4(12):21－27.

［7］卢洪友，祁毓.公共部门经济学:演进脉络与发展趋势［J］．财经问题研究，2013(7):64－71.

［8］吴俊培.关于公共经济学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17－24.

［9］刘太刚.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反思经济学思维主导下的中国公共管理［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2):63－70.

［10］孙健夫.关于公共经济学内涵的几点理解［C］//中国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研讨会论文集，2013:68－73.

［11］师全宇.公共政策分析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J］．中国商贸，2013(36):155－156.

［12］王卫东.普通高校公管专业《公共经济学》重点课程建设方案［J］．课程教育研究，2014(36):2－3.

公共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货殖列传序》；公共政策；公共经济

公共政策是具有公共决策权力或权利的政治主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特定目标而制定或适用特定行为规范的过程及其结果。它是一系列制度过程，作为该过程产出或结果，具有约束力的各种谋略、法令、条例、办法、措施的总称。公共政策的目的是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货殖列传序》中司马迁的经济学观点，对当今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和优化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从《货殖列传序》看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功能

1．1《货殖列传序》揭示的公共政策理论

一是公共选择理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主张所有政治主体都如同市场主体一样，在政治活动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布坎南中国管理信息化ChinaManagementInformationization2021年8月认为，个体在政治生活中走到一起，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同人们在市场中走到一起一样；通过相互之间的契约，他们可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如同市场中的贸易行为一样。二是精英理论。“于是太公劝其女功”“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这体现了精英理论，该理论主张公共政策可以被看成是握有统治权的杰出人物的价值观和偏好的反映，公共政策不是“群众”通过他们的要求或行动来决定的，而是由掌握统治权的杰出人物决定的，并由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付诸实施。精英理论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任何已有的政治制度下，总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它有助于了解部分社会现实与政府部门决策形成过程，但是精英人物的统治与决策的形成是否受民众的影响，是一个难以判定的问题。因为民主政治社会的基本价值前提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反映民众的要求以获得其支持，因此，决不能忽视民众的要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精英理论所倡导的渐进主义政策变迁观点，在节奏大大加快的现今时代也越发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加快，人民要求日益多样且变化频率加快，精英标准以及行为方式也不断变迁。

1．2《货殖列传序》体现的公共政策功能

一是导向性功能。“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导向性功能。物质性导向功能明确规定目标，不强制实施，通过有计划的宣传、教育、经济激励及其他措施予以保障，其类似于调节性功能，但主要运用正向鼓励性手段来实现。名誉性导向功能政策的制订关键在于影响对象的观念或思想意识，推动各种政策理念的社会化，该类政策主要是产生精神性或道义上的影响，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物质性影响。二是管制性功能。“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管制性功能，也可以称调控功能。公共政策的调控功能是政府用以实现各种政治社会目标的基本手段。管制功能的形成通常涉及两个或多个阶级、社团之间的冲突，出于对这些冲突进行调节的需要，目的在于确定和维持特定的社会、市场或管理秩序。管制功能以规范性法律法规形式出现，通常以强制手段作为保证，属于预防消极被动型政策功能，是最原始的政策功能。三是分配与再分配功能。“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这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分配与再分配功能。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巴莱多提出了“二八定律”：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这说明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有这样两种人，第一种占了80％，拥有20％的财富；第二种只占20％，却掌握80％的财富。政策的分配功能就是政策主体将公共价值分配给人口中特定部分，再分配性功能则是政策主体有意识地在社会各阶级或团体间进行收入、财产和权利等私人价值转移的特殊分配形式。

2公共经济角度下中国近代公共政策系统的改进历程

政策系统是为实现公共政策功能，由若干政策主体、程序、制度以及各种环境因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有机体，包括政策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体现了政策的一个改进过程。为了更好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实际效果，随着政策环境的改变，政策内容也会不断调整。我国的公共经济政策也历经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2．1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公共经济———公共政策绝对的强制性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公共经济由公共部门统治一切。公共部门几乎垄断所有社会资源，从城市的低工资高福利到农村的“政社合一”模式，不管是宏观控制还是微观经营都体现了公共政策的强制性。公共部门对社会财富拥有绝对支配权，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财政控制。公共部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渠道，公共政策缺乏与社会的沟通。这种公共部门垄断国民经济的高度集权计划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消极影响。旧政策因没有实现它们的目标，或者对它们意在解决的问题没有发生作用而走向失败。导致政策失败的因素主要为：一是政策主体内在性与执行不力，即政策可能被以削弱其功能的方式进行落实，包括内在性抵制、寻租、低效率与无能力；二是政策本身问题，即政策只能解决公共问题或众多根源中的部分问题，政策可能有互不相容的目标而相互冲突，政策滞后，政策成本与收益具有分离特性；三是政策系统构成与运行机制问题，即政策系统自身、各子系统内部以及相互之间互动机制可能存在种种问题，导致政策失败。

2．21979-1993年的双轨制改革———公共政策改进的开放性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特点是权力精英的内输入。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策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策制定系统，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来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而双轨制改革预示着公共政策逐步开放，公众通过投票选举、请愿、上访、听证等方式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公共经济开始逐步焕发独立的生机活力。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79-1993年我国实行双轨制改革，国家财政下放权力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1980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分灶吃饭，实行地方财政包干。1983年，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国有企业按法律规定向政府纳税，不再向财政上缴利润。1985年，国务院决定基本建设投资由原来的国家预算安排“拨改贷”，财政不再拨款，改为银行贷款。2．31994年以后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政策环境的适应性公共政策环境是政策系统边界以外的实体、状况和事件组成的一个并列系统。政策输出可能改变环境，从而改变由环境提出的要求和支持，并改变系统自身。输出可能导致新的要求与支持，并进一步导致新的输出，构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公公共管理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分析政策制定或形成，研究不同功能的实现过程、效果及功能主体，通过动态改进政策系统来提高政策质量并端正社会发展方向。1994年以后政府职能发生了转变，一是建立了新的财税体制，并确立了复式预算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二是深化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解决了政企不分的问题；三是实行了政府机构的改革，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逐步形成“小而精”的政府。并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目标———适应市场需要，提供公共服务，增进市场效率。我国公共政策的改进历程也为进一步优化公共政策提供了启示：一是通过纳入多种政策主体、协调政策实施主体关系、充分发挥非官方政策主体作用等方式，来保持政策主体系统的多元性与开放性；二是通过加大资源投入、优化组织结构、规范监督体系等方式，来保持政策执行系统的实施性与针对性；三是通过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并利用外部客观规律来保持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与平衡性。

3公共政策功能限度对政策系统的要求

公共政策系统的功能限度可理解为公共政策功能效果发挥的边界。对于某一公共政策，政策在其体系中实现特定目标政策效应最大化的范围；对于整个政策系统，政策在政府部门职能范围内，以实现社会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在各个政策相互配合制约中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程度。公共政策的功能限度是经济、效率、效能、公平的综合有机体现。为有效避免发生政策内容与政策预期目标出现偏离的情况，在政策制定以前，政策主体就必须要对当下的诸多政策环境进行全方位的归纳总结，进而才能够以预期目标为基础，以政策环境的考察内容为补充，建立起符合当下政策环境的公共政策，最终保障公共政策能够得到良好的执行，同时，还不会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情况。

3．1公共政策制定要兼顾公平性和科学性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权利的体现，政策内容构成易受政策制定者的意志左右，同时也可能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已经进入经济高增速和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政府不仅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环境因素与政策对象的利益诉求，还要保证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尽可能适应社会急剧变化，保证政策执行的相对稳定长效。一是纳入多源政策主体，征求官方政策主体意见，统筹非官方政策主体观点。二是综合采纳政策议程，政府议程随政府日常工作产生，关注在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大众议程由公众通过信访投诉、舆论讨论产生，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且在政府职权范围内，再由政府做出相应的反应。

3．2确保公共政策执行的灵活性和畅通性

政府部门在贯彻落实中受政策执行者能力、信息、权威资源的影响，政策目标人群对政策合法性、权衡自我利益以及情感道德的认同程度各有不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政策失效。为了消除政策失真、避免政策失效的情况发生，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应具有动态灵活性，即在允许限度内采取灵活的做法，以确保政策严肃又活泼、权威又亲民，共同促成政策目标顺利达成。同时也要保证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沟通的畅通性，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追求某一方利益向好而不会有其他人利益受损。政策执行者倾听政策对象的诉求，畅通行政听证、意见征询、信访等途径，积极论证出让多方满意且服从的方法，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3．3建立公共政策全过程监督及评估机制

公共政策发挥作用最大的阻碍往往并非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出现认知能力缺陷，两者间的利益差别可能是导致政策失真的根本原因。公共政策自身的缺陷，造成了执行困难、应付执行、多策打架的现象。因此需引入第三方监督机构对公共政策全过程进行监控，在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由专业人士进行政策可行性评估。一是内外联合监督公共政策执行，内部监控包括组织结构协同分工、专设纪律监督部门以及国家纪检监察机关，外部监控包括立法、司法、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公众监控。二是系统评估公共政策全过程，包括政策方案、政策执行以及政策效果，通过权衡多方信息，来调整政策和优化资源配置。

4结语

《货殖列传序》中有诸多的内容可以对当今的公共政策系统改进及功能限度的优化进行启发，这不仅说明司马迁有远见卓识，也说明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能够启发现代工作的改进的内容。因此在现代工作过程中，不仅要参考现代的诸多理论内容，还要从古代文献中发掘出具有参考作用的文献，并以其内容为基础，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想法进行完善和补充，确保其能够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最终促进现代工作效果的提升。我们要优化创新政策系统，关键是重塑政府与社会的权利关系，科学制定政策、优化执行过程、监督评估政策，让公共政策发挥最大的作用，建设“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的政府。

主要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樊勇明，杜莉．公共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3］肖珊．公共政策系统视角下的《货殖列传序》［J］．商情，2018（6）：263．

［4］刘帆．从《货殖列传序》分析公共政策系统的功能限度［J］．河南农业，2020（3）：63－64．

公共经济范文篇7

关键词：公共经济管理；民生关系；影响；探讨

伴随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逐渐提升，政府单位加大了对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的重视度，与此同时，实施了一整套有助于提升社会百姓生活质量的政策。在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民生问题，由此产生了公共经济管理理论。

一、在优化民生中，应用公共经济管理的重要价值

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的提出，其主要的目标是把百姓生活与国家发展相互结合，以此实现富民强国。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全面探究了公共经济管理理论，大部分专家认为公正性是公共经济管理理论最应该遵循的理念，需要公平、公正的分配百姓生活的福利。政府部门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负责任，要合理公正的配置资源与共同权利，以此制定合理的实行方案。伴随民生观念的提出，自身的利益逐渐引起大众的关注，以往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公共经济理论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国也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提出了关于百姓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政策，不但提升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力，也促使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系统介绍了百姓实际生活中的教育、卫生等问题，并且明确指出了我国民生政策的改革方向，把百姓需求作为根本，规划制定出科学的方案，在公共管理单位创建的过程中要与科技相互结合，充分应用原有资金，创建公共监督管理单位。

二、公共经济管理与改善民生之间的联系

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有序的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的指导，与此同时，民生问题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问题。在我国民生构建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其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解决。不但需要增加政府资金投入力度，还需要总结人民需求，探究出百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严禁盲目、无针对性的对民生关系实施改革政策。正确的做法是，要和公共经济管理相互结合，实时监督民生建设，使两者相互结合，提升改善百姓生活质量的能力。

（一）公共经济管理会对民生关系有协调价值

对我国民生关系造成最为直接的影响条件是公共经济管理。在公共经济管理中，我国市场有责任人模糊的状况，未配备特定的管理者，分工较为混乱，易出现滥用职权的状况，促使社会百姓降低了公共管理单位的信任度。政府若想全面展现公共经济价值的前提是，创建有序科学的市场体制，借助相关政策措施，监督公共管理单位的资金配置，确保资金得到有效科学的应用，不出现浪费状况。

（二）促使公共经济管理更具法制化

国家各行各业的有序发展都需要完善的制度与规定。每一项事物的出现都要遵守一定的规则与标准制度。与此同时，国家管理需要法制化制度，公共经济管理单位若想科学有序的工作，便要具备法制化的制度。要对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工作者实施廉政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政府服务的对象是社会百姓，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严格监督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职能，促使整体工作人员能够深入社会百姓生活中，了解并且掌握百姓的需求，这样才能够规划出最科学、最合理的改革规划，才能够有效解决民生问题，与此同时，也需要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按照法律制度进行工作，站在法律层面，客观公正的对待民生问题。

（三）公共经济管理能够有效保障民生改革

伴随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的国家政策中，加大了对惠民政策的投入力度，具体包含教育、就业、医疗等。政府都实施了一定的补贴，但是政策的出台，都务必要经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支出，由此可见，公共经济管理为民生改革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在此过程中，市场具有不可预测性，由此增加了风险，而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出现，能够有效控制经济风险，与此同时，也会促使市场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确保公共产品得到科学供给，也会提升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权威性。

（四）公共经济管理对直接影响民生问题的改革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政府单位加强了对经济发展与百姓生活质量的关注度。逐步实施了惠民政策，由此提升了百姓生活水平，经济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譬如：大部分百姓有了积蓄，脱离原本困顿的生活状况，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显著，伴随逐渐上涨的物价，有部分人负担不起上学费用、医疗救治费用，其生活福利未获取显著的改变，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工作质量低下，不能实现百姓生活所提出的标准，缺少对经济市场的约束力，长此以往，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信誉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百姓会降低对政府单位的信任度，因此，公共经济管理会对民生状况造成最为直接的影响，根据这样的现状，政府单位要把民生问题落实到个人，严禁出现形式化，要把人民的需求放在首位。结语综上所述，文章是针对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的影响展开的深入探究。政府单位若想改变民生问题，首先要做的便是转变以往的执政方式，要针对时展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的探究，与此同时，要与公共经济管理理论相互融合，制定出适应我国发展的改革措施，提升政府工作者的执政力，应用法律制度监督公共经济管理单位的职权，促使政府公共管理制度能够有序合理的实施。

作者:李影 单位:中共前郭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1]马继华,王春燕.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J].中国外资,2013（13）

[2]商立巨.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民生关系影响的探讨[J].同行,2016（03）

[3]陈天恩.论强化公共经济管理对改善民生的影响[J].品牌(下半月),2015（07）

公共经济范文篇8

关键词：中国公共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指导话语

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关注

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研究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著作，但在他的不少著作中，对政府(国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关于公共经济的思想，不但丰富和发展了西方公共经济学，还可以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指南。

在1850－1853年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大量有关国家经济职能的资料，这些笔记涉及的内容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的约束、调节问题；国家利用中央银行制度对经济调节的措施问题；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性质及其作用问题；国家财政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其结构问题；国债的形式及其作用、流转方式问题等。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对公共经济有了初步的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是马克思研究公共经济的开端。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开始形成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这个成果体现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写作单独的《国家》册问题。在“五篇计划”中，马克思的论题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移民。在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国家篇，认为应该包括：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

在创作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1867年，马克思的光辉巨著一《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了。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有关公共经济的论述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在对货币理论的论述中，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的性质及其实现形式问题；其次，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论述中，分析了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强制”调节问题；最后，在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论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性质及其职能做了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遗愿，花了大量精力，整理了马克思的有关手稿，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论述了不少有关公共经济的思想，其内容主要有：首先，关于国家及其作用形式。各种具体资本的分离及其相互竞争过程，是不可能离开现代国家的“协调”和“监督”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职能；另一方面又执行着“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1]。其次，在对总资本各种形式的分析中，反复提到国家的具体职能，并对国家调节、监督社会资本的各种手段做了简单论述，如国家赋税制度的性质；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度和政策、自由贸易政策的性质与意义；国家财政制度、国家预算、国家债务的实质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影响；国家借助于经济立法，调节和监督总资本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如工厂法、银行法、土地法、公共工程法、移民法、济贫法等法律法规。至此，马克思的公共经济思想基本形成。

二、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框架与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思想的框架和理论体系，我们可以归纳为“一个逻辑起点、一个建构基础和四大理论内容”。

(一)逻辑起点：政治经济关系原理与国家(政府)的经济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本质是由国家的经济本质决定的，国家的经济本质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依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者，其特殊经济本质取决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国家的特殊经济本质和政治本质，这是衡量国家不同性质的根本标准。”[3]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国家(通过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现实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构成了国家的现实基础，并且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而国家的现实基础规定了国家经济职能的基本性质和作用形式。同时，马克思分析了国家和社会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4]，即以一种表面上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姿态出现的。实际上，“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5]。这就是说，国家从总体上概括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利益关系，集中表现了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性质。

(二)建构基础：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的批判

1．对资本主义形式公共经济主体的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权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国家利用其“控制”的财政、金融、赋税、国债等经济机制调节社会经济运行，完全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以，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7]因此，现代国家作为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但同时，作为“维持”社会经济运行和所有制关系的力量，现代国家又是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机能和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2．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马克思认为，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9]所以，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投资和发展，就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职能的实质。

(2)资产阶级国家作用形式及职能的两重性

马克思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国家的职能也必然朝着两个看来似乎是十分矛盾的方面发展：一方面，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巨大进步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机构，对社会经济运行调节与控制的功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国家“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10]。另一方面，与社会阶级关系对抗的日益发展相适应，国家作为一种“阶级专制”机器，对社会阶级矛盾与冲突的“协调”与压制的功能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3．批判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公共经济的方式：扩张掠夺与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阐明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国家政权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所以，不论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与利用，其最终的作用效果仍然体现在资产阶级身上。

(三)公共收入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赋税思想

1．确定了赋税的性质。马克思认为，赋税是“国家的措施”之一，它是依靠“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而取得的。[11]

2．阐述了有关赋税的一般原理。(1)赋税作为“国家的措施”之一，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漫长历史中，在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发挥着作用。但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措施之一，赋税还是取得了一些特殊规定性，成为强化资本对雇佣劳动剥削，对部分剩余价值占有的一种强制性的工具。他指出：“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工人进行盗窃”[12]。(2)赋税是公共支出的主要来源。诸如修筑道路这样一些社会公共工程或社会基础设施，就会转为由国家来承担，这些费用是通过征收直接税或附加税取得的。这样，“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就不是单个人的私事。”[13](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赋税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第一，从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化“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14]。第二，从以直接税为主，转向间接税和直接税并举、以间接税为主的形式。“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直接税则起源于农村。”[15]第三，赋税的变动与剩余价值量变动密切相关。(四)公共支出理论

1．论证了公共支出的必要性和范围。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修筑道路、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的必要性。公共支出并不仅仅限于政府、军队、官员等的消费性支出。

2．阐述了政府职能范围的变化与公共支出增长及其原因。马克思提出，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交通、运输、通讯联系、信息、城建、生态资源的综合利用、人力资源的综合开发等等，都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在这些生产条件上投资的微利或亏本的实际，使更大量的“公益工程”的发展转嫁到国家的肩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经济职能随着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而膨胀起来。

(五)宏观调控理论

1．分析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马克思从分析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人手，揭示了为什么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宏观调控。他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指挥”只能由国家——政府来担当。

2．提出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和财政手段。(1)宏观调控的货币手段。马克思论述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1847年和1857年英国的两次货币金融危机后提出这样的思想：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正确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缓解危机，错误的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加深危机。[17](2)宏观调控的财政手段。马克思认为，财政手段的调控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分配来说至关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第一次提出社会生产结构的概念，它指的是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政支出结构对于产业结构具有很大影响，在确定了财政收入规模，解决了财政资金筹集问题之后，财政支出的流向和流量成为制约产品结构，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关系，制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调控投资结构的重要手段。[18]

(六)公共信用理论

1．公共信用成为资本的信条。“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19]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公共信用，为资本主义公共信用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存在于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信用，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特有的印记。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公共信用所反映的债务积累实际地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20]。

2．公共信用推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公共信用的发生有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容易产生“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并使这个阶级中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大发横财；第二，公共信用也使交易投机和现代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3．公共信用与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一方面“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21]

4．公共信用制度运作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国债券、国库券作为公共有价证券，具有金融市场上金融工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受公共信用制度制约的特殊属性。首先，国家作为债务人，“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要求债务人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22]。其次，国债券、国库券本身也是一种“幻想的虚拟资本”。“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23]总之，公共有价证券所表现出来的货币资本的这种虚拟性，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2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指导话语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福祉关怀必须成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学科，关注的是公共部门在参与资源配置、协调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行为方式和作用效果。然而，公共经济的发展服务于谁的问题，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区分的显著标志。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包括社会治理理念和措施，都必须在根本上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25]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同样也是从对人的公共福祉关怀出发来论述的。强调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归宿。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注入到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当前，我们在公共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中，大多应用的是西方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观点。在当前我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投入，尤其在大力推进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改革，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不仅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成果，而且更应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学思想，使之更加丰富和完整，并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

马克思主义的公共经济思想，运用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以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为目标，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内在本质，进行了科学抽象，然后才用叙述的方法把这一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简单上升到复杂地叙述出来，揭示了政府等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运行的规律，为解决中国公共经济学的四大难题提供了不少的理论支撑和借鉴，如关于政府(国家)经济行为的本质及其两重性的论述可以成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支点，公共信用理论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经济责权的配置问题等。

第三，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研究方法论作为中国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具有同样的适用价值。马克思创建了唯物辩证法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对经济运动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研究，他的第二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更进一步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具体方法中，马克思采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使经济科学研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2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3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3]赵玉琳．社会主义本质论[M]．经济学家网，/news-detail.jsp?keyno=3958,2004-08-06．

[4][5][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8、38、70．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331、468．

[9][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2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14-31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8．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7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1．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0．

[16][19][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7、823、824．

[17][18]曹新．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J]．学习与探索，1994，(6)：16－17、18－19．

[20][22][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9－540、527、527．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06．

公共经济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发展；教育资源；配置与利用

一、引言

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经济与教育的同步发展，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与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密切的相互性。一般来讲，教育与经济的发展关系是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即教育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带动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发展多变的大背景下，也在一直发生变化，经济与教育二者的结构呈作用于反作用关系，教育结构的变化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结构内部改革的调整。

二、我国公共经济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创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纪录。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指标，1978年中国的GDP按当时汇价计算只有约1350亿美元，人均GDP约140美元，当时中国经济较为落后。2016年，我国GDP实现了744127亿元，据当年汇率换算成美元约为112028亿美元，同比增长6.7%，人均GDP约8102美元。中国GDP总量持续增高，人均GDP数量也大幅增加。同时近年来，中国教育投资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教育经费投入量逐年上升，但新常态下的教育财政正处于转型期，面临严峻挑战。从总量看，我国经济整体规模在不断扩大，教育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也不断增长，不过相对规模却并未达到法定水平。在政府施政与市场调节双重作用下，经济结构持续实现优化升级。而公共经济的发展同样影响着教育领域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必不可分，离不开经济的促进作用[2]。

三、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动教育发展，但伴随着我国转型期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教育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主体关系不明确。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但需要明确的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除了政府还有市场，教育的供求需要政府调节、市场调节以及政府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调节方式。教育资源配置主体除了政府还有市场，教育供求需要政府调节、市场调节以及政府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调节方式。教育领域中，政府首先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而教育事业整体方面上，政府做出科学规划、制定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创造良好教育环境、提供监督评估等[3]。另外，政府需投入大量教育财政经费，对贫困、偏远地区的学校及学生给予费用支持，并大力鼓励民办教育发展。其次是市场配置教育资源。凭借市场这个平台，引入竞争机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多元化，可以满足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的需求，实现利益最大化。（二）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我们理想中的公平是绝对的，而我们所追求的公平概念是相对的。在教育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实际所需，也要考虑教育所属的不同地域和教育的类别和层次的不同，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可能解决教育不公平现象。针对教育层面上的公平，不仅要寻求教育投资数量的提升，也要注重“质”的升级，不仅注重教育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更要注重教育结果公平的实现。在实现效率目标方面时，需要考虑成本和回报率，在为实现目标利益最大化努力的同时，不仅要考量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还要注重实现其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创造的非经济收益[4]。（三）结构布局不均衡。教育资源多种多样，教育资源是自有教育活动和教育历史以来，在长期的文明进化和教育实践中所创造积累的教育知识、教育经验、教育技能、教育资产、教育费用、教育制度、教育品牌、教育人格、教育理念、教育设施以及教育领域内外人际关系的总和。我国幅员辽阔，各省份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按地域来讲，经济结构并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导致在教育资源分配结构上也不均衡。并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也使得各地拥有的教育资源种类不统一，整体体现出资源分配不均[5]。

四、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路径的建议

从世界范围看，改革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普遍课题。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把高等教育的治理改革作为政府施政的重点，特别是美国、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发达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德国的高等教育协同治理模式等。俄罗斯与我国处于相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且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体制是对原苏联模式的复制，这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制对我们有更大的借鉴意义。（一）制定适合区域特点的资源配置计划。我国高等教育经过世纪之交的跨越式发展，进入到大众化发展阶段。为适应我国国情，高等教育领域要按照高等教育两级管理体制要求，地方政府应及早制定出适合本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方案，利于政府、大学和社会主动调整关系，及早改变政府和大学之间“缺位”、“越位”和“不到位”情况，明确政府责任。在德国，地区性职业教育体系及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盛行，德国的一流大学坚持重点推进高层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经费预算具体到教授和学科。在我国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今天，应积极发展教育中介组织，凸显学术人员的价值，发挥教师的价值[6]。（二）建立符合市场发展的教育结构。我国教育结构还需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进一步调整。1980年代后，针对苏联及东欧国家转型带来的高等教育体制转变的研究开始增多。在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方面，俄罗斯高等教育结构和内容的多样化改革，可以归结为不同结构的基本教育和补充教育的多样化。俄罗斯在高等学校建立了教育过程质量管理系统和学分模块系统，满足了学生个性发展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经济需求。合理建设我国教育结构，需要各级各类的教育与不同经济部门结构的发展相适应。只有当教育与经济相适应发展时，才能调整发展方向促进社会进步。（三）加快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建设。鼓励高校通过特色办学进行社会定位，强调发挥学校的各自优势，培养应用型人才，致力于建设综合研究型大学，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满足社会需求。积极拓展区域间、校际间的学术交流，建立大学联盟，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加强交流合作，优势互补，特色办学中追求发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我国高校承担着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高校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高校校园文化的支撑，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推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7]。

五、小结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教育被定义为准公共产品，因其同时拥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性，所以其供给主体不仅有政府还有市场以及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政府对教育的资源配置起主导性作用，而市场则是发挥其自身的竞争机制来调节教育的供给和需求。通过深入研究经济的结果进而探究教育结构的发展规律，将经济结构与教育结构二者相适应，共同发展，促进社会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岳武,靳英丽.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改革问题及对策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4-144.

[2]吴玲,刘玉安.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问题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2):64.

[3]何剑波,王珍.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J].成人教育,2016,36(1):26-29.

[4]高新才,杨芳.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兼论其协调性[J].西北师大学报,2016,53(2):86-92.

[5]廖毅,张薇.人才流动背景下高等教育对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大湘西地区为例[J].民族论坛,2016,(1):80-86.

[6]戴伟.我国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研究[J].云南大学,2015,(4):88-89.

公共经济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关系信任危机处理机制企业文化

随着传播手段在的广泛，突发性公共事件对相关企业和组织的越来越大。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带来的企业信用危机，处理好企业公共关系，日益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战略之一。

1企业公共关系的含义

公共关系是现代管理的组成部分，它利用传播技能和作为主要工具，帮助一个组织建立并保持其公众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认可与合作；它参与处理各种问题和事件；帮助管理部门了解民意并对之做出反应；明确和强调企业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责任；它作为社会驱动的监督者，帮助企业保持与社会变动同步。

企业公共关系从属于企业宗旨，为企业的目标服务。它是企业面对外在的公众和内在的员工，通过运用长期有效地双向信息沟通、双向交往、双向利益调整等方法途径，建立企业与目标对象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显然，企业公共关系是企业在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传播事业高度条件下重要的经营管理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公共关系的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从市场营销中的策略组合，到企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解决，到危机事件的处理等更为广泛的领域。

2企业公共关系的功能

2.1树立企业信誉，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企业的信誉是指企业在市场上的威信、影响，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形象、知名度。建立良好的信誉是企业经营成功的诀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陈旧经营观念已不能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树立信誉首先要创名牌企业。按照公共关系学的观点，商品信誉是较低层次的，只是部分公众或消费者在多次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信赖程度，它只是企业技术经营素质的综合反映。而树企业信誉、创名牌企业，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对企业日益强烈的要求。因为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单元，既可能给社会带来新的物质文明，也可能给社会带来公害和威胁。因此，公众对企业社会价值的评估标准发生了变化，评价范围由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扩大到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硕士论文，这使公众舆论对企业产生更大影响力。争取舆论支持，争取公众信任，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企业良好形象和声誉是无形的宝贵财富。公共关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深入细致、持之以恒的具体工作树立组织的良好形象和信誉，以取得公众理解、支持、信任。从而有利于企业推出新产品，有利于创造“消费信心”，有利于企业筹集资金，有利于吸引、稳定人才，有利于寻找协作者，有利于协调和社区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和管理部门对企业产生信任感，最终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2.2搜集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保证

美国管家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的前提正是信息”。企业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大量的问题，市场需要产品质量、产品开发、新技术方向、竞争者动向、潜在危险、企业形象等方面的信息，不断传递给企业领导，要求领导者做出及时而有效地决策。因此，现代企业把公共关系信息的获取划入企划之中，成为企业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公共关系部门就是要利用各种渠道和网络搜集与企业发展有关的一切信息，为企业决策科学化提供强有力的保证。搜集信息包括企业战略环境信息、产品声誉信息及企业形象信息等。

2.3协调纠纷，化解企业信任危机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任何组织都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而且这种关系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由于企业与公众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在公共关系中必然会充满各种矛盾。企业在生产经营运行过程中，也难免会有因自身的过失、错误而与消费者发生冲撞的时候。一旦发生，必然导致消费者对企业的不满，使企业面对一个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舆论环境。如果对这种状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问题处理不当，就产生公共关系纠纷，甚至导致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对企业、对公众、对社会都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事实证明，企业与公众的许多矛盾和磨擦都起源于误解和不了解，缺乏信息交流是造成不了解的根本原因。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机制，增加企业与公众之间相互了解，企业就有可能避免与公众的纠纷，并可通过公关手段将已经发生的信任危机所造成的组织信誉、形象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进而因势利导，使坏事变为好事。这种功能是广告、人员推销、营业推广所不具有的。

3企业公共关系的构建

3.1以企业文化为核心，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思维

首先，要有特色形象意识。要形成特色形象，企业就要发展比较优势。我国仍属发展家，产品还多为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世界贸易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制成品价格疲软甚至下跌，高附加值产品和成套设备价格攀升，这意味着我国多数企业在产品特色形象上不具优势。世界贸易的另一个趋势是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增长率大大高于一般商品贸易的增长率。我国企业要适应世界贸易的这种变化趋势，扬长避短，发展比较优势，就要在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尽快调整产品结构、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在服务形象和技术形象的塑造上下功夫，企业形象的树立归根到底来自于企业的实力和特色。其次，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思维，要有文化融合意识。文化是制约企业与全球公众沟通的因素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对企业公共关系的影响将是极其深刻的。企业在与不同国家、民族的相关公众进行经济交往时，文化差异会成为双方沟通与理解的障碍，导致矛盾和冲突产生。因此，我国企业公共关系要在全球范围求得发展，就要融合不同文化，以利于与全球公众的沟通和协调。要树立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观念，还要有企业公关全球化的全员认同意识。企业的股东、员工是企业赖以存在的细胞，他们既是企业内部公关工作的对象，又是企业外部公关工作的主体，企业全球化公共关系工作的开展，有赖于每一位股东、员工的支持和参与。因此，企业公共关系全球化的全员认同同样十分重要。

3.2推行品牌经营战略，赋予公关实务以新的载体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主要目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品牌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树立和企业经营的成功。纵观世界成功的企业，如可口可乐、万宝路、柯达、耐克、富士、松下等，他们的品牌成功均与品牌的战略化密切相关。而品牌战略正是企业公共关系实务的载体，没有这样的战略目标，企业公关活动只能是浅层的、临时性的。我国已开始步入品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将更多地倾向于购买品牌商品，市场竞争的最终局面必将是由品牌瓜分天下。因此，创品牌、树品牌、巩固品牌已成为我国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和经营成功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众多企业只将品牌经营作策略化处理，陷入靠密集式、轰炸式、名人式的广告宣传，忽视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注意外在形象，忽视内在素质提高；重视价格竞争，忽视非价格竞争；停留于原状，忽视调整、开发、创新；注重自身利益，忽视公众利益等品牌经营误区中，品牌的存续期极短，如一些新兴企业秦池、爱多、飞龙、三株、太阳神、亚细亚、巨人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触礁”便是例证。因此，企业要把品牌经营成功，就应把品牌提高到战略化的发展高度：一是要建立品牌战略思维，通过品牌创造长期化的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发展；二是要通过市场细分，确定品牌定位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保证品牌的市场承受力和发掘品牌独特优势；三是要塑造品牌的个性。在产品的设计上、包装上、商标的酝酿上应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产品的生产上要精益求精，在产品的服务上要通过高超的服务和质量创造产品对消费者的亲和力；四是要通过广告、新闻策划、销售推广、主题公关活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等一体化的市场传播整合，进行以双向交流为基础的品牌传播，扩大，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五是要发展高关联度的相关产品，给品牌不断注入新鲜感和兴奋点，以使品牌形象不断延伸，品牌价值不断增加。企业公共关系活动正是在以上战略步骤中一一展开。

3.3运用传播，发展新的公关媒介

当今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全球化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战略之一，首要职能是促进企业与内外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输成本、实时互动、即时反馈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比拟。而网络传播的发展，可使企业借助网络将内部信息在瞬时之间公之于天下，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得与之利益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甚至直接对话。

在公共关系方面要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以“外向型”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探讨新型的公共关系模式，将新型的公关模式与机遇电子商务下的ERP、CRM相互整合，重新界定其它外部公众的价值，如机构、政府、供应商、社区公众和企业内部公众价值等。

在公共关系的实务操作上要充分利用因特网等新的通讯和传播手段。例如，如何在网上开展新闻，网上展览等。

3.4转变竞争方式，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

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它可以促使企业快速地发展。但目前国内较多的企业仍习惯于传统的竞争方式——以价格战为主要手段，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占领市场，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成功始于合作，随着企业间、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销商、企业与经销商及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日益加深，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企业应从孤立生产、产品型、独立发展向协作经营、关系型、互联合作转变，走入互惠互利、求得双赢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行列。公共关系的沟通协调原则也强调以“和”为贵，即在外部关系处理上强调企业与同行竞争者、客户、上下游企业、相关行业、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正好与当代企业“竞合”关系的要求和特征吻合。因此，企业在处理对外公共关系时，应学会化敌为友，善待竞争对手：一要知己知彼，寻找与竞争者优势互补的合作领域，共同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二要注意与相关企业、公众保持经常性的交往和沟通，增进理解，建立融洽感情，营造和谐气氛，提高企业的对外吸引力。

3.5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提高危机公关能力

一是建立预警机制、避免危机发生，要防止危机的发生，企业除了要具有较强的防止公共关系纠纷的意识。如自律意识、尊重公众舆论意识等，最根本的是要建立“预警”机制，尽可能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3.2推行品牌经营战略，赋予企业公关实务以新的载体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公共关系工作的主要目的。品牌形象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品牌有利于良好企业形象的树立和企业经营的成功。纵观世界成功的企业，如可口可乐、万宝路、柯达、耐克、富士、松下等，他们的品牌成功均与品牌的战略化发展密切相关。而品牌战略正是企业公共关系实务的载体，没有这样的战略目标，企业公关活动只能是浅层的、临时性的。我国已开始步入品牌时代，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将更多地倾向于购买品牌商品，市场竞争的最终局面必将是由品牌瓜分天下。因此，创品牌、树品牌、巩固品牌已成为我国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和经营成功的必然选择。然而，我国目前众多企业只将品牌经营作策略化处理，陷入靠密集式、轰炸式、名人式的广告宣传，忽视产品、服务质量的提高；注意外在形象，忽视内在素质提高；重视价格竞争，忽视非价格竞争；停留于原状，忽视调整、开发、创新；注重自身利益，忽视公众利益等品牌经营误区中，品牌的存续期极短，如一些新兴企业秦池、爱多、飞龙、三株、太阳神、亚细亚、巨人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纷纷“触礁”便是例证。因此，企业要把品牌经营成功，就应把品牌提高到战略化的发展高度：一是要建立品牌战略思维，通过品牌创造长期化的竞争优势以实现持续发展；二是要通过市场细分，确定品牌定位和品牌的核心价值，保证品牌的市场承受力和发掘品牌独特优势；三是要塑造品牌的个性。在产品的设计上、包装上、商标的酝酿上应赋予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在产品的生产上要精益求精，在产品的服务上要通过高超的服务艺术和质量创造产品对消费者的亲和力；四是要通过广告、新闻策划、销售推广、主题公关活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等一体化的市场传播整合，进行以双向交流为基础的品牌传播，扩大影响，提高知名度、美誉度；五是要发展高关联度的相关产品，给品牌不断注入新鲜感和兴奋点，以使品牌形象不断延伸，品牌价值不断增加。企业公共关系活动正是在以上战略步骤中一一展开。

3.3运用网络传播，发展新的公关媒介

当今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现代经营管理的战略之一，首要职能是促进企业与内外公众之间的双向沟通。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使传统的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在传播速度、传播范围、传输成本、实时互动、即时反馈等方面均无法与之比拟。而电子网络传播的发展，可使企业借助网络将内部信息在瞬时之间公之于天下，公众也可以通过网络随时随地获得与之利益相关的企业信息，并及时进行反馈甚至直接对话。

在公共关系理论研究方面要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要求，以“外向型”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探讨新型的公共关系模式，将新型的公关模式与机遇电子商务下的ERP、CRM相互整合，重新界定其它外部公众的价值，如金融机构、政府、供应商、社区公众和企业内部公众价值等。

在公共关系的实务操作上要充分利用因特网等新的通讯和传播手段。例如，如何在网上开展新闻，网上展览等。

3.4转变竞争方式，建立以“和”为中心的公关理念

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它可以促使企业快速地发展。但目前国内较多的企业仍习惯于传统的竞争方式——以价格战为主要手段，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占领市场，是一种典型的负和博弈，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成功始于合作，随着企业间、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销商、企业与经销商及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日益加深，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企业应从孤立生产、产品型、独立发展向协作经营、关系型、互联合作转变，走入互惠互利、求得双赢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竞合”关系行列。公共关系的沟通协调原则也强调以“和”为贵，即在外部关系处理上强调企业与同行竞争者、客户、上下游企业、相关行业、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合作，正好与当代企业“竞合”关系的要求和特征吻合。因此，企业在处理对外公共关系时，应学会化敌为友，善待竞争对手：一要知己知彼，寻找与竞争者优势互补的合作领域，共同做大做强，提高市场竞争力；二要注意与相关企业、公众保持经常性的交往和沟通，增进理解，建立融洽感情，营造和谐气氛，提高企业的对外吸引力。

3.5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应对预案，提高危机公关能力

一是建立预警机制、避免危机发生，要防止危机的发生，企业除了要具有较强的防止公共关系纠纷的意识。如自律意识、尊重公众舆论意识等，最根本的是要建立“预警”机制，尽可能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二是制定危机处理预案，当危机发生时，企业如能临危不惧，处理得当，便可化险为夷，并可使危机转为契机，让企业借此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和了解。因此，建立危机处理预案十分重要。三是采取积极主动的危机应对策略，要想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应采取积极主动的应对策略，以正确的措施去赢得公众，创造妥善处理危机的良好氛围。以公众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主动弥补公众的实际利益和心理利益。坚持勇于承担责任，如实宣传沟通，通过有意识地施加情感影响，树立企业值得信赖的良好形象。

1杨翠兰高健.发展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理性思考[J].人大书报资料中心，2001（7）

2江林.经济全球化对公关的挑战[J].公关关系，2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