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制度范文10篇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NextPage]

第三，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最终得以制度实施后的绩效加以衡量和检验，和谐的制度必然产生和谐的绩效。当然，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多个方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我国是一个物质财富缺乏的社会，人们在衡量人类活动绩效的过程中总是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GTP的大小已经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绩目标，结果GDP增加了，而带来的是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因子的过度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随之配合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矿难”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生产和矿业的管理制度问题，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却是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为现在从事矿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我国矿业矿难中的赔偿标准只有国有矿业中正式职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极低的生命赔偿价值使矿业企业只要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渡过矿难，企业主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去花费大量的钱财去维护矿井的安全，这是经济人计算成本收益结果的必然选择。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体现。譬如，我国的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和谐制度似乎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绩效，但从深层次观察，特别是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它们已经透支了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力，若不对其改革，势必造成重大的社会潜在危机。所以，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最终得以制度实施后的绩效加以衡量和检验，和谐的制度必然产生和谐的绩效。当然，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多个方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我国是一个物质财富缺乏的社会，人们在衡量人类活动绩效的过程中总是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GTP的大小已经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绩目标，结果GDP增加了，而带来的是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因子的过度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随之配合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矿难”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生产和矿业的管理制度问题，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却是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为现在从事矿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我国矿业矿难中的赔偿标准只有国有矿业中正式职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极低的生命赔偿价值使矿业企业只要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渡过矿难，企业主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去花费大量的钱财去维护矿井的安全，这是经济人计算成本收益结果的必然选择。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体现。譬如，我国的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和谐制度似乎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绩效，但从深层次观察，特别是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它们已经透支了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力，若不对其改革，势必造成重大的社会潜在危机。所以，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法律法规

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产生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从经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产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然而就我国当前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来看，依然存在体制不完善的问题，以至于公共管理职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随着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区域间的矛盾也不断产生，迫切需要加快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建立与区域发展相匹配且行之有效的公共管理制度。

1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分析

公共管理是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能，其目的就是解决社会公共矛盾，维护社会公共事业稳定发展。就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在这种不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形势下，区域矛盾也随之产生。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地理环境的限制、区域科技条件的限制等。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矛盾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基于这种情况，强化公共管理工作尤为重要。然而公共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是建立在健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的，由于现阶段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依旧存在法律不健全、各区域政府合作不紧密等问题，严重影响到了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开展。因此，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势在必行，只有加快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才能更好地服务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提高区域公共管理效率和质量。［1］

2现阶段区域公共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区域公共管理就是运用协调和调节的手段解决区域以及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其他领域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就目前来看，区域公共管理工作存在着许多问题，具体如下。（1）行政区行政。我国区域推行的是行政区行政体制，这种体系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行政化作为组织的目标以及权力的来源，虽然这种做法可以促进组织的高效运行，推动区域政府的有效沟通与合作，但是，由于我国各行政区的经济独立性非常强，这种独立性使得各区域政府非常看重管理权力，不愿意与其他政府分化独立管理经济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区域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的发展。（2）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重要准则和依据。在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依据和要求进行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没有建立起与公共管理制度相匹配且行之有效的法律。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得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法律效力不强，从而使得公共管理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无法有效地落实下去，不利于区域公共事业的发展。（3）合作机制的缺失。区域公共管理工作的主体是区域政府，对于区域政府而言，他们在进行公共管理时，与其他主体缺乏合作意识。现阶段来看，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已经多元化发展，但是，受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管理主体很难参与到公共管理工作中来，依然以政府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公共管理效率。同时，由于各区域政府在对待区域公共管理问题时，缺乏合作意识，在处理矛盾问题时，不能制订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以至于区域公共管理矛盾与问题被无限扩大，不利于各区域的共同发展。（4）评价机制不完善。在区域公共管理中，评价是一种检验区域公共管理工作有效性的重要手段，对促进区域公共事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就目前来看，我国区域公共管理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许多区域政府依然把区域的GDP水平作为衡量业绩的唯一指标和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容易造成许多区域政府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而不择手段，进而出现浪费公共资源的情况。

3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

（1）区域公共管理理念的创新。促进区域和谐、稳定发展是我国现阶段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目标。基于这一目标，在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过程中，政府应当积极转变公共管理理念。首先，树立区域公共管理的理念，结合实际，尽可能地减少从行政区角度进行行政管理的频率。其次，建立权力相对分散的多元化管理制度，解决管理权力单向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开展区域公共管理，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后，要完善责任制度，将公共管理相关责任落实到人，从而更好地规范各责任主体的行为，促使其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中去，发挥责任主体应有的作用。［2］（2）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创新。在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中，法律法规是该工作开展的依据和保障，只有健全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好地推动区域公共管的有效开展，提高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3］首先，区域政府必须结合现行区域公共管理实际，对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完善，建立完善的法律规章。其次，结合区域发展需要，建立与区域公共管理相适应且行之有效的法律，从法律上明确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效力和作用，从而更好地落实公共管理职能。［4］（3）创新区域合作机制。现行经济形势下，区域合作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不同的区域，其产业结构、文化也会有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会给区域合作发展造成一定的困扰，而要想克服这些差异给区域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就必须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首先，从我国国情出发，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将中央、政府和市场这三个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有效连接起来，增强三者的合作，对区域实行开放式管理。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成立区域协调机构，协调区域矛盾，从而促进区域的更好发展。［5］（4）创新评价机制。有效的评价有利于区域公共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因此，在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中，区域政府要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工作人员的评价与考核体系，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成绩以及工作成果进行有效、全面的评价，确保员工评价的公正、公平、合理，从而更好地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要增加公共管理评价机制的透明性，让民众参与到公共管理的评价中来，因为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是公共管理工作最好的见证者，让民众参与评价，有利于公共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6］

4结论

综上所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具有必然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区域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必然。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公共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进而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公共利益。在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应结合实际，建立与公共管理工作相匹配的制度，提高公共管理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进而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凡桢．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J］．人力资源管理，2017（11）：126－127．

［2］李兵龙．试分析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30（9）：94－95．

［3］唐文．关于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问题分析［J］．商，2016（35）：95．

［4］魏允．关于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研讨［J］．现代商业，2016（4）：73－74．

［5］王祺龚．关于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分析［J］．商，2015（46）：93．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最终得以制度实施后的绩效加以衡量和检验，和谐的制度必然产生和谐的绩效。当然，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多个方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我国是一个物质财富缺乏的社会，人们在衡量人类活动绩效的过程中总是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GTP的大小已经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绩目标，结果GDP增加了，而带来的是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因子的过度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随之配合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矿难”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生产和矿业的管理制度问题，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却是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为现在从事矿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我国矿业矿难中的赔偿标准只有国有矿业中正式职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极低的生命赔偿价值使矿业企业只要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渡过矿难，企业主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去花费大量的钱财去维护矿井的安全，这是经济人计算成本收益结果的必然选择。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体现。譬如，我国的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和谐制度似乎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绩效，但从深层次观察，特别是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它们已经透支了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力，若不对其改革，势必造成重大的社会潜在危机。所以，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创新

一、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

（一）行政区域行政中公共管理思想比较落后。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都进入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一系列的复杂的现象，比如，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区域化等，使区域公共管理迎来了新的挑战。但是，在我国以往的区域公共管理中，主要的模式为行政区行政，而且这种治理思想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今，我国的国情、制度都比较特殊，在行政区域中，其经济性比较强，不管哪个级别的政府，均不愿舍弃对自身管辖区域的管理权，都希望能够独立经济。在利益的驱使下，对管理制度进行制定时，都会倾向于地方保护，在各个区域中，都存在着很大的竞争关系，严重制约了区域之间的良好沟通，也不利于共同发展。对于行政区行政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由政府负责对社会的治理，小农经济是前提，在这样的环境下，行政区行政的出现是封闭社会以及自发秩序的自然产物，体现出了行政区行政的机械性以及封闭性。2、对于政法治理，根据其价值导向来说，对行政区行政进行实施的过程中，既可以是“内向型行政”，也可以选择“闭合型行政”，这主要取决于人为切割的方式，在这种治理区域的模式下，不管是行政区域化边界，还是跨行政区域的公共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3、在社会公共的事务中，对于治理的主体而言，行政区行政体现了垄断统治的特征，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唯一的主体就是政府组织，可以独立地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具有监督管理的权利，也总揽了全部的社会公共问题。4、根据公共权力运行的角度来说，行政区行政体现了闭合性以及单向性。5、对于公共问题治理，在其设计方面来说，遵循的基本法则就是自上而下，对不同的等级制依次设计。在治理构架方面，体现了机构同类，以及职能重叠的特征，由于这些特点的存在，进而忽视了相应的外溢性的区域公共问题。（二）现代区域管理区域政策结构不完整。由于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诸多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在国内，建立有组织、设计精细的一整套区域政策框架是十分必要，能够发挥保障作用。在不同的时期下，我国的政府得到了很多次的区域划分，同时实行了相应的区域发展战略，不过，始终未能实现政策设计中的最初目标，且公共绩效也不断呈现下滑的状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其主要的原因归结为缺少健全的区域管理政策，在结构方面不够合理。具体的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在我国，还未能针对区域政策设置专门的职能部门，对于区域政策的基础，还不够健全；（2）在区域划分中，缺少科学的计划，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在区域政策方面，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其可操作性也比较低，并且不具有可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3）区域政策的工具需要进一步完善，针对问题区域，其政策还有待健全；（4）在区域政策中，未能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制定有效的管理机制。（三）区域公共管理相关制度安排不全面。对于我国的区域公共管理，在制度安排方面，其不完善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对于我国的公共问题，在管理方面，其结构与框架依然处于探索的阶段。由于“欧盟”宏观的区域治理取得了成功，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共管理制度；（2）在各个区域政府之间，对于制度的安排比较弱化，地方保护主义比较强，各地的政府出现了恶性竞争的问题，这种普遍存在各个省市中，严重制约了国家的总体经济绩效；（3）我国对于一些大江、大河流域进行治理时，在制度方面存在很多的弊端，尤其是管理机制的问题比较严重；（4）缺少完善的区域公共协调机制；（5）由于宪法制度、法制原则的不完善，使区域制度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对行政区进行调整、规划的过程中，在政策方面往往比价随意，不利于发挥公共管理的作用。

二、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逐渐加快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在各个区域政府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现象，逐渐拉开了城乡的差距，这也就使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出现了频繁的变动，也导致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在其实质上来说，就是因为行政区域间的差异性。目前，我国的经济水平、现代化水平十分不平衡，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差距甚大，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很容易导致区域公共管理等诸多问题。不过，在全球化、经济化的不断推动下，我国逐渐朝着区域化的模式发展，在国际新区域中，也不断地加强了联系。虽然强化了这样的区域化模式，但是在各种区域之间，也引发了诸多的公共管理问题。目前，传统的、内向型的区域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的区域公共管理的需求，也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在区域公共管理方面的问题，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恶意竞争以及江河流域治理等，所以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是必然趋势。

三、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策略

（一）改变区域公共管理理念。在我国传统区域的公共管理中，主要的治理思想为行政区行政。通过行政区行政相应的特征可知，其主要问题表现行政区分管理的导向比较僵化、主体比较单一，在权力结构方面，呈现了“金字塔”的样子。对于区域公共管理在确定理念时，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以传统的公共管理理念作为基础，取其精华，抛弃落后的理念。并且，不断地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进而建立出多元的运行机质，在管理权力之间，能够形成网络状又交叉重叠式的关系，还能明确区分主体和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使两者能够顺利地交流，加强合作。在传统的行政区行政中，其权利的主体往往是单一的政府组织，当建设区域经济之后，其主体就具有了多元的特征，除了设计政府组织区，也包括了第三部门等。由于社会的逐渐开放，逐渐形成了相应的产物，不仅适应了全球化的趋势，也顺应了市场化、现代化的趋势。如今，在全球化、区域化的推动下，区域之间以及全球社会都加强了依赖感，扩大了区域、区域化的广度，但是区域公共管理能够适应这样的改变。（二）健全区域公共管理政策。对区域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的过程中，必须从内部政策逐渐转向区域公共政策。在传统的政府组织中，仅仅存在针对国内、地方内部的政策，对于面向国外、区域间的公共政策是不健全的，因此通过对区域公共管理政策的完善，能够为区域政府公共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提供重要的保障。如果区域政策不健全，势必会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由于传统的公共管理政策很难满足目前区域发展需求，所以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调整这种现状。一般来说，可以应用区域功能性的政策，并且做到以下几点：（1）对于环境保护，制定相应政策；（2）针对市场竞争，制定相应的调整政策，防止地方政府之间出现恶性竞争；（3）实施区域发展的政策，将缩减区域之间的差距；（4）实现政策的一体化，逐渐调整国家政策以及执行机制。（三）改变区域公共管理机制。对区域公共问题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在传统的科层制上，表现出了很多问题，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以及自组织机制等，进而实现治理的目标。如今，在全球都十分重视网络化，在治理机制也体现了网络性。针对管理机制，总结出了四种类型：一是国家主义；二是多元主义；三是网络主义；四是法团主义。以科层制出发，再到组织之间的网络制，应该针对问题的层次、类型等，对其实施“多中心”的治理措施，通过科层制、合作机制等相应的混合机制，充分吸取其精髓，进而建设一种新的组织间网络的治理机制。

四、结语

对于区域公共管理，其主体是多元的。由于经济的发展，我们迎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区域公共管理问题，根据相关研究表明，为了有效处理区域公共管理问题，必须要清楚地找到区域公共管理中的制度缺失问题，进而对区域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实现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叶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实施区域公共管理的障碍及对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0.

［2］李莉.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障碍与对策———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3］赵秋兰，尹海凤.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路径探寻［J］.人民论坛，2014.23.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制度和谐理念和谐行为和谐绩效

和谐社会是一个理想社会，而我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这样一个社会潜在危机风险较大的时期，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相互交织激荡，特别是利益格局的重构使社会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动态均衡之中，社会和谐显然面临着挑战。如何使社会的各种不和谐因素不致演变为社会冲突？最关键的是建设一套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来避免社会潜在风险的外在化。如何建设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法规。所以，一个社会和谐与否，其最主要的体现是社会的法律法规是否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规本身的和谐性。怎样做到法律法规的和谐？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思维定势，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场上，以和谐的理念公正地设计作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规。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过程存在着明显的部门、行业、领域、阶层或利益集团垄断的现象，这导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谐。譬如，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然后由立法机构或政府批准，故许多法律法规在设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门或利益主体的印记。国土地法中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就是典型的社会群体利益失衡的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农民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近年来已造成了4000多万的失地而穷困的农民，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却将数倍于原有土地价格的土地增值利润攫为已有。面对失衡的制度，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为维护土地权益而采取拼斗自杀等过激的抗争表达方式。由此可见，制度设计理念的不和谐埋下了社会不同群体产生矛盾冲突的隐患。

如何以和谐的理念设计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者要具有社会角色的超脱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人一定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脱于部门、行业、领域、阶层和社会利益群体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设计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原点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应当是社会的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阶层、群体、利益集团或一部分人（哪怕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会的相当多数）。当然，全体人民也不是指国家中的每一个人，而是指国家中的公民整体，这个整体代表了社会公正、正义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这种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原点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设计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应当有一套公正科学的过程和次序。这就是西方国家所说的程序法。我国也应当有程序法。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点正义需要制度论证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证，否则，制度设计的结果可能与设计的初衷大相径庭。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投票悖论已经证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我国许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设计出发点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结果损害了社会相当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径依赖的强大后遗症。譬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结果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的浪费和区域之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难以废除这个制度。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计程序不公的一个沉痛教训。因为如此一个事关人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的情况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颁布的。可以说，这个制度的出发点也是良好的，它是为了控制过度膨胀的人口，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类似于户籍管理制度的各种国家、地方性的不和谐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公共管理机构，即国家和政府。这表明，国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统治的工具，而应当是社会公民意志的体现，是国民授权的结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也该当是一个和谐的过程。但是，我国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在许多方面却很难体现这种和谐，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导着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为，从而致使许多制度的执行过程充满着官民对立。这种对立不仅仅表现在各种个案上，如湖南嘉禾折迁事件、广东的孙志刚事件等等。而且表现在普通百姓对政府行为的各种逆反心理。如近几年国企改革中所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各种迹象表明，我国这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行为还不是和谐的，这些不和谐不仅影响了制度的效率，而且从根本上制约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谐的行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以和谐的行为动机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会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同样也是受动机的驱使。传统的专制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自身的政权地位和对人民的统治，所以，它必须基于强权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专制社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其制度也服务于少数统治阶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和谐地施行制度显然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应当是一个民主社会，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动机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须基于和谐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民主社会是公民选出公务人员进行社会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务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者就应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动机来确立和谐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依据人民授予的权力去压榨百姓。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有一个普遍感受，即随着公民法律制度意识的增强，政府的行政行为难度越来越大，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譬如，湖南嘉禾的拆迁事件最终就是以地方官员的过错而终结的。对此，我们的学术界和上级党委政府将这种情况归结为公务人员的执政能力不强问题。其实，问题的原因不是执政能力不强，而是执政动机不正确。如果我们的官员抱着为民服务的行为动机，就不会将公民抛向对立面。二是以和谐的行为需要实施公共管理制度。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动机的支配，动机的背后，则是人的需要；同样，受行为动机驱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也是人的行为需要在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实施行为之所以要基于公务人员的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即人们对社会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社会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着是社会公共品的生产过程的话，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执行者即政府则是公共品的经销商或送达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费者。一种高质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了，如果不能通过优质的服务送到消费者手中，其满足人们欲求的功能同样难以实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质保量地满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在我国，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行为的走样已是一个常态，所谓政策执行效果的边际递减效应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缺乏制度执行的需要行为意识，他们总是站在上级或领导者的位置去实施制度行为，而不是站在一个制度供货商或制度产品送达者的位置去满足公民的需求；他们不懂得公民对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实施者应当以和谐的行为需要作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第三，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和谐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谐，最终得以制度实施后的绩效加以衡量和检验，和谐的制度必然产生和谐的绩效。当然，绩效的衡量指标有多个方面，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设计。我国是一个物质财富缺乏的社会，人们在衡量人类活动绩效的过程中总是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来GTP的大小已经成了各级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绩目标，结果GDP增加了，而带来的是经济活动对自然和社会因子的过度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相应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随之配合的。譬如，越来越多的“矿难”看起来是一个安全生产和矿业的管理制度问题，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却是国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为现在从事矿业一线生产的工人基本上是农民工，而农民工的生命价值在我国矿业矿难中的赔偿标准只有国有矿业中正式职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极低的生命赔偿价值使矿业企业只要支付极低的成本就可以渡过矿难，企业主当然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去花费大量的钱财去维护矿井的安全，这是经济人计算成本收益结果的必然选择。类似的情况在许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体现。譬如，我国的公务员违规的惩诫制度，金融领域、公有单位的信贷优先制度，垄断领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们都无不打上了物质与精神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公有单位与民有单位之间，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公务人员与人民群众之间，城市居民与乡村农民之间等等不和谐的烙印。表面看起来，这些不和谐制度似乎没有影响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增加的绩效，但从深层次观察，特别是站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场上看，它们已经透支了未来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的潜力，若不对其改革，势必造成重大的社会潜在危机。所以，以和谐的绩效检验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区域公共问题;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缺失;制度创新

从历史的层面说,自伍德罗?威尔逊(Wilson,1887)以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拥有自身合法地位的社会科学,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始终不乏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甚至出现“理论丛林”的局面;而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也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适应国内外公共管理环境的权变需求,也为了更好地体认公共管理这门学科的社会性和应用性特色,本文作者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率先对“区域行政”和“区域公共管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①。现在看来,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我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传统社会公共问题“区域化”和无界化的态势更加明显,一种有别于全球治理(国际公共管理)、国家公共管理、地方公共管理的区域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区域公共管理面对和要解决的是区域性公共问题,因而它区别于传统的“行政区行政”②,对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诉求。

一、区域公共问题及其成因

(一)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滋生了大量宏观和中观的区域公共问题。自二战结束以来,公共管理所面对的世界景象和社会生态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嬗变。当前,人类更是全面过渡到一个全球化和区域化齐头并进又交相辉映的时代。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突飞猛进的时代,诸多的因素和复杂的背景交织在一起,诱发甚至引爆了大量“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和“中观区域性公共问题”。一方面,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新区域主义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间的区域化已经由传统的“浅表一体化”向“深度一体化”①、封闭式区域化向更具开放性的区域化模式转变,加之作为政治目的的区域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洲际内跨国间的宏观区域性公共问题明显增加。诸如相互贸易与投资、国家安全、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治理等跨国性公共问题,依靠民族国家的内部力量已经无法解决,必须寻求洲际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集体决策和协调行动。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使得由若干毗邻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变得更加相互依赖,由此滋生了更多难以回避的中观区域公共问题,如“新柔廖”次区域(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毗邻区域)的合作供水问题,“图门江流域”次区域(中国、朝鲜、俄罗斯三国毗邻区域)的经贸关系、公共安全、政治合作问题,“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大湄公河流经的中、越、缅、老、柬、泰等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合作,“一国两制”下粤、港、澳次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合作、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和危机管理、政府协调等问题。

(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区域公共问题。1949～1978年的近30年间,中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问题的惟一机制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因此,社会公共问题往往被禁锢于行政区划内部,通过内向型行政方式予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的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在不断推进,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市场环境;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更宣告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与国际市场机制接轨,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激烈竞争。从集权与分权的政治逻辑来看,市场经济下中央政府实行经济性分权政策是好事,它能够诱发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慢慢形成,有利于调动地方行动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动性、积极性。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的滞后,加之尚未顺利实施行政性分权的配套改革,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催生了诸多新型的社会公共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和政绩主义、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等。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催生的这些问题,不仅突破了传统行政区划的刚性束缚,扩散和蔓延到由多个地区组成的某一经济区域,而且还超越了计划体制下那种由上至下的政府治理能力域限,衍生为区域性公共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行政区行政的僵化法则已经力不从心,迫切呼唤区域公共管理这种治理新机制的诞生。

(三)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产生了棘手的区域公共问题。近20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速度在迅速提升,由此引发了社会公共问题的空间重组和空间集聚,其结果也萌发了复杂的区域公共问题。主要表现在:1.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2000多年农耕历史的国家,目前占社会六成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村城市化的压力巨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也任重道远。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政治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短期难以弥合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差异,进而需要两种功能区域之间进行制度协调、制度创新、制度重构的问题。从这一视角看,转型时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常值得区域公共管理开展长期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探究,比如“假性城市化”现象、“城中村”问题、农民失地问题、村改居问题、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等等。2.行政区划变革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几千年来,行政区划的调整更迭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多股动力的促动下,我国行政区划的变革与调整尤为频繁。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区划变革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和治理权限在区域空间上的较量和政府体系内部的再分配过程,其中隐藏着多维的利益博弈关系,牵涉到公共管理的深层次症结。因此,需要加强公共管理学科视野的研究。3.流域治理问题。从自然区域的角度看,流域是一种整体性极强的区域,流域内各自然要素的相互关联极为密切,特别是上下游间的相互关系密不可分。但是,从行政区域的角度看,流域又是不完整的,它往往被不同的行政区域所分割。特别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俨然成为流域内利益独立的博弈主体。因此,流域治理的公益要求(如环境保护、产业协调、城市规划等)与地方政府的功利动机(主要是经济发展、财税指标、后发困境等)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甚至冲突。总之,流域治理引发的区域公共问题甚为棘手但又亟待解决。(四)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公共问题日益加剧。从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理论视角来看,从清末的“洋务运动”、“西学东渐”到建国后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近代以来的百多年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历经艰辛,迄今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毋庸置疑,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赶超型现代化国家,因而与西方发达现代化诸强相比,我国的综合现代化水平还很低,仍基本处于“经典现代化”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再现代化”甚至超现代化水平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尤为突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严重非均衡发展的国家,其内部的现代化程度和发展水平在空间区域上表现出巨大的落差,由此产生一系列事关国家或地区发展前途的区域公共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1.国内的东、中、西部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文明、社会发育、竞争优势等方面差距明显,形成发达区域、次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的发展鸿沟。2.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部一些工业基础较好的省份出现滞胀和结构性萧条的发展困境,已经凸显出“问题区域”的态势。3.老、少、边、穷的地区现代化水平不容乐观,与沿海先发区域间有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趋势。4.沿海一些发达省份的内部区域发展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广东、江苏、山东、福建较为明显。笔者认为,从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与公共管理的互动逻辑来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挑战,处理和解决好了上述一系列区域性公共问题,和谐社会的发展愿景就不再遥远。二、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就目前来看,对于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无论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操作策略;而最为关键的是,我国政府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链条中,还存在诸多的漏洞与缺失,难以胜任区域公共问题的合法、合理和高效治理。这些缺失主要是:(一)行政区行政的治理思想根深蒂固。众所周知,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度传统和“大一统”治理意识,对于社会公共问题的管理,历代统治者习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更是强化了“国家简单化”的治理理念。如果从治理的技术层面来说,我国政府传统的这些治理特质,可以概括为“行政区行政”。所谓行政区行政,简单地说,就是基于单位行政区域界限的刚性约束,民族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种切割、闭合和有界的状态下形成的政府治理形态。它有以下基本特征:1.从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看,行政区行政适应了农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基本诉求,是封闭社会和自发秩序的产物。它发轫于农业社会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契合了政府专制统治的传统。自工业社会以来,基于韦伯的“现性”而构建的稳态的“科层制”结构,更是使行政区行政模式的封闭性和机械性发挥到了极致。2.从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看,行政区行政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民族国家或国内地方政府的、明确的单位行政区划边界作为管理出发点的。这种根据行政区划的人为切割来治理国家和地方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内向型行政”或“闭合型行政”模式。内向型行政模式从根本上讲是“画地为牢”和“各自为政”的,甚少关注行政区划边界或跨行政区域的“区域公共问题”。3.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上看,行政区行政是一种垄断型统治行政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是管理国家和地方行政区域内部公共事务的惟一主体,政府成为万灵和万能的“全能”政府,可以预见和处理所有社会公共问题,制定各种公共政策并监督其执行,从而包办和代办了单位行政区域内部的大小公共事务。4.从公共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看,行政区行政模式强调政府管理权力运行的单向性和闭合性。也就是说,根据“科层制”所内蕴的层级分设和层级节制的基本法则,政府公共管理权力在行政单元内部的日常运作是自上而下的和单向度的,由此形成一种单一权威中心的“金字塔”式闭合结构。特别是在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由于一贯坚持“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政治原则,这使得按行政区划切割的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博弈规则,很难自觉生成一种“地方政府→区域公共管理共同体←地方政府”的谈判协调的制度安排。5.从公共问题治理的层次设计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层次设计是行政区行政的基本法则。具体来说,就是将国家内部的社会公共问题切割为若干层次,进而设计机构类同、职能重叠的等级治理架构。很明显,那些跨越这些等级层次的外溢性区域公共问题,不在等级制治理的层次设计视野之内。

(二)现代区域政策框架尚未成形。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特别是国内区域问题的治理,需要有组织完善、设计精细、有的放矢的一整套区域政策作为保障框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过多次区域范围的划分,也先后实行过区域均衡发展、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和梯度发展等多种发展战略,投入了大笔公共财政资源。但是,区域发展的公共绩效一直较为低下,达不到政策设计时的理想目标。其中的症结何在?有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尚无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政策,是我国区域发展一直走不出恶性循环的主要根源[1](P540)。其理由是:1.中国没有形成完善的区域政策制度基础,比如区域政策实施机构不是立法的产物,没有专门负责区域政策的职能部门。2.不存在可供区域政策利用的区域划分框架,比如中国的区域划分都是草率、笼统的,范围太广,不具有实施区域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3.区域政策工具残缺不全,除扶贫政策外,缺乏针对问题区域的政策。4.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为实际地揭示了我国区域政策的误区和问题。中国确实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区域政策。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区域政策有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包括成熟的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有限政府、公共治理的多元机制等),而中国的区域政策过程,由于长期受人治行政、集权体制、全能政府、扭曲市场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直难以有完善的制度基础、设计精细的区域划分框架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工具、有效的区域政策监督与评估机制等。因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部门分割”、“政策的相互打架”症状就成为中国区域政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三)区域公共管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健全。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政府制度的缺失,除了上述两大问题外,在诸多具体的制度安排方面也很不健全。主要有:1.宏观与中观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国际上“深度一体化”进程和宏观区域治理最成功的典范当属“欧盟”。与之相比,我国与亚太国家结成的宏观区域或者与相邻国家结成的次区域,其治理结构和制度框架仍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并加以完善。2.解决我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政府间恶性竞争的制度安排非常脆弱,成为影响国家和区域整体经济绩效的病灶。3.我国黄河、长江、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的流域治理制度弊端甚多,其中涉及的水权制度、生态补偿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政府间关系等问题尤为突出。4.区域公共协调机制并不健全,比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协调制度、“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联席会议制度、“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制度、省际区域公共协调制度,等等。5.行政区划调整与空间规划中的问题突出,政策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浓厚,尚未有建基于宪政制度和法治原则的制度约束机制。6.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

三、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

(一)治理理念的转变: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问题管理中的政府制度创新,首先要突破以单位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和政府统治为要义的行政区行政的缺失,确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1.在政府治理的社会背景上,区域公共管理是开放社会和无缝隙社会的产物,它迎合了全球化和区域化浪潮的需要,因应了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大势所趋。在这样一种权变、风险、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生态下,社会公共事务表现出高度渗透的趋势,区域乃至全球社会间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状态,区域性和区域化的“广度”与“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倍增。2.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上,区域公共管理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而非以行政区划的切割为出发点。它摒弃了传统的“内向型行政”或单边行政的弊病,奉行“区域性行政”和合作治理的哲学观,把大量跨越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外溢性”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事务纳入自身的管理范围,由此实现社会公共事务的分层治理和细分治理。3.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上,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它既有代表官方的政府组织,也有非官方的民间组织和私营部门,涵盖了区域内的民族国家间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以及区域性的多样化非政府组织、自愿组织和经济组织,形成了区域政府与公民社会、私营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新格局。4.在公共权力的运行向度上,区域公共管理倚赖的是多元的、分散的、上下互动的权威,彼此间是合作网络和交叉重叠的关系。它主要通过合作、协调、谈判、伙伴关系、确立集体行动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区域公共事务的联合治理。这种联合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相互合作。总之,根据区域涵盖界域的大小,我们可以把现代区域公共管理划分为国家间区域公共管理、次区域公共管理和国内区域公共管理3种类型(见表1)。

(二)治理机制的创新:从科层制到组织间网络制。在公共事务的治理机制上,区域公共管理观认为,治理纷繁杂芜的公共事务尤其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没有绝对的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传统的科层制面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挑战,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因此,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公共问题,必须借助于科层制、市场机制、自组织制等混合机制来对其进行“多中心”治理,形成一种组织间网络的区域公共问题治理新机制。诚如著名学者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所指出的:“全球性的最大特点是网络性,因此,这些治理机制也应当是网络性的,而不是等级制的。”“治理仍将建立在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基础之上。国家权力、国家间的权力分布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国家’的旧有形象或许将变得越来越与实际不符,因为国家机构与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的联系越来越网络化而难分彼此。跨政府关系网络、跨国关系网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P13)组织间网络治理最成功的典范莫过于欧盟的区域治理。欧盟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专家贝娅特?科勒—科赫认为:集体意愿的组织原则和宪政的观念是区分社会政治体系的两个构成性要素,因此,根据两者的不同方式组合,可以区分出4种不同种类的治理机制(见表2);在这4种治理类型中,法国一般被贴上“国家主义”的标签,美国以“多元主义”而著称,瑞士是“和谐主义”的典范,而欧盟则成为“交织主义”(即网络治理)的实例。在此基础上,国内有学者对贝娅特?科勒—科赫的4种治理机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归纳和概括出其中的主要特征(见表3)。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治理机制主要适用于某个民族国家或行政区政府,而网络主义治理机制则适合于特定的跨国或跨行政区的区域共同体。这些特征也与上文分析的区域公共管理的主要特色并无二致。

(三)制度基础的建构:从“国家简单化”管理到“国家精密化”管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区域公共问题管理的制度基础非常薄弱。由于尚未建构起适应区域公共问题管理需要的相应制度体系,政府对区域公共问题的管理仍沿袭“国家简单化”的思维观念和方式手段。所谓国家简单化管理,是指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由于国家官僚的极度理性而设计的一种“假、大、空”式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在这种制度逻辑下,政策具有随意性,制度设计严重脱离实际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和问题的针对性。简而言之,国家简单化管理,就是官僚在过分自信的情况下滥用国家权力,对复杂的社会公共问题做简单化处理的一种治理安排[5](P3)。国家简单化的管理制度,难以应对区域公共问题的治理诉求,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那种“国家精密化”的管理制度。所谓国家精密化管理,是指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官僚,在有限理性驱使下设计的一种缜密、精细、法治的公共问题管理制度。比如以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为例,为了确定结构基金(StructuralFunds)以及其他区域政策工具的受益区域范围,欧盟当局制定了通用的区域体系(NUTS区域)。整个欧盟的区域划分为3个NUTS层次,每个成员国分为1个或多个NUTS-1区,每个NUTS-1区又分为1个或多个NUTS-2区,NUTS-2区又进一步分为几个NUTS-3区。同时,对应落后病、萧条病和膨胀病3类区域问题,至少有3类问题区域划分,即落后区域、萧条区域与膨胀区域。又如,具体到英国区域发展的制度基础来看,英国把英伦三岛之一也是最重要的英格兰划分为9个标准区域,分别成立9大区域发展局(RDAs)①,在9大RDAs下面又做次级甚至更多层级的区域划分,从而使区域问题的治理变得更有针对性,工具和策略更有可操作性。反观中国或国内的一些省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制度基础尚较为薄弱,表现在:政策随意性强,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政策框架;区域的划分非常简单和笼统,而且变动很大,很难真正确定区域政策的受益范围;尚未有相对独立、具有宪政法治基础的专门区域管理机构,等等。

(四)区域政策的创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传统上我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只有面向国内或地方的内部政策,缺乏面向国外和区域间的区域公共政策。要进行区域公共管理的政府制度创新,重要的内容还在于实现从内部政策到区域公共政策的转变。

1.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政策一体化是指政府有意采取超出国民待遇范围的措施,通过调整、协调或对国家政策和执行机制的相互认可来减少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市场分割的负面效应。目前,国际上的区域一体化安排(RegionalIntegrationAssociations)如欧盟(EU)、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之间的密切经济关系协定(CER),在国家间政策一体化方面堪称典范。通过国内政策配合、国家标准和规章的协调,以及对外国管理体制和达标评定程序的认可3种模式,国家间政策一体化可以获取丰厚的经济收益,主要是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开放和增加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将外部溢出效应“内部化”、对实行自由贸易的成员方进行补偿的机制等[6](P97)。因此,中国政府应积极参加东盟“10+1”自由贸易区,尽快实现与这些国家的政策一体化目标。2.政治目的下的“次区域”一体化政策。由相邻的若干民族国家或地区结成的“次区域”一体化安排,几个成员国之间实行“俱乐部规则”,可以共同提供国家安全、和平环境、有助于某些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民主价值观的形成等区域性政治公共物品。这种“次区域”一体化政策可以减少邻邦间的摩擦、减缓社会及政治压力、巩固民主与政治制度、提升“弱小政体”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比如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中亚几个国家建成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结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组织等。3.实施区域功能政策。(1)竞争政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设统一大市场、消除政府间恶性竞争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在欧盟,竞争政策被奉为单一欧洲市场的第三根支柱,因为它的目的是通过消除一切阻碍、限制或扭曲欧盟范围内自由竞争的行为,保证欧洲统一大市场中公平竞争的和谐有序进行[7](P13)。欧盟竞争政策有着雄厚的法律基础。然而,我国目前的竞争政策的法律基础很不完善,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第7、30条有相关限制不正当竞争的条款外,很少有其他法律涉及地方政府间竞争和地方保护的规定。因此,要规范我国地方政府间的合理竞争,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就必须建构竞争政策的法制基础。(2)区域(地区)发展政策。这一政策旨在协调区域发展,减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区域政策必须以坚实的制度基础做保障,比如,欧盟的区域政策有3个必不可少的方面:欧洲地区发展基金(后又发展为包括发展基金、结构基金、凝聚力基金在内的丰富的资金体系)、涉及地区问题的政策机构(主要包括欧洲投资银行、欧洲社会基金、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农业指导与保证基金)、对各类具有不同程度地区效应的政策予以协调[8](P159)。可以看出,独立运作的基金、专门负责的职能机构和区域政策间的协调是保证区域发展政策有效落实的基础。因此,在区域协调发展事业中,我国政府必须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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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吴志成.治理创新:欧洲治理的历史、理论与实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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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8

政府具有公共性。公民是公共权力唯一合法的拥有者，而政府不过是公共权力的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一种委托—关系，公民同意选举某人以其名义进行治理，但是被选举人必须满足公民的利益并为公民服务。”[3]268如果政府背离了责任原则，也就背离了政府的公共性，就会失去公民的信任而面临合法性危机。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公民的公共需求应该具有至高无上性，政府应以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为己任。政府不应是一个统治和控制机构，如公共政策专家安德森指出的那样，“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4]222。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开创了执政为民的先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论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和特点，指出无产阶级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或“公仆”，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普选选举政府工作人员，也有权撤换不称职人员[5]12-13。巴黎公社深深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了巴黎公社确立的“民本位”理念和为民服务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是：（1）人民作为整体，在法律上是一切权力的源泉；（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享有法律上的最高权力地位，它以再授权的方式将具体的执行权力授予行政机关；（3）掌握行政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必须对其授权者及人民代表大会直接负责，并最终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人民负责；（4）人民有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公民才是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者，是国家主人，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只是公共权力的者，是为实现公民利益提供各种服务的“公仆”。这样的关系定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坚持的执政和治国理念。“以人为本、执政为民”[6]14，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处于执政地位的党与人民关系的再次明确定位。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是坚持将人民群众置于“根”和“本”的地位，要求党必须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能有任何特殊利益追求，要求政府必须为实现公民利益而努力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施政为了人民、施政依靠人民、施政成果由人民共享。当前，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民本位”的公共服务理念在现实中还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一些实际困难和部分重大关切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和有效回应。创新发展公共管理，首先要牢固确立“民本位”的公共服务理念，唯其如此，政府才有可能在公共管理中将首要职能转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

二、公共服务“提供什么”：社会转型期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公共服务“提供什么”，是检验政府性质的试金石。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然而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性质、内容和方式上，资产阶级政府和无产阶级政权有着根本区别。资产阶级政府作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7]274，只是在无产阶级长期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出于维护自己统治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才被迫有一些让步，逐步推行了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建立社会保障、改善社会福利等一些改良措施。而无产阶级政权则从一开始就代表着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自觉地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党执掌政权和政府公共管理的宗旨和目的。巴黎公社一成立，就颁行法令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禁止雇主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宗旨和目的。同样，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发展，都彰显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价值取向。社会公共需求决定着政府公共供给的政策目标和实现路径，而民生构成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民生内涵不尽相同，内容不断演变。在生存性民生阶段，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更多地反映在简单的吃饱穿暖。而在发展性民生阶段，满足更高层次的多元化需要，提高物质生活质量和精神生活品味成为社会的基本公共需求。所以，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就会开始要求政府在市政建设、生态环境、公共娱乐以及教育资源等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当经济社会发展到更高水平时，人们就会进一步要求政府放松各种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管制并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种由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所处阶段不同而导致的公共需求的变化，决定了不同时期政府公共供给重点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主要目标和侧重点也随着社会发展而相应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80年代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消除贫困，基本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90年代至20世纪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十六大至十七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以政府为主导，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政府作为上层建筑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可能会对社会公共需求产生反作用，使得社会公共需求与政府公共供给之间出现不协调、不同步甚至矛盾和冲突现象。30多年来，我国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总体实现小康，再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民生状况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巨大变化。但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却相对滞后，未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首先，由于转型期社会分化的存在，公共需求呈现多个层次：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后产生的高层次需求有所增加，如高等教育、文化娱乐、卫生保健、路政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是大部分公民还停留在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保障等较低层次的公共需求，甚至部分公民还在为温饱问题抗争。而目前政府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尚难以适应这种多层次化的公共需求。其次，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社会利益分化加快，“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8]，社会矛盾明显上升，公平正义受到挑战，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正是基于人民群众对改善民生的热切期盼和我党对现实国情社情的深刻认识，中央先后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性安排，提高政府公信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注重从源头上化解矛盾。十八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强调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10]34，要“坚持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8]。当前，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创新公共管理，其着力点在于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11]。应在“民本位”的公共管理理念指导下，转变政府职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满足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公共产品，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其主要任务，一是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切实把教育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加强教育重点领域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化发展；二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推进就业体制改革创新，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同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三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四是扎实推进医疗卫生体制重点改革，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五是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建立适应全体居民需要的多层次住房保障；六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七是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八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持续激发社会活力，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上述这些任务，政府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完成的。政府以“直接提供”或“全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已不符合今天的社会现实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一种科学、高效、廉洁、可持续的公共管理模式亟待建立。

三、公共服务“怎么提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

怎么提供公共服务直接反映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行政科学化水平。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党的领导下，政府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职责，尽可能满足公民的服务需求。然而，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再强，也不可能包揽所有公共服务的供给，更不可能满足社会公众的所有利益诉求。这不仅是因为政府的公共供给能力有限，而且也是为了防止政府打着“为公民着想”的旗号混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走向新的“全能政府”和“保姆国家”。当前，我国社会中“第三部门”的崛起，正在逐步改变原有的单一的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模式。对此，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0]38。

其一，以增进社会公平为重点，发挥并进一步完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主导作用，着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力。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国际经验已经充分表明，在后发国家尤其是转型社会中，必须坚持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主导作用。强调政府职能的有限性与发展“第三部门”的必要性，以及强调社会化和市场化是公共管理和服务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甩包袱”。我们可以把部分“执行”性事务社会化和市场化，“但是不能把治理的全过程都私有化。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作出集体共同决定的机制，就没有为市场制定规章条文的途径，就会失去强制执行行为规范的手段。我们就会丧失社会公平感和利他主义精神，不管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还是为穷人提供健康医疗，任何不能赚钱营利的社会服务都将不复存在”[12]18。所以，公共服务的重担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部由“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来承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和中国政府所担负的历史责任，都与西方国家不同，绝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经验，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政府职能转移的角度来推卸政府公共管理的责任。就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政府在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等并不适合推行市场化或者社会化改革的方面，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还不够。因此必须继续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在努力实现重点突破的基础上提升政府供给整体水平，努力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其二，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培育和引入多元化供给主体，充分激发企业和社会组织活力，完善社会服务网络。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推进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对于公益程度相对较弱或不适宜政府直接提供的社会服务，应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或者通过直接或间接资助的方式以及相关的规制手段鼓励、引导其发展，或者统一采购并面向社会提供。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适当引入竞争机制，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手段，增加社会服务供给。首先，充分发挥各类企业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降低准入门槛，实行税收、土地使用和贷款优惠等政策，打破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垄断地位，引导各类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就业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幼等社会服务领域，鼓励竞争，促进社会服务质量的提高。其次，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加大对公益类民间组织的扶持力度。在“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的过程中，许多不该承担的职能必将还权于社会，这就需要各类社会组织承接以往由政府包揽的部分调控及组织公共产品生产或服务的供给职能。由于社会经济尚不足以为各种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性机构的运作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撑，加之社会自治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制度保证都很欠缺，当前我国社会中“第三部门”的发展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最后，加强志愿者队伍建设，鼓励公民个人参与到社会服务中。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有效动员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办法，以有效缓解社会服务组织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9

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提出的目的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们之间的差别。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功利主义允许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这样做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自由、义务、权利等等都只是为了达到功利最大化的手段。因而，极端来说，在功利主义原则指导下，奴隶社会或等级制度都是被允许的。罗尔斯是坚定的权利主义者，他的正义观主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确定不移且绝不容许侵犯的一些基本自由和权利，这与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不同。客观来说，罗尔斯的批评十分有力，其论证可以说暴露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弊端。可以说罗尔斯还是通过这种批评揭示了功利主义理论内部的严重问题，为其试图取代功利主义的目的实现了第一步。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内容

在深刻地指出了功利主义的不足之处，并且革命性地重塑契约论之后，罗尔斯此时就可以顺利地提出自己的正义观，也即“作为公平的正义”。罗尔斯将他的正义观分为“一般的”和“特殊的”。一般正义观与特殊正义观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后者为前者的一种特例。按罗尔斯自己的说法，一般正义观可以表述为“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至于特殊正义观，就是指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这也是其正义观的理论核心。

（一）第一个正义原则

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目的是保障每个人在正义的基础上具有一定不容侵犯的基本自由，也被称为“平等的自由原则”，具体表述如下：“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平等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对于第一正义原则，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关注的是基本自由，而不是所有的自由。所谓“基本自由”，罗尔斯自己开出了这样一份清单：思想和良心自由；政治自由；结社自由；人身自由以及拥有财产的权利；由法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由。强调基本自由，是为了确保正义原则所关注的自由对于其他社会价值具有优先性。举例来说，我们很难说服人们承认个人选择发型的自由比权力或者财富更重要。所以，第一正义原则中所包括的，只能是一部分极为重要的基本自由。其次，第一正义原则中“相容的”这一字眼体现了罗尔斯施加在个人基本自由体系上的一种限制。这一点也很好理解，任何自由都不是无限的，即使是重要的基本自由也有其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自由体系同样存在冲突，而他人的自由就是你的自由的边界。这也就意味着人们享有基本自由的前提是必须与他人的基本自由相容，意味着基本自由是平等的，即“平等的自由原则”。

（二）第二个正义原则

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目的在于确保平等的自由，而第二个正义原则所关注的，主要是分配问题，或者说怎样分配才是正义的。第二个正义原则分为两个部分，其具体表述如下：“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适合于最不利者等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2）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发展、增强社会活力是首要任务，可谓迫在眉急。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口号，使一部分人先通过合理合法的劳动，并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凭借自身的合法所得率先致富,起到榜样模范的带头作用，然后先富帮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相对与公平而言，这一阶段更重视效率。从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缺乏活力的平均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么做是必要的。然而对于公平基本是兼而不顾，这引发了不同群体收入差距逐步拉大。改革开放步入90年代以后，人们之间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社会问题增多，有可能造成对社会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时国家意识到突出公平愈发的重要，所以国家及时修正了效率与公平关系，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相关政策。“兼顾公平”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经济利益与公平问题二者发生碰撞时，按照这个理论，要首先顾及前者而不是后者，甚至有的时候要牺牲“公平”，来确保经济利益。其直接后果是加重而不是缓解了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的背景下，推行制度创新的问题日益凸显。制度创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我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社会中的很多不公正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的不公正与不完善而导致的。制度是实现利益的重要因素，不公正的社会制度是引发社会分配不公正的导火索。表面上来看，社会转型是一个传统型社会一步步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过程,而本质上却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确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个社会制度要更加现代化。实现社会的公正不可以仅仅依靠摸着石头过河、仅仅依靠采取更改政策的方式来进行,必须要依靠制度供给,由制度公正来确保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一个制度是否公正的评判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基本制度对于社会基本权利、社会基本义务的分配是否正义。对于正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来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公正、合理地配置权力、利益、权利资源是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社会基本制度的当务之急。因此，公正（正义、平等、公平）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关键因素。

作者:张朝 单位: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2]姚大志．罗尔斯[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1．

公共管理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管理；市场经济制度；相关性

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在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管理的革新都在持续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管理制度才得以创新、发展。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加快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是两项重要使命，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将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深入分析二者的相关性，从而为促进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协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

一、公共管理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差异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管理制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就必须了解公共管理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公共管理制度作为与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相关的制度，其功能必然与经济制度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目标不同，前者以获利最大化、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后者则以满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为目标；二是价值追求不同，经济制度追求的是经济效率、经济效益的最大值，公共管理制度追求的是自由、稳定、民主、公正的社会秩序；三是标志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主要为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率，以竞争性资源优化配置为追求目标，而公共管理制度则是法律、民主的制度，以结果的统一、和谐为追求目标。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商品流通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自由。然而，市场经济仍然受制于国家调控，所以市场也必然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干预，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的，同样也存在一些缺陷。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会受到国家宏观干预，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就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完全自由，但实际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形态，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使用“有形的手”，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这也是市场经济形态的共性。管理和经济运行的本质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所以我国在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要想对改革进行深化，就需要调动起各部门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改革区域，承担其相应的职责，将创新公共管理制度作为第一要务，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目标，对二者进行协同发展（赵秋兰等，2014）。

三、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相关性

（一）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其通过市场机制让经济活动适应供求关系变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将社会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需求最大的环节中，从而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的提高（陈希，2013）。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也自然对公共管理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刘太刚，2014）：第一，要求公共管理制度要对政府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同时要重新明确政府与社会、企业、市场、事业单位、公民等组织及个人的关系；第二，要求将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作为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政府要从“无限”变为“有限”；第三，要求树立法制、服务、以民为本的公共管理理念；第四，要求调整公共管理的手段与方法，将过去命令式的单一化管理转变为服务式的多样化管理；第五，要对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不仅要对机构进行改革，还要对人事进行改革，构建一套规范的管理体系和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市场经济的上述要求让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成为了一项迫切的任务。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其自身的特点与运行原则，让人们的利益观念大为改变，造成了社会利益分化，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对于改变社会统治结构，实现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大群众的利益观念被唤醒，人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参与公共管理进程。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形成，让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从而逐渐提高了群众对公共管理主体的制衡作用。在公共管理越来越复杂、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高、社会主体越来越多元化的情况下，就必须对公共管理制度进行创新，以满足多元化的公共管理需求。创新公共管理制度，首先可以增加公共管理体系的回应性、开放性，对群众的意愿、需求及时地予以回应，同时为公民参与政治活动提供畅通的渠道；其次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对公共管理主体的行为加以规范，制定公共管理主体的行动依据与行为准则，以确保公共管理活动能够高效、有序、规范地开展。总之，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下，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对制度创新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制度创新又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可见市场经济是进行制度创新的直接动力，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二）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公共管理制度自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并且还能通过政治保障等来支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对制度进行创新后，公共管理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高质高效的公共管理服务必然有助于开拓市场经济发展新局面，促进市场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地发展。

1.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作为经济体的支柱，创新制度必然有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计划经济直接催生出来的产物，而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主体也发挥出了极大的推动效应。市场经济的建立是无法脱离公共管理制度创新而独立存在的，这是因为制度的创新决定着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比如外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经济活动的地位等等。市场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环境，其会对市场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个体在开展经济活动时，往往容易因缺乏对市场的整体把握而盲目操作，在此情况下，引入政府或第三部门进行调控，将很好地规避经济活动的混乱与大幅波动。权利部门在对市场经济运作进行干预时，需要法律、制度相关体系的支撑，所以要让市场经济按照预期轨道发展，就离不开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国家的宏观干预。

2.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有助于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其最终目的都在于规范行为，可见制度对于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制度的行为规范作用，同时创新的制度也能对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指引，以改变市场的无序、混乱状态，保证经济活动能够在稳定、良好的轨道上运行（侯一麟，2012）。要想让市场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仅以社会环境为依托，更需要创新公共管理制度，因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能够直接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减少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安全隐患，为经济活动的运行营造一个安全、良好的环境，从而确保生产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此外，前文提及的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但这种关系只有在良好的政治环境下才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由此可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创新也不可忽视，如果不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同时也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提示创新公共管理制度是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

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一）明确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通的

要协调推进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要认识到二者的本质作用具有相通性，二者的本质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而高效、合理、科学的行政及政治体制又是市场经济的有效保证，所以公共管理制度与市场经济都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服务的，二者在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李宜强，2015）。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推进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是创新公共管理制度的基础和依据

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必须立足于市场经济，同时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与归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上层建筑变革、发展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汪小波等，2011），可见上层建筑变革与发展必须依附于特定的经济基础，其能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市场经济分别归于上层建筑变革和经济基础范畴，所以公共管理制度的创新必须依赖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制度创新的经济基础与现实依据，要进行制度创新就必须从市场经济着眼，深入分析其要求与特性，结合经济规律明确制度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再通过创新实践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本质和现象层面，市场经济都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同时还为制度创新指明了目标与方向，制度创新只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石，将促进市场经济完善作为最终目标，安排新的制度服务于市场经济，才能确保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克服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