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广播范文10篇

公共广播范文篇1

关键词：公共广播转型全球化民族国家

Abstract:Thesystemof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presentsvariouscharacteristicsindifferentcountriesbecauseofthedissimilaritiesinhistory,politicsandeconomy.Onthebasisofanalysingthesecharacteristics,thisarticlehasdemonstratedthemarkettransfomationof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underglobalization--especiallythenewtendencyofthedevelopmentof"Opening"representedbyBBCatpresent--inthistext.Ithasanalysedtheemergencebackgroundofthenewtendency,aswellasthecharacteristicsof"twoseparations".Inaddition,thisarticlehasalsoapproachedsuchproblemsasdevelopmentinthefuture,etc.

Keyword: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transfomation,Globalization,nationalcountry

在欧洲和日韩等国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公共广播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作为不同于美国商业广播模式的一种制度设计，公共广播一直肩负着为公众利益服务、传播知识文化、营造公共空间等颇多的期许。由于公共广播的收入结构中，多少存在着受政府控制或影响的因素，公共传媒业也被许多人视为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传播政策的重要工具，并且由于频谱这一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被置于国家高度垄断的行业之中。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兴起，公共广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以“放松规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向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张，公共广播体制这个传统上一直在民族国家边界内运行的广播模式，亦受到市场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政府为公共广播机构发放许可证，在建立、组织和筹措资金方面实行倾斜，媒体公司享受特权，会遭受被政府定调的困扰。一方面，那些“超级精英们”提供给受众的常常是他们假定受众需要的东西，而非受众真正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广播频率资源，过去政府以频率属短缺性公共资源应该服务于公众为由，占有或垄断频率资源，或者以非市场的方式分配这一资源，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已经发生了动摇。市场自由主义者们主张，公共广播要想长期生存下去，它就必须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削弱它在竞争者中的垄断地位，应该越来越少地依靠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特别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市场，使之更具有竞争性、更有效率。在他们看来，“自由与选择而非控制与稀缺，正在成为信息时代黎明的标志。”[1]

综观历史，不难发现，各国公共广播体制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由于各国历史、思想和政治力量作用不同，其产生的背景和发展动因也不尽相同，但是大体上，公共广播业一直是在拒绝市场诱惑和摆脱政府控制的双重努力中求生存的。近年来，随着“放松规制”带来私营广播进入市场的屏障消除，特别是跨国媒体的扩张和数字多频道时代电视竞争加剧，市场压力日渐突显，迫使各国公共广播业在宏观格局和微观操作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尤为明显的是，大家纷纷寻求经济层面的转型，向市场机制迁移，并展开海外战略。传统的公共广播业已经无复旧观。

目前，公共广播业的转型在不断丰富、不断深入，转型看起来只是经营模式的变化，但是其效果已经超出了经营层面，继而影响其未来发展。那么，公共广播有什么新动向？其转型的背景和特点如何？怎样看待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公共广播是公共广播电视的简称，公共广播体制、公共广播机构、公共广播业等也含有类似的简略。

一、公共广播的多元谱系

所谓公共广播模式，是指以（全部或部分）由国家（或政府）建立、组织和筹措资金的大型公共广播机构为主导的广播模式[2]。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广播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界阈的广播体制，同时也是一种资源分配形式。

公共广播模式被认为有三大要件，一是以服务公众为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二是以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节目为主，反映本土文化，兼顾少数族群和多元文化，三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和管理。在现实中，由于各国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不同，公共广播模式呈现不同的光谱和色调。

学者麦金西（McKinsey，1999）曾经以收入来源为标准，对公共广播模式进行划分。他认为，公共广播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有视听费（最重要的非政府收入）、政府资助（最重要的政府性收入）、广告收入（最重要的商业收入）和其他（捐助、赞助）四种，与此相应，公共广播模式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纯粹的公共广播”──收入完全或几乎完全来自视听费，包括英国、日本、挪威、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第二类是“公共主导型广播”──收入结构是混合型，但以视听费为主，如德国、土耳其、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第三类是“具有公共成份的国营或商业广播”──视听费占一定比例，政府补贴或商业收入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例如法国、波兰、丹麦等国家；第四类是“纯粹的商业广播或商业政府广播”──不收视听费，收入来自政府或广告收入，只具有较少的公共成份，例如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3]。

然而，有观点认为，视听费收入也应属于混合收入方式（即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收入）[4]，因为视听费的收取，多少也会掺杂政府的调控因素在内。长期以来，以频率资源的有限性和服务公众利益为由，欧洲和亚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等国政府大都将公共广播置于垄断地位，以各种直接或者变相的方式，程度不同地介入公共广播机构的收入结构当中，在经济利益政治化或政治利益经济化的相互扭结中，获得一定影响力。事实上，有许多研究显示，后期欧洲各公共广播体制国家的市场化转型，无一不是在政府的政策或法令的倡导与支持下进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政府因素的影响。

以英国为例，英国是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典型。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费中，过去九成以上来自政府征收的收视费，其余由国库补贴，不播出广告。在最初的发展阶段，英国政府在许多问题上都表现出对广播的政治控制。公共广播要求具有非商业和非政府的特征，BBC虽然通过皇家宪章保障其独立地位，但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却存在明显的受制性，不能完全免除来自政府的影响。英国政府一般不干预具体的节目制作和播出，可是通过吊销营业执照等手段，仍然保留对公共广播机构的控制权。

法国采行的则是一种国有模式。法国公共广播具有国家垄断的传统，长期以来只有国营台，不允许私营台合法、公开地经营。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国建立了唯一的广播电视机构——法国广播电视公司（RTF），后改为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和视听费。法国国有体制的典型特点是政府主导，媒介官员必须常常征求政府的指导和意见，政府甚至透过ORTF管理委员会控制法国公共广播电视的重要人事安排、财政收入、节目政策和运行形态及其方式。虽然后来的ORTF比RTF有了较大的政治、经济和业务上的自治能力，但是总体上看，“政府主导作用不但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而且深刻影响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主管机构的政策取向和日常行政行为。”[5]与法国模式比较接近的有挪威、瑞典等国家。

与受到自上而下因素影响的英国和法国模式不同，德国公共广播是一种地方联合所有模式。德国在1950年建立了公营性质的德国广播电视联盟（ARD），该机构由德国各州的广播电视台、德国电视一台、二台等通过民主的方式组成。通过制定公法，征收视听费，来维持其正常运作。在组织体制上，德国公共广播以地方联合所有代替国家所有，接受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委员会的行业管理，但在行政、人事、财政乃至节目制播等方面拥有独立自主权。德国政府主要通过设立新闻局以及在各州的官方新闻办公室协调政府与传媒界的关系。政府对公共广播机构的控制作用相比英法等国要弱得多，不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仍可以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与德国情况大体相似的，还有比利时、荷兰等国家。

二、公共广播的新动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私有化、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技术进步使媒体竞争加剧，并带来开放的压力。公共广播的垄断地位和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受到极大挑战。在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欧洲和日韩等国家中，为了顺应潮流，争取受众，也为了应对所谓公共广播体制“市场封闭、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效、竞争机制失灵”的指责，各国政府开始积极倡导和推动媒体的市场化转型，公共广播体制无论在宏观格局还是在微观操作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的一大特征，便是引入私营资本，在广播电视领域实行公私并举的双轨制运作模式。目前，公营台仍然垄断视听费收视市场，一些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而私营台则完全遵循商业模式，主要靠广告费为生，双方在争夺受众方面的竞争不断展开，公共广播的垄断势力被逐渐削弱，在广播电视市场上的份额和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受到阻滞。

例如，曾经拥在超过8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英国BBC，不得不与私营的独立电视网（ITV）平分市场；日本公共广播机构NHK也与四大私营电视网──东京广播公司（TBS）、日本电视公司（NTV）、富士电视公司（FTV）和全国朝日广播（ANB）相互角逐；在法国，老牌的公共广播机构法国电视2台的晚间新闻收视率，已经落在私营的法国电视1台之后；德国广播电视联盟（ARD）与两大私营电视台RTL和SAT－1之间也形成彼此较量的格局，两家成功的私营台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已经后来居上。在竞争中，欧洲的公共广播机构虽然生存下来了，但是其现状已经是步履维艰，它们虽然占据了1/3的市场，由于较低的收入增长率，它们的市场份额反而在缩减[6]。

到20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向包括媒体业在内的众多领域不断渗透，特别是美国商业体制下的传媒巨鳄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加剧，已经取得一席之地的一些私营资本开始抢乘这趟新时代经济列车，进行跨国广播电视扩张。例如，德国最大的出版集团贝塔斯曼集团获准收购卢森保广播电视台，德国私营广播电视的发展步上一个新台阶，法国私营的威旺迪集团近几年也涉及多种传媒领域，曾经计划收购美国电视网（USANetwoeks）及其下属的两个有线电视频道。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公共广播进一步向市场转变，纷纷引入多种商业运作模式，尤其是在跨国领域，不断寻求多种经营策略。

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广播公司（BBC）。早在1994年，英国政府审时度势，发表白皮书《英国广播公司的未来》，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国际电视的新政策，其主导思想是促进BBC参与国际电视业务和竞争，运用包括商业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向全球扩张。根据这一精神，BBC一方面对内调整组织架构，改组成立了BBC环球公司，下设环球电视公司、环球出版公司、环球服务公司等三家分公司；另一方面与有实力的传媒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世界市场[7]。1995年，环球电视公司以灵活的融资方式，吸引皮尔逊公司投资，共同开办了BBC世界电视台（BBCWorld）和BBC娱乐台（BBCPrime）。BBC还以发展国际业务为平台，环球服务中心把建立国际电视业务和商业活动合为一体，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节目销售，以及音像制品、出版物的销售来增加收入，弥补运营经费的不足。1999年，BBC的销售额是1992年的两倍，来自商业经营的收入超过4亿5千多万英镑，占总收入的16％[8]。

按照澳大利亚传播学者布朗的观点，公共广播机构通过与国外商业或非商业广播机构的合作，生产和销售节目，参与国际竞争，这种做法已成时尚，相当流行[9]。在欧洲，德国公共广播ZDF向全欧洲提供包括娱乐内容在内的各种节目，并且在北京、新加坡和东京等地设有二十几个演播室[10]。由政府和公共机构资助的法国电视五台，在世界各地分布了200多人的营销队伍，该台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海外营销收入[11]。在亚太地区，2000年韩国政府修订颁布了新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提出将从资金上支持节目制作、贸易情报、市场调查等相关机构，以鼓励它们参与国际交流和进入海外市场，提高韩国文化商品的出口竞争力。韩国最大的两家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公共广播公司（KBS）和文化广播公司（MBC）致力于节目出口和跨国合作。2001年KBS和MBC出口节目收入达1千2百万美元，是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的3倍，比上年增长了46％[12]，在亚洲各国一时掀起阵阵“韩流”。

不过，BBC的转型还不止于此，它的另一个更具有典型效应的举措是，2001年，BBC在加拿大开办了全娱乐电视频道“BBC加拿大频道”和“BBC儿童频道”，这是BBC在全球开发商业电视频道经营战略的重要步骤。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要求，负责BBC对外电视经营的BBC环球电视公司在这两个频道中各占50%的股份，收入来自广告和电视用户的订费[13]。BBC通过跨国合作，成功地将自己的全球化战略由内容渗透，扩展为资本把持。

三、背景与特点

各国公共广播体制的这一轮转型，尽管形神不一，动因也多有不同，但是总体上看，离不开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技术革命的推动。世纪之交，随着光缆、卫星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广泛应用，频道数量剧增，许多专业化电视频道所提供的节目，已经涵盖了过去由公共广播主导的诸如文化、知识、自然、科学、纪录片和音乐等领域。“一项最新的电视节目研究表明，许多公共电视的目标正在由有线电视完成，实际上公共电视提供的任何一类节目不但可以而且能够大量地在有线电视上看到。”[14]由于受众的选择空间的增大，需求的个性化日益突出，而且，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化，受众不再把媒体作为获取知识的来源和新闻文化的载体，而是能够根据自身愿望和要求自由选择的消费产品。电视也不再是紧缺的供应媒体，而是市场服务媒体。受众群的迁移和分化，促使公共广播转向更大的市场，争取更多的受众。

其二，政府倡导。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各国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成为一股潮流，与此同时，将媒体纳入整个国家全球化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一大趋势。一方面市场开放，广播电视机构容易获得执照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公共广播机构一度垄断的特殊资源被赋予更多的商业特征，其公有或国有特性被蚕食；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的视听费已无法保证公共广播机构的正常运转，而且近年来这笔费用还在不断减少，更无法应付日益激烈的国内竞争，以及国际媒体的渗透；况且，建立一套政治文化体系和相关制度比建立一个成形的市场，需要的时间更多也更复杂，政府更倾向于选择一条简单的方式。于是，在“给公共广播一条生路”的口号下，将其推向市场，允许和鼓励公共广播提高其商业收入，强筋健骨，参与跨国竞争，便成为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第三，资金压力。近年来，公共广播机构的运营成本在不断提高，收入增长却在放缓。“由于电视媒体的技术转型，引起了多方面的结构变化，在商业电视界，这引发了一场由经济主宰的因果关系链：节目供应增加──资源减少──节目价格上升──引导消费便宜的电视节目。”[15]这一现象，在公共广播界同样普遍存在，市场竞争的激化，以节目制作费、购买影视节目和体育转播权费高涨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公共广播的财政状况。例如，80年代中期德国电视台购买一部美国影片所支付的平均价是18万马克，到90年代中平均价升至60万马克；到20世纪末，如果是购买某部影片的首播权，则需支付数百万马克[16]。另一方面，视听费收入的增长以及来自政府的资助，与消费价格指数连动，而价格指数上升的程度却远远低于广播电视部门开支的增长的速度。这些都迫使公共广播机构对内精减编制、控制支出，对外采取更多的诸如合股经营和合作制片等策略，以降低成本，分摊风险，扩大市场。

公共广播的转型受技术、政府、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归根到底，重要的还是受众市场的压力。如果不是出于对丧失受众的担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可能质疑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忧虑，公共广播的转型不仅会缺乏动力，而且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公共广播机构都在不断重申，争取受众并不意味着放弃公共广播的理念，两者并不矛盾更不对立，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受众，特别是用高质量、多元化的节目内容来吸引受众，公共广播机构不仅要重构与受众的关系，而且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公共广播理念和使命感。在他们看来，因循旧制和彻底商业化，都不是公共广播的发展正途，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策略之间寻求平衡，才是公共广播的前进之路。

于是，在一些公共广播机构那里，在变与不变之间，转型呈现出所谓“两分立”的特点，即公共理念与经营策略分开，国内服务与国际战略相分立。

“两分立”被认为是公共广播的典型──BBC率先开拓出来的一条全新的、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道路。BBC所持有的特许证执照，规定它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它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又要求它必须兼顾理念与经营。为了确保公共服务的根本不致发生动摇，BBC努力将公共理念与经营策略区别开来，将商业活动和与收视费收入相关联的项目脱钩，并为其商业活动制订了明确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其一在运作和财务方面，将公共资助行为与商业行为明确区分；其二BBC各商业子公司从BBC其他部门获得物资和服务，均支付费用，以确保公众资金不用于商业活动，使公众资金不会因为商业活动而处于风险之中；其三公共资助的服务项目不得用于推销BBC的商业产品和服务[17]。与此同时，BBC利用视听费收入支持新增加的数字频道和免费频道，并无偿地提供给观众，以此获得受众的支持。

BBC在经营策略方面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开拓媒介产品的国际市场和跨国合作方面，在国内依然强调公共广播的本色，即采取国内本土公营和国际市场商营这两种经营策略，两条腿走路。至今，BBC在英国本土的经营仍然以视听费为主，没有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也不播送任何带有赞助性质的节目。20世纪末期，BBC的商业收入逐渐增加，但主要限于国际市场，限于节目、音像和书刊等产品的销售。BBC不断扩大对外广播电视业务，甚至进行机构重组，整合资源，成立统一的国际新闻和信息部门，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力，在更大范围内争取受众，以加强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并且有意通过扩大全球市场将公共服务理念推广至全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BBC的“两分立”策略颇具一石三鸟之功：既强调了坚持公共广播的品质，又开辟了新财源，获得了比较丰厚的物质收益，同时，扩大了国家的影响力。用BBC总经理格雷格·戴克的话来说就是：“BBC在全球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独立和公平的报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回报──高度的公信力”[18]。

必须承认，公共广播模式的进一步转型，确实是受到传媒全球化、商业化发展的影响，这在世界公共广播领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断壮大的私营广播电视机构的重压下，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商业媒体集团的全球性扩张的威胁下，公共广播必须寻求多种发展策略，才能求得进步。仅靠传统、单一的经营模式，是无法参与日益激烈的、跨国化的市场竞争，也不可能壮大自身，更无所谓坚守公共服务的使命。就此而言，BBC的新型发展战略，它通过改变经营模式来融入市场、通过国内国外公商分营来强化自身这种“外向型”做法，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一项折衷式创新。

然而，并非所有公共广播机构都采取了如BBC那样的“两分立”、两条腿走路的办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一，亦由于公共广播体制的运行模式各异，各国公共广播机构的转型步伐，有快有慢，有深有浅，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开拓出的模式也不同，但是多多少少都是以BBC为榜样或借鉴，参照它来进行的。在具体操作，一些做法与BBC亦不乏相似之处。例如，德法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公共广播机构都兼有视听费收入和广告收入，如前所述，德国公共广播ZDF还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世界各地分设演播室，进行海外节目合作；法国电视五台在世界各地广布营销队伍，积极增加海外收入等等。不过，这些机构都依然强调公共广播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当然，BBC的新战略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广播机构来说，或许并非最佳，不是所有公共广播机构都适合模仿BBC的模式，也不是所有公共广播机构都具有BBC那样的实力，何况媒体的实力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相联系。不过，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将国际视野纳入竞争意识之中，这对其他公共广播机构来说或许有一定启示作用。

四、“外向型”发展及思考

应该看到，在原来实行纯粹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中逐渐开放私营广播电视，在公营机制中纳入商业机制，对公共广播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激发了公共广播机构在节目策划、制作、内容编排等方面的竞争意识，促使其提高服务质量，改进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但是，同样应该看到的是，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私有化、市场化、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在不少奉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缓慢的非主流化过程。按照德国学者研究者库普斯（ManfredKops，2004）的说法，公共广播电视的悲观前景在90年代初便初露端倪，如今，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现实[19]。上述“四化”对公共广播发展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是正面还是负面，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目前的争论中，占上风的是悲观主义者，有人甚至预言，公共广播最终将消亡。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那些对公共广播发展前景的怀疑，更多地出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考虑，而忽略了社会这个影响传媒生态的最重要因素。首先，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纵然商业广播电视能够大行其道，但仍然有许多传播的空白点，仍然有大量被商业广播所忽略的领域需要公共广播去关注。公共广播所提供的大众服务、对小众需求的满足、对弱势群体的贴近，以及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对商业广播来说，可能没有多少商业价值，更谈不上什么利润回报，但是它们过去是将来也会是公共广播的着力点。其次，非商业的公共广播也是平衡社会的一个重要砝码。公共广播的存在会带给私营广播一定的压力，公共广播的非商业方式，以及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公信力，是它的一笔财富，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项可供开发的宝贵资源。第三，公共广播能够提供一个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公共领域”。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同一性与差异性是共存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公共广播既注重社会的同一性也注重社会的差异性。公共广播也能够为公众舆论和个人见解提供一个公开讨论的平台，一个民主交流的公共场所，这是人们需要的，这个领域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国民意识的提高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切，正如英国传播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所言，实际上都源于公共广播与商业广播受众观念的最根本不同，公共广播将受众称之为有权享用广泛的文化资源并以此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而商业广播始终把受众看作是节目内外所促销的那些商品的潜在消费者[20]。

然而，所有这些关于公共广播发展前景的争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当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机构，试图通过引入商业机制来缓解其财政压力，特别是当这种商业机制与“外向型”扩张战略相结合，力求在更广泛的国外市场上获得生存来源时，公共广播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身民族国家的边界，俨然成为跨国势力。也因此，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一国之内公共广播的发展前景如何，商营机制与公共理念是否能够截然分开，公共广播是否会因为改变经营机制而改变了自己的存在性质等问题。公共广播的商营机制＋“外向型”扩张战略，显然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今世界，信息全球化在国际间带来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其中跨国传播与捍卫国家主权的矛盾、思想政治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意识以及与民族、宗教意识的矛盾，反应尤为激烈。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机构虽然缺少了一些如美国媒体巨鲸一样的商业色彩，但是一直被认为沾染了更多与本国政府的联系。由于其背后若有似无的政府之手的作用，亦由于公共广播的意识形态特质，它所携带的不只是所谓公共理念，更多的可能还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底色的文化思想意识。当它跨出国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的受主权保护的媒体展开“外向型”战略时，难免会遭遇民族国家的政治屏障、遭遇各种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屏障。如果不能跨越这些屏障，特别是在民族主义高涨、宗教情绪激烈的国家中，意识形态冲突还很可能会转化为巨大的经济风险，公共广播机构扩大海外市场的努力即使不会完全落空，其成效也多少会打些折扣。

有人认为，公共广播的理念是一种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人们对于公共理念的理解和认识。这些观点背后是否存在明显的自我优越感和先验的绝对真理观，暂且不论，就现阶段而言，即使公共理念立意甚佳，对于不同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它是否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是否能够经受住民族国家意识的考验，成为一种普遍的共同信仰，并且成为现实，还有许多疑问。在今天多元化时代，相当多的人信奉的是，新的跨国媒介体系应该是一种多样性下的交流平台，而不应该是某一理念的单行道。

公共广播的全球战略以商业机制为依托，将以赢利为追求的商业机制和以服务为宗旨的公共理念，按国内国外两个维度分开。在BBC，这种“分立”被特别强调。前述格雷厄姆·默多克的说法是，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的区别，根源于两者受众观的不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在公共广播的“外向型”策略中，国外受众──他们同样是受众中的一部分──与其说被视为是有权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不如说更多地被视为是节目促销的商品消费者：公共广播机构同样会更亲睐有支付能力的受众，同样会以市场手段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非公平问题，它们所遵循的市场竞争和扩张路径，与商业广播机构似无二致。从这一点上看，如果不考虑背景和效率的差异，公共广播机构的跨国传播与商业广播集团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所链接的另一种文化资本主义扩张运动。

国际传媒市场的游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商业传媒集团所规定，由那些传媒巨无霸们的兼并和鲸吞行为所演绎的。一旦进入全球化的传媒竞争序列，公共广播机构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会不断增加，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也会不断增强，并且在效率原则驱使下，公共化的传媒组织自身（或至少是某一部分）也会逐渐向企业化转变，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此情形下，公共广播的“两分立”转型，它的商营机制＋“外向型”扩张策略，是一项权宜之计，抑或一项长期战略，究竟伊为胡底，不免引人关注。

很显然，公共广播机构如何能够自如地游走于国内和国际之间，准确地拿捏公商兼营的平衡态势，既抵御政府的干预，又避免商业利益的侵蚀；既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又能够为公众提供民主的“公共领域”，无疑是摆在公共广播机构面前一道难题。

是否承认公共广播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否看好其发展前景，或许并不重要，公共广播要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这一切，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英）约翰·基恩著、郤继红、刘士军译《媒体与民主》第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澳）AllanBrow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3]转引自（德）ManfredKops著、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媒介研究》2004·1。

[4]（德）ManfredKops著、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媒介研究》2004·1。

[5]金冠军、郑涵主编《全球化视野：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第420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5月。

[6]金冠军、郑涵主编《全球化视野：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第76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5月。

[7]张志“国际传播环境的新变化”，《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2期。

[8]周艳“英国广播公司产业发展脉络和经营特征”，《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8期。

[9]（澳）AllanBrow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10]上海文广发展研究部“电视的影响力”，《广播电视研究》2004年第3期。

[11]景春寒“关于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在欧洲落地的思考”，《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2期。

[12]“广播电视节目进出口现状”，（韩）《2000年放送节目进出口统计》。

[13]徐年生摘译“英国广播公司在加拿大开办新电视频道”，《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4期。

[14]A.E.Grant,（1994）.Thepromisefulfilled?Anempiricalanalysisofprogramdiversityontheevision.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7(1),51-64.

[15]“多媒体时代公共电视的社会责任”，《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10期。

[16]王才勇“德国广播电视业概况”，《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6期。

[17]参见肖冬摘译“欧洲公共广播电视资金来源探析”，《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1年第2期。

[18]温飚编译“英国广播公司进行重大机构整合，成立统一的国际新闻和信息部门”，《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3年第1期。

公共广播范文篇2

[关键词]广播电视；体制

Abstract:Ononehand,thepublic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institutionsinmodernwesternworldoperateindependentlyinaccordancewithregulationsandlawsandpossesssomecommonfeatures.Ontheotherhand,becauseoftheirdifferentrelationshipswiththefundamentalpoliticalgroups,theyhaveformeddifferentinstitutionalpatterns.

Keywords: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system

在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基本模式中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最为错综复杂。我国学界近10余年对此展开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梳理与补正。

所谓广播电视的公共模式，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以公共视听费，或以社会资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以此消除商业营利的驱动力，在非商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对利：会负责的广播电视体制，从而促进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信息的可选择性、教育的繁荣和高质量节目的制作。在诸多基本政治力量制约下，当代西方诸国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一方面依法独立运行，普遍地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跟社会众基本政治力量结成不同的政治调控关系，而形成彼此相异的体制类型，主要有国有公营型、国有国会主导型、社会联合公营型和国有政府主导型等。

一、国有社会公营体制

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是以资产国家所有和经营活动由公司在社会参与下自主进行为基本特点。

从广义上讲，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包括国有政府主导型、国有国会主导型和社会联合公营型诸多体制，因为当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所有这些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类型其最高层的人事构成和总体财政状况是由社会各基本政治力量共同决定的，而电台电视台基本上是依法自主经营，政府—般专事间接调控。从狭义上讲，所谓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它跟政府或国会主导之下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最大的区别是：由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强大的文化传统，政府和国会都不能主导国有公营型广播电视公司最高管理机构的人选。

从历史影响和实际状况看，英国BBC是国有社会公营型广播电视的典范。BBC是依据“皇家宪章”特许经营广播电视的公共企业，因此宪章基础而在法理上独立于国会和政府;董事会是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共12名，其中负责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事务的董事各一名。BBC董事会成员由政府推荐，女王任命，虽然并不是按代表制原则而是以社会贤达的标准选定①，仍然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推荐BBC董事时，政府一般不自行其事，而是按照不成文惯例，依据历届皇家政策咨询调研委员会和社会诸利益集团（包括传媒界）的意见展开工作。在BBC的发展史上，皇家政策咨询调研委员会起着关键性作用。该委员会是独立于政府和国会的，其成员按多元和功绩原则从社会贤达中选出，其工作主要是通过征询社会相关人士与团体的意见以及举行公共听证会，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最终就英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提出报告。贝弗里奇报告（BeverldgeReport1949）、皮尔金顿报告（PilkingtonReport1962）和安南报告（AnnanReport1977）等对BBC的变革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受国会委托推荐BBC董事会成员，监管和发放执照给BBC，因此无疑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很少利用此种管辖BBC的权力去凭自己的意愿组建BBC董事会，干涉BBC的日常工作。之所以英同政府奉行此项政策，是因为一方面英国存在悠久而又强大的不干涉社会公共事务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归根到底英国政府是受托管理BBC，一旦政府跟皇家政策咨询调研委员会、BBC董事会、BBC总经理以及BBC从业人员等发生尖锐冲突，国会有权干预，以维护宪章所规定BBC社会公营原则。

BBC董事会只是个战略决策和预算监控机构，它在选定BBC总经理后，一般并不干预BBC日常事务，而是让他全权处理。

虽然，“皇家宪章”予以BBC政治和经济上独立办理公共广播电视的特许权，但是英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对此加以明确而又详细的界定。相反，英国政府由于可以定期审核和重新颁发执照，随时吊销执照，并且主管BBC董事会人选，对BBC节目有最后的命令权，因此原则上对BBC有着巨大的潜在权力。在缺乏或没有类似英国文化传统惯例的国家，BBC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独立性可能受到很大冲击。所以，当代西方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在体制上一般设置某种直接的权力制衡机制（诸如加强国会监督和推行选择领导成员的代表制和公议制等）。

二、社会联合公营体制

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是以众方政治力量共同认可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结构、领导人选和大政方针为核心特征的。

跟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相比，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虽然同属于公营广播电视体制范围，但是有其特殊之处：其一是公有制形态多样，主要有国家所有、地方所有、公众团体所有和社区所有等；其二是经费来源更加多元，除了视听费、国家财政补贴和广告收入之外，还有公司、社团、个人捐资等；其三是众方政治力量的共同认可发挥着主导性的政治调控作用，这可以说是此类广播电视体制的突出特点。在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中，中央政府在众多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关系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中，党派、社会团体、区域势力（地方与社区）的竞争和合作最终决定了广播电视经营机构的传播活动与最高层的人事安排，中央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一般不能干涉和直接影响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经营机构的人事安排和节目内容，只能依法进行很有限的宏观调控。

当代西方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大致可区分出地方联合型、社区/文化联合型、党派联合型、公众团体联合型多种形态。

1.地方联合型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是地方联合型的典型代表，其体制设计的基本立足点，是防止传媒成为国家附庸，反对传媒权力系统的集权化，确保传媒的多元主义原则②。它—方面继承了欧洲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奉行服务公共利益的宗旨，另一方面以地区所有代替国家所有，以传媒权力的横向联合取替英法国有公共广播电视所采取的传媒权力的垂直集中领导形式，也即是说，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合会（ARD）不存在自上而下的领导中心，而BBC董事会和总经理则是BBC内部垂直向下的权力核心，其对BBC各部门实行中央集权式的领导。

德国基本法规定：除对外传送新闻的广播电视台必须依照联邦政府规章经营外，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处于德国各州文化主权管辖范围内，联邦邮政部只是透过部分私有化的电信公司对它们施以很有限的政治影响。在联邦权力层面上，真正对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业发挥巨大作用的不是联邦政府，而是联邦法院。但是，联邦法院并不削弱，而是加强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开展经营活动和免遭联邦政府左右的独立自主性。虽然管理公共广播电视是各州的文化主权，但是这—文化主权不是仅由州政府，而是由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实现与实施的。德国务州所办公共广播电视台是地区公有，并不隶属于州政府，而是各自由一个依照联邦宪法院条例组成的、体现社会各界利益的理事会统领。该理事会会员一般由议会、政党、工商、劳工、农场主、体育、妇女代表、文化学术等阶层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其主要责任是制订规章，选举广播电视台管理委员会，决定总经理任免，审核年度财务预算和开支状况，监督总经理的日常工作，而广播电视台管理委员会则是业务监督机构。德国各州公共广播电视台以民主的方式组成公营性质的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和德国广播电视二台，其经费以视听费为主，辅之以广告收入。另外，德国所有广播电视台接受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委员会的行业管理，但后者并不能影响前者的人事和财政，而且依照联邦法院规定，其成员也是由议会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因此，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独立性比英国BBC获得更加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2.社区/文化联合型

跟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相当类似的是社区/文化联合型，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即属于此种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其最大的特征是：全国性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是由分属于不同社区/文化的公共广播电视台构成的。

如果说德国公共广播电视重在区域联合，那么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则突出文化整合和社区所有。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有别于德国的另一大特征是：全国三大以不同社区文化划分的公共广播电视台各自为阵，不象德国各州公共广播电视台联结成ARD和ZDF二大公有公营广播电视系统。1960年至1977年间，比利时先后成立了佛兰德社区台（BRT）、瓦隆社区台（RTBF）和德语社区台（BFR），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比利时三大公共广播电视台鼎足而立的局面。其经费构成中，约50-60%为视听费③，其余主要是依靠广告收入和社区政府的财政资助等。各社区广播电视台以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构，成员主要经社区众政治势力协商后选定④，中央政府对各社区公共广播电视台进行宏观监管，直接影响很小。

跟德国一样，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社区/文化联合型体制是以联邦政府制度为政治基础的，而比利时众政党势均力敌因而长期联合执政这一现实政治状态更加强了其公共广播电视社区/文化联合型体制。

3.党派联合型

六十年代中以前，荷兰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以党派联合型为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荷兰是一个众多社会利益集团积极参与之下的，以宗教组织和阶级联盟为主构成多极势力阵营的社会，代表各种社会势力的四个大党和六个小党彼此竞争，互相合作，轮流坐庄，共同组成联合政府，联合和协商就自然成为荷兰政治生活的主要特点。

这深刻影响了荷兰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荷兰广播电视领域有八个主要组织，它们的代表占据了荷兰广播公司（NOS）理事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席位，政府所任命的NOS理事只有数位。这八大广播电视组织分屑社会各主要利益集团，大多数具有鲜明的党派性质。目前，荷兰全国性的三大公共电视频道和五大公共广播台的主体主要是这些公司，其经费中视听费约占64%，广告收入占36%；节目安排依法遵循一定的平衡原则：新闻25%，文化20%，娱乐25%，教育5%⑤。六、七十年代以后，荷兰公共广播电视党派化的社会联合公营体制受到跨党派商业化和世俗化之冲击，这反映了当代荷兰社会政治阵线的融合趋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荷兰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党派联合型的基本格局。

4.社会团体联合型

跟欧洲广播电视社会联合型公营体制相比，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政治色彩很弱，是公众团体联合型体制的典型代表。

在商业广播电视占主导的环境中，美国仍有1200多座公共电台和300多座电视台，其前身和主体是美国教育广播电视台。在联邦政府、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的推动下，60-70年代之际，美国实现了由教育电视台向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转型，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和公共广播网（NPR）先后成立。CPB负责联邦政府拨款的分配和使用，协调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各台之间的关系，促进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但不能制作和发行节目。CPB主要政治功能是为了防止政府因拨款而控制公共广播电视。因此，依1967年的美国《公共广播电视法》，CPB委员会15名成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NPR和PBS则是各公共广播电视台的会员组织，其会员广播电视台由州政府、地方教育部门、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等创办，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服务公众为宗旨，经费主要来自经办部门的筹集、企业和个人捐款，辅之以国会拨款等。在美国，无论商业广播电视，还是公共广播电视，都是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监管。FCC是国家独立行政机构，5名成员经参议院提名和同意后再由总统任命，相同政党背景的成员至多不得超过3名⑥。FCC最终必须对国会负责。

三、国会主导下的国有公营体制

在国会主导之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体制中，国会是决定全国性公共广播电视的中心力量，在机构组建，尤其是公共传媒领导人选安排，或在日常行业行政监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以BBC为代表的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内，一般情况下，国会重在立法，而在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实际组建活动及其人事构成方面主要行使监督和同意权，另外国会也不直接对公共广播电视进行行业行政管理，而是让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宏观调控。但是，两者也存在基本相同之处：一是国家所有，二是以法确定公共广播电视的独立法人地位，以免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成为政府或国会及其它社会势力的附庸，从而保证其服务公众的全面性、公正性、客观性、多元性，维护其监督社会、动员舆论和传播信息的独立性。

由于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国会组织结构和有关公共广播电视法规体系差异很大，所以国会主导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色，有的党派特征明显，诸如意大利，有的则相反，诸如丹麦；有的社会代表性较大，有的则不然。

1975年后的意大利和1980年后的西班牙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属于国会主导之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的典型。

在当代西方比较特别的是，意大利没有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机构，国会广播电视监管委员会以及国会领导下的保证人办公室是意大利全国性公共广播电视的主要监管机构，其中保证人办公室仅有监察和登记权限，不能独立制定法规，而意大利中央政府在此领域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⑦。意大利国会广播电视监管委员会1975年依法创办，专事对Rai的监管以及保卫社会舆论和政治文化意识的多元性。该委员会规定Rai必须保持独立性、客观性和传播当今各种各样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潮流。该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定的20位众议员和20位参议员组成，任期五年，党派色彩很浓。该委员会不仅有权确保Rai的传播宗旨，而且为Rai制定一系列总政策（诸如经营原则和公共关系政策），调解有关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方面的冲突问题，跟参众两议长—起决定Rai理事会人选，影响Raj的节目安排，另外还规范Rai的财政预算。保证人办公室是行政执行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监察广播电视领域行政管理的公正性，给有关当局提供建议，审查广播电视公司的帐目等，其领导人（即保证人Guarantor）经参众两议长推荐后由总统任命。在西方诸国中，芬兰和丹麦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也属于国会主导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体制⑧。

四、政府主导下的国有公共体制

政府主导下的国有公共体制，是以中央政府作为最终向国会负责的主要角色对公共广播电视进行领导为基本特征。

在此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中，虽然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原则上依法具有独立公益法人地位，但是中央政府首脑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可以，也习惯于对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一方面在宏观上进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在微观上以行政手段主导其经营方式、财政收支、人员调动，甚至节目安排及其内容。而在其它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中，不管是国有社会公营型，还是社会联合公营型和国会主导之下的国有公营型，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都是此领域的中心主体，政府一般不能左右其依法开展自主经营活动；另外，由于国会、法院以及其它社会政治势力广泛而又深入参与公共广播电视宏观层面的建构和运作（诸如高层领导任免、财政预算、各类节目传送比例等），形成政治调控关系的多元均衡态势，因此政府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而只能作为众多影响公共广播电视的重要一方，主要是发挥些宏观行政调控功能，并且还深受其它政治势力的制约。

有别于其它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国有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内，政府主导作用不但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而且深刻影响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主管机构的政策取向和日常行政行为。有的采取此种广播电视体制类型的国家，不设置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此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就更大了。80年代中以前的法国和葡萄牙以及澳大利亚，都实行此种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而北欧的挪威和瑞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呈现这一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特征。

至80年代初，法国依然是西欧“唯一实行有明确的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纲领的国家。”⑨1964年至1982年和1986年到日前，法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法国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机构主导的历史性转型⑩。1945年3月，法国广播公司（其后更名为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简称RTF）依法垄断法国广播电视，归属法国政府，对政府信息部而不是国民议会负责，政府总理任免其负责人，并全面控制其新闻报道和节目安排。1964年后法国政府透过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管理委员会控制法国公共广播电视的重要人事安排、财政收入、节目政策和运行形态及其方式，ORTF跟法国政府之间依然存在默从关系⑾，ORTF充斥了戴高乐政府所任命的代表⑿。1989年最高视听委虽会（CSA）成立后，法国政府主导之下的国有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最终被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所取代。

就在当代西方处于非常次要地位的政府垄断下的国有官办广播电视体制而言，法国并不是典型，而是战后至七十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和1967年至1974年间的希腊。60年代前的爱尔兰和新西兰也存在过程度相对较弱的政府垄断下的国有官办广播电视体制。

注释：

①PilkingtonReport（1960）.P123.London,1962.

②PeterJ.Humphreys,MediaandMediaPolicyinGermany.P4.USA:OxfordProvidence,1994.

③BerntStubbeOstergaard（ed.）TheMediainWesternEurope.P19,P27.London/ThousandOak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1997.

④M.Hirsch‘Belgium’,inH.J.Kleinsteuberetal（eds）,ElectronicMediaandPoliticsinWesternEurope.Frankfurt/NewYork:Campus,1986.

⑤SergeRobillant,TelevisioninEurope.P155.JohnLibbey.1995;KeesBrantsandDenisMcQuail,‘TheNetherlands’,inBerntOstergaard（ed.）,TheMediainWesternEurope.London/Newbury/NewDelhi:SagePublications.1997;PeterJ.Humphreys,MediaandMediaPolicyinWesternEurope.P139-143.U.S,A:OxfordProvidence,1994.

⑥1983年以前FCC有7名成员。参见WolfgangHoffmann-Rien,RegulatingMedia.P18.P58.NewYork/London:TheGuilfordPress,1996.

⑦RobertKAvery（ed.）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P111.London/ThousandOaks/NewDelhi:SagePnb1ications,1993.

⑧BerntStubbeOstergaard（ed.）theMediainWesternEurope.P52-53，P40-41.London/ThousandOaks/NewDelhi:SagePublication,1997.

⑨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第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⑩R.Kuhn，TheMediainFrance.P5.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5；杨祖功，顾俊礼等《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第306-3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公共广播范文篇3

关键词：公共广播转型全球化民族国家

Abstract:Thesystemof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presentsvariouscharacteristicsindifferentcountriesbecauseofthedissimilaritiesinhistory,politicsandeconomy.Onthebasisofanalysingthesecharacteristics,thisarticlehasdemonstratedthemarkettransfomationof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underglobalization--especiallythenewtendencyofthedevelopmentof"Opening"representedbyBBCatpresent--inthistext.Ithasanalysedtheemergencebackgroundofthenewtendency,aswellasthecharacteristicsof"twoseparations".Inaddition,thisarticlehasalsoapproachedsuchproblemsasdevelopmentinthefuture,etc.

Keyword: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transfomation,Globalization,nationalcountry

在欧洲和日韩等国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公共广播一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作为不同于美国商业广播模式的一种制度设计，公共广播一直肩负着为公众利益服务、传播知识文化、营造公共空间等颇多的期许。由于公共广播的收入结构中，多少存在着受政府控制或影响的因素，公共传媒业也被许多人视为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传播政策的重要工具，并且由于频谱这一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被置于国家高度垄断的行业之中。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市场化、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的兴起，公共广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欧美等西方国家，以“放松规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经济领域向意识形态等领域扩张，公共广播体制这个传统上一直在民族国家边界内运行的广播模式，亦受到市场自由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政府为公共广播机构发放许可证，在建立、组织和筹措资金方面实行倾斜，媒体公司享受特权，会遭受被政府定调的困扰。一方面，那些“超级精英们”提供给受众的常常是他们假定受众需要的东西，而非受众真正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科技进步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广播频率资源，过去政府以频率属短缺性公共资源应该服务于公众为由，占有或垄断频率资源，或者以非市场的方式分配这一资源，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已经发生了动摇。市场自由主义者们主张，公共广播要想长期生存下去，它就必须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削弱它在竞争者中的垄断地位，应该越来越少地依靠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特别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市场，使之更具有竞争性、更有效率。在他们看来，“自由与选择而非控制与稀缺，正在成为信息时代黎明的标志。”[1]

综观历史，不难发现，各国公共广播体制并没有统一的模式，由于各国历史、思想和政治力量作用不同，其产生的背景和发展动因也不尽相同，但是大体上，公共广播业一直是在拒绝市场诱惑和摆脱政府控制的双重努力中求生存的。近年来，随着“放松规制”带来私营广播进入市场的屏障消除，特别是跨国媒体的扩张和数字多频道时代电视竞争加剧，市场压力日渐突显，迫使各国公共广播业在宏观格局和微观操作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尤为明显的是，大家纷纷寻求经济层面的转型，向市场机制迁移，并展开海外战略。传统的公共广播业已经无复旧观。

目前，公共广播业的转型在不断丰富、不断深入，转型看起来只是经营模式的变化，但是其效果已经超出了经营层面，继而影响其未来发展。那么，公共广播有什么新动向？其转型的背景和特点如何？怎样看待其未来的发展前景？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番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公共广播是公共广播电视的简称，公共广播体制、公共广播机构、公共广播业等也含有类似的简略。

一、公共广播的多元谱系

所谓公共广播模式，是指以（全部或部分）由国家（或政府）建立、组织和筹措资金的大型公共广播机构为主导的广播模式[2]。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广播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界阈的广播体制，同时也是一种资源分配形式。

公共广播模式被认为有三大要件，一是以服务公众为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二是以制播具有教育性、文化性节目为主，反映本土文化，兼顾少数族群和多元文化，三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和管理。在现实中，由于各国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不同，公共广播模式呈现不同的光谱和色调。

学者麦金西（McKinsey，1999）曾经以收入来源为标准，对公共广播模式进行划分。他认为，公共广播机构的收入来源主要有视听费（最重要的非政府收入）、政府资助（最重要的政府性收入）、广告收入（最重要的商业收入）和其他（捐助、赞助）四种，与此相应，公共广播模式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纯粹的公共广播”──收入完全或几乎完全来自视听费，包括英国、日本、挪威、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第二类是“公共主导型广播”──收入结构是混合型，但以视听费为主，如德国、土耳其、比利时、荷兰等国家；第三类是“具有公共成份的国营或商业广播”──视听费占一定比例，政府补贴或商业收入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例如法国、波兰、丹麦等国家；第四类是“纯粹的商业广播或商业政府广播”──不收视听费，收入来自政府或广告收入，只具有较少的公共成份，例如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3]。

然而，有观点认为，视听费收入也应属于混合收入方式（即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收入）[4]，因为视听费的收取，多少也会掺杂政府的调控因素在内。长期以来，以频率资源的有限性和服务公众利益为由，欧洲和亚太（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等国政府大都将公共广播置于垄断地位，以各种直接或者变相的方式，程度不同地介入公共广播机构的收入结构当中，在经济利益政治化或政治利益经济化的相互扭结中，获得一定影响力。事实上，有许多研究显示，后期欧洲各公共广播体制国家的市场化转型，无一不是在政府的政策或法令的倡导与支持下进行，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政府因素的影响。

以英国为例，英国是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典型。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费中，过去九成以上来自政府征收的收视费，其余由国库补贴，不播出广告。在最初的发展阶段，英国政府在许多问题上都表现出对广播的政治控制。公共广播要求具有非商业和非政府的特征，BBC虽然通过皇家宪章保障其独立地位，但是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却存在明显的受制性，不能完全免除来自政府的影响。英国政府一般不干预具体的节目制作和播出，可是通过吊销营业执照等手段，仍然保留对公共广播机构的控制权。

法国采行的则是一种国有模式。法国公共广播具有国家垄断的传统，长期以来只有国营台，不允许私营台合法、公开地经营。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国建立了唯一的广播电视机构——法国广播电视公司（RTF），后改为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和视听费。法国国有体制的典型特点是政府主导，媒介官员必须常常征求政府的指导和意见，政府甚至透过ORTF管理委员会控制法国公共广播电视的重要人事安排、财政收入、节目政策和运行形态及其方式。虽然后来的ORTF比RTF有了较大的政治、经济和业务上的自治能力，但是总体上看，“政府主导作用不但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而且深刻影响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主管机构的政策取向和日常行政行为。”[5]与法国模式比较接近的有挪威、瑞典等国家。

与受到自上而下因素影响的英国和法国模式不同，德国公共广播是一种地方联合所有模式。德国在1950年建立了公营性质的德国广播电视联盟（ARD），该机构由德国各州的广播电视台、德国电视一台、二台等通过民主的方式组成。通过制定公法，征收视听费，来维持其正常运作。在组织体制上，德国公共广播以地方联合所有代替国家所有，接受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委员会的行业管理，但在行政、人事、财政乃至节目制播等方面拥有独立自主权。德国政府主要通过设立新闻局以及在各州的官方新闻办公室协调政府与传媒界的关系。政府对公共广播机构的控制作用相比英法等国要弱得多，不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仍可以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与德国情况大体相似的，还有比利时、荷兰等国家。

二、公共广播的新动向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私有化、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技术进步使媒体竞争加剧，并带来开放的压力。公共广播的垄断地位和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影响，受到极大挑战。在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欧洲和日韩等国家中，为了顺应潮流，争取受众，也为了应对所谓公共广播体制“市场封闭、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效、竞争机制失灵”的指责，各国政府开始积极倡导和推动媒体的市场化转型，公共广播体制无论在宏观格局还是在微观操作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的一大特征，便是引入私营资本，在广播电视领域实行公私并举的双轨制运作模式。目前，公营台仍然垄断视听费收视市场，一些电视台开始播出广告，而私营台则完全遵循商业模式，主要靠广告费为生，双方在争夺受众方面的竞争不断展开，公共广播的垄断势力被逐渐削弱，在广播电视市场上的份额和在受众中的影响力受到阻滞。

例如，曾经拥在超过80％以上市场占有率的英国BBC，不得不与私营的独立电视网（ITV）平分市场；日本公共广播机构NHK也与四大私营电视网──东京广播公司（TBS）、日本电视公司（NTV）、富士电视公司（FTV）和全国朝日广播（ANB）相互角逐；在法国，老牌的公共广播机构法国电视2台的晚间新闻收视率，已经落在私营的法国电视1台之后；德国广播电视联盟（ARD）与两大私营电视台RTL和SAT－1之间也形成彼此较量的格局，两家成功的私营台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已经后来居上。在竞争中，欧洲的公共广播机构虽然生存下来了，但是其现状已经是步履维艰，它们虽然占据了1/3的市场，由于较低的收入增长率，它们的市场份额反而在缩减[6]。

到20世纪末，随着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运动向包括媒体业在内的众多领域不断渗透，特别是美国商业体制下的传媒巨鳄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加剧，已经取得一席之地的一些私营资本开始抢乘这趟新时代经济列车，进行跨国广播电视扩张。例如，德国最大的出版集团贝塔斯曼集团获准收购卢森保广播电视台，德国私营广播电视的发展步上一个新台阶，法国私营的威旺迪集团近几年也涉及多种传媒领域，曾经计划收购美国电视网（USANetwoeks）及其下属的两个有线电视频道。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公共广播进一步向市场转变，纷纷引入多种商业运作模式，尤其是在跨国领域，不断寻求多种经营策略。

最典型的莫过于英国广播公司（BBC）。早在1994年，英国政府审时度势，发表白皮书《英国广播公司的未来》，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国际电视的新政策，其主导思想是促进BBC参与国际电视业务和竞争，运用包括商业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向全球扩张。根据这一精神，BBC一方面对内调整组织架构，改组成立了BBC环球公司，下设环球电视公司、环球出版公司、环球服务公司等三家分公司；另一方面与有实力的传媒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世界市场[7]。1995年，环球电视公司以灵活的融资方式，吸引皮尔逊公司投资，共同开办了BBC世界电视台（BBCWorld）和BBC娱乐台（BBCPrime）。BBC还以发展国际业务为平台，环球服务中心把建立国际电视业务和商业活动合为一体，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节目销售，以及音像制品、出版物的销售来增加收入，弥补运营经费的不足。1999年，BBC的销售额是1992年的两倍，来自商业经营的收入超过4亿5千多万英镑，占总收入的16％[8]。

按照澳大利亚传播学者布朗的观点，公共广播机构通过与国外商业或非商业广播机构的合作，生产和销售节目，参与国际竞争，这种做法已成时尚，相当流行[9]。在欧洲，德国公共广播ZDF向全欧洲提供包括娱乐内容在内的各种节目，并且在北京、新加坡和东京等地设有二十几个演播室[10]。由政府和公共机构资助的法国电视五台，在世界各地分布了200多人的营销队伍，该台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海外营销收入[11]。在亚太地区，2000年韩国政府修订颁布了新的《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提出将从资金上支持节目制作、贸易情报、市场调查等相关机构，以鼓励它们参与国际交流和进入海外市场，提高韩国文化商品的出口竞争力。韩国最大的两家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公共广播公司（KBS）和文化广播公司（MBC）致力于节目出口和跨国合作。2001年KBS和MBC出口节目收入达1千2百万美元，是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的3倍，比上年增长了46％[12]，在亚洲各国一时掀起阵阵“韩流”。

不过，BBC的转型还不止于此，它的另一个更具有典型效应的举措是，2001年，BBC在加拿大开办了全娱乐电视频道“BBC加拿大频道”和“BBC儿童频道”，这是BBC在全球开发商业电视频道经营战略的重要步骤。按照许可证规定的要求，负责BBC对外电视经营的BBC环球电视公司在这两个频道中各占50%的股份，收入来自广告和电视用户的订费[13]。BBC通过跨国合作，成功地将自己的全球化战略由内容渗透，扩展为资本把持。

三、背景与特点

各国公共广播体制的这一轮转型，尽管形神不一，动因也多有不同，但是总体上看，离不开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技术革命的推动。世纪之交，随着光缆、卫星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广泛应用，频道数量剧增，许多专业化电视频道所提供的节目，已经涵盖了过去由公共广播主导的诸如文化、知识、自然、科学、纪录片和音乐等领域。“一项最新的电视节目研究表明，许多公共电视的目标正在由有线电视完成，实际上公共电视提供的任何一类节目不但可以而且能够大量地在有线电视上看到。”[14]由于受众的选择空间的增大，需求的个性化日益突出，而且，随着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化，受众不再把媒体作为获取知识的来源和新闻文化的载体，而是能够根据自身愿望和要求自由选择的消费产品。电视也不再是紧缺的供应媒体，而是市场服务媒体。受众群的迁移和分化，促使公共广播转向更大的市场，争取更多的受众。

其二，政府倡导。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各国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成为一股潮流，与此同时，将媒体纳入整个国家全球化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一大趋势。一方面市场开放，广播电视机构容易获得执照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公共广播机构一度垄断的特殊资源被赋予更多的商业特征，其公有或国有特性被蚕食；另一方面，由于有限的视听费已无法保证公共广播机构的正常运转，而且近年来这笔费用还在不断减少，更无法应付日益激烈的国内竞争，以及国际媒体的渗透；况且，建立一套政治文化体系和相关制度比建立一个成形的市场，需要的时间更多也更复杂，政府更倾向于选择一条简单的方式。于是，在“给公共广播一条生路”的口号下，将其推向市场，允许和鼓励公共广播提高其商业收入，强筋健骨，参与跨国竞争，便成为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

第三，资金压力。近年来，公共广播机构的运营成本在不断提高，收入增长却在放缓。“由于电视媒体的技术转型，引起了多方面的结构变化，在商业电视界，这引发了一场由经济主宰的因果关系链：节目供应增加──资源减少──节目价格上升──引导消费便宜的电视节目。”[15]这一现象，在公共广播界同样普遍存在，市场竞争的激化，以节目制作费、购买影视节目和体育转播权费高涨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公共广播的财政状况。例如，80年代中期德国电视台购买一部美国影片所支付的平均价是18万马克，到90年代中平均价升至60万马克；到20世纪末，如果是购买某部影片的首播权，则需支付数百万马克[16]。另一方面，视听费收入的增长以及来自政府的资助，与消费价格指数连动，而价格指数上升的程度却远远低于广播电视部门开支的增长的速度。这些都迫使公共广播机构对内精减编制、控制支出，对外采取更多的诸如合股经营和合作制片等策略，以降低成本，分摊风险，扩大市场。

公共广播的转型受技术、政府、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归根到底，重要的还是受众市场的压力。如果不是出于对丧失受众的担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可能质疑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忧虑，公共广播的转型不仅会缺乏动力，而且会失去方向和目标。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公共广播机构都在不断重申，争取受众并不意味着放弃公共广播的理念，两者并不矛盾更不对立，相反，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受众，特别是用高质量、多元化的节目内容来吸引受众，公共广播机构不仅要重构与受众的关系，而且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公共广播理念和使命感。在他们看来，因循旧制和彻底商业化，都不是公共广播的发展正途，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策略之间寻求平衡，才是公共广播的前进之路。

于是，在一些公共广播机构那里，在变与不变之间，转型呈现出所谓“两分立”的特点，即公共理念与经营策略分开，国内服务与国际战略相分立。

“两分立”被认为是公共广播的典型──BBC率先开拓出来的一条全新的、富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道路。BBC所持有的特许证执照，规定它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它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又要求它必须兼顾理念与经营。为了确保公共服务的根本不致发生动摇，BBC努力将公共理念与经营策略区别开来，将商业活动和与收视费收入相关联的项目脱钩，并为其商业活动制订了明确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其一在运作和财务方面，将公共资助行为与商业行为明确区分；其二BBC各商业子公司从BBC其他部门获得物资和服务，均支付费用，以确保公众资金不用于商业活动，使公众资金不会因为商业活动而处于风险之中；其三公共资助的服务项目不得用于推销BBC的商业产品和服务[17]。与此同时，BBC利用视听费收入支持新增加的数字频道和免费频道，并无偿地提供给观众，以此获得受众的支持。

BBC在经营策略方面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开拓媒介产品的国际市场和跨国合作方面，在国内依然强调公共广播的本色，即采取国内本土公营和国际市场商营这两种经营策略，两条腿走路。至今，BBC在英国本土的经营仍然以视听费为主，没有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也不播送任何带有赞助性质的节目。20世纪末期，BBC的商业收入逐渐增加，但主要限于国际市场，限于节目、音像和书刊等产品的销售。BBC不断扩大对外广播电视业务，甚至进行机构重组，整合资源，成立统一的国际新闻和信息部门，目的就是为了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力，在更大范围内争取受众，以加强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并且有意通过扩大全球市场将公共服务理念推广至全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BBC的“两分立”策略颇具一石三鸟之功：既强调了坚持公共广播的品质，又开辟了新财源，获得了比较丰厚的物质收益，同时，扩大了国家的影响力。用BBC总经理格雷格·戴克的话来说就是：“BBC在全球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独立和公平的报道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回报──高度的公信力”[18]。

必须承认，公共广播模式的进一步转型，确实是受到传媒全球化、商业化发展的影响，这在世界公共广播领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断壮大的私营广播电视机构的重压下，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商业媒体集团的全球性扩张的威胁下，公共广播必须寻求多种发展策略，才能求得进步。仅靠传统、单一的经营模式，是无法参与日益激烈的、跨国化的市场竞争，也不可能壮大自身，更无所谓坚守公共服务的使命。就此而言，BBC的新型发展战略，它通过改变经营模式来融入市场、通过国内国外公商分营来强化自身这种“外向型”做法，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一项折衷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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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公共广播机构都采取了如BBC那样的“两分立”、两条腿走路的办法。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一，亦由于公共广播体制的运行模式各异，各国公共广播机构的转型步伐，有快有慢，有深有浅，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开拓出的模式也不同，但是多多少少都是以BBC为榜样或借鉴，参照它来进行的。在具体操作，一些做法与BBC亦不乏相似之处。例如，德法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公共广播机构都兼有视听费收入和广告收入，如前所述，德国公共广播ZDF还在包括北京在内的世界各地分设演播室，进行海外节目合作；法国电视五台在世界各地广布营销队伍，积极增加海外收入等等。不过，这些机构都依然强调公共广播的公益性和服务性。当然，BBC的新战略对其他国家的公共广播机构来说，或许并非最佳，不是所有公共广播机构都适合模仿BBC的模式，也不是所有公共广播机构都具有BBC那样的实力，何况媒体的实力往往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相联系。不过，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将国际视野纳入竞争意识之中，这对其他公共广播机构来说或许有一定启示作用。

四、“外向型”发展及思考

应该看到，在原来实行纯粹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中逐渐开放私营广播电视，在公营机制中纳入商业机制，对公共广播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激发了公共广播机构在节目策划、制作、内容编排等方面的竞争意识，促使其提高服务质量，改进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但是，同样应该看到的是，经过20世纪末期以来私有化、市场化、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冲击，在不少奉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缓慢的非主流化过程。按照德国学者研究者库普斯（ManfredKops，2004）的说法，公共广播电视的悲观前景在90年代初便初露端倪，如今，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现实[19]。上述“四化”对公共广播发展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是正面还是负面，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在目前的争论中，占上风的是悲观主义者，有人甚至预言，公共广播最终将消亡。

相反的观点则认为，那些对公共广播发展前景的怀疑，更多地出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考虑，而忽略了社会这个影响传媒生态的最重要因素。首先，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纵然商业广播电视能够大行其道，但仍然有许多传播的空白点，仍然有大量被商业广播所忽略的领域需要公共广播去关注。公共广播所提供的大众服务、对小众需求的满足、对弱势群体的贴近，以及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对商业广播来说，可能没有多少商业价值，更谈不上什么利润回报，但是它们过去是将来也会是公共广播的着力点。其次，非商业的公共广播也是平衡社会的一个重要砝码。公共广播的存在会带给私营广播一定的压力，公共广播的非商业方式，以及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公信力，是它的一笔财富，也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项可供开发的宝贵资源。第三，公共广播能够提供一个区别于政府和市场的“公共领域”。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同一性与差异性是共存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公共广播既注重社会的同一性也注重社会的差异性。公共广播也能够为公众舆论和个人见解提供一个公开讨论的平台，一个民主交流的公共场所，这是人们需要的，这个领域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国民意识的提高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一切，正如英国传播学者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所言，实际上都源于公共广播与商业广播受众观念的最根本不同，公共广播将受众称之为有权享用广泛的文化资源并以此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而商业广播始终把受众看作是节目内外所促销的那些商品的潜在消费者[20]。

然而，所有这些关于公共广播发展前景的争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的。当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机构，试图通过引入商业机制来缓解其财政压力，特别是当这种商业机制与“外向型”扩张战略相结合，力求在更广泛的国外市场上获得生存来源时，公共广播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身民族国家的边界，俨然成为跨国势力。也因此，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一国之内公共广播的发展前景如何，商营机制与公共理念是否能够截然分开，公共广播是否会因为改变经营机制而改变了自己的存在性质等问题。公共广播的商营机制＋“外向型”扩张战略，显然向人们提出了新的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今世界，信息全球化在国际间带来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其中跨国传播与捍卫国家主权的矛盾、思想政治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意识以及与民族、宗教意识的矛盾，反应尤为激烈。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机构虽然缺少了一些如美国媒体巨鲸一样的商业色彩，但是一直被认为沾染了更多与本国政府的联系。由于其背后若有似无的政府之手的作用，亦由于公共广播的意识形态特质，它所携带的不只是所谓公共理念，更多的可能还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底色的文化思想意识。当它跨出国门，面对不同国家、不同的受主权保护的媒体展开“外向型”战略时，难免会遭遇民族国家的政治屏障、遭遇各种民族的、宗教的和文化的屏障。如果不能跨越这些屏障，特别是在民族主义高涨、宗教情绪激烈的国家中，意识形态冲突还很可能会转化为巨大的经济风险，公共广播机构扩大海外市场的努力即使不会完全落空，其成效也多少会打些折扣。

有人认为，公共广播的理念是一种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加强人们对于公共理念的理解和认识。这些观点背后是否存在明显的自我优越感和先验的绝对真理观，暂且不论，就现阶段而言，即使公共理念立意甚佳，对于不同历史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它是否具有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是否能够经受住民族国家意识的考验，成为一种普遍的共同信仰，并且成为现实，还有许多疑问。在今天多元化时代，相当多的人信奉的是，新的跨国媒介体系应该是一种多样性下的交流平台，而不应该是某一理念的单行道。

公共广播的全球战略以商业机制为依托，将以赢利为追求的商业机制和以服务为宗旨的公共理念，按国内国外两个维度分开。在BBC，这种“分立”被特别强调。前述格雷厄姆·默多克的说法是，公共广播和商业广播的区别，根源于两者受众观的不同。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在公共广播的“外向型”策略中，国外受众──他们同样是受众中的一部分──与其说被视为是有权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公民，不如说更多地被视为是节目促销的商品消费者：公共广播机构同样会更亲睐有支付能力的受众，同样会以市场手段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而非公平问题，它们所遵循的市场竞争和扩张路径，与商业广播机构似无二致。从这一点上看，如果不考虑背景和效率的差异，公共广播机构的跨国传播与商业广播集团已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所链接的另一种文化资本主义扩张运动。

国际传媒市场的游戏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商业传媒集团所规定，由那些传媒巨无霸们的兼并和鲸吞行为所演绎的。一旦进入全球化的传媒竞争序列，公共广播机构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会不断增加，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也会不断增强，并且在效率原则驱使下，公共化的传媒组织自身（或至少是某一部分）也会逐渐向企业化转变，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此情形下，公共广播的“两分立”转型，它的商营机制＋“外向型”扩张策略，是一项权宜之计，抑或一项长期战略，究竟伊为胡底，不免引人关注。

很显然，公共广播机构如何能够自如地游走于国内和国际之间，准确地拿捏公商兼营的平衡态势，既抵御政府的干预，又避免商业利益的侵蚀；既能够获得足够的资金，又能够为公众提供民主的“公共领域”，无疑是摆在公共广播机构面前一道难题。

是否承认公共广播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否看好其发展前景，或许并不重要，公共广播要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这一切，这才是最重要的。

注释：

[1]（英）约翰·基恩著、郤继红、刘士军译《媒体与民主》第4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

[2]（澳）AllanBrow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3]转引自（德）ManfredKops著、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媒介研究》2004·1。

[4]（德）ManfredKops著、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媒介研究》2004·1。

[5]金冠军、郑涵主编《全球化视野：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第420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5月。

[6]金冠军、郑涵主编《全球化视野：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第76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5月。

[7]张志“国际传播环境的新变化”，《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2期。

[8]周艳“英国广播公司产业发展脉络和经营特征”，《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8期。

[9]（澳）AllanBrow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10]上海文广发展研究部“电视的影响力”，《广播电视研究》2004年第3期。

[11]景春寒“关于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在欧洲落地的思考”，《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2期。

[12]“广播电视节目进出口现状”，（韩）《2000年放送节目进出口统计》。

[13]徐年生摘译“英国广播公司在加拿大开办新电视频道”，《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4期。

[14]A.E.Grant,（1994）.Thepromisefulfilled?Anempiricalanalysisofprogramdiversityontheevision.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7(1),51-64.

[15]“多媒体时代公共电视的社会责任”，《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2年第10期。

[16]王才勇“德国广播电视业概况”，《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6期。

[17]参见肖冬摘译“欧洲公共广播电视资金来源探析”，《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1年第2期。

[18]温飚编译“英国广播公司进行重大机构整合，成立统一的国际新闻和信息部门”，《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3年第1期。

公共广播范文篇4

关键词：背景音乐公共广播系统设计方案

1系统概述

为了创造幽雅舒适及安全的环境，提供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安装背景音乐及公共广播系统（PA）是必要的。根据本公司多年积累的经验，结合大厦的实际情况，遵循科学、安全、实用的原则设计此方案。

广播系统按照使用功能分区独立控制，走廊、通道、广场为公共区域；各会议室、接待室、办公室、值班室为办公区域。

系统设置功率放大器2台，采用定压式音频传输。

广播系统可实现同消防报警系统，指挥决策系统、考勤门禁系统的系统集成和联动。

2设计思想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摘录）（GB50116-98）作为设计依据，结合贵方的需求，用最佳设计方案体现最高的性能价格比，使系统的功能和指标达到国内同类型系统的先进行列，是我们的总体设计思想。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先进性和可扩展性：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因此本系统在投资费用许可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现代最新技术，以使系统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故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发展需要，设计方案必须具备前瞻性和可扩展性。这种可扩展性不仅充分保护了甲方的投资，而且具有较高的综合性能价格比

本设计对此均作了充分考虑，预埋了必要的管线，预留了各种接口，极便于系统的扩展和升级。

科学性和规范性：

公共广播系统与一般音响系统不同，是一个先进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必需从系统设计开始，包括施工、安装、调试直到最后验收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国家有关的标准和规范，做好系统的标准化设计和科学的管理工作。最后提交正规的测试验收报告及全套施工图纸和技术资料供甲方存档。特别作为政府拨款项目，必须确保整个工程经得起各方面的和较长时间的严格考验。

安全性和可靠性：

公共广播系统的建设，直接影响着用户的使用效果、外部形象及投资回报，因此系统设计必须安全、可靠，本方案已充分考虑采用成熟的技术和产品，在设备选型和系统的设计中尽量减少故障的发生。并从线路敷设、设备安装、系统调试以及对甲方人员的技术培训等方面，都必满足可靠性的要求。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本方案选用的所有主要关键设备，均取得该设备的生产厂家或商的授权证书，并承诺在工程设备的提供、技术支援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3系统功能

背景音乐及公共广播（PA）系统可为客户提供舒适环境，其中设有音乐广播和消防紧急广播，确保大厦正常运作。

背景音乐及公共广播（PA）系统主要为各公共区域提供背景音乐广播，主要有：

办公区间

走廊

室外广场

背景音乐及公共广播（PA）系统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组成：

背景音乐

分区呼叫

系统与消防连接由主机完成，要求消防中心，为每层提供一对接点信号，可实现N-1、N、N+1广播，消防配置一台呼叫站，呼叫站有最高优先权，可以打断音乐及报警信号。

4设计说明

办公大楼公共广播系统采用了荷兰PHILIPS音乐管理系统。PHILIPS是设计和制造应用于各种领域的公共广播系统的世界领导者。作为世界第一品牌，半个多世纪以来，PHILIPS不断的推出最上乘的扩音和扩音管理设备，近几年来更开发出最现代化并最具投资效益的模块化公共广播系统。SM30系统正是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在设计中，将大楼共分为3个区域：办公区域；公共区域；室外广场。

5主要设备介绍

5.1系统管理主机

SM-30微电脑音响管理系统全部采用模块式结构，方便分配和控制音频信号。

主机可编程序，编程完毕，只需控制电源、音源开关，操作方便。

SM30最多可分36个区，可对每个区单独呼叫。

主机可以处理背景音乐、呼叫、消防联动。

SM-30主机为机架式10个插槽。

5.2话筒输入模块

是2只平衡式话筒与SM30主机的借口

用户选择话筒/线路输入和切除低音

为相连的话筒提供幻像电源，带LED状态指示每个SM30主机最多可连接3块LBB1283/00模块

5.3呼叫站输入模块

是2只呼叫站与SM30主机的借口

各呼叫站输入均有独立的音量控制

SM30主机最多可连接3块LBB1283/00模块

5.3.1音乐输入模块

Ø可将3个独立音源接入SM30主机

Ø所有输入独立调节音量

Ø每路输入均有2个RCA插头，可接入立体声输入，在主机内混合为单声道

Ø操作人员可通过主机前面板功能键进行选择和音量调节

5.4扬声器

由于扬声器工作的现场环境为有吊顶的室内，故而采用嵌入式、无后罩安装的吸顶扬声器。这类扬声器结构简单，价钱相对便宜，又便于施工。

广播扬声器原则上以均匀、分散的原则配置于广播服务区。其分散的程度应保证服务区内的信噪比不小于15dB。

通常，办公大楼走廊的本底噪声约为48～52dB，考虑到发生事故时，现场可能十分混乱，因此为了紧急广播的需要，不应把本底噪声估计得太低。据此，作为一般考虑，大致把本底噪声视为60～65dB（特殊情况除外）。照此推算，广播覆盖区的声压级宜在75～80dB以上。

鉴于广播扬声器通常是分散配置的，所以广播覆盖区的声压级可以近似地认为是单个广播扬声器的贡献。根据有关的电声学理论，扬声器覆盖区的声压级SPL同扬声器的灵敏度级LM、馈给扬声器的电功率P、听音点与扬声器的距离r等有如下关系：

公共广播范文篇5

关键词：BBC；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挑战；应对

一、历史沿革：BBC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形成与特征

（一）BBC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形成。英国作为一个传媒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由于广播在二战期间突显了对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英国政府首先将其作为政治军用手段来开发研究，将其广泛用于船只与军事基地之间的联络，它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种“国家资源”。而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却走着和英国截然不同的广播发展方向，在美国本土出现了播放音乐、娱乐节目的商业广播电台，这种强烈的反差加剧了英国人民对开设广播电台的热切期望。1922年初，英国政府收到了近100封来自无线电制造商希望开办电台的申请。于是在同年5月，马可尼公司率先在伦敦创办了第一家广播电台，呼号为“2LO”。这种广播热潮如雨后春笋，迅速在英国扎根发展。然而，事物的过度发展也会使问题滋生，这种无序的竞争很快就造成了“空中混乱”的现象。因受地域的限制，这种无序的状态导致发射台信号之间的拥挤，加之刚刚经历战乱，英国政府和广播公司力求建立一个广播辛迪加的愿望日益迫切。同年11月14日，马可尼—通用电气（GEC）联合英国汤姆森、休斯顿等6家电器制造商共同创立了民营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BroadcastingCompany），政府直接授予BBC皇家特许状，任命里斯为主管。因特许状规定了BBC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赞助，因此，BBC从一开始便不播送广告，且最初的运营资金是由运营商原有股份、出售设备的利润，以及政府每年向听众收取的10先令收听许可费三部分组成，由此有效地阻止了商业利益的入侵。（二）BBC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特征。里斯经过多年的研究，为BBC设计出了一套精细的体制计划。他主张BBC应该采取公共经营的体制，并强调了以下几点。其一，BBC的独立应建立在不受任何压力的基础上，主张力求广播电视从商业化的压力中解脱出来，这为BBC公共广播体制保驾护航。其二，BBC应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服务，这使BBC的公共服务体系具有广泛的社会统一特征。最后，BBC采取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确保高标准的管理规范和高质量的节目内容。这套完备的思想被人们称为里斯主义，这为BBC在创立之初形成的理念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英国，虽然人们对BBC的质疑声依然存在，但BBC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始终被认为是英国最重要的广播电视品牌。公共广播电视可以被定义为不受任何商业利益所驱动，为观众提供多元化节目的媒介组织。首先，BBC要严格遵守不能从事任何盈利性质的商业活动的规定，BBC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全体人民均可享有。这一核心理念规定了BBC公共广播体制的事业性，说明其节目定位不能像商业广播一样注重大众娱乐，而是将目光聚焦至整个社会，播放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其次，BBC具有全民性，这就要求BBC所播送的广播节目类型必须多元化，尽可能满足社会全体成员，而非某一政党或群体。然而，正是因为这一特质，BBC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始终保持中立，和政府的关系持续紧张，面临的诸多挑战也大多来源于政府。

二、二战后BBC公共广播电视体制面临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BBC站在了战后重建的交叉口上，收听广播新闻的听众数量减半，虽设立了第三广播，播放艺术和哲学类节目，但收听人数仍未恢复到战时水平。由于战争，娱乐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发生了变化，英国的广播业也面临着激进的改革。（一）竞争对手ITV分割垄断局面及其对BBC的冲击和影响。1951年，劳埃德发表了一份报告，明确反对英国广播公司继续垄断英国广播电视业。此时，保守党政府在1951年和1952年了两份白皮书，旨在结束BBC的垄断地位并建立一个商业电视台。1954年7月，电视法案出台，英国第一家商业电视网独立电视公司ITV正式成立，由独立电视管理局（ITA）负责对商业电视进行把控和规范。至此，英国广播电视业的BBC垄断时代被打破。ITV在成立之初由15个运营商组成，运行商们按照地域划分自己节目播出的势力范围，并且配有独立台徽和识别。每个电视台负责一个区域的商业性节目，不同台之间又可以相互买卖节目，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竞争格局，而且盈利可观。ITV在成立之初也秉承了公共服务的传统，但其商业属性的本质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节目制作的意图更是为广告商吸引受众。ITV在开播之初就趋向于完全的娱乐化和商业化，使得观看BBC高雅节目的青年受众分流至ITV中。由于这些主流军的流失，BBC在这场收视战中败下阵来。不仅如此，ITV不像BBC那样每年向听众收取执照费，这也吸引了更多的受众群体。在这场收视热战中，BBC一度陷入两难之境。如果BBC维持现状，不做出及时调整，就无法证明收取执照费的合理性，它将面临节目停产的绝境；反之，BBC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去模仿ITV这类商业电视运作方式，就违背了自己公共服务的初衷。收视率与公共服务之间的竞争，也是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和商业广播体制始终面临的一个难以调和的窘境。在这场收视战中，尽管没有迫使BBC放弃公共服务理念，但也让BBC从安逸的状态下回归现实，重新考量自己的节目内容和定位。（二）英国政府对公共广播的管制。1.撒切尔政府对BBC中立原则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爆发的福克兰战争中（又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BBC坚持播放对爱尔兰共和党成员的采访，并在战争采访中坚持使用“英国军队”而非“我军”这样的中性语言，保持了绝对的中立地位。这一独立于英国政府的报道理念彻底激怒了撒切尔政府。撒切尔夫人痛斥BBC偏袒阿根廷政府，同时，已被默多克收购的《太阳报》《世界新闻报》等也联合声讨BBC这种中立的做法，更有甚者直接将其定义为叛国行径。在马岛战争中，BBC与撒切尔政府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直接对立，政府也试图在BBC的对外报道中控制并威胁BBC的政治中立原则。两方各自秉持着不同的文化理念，因此撒切尔政府对BBC的态度不甚友好。为了应付来自官方的压力，BBC决定在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我检查。即使是这样，撒切尔政府仍是不满意，因为BBC自持的报道中立立场与撒切尔的民族主义理念相悖，在经历无数次试图分解BBC私有化失败后，撒切尔政府转而在体制内对BBC实行管控。当时撒切尔政府在两个层面上对BBC实施合法的管控：一是通过确定每年执照费的数额，二是通过任命自己心仪的BBC高层管理人员。撒切尔政府通过这种“换血”的手段，直抵BBC发展的“心脏”。2.布莱尔政府对BBC进一步加强控制布莱尔的政策也对BBC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97年5月，工党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胜出，年仅44岁的布莱尔出任首相，成为20世纪以来最年轻的首相。布莱尔所领导的工党一直遵循着撒切尔主义在经济政策中的中心思想。当然，布莱尔对BBC的态度与撒切尔夫人的态度基本相同。他也提倡逐步取消BBC的订阅费，让广告的收入支持其运作，然后渐渐将BBC推入市场。另外，他更加强硬的个性也使得BBC在他上任后遇到了一系列挑战，具体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任免官员。布莱尔任命精于媒体研究的坎贝尔作为政府的新闻大臣。坎贝尔对于BBC的态度并不友好，他认为BBC是一个“不上台面、愚蠢平庸、自以为是、极度官僚的组织”。二是建立监管公共服务广播的机构电信管理局（OfficeofTelecommunications）。该机构的建立一直以美国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市场为模板进行社会改革，一心想中止BBC的收视费问题。面对政府的强强施压，BBC也曾陷入一度反思，但随着社会大环境的改变，BBC的体制内部也存在着种种挑战。（三）商业大亨默多克对英国公共广播体制的冲击。鲁伯特•默多克出生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南的一个农庄，毕业于牛津大学。22岁继承父业，从此横扫澳大利亚，席卷英美，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传媒帝国。默多克是一位与BBC持有完全不同媒体理念的大亨。对他来说，媒体即是商业，商业的目的很明确———利润为先。在1989年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的McTagth讲座中，他对英国广播公司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主题为“广播电视领域的自由”，旨在批驳BBC反商业化的传统。默多克的商业理念并非空穴来风。在英国1983年出台的白皮书中提到了有线电视应由私人经营，并且具有市场导向。次年，国会根据《有线电视法案》废除了“商业电视不得播放赞助性节目”的禁令。英国从80年代就着手放开了对广播电视的管制，转而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当时，有线电视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的商业服务”。到了80年代后期，英国政府听取默多克的建议，建立了商业卫星电视，同时放宽了对跨媒体所有权及媒体从业者国籍的限制。面对这一有利条件，默多克抓住时机，建立了面对英国观众的英国天空卫视（BSkyB），接着，由英国政府出面通过IBA招标，建立了民营英国卫星广播公司。默多克的天空卫视标志着英国广播业发展向着一个新高度进阶，因此，公共广播电视又要面临新一季的寒冬。虽然卫星电视最初的收视率很低，但随着接收天线技术的改进，卫星电视获得了较好的接收质量和较低的收费，吸引了许多观众分流至BSkyB。越来越多的观众认为，天空卫视为他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并且使欧洲连成一体,增加了集体认同感。不仅如此，默多克还认为，体育赛事的转播是打开卫星电视市场的攻坚力量，于是，从2000年至2004年BSkyB连续4年签了英超联赛转播权的合约。同时，BSkyB创立了生活剧频道、旅游频道、电影频道等多个可供人们自由选择的观看体验。在短短的15年间，默多克的天空卫视在英国生根发芽，并无可否认地占据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三、BBC公共广播体制应对挑战的措施与展望———面向数字化时代的BBC新媒体之路

在英国，BBC被誉为“英国文化的公认核心”，其公共广播体制中的核心部分“信息教育和娱乐”披荆斩棘，一直伴随着BBC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迅速抢占市场，以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品质成为人们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并向传统媒体发起最终的生死角逐。BBC为了适应新时展的潮流，积极探索在新媒体时代下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发展之路。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BBC携新技术摆脱了受商业化桎梏的困境，转身成为集广播、电视、网络媒体为一体的多媒体集成机构。BBC在拓展自身平台、提升节目内容、促进受众互动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是其公共服务精神的再次延续。（一）秉持传承，优化服务。随着新媒体浪潮的到来，BBC也在不断调整其公共服务模式。2004年马克•汤姆森指出，BBC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广播电视机构，也不再是新媒体的附属产品，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媒体形态，打破传统的广播电视模式，打造按需收取、信息服务为主的全新型媒体平台。这也意味着BBC服务观念的转变，在节目制作上，以用户所需和行为准则为出发点，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BBC始终坚持以公共服务为出发点，追求广泛的社会及政治目标，而不是商业利润。除了保留传统节目之外，还开设了谈话、娱乐、综艺等节目，满足了大众审美与需求，使其公共服务的本质得到了延续和传承。（二）开放新技术，促进媒体融合。BBC一直注重自己平台的研发，其中最成功的是2007年推出了BBCiplayer。这是一款多平台的音视频内容终端，用户不再受时间的限制，可随时随地收听或下载过去某一时间段内的任何电视或广播节目①，帮助用户实现了广播、电视、卫星电视、互联网等其他移动终端的全面覆盖，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任何界面以任何方式接收信息并与他们喜爱的节目互动。通过与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进一步连接，增强该平台的交互性能和媒体属性。除了专注于尖端技术的研发，BBC还推动与不同媒体技术平台之间的开放合作。从2016年开始，BBC公司启动了研发名为“对讲机”的项目，通过与Google等智能音频平台的合作让播放终端与受众能够通过语音播放的对话形式实现内容的二次生成，改变了先前不灵活的交互方式，努力为跨平台媒体创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三）建立编辑部，变劣势为优势。BBC为改变原有新闻台之间分散、乏味、无趣的特点，决定将单一、分散、缺乏联动的广播新闻中心、电视新闻中心和在线新闻中心三个媒体部门结合，建立一个多媒体的新闻中心。这种化繁为简的做法使得BBC内部的新闻播放架构和内容制作步调更加一致，同时也加强了人员、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此外，BBC的中文部也顺应发展，合并了原有的广播和网络组合，分别建立了多媒体新闻时事组合、多媒体主题内容组，双管齐下，共同包揽了广播和网络的双重内容。同时，它创建了一个向观众开放的“众包新闻”平台，鼓励用户积极制作和分享内容。此外，在2006年，为了有效协调内部所有视频内容的规划和制作，BBC还成立了BBCVision（BBCVision），分为由不同部门管理的各种视频制作部门，包括电视、网络视频、移动视频、整合视频产品。从最初的规划、制作到最终过程，都可以考虑到各种不同媒体平台的需求。目前，新媒体已经成为BBC各种内容制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为BBC提供了丰富的新兴资源，能够使它在众多媒体平台面前，仍然保持自己的品牌特性，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受众群体，从而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公众形象和品牌影响力。其次，BBC使用的一些新媒体手段迎合了时展的需求，促进了内容终端、传播终端的多元化，也加强了多层次的用户交流方式，从内涵至外延都能得到广度和深度的提升。

四、结语

在当今的发展形势下，新媒体技术裹挟着媒体市场透明化监督的发展机遇，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愈来愈强。如何化困境为动力，使一切未知为己所用，探索出与时俱进的节目内容和经营方式，这就要求BBC必须时刻清醒，在相关领域尽其所能地发挥作用。当今的BBC虽然成为公共体制广播的楷模，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广播机构之一，但其仍需不骄不躁，为传统媒体树立良好典范，不断为英国乃至世界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BBC作为全球公共服务广播的龙头，在时代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保护公共体制的不易，也相信它会紧跟时代的脚步，在“变”与“不变”中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不败之法。注释：①左宁.浅析交通广播与新媒介之融合[J].中国广播,2014(06):32-34.

参考文献：

1.KimGordon,钟新.英国广播电视管理模式变革及其分析[J].电视研究,2001(04):63-65.

2.马克•莱伯伊,郭镇之.世界公共服务广播的形势：俯瞰与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02):83-89+96.

公共广播范文篇6

关键词：市场、结构调整、制播分离、节目配额、公共广播体制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介工业的资本扩张和市场拓展运动不断加剧。面对新的世界潮流——放松规制、媒介融合、跨国竞争和自律的市场机制，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历来注重自身广播电视国有和公共属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强自身传媒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下，以提高效率为导向，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

韩国是一个采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1980年，韩国政府在“电波属于公共财产，不能一味用于商业利益”的口号下，对广电业进行了以“统一合并”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将所有民营广播电视收归公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KoreanBroadcastingSystem）麾下，韩国公共广播体制至此确立。1990年，韩国广电业又进行了一次“有限开放”式的结构调整，在对公营广播低效率弊端的反思和抨击声中，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SeoulBroadcastingSystem）正式开播，一度被逐出业外的民营广播电视被再次纳入广电业结构中。从那时起，韩国广电业一直在公营与民营并存的二元结构中成长，也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电视市场格局则由两强（KBS和MBC，后者为非民营的文化广播公司）独占，逐渐演变而为三足（KBS、MBC、SBS）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世界上不少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相同的是，韩国一直允许公营台播出广告，不过，韩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韩国广播广告公社（KOBACO——KoreaBroadcastingAdvertisingCorporation）的机构，全权KBS、MBC和SBS三家机构的广告业务。换言之，广告公社将营利性广告业务从三台的主干业务中剥离出来，实行集中调控，垄断经营，并预留公益基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把住了各台的生存命脉，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各台的赢利冲动，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共广播特点的显现。这是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公共广播体制的关键之点。

一直以来，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不断遭人诟病。事实上，正如韩国一些学者所言，那种试图以公共领域的垄断经营来确保广播电视公共性的观点，只是电波短缺时代的认识，在多频道竞争的今天，将所有频谱资源视为公共资源的物质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固执于这一观点会妨碍广播电视的多样化发展，也无助于激活竞争、提高效率[1]。按照媒介经济学者欧文和怀尔德曼（BruceM.Owen&StevenS.Wildman）的观点，一般来说，竞争性市场趋于高效，专控性市场趋于低效；而市场低效的原因之一，便是“限制——通常是政府鼓励实施的限制，禁止某些产品或业务的交易，或者禁止在这些业务中存在完全的市场”[2]。

进入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韩国政府开始在广电领域推行放松规制、增加行政透明度、扩大私营活动领域等政策[3]，并围绕打破垄断和培育市场进行一系列结构调整，包括倡导制播分离、加大力度推行节目配额制；放宽有线电视经营；推动卫星电视广播等等。这些都是韩国广电业面对时代潮流所作出的富于本土色彩的回应，也是韩国广电业在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一次独特实践。

本文拟概括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调整的功效进行初步探讨。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广电业结构，是指组成广电业的管理、生产、交换流通和播出等机构的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形式。

一、“二元并存”、“三分天下”与“制播合一”：韩国电视业结构特征分析

韩国电视业1961年起步，历经80年代初的体制重构和90年代初的结构改组，形成了“二元并存”、“三分天下”和“制播合一”的结构特征。

韩国广电业兼有公营和民营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成份，这种“二元并存”并非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所独创，但是保留相当多的政府对广电业的政策主导和行政掌控权，以及经营上的垄断性，却颇具有韩国特色。

韩国公共广播体制是在全斗焕军人政权时期推行的，先天便带有某些政府主导的痕迹，执政当局一直视广播电视为传达政策的工具，相关法规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意识。与公共广播体制一同诞生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和广播广告公社（KOBACO），被韩国一些学者认为是“将政策宣传式广播电视模式制度化”[4]的两大机构。通常所说的公共广播体制，除了以服务公众而非以盈利为目的，以及传播文化教育节目和兼顾多元需求外，还有一个基本要件就是，由一个代表公众利益的独立机构负责经营和管理[5]。然而在韩国，广播委员会从一开始便隶属于政府“公报处”，接受其行政领导，负责包括制订政策、审核节目和人事管理在内的一系列事务，具有某种政府机构的性质，而非真正独立的公共机构。

至于广播广告公社，作为韩国广播委员会下属惟一的广告机构，被授权全权负责三大公营和民营台的时段销售、广告计划和广告费的分配等业务，并有权从中预留6％的广告收入用于广电发展基金。理论上说，这一措施有助于遏制过份商业化的竞争倾向，并通过将广告利润的一部分向公益领域回馈，来保证公共广播体制的延续。但是实际上，广播广告公社更象是一家管理机构，一家垄断性经营机构，而不只是维持广电业正常运行的一般广告，权力甚大却缺少制衡。按照广电“公益”的涵义，公共广播应该首先将利润用来服务受众，提供优质的文化产品，可是批评者认为，广告公社常常滥用职权，在与广电文化事业不相关的地方投入过多的公益资金，对发展公益广电文化事业的帮助却相对欠缺；在调节各台商业竞争中的作用也绩效不彰[6]。

更主要的是，广告公社将公营和民营两类电视台的广告业务集中管理，使得各电视台的经营被人为地“中介”，实际上褫夺了各台自主进行收支对接的权利，压抑了其运营空间。民营SBS开播的主旨之一，原本是为刺激公营台提高效率，改进节目的多样化水平，可是广告公社将两种不同属性、不同经营目标的电视台的广告经营一手掌控，统一调配，对于避免过度追求视听率的竞争或许有益，但是这样一来，二元结构中民营机制的活力却多少受到抑制，也间接降解了电视台对于提高效率的追求。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公共广播”的原意，是指不存在个人持有大宗股票的情况，就象一家公共公司一样。然而在韩国，公共广播可以说是一个政府持有大多数股票的政府公司，对于民营资本可能的侵蚀，当局一直怀有戒虑。事实上，公营垄断而产生高额利润（无论其目的和用途如何），与民营资本一段时期被排除在广电业大门之外，未尝没有联系。回溯历史，当公营台的低效率和每每扮演政府宣传工具的现象不断遭到抨击，人们对为遏制商业化倾向、确保公共广播体制而实行单一公营台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屡屡提出质疑时，1980年代末，迫于形势，韩国广电业开始向民间资本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有限开放。新修订颁发的《广播法》在强调“为增进公共利益作出贡献”的前提下，一面允许非公营机构进入广播业，一面加高门槛，在运营范围、经济条件如资本额等一系列方面设置种种规定[7]。这些规定已足以令人踌躇，何况广电市场被KBS和MBC两强寡占已经多年，新来者面临的竞争态势可想而知。结果是，那些“不合条件者”被吓阻，SBS作为惟一的民营广播台网受到接纳。然而SBS的加入，它相对来说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的运作，虽然使它在开播三年后便占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见表1），亦给以往完全封闭的公营广播带来一定冲击，但是并没有打破韩国广电市场高度集中的格局；相反，在被纳入既有的管理与经营框架后，民营资本虽不免遭遇掣肘和磨合，却也多少受到同化乃至滋养。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市场垄断依旧，只是由“两强分噬”发展而为“三分天下”。

韩国无线电视台收视率与市场占有率比较表1（单位：％）KBS1KBS2MBCSBS

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收视率占有率

19927.31710.72315.73510.424

19937.416112414.43113.128

19949.72011.42414.53011.725

199511.72411.62412.72611.824

199612.22710.92410.92410.924

199712.92810.42312.3279.821

199812.12510.12114.83010.923

199910.7239.42013.2291226

平均10.52310.72313.62911.324

资料来源：Ho-youngKwon,Ik-heeKang,Woo-youngJeon,andJae-sikYoon,KoreanBroadcastingStatistics,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表17编制，略有调整。

韩国广电业由韩国广播公司（KBS，包括两个频道KBS1和KBS2）、文化广播公司（MBC）和汉城广播公司（SBS）三家瓜分市场的特征，由表1可窥得一斑。就收视率和市场占有率而言，从1992年到1999年，三家广播公司播出的4个频道中，平均收视率最高的是MBC（13.6％），SBS居次（11.3％），最低的是KBS1（10.7％）；市场占有率排序也一样。若以广播公司为单位，则KBS以两个频道21.2%的平均收视率和46%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其他两家则分享另外50％以上的市场份额，MBC平均市场占有率为29％，SBS为24％。再看广告收入，2000年三台广告收入占韩国广电广告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6.7％（KBS）、35.4％（MBC）、18.8％（SBS）[8]，三台广告收入总和占广电广告总收入的80％以上，这个市场呈现寡头垄断之势。

一般播出广告的公共广播机构，其收入来源通常以收视费或国家拨款、团体捐款为主，广告收入大都作为补充。而在韩国，广告收入已非补充，而是居于主导。作为公营广播旗舰的KBS，除了每月从电视家庭的电费中固定扣取的收视费和节目销售收入外，近年来广告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接近60％（详见表2），广告收入已经成为KBS维持生存的主要来源。另外两家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则分别接近90％（MBC）和94％（SBS）。换言之，三家广电网尽管所有制形式不同，经营目标和行为方式或有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通过营利性广告行为赢得生存的资本。

通常人们认为，公营广播赢利是为公益，民营广播赢利是为分红。其实不论目的怎样，赢利的正当性如何，赢利而且是在公共体制保护下寡头垄断的市场上赢利，垄断所带来的高额利润，除了滋生诸如低效、浪费等弊端外，还会令既得利益者本能地为维护旧的市场格局而对任何新来者进行排斥，甚至联手抗拒和化解新来者的“入侵”；另一方面，寡头们多年来垄断传媒市场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上所积累的资本，亦使其在追求各种利益方面，很少遭遇强有力的挑战。

三台广播电视营销比较表2（单位：百万韩币）收入与比例KBSMBC（含地方台）SBS

1997广告收入∕总收入569,898∕999,915714,663∕809,702354,982∕377,648

比例（％）59.088.294.0

1998广告收入∕总收入335,882∕774,117506,967∕586,461225,394∕245,718

比例（％）43.486.491.7

1999广告收入∕总收入487,257∕950,263674,565∕756,710346,574∕371,829

比例（％）51.389.193.2

2000广告收入∕总收入672,315∕1,157,996892,498∕995,232474,353∕507,213

比例（％）58.189.793.5

资料来源：本表据“放送产业”表13“放送产业营利销售现状”、表16“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编制，《文化产业统计2001》，文化观光部出版。

与“三家分晋”式垄断格局相伴，韩国广电业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制播合一”。即韩国荧屏上播出的本土电视节目，绝大部分由KBS、MBC和SBS三家自行完成，它们不仅联合垄断了韩国电视收视市场和广告市场，并且各自垂直整合节目制作、流通和传播环节。不过，三台网相互之间极少进行横向节目交流，绝大多数节目在本台播出后，国内市场便极少再有人问津。

韩国电视业起步之初，由于技术限制，“制播合一”只是一种不得已的举措，况且当时专业化和市场分工阙如，“小而全”也是一种必然选择。然而，随着公共广播体制的推行，在从制度上和结构上用公营机构取代所有民营机构之后，作为公营垄断的逻辑结果，节目制作和流通的市场化便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制播合一”则成为垄断得以延续的养料。90年代初，韩国广电业对民营资本有限开放，作为促进节目多元化和反垄断的一项措施，节目配额制度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自上而下开始在电视界推行。可是，无论是公营的KBS、MBC还是民营的SBS，虽然经营目标不同导致经营行为各异，但是在坚持“制播合一”方面，却无甚差别。有韩国研究者比较说，1991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当年，KBS两个频道播出的节目中有大约96％由自己制作，MBC和SBS则分别为95％和93％以上；8年后的1998年，三大网播出的节目中自制节目仍然占据80％左右的份额；相比之下，美国无线电视节目中有超过70％是由独立制片商或电视网的下属部门生产的[10]。显然，韩国电视节目制作与流通的市场化，还处在较低水平。

“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格局是分不开的，两者的负面作用也相互关联，即缺乏竞争、效率低下和节目多样化程度不足。理论上说，公共电视台和民营电视台在节目内容上应存在差异，然而有研究显示，公营的KBS和民营的SBS的新闻节目，不仅内容上有诸多雷同，而且表现方式上也惊人地相似[11]。正如一位韩国研究者所指出的，“虽然韩国电视台有能力用内部制作的节目将时间占满，但是观众的满意度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民营和公共电视台的节目种类非常相似的原因”[12]。另一方面，两者客观上也窒息了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发育。由于生产和播出之间缺少流通网的衔接，使得电视业运转不灵，节目价值无法充分实现，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

三、制播分离、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调整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电视业的结构调整是一次因外部压力而引发的内部改革，是被动应变，也是一种主动选择。

1997年金大中政府上台后，奉行“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政策，对广电业从以规制为主转为追求市场经济政策[13]。1999年12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颇具整合色彩的新《广播法》，该法将所有的广播电视媒体统一规定在一个法律体制之中，并由一个机构统一管理，这个机构便是经过重组于2000年3月正式开始运作的韩国广播委员会（KBC）。新组建的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文化观光部”独立出来，作为民间性质的公共机构，开始独立处理广播电视事务。过去政府通过下属的广播委员会插手广电事务的历史告终，韩国公共广播体制开始迈出“独立于政府”的一步。与此同时，新《广播法》允许设立民营广播广告公司，韩国广播广告公社独霸广告业务的局面将成为历史。

在上述背景下，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开始指向打破垄断、激活市场和增强实力；调整内容也大抵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加大力度推行节目制播的专业分工、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

在韩国，“制播分离”是被强力推行的一项措施。由于“制播合一”与“三强垄断”的历史渊源深厚，因而这一措施的推行与打破“三强垄断”的目标密不可分。其方式具体有二，一是倡行节目配额制，规定三大网需要播出的外制节目比例；二是通过基金贷款，扶持独立制片商。

韩国从1991年开始实行节目配额制，并拟订了逐年增加配额比例的计划表，外制节目配额比例从1991年的3％，逐步增加到1999年的20％[14]。然而，由于三大网对此一制度态度消极，致使实际效果不尽理想。近两年来，韩国广电管理机构开始加大推行力度。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在第72条和《施行细则》第58条中，对电视台增加播出外制节目的份额，特别是播出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的比例，以及黄金时间播出的外制节目的比例，均作出明确规定；与此同时，对违反这些规定的处罚措施，亦加以详细说明。这些内容包括：首先，电视网到2001年外制节目的播出比例将增加到40％——其中，独立制片商制作的节目份额增加到30％；其次，按照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的要求，电视网每月在黄金时间内必须播出超过15％的外制节目；第三，如果违反配额制，或者黄金时间达不到所要求的外制节目播出比例，电视网将受到处罚，罚款金额从3百万韩币到最高3千万韩币不等[15]。

除了对节目播出机构实施硬性的节目配额要求外，韩国有关部门根据《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中小企业创业支援法，1999）第14条“对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支援”——为激活独立制作社的制作，政府、广电法人、广播电视台……可对独立制作社进行支援——以及相关条例，采取基金贷款、专项财政贷款的形式，对独立制作社等机构的节目制作从资金上给予扶助。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产业基金”，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下属的韩国广播振兴研究院设立的“广播振兴基金”；资助对象包括独立制片机构、投资公司、动画制作社和有线电视节目供应商；资助额度从3亿到10亿韩币不等。

“放松有线电视管制，允许跨业经营”是目前韩国电视业调整的第二项内容。9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广播电视界逐渐认识到，在数字化多频道时代，那种视所有电视频道为公共资源的观点已经过时，那是广电业以无线电视为中心、以国内电视为中心时代的观点，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政策和法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广播电视与其他许多行业一样，可以用来生产利润，应该将其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来对待。韩国政府在所有新媒介中最先选择了发展有线电视，并将其推入市场，期望以此激活竞争，打破有线电视一枝独秀的局面。与此同时，为防止新垄断的出现，韩国政府对有线电视实行了严格的经营限制和所有权限制。

韩国有线电视1995年正式开播，按照当时有关法令，节目供应商（PP）、系统运营商（SO）和网络运营商（NO）之间禁止跨业经营，即PP－SO－NO“三分立”，而且不同地域的SO之间，以及制作不同节目的PP之间，不允许相互进入；此外，大企业、报社和外国资本也被限制进入有线电视行业。这样做的结果是，1999年以前，有线电视无论是系统业者（SO）还是节目商（PP），连续四年一直在亏损中挣扎；有线电视在广告市场和收视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与无线电视相比也非常之低。一些研究者认为，韩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失大于得，“三分立”有利于防止垄断，但不利于整个行业的生机[16]。有线业者只有单一所有权，在单一地域传播，各自为政分散经营，在无线电视三大网联合垄断的格局下，难以打开局面，亦难以扩大市场规模和实现节目多样化，更谈不上创造经济效益。另外，这项产业壁垒重重，横向纵向的整合都被封死，难以上规模上水平；“三分立”政策与时下放松规制、开放市场以及大资本、大市场、集团化的经营潮流也不符合。

有鉴于此，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缓和政策。1999年新《广播法》颁布，打开了先前横亘在有线电视各业之间的壁垒。其特点是，首先，允许有能力的有线电视转播业者成为有线电视系统商（SO）。其次，允许系统商、网络商和节目供应商横向整合，成为多重系统商（MSO）、多重网络商（MNO）和多重节目供应商（MPP），同时允许NO、SO和PP之间打破界限，跨业经营。第三，放宽所有权和新公司进入有线电视业的限制，允许大企业和报社持有有线广播电视台（SO）33％的股份，参与节目供应商业务则未设任何限制。同时，对于外国资本进入上述三个领域，允许其拥有33％的股份[17]。

“发展卫星电视”是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第三项内容。对于是否引入卫星直播电视，韩国舆论曾经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保留论，认为有线电视业的竞争已无法避免，再引入一种新媒介，是否会引起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的负面效果。因为在一些有线电视渗透率高的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提供多频道服务的卫星广播的市场份额很低，而有线电视用户少的国家，卫星广播的需求就高，这表明有线电视和卫星广播是互相竞争的[18]。在韩国，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起步的时间差很小，同时发展这两种媒介便需要仔细权衡。另一种是尽早实施论，认为引入卫星电视是一项积极的开放策略，旨在应对开放韩国广电市场的压力，既然开放不可避免，尽早引入卫星电视，以积极的开放强化国内广播电视事业的竞争力是很有意义的，卫星电视的实施也会为影像市场的扩大提供机会[19]。最终，人们在发展卫星电视、通过多样化的节目市场来增强韩国影视业的竞争力这一点上形成共识。1999年，韩国政府开始实施卫星电视政策，该政策与有线电视新政策类似，比如，允许大企业和报社参与卫星电视业，但持股须在33％以内；允许外国资本参与等等。

2002年3月1日，韩国卫星电视台Skylife正式开播，标志着韩国正式步入卫星电视广播时代。Skylife是第一家经韩国政府批准成立的纯粹商业目的的卫星电视，国营的韩国通讯是第一大股东，KBS是第二大股东。为了扶持卫星电视等新媒体，新政策还允诺包括放宽广告时间在内的一系列优惠条件。

四、法律与市场的双重作用：调整的特点

韩国电视业这一轮结构调整，是按照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力量进行的。韩国经济的腾飞，是在集权政治体制下取得，经济优先的原则使韩国在短短时间内跨入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韩国政局出现政治妥协的渐进变化，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吁求法制代替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大众传播也由争取言论自由逐步向法制化管理方向发展[20]。在广电领域，韩国政府近年来推行“民主化与市场经济”政策，从以规制为主转向强调市场机制。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辖下独立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相应地，法规管理的重要性也日显突出。事实上，法规的形成过程已经成为体现民主意识和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而市场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法规本身既要体现尊重市场规律这一时代潮流，也要发挥相应的规范和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按照刚性的法律规范和柔性的市场机制要求进行广电业结构调整，是韩国广电业的必然选择，其特点主要体现为：

首先，韩国广电业的结构调整是以法规为依据进行的。无论是推行节目配额制、扶持独立制片商，还是发展有线电视、开发卫星电视，包括韩国广播电视委员会从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实行重组，如前所述，都是在相关法规颁布或者重新修订之后，才开始实施的。这些法律包括《广播法》、《有线电视法》、《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先有法律，然后行动，这种方式使结构调整有法可依；而且由于法规的产生往往需经过多次研讨和商议，以凝聚共识，避免偏差和盲目，法规本身具有一定权威性、严肃性和相对稳定性，因而有利于降低实施的成本，减少随意性。

其二，遵循市场规律推动结构调整。韩国广电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目标是打破垄断，然而完成这一任务不能靠硬性的行政手段；而要依照市场规则下的专业分工和竞争机制来逐步完成。比如，实施节目配额制，是对制作和播出进行专业分工；贷款扶持三大网之外的独立制片机构，是利用资金杠杆，鼓励节目的市场化生产；发展有线电视，一方面是适应观众的节目多样化要求，另一方面也有与无线电视争夺市场、刺激节目市场生长的考虑；有线电视从“三分立”到允许跨业经营，则是按照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对有线电视这一相对弱势的媒体，打开整合的壁垒，促其整合资源，扩充力量，增强与无线电视的竞争实力；开发卫星电视，则是在原有广电市场上引入新质媒体，一个新的综合性传播平台，这样做从理论上说亦会刺激节目需求，活跃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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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律本身比较多地容纳市场规律的要求。以1999年新出台的《广播法》来说，该法将无线广播、有线广播、卫星广播、有线转播、音乐广播以及新兴的互联网广播等，纳入同一个法律体系中，这是顺应当今世界广播与通讯业大融合这一市场潮流的明显反映。韩国广电业相关法规对制播分离、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等事业的积极推动，以韩国研究者的观点，说到底，仍是着眼于电视市场、着眼于与观众需求市场的变化规律相适应[21]。

美国公共政策学派代表人物哈维克（JohnJ.Havick）在谈到传播政策的制订时，曾经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模式：一经济规制，二新多元主义，三多元主义，四政府主导。所谓经济规制，是指以经济效率为标准，强调实施规制中的产业主导原则，在此基础上制订政策；政府主导模式，则是指政府依据自己的偏好制订政策，实施政府行为。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过去在韩国，政府主导模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然而今天，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向经济规制模式转变[22]。

五、一役难竟全功：调整功效初探

韩国广电市场原有格局的形成非一日之功，结构调整也很难一蹴而就。那么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的功效如何呢？

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到乐观的信息。例如，2000年一项研究显示，MBC播出的节目已达到配额节目目标比例的92.5％，SBS和KBS也分别达到了目标比例的77.5％和65.5％[23]。这多少反映“制播分离”正逐渐开始生效。另外，有线电视情况也有所改观。1999年，有线电视订户增加到140万户，起步之初的1995年的只有18万户，5年增长了将近7倍；同样在1999年，有线电视开始赢利，节目供应商和汉城地区系统业者第一次有了净利润[24]。这些都显示有线电视已经开始成为韩国电视市场上不可忽视的新军。

然而，韩国广电市场被三大无线网寡头垄断多年，按照媒介经济学理论，寡头垄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寡头们控制经济力量的程度，远高于完全竞争或垄断性竞争的市场，他们彼此之间的联手合作甚于有限竞争，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极大[25]。事实上，仅以“制播分离”来说，这项自上而下推行的政策，在实践中便遭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待遇，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例如，从1991年到2000年，在实行节目配额制的10年当中，三大网没有一家曾经达到过规定的目标比例。在三大网所播出的外制节目中，有相当一部分（KBS和MBC大约在44％左右，SBS稍少）是由本公司前雇员所办公司制作的，且交易价格低于独立制片商的节目，这多少染有违反公平竞争之嫌；即使播出独立制片商生产的节目，三大网也大都将它们安排在非收视高峰时段。更有甚者，三大网凭藉雄厚的资金实力，对独立制作节目采取版权买断方式，大约94.0％的独立制作节目版权归三大网所有，4.3％由制片商拥有部分版权，仅有0.7％的节目全部版权归制片商独家拥有。结果，绝大多数独立制作的节目被三大网独家垄断，二次使用的比率仅为2.1％，使用效率极低[26]。独立制作的节目未能起到繁荣市场的作用，客观上，反倒扩大了三大网在外部节目制作市场上的垄断。此外，三大网还常常藉其垄断地位，对独立制片商予夺予取，忽视其利益。比如，广播网与独立制片商签定的购买合同，经常是一些短片和非系列片，主要是教育、纪录片和时事类节目，每次都需要重新计划，而不是象广播网下属公司那样，生产系列电视剧和娱乐节目，能够连续性计划，有高收视和稳定收入[27]。缺少制作这一类节目的机会，使独立制片商的节目制作类型单一，专业水平和多样化程度受限，无助于其经营成长，而这反过来又制约了独立制片商的发展。凡此种种，都使得推行节目配额制的预期目标大打折扣。

再以有线电视来说，如果说节目配额制是一种政策性催产素的话，发展有线电视则更象是一个结构性助长剂。因为从理论上说，有线电视所提供的大量频道，将刺激节目需求，客观上会有益于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的生长，观众也将得到更多的节目选择。然而直到1999年，整个电视收视市场80％以上的份额仍然被三家无线电视据有，有线电视广告占整个电视广告市场的份额也只有8.4%[28]。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包括起步不久便遭遇席卷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有关政策的失误，比如起步之初实行“三分立”政策，禁止网络业者、系统业者和节目供应商彼此跨业经营，限制了有线业者的行业整合和规模扩张等等，然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线电视缺少好节目和节目来源，好节目仍然掌握在“制播合一”的三家无线广播公司手中[29]。有线电视要想吸引观众，往往得向三家无线网购买，这无形中又助长了三大网的垄断，也窒息了小制作商的生机；而无法激活节目制作与流通市场，最终亦会限制有线电视的发展。1999年实行新的有线电视法规后，情况似有好转，但是明显的改观还有待时日。

卫星电视的情况与有线电视相似。韩国发展卫星电视也有激活节目市场的初衷，但是由于制作公司未成气候，节目市场尚未成形，卫星电视的大多数节目仍然不得不从三大网购买。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三大网的强势进一步延伸到卫星广播领域，节目的多样性大打折扣，卫星电视吸引观众的能力也无从提高；再加上还要面对强势的无线电视和先行的有线电视的竞争，卫星电视面临的考验可想而知。用某些研究者的话来说，卫星电视一般5年可以正常运转，现在看来，5年后也不一定会出现理想的状态，其前景并不乐观[30]。目前韩国广电业界和研究界正在积极研拟应对之策，包括制订政策弱化无线广播在卫星广播中的作用；在不损害本国影视业发展的前提下，给予外国频道和国内频道同样的地位等等。尽管如此，卫星电视要进入健康成长期，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很显然，在整个结构调整中，“制播分离”是关键的一环，它与打破三大网垄断的目标渊源深厚，与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生存发展也密切相关。然而，由于三大网都是在韩国公共广播体制下的垄断结构中成长起来，这个体制既含有公营广播的特点，也吸收了民营广播的一些专长，因而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也积累了应对政策法规的不少经验，这使得任何新法规或新措施的推行，其效果都难免会被三大网消弭一二。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新来者的进入门槛被抬高，难以争得自己的份额，又缺乏市场应变的能力，生存不易。这些都使得法律规制和市场调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不彻底性。

六、结语

韩国广电业的这一轮结构调整，是在既有的公共广播体制下进行的一次渐进式调整，旨在打破三大无线网的垄断，提高效率、增强自身实力进而参与国际竞争。因此，结构调整选择从推行“制播分离”着手，通过专业分工来激活节目市场，并努力推动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的成长；其特点是坚持法律与市场机制并重，以便保持结构调整的有序性和动态平稳性。然而就目前来看，结构调整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仍有长路要走。

注释：

[1]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2]Owen,BruceM.,&Wildman,StevenS.(1992).VideoEconomics.London:HarvardUniversityPress,pp.xi.

[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4]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5]吕书练“公共电视的社会价值”，（香港）《传媒透视》2002年7月。

[6]参见康贤斗“透视韩国广电事业的现实与课题”，（韩国）《思想季刊》1991年秋季号。

[7]HosoonCang.(1996).MainstreamOnlyRestrictionsagainstAlternativeMediainKorea,CommunicationandCulture:Identity,PluralityandEquality.EditedbyKyung-jaLee,SeoulKorea:KoreanBroadcastingAcademicSociety.

[8]“广播电视广告销售现状”，《2001文化产业统计》第239页，韩国文化观光部出版。

[9]Brown,Allan(1996).Economics,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andSocialValues,TheJournalofMediaEconomics,9(1),3-15.

[10]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1]Man-SeokKang(2000).AStudyonTelevisionNewsinKorea,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12]Sang-ChulLeeandSusanK.Joe.(2000).KeyIssuesintheKoreanTelevisionIndustry:ProgrammesandMarketStructure,TelevisioninContemporaryAsia.EditedbyDavidFrenchandMichaelRichard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IndiaPvtLtd.

[13]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4]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5]Kyoung-HeeSong.(2000).ReportontheProgramQuotaRegulation:Whathaschangedafternineyearsintheprogramsupplymarket?KBIReport2000.Seoul,Korea:KBI.

[16]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

[17]参见康贤斗“多媒体时代韩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中日韩广播电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SooyoungLee.(2000).AStudyonKoreanBroadcastingPolicyforthe21stCentury.KBIReport2001,Seoul,Korea:KBI.

公共广播范文篇7

[关键词]广播电视；体制

Abstract:Ononehand,thepublic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institutionsinmodernwesternworldoperateindependentlyinaccordancewithregulationsandlawsandpossesssomecommonfeatures.Ontheotherhand,becauseoftheirdifferentrelationshipswiththefundamentalpoliticalgroups,theyhaveformeddifferentinstitutionalpatterns.

Keywords:Broadcastingandtelevision;system

在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基本模式中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最为错综复杂。我国学界近10余年对此展开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梳理与补正。

所谓广播电视的公共模式，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以公共视听费，或以社会资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以此消除商业营利的驱动力，在非商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对利：会负责的广播电视体制，从而促进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信息的可选择性、教育的繁荣和高质量节目的制作。在诸多基本政治力量制约下，当代西方诸国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一方面依法独立运行，普遍地具有一系列共同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跟社会众基本政治力量结成不同的政治调控关系，而形成彼此相异的体制类型，主要有国有公营型、国有国会主导型、社会联合公营型和国有政府主导型等。

一、国有社会公营体制

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是以资产国家所有和经营活动由公司在社会参与下自主进行为基本特点。

从广义上讲，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包括国有政府主导型、国有国会主导型和社会联合公营型诸多体制，因为当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所有这些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类型其最高层的人事构成和总体财政状况是由社会各基本政治力量共同决定的，而电台电视台基本上是依法自主经营，政府—般专事间接调控。从狭义上讲，所谓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它跟政府或国会主导之下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最大的区别是：由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强大的文化传统，政府和国会都不能主导国有公营型广播电视公司最高管理机构的人选。

从历史影响和实际状况看，英国BBC是国有社会公营型广播电视的典范。BBC是依据“皇家宪章”特许经营广播电视的公共企业，因此宪章基础而在法理上独立于国会和政府;董事会是它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共12名，其中负责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地区事务的董事各一名。BBC董事会成员由政府推荐，女王任命，虽然并不是按代表制原则而是以社会贤达的标准选定①，仍然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推荐BBC董事时，政府一般不自行其事，而是按照不成文惯例，依据历届皇家政策咨询调研委员会和社会诸利益集团（包括传媒界）的意见展开工作。在BBC的发展史上，皇家政策咨询调研委员会起着关键性作用。该委员会是独立于政府和国会的，其成员按多元和功绩原则从社会贤达中选出，其工作主要是通过征询社会相关人士与团体的意见以及举行公共听证会，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最终就英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与改革提出报告。贝弗里奇报告（BeverldgeReport1949）、皮尔金顿报告（PilkingtonReport1962）和安南报告（AnnanReport1977）等对BBC的变革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受国会委托推荐BBC董事会成员，监管和发放执照给BBC，因此无疑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很少利用此种管辖BBC的权力去凭自己的意愿组建BBC董事会，干涉BBC的日常工作。之所以英同政府奉行此项政策，是因为一方面英国存在悠久而又强大的不干涉社会公共事务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归根到底英国政府是受托管理BBC，一旦政府跟皇家政策咨询调研委员会、BBC董事会、BBC总经理以及BBC从业人员等发生尖锐冲突，国会有权干预，以维护宪章所规定BBC社会公营原则。

BBC董事会只是个战略决策和预算监控机构，它在选定BBC总经理后，一般并不干预BBC日常事务，而是让他全权处理。

虽然，“皇家宪章”予以BBC政治和经济上独立办理公共广播电视的特许权，但是英国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对此加以明确而又详细的界定。相反，英国政府由于可以定期审核和重新颁发执照，随时吊销执照，并且主管BBC董事会人选，对BBC节目有最后的命令权，因此原则上对BBC有着巨大的潜在权力。在缺乏或没有类似英国文化传统惯例的国家，BBC体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其独立性可能受到很大冲击。所以，当代西方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在体制上一般设置某种直接的权力制衡机制（诸如加强国会监督和推行选择领导成员的代表制和公议制等）。

二、社会联合公营体制

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是以众方政治力量共同认可公共广播电视组织结构、领导人选和大政方针为核心特征的。

跟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相比，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虽然同属于公营广播电视体制范围，但是有其特殊之处：其一是公有制形态多样，主要有国家所有、地方所有、公众团体所有和社区所有等；其二是经费来源更加多元，除了视听费、国家财政补贴和广告收入之外，还有公司、社团、个人捐资等；其三是众方政治力量的共同认可发挥着主导性的政治调控作用，这可以说是此类广播电视体制的突出特点。在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中，中央政府在众多政治力量的互相制衡关系中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中，党派、社会团体、区域势力（地方与社区）的竞争和合作最终决定了广播电视经营机构的传播活动与最高层的人事安排，中央政府广播电视主管部门一般不能干涉和直接影响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经营机构的人事安排和节目内容，只能依法进行很有限的宏观调控。

当代西方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大致可区分出地方联合型、社区/文化联合型、党派联合型、公众团体联合型多种形态。

1.地方联合型

德国公共广播电视是地方联合型的典型代表，其体制设计的基本立足点，是防止传媒成为国家附庸，反对传媒权力系统的集权化，确保传媒的多元主义原则②。它—方面继承了欧洲以BBC为代表的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奉行服务公共利益的宗旨，另一方面以地区所有代替国家所有，以传媒权力的横向联合取替英法国有公共广播电视所采取的传媒权力的垂直集中领导形式，也即是说，德国公共广播电视联合会（ARD）不存在自上而下的领导中心，而BBC董事会和总经理则是BBC内部垂直向下的权力核心，其对BBC各部门实行中央集权式的领导。

德国基本法规定：除对外传送新闻的广播电视台必须依照联邦政府规章经营外，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处于德国各州文化主权管辖范围内，联邦邮政部只是透过部分私有化的电信公司对它们施以很有限的政治影响。在联邦权力层面上，真正对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业发挥巨大作用的不是联邦政府，而是联邦法院。但是，联邦法院并不削弱，而是加强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台开展经营活动和免遭联邦政府左右的独立自主性。虽然管理公共广播电视是各州的文化主权，但是这—文化主权不是仅由州政府，而是由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实现与实施的。德国务州所办公共广播电视台是地区公有，并不隶属于州政府，而是各自由一个依照联邦宪法院条例组成的、体现社会各界利益的理事会统领。该理事会会员一般由议会、政党、工商、劳工、农场主、体育、妇女代表、文化学术等阶层各推选一名代表组成，其主要责任是制订规章，选举广播电视台管理委员会，决定总经理任免，审核年度财务预算和开支状况，监督总经理的日常工作，而广播电视台管理委员会则是业务监督机构。德国各州公共广播电视台以民主的方式组成公营性质的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和德国广播电视二台，其经费以视听费为主，辅之以广告收入。另外，德国所有广播电视台接受独立于联邦政府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委员会的行业管理，但后者并不能影响前者的人事和财政，而且依照联邦法院规定，其成员也是由议会和社会各界代表组成。因此，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独立性比英国BBC获得更加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2.社区/文化联合型

跟德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相当类似的是社区/文化联合型，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即属于此种社会联合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其最大的特征是：全国性的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是由分属于不同社区/文化的公共广播电视台构成的。

如果说德国公共广播电视重在区域联合，那么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则突出文化整合和社区所有。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有别于德国的另一大特征是：全国三大以不同社区文化划分的公共广播电视台各自为阵，不象德国各州公共广播电视台联结成ARD和ZDF二大公有公营广播电视系统。1960年至1977年间，比利时先后成立了佛兰德社区台（BRT）、瓦隆社区台（RTBF）和德语社区台（BFR），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比利时三大公共广播电视台鼎足而立的局面。其经费构成中，约50-60%为视听费③，其余主要是依靠广告收入和社区政府的财政资助等。各社区广播电视台以理事会为最高领导机构，成员主要经社区众政治势力协商后选定④，中央政府对各社区公共广播电视台进行宏观监管，直接影响很小。

跟德国一样，比利时公共广播电视社区/文化联合型体制是以联邦政府制度为政治基础的，而比利时众政党势均力敌因而长期联合执政这一现实政治状态更加强了其公共广播电视社区/文化联合型体制。

3.党派联合型

六十年代中以前，荷兰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以党派联合型为基本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荷兰是一个众多社会利益集团积极参与之下的，以宗教组织和阶级联盟为主构成多极势力阵营的社会，代表各种社会势力的四个大党和六个小党彼此竞争，互相合作，轮流坐庄，共同组成联合政府，联合和协商就自然成为荷兰政治生活的主要特点。

这深刻影响了荷兰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荷兰广播电视领域有八个主要组织，它们的代表占据了荷兰广播公司（NOS）理事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席位，政府所任命的NOS理事只有数位。这八大广播电视组织分屑社会各主要利益集团，大多数具有鲜明的党派性质。目前，荷兰全国性的三大公共电视频道和五大公共广播台的主体主要是这些公司，其经费中视听费约占64%，广告收入占36%；节目安排依法遵循一定的平衡原则：新闻25%，文化20%，娱乐25%，教育5%⑤。六、七十年代以后，荷兰公共广播电视党派化的社会联合公营体制受到跨党派商业化和世俗化之冲击，这反映了当代荷兰社会政治阵线的融合趋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荷兰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党派联合型的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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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团体联合型

跟欧洲广播电视社会联合型公营体制相比，美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政治色彩很弱，是公众团体联合型体制的典型代表。

在商业广播电视占主导的环境中，美国仍有1200多座公共电台和300多座电视台，其前身和主体是美国教育广播电视台。在联邦政府、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的推动下，60-70年代之际，美国实现了由教育电视台向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转型，公共广播电视公司（CPB）、公共电视网（PBS）和公共广播网（NPR）先后成立。CPB负责联邦政府拨款的分配和使用，协调公共广播电视系统各台之间的关系，促进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但不能制作和发行节目。CPB主要政治功能是为了防止政府因拨款而控制公共广播电视。因此，依1967年的美国《公共广播电视法》，CPB委员会15名成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批准。NPR和PBS则是各公共广播电视台的会员组织，其会员广播电视台由州政府、地方教育部门、高等院校、社会团体等创办，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以服务公众为宗旨，经费主要来自经办部门的筹集、企业和个人捐款，辅之以国会拨款等。在美国，无论商业广播电视，还是公共广播电视，都是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监管。FCC是国家独立行政机构，5名成员经参议院提名和同意后再由总统任命，相同政党背景的成员至多不得超过3名⑥。FCC最终必须对国会负责。

三、国会主导下的国有公营体制

在国会主导之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体制中，国会是决定全国性公共广播电视的中心力量，在机构组建，尤其是公共传媒领导人选安排，或在日常行业行政监管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以BBC为代表的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内，一般情况下，国会重在立法，而在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实际组建活动及其人事构成方面主要行使监督和同意权，另外国会也不直接对公共广播电视进行行业行政管理，而是让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宏观调控。但是，两者也存在基本相同之处：一是国家所有，二是以法确定公共广播电视的独立法人地位，以免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成为政府或国会及其它社会势力的附庸，从而保证其服务公众的全面性、公正性、客观性、多元性，维护其监督社会、动员舆论和传播信息的独立性。

由于各国政治文化传统、国会组织结构和有关公共广播电视法规体系差异很大，所以国会主导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色，有的党派特征明显，诸如意大利，有的则相反，诸如丹麦；有的社会代表性较大，有的则不然。

1975年后的意大利和1980年后的西班牙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属于国会主导之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的典型。

在当代西方比较特别的是，意大利没有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政机构，国会广播电视监管委员会以及国会领导下的保证人办公室是意大利全国性公共广播电视的主要监管机构，其中保证人办公室仅有监察和登记权限，不能独立制定法规，而意大利中央政府在此领域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⑦。意大利国会广播电视监管委员会1975年依法创办，专事对Rai的监管以及保卫社会舆论和政治文化意识的多元性。该委员会规定Rai必须保持独立性、客观性和传播当今各种各样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潮流。该委员会由参众两院选定的20位众议员和20位参议员组成，任期五年，党派色彩很浓。该委员会不仅有权确保Rai的传播宗旨，而且为Rai制定一系列总政策（诸如经营原则和公共关系政策），调解有关广播电视频率频道方面的冲突问题，跟参众两议长—起决定Rai理事会人选，影响Raj的节目安排，另外还规范Rai的财政预算。保证人办公室是行政执行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监察广播电视领域行政管理的公正性，给有关当局提供建议，审查广播电视公司的帐目等，其领导人（即保证人Guarantor）经参众两议长推荐后由总统任命。在西方诸国中，芬兰和丹麦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也属于国会主导下的国有公营广播电视体制⑧。

四、政府主导下的国有公共体制

政府主导下的国有公共体制，是以中央政府作为最终向国会负责的主要角色对公共广播电视进行领导为基本特征。

在此公共广播电视体制中，虽然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原则上依法具有独立公益法人地位，但是中央政府首脑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可以，也习惯于对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一方面在宏观上进行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在微观上以行政手段主导其经营方式、财政收支、人员调动，甚至节目安排及其内容。而在其它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中，不管是国有社会公营型，还是社会联合公营型和国会主导之下的国有公营型，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都是此领域的中心主体，政府一般不能左右其依法开展自主经营活动；另外，由于国会、法院以及其它社会政治势力广泛而又深入参与公共广播电视宏观层面的建构和运作（诸如高层领导任免、财政预算、各类节目传送比例等），形成政治调控关系的多元均衡态势，因此政府不可能起主导作用，而只能作为众多影响公共广播电视的重要一方，主要是发挥些宏观行政调控功能，并且还深受其它政治势力的制约。

有别于其它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在政府主导之下的国有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内，政府主导作用不但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公共广播电视经营机构，而且深刻影响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主管机构的政策取向和日常行政行为。有的采取此种广播电视体制类型的国家，不设置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此情况下，政府的作用就更大了。80年代中以前的法国和葡萄牙以及澳大利亚，都实行此种公共广播电视体制，而北欧的挪威和瑞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呈现这一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特征。

至80年代初，法国依然是西欧“唯一实行有明确的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纲领的国家。”⑨1964年至1982年和1986年到日前，法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向法国独立的国家广播电视行业行政机构主导的历史性转型⑩。1945年3月，法国广播公司（其后更名为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简称RTF）依法垄断法国广播电视，归属法国政府，对政府信息部而不是国民议会负责，政府总理任免其负责人，并全面控制其新闻报道和节目安排。1964年后法国政府透过法国广播电视局（ORTF）管理委员会控制法国公共广播电视的重要人事安排、财政收入、节目政策和运行形态及其方式，ORTF跟法国政府之间依然存在默从关系⑾，ORTF充斥了戴高乐政府所任命的代表⑿。1989年最高视听委虽会（CSA）成立后，法国政府主导之下的国有公共广播电视体制最终被国有社会公营广播电视体制所取代。

就在当代西方处于非常次要地位的政府垄断下的国有官办广播电视体制而言，法国并不是典型，而是战后至七十年代中期的西班牙和1967年至1974年间的希腊。60年代前的爱尔兰和新西兰也存在过程度相对较弱的政府垄断下的国有官办广播电视体制。

注释：

①PilkingtonReport（1960）.P123.London,1962.

②PeterJ.Humphreys,MediaandMediaPolicyinGermany.P4.USA:OxfordProvidence,1994.

③BerntStubbeOstergaard（ed.）TheMediainWesternEurope.P19,P27.London/ThousandOaks/NewDelhi:SagePublications,1997.

④M.Hirsch‘Belgium’,inH.J.Kleinsteuberetal（eds）,ElectronicMediaandPoliticsinWesternEurope.Frankfurt/NewYork:Campus,1986.

⑤SergeRobillant,TelevisioninEurope.P155.JohnLibbey.1995;KeesBrantsandDenisMcQuail,‘TheNetherlands’,inBerntOstergaard（ed.）,TheMediainWesternEurope.London/Newbury/NewDelhi:SagePublications.1997;PeterJ.Humphreys,MediaandMediaPolicyinWesternEurope.P139-143.U.S,A:OxfordProvidence,1994.

⑥1983年以前FCC有7名成员。参见WolfgangHoffmann-Rien,RegulatingMedia.P18.P58.NewYork/London:TheGuilfordPress,1996.

⑦RobertKAvery（ed.）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P111.London/ThousandOaks/NewDelhi:SagePnb1ications,1993.

⑧BerntStubbeOstergaard（ed.）theMediainWesternEurope.P52-53，P40-41.London/ThousandOaks/NewDelhi:SagePublication,1997.

⑨阿兰.G.格鲁奇《比较经济制度》第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⑩R.Kuhn，TheMediainFrance.P5.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5；杨祖功，顾俊礼等《西方政治制度比较》第306-3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公共广播范文篇8

摘要：从电视资金来源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有公共广播电视之名，但无公共广播电视之实。公共广播电视的缺位对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极为不利。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的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对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缺位的对策进行了探析。目前中国推广数字电视的浪潮正好为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关键词公共电视频道缺位产业化数字电视

Abstract:Thereisno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fromtheviewoftheirfinancingsourcethoughmanysocalle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organizationhavealreadyfoundedinChinaThisVacancybringsmuchharmtotheourharmonioussociety.BroadcastingofChinaneedtobeindustrializedatpresent,buttheproblemof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systemneedtobesettledmoredesperately.,Atthesametime,theauthorsanalyzesthestrategiestofoun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inchinamainlyonthesurf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levision

Keywords: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VacancyIndustrializationDigitaltelevision

一、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缺位探析

1、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简要说明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很多，而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比如(郭镇之，2001)；(金冠军郑涵2002)；(时雪莹，2004年)；(张志斌，2004年)；(陆地2004年)；(吴靖云国强2004)等等。从其介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目前西方的公共电视频道是非政府的非赢利的广播电视机构，它相对于商营电视和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而存在。“公共广播电视是非政府的公共广播电视，也就是说，它的职责、传播内容、组织以及资金来源应该由公众、由社会上分散的非政府的公共体制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公共部门决定……公共广播电视应该是非商业性的电视机构。”[1]“所谓的广播电视的公共模式，就是通过一定制度的设计，以公共视听费、社会资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以此消除商业盈利的驱动力，在非商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对社会负责的广播电视体制，从而促进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信息的可选择性、教育的繁荣和高质量节目的制作。”[2]

可以看出，判断一个广电机构是否是公共频道的主要依据是其资金收入来源。因为资金来源基本上决定了其经营性质。如果电视频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广告，它就受制于广告商。而由于广告商的逐利性，那么它就会变成商业电视，其往往会削弱电视观众和听众的兴趣，如果其资金来源直接受控于政府，那么其也可能沦为政治集团争夺权利的工具。

所以要成为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该广播电视台就须以不盈利为目的。只有当其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其方可以以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民主化和服务于弱势群体以及社会教育为宗旨。

2、中国传媒机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公共频道，虽有公共电视频道之实，但无公共电视频道之实

尽管近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公共频道，但这些电视台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只有公共电视之名而无公共电视之实。国内业界对公共电视频道的认识主要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而已。它的资金来源依然主要是广告收费，它传输的节目主要是挑选的县级电视台节目。“公共频道是由省级电视台开办的、留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出本地自办节目的待业管理频道。这里明确了公共频道最重要的三项内容：一是开办的机构应是省级台而不是地级台或中央台；二是频道的节目由地县节目和公共节目两块构成；三是开办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行业管理。”[3]显然，目前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是只能是当前广电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异形怪物而已。它只是各地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而不是公众的公共电视频道。公众对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作用。

3、中国的广电性质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台，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缺位

中国的传媒是由国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机构，所以便有许多人以为中国的传媒便是政府广播电视(国营)而非商营的广播电视。比如何勇编译的德国科隆大学广播电视经济研究院ManfredKops的论文<<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4]指出中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就处于国营电视的地位，如下图所示。中国广播电视正处于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这一个角(左下角)，而远离了商业广播电视区域。

“我们调查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中国，印度，波兰和德国。在图S-7中我们能看到六个国家广播电视系统的定位（综合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点的大小表示广播电视产业的规模（人均营业收入）；点的位置表示广播电视系统的收入结构，这种位置是由公共、国营和商业的比重决定的。[5]

上面这种分析各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方式是很值得参考的，但是他们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国为按其分类标准，从其资金来源看中国广播电视不能属于国营广播电视，而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所有电视台的盈利模式来看，中国只有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而无一家公共广播电视频道。

中央电视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是来自公众的收视费，而是来自广告。“据统计，目前国内各电视台95%左右的收入来自广告。例如，中央电视台2000年总收入为57.4亿元，其中广告收入为53.6亿元，占总收入的93%以上。”[6]可以看出，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缺位。所以，中央电视台现在的盈利模式实际上已经是商业电视。但与此同时，它在内容管理和主要行政人员的任命上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它的资产性质还是国有性质。所以它又是国营电视。

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指出“商业电视是指经营方法，与所有权不一定挂钩，它并不一定是私营电视；商营也不一定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电视台正是一个接受政府控制的国营商业电视台。”[7]“如果不是从机构的名称、而是从经营的实质上看问题，中国电视的商业化程度（不是指收入的多寡）不仅大大超过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傲视北美。如果仅仅从经济来源上看，则中央电视台是完全的商业电视台。”[8]三、中国公共电视频道存在的必要必性

1、从传媒经济的舆论属性来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存在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

传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舆论经济，它的经济价值除了自身行业所经营的价值外，还在于它对其它行业的影响而产生的价值。要衡量作为舆论经济“火车头”的传媒的价值，我们不能仅仅从其自身行业的产出去衡量，而且还要从传媒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近年来的传媒产业化的呼声和及其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思维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发现了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迫切性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传媒行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其强大的推动力量正是来自于传媒产业本身作为舆论宣传机构的行业特殊属性。正如可以发行免费报纸，然后通过广告来巨额获利的道理一样，如果国家拥有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虽然自身部门所产生的经济产出不大，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舆论价值，所提供的信息公开以及社会教化等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向民主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动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则是难以估量的。许多发达的欧洲国家都设有这种广播电视频道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

2、广电改革过程中产业化不是我们的归宿，如何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才是我们的归宿。

近年来，中国有关传媒产业化探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似乎中国广电目前最大的弊病就是产业化的程并不够，广电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就此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就广电产业向市场化程度发展来说，目前广电产业化的探讨是很必要的，而且还有必要让此探讨更加激烈一些，但是广电这个行业和其它行业还是不太一样的，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东西。广电传媒完全商业化对中国的广电产业未毕就是一件好事。

传媒经营的收入可以多元化，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广告。经费来源依赖于广告，传媒难免陷于被广告商控制的被动境地。另外，长期依赖于广告，会使传媒的生产能力陷于平庸。传媒若能生产出来很优秀的产品，完全可以用销售产品来赚钱吗？想想看，广告费最终还是要人民来为它买单的。产品有了广告费，那么它就有需要增大其投入的产品成本，那么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而资金最却是流入到了媒体和广告商的手中。而更可怕的是在此过程中传媒被商家和政客所左右了。中国当前的许多贪官和商业受贿案为什么总是在案子破了之后才会被媒体所报道的主要原因就是，媒体控制过于严格，公共传媒频道的缺失，信息公开度不够，信息传播渠道不畅。(具体表现笔者曾在论文<<试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9]一文已详述。)

3、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

众所周知美国广电传媒业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而且其产业规模也很大。我们认为，中国近年的传媒产业化改革有倾美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传媒产业化改革过程中似乎一直对美国很是关注，而且人们谈起中国传媒产业化的不足时总喜欢将中国的传媒产业和美国传媒的市场规模加以比较。这里仅举三例。

“美国电视业每年的广告收入高达520亿美元，而中国电视广告年收入仅200亿元。到2010年，中国媒介广告总额预计将达2000亿元，其中电视广告收入接近800亿元”[10]。

“1991-2000年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9.73%，2000年广告营业收入712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其中电视广告营业额168.91亿元，较上年上升8.17%，占全国总营业额的23.70%。但人均7美元的中国广告费与人均16.5美元和500美元的世界人均和美国人均广告费相比，中国广播电视广告仍有较大发展潜力。”[11]

“但2000年整个中国电视业一年的收入尚不及美国维亚康姆旗下一个频道的收入，2000年，维亚康姆旗下MTV音乐频道年收入50亿美元，根据《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统计，当年，中国电视业广告营业额不足200亿元。中国传媒业如此微薄的收入分摊在单个媒体上就微乎其微了。”[12]

当然，这种比较可以从数量上比较出中美传媒势力存在的巨大差距，也为中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商业化提供了强大的论据，尤其是开拓广告市场。那么传媒产业产值的不足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无必然联系呢。是不是传媒商业产值不高就意味着传媒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呢？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没有广告费[13]，这是否可以说明日本的电视台就不能很好为日本人民服务呢？恐怕不能。谁又能说欧洲的传媒和美国的传媒相比，其为公众服务的力度远不及美国呢？传媒商业化特征与其为老百姓服质量不存在正比例关系。

另外，中国传媒产业总额偏小这与中国传媒产业化的程度不高有关系，但这更主要的是与中国整体国民经济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毕竟中美两国的GDP收入本来就差距很大，中国人整体还很贫穷。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对广播电视产业的消费之间有相互关系。”[14]所以，不能将所有问题的原因都归结到中国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这一点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美国是很富强，但是其商业化太浓。西欧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公共领域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方面更具有借鉴意义。似乎西欧的人民生活质量更高一些。就广电产业来说，西欧的这种制度更可以保证人民的言论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可以保证媒介集团较少地受到商业集团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的传媒产业改革更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公共电视频道的问题，即建立货真价实的公共电视频道，而不是现在所谓的那种大杂刽式的公共电视频道。

4、保证公共话语承载平台的需要，防止传媒被商家和政客左右，是促进社会教化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需要。

这与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关于公共广播电视此方面的功能，已有多人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四、建立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对策初探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应走向成立国营广播电视频道、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和商营广播电视频道共存的局面。而不是当前很多学者提出将媒体划分为两类进行改革的双规制。(参见李良荣2004)本文主要探讨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对策。

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整体水平不高，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不付费看电视的习惯，使得要普通大众为公共电视买单很难。另外，近年来中国媒体都偿到了以广告为其主要收入的盈利模式的甜头，要其放下手中的广告费，去一点一点向普通大众收取收视费，甚至收取只有其广告费用的一一小部分是有难度的。当然，在存在巨大困难的同时，建立中国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也存在着机遇。那就是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相关政策的支持，广电数字化的支持，我国原有的公有广播电视体制和国外的先进经验。

1、政策支持：建立和谐社会党的政策的大力支持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得驱除不合协的因素，形成保障和谐社会井然有序开展的制度。这就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与发言权。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就是要改正传媒产业中不合理因素，让其能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如何服务？是要不断的商业化，不断地扩大广告份额，还是先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的水平，为“大社会、小政府”以及“公共服务性”社会转变呢？显然，后者更能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思想。

2、数字技术为中国发展公共电视频道提供了新机遇

随着2003年已经启动的广播电视数字化的推进，中国将在2005年开展数字卫星直播业务，2008年全面推广地面数字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电视播出，实现数字广播电视有线、卫星和无线的全国覆盖。虽然数字与模拟只是传输方式的不同，似乎与发展公共广播电视没有关系。但是在客观上，数字化电视的推广正在为建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前中国数字化电视推广过程中，提出数字电视比模拟电视优越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广告。这本身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因为数字存储技术可让受众选择在什么时间存储自己喜欢看的节目而跳过广告。另外，现在在数字电视推行过程中所采取接入收视费用的方式对于今后形成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具有奠基作用。公众可以用自己手中交收视费的钱直接向电视播出机构投票，以表示其对电视节目的喜欢程度。这种收费方式和日本、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收费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公共电视频道为了保持其客观中立的立场而使其资金来源不依赖广告，不受商业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认为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机遇。希望在数字电视推广完毕以后，广电机构不要再反过来重新收取广告费用。若能这样，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3、向国外借鉴经验，比如日本和德国等

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和内容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以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契机，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方式。但是坚决反对其中播放广告。而且严禁播放任何形式的广告应成为公共广播电视与非公共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其资金来源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政府资金支持，社会捐赠、节目销售、收视费等。其节目播放的内容应以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教育类节目为主。具体内容相关论述已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陈积银《试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载《中国东西部传媒经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7月第一版第447-463页

2、金冠军郑涵《论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公共模式》载《全球化视野：

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92页

3、郭镇之《90年代后期欧洲公共广播业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1.2

4、时雪莹《现代电视媒体经营策略初探——以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为例》，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公共广播范文篇9

摘要：从电视资金来源看，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发展进程中有公共广播电视之名，但无公共广播电视之实。公共广播电视的缺位对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极为不利。笔者认为，虽然中国广播电视目前需要解决广电传媒的产业化，但更需解决广电传媒的公共频道的缺位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对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缺位的对策进行了探析。目前中国推广数字电视的浪潮正好为中国的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关键词公共电视频道缺位产业化数字电视

Abstract:Thereisno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fromtheviewoftheirfinancingsourcethoughmanysocalle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organizationhavealreadyfoundedinChinaThisVacancybringsmuchharmtotheourharmonioussociety.BroadcastingofChinaneedtobeindustrializedatpresent,buttheproblemofvacancyof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systemneedtobesettledmoredesperately.,Atthesametime,theauthorsanalyzesthestrategiestofound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inchinamainlyonthesurfof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levision

Keywords:PublicBroadcastingServiceVacancyIndustrializationDigitaltelevision

一、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缺位探析

1、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简要说明

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公共广播电视的讨论很多，而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成果。比如(郭镇之，2001)；(金冠军郑涵2002)；(时雪莹，2004年)；(张志斌，2004年)；(陆地2004年)；(吴靖云国强2004)等等。从其介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目前西方的公共电视频道是非政府的非赢利的广播电视机构，它相对于商营电视和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而存在。“公共广播电视是非政府的公共广播电视，也就是说，它的职责、传播内容、组织以及资金来源应该由公众、由社会上分散的非政府的公共体制来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公共部门决定……公共广播电视应该是非商业性的电视机构。”[1]“所谓的广播电视的公共模式，就是通过一定制度的设计，以公共视听费、社会资助为主，国家财政补贴为辅，以此消除商业盈利的驱动力，在非商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立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对社会负责的广播电视体制，从而促进言论的自由传播，文化的多元发展，信息的可选择性、教育的繁荣和高质量节目的制作。”[2]

可以看出，判断一个广电机构是否是公共频道的主要依据是其资金收入来源。因为资金来源基本上决定了其经营性质。如果电视频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广告，它就受制于广告商。而由于广告商的逐利性，那么它就会变成商业电视，其往往会削弱电视观众和听众的兴趣，如果其资金来源直接受控于政府，那么其也可能沦为政治集团争夺权利的工具。

所以要成为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该广播电视台就须以不盈利为目的。只有当其资金来源于公共财政，其方可以以传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促进社会民主化和服务于弱势群体以及社会教育为宗旨。

2、中国传媒机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公共频道，虽有公共电视频道之实，但无公共电视频道之实

尽管近年来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多公共频道，但这些电视台基本上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只有公共电视之名而无公共电视之实。国内业界对公共电视频道的认识主要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而已。它的资金来源依然主要是广告收费，它传输的节目主要是挑选的县级电视台节目。“公共频道是由省级电视台开办的、留出一定时段供地县播出本地自办节目的待业管理频道。这里明确了公共频道最重要的三项内容：一是开办的机构应是省级台而不是地级台或中央台；二是频道的节目由地县节目和公共节目两块构成；三是开办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行业管理。”[3]显然，目前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是只能是当前广电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异形怪物而已。它只是各地电视台的公共频道，而不是公众的公共电视频道。公众对其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作用。

3、中国的广电性质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台，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缺位

中国的传媒是由国家控制的全民所有制机构，所以便有许多人以为中国的传媒便是政府广播电视(国营)而非商营的广播电视。比如何勇编译的德国科隆大学广播电视经济研究院ManfredKops的论文<<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4]指出中国的广播电视体制就处于国营电视的地位，如下图所示。中国广播电视正处于国家政府广播电视这一个角(左下角)，而远离了商业广播电视区域。

“我们调查的国家是：英国，美国，中国，印度，波兰和德国。在图S-7中我们能看到六个国家广播电视系统的定位（综合公共广播电视和商业广播电视）。点的大小表示广播电视产业的规模（人均营业收入）；点的位置表示广播电视系统的收入结构，这种位置是由公共、国营和商业的比重决定的。[5]

上面这种分析各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方式是很值得参考的，但是他们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国为按其分类标准，从其资金来源看中国广播电视不能属于国营广播电视，而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中国所有电视台的盈利模式来看，中国只有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而无一家公共广播电视频道。

中央电视台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是来自公众的收视费，而是来自广告。“据统计，目前国内各电视台95%左右的收入来自广告。例如，中央电视台2000年总收入为57.4亿元，其中广告收入为53.6亿元，占总收入的93%以上。”[6]可以看出，中国公共广播电视缺位。所以，中央电视台现在的盈利模式实际上已经是商业电视。但与此同时，它在内容管理和主要行政人员的任命上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它的资产性质还是国有性质。所以它又是国营电视。

北京广播学院研究员郭镇之指出“商业电视是指经营方法，与所有权不一定挂钩，它并不一定是私营电视；商营也不一定意味着不受政府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电视台正是一个接受政府控制的国营商业电视台。”[7]“如果不是从机构的名称、而是从经营的实质上看问题，中国电视的商业化程度（不是指收入的多寡）不仅大大超过欧洲国家，甚至可以傲视北美。如果仅仅从经济来源上看，则中央电视台是完全的商业电视台。”[8]

三、中国公共电视频道存在的必要必性

1、从传媒经济的舆论属性来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存在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

传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舆论经济，它的经济价值除了自身行业所经营的价值外，还在于它对其它行业的影响而产生的价值。要衡量作为舆论经济“火车头”的传媒的价值，我们不能仅仅从其自身行业的产出去衡量，而且还要从传媒产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近年来的传媒产业化的呼声和及其改革方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思维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就发现了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迫切性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传媒行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其强大的推动力量正是来自于传媒产业本身作为舆论宣传机构的行业特殊属性。正如可以发行免费报纸，然后通过广告来巨额获利的道理一样，如果国家拥有公共广播电视频道，虽然自身部门所产生的经济产出不大，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舆论价值，所提供的信息公开以及社会教化等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向民主化、信息化以及由此而带动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则是难以估量的。许多发达的欧洲国家都设有这种广播电视频道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

2、广电改革过程中产业化不是我们的归宿，如何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才是我们的归宿。

近年来，中国有关传媒产业化探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似乎中国广电目前最大的弊病就是产业化的程并不够，广电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就此问题，我们认为，如果就广电产业向市场化程度发展来说，目前广电产业化的探讨是很必要的，而且还有必要让此探讨更加激烈一些，但是广电这个行业和其它行业还是不太一样的，毕竟它是有意识形态属性的东西。广电传媒完全商业化对中国的广电产业未毕就是一件好事。

传媒经营的收入可以多元化，而不能仅仅依赖于广告。经费来源依赖于广告，传媒难免陷于被广告商控制的被动境地。另外，长期依赖于广告，会使传媒的生产能力陷于平庸。传媒若能生产出来很优秀的产品，完全可以用销售产品来赚钱吗？想想看，广告费最终还是要人民来为它买单的。产品有了广告费，那么它就有需要增大其投入的产品成本，那么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而资金最却是流入到了媒体和广告商的手中。而更可怕的是在此过程中传媒被商家和政客所左右了。中国当前的许多贪官和商业受贿案为什么总是在案子破了之后才会被媒体所报道的主要原因就是，媒体控制过于严格，公共传媒频道的缺失，信息公开度不够，信息传播渠道不畅。(具体表现笔者曾在论文<<试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9]一文已详述。)

3、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

众所周知美国广电传媒业的市场化程度是很高，而且其产业规模也很大。我们认为，中国近年的传媒产业化改革有倾美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传媒产业化改革过程中似乎一直对美国很是关注，而且人们谈起中国传媒产业化的不足时总喜欢将中国的传媒产业和美国传媒的市场规模加以比较。这里仅举三例。

“美国电视业每年的广告收入高达520亿美元，而中国电视广告年收入仅200亿元。到2010年，中国媒介广告总额预计将达2000亿元，其中电视广告收入接近800亿元”[10]。

“1991-2000年10年间，中国传媒广告营业收入年均增长39.73%，2000年广告营业收入712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8%，其中电视广告营业额168.91亿元，较上年上升8.17%，占全国总营业额的23.70%。但人均7美元的中国广告费与人均16.5美元和500美元的世界人均和美国人均广告费相比，中国广播电视广告仍有较大发展潜力。”[11]

“但2000年整个中国电视业一年的收入尚不及美国维亚康姆旗下一个频道的收入，2000年，维亚康姆旗下MTV音乐频道年收入50亿美元，根据《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统计，当年，中国电视业广告营业额不足200亿元。中国传媒业如此微薄的收入分摊在单个媒体上就微乎其微了。”[12]

当然，这种比较可以从数量上比较出中美传媒势力存在的巨大差距，也为中国传媒产业的进一步商业化提供了强大的论据，尤其是开拓广告市场。那么传媒产业产值的不足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无必然联系呢。是不是传媒商业产值不高就意味着传媒不能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呢？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没有广告费[13]，这是否可以说明日本的电视台就不能很好为日本人民服务呢？恐怕不能。谁又能说欧洲的传媒和美国的传媒相比，其为公众服务的力度远不及美国呢？传媒商业化特征与其为老百姓服质量不存在正比例关系。

另外，中国传媒产业总额偏小这与中国传媒产业化的程度不高有关系，但这更主要的是与中国整体国民经济的收入有很大的关系。毕竟中美两国的GDP收入本来就差距很大，中国人整体还很贫穷。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它对广播电视产业的消费之间有相互关系。”[14]所以，不能将所有问题的原因都归结到中国传媒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这一点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广电传媒改革不仅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更应向西欧学习其先进的经营理念。美国是很富强，但是其商业化太浓。西欧长期以来所倡导的公共领域在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方面更具有借鉴意义。似乎西欧的人民生活质量更高一些。就广电产业来说，西欧的这种制度更可以保证人民的言论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可以保证媒介集团较少地受到商业集团和社会政治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觉得中国的传媒产业改革更需解决的问题是要建立公共电视频道的问题，即建立货真价实的公共电视频道，而不是现在所谓的那种大杂刽式的公共电视频道。

4、保证公共话语承载平台的需要，防止传媒被商家和政客左右，是促进社会教化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需要。

这与我们建设的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关于公共广播电视此方面的功能，已有多人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四、建立中国公共电视频道的对策初探

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应走向成立国营广播电视频道、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和商营广播电视频道共存的局面。而不是当前很多学者提出将媒体划分为两类进行改革的双规制。(参见李良荣2004)本文主要探讨成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对策。

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整体水平不高，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不付费看电视的习惯，使得要普通大众为公共电视买单很难。另外，近年来中国媒体都偿到了以广告为其主要收入的盈利模式的甜头，要其放下手中的广告费，去一点一点向普通大众收取收视费，甚至收取只有其广告费用的一一小部分是有难度的。当然，在存在巨大困难的同时，建立中国公共广播电视频道也存在着机遇。那就是中央建立和谐社会的相关政策的支持，广电数字化的支持，我国原有的公有广播电视体制和国外的先进经验。

1、政策支持：建立和谐社会党的政策的大力支持

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要建立和谐社会，首先得驱除不合协的因素，形成保障和谐社会井然有序开展的制度。这就要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与发言权。对于传媒产业来说，就是要改正传媒产业中不合理因素，让其能更好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如何服务？是要不断的商业化，不断地扩大广告份额，还是先进一步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积极性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的水平，为“大社会、小政府”以及“公共服务性”社会转变呢？显然，后者更能体现党执政为民的思想。

2、数字技术为中国发展公共电视频道提供了新机遇

随着2003年已经启动的广播电视数字化的推进，中国将在2005年开展数字卫星直播业务，2008年全面推广地面数字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电视播出，实现数字广播电视有线、卫星和无线的全国覆盖。虽然数字与模拟只是传输方式的不同，似乎与发展公共广播电视没有关系。但是在客观上，数字化电视的推广正在为建立公共广播电视频道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前中国数字化电视推广过程中，提出数字电视比模拟电视优越的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广告。这本身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因为数字存储技术可让受众选择在什么时间存储自己喜欢看的节目而跳过广告。另外，现在在数字电视推行过程中所采取接入收视费用的方式对于今后形成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具有奠基作用。公众可以用自己手中交收视费的钱直接向电视播出机构投票，以表示其对电视节目的喜欢程度。这种收费方式和日本、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收费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公共电视频道为了保持其客观中立的立场而使其资金来源不依赖广告，不受商业集团的控制。所以，我们认为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频道提供了新的可行性机遇。希望在数字电视推广完毕以后，广电机构不要再反过来重新收取广告费用。若能这样，中国开设公共广播电视便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3、向国外借鉴经验，比如日本和德国等

公共广播电视频道的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资金和内容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以数字化电视的推广为契机，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方式。但是坚决反对其中播放广告。而且严禁播放任何形式的广告应成为公共广播电视与非公共广播电视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其资金来源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政府资金支持，社会捐赠、节目销售、收视费等。其节目播放的内容应以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教育类节目为主。具体内容相关论述已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陈积银《试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载《中国东西部传媒经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7月第一版第447-463页

2、金冠军郑涵《论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公共模式》载《全球化视野：

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92页

3、郭镇之《90年代后期欧洲公共广播业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1.2

4、时雪莹《现代电视媒体经营策略初探——以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为例》，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5、陆地《中国的公共频道离公共电视有多远？》，《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6、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7、谢春霖《关于公共频道的几点思考》

8、孙玉胜《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9、郭镇之《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

10、唐润华《外国传媒集团在中国发展现状分析》

11、郑新安《境外电视中国生存谋略》传媒品牌网

12、王正伦《中国电视传媒业攻略》载《香港经济导报》转引自(我写新闻传媒资讯网)

13、张莉霞《政府拨款不多企业赞助不收日本最大电视台没有广告》载《环球时报》2004年12月27日第14版

14、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

《现代传播》2003年第4期

注释：

1、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2]金冠军郑涵《论当代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公共模式》载《全球化视野：传媒产业经济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第392页

[3]谢春霖《关于公共频道的几点思考》

[4]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5]ManfredKops何勇编译《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

[6]孙玉胜《电视盈利模式的错位》《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

[7]郭镇之《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

[8]郭镇之《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l

[9]陈积银，《试论我国传媒体制改革》载《中国东西部传媒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7月第447-463页

[10]唐润华《外国传媒集团在中国发展现状分析》

[11]郑新安《境外电视中国生存谋略》传媒品牌网

[12]王正伦《中国电视传媒业攻略》《香港经济导报》转引自我写新闻传媒资讯网

公共广播范文篇10

[关键词]

欧洲理事会；欧盟；跨国广播电视；公共广播电视

欧洲国家众多，广播电视业发达。为促进泛欧框架下广播电视业的发展，欧洲理事会与欧盟一直致力于跨国广播电视与公共广播电视领域的立法规范工作，并且卓有成效。

一、欧洲广播电视法规及其变化

1989年5月，欧理会制定了《欧洲跨国广播电视协议》。协议规定各国不得妨碍跨国广播电视，提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实行反驳权制度、播出欧洲制作的节目等原则。其中要求成员国用半数以上的时间播放欧洲制作的节目。该组织还专门成立了“跨国电视常设委员会”，作为成员国之间进行协调并监督协议执行的常设机构。其实，协议中的规定仍处于各国讨论之中，直至同年10月，当时的欧共体十二国颁布《无国界电视指导原则》，才将协议中规定的上述原则确定下来。指导原则中关于节目播出的标准最为突出，即要求各国电视节目总量中应保证“欧洲作品”(即欧洲制作的节目)最少不得低于50％(不含新闻、体育、广告、电视购物等节目)；而且10％以上的节目时间或节目预算属于独立制作人制作的欧洲节目。另外，还对节目赞助与广告也有相应的规定。欧共体也设立了一个联络小组，在各成员国与欧共体之间就指导原则实施方面的问题与意见进行交流，以保证其顺利实施。指导原则于1991年10月生效，至1993年底，欧盟所属国家已全部通过此项立法，而上述协议则于1993年5月才正式生效。

《欧洲跨国广播电视协议》只适用于跨国广播电视及其节目流通，对各国国内广播电视并无制约作用。《无国界电视指导原则》所规定的节目与广告标准既适用于欧盟成员国国内广播电视，也适用于欧盟国家之间的跨国广播电视。显然，后者的约束力强于前者。因此，指导原则真正在欧共体范围内为欧洲跨国广播电视规定了具体标准。

跨国广播电视还涉及作品著作权、邻接权等权利及其经济利益等问题。起初，各国对此各执己见，颇有分歧。欧盟委员会于1993年9月制定了《关于调整卫星广播及有线系统转播中著作权及相关诸权利处置规则的指导原则》，1995年1月生效。1994年，欧理会通过了《邻接权宣言》与《关于跨国卫星广播中著作权及邻接权诸问题的欧洲协议》。这些文件在保护跨国广播电视作品著作权、邻接权等权利的同时，不妨碍新传播技术的利用，保证跨国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与接收，为跨国广播电视协议与指导原则的有效实施与修改提供了法律支持。1997年7月，欧盟委员会与各成员国广播电视的立法与行政部门互相协调，修订其1989年指导原则。新指导原则详细规定了国家管辖广播电视服务的具体标准，继续执行欧洲节目配额制，但允许各国在执行时保留一定的灵活性。原则将“欧洲作品”推广至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合制的节目，并对“独立制作人”如何更容易更有效地帮助各国执行原则中的标准重新作了规定。欧理会为完善1989年协议的内容，并与已经修改的《无国界电视指导原则》相一致，也于1998年9月修改了原有协议。其中对广播者、广告等概念重新进行界定，对答辩权、公众获取信息权、广告及电视购物等内容重新作了表述，着重增强协议执行的操作性。修改后的协议与指导原则在目的与内容上相辅相成。

2001年11月，欧理会通过关于音像遗产保护的协议及议定书。2002年1月，欧理会还成立了名为“未来欧洲跨国电视协议”的专家组，讨论该协议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广播电视环境。相信欧理会与欧盟将会有更新的广播电视管理规范出台。

在公共广播电视方面，欧理会曾于1994年在布拉格召开会议，主要讨论“新闻自由与人权”和“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未来”两个议题。此次会议之后，欧理会通过了“保证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独立”的决议，旨在消除政府对广播电视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一些咨询建议。布拉格会议标志着欧理会在东欧剧变之后开始从新的泛欧角度重新规划欧洲的公共服务广播电视业。①在1999年1月促进媒介多元化的建议中，欧理会强调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应该体现社会不同阶层的呼声与利益，并在节目中反映出来，要求各成员国保证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编辑独立与组织自主权，在运作与资金方面确保公共广播电视实现其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各国应根据传媒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状况适当调整相关政策法规，有效保障媒体多元性。2000年6月，欧理会40个成员国召开以“未来的媒体政策”为主题的部长级会议。会议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传播网络化时代，欧洲传媒应反映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保持私营媒体与公共媒体机构的运作平衡。与会者批评了媒体集中及其趋利取向，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在欧洲社会民主、经济、文化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②12月，部长代表会议颁布《文化多样性宣言》，重申公共服务广播电视对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

欧盟对公共广播电视机制也给予肯定与认同。1996年9月，欧盟议会决议指出：“欧洲的媒体政策在成员国内以及在欧洲大的范围内都应该大力支持公共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在公共广播电视事业中引入竞争机制时，应充分考虑到广播电视在达成欧盟其他目标方面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次年6月，欧盟委员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共广播电视事业问题的议定书，并成为欧洲共同体条约的一部分。议定书规定，将在不侵犯每个成员国权限的前提下，为公共广播电视机构提供资金。这笔资金是给予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用于完成每个成员国具有公共服务价值的事项。议定书中还阐明了各成员国的权能；建立和组织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确定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社会价值；等等。这是欧盟立宪机构第一次明确承认公共广播电视的作用。③1998年，欧盟委员会还通过一项所谓“媒介融合”时期广播电视法制的绿皮书，认为有必要深入讨论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机构应承担的公共利益的内容，并检验其在市场竞争中提供公共服务的程度。④这些规定为欧洲各国维护公共广播电视事业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欧理会与欧盟的目标

欧理会与欧盟十分重视欧洲范围内广播电视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完善工作，主要是因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的传播技术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大众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卫星电视传输技术的普及与革新，使广播电视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欧洲国家众多，经济发达，电视信号的跨国溢出与接收和各国广播电视业密切相关。90年代以后，数字信息压缩与传输技术同网络服务又成为时代宠儿，为开发新的频道提供了技术前提。这使得欧洲广播电视迫切需要制定共同标准，消除原有规定因技术进步而引起的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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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默多克进军欧洲以后，欧洲各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抵制美国影视业的大举入侵。美国影视业一直是其对欧盟出口中的第二大创汇产业，这不仅严重阻碍欧洲广播电视业的发展，也使欧洲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另外，欧洲广播电视内部市场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电台电视台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媒体并购变化无常，各国之间的广播电视纠纷也时有发生。1996年，欧洲法院判定瑞典不得禁止欧盟其他国家针对儿童的广播电视广告；欧盟还要求法国允许播放含有酒类广告的体育电视节目。*这促使欧理会与欧盟对协议和指导原则进行修改，尽量减少欧洲各国在跨国广播电视方面的磨擦，从而达到互惠互利。

第三，私营化浪潮方兴未艾。当前广播电视业私营化的规模与势头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广播电视业的生存环境，再若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其资金与经营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私营化浪潮与美国影视业的大举入侵，同时还使欧洲原有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维护公共广播电视业的生存及其作用，增强“欧洲意识”，成为理事会与欧盟在跨国广播电视与公共广播电视领域的重要任务。

在一体化与信息化程度不断深入的欧洲，这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着欧洲广播电视法制的完善。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欧理会与欧盟力图通过这些广播电视法规达到以下两个目标：

一、构建欧洲信息与思想自由交流平台，推广“欧洲意识”。《欧洲跨国广播电视协议》与《电视无国界指导原则》充分体现了《欧洲人权公约》与欧洲《表达与信息自由宣言》中的相关规定，⑥在欧洲各国共同，遵守的标准之上，鼓励利用新技术、新方式进行广播电视节目的自由流通，促进信息与思想的自由交流。扶植公共广播电视业，继续发挥其促进欧洲政治民主化与文化多元化，维护与发扬欧洲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功能。

中、东欧国家在90年代初经历了政治体制剧变之后，广播电视业也开始转型，它们在跨国广播电视与公共广播电视方面也面临着同西欧各国一样的问题。目前，欧理会与欧盟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就集中在如何使这些地区原来国有广播电视机构转变为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并趁此机会将协议与指导原则等法规中的规定推广到这些国家。

二、建立欧洲广播电视业的统一市场，与美国抗衡。欧洲各国通过协议与指导原则中有关节目与广告内容的标准，遵守共同的著作权与邻接权等相关规定，逐步统一欧洲范围内的广播电视立法规范；通过保护欧洲作品扶持欧洲影视业的发展，将广播电视业纳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轨道，最终建立欧洲广播电视业统一市场，增强整体竞争力，扭转美国影视产业在欧洲独占鳌头的局面。

协议与指导原则生效以后，美国对“欧洲作品”及其制作的规定十分不满。在1993年前后进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极力推崇包括影视及文化产业在内的“自由贸易”原则。以法国为主的欧盟国家则针锋相对，一再强调要将文化产品排除于谈判范围之外，并最终取得胜利。欧盟坚持“欧洲作品”标准的规定，成为缓解美国影视业在欧洲入侵程度的杀手锏。

欧洲的共同目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从1993年至2002年4月，已有23个欧理会成员国和一个非成员国先后执行《欧洲跨国广播电视协议》，另外，还有11个成员国已经签署该项协议。但是，各国在执行欧理会与欧盟法规规定，尤其是欧洲节目的配额标准方面很难统一，而且差距甚远。欧盟委员会对指导原则的执行情况做过调查。在1994年第二次调查中，抽查欧洲各国频道148个，只有91个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符合规定，其余均未达到规定要求，其中英国未达标的卫星与有线电视频道就有21个之多。⑦法国与德国为维护各自民族文化，也主要是为了抵制美国影视业的入侵，在达标比例上大大高于其它欧洲国家。法国规定：公营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中，60％应为欧洲视听节目，40％须为原版法语视听节目。公营电视台还应制作17％的原版法语视听节目，并将每年净营业额的16％用于独立制作。私营电视台必须严守职业道德、信息多元化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原则。在节目播放中，也应遵循公营电视台的标准，并将每年净营业额的15％用于制作原版法语作品。⑧德国主要电视频道播出的欧洲节目比例比法国还要高，将近70％。至1997—1998年度，“欧洲作品’’达标率基本令人满意，大多数欧盟国家对节目播出的规定均高于欧盟所制定的标准，而且大部分电视频道欧洲内容的节目比例超过半数，从53．3％到81．7％不等。但仍有一些国家难以达标，其中葡萄牙的达标率最低，仅为43％。⑨此外，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欧洲一些新的专业频道和特殊利益频道难以实现欧盟所制定的标准。

各国同时也努力在传媒商业化浪潮中继续扶持公共广播电视业。1994年，英国通过了《英国广播公司的未来》白皮书，在注重商业运作的同时，仍然确立英国广播公司的核心地位。次年11月，英国政府颁布新的特许状和协议，其有效期至2006年底。与此同时，政府还对英国广播公司进行机构调整，力求提高工作效率。德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地位与功能由联邦法院确认，法院要求各级立法机构应对公共广播电视的组织与资金问题作出有利的规定，以便增强其与商业广播电视的竞争能力。同时，各州政府还对电视电影业提供政府补贴，鼓励与美国影视业的竞争。法国最高视听委员会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广播电视管理机构，但其权威性实际上使它成为一个政府部门，该机构成立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执法队伍，对所有电视机构播出的节目进行监督，加强电视中公共利益的维护力度。

欧理会成员国远远多于欧盟，作为一个泛欧组织，其工作重心在于促进欧洲社会的民主进程，对泛欧广播电视的立法管理自然侧重于政治与文化方面。欧盟从成立之日起，积极推动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因而在广播电视法规方面多从消费者服务、竞争与投资保护等经济角度出发。”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了一种全方位的法规管理框架。它们制定或修改的各项政策法规，有利于统一与协调欧洲广播电视业的技术标准，为欧洲广播电视统一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欧理会与欧盟在应对公私营广播电视体制的冲突与美国影视业的冲击中，立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在新闻出版、影视文化领域必将向国外开放，与世界接轨。作为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国家，中国有必要借鉴并学习欧洲的一些方法，保护本国的经济与文化利益。

注释：

①AmediapolicyfortomorrowfiftyyearsOfmediapolicyintheCouncilofEurope—areview，http：//www．humanrights．coe．int．

②《欧委会召开“未来的媒体政策”会议》，《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0年第10期，第40页。

③[德]卡尔—欧根·埃贝莱《欧洲政策背景下的公共广播电视业》，（世界广播电视参考），2000年第5期，第3—6页。

④《欧盟研讨媒介融合时代的法制)，（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9年第5期，第30页。

⑤[美]爱德华·赫尔曼、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甄春亮等译：（全球媒体：全球资本主义的新传教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53页。

⑥《欧洲人权公约》第l0条规定：“人人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应包括保持主张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机关干预和不分国界的情况下，接受并传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表达与信息自由宣言》也强调不分国界表达思想与接收信息的自由。

⑦[德]伯思·兰格：《卫星电视与欧洲统一电视市场》，《世界广播电视参考》，1997年第7期，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