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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立法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08:47:02

反垄断立法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1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

⒈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以此标准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设立行政公司四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与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类。学界之所以对行政垄断的分类如此五花八门,是因为现实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太过复杂,再加上虽以垄断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标准,但缺乏分类的具体依据。根据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地区封锁。又称地方贸易壁垒或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⑵部门垄断;⑶强制交易;⑷强制联合限制竞争;⑸设立行政公司。

⒉以行政垄断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为标准。据此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具体行政垄断与抽象行政垄断。实际上这种分类是根据行政法学上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而来的。具体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是某一具体的经营者。而抽象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以制定和规章、决定、命令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不是特定的,而非具体的某一类经营者。

⒊以行政垄断是否是行政机关主动为之为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作为的行政垄断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此种分类也是依据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分类而来的。作为的行政垄断是行政工体主动设置市场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主要是指负有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职责的行政主体,对于所辖区域内存在的妨碍竞争的市场壁垒不予消除的行政垄断。

⒋以行政垄断是否合法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合法的行政垄断和不合法的行政垄断。合法的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然垄断、特种行业垄断、国家指定专营以及国家垄断等,由于这些垄断一般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具有有利性和合法性,当成为法律规制的除外情形,而非法行政垄断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

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及其法益目标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反垄断立法最早出现于美国,1890年公布的《谢尔曼法》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律。在对反垄断法进行界定时,美国称它是“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价格歧视、价格固定和垄断的联邦和州的立法”;[5](p95)德国将反垄断法称为是规制“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企业或企业协会之间通过订立合同或协议,影响商品或劳务的市场情况的行为”的法律。徐士英认为,“理论上讲,反垄断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反垄断法不仅指反对垄断(包括独占垄断和寡占垄断)的法律,还指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狭义的反垄断法只是指反对垄断的法律。[6](p57)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当作广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将其定义为:国家为维持市场竞争格局而规定的禁止市场垄断结构和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

由上述反垄断法的定义界定,我们当可以概括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克服竞争与社会利益不统一性等消极影响,打击垄断行为,消除由垄断行为造成的垄断状态,并对自然垄断和必然垄断造成的垄断状态加以限制和规范,在维护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的“竞争性”,确保竞争长期健康有序地发展。

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即是反垄断立法所欲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反映了法律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和宗旨,同时又是对法律制度设计下达的最高指令,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⒈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竞争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通过反垄断立法,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⒉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法治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并进而对经济和政冶民主产生现实性的影响。

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保持市场主体的平等利独立,实现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通过反垄断立法,打击行政垄断对于维护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意义重大。

(三)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行政垄断应由什么法律来进行规制,在学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之中。王家福先生即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内容“既要反对经济垄断,也要反对行政垄断”。[7]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前述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表现形式及构成要件结合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来看,行政垄断理所当然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而在我国更应作为规制的重点对象。这也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如乌克兰《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六条特意对行政性歧视行为做出了列举性规定。所需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垄断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其特有的行政性,禁止和最终解决行政垄断的措施也应是多渠道的。除本文着重论及的当为最重要途径的反垄断法规制外,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也当为法律规制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是有学者所认为的《行政许可法》当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重点。[8]

三、行政垄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一)行政垄断的认定

⒈主体要件。所谓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即指行政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或曰该行政垄断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者。判断行政垄断主体的标准为其是否滥用行政权力去限制或排除(排斥)竞争而不在其身份是否为行政机关抑或企事业单位。因此,如前所述,行政垄断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其中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而授权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被授权行使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⒉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的客观外在表现,分为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两个方面。亦即行政垄断的主体实施了什么行为,该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行政垄断的行为要件应是特定的行为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即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做出,也可通过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做出。行政垄断结果要件是行政垄断导致的对一定交易领域内市场竞争的实质限制,所谓“一定交易领域”即“成立了竞争关系的市场”,而所谓的“实质性限制竞争”是指“几乎不可能期待有效的竞争状态”。[9](p207)

在行政垄断构成要件中,主观过错往往包含于行为之中,往往表现为故意,其侵犯的客体自然是法律所保护的而为行为人所侵害的竞争秩序,对此笔者无需赘述。

(二)行政垄断的主管机关

为确保反垄断法执行的有效性,各国无不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严密、精心的设计,形成了目前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基本一致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纵观这些设置模式,概括而言都体现以下几个特点:如级别设置的高规格性与执法机关权力刚性,从而保证执法机关具有足够的威慑力;执法活动的独立性,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与有效;执法队伍的权威性,从而保证执法的科学与准确。同时为确保执法机构的稳定和执法人员的权利保障,许多国家都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官员以特殊的待遇,如终身制或连任制,非因反垄断执法人员自身的违法行为不得免职等。我国虽然至今尚没有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但已有些反垄断的法律、法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目前对行政垄断有管辖权的或者是同级或上级国家机关,或者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让隶属于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反对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0]而让同级或上级机关来反对行政垄断又会陷入自己监督自己的窘境。同时其权威性也颇让人怀疑。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设置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在具体设计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⒈科学合理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首先服从于有效履行法律赋予他使命的需要,保证具有足够高的地位、足够大的权力与足够强的能力承担起反垄断的任务;另外还应适当考虑中国现行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布局因素,尽量减少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而对现行权力结构造成重大的冲击。

⒉独立权威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保持独立性,具有权威性是该机构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反垄断法的意义所在。因此,对于该机构级别的定位、权力的安排组织的设置、人员的构成、经费的保障和执法程序的设计和执法的效力的确定都须围绕保证该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展开。

⒊精干效率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设置都必须符合精干与效率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的宏观性、全局性更应当强调这一机构精干效率的要求。因此,按现行的政府组织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做法必须改变:在组成人员的进出条件和程序上,必须强调专业性、专门性和相对稳定性;机构编制的规模要适当,既要严格限制机构内核心人员的职位数,又要确保一般工作人员的数量。

在此原则下,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创设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反垄断执行机构,可称为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是国务院领导的下负责执行反垄断职能的部门,同时除中央设立的反垄断委员会外,地方上可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不受现行行政区域的限制,不再层层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具有检查监督权、调查取证权、审核批准权、命令禁止权、案件裁决权、行政处罚权等。

(三)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对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不严厉,可以说这是行政垄断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有效地遏制行政垄断,应确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方面来设置。

⒈民事责任。法律应明确行政垄断受害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获得相应民事损害赔偿。如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额度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的利润。受害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度为侵害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受害人因调查及诉讼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⒉行政责任。法律明确规定反垄断机构有权做出行政决定,对当事人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行处罚包括对违反强制购买、地区垄断、部门垄断、强制联合等限制行政排除(排斥)竞争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可以禁令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行政处分;对涉嫌行为进行调查时,受调查者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或者拒不提供有关财册、文件等资料或证物;或者转移被查封、扣押有关违法物品或者证据的,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处以罚款;反垄断主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法保密义务,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务员的责任。反垄断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⒊刑事责任。与前述两种法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设置的无争议性不同,反垄断法是否要设置刑事责任,则在学界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邵建尔教授通过从垄断行为是否具有“应刑罚性”的角度分析认为无论是从行政垄断的危害来看还是国际相关立法模式来看,我国反垄断法都应当设置刑事责任”。[11]并且除了规定对行政垄断主体中公务员的刑事责任外,还应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这实际上可以在现行《刑法》第31条中找到依据,此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对单位可以处以罚金,对直接负责人员处以刑罚,单位犯罪主体中理应包含行政垄断主体,因此,对行政垄断主体的刑事责任也可采用双罚制原则。

【参考文献】

[1]王保树.经济法律概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2][6]徐士英.竞争法论[M].世界图书出版社,2003.

[3]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1997,(4).

[4]郭宗杰.关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律定义与具体规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5]布莱克法律大词典[M].westpublishingCo,1990.

[7]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J].中国法学,2001,(1).

[8]邹钧.试论行政垄断——兼评《行政许可法》对反垄断的重大意义[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9](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2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

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及其法益目标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二)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

(三)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三、行政垄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一)行政垄断的认定

(二)行政垄断的主管机关

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设置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在具体设计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三)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王保树.经济法律概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2][6]徐士英.竞争法论[M].世界图书出版社,2003.

[3]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1997,(4).

[4]郭宗杰.关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律定义与具体规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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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J].中国法学,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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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10]曹胜亮.论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J].法学杂志,2005,(2).

[11]邵建东.我国反垄断法应当设置刑事制裁制度[J].南京大学校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4).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3

中国目前尚无一部专门的反垄断法。但是，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作出一系列法律规范，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法规、规章之中，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相关的《价格法》、《招标投标法》、《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它们涉及到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卡特尔（限制竞争协议）和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等方面。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是不系统和零乱的，但表明中国的竞争法规范已具有雏形或者说已经初步形成。根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要求，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负责起草《反垄断法》草案。下面我就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有关问题作一介绍。

一、关于垄断的界定

如何界定垄断是中国反垄断立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它关系到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对垄断的定义，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中，垄断的定义都是指经济性垄断，我国的立法应与国际惯例接轨。行政性垄断是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问题，可通过在适用范围中增加相关规定加以解决，不必给垄断自制一个新的定义。另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性垄断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垄断形式，送审稿中也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进行了规制。因此，垄断的定义应既涵盖经济性垄断也涵盖行政性垄断。同时，对于定义的方式，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采取形式逻辑的定义，例如刑法关于犯罪的定义，民法通则关于民法的定义，合同法关于合同的定义等，以实现法律概念的明确、清晰、具体和可操作性。另一种意见认为，可采取经验的方法，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的垄断形式加以概括，结合中国国情用列举方法表明法律对垄断的禁止态度。

我认为，对垄断进行定义，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世界各国现行反垄断法，对垄断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而导致中国立法客观上缺乏可参考借鉴的权威样板；二是垄断概念的形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美国以反托拉斯为代表，德国以反卡特尔为代表，日本以反私人垄断为代表，中国则以反行政垄断为特色，一般不易模仿，也不易搬用；三是垄断涵盖的内容，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各国立法者及反垄断执法者，往往将规模经济、经济情势和世界贸易中的市场份额等因素纳入垄断认定的视野，也在客观上使垄断定义因国家不同而不同，甚至一个国家内也会因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四是引进外来的规则、制度，必须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

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尽量与大多数国家反垄断法对垄断的定义保持一致，中国反垄断法对垄断的中国反垄断立法的现状与问题定义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过度集中和滥用行政权力等方式导致的排除或限制竞争，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权益，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二、关于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

科学、合理地界定中国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是反垄断立法的重点和难点之一。对此问题，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反垄断法是否应适用于所有垄断，包括经济性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二是对那些涉及自然垄断、公共利益的行业或者领域如铁路运输、电信、电力、煤气、供水等是否予以豁免，以避免社会资源浪费，即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三是反垄断法是否具有域外效力。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并借鉴有关国家的立法经验，反垄断法首先应将国家机关滥用权力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性垄断包含在调整范围之内。其次，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小适用除外的范围是各国反垄断法发展的一种趋势。例如，公用事业（含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传统上被认为是自然垄断行业，豁免适用反垄断法。但近年来，许多国家在这些行业引入竞争机制，放松管制，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同时限定这些行业适用除外的行为范围，即并非自然垄断行业中的所有行为都适用除外，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同样要适用反垄断法。对这些应当列入竞争的行业，如果在立法中仍将其作为反垄断的例外，就有可能使这些领域继续缺乏竞争而贻误迅速发展的良机。最后，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赋予反垄断法域外效力已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因此，中国反垄断立法既要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所规制的经济垄断和自然垄断纳入调整范围，也要将中国转轨时期特有的行政性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同时，为了适应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还应当对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作出明确规定。

三、关于垄断协议

禁止垄断协议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简单地说，这种协议是指企业间订立的能够导致限制或者排除竞争的协议。垄断协议的核心是共谋，不论其有无书面形式。因此，协议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包括限制竞争的协调性行为，即当事人虽然没有明确地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但是他们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彼此心照不宣地协调其市场行为。垄断协议削弱了市场主体间的竞争和市场经济的活力，在各种垄断行为中危害性较大，且实际发生的数量和执法机关查处的数量都远远高于其他垄断行为的数量，因此禁止垄断协议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

反垄断法并不是对所有的限制竞争协议都采取禁止的原则，根据协议对竞争的影响程度，它们基本上被分为两类。一类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凡是属于这个范畴的限制竞争协议，不管协议的具体情况如何，都被认为违法。它适用于对市场竞争有严重不利影响的行为，主要是价格卡特尔、生产数量卡特尔、分割销售市场的卡特尔等，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因此，中国反垄断立法中关于禁止垄断协议应对下列行为进行规制：确定、维持或者变更商品的价格、串通投标、限制商品的生产或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或者新设备、联合抵制市场交易等。

另一类则适用合理原则，凡是属于这一范畴的协议都应当进行个案审查，即根据它们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程度判断其是否具有违法性。对于虽限制竞争但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议给予豁免，是各国反垄断法的通行做法。因此，对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协议可以被依法豁免。如经营者为了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统一商品规格或者型号、共同研究开发商品或者市场的共同行为，中小企业为提高经营效率、增强竞争能力而进行的共同行为，经营者为适应市场变化，制止销售量严重下降或者生产明显过剩的共同行为，经营者为促进生产经营的合理化，分工协作进行专业化发展的共同行为。四、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对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规制，是各国反垄断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上，有两种不同的立法原则。一种是低度立法原则。反垄断法并不规制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只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了竞争，反垄断法才予以规制。如德国、韩国、波兰、匈牙利、台湾等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均采用低度立法，不规制市场支配地位，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另一种是高度立法原则。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本身也进行规制，即对达到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要强制解散，消除市场支配地位。或者达到市场支配地位后，应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如果执法机构认为该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了竞争或使竞争受到了削弱，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依法作出解散的决定。美国、日本以前实行高度立法原则，规定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即违法，即本身违法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也开始转向合理原则，即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当其滥用了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了竞争才违法。

从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看，反垄断立法逐渐集中在垄断行为上，相对淡化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看，规模经济发展不够，企业竞争力低，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发展大企业、大集团，鼓励发展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应顺应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的发展趋势，采取低度立法原则，规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不得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这样既可以防止出现垄断，促进竞争，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又可以促进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可防止规模经济形成后产生垄断，从而窒息竞争。

五、关于行政性垄断

行政性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行政性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同经济性垄断相比，行政性垄断具有以下特点：实施垄断的主体不同；实施垄断的方式不同；保护的直接对象不同；产生的条件不同；二者性质不同；危害性不同；承担法律责任主体不同；承担责任方式不同。行政性垄断行为的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手段主要是滥用行政权力，目的是保护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利益。由于有行政权力作后盾，这种行为较之经济性垄断更具危害性，且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规制、监管和惩处。

行政性垄断是中国反垄断立法的难点之一，对于反垄断法是否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性垄断的存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根源是体制问题，不是法律所能解决得了的，行政性垄断归根到底是一种滥用行政权的行为，应主要通过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所规范的垄断，都是指经济性垄断，没有行政性垄断一说。因此，反垄断法不应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反垄断法应当将行政性垄断作为规制的重点。虽然行政性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同经济垄断一样对竞争和消费者利益的危害非常大。行政性垄断扼杀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破坏经济发展活力，且容易导致腐败，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行政性垄断问题十分突出，反垄断法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应当对行政性垄断作出禁止性规定。

应当说，行政性垄断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一部反垄断法所能解决得了的。但是，行政性垄断与经济性垄断一样，都是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破坏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损害的是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行政性垄断具有转化为经济性垄断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当前行政性垄断现象极为严重，危害性极大，而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又缺乏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因而反垄断法不能对此视而不见。应当对行政性垄断作出禁止性规定。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十分重视反行政性垄断问题，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的反垄断立法都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六、关于企业集中的控制

在国外的反垄断立法中，企业集中是指企业兼并或经济力量集中。将企业兼并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十分必要，也非常重要。

一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兼并可以实现企业间的优化组合，同时也可能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增加市场进入壁垒，减少竞争者进入市场的机会，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美国《横向合并准则》对兼并可能产生的后果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市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企业存在，背后在价格、产量方面搞协调；二是如果一家企业规模很大，市场占有率达到35％以上，就有能力涨价，并减少生产数量。

二是从国际立法惯例看。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都对企业兼并作出规制。如美国的《克莱顿法》、德国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欧盟的《企业合并控制条例》、日本《禁止垄断法》、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等。俄罗斯、匈牙利、波兰等转轨国家反垄断法也对企业兼并作了明确规定。世界上只有香港地区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没有对企业合并作出规制。对企业兼并的控制是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之一，不规制兼并就不能有效遏制垄断。

三是从兼并和卡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关系看。首先，影响市场竞争的兼并和卡特尔产生的后果相同，而且兼并对市场的影响是长期的，没有理由只禁止卡特尔而不控制企业的兼并。其次，企业占有市场支配地位时，有控制产量、价格的垄断趋势，对其进行监督十分困难，与其事后采取分拆等方法进行补救，不如事先对其兼并行为进行控制。如对价格的管制成本很高，什么样的价格是合理的，政府很难断定，最好的方式就是引入竞争，从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企业兼并也会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阻碍、限制或消灭竞争，因此，应将企业兼并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

关于企业集中，一些部门、行业和企业表达了某种程度的担忧，认为反垄断法对企业集中的规制，应当与当前国有大企业或企业集团的结构调整相衔接，妥善处理两者关系。鉴于铁路、民航、核工业等行业的特殊性，这些行业应当暂不适用反垄断法对企业兼并的规定，或者在反垄断法中规定作为特殊审批的对象。

反垄断法对企业集中的控制，并不防碍规模经济的发展，相反，它有利于促进企业通过公平竞争尽快形成规模经济和提高竞争力。规模经济与反垄断实际上并不矛盾。首先，从企业规模经济的形成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除了少数公益性或带有自然垄断特点的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的规模经济是在反垄断法的保障下通过有效竞争实现的。其次，从反垄断法的内容看，各国反垄断法并不限制或禁止适度的企业规模或市场优势，而是反对、限制或禁止那些以其规模或市场优势来限制竞争、搞垄断并获取垄断利润、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和国民经济运行的行为。当然，有利于改善市场竞争条件，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企业集中，反垄断法应作出特殊批准的规定。

七、关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置

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应当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赋予其独立性和权威性。第二种意见是，不设立专门的执法机关，而由现有的有关行政机关各司其职，共同执法。可以设立反垄断委员会，作为议事机构，协调有关部门执法。第三种意见是，可对现有的行政机关依其职权进行确认，在其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反垄断执法。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4

[关键词]跨国并购垄断市场份额

一、跨国并购的基本性质分析

（一）、跨国并购的含义

并购(Mergers&Acquisition)一词包括兼并和收购(或购买)两层含义:。

兼并(Merge)指公司的吸收合并，即一公司将其他一个或数个公司并入本公司，使其失去法人资格的行为。是企业变更、终止的方式之一，也是企业竞争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在西方公司中，企业兼并可分为两类，即吸收兼并和创立兼并。

收购(Acquisition)意为获取，即一个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资产或股权，从而实现对该公司企业的实际控制的行为。有接管(或接收)企业管理权或所有权之意。按照其内容的不同，收购可分为资产收购和股份收购两类。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企业兼并和收购的经济意义是一致的，即都使市场力量、市场份额和市场竟争结构发生了变化，对经济发展也产生相同的效益，因为企业产权的经营管理权最终都控制在一个法人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国家通过把Mergers和Acquisition连在一起，统称M&A。我国企业兼并的涵义与M&A相似，兼指吸收合并与收购，1996年8月20日财政部的《企业兼并有关财务问题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兼并指一个企业通过购买等有偿方式取得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失去法人资格或虽保留法人资格但改变投资主体的一种行为。因此，在我国，我们通常把企业兼并和企业收购统称为企业并购。

跨国并购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基本含义是:一国企业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支付手段，将另一国企业的整个资产或足以行使经营控制权的股份收买下来，从而对另一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实际的或完全的控制行为。

（二）、跨国并购的类型及垄断性

企业并购通常可以分为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和混合并购三种形式。其中，横向并购是指生产相同或者相近似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合并；纵向并购是指生产相同产品，但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之间的合并；混合并购是指来自不同市场、声场不同产品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这三种形式的并购导致的垄断性分别表现在：:(l)横向合并，合并的结果将直接减少甚至完全消灭市场中的其他竞争者，从而导致市场上竞争者数目过少，集中度过高，最终形成独占，从而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受到威胁。

(2)纵向合并，其垄断性表现在合并发生后，没有参与合并的企业减少了交易的机会，而合并企业增加了对其他竞争者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3)混合合并情况下，一些大企业可能通过实施低价倾销的市场策略，将竞争对手逐出市场，同时使潜在的竞争者不敢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根据世界各国规制垄断行为的立法。

可见，跨国并购过程实际上是跨国公司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全球市场上资金和信息的流动，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的过程，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特别对处于经济转制时期的中国，利用跨国并购实现产业升级，引进外资，对促进国内企业发展有重要意义。但是，任何企业行为都具有外部性，跨国并购也不例外。如果没有配套的完善的法律制度、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实力比较强大的内资企业，跨国并购可能排挤民族产业，造成金融风险，威胁东道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最终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将跨国并购纳入本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统一进行调整已成为全球趋势。

二、欧美国家对跨国并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及实例分析

（一）美国的反垄断法律规制

美国可以说是反垄断法的起源地，国内反垄断立法十分完备。美国并购反垄断规制的法律体系由三部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法院积累而成的判例法以及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的《企业并购指南》(1968年1982年1988年1992年指南)构成。

《谢尔曼法》是反垄断的基本法，其对垄断的判断依据，一是按区域和产品划分的市场份额，如果某个企业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为80-90%；二是当事企业采取了某些掠夺性定价或者排他性行动。克雷顿法还限制削弱企业间竞争和形成垄断的产权交易，对从事交易活动或者对交易活动有影响的任何企业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获得其竞争对手的部分或全部权益或资产的行为进行规制。克雷顿法的处罚条款及其严厉。

对企业合并做出详细规定的是1968年出台的《合并准则》，对横向、纵向和混合合并进行规制，后来又于1984年对其修订。1992年推出新的《横向合并准则》，新准则在判断有无横向合并时，要求分析如下因素：合并是否明显导致市场集中；是否产生潜在的反竞争效果；是否影响充分的市场进入；能否获得合理的效益，而且该效益是当事人能通过合并获得的；是否为可免使当事人破产或被挤出市场的唯一途径。纵向合并主要考虑生产商的市场份额，销售商的市场份额，当前进入市场的条件等因素。混合合并主要考虑被兼并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及该企业是否为同类市场中最大的厂商之一等因素。美国法院判例法理论主要考察潜在的竞争、构筑防御措施、互惠交易等。

总体而言，美国对垄断的控制方式逐渐从严格的结构主义模式转向温和的行为主义模式。

（二）、欧共体国家的反垄断法与并购政策

欧共体国家的反垄断法有两个层次。一是由欧共体委员会制定的条约，主要是促进竞争的法规，例如《罗马条约》第85条禁止共谋，第86条禁止具有支配市场地位的企业滥用其支配力。另外，各国又有自己的反垄断法规。、

欧共体条约对合并问题没有具体规制，1989年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制定了《欧共体企业合并控制条例》，根据该条例，如果合并被视为对共同体或对共同体的一个重大部分具有影响，应当由欧共体委员会作出决定，是否批准合并。委员会是否批准合并，决定性因素是这个合并是否与共同体市场相协调。根据条例第2条第3款，一个合并如果可能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从而使共同体或者一个重大部分的有效竞争严重受到阻碍，该合并得被视为与共同体市场不协调。在欧共体委员会的实践中，要认定一个合并是否与共同体相协调，委员会首先要界定与合并相关的市场，然后判断合并后企业的市场地位。合并控制条例没有相关市场的概念，但委员会在其的1994年第3394号条例之附录中，对市场作了详细规定，规定合并后企业的市场势力应当从相关产品和相关地域市场两个方面来确定。对于合并后的企业是否由于合并能够在该市场上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委员会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参与合并的企业在相关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在实践中，绝大多数的市场支配地位产生于合并后企业的市场份额达到40-75%之间，如果超过70-75%，虽然不是绝对推断，但这些企业一般会被视为占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市场份额虽然是判断合并后企业市场地位的一个基本测度标准，但不是绝对和唯一的标准。其他因素包括合并后企业能否将多数竞争者排挤出市场，能否具有涨价能力，能否构成市场进入障碍等。

欧共体企业合并控制条例没有明确提及第三国企业的合并。但欧共体经社理事会的意见表明，如果第三国企业参与的合并能够对欧共体市场上的竞争造成不良影响，这些合并应当接受条例的管辖。条例的第一条第2款关于“对欧共体有影响的合并”的规定虽然不是一条冲突规范，因为通过这个条款不能完全解决涉及第三国企业合并的管辖权问题，但是，实践表明，在禁止或者限制第三国企业合并问题上，欧共体竞争法在域外使用方面接受了美国反垄断法的“效果原则”。

在共同体法律没有规定或者没有涉及到的领域情况下，成员国的国内反垄断法将发挥作用。一般来说成员国的法律都比共同体的法律更严格。（三）、实例分析——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案

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已经取得了大概64%份额，在全球的大型客机生产市场上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麦道公司是美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军用飞机制造企业，同时也生产大型民用客机。1996年底，波音公司用166亿美元兼并了麦道公司。在干线客机市场上，合并后的波音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商，而且是美国市场唯一的供应商，占美国国内市场的份额几乎达百分之百。在全世界的飞机制造业中，目前唯一可以与美国波音公司进行较量的是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空中客车在世界大型客机市场上大约占三分之一的份额。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可以加强波音公司在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对欧洲空中客车在大型客机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对于波音和麦道公司的合并，美国和欧共体委员会持有不同态度。

虽然合并后的公司占有美国市场百分之百的份额，但美国政府不仅没有阻止波音兼并麦道，而且利用政府采购等措施促成了这一兼并活动。其主要考虑的原因是：首先，民用干线飞机制造业是全球性寡占垄断行业，虽然波音公司在美国国内市场保持垄断，但在全球市场上受到来自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越来越强劲的挑战。面对空中客车公司的激烈竞争，波音与麦道的合并有利于维护美国的航空工业大国地位；其次，尽管美国只有波音公司一家干线民用飞机制造企业，但由于存在来自势均力敌的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波音公司不可能在开放的美国和世界市场上形成绝对垄断地位。如果波音滥用市场地位提高价格，就相当于把市场拱手让给空中客车。另外，鉴于麦道公司在美国军事工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国际民用客机市场失去了竞争力的现状，事实上除了波音公司外，其他任何飞机制造公司不可能也不愿意购买麦道公司。

相反，欧共体委员会认定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会增强波音公司在世界大型客机市场的支配地位，委员会认为波音和麦道的合并不利影响有三：一是合并后的波音公司不仅将其在民用客机市场上的份额从64%提高到70%，而且可以将其在大型客机制造业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小型客机市场。二是通过取得麦道公司，波音公司可以将其影响和势力扩大到所有与麦道公司有着交易关系的航空公司，甚至可以与他们订立长期的独家购买协议。三是随着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波音公司可将麦道公司在国防研究和开发领域取得的新技术用于飞机制造业，从而可以提高该公司的竞争潜力。鉴于此，欧共体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止这个合并。

为了使合并得到欧共体委员会的批准，波音公司按照委员会的愿望和要求作了一系列重大承诺，这些承诺均涉及世界大型客机市场的竞争结构，以抵消合并给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利影响。委员会对波音公司的承诺表示满意，最终批准了合并。（四）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立法发展趋势分析

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反垄断立法最为发达的国家，从他们的立法状况和实践情况我们可以得出对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的反垄断法律规制的一些发展趋向：

第一，垄断与否不是以单纯的市场占有率为判据，而是以是否限制竞争行为为主要依据。其有关并购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仍然是市场结构理论。两个体系都明确禁止损害竞争的并购行为，而与之相对应的并购准则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市场结构过度集中，保证市场上有足够多的企业进行竞争。美国1992年的横向竞争准则中已不再将市场占有率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是提供了多个相关因素予以分析。另外，美国立法中的细分市场，以及欧共体法律界定相关市场的有关规定，都说明了在是否判断是否构成垄断时，关键是分析合并行为是否损害了有效的市场竞争。从波音和麦道的合并案也可看出来，尽管合并后，波音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5％，但这是因淘汰麦道5％过时老产品市场而获得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对美国市场竞争造成损害。然而合并加强了波音在世界市场的支配地位，因而欧共体委员会要求其作出一系列与市场竞争力有关的承诺。

第二，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全球化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反垄断战略为，保持市场竞争，促进技术进步，反垄断是要继续坚持的，但是，对一个企业是否采取反垄断措施，采取怎么样的处罚措施，则要从全球竞争和国家利益着眼。其竞争政策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要保障境外的反竞争实践不损害其境内的企业和竞争或剥削消费者，另一方面要保障第三国市场上的反竞争实践不妨碍已经进入这些市场的该国企业。对于美国而言，波音有空中客车这样强劲的国际竞争对手，如果波音不与麦道合并，美国航空工业的整体优势就不能充分发挥，最终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对于欧共体国家而言，波音与麦道合并会影响其本国企业的竞争地位。因此，他们对合并案的不同态度正是体现了他们不同的利益出发点。

第三、尽管欧美的反垄断部门在执行反垄断法的过程中采取了细致分析市场，灵活处理的办法，但遵循了几个主要原则。一是反垄断的目的是保护市场的有效竞争性和消费者的利益。在批准并购案时，不仅是根据市场集中度指标，还要看兼并后的市场效率。二是判断垄断的标准不是以企业规模大小来决定的，关键要看是否滥用了市场力量。具有市场力量的企业不一定是垄断，只有利用市场力量采取了不正当手段才被判为垄断。三是考虑行业特点，例如像大型飞机制造业这种寡占性行业，市场进入难度高，因此不能以传统市场分析方法予以分析。另外要慎重处理新兴高技术行业的垄断案。四是充分考虑国家整体利益。

三、欧美对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对中国的启示

我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利用外资渠道的扩宽为外商的跨国并购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跨国并购在促进国内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垄断。据不完全统计，在2000一2003年上半年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主要并购活动中，有半数以上的跨国公司获得绝对和相对的控股权。如法国达能对乐百氏和娃哈哈所持股份分别增至92%和51%，世界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一一法国米其林公司在与我国轮胎行业的龙头企业一一上海轮胎橡胶集团的合作中控股70%;法国阿尔卡特公司通过协议收购中方及其他外方股份，持有上海贝尔的股份为50%+1股;荷兰飞利浦在苏飞公司中所占的股份由51%增至80%等。

针对目前国外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的大量跨国并购活动，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此加以规范。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3年3月份公布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一些反垄断法规，但与世界各国相比照，仍然暴露出许多不足，立法散见于众多的“条例”、“暂行规定”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大部分规则是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法规，权威性不够。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完整的《反垄断法》.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跨国公司不断涌入我国，因此，尽快构建我国的并购反垄断规制法律制度，将跨国并购纳入该制度框架成为当务之急。借鉴欧美国家的立法与实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在垄断状态的确定上，应采用市场份额与其他因素相结合的判断标准。应该借鉴欧美的实践经验，在判断一项合并是否构成垄断时，对市场进行实质性分析，关键注重合并行为是否损害了有效的市场竞争，是否损害了本国利益。不仅要针对市场结构而且要注意市场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资本的流动性越来越强，跨国并购的形式和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仅仅依靠事前申报制度对并购行为进行规制并不能完全避免垄断的发生，因此有必要对通过了事前审查但未能避免的垄断状态加以控制。这就使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规制变得同等重要。

（二）确定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原则。我国加入了WTO，因该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对并购的反垄断规制上，对国内企业和跨国企业实行同样的制度。同时，对于我国领域外的行为，如果对我国市场竞争发生影响，应该受我国法律调整。最早主张并适用域外效力的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它依据效果原则来行使管辖权。由于外资企业(主要指国外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并购不仅仅发生在国内，它还可以在境外通过购买股权、可转换债券等方式进行。在目前国际反垄断合作尚不完善、各国放松对本国企业并购的监管的情况下，我国应该规定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以保证在我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时，有相应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建立相对独立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反垄断监管部门的职责是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公正、客观地执行反垄断法，因此，需要相对独立的机构来承担这一任务。

（四）建立一套完整的企业并购程序制度，应当包括事前申报和阶段性审查。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通过申报、审查等程序可以对跨国公司的垄断性并购行为预先予以规制。

四、结束语

总的来看，跨国公司跨国并购活动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行为，由此而带来的垄断控制仅仅靠某一个国家的法律进行规制肯定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加强国际间的反垄断合作将是完善国际性并购管制制度的最终方向，因此我国在制定自己的反垄断法的同时，还应该不断与其他国家开展多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协作，积极推进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的竞争政策领域多边谈判。

参考书目：

1、钟攸红；“跨国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财经科学》，2000年第6期

2、王晓晔：《企业合并中的反垄断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3、吕薇：《从企业并购准则看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WTO与法制论坛网站

4、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5

关键字：反垄断立法

反垄断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进行反垄断立法，既要借鉴国外经验，又要研究我国的国情，使之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障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其中的一些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拟就此谈些看法。

一、发展规模经济与我国反垄断立法

在当前的中国，发展规模经济，鼓励企业联合兼并，组建企业集团，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因此，在我国要制定反垄断法，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发展规模经济与反垄断的关系。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并于1988年拟定了《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1993年9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反垄断法却未能同期出台。反垄断立法搁浅的主要原因是立法界、学术界对现阶段我国是否有必要制定反垄断法都存有重大分歧。其中一种较为典型的看法是，我国现在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企业的规模化程度太低，规模经济还没有实现，现在进行反垄断立法是不明智的。对此，笔者不以为然。

在微观经济学上，厂商采用一定的生产规模而获取的经济上的利益，简称为规模经济。在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规模的扩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其规模收益情况顺序经历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阶段。如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收益反而减少，这种现象称之为规模不经济。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中，垄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规模经济的要求。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单靠市场机制协调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的经营活动会使交易费用相当昂贵，而企业内部协调比市场机制协调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多单位的综合性企业集团就会取代许多中小企业之间的外部稳定性联系，从而使市场内部化，同时也就产生了垄断性产业集团。这也是过一定限度，则会带来规模不经济。就垄断企业自身而言，过大规模的长期存在，管理成本加大，竞争的外在威胁减弱甚至趋零，其内部的各个利益集团的行为可能偏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而在组织内部追求各集团本身利益，致使企业效率下降。若企业规模大至接近完全垄断的市场，这种缺陷更为明显。因此，规模经济并不等于经济规模，完整的规模经济理论包括了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两个方面。诚然，我国企业的规模化程度总的说来确实不高，适当扩大企业规模，追求规模效益是很有必要的。但从反垄断立法的角度来看，经济力集中和企业规模化亦是相对的，即相对一个国家和特定市场范围而言，而这在发达国家与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我国，某些企业的市场销售额（还有总资本额、职工人数等方面〉不必达到某些发达国家企业水水平，即可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即可形成垄断和限制竞争局面。如石化工业、船舶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等，因为由个别企业独家生产经营已形成了独家企业垄断一个行业的局面。在汽车制造行业，我国的重型车市场，三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已达到83%；在中型车市场，两家企业市场占有率已达到86%①。经济力如此高度集中，这应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当前我国企业规模正处于迅速增长时期，许多企业存在片面追求扩大规模的倾向，加上某些政策导向，使我国一些企业和行业经济力集中和垄断化程度日趋严重。，需要指出的是，反垄断法的核心是保护竞争。当代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有效竞争模式是竞争的唯一现实模式。因此，反垄断法特有的法价值一一竞争，就其内容而言也应指的是有效竞争。而在微观经济学中，有效竞争，就是指能够使经济活动保持高效率的不完全竞争。换言之，有效竞争理论本身也承认规模经济、企业兼并或联合甚至垄断的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只要经济力集中未使市场结构失去有效竞争或有失去有效竞争之虞，就不应禁止。因而，我国反垄断立法也并非单纯，甚至并非主要反对结构性垄断，更不意味着反对规模经济z它更重视的是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直言之，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而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出于减灭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与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护它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②当然，限制竞争行为主要是凭仗其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得以实施。所以对于那些形成垄断和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而暂时并未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企业或企业的联合兼并，我国反垄断立法无疑也应予以密切关注，并规定可以采取某些措施加以防范。

现在的中国，既要注重发展规模经济，鼓励必要的企业兼并和联合，组建企业集团；又要反对和防止垄断和经济力过度集中，反对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无须讳言，规模经济可能成为垄断的温床，但规模经济的良性运作并不是垄断本身。对此，我国反垄断立法应恰当把握其中的“度”，并适用“合理原则”，即要根据具体案情和对市场的影响程度，判断其是否具有违法性。具体地说，凡企业扩大规模而能明显增长效益，且不至于（已经或可能）1998年第2期形成限制竞争局面者，应当允许和提倡JL企业规模化既能增长效益，又妨害或可能妨害竞争者，应当权衡利弊大小，当弊大于利时，应予以限制和反对。至于有些扩大规模反而导致效益下降，即“规模不经济”者，应该严格杜绝，其达到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者，法律可以采取令其分割或解散等严厉措施。

二、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与适用除外

〈一〉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

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是我国反垄断法效力中最为复杂且最具特色的。域内效力原则是确定法律规范空间效力的普通原则，但它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域外效力问题。通常，在域外生效的法律是涉及民事、贸易、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反垄断法也存在域外效力，是国际问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主要是其空间效力在城外的扩展，但其中也涉及其对人效力的扩展，两种扩展的具体对象若单纯以涉外为标准，可以分为：〈l〉在国外从事违反国内反垄断法行为的国内企业；〈2〉在国外从事违反国内反垄断法行为并影响国内贸易的外国企业以3〉在国内从事违反国内反垄断法行为的外国企业。

上述第一种情况是反垄断法效力扩展到国外的事，第三种情况是其效力扩展到国外的人。而属人主义和属地主义是确定法律规范适用范围的公认原则，迄今为止并无疑义。因而对上述两种情况决定适用内国反垄断法亦应无疑义。只有第二种情况是反垄断法的效力扩展到国外的人国外的事，是彻底的域外效力。那么，如何对第二种情况下的国外企业适用国内反垄断法呢？

在当今各国反垄断法中，最早明确主张域外效力并适用域外效力的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与第2条明文规定它们也适用于美国的对外贸易。1945年，美国在“美国铝公司”一案的判决中确立了“影响原则”，认为在美国以外订立的合同或从事的行为，如果其意图是影响美国的商业，那么法院就可以对该合同行为享有管辖权，追究有关公司的反托拉斯法律责任。美国最高法院主张：“任何国家均可就发生在境外但又在其境内产生影响的人和行为，甚至不对其负有忠诚义务的人行使管辖权”。①此后，美国根据这一影响原则，广泛地在其领土以外适用其反托拉斯法，追究外国企业的法律责任。1997年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公布的《关于国际经营活动中的反托拉斯指南》中进一步指出z“外国交易一旦对美国商业发生实质性的和可以预见的影响，不问其发生在什么地方，均受美国法律管辖。”其他一些国家纷纷审效美国，也主张自己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如德国1957年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98条第二款和澳大利亚1972年的《卡特尔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其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此外，在对跨国公司的管辖方面，各国还以“企业一体化”为依据，按照一定条件撇开母公司和子公司各自独立的法人资格，将法律适用其境外的母公司或子公司，因为，母公司与子公司属于“一体”。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主张中国反垄断法也应有域外效力。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必须对外国企业垄断行为的适用问题作出规定。对发生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行为，不管其主体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不管是本国出资的还是外商投资的或双方合资的，应同等对待，在反垄断的标准和构成要件、处罚等方面，都一视同仁，普遍适用，这是地域管辖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在反垄断立法中还有必要对其域外适用问题加以适当的规定。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国际市场的垄断行为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垄断行为对我国市场的影响日益明显，只有规定反垄断法彻底的域外效力才能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基于此，可以考虑对于外国企业在国外市场上进行的对我国市场产生影响的垄断衍为作如下规定：对于在我国依法成立的具有中国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它与其母公司在中国境外进行损害中国利益的垄断行为时，可依国籍管辖原则对其适用我国反垄断法，同时也可依“企业一体化”原则来追究其外国母公司的责任。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依“影响原则”追究外国企业在国外作出的影响中国重大利益的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①

〈二〉我国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

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是各国反垄断法中共有的法律制度。因为在某些领域实行一定程度的垄断比自由竞争对国民经济和公共利益更有利。正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指出的：“竞争虽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但有些市场其特殊的条件，优化资源的配置只有在限制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合作实现合理化就比自由竞争更可取。”②但是，究竟哪些行业可以作为反垄断法适用除外领域，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一些国家的立法，我国反垄断法适用除外领域大体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自然垄断行业。有些行业的设施布局规模大、投资额大、利益回收周期长，在已有企业进入营运之后，其他经营者往往不愿再投资搞重复建设，因此使该先设立的企业得以取得垄断和支配地位。铁路、邮电通讯、电力、自来水等公用事业企业即是如此。这些行业的特点是：它们对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服务主要是通过管道和线路进行的，如果允许自由竞争，会造成各种经济资源的浪费，同时实际上也很难出现这种情况。在这些行业中，限制完全自由竞争比实行完全自由竞争更可取。2.银行业与保险业。这两个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具有相对性。一方面由于这些行业几乎涉及到每一个公司的利益，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为了保证存款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银行和保险公司不能象一般商业企业那样轻易地被宣告破产，因此，他们可以在贷款政策、利率、保险费用、保险活动等方面进行横向合作并共同行动，从而避免在这些行业存在过度竞争。另一方面，上述行为一旦形成市场进入壁垒，将会严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服务对象的利益，所以，他们的过度垄断依然不能免受反垄断法的追究。在我国，法律允许银行业和保险业开展竞争。我国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第9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应当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同年颁布的《保险法》第7条也规定：“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应当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这就说明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本身不属于可以保持垄断状态（尤其是独占地位）的行业。

3.农、林、渔业市场。由于农、林、渔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也不适宜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一则它们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强，生产者不便适应市场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而迅速转产；二则如此会影响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因此许多国家不仅允许生产经营者订立限制竞争的协议，而且为了推动产品的销售，国家还往往规定最低保护价格，或由国家给予补贴，或由国家直接参与购销活动。我国农、林、渔业还比较落后，基础薄弱，而人民生活和工业发展对农、林、渔业需求很大，为了稳定农、林、渔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稳定广大农（渔〉民的收入，国家有必要对农、林、渔业实施保护政策，推动和支持农（渔〉民在生产、销售、储存、加工等各方面的联合和互助活动，在反垄断立法中给予适用除外。

4.国家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别措施。例如，我国的市场经济，虽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客观性，“国美之手”难免有失控的可能，国家为此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也应属反垄断法适用的除外领域。

在具体确定适用除外的范围时仍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既要从我国现实的情况出发，考虑到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特殊问题，又不能完全迁就旧体制的残余，而是要真正立足于缔造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即便在自然垄断行业，合理的竞争还是应当允许的。例如在设施资源不造成较大浪费，并能取得更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其他经营者对原有企业的兼并或其他方式的进入，应当允许；在新开拓的领域进行投资建设的招标投标中，也应提倡公平竞争。其次，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并非是全面的、绝对的豁免，而是有条件的予相对的豁免。例如，对公用事业企业部门，一般允许其垄断状态（独占地位〉的豁免，但不能允许其独占地位的滥用〈垄断行为〉；再次，在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领域，为了限制垄断固有的负面效应，尤其是防止其可能对消费者利益的危害，国家也应进行必要的监督〈如价格监督〉，必要时制定专门法律，对其进入市场的条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以及其他交易条件实行政府监管等。

三、我国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和法律制裁

（一）我国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

关于中国反垄断法专门执行机构的设置，笔者不赞成诸如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设职能部门作为反垄断法专门执行机构之说；而是主张创设一个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

纵观国外的情况，迄今为止，各国一般都有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其中，美国专门执行反垄断法的机构一一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日本专门执行反垄断法的机构一一公正交易委员会皆具有准司法机关的性质。它们独立从事反垄断法的执行活动，所以与一般行政机关有所区别。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共5名，由总统任命，任期为7年，并须经参议员的推荐与同意，5名委员中，属同一政党的成员不超过3名。下设竞争局、消费者保护局和经济局，其权限为负责执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关于贸易限制问题的第5条和《克莱顿法》，并负责对那些“对消费者不正当或欺骗性的行为或做法”提起诉讼等等。它可以自由进行案件的裁决，其裁决案件的程序大体相当于美国法院的程序。对裁决不服的，可在60天内向上诉法院的巡回法庭提起上诉。

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是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为范。例而设置的行政委员会，属内阁总理大臣管辖，但其委员可以独立地行使职权。委员会由委员长和4名委员组成，由内阁总理大臣征得议会的同意任命。下设事务局，事务局中除局长以外，设有官房、经济部、审查部、交易部，还在大阪、名古屋等7个城市设置了地方事务所，负责实施《禁止垄断法》。，其权限大体上分为：行政权限、准司法权限、准立法权限；行政权限是根据《禁止垄断法》及其附属法规从事认可事务，受理申报，按照其他法令执行与其他行政机关-的磋商、协议等。准司法权限是通过准司法程序对违反法律的状态或行为进行裁决并采取措施，这是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职权中最具特色的地方。另外，它还具有对违法者实行刑事制裁的专属告发权。它的准立法权限是指公证交易委员会可以制定其内部规则、有关事件的处理程序及呈报、认可或承认的申请和其他有关事项的必要程序的规则。作为具有裁决权的准司法机关，公正交易委员会的裁决程序与日本法院审判程序相同。公正交易委员会审决后。被审人如果不服，可以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取消审决的诉讼。①

借鉴国外经验，我国也应建立一个有权威性和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法的专门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可称为“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其成员应由公正廉明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组成，同时他们不得在其他政府机构、企业或公司中任职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市场交易，其内部实行民主表决制，以多数人意见为准。在业务上国家反垄断委员会保持着极大的权威性和高度独立裁决的权力，也就是说，它只是依照法律进行裁决。除了国家反垄断委员会之外，还可在直辖市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实行直接管理制，以保证其独立性。法律应规定对当事人的救济措施。即当事人对省级反垄断委员会的裁决不服时，可要求国家反垄断委员会再审，或者向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对国家反垄断委员会裁决不服的可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换言之，对反垄断案件的审理可实行两审终审制。

〈二〉法律制裁

反垄断法能否有效地得到实施，即国家能否有效地保护竞争和抑制垄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制裁。借鉴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他国家的有关法律，我国反垄断法应采取以下制裁方式：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6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东道国的经济实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在东道国的市场地位，比在东道国新设一个企业在时间长短、手续的繁简、资金与商誉的利用上都更具优势。对东道国而言，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企业的并购会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国际资金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起到盘活存量资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外资并购也会对东道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和国内其他经济实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特别是在“横向并购”的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外资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譬如我国的某些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等行业)已经或正在形成被外资垄断的情况。对企业并购中的垄断问题进行规制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并购实施监管的核心内容。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随着市场竞争的开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的集中。”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一般通过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反垄断法是一个由公平、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多种价值构成的法律系统。而我国的外资并购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而产生的，相关规范和制度制定较晚，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外资并购的反垄断体系。随着我国的入世，在外资并购中暴露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反垄断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二、并购浪潮中的我国反垄断立法相关问题探讨

（一）我国是否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的控制

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1988年就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提出。但是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却未能同时亮相。反垄断立法搁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立法者和学术界对彼时制定反垄断法是否恰当产生了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就是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的控制问题。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企业平均规模过小，企业间的联合刚刚开始发展，企业集团的组建还在初期，如果将有关限制企业并购的条文规定在反垄断法中，势必会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执行。故认为中国应当鼓励企业集中，而不是反垄断。本文认为，从我国当前所处的企业并购浪潮的时代背景来看，有必要在未来的反垄断法中规定控制企业并购的条款。

1．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的制度，是增加我国吸引外资力度的重要举措。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中，企业并购已成为国际经济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虽然过去8年来中国一直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近3年来利用外资速度放慢，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用其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同中国争抢国际资本。相比之下，我国利用外资形式比较单调，并购市场并未全面开放，并购法律制度也不完善。《反垄断法》是企业并购的支柱性法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同时，完善的《反垄断法》的颁布也可以使外国公司在做出并购决策时有规可循、有法可依，减少其在华并购的不确定因素，其结果无疑可以增加外资并购数量,更多地吸引外资。

2.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的制度是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防御需要。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连为一体，我国经济不但要面对本国企业垄断的威胁，更要遭受外国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控制，随着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发展，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限制外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社会。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的核心问题是垄断倾向，而垄断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福利的损失和社会效率的降低。这种垄断还容易压制我国发展不成熟的民族工业，破坏我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宪法”，我国可以在反垄断法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控制制度，以克服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反垄断法规制外资并购的应对措施

1．可以通过立法确立外资并购待遇标准。西方各国一般都赋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从长远来看，我国外资待遇标准的发展趋势是逐步采用国民待遇标准。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及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赋予外资国民待遇一个限制(通常称为国民待遇的例外)。我国即使赋予外资国民待遇，也有必要规定较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1）行业限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防、新闻等部门，必须严格限制或禁止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2）目标企业限制。在行业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或者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重点保护的传统技术的企业,应当严格限制外资兼并收购，或者规定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标准。（3）并购规模的限制。对于交易金额达到相当规模的外资并购项目，应当予以限制。（4）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的限制。外资并购一般应由作为并购方的外国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而且应当在并购协议生效时即支付全部价款。（5）享受有关优惠政策的限制。企业并购中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不适用于外资并购。

2．立法规范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在我国，由于跨国公司并购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我国还未建立一套专门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批制度。仅有的规定也太过原则，相当零乱，无法操作，而且存在审批权限过于下放、审批权行使混乱、审批环节过多、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弊端。在未来的反垄断法中，可尝试规定以下内容：（1）在外资并购的审批范围上，除了对“购买”股权或资产的外资并购方式进行审批外，也应将不按现有持股比例的股份认购、股份消除、认购配股及转配股等致使外商取得企业一定控制权的行业的外资并购纳入审批范围。（2）设立专门的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审批，并应遵守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3）在外资并购的审批程序上，外资并购项目在立项时就应先进行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并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文件予以确认。

（三）对某些外资并购中的垄断行为的豁免

对某些外资并购中的垄断行为的豁免竞争虽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但在有些市场或经济部门由于特殊的条件，优化资源配置只能在限制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综观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情况，为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即使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符合垄断的标准，但是如果这种行为符合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其给市场或消费者带来的利益超过了它的消极影响，则对这些行为也可以不按照垄断来处理或给予其一段时间的宽展期，在此期间内，对其行为不按照垄断予以制裁。但是，反垄断法适用例外的行业能得到反垄断法某些条款的豁免而不是全面的豁免，尤其不能得到反垄断法中“滥用监督”的豁免。因此，确定反垄断法适用例外的范围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范围包括：（1）具有一定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公益事业。我国大多数的基础设施行业、公用事业都被认为属于自然垄断，如水、电、煤气等。（2）知识产权领域，该产权本身就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除非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限制竞争，否则一般不适用反垄断法。在现阶段，知识产权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短时间内还不可能明确规定在反垄断法中，但是，随着我国的入世与知识产权法的完善，融入国际潮流是必然的趋势。（3）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的垄断行为和联合行动，主要指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合并、兼并以及发生严重灾害及战争情况下的垄断行为。（4）反垄断法对企业间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实行的协作，对中小企业的联合行为，发展对外贸易中的国内企业之间的协调行为等一般也予以豁免。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7

关键词:反垄断;法律体系;立法

作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竞争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制定、通过和实施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石的确立，但我国整体反垄断法律体系仍存在一些不足，对其进行梳理与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对于我国竞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一、垄断及反垄断法的一般理论

(一)垄断的概念。垄断是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的特殊产物，生产集中到一定的程度，自由竞争便无法保证，逐渐被垄断代替。垄断是一种释义较多的概念，笔者认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垄断所展示的内涵就各不相同。从辞海的解释来看，垄断是指操控市场，独占利益，即以不正当的手段进行全盘操控，破坏市场行情，以便独占利益。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垄断是经济高度集中的表现，是一种规模经济。在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垄断通常都以非道德或违法行为的“形象”被人熟知。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垄断是指少数的经营者，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违反法律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协议或者商业的合谋联合，对于其他某一部门或者几个部门产品的生产或贸易流通进行实质上的限制，或者通过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其他经营者的经济活动的行为。(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反垄断法是经济法体系中市场规制法的重要部门法之一，是调整在国家规制垄断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裁。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一些行业企业垄断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对于我们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进而催生反垄断法律的产生。

二、我国反垄断现行立法梳理与总结

我国并非具有悠久的反垄断传统，反垄断法在我国出现较晚，故反垄断立法经验相对较少，则与其相关法律规范数量有限，笔者通过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和北京大学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进行检索统计，对于现行立法进行梳理和总结，涵盖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立法成果。(一)国际法中有关反垄断法内容的梳理。一般来说，法律体系是有国际法与国内法共同构成。从国际法的层面来看，凡是我国参与或者地接的与反垄断相关的国际条约，都可以构成反垄断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与反垄断相关的中外条约共24部，包括我国与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签订的有关反垄断的条约或协定，还有部分与反垄断相关的谅解备忘录和联合公报等等。(二)国内法反垄断立法的梳理。在国内法层面，有诸多法律与反垄断有关，通过检索统计，总结数据如下: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共14部，其中我国现行反垄断方面的基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与其密切相关的还有《对外贸易法》和《标准化法》，其余法律在个别章节规定与反垄断相关内容。2．国务院有关反垄断的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国务院与反垄断相关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有67件，相关度较高的主要有《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的通知》与《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3．有关反垄断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我国各个地方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并不完全相同，各个地方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目前各省、自治区、较大市、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大部分都制定了关于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办法。与反垄断法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共22部，地方政府规章共29件，地方规范性文件共867件。4．司法解释依据法律的规定，最高审判机关有权对审判工作如何具体运用反垄断法律作出司法解释，对于各级法院审理反垄断案件具有约束力。与反垄断法相关的司法解释共26件，具有代表性的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

三、对于现行反垄断法律体系的评价

(一)我国反垄断法体系存现存的一些问题。反垄断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被称为“经济宪法”，可见其重要地位。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对于反垄断的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付诸实践也相对滞后。2008年《反垄断法》正式实施以来，我国的反垄断体系逐渐趋于完善，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1．我国的《反垄断法》本身具有的不足《反垄断法》规定的执法机制不明确。《反垄断法》自2008年实施以来，事实上仍然存在机制不明的缺陷。《反垄断法》生效后，我国形成了独特的执法架构，分为反垄断委员会和执法机构两个层次，同时对执法机构内部进行具体执法分工。但在实践中，有的经营者可同时采取价格行为与搭售等排斥竞争行为，若将这些行为割裂开，由不同的执法机构负责会产生混乱，造成执法权限不足的结果。反垄断执法机构都属于各部委的内设机构，在面对行政垄断、大型国有企业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时显得底气不足。2．反垄断立法与诉讼法配合不足2014年最高法院在文件中明确指出，应当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但在实践中，反垄断立法与诉讼法配合不足，如在查处垄断协议的案件时，企业往往采取保密措施，《反垄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赋予执法人员相应的检查手段，致使此种情况下取证难度很大。3．反垄断立法对于我国行政垄断关注甚少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至今反垄断法在我国发展以数十年，但是一些明显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似乎不在反垄断立法规定的范围内，如石油、电信、银行等领域的部分企业，我国的反垄断立法应赋予执法机关更大的权限来规范这方面的垄断行为，同时管辖权划分在实践中也需要进一步明确。(二)我国反垄断法立法体系的亮点与特色。2007年到2012年是反垄断法飞速发展的五年，尤其是2008年《反垄断法》的出台，更是开启了反垄断法发展的新纪元。广大学者、专家在《反垄断法》出台及国际间贸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深入学习，细致研究，努力探索，纷纷提出自己的建议、看法和构想，极大地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发展进程。在立法的过程中，反垄断立法尊重我国国情。立法者并未以为的迁就现状，而是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为节约执法成本和确保执法效果，引入经营者承诺制度;借鉴宽恕制度。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积极地选择和借鉴国外先进优秀的模式和制度;各地方立法也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完善反垄断法律体系。同时，各地方立法也体现我国《反垄断法》第46条规定的精神，建立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宽恕制度。

四、结语

总体来看，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建立的成果与人们的期待相比仍然存在差距，但初步发挥了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对维护公平和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反垄断立法仍然存在诸多阻力，基于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要求及发展趋势，我们应对反垄断法律体系抱有信心，从立法到执法和私法，从制度到文化全方位努力，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竞争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中国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报告2015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153．

［2］冯宪芬．市场规制法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3:31－32．

［3］侯怀霞，张慧平．市场规制法律问题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85－89．

［4］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1997(04):56－60．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8

[关键词]反垄断法价值目标效益竞争

引言

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曾说：“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①法律基于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产生，法律价值自然是法的精髓所在，寓于法律之中。因此，在变动不定的法律条文背后，总是沉淀一系列法律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指导着法的制定、修改以及实施，因此法的价值取向是任何法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要不要制定反垄断法，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反垄断法，学术界以及有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很多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足够的资本集聚和资本集中过程，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之市场经济不发达，垄断还未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也未对我国经济造成明显的损害，因此并不急于反垄断，也不急于制定反垄断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垄断在我国尚未成为普遍现象，但毕竟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化的加快，垄断也必将逐步蔓延并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危害，因此反垄断及制定反垄断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已经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就是对立法的目的、意义等理解不同。因此，科学地理解反垄断法的价值，不仅对我们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反垄断法固有的价值目标

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来看，尽管在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反垄断法规定的立法目的都不是单一的，而是采取多元化的折衷调和的立法目的观，将多种立法目的融合。当然，在这些立法目的中有些是反垄断法固有的、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目标。

1．1社会整体效益——反垄断法的本质目标

1．1．1效益：当代法律的一个基本价值目标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西方制度学派的兴起，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使效益开始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导入法律。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法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表现和必需。在每个社会形态，在每个阶段，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必然反映其所处的特定的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有限的资源（尤其在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建立一个充满生机、富有效益的社会，即以最少量的资源成本创造出最大的收益，乃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紧要任务。

①e%268226;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作者致中文版前言”

“效率”本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简而言之，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个概念一般是指不浪费，或尽可能好地应用可用资源。”①这里的“资源”也不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而包括了政治资源、法律资源、文化资源等一切可以被人们利用的东西②。

在经济学领域,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帕累托(pareto)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和《政治经济学指南》中指出，如果不存在另一种生产上的可行配置能够使该经济中所有个人都感觉同原初的配置相比至少同样好，或者更好些，那么，这一种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即“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这是经济学界迄今所能给出的明确界定的有关经济效率的概念③。

在法理学或法学的语境下，除了关注经济学领域的效率，还侧重法律运行本身的效率，即立法、司法、执法等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法律效率价值，就是指所有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其运作活动，归根到底，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社会财富，还能保障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即以法律手段促进资源地最优化配置，从而实现“不可能使至少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好(按他自己的估价),同时又不使另一个消费者境况更坏(同样按他自己的估价)④”的最适宜状态，从而充分广泛地实现社会的整体效益。

1．1．2社会整体效益：反垄断法的本质追求目标

反垄断法虽然是以竞争为保护对象，但保护竞争机制的目标不是为维护和促进竞争而维护和促进竞争，而是实现其他的价值目标。追求效率本来就是经济法的特点之一，作为经济法子系统的反垄断法，将效率价值作为其主要追求目标是由经济法的基本属性及其作用决定的。

作为反垄断法核心价值的社会整体效益，是指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乎社会需求的有益效果。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法律价值是着重于维护社会总体效率、社会(实质)公平和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社会秩序”⑤。笔者认为，以社会整体效益为价值取向是反垄断法自身的要求，“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⑥”，“竞争政策法既然是规制和防止通过市民法所形成的垄断，因此，它也就是国家对超越市民法界限所施加的经济干预的法律，这不外是我所理解的经济法”⑦。因此，作为经济法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反垄断法从一开始就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以社会权利本位为宗旨履行着调控经济、平衡利益、缓和矛盾的职能。反垄断法的本质就是国家为了维护社会整体效益而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法律体现。

社会整体效益成为反垄断法的根本价值目标并非偶然，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现代意义的反垄断法产生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之后，是因应生产社会化的客观需要才应运而生的。以美国为例，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在这一时期，垄断组织超强的经济实力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和中小企业的利益,使社会矛盾激化,破坏了美国公平自由的经济观念,威胁到美国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而且垄断组织插手政

①顾海良等主编译：《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

②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③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版，第241页

④[美]罗伯特%268226;考特托马斯%268226;尤伦著，张军等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⑤漆多俊著：《经济法的价值、理念与原刻》[j]，《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⑥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版，第3页

⑦[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中国法制出版社，版，第165页

治,通过赞助或行贿等手段,扶植和拉拢代表垄断组织利益的代言人,威胁到民主政府的稳定。反托拉斯法不仅成了美国多数人民的呼声,而且政府为了维持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为了稳固民主政府的基础,稳定社会,也加入到反托拉斯的行列中。

1．2反垄断法的基本目标：实质公平

公平价值始终是法律的追求目标之一。公平价值是民法的活的灵魂，竞争主体之间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竞争，竞争主体和消费者之间如何进行交易，按民法中的个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意思自治原则，这些主体之间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即使这些主体间出现了显失公平的情况，也只是特定主体之间的利益不平衡①。与民法相比，经济法强调的是社会公平、结果公平和实质公平，谋求的是社会的稳定发展，追求的是社会的整体公共利益。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自然应当体现这种价值追求。企业间通过协商谈判进行合并形成垄断地位，从传统民商法来看，交易本身是公平合理的，特定主体间的利益是平衡的；但从反垄断法来看，这种垄断如果限制了市场的竞争机制，损害了其他市场竞争主体的利益，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就应当受到规制。反垄断法通过对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从而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从根本上讲，就是实现社会公平、实质公平。

反垄断法中的公平价值追求主要是通过实现社会整体效率的最大化、实现社会财富最大化而实现的。效率的增进最终会给全体社会个体带来利益的增进,因而效率是最大的公平、整体的公平②。在经济法中,公平这个价值实际上是内在化于效率价值之中的。判断公平与否的最大、最客观的标准不再是伦理、道德的抽象而是效率是否提高这一事实。反垄断法对社会整体效益的保护恰好体现了公平价值的内容要求。实现了效率价值,公平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因为没有效率的正义本身就是非正义的，正如法谚所云：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③。

第二章反垄断法特有的价值目标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曾爆发过一场关于反垄断法保护目的大辩论,参加辩论的主角被分为一元论学派和多元论学派。芝加哥学派是一元论的代表。“芝派”认为竞争法的惟一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除此以外不存在诸如公平之类的社会政治目的；多元论学派认为竞争法以多种价值为基础，这些价值既不能简单地量化，又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经济目标，这些价值反映了希望、文化、历史、制度和直觉本身，在竞争执法中对此不能或者不应忽视④。

2．1维护市场竞争机制

有学者认为，由于竞争是当今各国反垄断法所共同宣示的保护对象，是反垄断法各基本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反垄断法判断规范对象的永恒尺度，因此竞争构成反垄断特有的法价值⑤。现代经济的发展业已证明，开放的市场以及由此而得以存在的强有力的竞争创造了财富，无论国家的、地区的乃至全球的经济都是如此。几乎无人能够否认，全球的经济福利从通过gatt（关贸总协定）和wto（世界贸易组织）减少贸易壁垒中受益巨大。

“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是美国最高法

院审理的brownshoev.us,370u.s.294.320(1962)一案的首法官沃伦（earlwarren）率先提出来的著名论断，后来被许多国家的竞争法理论所接受而广为流传。其基本含义是，反垄断法维护的是市场竞争机制，

①贺娟著：我国反垄断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4月20日（硕士学位论文）

②赵万一魏静著：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界定及制度架构[j]，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第108-112页

③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39页

④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166页

⑤曹士兵著：《反垄断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通过维护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经济效率或者实现其他社会目标，而不是刻意保护在竞争中受到损害的竞争者。

美国是反垄断立法的发祥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期，根据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认为分散的市场结构比垄断或过于集中的市场结构具有更高的效率。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反垄断法试图提高完善市场结构来达到遏制垄断、保护竞争的目的。美国国会于1950年增加了《克莱顿法》第7条,旨在控制经济的集中化。此时的反垄断法以维护竞争机制作为其核心价值①。加拿大竞争法第一章的标题为“目的和释义”，接下来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本法的目的”，其内容为：“本法的目的是维护和鼓励加拿大的竞争，以提高加拿大的经济的效率和适应性（adaptability），自承认外国在加拿大竞争地位的同时扩大加拿大参与世界市场的机会，确保中小企业具有参与加拿大经济的公平机会，以及为消费者提供竞争性的价格和产品选择。”澳大利亚贸易行为法第二条的条旨为“本法的目的”，其规定：“本法的目的是通过促进竞争和公平交易以保护消费者，提高澳大利亚的福利（welfare）。”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第1条规定了“目的”，即：“本法的目的，是通过禁止私人垄断、不正当的交易限制以及不公平的交易方法,防止事业支配力的过度集中,排除因联合、协议等方法形成的生产、销售、价格、技术等的不正当限制以及其他的对事业活动的不正当约束,促进公平的、自由的竞争,发挥事业人的创造性,繁荣经济,提高工资及国民实际收入水平,以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并促进国民经济民主、健康地发展。”

2．2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

经济效率因其在提高社会福利中的地位而成为竞争政策的核心目标，即通过对竞争机制的维护，使得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实现经济的高效率。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是通过价格进行配置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会发生市场失灵，而“不完全竞争或者垄断成分”是市场失灵的基本原因之一。不完全竞争是个人的行为能够影响价格的竞争，垄断则是企业能够左右或者实质性影响价格的情况②。“市场失灵都会导致生产或者消费的无效率，从而可以存在着政府治疗这些疾病的职能”③。正是由于垄断行为损害了市场的效率机制和带来了非效率，才需要反垄断法或者竞争法校正市场失灵，恢复或者实现经济效率。

20世纪60年代以来，来自日本、欧共体的挑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新技术革命对美国的影响,对重新审查影响美国企业竞争能力地位的美国国内政策，包括反托拉斯政策，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同时，在里根（reagan）总统当政期间，由于芝加哥学派取代哈佛学派在官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效益转而成为美国反垄断法的首要价值目标。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自由竞争会有充分的力量，能够提高经济资源的生产和配置效率，使各种经济财货以最经济的方式产出，资源能够以最有价值的方式投入生产，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总和将会达到最高境界，如此才是合乎效率④。但美国最高法院并没有将芝加哥学派的规范经济学作为判决的惟一依据,许多判决都明确表示反托拉斯法具有非经济效率的政策目标，这些非效率目标有时还会凌驾于效率目标之上。

2．3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终极目标

竞争法理论认为，通过竞争机制，可以使消费者享受到高质低价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例如，中国联通进入电信市场以后，电信市场打破了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的局面，引进了竞争机制，结果商品价格降低，服务质量提高，消费者受益。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垄断者凭借其市

①赵万一魏静著：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界定及制度架构[j]，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第108-112页

②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212页

③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经济学》，上册，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第十二版，第79-80页

④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188页

场优势，可能向市场提供比其实际可能生产的数量少得多的产品，相应地，索要与其生产成本相比不合理的高价。因此，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要求这些企业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保持在与市场竞争条件相适应的水平，目的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①。

20世纪60年代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两次修订都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消费者运动席卷欧洲后,欧洲许多国家决定放弃保护个别企业的单独不正当竞争法,而以广大消费者利益为中心重新整合关于国家、企业和消费者利益的各种市场行为规范,如瑞典《市场行为法》。中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1条将立法目的规定为“维护交易秩序与消费者利益,确保公平竞争,促进经济之安定与繁荣。”

2．4其他的主要辅助目标

在有些工业化国家，解除管制、私有化、减少关税、取消许可证或者配额等改善进入和开放市场的做法，被认为是实施竞争政策的重要目标。例如，瑞典竞争当局可以建议修改管制规定，以改善竞争环境。

其他常被提及的竞争政策目标是：防止滥用经济力量，并由此保护消费者和希望以竞争的方式自由行动的生产者；实现经济效率，并由此对经济效率做出宽泛的界定，包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改进技术和革新，鼓励分配效率和动态效率。在有些国家，竞争政策还有重要的次级目标，诸如促进市场统一或者维护市场自由。

竞争政策通常还被认为是实现或者维持许多其他目标的方式：经济决策的分散化、防止滥用经济力量、发展中小企业、维持自由企业制度、公平以及其他社会政治价值。这些辅助目标在各国不尽相同，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反映了竞争政策的变化性和可塑性，既尽量表述现实的社会问题，又保持基本目标责任制的稳定性②。

第三章我国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现实基础

我国正处于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垄断相对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我国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垄断而言，除具备一般垄断所具有的特点外，还具有自身在表现现状及成因和后果上的特殊性。

第一，我国反垄断法面临着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行政垄断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有产物，在现阶段占有主要地位。其是通过行政权力人为地建立市场壁垒、削弱或限制竞争，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行政管理体制仍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以公共权力对市场竞争所施加的各种限制依然存在，以高度集权为标志的国家垄断的惯性作用仍然根深蒂固。垄断的惯性加上垄断的巨大诱惑力，使有关部门、地区、行业分享行政垄断种种“好处”的动机和机会大大增加，从而加剧了颇具我国特色的行政垄断。而经济垄断目前在我国只是“次要的或潜在的因素”，且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③。尽管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只在个别地区、个别行业领域内存在，但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会使经济垄断成为愈加突出的问题。

第二，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我国的企业面临或己经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

第三，从产业结构组织方面来看，我国大部分产业的问题不是结构过于集中，而是过于分散。低水平、小规模的重复建设，严重地影响着整个产业的素质和效率，造成了资源使用的严重浪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垄断性竞争还不够，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垄断性行业少。

①颜运秋著：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与保护消费者权益[j]，社会科学家,9月第5期

②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168页

③易成著：我国反垄断立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6月1日（硕士学位论文）

二是垄断性行业的垄断程度低。三是垄断行业特征单一，缺乏跨行业垄断集团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大力推动企业横向联合，组建企业集团，造成相关领域市场集中呈现愈来愈高的趋势。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企业并购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企业间的并购也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但这种趋势与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并不是市场经济自发的产物，企业自身垄断地位是在政府“保护伞”下所形成的②。

现阶段，一方面行政垄断以及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经济垄断严重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总体规模并不大，很少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生产，新兴产业的发展比较稚嫩，尚不足以与国外同行业展开竞争。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也不能完全以西方流行的经济理论作为其基础，当然这并不排斥我们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中国《反垄断法》的草拟稿与送审稿的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拟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竞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一目的条款虽然仍处于“征求意见”之中，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而送审稿第一条规定：“为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两者相比，送审稿更明确地强调对垄断行为（而不包括对垄断状态）的制止，对竞争的维护也更具有弹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公平竞争），注重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删除了“保护经营者”的措辞，将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明确限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个大方向上。

“垄断”既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状态，但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应该是行为而非状态。因为市场竞争本身就包含了竞争的优化配置给市场主体所带来的垄断地位的内容。以美国为代表的诸多反垄断法先进国家实际上已将垄断状态视为合法，这体现了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反垄断法也不应将经营者在竞争机制作用下所获取的垄断状态视为违法并予以制裁。由草拟稿到送审稿的变化，可以看出立法者将“制止垄断”细化为“制止垄断行为”，并在界定“垄断”时在其他条文中对具体的垄断行为又明确地加以限定，为执法和司法确立清晰的实体依据。而且即使要对特殊情形下的垄断状态予以规制，也应将其纳入到垄断行为的范畴，以例外条款单独规定并辅之以可操作的立法技术。

我国学者强调“维护自由和公平竞争”，即认为反垄断法的基点应当是维护竞争自由或者自由竞争，包括自由进出市场、自由实施市场行为以及有权排除限制自由竞争的行为。其次，反垄断法也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③。但是，人们常常在不同的经济时期赋予竞争不同的内涵。除了自由和公平这两大基本追求外，竞争还被赋予安全、有序、健康、和谐等诸多价值取向，其中不乏具有各国本土特色以及带有浓重政策意味的价值取向。因此，竞争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背景下往往不断变化④。送审稿中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这一富有弹性的措辞，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竞争在未来所可能出现的种种内涵，彰显了立法的前瞻性，立法技术

①贺娟著：我国反垄断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4月20日（硕士学位论文）

②赵万一，魏静著：论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界定及制度架构[j]，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第108-112页

③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211页

④王巍．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上更科学，更能实现“竞争”作为价值目标的功能作用。

《反垄断法》（草拟稿）中实际上确立了“四元”的保护范式，即对经营者、消费者、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这四个方面予以一体化的保护。而目前的《反垄断法》（送审稿）已经删除了“保护经营者”的措辞，将反垄断法的立法取向明确限定在消费者合法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三个基准上。送审稿对“保护经营者”的删除，并不能掩盖反垄断法有益于经营者的事实，因为经营者在整体上处于相对强势，其受益是自然的和现实的，市场竞争最优化本身就蕴涵了经营者受益的内容，所以其并不是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学者认为这个立法目的过于抽象和宽泛，不具备立法目的所应有的独立指导价值，并且容易产生歧义。而且，国外反垄断法将其作为重要标准的情况并不多见。但立法者保留“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内容，也有自身的合理性。对于社会公共利益，解决的方法就是应避免过于宽泛地加以理解，可在其他条款中明确具体标准，并做出相应的排除性规定，防止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诸多狭隘利益的“挡箭牌”和“护身符”①。

上述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可将之分为效率目的和非效率目的两种，藉之于分析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较为可取。采纳多种的价值取向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反垄断法在适用上的冲突和不一致的危险。立法上并没有以对各种目标之间的顺序和轻重做出说明，对此仍然具有模糊性，需要加以界定。因此必须在效率与非效率目标之间进行必要的选择和协调。一国的经济理论对反垄断法的制定和适用也有很大影响。在现代经济理论的价值观念对反垄断法原则的深刻影响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竞相采纳“效率来自竞争”的经济效益原则②。然而，如前所述，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反垄断法作为其子系统的法，必也以社会的整体效益为其根本价值目标。经济范畴内的效率与非效率，“在法理学的视野内，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③”。因此，笔者认为处理目的之间的冲突原则是：如果效率与非效率这两大目标均有价值，那么，凡是在二者发生冲突的地方，都应坚持调和。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会为了效率而牺牲一些非效率目标，有时又会为非效率目标而牺牲一些效率。但任何一种牺牲，都必须作为增进另一方的必要手段，否则便没有理由这么做。正如奥肯所说的：“平等（可以视为是非效率目标）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④”

第五章我国反垄断法应当确立的价值目标

5．1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如前所述，我国反垄断法的产生与制定有其特有的现实基础，因此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立法所确立的价值目标。在以上的分析条件下，笔者认为我国将来制定的反垄断法所应确立的价值目标有以下几点：

（一）反垄断法的本质目标应当是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与实质公平。

这体现在目的条款中则表述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虽然经过了某些学者的质疑与讨论，但反垄断法的草拟稿以及送审稿均有规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和路径不同。西方是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而我国是从垄断引入竞争，到对竞争的限制，再到反垄断。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首先应肩负着缔造和维护社会主

①王巍．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law-/lw/lw_view.asp?no=5437

②王巍．关于反垄断法中“总则”的立法争鸣．

law-/lw/lw_view.asp?no=5510

③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252页

④[美]阿瑟%268226;奥肯著，王奔洲译：《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重任务。笔者认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本身就蕴涵了社会的整体效益与实质公平。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是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的。实质公平与社会整体效益作为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有建立在实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是有意义、值得追求的效率，也只有在能够实现社会整体效益基础上的公平才是更高层次的公平。正如波斯纳所说，反垄断法旨在通过维护市场竞争机制和自愿交换或重视市场，确保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公平竞争和民主程序。

（二）反垄断法更主要的是维护竞争机制，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竞争是实现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益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完善的竞争机制，才能发挥市场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在竞争中实现公平和效率。如果没有（动态的）竞争机制，就难以提高社会整体效益，也难以实现实质公平。

如前所述，竞争机制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效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活动不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计划，而由经济活动当事人自行决定，竞争就负责协调这些当事人的计划，它能够根据市场供求的自由作用决定价格。这些价格对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竞争能够导致价格降低和质量提高，意味着一般公众将从其对整个经济的贡献中受益。由于垄断行为损害了市场的效率机制和带来了非效率，才需要反垄断法或竞争法校正市场失灵，恢复或者实现经济效率。因此，效率是反垄断法或者竞争法追求的基本目标，即实现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没有生产效率也就谈不上消费效率。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1997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1998年)、在线与时代华纳()等巨型公司的兼并震惊全球。它们的合并之所以能得到美国批准，根本原因是其合并能提高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可见，反垄断对经济效率目标的强调，在理论界和政府、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尤其是在美国）中都有所反映。

（三）反垄断法的最终目标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总是处于弱者地位而遭受垄断行为的损害。各种形式的价格垄断、强制搭售商品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将保护消费者权益列入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就保护消费者而言者无罪，可以是指通过保护竞争机制不受扭曲，来发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从而使经济效率提高并惠及全体消费者，也可以只是指在具体交易场合保护特定消费者利益不受损失。

5．2我国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实现

首先，树立反垄断法“经济宪法”的地位和意识。美国最高法院在1972年的一项判决中指出：“反托拉斯法……是自由企业的大宪章（themagnacartaoffreeenterprise）。它们对维护经济自由和我们的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就像权利法案对于保护我们的基本权利的重要性那样”①。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还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称为“经济自由的宪法”（charterofeconomicliberty）。反垄断法的“经济宪法”称谓，意味着反垄断法具有“宪法性”、“统领性”、“总纲性”，其内容是高度概括性、抽象性、一般性的表述，是维护竞争机制的基石。

我国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确立和维护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体制追求的直接目标，竞争机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一。没有竞争机制，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市场体制。因此，以维护竞争机制为目标的反垄断法当然要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即“经济宪法”。现阶段，我国民众对反垄断法的“经济宪法”地位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也没有将其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上它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我们）。

其次，协调反垄断法的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国家作为管理者，具有管理经济的职责，

①unitedstatesv.topcoassociations,inc.,405u.s.596,610(1972).

转引自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第19页

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宏观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国家管理经济的目的所在；消费者希望有自由选择商品和交易对象的机会；经营者渴望有理想的竞争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反垄断法的价值需求是多元的，矛盾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笔者认为各价值取向之间是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作为弥补市场缺陷，干预主体自由之法，反垄断法限制经济人私益最大化，以追求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其限制个人自由之无限，维持整体竞争秩序之活力；其以竞争为起点，努力实现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实质公平①。

最后，必须提高人们的反垄断法意识。法律意识，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法律和法律现象的认识、评价、情感体验等各种意识现象的在机综合体②。反垄断法意识即是人们关于垄断及其相关现象的认识、评价、情感体验等各种意识现象的在机综合体。据此可以认为反垄断法的意识深刻地影响着反垄断法价值目标的确定及其实现。立法者先要意识到垄断是一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保护落后、阻碍市场发育的行为，必须通过法律加以禁止和限制，这样反垄断法就应运而生；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反垄断法意识水平的高低也决定着他们对反垄断法精神实质的理解程度，并直接关系到他们处理案件的正确、合法与否；公民、社会组织的反垄断法意识，也决定着他们能不能正确遵守和执行法律规范，从而最终实现反垄断的价值目标。

结语

反垄断法的价值是反垄断法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反垄断法的具体法律制度的建立以及反垄断法司法实践都要以反垄断法的价值为指导，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对反垄断法价值的定位并不完全相同。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捍卫者，其立法目的通过多种形式来确认反垄断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作为基础和前提，立法目的在反垄断法中具有先决性和统摄性。但在我国制定反垄断法的过程中，立法目的实际上处于一种知之不清的“混沌”状态，这极大地制约了整体的立法水平，也必将对以后的执法和司法等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反垄断法的价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探讨我国反垄断法的价值时，反垄断法和其它法律部门相比，显示了它自己的独特的内涵与外延，但探索适宜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仍需要在多个层面上逐渐深化认识。

①李静著：反垄断法的价值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②李龙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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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unitedstatesv.topcoassociations,inc.,405u.s.596,610(1972).

转引自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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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颜运秋．反垄断法立法目的与保护消费者权益[j]．社会科学家．（5）．

[16]贺娟．我国反垄断立法若干问题研究．山西财经大学．4月20日（硕士学位论文）．

[17]易成．我国反垄断立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6月1日（硕士学位论文）．

[18]李静著：反垄断法的价值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9]王巍．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9

根据《财经》记者了解，反垄断立法在中国之所以“难产”，关键在于行政阻力。一方面，行政性垄断其实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最大来源，但行政性垄断背后巨大的部门利益，使得相关行政部门、地方政府或明或暗地反对反垄断立法；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部委对反垄断执法权又争得不亦乐乎。同时，如果《反垄断法》通过实施，中国现行的《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招标投标法》等法律，以及国务院及其部委过的很多涉及反垄断的行政法规、规章，势必需要进行相应修订甚至废除，这将影响到某些主管部门的执法权限，影响到某些机构的既得利益。

由此，《反垄断法（草案）》几经反复，12年内迟迟未能正式提交立法机关审议。据《财经》获得的准确信息，此次国务院原则通过的法律草案，就上述两大争议难点作出了“一退一进”的权衡。

一方面，法律草案最终删除了原来作为单独一章存在的“禁止行政性垄断”的规定。该章原条文总计六条，明确规定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买卖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强行买卖或者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销售，或者限制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等等。目前的法律草案中，仅在总则部分留下了一条原则性规定：“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

据一位参与立法咨询的专家透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退步”，关键在于行政垄断在中国根深蒂固，真正解决问题，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反垄断法》能够解决市场竞争中的垄断行为，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即使法律规定了反行政垄断，在实际操作中也不可能得到实现，不过是一些宣誓性条文，反而损害法律执行的权威。

另一方面，在执法机关及其权限上，目前的法律草案中提升了反垄断机构的地位，明确提出组建“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的负责人和若干专家组成；委员会的议事方式、工作规则，将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样立法，既平息了各大部委之间的权力争夺，同时提高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规格，使得法律一旦出台，执行力度可以得到保障，无疑是一大进步。

从目前的草案设计来看，中国反垄断立法主要借鉴了德国模式，将垄断行为定义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三种，这表明，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并不反对企业变“大”，不像美国或日本那样，一旦企业规模过大，有可能面临拆分危险，中国的反垄断立法不反对企业占据市场优势，只有企业滥用这种优势限制竞争，法律才会予以干涉。

如果不出意外，《反垄断法（草案）》将于6月底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提交审议。这将是这部法律草案“难产”12年之后，首次提交立法机关审议。

反垄断立法范文篇10

关键词：垄断法；执法权配置；反垄断委员会

一、对我国现行反垄断执法权力配置的辩证分析

纵观各国反垄断执法实践，一个独立而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反垄断法得到有效实施的基本条件与前提。反垄断法本身不能创造一个公平和自由的竞争环境，而是得借助一个有效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率的执法机构，如果反垄断机构不能独立地审理案件，不能独立地选任自己的工作人员，就是有了反垄断法，这个法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然而我国目前设定的反垄断执法权配置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则将无法保证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和高效性的实现，进而直接影响《反垄断法》实施的预期效果。这也是我国反垄断执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难以逾越的瓶颈。

比如，在独立性方面，其致命之处就是级别设置比较低，易受行政权力的制约或控制。三家具体执法机关是作为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的下属机构而存在。这样的设置，级别低，在执法中极容易受到部领导和其他平行机构部门的干扰，很难做到独立自主地立案、调查、处理。更重要的是，《反垄断法》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型至市场经济进程中为保证市场竞争有序进行而制定的，其与传统反垄断法不同之处在于其更具中国时代使命——须调整规制由计划经济遗留下的“行政垄断”。但由于现三家执法机构都隶属政府职能主管部门，其位低权弱、受制于人，缺乏与其执法权限相应的独立性，且其他行政部门或利益集团容易控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具体执法工作。由此看来，独立性，作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显着特点，在我国却难以得到应有的价值体现和实践落实。又如，在高效性方面，多家执法机构为了寻求各自部门利益不可避免地争取得到、扩展自身的执法权或管辖权，从而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有利大家争、无利相互推”的低效、无序之执法恶果。即便有反垄断委员会出面进行组织、协调、指导，也因为其缺乏实质性权力而终将在具体执行上难除恶瘤，从而降低了执法力度、极大地减损了执法效率。

尽管现行的反垄断执法模式确实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弊端，但这些弊端是源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正如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盛杰民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表示，建立一个独立、权威的执法机构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我国政府行政体制上，目前还无法实现。目前我国保持三个部门共同执法，从行政执法体制来讲，是一种最佳的，也是最可行的模式。笔者认为该权力配置模式至少在以下方面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多元执法保持了现行反垄断执法体制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以发挥长期以来各个执法机构执法相关领域的专业性特长，有利于反垄断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迅速运用和实施。其次，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设立，既维持了分散执法的现有格局，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为今后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留有余地，是一种务实和稳健的立法策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部门利益之间的平衡，对创造反垄断执法的大环境具有积极的意义。最后，这种模式的建立有利于缓和作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巨大冲击力。因为在中国现有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源制度下，完全借鉴西方国家反垄断执法权配置模式设立即意味“这既有的行政权力结构要被彻底的打破，整个国家的政策框架要重新建立，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执法模式不应当成为一种长期的解决方案。除了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需求所产生的“双头执法”体制之外，世界上将反垄断法的三大制度分割开来由三个执法机构管辖的并不多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而这种特色却与当今世界反垄断单一专门主管机构的发展趋势不符。因此，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仅仅是反垄断法”中国化”的一小“跬步”。我国现行模式只是为了反垄断法的早日颁布和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设计的权宜之策，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反垄断执法机构会应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权威并且高效的执法机构，这也是大势所趋。

二、顺应政治经济改革，适时重构执法权配置模式

“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是停滞不前的，一部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其精神和价值取向会不断的发展变化”，并且“一般性准则的确立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空的转换而有所不同”，我们应当在“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由此对不确定加以确定，使之符合立法宗旨。”垄断的特征决定了反垄断法是一部变化性很强的法律。因此，反垄断法必须在其实施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价值目标作出不同的反应。具体反映到反垄断执法权力，就是要根据不同的经济要求和政治形势来合理配置不同的执法权。因此，我们只有理性地面对现实，客观地立足我国国情并结合国外先进经验，尊重市场规律和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来合理地改善我国目前反垄断执法体制、科学配置反垄断执法权，惟有此方能建立起一个高效而权威的执法机构，进而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权配置模式不可能成为长期的解决方案，必须根据具体的经济政治体制的要求作出灵活性的变化，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反垄断任务；同时，建立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是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历来的立法趋势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因此我们不妨朝着这一个思路去努力，即将反垄断委员会适时地发展成为我国独立、权威、统一的并且拥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其他条件成熟时取消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执法权。

此设想，首先是源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据十七大报告的要求，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步骤的行政机关“大部制”改革方案已经付诸实施，以重点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等问题。虽然大部制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但可以预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趋势。这一趋势为将来把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发改委的反垄断法执法权统一到反垄断委员会提供了可能，进而解决多头执法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