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贫范文10篇

返贫范文篇1

我国经过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我国农村返贫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返贫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地域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虽有返贫现象，但也仅仅是个别农户的问题。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原先贫困面积较大的中西部连片地带是我国农村返贫的集中发生地区。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总体上我国无论是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还是贫困面积小的零星插花地带都有返贫现象。但从地域上来看，返贫的分布却是不均匀的。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出现在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而贫困面小的东部地区的返贫率相对要低许多。比如，贫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区的返贫率高达20％以上；西北有个别省份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老少边穷地区返贫率高。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返贫。近年来，由于未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脱贫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善，即使是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创五年来最高的2004年，脱贫人口也仅有300万，返贫率仍在10％左右。［1］

第二，返贫现象的严重性。虽然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的返贫现象仍十分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15％左右，而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目前返贫率为15％~20％，甚至达到20％～30％。例如，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1998－1999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8％，返贫农户却高达11．5％。［2］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更高达20％以上。有些地方脱贫农民的返贫率高达50％以上。［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省43万，陕西省37万，安徽省66万，河南省53万。4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4］

第三，返贫现象的频发性和反复性。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返贫问题具有频繁性和易发性。中国有些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次大的返贫。而且返贫往往来得很快，外界一有些不利因素，马上就会造成返贫的出现。这反映了中国脱贫户的抗贫能力和基本素质较差。尤其是少数经济基础差的脱贫农户抗御经济风险能力薄弱，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往往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甚至脱贫后富裕起来的农户也会因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返贫。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还极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人。［5］

第四，返贫现象的个体性。据对返贫户的分析显示，无论是返贫率高的地区，还是返贫率低的地区，在返贫户身上普遍都存在着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来源单一、观念落后等个人素质问题。这反映了返贫户的一般特征。

第五，农村返贫原因的不均衡性。它不仅反映在地区之间返贫发生率不均衡，而且主要表现在发生返贫的时期上，各个年份也不尽相同。返贫的反复性、不均衡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导致返贫因素的多样性造成的。从我国农户返贫的原因看，有的是因灾返贫，有的是因病返贫，有的是因子女教育费用迅猛上升返贫，有的是结婚大操大办返贫，有的是因生态恶化返贫，有的是因扶贫项目效益短期化返贫，有的是因市场风险返贫，有的是因乱集资、乱收费返贫，有的是因聚赌而返贫等等。这些导致返贫的因素，虽然对不同农户返贫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所导致的结果大体是相同的——重新返贫。

二、当前我国农村返贫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扶贫对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的种种不足，例如，目前的“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的“限期脱贫”、“快速催肥式”的“短期脱贫”、“只输血不造血”的“项目扶贫”［6］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返贫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

为确保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各地县乃至乡村都制订了年度脱贫计划，即要求一个县每年要有多少个乡、多少个村、多少人解决温饱，一年要有几个县实现整体脱贫，这种“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当然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免不了浮夸和弄虚作假。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扶贫时热衷于在公路旁搞集中连片的示范工程，也就是面子工程。由于这些样板工程都是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其他贫困地区难以从中借鉴。一些地方在扶贫问题上搞数字游戏，对上争取资金时，就把贫困人口数增大；而当谈及政绩时，又瞒报贫困人口。这些来自基层的数字是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数字游戏使一些决策一出台就脱离了实际。“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导致扶贫统计工作严重失真，影响扶贫工作的决策和规划。

第二，政府短期行为问题。

政府短期行为严重，“快速催肥式”扶贫导致脱贫基础不牢固，扶贫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进行扶贫攻坚，在一些地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寻找“短、平、快”的项目。［7］这种做法立竿见影，短期内贫困者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扶持下也许一时跃到贫困线之上，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消极的救济，常把扶贫当作行政任务，当作施舍与救济，认为给物给钱就完事，过分注重短期内脱贫的人数，忽视了扶贫质量，从而使扶贫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样的扶贫治标不治本，很难持续发展。所以贫困者总是徘徊在贫困的边缘，一遇天灾人祸，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第三，重视物质投入，忽视精神脱贫。

我国政府利用行政体系推动的扶贫方式对经济、物质投入比较重视，而对贫困人口精神、思想观念、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扶持却非常少。由于贫困者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等，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伸手要钱要物，安于现状与清贫，不能苦干，但愿苦熬，坐以待援，温饱即安”等观念构成了贫困农村的“败血”机制的主体部分，如果不转变这些价值观念，贫困文化就不可能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一遇外在环境变化就很容易返贫。

第四，贫困者并非真正的脱贫主体。

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然而，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常常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由于扶贫工程大多被当作政绩来完成，没有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贫困者的实际情况，在扶贫过程中也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所以，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不能持续投入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重新步入贫困。

返贫范文篇2

［关键词］农村返贫；特征；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返贫是一个世界性的、各国都在长期致力解决的难题。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与世界各国返贫现象有共同之处，如返贫往往发生在自然灾害的年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返贫农民往往自身素质不高，贫困发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及设施薄弱等；因国情不同，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环境不同，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状与特征

我国经过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我国农村返贫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返贫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地域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虽有返贫现象，但也仅仅是个别农户的问题。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原先贫困面积较大的中西部连片地带是我国农村返贫的集中发生地区。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总体上我国无论是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还是贫困面积小的零星插花地带都有返贫现象。但从地域上来看，返贫的分布却是不均匀的。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出现在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而贫困面小的东部地区的返贫率相对要低许多。比如，贫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区的返贫率高达20％以上；西北有个别省份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老少边穷地区返贫率高。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返贫。近年来，由于未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脱贫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善，即使是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创五年来最高的2004年，脱贫人口也仅有300万，返贫率仍在10％左右。［1］

第二，返贫现象的严重性。虽然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的返贫现象仍十分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15％左右，而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目前返贫率为15％~20％，甚至达到20％～30％。例如，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1998－1999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8％，返贫农户却高达11．5％。［2］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更高达20％以上。有些地方脱贫农民的返贫率高达50％以上。［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省43万，陕西省37万，安徽省66万，河南省53万。4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4］

第三，返贫现象的频发性和反复性。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返贫问题具有频繁性和易发性。中国有些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次大的返贫。而且返贫往往来得很快，外界一有些不利因素，马上就会造成返贫的出现。这反映了中国脱贫户的抗贫能力和基本素质较差。尤其是少数经济基础差的脱贫农户抗御经济风险能力薄弱，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往往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甚至脱贫后富裕起来的农户也会因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返贫。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还极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人。［5］

第四，返贫现象的个体性。据对返贫户的分析显示，无论是返贫率高的地区，还是返贫率低的地区，在返贫户身上普遍都存在着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来源单一、观念落后等个人素质问题。这反映了返贫户的一般特征。

第五，农村返贫原因的不均衡性。它不仅反映在地区之间返贫发生率不均衡，而且主要表现在发生返贫的时期上，各个年份也不尽相同。返贫的反复性、不均衡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导致返贫因素的多样性造成的。从我国农户返贫的原因看，有的是因灾返贫，有的是因病返贫，有的是因子女教育费用迅猛上升返贫，有的是结婚大操大办返贫，有的是因生态恶化返贫，有的是因扶贫项目效益短期化返贫，有的是因市场风险返贫，有的是因乱集资、乱收费返贫，有的是因聚赌而返贫等等。这些导致返贫的因素，虽然对不同农户返贫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所导致的结果大体是相同的——重新返贫。

二、当前我国农村返贫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扶贫对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的种种不足，例如，目前的“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的“限期脱贫”、“快速催肥式”的“短期脱贫”、“只输血不造血”的“项目扶贫”［6］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返贫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

为确保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各地县乃至乡村都制订了年度脱贫计划，即要求一个县每年要有多少个乡、多少个村、多少人解决温饱，一年要有几个县实现整体脱贫，这种“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当然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免不了浮夸和弄虚作假。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扶贫时热衷于在公路旁搞集中连片的示范工程，也就是面子工程。由于这些样板工程都是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其他贫困地区难以从中借鉴。一些地方在扶贫问题上搞数字游戏，对上争取资金时，就把贫困人口数增大；而当谈及政绩时，又瞒报贫困人口。这些来自基层的数字是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数字游戏使一些决策一出台就脱离了实际。“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导致扶贫统计工作严重失真，影响扶贫工作的决策和规划。

第二，政府短期行为问题。

政府短期行为严重，“快速催肥式”扶贫导致脱贫基础不牢固，扶贫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进行扶贫攻坚，在一些地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寻找“短、平、快”的项目。［7］这种做法立竿见影，短期内贫困者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扶持下也许一时跃到贫困线之上，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消极的救济，常把扶贫当作行政任务，当作施舍与救济，认为给物给钱就完事，过分注重短期内脱贫的人数，忽视了扶贫质量，从而使扶贫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样的扶贫治标不治本，很难持续发展。所以贫困者总是徘徊在贫困的边缘，一遇天灾人祸，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第三，重视物质投入，忽视精神脱贫。

我国政府利用行政体系推动的扶贫方式对经济、物质投入比较重视，而对贫困人口精神、思想观念、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扶持却非常少。由于贫困者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等，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伸手要钱要物，安于现状与清贫，不能苦干，但愿苦熬，坐以待援，温饱即安”等观念构成了贫困农村的“败血”机制的主体部分，如果不转变这些价值观念，贫困文化就不可能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一遇外在环境变化就很容易返贫。

第四，贫困者并非真正的脱贫主体。

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然而，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常常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由于扶贫工程大多被当作政绩来完成，没有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贫困者的实际情况，在扶贫过程中也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所以，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不能持续投入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重新步入贫困。

返贫范文篇3

一、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状与特征

我国经过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我国农村返贫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返贫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地域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虽有返贫现象，但也仅仅是个别农户的问题。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原先贫困面积较大的中西部连片地带是我国农村返贫的集中发生地区。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总体上我国无论是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还是贫困面积小的零星插花地带都有返贫现象。但从地域上来看，返贫的分布却是不均匀的。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出现在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而贫困面小的东部地区的返贫率相对要低许多。比如，贫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区的返贫率高达20％以上；西北有个别省份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老少边穷地区返贫率高。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返贫。近年来，由于未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脱贫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善，即使是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创五年来最高的2004年，脱贫人口也仅有300万，返贫率仍在10％左右。［1］

第二，返贫现象的严重性。虽然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的返贫现象仍十分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15％左右，而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目前返贫率为15％~20％，甚至达到20％～30％。例如，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1998－1999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8％，返贫农户却高达11．5％。［2］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更高达20％以上。有些地方脱贫农民的返贫率高达50％以上。［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省43万，陕西省37万，安徽省66万，河南省53万。4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4］

第三，返贫现象的频发性和反复性。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返贫问题具有频繁性和易发性。中国有些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次大的返贫。而且返贫往往来得很快，外界一有些不利因素，马上就会造成返贫的出现。这反映了中国脱贫户的抗贫能力和基本素质较差。尤其是少数经济基础差的脱贫农户抗御经济风险能力薄弱，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往往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甚至脱贫后富裕起来的农户也会因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返贫。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还极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人。［5］

第四，返贫现象的个体性。据对返贫户的分析显示，无论是返贫率高的地区，还是返贫率低的地区，在返贫户身上普遍都存在着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来源单一、观念落后等个人素质问题。这反映了返贫户的一般特征。

第五，农村返贫原因的不均衡性。它不仅反映在地区之间返贫发生率不均衡，而且主要表现在发生返贫的时期上，各个年份也不尽相同。返贫的反复性、不均衡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导致返贫因素的多样性造成的。从我国农户返贫的原因看，有的是因灾返贫，有的是因病返贫，有的是因子女教育费用迅猛上升返贫，有的是结婚大操大办返贫，有的是因生态恶化返贫，有的是因扶贫项目效益短期化返贫，有的是因市场风险返贫，有的是因乱集资、乱收费返贫，有的是因聚赌而返贫等等。这些导致返贫的因素，虽然对不同农户返贫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所导致的结果大体是相同的——重新返贫。

二、当前我国农村返贫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扶贫对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的种种不足，例如，目前的“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的“限期脱贫”、“快速催肥式”的“短期脱贫”、“只输血不造血”的“项目扶贫”［6］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返贫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

为确保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各地县乃至乡村都制订了年度脱贫计划，即要求一个县每年要有多少个乡、多少个村、多少人解决温饱，一年要有几个县实现整体脱贫，这种“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当然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免不了浮夸和弄虚作假。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扶贫时热衷于在公路旁搞集中连片的示范工程，也就是面子工程。由于这些样板工程都是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其他贫困地区难以从中借鉴。一些地方在扶贫问题上搞数字游戏，对上争取资金时，就把贫困人口数增大；而当谈及政绩时，又瞒报贫困人口。这些来自基层的数字是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数字游戏使一些决策一出台就脱离了实际。“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导致扶贫统计工作严重失真，影响扶贫工作的决策和规划。

第二，政府短期行为问题。

政府短期行为严重，“快速催肥式”扶贫导致脱贫基础不牢固，扶贫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进行扶贫攻坚，在一些地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寻找“短、平、快”的项目。［7］这种做法立竿见影，短期内贫困者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扶持下也许一时跃到贫困线之上，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消极的救济，常把扶贫当作行政任务，当作施舍与救济，认为给物给钱就完事，过分注重短期内脱贫的人数，忽视了扶贫质量，从而使扶贫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样的扶贫治标不治本，很难持续发展。所以贫困者总是徘徊在贫困的边缘，一遇天灾人祸，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第三，重视物质投入，忽视精神脱贫。

我国政府利用行政体系推动的扶贫方式对经济、物质投入比较重视，而对贫困人口精神、思想观念、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扶持却非常少。由于贫困者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等，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伸手要钱要物，安于现状与清贫，不能苦干，但愿苦熬，坐以待援，温饱即安”等观念构成了贫困农村的“败血”机制的主体部分，如果不转变这些价值观念，贫困文化就不可能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一遇外在环境变化就很容易返贫。

第四，贫困者并非真正的脱贫主体。

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然而，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常常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由于扶贫工程大多被当作政绩来完成，没有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贫困者的实际情况，在扶贫过程中也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所以，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不能持续投入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重新步入贫困。

返贫范文篇4

农村的贫困与反贫困，历来为中国的统治者所关心和关注。中国农村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农村的贫困与反贫困的斗争史，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当家作主，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特别是农村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农村脱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资料显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0年的2600多万。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33.1%，下降到2000年的2.8%。国家重点扶贫县的贫困人口从1994年的5858万，减到2000年的1710万。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尽管如此，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仍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1)农民脱贫的速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不适应，更不容说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近几年，中国的国民经济是以超过7%以上的速度在发展，而资料显示2003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在“八七”计划期间，农村贫困人口中，平均每年有600多万的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但本世纪初的头两年里，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的解决，每年不到200万。(2)中国农村贫困线设定的标准比较低。贫困，是指缺乏最低生活的能力。它的测算指标包括：家庭人平均收入、人均支出、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保障、预期寿命、儿童的死亡率及入学率和公共资源的占有率。贫困，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中国贫困线1999年定为人年均收入625元人民币。而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是，其人均GDP在300美元，人均每天支出1美元，二者相差悬殊很大。(3)农村贫困人口仍然是一个庞大的基数。按照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农村现有绝对贫困人口2600万，有相对人口2.1亿。据报道：2003年，其中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1459.5万人，人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有9033.4万，人均收入在1000—2000元的贫困人口有31079.3万人。全国有3000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有6000万人在温饱线徘徊。(4)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不平衡。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不发达的地区有贫困人口1.64亿，占贫困总人口的48.18%。西部新增部级贫困县占全国新增总数的80%。(5)农村的返贫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返贫率在上升的趋势。有资料显示：1998—1999年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率8%，而返贫率达11.5%。造成农村扶贫艰难，脱贫速度迟缓和返贫率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因素，又受历史、体制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的掣肘。具体表现在：

(一)农村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劣势进一步显现，并有恶化的趋势，是造成农村脱贫难和返贫率上升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环境恶劣是造成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中，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中西部山区、丘陵和交通闭塞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农业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加之复杂多变地理环境，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导致旱灾、渍灾、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频发，致使这些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货币收入低，农民脱贫迟缓。其次，贫困地区的农村资源日渐缺乏。多年以来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农业生产技术研发推广滞缓，农村经济的发展过多地依赖于农村资源的消耗。目前，农业生产中科技贡献率为40%左右，发达国家在70%左右。科技转化率也不强，仅为30%左右。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的严重，致使农村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土地的人均占有量，由1990年的1.63亩，降到2000年的1.34亩。在现有的农村土地资源中，水源充足，排灌设施齐全的优质耕地面积少，仅占现有耕地面积的34.5%，中低产田的面积占65.5%。有66%的耕地面积分布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区，土地质级差，产出量低。水资源短缺，中国水资源不足，不仅在时间、地域和人口占有量上分布不平衡，环境污染，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致使河床抬高，河流淤塞，极易造成洪水泛滥，增大了农业风险和农村脱贫的难度。加之，现今城市经济的发展，仍然以牺牲农村经济为代价，继续对农村资源的掠夺。低价位的农村土地的圈占，高价位的农资化工产品的输出，进一步加大了农村贫困化趋势，造成返贫率的不断上升。

(二)农村经济发展态势的波动，加剧了农村贫困的严重性和农村脱贫上的反复性。农村经济的发展仅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就有过三次大的波动，也造成了农村脱贫的三次起伏。一是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初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空前释放，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农民收入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急剧下降。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前的2.5亿，降低到5000万。农村脱贫效果明显，且返贫率很低。二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至本世纪头两年。由农业结构调整滞后，农产品价格下滑，造成农产品的相对出现过剩。农业经济滑坡，加之农业生产资料的不断上涨，农民收入显著下降，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未能经受住市场经济的冲击，纷纷破产、倒闭。形成巨大的债务包袱，不仅拖垮了农村集体经济，而且给正面受农业无效，甚至负增长压力的农民雪上加霜。农村贫困化趋势加大，农民返贫率急剧上升。一度突破九千万，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二次农村贫困和返贫率高峰（第一次是上实际五十年代末的）。三是从2002年底开始，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投入，国家西部开发展战略的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的全面推广，农业效益开始显现，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开始回升，农村脱贫步伐加快。特别是国家加大了对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投入，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的地区的扶贫攻坚步伐明显加快。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效果明显，成果显著。但由于国家的这种政策性投入著有明显的短期行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暴露出的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制约了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速度。这种贫困不仅表现在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温饱问题难以维计。而且还表现在城乡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据有关方面预测，现在的基尼系数为0.45（目前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这种状况不仅导致农村脱贫的艰难，而且会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

(三)农村税费改革体制设计上的不够合理，增大了农村脱贫的艰难与返貧率的上升的风险。正在全国推广实施的农村税费改革，虽然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由于最初体制设计上的不够合理，造成了新的农民负担的不合理现象的出现，导致农村脱贫的艰难与返贫率的上升。突出表现在：首先，一刀切式的减负和改制，使合理的收费项目和关乎农民增收的涉农部门一并取消，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失去了农村基层组织应承担的配套资金的筹资渠道，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无法争取到国家政策性资金的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经营条件的改善，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涉农部门的改制，使农业科技体系和生产服务体系面临瓦解。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潜力受到抑制，给农村脱贫造成难度。而税征依据的不合理，导致了粮食主产区、单一的农业收入地区和中西部人少地多的地区的农民相对负担的增加。使本应脱贫的地区农民，不仅没有脱贫，反而因相对负担的增加，而加剧了贫困程度，使这些地区的返贫率上升。其次，农业税的取消，在降低了农民平均负担的同时，加重了以解决温饱为生产目的的，小面积从事农业产业的农户的相对负担，使这部门农民的温饱问题受到威胁，容易造成新的返贫。

(四)农民文化程度低下和农民自身的惰性，造成低素质的农村人力资源增加,是农村脱贫难和返贫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有资料显示：在农村人口中，15岁以上的文盲与半文盲为15.3%，西部欠发达的地区超过了20%。在农村现有的就业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0.1%，初高中文化仅占4.5%，文盲和半文盲占22.25%，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在农村目前的情况看来，与其说农村人口的贫困是农民收入的贫困，倒不如说是农民知识的贫乏。正是这种文化素养的缺乏和存在于农民的文化观念中一种强大的惰性的劣根性的影响，导致他们接受新知识，利用新技术的能力低。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和贫困的人群里，这种知识的贫困和自身的惰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正是这些地区和这些人群脱贫难和返贫率高的关键所在。

(五)过快的农村人口增长，难以转移出去的剩余农村劳动力，是滞缓农村脱贫，导致返贫率上升的又一动因。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使农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逐年减少。巨大的农村人口基数和严峻的就业形势，在一定时期里，将会是许多行之有效的农村扶贫措施难以发挥其及至的效能，影响到农村脱贫的步伐。在中西部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目前已陷于了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出生率越高，农村资源占有率越小，农村收入渠道越窄，农民越穷，农村脱贫就越难，而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贫困人口增长率和返贫率就越高的怪圈中。

(六)现有扶贫机制的不健全，是诱发农村贫困和返贫率上升的人为因素。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的扶贫政策性投入和资金的投入是很大的。特别是，近两年的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有资料显示：2000年，中央各项专项扶贫资金达248亿，比1980年比增加了30倍。中央政府累计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是1680多亿元，其中财政资金是800多亿，信贷资金是880亿。应该说这些资金的投入，对改变农村贫困状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扶贫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国家的扶贫专项资金并未完全用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大量扶贫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据资料记载，在1997年至1999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向全国592个部级贫困县，投放扶贫专项资金488亿。其中被通过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等形式挤占扶贫资金43.3亿，占扶贫专项资金总额的20.43%。人祸大于天灾，管理机制上的漏洞，是造成农村脱贫步伐缓慢和返贫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因灾致贫,因病(地方病)返贫是农村脱贫难和返贫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农村脱贫难，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医疗、卫生的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不健全所致。农村改革使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农民接受教育的费用也呈上升趋势，而且这种增幅大大超过了农民收入增长水平。加之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教育的相对投入减少，农家子弟上学更难，农村辍学率在上升，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村辍学率更高。即使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投入增长幅度最大的2004年,国家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也仅为100亿,这与同期国家对整个教育的投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据说这还比2003年增加了72%，可见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不足。贫困地区农民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低，导致低文化的农村劳动力在社会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就业面越来越窄，致使收入来源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使脱贫变得更加艰难。随着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贫困地区，每万人不到3名医护人员。因病致贫，特别是地方病如，血吸虫、肺结核等病的无钱医治，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而社会救助的乏力，农村养老医疗保险体系的不健全，或者说在贫困地区这个概念都没有，农村脱贫如何不艰难？农村返贫率怎么会不高？

要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降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基数，缩小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防止脱贫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反弹，必须从战略的高度，透过三农现象，研究解决好农村脱贫与返贫的问题: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的全面持续发展，是解决农村脱贫与返贫的根本手段。农村的脱贫与返贫的问题，说到底是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是农民收入水平问题。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就会提高，农村脱贫就有了基础。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特别是以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电力、通讯等为主体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中西部欠发达和农村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对于这些地方的农田水利建设的投资，国家应像对待城市建设投入一样，将建设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统筹解决，确保贫困地区的农民增收。对于乡村道路、电力、通讯等，国家应加大投资比例，来加快这些项目的建设速度，以适应农村扶贫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国家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改善农村信贷环境,降低信贷门槛。通过建立农民信用担保制度，拓宽农村融资渠道。通过加快农村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善贫困地区的人居环境，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显著提高，来达到加速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迟缓农村返贫率的上升趋势的目的。

2.加大现行的“一减三补”的政策力度，进一步减轻贫困人口的相对负担，是确保贫困人口不返贫的必要手段。从2004年开始的减免农业税，取消烟叶以外的特产税，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的农民实行粮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两减三补”政策，有力的促进了农民的增收，特别是对贫困人口的脱贫，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项政策要在巩固2004年的投入力度的基础上继续推行，并且要实行三个倾斜：一是要向中西部自然环境恶劣和资源缺乏的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倾斜，使该地区有足够的资金来启动更大大范围的农村脱贫。二是要向以农业收入为主，农民收入来源单一的贫困人口倾斜，缩小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的贫富差距。三是要向以解决温饱为目的的，小面积的贫困农业户倾斜，使他们的温饱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尽快走上脱贫道路。

返贫范文篇5

[关键词]农村教育；小学教师；专业发展；“返贫”现象

人们一般把新教师入职前的专业素养匮乏视为贫困，把他们入职后经过努力适应了教育工作视为“脱贫”，把他们在此之后出现的难以适应职业发展需要的专业素养匮乏的现象称为“返贫”。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并不鲜见，而且有日渐扩大的倾向。导致他们专业发展历程中出现“返贫”现象的主要因素有：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延迟滞后、农村青年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较差、青年教师的职业性向偏失及终身学习的观念和行动的缺失。针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返贫”现象的成因，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来预防、延缓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返贫”现象，直至消除“返贫”现象。

一、追求实效性，精心打造青年教师培训的终极目标

着眼于教师素质的整体性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举办的多种层次、多个专题的教师培训活动在帮助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扩展理论视野、提升教育经验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理论引导价值。但是，上述培训模式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未必有现实作用，原因在于：农村小学青年教师面临的实践问题远多于理论问题，相对宏观的政策、理论、理念的培训，不如引导他们对教育教学实践进行案例研讨；教育行政培训大多要教师集中异地、暂离岗位，或多或少带有“权利”“福利”色彩，其分布机会就不会均衡分配给农村小学青年教师；专门为青年教师举办的培训，因为涉及到学科面广、人员众多，缺乏有效的管理与考核机制，难以保证培训达到预期的目标。

因此，追求实效性，仍然是当前很多培训特别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培训不该放弃的终极目标。这里的实效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培训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理论认识的深化、教育理念的革新、职业性向的发展有切实的效果。在相对“务虚”的层面上有实效；另一方面是对农村小学青年教师教学技能的提高、教育方法的改进有切实的作用，在相对“务实”的层面上有实效。前者要求“务虚”型培训应以先期调研为基础，切准教师教育理论需求脉搏，找准他们教育理论的短板，从青年教师的教育观念转变、教育理念提升的实际需要出发而不是从部门工作需要出发开展培训。此外。教育思想的更新与转化，与职业兴趣、职业理想等有密切关系，因而，培训青年教师不仅要着眼于教育观念的持续发展，还要从政治思想、职业道德、职业性向等方面全面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后者则要求“务实”型培训应该针对青年教师所面临的具体教育教学问题，围绕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教育研究和民间团队建设等方面落实推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事务，将培训与青年教师的校本培养结合起来，如与“青蓝工程”中的“老带新”、青年项目的扶持与调控、同事交流与合作的推进等结合起来。无论是教学主题的培训、班级管理主题的培训，还是教育研究主题的培训，都应以理论指导实践的适切性、案例分析改善的直观性、研究方法程序的可操作性为原则选择学习和研讨的主要内容，切实提高青年教师应对教育教学问题的素养和能力。

二、保持内隐性，行政调控青年教师的民间话语表达

青年教师培养，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行政话语；青年教师成长，人们习惯上认为这是民间话语。二者话语意味表层上的对立导致了来自行政和民间两方面的偏差。行政话语掌握着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控制权，其关注的问题可能与民间话语关注的问题存在差异，比如：过分凸显行政需要，强化用制度驱使青年教师承担繁重的业务；一味聚焦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忽视了青年教师群体的成长需要；等等。与此相对，民间话语往往作为行政系统的相对面，在不被行政话语认同的无奈中，以一种消极适应、主动避开甚至有意识拒绝的方式，在青年教师群体中蔓延开来。离开了行政力量的扶持。青年教师的民间成长方式效益低缓。

这样的现状呼唤对行政力量与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行政系统作为强势方，应该主动运作引导。为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中民间话语的力量向学校事业发展轨道靠拢提供合适的平台、有效的机制。为避免过于强调权力影响产生的矛盾及弊端。行政力量要善于转换角色，把对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显性话语权转变为隐性话语权，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转为引导、启发、支持、遴选的间接控制，通过资助民间团队、鼓励教师合作、提供开拓空间等方式，推动青年教师根据自己爱好、特长或理想追求实现专业成长，使青年教师得到充分理解和支持，并乐于将个人成长与行政愿景保持一致。从而获得民间话语与行政力量的良性合力。

当前农村青年教师的民间交流，远比官方提供的交流平台要丰富得多，如QQ群、教学沙龙、远程互助、结为民间师徒(相对于行政的“青蓝工程”中的“师徒”而言)、教师假期联盟、教育博客交流、QQ空间、专业论坛等。这些交流有很鲜明的圈子化、私人化色彩。交流的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教育教学的审视反思，也有教育研究的经验心得；既有对行政系统的评价批评，也有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牢骚不满；既有闪光的思想火花、深刻睿智的智慧见解，也有只见一叶的偏激片面之词、消极倦怠的心态宣泄甚而有不合时宜的指责谩骂。显然，这些民间话语对青年教师的影响是多重的、复杂的，行政系统如果漠视或者以“教师私事，不好干涉”的借口逃避，显然忽视了这股力量的现实作用。行政部门可以倡议某一区域内的学校之间建立民间交流组织，并提供时间空间、必须的物质条件和服务支持，将民间交流逐渐导引到教育教学工作的主题化。

行政管理部门对民间话语的隐性调控方式还有很多。针对学校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关学校发展的事项，学校可以采用项目招标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的参与，提供资金、人力、研究便利等方面的支撑；由骨干青年教师以个人名义举办教育交流小组、成立教学研究团队或举办专业发展沙龙，动员民间力量承担组织管理职责，青年行政领导有意识地作为成员参与，以身作则力行研究，接受团队的规约，融入青年教师群体；行政领导申请QQ账号、建立BBS论坛等，邀请青年教师参与交流、讨论；等等。这些方式、途径和平台均能为行政隐性调控民间力量提供不容易引发防范与对立情绪的机会，获得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的效果。

三、凸显文化性，引导青年教师参与并建构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学校的建构无疑为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铺设了一条通往熟手教师、专家型教师的道路，许多教师带着热情投入学习活动，理论视野、理论深度都有所拓展，但是很快学习热情消退。农村青年教师出现学习倦怠的主要原因有：把普遍性的教育理论用于指导真实情境中的教育实践需要较长时间的适应期，需要教师能够处理理论未涉及到的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处于积累期的青年教师来说，这一要求难度较大，容易打消教师的学习信心；群体性的理论学习共性鲜明，过于丰富的理论信息形成了“混沌效应”，使青年教师丧失了自主反思的机会，以致产生茫然和无所适从感；非团队型的、松散型的学习方式影响了内在凝聚力的形成。

上述情况提示我们，仅有行政倡导的学习制度与内容是不够的，必须考虑更为深层的动力和长效的支持力。向前延伸一步，行政系统就必须思考学习文化的构建问题。学习型学校对青年教师能够产生长效推动力是基于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基础上确立的共同愿景，它可以激发青年教师的学习意志力，并获得持续的动力。愿景可以是关系学校整体发展的，也可以是每一小学习团队的，还可以是青年教师自主确立的。不管哪一个层面的愿景，都要有引领青年教师自主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潜在功能。如果不重视以共同愿景作为导引，不仅教师的学习行为是短暂的，而且学习引发教师的思考也是不系统的。

一旦愿景得到确认，学习型学校的文化建设就要考虑塑造青年教师开展学习的主体心态和主体行为。青年教师的学习心态、学习行为是通过眼界、情趣、取向和交流等方式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比如，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教材使用和对农村的适用性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面向农村因地制宜开发课程资源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的学习以推动农村儿童健康成长为中心，有些青年教师倾向于埋头勤学、深入思索，有些青年教师以做导学、以学促做，有些青年教师善于思辨能够高屋建瓴……无论哪一种行为方式，只要能够围绕共同愿景，带着推动教育实践、改善教育行为、提高专业素养的心态、精神，就蕴含着青年教师的价值追求，就蕴含着最有活力的文化因素。显然，塑造这样的学习文化，需要学校领导具备高瞻远瞩的眼界、开放博大的胸怀和奖掖青年的魄力，以鼓励青年教师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学习。

四、鼓励开拓性，让青年教师拥有教育“试验田”

作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新课程改革给教师思想观念及其行为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深度和力度。在这一改革历程中，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模式的影响，教学反思、同伴合作、专家引领的观念深入人心，其倡导的专业发展实践模式也被青年教师身体力行。但是，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也隐藏其中。一是一些农村小学青年教师对课程改革移植、吸收、借鉴的新理念、新概念、新术语、新说法奉若圭臬，忽视了本土概念的创生，制约了自身的观念创新、思想创新的意识与能力；二是新课程改革推出的基本策略是，首先在试验区开展改革试点，推出成熟的课型、经验后逐步推广，继而扩展到全国范围。各类教学比赛与成果展示推出的成功范例成为农村小学青年教师学习借鉴的范本，教育行政、各级专家常常用与“成功课型”的距离远近、与课改主流话语价值取向的贴近程度来衡量青年教师教学是否合乎新课程理念，课堂教学是否成功。长此以往，被主流话语认可的课改经验笼罩了农村小学青年教师的教学改革实践，自上而下的权威压倒了青年教师探索的自主性和勇气，行政手段的推进局限了青年教师独立改革实验的空间和可能。一句话。宏观改革背景下，青年教师作为未来力量的主体，其个人思考、个体试验、个性提升的权利被忽视了。三是对于正在成长期的青年教师，“试误”的机会对他们走向成熟是不可或缺的，但对课程改革、教学改革的功利性要求剥夺了这些机会。

返贫范文篇6

一、防范返贫工作基本情况

近年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九大工程”，累计完成了12.55万贫困人口脱贫，脱贫攻坚成效显著，但是由于2014、2015年脱贫户不享受健康脱贫“351”“180”政策，面临着因病返贫的风险，同时在农村地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体收入水平不高，一旦出现因病、因灾、因学等支出过大的情况随时有临贫致贫风险，防范返贫工作形势较为严峻。2018年10月市扶贫办在赴河北省邯郸市调研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重点关注处于贫困边缘的非贫困低收入户和非高标准脱贫户两类人群，制定了防范返贫意见，切实解决他们因病、因灾、因学致贫、返贫的问题，杜绝返贫风险。

二、防范返贫主要做法

一是框定防贫帮困对象。防范返贫工作惠及的对象不事先确定，仅框定保障范围，充分发挥了防范返贫资金的杠杆作用。防范返贫对象的识别工作采取不事先确定具体对象、只设认定条件、入户精准核查收入的方式，覆盖县、南陵县2014、2015年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无扶贫开发任务的县区识别出来的困难群众同时，重点关注两类群体，即处于贫困边缘的“非贫低收入户”和脱贫标准不高，截至目前收入水平仍较低的“非高标准脱贫户”两类人群。对符合防范返贫帮扶条件的户按照入户查核、公示确认、发放资金等程序及时给予救助。

二是确定防贫帮困标准。为精准确定防贫帮困标准，根据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年度医保报销比确定了以上年度国家贫困线的1.5倍为基准确定收入标准（年人均纯收入不高于5200元），将当年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这个标准的农村人口纳入监测范围进行监测。为进一步精准确定实地入户核查标准，市扶贫办会同市民政局、市统计局参考低保复核相关标准，制定了《市防贫帮困收入核查参考标准（试行）》，进一步精准界定户内收入。同时对于部分户内人均纯收入高于防贫帮困标准的户，但是家中确实没有稳定收入来源，且支出负担明显高于家庭收入水平的户，也纳入防范返贫范围。

三是设立防贫帮困资金。经初步测算，市财政安排450万元专项资金设立防贫帮困保障资金，为经数据监测、入户核查、评议公示等程序后符合救助条件的户提供防贫帮困保障。截至目前各县（区）已完成公示126户，发放防贫帮困资金49.6万余元。

四是采取社会化经办。采取政府购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通过“第三方”保险公司专业人员和完善的运行机制对经信息监测和个人申请的户开展收入核查，认定防贫帮困对象。同时市、县扶贫办定期会同有关部门对保险公司入户核查情况抽样复核，控制入户核查质量和精准度。截至目前，保险公司已入户400余户，走访800余人次，完成核查383户，与医保局、住建局、市场监管局、银行等部门的信息核实比对5000余条。

三、防范返贫工作取得的主要成效

（一）建立一个体制机制。

出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防范返贫的实施意见》，重点关注处于贫困边缘的非贫困低收入户和非高标准脱贫户两类人群，解决他们因病、因灾、因学致贫、返贫的问题，解决了医疗政策方面的“悬崖效应”。同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确定人保财险市分公司提供防贫帮困入户核查，充分保障核查工作的公平公正，杜绝了优亲厚友的可能。目前人保财险市分公司配备了9辆户外勘查用车，配备了28名专职工作人员在全市范围内专职开展入户核查工作。

（二）畅通两种监测渠道，切实解决群众难题。

一是自上而下监测机制。每月5日前，由县级医保、民政、应急管理部门（其中教育部门每年3月和9月各监测一次）将监测信息报至县区扶贫（帮扶部门），经镇村初步筛选，剔除明显不符合条件的户后将结果交由保险公司开展入户核查。二是自下而上申请。发动镇村帮扶干部、驻村扶贫工作队入户开展政策宣传，让贫困户及困难户及时掌握政策，在出现因病、因灾、因学支出较大且家中确无力承担相关费用的情况下，自行到村（居）委员会申请，经村（居）、镇（街）审核后上报县扶贫（帮扶）部门并交由保险公司入户核查。目前各县区均按照数据监测和个人申请两个途径收集因病、因灾、因学支出较大的数据1200余条。

返贫范文篇7

一、随访对象

边缘户（指非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人均收入低于5000元且有致贫风险的农村低收入户）和脱贫户（指有返贫风险的不稳定建档立卡已脱贫户），确保“两户人员”生活质量不滑坡，稳定脱贫不反弹。

二、随访原则

认真落实“先行救助”“一事一议”“分类分档救助”等措施。1、对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的贫困人口等困难群众，视情况实施急难型、支出型临时救助。

2、对未脱贫户、低保对象和特困人员，重点核实生活必须支出，不再进行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调查。

3、对收入略高于贫困户的农村群众，根据家庭实际困难给予临时救助。

4、对返贫人口，根据致贫原因和困难程度，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救助方式，适当提高救助标准。

三、随访职责

1、村（社区）级随访

（1）随访人员:村两委、驻村工作队、贫困户包保责任人。

（2）村级随访人员对“两户人员”每月不低于一次随访，认真详细填写随访登记表并制作电子版加盖公章上报民政办、扶贫办。

（3）随访登记表保存成册，以备乡镇（街）级随访人员检查。

2、乡镇（街）级随访

（1）随访人员:民政办、扶贫办。

（2）乡镇（街）民政办根据村级随访人员汇总表，对符合临时救助的入户核实，及时救助，防止骤贫返贫。

（3）不符合民政救助帮扶政策的人员，由扶贫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实施其他扶贫措施。

（4）乡镇（街）民政办与扶贫办每月将各村随访登记表汇总电子版加盖公章上报社会救助事业中心临时救助科与县扶贫办。

四、随访要求

1、随访中要宣传临时救助政策。

返贫范文篇8

一、组织领导

专门成立由乡长任组长,分管精准扶贫工作的副乡长、乡扶贫工作站副站长任副组长,各包村组长及村党支部书为成员的防返贫综合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乡扶贫工作站副站长同志兼办公室主任,同志负责统筹协调工作开展,办公室设在党政办。

二、保障对象

5月份大数据系统更新调整后的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三类户”(未脱贫户、监测户、边缘户)1627户7588人，其中:建档立卡已脱贫户(不含监测户)1543户7251人；建档立卡未脱贫户47户135人;监测户25户139人;边据缘户12户63人。

三、保障范围

因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罹患疾病、感染传染、病等因素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

四、承保标准及相关说明

1、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每年38 元；

2、未脱贫户、监测户及边缘户每人每年49元统一承保；“防返贫综合险”保费由证券有限公司和财富有限公司统一承担，不再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边缘户收取任何费用。只需农户确认一折统卡号、联系电话及家庭人员信息等各项数据准确全面后签字。

五、工作原则和措施要求

1、精心组织,加大政策宣传

防返贫综合险是巩固提升脱贫成效的重要举措,也是防止边缘户致贫的有效途径,是创新保险扶贫的有效方式,各包村工作组、村委会要深入农户家中广泛宣传开展防返贫综合险工作的重要意义,充分利用农村金融综合服务室、便民服务点等场所,有效借助村社广播、手机短信、微信群等媒体，扩大对防返贫综合险知识和金融扶贫政策的宣传,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2、指定专人统计上报

由各村精准扶贫专干负责上报,各类表册务必要做到数据准确、全面,若因上报数据不准确造成的超范围投保、漏保、无法理赔等问题,其责任自负。

返贫范文篇9

关键词：农村返贫；特征；问题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返贫是一个世界性的、各国都在长期致力解决的难题。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与世界各国返贫现象有共同之处，如返贫往往发生在自然灾害的年份，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返贫农民往往自身素质不高，贫困发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及设施薄弱等；因国情不同，农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环境不同，我国农村的返贫问题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农村返贫现状与特征

我国经过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大多数贫困人口已经解决温饱问题，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以后，农村经济运行环境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化，我国农村返贫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返贫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我国地域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虽有返贫现象，但也仅仅是个别农户的问题。而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经济发展水平低、原先贫困面积较大的中西部连片地带是我国农村返贫的集中发生地区。据有关调查研究表明，尽管在总体上我国无论是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还是贫困面积小的零星插花地带都有返贫现象。但从地域上来看，返贫的分布却是不均匀的。返贫程度深、返贫率高的地区往往出现在那些贫困面积大的连片地带，而贫困面小的东部地区的返贫率相对要低许多。比如，贫困面大的西南、西北地区的返贫率高达20％以上；西北有个别省份甚至出现过返贫人口超过脱贫人口的情况。老少边穷地区返贫率高。老少边穷地区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一遇灾害就容易造成大面积的返贫。近年来，由于未脱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脱贫人口数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依然难以改善，即使是我国农村扶贫形势出现重大转机，脱贫人口数量创五年来最高的200年，脱贫人口也仅有300万，返贫率仍在10％左右。

第二，返贫现象的严重性。虽然中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中国的返贫现象仍十分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目前各地返贫率平均达到15％左右，而有的统计则认为中国目前返贫率为15％~20％，甚至达到20％～30％。例如，世界银行“秦巴”扶贫项目中，1998－1999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8％，返贫农户却高达11．5％。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更高达20％以上。有些地方脱贫农民的返贫率高达50％以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来自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以下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省3万，陕西省37万，安徽省66万，河南省53万。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

第三，返贫现象的频发性和反复性。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的返贫问题具有频繁性和易发性。中国有些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一两次大的返贫。而且返贫往往来得很快，外界一有些不利因素，马上就会造成返贫的出现。这反映了中国脱贫户的抗贫能力和基本素质较差。尤其是少数经济基础差的脱贫农户抗御经济风险能力薄弱，在某些因素的制约下，往往陷入“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循环之中难以自拔，甚至脱贫后富裕起来的农户也会因家庭经济条件恶化而返贫。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还极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5825万人。

第四，返贫现象的个体性。据对返贫户的分析显示，无论是返贫率高的地区，还是返贫率低的地区，在返贫户身上普遍都存在着身体健康状况差、受教育程度低、收入来源单一、观念落后等个人素质问题。这反映了返贫户的一般特征。

第五，农村返贫原因的不均衡性。它不仅反映在地区之间返贫发生率不均衡，而且主要表现在发生返贫的时期上，各个年份也不尽相同。返贫的反复性、不均衡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由于导致返贫因素的多样性造成的。从我国农户返贫的原因看，有的是因灾返贫，有的是因病返贫，有的是因子女教育费用迅猛上升返贫，有的是结婚大操大办返贫，有的是因生态恶化返贫，有的是因扶贫项目效益短期化返贫，有的是因市场风险返贫，有的是因乱集资、乱收费返贫，有的是因聚赌而返贫等等。这些导致返贫的因素，虽然对不同农户返贫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所导致的结果大体是相同的——重新返贫。

二、当前我国农村返贫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扶贫对策本身及其具体实施的种种不足，例如，目前的“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的“限期脱贫”、“快速催肥式”的“短期脱贫”、“只输血不造血”的“项目扶贫”等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遏制返贫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

为确保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各地县乃至乡村都制订了年度脱贫计划，即要求一个县每年要有多少个乡、多少个村、多少人解决温饱，一年要有几个县实现整体脱贫，这种“限期脱贫”的目标责任制，对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当然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免不了浮夸和弄虚作假。一些地方的政府在扶贫时热衷于在公路旁搞集中连片的示范工程，也就是面子工程。由于这些样板工程都是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其他贫困地区难以从中借鉴。一些地方在扶贫问题上搞数字游戏，对上争取资金时，就把贫困人口数增大；而当谈及政绩时，又瞒报贫困人口。这些来自基层的数字是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数字游戏使一些决策一出台就脱离了实际。“数字脱贫”和“政绩脱贫”问题导致扶贫统计工作严重失真，影响扶贫工作的决策和规划。

第二，政府短期行为问题。

政府短期行为严重，“快速催肥式”扶贫导致脱贫基础不牢固，扶贫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进行扶贫攻坚，在一些地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寻找“短、平、快”的项目。［7］这种做法立竿见影，短期内贫困者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扶持下也许一时跃到贫困线之上，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提高贫困者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习惯于消极的救济，常把扶贫当作行政任务，当作施舍与救济，认为给物给钱就完事，过分注重短期内脱贫的人数，忽视了扶贫质量，从而使扶贫缺乏长期有效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这样的扶贫治标不治本，很难持续发展。所以贫困者总是徘徊在贫困的边缘，一遇天灾人祸，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第三，重视物质投入，忽视精神脱贫。

我国政府利用行政体系推动的扶贫方式对经济、物质投入比较重视，而对贫困人口精神、思想观念、人力资本等方面的扶持却非常少。由于贫困者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特定的思维模式，以及特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例如，“好吃懒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等，这些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而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政府为主体的扶贫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这种文化。“伸手要钱要物，安于现状与清贫，不能苦干，但愿苦熬，坐以待援，温饱即安”等观念构成了贫困农村的“败血”机制的主体部分，如果不转变这些价值观念，贫困文化就不可能消除，就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穷，一遇外在环境变化就很容易返贫。

第四，贫困者并非真正的脱贫主体。

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未能让贫困户、贫困地区真正成为扶贫、脱贫的主体。然而，反贫困中的政府主导行为，常常使贫困者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产生依赖。由于扶贫工程大多被当作政绩来完成，没有充分考虑是否符合贫困者的实际情况，在扶贫过程中也没有把贫困者当成脱贫的主体，而是把他们当作脱贫的工具，所以，在贫困者看来，反贫困就是政府的事，而与自己无关，政府给钱就要，政府让干就干，项目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有自己的事，并且越贫困，自我发展能力越弱，政府投入就越大，由此形成了“等、靠、要”的思维模式，出现了贫困者与政府在反贫困中的博弈。一旦政府投入减少或不能持续投入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就会重新步入贫困。

返贫范文篇10

一、目标任务

深入学习贯彻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县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对全县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边缘农户、脱贫不稳定户、家庭突发重大变故户（以下简称“四类户”），及时摸排掌握，强化监测管理和救助帮扶。通过在思想上扶志、能力上扶智、发展上扶技，提高“四类户”的内生发展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稳定脱贫标准，确保全面完成我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小康路上不落一户、不少一人。

二、具体措施

（一）医疗救助。对“四类户”当年在省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合规医疗费用过大的，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可享受医疗救助政策。（责任单位：县医疗保障局）

（二）临时救助。对因特殊原因造成阶段性困难的，每年给予一定数额临时救助金补助，临时救助金由民政部门审核并打卡发放。（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三）饮用水安全。保障困难群众的饮用水安全，优先安排并享受贫困户同等政策。（责任单位：县水利局）

（四）教育资助。“四类户”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纳入教育资助，在我县义务教育学校上学实行“两免一补”。在我县公办幼儿园上学除每学期享受国助外还享受每学期500元园内资助；在我县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就读的（在籍在校），享受最高档国家助学金、免学费和校内资助。（责任单位：县教育局）

（五）住房保障。对“四类户”住房安全情况进行摸排鉴定，把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危房改造纳入住房安全保障补助对象。（责任单位：县住建局）

（六）产业帮扶。对具备发展特色种养业条件的贫困边缘农户、脱贫不稳定户和家庭突发重大变故户，鼓励支持发展特色种养业到户项目，对达标户给予贫困户同等补助（资金由财政支付）；安排专家组及产业指导员对发展的到户项目进行技术帮扶、指导。（责任单位：县农业农村局）

（七）就业扶持。对具备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边缘农户、贫困户、脱贫不稳定户、家庭突发重大变故户加强技能培训，帮助提供就业岗位。（责任单位：县人社局）

（八）社保兜底救助。贫困边缘农户家庭中重度残疾人纳入精神残疾人药费补贴、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工程范围。将符合条件纳入低保、特困供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边缘农户、脱贫不稳定户和家庭突发重大变故户家庭及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畴。（责任单位：县民政局）

（九）开发公益性岗位。利用“金钥匙”工程平台，积极鼓励贫困边缘农户、脱贫不稳定户、家庭突发重大变故户主动参与，享受贫困户同等政策。（责任单位：团县委、县人社局）

（十）“两癌”救助。经过有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确诊、患有宫颈浸润癌2B以上或乳腺浸润癌的贫困妇女，救助标准为每人一次性救助10000元。（责任单位：县妇联）

（十一）实施99光明救助基金。免费救治因白内障而丧失劳动能力困难人口。（责任单位：县红十字会）

（十二）社会帮扶。设立“健康•助学”爱心基金，针对困难群体实行个性化帮扶。具体操作办法见附件。（责任单位：县扶贫办、县红十字会、各镇）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压实责任。防范返贫致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各单位要把防范返贫致贫问题摆到脱贫攻坚工作的突出位置，作为实现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确保有效防范返贫致贫现象。

（二）积极对接，加强帮扶。对未脱贫户实行四级包保制度，市、县、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两委负责人结对包保；边缘户实行三级包保制度，由县级包村联系单位的科级干部、分工到村的镇班子负责人和村两委负责人进行结对包保；脱贫不稳定户原有帮扶责任人不变，持续进行帮扶包保；家庭突发重大变故户由村两委负责人进行结对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