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专题十篇

反垄断法专题篇1

[关键词] 反垄断法 反行政垄断巡回法庭 反经济垄断

我国加入WTO 后, 国外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大规模抢滩中国市场,并且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对外的全面放开,垄断现象必将成为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普遍问题,而新颁布的《反垄断法》对执法机构的设置没有做明确界定,所以有关反垄断法的主管机关的设置问题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理论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例如,我国著名竞争法学者王晓晔提出,我国应当建立一个有权威性的和有着高度独立性的反垄断主管机构,它应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或者德国的卡特尔局。还有的学者提出,我国应当创设专门的竞争执法机关,并使之成为区别于普通行政机关的特殊机关,该机关应为集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强大行政权于一身的混合权力机关。[2]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由已有行政机关承担反垄断职能。这其中,主要包含两种立场:第一种立场主张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反垄断职能。学界早已有人提出,我国未来反垄断法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保持一致,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确定为该法的主管机关。有的学者甚至做出了“如果不出意外,将来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机关也会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预言。第二种立场主张由商务主管部门承担反垄断职能。

一、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1.我国现行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现状

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而是由多个机构分散执法,具体而言,我国现有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包括:依《反不正当竞争法》法第3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由此可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我国现有的主要反垄断执法机构之一。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所以行业行政管理机构也可以成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如电信、银行、烟草、交通、铁道、民航、邮电、公用事业等管理部门。依商务部制定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十条规定,商务部也是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之一。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中,价格主管部门也成为了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之一。这些机构不是由一部法律统一规定的,因此参与反垄断执法的行政机构数量很多,设置的标准不一。

2.我国现行反垄断执法体制设置存在的问题

(1)执法机构的地位低、独立性差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例。工商管理部门本身是政府所属的职能部门,由其承担反垄断的监督检查职能难免会受到来自行政机关内部利害关系的制约,并且法律只赋予工商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的权利,这必然导致处罚无法落实。由此可见,如果反垄断执行机构无独立地位和足够权威,在法理和实践层面上都是行不通的。“建立一个独立、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关非常重要,它是反垄断法的牙齿,是反垄断法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

(2)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性不强

反垄断执法活动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耗费时间长,这就要求执法人员不仅要具备法学、经济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还要具有企业管理、会计等方面的专长。而目前我国反垄断执法人员的专业性、专职性很难达到以上要求。

(3)多头执法体制减损了执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肯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反垄断法的主管机构的同时,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部门有权参与执法,这就造成了多头执法现象。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不能满足执法工作的现实需要。

二、外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及启示

1.外国反垄断执法体制比较

早在1890年就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谢尔曼法》,今天人们公认它是反垄断法的母法。此后,在短短百余年内,世界上已有八十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随着反垄断法的出现和不断完善,反垄断执法机构也被逐渐地重视和完善。下面对几个典型国家的反垄断执法体制进行分析。

美国反垄断执法体制

(1)美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及职权

美国反托拉斯执法主体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由助理总检察长领导,助理总检察长由总统提名,参议院任命。共设三个职能部门。其职权:调查权。反托拉斯局在执行反托拉斯法时享有广泛的调查权力,并由法院协助执行。权。调查结束后,反托拉斯局可以对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执法机构,实行委员会制,由4名委员和1名主席组成。委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它是一个集行政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一体的机构。

(2)德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设置及职权

德国反垄断执法体系包括联邦经济部、联邦卡特尔局、州卡特尔局和垄断委员会。经济部是联邦政府中负责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联邦卡特尔局隶属于联邦经济部,负责《反限制竞争法》的执法。州卡特尔局隶属于州政府,负责州内卡特尔事务。反垄断委员会是独立的咨询机构。垄断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制作报告,垄断委员会的工作是独立的,垄断委员会的影响和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组成人员的专业性和高度的职业诚信。[7]

2.外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设置状况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设置强有力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为发展市场经济、维系和促进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对于我国建立健全执法机制,设置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有着极其深刻的启示。

(1)确立分权与制衡原则

国家行政机关组织系统设置,不仅要做到系统完整与分权管理相统一,而且还要做到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的适度。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也要遵循这一原则,以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为依据,从行政机构设置的客观规律和管理职能出发。

(2)严格人员选任,明确其职责和权限

只有严格执法人员的选任标准,才有助于该机构的执法水平和效率的提高。只有执法机构能独立地选任自己的工作人员,独立地审理案件,并对其提供充分的保障,才能避免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处于两难的窘境。

(3)重视司法监督与执法程序设置

做到执法机构与司法机关既分工协作又相互配合,强调司法的审判监督职能,这样可以保证了反垄断法的实施。同时,为避免执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在制定反垄断实体法时,同时颁布了详细的程序法。

三、对我国反垄断执法体制的思考

从反垄断法的法条中,我们很难直接看出具体的执法机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妥协的做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经验的国家,反垄断法制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学者们在机构设置上提出来诸多设想,甚至有的分歧很大,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要设立反垄断执法机构要从国情出发。先进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照搬照抄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也被我国以往的立法实践所证明。我国的反垄断对象包括: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以下我从这两个角度谈一下机构设想:

1.反行政垄断的执法机构

行政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部门的利益偏好,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论是反垄断委员会还是具体执法部门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由已有行政机关或建立一个超级机构承担反行政垄断都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在我国,反行政垄断是我国反垄断法的重要任务,而这项任务不适合由承担了其他各种经济管理职能的已有行政机关来完成,因为自身对自身进行制约就等于没有制约。同时,作为普通的政府部门国家工商总局和商务部这两家机构的权威性也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另外,这两家机构与执行反垄断法的专业性要求也还有一定的距离,一是缺乏足够的专门人才,二是它们本身承担的业务已经相当繁重。若将反垄断委员会建立成独立的机关,一个集司法、执法、行政于一身的超级机构,这种机构不仅不符我国现有立法体例,建立成本颇大,而且其监管问题也将是难题。我国现阶段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这种机构的设置得到的质疑声会更多。

随着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的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笔者认为我国未来反行政垄断的职责有司法部门担任更为适宜。首先,司法部门可以摆脱行政利益摆布。司法部门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独立体系,它在反行政垄断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其次,司法部门具有中立性,法官除了服从宪法和法律外,不受国家权力以及行政的干预。最后,司法部门具有终极性,法官的判决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行政部门、个人、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必须严格执行。由司法部门承担反行政垄断职能也会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因为司法权的特性之一是被动性,即“不告不理”原则。但从我国现实国情看这种做法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行政领域的涵盖范围越来越广,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如此完美诠释“权力制衡”的国家,其行政权也在不断扩张。行政权本身的特性使得其很容易被滥用,任何行政机构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选择一个独立与行政机关的机构在执行反行政垄断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司法部门可以承担执行反行政垄断职能,专门设定一个反行政垄断巡回法庭。反行政垄断的巡回法庭的主要职责是咨询和立案。咨询主要是对各个当事人提出的行政垄断的程序问题进行解释。立案的职责主要是对当事人提出的行政垄断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对于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案件登记立案。反垄断巡回法庭不负责审判工作,具体的反行政垄断的审判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这样可以保证了审判结果的权威性。这不仅解决了司法与行政的分权问题,而且在最高法院任职的人员大部分不仅具有法学知识还具有经济学、管理学背景,这也解决了执法人员的选任问题。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透明性更高。建立反垄断巡回法庭的目的在于可以使当事人不用惧怕行政权力,同时直接由反垄断巡回法庭将案件呈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不必担心各地行政机关的保护主义阻碍。

2.反经济垄断的执法机构

从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看,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由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和价格主管部门等部门分别执法。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妥协的做法,但对当下中国这种做法也有现实意义。我们从各种资料中看到,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的发展趋势是由一个机构行使,但从我国现状而言,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恐怕会使反垄断的执法工作更难进行。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也应遵循这一规律,尽管当前的执法面临很多问题,如权力重叠或者权力真空。所以立法者建立了反垄断委员会,对反垄断委员的定位是“组织、协调”,这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头执法的难题,我国现阶段的反垄断委员会有些类似德国的“专门顾问咨询机构参与”模式,即在专门的顾问咨询机构参与模式中,该机构只单一从事反垄断法执行的研究调查咨询工作,不具备其他职能,虽然不是决策者,但对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具有很大影响。

很多学者提出了,反垄断工作的执法机构今后要不断参与国际合作,国内各执法部门的效力层次不够很难代表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反垄断对话,但是我们从《反垄断法》第九条的第一款“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第二款“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评估报告 ”、第三款“制定、反垄断指南”看出反垄断委员会对我国的反垄断的现状未来发展是有全局性把握的,所以这一问题有反垄断委员会即可以解决。从“大社会小政府”的理念来看,反经济垄断执法部门的发展应该是由一个部门进行,因为每个政府部门都有其主要功能,政府各部门之间是权责分明的。但统一执法的脚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该部门可以不断的从现有执法部门吸引有经验和办案能力的人才。反垄断的问题专业性很强,引入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与其让专家学者分散在各个部门,不如集中在一个执法机构共同决策。

这样的统一的执法机构出现后面临的问题就是监管。监管直接影响着执法机构的效力,由谁监管?如果执法机构的解决方案当事人不满意怎么办?等等问题接踵而至。笔者认为,既然这样的统一执法机构属于行政部门,它的监管除了遵循行政监管的各种规章制度外,还要接受司法部门的监督。

三、结 语

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各国的反垄断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大多数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并没有对反垄断执法机构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如由谁来执行反垄断法、如何处理反垄断主管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等。也就使得反垄断执法机构成为我国反垄断法的重点和难点。是故,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必须从反行政垄断和反经济垄断角度加以细化。

参考文献:

[1]王晓晔:我国反垄断立法的框架.法学研究,1996年第 4 期

[2]周昀著:反垄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20

[3]高菲著:论美国反托拉斯法及其域外适用.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261页

[4]邱 本:我国反垄断法执行机关的设想.法学杂志,1999年第1期

[5]季晓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6]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条法司编:现代竞争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反垄断法专题篇2

这是一部意义重大的法律，在西方国家号称“经济宪法”；这也是一部不被众多专业人士看好的法律，但对其能否有效执行充满疑问。

这是一部备受关注的法律，几乎每一个立法阶段都为国内外舆论所聚焦；这也是一部充满争议的法律，从适用范围到执法机构，很多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答案。

进步与妥协

据记者了解，反垄断问题在中国很早就受到关注。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成立反垄断法起草小组。自此，反垄断立法提上议事日程，距今整整20年。

但由于其时立法条件不成熟，立法机关采取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法分立的模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9月通过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此后，1994年反垄断法被列入立法规划。当年5月，反垄断法起草小组正式成立，小组成员主要来自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局。反垄断立法工作正式启动。

自此后的13年里，反垄断法从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每一届都列入立法规划，但立法进展缓慢，争议重重，波折不断。直至2006年6月，反垄断法草案终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该法律草案明确了垄断的基本概念，并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等实体内容作了规定，又对反垄断机构的设置与职责、调查与处理程序、法律责任等内容分别进行了界定。该法律草案还设专章规定了反对行政垄断的内容。

至此，立法进程取得实质性突破。初次审议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将该法律草案印发中央各部门，各省市机关，以及高校等研究机构全面征求意见。在对相关意见汇总后，法工委经济法室对法律草案进一步做了修改。此后，今年6月、8月，反垄断法草案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最终获得通过。

最终出台的《反垄断法》总计八章57条。在一些有争议的敏感问题上，法律条文采取了回避或者模糊的方式。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商法研究会会长王保树告诉记者，反垄断法设专章规定了反对行政垄断(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但在总则中，垄断的定义里面却没有列入行政垄断。《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垄断行为包括：其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其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其三，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这样的规定明显地体现出法律的不协调。

据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立法者为了确保法律出台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事实上，当前中国最主要的垄断便是行政垄断，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尽管市场已经基本形成自由竞争局面，但各个行业中仍或多或少残留着政府主导的影子，行政权力干预经济的现象还很难消除。更多的时候行政权力不一定是直接干预经济，而是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所以，电力、电信、邮政、民航、铁路等以前直接从国家部委分离出来的行业垄断固然难以根除，一些公用事业部门，诸如教育、医药、出版、旅游等行业及他们的中介机构的垄断行为同样随处可见，地方保护主义更是普遍。由于反垄断法的出台将会触及这些部门的利益，所以，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实际上一直或多或少受到来自某些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抵制。

正是为了减少法律出台的阻力，反垄断立法中，有关反对行政垄断的内容曾一度被整体删除，尽管后来做了恢复，但力度弱了很多。而最终出台的法律文本，一方面是在垄断的定义中没有规定，相当于不把行政垄断作为垄断行为，不和经济垄断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尽管明确了行政垄断的危害，但在法律责任方面却没有实质性规定，只要求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王保树认为，这样的规定不但难以纠正禁止行政垄断产生危害，甚至，行政垄断可能由此变本加厉，因为其违法成本显然要比经济垄断低。“既然低，为什么不搞？”王保树表示了自己的担心，“行政垄断将有恃无恐”。

类似的问题还有执法机构的问题。根据中国现有制度架构，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多个部门都有或多或少的反垄断执法权，呈“九龙治水”格局。

由于反垄断任务艰巨，又面临诸多阻力，因此在反垄断立法过程中，众多学者曾建议应该专门成立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地位独立、权力统一的反垄断执行机构。

但最终，法律也采取了妥协政策，规定国务院成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而具体执法机构，法律授权给了国务院来决定，“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反垄断法第十条)实际上并未改变现有格局。

王保树认为，反垄断委员会基本上是虚的，因为法律并没有赋予它具体的职权，而反垄断法执法机关如果继续是多个的话，“根据中国的历史经验，凡一个事情多个机构执法的，一定搞不好。”王保树说。

因此，王保树指出，反垄断法出台以后，国务院需要立即着手制定实施条例，现在法律草案的条文过于抽象，需要具体化。他同时认为，也不能对一部法律寄予过高希望，比如行政垄断问题，很多其实并不是靠反垄断法能解决的，这是涉及到体制改革的问题。

反垄断与“做大做强”

《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但该规定并未明确何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

8月30日下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会上，全国人大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黄建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反垄断法》并不反对企业做大做强，取得支配地位。中国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不够，很多产业集中度不够，而产业集中可以产生规模效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因此《反垄断法》本身并不反对企业做大做强，只是禁止优势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阻碍技术进步，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这实际上是很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通行的原则。

黄建初认为，《反垄断法》的导向是，既要防止经营者过度集中，形成垄断，同时又要有利于国内企业通过依法兼并做大做强，发展规模经济，提高产业集中度。

不过黄建初始终没有具体指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究竟指哪些。显然，这个问题同前述反垄断委员会的设立、反垄断执行机构的确定、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建立等等问题一样，都有待具体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或者相关法律法规来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反垄断法专题篇3

事实上，反垄断在发达国家非常常见，《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打破中央企业垄断，放宽进入市场限制，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市场对于中国反垄断力度加大，有明确的预期，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中国的反垄断在走向常态化

垄断行业非反垄断法规制对象

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就曾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执行副总裁李正茂展开了一场关于“垄断”的争论。李正茂认为，虽然中移动市场份额占三分之二，但三家运营商的竞争已白热化；而张维迎则反驳，垄断是指政府以某种行政命令让一部分人可以从事某种行业，不让另一部分人进入。不过二人都不是从法律角度来讨论垄断。

一位曾任国务院法制办反垄断审查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的人士表示，法律上定义的垄断和通常意义上的概念不一样，反垄断并不是反对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反的是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所以垄断行业不是反垄断法要反的对象。

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不过由于上述条文较为笼统，再加上反垄断本身的复杂性，社会各界对于垄断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差异。

该专家解释道，例如汽车行业的奥迪、宝马和奔驰等公司拥有很强的品牌、专利和质量等优势，通信行业的高通拥有技术和知识产权优势，通过垄断带来的自主定价权主导市场而获得了丰厚利润。无论是市场化企业还是垄断行业，凭借优势保持领先地位、做大市场份额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借由技术、市场或行政等优势地位来压迫其他经营者、剥削消费者，这种打击竞争的行为就有问题。

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John Ross）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不考虑腐败的问题，许多企业将中国市场视为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某些企业会认为难以保持长久的竞争优势，因此他们的目标是在短期内获取最大利润，利用暂时的准市场垄断地位，设置比其他企业或地区更高的价格。还有一些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其他企业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与之竞争，因此他们设置高价格赚取垄断利润。这种做法显然会损害中国消费者的权益，而且会对整体价格水平产生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其他企业开展平等竞争。

反垄断将成为常态

《反垄断法》实施的最初三年，工商总局与国家发改委均无大动作，2009年商务部驳回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的并购申请，成为惟一的反垄断审查禁止案件。前述专家称，这并不意味着反垄断到今年才突然推进。反垄断非常复杂，并不是有了反垄断条文就能执法，执法部门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经济学分析，研究商业模式和业态，不会贸然随意地执法。

商务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经营部副主任周密告诉《中国经济报告》记者，现在各方面条件已差不多成熟，需要把反垄断提上日程。

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王晓晔对《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表示，一般来说反垄断执法机关调查案件主要是根据原告的投诉，随着反垄断法实施时间越来越长，这一法律制度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些企业或个人遇到限制市场竞争的问题，就会到反垄断执法机关投诉，案件自然也会越来越多。

如此看来，更为严格的反垄断将进入常态化，并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对于企业而言，罗思义表示，过去中国为了吸引企业投资提供了许多政策优惠，这将不再是必然的。因此，基于特殊优惠政策的商业模式将难以持续，企业必须基于其在各个市场中常态的竞争优势来制定战略。

同时，罗思义基于在任职伦敦市经济政策署时参与大量公司谈判的亲身经历指出，中国政府加强反垄断调查，企业必然会宣扬经营环境恶化，要求政府让步以确保其利润，毕竟追逐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天性，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就是只看企业的行动。比如，如果大量外资企业开始撤出中国，这就需要予以关注并考虑改变政策的可能性。不过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发生，因此，对企业口头的抱怨，应该仅仅看成是他们为争取更大优势所采取的正常商业行为，不必太在意，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以及发展公平的与国际接轨的市场。

并非针对外企

就今年已经查处的几起案件来看，调查对象大多是跨国公司。对此，经济学人智库资深编辑郑玉成（Elizabeth Cheng）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中国政府对几家大型外资企业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调查，时间恰逢中国与西方贸易伙伴以及日本政治局势紧张之时，这应该是个巧合，但的确引发了关于中国政府因某种政治目的针对某些外资企业的猜测。

2008年8月以来，反垄断执法部门已经对多个领域展开过反垄断调查，处罚了乳粉、白酒、黄金等企业，而且，相比欧盟和美国动辄开出数10亿欧元（美元）的天价罚单，中国的处罚还算比较仁慈的。

王晓晔也不赞成这是中国针对跨国公司开展选择性执法的观点。既然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当然应该遵守中国法律制度，从管辖权角度来说，很多跨国公司在市场占据了市场支配地位，如果有人认为存在限制竞争行为，中国反垄断机关对其进行调查也是很正常的。

罗思义分析指出，对于中国反垄断法不公平的说法，很容易通过市场来检验。从市场中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企业在中国赚取的是平均利润率，却被调查并要求降低价格，作为回应，他们可能会退出中国市场。但如果这些企业在中国赚取的是超额利润，他们可能首先采取的措施是降价，因为赚取平均利润也是可接受的。目前来看，还没有外资企业因接受反垄断调查而退出中国市场的例子，全部都是降价的例子。这表明总体上中国的反垄断调查行动是公正的。

应当看到，这些卷入反垄断调查的跨国企业，在其他国家市场上也是被反垄断的常客。根据安邦咨询的统计，微软此前在美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多地都被指控涉嫌垄断；高通在欧盟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反垄断调查；夏普、三星、LG等液晶厂商在美国及欧洲均遭遇过反垄断诉讼。

不过，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大幅度下降16.95%，市场正在仔细解读反垄断行动对于跨国交易可能造成的影响。

郑玉成说，中国仍然对外国投资开放，比其他很多国家要更加开放，但中国政府也在调整产业政策和外资政策，希望从外国投资中获得更多的附加值，提升国际产业链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外国投资者以及当地合伙人和地方政府的担心。曾经为中国带来设备和技术而备受政府欢迎的外国制造商，已经感觉到他们不如从前受欢迎，甚至面临更严厉的要求。《反垄断法》增加了经营者落地的不确定性。

针对这样的担忧，中国政府应该释放信息，打消外资企业的顾虑。前述专家则认为，中国政府不用特别做一些事情去打消外企的顾虑，长此以往、日常执法是最好的辩解。

国企与行政垄断难解

王晓晔表示，如果说反垄断法在立法和执法方面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最应该予以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行政垄断和国企垄断，尤其是和消费者关系更紧密的银行、石油等行业存在的限制竞争问题。

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曾公开表示，反垄断局要将石油、电信、银行等领域纳入反垄断视野，但他同时坦言，这些市场的垄断都是由行政权力所赋予，反垄断局对这种情况无可奈何。

实际上，相关执法部门也曾向通信业的两大巨头下手。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这是第一起针对央企的反垄断案件。

在王晓晔看来，针对电信和联通的调查，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此之前，国企可能对反垄断法不当一回事，随着反垄断执法机关对国企反垄断展开调查，意味着国企并没有豁免权。

郑玉成表示，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并公开披露其对国内、国外公司的公平执法。那些拥有垄断地位的中国国有企业似乎不在《反垄断法》执法范围内，对此应该有合理的解释，比如国企承担了一些私企没有承担的社会责任。

除了常规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及经营者集中这三项经济垄断行为的规制之外，中国《反垄断法》还承载着反行政垄断的职责。

王晓晔表示，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之后，第一个案子是关于行政垄断，但法院驳回了该行政垄断诉讼。行政垄断对竞争的影响非常大，甚至比一般企业限制竞争行为影响更大。

对此，王晓晔给出的建议是，需要给执法机关更大的权限来规范这方面的垄断行为。发改委和工商总局都有行政垄断的管辖权，一个涉及价格垄断，一个涉及非价格垄断，管辖权划分在实践中也需要进一步明确。

反垄断执法需透明

7月30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被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解聘，官方公布的理由是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有关工作纪律的规定。张昕竹对《中国经济报告》记者表示，对方掌握行政资源，没有人敢说发改委反垄断局的不是。张昕竹曾为高通公司出具过一份辩护报告，记者就上述辩护报告的内容联系高通。“在这个时间段，不便透露过多信息，这也是政府对我们的要求。”高通（中国）公司高级公关经理齐飞称。

这一事件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反垄断部门执法信息不透明的质疑和猜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反垄断法没有强制执法机关对社会公开执法信息，而是“可以公开”。

王晓晔表示，反垄断执法的程序公正非常重要，尤其应给被告发表意见或申辩的机会和权利，期待反垄断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加强程序公正、透明度原则。

除了信息披露严重不足的问题外，反垄断执法程序合规性也时常被提及，包括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过大、限制了申辩权或听证权等问题。

8月13日，中国欧盟商会发表声明称，支持中国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价格机制来纠正市场缺陷，但来自多个领域的企业向中国欧盟商会反映，有关部门通过带有恐吓性的行政手段迫使企业接受惩罚和治理，告知企业不要对调查者提出质疑和挑战，不要带律师前往听证会，不要在审讯环节雇佣律师或求助其政府和所属商会等。

反垄断法专题篇4

关键词：反垄断法；知识产权；规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3(c)--0070--01

随着经济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垄断和限制性商业行为对国际经济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垄断问题变的突出，对这个问题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国际经济自由的进程是难以深入的。二战后，由于GATT卓有成效地工作，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得以消除，国际市场不断趋向统一，这使垄断问题不断突出。反垄断法最终在国际市场充分发展之后，于本世纪初发端于美国。此外，根据国家豁免原则和国家行为理论，一国国内反垄断法仅仅只能调整私人经济垄断行为，而不能适用于国际反垄断法上的国家垄断行为。但国际反垄断法的产生及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究其根本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国际反垄断法要与国内法挂钩，以国内经济法制与司法实践的趋同为前提。知识产权垄断是指知识产权拥有者凭借知识产权优势排除或限制竞争，妨碍公平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予规制的状态或行为。

一、美国反托拉斯法对知识产权规制

在20世纪早期，知识产权保护与反托拉斯法的目标曾被认为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授予权力人独占使用的权利，而这种独占性权利的授予被认为造成了垄断，反垄断法的目标恰恰是消除垄断。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美国传统产业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成为效率提高的重要动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支柱。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反托拉斯法机构和法院逐步改变了对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一些排除限制行为过分严格地适用反托拉斯法的传统认识和做法，主张反托拉斯法不应阻碍知识产权权利人通过某些排除限制行为收回研发成本和实现利益，以保护其对技术创新，技术推广和商业化的热情。于此，美国将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利同等对待，使用相同的反托拉斯法原则。知识产权既不特别脱离反托拉斯发的管制，也不受反托拉斯法的特别质疑。它与任河有形和无形财产一样适用相同的原则。这种观点的提出反托拉斯法部门对知识产权性质认识上的深化，避免了将拥有知识产权直接视为垄断或直接判定为具备市场支配地位的做法。美国反垄断法视野下的知识产权与反托拉斯法具有共同的目标，这就是促进创新，确保消费者利益。在美国专利法院成立前，审理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的区域性上诉法院之间对专利有效性的观点就分立为两派：一派认为专利是技术进步的核心，另一派则主要把专利看作是抑制竞争的工具；在专利法院成立后，人们又倾向于认为专业性法院比普通法院更可能认同其所负责实施的那个法律制度从而对一方当事人进行偏袒。随着知识产权权力的扩张，国际上出现了这样的呼声：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没有边界，知识产权的权利应该有所限制。对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制度是鼓励创新，促进知识生产的重要法律机制，作为合法的垄断权，它的正当行使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但是，知识产权如果被滥用，并且对反垄断法所保护的自由公平竞争造成破坏时，就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

反垄断法专题篇5

现行反垄断执法体制是中央事权制度。我国《反垄断法》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统称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明确规定工商部门反垄断执法权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工商总局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授权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同时规定被授权的省级工商局不得再次向下级工商局授权。这保证了反垄断执法的严肃性和专业性，但在操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执法实践中，很多垄断协议案件是发生在基层的区域垄断行为，然而，在日常巡查过程中，由于基层执法人员对《反垄断法》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等原因，无法发现案件线索，或者因为案件管辖权而放弃对案件线索的核查，或者因垄断行为的认定困难而不愿调查，或者将一些垄断行为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反垄断法》实施四年来，工商部门人员多、触角广、网络全的优势在反垄断执法领域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全国工商系统查办的垄断案件较少，影响了工商部门反垄断执法工作成效。

关于执法队伍建设的问题

笔者今年参加了总局第二期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专家型人才培训班，华东政法大学徐士英教授在课堂上提出“反垄断执法你们准备好了吗？”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契约自由与市场竞争的关系、相关市场的统计分析、自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互联网环境下的反垄断等等课题对我们这些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局推荐具有一定竞争执法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学员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反垄断执法是一项技术性和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对执法人员的要求很高，不但要求执法者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要求有相当的经济学功底。既需要从理论上认识一项横向垄断协议的利和弊，也需要我们在调查、取证和处理上运用合适的方式和方法，这就需要一批既懂经济又懂法律的复合型执法人员。但从工商系统的实际看，这样复合型、高水平的人才正是工商系统所欠缺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工作的质量。

复合型的案件如何适用问题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法》执法是一种多头执法的模式，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审查权在商务部门；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的执法权在发改委；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权在工商部门。虽然国务院对三家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限进行了划分，但是在实际的执法工作当中很难将其截然分开，这就会造成三个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权交叉。国务院成立了反垄断委员会，但对于工商部门来说，如何能协调好与其他两个执法部门间的关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调查取证问题

一是调查取证问题。垄断是秘密进行的，违法手段隐蔽、本质上难于发现。一旦《反垄断法》执法遇到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大企业，当工商部门进行调查时，很可能会碰到利益集团的抵触。许多消费者和企业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违法行为迫于其特殊地位，害怕打击报复拒绝作证，给调查取证带来一定难度。二是证据搜集问题。执法人员对垄断行为发生的证据收集具有一定的经验，如合同、会议记录、邮件、信息交换等，但对如何收集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竞争分析、效率因素等行为影响方面的证据不太熟悉，不知道什么证据才是有效证据。三是案件时机问题。执法实践中，在立案之前未经授权无法采取相应措施对案件线索进行调查核实，而对案件线索内容未经核实，总局无法立案也就无法授权，可能造成当事人相互串通、毁灭证据，错失调查取证的最佳时机。四是作案手段愈发隐蔽的问题。随着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明示的垄断协议行为将越来越少，经营者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往往不签订协议，而是通过协同行为来掩盖垄断行为，如何去判断和证明经营者之间相同或者相似行为的背后是否存在垄断行为，由于缺少直接证据，取证难度很大，是反垄断执法面临的一个难题。

关于执法程序问题

目前，工商部门查处垄断协议案件执法程序在《反垄断法》、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中作了一些规定，初步建立了工商机关反垄断执法程序基本框架。但相关程序规则还是比较原则的，在执法实务层面面临很多需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如垄断案件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和办案周期长等特点，从国外反垄断执法实践看，不少垄断案件的查处需要数年时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反垄断案件在上述时限内无法完成相关材料的核查工作，但《反垄断法》和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对垄断案件的时限未作规定。再如，总局与地方工商局的执法权限的划分上，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由总局管辖，如何界定“重大影响”，是数额大还是影响大。另外，还存在作为举报人取证和证明垄断行为较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工商总局第42号令对举报人举报材料的要求偏高，没有确定统一规范的立案标准。另外还有案件移送管辖制度、豁免制度没有统一规范的操作流程等问题。

对反垄断的经济学分析问题

反垄断法专题篇6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跨国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加大对我国投资力度。大量外资的流入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已经对某些行业形成了垄断,影响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制约了我国某些幼稚产业的发展,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归根溯源，我认为以下两个原因是产生垄断问题的主要原因：

1．市场份额的垄断

企业并购是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和实力，在我国市场取得市场优势地位最便捷的途径。虽然企业并购并不一定能够削弱市场上的竞争，但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并购确实会给市场竞争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以日化产品为例，中国日化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由于中国日化市场庞大的规模和增长潜力以及较低的市场准入门槛，全球知名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抢夺市场份额。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巨头凭借强大的实力和多年的中国市场开拓，已经树立了在中国地区的相对垄断地位。近20年来，我国化妆品年销售额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平均增长速度。但是目前我国日化用品高端市场基本为外资企业占据，宝洁、联合利华、欧莱雅等几家国际巨头凭借其品牌和产品质量优势形成了寡头竞争之势，占领了中国市场80%的份额。而我国的本土日化用品生产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及大众日化用品上竞争。在洗发水行业，对我国进行投资的最大外商是宝洁公司，凭借其多品牌战略在中国的洗发水市场上占据了近一半的份额。

2．知识产权的垄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利用他们在知识专利领域的比较优势，把知识专利作为垄断的手段来限制我国本土企业。典型的案例比如2002年的DVD事件，国外DVD厂家联合起来，把专利绑在一起，形成标准，向我国DVD生产企业索赔高额专利费。而这些企业制定的标准我国本土企业必须执行，因为这种标准已经形成了垄断。我国虽然是DVD的最大生产和出口国，但DVD的核心技术和标准全部为国外企业掌控。国产DVD的核心元器件都是从国外进口，在国内只是进行简单的组装。当DVD市场和我国DVD企业的实力均迅速增长时，DVD领域中的外国专利拥有者也相继组成了若干同盟，包括6C（由东芝、三菱、日立、松下、JCV、时代华纳六个公司组成，以后IBM也加入该联盟，习惯称呼仍旧是6C）、3C（由飞利浦、索尼、先锋三个公司组成，后由LG加入而成为4C）、1C（汤姆逊公司）和MPEG-LA（16个专利人组成的专利收费公司）等专利收费组织开始利用知识产权来打击我国相关产业。鉴于我国在DVD技术上的空白，2002年4月19日，经过多次谈判，中国电子音像工艺协会不得不与6C签署如下协议：中国制造商每向外出口1台DVD就要向他们支付4美元作为专利使用费；与3C签署如下协议：中国制造商每向外出口1台DVD就要向他们支付5美元作为专利使用费。中国电子音像工艺协会也和1C签署有类似的协议。而新的蓝光标准下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二、扩大中国《反垄断法》行政责任的威慑力

对于跨国公司基于市场份额和知识产权两方面所带来的市场不充分竞争或者垄断问题，我国法律对于其解决方法大致分为三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是由于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起步晚以及举证责任困难等问题，使得经营者利用民事诉讼来限制跨国公司垄断问题难度较大，而刑事责任由于在《反垄断法》和《刑法》中的规定都不够详尽，缺少细则可依，也很难保证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从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思路上来看，至少在短期内，行政责任会成为限制垄断问题的主要力量。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目前执法机构已经成立了3个，3个机构的共同领导机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也已经成立。它们分别是：商务部下设的反垄断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设的价格监督检查司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下设的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反垄断法》第七章关于行政责任的规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场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另一类是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

1．针对市场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

市场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主要有罚款、停止集中、拆分企业三种形式。其中停止集中并未给违法集中者造成不利后果，因此不应该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制裁。拆分企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虽然拆分企业是反垄断结构主义规制的主要方式，但是结构主义规制的合理性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行为主义规制模式日益占据主流。而且，拆分企业的操作十分困难，也十分罕见，在反垄断案件中予以雄心勃勃的结构性救济显然是个不明智的选择；返款的规定虽然较为详尽，但由于执法机关实施《反垄断法》资源与意志的不足，《反垄断法》中规定的这些行政责任很难有强大的威慑力。

2．针对行政垄断行为的行政责任

反垄断法专题篇7

[关键词] 行政垄断 反垄断执法机构 法律责任 行业监管法

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反垄断法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维护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秩序的基本的法律制度，因其重要性，美国称之为自由企业的大宪章，德国称之为经济宪法，而日本则称之为经济法的核心。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下，反垄断法的作用当然也是不言自明的。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控制经营者集中的等经济垄断已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其反垄断法律制度的三大支柱地位，在我国反垄断法的起草过程中，这些内容基本不存在争议。那么反垄断法为何难产了近二十年？究其原因，怎么啃“行政垄断”这块硬骨头，一直是反垄断法是否拿得到“准生证”的顺利出台的关键因素之一。笔者对我国反垄断法最终确立规制行政垄断的相关规定深表赞同。

一、规制行政垄断成为反垄断立法争议焦点

所谓行政性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法律、法规授予公共管理职权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斥、扭曲、限制或排除企业间竞争的违法行为。它分为大家都熟知的地区垄断和部门垄断两大类。针对我国当前状态下是否应当规制行政垄断行为，各界人士对此有不同的认识。

1.反方意见

规制行政性垄断条款迟迟不能达成共识，主要是一些持反对意见者认为，我们国家是公有制国家，理应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专营专卖行业予以特殊保护，使得国有大企业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保证管理水平，防范生产事故并最终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而反垄断法一旦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将必然影响我国的经济安全。

2.正方意见

竞争法专家王晓晔曾对行政垄断问题进行过评价，认为我国 “由于当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以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为主要表现的行政垄断，在当前是对竞争损害最严重的行为。”在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行政垄断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成为我国目前垄断的主要形式，其负面影响也日显突出，不光在政治上败坏了我国一些政府或其授权部门的名声，同时也成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的主要障碍，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依此，规制行政垄断理应成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重要内容。

3.规制行政垄断的必要性

究竟是否应当对行政垄断行为作出规制，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反垄断法的价值取向。反垄断法作为一个国家竞争政策的体现，它的价值目标应该是单一的，即通过保护有效竞争来促进经济效率和保护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可以预料，如果将反行政性垄断排除在反垄断法之外，或将反行政性垄断象征性地、模糊地、应景式地纳入反垄断法框架，《反垄断法》所保障的公平竞争将仅表现为对单纯商业行为的限制，而缺乏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这不仅对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作用甚微，更可能会造成市场效率的下降和社会资源的低效配置，从而造成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重叠与冲突。

并且那些反对者的意见实质上也是禁不起推敲的，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应当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而不是靠行政手段捏合出来的“虚胖”;生产事故与企业的大小、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中石油旗下企业2004年以来频频出事就是例证；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说辞，我们不妨听听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保育钧的说法：“战略资源究竟是在垄断集团的手里安全，还是在民营经济手里安全？去年的‘油荒’说明了什么？”况且已有证据并不能表明那些拥有《反垄断法》的国家，其经济比其它国家更不安全。美国的《反垄断法》并没有影响《爱国者法案》等一系列维护国土安全的法律出台，同时也没有影响其制定保护关乎国计民生等特殊行业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和手段。反而用于验证行政垄断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的例子却是数不胜数，例如2001年5月，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的举报信息显示：湖北荆州、河北迁西等地不允许外地香烟进入本地市场；山东泰安教委强迫中小学校到其指定的经营点购买教学用品；河南省固始县政府为了防止外地化肥流入本地，专门地方封锁的文件，明令禁止从外地购买化肥，并明确责任；黑龙江省鸡西地区的啤酒遭到周边地区的封杀，8个月被没收1.3万箱……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曾如此感言：“现在中国的行政垄断由于在转型时期跟政府职能的转换比较滞后结合在一块，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很大的阻力。”

因此，反对和制止行政垄断已成为我国将要制定的反垄断法的首要任务和规制的重要内容，行政垄断行为不光在政治上败坏了我国一些政府或其授权部门的名声，同时也成为我国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的主要障碍，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依此，规制行政垄断理应成为我国反垄断立法的重要内容。反之，如果我们的反垄断法不规制行政垄断的话，这个反垄断法的作用当然就是非常有限的了。”

二、对行政垄断行为规制的立法反复

由于正反两方意见相左，力量均衡，长期相持不下，致使反垄断法在立法过程中就行政垄断的规制问题出现了几次大的反复。

反垄断法是保护竞争的专门性、基础性法律，必须切实解决影响我国市场竞争的突出问题，有鉴于此，反垄断法应当对行政性限制竞争明确说“不”。2006年反垄断草案一读稿最终采纳这一建议，用专章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这无疑表明了国家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的重和坚持反对的态度，对于进一步防止和制止行政性限制竞争的行为起到积极作用，令人拍手称快。当时的反垄断法草案不仅原则性规定了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并在第五章中专章规定了行政垄断的各种表现形式，并在草案中明确了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然而好景不长，在第二次草案的修改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整章被整体删除，这意味着，反垄断法将成为一部专注于反经济性垄断的法律，反行政垄断将不再进入反垄断法的视野，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又回到了零的原点。果真如此，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一反垄断法的精髓将随之而去。这样的结果，无论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是广大消费者都不愿看到，当然，垄断利益部门除外。

好在，反垄断法最终定稿时，又重新恢复了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并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消除了我们的上述担心。新出台的反垄断法首先在第一章总则部分中对行政垄断进行了原则规定，其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这一条既明确了行政垄断的主体，也明确了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即“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为使规制行政垄断具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反垄断法又以专章形式在第五章中逐项对行政垄断的各种形态进行了规定，列举了当前中国社会较为典型的六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并予以了明确禁止。

为使规制行政垄断的相关规定落实到实处，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则对实施行政垄断的责任进行了规定，明确了行政垄断责任追究的主体和程序。这样在总体上就形成了一个“原则总揽，专章细化，责任兜底”的比较完整的行政垄断规制体系，令人欣慰、赞赏。

三、现行法律对行政垄断规制的不足

1.我国反垄断法缺乏有效的规制行政垄断的执法机构

我国反垄断法让我们看到了政府规制行政垄断的决心，但是相应有效的执法机构的缺失却不得不让我们感到遗憾。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由上级机关作为责任追究主体，反垄断执法机构仅有“提出依法处理建议”的权力，这不得不让我们对此类问题的执法效果感到担忧。由于其与下级机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难免会有所偏袒，使得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和保护，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当然也就得不到有效的法律约束，并进而使这部《反垄断法》成为行政垄断的“通行证”。我们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从1993年颁布以来的十几年中，我们很少听到过哪个上级部门对他的下级部门进行过处理，足以表明这样的规定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现在反垄断法的草案又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势必也会重蹈覆辙。

2.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规定不足

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行政垄断行为的制裁主要是行政责任，这与违法实施行政垄断行为的危害性是极其不适应的。众所周知，一部法律的权威性来源于它所规定的法律责任，如果法律责任规定模糊，与相应的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不相适应的话，这部法律很可能就是一纸空文，起不到它应有的威慑作用，也极大影响它的可执行性。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也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增强其威慑作用。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违法责任应首先由实施行政垄断的国家机关及其所属部门或授权单位承担，其责任形式主要是行政责任，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如果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也应承担赔偿责任呢。同时，作为执行公务的公务员如滥用职权，实施行政垄断，情节严重或造成巨大损害的，也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尽管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定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时，在给予其一定的行政责任的同时，如果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甚至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我国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之间的关系规定错位

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处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我们不难想象“另有规定”的法律会有哪些？电力法、电信法、邮政法、民航法、铁路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这些法律都是行业法，分别对应电力、电信、邮政、民航、铁路、银行、证券、保险等垄断性行业。若依该款规定，一旦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就不再适用反垄断法了，这无疑消减了反垄断法的效力，缩小了反垄断法的适用范围，致使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之间的关系错位，并造成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因为由此条款我们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反垄断法最终被行业监管法解构。这无疑会导致一个明显违反《立法法》的结果，即行政法规的效力优于作为法律层次的反垄断法。

不论如何，日前出台的反垄断法，我们还是应该从总体上肯定其整个框架设计的，其中对规制行政垄断做出明确规定，既是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又体现出了立法者建立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坚定决心和毅力。至于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的规定存在的些许不足，我们将寄希望于日后出台的实施细则能够弥补缺憾，使我国的反垄断法能够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晓晔: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多元化的难题.中国经济时报.2006.9.5

[2]李姝: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及对策研究—— 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经验.现代企业教育.2006(12)下

反垄断法专题篇8

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促进经济效率，预防和制止垄断，有必要对银行业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由于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实施时间较短，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尤其是具体实施的过程暴露出反垄断规制方面的问题。

(一)规制对象过于原则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典型的市场规制法，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引发的过度竞争与排斥竞争现象进行规制的法律，其并不能保证有效的竞争环境，①具体的实施依赖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因此相关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抽象和模糊，大量的法律规范只用相对原则的文字加以表述。反垄断执法是一种需要大量经济分析来确保个案公正的执法思路，这势必造成法律的不稳定和执法标准不一致的现象。有欧美一些国家的反垄断规定也比较原则，但其有大量的执法经验和判例来确保执法标准的统一，因此我国应在《反垄断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出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使相对原则的规定用语具体化，而不是赋予执法人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很有必要。在规制对象方面，随着混业经营趋势的发展，银行合并日趋频繁。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应当不但是以国内的银行业为主要规制对象，也应以跨国银行在国内的合并作为主要规制对象。在除外制度方面，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在垄断协议和经营者集中方面规定了除外制度，但却没有对银行业反垄断豁免问题做出相对完善的规定，这也会造成实践中难以进行具体操作。

(二)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机构与监管机构管辖上的分工与协调从反垄断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出发，建立独立的，统一的，专业的银行业反垄断执法机构是理想模式，从独立性来看，独立性指无论从职能划分，权力配置，成员构成等方面都具有独立性。首先该执法机构应目标明确、单一即只为银行业反垄断，其次不受非相关行政性、政治性因素的干预。权威性是指其执法的公正与专业，从权威性来看，权威性需依赖于独立性，因为该执法机构独立于行政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其不受相关利益集团的左右，所以作出的决定专业、公正、难以质疑。从专业性来看，反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执法机吸收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参与执法，因反垄断执法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工作，其执法机构吸收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有利于更好的执行反垄断法，避免行政人员的惰性和部门偏见。②中国的《反垄断法》第九条和第十条设计了反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双层监管模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国务院规定的承担反垄断执法职责的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国务院又将反垄断执法工作具体到商务部、发改委和国家工商总局，这样就形成了多头执法的形式。显然与上述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权威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相去甚远。但从现实可行性出发，这种模式具有一定合理性。一方面，从执法的历史承接的角度出发，维持了现有的执法格局，将反垄断执法工作收归中央，将具体执法工作交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授权的省级机构负责。另一方面，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反垄断工作，但不具体执法。这样可避免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因对反垄断执法的理解不同，相互之间利益不同的考虑而出现的竞相执法和相互推诿现象。因此如何在这种双层监管模式下处理好反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行政机构之间关系成为关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③

二、完善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法律规范1．界定银行业相关市场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前提，垄断行为的判定大多涉及发生竞争关系的领域，而该领域即是“相关市场”。通过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才可能知道被调查对象所占市场份额的大小，具有垄断力的程度等。相关市场的界定是分析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垄断的基础。对相关市场进行合理的界定不可过窄，这会使涉嫌企业受到不应有的规制;亦不可过宽，这会使相关企业逃脱应有的规制。根据《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可知，界定“相关市场”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商品市场、地域市场、时间市场。这就是说应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才更准确、合理、切合实际。我国在对银行业的相关市场进行界定时也应考虑到这三方面的因素，除此之外，还应考虑到银行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将在市场竞争中同其他产品相区别的存、贷款等产品消费群体界定为同一个相关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发生的变化，如银行产业股份制改革、金融业合并、网上银行服务的相关问题等在界定我国银行业相关市场时也应纳入考虑的范围。2．加强对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监管我国在国内外银行并购的门槛实质上欠缺相关的法律规定与具体措施。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监管主要以03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的《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中对金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所应遵循的原则、入股形式、条件等出的规定为依据。因此我国应尽快出台反垄断法的相关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构成垄断的条件，并以此作为银行机构的集中能否被批准的依据。确立凡是银行机构的集中交易都必须按照程序接受审核，若形成或可能形成垄断的都将不予批准。其中审查内容可以包括:对相关市场的影响、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市场优势地位的确立等加以判断。3．完善银行业除外制度适用的法律规范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是指对特定行业或特定行为不适用反垄断法的一种法律制度。使用除外的对象主要涉及对维护本国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有重大意义的行业或领域，以及对市场竞争关系影响不大，但对社会整体利益有益的限制竞争行为。银行业在大多数国家都属不受反垄断法规制的除外情形，因为这些行业涉及的利益主体广泛，过度的竞争会造成社会不安定。④我国反垄断立法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立适用除外制度，规定可以进行限制竞争的种种情形。如在贷款政策、利率等方面可以进行联合或共同行动来避免过度竞争。我国反垄断法在适用于银行领域合并时，一要充分利用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保护银行业这种相对幼稚的行业。二是充分利用除外制度为银行逐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三是在除外规定的情形的依据或标准，应将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等情形纳入除外情形中。⑤

(二)明确执法机构和监管机构管辖上的分工与协调行业监管机构对行业垄断行为拥有监管职责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其在掌握第一手信息方面是一般反垄断执法机构无法比拟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行业监管机构对本行业垄断问题拥有管辖权时，反垄断执法机构是否仍能对其拥有管辖权。由于银行业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定和谐，所以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部门不能独立于银行业监管部门，基于此，笔者建议确立起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行业监管机构之间以共同监管为原则，专业监管为例外的管辖权分配模式相对合理。共同管辖即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行业监管机构共同行驶管辖权，两机构对各自的职责、任务与掌握的相关信息进行交流，保证其权力的行使和程序规范依法进行。专业管辖则是通过银行业监管机构来实现，如针对市场准入、价格控制等经济性监管与其他社会性监管方面拥有专业管辖权，这部分可通过事前设置相应的规则与程序实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银行业对于一国的经济法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银行业的有效竞争，对我国经济发展稳步前进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我国银行业仍是存在垄断问题，而我国银行业反垄断制度在立法、执法等领域存在诸多不足。因此针对应逐步完善并细化反垄断法的一系列配套法律法规，对银行业的垄断行为予以更为严格的规制，实现银行业健康快速有序发展。

反垄断法专题篇9

自然垄断行业的法律规制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探讨的热点和难点。随着我国改革开发的深入，《反垄断法》的实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法律规制问题又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对此，专家学者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赵艳丽的《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思路》指出政府垄断经营使自然垄断产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转状态，因而迫切需要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进行改革。李霞在《自然垄断产业治理模式构想》一文中指出，为解决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之间顾此失彼的难题，提高自然垄断行业运行效率，需要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治理，其基本模式是：将自然垄断产业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相分离，在仍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业务领域实行准完全垄断市场结构；在非自然垄断领域打破垄断，实行规模型竞争。学者郑鹏程在《论对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法律调整》一文中文认为，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的监管体制行政色彩浓厚，“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架构”模式，同时也就涉及到各个部门的利益，那么整体的框架的设计问题和赋予机构的独立执法权是法律研究的方向。

二、自然垄断涵义辨析

我国立法中的自然垄断概念最早是以公用企业的定义出现的。所谓自然垄断性行业，主要是指由特定行业的市场条件或经济技术特征所引起的，使行业内部单独一家企业能够以低于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的成本向整个市场提供一种或多种产品或服务，从而产生垄断经营的行业。自然垄断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按传统的管制理论，自然垄断行业应由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有人认为自然垄断属于行政垄断范畴，应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实际上，自然垄断在本质上应属于经济垄断，是一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经济垄断。其与行政垄断的主要差异是：第一、其实施主体是市场主体而非行政主体。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拥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与其他市场主体之间是不平等的。第二、自然垄断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形式主要以民事责任为主，而行政垄断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第三、自然垄断受害者的救济方法主要是采取民事诉讼程序，而行政垄断受害者则主要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渠道解决。从以上差异可以看出，自然垄断在本质上是经济性的而非行政性的，属于经济垄断范畴。

三、自然垄断法制的现状与问题

（一）关于私人诉讼法律未做出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自然垄断行业着重在第7条作了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但是这些企业“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据此，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例如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行业均适合上述规定。但是《反垄断法》只规定了行业的禁止行为，却未表明受到侵害的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可以通过怎样的程序来诉诸执法机构，垄断行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往往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为主要表现形式。从国际角度来看，针对这一问题，2003年，欧盟已经开始鼓励私人诉讼，通过民事赔偿机制来反垄断。然而，《反垄断法》又却没有做出有关私人诉讼的规定。

（二）尚未出台配套措施。

目前的《反垄断法》关于自然垄断只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具体实施需要特定领域的行业专门法来加以规定。目前有《航空法》、《铁路法》、《电力法》等法律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法规。现行这些法律法规，大多制定于竞争化改革以前，其指导思想往往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家基础设施的安全，而不是为了规范行业中各主体的行为。至于作为竞争化改革阶段性成果的一些行业行政法规仅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法律规范，立法层次低、带有部门立法痕迹，无法有效规制垄断行为。因此，其无法适应进一步改革的需要，急需修订。其中一大问题是，这些立法都是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的，如《铁路法》是铁道部起草的，《航空法》是民航总局起草的，《电力法》是原电力部起草的。在电信领域，至今还没有法律，只有2000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以及一些规章与政策。但是作为竞争化改革阶段性成果的行业行政法规，这些行业规范仍然是一种临时性、过渡性的法律规范。虽然从形式上看基本上体现了政企分开、破除垄断、鼓励竞争原则，但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都带有部门立法痕迹、管制机构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等因素，其实施效果差强人意。

（三）立法存在明显滞后性

各国的自然垄断领域改革也都是从立法开始的。美国政府于1976一1982年仅在交通运输领域就颁布了《铁路振兴和规制改革法案》、《航空货运放松规制法》、《航空客运放松规制法》、《汽车运输法》、《铁路法》和《公共汽车管理改革法》等一系列法案，对交通运输企业的政府调整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放松了政府对民航、铁路和公路的管制。英国政府1984年颁布《电信法》，废除了英国电信公司在电信业的垄断经营权，允许民营化。1986年颁布《煤气法》，废除了英国煤气公司的独家垄断经营权并进行民营化。1989年颁布了《自来水法》，允许10个地区自来水公司民营化。1989年还颁布了《电力法》，把电力企业分割为电网、分销和电力生产公司并允许民营化。由此可见，规制改革是以规制立法为先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发达国家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而我国自然垄断行业规制改革的经验来看，沿袭着先改革后立法的模式，由此造成我国各行业法律规制体系严重滞后。

四、完善自然垄断行业法律规制的思路建议

（一）建立私人诉讼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第　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需要认真解读“他人”　和“民事责任”的含义及其在制度上的关联关系方能揭示这个私人诉讼制度可能发挥的效率。但是对赔偿责任的具体范围却未做规定。那么，到底如何规定才能对消费者进行很好地救济呢在自然垄断行业中受害的肯定不止一个，而在群体诉讼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好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平衡：一人是否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赔偿，那么基于个体的趋利性可能会出现消费者滥诉的情况，巨额的赔偿可能会挫伤企业的经营活力，对国民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相关的制度设计要能够让受害的消费者基于理性的判断，认为有足够的刺激去垄断者，让经营者基于理性判断，认为有足够的刺激去遵守反垄断法。因此，确立反垄断民事赔偿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兼顾市场主体各方的权益，通过依法追究垄断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有效填补受害人的合理损失，预防和遏制垄断行为的发生”。

（二）设立独立的反垄断机构

1、我国反垄断机构的现状

在去年实施的《反垄断法》中确立了“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架构”模式认为要把现行的权力机构合并、统一起来，但涉及到工商总局、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利益，所以涉及到机构设计的问题。而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以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竞争的主管机关及现有职能而言，无法保证反垄断法的公正、有效实施。

2、对反垄断机构设置的建议

我国去年已经设立国家反垄断法委员会，主要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并评估报告，制定、反垄断指南，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等职责，同时国务院也划定了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三个部委围绕该法的具体执法定职责范围，即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执法（价格垄断协议除外）等方面的工作；国家发改委将负责依法查处价格垄断协议行为；商务部负责经营者集中行为的反垄断审查工作。但这样规定的结果会导致多头管理，审批程序冗繁复杂，办事效率低下。特别是价格垄断协议和市场支配地位等问题在三个部门各自职能中会出现交叉，所以我们寄希望于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

（二）完善法规，引入竞争机制

为了使《反垄断法》能够在垄断行业更好地得到施行，建议尽快由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而非由国资委划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范围。这是因为如果赋予国资委划定“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范围的权力，至少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作为大部分央企的监管部门，国资委为了扩大自身的权力边界，有可能不适当地划大“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的范围。

从《反垄断法》的实施角度，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思路只能是，除非必须，就应最大程度地放松管制，并以向民营经济开放和产权多元化等方式来实现引入竞争机制。具体而言，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以及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同状况，可以分别采取以下不同的方式：

1、通过修改《航空法》、《铁路法》、《电力法》等行业法规，放松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管制，实现竞争主体多元化

2、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上明确界定公用企业的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并分别构建不同的竞争机制

（三）完善激励机制法律制度

1、最高价格限制管制

最高价格限制管制就是规定了企业提供单位产品或者服务时可以收取的最高价格。它表面上看是一种管制措施而非激励机制，其实，如果当规定的最高价格合理时，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自然垄断企业会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来降低成本以在既定的定价范围内获得最多的收益。

2、社会契约制

社会契约制是指管制当局与被管制者之间在修订收费标准时就设备运转率、热效率、燃料费、外购电力价格、建设费等签订合同，如果能实现比合同规定的更好的成绩将给予奖励，否则将给予惩罚。这种机制具有硬性的激励功效。

3、特许投标制度

鉴于自然垄断行业产品或服务的投资规模及沉淀成本大，因此，政府对这类行业颁发的特许经营牌照不能太多，虽然可收缩垄断面，但自然垄断存在的区域更为合理，需要维持自然垄断市场的合理竞争机构。特许投标制度就是政府将给予企业的事业特许权限制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特许期结束后再通过竞争投标制来重新确定企业特许权。企业要想再获取事业特许权限，则在经营中必须做好产品的质量、服务、价格等方面的供应。

反垄断法专题篇10

【关键词】垄断；反垄断法；反垄断豁免制度

垄断，即限制竞争。根据其成因，可以分为自然垄断、经济性垄断和特权性垄断。特权性垄断具体包括国家垄断，行政垄断及知识产权垄断。有学者认为垄断是具有损害经济效率和竞争自由以及消费者福利等反竞争效果的违法行为。本文不同意片面将垄断界定为违法行为，在某些领域它具有合理性。反垄断立法于19世纪末开始。学界公认美国国会于1890年通过的《谢尔曼法》为现代反垄断法的鼻祖。截止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我国反垄断法起步较晚，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

一、反垄断豁免制度的适用情况

反垄断豁免制度，也称适用除外制度，是指在某些特定领域或行业中，法律允许一定的垄断行为及垄断状态存在，对某些虽属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不予追究的一项法律制度。（1）自然垄断下的反垄断豁免。自然垄断是指，当市场上只有一家企业提供整个产业产量的成本低于由这一家企业与其他企业共同提供相同产量的成本时，为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则应该由一家企业垄断经营，但是当产出超出成本弱增的范围后，就应该允许新企业进入，此种垄断主要涉及铁路、邮电、电力、煤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行业。（2）国家垄断下的反垄断豁免。国家垄断的行业有：一是生产非流通性产品的行业，如国防产品；二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事业，投资量大，投资周期长，盈利没有充分保证，风险高，私人不愿进入；三是高科技、电子信息、新能源行业，这些领域科技含量高，研发费用巨大，投资风险极高；四是其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行业，国家出于财政收入，经济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方面的考虑，特许某些企业对某行业或产品实行垄断经营。（3）国际贸易领域的反垄断豁免。为了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各国纷纷鼓励和支持本国的进出口企业联合起来，在对外进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上达成某种一致的协议，以协调本国企业进出口的共同利益。（4）知识产权方面的反垄断豁免。知识产权的基本特点之一便是垄断性或独占性。（5）中小企业合理竞争的反垄断豁免。中小型企业是最有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部分，但由于中小企业规模上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在跟大型企业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力，一些中小企业会联合起来以应对大企业的挑战和竞争，改变自己的不利地位，法律对于这种现象也应适用豁免制度。

二、我国反垄断豁免制度适用情况

（1）反垄断豁免制度在我国反垄断法中的体现。我国于

2007年8月30日颁布了《反垄断法》。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五条规定，经营者可以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依法实施监督和调控。第二十八条也有规定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不予禁止的决定。（2）我国反垄断豁免制度适用中的问题。我国的《反垄断法》规定的反垄断豁免制度，还存在对象、程序及主体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不断完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理念对于反垄断豁免制度的适用形成了价值观上的壁垒。（3）反垄断豁免制度适用问题的解决办法。适用反垄断豁免制度是冒着危害正常市场竞争的风险而追求最大利益实行的，因此，更应该建立具体的、严格的审查制度，在批准适用豁免制度后，应设立专门的监督管制部门定期审查适用反垄断豁免制度的企业，通过监督现有规模，产品所占市场份额等各项指标核准豁免制度所带来的效益仍然超过竞争所创利益，以此判定是否继续适用反垄断豁免制度，这样可以保证市场经济更加安全有序的发展。

反垄断豁免制度保障了反垄断法的适度调控，促进市场竞争有序、有效地发展，成为反垄断立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今后的反垄断法发展中，它也将得以不断完善，使得反垄断法更好的规制市场秩序，创造和谐、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参 考 文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