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范文10篇

东北亚范文篇1

东北亚地区位于亚洲东北部,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蒙古国、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国东北地区(指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和赤峰市三盟一市)。本区地域虽然是世界上开发较晚的地区,但是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资金和技术力量雄厚,是当代最有发展前途的地区之一。在本区域中我国的东北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国均属经济欠发达地区,三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各具特点。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趋势并行发展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国际分工与协作不断加强,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且快速扩散,国家经济开放性增强,区域间、国家间竞争空前激烈。在中国即将入世0的新形势下,东北地区的发展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及蒙古国合作是否具有潜力,东北地区如何根据自身的产业结构特点确定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及蒙古国的合作方向,共同推动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就成为迫切需要探讨的问题。

1东北亚三地区合作的现状和问题

1.1合作现状中国东北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及蒙古国具有经济技术合作的地缘、资源、交通等天然优势,但从几年来的发展实践看,三方经济技术合作成效并不理想。以中俄贸易为例,1992年双方贸易额为58.6亿美元,超过历史上中苏贸易的最好水平。然而好景不长,1994年出现滑坡,降幅高达34%[1]。1997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251亿美元,其中对俄罗斯的贸易额为61.2亿美元,仅占1.9%[2]。从国内来看,东北区在中俄、中蒙贸易中与全国其它省区相比并不占优势,合作方式仍以传统的商品贸易为主,合作档次较低,对东北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优势与潜力远没能得到充分发挥。

1.2存在问题1.2.1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单一。目前,三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仍以商品贸易为主要形式,基本停留在浅层次、低水平上。由于俄罗斯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政策朝令夕改;蒙古国基础设施薄弱,投资环境差,导致三方产业合作、劳务输出、互相投资、技术转让等其它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较少,这极大地束缚了双方合作规模及合作水平的提高。1.2.2贸易合作方式规范性差、层次低。在中俄、中蒙间的商品贸易中,低层次的易货贸易、边境贸易占贸易总额的很大比重,贸易主体没有稳定的货源基地,缺乏长远打算,热衷于当0倒爷0,靠转口贸易维持生计,发展后劲不足;三地区市场对接不规范,符合国际规范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如银行结算手段滞后,三地区间缺少一个公正、合理、有效的仲裁机构,出口信用保险尚未解决等都影响了各国地区间贸易的正常运行。1.2.3进出口商品结构单调。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以建材和化工产品为主,主要有:木材、钢材及其制品、有色金属、化工原料、化肥与纸浆及制品。这六类产品占中国从俄进口产品总额中的75%,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有色金属,占16%。中国向俄出口的商品以农产品和轻工产品为主,主要有粮油、食品、纺织品、服装和轻工产品。这五类产品占中国向俄出口产品总额中的比重达94.4%,其中食品占17.7%,服装占44.6%,轻工产品占25.7%[2]。这种过于单一的进出口结构,稳定性差,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1.2.4缺乏具有资质的信息咨询机构。三地区间没有规范的信息中介机构,企业间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市场信息不灵,产品的销售渠道不畅,对俄罗斯多变的政策及复杂的经济形势难以掌握,很难直接进入俄罗斯市场;而外贸公司又普遍存在资金不足,融资能力弱,实业化水平低等困难,因此,主体的综合作用受到限制,制约了双方合作水平和规模的扩大。一些外贸企业领导者,由于对俄罗斯市场目前出现的多元化竞争缺乏全面的了解及足够认识,错误地认为萝卜快了不洗泥0,使假冒伪劣产品流入俄罗斯和蒙古国,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商品的声誉,市场占有率严重下降。

2东北亚三地区合作潜力分析

目前国际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区域性的国际合作开发成为新兴的发展模式。中国东北地区毗邻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对于调整、改造和提升我国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从地域条件、产业结构、资源与技术、相关经济政策及国家关系等方面分析,认为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国进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巨大的潜力。

2.1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为进行区域间国际合作提供了基础从产业结构来看,俄远东地区以原0字号和粗加工产品为工业生产主要方向,精加工生产非常薄弱,轻工业发展明显滞后,农业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当地工业和居民的日常需求,农产品、轻纺和家电商品主要依赖进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虽然试图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但由于资金短缺、设备工艺落后,至今收效甚微。蒙古国自身不存在完整的产业体系,其产业经济是原苏联体系的一部分,产业结构落后、层次低,产业技术水平差,仍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畜牧业在农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但畜产品精加工能力差,轻工业及第三产业不发达。中国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同二者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近几年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已初见成效,特别是农业、轻纺和食品加工工业发展迅速,与二者相比具有明显优势。

2.2地理位置、经济政策及新型国家关系为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仅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边境线就长达3,000多km,有19个对应贸易口岸[3]。目前,东北地区已形成了水陆空俱全、客货运兼有的口岸群体优势。俄罗斯远东地区目前已走上了全面对外开放的道路,开放港口是俄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自1992年1月1日正式开放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后,1994年俄政府又开放了马加丹、科尔萨科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庙街和苏维埃港等港口,并计划到2000年利用外资改建纳霍德卡、东方港、瓦尼诺、科尔萨科夫和哈桑等商港和码头。目前俄远东正积极参加与中国对外运输通道的建设,马哈林诺至珲春的俄中铁路已接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至黑河市的大桥正在筹建中,俄还准备同中国的同江铁路接轨。近年来中俄双方领导人互访频繁并建立了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向前发展。近年来,无论俄领导人如何变动,中俄关系始终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任不久即于今年7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可以预计,中俄两国这种新型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必将促使两国的经贸合作登上新的台阶。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中俄经贸合作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贸合作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贸易方式已由过去单一的不规范的易货贸易向规范的按国际惯例运作的多种经贸合作方式转变,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蒙古国是一个开放较晚的国家,原苏联及东欧剧变直接导致了蒙古国的经济改革,迫使其走上政治、经济独立和重返亚洲的道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为蒙古国提供了安全的经济建设环境;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区域化及分工协作的深化为蒙古国赶超先进水平提供了条件;国际投资的增强使蒙古国的资金短缺呈现出希望;东北亚经济的复苏与各国之间合作的强烈愿望极利于重返亚洲的蒙古国的开放。改革以后,蒙古国制定了许多开放的政策法规。主要有:第一,提出了政治上实行不结盟,发展多元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第二,提出了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构想,强调要加入国际劳动分工和世界体制;第三,颁布实施了吸引外资的法律条令,其中包括外国投资者可在蒙古国民经济所有部门投资,外国投资不列入蒙古国家财产(1990年5月1日实行的5蒙古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6)。

2.3资源与技术的互补性为合作提供了具体的方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十分丰富,矿产资源有70多种,森林覆盖面积占全俄35%,木材蓄积量占26%,水力资源占27%,煤炭储量2万亿t,产量占34%[3],石油、天然气储量也非常丰富。目前俄罗斯已决定对外开放资源开采,并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吸引国外的投资者,俄远东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领域正在成为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的热点。东北地区发展至今,各种资源已渐枯竭,急需寻求新的资源来源,而本区在石油开采加工、森林采伐及加工利用、煤炭开采及农业种植养殖等方面的技术、设备、人才与俄远东地区相比占据绝对优势,双方具有极大的互补性。东北区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性转折时期,改造众多基础薄弱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也同样需要引进俄方的实用技术和先进设备。此外,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匮乏,而东北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素质较高。所有这一切,都为双方开展产业合作开发提供了基础条件。蒙古国的产业结构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在资金和技术上有待长足发展,这就与我国东北地区在生产要素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东北地区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与较好的资金条件都为两国合作奠定了基础。

3东北亚三地区合作重点

3.1合作的基本原则三地区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必须坚持比较优势、双赢0和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等基本原则。其中,比较优势原则强调从双方的实际出发,发挥各自的优势,选择互补性强的领域和项目进行合作;双赢0原则,强调的是互惠互利,在各合作方合作需求大、经济效益高的领域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保持合作的稳定、健康和持久的发展;产业结构转换升级原则强调的是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的主导产业和潜导产业,同时实现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的结合,利用传统产业的人才、技术、管理和市场基础,扶植新兴产业,利用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使传统产业获得新生。

东北亚范文篇2

关键词：合作；竞争；东北亚区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秩序不断改变，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市场环境的不断竞争，部分地缘上相邻的国家或地区要想在这种新形势下获得生存，就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寻求实质性的深度合作，达到“双赢”或“多赢”[1-2]。虽然这种经济合作意愿的不断增强，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但是受历史遗留问题、社会文化差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东北亚区域实质性合作的深度、广度仍然具有局限性[3-4]。从长远来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多元化发展，将进一步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1从分工与合作的关系视角分析

分工与合作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两者互为前提与条件。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的一体化，东北亚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竞争更加激烈。由于东北亚地区各个国家具有不同的资源条件，决定了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禀赋优势，这是各国之间形成分工的基础，也是形成合作的动力。例如中国拥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肥沃的土地资源以及良好的制造业基础等；俄罗斯具有丰富的矿产、石油资源等优势；日本、韩国拥有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大量的资金资源等[5]。因此，每个国家都会借助自己的禀赋优势来充分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更多地占据市场份额（分工的依据是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和生产专业化，达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收益的目的；通过技术、原料等内部经济和产业集聚等外部经济使报酬递增。这种分工和专业化一直伴随着竞争的加剧、利益的增加、产业依赖性的增强；而合作正是解决这一问题最具可行性的方法之一，合作应时而生。同时，随着禀赋优势的变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秩序的变革等各种外部环境的改变，这个上升过程并不能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分工在创造利益的同时也存在潜在的问题，一是会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6]。由杨格定理可以发现，市场与分工相互作用，它们之间存在的正反馈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二是过度的专业化分工将会降低生产效率，导致协调成本上升，从而减少报酬，经济利益下降，不利于东北亚区域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了国际贸易成本，减少了贸易额、贸易量，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合作逐渐取代过度的专业分工。因此，具有地域优势的东北亚各国为了占据市场份额，取得经济效益，会充分利用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等方面呈现出的明显的经济优势，进行资源、技术、劳动力之间的交换、合作，以此来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效率和效益，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和跨国优化配置，从而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分工与合作是互为前提条件的，分工的前提条件是它们之间进行的交换；交换又是合作的手段，它的实质也是一种合作。而且随着资源地位的不断变化，两者交替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从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视角分析

合作与竞争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不存在单独的合作或竞争。并且，有时竞争起主导作用，有时合作起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7]。区域经济合作以及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重要的竞争形式，是各国或地区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中获得生存，提高竞争力的有力手段。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是利益冲突与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在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竞争与合作是共存的，并始终存在于这个过程。同一时期，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在某些活动中是相互合作的，其实质是创造利益，获得双赢或多赢。而在另一些活动中又是相互竞争的，其实质是获取价值，争夺市场利益。例如，中国与蒙古国之间的合作重点应放在资源开发、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这一举措在充分利用两者经济互补性的同时，既能促进蒙古本国的经济发展，也能使我国开发新的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一举两得。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主要在边境贸易、合资建厂、资源合作开发等方面，这样我国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得到充分就业，而且还可以获取石油、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促进边境经济发展。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两国或三国之间已经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为商品、技术、资本、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国优化配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经济一体化[8]。在这些相互合作过程中，竞争也无处不在，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同产业对于不同国家也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如中国与俄罗斯、中国与韩国、中国与日本在农产品的出口问题上，俄罗斯土地幅员辽阔，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的产量大，出口量大，对于同样是农业大国的我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是东北亚市场农产品贸易出口的竞争者；而我国对于日本、韩国在农产品出口贸易方面就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两者之间的竞争处于弱势，更多的是存在经济贸易互补性，倾向于相互合作、共同发展。随着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断变革，外部环境的动态发展以及竞争形式的多元化，大多数的国家逐渐认识到单独的竞争或合作已经不足以应对现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这时，逐渐形成了符合时展要求的“竞合关系”，并且，这种“竞合关系”具有过去合作和竞争规则的优势特点，不再是简单的合作或竞争。它们既可以通过合作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达到双赢或多赢，也可以通过竞争争取市场份额，促进开发关键产业的创新能力。

3从分工与竞争及合作的关系视角分析

竞争无处不在。竞争是一种自发的秩序，能自发地促进分工的出现，分工又反过来加剧竞争；分工与合作互为前提条件，两者可相互转化；合作与竞争同时共存，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具有地缘优势的东北亚各国之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要素之间自由流动、贸易跨境分配，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技术的趋同性、资金的国际性、商品的标准化，促使各国或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演越烈。同样，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俄罗斯，它凭借自己有利的资源禀赋优势大量出口具有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的战略性资源，力压东北亚区域的其他国家，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东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会发挥自己的禀赋优势，用相同的方式在东北亚市场上争夺自己的“一席之地”，不断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一来，社会分工和专业分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因此，竞争与分工一样，只要存在交易、贸易，基于利益的诉求，竞争、分工就不可避免。并且，各国在资源禀赋方面的竞争会促使不同的国家做出有利于自己发展的行为选择，而分工就是这种行为选择的结果。竞争以合作为基础。东北亚区域各国之间的竞争都是把它们划在同一区域内，将相类似的活动相对集中，从而进行对抗。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各国相互配合，也不可能存在竞争。竞争是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没有合作就没有竞争，两者相互依赖，共同存在。同样，如果各个国家之间在资源、技术等方面不存在竞争，每个国家都只依赖自己的资源生存，与其他国家没有交集或联系，那根本就没有合作可言。没有竞争，就不会促进技术的创新和知识的外溢，这样同样会失去合作的动力。合作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之上，与竞争相互作用，三者同时存在。加快要素的配置与流动对促进东北亚区域各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而言，日本和东北的劳动力较多，但由于东北亚区域地域面积的广大，劳动力的短缺和不足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不足。同样，日本和中国的资金充裕，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资金的有利支持不仅可以加快输入国经济的发展，促进经贸合作，而且也有利于资金输出国可以充分利用各国资源优势，以谋取共同的利益。各国劳动力、高新技术、资金资源流动不足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受制约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通过国与国之间劳动力、技术、资金资源的流动才能有效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开发与发展，这也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与开发的演化格局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逐渐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变，出现了国际分工更加专业化，生产过程更加细化的大趋势[9-10]。分工明确的同时，对于合作的需求更加强烈。专业化的分工加剧彼此竞争，合作是解决竞争进一步加剧、获得生存、获取共同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

4结束语

东北亚区域的发展作为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发展形式，可以有效规避贸易中出现的很多问题，也有利于促进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笔者从分工、竞争和合作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深层次地了解、研究东北亚区域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动向，分析东北亚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源优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促进东北亚区域的良好发展[11-16]。

作者:赵颖超 赵辉越 单位:长春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吉林省中小企业研究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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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范文篇3

关键字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影响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始于2006年2月，经过艰苦的谈判，2007年4月1日达成协定文本。最终于6月29日形成政府间协议的最终版本。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农业、工业、服务业、汽车、纺织品、开城工业园区、投资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等。这一协议开辟了韩美贸易的新时代，达到了双赢的结果。韩国将因此而朝着东北亚中心国家的目标迈进，进而跻身于“西方发达国家之列”，并在均衡地缘势力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美国则在东北亚获得了显著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战略利益，维护了其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同时，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也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长期受阻的原因

东北亚六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蒙古、俄罗斯。东北亚各国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相互间的合作空间和潜力也很大。具体表现在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梯度，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重组。东北亚各国地理环境具有较强的差异性，也容易形成优势互补的局面。同时，各个国家地理位置上靠近，具有极强的地缘优势。各个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都积极参与经济合作，但是实际上，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展仍然十分缓慢。东北亚区域合作长期受阻有其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政治上的冲突严重阻碍了东北亚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主权的争端是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隐患；东北亚地区复杂的文化、宗教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存以及一体化过程中主导者的缺失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缓了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步伐。但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步伐缓慢的根本原因却是经济方面的。

东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参差不齐，成梯度水平分布，大体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处于最高层次的是日本，它是区内唯一的发达国家；韩国处于第二个层次，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朝、俄、蒙四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该区域以不平等的垂直产业分工为主。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对市场开放的程度和步伐存在分歧,日本和韩国对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而朝鲜和蒙古的开放的程度则较低。在关税和产业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取向也不同,在追求经济开放、经济合作上分歧甚至更大。各个国家首先要满足自身的经济利益，才会考虑到更广阔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各个国家参与经济合作的过程中，必然要有所放弃，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的差异，很难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合作方案。这也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合作往更深层次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的过度竞争也延缓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随着各国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也在各个国家之间增添了很多的不和谐因素。

二、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背景

（一）韩国方面的背景

首先，最近几年，由于韩国企业投资不振、消费萎缩和韩国面临的低出生率、老龄化和来自中国、印度等国的竞争挑战等原因，韩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十分缓慢。韩国希望借助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开放促发展，希望借此能在韩国形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扩大韩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同时引进美国先进的经营方式，提高韩国在金融服务等领域的竞争力，从而达到提升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再次实现经济腾飞的目的。

其次，虽然韩国和美国已是五十多年的盟友，但在韩美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在诸如对待朝鲜核试验问题上，美国和韩国之间就存在着分歧。韩国希望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与美国的经济联系，起到平衡两国之间政治分歧的作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更多的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

再次，韩国希望提高其在亚洲的地位。从政治角度考虑，美国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有利于加强两国间的经济联系，还有利于加强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从而可以提高韩国在亚洲的地位。通过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依附，进一步树立了韩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威信。同时，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还会为韩国摆脱日本和中国的“双重夹击”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美国方面的背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更重视推动北美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再加之亚洲区域合作进展缓慢，因此对东亚区域合作持怀疑、谨慎甚至是忽略的态度。但是，随着近年来东亚合作的不断推进，从2005年起，美国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大变，开始积极介入东亚。美国唯恐在东亚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时被边缘化，所以一直致力于在东亚的各项谈判。

为了尽快地加入到东北亚乃至东亚经济一体化中来，同时增强美国在亚洲事务中的话语权，保持与韩国之间的盟友关系以及应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国积极地参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工作格外显得具有实际意义。美国不但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得大量的经济利益，更期冀从中获得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希望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加强美韩之间的联盟关系。

美国积极签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的如下：

首先是维护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防止任何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国家或集团的出现。目前，随着中国与东亚经济联盟的日益崛起，美国担心东亚主导权旁落，根本性地动摇以美国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因此，美国开始全面恢复并加强同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而签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则是美国积极开展与东亚自由贸易协定的首选。一方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为韩国、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美国通过与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合作也避免了东亚大型集团的出现。美国希望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加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弱化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国希望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牵制韩国融入中国经济圈，加强自身同东亚市场的联系。

其次是确保东亚的安全与稳定，保护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恐怖活动的频繁出现以及朝核问题都一直困扰着美国。美国同东亚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它只有积极支持东亚的区域化进程，促进这个地区改善政治经济关系，才有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因此，美国希望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达到巩固韩美同盟关系，加强与亚洲市场的联系，并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存在，提高自己在亚洲事务中的话语权的目的。

再者，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始终动荡不定，朝核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美国十分倚重东北亚国家特别是韩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配合。确保韩美军事同盟关系的稳定，是美国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基础。韩国作为美国在这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伙伴之一，与美国签署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从经济上加强双方的纽带联系，巩固政治和军事同盟关系。

三、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了农业、工业、服务业、汽车、纺织品、开城工业园区、投资者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等。

（一）农业

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农业成为最敏感领域，也是韩美双方谈判的难点。在最终达成的协议中，韩美双方均做了妥协。美方同意在协定中将大米排除在开放领域之外，韩国也承诺恢复美国的牛肉进口。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通过取消和逐步取消关税和多数产品的配额，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根据协定，价值十亿多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可以立即免关税出口到韩国，大部分保留的关税和配额将在协定生效的头十年里逐步取消。

（二）工业和服务业

根据协定，接近95%的双边贸易中的消费品和工业品将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三年之内享受免关税待遇，大部分保留的关税将在十年内取消。

在服务业方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扩大包括电信和电子商务在内的诸多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和投资机会。该协定也将扩大美国的视听产品在韩国的市场机会。

（三）汽车

汽车也是韩美双方谈判的敏感领域。在最后达成的协定中，韩美将立即取消客车的关税，其他汽车的关税将在三年内逐步取消；卡车进口关税也将在十年内逐步取消。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还将取消基于发动机排量而设置的歧视性关税。同时该协定还包括一个特殊的“争端解决机制”，以解决汽车方面的争端。

（四）纺织品

由于协定中包括“纱源头原产地规则”，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为韩国的服装产品提供优先进入美国市场的权利；同时也将增加美国面料、纱线的出口以及这些行业的工作机会。

两国的纺织和服装企业将受益于特别的纺织保护和有力的海关执法要求。关于美国担心的迂回出口（中国和东南亚产等低价产品通过韩国出口到美国）问题，双方决定通过加强两国间的合作予以杜绝。

（五）开城工业园区

开城工业园区是一个重要分歧点。协定生效后仍要讨论开城工业园区（位于朝鲜境内，地处朝韩边境，由朝韩双方共同开发）的问题。

韩国要说服美国将开城工业园区的产品也作为韩国产品对待，但是美国坚持自由贸易协定将只适用在韩国境内生产的产品。

在最终达成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韩美双方决定通过协定生效后再进行讨论的“内置”方式，对其他南北经济合作地区生产的产品也适用与开城工业园区相同的标准。

协定具体给出了相关依据，使两国可以设置“韩半岛域外加工地区委员会”。而且如果满足韩半岛无核化进展等条件，那么包括开城园区在内的南北经济合作地区都可认定为“域外加工地区”，在该地区生产出的产品可以作为韩国产品出口美国。

（六）投资者和知识产权保护

在投资者保护方面，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确保在韩国的美国投资者享有与韩国本国投资者相同的权利；这些权利将通过一个稳定的、透明的法律框架予以支持。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该协定提供了对包括商标、版权和专利等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和执行的高标准要求，而这些标准与美国的标准一致。

（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美国和韩国都要执行自己的劳工法和环境法，确保能够通过法律机制使这些法规得到贯彻实施。

协定还要求建立一个合作机制，以提高两国在保护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四、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东北亚的影响

（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1.为东北亚签订多边贸易协定作了很好的铺垫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多边贸易谈判止步不前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区域性经济一体化步伐中扮演重要角色。若要使东亚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东亚合作的首要任务则是签订三个国家以上的多边协议，促进整个区域的发展。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累积到一定程度、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之后，对整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是有帮助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整个东北亚国家都有一定的震撼力，促使各个国家主动朝着双边合作的目标迈进，进而为多边的贸易协定的签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重建了东北亚经济秩序

此番美国与韩国达成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最大的一个连带效应就是拉近了两国关系，同时也提升了两国在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力。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更加巩固，更加容易地介入东亚区域的经济等事务。美国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可加入到东亚区域经济整合的大潮中为美国产品进一步拓展亚洲市场、扩大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服务。美国的介入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韩之间的贸易合作，削弱了中国在韩国经贸的地位，在短期内对中国出口造成很大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与美国的密切联系，可以提高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东亚的经济秩序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次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完全改变了美国在亚洲地区贸易合作上的被动局面，并促使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加主动地寻求与美国达成更密切的贸易关系。美国与韩国的联盟可以从政治、军事领域深化到经济贸易领域，并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二）对东北亚各主要国家的影响

1.对日本的影响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从经济方面突破美日亚洲轴心的尝试，让日本感受到韩美关系超越美日的潜在危机。韩美先于日本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对日本来说，确实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同时，日本政府也认识到了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不积极这一事实。日本没有和韩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是日本的一大损失。

韩美之间达成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对日本触动很大。日本多次表态，将积极推动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其实，日韩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始于2003年年底，在2003年10月的曼谷亚太经合峰会期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韩国总统卢武铉同意，最迟在2003年年底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展开正式谈判，当时预期整个谈判预期将在2005年完成。但双方由于无法在农产品市场准入以及一系列关键产品(例如齿轮、烟草等)的关税上达成一致，双方不得不于2004年年底将谈判搁置。同时，韩日在诸如汽车、电子产品等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任何涉及相关利益的谈判，都会遭到这些产业公司的抗议。虽然日本方面态度积极，但是韩国对此却十分冷淡。日韩之间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重新启动有待关注。美日企业支持两国政府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呼声日益高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日本与美国展开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是未来贸易谈判的最重要议题。

2.对韩国的影响

虽然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韩国农业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它却是摆脱韩国国内经济困境、拓展对外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首先，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增长，促进韩国企业的投资，增加韩国国内的消费，抵制了日本和中国的竞争。它的签订，会大大提高大多数国民的生活质量。如果质优价廉的商品、服务、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国内，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会下降，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同时海外消费的增加状况也会有所缓和，从而减少服务收支逆差，工作岗位和投资也会增加。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功签订，使得韩国对自由贸易协定更加信心十足。韩国正在筹备同欧盟的贸易谈判。因为欧盟是继美国之后，韩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韩国也在积极筹备与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贸易谈判。

当然，韩国在签署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后，为抢占东亚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桥头堡，又致力于推动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这给中韩经贸合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韩美、中韩自由贸易区全部建立以后，不仅会有益于中国、韩国、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还会大力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其意义会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有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3.对中国的影响

中韩都是外向型经济体，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得韩国挤占了中国对美国的一部分出口市场。此外，由于中国一直酝酿建立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环黄海经济圈”，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这一计划是个冲击。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因为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份额会由于美国产品的替代而减小，同时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则由于韩国商品的充斥而损失很大。那么总体来说，在短期内，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阻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

中国和韩国在很多商品的出口上存在竞争，韩国产品历来是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得中国的部分出口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被韩国商品挤占。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关税的取消和逐步废除对本来就颇具竞争力的韩国商品来说更是如虎添翼，增添了抢夺美国市场的筹码。韩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相对于其他国家都会大大增强，特别是相对于中国来说。同时，低廉的美国农产品将抢占韩国大量市场份额，势必影响到中国对韩国的农产品出口。

其次，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削弱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位。

防范并牵制中国是美国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日渐增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受到了影响。因此，美国希望通过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牵制韩国进入中国经济圈，削弱中国对东亚政治、经济的影响力，加强自身同东亚市场的联系。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加强了韩美之间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两国更快实现经济融合。在成功地让日本实施了“脱亚入欧”战略之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目标转向了韩国。目前韩美两国已经建立了军事同盟，自由贸易协定则为韩美经济融合拉开了序幕。分析人士认为，韩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面临的压力陡然增加，同时地位也有所下降。

再次，中国在投资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使得日本和欧盟企业为了享受对美出口零关税的优惠政策，纷纷到韩国投资建厂。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中国吸引外资的步伐。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预测，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外国人的直接投资年增长将超过30亿美元。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日本和欧盟国家对华的投资战略。

最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中国安全造成了威胁。

随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不仅会增进韩美间经济纽带关系，甚至有望成为进一步加强双方军事安保同盟的催化剂，并使包括经济、外交、安保领域在内的韩美同盟关系发展到更高层次。这也无疑对中国的安全带来了较大的威胁。不仅如此，这份协定还为朝鲜半岛统一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未来的形势对中国更加不利。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其经济利益，而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极大化就必须有效地控制东亚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中有一条规定韩国在朝鲜的经济园区如开城工业园区也被视为“自由贸易区”，这些经济园区制造的产品可以标注为“韩国制造”，从而能顺利出口美国。这可能是美国拉拢朝鲜的一个重要伏笔。美国国会研究处也通2007年1月末向国会提交的有关推进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报告书表示，韩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能增进韩美两国贸易关系，而且还是牵制“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的战略性铺垫。

五、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韩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利弊兼而有之，重要的是认真分析，采取对策，减少负面影响，充分抓住有利时机，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使东北亚各国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中国针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应该采取相应的对策，减少不利影响，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在东北亚范围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积极组建中韩自由贸易区

中国与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很多的有利条件和因素。

韩国企业界、学术界，政界都有同中国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的诉求。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双边合作关系不断加强，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韩人员往来、旅游合作也迅速发展。中韩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上的共同利益远远多于它们各自同其他地区经贸伙伴的共同利益。两国都将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当作实现自己国家战略的重要条件和手段。通过中韩的合作，一方面加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地区经济一体化扩大周边市场，减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制约。目前，中韩建立自贸区已进入官产学联合研究等实质阶段，而且进展顺利。中韩两国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完成中韩关于投资保护协定的工作。两国相关经贸合作的目标，通过2007年4月总理的成功访韩也已经明确。在这种有利的大环境下，乘着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东风，组建中韩自由贸易区必将实现两个国家的双赢目标。

（二）积极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的两个经济大国，对东亚区域经济、区域政治和区域安全有着巨大影响力。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的优势主要在资金和技术方面；而中国的优势则在于它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廉价的劳动力。两种优势相加，对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扩大、产业的升级和防范金融风险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两国联手才能支撑东北亚的区域合作，因此需要中日两国作为“双引擎”。中日两国如果能在各自具有优势的领域为东北亚合作做出最大的贡献，那么，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步伐将大大加快。

可以说，没有中日两国的自由贸易，就没有东亚自由贸易区，也就没有东亚共同体。面临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历史潮流，中日两国应该以双边合作促进区域合作，在相互合作中解决双边矛盾，共同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进程。

（三）积极调整中国产品的出口贸易地理方向，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中国的产品大多都相对集中地出口到欧盟、美国、日本、香港、东盟、韩国、台湾、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而且在这十大贸易伙伴中，内部的分配也不尽合理。欧盟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韩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后，由于向美国和韩国的市场出口受阻，因此我国的企业应该加大对欧盟、东盟、香港、台湾、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而不应该被动地接受美国和韩国市场份额纷纷减少的厄运。同时，为了降低出口风险，我国应该与其他更多的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经贸联系，实现出口多元化，从而摆脱受制于人的状态。

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是扩大出口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我国企业在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消化、吸收。通过消化吸收，并在其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使得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凸现，从而实现真正意义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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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范文篇4

关键词：绿色食品开拓东北亚市场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绿色食品出口多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比较小，市场风险大。因此，我国要把绿色食品营销战略重点转移到东北亚地区，积极开发新市场，分散贸易风险，扩大市场的互补性和降低进入壁垒，在东北亚地区产品出口国中寻求合作伙伴，并通过与之开展的多种形式合作和针对不同合作伙伴，制定不同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加强开拓市场的能力，以此不断扩大市场的占有率和提高企业竞争力。

一、本土化、区域化、国际化的发展目标

我国绿色食品企业市场营销在相当长时期内要加强本土化的建设和发展。本土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在本国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在出口国实现本土化，取得本土化成功后再向区域化发展，区域化是若干本土化的集合，是向国际化发展的前期准备，也是更大范围的本土化。

(一)本土化和国际化营销要突出加强的工作

1．扩大基地规模和发展产业集群。已具备发展产业集群的条件，在黑龙江和吉林发展绿色大米产业和山特产品产业集群；在内蒙、黑龙江发展绿色乳制品产业集群；在山东发展绿色果菜产业集群；在浙江、江苏、福建发展绿色茶叶产业集群等。产业集群的发展是本土化营销的重点，也是向跨国本土化发展的基础[2]。在扩大基地规模和产业集群发展中要吸引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参与，内蒙的蒙牛成功的吸引了2600万美元的外资合作，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2．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发展与跨国本土化相适应的营销组合。从市场需求、产品质量和特色、价格、渠道与促销活动诸方面考虑本土化营销组合及其重点，特别要适应出口国绿色壁垒和新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在这方面部级和省级龙头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3．建立与出口国优秀经销商的合作关系。用国际化的营销渠道出口我国绿色食品，使国内的本土化与跨国本土化更好结合和融合。如进一步加强与世界著名的零售连锁公司沃尔玛和家乐福的合作，可通过这些渠道将我国的产品更大范围的销售出去，这是实现由本土化到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黑龙江新棉精米加工有限公司成功地与日本企业合作，将绿色大米打进日本市场，就是一个极好的尝试。

(二)做好跨国本土化市场定位

国际市场不同于国内市场，由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市场营销环境也大不相同，因此，开拓国际市场要求减少盲目性、增强主动性和科学性。首先应全面了解国际市场的特点。目前世界市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市场；第二个层次是以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为代表的中等发达国家市场；第三个层次是以中国、印度、越南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我国绿色食品出口主要是初级产品。但随着质量和标准的与国际化接轨，特别是市场定位(出口国、消费群体、消费习惯、产品需求等)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目标的逐步实现，从本土化到国际化营销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有把握的。我国绿色食品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应采取从本土化到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搞好市场定位，提高营销的针对性，这是成功进入出口国市场，并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三)国际化的营销策略

首先，分步国际化的营销策略。这是一种逐步到位的国际化策略。企业和营销人员刚进入陌生的国外市场时对市场需求的产品、消费习惯、文化差异的实际情况知之不多，对这些产品的市场前景没有把握，要求营销人员自己动手或请专家进行调查研究，从而比较确切地了解现有产品是否可以满足当地的本土化需要，接着将国外市场信息反馈给产品研发人员，以便开发出能在国外市场受欢迎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国际化营销策略是逐步实现的。其次，一步到位的国际化营销策略。企业和营销人员自始至终以一种整合的全球观点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它又对营销人员的责任心提出很高的要求。这种策略下，企业和营销人员努力挖掘国外市场上与本公司生产能力吻合的最新需求，对顾客的类型和行为模式也更多注重研究。此外，企业和营销人员还应尽职尽责地做好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使其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合作竞争，实现双赢

(一)通过合作竞争开拓国内外市场目前，我国绿色食品出口多集中在美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比较小，回旋余地小，市场风险大。要积极开发新市场，分散贸易风险，扩大市场的互补性和降低进入壁垒，就要在产品出口国中寻求合作伙伴，并通过与之开展的多种形式合作，加强开拓市场的能力。要针对不同市场和不同的合作伙伴，制定不同的营销战略和策略，不断扩大市场的覆盖率、市场占有率，进而提高利润率。

(二)通过合作竞争，不断优化产品结构要加强对国际市场需求的跟踪调研，不断创新产品，同时大力开发有中国资源特色和融入出口国文化特色的绿色产品；在保持传统绿色产品出口优势同时，提高深加工产品出口的比重，特别是AA级产品的比重在上述过程中，要借鉴外国企业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做法和经验，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一要着眼于做大做强和提高效益，即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发展“航空母舰”；二要着眼于特色经营，尤其是中小企业要搞好市场定位，扬长避短，大部分绿色食品企业应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找到各自的角色和发展的空间。

(三)要为投资者提供好的项目和好的合作伙伴外来资本和投资者到中国投资是来寻求好的投资回报，使其资本增值的。所以好的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要。好的项目主要包括：项目所处产业生命周期(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项目更能吸引投资者，而处于研发期和导入期的项目，由于市场前景不清晰投资者更多的是观望、等待，择机行动)；项目的规模、投资回报、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前景预测和分析。目前大多数招商引资项目的规模不大，很难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保持和发展竞争优势。企业规模不够大，还意味着需要进一步重组和整合，对重组与整合的考虑会使投资者举目观望。因此，要加强对投资者对投资项目和合作伙伴选择的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加以解决。

三、根据目标市场特点战略

(一)锁定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目前，我国绿色食品出口要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周边国家，实施从本土化到区域化的营销战略。美国、欧洲、日本是重要的潜在市场，是我国绿色食品企业必须高度重视的出口增长的目标市场。欧盟东扩后，为我们开拓这一市场提供了条件，欧盟的新成员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消费水平上与老欧盟成员有一定差距，在对食品消费需求方面更适合绿色食品，这为我国绿色食品出口提供了机遇。

1．发达国家的市场潜力巨大。这一市场的商业设施完备、市场环境良好、消费意识和环保意识超前，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实力较强的企业(特别是AA级食品)，可将此作为重点出口市场。

2．我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是适宜进入的区域市场，如港澳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一市场交通便利、信息畅通、成本相对较低，一些成长中的绿色食品企业和A级产品可先选择这一地区出口。

3．容易进入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的市场条件、国民收入、消费水平、产品质量技术标准与我国相当，一些中小绿色食品企业可将A级绿色食品定位于这一市场，逐步扩大出口。

4．扶持重点企业和产品的出口。在选择重点企业和产品扶植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

(1)企业的产品是否有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不仅要研究国内市场，还要研究国际市场；既要着眼现实需求，也要着眼潜在需求，重点发展有特色的或市场前景广阔的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

(2)产业基础。主要是强调要立足现有基础，并进一步挖掘出潜力。尽快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比如，我国的优质专用小麦，尽管专用品种没有美国那么多，但近年来在品种开发和生产工艺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单产水平高于美国、加拿大，特别是在我国黄淮海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大兴安岭沿麓等地区，专用小麦进一步发展的产业基础很好。把这些比较优势发挥出来，转变为竞争优势，能够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3)企业的实力及产品特色。在选择重点企业时应考虑该企业的实力及产品特色，与出口国的同类产品比是否有比较竞争优势，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和综合实力的持久性，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的素质及其业绩；在此基础上，再考虑该企业实力是否有满足出口国需求的潜力，以防止市场开拓后，因供给不足，使他国竞争者趁虚而入。

(4)合作伙伴及进入策略。中国企业要善于利用外国企业在全世界建立的销售网络，向更多的第三国市场渗透和开拓。这种合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参加外企的大企业集团在海外的承包项目；二是与外国的企业合作，利用外企的营销网络，共同开发产品，合作开拓更多、更大的市场。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尚未涉足的第三国市场，更适合采取此办法打开市场。

(二)企业要抓住机遇、做强做大、不断创新

1．市场定位与目标市场的选择。

(1)以实力为基础的市场定位。企业可根据自身的实力进行市场定位，经济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可加大有机食品(AA级绿色食品)的开发，扩大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规模小、生产能力低的企业，可进行A级绿色产品生产，首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逐渐向生产开发AA级绿色食品的方向发展。

(2)以模式为基础的市场定位。企业可以发掘地方产品的传统优势和特殊的生态条件优势，将企业定位于绿色+特色模式、绿色+优质模式、绿色+低成本模式、绿色+品牌模式。

2．持质量和信誉取胜的发展方向。

“以质取胜”是产品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所在。为此，要牢固树立“以质取胜和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的观念，并从思想上对产品质量给予高度重视；加大培育“拳头”产品，和优质名牌产品的力度，增加研发投入以要适应国际市场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应按着“从土地到餐桌”全过程管理的要求，对产地环境、原料生产、加工流程、产品包装、储运销售等每个环节都强化监管措施，不断完善安全质量保证体系，靠质量和信誉的不断提高，实现扩大市场占有率和提高效益的目标。

3．作好品牌整合，加强品牌的竞争优势。

品牌在开拓市场和提高企业效益中的作用。品牌整合是近十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品牌管理办法，是指为了维持和提高长期竞争优势，企业把品牌管理的重点放在建立企业旗帜品牌上；明确企业品牌或旗帜品牌与其他品牌的关系，使品牌家族成员能够相互支持；充分利用企业现有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进行品牌扩张。

我国绿色食品要在国内外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快速发展，就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档次，培育和发展驰名品牌，靠质量和信誉开拓国内外市场，赢得社会经济效益。但市场品牌杂乱就难免盲目竞争和过度竞争，企业和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难以发挥。如黑龙江省大米市场上出售的品牌过多(现在有30个以上)，不利于发挥黑龙江省“北大仓”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品牌过多说明企业规模偏小，在采用高科技及市场研发方面的投入受到限制，品牌多还为假冒企业和产品提供了藏身之地和以假乱真的机会。如能从现有的30几个品牌整合到l0个左右品牌，则可大大提高竞争力。即集中30个品牌的产品研发和促销费用，使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的上升都会起到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地区和企业的角度，统筹考虑绿色食品品牌整合，以市场导向为基础，辅以适当的行政推动，为培育和发展著名品牌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1．好的市场、法律环境。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指投资及产品的产销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市场信息畅通及交易条件良好；法律环境是指对投资人的财产和投资行为的合法保护及对其正常经营的合法保护。以部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区、大学科技园区、海归人员创业园区等为载体，实现相关产业的高度集聚，从而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

东北亚范文篇5

一、体系转型中的东北亚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环境和社会情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冷战时期形成的赖以维系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诸多条件已然产生巨大变迁，新的条件尚处于建构和整合阶段。从制度安排角度来说，东亚地区并不缺乏经济、政治以及安全方面的多边制度形式，既有区域合作组织——东盟，又有泛亚太多边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ARF)。尽管这些组织在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就东北亚地区而言，前者力量过于薄弱，后两者则过于宽泛，均难以有效发挥专注于地区事务的制度功能。从时代要求的客观必要性而言，东北亚地区正处于秩序再造的重要转型时期。

1．冷战遗留的僵化结构已然失去了解决东北亚复杂问题的实际效力

冷战的结束特别是反恐战争以来，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安全困境的强度不断增大，军备竞赛的风险不断增强。美国依然固守“冷战思维”，继续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将西太平洋作为其全球战略调整和军事基地整并的重点区域，妄图借美日同盟主导东北亚事务，成为恶化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严重因素。

作为冷战遗产一部分的朝鲜核问题的反复发作，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强权战略与朝鲜国家生存战略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美朝之间始终存在安全困境的实际情况。这种社会情势非但未因冷战的结束和克林顿时期美朝关系的短暂改善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反而在政治心理上加重了两个国家的负担程度。朝鲜核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效应是，美朝之间的安全困境扩散到了整个东北亚地区，泛化了其他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疑虑和担忧，加强军备力量成为了一些国家所谓的“理性选择”。由于东北亚地区并不存在类似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的专门的常设性区域安全机构，而只存在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军事同盟，持续恶化的安全环境与安全态势增加了导致严重的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性，且军备竞赛的强度和进度很难得以有效控制。

2．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构建一种新的地区安全框架

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军事安全因素对于国际秩序的威胁程度大大降低，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引发地区性骚乱和冲突的危险性明显上升。近年来，东北亚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上升，由于恐怖主义、分离主义、种族冲突等引起的紧张、动乱和冲突不断，贩毒、走私、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的势头难以遏止，生态环境破坏、疾病流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上通道安全、海盗等问题日益严重。非传统安全问题构成的威胁是国际性的，它突破了单纯的国家安全范畴，具有影响的相互性和危害的连带性等特征，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传统的军事同盟也无法有效应对。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选择是进行广泛有效的国际合作。非传统安全一般不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交流与合作相对容易实现。东北亚国家在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严重威胁方面已经达成共识，多边合作已然起步，前景十分广阔。这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递进了它们在地区性集体身份上的认同强度，同时也成为促进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因素和巨大动力，从而使构建一种新的地区安全框架成为可能。

3．中日韩为主体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与功能性亟待加强

目前，中日韩三国学界均提出了建立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构想：韩国学者提出成立东北亚经济合作委员会、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签署东北亚投资合作协议的构想，但在地理范围上只限于中日韩三国。日本学者侧重金融领域的合作，提出成立一个独立机构——亚洲货币基金(AMF)，成员涉及日本、中国、东盟等国家。中国提出了一揽子计划：金融领域，中日韩合资组建东北亚银行，在环渤海地区组建渤海银行；贸易领域，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利益偏好的差异使三国学界的关注领域各有侧重，但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成立一个多边性质的地区经济合第五，开放性原则

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拥有广泛的国家利益。自二战结束以来，它一直在该地区保持着前沿军事存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断调整军事部署，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强化了同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是影响东北亚秩序再造过程中的结构性变量，也是引发问题和矛盾的策源中心。除非发生如美国所预期的力量变化，否则，美国在心理上更希望东北亚地区保持现状，而非成为一个整体。尽管美国在东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可能扮演消极角色，但任何试图边缘美国的政策都只会招致美国的更加消极或是反制，从而破坏整个秩序再造过程。在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美国可能被亚洲国家边缘”的担忧，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正是为了规避这一点。对美国来说，美日军事一体化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在东北亚安全秩序再造中抢得先机，突显美日同盟框架的秩序主导功能；二是为约束日本崛起提供了一个先期保障。东北亚是大国力量集中的地区，利益关系的相互牵制决定了该地区多边合作的特殊性，即任何大国谋求主导地位的策略都会对东北亚地区多边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三、东北亚多边制度安排的综合方案

冷战结束后，国家间政治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和趋势是政治经济化与经济政治化的双重渗透。新功能主义的“外溢”理论认为，国家间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相互联系通常是：一个领域的问题将会引发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或是要求另一个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方案不要求国家间利益的完全一致，而是要求围绕着最初共同事业目标的各种相似利益的普遍集中。即使面对非常根本性的分歧，国家之间仍然可能达成“外溢”含义的政策交集。构建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一个复合型而非单一性的方案，涉及经济、安全、文化的诸多领域，这决定了东北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是一个渐行渐进的梯级过程。

1．经济领域：加强合作与互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近年来东北亚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步伐进一步加快，但仍与完全意义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存有一定距离。当前阻塞这一经济联系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能源安全合作问题，症结主因是政治和安全关系认知上的猜疑致使国家间集体行动的困境；另一类是自由贸易区问题，症结主因是经济上的利益偏好和出于竞争优势的护持。后一类问题大体上可以依赖经济方案得以克服，前者相对复杂，非单纯的经济方案所能妥善解决。

东北亚经济合作划时代的契机是域内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形成多边自由贸易区，平行地促进产业分工。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实现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最佳路径是分四步走：第一步，中、日、韩分别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第二步，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第三步，中日韩与俄罗斯建立自由贸易区；第四步，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其中的必经路径，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渐进步入东亚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尽管中日韩相互间的贸易与投资往来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理应成为东北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先驱领导力量，但日本出于农业保护、地区事务发言权、与其他大国关系等方面的考虑，致使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举步维艰。寻求新的合作领域与合作方案十分必要。除进一步强化与东盟次经济体的互动关系外，率先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长远发展布局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尽早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促进两国间经济、贸易、投资的共同成长，进一步活化东北亚地区经济体系，而且，随着中韩经贸合作规模的提升和发展速度的提高，可以推动一度因日本态度消极而搁浅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助推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的形成。

2004年11月在智利召开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韩两国领导人已就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区可行性民间联合研究达成了共识，这标志着探讨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步伐正在加快。2005年3月20日中韩自由贸易区可行性民间联合研究正式启动。虽然在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问题上韩国国内存在激烈争论，但其分歧焦点在于何时建立更为妥当而非是否建立，大多数韩国人认为建立自由贸易区只是时间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韩国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两国经济合作前景将更加广阔。韩国已经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决定无疑将有力地推动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并进一步活化双边关系的战略潜质。为使双方互利合作达到更高水平，中韩两国应在以下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一是做好两国经贸合作的长远规划，并将有关规划尽快落实到双方的具体合作领域之中，争取尽早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政府谈判。二是不断拓宽合作领域，继续落实在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和大项目等方面的合作，欢迎韩国企业在投资中国东部沿海的同时，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战略。三是妥善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希望韩方重视双边贸易中存在的不平衡，继续在市场准入和扩大从中国进口方面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

2．安全领域：增进对话与协调，促成地区信任与合作机制

2002年10月朝核危机的再度泛起牵出了关于以何种方式和模式构建东北亚安全新秩序的话题，并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多边磋商与合作，特别是催化了该地区多边安全框架的创设，第一次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地区的专门性的安全对话与沟通渠道。随着朝鲜核问题逐步纳入和平解决的轨道，国际社会对于“六方会谈”框架的期望日益增大。虽然在政治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进程上波折不断，阻碍问题解决的干扰性因素仍然很多，但“六方会谈”并未终止。这种开创性的多边安全对话与沟通框架仍然有效并在发挥作用，客观上加速了构建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安全新秩序的进程。

目前，美国政界和学界关于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构想主要有四种：一是五国模式，包括“常设性五国机构”(PermanentFive-powerOrganization)和“五国行动计划”(FiveCountriesActionPlan)；二是东北亚安全一揽子计划，主张多边安全讨论的议程应该围绕安全、经济和人权三个方面展开；三是东北亚能源合作设想，主张将能源合作作为构建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手段；四是“北亚论坛”，美国国务卿赖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均支持这一设想。上述四种构想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朝鲜排除在外。换言之，这些设想中的机制和机构的主要目的与功能，是通过一个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约束和限制朝鲜的国家行为。

从安全合作角度看，经由“六方会谈”框架逐步发展起一个更加正式的多边安全论坛或过渡到一个内容更为宽泛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是完全可能的，其基本前提是“六方会谈”能够成功解决朝核问题，否则，上述演变难以实现。另外，东北亚地区既存的双边军事同盟与构建中的多边安全机制显然是相互抵触和冲突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东北亚国家特别是大国间的相互猜忌和互不信任致使各国在应对本地区安全问题的优先目标上差异极大，从而制约了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发展。“优先解决信任”成为了破解东北亚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关键选项。

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近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朝鲜半岛确实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性，即由于军备控制和扩散问题爆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将“朝鲜停战协定”转换为“朝鲜半岛和平协定”已经是一个必须关切的严重问题。建立包括朝鲜在内的和平机制是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面临的当务之急，排除朝鲜的任何设想和做法都无益于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只有将其纳入多边安全机制，方能从整体上改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扭转紧张态势。

3．文化领域：加强沟通与交流，实现“共有理念”的认同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明显滞后和相对松散的一个深层原因是跨文化认同的缺失。近代以来，东北亚国家间经常不断的纷争与冲突形成的民族历史观、由民族国家变革并以文化形式发展而来的国家理念、以政治制度选择强化起来的政治价值观等，经由“冷战思维”强化，致使东北亚国家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蕴含其中的价值冲突，逐渐泛化成为了影响该地区合作制度化的一种结构性因素。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非但未有真正的消解和缓和，反而强化了它们在利益的非调和性与安全的潜在威胁性的认知，并造成严重后果：模糊了东北亚国家对于合作利益的判断，阻碍了区域认同与区域意识的建构，弱化了区域合作发展赖以依存的社会心理。

地区合作制度的产生与变迁不仅取决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意向和行动，在区域层面上同样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心理一文化基础的支持，即社会民众的相互理解、宽容与相互信任。民族文化差异性的过度彰显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化可能会导致另一个危险倾向——把民族主义推向极端。东北亚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国家主义的传统，相互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容易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造成相互关系处理上的民族情绪化，这直接损害了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破坏了地区合作中必不可少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各种渠道的努力，培植地区共同利益观，构建“共有理念”，继续谋求可以相互体谅的对于共同历史的共同解释，有利于在结构上强化东北亚地区合作制度形成的基础——基本相同的国家利益诉求和基本一致的制度增益判断。在“共有理念”的缔建过程中，妥善解决东北亚国家相互间普遍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乃是破题之举。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行为主体的偏好和身份认同(identity)决定了它们的利益取向和战略选择，实现制度合作的基础是达成“共有理念”的认同。据此，建构主义学派提出了一个概念体系：独特的身份认定-利益-行为-变化。这为建构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共有理念”提供了一条“三步走”的路径：第一步，重构东北亚国家的身份认同，实现相关国家的政治和解，首先是朝鲜半岛的和解；第二步，加强经济与社会联系，进一步培养各国的认同感，特别是通过经济上的交流与合作推进文化上的认同；第三步，加强各种伙伴关系的建设，向合作的机制化迈进。尽管伙伴关系的确立并非意味着各种矛盾和对立的消解，但可以转变国家在交往中的态度，从而增进它们相互了解的期望心理。

四、结语

东北亚多边制度安排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公正、合理和有效的地区新秩序。尽管东北亚国家在制度安排的策略选择上存在差异，如在集体安全合作制度化方面：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地区新秩序；美国谋求单独或联合日本主导东北亚事务；日本和韩国试图恢复或扩大地区实际影响力。但是，寻求护持地区局势和平与稳定的多边安全框架是东北亚国家的基本共识。这种多边制度安排与新秩序的构建，既是一个梯级过程，又是一个同步过程。东北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自我身份建构是基础，即减少意识形态上对民族主义的依赖；双边身份建构是关键，即致力于相互间良性认知的增进，建立起码的互信与对话机制；集体身份建构是目标，即致力于形成“共有理念”，实现区域身份的集体认同。作组织十分必要。增进和活化在政治及安全领域的互信与对话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内在功能。不断加速的区域经济合作步伐，有利于东北亚国家间“共有理念”(sharebeliefs)的培育和型塑，这种经济上的互动和谐与相互依赖会“外溢”(spillover)扩散至政治与安全领域，并为“高级政治”(highpolitics)问题的解决提供渠道和方案。

二、东北亚多边制度安排的一般原则

建立公正合理的东北亚地区新秩序，必须以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本依据，兼及东北亚地区的实际情况。这些基本原则，应当是世界各国交往的普遍规则与东北亚地区的特殊规则的有机综合。

第一，平等互利原则

国家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中被普遍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不仅是联合国的一项基本组织原则，也为各种区域性国际文件所认同。主权国家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以及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乃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影响它们作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东北亚地区国家情势复杂，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有利于消除大国霸道行为，实现地区局势的和平稳定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家平等是国家互利的条件。地区经济一体化必须建立在“地区性”(regionness)认同基础上，各国应当以区域利益为重，并从中寻求相应的国家利益。规避狭隘的双边角度与零和博弈的机械思维，寻求互利基础上的多边共赢是东北亚地区合作的一个基本方向。

第二，互信协商原则

互信是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前提，是促成国家集体行为的一般逻辑。互信作为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认同的产物，没有互信就不能实现“对和平变迁的可依赖预期”。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东北亚国家间一直缺乏必要的相互信任，政治心理上的严重不安全感，导致制度化的集体交往和行动十分困难，安全困境的强度有增无减。如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在侵略行径及其衍生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上的错误认知，常常给受害国造成感情对立和政治摩擦，严重阻碍了东北亚国家间政治互信的建立。另外，东北亚国家之间普遍存在领土争端，北方四岛问题、钓鱼岛问题、独岛问题之间的连带效应，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系数。这些问题如果难有妥善解决，必然会波及东北亚地区合作进程。强化政治上的互信关系，要求东北亚国家正面历史，寻求集体认同(collectiveidentity)和共同理解；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以协商方式寻求解决路径。

第三，互相尊重和共同发展原则

东北亚是一个多样性的地区。域内国家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巨大。相互借鉴，兼容并蓄，有利于共同发展和进步。各国应在尊重人类普遍价值的同时，尊重他国国情和他国人民的自主选择，允许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化宗教彼此共存，互不强加于对方，以和平方式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在根本上消除东北亚国家间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心理的基本进路。

东北亚范文篇6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活与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①对于一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东北亚地区是当今与美国、欧盟并列的世界三大能源市场之一，东北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扩大区域内各国对能源的需求，因此，目前各国都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是作为能源消费与进口大国的东北亚核心国家——中日韩三国，在能源问题上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激烈的竞争，进而可能危及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东北亚国家在能源领域又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比较强烈的合作意愿，因此有进行深入合作的现实需要与可能。以合作代替竞争，实现多边共赢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相较于全球性安排的共性做法以及双边安排的个案解决方式而言，区域性安排可以承载更多的个性内容，更能适应本区域的要求，更能弥补全球化安排下的疏漏以及双边安排下的局限。[1]因而，建立一种稳定的区域能源合作机制无疑是东北亚区域内国家进行能源合作的一种最优选择。

一、研究的起点：东北亚区域能源格局

②首先，东北亚区域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在东北亚国家中，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俄罗斯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八，是世界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且其能源资源80%分布在处于东北亚区域的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开发潜力极大。[2]（P90-91）然而俄罗斯的主要问题在于油气工业严重老化，更新改造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投资，而俄罗斯自身财力有限；油气工业大部分被私人掌握，不利于国家运用能源杠杆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等。[3]与此同时，区域内其他国家油气资源贫乏。中国、朝鲜、蒙古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油气资源储备有限，且勘探开发难度很大；日本、韩国油气资源极其贫乏，其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其次，东北亚区域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中国、日本、韩国都是能源消费和需求的大国，并且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三国对能源需求也在迅速上升。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在21世纪的前30年，环日本海地区能源的需求增长将最快，可达8％至10％。2020年亚洲的石油需求将占整个世界石油需求的45％。[4](P427)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中日韩分别为世界第二、第三和第七大石油消费国。③日本、韩国的石油消费几乎百分之百地依赖进口，而且还是世界第一、第二大天然气进口国，并且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三国都过分依赖中东。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到2010年，就整个亚太地区来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将超过90％。[5](P22-25)此外，中日韩三国的石油运输都依赖马六甲海峡，三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分别达到85.7%、90.6%和87.3%。[6]再次，东北亚区域国家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区域内主要的能源进口国，中日韩三国都面临着严峻的“亚洲溢价”问题，为此被迫支付超出石油通常价格的额外成本。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都把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供应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7]随着近年来中国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为了保证本国充足的能源供给，日本、韩国倾向于采取排他性竞争手段，即通过单方面为能源供给方提供高额优惠价格或条件来排挤竞争对手。毫无疑问，这样的竞争对于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东北亚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很可能使得东北亚国家陷入竞相加价的恶性竞争，这样既不利于东北亚各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也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共同繁荣。[6]“亚洲溢价”的存在，使该地区石油消费国每年向产油国多支付50－100亿美元。[8]作为区域内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俄罗斯的问题主要在于其经济对能源出口具有较强的依赖性，④并且能源出口市场单一，主要是欧洲市场，⑤这制约了俄罗斯同欧洲能源进口国的议价余地，不利于获得稳定的出口收入，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从而给国民经济与政治发展带来潜在风险。最后，能源分布的不均衡及恶性竞争加剧了东北亚区域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东海是一片由中、日、韩三国领土环绕形成的半封闭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1968年10月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成立的“联合国勘探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赞助之下，由美国地质学家埃默里（K•O.Emery）为首的中、美、日、韩四国的12位地质学家，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勘测报告《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于1969年出版。该报告对东海石油蕴藏作了乐观的估计，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由此引发了三国围绕东海油气资源的争端不断升级。[9]“日本和中国都决定在富产石油的东海海域和它们之间的战略运输线使用强硬手段。”[10]除了中日之外，中韩、日俄也存在着领土之争。

二、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现实性分析

（一）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可能性

加强东北亚能源合作是各国的现实需要，可以说，东北亚各国在能源合作问题上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以及良好的合作基础，而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将为东北亚区域国家开展长期、稳定的能源合作提供制度保障。首先，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可以削减能源分布不均衡对东北亚国家的影响。在能源使用方面，区域内国家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存在共同的利益，并且具有互补性。能源使用方面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有资料表明，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很低。与日本相比，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为日本的1.7倍，而GDP总量仅相当于日本的28％，这意味着中国每单位能源消耗所生产的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6左右，而日本是全世界节能的典范。⑥因此，中日如果开展合作，中国引进日本先进技术，将有效地节约能源，并将起到缓和竞争的作用。可喜的是，2005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决定，通过“国际协力事业团”的技术合作来提高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日本政府认为，在2008年不再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后，也需要在能源利用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⑦其次，加强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可以避免主要能源进口国之间的恶性竞争。中日韩三国的能源进口高度依赖中东，并且都有10%—15%的亚太进口油依赖度，[2](P193)如果中日韩在中东石油进口上进行合作，比如联合议价，将增强三国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力。[3]由于欧美国家可以对中东及亚太地区产油国提供安全保障，而中日韩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提供类似的安全保障并难以依据自己在国际原油市场的份额与中东及亚太产油国集团进行议价，所以这些国家通常把优质低价的石油卖给欧美国家，从而使中日韩三国不得不面临“亚洲溢价”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韩三国加总是中东及亚太地区产油国最大的买家，三国之间开展能源合作，建立一种协调机制，将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恶性竞争，争取到有利的石油价格，确保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及本国的能源安全。再次，在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以开发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油气资源为中心的能源多边合作，可以形成中日韩俄区域共赢的局面。[11]作为能源进口国的中日韩对中东石油高度依赖，因而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油气资源对中日韩能源战略有重大意义，它可以帮助中日韩有效地实现能源来源多元化，从而维护国家能源的供应与运输安全。正是由于中日韩三国对中东石油的高度依赖，他们都面临“马六甲困境”。以中国为例，中国80%的石油进口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12]中国应高度关注“某些大国（例如美国）不断地挤占并试图控制该海峡的航海权”。⑧[13]与俄罗斯合作，通过陆地油气管道向三国供应能源，分散了能源运输的风险，不失为一条解决“马六甲困境”的最佳途径。对于能源出口国俄罗斯而言，其能源战略要求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摆脱对欧洲能源市场的严重依赖，而开辟东方能源市场是其中的关键环节。[14]中日韩经济的持续增长、东北亚国家潜在的巨大市场及日益稳定的政治局势为俄罗斯能源出口提供了可靠保证，增强了与欧美国家进行能源谈判的议价能力，同时解决了俄罗斯能源工业发展资金短缺问题，在总体上增进俄罗斯的利益。[2](P197-198)最后，东北亚能源多边合作可以有效地改善地区安全形势，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能源是一种“脆弱型的战略资源”，因此也是“高级政治”。区域内各国“决策者的能源安全观集中在石油的充分供给上，并把它视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军事现代化和巩固既有大国地位的必要前提，……能源短缺会危害到经济增长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担心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能源过于重要而不能完全置于市场来解决。”[1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北亚区域各国才有必要通过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解决能源供应与运输安全问题，从而缓和区域政治局势。如果能源合作吸纳朝鲜还可以为朝鲜提供与国际社会对话的契机和渠道，有助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东北亚区域周边虽然只有6个国家，由于区域内存在不同的国家类型、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几乎集中了国际社会各种类型的矛盾，[1]目前还没有一个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通过构建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可以以点带面地逐步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加速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二）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可行性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能源合作已经引起东北亚地区国家的重视，并进行了诸多努力和尝试，还提出了许多合作倡议。这其中既有各国政府的参与，也有各国学者的呼吁。⑨首先，政府层面推动东北亚能源合作的尝试，奠定了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政治基础。⑩1999年，中日韩领导人在菲律宾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在2002年9月的第八次“国际能源论坛”（InternationalEnergyForum）上，中日韩和东盟十国就能源合作问题发表了一个共同声明——《日、中、韩与东盟国家间的能源合作》，声明内容包括成立能源应急网络、建立石油储备、共同创建亚洲石油市场、提高天然气的利用、促进能源储备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等六个方面。[4](P426-427)2003年3月，东盟“10+3”能源当局成立“亚洲能源合作工作组”，以加强信息沟通。2004年6月，在青岛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第三次外长会议发表了亚洲能源合作的框架文件《青岛倡议》，提出了11条具体合作建议。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首次在10+3框架外在日本福冈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三国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这就为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奠定了政治基础。2010年11月，东北亚政府间能源合作高级官员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召开，各方讨论了《东北亚能源合作战略（2010-2014）》。2011年9月，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在韩国首尔建成，将为三国合作提供优质、高效、专业的服务和支持。2012年5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日韩领导人第五次会议正式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并承诺在年内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一突破无疑会推进包括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在内的全方位合作，推进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其次，非官方、学术领域的能源合作，为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在日本一些智囊机构，如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的学者都提出过东北亚能源合作的构想，并且还描绘了涵盖中亚和俄罗斯的中日韩能源网的蓝图。韩国的一些政府智库、能源企业和社团从2003年开始不断在公共场合提出“东北亚能源合作”设想。这些设想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组建中日韩购买石油联盟；另一类是指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在能源运输上互相提供便利，降低运输费用。[15]在中国，有学者提出可以参考《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和《欧洲能源宪章条约》，签订类似的《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宪章》，也就是通过签订基本文件，赋予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以国际法律人格，使其能够独立地享有国际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有学者指出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或国际能源机构来实现东北亚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还有学者指出可以通过10+3框架下的能源合作，进而构建包括东北亚国家在内的东亚能源合作机制。这些研究成果，为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经济学上的“科斯定理”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为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奠定了制度基础。“科斯定理”告诉我们，在合作成本高昂的国际能源社会中，通过国际能源合作制度设计和创新来降低合作费用是必要的可行的选择，只要国际能源社会中存在合作的成本，那么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就是有意义的。“科斯定理”并不告诉我们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应该如何产生，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它告诉我们的是，在合作费用高昂的国际能源社会中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创立从规范的角度说是必要的。[16]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为此付出成本，因而也会受到一些原则与惯例的约束，从而产生制度安排。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不断深入，这种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渐增强，导致国际机制不断发展；反过来，国际机制通过其制度安排，制约、影响着国家行为，在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深化的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7](P87-111)随着东北亚区域内国家能源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和日益激烈的能源竞争，东北亚国家需要加强自身的一体化建设，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是最优的选择。

三、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法律框架

通过上述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建立紧密而稳固的能源合作机制是东北亚各国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借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经验、具体制度，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是东北亚各国在能源合作上最合理的选择。东北亚地区能源合作无论在所处的国际局势、参与合作的国家构成、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国家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合作的领域等方面，都和欧洲煤钢共同体有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功经验及具体制度，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

（一）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宗旨和基本原则

国际组织的宗旨，是指由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所规定的，国际组织及其成员国通过履行其职能所要达到的目标。参照《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及《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宗旨，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应当遵循如下宗旨：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通过法律方式协调各国能源政策，确定区域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任务和实施途径，使各国在发展能源产业、维护能源安全方面拥有共同的多边能源合作目标和清晰的利益确定和有效的合作方式，促进东北亚国家在能源方面的合作，维护东北亚地区整体能源安全，并逐步实现能源市场自由化、一体化的目标，从而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经济的增长，推动东北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应该遵守下列基本原则。第一，能源主权原则。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石，能源主权是指国家主权在能源领域的表现，当然应当成为进行区域能源合作的最基础的原则。能源问题是国家重大利益之所在，关乎国家生存大计，因此只有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区域能源合作才能有效地维持地区能源安全。能源主权原则的基本内容包括：各国对本国一切能源事务，享有完全、充分，独立自主的决定权，排斥任何外来干涉；能源资源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享有对其境内的能源资源的永久主权；国家有对境内能源外资实行国有化或征收的权力；东道国在能源领域外资准入、投资待遇、投资保护、投资争议、对外资的国有化等方面享有最高管理与监督权等。但主权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受到来自国际法的限制。各国在参与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中，基于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对国家主权自愿地进行自我限制，是促使该地区的合作富有成效的客观需要，对于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8]第二，能源合作原则。进行能源合作是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目的所在，因此进行能源领域合作作为一项法律义务应为组织成员所遵守。这一原则要求组织成员为本地区的共同繁荣真诚合作，在相互间的能源合作关系中应当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应鼓励组织成员间在条件成熟时进行能源合作方面的投资，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基础上，给予他们符合其发展需要和发展目标的帮助，或提供有利条件；成员国应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能源合作环境，对其他成员国国民的一切合法能源合作活动进行鼓励，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成员国间特别是能源消费国与能源生产国家间应实现多领域、多层次、全方位和实质性的合作，实现能源资源、资本、技术、服务产品的区域内优化配置。[19]第三，公平互利原则。所谓公平，一般可理解为“公正平等”、“公平合理”。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不仅要求在形式上的平等，而且要求实现实质上的平等。所谓互利，是指要照顾到有关各方的利益，不能为谋求单方利益而无视甚至损害他方利益。公平互利合而为一个原则，是一个统一体，其中互利是核心和基础，没有互利就谈不上公平，公平必然要求互利。[20](P23)区域各国能否在区域合作发展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份额和利益，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是区域合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节点。[21]因此公平互利原则要求成员国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能源领域广泛的合作，保障东北亚区域内能源的安全，采取维护共同利益的措施，使得区域内及区域外贸易的结果对各成员国同样有利。第四，兼容并蓄原则。东北亚国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多样性，决定了合作必须以兼容并蓄为原则。如果各成员只从本身利益出发，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上强行以一致性抹杀多样性，势必会扼杀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的发展。只有适应客观实际，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关切，开展官方、民间、学术等多层次、多轨道的讨论和交流，逐步协商一致，形成共识，从而最大程度地弥合分歧，拓宽区域合作的范围。[11]同时，在成员资格问题上，也不宜采取封闭主义。可以考虑在能源市场相对成熟的区域内国家间（如中、日、韩、俄）先行构建区域能源合作组织，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吸纳其他区内国家及区域外相关国家加入。第五，可持续发展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强调能源合作应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同时还要关注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20]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应该以一种与环境保护与保存相一致的方式、在兼顾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基础上开展能源方面的合作，保障本区域各国的能源安全，推动世界经济的和谐发展，促进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二）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机构设置及法律地位

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机构。一是大会。大会作为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协商机关，由各成员国选出或指定若干代表组成，对于其管辖内的各种事项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结果报告给部长理事会或成员国政府。[6]二是首脑会议。首脑会议应该是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可以每三年举行一次成员国首脑正式会议，每一年举行一次成员国首脑的非正式会议。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宣言、协定或行动纲领等，推动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的发展。三是部长理事会。各成员国指派一名负责经济或能源事务方面的部长组成，主要负责监督、协调和审查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各项协定、决定、意见、建议等实施情况。四是秘书处或事务部。属于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组织内部的日常事务。“任何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都不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依据该组织的基本文件及其制订者的意志。”[22](P543)首先，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是建立在区域内国家政府间的实体，其组织规章及其决议不能直接对成员国国民产生效力；其次，它是按照基本文件——《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条约》而创立和运作的，该组织的宗旨、目的、职能、权限等均以该基本法律文件为依据；再次，它是常设国家间实体，与临时性国际会议不同，它拥有较为完善的常设机构，为实现其目的与宗旨而进行各种经常性的活动；最后，它能够独立承担权利与义务，包括：拥有特权与豁免、开展业务权、对外关系权、召集国际会议的能力等。[23](P491)综上，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将满足国际组织的构成要件，属于区域性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具备国际法上的主体资格。

（三）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基本法律制度

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总的目标是建立类似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能源合作规则。可就东北亚地区区域石油储备和应急反应、石油天然气管线的建设、石油期货、石油过境运输、区域天然气贸易和发展液化天然气的计划、能源环保、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资源、保护国际海洋运输线、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论坛和东北亚石油信息共享网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建立合作的法律机制。具体的法律机制主要包括：各国政府应建立稳定的政策联系，通过法律方式协调各国能源政策，确定区域能源安全的战略目标、原则、任务和实施途径，使各国在发展能源产业、维护能源安全方面拥有共同的多边能源合作目标、清晰的利益确定和有效的合作方式；建立区域石油储备和应急反应机制，提高区域内各国，尤其是除日韩以外的国家的石油储备，从而能够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应急反映机制，向国际能源机构（IEA）的储备标准逐步靠拢，并为最终进行全球范围的能源合作奠定基础；以合资形式共同组建东北亚能源发展银行，为本地区能源开发提供国际融资；降低本区域内现有的能源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进行能源自由贸易，建立能源共同市场，以逐步实现能源市场自由化、一体化的目标；加强在能源环保、新能源开发、提高能源效率等技术领域的政府间合作，尤其是强调具有技术优势的成员国在提供技术援助方面的责任；建立保护能源海洋运输的安全机制，共享海洋运输安全信息网络，必要时可以考虑进行联合反恐等军事方面的合作；建立在组织倡导或资助下的非官方的能源合作论坛；建立高层次、复合型能源人才培养机制，等等。

（四）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新型的政府间区域国际组织，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应该有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而且随着成员国之间能源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各种纠纷也会越来越多，现有的可以利用的争端解决机制又有诸多的不足，如WTO、ICSID等，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争端解决机制是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区域合作组织整体机制能够高效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应该包括如下内容。第一，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成员之间在能源合作方面的纠纷、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成员与成员国私人之间在能源合作开发方面的纠纷，以及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内部私人之间在开发能源投资、融资、开展能源贸易过程中的纠纷。第二，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和地位应该限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补充，应该认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优先性。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也应该是现有其他国际机制的补充，而不应影响现有其他国际组织中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如目前东北亚主要国家之间大多存在领土之争，如中日东海大陆架之争、中韩东海之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独岛之争等，应依据国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决各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共同开发资源。第三，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应该坚持非诉讼、非对抗性的模式。能源问题关乎一个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基于东北亚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我们认为在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中不宜设立独立的司法机构来解决争议，尽量避免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应该尽量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替代式纠纷解决”的方式，主要采取协商、调解和仲裁的方式。因此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应该坚持协商、灵活、务实的原则，不必设立严格的法律机构，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提供咨询、建议、调解等方面的服务。

东北亚范文篇7

[关键词]俄罗斯；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东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活跃、最具发展潜力的一极，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前景也备受国际社会瞩目。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突破，继2015年中韩达成自由贸易协定（FTA）之后，中日、韩日之间首次通过RCEP彼此之间间接达成达成FTA，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走上快车道。普京总统讲话中强调要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改善与中日韩朝蒙的双边关系，并在上合组织、亚太经合、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

一、俄罗斯的亚太战略背景

“东北亚”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很少在俄罗斯官方话语中出现，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隶属于其亚太战略，同时也是亚太战略的主体，俄罗斯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立场在其亚太战略的基本框架下展开。作为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三分之二的领土集中在亚洲，但其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却在欧洲；它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但也有着深刻的东方烙印。俄罗斯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背景决定了其在西方和东方都有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这既赋予了俄罗斯外交灵活发挥的空间，也带来了腹背受敌的战略风险。因此，俄罗斯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协调、平衡东西方战略，使其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安全空间得到最大化。纵观俄罗斯历史上的外交政策，总体基调是以西为主，以东为辅。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西方”身份认同，将自己视为欧洲大国的一员。欧盟既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其地缘安全重心所在。普京上任后，“向东看”的趋势逐渐得到强化，亚太战略被提到一个更高的位置。《2016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提出，“俄罗斯联邦将‘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加强其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战略方向”，“俄罗斯联邦将继续为建立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机制付出努力，并将采取措施扩大在该地区的经济合作”。[1]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俄罗斯的对外战略重心呈现东移趋势，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

二、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

（一）扩展市场和战略空间

近年来俄罗斯对外战略呈现“向东看”的趋势，日益重视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一方面是为了开拓亚太地区这片充满机遇的市场，重振俄罗斯本土经济；另一方面是为了在西面受到欧美大国的战略挤压的背景下，向东扩展自身战略空间。从扩展市场的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有较强的贸易互补性，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取得双赢。俄罗斯具有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但地广人稀、工业结构相对落后，而日韩有先进的技术和充足的资金，中国有大量劳动力和发达的轻工业，各国互补性较强，合作前景相当广阔。俄罗斯如果能发挥地缘条件优势，积极促进与东北亚各国的要素流动，搭上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顺风车，将对俄罗斯经济振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战略层面，俄罗斯“向东看”的一大动因是对冲来自西方的制裁压力。危机发生后，美国联合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机构发动数轮制裁，历时六年至今仍未停止。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经济大幅衰退。面对西方的严厉制裁，俄罗斯加快战略东移的步伐，加强与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大国的经济合作，降低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性，从而减轻西方制裁对俄罗斯经济利益的损害。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看，为了对冲来自西面的美欧的压力，俄罗斯势必要向东寻求出路，推行“西稳东进”的对外战略，积极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因此，俄罗斯“向东看”既是出于经济上开拓市场、吸引投资的客观需要，也是为了在政治上维持东西方战略平衡，拓展自身生存空间。

（二）促进能源出口多元化

能源产业是俄罗斯最主要的经济支柱和收入来源，能源出口额占到GDP的近四分之一、出口额的六成和预算收入的四成[3]。目前，俄罗斯的能源产业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世界原油市场波动剧烈和油价走低；经济制裁背景下传统欧洲能源市场萎缩、能源企业融资困难；北美页岩气和非常规能源的竞争；国内油田过度采掘，新开发原油产区技术难度大、成本高等。在俄罗斯经济对能源出口高度敏感的背景下，能源产业能否突出重围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为确保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俄罗斯把目光投向东方这片生气勃勃、前景光明的土地。《2035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中明确指出：“亚太地区将是最有前景的能源出口市场……占据新的能源市场，首先是亚太地区，对俄罗斯来说有着重大意义。”[4] 2018年普京总统在关于燃料和能源综合体的会议上提出，俄罗斯向亚太地区的煤炭出口额预计在2025年翻一番，使其在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从目前的9.3%增加到20％。[5]无论是为了帮助能源产业渡过当前的难关，还是考虑到俄罗斯国家经济的长远安全与发展，加强与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国家的能源合作都是俄罗斯的不二选择。俄罗斯与亚太国家之间的供需互补性为能源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俄罗斯希望通过开拓亚太市场促进能源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对欧洲市场的依赖性，同时使区域石油市场价格能保持稳定的或可预测的状态，从而保障俄罗斯经济稳定；而亚太地区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对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中日韩等国均是能源进口大国，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长期来看，建立东北亚共同能源市场有助于提升东北亚能源定价权，缓解“亚洲溢价”给中日韩等能源进口国带来的困扰，同时减轻原油价格波动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和亚太国家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无疑是互利共赢的选择。目前，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正在推进的能源合作包括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俄朝韩天然气管道、俄日北极LNG项目等。

（三）带动远东地区经济发展

俄罗斯远东地区占国土面积的近2/5，但人口仅占7%，人口密度低至每平方公里1人；这片地区集中了极其丰富的淡水、森林、钻石、黄金、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储量，却是俄罗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从2000年到2016年远东地区GDP不到全俄的8%，年均增速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经济发展滞缓、气候严寒、基础设施落后等因素导致该地区人口流失严重，从1991到2014年远东人口数量减少了23%，[7]而人口的流失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缺失和市场萎缩。远东地区经济落后、人口流失的现状若长期无法得到改善，将会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威胁。普京任上为振兴远东经济作出了种种努力，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利用远东地区的地理位置条件扩大与亚太各国的经济合作。《2025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专辟“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的跨境合作及与东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一章，强调“远东和贝加尔湖地区应首先着眼于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把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优先合作方向，并勾勒了交通运输、信息通讯、能源、科技、投资、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前景。[8]2018 年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中俄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发展规划》，强调俄在远东地区采取特殊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并制定了中俄在远东合作的具体规划。[9]俄罗斯希望将远东与东北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连接在一起，从而扩大市场、增加投资、引进劳动力，带动远东地区经济复苏。

三、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挑战

（一）俄产业结构方面

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畸形产业结构，主导产业仍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能源、机械、军工等重工业，轻工业较不发达。俄罗斯出口产品中，油气能源占到60%左右，其次金属、宝石等矿藏，而俄罗斯进口产品则以纺织、化工等日用品为主[10]。产业结构阻碍了俄罗斯经济的增长，因此俄罗斯一直致力于推行旨在优化产业结构的经济改革。与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形成对照的是，东北亚各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当发达，尤其是中国在食品、纺织等领域享有比较优势。而俄罗斯继续依赖化石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出口来获取外汇，由于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出于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藏逐渐耗竭的忧虑，俄罗斯对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持谨慎态度。

（二）俄罗斯与东北亚大国的政治互信有待加强

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利益冲突和文化心理差异，东北亚各国之间政治互信有待加强。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要取得实质性突破，亟需各国放下历史恩怨、共同面向未来，通过多层次、广渠道的沟通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信任。

四、总结与展望

东北亚范文篇8

【关键词】东北亚；区域经济；辽宁省；经济贸易；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

2014-2018年辽宁省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情况

（一）辽宁省与日本贸易情况

由于辽宁省和日本的地缘优势，在辽宁省的对外贸易国家排名中，日本名列前茅。从2014-2018年辽宁省与日本贸易增长的趋势来看，双方的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2014-2015年辽宁省与日本贸易的进出口总额出现负增长，这是由于中日历史原因，当时中日关系降到冰点。但2016-2018年辽宁省与日本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出现逐年增长，一方面说明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果，增加了我国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中日关系已由冰点走向缓和。而且从总体上看，辽宁省与日本的贸易是出口额大于进口额，即贸易顺差，这表明日本对辽宁省的许多产品都有需求。而辽宁省主要对日本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进口。从进口和出口情况可以看出，辽宁省高科技产业还有待发展，技术水平还有待创新和提高，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形势下，对日本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有利于辽宁省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日本是个多岛屿的国家，土地面积不大，而且容易发生地震和火山爆发，平原面积小，耕地少，所以日本自然资源有限，而辽宁省地处平原，土地辽阔，适宜耕地，农产品丰富多样，铁矿石和煤炭储备量大，而且还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些都吸引着日本从辽宁省进口。辽宁省还有地缘优势，大连东濒黄海，西临渤海，有“东北之窗”和“东方明珠”之称。

（二）辽宁省与韩国贸易情况

韩国也是辽宁省主要的贸易伙伴，在东北亚地区与辽宁省贸易中位居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经济往来密切，实现政治互信。2017-2018年中韩贸易进入飞速发展时期。这是由于实施“一带一路”的倡议，以及签订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2014-2018年辽宁省与韩国贸易呈增长趋势，尤其是201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00亿美元。从2014-2018年进口和出口情况可以看出，辽宁省和韩国的贸易是互补的，韩国的主要产业是造船、电子、钢铁、汽车等，科技比辽宁省发达，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工业生产产品的原材料大部分需要进口，而且韩国农业耕地少，农产品较大程度依赖进口，尤其是粮食，五分之四需要进口，其次是牛肉、鱼和水果。而这些正是84TIMESOFECONOMY&TRADE国际经贸INTERNATIONALBUSINESS辽宁省的优势，原材料丰富，土地肥沃，农作物多样且储备丰硕。

（三）辽宁省与俄罗斯贸易情况

俄罗斯是经济发达国家，与我国东北部接壤，由于地缘优势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俄罗斯与辽宁省贸易往来频繁，俄罗斯是中国友好的战略伙伴。2014-2018年辽宁省与俄罗斯贸易呈增长趋势，与日本、韩国相比，俄罗斯与辽宁省贸易规模不大。从进出口情况来看，辽宁省进口远远大于出口，即贸易逆差。这是因为辽宁省进口的是需求较大的稀缺资源，而出口到俄罗斯的是低价值、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和纺织产品。

（四）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

日本是辽宁省主要的投资国，其次是韩国，俄罗斯在辽宁省投资较少，东北亚区其他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慢，在辽宁省投资的更少。由于2015年之后辽宁省自身经济发展下滑，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额剧减，辽宁省实际利用外资投资额主要用于制造业（2018年为32.14亿美元），交通运输、仓储邮政行业（2018年为2.96亿美元），房地产行业（2018年为6.99亿美元）。日本实际对辽宁省投资额自2015-2018年一直维持在2亿美元以上，但发展缓慢。韩国实际对辽宁投资额在1亿美元以下，而且有下降趋势。2018年大连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为26.78亿美元，居第一位，沈阳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14.31亿美元，位居第二位。辽宁省引入外资的减少，对辽宁省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引入外资，可以增加辽宁省的资本形成，有利于科技的创新、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和交流，还可以带动相关配套资本行业的发展，最终促进辽宁省经济的发展。辽宁省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情况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国内停工停产，人均收入下降，购买力需求减少，从而进口额下降。与此同时，国外也停工停产，国际社会环境动荡，经济出现衰落，更重要是新冠肺炎疫情容易使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不仅限制我国的进口，而且干预韩国和日本与我国的贸易，这将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与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随着在线教育、云计算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新业务蓬勃发展，我国正在推进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驱动力更新。我国经济有很强的韧性来应对各种外部阻力。我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出台了一系列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政策，包括加大对受灾企业的支持力度等，国家还减少超过1亿元的税费。我国将继续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高供应链和产业链，增加对外贸易信贷位置，建立新的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区域，支持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销售更多的商品，帮助外贸企业克服困难，获得更多国外订单。

加快辽宁省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建议

（一）处理好历史问题，不能忽视美国因素

自冷战结束以来，许多不稳定因素继续围绕东北亚地区，这些历史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必将对东北亚区域各国经济合作带来不良的影响，也严重损害东北亚区域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国应该首先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随之而来的地区和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韩等国合作良好，希望未来其他国家也能加入，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大国之间互谅互让，包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保持中日、中韩友好合作关系

从上面分析可知，辽宁省最重要的贸易国家是日韩两国，日韩两国在辽宁省对外经贸中占据重要地位。辽宁省与日韩两国有地缘优势，早在古代，日韩两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就和辽宁省互相融通。近年来，中日、中韩之间克服严重困难，推动两国关系重新回归正常，这是东北亚地区局势中一个非常积极和重要的变化。目前，我国正与韩国、日本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合作，恢复各国经济合作。我国高度重视管控同两个邻国的分歧，防止新冠肺炎疫情逆转。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沈阳或大连都是可行的，但最主要是尽快建立。这不仅符合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而且也是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利益，它还将对中美贸易摩擦起到冲击作用。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必须把握贸易自由化这个大方向。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维护世界贸易新秩序，在这一领域，中日韩三国的共同努力，将对弱化东北亚地区竞争，走向更加健康的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三）实现交通互联互通，积极做好“一带一路”的有效对接

辽宁省有5个港口，分别是营口港、大连港、锦州港、丹东港、葫芦岛港，还有6个机场，分别是鞍山、丹东、沈阳、朝阳、大连、锦州，还有高速公路和铁路，这些交通线路连接100多个大中城市和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海陆空全面发展，互联互通。随着“一带一路”的有效实施，辽宁省凭借着地缘优势，主动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并有效的将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蒙古国的“发展之路”三者联系起来。为了更好发展中俄贸易，中欧铁路运输服务于2011年启动，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皆在促进我国与参与国之间的贸易。从2017年开始由辽宁港口集团和俄罗斯铁路公司共同建设物流中心，这个物流中心是两国间第一个大型物流基础设施合作项目。这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有效对接，也是欧亚联盟的需要，将助力欧亚互联互通，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时期，该服务仍是一个可靠的运输渠道。

（四）完善能源互补，注重科技创新

东北亚能源合作的重要性不断得到强调，以应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避免消费国之间在能源供应方面的潜在冲突。能源的供应以及朝鲜的能源危机都对东北亚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在能源问题上，各国应该利用自己的优势，互相合作，取长补短。俄罗斯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但很多天然气和油田位于条件恶劣的地区，需要大量的资金才能开采。日本和韩国自然资源不丰富，需要大量进口，但科技进步，可以出口知识密集型产品。蒙古国拥有石油、煤炭、金、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科技落后，许多还处于未开发的状态。朝鲜金属类自然资源丰富，但农业发展的不理想。我国辽宁省不仅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铁矿石和煤炭也储备丰富，同时资金和技术也是辽宁省的优势。因此，辽宁省要想获得发展，应该与东北亚区域进行能源互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结论辽宁省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关系密切，不可忽视。辽宁省地缘优越、自然资源丰富、资金富有和技术进步等都是其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保证。现今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虽然对辽宁省经济造成冲击，但这是短暂的，在经济长期发展中，这不会影响辽宁省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还将促进其新型行业的发展。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使辽宁省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辽宁省通过提高科技水平、融通海陆空运输、实现能源有效利用和互补、把握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加快对港口和仓储优惠政策的制定，相信即使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辽宁省和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也会越来越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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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范文篇9

［关键词］一带一路；吉林省；自由贸易区；长吉图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经济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推进的新引擎和支撑点。2013年，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而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契机。目前，我国已圈定18个省份①的相关城市作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重点所在，其中广东、福建两省及天津市已获批建设自由贸易区，其他城市也正在积极努力申报自贸区建设。在此背景下，吉林省应深入实施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战略，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抓住新一轮发展机遇，争取尽快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一、吉林省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自贸区的建设联系极其紧密，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自贸区建设均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两者均以加强对外经贸合作及开拓新市场为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与自贸区建设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一带一路”建设必然推动我国国内自贸区建设的步伐，而自贸区的建设又必然加快“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步伐。因此，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有利于实现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战略有机对接和战略联动。（二）有利于进一步深化东北亚战略合作。吉林省作为东北亚的几何中心，是我国参与东北亚战略合作的前沿阵地和桥头堡。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深化我国与东北亚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更有利于进一步强化我国在东北亚战略合作中的主导地位，并增强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从而构筑我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合作的新格局。（三）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吉林省作为我国近海内陆省份，毗邻朝、俄两国，同时与日、韩、蒙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边境县占全国总数的7%。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可进一步打造我国内陆省区对外开放的新门户、新平台，同时进一步扩大我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市场影响力，提高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经济外向度、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吉林省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振兴提供更多的对外经贸合作机会。（四）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自2010年吉林省实施“长吉图”战略以来，吉林省在东北亚地区域的影响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竞争力不断提升。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将更有利于改变过去以出口加工为主的投资模式，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将成为自贸区的重点发展领域。同时，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可促进支柱产业和优势产业快速发展，提高区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并创我国内陆省区，尤其是沿边地区对外开放、体制创新新模式，探索内陆省区以“开放带开发”的产业发展新思路。

二、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优势分析

（一）区位优势吉林省地处东北亚区域地理几何中心和新欧亚大陆桥中心。其中，吉林省珲春市又位于吉林省东部，北望俄罗斯，南邻朝鲜，在此中、俄、朝三国陆路相连，中、俄、朝、韩、日五国水域相通，境内拥有四个对俄、对朝口岸，是吉林省唯一对俄开放的陆路口岸，允许第三国人员出入境。同时，珲春市是东北亚地区实现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交汇点，该地区被公认为世界最具增长潜力的经济区域之一，是东北亚地区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实行科学配置的最佳区域。［1］（二）政策优势一方面，吉林省具有“图们江开发”、“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等“先行先试”区域发展的政策优势。另一方面，吉林省拥有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和珲春出口加工区两个部级海关独立监管示范区，且目前示范区已初步具备境外资源回运加工基地和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先行区的基本功能。因此，吉林省可充分利用这些国家战略和特殊区域的相关政策，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并在自由贸易区内进一步在投资贸易、金融政策、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从而打造我国面向东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三）产业优势吉林省具有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专用车制造业、石化工业循环经济示范产业、玉米深加工产业、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农机装备制造业、生物医药产业、光电子产业、精品钢产业以及碳纤维及新材料产业等优势产业。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将为吉林省优势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和市场需求。同时，也将为吉林省自身产业的优化升级及与东北亚国家的产业互补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三、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思路

建设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参与东北亚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参与东北亚经贸合作的窗口和桥头堡。同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基本思路应是重点关注东北亚地区各国的经贸合作，并以中、日、韩经贸合作为基础，以中朝经贸合作为突破口，加大中俄、中蒙合作力度，进而加强我国与欧美等国家的经贸合作。（一）功能定位。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应具有双边性和国际性特征，前期主要体现为双边性，后期则更加偏74----重国际性。其功能主要有：第一，侧重推进东北亚区域合作，为东北亚各国经济发展提供平台。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自由化、通关便利化等。第二，推动服务贸易发展。重点推进技术服务（包括汽车、轨道客车、石化产业、农产品深加工等吉林省核心产业领域）、旅游服务、文化和中医药服务贸易以及服务外包等新兴业态。第三，促进东北亚产业合作。重点推进区域内物流产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食品、旅游以及资源开发等产业的合作与发展。第四，适度发展商业功能。在条件成熟时，适度放开商业功能，在商业区内开展商品展示、商品零售，建立免税国际购物中心等，建成东北亚区域领先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二）试验内容。第一，探索中国沿边省（区）、经济落后省（区）沿边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强调模式创新，其模式具有示范带动和推广作用。第二，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第三，加快金融创新，积极探索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等新型功能。试行人民币交易等金融自由化措施，吸引海外投资，使之成为图们江区域放松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桥头堡。第四，扩大投资领域开放。选择金融、商贸、文化等服务领域扩大开放。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支持试验区内各类投资主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投资。［3］第五，营造发展环境。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者平等准入的市场环境，选择金融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以及社会服务等投资领域扩大开放，［4］暂停或取消对投资者的相关限制，如资质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等。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三）模式选择。1.模式一：“1+1”组团。即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加珲春出口加工区组团建立。该模式的优点：一是具有先行先试的基础条件。既能充分发挥国家赋予“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和“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先行先试”的政策效应，又能享受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珲春出口加工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可率先在投资贸易、金融政策改革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和探索创新。二是具有境内境外融合发展的合作平台。目前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珲春出口加工区与罗先经济贸易区已经形成吉林省境内、外的两区联动，可有效提升该区域吸引投资的能力，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跃升。三是具有窗口和腹地联动的发展基础。这一组团可发挥珲春的区位优势，吸引国外企业投资和推动国内企业参与周边国家的投资，全面促进人民币结算便利化，在此基础上，利用长春与珲春的有机联结、功能协调、有效互动的空间布局，既能有效解决珲春的经济承载力弱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又能发挥长春东北亚经济总部基地、东北亚合作基金和东北亚发展银行的作用，积极探索金融改革。该模式的不足是，如果仅仅依托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与珲春出口加工区两个海关监管区，由于两区相距较远，可能对自贸园区设立之后的有序运行和规范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两区的现有区域面积较小（7.33平方公里），将制约自贸区的空间布局和功能发挥。2.模式二：“2+2”组团。即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加珲春出口加工区、中俄互市贸易区组团设立。该模式除了兼具模式一的优点之外，还能够克服其制约因素。一是区域面积扩大。总面积为10.566平方公里，其中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规划面积4.89平方公里，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的核心区规划面积3.14平方公里，珲春出口加工区规划面积2.44平方公里，中俄互市贸易区规划面积0.096平方公里，可以使自由贸易园区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二是中俄互市贸易区能够辐射带动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中俄互市贸易区的加入，可有效发挥珲春对俄口岸的功能，使自贸区同时具有公路、铁路、港口等多种交通物流方式，使图们江区域的互通互联工程更加完善、更加先进，从而提升自贸区的整体功能。三是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的加入，全面畅通自贸区的国际物流通道。通过空港与保税区的联动，以空中航线、陆海联动航线等交通和物流方式形成保税区、空港、口岸无缝隙对接，打造空中、地面相结合的立体国际物流通道。（四）推进步骤。第一步，构建中、日、韩、俄双边、多边跨国自由贸易区。近期建立省际、国际合作产业区，重点建设中韩、中日、中俄、中朝等跨国产业园区。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战略协调推进，将“长吉图”规划纲要中提出的相关工程纳入到自贸区的建设中。第二步，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重点建设东北亚国际陆港区和面向东北亚区域国际物流集散中心。打造“港口后移、就地办单、海铁联运、公铁联运、无缝对接”的跨国物流、内贸外运新模式，全面构建东西贯通、南北纵横、衔接顺畅、高效一体的东北亚国际物流运输网络，形成吉林省对外开放的内陆港口和长吉图区域重要的物流枢纽。

四、建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建立试验区专门管理机构。一是尽快成立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专门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园区建设、运行、管理、监督等一系列工作。二是管理机构应及时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友好联系，并加强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关部门的交流学习，尽快掌握相关园区的发展经验。三是管理机构应加强与国家商务部相关部门以及专家进行沟通，及时掌握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动向及各省的进展情况。（二）加快推进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工作。相关部门应抓紧开展自贸区战略和规划研究，包括总体规划、可行性报告以及实施方案等，研究制定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实施措施和相关政策，如保税港区的政策向外延展，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包括自由贸易政策、自由投资政策、自由旅游政策、自由留学政策、普及高等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贸易、人才战略、科技战略和政府功能等。（三）加快推进试验区相关平台建设。一方面要加快“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进一步发挥珲春市开放窗口的作用，强化长吉直接腹地的支撑能力。加快珲春出口加工区和长春兴隆保税区联动机制，既要发挥珲春的区位优势，又要发挥长春的人才、科技及产业优势。同时，应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打造“长吉图”的创新共同体，大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是加快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长春空港经济开发区、珲春出口加工区、中俄互市贸易区等的发展，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充分发挥“长吉图”的创新资源集聚优势，进一步增强长春高新区、吉林高新区、延吉高新区、净月高新区等部级高新区的核心载体作用。（四）加快推进相关人才培养步伐。吉林（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对吉林省来说，属于新生事物，经验不足，从自贸区申报到建立自贸区，需要大量管理人才、金融专家以及企业营销精英。因此，应借鉴已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已有自贸区的成型经验，着手加大人才培养力度，近期应以吉林大学、吉林财经大学为主，加快人才培养，重点培养物流、金融、贸易等多个行业的人才；远期争取在自由贸易区建立相关人才培养基地，建立政府、高校、企业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机制，保证自贸区快速、健康的发展。（五）提供相关试验区发展的保障。一是加快市场化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着力解决好民营企业在创办、成长、创新、融资、办事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难题，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培育本土企业家为自贸区提供主体保障。二是加快发展旅游、金融、高端商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制定相关政策吸引国内外企业进驻经营，为自贸区的建立提供产业发展环境保障。三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厘清市场和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各部门要制定方案，在服务业扩大开放、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方面深化改革试点，［5］逐步形成符合自贸区发展需要的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和管理制度，为自贸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任春杨 单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以长吉图为先导区深化图们江区域国际合作问题探析［J］.西伯利亚研究，2012（4）：9-12.

［2］李庭辉.自贸区对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影响研究［J］.新金融，2015（2）：28-32.

［3］刘思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J］.浦东开发，2013（10）：4-5.

东北亚范文篇10

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差距大，其中，日韩为发达国家，其200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4。

1万美元和1。7万美元，而蒙古和朝鲜的人均GDP只有0。16万美元和0。18万美元，还不到日本的1／20。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各国呈现一定的互补性，这为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重组争取了很大空间。在自然资源方面，中、俄、蒙三国地大物博，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日韩两国人多地窄，资源十分匮乏，其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来维持供需平衡；在劳动力方面，中朝两国劳动力富足且劳动力成本低廉，而其它四国存在劳动力不足的瓶颈；在生产技术方面，日韩两大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其它四国生产技术相对落后，产品相对较为低端。这些差异的存在为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2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现状。

本文采用的农产品国际贸易额数据是按照HS分类的，其中我们普遍将HS前1－24章产品归为农产品范畴。

总体来说，中国与东北亚区域国家贸易关系最密切的是海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45。8％，一方面，中国作为出口市场向日韩俄三国出口海产品，另一方面，中国又作为进口国向俄罗斯进口大量该类产品；其次为蔬果类产品，2009年贸易总额占农产品贸易总额的24。

5％，主要由中国向各国出口，且连续多年保持顺差状态。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日韩两国迟迟不愿对中国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甚至不断增加贸易壁垒。中国同各国贸易排在第三位的是谷类，其后为残渣废料类和其它可食用制品。

根据中国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同东北亚区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总体上讲进展较快，每年是以一个很客观的增长率增长。从贸易收支方面来看，中国同日、韩、蒙三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逆差，而与朝、俄两国连续顺差。但就农产品贸易来说，中国除了与俄罗斯的贸易合作保持逆差外（仅2008年为微小顺差），与其它各国连续多年均表现为贸易顺差关系。

由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走向低迷，整体消费需求大大下降。在农产品贸易方面，中国同日、韩、俄三国的总额在经过2007年的小高峰之后均有所下滑，尤其是同韩国的贸易合作，2008、2009连续两年负增长指数均高于10个百分点。其中，降幅最大的为海产品和谷类产品。（由UNComtrade统计数据整理而得）3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对策。

有专家预测，本次经济危机已经见底回暖，但后经济危机时代东北亚区域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不稳定。中国在农产品贸易往来方面的连年顺差导致日韩等国纷纷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国产品，反倾销、保障措施、特保和反补贴等措施屡见不鲜；另外，一些国家还利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措施来限制进口产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亚若想效仿欧盟和北美形成一个自由贸易经济体，就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一个新的积极的突破点。这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力求能在贸易合作中找到一个互利互惠的平衡点。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应通过完善自身来适应东北亚这个大环境。

（1）中国应加强与各国间的贸易合作与交流，积极组建自由贸易协定。

（2）严格把关产品质量，积极将高科技引入农产业，产出高端优质产品，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紧我国农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将重心从增加产品数量转移到提高产品质量上来，发展多样化产品，提高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

（4）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建立贸易摩擦协调机制，对在无防备状态下发生的急性贸易摩擦，要有紧急应对机制，能快速从突发事件回过神来，积极做好“售后服务”，并从突发事件中吸取教训。

（5）完善农产品贸易服务体系，设立贸易咨询机构，向贸易双方提供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政策、市场信息、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