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范文10篇

东北地区范文篇1

1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的内涵与意义

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是指在中国东北地区世代生活的各族人民面对冰雪环境，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并带有冰雪符号和东北地域特色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化、运动项目等。夯实冰雪运动群众基础、做强冰雪产业、繁荣冰雪文化，从各方面展示出冰雪运动的强才能真正使我国称之为冰雪运动强国。[1]而新时代冰雪运动强国建设需要做好中国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承。东北地区在大力发展传统冰雪文化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发展冰雪文化产业和建设冰雪文化公共事业，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全民共享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奠定基础，为国家“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提供途径，同时可以发展冰雪旅游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留住人口和吸引人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2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传承面临的问题

第一，专业人才和文化资源流失严重。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承需要专业人才，想要更好地发展传统冰雪文化更需要专业人才，但因为经济等原因，东北地区人才流失严重。[2]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资源很多保存于民间，缺少传承和保护所需的资金和专业人员。第二，政府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落后。对于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传承的相关政策法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落后的状态。在中国申办2022冬奥会成功之后，落后情况有所改观，但总体还是处于不健全的状态。第三，传统冰雪文化难以融入教育进程。我国学校教育多知识灌输，少文化传承。学校不重视，学生自然难以学习和了解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下一代不学习了解冰雪文化，传承又如何说起。第四，冬奥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近几年，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借助冬奥契机和国家大力开展冰雪运动的政策有所发展，但冬奥之后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如何继续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也应提上日程。

3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传承的策略

3.1推动冰雪特色城镇建设中国传统冰雪文化因地理环境因素肇始，因生产活动而发展，因文化生活而演进，并最终成为兼具大众文化休闲与民族表征的一种东方冰雪文化形态。[3]推进冰雪特色城镇建设，需要专业人才，需要留住本地人，吸引外地人，吸引爱好者，培养冰雪文化人才，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冰雪文化、了解冰雪文化、爱上冰雪文化。

3.1.1推动冰雪运动和冰雪赛事特色城镇建设2015年7月31日，中国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在申办报告中，我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做出“三亿人上冰雪”的庄严承诺。2018年9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年)》。“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我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和中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冰雪运动作为冰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冰雪运动就是在传承冰雪文化。而冰雪运动需要运动场地和专业人员，东北地区天然的气候优势和山地资源优势可以更好地建造运动场馆，节约场馆运营成本，延长场馆利用率，为国家实现“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提供支持。将竞赛与健身、休闲与娱乐有机结合，提高全民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6]当地政府和体育相关组织机构可以借助国家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红利，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传承东北传统冰雪文化，打造自己的冰雪运动赛事，不要让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为中国冰雪运动的顶峰，而是要让冬奥会成为中国全民进行冰雪运动的一个新的起点。打造自己的冰雪体育赛事，可以吸引各个国家的冰雪运动员和冰雪运动爱好者前来，提高我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同时也能吸引更多的赞助商和资金，更好地推动冰雪运动和冰雪赛事特色城镇建设。

3.1.2推动少数民族冰雪特色城镇建设在国家“乡村振兴”等政策带动下，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发展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拥有独特自然景观或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区域，一旦找到可持续地发展的路径，对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特色城镇化发展必将起到促进作用。[7]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由于世代生活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各个少数民族都对冰雪产生了不同的感情，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民族特色冰雪文化。依托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特色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保护和传承各民族和地区的特色冰雪文化，而且还能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的其他文化。

3.1.3推动冰雪文化产业与冰雪装备器材及其他产业特色城镇建设2020年10月1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委托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冰雪装备产业发展研讨会，为贯彻落实《冰雪装备器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就加快推进冰雪装备器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满足大众冰雪运动需求进行了深入交流。发展冰雪装备器材产业成为了冰雪运动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冰雪运动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保障。作为冰雪文化产业的基础，冰雪装备器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冰雪文化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8]围绕冰雪文化产业和冰雪装备器材、服装及相关产业推动城镇化建设，既可以留住就业人口，也可吸引外来人才，重要地是能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传统冰雪文化传承。依托特色城镇建设，以冰雪文化景点和冰雪产品、产业为特色，在新型冰雪特色城镇配套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提供更多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建立产业扶贫机制，形成冰雪特色城镇持续繁荣发展。在冰雪特色城镇繁荣发展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冰雪文化。

3.2嵌入信息化技术在当前大数据技术高速发展的形势下，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进入智慧化、智能化、高效化的进程。在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嵌入信息化技术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嵌入信息化技术，可以提高冰雪文化传播速度和效率，拓宽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承路径，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传统冰雪文化、了解传统冰雪文化、爱上传统冰雪文化。

3.2.1冰雪场馆应用AI技术冰雪运动场馆是我国开展冰雪运动的基本载体，是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大众普及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中国冰雪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9]通过人工智能对冰雪运动参与者心理、生理以及运动技术进行分析，可以对冰雪运动参与者的冰雪运动过程进行录像，指出其中技术动作的不足，提高冰雪运动参与者的运动技能水平和参与程度，当冰雪运动参与者在运动中感受到乐趣，他就会从冰雪运动参与者转变为冰雪运动爱好者，再把冰雪爱好者进一步转化为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播者和传承者。

3.2.2冰雪文化景区管理智能化建立东北地区冰雪文化景区与场馆智能化管理和交流平台。在东北冰雪文化景区和场馆内应用智能化设备，方便景区管理人员了解景区实时情况，提高景区工作人员工作效率和景区管理水平，提升游客旅游体验，保证游客旅游安全。建立东北地区冰雪行业交流平台，互相分享冰雪行业经验，互相提供帮助，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实现冰雪行业共赢，最终达到传承传统冰雪文化的目的。

3.3并入法治化轨道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我国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前提。我国也一直在传承、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制定了“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体系。后来，国务院又出台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章，将东北传统冰雪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并入法制化轨道，是积极推进传统冰雪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一步，也是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大步。

3.3.1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东北传统冰雪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立法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更好地建立健全传统冰雪文化保护和传承规范，及时解决相关问题，加强传统冰雪文化保护管理，落实监督责任，保证东北传统冰雪文化更好地传承。

3.3.2出台政策引导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事业发展我们要坚持依法和科学保护，突出重点。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相关传统冰雪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政策，尤其是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应针对本地特色冰雪文化，建立公共冰雪文化事业服务平台，提高满足人们冰雪文化需求的能力，保障公共文化事业服务的社会效益。

3.3.3制定管理办法规范传统冰雪文化产业发展2022年冬奥会对我国冰雪文化产业是一个重要的机遇，我国冰雪文化产业一定会在这个时期井喷式发展。政府部门要适时推出合理的冰雪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同时在制定管理办法时应遵循创新、协调、可持续以及共享发展的原则。[9]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要对冰雪文化产业已经出现的问题和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汇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冰雪文化产业的治理办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冰雪文化需求，提高冰雪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实现传统冰雪文化产业和地方经济共赢。

3.4进入教育化进程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承需要进入教育化进程。将传统冰雪文化引入东北地区的学校课程，将冰雪运动加入到体育与健康课程中。[10]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传统冰雪文化，有机会学习和参与冰雪运动，最终让学生爱上传统冰雪文化，爱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东北地区的学校具有发展冰雪项目特色课程的地域优势，因此东北地区冰雪体育课程建设受到广泛关注。东北地区有非常丰富的冰雪文化资源和各种场地场馆，这是得天独厚的课程资源，我们要尽可能地利用起来。将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加进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中，符合学生发展的需求和传统冰雪文化传承的需要。在我国，青少年冰雪人才培养的地位不言而喻，将传统冰雪文化引入校园可以做好人才的选材与培养。在冰雪文化的学习中，将本地冰雪民俗文化、少数民族冰雪文化等融入其中，引导他们关注和研究冰雪文化，让他们爱上传统冰雪文化，同时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爱乡和爱国之情。

4结语

我国冰雪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承上，把握冬奥机遇，实现冰雪文化的超越。东北地区是中国传统冰雪文化的起源之地，也是中国现代冰雪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东北地区做好传统冰雪文化的传承对于发展冰雪文化产业、完善冰雪文化公共事业以及实现全民共享冰雪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发挥东北地区地域优势，建设新型冰雪特色城镇，引入智能技术、建设信息平台，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加入冰雪文化元素，出台符合新形势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是传承东北地区传统冰雪文化的重要实践策略。

参考文献：

[1]肖坤鹏,张铁民.新时代冰雪运动强国建设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20(6):20-25,60.

[2]赵光旭.吉林省冰雪产业政策优化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16):174-175.

[3]崔乐泉,张红霞.从传统冰雪到冬奥文化: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J].体育学研究,2019(1):7-16.

[4]孙博.特色小镇建设东北资源枯竭型城镇转型研究[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19:11.

[5]刘易呈,于立强.冰雪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冰雪运动,2014(5):46-49.

[6]于立强,赵志军.冰雪文化的传承与开发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4:156-162.

[7]刘作.呼伦贝尔地区特色旅游小城镇发展模式研究[D].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19:13.

[8]刘文佳,姜淼淼.我国冰雪体育器材装备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冰雪运动,2016(5):81-83,92.

[9]于骁霏.哈尔滨市冰雪文化产业政策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商业大学,2021.

东北地区范文篇2

【英文摘要】Fromthemiddleperiodsofthe19thcentury,theQinggovern-mentforsookthepolicyofblockadingontheNortheastofChi-nagradually.SothatlotsofimmigrantsfromKoreagotovertheboundaryriveroftheTumenjiangandtheYalujiang,andmi-gratedintotheborderlandofChina.TheearlyimmigrantsfromKoreaovercameeverydifficultysuchasthefrigid,theshortfrost-freeperiodandthelackofwaterconservancyfacilities,etc.andtriedtoopenuplotsoftractsofpaddyfieldintheNortheastofChina.ThustheyraisedthecurtaininthehistoryoftheopeningupofpaddyfieldintheNortheastofChina.

【关键词】清末/东北地区/朝鲜移民/水田开发

theendofQingdynasty/theNortheastofChina/theimmigrantsfromKorea/theopeningupofpaddyfield

【正文】

东北地区由于纬度较高，无霜期短，是我国水田开发较晚的地区。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的清朝末期，随着清政府弛禁放荒政策的实施并由此而引发朝鲜移民的大量迁入，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本文拟从清政府弛禁放荒政策和朝鲜移民迁入的角度，对清末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历史进行初步的考察。

一、清政府的弛禁放荒政策

1860年，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使东北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由于清政府的封禁政策，造成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经济和国防都十分空虚，当清政府面临沙俄和日本两个强大的侵略者时，东部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就成为燃眉之急。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之后，清政府遭到了很大的打击，战乱之下的关内流民纷纷出关，使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受到严重冲击。清朝中央政府因财力枯竭，无力供应东北，使东北地方当局陷入财政危机。于是，清政府遂以“安置流民”、“开荒济用”、“以利饷源”、“移民实边”为目的，逐渐放松了对东北的封禁。

奉天东边封禁山场位于柳条边以东，包括今辽宁省丹东市和吉林省通化地区的大部分市县，是清朝长白山永陵龙脉及内廷供奉贡品的采捕地，历年封禁甚严。1848年，清政府在凤凰城封禁边界内查出大量私垦地亩，“饬令地方各官分别招佃征租”（《奉天通志》卷39）。1869年，自凤凰边门以南至旺清门北，查出已垦熟地9.6万余垧（1垧约合0.92公顷，下文同），准许流民就地安插试垦。同治年间盛京东边封禁地已丈放升科地50.5万余亩。光绪元年（1875年）“大东沟一带旷土，自被流民私垦，多年已成熟地”，因而派员在鞍子山各处设局，“开办升科纳税等事”（《奉天通志》卷44）。次年春设立了安东县，当年安东县就丈放升科熟地53万余亩。1877年，清政府在放垦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奉天东边道及宽甸、怀仁（今桓仁）、通化三县。1907至1909年，又丈放凤、岫山荒123.275万亩。至此，东边封禁地基本上被全部丈放。

吉林地区的封禁也由西向东逐渐松弛。1861年，吉林省下令丈放“省西围场”边荒和蜚克图东围场边荒，伊通河及阿什河流域开始逐渐弛禁。此后，吉林弛禁区逐渐向东扩展。1879年，阿克敦一带的私垦者呈请政府承认，经吉林将军奏准，当年正式开放该处官荒。1880年清廷派吴大徵到吉林东部边疆地区督办防务和屯垦事宜，从此本区禁荒开始全面开放。1881年珲春设招垦总局，并设分局于南岗（今延吉市）和五道沟（今珲春东沟）。清政府制定了招垦章程，在当地遍贴招垦告示，并派人到山东、辽南等地招徕垦民。上述措施颇著成效。1881年，南岗垦局奏报已垦成熟地18939垧9亩3分，设立了志仁、尚义、崇礼、勇知、守信、明新等六社；珲春垦局奏报已垦成熟地5620垧1亩6分，设立了春和、春云、春华、春明、春融、春阳等六社；五道沟垦局奏报已垦成熟地2073垧9亩6分，设立了春仁、春义、春礼、春知、春信等五社（《延吉边务报告》第2章）。

鸭绿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的先后开放，为江对岸朝鲜流民的迁入和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地理空间。

二、朝鲜移民的大量迁入

在清政府弛禁的同时，朝鲜方面因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促使大批灾民流入中国东北，加入流民私垦行列。1860年8月，北关地区发生水灾，富宁等十个邑均受其害，1225户房屋被淹没。茂山、镜城等邑受灾尤重，作物几乎完全绝收。1861、1863、1866、1869、1870年朝鲜北部地区连续发生水旱灾害，致使当地居民大量外逃。外逃灾民的主要流向，便是鸭绿江和图们江对岸的中国东部边疆地区。

在鸭绿江对岸，早在1845年，就有十几名朝鲜人潜入临江县。进入19世纪60-70年代，由于朝鲜北部连年灾歉，大量灾民涌入奉天东边封禁区。1870年前后，朝鲜饥民流入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已达千余户，临江、辑安和浑江两岸山间朝鲜贫民星罗棋布，遍布其间。1891年，朝鲜国王向平安监司闵丙奭问及边情时，闵丙奭回答说：“本道江边九邑，接壤彼界。我民之越去者，不下十余万”。[1](P5)平安道的朝鲜流民，大多定居于邻近鸭绿江北岸地区。1897年，该区仅二十八个“面”中所聚居的朝鲜流民即已达8700余户、37000余口。1903年，奉天当局将鸭绿江北岸东边道的朝鲜流民村落改编为乡、甲，实行乡约制，对于他们的入居给予承认，并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越过鸭绿江的朝鲜流民，除了定居于上述六县外，还继续向西迁移。清朝末年，奉天省的通化、桓仁、兴京（新宾）、抚顺、本溪、海龙、柳河、沈阳、新民等地也陆续出现朝鲜流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较大的朝鲜流民聚居点。

图们江北岸也是朝鲜流民较集中的地区。早在清政府弛禁之前，就已有朝鲜灾民越江私垦。19世纪60年代，咸镜北道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大批灾民越江谋生。1869、1870年朝鲜会宁府使垦请清朝救济灾民，允许饥民迁入图们江北岸。1870年10月，朝鲜庆兴郡阿吾地的一个村19户农民一夜之间集体迁入今珲春市敬信乡境内。1873年，部分朝鲜流民从珲春凉水泉子转迁到汪清县小百草沟落户。[2](P325)

1880年延边地区全面开放后，朝鲜人的迁入因公开化、合法化而数量大增。光绪初年敦化县开禁之时，即有一批朝鲜流民冒禁进入茂山对岸的外六道沟等处私垦官荒。1881年珲春开办招垦后，更多的朝鲜移民越江垦种，1885年，清政府遂设越垦局，“划图们江北沿岸为韩民专垦之区”，被称为“越垦区”（《珲春乡土志》卷3）。从1890年3月到1891年7月，清政府全面清查了越垦区的户口和土地，查有朝鲜垦民4300余户，丈出熟地1.5万余垧。1894年又改越垦局为抚垦局，越垦区内垦熟地亩一律给照升科，并将垦民“立社编甲”，在图们江沿岸分别设立了宁远、绥远、安远、镇远等四个堡，下属39社124甲。光绪末年，以上四堡朝鲜移民已达5990户，已垦耕地25501垧5亩。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乘机派军队侵入东北，延边被俄兵袭取，当地中国居民大部分向西逃入吉林地区避难。战乱后，中国人多数没有回迁，遗下大片空旷之地。于是，朝鲜移民乘机大批迁入该地，中国当地官府也允许他们入籍定居。[3](P62)因此，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数量迅速增加。1894年，图们江北岸地区的朝鲜垦民有4300余户、20800人。而到1906年，仅延吉、和龙一带的朝鲜垦民就已猛增到14650户、72470人。到1910年，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总数已达109500人。[4](P121)朝鲜移民在当地居民中的比重，已远远超过了汉族和满族，成为当地占有绝对优势的民族。

越过图们江的朝鲜移民，不断向西、向北移动，其波及地区日趋扩大。

在与延边毗邻的吉林地区，朝鲜移民大致从两条路线迁入：一条是从南向北，即越过鸭绿江的朝鲜移民经由凤城、宽甸、桓仁、浑江、通化、桦甸、磐石、永吉诸县；另一条是从东向西，即越过图们江的朝鲜移民经由延吉、铜佛寺、明月沟、敦化，迁入吉林地区的额穆、蛟河、永吉等县。

东北北部地区（又称“北满”，即今黑龙江省地方）的朝鲜移民，主要经由三条路线迁入：一条路线是越过图们江进入延珲地区，再向北沿瑚布图河、大绥芬河、大肚川河迁入东宁、宁安、海林等县；第二条路线是越过鸭绿江进入东边道地区，然后经由通化、吉林地区，进入今黑龙江省的五常、阿城、哈尔滨等地；第三条路线是移居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因受中国放荒招垦和建路开矿等项政策的影响，越过中俄边界，进入东北北部及东部的边疆地区。1900年，来自朝鲜北部和其他各地的朝鲜移民参加了中东铁路修建工程。1903年铁路竣工后，这批朝鲜移民便广泛散布于哈尔滨、一面坡、横道河子、穆棱、绥芬河等铁路沿线各地，安家落户，从事农耕及其他行业。1910年8月“韩日合并”后，又有大批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而遭受迫害的朝鲜反日人士和农民经过延边等地迁入宁安、海林、宝清、饶河等地。[5](P32)据1912年8月份吉林垦植分会对中俄东部边境地区的调查，在人烟稀少的虎林县乌苏里江沿岸地方，竟也有已经生息几年甚至三十几年的朝鲜移民。由此可见，到清朝末年，朝鲜移民已流布东北各地，为东北的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

朝鲜移民具有善于耕种水田的传统，移入东北后，他们凭借在半岛的水田农作经验，大胆地在一些稍具水利条件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汉族农民放弃的草甸地、苇塘地和涝洼地上开发出片片稻田。

朝鲜移民在东北试验种稻的历史非常悠久，几乎是和朝鲜移民进入东北的时间同步的。东北最早出现朝鲜移民种稻的地方，是今鸭绿江上游对岸的浑江流域。1845年，朝鲜平安北道楚山郡的80多户越江进入浑江流域伐木的朝鲜农民，发现浑江下游两岸土地肥沃宜耕，于是进入该地私垦。后来在宽甸县下漏河太平哨一带发现了当时开发水田用的铁锹，表明当时这一带曾经种植过水稻。[6](P96)尽管该地的水田没有延续下来，但朝鲜移民沿浑江向北发展，进入桓仁、通化一带开发水田。1875年，有金姓朝鲜移民在今辽宁省桓仁县下甸子地方试种水稻，获得成功。1883年，金华友等数名朝鲜移民，从通化小湾沟移居柳河三源浦地方，试种水稻亦获成功，不久之后，三源浦一带成为著名的朝鲜移民聚居区和产稻区。随着朝鲜移民不断向北向西发展，稻作试验区也逐渐向北向西发展。1890年，柳河、海龙、安图等地的朝鲜移民又移入桦甸开发水田。1903年，永吉县某些僻静的山沟里出现了种稻的“韩人”，他们在山间小河沟边开出小片水田，逐渐试种。到1905年，从通化、桦甸等地迁来的朝鲜移民，在永吉县的鳌龙河、五里河、牤牛河、团山子一带，开出水田300余垧。到1910年以后永吉县的江密蜂、太平乡、新安屯、杨家乡的大裕屯、大岗乡的东响河、西响河、三家子等村屯，皆出现朝鲜移民种植水田。[7](P63)与此同时，朝鲜移民沿着松花江、牡丹江和辉发河，移入磐石、蛟河、舒兰等地开发水田，并进而移入德惠、怀德、伊通等地试种水田，从而把水田试种区从东部山区扩展到东北平原的腹心地带。

朝鲜移民水田试验区的另一扩展路线，系由鸭绿江下游的丹东地区向西南方向扩展。1861年，有朝鲜移民进入丹东三道浪头地方，根据海潮的涨落进行排灌，开辟了一片水田。1890年在凤城县汤山城有张姓汉族地主招雇朝鲜农民开辟水田。该县沙里寨汉族农民沈某也开始耕种水田。嗣后在岫岩、庄河、复县、熊岳城等地也出现了水田。1897年熊岳城马家屯的孙兰阶开始种水稻。1906年朝鲜平北碧泷郡的金时顺在奉天（今沈阳）经营水田。翌年，安奉线的汤池子、三道浪头、珲水港、梨树等地相继出现水田。1908年，金州汉族地主赵恩海在新民县公太堡地方招雇5名朝鲜农民开发水田。1910年朝鲜平北义州县的宋秉植、金万里等在抚顺鲍家屯等地开发水田。1911年新民县设立了水利局。[8](P212)

东北北部地区也有朝鲜移民进入开发水田。1880年饶河县大和镇一带由俄国境内移入一批朝鲜人，在当地建立村庄，开田种稻。附近的小佳河地主苑福堂看到朝鲜农民种稻有利可图，乃从俄境招雇8户朝鲜人开发水田。1880年朝鲜人安宗浩等迁入东宁县三岔口高安村，开始引小绥芬河水开发稻田。1888年前后，五常县沙河子乡也出现了水田。1895年又有朝鲜农民从舒兰县迁入五常县沙河子乡小孤山一带垦地种稻，稻种有红毛、白毛两种。1897年前后，有参加甲午战争的朝鲜败兵移入宁安县勃海镇的上官地及三灵一带开垦水田。俄国修筑中东铁路时，曾雇佣大批朝鲜劳工，1903年筑路工程完工后，部分朝鲜劳工定居在绥芬河、磨刀石、一面坡、哈尔滨等铁路沿线地区，其中有不少人从事水田开发。[9](P183)

延边地区虽然早已有大量朝鲜人移垦，但以开发旱田为主，从事水田开发者并不多见。据载，1890年左右在图们江沿岸钟城崴子（今龙井市光开乡光昭一带）开始出现水田，1900年海兰江畔的端甸平原和智新乡大教洞附近也开始试种水稻。1900年后，珲春县板石乡南秦泰一带开始试种水田。1905年，南秦泰、马滴达乡五道沟、密江乡中岗子等地已有12.6垧水田。到1911年，珲春全县水田面积已达185垧。[2](P329)在水田开发过程中，朝鲜农民还开出了一条条水渠。1906年6月，延吉县智新乡大教洞14名农民共同开掘水渠1308米，引河水灌溉33垧水田，这是延边地区最早的水利灌溉工程。1911年秋，延吉县尚义乡八道沟朝鲜族地主延长沟渠12公里，灌溉面积95公顷，总工费1800圆，翌年竣工。此后龙井的水南村、磐石村，和龙的头道沟、平岗等地的渔民也开掘水渠。继而朝鲜农民在图们江北岸和海兰江两岸的平岗、瑞甸平原以及南北侧的山溪、布尔哈通河下游和嘎呀河下游的广阔地区广开水田，其中平岗平原的守信乡（今和龙县头道沟一带）已成为比较发达的稻区。[10](P10)

朝鲜移民为把种稻技术引进东北，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探索。朝鲜移民进入东北之初，使用的稻种都是从家乡带来的。清宣统元年(1909)刻印的《岫岩州乡土志》中记载：“稻，大米。谷分粳、糯二种。糯米性粘，味甘；粳米味甘，性平。岫属所种粳曰水粳，种自朝鲜来”。但是，这种来自朝鲜半岛的稻种，在气候寒冷、无霜期短的东北北部地区却很难生长。据载，从俄国沿海州、吉林、辽宁以及朝鲜等地迁入黑龙江省境内的朝鲜移民，在试种他们自带的水稻品种时，大多没有成功。有的稻种虽然生长起来，但产量很低。后来，有一位来自朝鲜南部名叫申友景的移民，弄到了日本北海道的“赤毛”稻种，在牡丹江地区的磨刀石、海林一带进行试种。几年后，终于培育出适应黑龙江自然条件的耐寒性强、早熟、产量较高的新品种，使水稻种植在黑龙江地区逐渐推广。

朝鲜移民早期开垦水田，多在中小河流两岸，因为当时朝鲜移民数量不大，规模较小，再加上技术条件所限，只能利用中小河流搞一些小型的引水工程，这些工程的主要项目是修筑简易的柳条拦河坝。据五常县朝鲜族老农回忆迁入时拦河修坝的情形，系在每年春节后，农民们割柳条（即柳树的枝条），采运石头，打草帘子和草包，江水刚刚解冻，就开始修拦河坝。人们在冰块漂动的河水里打桩子，铺柳条，然后用石头和装上土的草包把柳条压下去，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简易的柳条坝。水坝筑成后，河水水位提高，便流进已经掘好的水渠里，把水引进了稻田。这种引水工程比较简易，因积水量少，又易被洪水冲走，因而只适用于小规模的水田种植。但在朝鲜移民迁入初期，因受自然、经济、技术、人力等诸多条件限制，他们能利用当地有限的条件，艰苦地建造这处适用的引水工程，为东北早期的水田开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北无霜期短、水温低、昼夜温差大，不利于水稻生长。早期的朝鲜移民为了克服这些自然环境方面的困难，经艰苦实践逐渐摸索出了一系列寒地种稻技术。这些技术主要有：(1)适时早插，为不误农时，朝鲜移民往往不等冰雪开化就修水渠，打池埂子，翻地整地，小满即开始播种，到芒种时已全部播种完毕。(2)浸泡种子，加温催芽。为延长水稻有效生长期，朝鲜移民先把稻种在室内浸泡，使稻种在室内提前催芽，然后再播种到大田里，这样可以使水稻早熟半个月左右。(3)调节水位，清除杂草。早期新开荒地，因地多人少，杂草茂盛，耕作粗放，易成“草荒”。在朝鲜移民为提高去除杂草效率，普遍采取调节水位的方法，淹死稗草和杂草。[5](P47-49)

总之，在朝鲜移民迁入初期，以不怕艰难的顽强精神和聪明才智，在东北各地试种水稻，为东北地区的水田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金泽.吉林朝鲜族[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2]金东俊.珲春朝鲜族的迁入及其历史作用[A].中国朝鲜民族迁入史论文集[C].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9.

[3]船桥半山楼.鲜人满蒙移住史[M].大连：新天地社，1930.

[4]牛丸润亮.最近间岛事情[M].汉城：朝鲜及朝鲜人社，1927.

[5]徐基述，徐明勋.黑龙江朝鲜民族[M].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

[6]黄今福.浅谈朝鲜族人民在近代东北水稻开发史上的贡献[A].延边大学学生论文选编[C].延吉：延边大学科研处，1984.

[7]马坤.昔日吉林地区朝鲜族概念[A].吉林朝鲜族[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8]满铁调查部.满洲经济研究年报[M].东京：改造社，1941.

东北地区范文篇3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东北地区;滞后性

Abstract:Inrecentyears,totransform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hasbeenbecomingapoliticalgoalofreformevenacommonplace,behindwhichthegovernmentsatdifferentlevelstookdifferentlocalconditionsintoaccountwithrelevantsupportgivenforeachotherComparingtheactualityoftheNortheastChinawithotherdevelopedregionsinrespecttothetransformationmentionedaboveandanalyzingtheinstitutionalcircumstances,incentivemechanismandrestrictionfactors,intheregionitwasfoundthatthetransformationintheregionlaggedbehindotherplacesTherootcausesarethereforediscussedwithsomesuggestionsgivenAsaconclusion,thelocaldistinctivenessandappropriatenessshallbeemphasizedsoastobreakthroughthebottleneckformedintransform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

Keywords:servicetypegovernment;NortheastChina;lagging

近年来,有关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并已成为政府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之后,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着重强调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更是从法律层面上强化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倾向,这都说明建立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既定目标［1］。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创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部门、服务型机关”的热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创建发展中的地区不均衡现象。我们注意到,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较好效果和较大影响的创建活动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和部分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之相比的是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创建服务型政府活动方面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滞后性。为什么在中央的统一决策和号召之下,东北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那么导致构建结果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本文将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差距比较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环境、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等方面探寻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滞后症结之所在。

一、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的现实差距比较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组建的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政府。从形式上看,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从理念层面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全新的职能配置、管理方法和运行模式的革命;从行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从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满意为依归。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要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以来的管制行政的政府模式。但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政府总体上还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仍然以行政或审批的方式支配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社会经济资源,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官本位、权力本位现象根深蒂固,行政方式依然以管理和控制为主,将行政管理视为行政监管、行政管制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等,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建设状况总体并不令人满意。

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方面。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其滞后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落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积淀深厚,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加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东北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与服务型政府发展相悖的重官轻商、安于现状、封闭保守等落后观念,政府也习惯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核心职能,造成政府定位模糊,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反观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人民主权意识的增强,要求政府为社会、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呼声高涨起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树立起现代政府理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的束缚和影响,在行政过程中渗透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相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政府结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健全公共决策制度等手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机制。上海、浙江、苏州、南京、青岛等发达省市在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为东北各级政府作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二、影响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制度环境

中国大多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是循着“小范围制度变通—局部突破—全国运动式推广”的发展轨迹。小范围的制度变通使微观主体在相对成本或者偏好的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地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当这种变通的市场利益明显的时候,变迁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认可。地方政府和学者就开始营造舆论,影响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制度便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一旦成功地意识形态化,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或者说强制性色彩(谢子平,2003)。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变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东北这样一个缺乏以市场为价值理念、以创新发展为改革思维、以公平效率为行为准则的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制度环境影响着治理结构或机制的选择［2］,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可供调遣的体制内资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似性,都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特点,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涉及到政府效能、政府管理水平的竞争,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制度环境更是纳入到更高层次区域竞争的范畴,并将其与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通过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应该说,这种政绩合法性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以经济增长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边际效用日益降低。具体到东北地区的制度环境,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发育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差,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近年来,东北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滑,总体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使得以往封闭的资源开发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产业雷同、重复生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批工厂破产,大批工人下岗,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批煤炭、林业等资源型城市的枯竭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更加严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领域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分散了政府精力,促使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须全力确保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量的扩大来消化和防范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以财富的增长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没有实质上成为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国各地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行政集权下的财政分权［2］,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财政分权,采取财政包干制,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市场维护的联邦主义［4］。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解决了税权的划分,而对事权的划分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划分并没有明确,由此形成的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与分税制的设计初衷相差巨大。在收入划分上,从自身便利性出发,各级政府都是“层层抓大”,将大税种抓在自己手中,以至于下级政府最终面临财权日益上收、事权却不断下压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另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竞争者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扩张个人控制权。综合起来地方政府官员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就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获得个人控制权;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条途径就是横向扩张,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在东北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超大的特点以及国有产权实际归属利益人不明的属性,使得东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方便于在所辖国有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压缩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损害部门利益。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其行政权力还依旧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不该停留的微观市场领域,甚至“武断”地发挥着影响,制约着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职能划分与机构设置方面的重新定位,阻碍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三、导致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滞后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预想中那么明显的成效呢?这需要研究东北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科层制官僚体系,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各位官员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利益的,在这些官员中,最关键的是这些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影响的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5］,假设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升迁,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的工资、地位、成就感以及其他待遇都是与其职位直接相关的［6］,在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政绩已经非常细致地纳入干部考核与晋升中。同时,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淘汰制”,官员自上而下地逐级晋升,一旦在某一个级别没有得到提升,就失去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参加竞争的官员之间的优者取胜的相对标准来提拔官员;二是这种淘汰制还对年龄进行了限制,即某一类干部只能在某一年龄以下进行提拔。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干部在某一职位滞留过久而导致年龄超过了某一规定年限,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在某一职位停滞［6］。在这种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尤其是短期政绩。同时,在淘汰制加年龄限制的晋升制度下,官员也只能关注短期的政绩,即“站台式的阶段目标”,随着近年来干部流动的加快,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更加剧了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倾向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东北地区,一方面,政府官员容易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将精力放在抓经济方面,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从“市场失灵”理论中获取支持,使得东北各级政府更加向往垄断社会资源,并试图延续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来自“东亚模式”的现实依据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显性发展,达成跨越式巨变,实现站台式的阶段目标,官员也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至于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的延缓市场主体的成熟、冲击市场交易关系、恶化市场发育的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后果,导致后发地区竞争力减弱,与领先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长期不利潜在因素,由于出现的时间滞后性,并不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创建服务型政府,由于受体制、文化、传统诸多因素的限制,属于一种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初见成效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难以“立竿见影”和短期奏效,其绩效也难以测量。另外,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制度变迁已经在全国属于没有多大创新意义的项目,在此方面即使取得成绩,对地方官员的晋升的作用也不比其他项目来得直接。对于东北地区而言,由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收益小而成本大,属于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益项目,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的考虑把精力放在“效益”更高的方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东北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容易出政绩,在现有的干部激励机制下,官员之间会在政绩上进行竞争,这样就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如果别的官员都把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

最后,由于我国行政机关采用的科层组织的正规性和层级制,在地方官员中,晋升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构成了公务员的主体,因此地方官员追求的扩充个人控制权的途径只好放在了向下深入和横向扩张上;由于东北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特性,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然充当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有控制大量国有企业的权力。再加上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使得东北地区更有官员自我向下扩张控制权的便利和条件,以至于相当部分行政官员持有“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即使为民着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错误思想。驱动政府作为的激励不足,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东北政府内部缺乏必要的内源动力。

四、造成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滞后的制约因素

尽管由于特殊的体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东北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东北地区在此方面的整体性滞后,说明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社会约束

目前,虽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已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文件、通知也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传达,但由于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及其观念影响最深的地区,形成以官本位和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文化,政府管理规章因人而异,对一些三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在税收征收、许可条件、收费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动辄就进行地区封锁,借评比、展销等活动上门拉赞助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发展经济和治理软环境为由规定执法禁区,对本地各类开发区和部分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东北地区政府追求部门利益的举动还十分突出,表现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依然凭借其行政特权(劳动用工人事权、资金审批权、技术改造审批权、产品价格审定权等),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吃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谋取经济收入。在政府内部,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还存在疑问,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还比较茫然;对服务型政府宣传面也过窄,目前尚处在政府机关热、公民冷的状态。东北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宣传氛围,许多公民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印象,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标准就更不清楚了。笔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的部分省直单位调研发现,一些政府机关的领导、公务人员也说不清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可见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影响有限。东北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没有让群众直接感到有多大变化,不能形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区域内跨国公司和外商比重很小,政府很少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社会、公民、企业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呼声还不及沿海高涨,社会约束力不强。

2财力约束

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财政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政府的政权组织和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在分配上尚未分开,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公共服务性质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常以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等形式与统一的政府分配活动混淆在一起,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各个省份的差别非常大。对于经济欠发达、民资不充裕、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的东北地区,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加以分离时,所遇阻力和压力非常大,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另一方面,东北经济相对落后,以吉林省和苏州市相比较为例:苏州市2003年GDP就达到了2800亿元,吉林省2004年才达到295821亿元;苏州590万人口,吉林省则有27085万人口;苏州2005年人均GDP6000美元,吉林省2005年人均GDP123171美元;苏州各级政府可支配资金210亿元,吉林省170亿元。可见两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因此东北各级政府在社会服务的核心职能投入上,无论是对公共科技的投入,或是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还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都未及时到位,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都遭遇到财力约束。

3责任追究缺位

东北地区一些部门权力和责任不相称,行政随意性大,加上程序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不力,致使东北地区政府公务活动中越权、侵权和不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然而责任机制必须以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为前提,在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的体系中,存在一种单纯“以GDP论英雄”的绩效评估取向,东北地区各级政府总体上还未从根本上突破中国管制行政几千年的传统,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角色和政府官员的角色。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时有把其简单化的倾向,也有什么都往服务型政府上靠的倾向,东北地区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中,并没有强化服务型政府的指标及其权重,造成有些政府机关领导把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当成权宜之计,缺乏对这项工作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存在责任追究缺位。

参考文献:

［1］王郅强试论政府转型的目标模式［J］晋阳学刊,2005(1):6－7

［2］马骏,刘亚平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视角［J］学术交流,2005(11):77－85

［3］姚洋,杨雷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后果［J］战略与管理,2003(3):27－33

［4］MontinolaG,YingYQ,WeingastBFederalism,Chinesestyle:thepoliticalbasisforeconomicsuccessinChina［J］WorldPolitics,1995,48:50－81

东北地区范文篇4

1.东北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概述

东北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具有明显的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多年来，东北地区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为确保全国的粮食供给，实现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东北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在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和出现买方市场后，东北三省面临着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一些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新东北现象”。200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同期农民纯收入最高水平上海市的44.21%、6.97%和38.65%。另外，东北农民收入结构也较为单一。在农民纯收入中，除辽宁省农民工资性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30%和44.82%。总的来说，东北三省的农村经济尚需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2.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联度分析

振兴老工业基地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和支持，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与振兴。现代农业的内涵囊括了诸多的工业元素。“现代农业”作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是与传统农业相对应，并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产业。其核心就是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和发展农业，加快农村工业化步伐，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提升到新的水平和层面。

没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农产品很难找到更好的出路，农民就难以快速增加收入，而农民手里没钱，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应当看到，东北地区分别以不同方式提出了精准农业、精品畜牧业、精深加工业的农产品发展思路，既抬高了相关企业产品的身价，也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科学性。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伴生的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中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开辟农民增收门路。

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给东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基于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产业联系、信息联系、市场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流动，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对促进东北农业的升级，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的增收将会带来深远影响。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只能说东北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近水楼台的机遇，东北农民收入有着提高的可能。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进一步深入，如果能够实现当地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地农民收入无疑会有明显增加。

二、东北地区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

1.身份歧视制度

（1）户籍制度中的身份歧视

建国后，我国一直实行刚性的户口管制政策，把国人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不同的身份。虽然建立这种制度的初衷是便于户籍管理，但随着生活品和公共品的短缺和配给制的推行，便逐渐演化成了一系列特权的载体，并导致了城乡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地位，以及其自身的构成性特点，使得东北农民的这点烙印更加深刻。今天，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社会对农民身份歧视的大前提没有变。农民远未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发展机会，在就业、教育、保障等领域仍受较大的歧视。这就直接影响着东北农民的创业增收。

（2）就业权利的身份歧视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平等的就业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就业泾渭分明，城市实行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进城就业的通道被阻塞，在制度上把农民与土地拴在一起。工业化过程创造的就业岗位被城里人“垄断”。农民没有得到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享有就业机会的权利。

2.财产权利制度

建国以后，实行工业化具有客观必然性，通过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城市职工能在低工资的情况下维持生活，从而实现国家的高积累。根据周其仁的计算，1952—1982年的30年间，从农业流向工业的资金达6000亿元。农业对早期的工业化积累起了关键作用。问题是工业化进入中期并能自我积累时，农业支持业如果不变，资金、土地等进一步向工业转移，则只能加剧农村的贫穷。改革开放以后，利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继续对农民进行“剥夺”。每当价格出现重大波动时，总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证城市和工业需要，改革的成本由农民单方面来承担，有失公平。

土地制度对农民的收入增长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者主体缺失，个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没能得到量化。在农村，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改革只是一种“半截子”产权改革，农民相对完整的土地财产权至今不能确立政府实际掌握着农民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农民集体土地先由政府“征用”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建设单位。征地补偿由政府确定，并不体现农民意志和土地价值，是“不等价”交换。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费远小于政府收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这种非平等主体的扭曲的土地产权交易，严重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权利。

3.乡村组织体制的不合理

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农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但目前基层政权架构、行政目标与行政方式与农民需要，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村民委员会由乡镇党委、政府任命，成为政府在农村直接执行行政权力的办事机构，这不仅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村民委员会协调社区经济发展和民间自治管理的主要职能。农村基层政权恶性膨胀，冗员过多，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府和各职能部门成了逐利主体，他们信奉的是“政绩至上”的理念，因为“政绩”是各级干部升迁的依据，而这些“政绩”又是建立在一大堆上级下达的和各级加码的数字指标上的。因此，为了“政绩”不惜虚报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人为加大农业税收和税外附加。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的理念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制度障碍。

三、东北地区促进农民增收的法律保障

1.加强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前提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这样评论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掀开了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国政治体系的环境中，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村民自治都可以描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意义的民主。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处于胚胎状态的、有别于其他民主形式的、独特的民主实践。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民主制度和治理模式，离不开国家立法。然而，作为国家权力两个层面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基层政权对于农村基层民主的关切度不甚一致，加之国家立法在村民自治领域的滞后与缺陷，使农村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冲突正日益加剧。从法律的角度保障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要涉及的几层关系——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乡镇人大的权力行使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乡镇党委(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有利于村民自治在依法推行中不断强化制度的创新，提升基层民主的层次和幅度，促进农村的法治现代化。

2.完善东北地区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是农民增收的根本法律保障

（1）完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产权制度

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就不应再笼统地界定为集体所有，而应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主体。笔者认为，新时期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它能够代表农民意愿并独立行使权利，因而在农民当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而且具有比较健全的行政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有能力行使农地所有者的职责。

在产权的保护中要避免国家成为“盗窃者”，也就是说对国家的权利要进行约束，建立法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的产权得到严格的保护，农民的权益才会有保障，农民增收才会有依靠。

（2）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土地股份合作制

中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崛起，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创新。笔者认为，所谓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权作股，变以人划地的集体所有为社区农户的股份共有，再经过公开竞争投包经营的一种土地制度。其内涵就是承包权股份化、集约化、市场化，从而较好地促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更有效地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真正使国家、集体、农户三者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利益保障。对农民来说。放弃承包土地，等于放弃土地带来的收益，这是目前农村土地权益流转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土地承包权股份化后，农民转让的只是土地的经营权，这样就维护了农民的既得利益(承包权通过监督权和收益权表现出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市场化流转机制的建立。对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实现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加强东北地区农村财经法制建设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

（1）加强东北地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金融法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制定的有关金融的法律法规；二是对金融机构内部有约束力的章程和制度。加快东北地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将合作金融产权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归入股社员所有，社员及社员代表大会享有最高权力。以此为基础，严格按照规范的合作制制定其他的运作规则。最主要的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完善合作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其次，必须确保法律的贯彻实施。具体来说，当国家以法律形式界定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归属后，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来保证产权制度的实施。

（2）财政货币政策向农民倾斜促进农民增收

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应整合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区分国家必需的财政投人和国家予以补偿的财政投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商业银行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增加对农民小额信贷投入。控制农产品成本的过快上涨，降低农户农业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减少价格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合理确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确定农产品收购价格不仅要考虑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的供求状况，还应考虑预期通胀率，使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与通胀率呈相应比例。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储备调节制度和农产品价格风险基金制度，多方筹资及时有效地吸收市场中滞存的农产品，提高国家调节和稳定粮食市场的能力，使专储农产品真正发挥预防和抑制农业风险的作用。

4.在法律上限制农民的身份歧视制度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保障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千方百计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业上非农化，是限制农民身份歧视、地位不公的重要法律措施。其重点在于取消区域限制和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首先，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予以取消，保障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合法权益。其次，取消区域限制有利于农民跨地区就业、进城务工和在城市定居，提供农民改善生活条件、积极创业和增加收人的机会。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条件下促进农民增收离不开法律。在法律制度上立体的，多层次的保护农民的各项权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本条件；在法律上为促进农民增收而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保障。取消区域限制和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才能有利于促进农民跨地区就业、进城务工，积极创业和增加收人的机会。完善改革东北地区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承包期永续化；并对土地的使用者做必要的约束；建立并完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严格保护农民产权，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法律保障。加强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是改善乡村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民主，是保障农民增收的根本前提。加快东北地区农村财经法制建设，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广大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创新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农民增收的制度安排，将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理念融入保障农民增收的法律之中，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广大农民增收的根本保障和必然途径。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2]杨紫烜，徐杰.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4]吕世伦.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1999.

[6]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7]伯尔曼.法律与革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8]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全球化与中国“三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荣兆梓，吴春梅.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现状、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秦庆武，许锦英.中国“三农”问题的困境与出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11]蒲文彬.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中的农民增收对策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5A）.

[12]李定轶.论导致我国农民贫困问题的制度性因素[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1（1A）.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聚焦“三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4]冉昊.论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法律对财产权的影响——兼论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调整[A].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C].北京：中

东北地区范文篇5

【关键词】东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朝鲜族；发展

一、中国朝鲜族文化特征

（一）变迁性

早期朝鲜族生产方式以狩猎经济、农业经济为主，这种生产方式反映出朝鲜族对生活环境频繁变迁的适应能力，加之古往今来朝鲜族善于学习、交流的思想观念都使朝鲜族文化中带有变迁性特点延续至今。历经几次入迁的朝鲜族无意识地受到中国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有学者认为是一种社会变迁现象，外国学者帕森斯把社会变迁归为两种因素：“一方面是来自特定体系外部，另一方面是产生于体系内部的张力与紧张关系。”这种变迁也是社会有机整体地发展，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进化的过程。中国朝鲜族的迁入历史也恰恰反映了这种社会变迁因素，为生存需要在一个陌生的自然、社会环境下，难免要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当克服了社会外部环境因素，在体系内部又萌发新的问题。伴随经济发展，朝鲜族消费文化也发生变化，在现代中国朝鲜族年轻一代以语言的优势纷纷出国，引发不愿生子女、人口数降低、少数民族学校减少、农村老龄化等现象，对社会责任大幅度降低，更加注重个人消费满足。社会变迁引发消费文化发生的变迁，并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一系列影响，这种变迁性可以促进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过度的变迁，会导致自身文化的断裂。

（二）融合性

朝鲜族与汉族文化的关系源远流长，自古就有频繁交流活动往来。早在三国、南北朝时期，中国儒家思想、佛教等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又涌现出许多儒学家。朝鲜李朝时期，儒家思想甚至逐渐上升成为国教，深刻影响着朝鲜的政治经济。在现代朝鲜族人行为与思想上，都随处体现着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融合与延续。在音乐发展上也体现着文化的融合性，我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开始流行的古老弹拨乐器古筝（亦称秦筝），在朝鲜新罗时代，秦筝被伽耶国嘉悉王仿照汉筝形制，经过加工改良成为伽倻琴，直到今天伽倻琴也是朝鲜族人深受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朝鲜族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早期朝鲜人在发展自身同时，对中国多种文化的吸收与融合，从始至终没有间断过对其他文化的兼容并蓄，也是朝鲜族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朝鲜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深刻体现出两种文化在思想上的不谋而合，精神与气质的高度统一。

（三）多元性

朝鲜族是一个思想开明、易于接受新事物的民族，朝鲜族的文化也是朝着多样化发展的。在朝鲜族艺术发展上可以看到音乐文化发展的多元性，朝鲜族素有“能歌善舞”著称，音乐文化丰富多彩，是一个既爱唱歌又喜欢舞蹈的民族，其音乐更是有宫廷雅乐、民俗音乐、宗教音乐等多种形式，每一类别中使用的乐器伴奏、演唱方式更有独特的划分。音乐在朝鲜族人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值得颂扬的是作为入迁的民族，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丢失，大部分被保留传承下来，我们能够有幸了解多种多样的音乐文化。朝鲜族人能歌善舞的形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名片，它不仅反映了朝鲜族人文化风貌，又推动着本民族文化地发展，这种相互促进作用的结果，使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开放性发展必然会带动民族经济文化的繁荣。

二、东北地区朝鲜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为推进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展，2018年国家统计局《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并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文化生产活动的特点，将行业分类中相关类别重新组合，2018版延续了前几次的分类标准，在原来基础上进行修订及补充。文化产业在我国不同地区各有不同分类，但主要围绕新闻服务业、出版发行业、广播电视电影服务业、文化艺术服务业、网络文化服务业、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业、其他文化服务业（文化艺术商务服务）、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这九个门类展开，并在基础上加以补充，每一门类里又有多个子分类。如文化艺术服务业里又有文艺创作、表演及演出场所、文化保护和文化设施服务、文化研究与文化社团服务、其他艺术服务等，以下从文化艺术服务业这一门类中，探析东北地区朝鲜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东北地区文化艺术服务业发展中，每年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都有举行相关文化艺术活动，如文艺创作、演出及表演等。中国朝鲜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在我国东北三省地区，通过对部分城市朝鲜族文化节、文化艺术节举办情况，进行网上查阅资料综合对比，对东北地区朝鲜族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情况进行以下梳理（见表1）。

（一）朝鲜族文化产业中的共性发展

东北大多数城市举办朝鲜族文化艺术节多在2000年以后，不论是民俗文化节或文化艺术节，在朝鲜族人口聚集地区都有举办，有的地区只举办一两次，受主客观因素制约，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没有再开展。朝鲜族民俗文化节或文化艺术节，尽管叫法上有着差距，但活动的内容多会有文艺演出、体育竞技、民俗饮食、传统礼仪这几类常见项目，它们也是开展民族文化活动的基础内容，目的都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在参与人数上每一地区按照逐年递增累计的方式计算，大部分达到万人以上，东北地区的各省市朝鲜族文化艺术活动，也远不止以上举例这些，只是文化艺术活动冰山一角。因此也反映出朝鲜族在社会上的活跃程度非常高，是一个热爱参与社会集体活动的少数民族。

（二）朝鲜族文化产业中的个性发展

辽宁省大连市是东北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和最大港口城市，也是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国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就诞生在此，也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龙头。大连对朝鲜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始终走在前列，大连民俗文化艺术节始创于1993年，原名“朝鲜族民俗节”，原是大连市朝鲜族文化艺术馆在“端午节”前后组织的全市朝鲜族群众参加的一项文化活动，到2005年更名为“大连市朝鲜族民俗文化艺术节”，直到今天已经成功举办了25届。在创办时间和举办次数上，相较于其他地区处于前列位置。大连在历届举办文化艺术节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使发展模式更加成熟，每年商家入驻率不断走高趋势，如朝鲜族特色饮食、朝鲜族器乐售卖、民族舞蹈培训课程、朝鲜族服装定制等等，让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相关类型的商家集聚，共同分享民族特色成果，并提高知名度。这些充分说明大连朝鲜族文化节地开展正以企业集群的方式推动民族文化产业地发展。近年来互联网的应用普及上升，民族文化产业也开始运用互联网思维并借助互联网技术，对传统民族文化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改造。如吉林市自2001年至今共举办“朝鲜族民俗文化节”，2020年由于疫情出现，吉林市为继续民族文化的传播，采用网络线上形式，民俗文化节不负众望、如约而至。吉林市朝鲜族民俗文化节对互联网的融合强化了民族文化产业规模与范围经济，是顺应时代环境发展做出的积极调整，同时加强了全球文化市场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发展。伴随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文化产业与网络融合发展是未来趋势，它能够实现产业间多种融合，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相应地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消费方式和观念，这种创新理念带动着经济的增长，更是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值得学习和借鉴地发展模式。

三、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一）重视人才的培养与聘用

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快慢，与民族文化产业人才队伍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针对目前东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人才匮乏的问题，政府应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可以引导校企联合的方式，开发能实际应用于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让学生毕业后做到学以致用，避免出现“毕业面临失业的窘迫”，也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充足和专业的人力资源。对人才招聘的范围应放宽条件，积极引进外省优秀人才，东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较南方地区民族文化产业较慢，尤其近些年云南省民族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还汇集一批人才，他们不仅有创新思维还能够抓住机遇，整合各类资源。东北地区在引进人才政策上，政府应该给予优惠及特殊对待，并简化各项手续，文化企业应加强对人才引进的激励制度以及丰厚的薪资待遇，吸引优秀人才。

（二）打造民族文化品牌

民族文化具有双重性：“一是原始生态上的非商品性、非商标性，它的原始生态是一种公共资源，归属集体所有，是自发的、共享的一种人类生存方式；二是民族文化自身许多方面就是消费行为，存在经济因素，在商品经济的有意驱动下，则可以转化为商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行为，经过运营而成为文化经济品牌。”可以理解为民族文化是一种共有精神文化，其自身蕴含着可以成为商品经济的属性，而这种属性是当文化转化为商品时附加而产生的，本质依然是意识形态。东北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具备一定优势，通过文化品牌来开发旅游业，以旅游促进经济发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地区，民族文化氛围浓厚，而民族文化自古以来就被特定民族、地域人群所崇尚或者信仰，将其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品牌化后，会具有更强的心理定式和民族凝聚力，并获得更多群体的认同，引发人们自觉的文化消费行为，以此带动民族文化产业地发展。

（三）重视文化遗产保护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更是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见证。对物质文化遗产，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更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地保护，有多方面的，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地保护，更要提高重视度。非遗传承人不仅有精湛的技艺，还有执着的民族文化精神，但是很多技艺多为口授相传，缺少文字记载。很多传承人年岁渐长，技艺面临消亡、失传的危险，保护高龄非遗传承人的工作迫在眉睫，应引起高度重视，确保民族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从而促进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四、结语

我国东北地区朝鲜族文化产业地发展，依赖于所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人文思想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影响，但不难发现朝鲜族文化产业发展，在活动主题上他们具有共同点，围绕文艺演出、体育竞技、民俗饮食、非遗展示等活动展开，皆为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带动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体现一致性。由于各地所处环境不同，民族文艺活动的规模、质量、内容等因素，导致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差异性。有些城市能够针对当前社会发展形式，融入网络技术与时代接轨，实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的新模式，不依赖于传统敢于创新，并且具有高度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也有些城市沿袭传统思维，采取稳步保守发展措施。在朝鲜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不能说创新一定就是成功，保守就一定是落后，每个地区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应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去发展。如果现实经济条件欠缺，却想把民族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这种创新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相对弱小的地区，尽管当前处于保守状态，并不代表没有发展潜力。众所周知，云南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可作为典范启示，民族地区多为贫困落后地区，现实条件受限成为发展缺口，在发展上有一定的难度，但反过来看，落后偏远地区的民族资源还没有被完全开发，保持一种原生面貌，这也成为民族文化资源最难能可贵的财富。因此我们日后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上，应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开发与保护并重地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9.

[2]李兴国，金豪男，张熙奀.中国朝鲜族文化及其特色研究[M].吉林：延边人民出版社，2010（6）.

[3]诺，戴维·波普.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孙岿.人类学视野下的朝鲜族消费文化变迁[M].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4）.

[5]中国朝鲜族音乐研究会编.中国朝鲜族音乐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6]陈庆德，郑宇，潘春梅.民族文化产业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7]向勇.文化产业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

[8]贾银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12）.

[9]王海涛.品牌竞争时代：开放市场下政府与企业的品牌运营[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

[10]曹福春.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的儒家思想[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2）：102-105.

东北地区范文篇6

关键词: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

林业生态建设作为绿色经济发展建设中的重要性内容，在其整个工作建设规划中为我国生态建设调节提供了保障，为了能够更好的提升林业生态建设质量，必须要注重对林业生态建设中的对策分析，这样才能保障在建设和实施中，能够为整体的经济发展效益优化奠定基础。本文针对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研究，鉴于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工作实施要求，将相应的建设对策完善，以此满足生态林业建设发展需求。

1优化林业发展生态环境

在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工作实施中，要想提升其整体的发展建设水平，就应该注重对林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建设。通过科学的规划，将林业生态建设中的工作以及产业结构进行相应转变，为林业生态发展建设工作规划提供保障。按照林业生态建设工作控制中的要求，将生态调节以及相应的退耕还林工作落实，这样才能够为整体的产业优化奠定基础。例如，在林业生态发展调节中，将原有的林业种植面积扩大，以此提升林业生态建设发展水平［1］。

2调整林业产业结构

林业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在当前生态林业建设中需要重点完善的一项工作，改变现有的林业发展结构，这样才能保障在相应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为整体的生态建设发展提供保障。例如，在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中，按照其地区林业种植发展需求，选择适合本区域内种植的树种，这样才能保障在相应树种的种植选择中，能够为整个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保障。同时为了提升林业生态发展调节水平，应该将生态旅游发展作为主要性工作去建设，这样才能保障在相应的建设实施中，为整体的生态调节提供保障［2］。

3坚持和谐发展观念

在当前我国林业生态建设工作规划中，为了提升整体的林业生态建设质量，应该注重对生态林业建设中的发展观念转变，只有完善了相应的生态调节，这样才能为整体的生态系统优化奠定基础。要知道森林作为“地球之肺”，其生态系统建设和调节的目的是维持氧气和二氧化碳的生态平衡，以此调整林业生态建设效果。这样才能在相应比例的调节中，优化林业生态种植发展水平，提升林业生态建设效果。

4加大生态林业建设力度

在生态林业建设工作规划中，应该加大生态林业建设力度。要重视起生态林业建设，在资金投入以及保障支撑上，及时为生态林业调整优化提供保障，以此满足生态林业种植调节发展需求。要及时的宣传林业生态发展的意义，然后在工作规划布置中，及时的做出对策。如加大退耕还林生态种植力度，转变传统生态农业发展观念，保障在相应观念的转变中，能够为林业生态系统建设和规划提供保障，实现其整个系统建设的综合性发展［3］。

5重视生态建设技术规划

加大生态林业种植发展建设的同时，应该将生态林业发展建设中的技术应用水平提升，只有保障了相应技术应用水平提升，这样才能满足生态林业建设工作发展需求。例如，在生态林业种植发展建设工作规划中，将生态林业种植发展中的植树技术以及树种养护技术完善，提升树种存活率，这样才能保障在树种存活率提升过程中，为整个生态系统建设和规划提供保障，促进生态林业建设的综合性发展。必须要注重对其工作规划中的林业种植技术应用研究，以此满足生态林业建设需求。

6结语

在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中，要想提升整体的林业生态建设质量，应该及时的将林业生态建设中的对策落实，这样才能保障在相应对策落实中，为林业生态建设发展水平优化提供保障。通过本文的研究和分析，将东北地区林业生态建设对策归纳为以下几点:优化林业发展生态环境;调整林业产业结构;坚持和谐发展观念;加大生态林业建设力度;重视生态建设技术规划。只有完善了以上5点建设对策，才能提升林业生态建设质量。

参考文献

［1］曾中华，李祖志，张玉鹃．试论山区林业生态建设与林业发展的方向［J］．农家科技旬刊，2017，22(7):145－148．

［2］王燕山．试论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生态建设技术思路［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6，32(9):236－238．

东北地区范文篇7

东北地区是我国起步较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重工业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东北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资源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严重制约该地区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

1．资源面临全面枯竭。随着自然资源的采掘资源储量逐渐减少，东北地区的区位优势下降，资源开采工业的生产成本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从整体上看，东北地区资源型产业发展的鼎盛期已经过去，矿产资源产业的整体萎缩已经相当明显。辽宁省的资源产业枯竭和衰退主要体现在煤炭、有色金属矿产上。目前，全省7个矿区除铁法区外，都是萎缩矿区，煤炭产量逐年下降。黑龙江省、吉林省也同样面临着资源产业萎缩的问题。

2．资源利用率低。东北地区虽然资源较为丰富，但以初级产品生产为主，加工利用程度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许多企业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在工业结构中，高能耗产业比重大，低能耗的第三产业明显落后；工业技术和装备落后，个别国有企业还在使用20世纪40年代的耗能设备。2005年，东北三省万元生产总值消耗能源1．65吨标准煤，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2％。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等问题。

3．环境污染严重。东北历来是重工业基地，重化工业所占比重大，资源和能源消耗较高，环境污染较为严重。2005年，东北地区废水排放总量为43.41亿吨，其中经处理达标的工业废水仅为1／3，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15908.78万吨，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极低。

4．农村生态环境退化。由于环境意识淡薄，对环境资源只知索取不知保护，造成东北农村生态环境恶化。近年来，城市的扩建，使许多工厂、企业迁到郊区或农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环境污染。土地占用、土壤退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直接导致耕地锐减，农民收入减少。

二、建设生态经济是振兴东北的现实选择

生态经济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原理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整体上去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发展全面协调的一种经济模式。

1．建设生态经济是实现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期以来，东北地区建立起了以资源为依托的产业格局和生产力布局，但由于对自然资源的超强度开发和低水平利用，使东北地区面临着资源危机、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及企业危困的严峻局面。建设生态经济就是要转变传统发展观念，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理论为指导，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效益的协调发展。与传统经济相比，生态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而生态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和自然生态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从而维系和修复生态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实现资源的减量化、产品的重复使用和再循环使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理论。

2．建设生态经济是推进东北地区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要求用新的思路去调整旧的产业结构，用新的体制激励企业和社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生态经济模式正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佳形式。它依靠科学技术手段，通过制度创新，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的资源能源实施“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调控，减少对资源的依赖和环境的破坏，提高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效率，达到资源能源低消耗、经济高产出、污染低排放，注重在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进行体内循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生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一种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三、推进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财税政策建议

1．调整现行税制，完善生态环境税收体系。建设生态经济，有效开发自然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应杜绝破坏性开采、过度浪费资源行为。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税收政策，以规范市场主体经济行为。首先，应尽快完善资源税。一是扩大征收范围。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列入征收范围，限制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并为恢复生态平衡提供资金；同时，将现行其他各类资源性收费并人资源税，设置不同税目，统一征收管理。二是调整计税依据及税率。将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采取累进制方式，将资源产量划分档次，不同档次使用不同的税率，税率级次应跳跃式增加，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应课以重税，以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其次，应着力调整消费税。一是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一次性木筷、高档建筑装饰材料、高尔夫球具等，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对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也应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二是提高消费税的税率。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三是开征燃油税。取消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适当提高含铅汽油和低标号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再次，应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废弃物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凡在中国境内从事有害环境应税产品的生产和存在应税排污行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均为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环境保护税的税目可以包括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垃圾污染税等；根据

污染物的特点实行差别税率，对环境危害程度大的污染物及其有害成分的税率应高于对环境危害程度小的污染物及其成分的税率。通过强化纳税人的环保行为，引导企业与个人放弃或收敛破坏环境的生产活动和消费行为；同时筹集环保资金，用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对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了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成本“社会化”或“外部化”，环境的真实成本被湮没，环境的价值得不到体现；企业缺乏珍惜环境的内在压力和动力，不会像珍惜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去珍惜环境。因此，应大力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革除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积弊。首先，全面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向环境排污，“侵占”或“消费”的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排污权可以被视为环境使用权或占有权的一种具体形式。所有污染企业必须进行排污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证，并严格按照核定的排放总量和许可证规定的排放条件排放污染物。排污许可证对各个污染源的排放行为(如排放的浓度、速率、数量、时段、烟囱高度等)做出具体规定，进一步将排污权具体化、商品化。从而变得可定价、可交易。其次，建立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环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政府通过招标、拍卖等形式，将排污权卖给企业，使企业生产成本完整地反映环境成本，迫使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积极主动地关心环保，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用这种市场化手段可以极大地调动排污企业的积极性，使其可以选择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式主动减排，同时可使减排的社会总体费用大规模下降。排污权交易是引入市场机制优化环境资源配置，提高环境使用效率的有效措施。企业有偿取得排污权后，必然产生珍惜环境、减少排污权使用即减少排污的内在动力和压力，从而促使企业自觉采用生态经济的生产方式或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减少污染物排放。

3．设立专项基金，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中央财政应设立生态经济发展基金，组成专家委员会，对生态经济有关项目、企业、技术进行评估、审核，采取由专项资金直接拨款，或通过财政贴息、低息或无息贷款的形式，对具有一定预期效益的行业、项目、企业、技术予以资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低能耗产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支持再生资源和新能源开发，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转化率。生态经济产业是一种挑战性的产业，该产业投资大、建设周期相对较长，而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效益较差，资产负债率高，历史包袱沉重，因此，国家应设立专项基金，给予生态经济产业资金支持，以促进该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同时，改变政府预算内投资范围太宽、包揽太多的格局，对促进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的产业予以投资倾斜。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东北地区发展的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建设，综合治理西部盐碱地和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及沿海地区污染，扩大和深化“三北”防护林体系，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风力发电基地，建设东北地区公路水路通道，建立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等。由于上述承建企业经济负担较重，政府通过投资性的支出，既可以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可以调动企业建设生态经济的积极性。此外，增加政府专项补助支出，帮助单一资源型地区和城市解决资源枯竭问题、接续产业的发展问题，下岗职工生活、再就业问题，提高对采煤沉陷区资金补助比例，增加发展替代产业的补助和人员培训投入，给予资源枯竭地区和城市下岗职工安置资金补助，保证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补助和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补助支出。

4．扩大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税收激励机制。为推进生态经济的建设，应使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有利可图，使企业和个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因此，对发展生态经济的企业、项目，应给予各种税收优惠：一是调整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费用全部给予税前扣除；对生产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减免增值税、所得税；对购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设备的企业允许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税金全部抵扣，并在一定额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税收优惠；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实行加速折旧法计提折旧、缩短无形资产摊销期限、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使用废弃再生资源产品的企业予以免征相关税收。二是调整高耗能产品进出口税收政策。在进口税方面，降低低耗能产品进口关税，对相关进口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对导致高能耗的仪器、设备、技术的进口提高进口关税与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制定鼓励低油耗、小排量车辆的税收政策。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对研发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或补贴，对节能生产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政策；对产品生产企业降低所得税税率；对流通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对消费者免收此类商品消费税，降低此类商品燃料税税率；对专门回收此类商品的企业减免所得税。

5．全面推行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由于政府采购数额巨大，实施绿色采购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可以促进绿色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促进绿色消费市场的形成。实施绿色采购能够直接减少政府日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还可以为社会各界树立良好的榜样。首先，应制定专门的《政府绿色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绿色采购的主体、责任，选择政府采购所涉及的优先领域，分行业、分产品制定绿色采购标准和清单，制定公开产品相关环境信息的规范，并公布政府绿色采购的实际执行情况，建立人大和公众等对政府绿色采购的监督机制。其次，财政部门在进行政府采购预算时，应对进入绿色“清单”产品的购买给予一定的“价格补贴”，以此来保证采购人购买绿色产品时有资金来源。对绿色产品生产企业和开展绿色产品开发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对于更新、改造生产设备和工艺手段的资源消耗型企业也应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以补偿生产企业对环境的治理费用和保护稀缺资源，引导、鼓励更多的企业从事绿色生产。

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东北地区生态经济建设的财税政策，可以解决该地区生产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实现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治理，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稀缺的压力，满足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

东北地区范文篇8

1.谈中国民居建筑的现状及意义

当今建筑材料的迅猛发展，传统建筑材料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结构框架材料，都影响到了远离城市的乡村，在新建农宅中，已很少见到传统形式的住房，能见到的只是些“古宅”。这些年，由于建筑业的发展，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也极为密切，城市的建筑发展改变了多年遗留下来的传统建筑风格，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的“方盒子”组合的“新宅”，这样的民居失去了建筑的精神和文化性。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随之也带来了外来文化，在西方国际主义设计运动为主流的形式下，为形式而形式的思想潮流下，给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形式带来了毁灭性破坏，这些虽然符合当今建筑的步伐，但是在文化方面并无创新，相反它抹杀另外传统民居在高度发达的建筑技术的冲击下，已渐渐被遗忘。

住宅类设计模式的存在意义在于使传统的居住模式，能适应新时代的居民生活，它的作用不仅丰富了当前颇为雷同的居民模式。传统居民模式，推陈出新的结果，为住宅设计增加了新品类，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现存民居是我国的丰厚的文化财富，它们的衰危与消失，将是一笔不可估量的损失，住宅的类型设计模式的出现，给民居保护与更新以启迪，给民居在新的时代下开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传统民居模式，常受地域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的限定，而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属性，住宅类设计，易于表达住宅地域特征，而这种类设计模式也最易体现建筑师们追求的人文主义精神。

就传统民居的可持续发展而言，继承地方建筑的传统文脉是住宅设计创新的一条有效的途径，这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持续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民居都是这种发展前景，有的悄然推出历史舞台，有的幸存至今或成为文物，或继承为人们提供一个“勉强”空间。因此，在继承优秀建筑文化传统时候必须了解和研究传统文化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使幸存的“勉强”空间得到根本的改善，使历史的文脉得以继续发展。

2.吉林概况及民居建筑的演变

吉林全境位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中心，东半部山岳起伏，长白山山脉屏障其东，地势甚为高耸。西半部分平原坦荡，是松辽大平原的一部分，松花江北流纵贯其间，构成肥沃富庶的地区。吉林境内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全境居民汉族、满族最多，朝鲜族和蒙古族次之。汉族大部分是清中叶以后由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一带居民来吉林开垦的农民，散居本省各乡镇，构成为本省主要居民。

吉林地方寒冷，除在房屋构造上采取保温构造外，并在室内装设取暖设备，使之发散热量以保持室内一定的温度。当地居民创造了火炕、火墙、火炉、火地以及火盒等等的防寒设备，增加室内的温度抵抗冷空气袭人。

吉林广大地区处于东北中部，在那里很早就有人居住，据考古发掘得知全境存在大量的石器时代文化，她属于北方的细石器文化。吉林顾乡屯何家沟，曾发现人类用火的残迹。当时，吉林地区居住房屋主要都是深穴（竖穴），后来又发展半穴居。以后的各时代由前期的小聚落，渐渐结成大部落，也都以穴居为主要居住方式。

蒙古族建立元王朝后，在居住建筑方面都利用当地材料建筑土屋，构造不坚固，因此今天的实例很少。十七世纪中叶明朝兴起后，吉林是女真人所居住的地区，他们居住情况应该和清初吉林民居一样，不过不如清代完备而已。明代中叶以后，女真的后裔，在东北地方扩大势力，至努尔哈赤于建州建立政权，向四面发展，征服少数部落，领土日广，形成后来的清代封建王朝。吉林地区正是清朝的发源地，三百年来，住宅建筑不断发展，并且由于汉、蒙、朝鲜等民族的杂居，在建筑上互相影响，又增添了许多内容。清时吉林设有将军，为最高统治人物。与京师之间，各有营运。所以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增长经济上之繁荣，所以给吉林的建筑上带来了京师的风格。

3.吉林民居建筑的布局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布局中国传统民居有着明确的流线，完整的格局，明显的主体建筑，简直组合体和渐进的层次的布局特点。明确的流线好似画在人们心间的一副导游画，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到要去的地方。例如北京这样的历史名城，城市分为几个主要区域，如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和西单，每个区又有大街﹑中街﹑小街，街道再通过胡同小巷，胡同中才是住家门户，有明确的流线层次；格局是组织建筑群体构图的关系，中国民居的三合院、四合院形式正是以庭院为公共中心的向内的家庭组合体，建筑的组成有严谨方整的格局，因此一座完整的民居不论规模大小都组成严谨清晰的格局；主体建筑在城市中控制着道路网和其他从属建筑，居民都希望自己居住的街坊有个明显的标志。把一组建筑或一座建筑中的一部分作为主体处理时，就形成了村镇、建筑群或家庭住宅中的核心部分。例如在福建土楼中，正房堂屋的部位有显眼的层层下跌式重檐房顶，主体建筑是非常明确突出的；中国传统民居不仅注重组合体自身的布局变化，更注重街、坊、院落相互之间的划分与联系，成组成区地布置具有社会生活内容的建筑社区组合。这些组合可以表现出组织邻里生活社会化的思想；建筑的安排要其使用的公共性的程度，形成一个有层次的布局，按人们的亲疏关系布置宅院。在住宅中需要这种由公共性逐渐过渡到私人性的渐进的层次布局。如果不考虑渐进的层次，把许多房间混杂地罗列再一起，就不能反映社会与家庭生活中的交往关系。因此在规划布置一幢宅院时要创造一个这样的渐进层次，从入口公共性的部分引进至半公共性的部分，最后达到最私人性质的部分。

吉林民居建筑的布局中国古代民居的类型，由于各地区自然条件的不同，材料的差别，民族习惯的因素，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影响，而产生各类的形状和式样。式样之多，不胜枚举。在广大的住宅房屋中，吉林地区民间居住建筑具有独特风格。因为地区情况复杂，虽然类型变化简单，但是，材料的运用、建筑设计手法，局部处理，却是很丰富的。特别是由于各民族长期居住所积累的经验，具体的处理和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些建筑手法今天仍可适用。吉林满族民居建筑分为居民街坊、城镇大型住宅、乡村居住房屋三种类型。其中以“城镇大型住宅”最具有代表性：住宅的总平面大部分是前后长两端窄的矩形，也可以说是纵长方形，一般的面积在1500平方米左右。宅和宅分隔均用大墙（宅墙）相隔，大墙每面都和房屋建筑有较宽的距离，房屋在园子中间布置松散。厢房布置躲开正房，而不遮挡正房的光线，一但正房间数多，则院子更空旷，因而普遍来看院子较为宽大。它采取这样松散的布置，一是因为东北地区土地广大人烟稀少，建宅时可以多占土地，另外也是因为冬季寒冷，厢房躲开正房可以使正房多接纳阳光，如果厢房挡住正房则室内无光而阴暗寒冷。同时它布局松散还可以起到防火的作用。

根据当地住宅现存的情况来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三合院和四合院两种类型。以三合院为例：如上图所示，三合房是以正房为中心，由两组厢房来组成。两厢房的距离是根据正房的长度为标准，形成中间的院子，称之为前院或内院。在内院，正、厢房之交接处用拐角墙相连，即构成完整的内院了。三合房式住宅布置，因前端无房，开单间屋宇型大门，或者是四脚落地大门，面对宅的正房。四周用大墙（宅墙）围绕。这类布局的优点是：院子的前方开敞，采纳阳光，院子内部又可以通风，而使院子成为主要的活动中心。例如上图，内院的三合房各做五间、称为五正五厢，构成完整的内院。外院两厢惧为三间，作佣人居住，院子成横方形。

吉林地区的汉族居民绝大部分是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省，多半从事工商业或农业生产，分散居住在城镇和乡村。同当地的满族人民杂居在一起，修建了许多与满族民居相似的住宅建筑。在很大部分有与满族住宅相似的地方，所以在本文就不再多加以研究。

朝鲜族是吉林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也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成员之一，在吉林省居住的约有七十于万人。朝鲜族盖房子曾受到汉族影响，首先看房场，看方向是否符合风水之说，后来一部分人反对迷信不相信风水，就开始任意布置了。每户人口一般在3至6口，平均每家人口约在5人左右，房屋的建筑面积根据人口数目作为依据，以一幢房屋为一户。在城镇住宅有间有简单院墙，而农村则全部不设门墙也没有院子，也不设厢房，为单幢独立式房，这是朝鲜族住宅的特点之一。他们的生活方式，不以院子为活动中心，而是以房屋内部为中心。因此对于朝鲜族的布置就着重对其房屋内部平面布置进行浅入探讨：居室是住人的房间，昼间用做居室，夜间则作为寝室。朝鲜族房屋居人房间的面积大，间数多，一房之内除掉厨房，牛房，草房，壁厨等房间外，全部为居住的房间。这些房间多半偏在左端。居室房屋有大间9—13平方米，也有小间4—7平方米，大小不等。各室用拉门相隔，前后门和拉门较多，出入甚方便，这样的设计富于变化，比较灵活。例如需要大房间时，室内就不必做间隔墙，需要小房间时，可以用轻体间壁墙分开。草房是朝鲜房屋内的一个房间，它往往是和厨房相连接，尺寸和房屋单间相等，实质上就是一间空屋当作储藏室使用；草房这一间屋的设置很有必要，在住宅中有实用的意义。例如汉族一般人家总有些杂物无处可放，都有仓房一间，用这个房间来安放。朝鲜族住宅在设计时，也考虑到了这样的房间。

但朝鲜族的房屋内部布置在有些地方也有不足之处。例如牛棚的布置多半设在草房的旁侧，如无草房则将牛棚设在厨房的近旁，或者是将牛棚设在草房的前端成为拐角形的房屋。牛槽设置在草房和牛棚之交，这样布置牛棚和居住房屋连接一起不甚合理。这些也正是朝鲜族居民在其室内设计的布置当中需要改变的问题。

在吉林地区居住的蒙古族历史悠久，他们向以游牧生活为主，经过长年的游牧而逐步走上定居。又因人口稀少，地域广大，散居较多，集居的村镇比较少，一村有几户至数十户人家。在蒙古游牧的地方没有房屋，他们都居住蒙古包，后来逐渐学习汉族，建设固定房屋。

蒙古族居住建筑分为旗王住宅、民间居住房屋两种，现以旗王住宅为例：旗王住宅的总平面布置采用汉族房屋的式样，根据地方习惯沿用农村地主大院的传统布局方式，在房屋构造上则吸取北京王府等四合院建筑式样。如右图所示，房屋在院子内布置松散，院子广大，房屋由各花墙接连组织在一起。院内以正房五间、厢房各六间、门房三间组成，并以垂花门和墙分隔成为前院和后院（内院）。前院较小，没有什么特殊的布置，后院做为住宅内的重心，四周做走廊和房屋前廊相接，包围成完整方形的院心。在大门以内二门以外栽植树木和花草，使得进入院中的人对宅院有深广的感觉。

4.总结

从吉林民居建筑布局的研究中可以窥见吉林民居建筑的民俗文化特色。吉林民居建筑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结合，但仍以汉文化为主体，是汉文化为主吸收了多民族文化的成分。大家知道湖光山色与层楼叠院和谐共处，自然景观与人文内涵交相辉映，是宏村区别于其他民居建筑布局的特色，成为当今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一大奇迹。而吉林民居却发展了自己的建筑布局特点，其最具自己特色的代表是满族的“城镇大型住宅”；族建筑平面布置是前后长两端窄的矩形；蒙古族则采用农村地主大院的传统方式，其境内众多的建筑布局的形成和发展与吉林当时的人文、经济状况是相契合的。

吉林民居作为中国古代东北地区最具特色与影响的建筑，尤其是民居的平面布局形式为吉林古城传统民居的保护和继承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现代建筑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东北地区范文篇9

论文摘要介绍了辽宁省主要多熟种植模式，指出了这些种植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对策。

辽宁省位于东北地区南部，全年≥10℃活动积温2700～3700℃，无霜期125～210d，年降水量350～1200mm，是典型的一季作物有余、两季不足区。近些年来，由于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缩减，人均耕地从1949年的2300m2下降到目前的1000m2，土地的承载力严重低于人口需求。充分利用农业气象资源，发展多熟种植，提高复种指数，合理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对实现农业增产增收，确保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主要多熟种植模式

在长期实践中，辽宁省逐渐形成了多种间、套、复种模式。主要有粮粮间套复种、粮菜复种、粮经饲复种、菜菜复种、两鲜复种、林草间作等，这些多熟种植模式有的侧重于高产高效，有的侧重于用地养地结合，有的侧重于粮经饲平衡发展，各有特色。

1.1玉米套种马铃薯

玉米、马铃薯种植形式为100cm∶100cm。马铃薯于4月上旬栽植，2行玉米播在马铃薯畦间的100cm上，于5月上旬播种，株距18cm，与马铃薯穴错开，密度5.5万株/hm2。马铃薯产量15～20t/hm2，玉米产量约12t/hm2。

1.2玉米间套种小麦或紫花苜蓿

玉米和小麦的畦带比为120cm∶80cm，玉米应选择紧凑型品种如掖单13、锦玉2号等，小麦品种可选择高产优质的辽春10号。玉米密度一般为4.95万株/hm2，小麦保苗600万株/hm2。玉米产量可达到7879.5kg/hm2，小麦产量可达到3439.5kg/hm2。玉米和紫花苜蓿的种植比例为3∶3，玉米的行距为50cm，密度一般为4.20～4.95万株/hm2，紫花苜蓿的行距为25cm。玉米产量可达到8503.5kg/hm2，紫花苜蓿的鲜草产量可达33.67t/hm2。

1.3小麦复种大豆、向日葵、红小豆、谷子

葫芦岛市无霜期160d左右，近年来该地区利用麦茬复种大豆、红小豆、向日葵、谷子和各种蔬菜等搭配组合，取得较好效益。春麦选择辽春17，3月20日播种，7月7日收获，产量为3750kg/hm2。后茬大豆7月8日播种，10月8日收获，产量为2550kg/hm2。后茬向日葵品种选用辽嗑杂1号，7月9日播种，10月11日收获，产量为2340kg/hm2。后茬红小豆品种选用辽红小豆，7月8日播种，10月10日收获，产量为2482.5kg/hm2。后茬谷子7月10日播种，10月15日收获，产籽实5250kg/hm2，产草3150kg/hm2。

1.4鲜大豆复种鲜玉米

该技术主要在大中城市近郊地区较多。大豆选择早熟、荚多、绿荚、高产的优良品种，于4月5日前播种，保苗15～20万株/hm2，6月5日前后采收，可产鲜大豆15t/hm2。鲜大豆收后及时将豆秧切断翻耕，抢播下茬玉米，玉米播种密度为4.50～5.25万株/hm2，9月上中旬采收鲜玉米，青玉米秸秆可做优质饲料。

1.5大豆套大蒜

该形式主要以铁岭、新民市和台安县为主。大蒜于3月10～15日栽植，垄距为60cm，株距5.0～5.5cm，于7月中旬收获，平均产量为11.35t/hm2。大豆于5月20日在蒜沟里种植，于9月末收，大豆平均产量2531kg/hm2。

1.6秋菠菜、春番茄、秋黄瓜一地三收

秋菠菜一般选择日本大叶、菠杂10号等抗寒性好、产量高、秋播越冬安全等品种，播期一般在10月上中旬播种。越冬的菠菜翌年3月中旬返青，4月上旬前收获，一般产量为60～75t/hm2。番茄一般于2月末至3月初在温室内育苗，终霜过后5月5日前后定植，6月中旬左右成熟收获，一般产量可达75～90t/hm2。番茄拉秧前1个月左右开始育黄瓜苗，7月15日左右定植，定植1个月开始采收，直到初霜期生产结束为止。

1.7瓜葵间套复种大豆

种植带宽200cm，其中西瓜垄67cm，供瓜藤生长的平畦宽133cm。西瓜5月初催芽播种，保苗7500株/hm2，7月上旬成熟上市。向日葵于6月下旬播种在西瓜株间，每穴1株，10月成熟，7月上中旬西瓜收获后播种夏大豆，播种量225kg/hm2，10月上旬收获。

1.8鲜玉米复种青贮玉米

鲜食玉米于4月15日覆膜播种，密度为5.336万株/hm2，7月15日收获。鲜食玉米收获后尽早播种青贮玉米，选择郑单958等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为宜，密度以7.5万株/hm2为宜，初霜来临前收获，可产玉米鲜秸秆70.9t/hm2。

1.9南果梨或大扁杏与花生间作

南果梨或大扁杏的林下空隙地种植花生，花生密度为11.25～12.75万穴/hm2。试验表明，在保证南果梨和大扁杏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可收获花生3100.5～3499.5kg/hm2。

1.10速生杨与大豆或紫花苜蓿间作

速生杨采用条带种植，行株距为4.0m×1.5m，在条带中间种大豆和紫花苜蓿，该模式可以有效地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效益。试验表明，间作的大豆产量为3229.5kg/hm2，紫花苜蓿鲜草产量为44.05t/hm2。

1.11葡萄与聚合草/白三叶间作

葡萄架间隙之间种植耐阴作物聚合草或白三叶，既能收获一定量的青饲料，同时聚合草或白三叶还能起到涵养水分、防止土壤板结的作用。聚合草垄作，行距60cm，穴距30～40cm，栽4.5万穴/hm2左右。每年收3～4茬，鲜草产量为75t/hm2。白三叶散播，用种30～45kg/hm2，鲜草产量为15t/hm2。

2存在的问题

2.1一些多熟种植模式资源消耗大，技术复杂，推广规模小

传统的多熟制主要是一种劳动集约型农作制度，一些复种模式作业工序繁琐，消耗劳力过多，技术比较复杂。这样的多熟模式仅局限于个别地区或个别农户使用，其发展前景有限。亟需研究开发省工省力型多熟种植模式，在不降低或少降低产量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栽培管理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是未来多熟种植制度的发展方向。

2.2下茬气候资源紧张，复种能否成功没有保障

正常年份一个地区的农业三线温度和霜降等气象因素是稳定的，但年际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一旦气候异常，如霜降提前或秋季低温等，复播以籽粒为收获目标的作物就有可能不能正常成熟，甚至颗粒无收。

2.3复播作物市场需求波动大

由于长期以来一些区域复种作物种类单一，复种面积加大后，秋季上市时供大于求，没有市场。特别是像大白菜等蔬菜不易贮存，一旦卖不出去，很难有效益。辽宁前几年就曾发生过秋白菜冬天冻在地里白给没人要的惨剧。2.4复种效益低

一些地区习惯复种荞麦、糜子之类的小杂粮，这些小杂粮虽然生育期短，栽培技术简单，市场需求也不错，但复播产量较低，一般产量不到1500kg/hm2，农民种植的这些作物最好的收入也只有约1500元/hm2，有的去掉成本后根本就不挣钱，这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

2.5复种模式单一

传统的多熟种植以提高粮食产量为中心，只考虑收获果实，而没有和畜牧业结合起来。随着畜牧业的发展，饲草短缺已经成为农区发展养殖的瓶颈问题。畜牧业发达的地区应该把复播饲料作物放在重要位置上来，从单粮食型向粮经饲菜综合型发展，这也是现代多熟制发展的一种趋势。

2.6没有建立完整的多熟制技术体系

多数试验研究要么注重简单的栽培技术，要么只比较不同复种模式的效益，缺少作物和品种搭配、农业资源综合利用评价、复种作物产品加工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所以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多熟制技术体系，致使一些好的多熟种植技术因某一环节的纰漏得不到大面积推广应用。比如，复播青贮玉米产量高、营养丰富、栽培管理容易、机械化程度高，是农区畜牧业的优质饲料，市场需求非常大，新疆、内蒙一些地区的推广实践证明效果非常好，但目前它在复播作物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这固然有前些年养殖业不发达、市场需求小的原因，但目前制约复播青贮玉米发展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技术积累不足。

3发展对策

3.1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复种模式

每种多熟种植模式都有各自的特点，麦后复种大葱、芸豆等蔬菜经济效益高，但栽培技术性较强，除要求一定的光热资源外，还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条件，且年际间市场需求波动较大；复种大豆、油用型向日葵、粒用玉米等以籽粒为收获目的的作物，往往因为生长季热量不足而不能正常成熟，加之秋季低温、早霜等气象灾害天气时有发生，生产风险很大。复种以营养体为收获对象的青贮玉米、草高粱等饲料作物，其产量高，收获时间弹性大，营养生长期间对低温、干旱等逆境的抗性强，因而对气候变化有较强的适应性。复播饲料作物既有利于解决当前轮牧、禁牧形势下饲草短缺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现实难题，又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是种植业结构调整中的一种有益尝试，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林下间作花生等矮杆经济作物或紫花苜蓿、三叶草等优质牧草，在不影响林果树生长的情况下，获得额外收入，兼具经济和生态效益。一种复种模式能否在生产中大面积应用，是由综合因素决定的，它包括热量条件、水分条件、社会对其农产品的需求及经济效益等，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以及每种多熟种植模式特点，合理选择适合本区的种植模式。

3.2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深化辽宁多熟种植，完善多熟制技术体系

辽宁地区多熟种植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光热资源不足。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抢种抢收，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比如选用早熟品种；利用高分子材料进行种子包衣，提高抗病性，提早出苗；采用机械地膜覆盖技术；提高机械化程度，尽可能实施全程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以及其他以促早熟为核心的多熟栽培技术体系。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保证多熟种植的顺利进行。

3.3加大新型多熟种植制度研究力度

在资源与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高产、优质、高效逐渐成为现代新型多熟种植制度的主要目标。省工省力，粮经饲多元结合，高收益型和高产型，即多元化、高效化及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材料、农艺与农机结合注意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是当今种植制度的发展方向。因此，要加大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多熟种植制度研究力度，从而使多熟种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4参考文献

[1]陈阜，梁志杰.多熟制的发展前景[J].世界农业，1997（6）：18-20.

[2]闫春风，吴禹，安颖蔚.辽宁立体农业生产模式研究[J].杂粮作物，2002，22（4）：229-232.

[3]李秀华，曾艳君.辽宁省主要复种模式及栽培技术[J].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24-27.

[4]金亚菊，张华星.辽西葫芦岛市两茬复种栽培摸式初探[J].中国农技推广，2006（9）：24.

东北地区范文篇10

大学生创业是21世纪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是依赖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的重要体现。大学生创业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随之而来巨大的就业压力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推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除此客观原因外，大学生受国家相关政策以及创业竞赛推动的激励，主观上形成通过创业实现自身价值，开拓属于自己事业的先进意识。另外，马云、马化腾等新一代创业达人也在大学生创业大潮中形成重要的榜样效应。不断涌现的一批批成功创业的大学生推动了我国发展缓慢的大学生创业之路，而东北地区的创业环境和氛围一直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张峥（2011）通过研究证明我国东北地区创业环境对创业的绩效产生直接的影响。目前东北地区的企业仍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依然是“国有企业基地”（王亚平，张琪，2002），正是此因素造成东北地区仍处于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中小企业发展水平较低的局面。中小企业的活跃程度与地区大学生的创业是息息相关的，这也是东北大学生缺乏良好的创业范围的重要原因。大学生创业对于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如何弥补东北地区大学生与我国发达地区大学生创业的差距对于东北地区的发展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利用管理学中经典的SWOT分析法对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阐述。SWOT分析法是美国哈佛大学安德鲁斯教授于1971年在他的《公司战略概念》一书中提出，将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分为内外两部分。其中内部环境主要指企业自身的相对优势（Strengths）与劣势（Weaknesses），而外部环境主要指企业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此方法经过不断地发展，现已适用公司、群体、个人等许多领域的分析，具有相当广泛的应用。接下来将对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这四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二、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SWOT分析

（一）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优势

首先，东北地区更有利于大学生创业项目的推广和运作。东北拥有的大学数量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并且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全国最高，共有4000多万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55%，总人口中科教人员比例最高，人均受教育程度全国最高；同时东北地区还拥有国内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刘毅，2009）这几种人力资源优势是东北百年留下来的一大地区优势。较高的教育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模式，使得创业公司更容易拥有市场，因此是大学生创业的良好先决条件和契机。其次，随着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深入，东三省经济步入快车道，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国家相应倾斜的经济政策，针对大学生创业的良好激励措施在不断出台，例如哈尔滨市大学生创业的免费培训，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创业中心等，这无疑会给东北地区大学生的创业带来强大的推动力。再者，东北地区拥有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北国风光，这有助于大学生开展一些与此相关的创业项目，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增强大学生的创业热情。

（二）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劣势

东北地区创业教育落后，缺乏良好的创业氛围。东北地区大部分民办高校的创业教育比较落后，有的学校仅刚开设创业相关课程，有的甚至与创业教育零接触，严重缺乏创业实践机会。由于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南方相对缓慢，并且浓厚的国有经济氛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一大批重点项目安排在东北地区进行建设，政策上的“照顾”形成了东北地区发展对计划体制的依赖惯性，改革开放后国家在发展沿海的同时也扶持东北，但远远缺乏动力。这些原因使得东北三省的创业指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没有浓厚的创业氛围，没有良好的创业外部环境，因而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便相对较弱，这是一直以来东北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缓慢、创业步伐落后的重要原因。东北地区大学生缺乏良好的创业意识，大多数东北地区的大学生的思想都停留在“找饭碗”而不是“造饭碗”的阶段，创业意识较为薄弱。

（三）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机会

首先，越来越多的促进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也在不断的出台。东北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这对东北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契机。能否抓住每一项有利的政策，认真识别每一个机会对于东北地区大学生的成功创业是至关重要的。其次，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都拥有许多杰出的创业型MBA学员，从他们身上感受创业精神，学习创业知识甚至比学校开设的相关课程更加具有实际意义。因此充分利用好这项资源将是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重要推力。再者，东北地区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我国终将完成的一个任务，这其中蕴藏着大学生创业的无限契机。

（四）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阻碍

首先，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缺乏一定成功的借鉴。温州大学生创业氛围高涨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了一个个成功的案例，他们的亲朋好友中很多人通过创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东北地区在这方面就要薄弱很多，大学生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的学长们被哪个更好的公司录用。缺乏良好的榜样作用对于大学生创业的激励。其次，东北地区相对南方较为闭塞，无论是家庭还是外部环境。温州福建等南方沿海城市大部分家庭都拥有海外亲人，并且大部分家庭也都拥有创业的经历和想法，能够为学生创业提供先进的理念和资金的帮助。东北地区在此方面则匮乏的多，很少有家庭能够给大学生带来创业上的指点、帮助和鼓励，甚至有的家庭反对大学生进行具有风险的创业行为，这严重阻碍了东北地区的大学生进行创业。

三、促进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对策

（一）变东北地区创业环境弱势为契机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知，东北地区较弱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利于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的，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东北地区存在着许多创业的机会和市场空白点，大学生们如果能够善于发现这些机会，很好的利用这些商机，这将成为重要的优势。好的创业项目是创业成功重要的先决条件。在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老师应该有意多多引导学生进行创业机会的挖掘，使同学们能够以发现的眼光去生活和学习，这样才有机会发掘更多适合大学生创业的机会。

（二）东北地区政府应加大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力度，使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东北地区有不少的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但是这对于原本创业环境较为薄弱的东北地区来说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政府在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创业给东北地区经济带来的推动作用后，应从最重要的税收和资金支持两方面进行。2010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毕业大学生从事个体经营的在三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一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和个人所得税。东三省在此基础上都有进一步的优惠，但这些支持和优惠对于创业意识薄弱的东北大学生来说并不是很充分，因此，东北地区应该加大优惠的力度，提供比其他省市更多的税收优惠、提供更多的贷款上的资金支持来吸引大学生创业。除此之外，在应用优惠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存在着程序复杂、流程繁琐等现象，在今年全国的大学生优惠政策中有提出简化程序和流程的意向，希望东北地区的政府能够率先将此实施到位，给大学生一个积极的讯号，更好的鼓励东北地区的大学生迈出创业的重要一步。

（三）加强东北地区高校的创业“实践”教育

东北地区大部分高校的创业教育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多还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这对于促进大学生创业来说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因此学校在创业教育方面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建立学用结合的校外实习基地。也可采取多提供学生参观一些周围成功的创业型公司的机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创业的真实性，从而在实践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道路。另外，各种创业大赛中应用性强的项目和成果应通过改进、提高、推广最终走向实践化、产业化，这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创业能力，逐渐摆脱只停留在纸面上和创业理论化的困境。

（四）强化东北地区大学生的创业意识

提高东北地区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热情可以从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着手。社会方面应多多加强宣传，选取大学生接触较多的媒体等公共平台，宣传大学生创业的优点和好处，也可找一些成功的创业案例进行现身说法式的宣传，如若能将大学生创业宣传充盈整个东三省，形成浓厚的氛围，则一定会对大学生创业有很强的触动。学校方面应充分利用老师对学生的影响。虽然大学生的价值观较为成熟，但是大学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老师如若在创业教育方面不断的教导、激励，势必会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提升创业的兴趣。学校还应该加强各种创业竞赛的举办和推广力度，扩大其在学生中的影响，形成浓厚的创业氛围，也同样会增强学生的创业意识。家庭方面应该首先通过社会的宣传教育让父母等对学生有影响的亲友对创业产生兴趣，逐渐达到从排斥到鼓励大学生创业的理想状态。当然这不是一个短期内就可以完成的目标，需要整个东北地区政府和高校的持续努力和诱导。

（五）完善东北地区大学生创业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