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学范文10篇

电影文学范文篇1

在电影制作的初期，著名的电影理论学家张俊祥先生就曾经在自己的学术论文当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电影制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从剧本到电影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剧本的制作过程当中首先要明确的第一点就是要确定影片所反映的思想内涵以及灵魂。一部成功的电影必须有旗帜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整部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通过故事情节的描述能够给影片塑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格，体现电影的灵魂。也有人曾经说过，电影实际上就是动态的文学，也就是说通过电影制作与拍摄的方式可以让文学更加生动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在中国电影的成长史上，主要有两个比较重大的时期电影素材的选取都来自文学作品的改编。这两个时期电影改编的特点在于其忠实原作的创作精髓，最大限度地展现出文学作品当中的革命性思想热潮。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夏衍曾经明确指出，通过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如果想要取得突破性的成功，就应该要建立在对文学作品本身拥有一个明确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设想观众从来没有看过这部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剧本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定位在一个大众化通俗化的叙事层面，与此同时我们着力对原著进行的模仿，起到一定的传递原著的作用。尽管改编的幅度并不大，但是要不断地在电影当中体现作品中的阶级矛盾以及用于革命的思想热潮。许多电影作品的题材过于局限，究其原因在于所处的年代的红色革命思想，对革命文学作品所改编的电影在很大程度上面对时代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给人们无论是思想上或者是行动上都拥有了明确的指引和推动作用，弘扬社会主义赞歌的同时也让人们的心目当中充满着对幸福美好的向往。比如说在进行改编著名的文学作品《祝福》的过程当中，夏衍就在自己的剧本当中巧妙的融入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环境以及时代的特征等元素，通过对这些背景的烘托体现了祥林嫂捐门槛的情节，从而让整部电影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光明的，具有革命性的未来。又比如说在电影《小二黑结婚》中将主人公金旺和小二黑的个人矛盾通过文学处理变成了敌我阶级的深化矛盾，并且在影片当中引进了一个叫做二叔的角色，将他作为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最终导致了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修改的同时进行重新编辑

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在这个时期许多题材的禁区都已经在慢慢的瓦解了，与此同时作家们由于拥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国外文学作品的涌入，许多剧本的广度和深度都已经到了一个质的飞跃。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进一步解释人物的命运，并且塑造出主人公的灵魂。题材的选取也已经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从那一刻起也预示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倾向于人文色彩的转化。这个时期的电影人物依然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留下了深深地印象，喜儿、刘胡兰、潘冬子等都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走过自己的青春岁月。但是从这些经典的人物形象上我们却不难发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载体，这是一种拥有浓厚社会气息的文学成分，拥有强烈的社会学成分色彩。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这个时代的电影作品更像是一种人们对于政治思想的传声筒，通过这个载体来实现互换主题的作用。在将近17年的改编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人物更多的是运用平面化的手法进行演绎，缺少了灵魂的同时也显得不够丰满。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改编的整体风格逐渐的打破了这种思想的筋骨，渐渐地转向人文化的防线，无论是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还是反映人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题材无不例外地通过进行深层次的文化批判以及人性的思考来进行深入的演绎，这是区别于过去的红色经典的电影塑造形象。这一电影史上的改革深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与爱戴，并且对世界电影史的成长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这个时期的电影而言，人们在制作的过程中更加倾向于对电影语言的探索，并且希望运用独一无二的影响符号来重新唤醒第七艺术时代，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不在仅仅局限在表象上，更重要的是人们希望摆脱文学对电影的束缚，抓住文学作品灵魂的同时融入电影思想进行改编。尽管这个时代的电影制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束缚，然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我们却不难发现文学作品依然是电影剧本制作的主要源泉。处于这个时期的电影剧本改编，不再是传统形式上的模仿，更重要的是编剧下需要在文学的环境氛围当中提炼出作品的精髓，感受到作品当中的人性关怀以及文化思想境界上的精髓。从创作手法的角度上来看，大多都以现实主义的回归色彩以及深化形式为主体，在思想内涵上更加倾向于人文主义色彩思想的表达。电影的改编已经真正的跨入了“改并且编”的时代，人们形象地将其称为文学与电影共同发展的时代，因此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电影作品，既包括了反应战争生活的《高山下的花环》，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牧马人》，还有对文化伦理进行剖析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优秀作品。

三、当代:跳出文学，独立地进行编剧与构思

当今时代的背景下中国电影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艺术片，改编强调的是导演的个人体验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讲艺术类型的作品分成以下两种类别。首先是第五代电影人在20世纪末所展开的转型创作方式，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样的电影制作形式是有效地融合了商业与艺术的共同发展，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商业艺术片，其次主要是以第六代导演为核心的独立创作模式，这些电影作品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面是源自个人体验的荧屏再现，从创作角度上来看更加倾向于纯粹的艺术文艺片。1998年陈凯歌导演成功地将著名的小说故事《荆轲刺秦王》改编成为电影，运用电影的描绘手法以及艺术形式重新的对历史以及命运作出了一个新的思考和定位，这也是80年代电影改编发展的一种趋势。然而由于当时正处于特殊的年代，社会背景的差异性最终导致了该片票房惨败的悲剧现象。与此同时张艺谋导演凭借着自己改编的电影《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等获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这些电影的制作都紧紧地围绕着时代的背景，结合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形态，并在影片的制作当中融入了时代的新元素，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在主流电影占据着大众视野的同时，仍然有一批具有新兴思想的年轻人，他们凭借着自己独特的视觉审美意识创造了大批的优秀作品，他们自诩是长期处于文化边缘状态的人。我们称之为第六代和新生代的导演人群。这些电影素材色彩鲜明，他们将目光聚焦在了日常生活当中的普通人身上，详细地描绘了他们所处的环境，运用个性化的艺术语言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零距离体验。在剧本的创作上面，这些导演更加倾向于结合自己身边的人物素材以及亲身经历进行创作，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修改少之又少。根据相关数据的统计发现，从1990年至今，剧本进行独立制作的高达110部之多，而其中真正从文学作品的角度进行大幅度修改的总数不超过二十部。如果将第五代导演制作的称作留着别人血液的作品，那么第六代以及新生代导演则是凭借着自身的勇气以及自信，向时代传递着自己心中最真实的声音。在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当中，最受欢迎的当属姜文和张元的作品。比如说由姜文执导改编并且参与制作的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张元的《东宫西宫》等都是广受好评的作品。

(二)商业片，改变强调的是市场的娱乐特征通常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商业片分成不同的类型，首先是以冯小刚导演为代表的贺岁电影，比如说《甲方乙方》《手机》《天下无贼》等;其次是以武侠大片为主的戏说类型作品，比如说《卧虎藏龙》《英雄》《无极》等;最后是以刘镇伟导演为带代表的经典解构大片，其中最成功的当属《霸王别姬》，以及脍炙人口的《大话西游》等。冯小刚导演的电影题材很多都来自对著名作家王朔的小说。众所周知，在电影圈内王朔的作品经常被不同的导演进行改编，近十几年来总共有将近二十部的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然而为什么导演们都钟爱于王朔小说的改编呢。本文结合个人多年实践经验以及研读新的发现，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是由于王朔的小说当中大多体现并且传达给大众的是一种精英文化所带来的疏离态度。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是王朔的作品当中语言幽默风趣，在嬉戏调侃当中暗含着许多时代的元素，以及反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这一风格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张元认为这是一种对知识分子所表达的精英文化的尊重，试图通过这样方式的表达来彰显电影的个性所在。而冯小刚导演所制作的电影当中则将重点放在了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通过电影作为一种启蒙的方式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嘲讽。运用调侃式的风格车公共的开创了中国电影的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以及描述表达方式。在冯氏电影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系列诙谐风趣并且具有深刻哲理和内涵的台词，这些台词也是整部电影的点睛之笔，成功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冯氏电影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起电影场面的恢宏壮丽，也不是曲折离奇的故事剧情，更重要的是他可以让观众感受到细节所带给人们的乐趣，通过幽默精美的台词我们可以更真实贴切地感受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冯小刚的大多数电影作品都源自对王朔小说的修改，作为一名小说家他成功地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再普通不过的语言进行了加工，看似漫不经心的描述实际上却能够一语中的，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这种观察制作方法极大地体现了时代元素，形象具体地从视野和观察角度体现出了个性时尚元素，可以说冯小刚导演的贺岁片的成功正是源自巧妙地融合了市场策略以及大众文化。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以及文学改编，成功地创造了超高票房的记录，从《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到《夜宴》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影片。

电影文学范文篇2

关键词:《宠儿》;电影改编;文化霸权;黑人文化

1.引言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作品《宠儿》(Beloved)享誉世界。其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奴隶制下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非人待遇以及白人主流文化对美国黑人造成的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在思想和美学上都达到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巅峰。[1]178-2011998年10月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宠儿》由美国滚石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电影由著名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Demme)担任导演、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OprahWinfrey)担任制片人兼主演。然而，其票房远远低于其制作成本，因此这部电影是名符其实的惨败之作。究其原因，好莱坞资深影评人哈登•怀特(HaydenWhite)曾敏锐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欧美白人主流文化封锁下的电影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确保白人的价值观得以维护和推广。为了捍卫白人文化在好莱坞的绝对领导地位，文化霸权排斥黑人文化在好莱坞的展现，并会全力抹杀这种非主流文化。”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其批判的文化霸权思想不容忽视。本文将从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两个维度揭示白人文化霸权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冲击与抹杀，进而指出《宠儿》电影的改编尽管在商业价值上不甚如意，却对小说进一步的广泛传播与价值提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2.黑人传统文化的创伤

在《宠儿》中，莫里森向我们刻画了不同的黑人形象。无论是逆来顺受的贝比，还是辛苦劳动为母亲赎出自由的黑尔，或者是逃脱奴隶主魔爪的塞丝，黑人似乎从一出生就受苦受难。究其原因，就是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个体以及黑人群众造成的创伤。《宠儿》这部小说运用多种叙事方法，比如同一个时间会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回忆相互交织，进而揭示出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地摧残黑人文化，给黑人的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首先，白人采用完全暴力的手段强行控制黑人的身体，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在“甜蜜之家”的生活中，学校老师会抱怨保罗兄弟们，黑尔以及赛克索吃的太多，干的太少，尽管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黑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学校老师把黑人奴隶当成动物，将塞丝当成研究对象，研究她的动物属性，甚至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他在一旁做着记录并且当塞丝告知加纳太太他们的罪行时，学校老师竟然命人用皮鞭抽打塞丝。[2]33不难想象任何一个在“甜蜜之家”的黑人都会遭受残酷非人的待遇，这些都与他老师这个称呼严重不符。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美国社会里，即使是接受过教育的阶层都认为黑人奴隶与动物无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的废奴过程异常崎岖艰难。然后，白人剥夺黑人受教育的权利并向他们灌输白人文化。即使“善良的奴隶主”加纳夫妇会在农事劳动中给予黑人一些权力比如会教黑尔算数等基本知识，但这些只是为了让黑人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加纳先生的黑人奴隶虽然被他称为男子汉，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塞丝甚至不会看时间，保罗根本不认识字，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影片中最能体现这点的场景是在学校老师来抓捕塞丝时，其他黑人的表现。事实上，造成塞丝弑女的原因不仅是奴隶制度，还包括黑人群体的思想意识被白人文化腐蚀的结果。以塞丝的婆婆贝比的影响力，她们的黑人邻居是可以觉察学校老师的抓捕行动的，但是没有人去通知塞丝。当学校老师找到塞丝时，白人只有四个人，而黑人在人数数量上远远占上风。但是，没有一个黑人主动帮助塞丝，甚至是塞丝的婆婆贝比也只是面露悲伤，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也乖乖地把劈柴的斧头交给了白人。总之，影片中呈现给我们的是：在场地所有人都任凭四个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塞丝和她的几个年幼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迫使塞丝采取极端的弑女手段发出自己对白人奴隶主压迫的反抗。就像她对保罗说的那样，“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宝贝儿带到了安全的地方。”[3]195塞丝庆幸，她的孩子没有一个是走她与丈夫黑尔的老路：成为奴隶。但是却是以牺牲了女儿宠儿的生命，两个儿子的离家出走以及丹芙的性格缺陷甚至是塞丝母女十八年孤立无援的生活作为代价的。假如，当时的黑人邻居们肯伸出援手，塞丝弑女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在当时白人的文化霸权统治下很难发生。因为，“在大多数的西方人看来，除了白人，所有的人种都是下等人或亚人类（subhuman)。这些亚人类或野蛮人（savages)很快就会变成下等人，并等同于‘邪恶的’他者（‘evil’Others)……‘他者’（‘theOthers’）在这里指的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即被看作与‘我’不同，又被看成比‘我’次等的人。”[4]250-251白人将这种种族等级的思想强加给黑人，因此，没有人敢反抗白人对黑人所做的一切，因此，相比较塞丝弑女的极端举动，在小说结尾，当把鲍德温错认成带走丹芙的白人奴隶主时，塞丝选择刺杀白人以保护女儿。这表明相比较逃跑，弑女的反抗形式，黑人这次选择直面白人，冲破了白人至上，不可反抗的文化束缚的新的斗争形式。这是塞丝的进步，也是整个美国黑人的有效斗争形式。最后，利用基督教等宗教手段以及各种媒体对黑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白人的价值观。强调人人平等，宽容仁爱的基督教帮助了美国人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却成为了美国白人压迫剥削黑人的工具。在对黑人实行宗教教化时，白人奴隶主片面强调基督教教义中的顺从与服从，意在使黑人奴隶温顺地听从自己的统治。《宠儿》中贝比•萨格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奴隶，她不仅需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3[176]还要被逼做白人奴隶主的性奴，一生拥有八个孩子，来自不同的父亲。除了最小的儿子黑尔，其他孩子都被贩卖给其他奴隶主。在面对苦难时，她依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正因为如此，当她最小的儿子黑尔将她赎买了出来，她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与爱，主动成为所处黑人群体的牧师，在“林间空地”布道，呼唤黑人同胞们尽情地哭，尽情地笑，尽情地跳舞，鼓励他们爱并接纳自己。在这种酷似基督教的布道仪式中，黑人们表达了对自由和爱的强烈渴望，贝比•萨格斯也因此被尊称为“圣贝比•萨格斯”。然而，现实的残酷把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彻底击垮了，白人奴隶主来势汹汹，“疯狂”的儿媳妇杀死了自己的孙女，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帮助这位忠实的信仰者，“上帝令她迷惑”，她为上帝感到耻辱，“耻辱得都不能去承认。”贝比也不再给黑人同胞布道，不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黑人邻居们也因塞丝弑女而远离她。这是白人的成功，成功地毁灭了黑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贝比•萨格斯都没有再站立起来，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的心理世界崩塌了，只能带着无奈孤独地离开世界。

3.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

在《宠儿》这部作品中，学校老师是白人奴隶主的典型代表。“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本来属于加纳夫妇，他们采取了所谓温和的奴隶制度，使得加纳先生好似一个开明的奴隶主。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附属关系。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般的统治方式让“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甘愿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梦境中，为白人做牛做马。在加纳太太的妹夫“学校老师”接管“甜蜜之家”之后，“甜蜜之家”不再“甜蜜”，而是沦为人间地狱。他抱怨黑人吃的太多，做的太少，还认为黑尔为赎出母亲贝比•萨克斯所做的劳动是不合法的。此外，他用塞丝做的墨水记录黑人的言行举止，纠正他们的思想，做黑人的“动物属性”研究，力图将黑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意识的工具。作为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学校老师”不仅强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给黑人，还从精神方面彻底摧毁他们。尤其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学校老师不仅默许他们的行为，还用笔做着记录。当塞丝告诉加纳夫人她的遭遇时，学校老师残忍地叫人用皮鞭抽打塞丝的背部。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白人是优等种族，而黑人是劣等民族，白人通过统治黑人的方式将黑人改造成“文明的人”。而黑人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只有为白人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不仅使黑人的身心饱受摧残，同样也使白人心理扭曲，甚至使整个人类文明倒退。“甜蜜之家”黑人们的结局异常惨烈：除了勉强活下来的塞丝，保罗三兄弟一个被卖掉、一个被吊死、一个逃掉，西克索被烧死，黑尔被逼疯。影片中对于黑人们的结局用了回忆画面的方式呈现，相比较小说中的刻画，略显不足。而对塞丝杀婴场景的再现惊心动魄，令人印象深刻。影片中同样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弑女场景的发生。在度过了28天自由的日子之后，学校老师来到贝比的住处准备带回塞丝和她的孩子们。影片中将在马背上的手链和脚镣给予特写镜头，预示学校老师奉行惨绝人寰的奴隶制度。即使知道学校老师一行白人的目的，塞丝的黑人邻居以及在房前劈柴的斯坦普•沛德还是乖乖地为白人让路。只有手无寸铁的塞丝抓牢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扛在肩上，一个夹在腋下，一个用手拎着，另一个则被她一路吼着奋力冲向木棚屋里。”[3]188当棚屋的门被打开的时候，“两个男孩在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林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住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再做第二次尝试”。电影完全再现了书中所描写的场景，然而比小说更为震撼的是，电影所独具的视觉效果为我们刻画了一位目光坚定，用死亡换取自由的伟大母亲形象。影片中的学校老师在面对“发疯的塞丝”时流下了一行泪水，这点在小说中并没有写到。这行泪水可以如小说中所暗含的那样，学校老师的猎奴行动失败了，没什么东西可供其索取，他将失去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流下了遗憾的泪水。也许是塞丝在奴隶制的摧残下所表现的这种扭曲的母爱撼动了学校老师的人性本能，从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就像莫里森在书中所描绘的白人形象并不都是残忍的奴隶主，还有像在塞丝逃亡路上帮助塞丝生下丹芙的善良的白人女孩爱弥，影片不仅鞭笞了白人奴隶主的残酷冷血，还批判了在白人至上这种文化霸权的统治下的奴隶制度也使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异化。然而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即使被压制，却依然是存在的。影片中的这一细节似乎也在传达莫里森关于全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人性是善良的，不应该歧视黑人，同样也不能泯灭白人作为人的本能良知。

4.文化对抗在电影中的角逐

小说的成功与电影的失败形成强烈的对比。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认为，电影制作方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认为电影本身差强人意，因为这仅仅是针对黑人群体而拍摄的电影，并没有获得黑人观众的认可。[5]56-58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白人文化的霸权统治地位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难撼动的，这造成黑人群体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电影院体验或回忆这样的痛苦历史。对于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后代来说，他们没有亲身经历奴隶制度的伤害，无法感同身受地体验奴隶制度给黑人带来的伤害。此外，“在美国社会，白人统治者拥有话语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运用传媒手段扭曲黑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相信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他者，边缘人物。”[6]35因此，白人统治者建构了白人文化霸权，继续在精神上奴役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美国黑人后代。尽管黑人身体上的奴役获得了解放，但是却很难卸掉白人文化霸权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尤其在现代社会，文化的竞争力愈演愈烈。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在媒体领域占有话语权的意义远超出对影片本身的评价。文学如何从高雅的精英文化转变为更为人接受的大众文化也面临着挑战。而《宠儿》电影的改编正是非裔美国作家尝试将文学作品与视像媒体进行结合与延展的范例。通过视觉、听觉和视频语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对原著的升华，对主题的深化，更是黑人文化对白人文化霸权所发出的强有力的反抗之声，达到文字文本所不能企及的文学效果。

5.结语

《宠儿》作为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研究美国黑人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一直将重点放在文学文本的研究，其传播范围多存在于文学界，并未被大众所熟知。而改编的电影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美国奴隶制度的黑暗历史以视频的方式展现给广大观众。[7]71-72尽管票房差强人意，电影的知名度远远小于小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尽管美国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然而意识形态的枷锁一直是悬在美国黑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在白人文化霸权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的当今社会，回顾历史，弥补伤痛，进而修复创伤是美国黑人自我救赎的良方。另外，文学的精英文化地位不应该一直在高端，鲜为人知，而应该有更广的传播范围且受到来自大众文化形式的竞争与挑战，如何在“高端”的文学与“底端”的大众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以及电影制作所面临的挑战。《宠儿》这部电影的原著还原度，演员的表现力以及剧本本身的感染力无疑给文学作品到电影改编以深刻的启迪。

参考文献：

[1]ZhuRongjie.PainandHealing:AStudyofMaternalLoveinToniMorrison’sFictionfromaCulturalPerspective[M].Zhengzhou:HenanUniversity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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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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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润娟.电影《宠儿》:黑人文化的突围[J].电影文学,2015,（7）.

[6]王丽丽.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尼•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电影文学范文篇3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收稿日期：2002-02-06

【参考文献】

[1][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苏]米，罗姆.重提“杂耍蒙太奇”[J].世界电影，1983(4).

[3][苏]奥·科瓦洛夫.时代的象征[J].世界电影，1988(6).

[4][苏]A·卡拉干诺夫.苏联电影·问题与探索[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电影文学范文篇4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收稿日期：2002-02-06“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参考文献】

[1][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苏]米，罗姆.重提“杂耍蒙太奇”[J].世界电影，1983(4).

[3][苏]奥·科瓦洛夫.时代的象征[J].世界电影，1988(6).

[4][苏]A·卡拉干诺夫.苏联电影·问题与探索[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电影文学范文篇5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收稿日期：2002-02-06

【参考文献】

[1][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苏]米，罗姆.重提“杂耍蒙太奇”[J].世界电影，1983(4).

[3][苏]奥·科瓦洛夫.时代的象征[J].世界电影，1988(6).

[4][苏]A·卡拉干诺夫.苏联电影·问题与探索[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电影文学范文篇6

关键词：影音；文字；电影；文学；汇通；转化

现代文学在多媒体、一切e化的冲击下，似乎也渐渐变成了一种多元整合艺术。但是无论是趋于影像艺术或者有声读物，文字的比重还是文学的基本要素，即使社会大众再如何倾向“文字冷感”①、再如何偏重视觉文化，所有的创意与创作，毕竟无法避开文字符号概念化的处理。影音的呈现，即试图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尽全力地用声音和图像呈现出来，这种转化的成品，最受瞩目的便是电影。文学的读者渐渐被电影观众取代之后，人们表述人生、记录文化的方式，也选择为影音。这项划时代的变革，其实也为文学创作与鉴赏带来新契机。电影工业百年来，向文学取经者比例一直很高②；如今文学市场渐渐萧条与萎缩，文学如何以文字呈现所谓比较“贴近人性感官”的影音效果，自行担负起释放文字背后的“影音”，不至于样样被电影等影音所取代。特别是修辞学上可以负起“影音”效果的辞格③更需要加强探索。所谓“文学电影化”，就是以加强作品的吸引力、文艺鉴赏力，将文学的哀愁化为美丽，继续保有文字的特性。

一、电影与文学的汇通

事实上，喜欢看电影和爱好文学阅读的族群，性格特质是很不相同的。后者之于文字比较能肩负起想象、自娱自乐的责任，能架构文字所指涉的诸多事物，自行影音化。文学作品搬上荧幕，对文学未必有利，但绝对可以扩展“睹”者群，增加亿万倍的业绩④。例如罗琳的《哈利•波特》，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麦迪逊之桥》，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罗伦斯•奥利弗主演），霍桑的《红字》（黛咪•摩尔主演）……诸如此类，都因为作品改编成电影而名声大噪，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不仅如此，电影将文学背后指涉的影音具象化、空间化；而文学也将电影阅读、潜移默化所需要的时间，存藏起来。电影实现了文学作品“现”“实”的可能性；文学补足了电影声光影像快速流逝之后的空间，仍有时间，甚至是一辈子，慢慢去咀嚼、细细去品味。因为文字的感动是不会褪色的，随阅历增加，日久弥坚；文字将电影院的两三个小时吸收时间无限期延伸。（一）电影将文学空间化。朱学恒《联副专题报道》：当彼得•杰克森看见了《侏罗纪公园》中栩栩如生，由电脑绘制的恐龙之后，他才明白电脑科技几乎已经追上了人类的想象力，是《魔戒》登上大银幕的时候了。《庄子•秋水篇》（外篇第十七）：夔怜，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最后谁都羡慕“心”的随心所欲，想到哪就看到哪，这点之前只有作家的“文心”可以办到，现在的“电影动画”，尤其是人物角色也可以具体呈现。这是电影无可取代的贡献，以下就名片条列举隅⑤：其他诸如，电影创造出来的明星，像《天涯何处无芳草》（1961年，导演伊利亚•卡赞）的沃伦•贝蒂，塔利•伍德，《春风无限恨》（1965年，导演文森特•明奈利）的伊丽莎白•泰勒、李察•波顿等，也只有电影才永葆他们的光华。此外像日后翻拍的电影，如《倩女幽魂》《孽子》⑥，以及金庸谈自己小说如何使笔墨有质感与动感，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⑦。改拍在“空间”艺术上都有扩大、更新的贡献。除了好莱坞是“梦工厂”，那些将经典的场景与人（超级明星）事（故事）充分结合的电影，都是梦工厂，圆了现代人日思夜想，一切所寻、所筑的梦。（二）文学将电影时间化。在金球奖、奥斯卡奖大放异彩的彼得•杰克森，还是少年时看过《侏罗纪公园》后大呼过瘾，决定投身电影拍摄的工作，并暗自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拍出可以和动画《魔戒》并驾齐驱的作品。直到“骑士漫游于网络，恶龙翱翔于电脑”的技术成熟之际，他年少时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奇幻文学电影在国内的发展，也同样少不了科技的协助。在面对文学作品只有望“书”兴叹的导演，所有的作品不是都得在时间的长河里，等他一年，十年，甚至千百年？即使已经拍成电影，文学作品还是可以用时间，等待更好的技术、合适的场景、贴切的演员或是新的理念、新增的题材，甚至新时代的脚步与节奏；并且补足观众来不及咀嚼的绕梁余音、可以随时停格复习“三月不知肉味”的感动。例如：法国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⑧，其中的莫里哀神父，如何以真诚与爱心，传达救赎，挽回主角冉阿让，他说出：“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救出来，交还给上帝。”这个全剧的转折点感人至极。但无论歌剧（1987年“百老汇”）或者电影版（1998年连姆•尼森主演），因剧情比重的分配，顶多三五分钟。而一般阅读小说所陈述的细节，却超过30分钟。约略10倍的“耳濡目染”，自然是阅读带给人更深远的印象、更深情的陶冶。事实上阅读文字的习惯是可以培养的，相较于影像与声音，文字的确比较单调，但却可以在最简单的条件之下，提供无穷的想象空间。培养对文字的兴趣，可以增加读者对于周遭世界敏锐的观察与想象。

二、电影与文学的美丽与哀愁

（一）电影的美丽与文学的哀愁。富乐（RobertM.Fowler）将影音传播模式称为“二度口语化”（theSecondaryOrality），以便与古代口语化相区分⑨。在影音媒体与数位科技重要性与日俱增之后，文学原有的独占霸权相对降低，文学地位开始略显尴尬。越来越多人借由影音接触文化、吸收资讯，因而文字的影响力较过去骤减。许多人了解文学作品，甚至愿意重新回头阅读文学作品的原因，主要是透过影像的鼓励与刺激。正如朱学恒所说：在电影《魔戒首部曲》上映之后，大家才开始对于原本卷帙浩繁而乏人问津的原著感兴趣；不过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人大多是因为等不及电影续集上映，才不得已转向原著，但是却发觉阅读托尔金（J.R.R.Tolkien）的作品并没有看电影那么刺激，读之如同嚼蜡。若是利用现成、高成本的名片作为激发文学创作与阅读的“多媒体”教材，应该是21世纪文艺界唾手可得、最丰富的资源。电影借由千百年的文学提供取用不竭的资源，建立新霸权地位，现代文学倒是可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开发丰富的表达能力，提升阅读的票房，在数位世界重拾一席之地。影音与文字两者是相辅相成，在汇通与转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必能相得益彰。（二）文学的美丽与电影的哀愁。现今时间的步调飞快、空间的概念也不断扩大，人们不爱花时间阅读。于是文字特效与色彩纷呈的画面，成了“电脑文学”者的新策略。但是，太多的颜色、形状与图像，有时反而是另一种更难理解的抽象，还是要有充分的文字说明，才能达到目的。所以除了文学创作方式要有所调整，赏析能力也不可或缺。因此熟读《红楼梦》《海上花列传》《老残游记》的张爱玲，可以成为一代文学的明星，而一般看了几百遍《泰坦尼克号》或《魔戒三部曲》的人，只能徒叹其然，而不能所以然。至于小说《哈利•波特》在电影上映前全球就破5700万本惊人销售量，因电影技术尚不及小说丰富的想象力，原著仍是人们的最爱⑩。读者有类似“略读”（skim)与“跳读”(skip)的习惯，在时间上是不够去品味，吸收罗琳不断推出的人物性格与场景铺排。电影在改编十几万字原著的取舍上，“跳”而“略”是基本的手段。所以除非像《魔戒三部曲》，原著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出品至今，乏人问津，导演得花7年、约105亿制作费，仰赖许多精密动画、高科技电影软件，才能完成。观众花极短的时间，不经过阅读，只需接收影音讯息，便可以吸收名著想表达的精华所在。换句话说，这种“用寸金买光阴”的阅读模式，永远要面临“床头金尽”的压力与挑战。因为电影毕竟是一项复杂且需多人共同完成的“工业”，例如表述父亲的电影，只有吴念真的《多桑》，无法量产，而且连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輥輯訛其艺术影响力也未必及得上朱自清的一篇短短的散文———《背影》。再例如：电影《红玫瑰白玫瑰》里的佟振保（赵文饰）因王娇蕊(陈冲饰)而意乱情迷，任凭两位超级演员脸部表情再生动、肢体语言再丰富，还不敌张爱玲的几句话，因为，上哪去找“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长袍？輥輰訛“振保谢了她，看了她一眼。她穿着的一件曳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色，沾着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着个绿迹子。……用绿缎带十字交叉一路络了起来，露出里面深粉红的衬裙。那过分刺眼的色调是使人看久了要患色盲症的。”多媒体的感官刺激虽然可以炫人耳目，但总是有着深度不足的隐患。文学的深层内涵是在于展现人类心灵与智慧的结晶，它涤除了感官的刺激，利用单纯的文字叙述展现生命中细微深刻的一切，因此往往需要以宁静与沉淀的心情来领会，而习惯于影音刺激的e时代族群似乎越来越难以融入文学的世界中。文学作为一种文字艺术，一向独立于绘画与音乐等传统影像、声音美学之外而存在，它自然有其无法取代的价值。

三、文学之于电影的转化

文学之于电影的转化，意即电影对文学的回馈，至少有以下两个向度：一、文学（部分）电影化；二、文学赏析电影化。（一）（部分）文学化电影。1.电影与诗歌：举凡歌舞片、卡通、电脑动画系列、黄梅戏，甚至部分武侠、神怪科幻片，如《风中奇缘》（1988，POCAHONTAS，原著小说为苏珊•康奈尔著，陈淑惠译）、《花木兰》、《玩具总动员》（1996）、《窈窕淑女》（1975）、《西城故事》（1961）等。2.电影与散文：举凡旁白特多，以叙述为主者，例如：《阿甘正传》（1994）、《肖申克的救赎》（1995）、《多桑》（1994）、《超级大国民》（1996）等。3.小说、戏剧与电影：例如：《红玫瑰白玫瑰》《天浴》《简•爱》《茶花女》《傲慢与偏见》《理性与感性》《真爱一生》(原著《红字》)、《暗恋桃花源》（1992）、《哈姆雷特》《歌剧魅影》《大红灯笼高高挂》（2001又出“芭蕾舞剧版”）、《少女小鱼》（2001）等。（二）文学赏析电影化。1.以赏析文学作品为主，藉电影之情节、主题、技巧及人物等等，作为多媒体的辅助教材、教具，可生动且具象地说明文学作品的修辞、结构、创作与赏析。2.探讨电影与文学之异同：这是20世纪以来文艺界最大的课题之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有时消长，有时式微，但其地位一直未曾被电影工业取代。主要原因，在于电影是“工业”，由于庞大而“携带”不便，某些限制也只有文学才能完成。3.其关联有转注、假借的作用：从两个艺术形式相辅相成或互相发明学习，能对电影与文学的特性以及异同、关联有认识。例如：小说《李娃传》中李亚仙与郑元和再次相逢那种痴情感人，李亚仙心情的复杂与激动，令人伤怀心碎。关键乃在前文铺陈、伏笔等要素安排适当，若与元剧《曲江池》的简明扼要比较，远不及原著曲折多变；再与电影版比较，电影太注重保护女主角完美形象，“床头金尽”改为由梁相公携款而逃。故此后面的情节更加生动，李娃的言行、个性反倒变得板滞、制式而不鲜活。所以，由作品的比较反倒容易探讨出各种艺术素材表现出来的优劣，借此提升欣赏电影、文学的艺术能力。

四、结语

电影文学范文篇7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收稿日期：2002-02-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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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范文篇8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参考文献】

[1][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苏]米，罗姆.重提“杂耍蒙太奇”[J].世界电影，1983(4).

[3][苏]奥·科瓦洛夫.时代的象征[J].世界电影，1988(6).

[4][苏]A·卡拉干诺夫.苏联电影·问题与探索[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

电影文学范文篇9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影，是现代传播的一种形式。在过去的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的文学作品借助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电影也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中汲取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近百年来，它们互生互长，共同繁荣，结出了累累硕果。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传播/电影/改编/发展

20世纪中国文学十分幸运地发生、发展在一个现代传播飞速发展的时代。这是此前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无法与其相提并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得以飞速发展，现代传播更是给20世纪中国文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如此紧密的关系或许是任何一个文学家和传播人所没有预料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部分专家学者就开始关注到了现代传播中的报刊、出版的研究，努力地发掘它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取得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道亮丽的、引人瞩目的风景线。尽管如此，“把‘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联结起来，做综合研究，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1]（P103）

现代传播以书刊、报章、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为主要形式和手段，建构起了一个强大的“媒体大国”。它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本文试从文学作品改编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摄成电影的情况，做一大致的勾勒，旨在揭示现代传播中的电影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和影响。这里并不包括20世纪中国电影文学在内，若将这一部分也纳入范围的话，那将不是一篇文章所能承载得了的。

10-40年代：一个电影起步并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

20世纪中国文学从1917年胡适发起的“文学革命”开始，就与现代传播结下了不解之缘。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声号角”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发表在当时创刊不久的《新青年》上。1918年上半年，“文学革命”从初期的理论建设转向创作阶段，以鲁迅先生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品也相继发表在《新青年》上。20世纪中国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之际，中国的现代传播尚停留在书刊、报章、出版的阶段，电影也刚刚在中国拓荒起步不久。做为现代传播形式和手段之一的电影实际上在发明后的第二年（1896年）就传入了中国。但中国人自己拍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却是在近十年后的1905年完成的，且是黑白片，无声片，又是根据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相关章节改编成京剧而后搬上电影银幕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定军山》开了先河，而且是把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最新的艺术样式结合到了一起。对于20世纪10-40年代这段时间里的中国文学，有学者认为：那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2]（P279—280）但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电影刚刚起步并将逐步走向成熟的文学时代！原因有三：

一、20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队伍中很早就有人先后触“电”，参与到现代传播之电影的活动中来，接触到了电影这一当时最新的传播艺术形式。他们有的涉略过电影理论，有的写过电影批评，有的进行过电影创作。如：张恨水、徐枕亚、包天笑、侯曜、平江不肖生、欧阳予倩、洪深、田汉、鲁迅、郭沫若、夏衍、阿英（钱杏＠①）、阳翰笙、郑伯奇、沈雁冰、陈白尘、翟秋白、周扬、宋之的、刘呐鸥、穆时英、张骏祥、曹禺、陈残云、吴祖光、张爱玲、黄谷柳、姚雪垠、端木蕻良等等。

二、电影传入中国后，催生了20世纪中国文学园地的另一支奇葩——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是为拍摄电影创作的文学脚本。电影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事先写好剧本，正如《新文学大系、戏剧导言》中所言：“那时的电影界也和文明戏一样，只用幕表而不用详细的脚本的。”它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萌芽的。现代传播之电影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从这里可窥一斑。据有人统计：从10-40年代，“仅由上述现代文学作家编写的脚本拍摄成片的电影就有两百多部（还不包括他们为数不少的没有拍成电影的剧本，以及发表在报刊文学杂志上的作品）。”[3]（P20）

三、最重要的当然是这期间由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的电影了。这是廿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最早一代的电影人从20世纪20年代便开始大量移植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工作。”[4]（P129）由上述的中国现代作家编写的并拍成电影的两百多部电影中，就有近半数的电影是根据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到1949年，根据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拍成影片的电影近百部，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电影在30年代走向成熟期以后拍摄的。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最多与电影联系在一起的恐怕要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了，“鸳鸯蝴蝶派”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名躁一时、影响极大、且形成一个“流派”，大概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在其中又要数张恨水的作品改编并拍成电影的最多、影响也最大、最广。如：“《玉梨魂》（徐枕玉，1924）、《弃妇》（根据候曜同名舞台剧改编，1924）、《小朋友》（根据包天笑小说《苦儿流浪记》改编，1925）、《火烧经莲寺》（根据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改编，1928年）、《落霞孤鹜》（张恨水，1932）、《啼笑姻缘》（张恨水，1932年）、《满江红》（张恨水，1933年）、《欢喜冤家》（张恨水，1434年）等。此外，还有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影片《雷雨》（1938年）、《日出》（1938年）、《森林恩仇记》（原著《原野》，1941年）、《京华旧梦》（原著《北京人》，1944年）。有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的《春蚕》（1933年），有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家》（1941年）、《春》（1943年）、《秋》（1943年），鲁迅的《祝福》（1948年），等等。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49年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电影由于技术上的多种因素，发展是颇缓慢的，虽然在这近30年中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展，但还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层面上。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还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它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直接影响到电影灯光、音响、美工、道具、布景、色彩、摄影设备、剪辑、以及电影胶片等等多个环节，甚至还有编、导、演方面的人员的文化、文学的素养的影响。当今天我们在观看那些“老影片”时便会感到画质不良：画面模糊；音质不良：声音不清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的环境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受到了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

50—70年代：一个电影从成熟走向停滞的文学时代

如果说10—40年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电影一起走过了一个从拓荒起步走向成熟的历程，文学作品改编电影在30—40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那么另外一个高潮的出现则是在建国后的“十七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就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尽管此时有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如“迎面风”吹来，但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却一部接着一部拍摄出来。有根据解放区时期的同名歌剧改编而成的《白毛女》、《刘胡兰》，根据孔厥、袁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儿女英雄传》，根据老舍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我这一辈子》，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们夫妇之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方珍珠》等。这些电影有的歌赞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对于刚刚从战争的岁月里走进和平幸福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这些电影在建国初期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它似乎在向人们昭示：这是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前景是十分广阔、灿烂辉煌的！

新中国的电影实际上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之后一度受阻，发展减慢了些许。但在随后的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这一时期改编成电影的主要是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上。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大概只有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是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得到了最好的发展，这也就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创作来源，使中国的电影得以长足的发展。当然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也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形式得以流传。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大致有三类：

一就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不被改编拍成电影的。如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梁斌的《红旗谱》、雪克的《战斗里的青春》等等，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生活几乎都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的方式得到了一一的展现，甚至连建国初期刚发生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如：陆柱国的《上甘岭》、巴金的《英雄儿女》。

二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如：鲁迅的《祝福》、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建国以后改编成电影，自然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

三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舍的《龙须沟》等。

从以上三类文学作品的改编来看，革命历史题材的数量最多，也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取得了更高的成就，相比之下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改编的数量少，且影响和成就也不大。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七年”中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就不多。况且现实题材的作品也难写。在50-60年代那个讲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左”的思想愈演愈烈、知识分子文化人被排斥在工农兵队伍之外的年代里，我们的文学家可谓是噤若寒蝉，战战惊惊，不敢轻易去触及“现实”这条敏感的神经，唯恐一不小心就要遭殃。在那个年代，即使创作出来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多是粉饰现实，粉饰太平一类的“应时之作”，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到1957年的全国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再到对那些大胆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突破“禁区”作品的批判，直到狂风暴雨般的“十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且都是拿文艺界开刀问斩而引发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以及现实题材的作品改编受到极大的限制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们从“十七年”中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那一长串的名单上的确可以感受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辉煌，它的确构成过一个以电影为中心的文学时代。中国的老百姓在那个物质贫乏，没有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需求的年代里，电影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慰藉，他们通过电影这一现代传播方式了解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且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了“经典”难于抹去，对这些文学作品也好，电影作品也好，留下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经典”情结，以至于今天有些人想重新“解构”、“消解”这些“经典”的时候，在他们的心中迸发出了一种带有本能性的抗拒情绪。我想这大概就是现代传播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吧？！近几年来，重拍当年这些“经典”的电影也好，电视也好，有几部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呢？又有几部超越了当年的这些“经典”而受到欢迎和好评呢？

80年代以来：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

中国的文学和电影在经历了“十年”的沉寂之后于80年代开始复苏。稍后一个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及改革开放的深化，现代传播之电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开始普及，这预示着一个电影复苏、电视崛起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中国电影在“十年”中被一条“文艺黑线专政论”彻底地否定得一干二净，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自然也在其中而不能幸免。诺大的一个中国电影领域差不多只剩下了“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八样”（八个样板戏），但我们还能有幸看到几个闪光的点：《艳阳天》（浩然原著）、《海霞》（根据黎汝清《海岛女民兵》改编）、《闪闪的红星》（根据李心田同名小说改编）。文学作品和电影几乎脱轨。

中国文学和电影从80年代开始复苏以后，并且迅速地再度携起手来，重新接轨。《天云山传奇》（鲁彦周原著、编剧）、《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原著、编剧）、《牧马人》（李准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枫》（郑义原著、编剧）、《许茂和她的女儿们》（王炎根据周克芹同名小说改编）等一批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较早对包括“十年”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进行了血泪的控诉和深刻的反思。文学与电影联手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推波助澜，尽情地渲泄了人们被压抑了多年的心声。

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强劲气势，先后投下了几个“重磅炸弹”：如《小花》（前涉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一个和八个》（张子良、王吉臣根据郭小川同名叙事诗改编）、《黄土地》（张子良编剧）、《红高梁》（莫言原著，陈剑雨、朱伟、莫言编剧）等。和“十七年”的同类作品比较，这时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新的探索，并做出了新的突破。《小花》大胆触及到了战争中人的命运和情感，具有很浓的人情味、人性味；《一个和八个》开掘了人的尊严和人性，并且在影像造型及画面构图上大胆采用了不平衡的构图法；《黄土地》取材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从散文取材拍电影这恐怕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用非叙事结构展示了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空间造型感尤为强烈；《红高梁》在色彩运用方面极有创意，红色色彩的运用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个性的张扬酣畅淋漓。

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借助现代传播之电影得以最大限度的发展，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经改编成电影之后迅速、及时地得以传播，这与“十七年”中的同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较为宽松的环境中，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开放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写出了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作品，这就给新时期的电影提供了一个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使电影有了近距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的机会。《人到中年》（谌容原著、编剧）突出表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祸起萧墙》（水运宪原著，叶丹、祝鸿生编剧）揭示了社会心理给改革带来的尖锐矛盾；《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编剧）热情地讲述了一个工厂厂长锐意改革的故事；《花园街5号》（李国文原著、李玲修编剧）在一个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触及了改革现实中的一系列新问题；《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原著，李准、李存葆编剧）一方面凸现了当代军人的丰采，一方面又没有回避当代军人生活中的问题；《人生》（路遥原著、编剧）关注了一个当代青年几起几落的命运悲剧；《野山》（颜学恕、竹子根据贾平凹《鸡洼窝人家》改编）通过两个农村青年换妻的故事，大胆凸现了当代人的人生态度、婚姻观念、价值观念；《老井》（郑义原著、编剧）展现出中国农民生之艰难的生活图景；《哦，香雪》（铁凝原著，铁凝、谢小晶、汪流编剧）突出表现新一代乡村青年对现代文明的急切渴望和追求；《红衣少女》（陆小雅根据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反映了当代（女）青年面对急剧变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所表现出的复杂的心态等等。中国的文学，中国的电影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接触生活，接近大众。

80年代以来似乎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那就是现代文学名著的改编，我们不妨将其称为“第三次浪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的“第三次浪潮”来之并不平凡。众所周知，“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子曾经延伸至现代文学的历史中横扫一遍，除鲁迅先生之外，几乎所有的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成了“毒草”。粉碎“”后，随着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过去的“毒草”又都成了“重放的鲜花”。整个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又是一个“现代作家热”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一大批的现代作家的作品被纷纷改编成电影，使得这些现代“经典”承露了现代文明的“洗礼”，通过现代传播的手段之一——电影——进一步得以流传。“第三次浪潮”是从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开始的，单在1981年就有鲁迅的三个小说作品被改编成电影，《阿Q正传》（陈白尘改编）、《伤逝》（水华改编）、《药》（肖尹宪、吕绍廉改编）。以后被改编成电影的有：茅盾的《子夜》（桑孤改编）、巴金的《寒夜》（阙文、林洪桐改编）、老舍的《骆驼样子》（凌子风改编）、曹禺的《雷雨》（孙道临改编）、《日出》（曹禺、万方改编）、《原野》（凌子、古思改编）、《湘女萧萧》（张弦根据沈从文的《萧萧》改编）、张天翼的《包氏父子》（谢铁骊改编）、许地山的《春桃》（韩兰芳改编）等。其时，现代传播的另一崛起的形式——电视——也加入了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的行列。20世纪中国作家和作品从未与现代传播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让人们通过现代传播的电影、电视了解了他们曾经熟识又陌生的久违了的现代作家和他们作品。80年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给电影、电视在其艺术形式上注入了更新的成分，这些现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影、电视中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新一轮的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改编比起“十七年”中的改编明显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面。不仅仅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电影技术上的巨大发展，80年代电影的音响、灯光、色彩、摄影设备、剪辑设备、电影胶片等，科技上的含量大大提升；此外，编剧、导演、演员的思想观念有了巨大的转变，艺术修养、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也大幅度提升；还有就是从事文学、电影的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改观，摒弃了过去带传统的、“左”的思想的有色眼镜去看待、理解中国现代作家和作品的思维模式，抛弃动辙阶级分析、社会学、政治学的批评方法。所有这些因素很好地保障了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能在改编、拍摄的发展道路上飞速行进。

当然，新一轮的现代作家热的电影改编并非尽善尽美，并非改编者不懂得应该忠实于原著，也不在于改编者的文字功底差，而在于改编者对这些名家名作“原著精神”及“大师动力”的把握和理解上，有些改编者并没有将这些名家和他们的名作“还原”到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当中去，而是站在所谓的今天的历史的高度，想当然地去认识和理解这些名家和名著，这样一来，势必在理解上对这些名家名著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而使这些名家名作在一定程度上变形、走样。尽管有些改编者自以为满意地陶醉在自己的“大手笔”中，也尽管借助了媒体大肆地“炒作”吹嘘、鼓噪，但对有些改编后拍摄成的影片观众并不看好，甚至没能引起一点的反响。反倒将一部“经典”糟蹋得一塌糊涂，削弱了原著的艺术感染力。向广大观众传播的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经典”。这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能够改编成影片的，做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电视还是有区别的，改编者应当从本质上注意把握这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夏衍当年改编《祝福》时加上的祥林嫂挥刀“砍门槛”的败笔之处让人记忆犹新。鲁迅先生当年就《阿Q正传》的改编所说的话仍然是那样中肯——“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舞台，将只剩下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5]（P26）所幸的是在这新一轮的现代作家作品改编热中这样的不足实尚不多。

本文只是粗略地勾勒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传播之电影互生共长的大致情形，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传播之电影就好似一株茁壮的长春藤与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互生共长，郁郁葱葱。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宝库之中还有许多优良的种子，随着现代传播多种形式的出现，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株长春藤必然会继续在现代传播这棵参天大树上继续攀援。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的周边[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电影文学范文篇10

【关键词】电影；文学名著；改编

一、引言

文学原作和影视作品是经常遇到的两种艺术形式，它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这使得两者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然而，在具体改编的背景下，许多影视作品被指责过于强调商业利益，而牺牲了原创文学本身的意识形态价值。两种艺术形式在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凸显了适配器所承受的压力和负担。因此，迫切需要走出这一困境，通过独特的电影媒介，找到一种既不局限于原作，又尽可能忠实于文学原作的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影视创作者必须重新定位价值取向

在以技术和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思想文化在引导和重塑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方面的独特作用，在大国崛起中占有文化地位，这些已成为共识。经济发展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速度的加快，同时也要求出现新的、符合群众需要的加速文化消费形式[1]。电影和电视无疑是在网络时代传播文化的最简单和最快的方式之一。影视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也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因此，可以说，影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之一，其存在意义在于积极传达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使其更直接地被大众所理解和接受。当然，电影和电视导演应该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小说《白鹿原》讲述了白、鹿两家族的故事，小说的核心人物白嘉轩是儒家正统宗法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思想相融合，可以说，白嘉轩的性格决定了白鹿原的灵魂[2]。这使他成为电影中的一个影子人物而不是一个中心人物，而作为电影核心的田小娥和几个男人之间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注定要失败。因此，价值取向问题可以说是提高影视作品质量的必要条件。

三、提高剧本改编水平为忠实原著打基础

没有什么比改编作品的作者不忠于原作更受到公众批评的了。影视作品是否忠实于原作的问题由来已久。夏衍对这一主题的改编，最具代表性的是在《诗经》中改编而成的“一种风格适应了另一种艺术风格，因此要求无客体的独创思想和独创风格在遵循意象运动的原则时，有时会被稀释，并始终成为主流”。在这一观点的指导下，学者们一致认为，“改编可以根据原作及其作者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移植、截取、删除、构图、勾勒、近似、类比。”电影和电视作品体现了导演的审美体验，部分是对文学作品的重新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们由于对艺术的过分偏执和对文学精神的缺乏参照，失去了提升自己艺术品位的机会”，许多电影和连续剧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上述分析，电影和电视制作人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采取行动：（一）剧本改编要综合考虑原著的叙事功能。影视改编是对文学原作的一种新的诠释。在改编时，必须考虑到原作的特点，即与原作改编。有些文学作品可以改编成电影，而另一些只能改编成电视剧。小说、电影和电视都是叙事艺术。小说是实现叙事的时空交换，影视则是表现时间的空间活动。这就决定了小说叙事具有操纵时间流动的优势，而影视叙事具有空间活动的动态优势。两者的优势也有缺点：小说在空间上不活跃，电影和电视在时间上不活跃。这些差异虽然可能构成技术障碍，但都是为了补充叙事的这种共同性，使叙事的时空相互转化成为可能。《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一部感人的作品，篇幅50万字。这本深刻的民族故事书，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真实性和厚重的史诗风格，并不是在一部100分钟的电影中完成的。这也是为什么电影版的《白鹿原》是天生不足的。（二）事关影视改编核心的要素要取舍得当。剧本在将文学语言符号转换为电影、电视、声音和图像符号时，应强调以下因素：1.主题的确定。主题是戏剧的本质，是情节、时间处理、视觉形式的基础，在人物、情节、细节和对话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前所述，小说《白鹿原》是一部民族心灵故事，而电影《白鹿原》则是田小娥与几个男人之间的纠结。小说是一部史诗巨著，厚厚的主题和复杂的故事被电影用了两个半小时进行演绎，这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导演为了调和大众口味，对原著的主题文化做了处理[3]。对中国传统而言，土地是农业文明基础，生育生活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了表现“土地”这一主题，电影中出现了大量与土地有关的场景，如麦田等，特别是反复出现的大片麦田随风起伏，这突出了主题意象的表达。同时，无数的遗迹静静地矗立在田野里，祖先的庙宇爆发出戏剧冲突，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试图展示传统的父权制制度，这种制度囚禁和杀害人性，但在表达上却显得有些空洞和低效，无法表达原文的主题。但这并不是因为导演缺乏技巧，正如巴赞所说：“如果文学与电影巨人发生冲突，那就不可能是另一种方式：电影可以软化一切。”另一方面，电影的另一个主题，可被视为导演对原作理解和理解的延伸，但也可以被视为他有意识地屈服于古老的“食色性”逻辑的充分证据。为了强调再现的主题，导演将原著中的非主角田小娥变成了电影中唯一的主角，并将再现的主题从阴影转移到围绕田小娥与几个男人的关系的场景中，直接导致电影主题转移的改编。2.影片风格的定位。风格是艺术作品独创性的重要标志。电影《白鹿原》对这一点有很好的理解，电影非常陕西，非常真实，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十分符合原著，这是这部电影值得赞赏的地方。3.原著人物的增删。改编必须根据原作的基本情节和影视作品中要表达的主题重新定义角色，确定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强调、淡化、删除或添加角色。如果白鹿原的导演在台词的掌握上犯了一个错误，那么他在角色的选择上也犯了很多错误[4]。白灵和朱先生这两个与白鹿的天才有着直接关系的人物，代表着对新价值观的追求，他们对整个小说的史诗观念非常明确，甚至没有出现在电影中。从小说的整体表现来看，田小娥的性格是可以被压缩的。（三）借助受众群体的接受度打造影视作品的“时尚元素”。进入新世纪，在全球化语景的多元文化并存中，观众的接受视界已经由过去受社会意识影响和左右走向了完全个性化、个人化和多元化。从演员选择看，《白鹿原》的电影版本值得欣赏。一些著名演员的加入，使这部电影变得非常强大和有吸引力，并为电影的时尚做出了贡献。

四、影视制作团体的专业素质有待提高

就影视作品本身而言，其质量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其制作团队的专业性，近年来，许多影视作品被指责制作粗制滥造，如夸张的人物、过于现代的线条、体积庞大但扭曲的图像等，导致对原始图像的保真度越来越远。文学和电影在不同的媒介中表现出各自的艺术特色。作为文学语言的物质载体，为了解决文学语言中词语之间的任意性决定——功能抽象表意文字的使用而由这种抽象符号所书写的语言，是为了激发与之相对应的思维信息而储存在故事书中，以建构一种形象想象，而形象读者只存在于他们的思维意识中。这种想象和建构是阅读过程中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能力因知识结构、教育水平、审美文化等而异。与语言符号的抽象性相比，图像符号更具具象性和具体性，模仿和反应物质现实，因此，在电影和观众之间没有想象中的中间人，就很容易理解电影。图像符号的“再现性”特征使其意义和能指重合，也导致电影在接受象征和隐喻手段来表达抽象概念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困难。为了强调“土地”的主题，这部电影从一段长镜头开始，穿越无边无际的麦浪，并将建筑、烹饪和歌剧等文化元素融入叙事中。然而，小说的重大历史文化意义却难以转化为形象。此外，在“再生产”方面，除了白家璇与白小文的两次谈话外，几乎都是围绕着田小娥与几个男人的关系展开的。影片的亮点在于田小娥和黑娃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土地与繁衍的双重主题，这无疑是田小娥和黑娃在田野里的一个调色板，但在田小娥激情的表演中，观众得到了一份转瞬即逝的视觉礼物，剥夺了所有象征和隐喻的意义[5]。作为一部商业电影，《白鹿原》在艺术语言的转换、叙事主题的有效传达等问题上的偏离，成为电影改编不那么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影视作品中的《白鹿原》单纯抽取原著中田小娥与几名男子相爱的情节，背离了原著的精神。因此，中国要想制作出令观众满意的影视作品，就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增强专业素质。

五、结语

纵观中国电影百余年的历史，文学与电影似乎长期处于共生繁荣的关系之中。一方面，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另一方面，电影作品补充了广大观众对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所谓机遇与挑战共存，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电影往往不能被视为经典，尽管它们并不缺乏高质量的作品，但很难与原创相比。不难理解，毕竟文学和电影毕竟属于两个艺术范畴，它们在媒体语言、生产机制、外部环境以及观众的接受和消费方面存在差异。在21世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新时期的电影制作人需要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采取正确的态度，提高质量，调动一切力量，便能通过影视走向世界文化。

参考文献：

[1]李霞.《白鹿原》小说与电影史诗性追求比较[J].科技资讯,2020,018(001):240-241.

[2]张顺林.《白鹿原》中人物形象的跨媒介传播研究[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20,000(003):5-6.

[3]刘峥.《白鹿原》电影改编的得失研究[J].长江丛刊,2019(14).

[4]张明,张文东.跨媒介视域下文学改编电影的转化之困——以小说《白鹿原》与电影改编为例[J].文艺争鸣,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