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艺术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8 13:41:32

电影艺术论文

电影艺术论文篇1

(一)压抑类

贾樟柯当年的一部《小武》,让我们在压抑中久久无法释怀。这类文艺片要求演员朴实、真实,有时甚至会唤起观众的怜悯之心。正是因为故事题材的平民化、底层化,使得压抑类的文艺片成为大家更愿意去关注的片种。当然还有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站台》、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等,都属于这类。

(二)反思类

谢晋导演的《芙蓉镇》、张艺谋的《活着》、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田壮壮的《蓝风筝》等,均在观影后使得观众有万千思考。纵观反思类文艺片,我们发现它往往是基于小说故事和社会现实之上,制造问题、经历问题后提出思考。

(三)暴力类

我们听名字就会发现,这一类文艺片是“文艺圈”里的“粗暴分子”。当暴力也成为一种美学范畴的时候,再多的话语也无法描述出观众观看此类影片的和大呼过瘾的劲头了。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北野武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

二、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与他们的文艺片

(一)美国

一说到世界文艺电影,我们马上会想到有这么一部伟大的文艺片——《卡萨布兰卡》,这部影片是美国导演迈克尔柯蒂斯于1943年拍摄的。它是二战期间最为卖座的一部电影,是迄今为止电影史上最闪亮的一部文艺片,堪称爱情电影的教科书。其间有着极多经典的台词,有人说它的台词堪比莎士比亚的戏剧,可见这部文艺片的杀伤力及其高度。除此之外还有米洛斯福尔曼导演的《飞越疯人院》、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出租车司机》、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现代启示录》、凯文科斯特纳导演的《与狼共舞》、弗兰克德拉邦特导演的《肖申克的救赎》、昆汀塔伦蒂诺导演的《低俗小说》、迈克尔尼克尔斯导演的《毕业生》等。

(二)意大利

意大利人的优雅和华丽、对艺术的独特理解,似乎让我们更容易把他们和文艺片这个题材结合起来。就像我们熟知的电影界的诗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可以把一个神拍成一个人,1987年的一部《末代皇帝》,让我们见识到了意大利人拍文艺片的功力。无论是服装道具、音乐制作、视觉效果还是剪辑手法,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都展示出了亚平宁人的优雅和华贵。意大利另一个大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也是公认世界上最好的文艺片大师,他的作品《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无一不是至今都难以超越的佳作。

(三)日本

在世界电影史上,日本电影的确应该占有一席之地。黑泽明的出现给予了日本乃至世界文艺片电影极为强大的推动作用。《罗生门》这部影片,被誉为挖掘人性丑恶的巅峰之作,而在《七武士》中,又把人性的善强调并加以放大。黑泽明创立了极恶与大善的文艺片形式,被日后的众多导演效仿或致敬,比如昆汀塔伦蒂诺在《杀死比尔》中设计打斗动作的时候模范《七武士》,张艺谋在《英雄》里模仿黑泽明叙事方式中的数次插叙手法。

(四)法国

法国电影新浪潮之后,法国的文艺片层出不穷,佳作更是屡见不鲜。如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的《朱尔与吉姆》《四百击》、赛尔日布鲁索罗导演的《猎梦人》、戈达尔导演的《精疲力尽》《狂人皮埃罗》《小兵》、路易斯布努埃尔导演的《一条安达鲁狗》、吕克贝松导演的《碧海蓝天》等。

(五)其他国家及地区

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黑暗中的舞者》、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的《罗拉快跑》、澳大利亚导演皮特克林逊的《荒野有晴天》、韩国导演许秦豪的《八月照相馆》、波兰导演克里斯托弗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诫》、瑞典导演英格玛博格曼导演的《野草莓》、香港地区张婉婷导演的《秋天的童话》、台湾地区侯孝贤导演的《最好的时光》、我国导演娄烨的《颐和园》等。各国、各地区的导演们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去创作用“文学”修饰“艺术”的独特影片——文艺片。

三、结语

电影艺术论文篇2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发言时先站起来向作者鞠躬,由衷地表示对这两部报告出版的祝贺和对作者的敬意。目前,高校有影视专业两千余个,研究生有三千余人。他认为两部报告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了数据和依据。该报告开创了电影研究的新阶段。郑洞天希望报告每年能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类型片的问题,去年中国共生产了526部影片(包括120部电视电影),其中有多少部是类型片?我们的类型片不够成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比如中国大片的问题,是否制作越大越挣钱?大片越拍越没有思想?应通过每年的报告把中国电影的现实真实地报告给创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提出增加未成年观众电影调查。她说,影视文化对未成年观众有哪些影响,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之一。今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未成年观众价值观的形成、对明星的认知度、对某些电影的暴力倾向的反应等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都江堰的中学生。5月11日,包括聚源中学在内的孩子们最后交上了答卷,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大地震,很多参与调查的孩子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学院已决定把调查问卷捐给相关的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黄会林建议,应该重点对未成年孩子们对当下影视文化的看法进行调查,他们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主力军。

针对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报告,中国影协在去年《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推出的基础上,以其时效性和指导性俱佳的优势,今年又推出了《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部。中国影协日前在京举行了两部报告的座谈会。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发言时先站起来向作者鞠躬,由衷地表示对这两部报告出版的祝贺和对作者的敬意。目前,高校有影视专业两千余个,研究生有三千余人。他认为两部报告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了数据和依据。该报告开创了电影研究的新阶段。郑洞天希望报告每年能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类型片的问题,去年中国共生产了526部影片(包括120部电视电影),其中有多少部是类型片?我们的类型片不够成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比如中国大片的问题,是否制作越大越挣钱?大片越拍越没有思想?应通过每年的报告把中国电影的现实真实地报告给创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提出增加未成年观众电影调查。她说,影视文化对未成年观众有哪些影响,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之一。今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未成年观众价值观的形成、对明星的认知度、对某些电影的暴力倾向的反应等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都江堰的中学生。5月11日,包括聚源中学在内的孩子们最后交上了答卷,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大地震,很多参与调查的孩子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学院已决定把调查问卷捐给相关的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黄会林建议,应该重点对未成年孩子们对当下影视文化的看法进行调查,他们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主力军。

本报讯(记者高小立)6月28日,随着电视剧《茶馆》中最后一个镜头——王利发娶媳妇拍摄的结束,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独家制作、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茶馆》在涿州影视基地宣布前期拍摄完毕正式关机。

电影艺术论文篇3

一、艺术表现探究

走向百年门槛的中国电影,在大半的时候是流连在艺术和商业的此起彼伏争斗中,也许东方传统无法像好莱坞那样缝合艺术片与商业片的截然界限,商业与低俗的连带关系难以抹去,但随着时展,崇尚艺术与贬斥商业的习俗却日渐消退。尽管我们需要呼吁中国电影更加看重市场和大众需求,但中国电影的兴盛史似乎在申说着艺术的支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至今所见证明,没有艺术的色彩,中国电影的感召力就无从谈起,正如没有商业和技术的支撑,好莱坞将失去光彩。所以,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依旧可以看到艺术的轨迹如何蜿蜒在几近泥泞的路途中。

首先是艺术主题的核心:人性关怀。

在2000年度出品或放映的影片中,关于人性意识探究的影片并不多见,这固然是商业潮流所左右的现实,也是中国电影艺术主题偏移于社会宏观教化的影响,这的确是导致中国电影发展难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人是世界精神的主要体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和深入性表现的浅尝则止,是中国电影拓展中十分重要的艺术难题。中国电影人在有限的尝试中作出了一些探索,但这一关键问题还是缺少更有力度的表现。由此,看到谢飞教授的《益西卓玛》就不由发出感叹。在这部充满奇异边域风光和风土人情的影片中,同样充满了人情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芒,影片人物的一生的遭际不是全围绕政治风云,而是借助男性和女性的情感悲欢离合来表现,在已见的东西方关于这块地域表现的电影艺术中,《益西卓玛》的人性主题所蕴涵的魅力是真挚动人的。这部影片的出现破费周折,也说明传统观念对人性表现某种程度的陌生和局促,实际上,在我们的习惯领域中,对人的认识还较多把守着外在行动人的尺度,对情感动因和心理机缘的探入缺少成功的经验。

于是,黄建新的《说出你的秘密》就是本年度中角度与深度颇值得探讨的影片。在对人性挖掘与心理拷问方面,该片艺术的表现是成功的。影片的心理探索成分占据很大比重,它对人性的认知方式是有别于以往的故事电影或较多心理表现色彩的影片。应该说,中国电影的世纪末忧虑其实多半和观众疏离有关,除了大众化时代必然产生的艺术变迁而导致的分流,和以电视为代表的娱乐传媒对正经看电影方式的冲击之外,电影停留在事件描述层面和粗浅道理的直接说教是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熟悉这一套表现规程的观众已然厌倦了俗套。中国电影除非屈从世俗堕入打打杀杀和脱、透、漏式的泥沼,否则就要在根本的人文精神上下硬功夫。而中国电影的人文艺术味日渐消失是很值得忧虑的大事,人文电影的天地其实很大,而其要害是对人性和人的内在思想与心理世界的剖析。从这一意义说,《说出你的秘密》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影片落脚于一对夫妇因妻子造成车祸后隐匿不说,而导致整体生活世界的微妙变化,特别是深入挖掘了人的复杂心理内涵,丝丝入扣,逼真现实。影片直面人的现实困境--心理灵魂境界,毫不犹豫的以审视自我而拷问人生的深度,探入了隐秘的个人内心世界的细微之处,揭示了我们常常不敢正视的心理现实。就此而言,显示了创作者对人生探讨的认识深度。影片的揭密不仅在撞人逃逸者是谁的谜底上,而且更重要的落脚在常人面对这道难题时将如何正视的心理谜底上。在夫妻恩爱和怀疑猜忌之间,在良心谴责的道义感和惟恐罹难的恐惧感之间,影片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真实弱点、本能与人性良知之间的搏斗。着意于生活危难之际人心角逐与良知愧疚搏斗的表现,是创作者对人的认识深入化的体现。丈夫在同情执着寻找目击者的小女孩的道德感和益发产生深重犯罪感的痛苦心理,与惟望不是事实的侥幸心理的角逐,把当代生活中一个清白家庭可能遇到的恐惧和抉择平铺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会油然联想到人人熟悉的一个关于女性心理中常有的疑问:当丈夫在自己和婆婆同时落水时先救何人上岸?这种源于惧怕失去所爱而执拗式的无理追问就变成了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类似的尴尬处境。

在探究的基础上,影片的思考的确是令人警觉的,一个普通女子,没有犯罪企图,也充满内疚,但在这样一个始料不及的意外之后,将陷在怎样一个心理矛盾之中,而且这种不由自主的抉择和随之的痛苦又可能是常人刹那间都会遇到的,和美的家庭与谐和的夫妻关系在特殊状态中变得异常紧张,我们遇到类似的情况又会如何处置?影片现实主义表现与人生哲理的思考,是从心理层面展开的,这种从现实简单事件推向心理承受极致的人性思考带相当残酷的成分,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在维系亲情和躲避危害时必须抉择的尴尬痛苦。所以,影片比起裸的现实人生表现多了思想的负重,警示人们思考,尽管由此影片某种优美荡然无存,但深刻成为可能。

《非常夏日》深含创作者的人生忧虑,对人性的体验的传达相当真实。影片在男主人公身上不仅集中了人生两极感受,还特别表现了一个人性格的“长大成人”。在经历了永难忘怀的非常夏日后,他懊悔愧疚,却难以弥补,影片着重表现一个青年力图挽回失去的勇气和找回心理平衡的渴求。最终当他被捆绑着却一次次横挡在暴徒的车前,顽强的向绑架者要求放了被俘女子,并爆发出“就是被你撞死也不能被你吓死”的心声时,一个历经心理磨难和挣扎,终于挺立而起的成熟青年完成了他的心理成长过程。《非常夏日》实际上表现的是创作者对人生矛盾的解读,在特定的遭遇中凝缩人生身心矛盾和心理抉择。

对人性挖掘颇有特点的影片还有《过年回家》。青年导演对一个关于家庭情仇和人性心理表现的独特题材,处理得平实细腻、甚至多少显得阴冷可怕的背后,是对人性复杂本性的真切理解,隐藏其间的温情期盼和生命呼喊,其实是相当动人的。中国电影需要这样具有个性化追求意识的创造,因为艺术的本来指向是个性化和创造性,对人性意识的探究和敢于个性理解的表达都是通向艺术之路的。在市场化横亘于前的现实面前,任何艺术的追求都值得赞许。

其次是艺术表现精神的情感表现。

艺术没有情感,犹如花木没有汁液、青草没有露珠一样,将苍白无力。情感表现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精神。这一简单的事实却没有被电影艺术很好接受,导致不少电影干巴死板,丧失生趣。至今,仍旧可以看到电影艺术这一方面的显而易见的缺憾。相比起来,《我的父亲母亲》、《洗澡》、《我的1919》、《一声叹息》、《相伴永远》等就是多少具备情感表现基础的较好创作。

这里特别需要关注的是《一声叹息》。作为引领内地贺岁片潮流的冯小刚,巧妙借助贺岁片打下的品牌效应和明星阵容,在不是贺岁片的时间创造了本年度几乎最好的票房效应。影片的争议显然是天生的:一个中年人的婚外恋情的周折。作为作家的主人公,既有和美的家庭,又有蓬勃的事业,无论阅历和社会地位都相当不错,却在美貌、纯真的外来诱惑面前心荡神驰不可自拔。影片对中年人跨界感情的直接描绘,显然超出了传统防守的界限,却实在是迈开了艺术直面情感现实的较大步伐。尽管我们不愿生活出现太多多向情感,却不能不承认社会发展导致情感的多样性纠葛,以及开放揭开了原本隐蔽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复杂情感欲望,对传统而言,这是难以回避的尴尬现实,也是生活存在的残酷面相。从这一意义上看,《一声叹息》的现代感是明显的,遭致的议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应该着重指出的倒是影片对感情表现的分寸,人性情感的真实其实就在张、弛和隐、露的矛盾之间。影片中人对家庭的依恋与对情人的冲动,对道义责任的看重与对内心渴求的不可自持,都掌握着较好的分寸感,从而描摹了一幅现代生活中并不少见的情感危机图。影片让人疑惑的主要是结尾悬念式的电话,似乎在显示嘎然而止的艺术效果,也是为商业接续留下接口,但对原本习惯大团圆结局的传统观众,和接受随心所欲但不逾矩的现代气息观众的接受习惯来说,显然是带有挑衅性的表现。我们无意褒贬,但应当承认,《一声叹息》对情感的把握是大胆而细致的,它使我们更加逼近生活和情感世界的真实。

再次是现实主义本质精神回归。

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有悠久的历史,从30年代确立,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就始终成为中国电影成功的支柱,梳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大致经历了几个发展变迁阶段:30年代的苦难现实主义电影;40年代战后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50~60年代的浪漫现实主义;70年代现实主义断流,中国电影隔绝于历史传统与世界潮流;80年代现实主义回归,是冷峻现实主义的时期;90年代的现实主义潮流呈现为滚涌起伏的时断时续的状态,纷乱嘈杂、幽默调侃、原生态展示和冷酷揭示是电影人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展现了当代现实主义的最为芜杂状态。但随着现实生活的大众化时代到来,消费、享乐成为文化的重要表现,艺术的现实主义遇到了明显削弱和改变。世纪末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揭示性和平民姿态。它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电影的艺术审美变迁。后者在“文化走向”介绍,这里重点分析前者。

中国电影的不景气似乎和艺术表现的温吞水状态相关。生活纷纭复杂,人民迫切需要正视现实、揭示矛盾、崇扬高尚精神的艺术作品。《生死抉择》的出现无疑是观众心声的体现。这部创造2000中国电影最高票房的影片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影片是主流形态的创作,过去人们被这一类影片说教而无甚价值的产生疑惑误解。《生死抉择》的出现应当修正一些传统认识。从市场来看,《生死抉择》的票房表现是令人惊讶的,500万的成本取得了上亿的票房收入,而造就票房轰动的不是娱乐片,却是现实题材片,这是少有的现象。一个国产影片的放映上座率天天达到70%以上的事实的确是令人深思的,多样化的时代需要多样化的观念,对于处在改革过度时期的中国电影发展而言,没有发展的。《生死抉择》的社会轰动似乎是不期然的,探究原因,首先和影片本质内容相关。国企改革的艰难,是影片切近社会生活的基本背景,但影片没有成为克服困难的企业翻身的画片注脚;它的时代内容的现实反映是败家子吃空了大型国企,这又是尖锐时代矛盾的现实主义表现,但即便如此,好人坏人的模式依然没有成为影片约定俗成的框子;令观众始料不及的是市长、书记的矛盾一度剑拔弩张即将进入套路时,殊途同归的事业感和正义力量使他们成为更有法力的上级腐败势力的对立面,更具有生活广阔视野的时代弊病展现出来,观众的紧张随之加深;而工人们的不满和坚韧,艰难和忍从,更让我们感同身受,牵连起最为真实的当下改革时代的生活面影。毫无疑问,影片的魅力首先是生活的真实反映,在人民群众对腐败积蓄了相当程度的抵触不满的情绪,生活困惑需要解答的时候,艺术适时包容了生活的内在要求加以反映,并且以相当的表现规模和深度再现时代,自然具有动人的魅力。从《生死抉择》的轰动中不能不提出一个似乎被遗忘的老话题,电影的社会意义是决定影片价值的内在因素。由于影片的特定意义,使我们得以拂去市场、商业等等时尚的遮蔽,重新认识作品内容意义的价值。实际上,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根本上是生活具有第一位的意义,由于大众文化的遮蔽性,人们似乎被潮流时尚、形式感所左右,往往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常理。浮躁的心态导致艺术内容的肤浅。从历史来看,出色的影片与社会生活源泉的关系是正比关系,而且在社会历史变动比较频繁的关口,常常有激动人心的现实之作。比如《邻居》、《人到中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生》等,类似的直面生活的获奖优秀作品还有《老井》、《野山》等等。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中国电影离开了对世?廊诵牡暮粲Γㄔ戳鞒さ挠帕即尘徒⑹ТP矶嗬频亩槌さ淖髌罚饶忠皇钡挠槔帜志纾成毖鹊南酪澹ㄏ烈澹炙坠庥埃晕蘖姆ξ叮皇侨狈κ侄危敲挥腥诵牡母杏ΑT谝恍┑胤椒庞场渡谰裨瘛肥保毕分惺∥谝皇榧切迹愿芊肿印案米サ淖ィ门械呐校惫壑谕蝗话樽庞捌俺觥案蒙钡纳保保樾鞔锏礁叱保耸保帐跤胧贝羯舱瘢捌挥欣碛刹槐话傩障不丁S捌僖淮沃っ鳎帐踔挥泻粲κ贝诵囊螅啪哂猩Γ嗣瞧诖男率兰椭泄缬氨厝皇欠从成畹挠判愦笃鳎?/P>

从《生死抉择》艺术表现中还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人物塑造的特点:真实表现。对现实主流形态影片的非议,常和正面主人公的缺乏生活气息相关,举手投足的演戏架子和没有血肉气的人物形象当然让观众产生反感。久而久之,似乎这一类型电影的人物都成了毫无人气的木偶,电影批评也天然排斥这些形象。塑造凛然正气主人公有许多难度,时代英雄不是太多而是严重缺乏,一方面要大力倡导具有生活气息的时代英雄,另一方面也不要因苛求英雄平民化而庸俗不堪。《生死抉择》的主人公未必尽善尽美,但铿然之气是动人的,他的心理复杂面显示和本质上的时代英雄气质表现是比较生动的,影片得到观众的认可也是和人物表现有密切的联系。

二、文化走向梳理

 90年代的文化背景是和大众文化弥漫、市场抉择难以分开的。电影的折射也十分明显,最为显著的是贺岁片为代表的时潮。贺岁片不止是一年中的新年贺礼片,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中国电影绞尽脑汁为各种节日献媚的影片现象。中国电影的大半风潮被贺岁片夺去是确定的事实,这不仅是指票房收益,而且主要是指围绕与此的某种兴奋点集中状况。反思一年稍微具有热点效益的影片,宽泛意义的这一类娱乐影片形成头尾连绵呼应的两个高潮。年初的节庆仿佛是一个筐,以贺岁片为中心点的各种议题和年节延续不休,装筐入箱,新年、春节、情人节、双修日、长假等等吆喝声一阵紧似一阵的贴近,牵连起一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影片;而上半年的节庆喊声还如雷贯耳,为下一个新年抄刀的新一轮贺岁片又紧锣密鼓的耍弄起来。内地贺岁片的历史并不久远,但抢占传媒风头却兴盛不已,而它的市场效益和投合观众心理却是有目共睹的。剖析贺岁片的来龙去脉,不难看到商业因素在如何侵袭推进并逐渐占据电影市场的主导地位的演进过程。实事求是地说,贺岁片的兴盛是值得肯定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贺岁片把此前中国电影电视已经掘开的娱乐通道拓展开挖得更加宽阔。这样的电影自然投合时宜,赢取票房也就在清理之中了。所以,初始阶段的贺岁片是电影走出传统老套值得赞扬的现象,而适应市场需求则是转变的根本。贺岁片的先天不足自然是艺术屈从市场的俗套和无聊,为了讨好时令、节庆人心、和大众需求,创作的规则就和商业法则息息相关,喜剧构架的单一化也成为基本规则。绵延几年的贺岁片已经扩展但失去了创造性,俗套导致贺岁片的滥情无聊。贺岁片多为喜剧片,热热闹闹逗人欢欣是喜剧的本务,但事实已经证明,仅有宣泄是不够的,好看而能耐看才是高招。耐看即有嚼头,能让观众不仅图一时之乐,过后还能留下回味余地,成功的分值才能高扬。但在能否使喜剧既好看又富含情感内涵上,是标示着喜剧品位高下与否的。至今的许多贺岁片还没有在这一点上进一步发挥,倒是一味投靠想象中的大众要求,只求欢跃喧闹,导致艺术的庸俗化。所以,市场支配艺术的弊端已经开始显现,没有艺术内在支持的电影,无论是贺岁还是其它,都难以实现市场长远价值,更不用说艺术的独立价值。艺术创造力的缺乏和艺术热情的不足,是市场主宰带来的弊端。为跨世纪拍摄的贺岁片已经显露了问题的根芽。一些导演只在欢跃效应上急功近利,喜剧的无聊和情感的虚假凸现无疑。即便努力创作的影片也被陈俗功利弄得不伦不类。在被市场驾御和驾御市?≈洌帐跤Φ庇凶约旱拿魅匪悸贰<热幻挥刑油咽谐〉慕菥叮陀Φ卑盐找帐跤胧谐≈浜托车鞫墓叵怠;乇苁谐。彰旁斐倒倘挥薮溃晃锻逗鲜浪咨ナб帐醺抟墒亲陨薄?/P>

艺术化的影片,其文化走向中值得提及的主要有一些或隐或显的倾向。

一、怀旧感伤趋向。

90年代世界电影中不时呈现怀旧感伤走向,所以,怀旧感伤是创作的一种艺术的世界性倾向,世纪末中国电影的走向中也不免呈现这一状况,艺术和这一类影片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因为对人生的体悟与感怀,伤切与回味是情感的本能,无法避及。在怀旧思忆中寻找美感是艺术难以避讳的方面。值得提及的主要有《我的父亲母亲》、《西洋镜》、《洗澡》等影片。

《我的父亲母亲》在宣传上就标明诸如导演年轻时候的恋爱故事的噱头,“父亲”与“母亲”的浪漫恋爱情节简单至极,凝望、等待、奔跑构成感情接续的连接点,整个影片的诗化结构充溢着久远年代朦胧的情爱光环,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个发生在乡村的浪漫故事,渗透其间的感情脉络其实让人想起诸如旧时代大上海都市中青春萌动、家境充裕而悠闲的女孩的情感思绪──也许就是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的共同情感──其实也就是艺术创作者对纯洁感情的回味欣赏。这一类影片肯定不是商业饕餮大餐,而更多带怀旧情调,不同年龄段的观众追随着影片,沉浸在已逝感情的伤悼中,咀嚼在昨日情怀的重温中,流连在浪漫追慕的情境中。就情感抒怀而言,《我的父亲母亲》代表了这一类影片惟恐不够优美的优势。尽管影片和再早一些时候的《那山那人那狗》和《草房子》相比在朴质与精致处理上有一些不及,但本年度依旧是值得嘉许的创作。

而《西洋镜》与《洗澡》则一个是对历史的怀旧,一个是对心灵深处愧疚感的感伤。前者比较厚实,历史的翻检使之具有尘封感,艺术的精心也值得肯定,但需要辨析的是历史钩沉的现实化理解问题。急于参与现实的心理导致创作者做了一些艺术改造尽管可以理解,加之影片的构思比较开放,历史风貌的表现和人的关系处理都有可取之处,因此这样一个难度较大的题材呈现得栩栩如生是付出了很大艰辛的。问题在于,影片过于张扬的东方需要向西方开放,西洋文明对东方艺术的胜利的主线,附加在主线上总让人感到分寸失度,意念的急切和尘封历史感之间的冲突不是以鱼水交融的方式展现,多少破坏了影片的完整形态。影片中主人公身置长城而大发长城功用的哲理意味谈论,对谭派艺术畏惧西洋影戏的着意表现,表现刘京伦为中国世俗社会不容却和外来商人雷门相处得如鱼得水般畅快等等,都生硬打破了艺术的和谐性,令人感到艺术意念化新潮和影片时代之间的距离。艺术不在于追赶时尚,深刻的历史思考可能还在于对历史深入还原哪怕是悲剧式的还原,使历史得以穿过重重迷雾艰难呈现在现代观念的人们面前。

《洗澡》是一部比较出色的影片,影片的现实感很强,沉稳进展颇富张力的情节很为动人,父子三人的亲情比照是和现代文明造就的人生隔阂相连接的,在物欲横流的世俗背景下,关照孝心、舔犊之情、和温爱理解常理,构成影片颇为动人的氛围。影片伤感情调的主要承载,是细节穿插的老爷子陕北成婚的浪漫镜头,他在生命的末期沉迷于往事的怀想中,这一似乎是重笔的表现显得相当不协调,因为现实主义的整体风格使现实人生呈现出世俗生命的可爱自然状态,已经富于魅力,陕北的回忆既破坏了影片格调,也太明显透露出创作者的意念追求,艺术的协调感受到破坏。不可否认《洗澡》仍是艺术追求明显的好片子,但这里警示我们:任何别出心裁的意念创造都应当三思而后行,而往事歌谣的表现是需要水到渠成的真实沉淀。

二、英雄主义复归。

文化意义上的英雄疲软是中国电影在娱乐时代的表现,英雄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叱咤风云的盖世人物,而是指超脱于环境、在精神上崇高、具有独立不倚品格的人格形象。对英雄的崇尚是艺术积极创造力的理想体现。我们不会强求像新中国电影前17年那样英雄举目皆是,但随着时代演变,人们渴求的时代英雄几近销声匿迹却是不太正常的现象。跨世纪的英雄影像在主旋律影片中的出现,标枳着中国电影还有容纳英雄的天地。在《我的1919》、《横空出世》、《紧急迫降》、《冲天飞豹》等影片中,对时代英雄的理解是多向度的,即英雄不只是具体的形象高大,而是一种人格形象的完满,是精神的崇高坚强。当今时代崇善的早已不是高大全式的形象,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成为时潮,但实际上,即便如此,呼唤英雄的潜在欲望和渴求救世英豪的普泛要求不是减弱而是增强,在愈是个人化受到重视的年代,主持正义公道的英雄人格和具有舍己奉公情操的为人精神更成为大众内心的需求。我们的电影似乎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现象,创作不是冷落了大众英雄,就是把平庸视为百姓所好,于是,丧失的不仅仅是英雄人格,而且导致中国电影格调的孱弱和感染力的降低。从弘扬时代英雄和人心需求的角度,主流影片的倡导不是没有道理,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也自然更多从这里涌现。不过,长期以来,创作的概念化缺陷使人们的评价带上较多的批评。所以,当《横空出世》、《我的1919》为代表的影片出现时,我们理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一时期的较为出色的主流影片中,英雄的真实性得到最大可能的表现,性格的多层含义的挖掘有了深度,而值得欣喜的是不再把为了故做多样性而牺牲英雄主义的本质作为目标。

《横空出世》是相对更为出色的影片。影片对艰难时代的背景表现是可信的,它直截了当的为我们重现了50~60时代中国人民面临的重重内外压力,使中国人民期待原子弹创业行动具有了真切背景,影片注重艰难时世中的英雄所承受的重担,少有的把武将的艰苦作为衬托,突出文将(科研人员)的英雄壮举;把为国争光的主线和个人精神忍受作为衬托,强调英雄的多向感情,从而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时代英雄。冯光达的形象是中国电影中最为丰富的高级知识分子英雄形象,在他身上包含着战争年代英雄的献身服从的优点,诸如放弃获奖、隐姓埋名、个人的无所期求、与战士们共享清汤寡水的艰苦等;还格外包含有和平年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如执著科研事业、对数据的一丝不苟、对事业建设的不徇私情等。这在我们所见的英雄人物序列中具有相当的独特性。但更为动人的还在于冯光达们的英雄主义是和人性情感的复杂色彩相联系,在他的坚韧、果决、无所畏惧的背后,是浪漫的情爱、是喜爱音乐的情致、是人之常情的眷念朋友旧情。作为服从事业的时代英雄,压抑住个人的喜好,和妻子决不谈及科研机密,近在咫尺却无缘深谈,还要承受家庭出生的牵累和保密机构的怀疑,在一系列对个人而言都多少是委曲求全的牺牲中,特定时代英雄的品格和精神才熠熠闪光。影片为我们渲染的久别夫妻在大雨滂沱中邂逅的激情动人场面,和此前夫妻因保密而默默无语相对场面的呼应对照格外动人。

相比起来,《我的1919》略逊于《横空出世》,但把握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努力也自有特点。作为世纪初复杂国际背景下的外交官顾维钧,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智,表达民族尊严的慷慨陈词,和对激进的肖克俭行为的不解,与对他牺牲个人幸福为国捐躯精神崇敬等复杂万端情感,都集中连接在巴黎和会的斗争中。顾维钧似乎没有成为横空出世的时代英雄,他作为弱国外交的屈辱代表,承受着强权大国的蔑视,本国政府的矛盾政策和不信任态度,又使他无从为国伸张权益,激进爱国者的误解,还使他被迫承受骂名。在这样动荡多变局势中,顾维钧的身份多少变得混淆不清,但两场精彩的巴黎和会表现,使这一历史人物的主体判断突现出来,一是借题发挥的机智,对日本代表的钱包故事的引申阐述,很难说是史实再现,但对外交官的才华展现却不失为好构思。二是拒绝签字的大义凛然,在列国强权和本国政府双重压力下,战胜国中国却要签署屈辱协约,顾维钧抛开个人荣辱,慷慨激昂发言,这时,这一人物和影片环境氛围的谐和才达到最为接近的程度,影片着眼于他的凛然正气,既包含有憋屈在心的个人愤恨,更是压抑已久的整个民族的愤怒爆发。顾维钧的形象实际上更多符号化,他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国际社会喊出我拒绝的呼声,在他身上负载着时代民族的重负和中国人民强烈的呐喊,单就艺术表现中中国人喊出“不”的呼声就意义重大。作为一部重心为对重大历史表现的影片,而还能兼顾作为人的较为丰富性描画,代表了现代情形下对时代英雄处理的分寸。

三、偏重平民的姿态。

平民化意识无疑是90年代末期随处可见的现象。艺术在趋近大众的潮流中逐渐学会了平视百姓和随和大众情感。《漂亮妈妈》,《幸福的家》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它们以小民生活为题材,描绘艰难困苦的生活,强化抵抗困厄的意志力,展现精神世界的崇高感。这一类题材表现形成一些显著的特点。

比如以苦难的多重性来倾注情感。《漂亮妈妈》表现的是一个下岗女工从茫然失措走向自强自立的生命历程。题材和人物的特定性显而易见,平民大众的生活表现集中于母亲身受灾难的多重性:自己的工作失落、情感生活的孤单、孩子的残障。于是我们眼睁睁看着这位艰难的母亲疲惫交加的应付着接踵而至的困难,而后在孩子学语的眼泪中,在别人欺侮的无助中,在丢失财物的哭喊中感同身受,不由自主同情她的遭际,最后又伴随她教育孩子的成功而喜极而泣。

电影艺术论文篇4

    传统的电影是为广大人们服务的,具有公共的性质;电影制作完成之后要进入电影院进行播放,所以需要满足广大的公共群众。比如说,根据美国好莱坞的预演制度,电影在播放前就会邀请一部分观众前来观看,并且会根据他们的意见及态度来修改影片中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有时甚至还会调整故事的结局,主要是由于观众的喜爱决定了电影发展的形式与类型。类型电影发展到最后就会变成商业化的产物,因为市场上所需要的类型无形中就决定了在创作所需要遵守的公式化的创作原则,即典型的人物、典型的情节、典型的故事线索等等。网络电影改变了电影的艺术形式,使其在创作时走向大众,是对社会个性化的展示,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其与商业电影对观众审美要求的迎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网络电影追求的是个性化的完美展示,它没有来自票房的压力,完全是个人对于艺术的追求,更加注重个人在生活上的感受。因而,网络电影在题材上的选择突破了类型化题材的选择,对于电影艺术形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网络电影本身更是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

    二、出人意料的情节设置

    网络电影对于电影艺术形式的影响还表现在出人意料的情节设置上。比如说,网络电影的反转结局在设置上就会让人意想不到,在结局、新颖的情节化这些设置上都会让观众与大量的网友喜爱,这种反转式的电影其实就是反转剧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而反转剧来源于韩国的一种较短的电视剧形式。在韩国最为流行的不是他们的电视剧而是综艺节目式的短片,每个故事大约有45分钟左右,每个情节是由两个故事组合而成的。在这个短剧中,韩国演员们一般都会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会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不断地转变着自身的角色,虽然每个人的故事是独立的,但是最终结局往往出人意料。追求个性化是人们向着更高层次生活的追求,网络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有更高的追求,而网络电影就是其中一个表达自身个性的很好的渠道。

    三、在线互相交流与快乐审美

    网络电影具有开放式的特点,网友在线就可以进行交流,网友们也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剧情进行更改与探讨,也可以对自己喜欢的角色进行讨论。比如说网络电影《见光的爱》讲叙了一个三角爱情故事,时长约40分钟,分为4个部份,9个片段,而网友可以自己选择电影情节的变化,由此网络电影就会体现多结局、多选择的特点。网络电影的开放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给电影观众更多的主动权,这样就会让观众根据自己的喜好欣赏自己想看的影片,自己可以控制审美客体,而不是被客体的审美控制。网络电影的开放性也会影响电影艺术形式,让电影的形式变得多样化。参与让观影成为一种主动,也让审美成为一种创作。网络电影在创作时较为自由,可以让网民们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享受到快乐,没有票房的压力,就不会限制自己的创作思路。无厘头的手法可以说是网络电影的一大特色,随着网络电影的发展,无厘头的手法也成为电影中的一大特色。以《小强历险记》为例,这部影片中几乎是没有任何特效的,完全是用玩的心态来进行创作,同时为了能够达到喜剧的效果,其语言非常幽默。在影片的时间设置上,网络电影也拥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传统的电影叙事远比网络电影要复杂、冗长,而对于现实社会的“快餐文化”的观影氛围,讲究效率与快节奏是受众的首选,因此网络电影这种叙事更具备吸引力与挑战性。

电影艺术论文篇5

1.1艺术经验的沉淀期

各类型尝试的自觉时期(1992-2000)这一时期张艺谋已经不满足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民族的、凄美的,甚至是悲凉的作品主题了。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人对自我权益觉醒的农村题材影片《秋菊打官司》;通过一个小人物的辛酸遭遇而反映整个社会历史风貌的《活着》;完全采用非职业演员反映中国农村教育现状的作品《一个都不能少》;讲述爱情、家庭、亲情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京味十足的都市轻喜剧《有话好好说》;退休工人与盲女间真实的社会道德故事《幸福时光》等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并没有完全脱离张艺谋艺术片的范畴,作品中还有艺术片的影子,但这一时期的张艺谋已经看到商业和电影的利益关系了,而且他也不满足于只有口碑而没有票房的现实。于是有了他各种类型电影的尝试,甚至是喜剧,他还试图通过《幸福时光》的网上选角,来尝试商业片的运作。

1.2艺术与商业的转折时期

商业与艺术间的游移(2002-2013)抱着各大电影节的奖杯,戴着只有口碑没有票房的帽子,张艺谋开始拍摄《英雄》,这是张艺谋第一部古装商业大片,尽管大家对《英雄》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它却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而且张艺谋也从此摘下了只有口碑没有票房的帽子。接下来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继续沿用《英雄》的成功套路:大制作+大牌演员,继续着张艺谋的商业大片,票房神话。这一时期骂张艺谋的人特别多,批评指责他只注重商业利益而弱化了故事的艺术内涵。张艺谋本身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他拍摄了《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一个试图说明自己还能拍文艺片的作品。也许是时代的发展,也许是电影的发展,在《千里走单骑》、《山楂树之恋》中,我们还是能看到许多商业电影的影子。这一时期的张艺谋是矛盾的,他既想符合时代的潮流,又想坚持自己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时期既拍了商业大片,又追求着自己梦想,拍摄艺术片。

2冯小刚的电影分期及转型

2.1热力迸发激情洋溢的成名期

平民视角下的黑色幽默贺岁喜剧时期(1997-1999)带着初出茅庐的勇气,带着对社会现象批判的心理。冯小刚用他那特有的“京味”语调,游戏似的情节安排,呈现给我们一个个含泪笑的狂欢式作品。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是《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和《没完没了》。这种冯氏贺岁电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当时挑剔的观众,冯小刚用他平民视角下的黑色幽默奠定了他在中国贺岁电影中的地位。

2.2内敛反思的发展期

贺岁喜剧到贺岁正剧的过渡时期(2000-2004)随着《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的相继成功,冯小刚的黑色幽默喜剧风格逐渐被大众接受。冯小刚在贺岁喜剧电影取得成功之后,在他成为著名导演之后,开始反思自己电影的发展。电影内涵因素逐渐加大,从《大腕》开始,荒诞中开始引入更多的黑色幽默,而且小人物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从《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大多以小人物作为关注对象,电影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一些没有远大理想、宏伟事业,说话经常没有正行,但心地善良的老百姓。而到了《手机》,虽然电影并没有刻画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大人物,但影片中的主人公严守一,已经是中国正在壮大起来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了,已不能被认为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普通百姓了。这些变化表明冯小刚的视野正在不断的开放,他正在跳出自己的市民情节,将电影的创作投向更广阔、丰富多彩的社会人生。

2.3探索困惑的转型期

中国本土电影到世界电影的转型时期(2006-2013)伴随着名气的越来越大,冯氏贺岁电影已成为中国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冯氏幽默的品牌已然确立。可这时的冯小刚已不满足自己电影作品在中国内地奖项、票房上的成功,更吸引他的是国际的认可。于是在2006年冯小刚推出了自己有第一部古装片《夜宴》,但是结果却是,票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口碑更是骂声连连。在这之后,冯小刚并没有停止他的探索,《集结号》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并且获得了一致好评,票房、口碑双丰收。之后更是创作了票房突破6亿元的《唐山大地震》,冯小刚终于在自己的转型中找到了自己适合的道路。

3殊途同归———艺术与商业的结合

电影艺术论文篇6

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

(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收稿日期:2002-05-15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

[6]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J].当代电影,1998,(5).

电影艺术论文篇7

我常常考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电影艺术在人们眼睛里就会比其它的艺术姊妹要低俗?是电影工作者的水平低于从事其它艺术的人们?恐怕还不能作出这样简单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与电影艺术的特性有关,正是这样的特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使电影艺术成为夏衍说的“俗文化”的。

众所周知,小说是一种文字艺术。它作用于人们的第二信号系统,借助于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完成其艺术欣赏过程。尽管小说无法展现作用于第一信号系统的视觉场面,(即便是《老人与海》这样的小说,我们也很难真正体验到大海的视觉奇观。)可是,观众的参与和想象活动是艺术审美的生命,小说拥有了这样的特性便成为了一种高雅的文化产品。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中,不仅人物命运能得到充分的展现,而且人物丰富复杂得难以言状的内心世界也能得到淋漓尽致的揭示。《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勃洛莫夫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作者就能把他的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示给我们。也许,只有小说有这样的魅力:一部小说的情节或细节描写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被读者淡忘了,然而那小说中众多的成功塑造的人物却在读者心中长存甚至伴随他们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字有利于塑造复杂的人物个性和千变万化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之林里,即便是象西德尼.谢尔顿或琼瑶这样的通俗小说作家,也依然必须在人物个性的塑造上下一定的功夫。

再看戏剧。由于戏剧的空间表现的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导致它不可能依靠视觉手段。因此戏剧的真正武器是对话。戏剧家们运用对话来展开情节和冲突,揭示人物关系和性格。如果对话过于肤浅,流于生活的表面,如果我们通过对话看不到人物心灵和性格中那些隐秘的层次,戏剧就会变成毫无戏剧性可言的浅薄的东西。所以,戏剧没有选择,既然它不能用视觉的奇观来哗众取宠,就只能靠对人性深刻的揭示来将观众吸引到剧场里来。正因如此,戏剧便获得了高雅的属性。无论是莎士比亚或是易卜生,无论是斯特林堡还是奥尼尔,戏剧大师们所追求的永远是性格的丰富性和对心灵的隐秘的揭示。正是戏剧的短处成就了戏剧的高雅。戏剧也羡慕过电影的通俗性所带来的金钱,也有人希望能创作出类似于警匪片、惊险片或恐怖片这样一些戏剧样式。但如您之所见,到现在我们也没看见有什么“警匪戏剧”、“恐怖戏剧”或“惊险戏剧”形成气候。娘胎里生就的高雅何须作东施效颦呢?

可是电影呢?电影拥有无与伦比的时空表现力,它可以表现高山大海和千军万马的古战场,可以展现星际大战和史前生物的肉搏。它拥有任何其它姊妹艺术所没有的视听武器。得天独厚的能力对人是不是有绝对的好处呢?比如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孩儿,也许就因为她比别人漂亮便无需作更多的努力即能取悦于人。电影艺术的“天生丽质”正是这样地使它无需在人物塑造方面苦下功夫就能取悦于观众。它可以将冰海沉船、彗星撞击地球、龙卷风和大白鯊……所有人类能够想象到的惊心动魄场面都展现给观众,并且只靠了这些视觉的奇观本身便可以将观众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牢牢地吸引在影院的座位上。人物性格的塑造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更遑论性格的深度。稍有文化修养的人就能分辨出一部莎士比亚剧本与《泰坦尼克号》影片中人物塑造的高下,恐怕只有才会把两者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好莱坞那些高成本的大片中的人物性格的落套和浅俗几乎成为那种影片的标致。不知是不是会有谁将一部影片在票房上的成功与该影片的文化品味看作是一回事儿?如果有,那一定是利用电影赚到了钱的人或渴望赚到钱的人,千万不能相信他的话。电影也有佳作,在佳作里也有脍炙人口的人物性格,但你会发现那常常就是借助了对小说或戏剧作品的改编,电影编剧的原创人物寥寥无几。而且您还会发现,改变自小说和戏剧作品的电影作品,尽管有着比原作更广泛的观众面,但看过原著的人往往会抱怨这些改编实在是糟改原著,至少失去了原著的深刻性和人生品味,充其量不过是原著的赝品。

在这里,也许应该为电影艺术说上两句公道话。我们无权要求任何门类的艺术都必须达到同样的人文深度。要求一部恐怖片也要深刻如契柯夫的《海鸥》显然是滑稽可笑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把深刻作为自己的审美目标的。恐怖片就象我们坐翻滚过山车,一时的刺激便带来了值得花钱的愉悦。以往我们总是要求电影艺术的任何样式都要追求人物性格的丰富立体性其实是根本错误的。在商业样式的影片中,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也根本不必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即如美国影片《生死时速》,在创作这样的影片的时候,编剧最需要下功夫的是讲好一个具有惊心动魄场面和让人透不过气来的故事,而导演的任务就是把文字提供的视觉奇观设计图逼真地展现在银幕上。人物的类型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电影样式商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就象麦当劳的策略一样,如果它的汉堡包和辣鸡翅不作定型化的生产,就不会有那样多的赢利。因为它必须用一种模式化的生产来培养人们固定的口味。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的西部片,其中的人物都是固定不变的类型,那些无法无天的牛仔、那些孤单闯入敌阵的英雄、那些野辣辣但善良的……所有这些就象定型生产的汉堡包,早已经培养起了一大批观众的口味,所以至今仍然保持着西部片的常盛不衰的观众群。香港的功夫片得到了西部片经营之妙吷,于是也成为中国唯一能够杀向好莱坞的电影样式。人物性格的复杂和立体,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层结构,这些都必然会带来作品在主题思想上的艰深和多意,这也许从来就不是把票房看作生命的那些电影投资者的意愿。我认为好莱坞为代表的商业电影是很值得今天的中国电影人研究的文化现象。一天,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您认为张艺谋和冯小刚谁更棒?”我反问他道:“你认为跳高的朱建华和打乒乓球的邓亚萍谁更棒?”我认为他们都不错。不能在商业喜剧如《不见不散》这样的作品上苛责冯小刚塑造的人物肤浅,这就好象我们不能听了相声抱怨它太不庄重一样。我们应该看到他的机智和幽默和叙事节奏的流畅。今天中国大部分的商业片不是太不深刻的问题,而是太不懂商业规律太缺乏商业想象力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如何创作好类型人物的问题。

什么是类型人物?戏剧理论家和教育家贝克在他的著作《戏剧技巧》中有所描述。他认为剧作中的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概念化人物,他说:“概念化人物是作者立场的传声筒,作者毫不把性格描写放在心上。”第二种便是类型化人物,他说:“类型人物的特征如此鲜明,以至于不善于观察的人也能从他周围的人们中看出这些特征。”这种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用某些突出的特征或一組密切相关的特征来概括”。第三种为圆整人物(RoundCharacter),也有人翻译作“个性化人物”的。他说:“圆整人物在类型中把自己区别开来,大的区别或者细微的区别。”这种人物具有性格的多侧面和复杂性。他们的性格复杂到无法用简单的话语来概括和分析。贝克认为,类型人物在今天还大大地存在的原因如下:①人物性格特征有限并且鲜明,这样就易于观众领会和把握。②这样的人物容易创造,更容易编写。③闹剧和情节剧看重的是情节的戏剧性,这样的剧本哪怕它缺乏人物的个性化,观众仍然对同样的故事百看不厌(如罗马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事实上,中国人的叙事传统中更突出的是对类型人物的描写。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相当地固定在类型人物上。《红楼梦》除外,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的人物和戏曲舞台上的人物大多数便是类型化的人物(尚有一些概念化人物)。例如《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中的人物:曹操性格突出的是一个“奸雄”,关羽则可以概括为“忠勇”,诸葛亮不过突出了一个“神”字。张飞性格全部集中在“直鲁”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艺术最大的特点便是夸张,表现在人物塑造方面便是人物性格的夸张。这种夸张的方法可以总结为强化人物性格中的某一特征。这样的方法能取得良好的剧场性,易于为更多的普通观众所接受。其实直到今天,中国观众的审美特点也没有太大的改变。记得《乡音》这部被专家看好的影片到湘西农村放映的时候,这部为农民创作的、表现农民的影片在农民中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们抱怨说影片“分不出好赖人”来。中国农民喜欢人物立场和性格一目了然。就象中国戏曲舞台上人物,脸谱本身就有了综合地表述立场和性格的功能。这种审美习惯在电视剧中表现得就更加明显。专家们对《还珠格格》获得那样大的轰动效果瞠目结舌,觉得不可思议。“小燕子”就人物塑造而言性格何其夸张简单,简单得几乎有点二百五!可为了看“小燕子”竟然能够万人空巷!其实,琼瑶是个聪明人,她明白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所以对所有剧中人物都采取了类型化的处理原则。您回过头去看看,《西厢记》里的那个红娘,整个性格无非就是个“伶俐可爱”,然而却被人们口碑至今。现在又一只“伶俐可爱”的“小燕子”飞来了,能不家喻户晓吗?如果你细细分析就会发现,每一个大红大紫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其实都走的是类型人物的路数,例如《渴望》和《嫂娘》中的女主角之忍辱负重、以德报怨便是突出的一例。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如果一个影视编剧不会将人物作类型化处理,就很难满足大众胃口,写出百姓喜爱的作品来。

将剧中人物作类型化处理也不一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生活中的现实性格通常都是模糊的和多成份的,因此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现在,剧作家要从那个人物之性格的综合成份里选出一个或两个特征作夸张处理,就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必须决定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的那个人物性格的特征是大家已经看烦了的,观众就会觉得太旧。比如,我们一些表现部队生活的作品总是爱重复这样一些类型:傻大黑粗的农村兵、调皮捣蛋的城市兵、好妈妈式的教导员、性情直鲁的连长……其实这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出现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挺好的。但现在这种类型几乎便成了定型,就让人觉得有些东施效颦了。描写青年的类型人物也有很多的重复,例如以往写所谓的好青年,总不外是说话木讷、见了异姓就脸红;如果写女记者一定是风风火火、疯疯癫癫、敢爱敢恨……这样的人物看多了,就让人觉得中国的影视编剧没有想象力,光会跟在别人的后面克隆。可见,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反对人物类型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反对人物定型化的问题。其实,在中外很多的优秀作品中,优秀的类型人物不但不会被观众厌弃,反而会得到大家的喜爱。例如卓别林创造的那个象鸭子一样走路的绅士流浪汉便是个极好的例子。这个小人物除了永恒的善良本性以外,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永恒的尊严。无论情况多么艰难窘迫,也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可怕,他总是拼命地保持着自己的绅士风度和尊严。俗话说“人穷志短”,可卓别林却把它反了过来,去表现了一个可怜滑稽的小人物超越常理的尊严,就十分具有创造性和独特的想象力了。因为卓别林是流浪汉出身,他一定知道在每一个受欺侮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深藏的渴望:保持住作人的尊严。他正是聪明地抓住了这一点。再如,在日本山田洋次的《男人辛苦》系列影片里也有个家喻户晓的类型人物寅次郎。在日本,几乎没有不知道阿寅的。这个将眼睛眯作一条缝的胖子性格格外的单纯鲜明:他善良仗义多情却又懒散而不拘小节。每天大大咧咧、无所事事,却常常大言不惭。山田洋次真是个聪明人,他在这个人物性格上的类型化处理可是十分有学问的。在日本这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日本人被西方人形容作每天只知道工作的“蓝蚂蚁”。给人的感觉是,大多数日本人中规中矩、一丝不苟、性格压抑、不苟言笑、感情轻易不外露,例如一个日本人向你点头说着“哈依”并不一定就表示他同意你的意见,你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然而,在高度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中,其实很多的日本人心里都有与现实相反的渴望。他们渴望着能冲出刻板的生活轨迹潇洒随意地生活,能够忘记金钱而把情感看得比什么都重,能够不注意上司或任何人的脸色而敞开地表达自己的任何情感……而这一切便恰恰是山田洋次赋予阿寅的。人们从阿寅身上看到了自己虽然期待已久、想做却又不能做或不敢做的。这就难怪阿寅这人有这样好的观众缘了!其实,就连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人熟知的阿Q也是个类型化人物哩!这个性格极度夸张的角色之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精神胜利法”。我们实在是不能因为这个人物出自伟大的作家鲁迅笔下就生生地将他归结到圆整人物的圈子里去。说他是类型化的人物并不意味着否定他的深刻性。相反,正如大家所共识的那样,在阿Q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见,一个真正为观众所喜爱的类型人物既不能是不费气力就能得来的,也不能是克隆的结果。那必定是一次具有个性的创造,是对生活深切感悟的结果。类型人物应该是一种真正的典型,更具有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和性格的鲜明性。

我认为,学会写类型人物应该是编剧的影视基本功。其实人物塑造也象绘画一样,在学习绘画的时候常常有两种练习:一种是速写,一种是素描。速写要求用极其简练的笔法和线条甚至有些夸张地将人物勾勒下来,而素描则要求对人物作空间层次的细致描画。类型人物就好比是速写,如果你没有抓住一个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特征的能力,也很难对人物多重成份的性格作全面的描述。更何况,即便是在那些以圆整人物为主角的电影作品中,类型化人物依然是不可少的。剧作家用了这样的技巧来描写次要人物。要知道,在电影剧作中,毕竟叙事的时间有限,在两个小时的甚至更短的篇幅里,你要想将所有的剧中人物的性格都作圆整化的处理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那样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主次就意味着喧宾夺主。这时,你又不能将次要角色处理得个性全无,那样的做法观众也不会接受。最好的办法就是抓住这些次要角色的某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征作夸张处理。例如,在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中,作者对主要角色耕作和民子都作为圆整人物来塑造,写出了他们复杂的性格成份。这两个人物细腻复杂的情感和内心世界使我们感到了人物性格的现实性。可是,影片中的虻田以及民子的弟弟和弟媳,就作了类型化的性格处理。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强了戏剧性,也反衬了耕作和民子这对中年人的深沉情感和性格的圆整性。在国产影片《牧马人》中,编剧对许灵均和李秀芝这两个男女主角作了圆整性格的刻划,但对郭PIA子却作了类型化的性格处理,而这个人物却使作品增色不少。获得了东京电影节大奖的日本影片《谈谈情,跳跳舞》中那个舞蹈动作怪异的青木也是个很成功的类型人物。这个人物使影片在总体基调的严肃性上增添了几分活泼和轻松。影片的编导者一定非常清楚,任何艺术所产生的效果都离不看对比,在一部影片中庄谐共在才能相映成趣。

电影艺术家并不回避类型人物,以写不写类型人物这一点上是不能区分艺术家和匠人的。但艺术家毕竟与匠人不同,艺术家是创造新的类型人物的人,而匠人则是重复前者创造过的类型人物的人。

要想创作出充满新意的、性格鲜活的类型人物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这就好象齐白石之画白菜,虽然仅仅是了了数笔,便能跃然纸上,这却是多年实践的结果。初学影视编剧的朋友往往心太急,却忽视了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其实,如果你平日不多作些观察和训练,要想几笔就写出一个鲜活的人物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的意见是,大的剧本固然要写,但忙里偷闲地多搞写小品文或影视剧作小品也是很有效的学习方法。例如下面就是我平日里完成的人物性格速写练习:

第一则:《陈先生的小纸片》

我的大学是在上海戏剧学院上的。刚刚入学,去厕所小解,却见面前的墙上正对着脸贴了张笔记本上裁下来的纸,上面写着:“菩萨蛮——为庆祝六一儿童节而作”。那词填得很功,但却读不太明白。从引用的掌故里看出作者定是位老先生。那字也是老先生的,用繁体,规规矩矩的蝇头宋楷。末尾的留名亦是老气横秋——“陈汝衡”,颇象老中医的名字。他是个什么人?怎么会在厕所的小便池上庆祝儿童节哩?我当时乐得把尿也晃到了池外!(后来才知道,原来每到节日——不拘是妇女节还是元宵节,他都会用那样小小的纸头,在校园里到处贴上他填写的词。)

不久见真人,果然可乐!他已经八十一岁高龄了,踱入课堂的时候却声若洪锺地自我介绍说“芳龄二九。”是两个九相乘的意思。这时有同学提问时叫了他一声:“陈老师……”他立刻打断了提问正色地说:“以后谁也别叫我老师,要叫先生!”

陈先生是教中国文学的,但他更多的是教古典诗词。说句良心话,“年方二九”的他讲课实在枯燥。然而我敢说没有哪个老师似他这般酷爱讲课。当他摇头晃脳地背诵起诗词来的时候,就如关公抡起了大刀,如入无人之境。人老了,前牙漏风,朗诵的时候前排的同学就感觉局部地区有雨。上他的课很苦恼,终于就有人忍不住跑到系里抱怨听不下去,问能不能换老师。然而系主任苦笑着说:“还是告诉同学们坚持一下。如果我们把陈先生的课停了,他那年纪,他那热情……是不是?”想想也是,大家就再不提。只是共同谋划好了对策。等他上课,我们就从左数第一个人开始提问,然后第二人、第三人……这样一直问到下课。他就只好不断回答问题。其他同学就有了开小差看闲书的时间。陈先生当然不知道我们的阴谋,学生的提问,使他觉得很得意。记得那次轮到我提问,我严重异常地站了起来:“陈先生,不知道菩萨蛮是不是可以吟唱?我曾经在厕所的墙壁上看到过先生的……”同学闻说,都从课桌上抬起了暗含笑意的眼睛。老先生全然不觉,当下里为我们朗声吟唱起来,那音调要多怪有多怪,相信定是原装宋味的。先生见我们都笑,更来了情绪,突然问我:“唐诗宋词皆有传世之作。敢问现代诗里也有吗?”

“没有!”我几分讨好地说。

万万没想到他却说:“不对,有的!”说得全班同学大愣。接着他笑嘻嘻地说:“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的困难都不怕!”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挤兑现代诗,大家哈哈笑个不停。

那天,学院里来了个法国学者,是个年青的女子,要为我们讲莫里哀。男生都挤向前排,凑向金发碧眼的身边。那女子很有些欧洲人的傲慢,全然不把在场的学生放在眼里。就在这时,突有人用英语提问,大家惊诧地回头看时却是陈先生。陪同翻译说:“对不起,我不太能说英语。”陈先生就立刻换了法语。至今不知道陈先生提的是什么问题,但见那女子红了脸,半天回答不出来。翻译道:“她说,这位先生的提问她从来还没想到过。”

回到宿舍,大家都议论着陈先生今日的表现,纷纷觉得分明是为国争光,人人反复说:“没想到陈先生还有这两下子。”因为我们无论课上课下,从来没听先生说过任何一个外国词儿!

再一晨,我围着学校跑步,恰遇到陈先生提着篮子买小菜。当下拉着我到他家里坐。步入那狭窄的亭子间,我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书架的山谷里,那四壁的高及屋顶的书令人仰视,给人压力。拿出一册翻看时,竟是先生在30年写作就的《中国曲艺史纲》,再抽一本,还是先生写的,叫《中国说唱艺术考源》。索性向书橱里看去,原来那一排都是先生的著作。这一发现使我目瞪口呆,连师母递上的茶也没喝出是什么味道。那些书中的文字,铿锵有力,字字珠玑,长短节奏,更是有腔有韵。其功力真令我辈汗颜。从那一刻起,我始知年轻人笑声的浅薄。临出门,认认真真地颔首叫了声:“陈先生。”

现在,陈先生已经作古多年。他故去的时候我已经当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七年。七年里,我常常会想起他,因为每到过节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那贴在墙上的小纸头,尤其是儿童节。

第二则:《白玛》

歌舞团里有很多著名的演员,例如在那个时代全中国无人不知的歌唱家才旦卓玛和后当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常留柱,后者创作并演出的歌曲《心中的歌献给金珠玛》曾经红遍全国,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应该都还记得的。然而说起来,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白玛。

我到团里的时候他是负责舞台灯光的。每到演出的时候,只要没轮到我上场,我就会跑到舞台一侧的灯光操作间找他聊天。那里架着很多巨大的灯,从灯的空隙里能够俯视台上的演出情况。那些灯别提多烤人了。白玛教给我了一招儿,将馒头放在照明灯的后面,过一会儿就能吃到喷香焦脆的烤馍了。大概是长期受灯烤的缘故,白玛脾气挺急。他喜欢一面蹦来蹦去地控制那些开关,一面骂台上的演员。

“啊啧啦!旺堆这小子跳的是什么舞?我看从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来也比他强!你再看卓玛吧,才20岁呀,还没结婚,可那屁股多大!”

他那肆无忌惮的评价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我挤兑他说:“你尽说人家,有本事你跳一个!”

没想到这话却把他激怒了,劈胸抓住我说:“小子!你听着!我在莫斯科获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撒尿和泥玩哩!”

后来问过团里的老同志,方才知道他没有吹牛。他原来是舞蹈演员,最最拿手的是跳“拉腿蹦子”。别人在作那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倾斜,与地面顶多成六十度角。而他却能达到二三十度角,并在身体侧旋的过程中从地上捡起一圈哈达!正是凭了这一手,他才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了奖。可惜的是,他也仅仅会这一手,再加上他太爱喝酒,常常误事,后来在领导的劝说下索性退出了演出,干起了照明。

大概白玛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还会重登舞台!

事情的起因是从内地某省来了个实力很强的歌舞团。尽管他们很谦虚地说:“是来向歌舞团学习的。”但实际上却有着炫耀实力的意思。自治区领导发话了,要“咱们自己的歌舞团拿出点自己的绝活来”。我们团里领导得令后思谋再三,突然记起白玛的“拉腿踫子”。当下将白玛叫到排练场,让他蹦一个看,没料到他那童子功竟然盖过当初。团领导自是大喜过望,让他在最后的压轴节目中上场亮相,将节目推向高潮。

白玛成了全团人众望所归的人物,他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在正式演出的前两天,他每天早晨都第一个出现在排练场里,他知道,演出那天自治区的首长会尽数地坐在台下,无论如何不能出一点纰漏。

然而正式演出的那一天他却出了大事!

原来,由于他太渴望重返舞台了,结果是邻近登台他却害了怕,怕得两腿直哆嗦。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偷偷地喝了很多酒。到他上台的时候,果然气壮如牛!在音乐声中,他象急速旋转着的车轮,以不到三十度的侧倾冲出了侧幕。立时,台下掀起了海潮般的掌声!按照规定,他只要围着舞台转上一圈就可以下场了,但不知道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还是观众掌声的刺激,一圈之后他竟然没有停下来。乐队的指挥愣了一下马上喊了声:“反复!”又把音乐重奏了一遍。可是,二圈之后白玛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观众的情绪到达了极点,震耳欲聋的掌声一下下地砸在白玛落地的节奏上!

团长的脸都急得发白,对着台上的白玛喊:“行了,快下场!”然而白玛已经失去了控制,只管一路地在台上蹦着圈,那光景就好象要把生命全部在这里蹦完似的。

突然,他偏离了轨迹,在观众的惊叫声中翻下台去,狠狠地砸在月池里的小号手身上!当人们将他从地上搀扶起来的时候,白玛的眼睛虚眯着,好象刚刚从梦中醒来。团里女同志哭了,连团长的眼圈也红了……

后来,当然白玛又回到了侧目边的灯光操纵室。他还和过去一样熟练地按动那些开关,搬动那些闪着火花的电闸。不过,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我却再也没有听他骂过哪个演员……

电影艺术论文篇8

关键词:电影艺术欣赏论文

《摔跤吧!爸爸》是根据印度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讲述有着摔跤历史的印度有一位因为现实而放弃自己梦想的印度摔跤全国冠军爸爸(阿米尔汗),一心想子承父业完成他的全国冠军梦,谁知造化弄人,连生4个都是女孩,正当自己想要放弃梦想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女儿有着过人的摔跤天赋,立志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训练成世界冠军。电影的故事原型取自于印度农村,接地气的叙述方式和不脱离现实环境而独立存在的人物塑造,更是给《摔跤吧!爸爸》增添例不少的烟火气。同时,这部《摔跤吧!爸爸》与以往的印度歌舞电影有所不同,歌舞的成分在新印度电影中做到了比较好地收放和拿捏。印度电影在今年的中国市场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几乎每一部阿米尔汗参演的电影在中国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从《三傻大闹宝莱坞》里特立独行、追求理想的大学生,到《我的个神啊》里在地球奇幻旅行、大揭宗教虚伪面纱的外星人。阿米尔汗在中国观众的心中已经塑造成了印度向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张名片,他强壮帅气的形象与之精湛的演技和敬业的精神为观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之作。《摔跤吧!爸爸》就是由阿米尔汗担任制片并出演的,为了这部电影的人物塑造能更有血肉气息,阿米尔汗对自己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虐待”,电影中的角色要跨越19岁、29岁、55岁,为了电影的需要,他不惜增肥28kg,为了演绎55岁上年纪的父亲,他又减重25kg。在演绎年轻时的马哈维亚时,有人提议用电脑特效可以代替做出这样的效果,但是阿米尔汗坚持认为:“当角色处在不同年龄段的自我感知是不同的,发胖的时候,每个细胞都带着迟缓的信息,一些身体的机能,体质都是不一样的。”阿米尔汗相信这些细微且真实的感知信息能在塑造人物上给予他帮助,用他的话说:“我希望全身心地参与到角色中去。”这种情感也会潜移默化地转移到观众的观影感受中去,体会来自于影片之外的真善美。今时不同往日,对印度电影的新认知,印度作为现今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电影产量国,而印度电影给人以最大的识别度就是不知所云的歌舞场面,而这正是印度最大的特色,也是印度电影在早期被世人所诟病最多的一点。

早期,印度电影的歌舞场面是“无时性”就是超出叙事时间的场景,对于影片的叙事和剧情走向没有任何的帮助,只是无缘无故地跳舞,生硬地加入印度的民族元素,很多人认为即使把一部印度影片中所有的歌舞元素都摘除,也丝毫不会影响电影的剧情和叙事的流畅性。如今,印度电影在好莱坞的熏陶下成为东方的好莱坞,印度的电影人很早地接触并学习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模式,并融入本国的民族元素成为有标志性的新印度电影,如《平民窟的百万富翁》《三傻大闹宝莱坞》,都是现代印度电影的改变,把歌舞与叙事进行有机编制,歌舞场面不再是电影中角色情绪宣泄的情节要点,而是服务于叙事。例如,在《摔跤吧!爸爸》中一共出现过六次印度音乐,第一次是刚开篇还是年轻时期的马哈维亚正在与人摔跤并补充电影信息和扩容摔跤背景,把观众带入电影中,调动摔跤氛围;第二次是女儿对父亲执意让她们学习摔跤的抗拒和不情愿,同时为电影叙事服务,压缩枯燥乏味的训练时间,一笔带过,很讨巧地推动了剧情,加快了电影的节奏;第三次是女儿开始理解父亲的严苛,开始更为努力的训练,同样压缩了叙事时间,精选了叙事信息;第四次是女儿成了无人能敌的女超人,在印度斩获各类摔跤大奖,一路横扫,同样用本民族的音乐做了快进,加快了叙事节奏;第五次也是唯一一次表现父女情愫的作用,女儿对父亲的挑战和父亲对女儿的不认同,节奏略缓的民族音乐把影片中父女的情感外化推向观众,对剧情的情感需要起到烘托认同的作用;最后一次,女儿又一次遇到困难,父亲偷偷训练女儿,帮助女儿夺金的过程,压缩叙事时间,同时这段音乐与第一次的音乐是一样的,好像是在暗示着父亲年轻时候的梦想终于要在女儿身上实现了。

印度电影有创新,当然也有延续。在歌舞的影子下不难发现印度电影很多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且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现实主义传统的保留从电影传入印度就开始延续,这些电影以反映印度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下的矛盾为目的,贴近人们的生活,吸纳生活中琐碎的事情,用小成本和现实主义的拍摄方式来展现时下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摔跤吧!爸爸》也是当代现实主义的代表之作,影片带着对现实批判的眼光去看世界,用着自我反省的态度看自己,该片中涉及印度男权主义的保守背景之下急需挣脱并得到合理权利的印度新女性的力量制衡,印度官员的玩物丧志与远离朝政的肆意懒政、不作为和印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国家体育事业的人才培养等,而正是这些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给了印度一个宽泛、包容、接地气的电影市场和观影氛围。在印度看电影不太需要考虑支出费用的地方,印度政府为了推进电影事业的发展,取消了电影税收,让电影变得亲民,观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电影院,就像家常便饭一样,而看电影是印度人以家庭为单位的周末集体性的活动。印度电影等级制度的划分,更为科学地设置了观影须知与年龄限制,为不同年龄的观影者打开了一盏庇护之伞,因此电影院成了印度人周末休息、放松娱乐的一个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一个社交场所。为什么会说是社交场所,因为在印度电影正式播放之前会有15分钟的广告时间,这一小段时间有利于印度观众在观影前展开周边的社交活动,这些像是通过艺术而产生推进的娱乐活动,电影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和心理的快感。电影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审美的愉悦更是能够成为一个审美的深造者,还有达到与影片角色一样的自我认同的精神快感。电影这门基础入门且容易感知的大众艺术会潜移默化地传播着那部影片的某种理念,也许这就是你能为之前行的“原力”之一。

参考文献:

电影艺术论文篇9

[关键词]融合文化;生产式消费;电影传播;版权管理

随着媒体融合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影艺术作品本身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影、音、图、文等衍生品也开始通过各种传播渠道,特别是通过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方式,在不同类型的媒体平台上进行跨媒体传播活动。电影艺术的这种跨媒体流通和循环所涉及的不仅是媒体融合的技术性变革,因为“融合发生在同一个媒体应用设备中,同一个特许经营中,同一个公司中,媒体消费者的头脑中,以及同一个粉丝社团中。融合同时包括媒体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媒体消费方式的变迁”[1]。媒体融合的过程在更深层次上所表征的是一种新的媒体范式,即融合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融合文化所揭示的是一种全方位、多层面的传播生态的变迁,它标志着我们自身与媒体之间的文化协定以及我们进行传播实践的方式开始发生巨大转变。在融合文化中艺术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媒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渠道之间、社会现实空间与媒体虚拟空间之间都已开始紧密地互通互联、相互转换。因此,电影艺术传播的版权管理在这种语境中也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的新局面;特别需要在深入理解版权实质和明确当前电影传播新形势的基础上采取版权管理方式的创新,进而确保既能维护电影艺术的创作者和其他参与者的权益,又能促进电影艺术在更为广大的社会范围内、在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影响。

一、在融合文化中反思电影版权

纵观电影艺术的发展和传播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媒体范式的转型都会引起人们对于电影版权的内涵及其管理机制进行反思,从而促使人们不断对既有的版权管理方式进行革新。比如,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在美国兴起并尝试成为电影传播的新渠道时,都引发了因电影版权而产生的冲突。特别是后者,直到1976年美国版权法中加入强制许可条例才协调了电影版权所有者、有线电视台、电影观众等各方的权益,并使持续多年的争端暂时得以平息。然而也正是在1976年,环球影业和迪士尼电影公司指控索尼公司所推出的盒式录像机(Betamax VCR)侵犯了其电影版权,因为盒式录像机改变了电影受众传统上的观影方式。它不仅允许广大电影受众对在电视上播放的电影节目进行录制,而且允许受众对电影节目进行快进、删减等编辑活动。经过多轮审判,美国最高法庭终于在1984年裁决索尼公司没有侵权。在这一经典判例中,各级法院和广大电影受众对于版权法中有关“合理使用”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定义和认识。[2]在此之后,电影数字化的浪潮席卷而来,VCD、DVD、DV、个人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相继出现并不断普及,从而推动着至今方兴未艾的媒体融合进程。

了解版权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的人们都应当明确,版权制度在设立之初乃是为了促进艺术和科技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创新;而与此同时,它也试图使人们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内共享艺术和科技的最新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再创造。“《版权法》的准则是法律保护原创性和创新性,即表现形式是受保护的,思想是不受保护的。和《版权法》共存的就是言论自由以及信息流通自由的原则。”[3]为了达到这一具有双重指向的根本目的,版权制度力图在私权与公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它一方面在法律上保障艺术家、发明人和创作者等原创人员对于其作品和成果在一定时期内拥有排他性的独有权,并以此激发原创人员的创新动力;而另一方面它也规定了社会公民如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合理使用他人的艺术作品和科技成果的各种方式。具体到电影艺术传播中亦是如此,电影版权实际上是一种认定电影的作者身份、产权归属,并规范电影受众如何正当地接受、使用和消费电影作品的制度形式。它不仅尝试确立电影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界限,辨认电影的原创性表现与非创新性的电影复制之间的不同,以便于保障电影版权所有者的权益;而且力图划定电影传播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区分合理的与非法的电影接受方式,以确保电影版权不会被滥用从而阻碍其合理的社会流通。因此电影版权制度的根本原则和合理性都植根于维系电影版权的私人权益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平衡,从而“把产业发展与鼓励创新结合起来,把权利人的‘私权’保护与公众利益结合起来,理顺、协调电影作者、电影制片人、影视公司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4]。

二、电影艺术传播中的生产式消费

在明确电影版权管理实质的前提下,让我们再来对电影艺术传播中的新形势进行审视。目前伴随媒体融合技术而到来的融合文化向传统的电影版权管理方式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尤其是电影艺术传播中电影粉丝社团的生产式消费的广泛出现更是值得关注;因为它鲜明地体现出电影受众与电影作者、电影消费与电影生产、电影传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从而要求电影版权管理在当前的传播生态中以新的方式协调这一融合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性。由于在融合文化中电影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有很大变化,尤其是电影制作和发行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已经使其不断地展现出更为明显的跨媒体性、可编辑性和可延展性,从而为受众转变电影接受和消费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便利性。那些传统上被视为消极被动的电影接受者和消费者开始演化为积极主动的生产式消费者。这些生产式消费者通常具有很高的媒体素养,因此他们不仅在对电影作品意义的解读和重构方面展现出活力和激情,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以多样化的方式直接参与到与原版电影作品紧密相关的再创作以及跨媒体的再传播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事实上是以电影的“协作著述者”的身份出现的。比如,他们可以借助各种视频编辑软件对影视公司的作品进行加工处理,从而按照自己的设想改写电影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他们还可以借鉴原版电影的风格或者以其故事背景为基础创作出具有戏仿性的新作品。

由此可见,在融合文化中电影作品的观看和接受不能再被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单一个人的、利己主义的、消耗性的附属活动;恰恰相反,对于那些参与性极强的电影受众而言它明显是一种社交性的、公共性的、生产性的媒体实践和传播活动。[5]然而,在这些电影粉丝社团的生产式消费活动发展壮大的同时,它也在电影艺术传播中的复制权、公开发行权、衍生演绎权等方面引发了判定其是否侵犯电影版权的争论。一方面,许多人认为这种生产式消费对于电影版权的僭越毋庸置疑,因此必须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种生产式消费是电影受众对于电影作品合理使用,所以不能被归类为对电影版权的侵权。相比于这些纯粹的禁止论或支持论,更多的影视公司和版权所有者则处于一种矛盾状态。这种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他们既希望维护电影版权,从而避免损失巨大的经济效益;又希望不会由此而挫伤电影粉丝的参与热情。比如,有关《星球大战》的版权之争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星球大战》的电影粉丝网站曾经一度遭到关闭,因为电影粉丝们的生产式消费已经超出了影视公司能够容许的范围,《星球大战》故事的情节走向已经不再受到影视公司的左右。但是为了满足电影粉丝渴望参与《星球大战》故事创作的要求,在2000年卢卡斯影业又建立起了官方的电影粉丝网站,并为电影粉丝们提供了相关的电影资料和素材。显然,在当前的融合文化中,各方都在努力探索电影的参与式消费者与电影版权所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

三、电影版权管理与传播生态的优化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媒体范式更替的今天,电影版权管理应当善于从多层面探索电影版权管理制度的创新路径;而且特别需要的是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电影传播体系中洞悉电影版权公私权益的平衡点。毕竟只有符合形势发展并且能够均衡各方权益的版权制度才能促进电影传播生态的优化。因此,对电影艺术的版权管理方式做出革新不可或缺。首先,电影版权管理应当对电影版权合理使用原则的具体规定进一步加以明确。生产式电影消费者在现实生活中和网络虚拟空间中的涌现,必然要求合理使用原则具备更深层的明晰性。只有这样它才能既为电影受众和消费者提供确切的行为准则,又有效地避免电影版权的滥用。无论在版权制度发展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社会中都曾经出现过由于电影版权的过度保护,而导致一些优秀作品无法在合法渠道得到广泛传播的案例,这无疑阻碍了社会公共空间的文化多元化和大众创新的积极性。所以合理使用原则的完善可以将恶意性的电影侵权活动与具有创新性、公益性的电影接受和使用活动区分开来。

其次,电影版权管理应当加快数字版权管理的制度化进程。数字化信息技术和网络化通信技术是融合文化中电影传播实践和消费活动的重要技术基础,它在为电影制作、传播和接受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电影作品被非法盗版的风险性。而电影的数字版权管理可以通过综合运用标准代码技术、电子水印技术、授权登陆技术、反复制技术、信息追踪系统等方法来阻止数字电影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非法流通。因此,只有强化数字版权管理才能有效地保护电影内容和相关素材的安全。当然,电影传播中的数字版权管理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片面地将其打造为反对和打击电影盗版和约束电影受众行为的管理平台,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内容所有者市场营销的灵活平台和消费者可灵活地享受通过任何媒体传输过来的数字内容的一个平台”[6]。

另外,电影版权管理还需要对各种新兴的电影制作、使用和流通方式设立特别条款,并以开放性的原则鼓励电影版权流转机制的创新。融合文化在当前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各种非传统的电影传播方式层出不穷。比如,创作共用许可制度就是一种在网络上对包括数字电影在内的各种数字作品进行版权授权的机制。它允许著作权人根据本人意愿,自主选择授权许可的范围,从而以灵活的方式开放创意著作的使用权,并借此制度通过私人权利来创造公共的知识财富。[7]与这种快速变化的电影传播形式相比,有关电影版权的法规建设的速度通常是相对缓慢的。因此,在电影版权管理中必须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专列例外条款,从而确保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当然,具体到相关条款的设立方法上则可以借鉴美国的“动态规定”模式,并采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来缓和版权法规相对滞后与现实情况复杂多变之间的矛盾。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当代文学传播理论的多维透视”(项目编号:14BWW005)。

[参考文献]

[1] Henry Jenkins.Convergence Culture: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16.

[2] [美]保罗・麦克唐纳德,简妮特・瓦斯科.当代好莱坞电影工业[M].范志忠,许涵之,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231-232.

[3] Arold P.Lutzker.创意产业中的知识产权:数字时代的版权和商标[M].王娟,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11.

[4] 唐建英.国内电影版权制度的建构:一种利益平衡的分析框架[J].电影艺术,2013(01).

[5] Toby Miller,Nitin Govil,John McMurria,ed.Global Hollywood[M].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2001:235-236.

电影艺术论文篇10

(一)故事与形象结合的手法

海报上呈现的主要形象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孩,她朴实无华的眼神将一种纯朴天真的气氛营造出来,背景虚化了一间农村小学的教室和一群快乐的孩童,几个简单的电影元素组合而出的效果很好地传达了电影真挚感人的情调,而且提供了《一个都不能少》影片的核心线索。而以动物形象作为海报中心元素的《战马》,是将主人公和战马的形象共同组合构成了电影的宣传海报,画面中将人与马的造型放大到特写的位置,再辅以电影主题的战争场面虚化作为背景,硝烟、战士和战马三个元素很好地概括了电影的主题,并且能够给观众提供思考,配合宣传片人与马之间感情碰撞的剪辑,观众能够加深对硝烟、战士和战马三个元素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加深对《战马》的印象。

(二)蒙太奇剪切手法

蒙太奇即使用剪辑和组合的方式来构成动态电影,这种手法经常被使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蒙太奇将多个镜头和画面按照电影的主题来进行拼接,进而产生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在电影海报的设计中,蒙太奇中的一种平面艺术形式“平面蒙太奇”作为一种重要的美术艺术手法也广泛使用在设计手法之中。这种手法是运用文字和画面两种形式进行结合和组装,将不同的画面拆解然后进行重叠,画面结构方面最常见的形式是运用两个或三个画面进行拼接组装,选取的照片往往是电影镜头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或人物形象。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具备后现代意味,从后现代的城市精神中脱胎而出,能够营造捕捉人视线的效果。例如《西风烈》一组海报中分别是由六组电影镜头剪辑组合而成,在组接和拼凑时不能随意进行组合,要考虑能够正确传达电影主题并表现电影的内涵。然后再根据观众视觉心理接受程度来考虑能够吸引观众眼球,《西风烈》的一组海报中的六个画面剪辑便是这样的产物。它将海报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以表情和动作为主要元素,每个部分各有两张剪辑画面,通过整体的面部表情和人物、动物动作的特写来形成强烈的商业美感。在同一个画面上拼接了六张场景和人物图,整体传递而出的是战争和热血的气氛,这样使观众一眼就明白了这部电影的题材是战争,另外平面蒙太奇手法还可以将两到三个小时的电影通过一张平面形象进行诉说,这样不仅营造出画面的故事感,而且观众也不能够简单地从几个剪辑的画面猜测出电影的完整情节,因此海报的宣传和商业价值便得到实现了。使用平面蒙太奇手法,从影片中选取出特写的表情和动作,将代表性的人物和场景都集合在海报上,再使用特定的后期处理手法,将美术艺术手法形式淋漓尽致地发挥在现代电影海报设计艺术中。通过不同时空的画面和场景的拼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故事的节奏感,使观众能够以从上至下或从左至右的方式来体会电影故事情节,同时左右分开设计的对比排列方式可以使“西风烈”的主题从抽象走向具体,并且产生一种超越画面的新生意境。

(三)视觉传达心理学的运用

将鲜艳的撞色和浓墨重彩的暖色调运用到海报中的手法是现代电影海报的常见设计手法之一。色彩能够形成象征性的表达,在海报上增加撞色的设计能够增强海报给大众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提升电影海报的视觉美感和设计美感。色彩的恰当运用,可以很好地捕捉大众的消费心理,满足现代电影的商业宣传需求。色彩的和谐统一能够更容易得把海报呈现的内容综合起来,比如绿色的宁静、红色的热情、白色的纯洁、黑色的深沉等,这些色彩心理都体现了色彩的内在内涵。因此在一张成功的海报设计作品中,色彩的合理应用是十分重要的。恰当的色彩元素能够帮助电影海报设计工作增加画面的视觉上的吸引力,使观众的观赏视线都集中在电影上。电影海报色彩的语言要形成一个系统,将不同的色彩符号融入到一个画面中,传达出设计者心中对于电影的感受。不同的冷暖色调所具有的不同的象征意义,能够牵引出观众情感的联想性,而在电影海报设计中如何合理地将色彩和情感心理二者结合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一张好看的电影海报,色彩浓艳,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并非色彩越是浓艳就代表电影海报的效果越好,因此要合理地运用色彩的冲击力对电影情节和故事表达力的影响。例如电影《沙漠之花》海报中的黄色就占据了版面的三分之二的位置,画面中的黄色不仅仅象征了沙漠的环境,而且也象征着在沙漠中发生的事件的残酷以及主角对于周围的残酷事件的反抗。而实际上影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了一个索马里女孩与故乡陋习的斗争和反抗,最终女孩以自己的勇气战胜了陋习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皆大欢喜的结局通过海报的大片的明黄色也能够体会得到。海报中鲜亮的黄色调表露电影励志的精神实质,同时也通过女主角左眼坚韧的剪接来传达了电影人物内心的坚强和对未来的憧憬。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