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产业结构范文10篇

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1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和主要影响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变革呢？西方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源自哈佛大学贝恩创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和芝加哥大学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图1是著名的SCP（即“结构—行为—绩效”）模型。

虽然理论上一个产业的结构受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但由于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结构实际上还受到诸如技术变化、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我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经济的条件之下，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势必影响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西方对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条件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轮，发放问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调查对问卷中每个问题的各选择项都设计了不同的分数，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分数越高。调查对象选择了电信行业的资深专家和管理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对电信行业产业结构演变体会深刻、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及对手的企业竞争行为敏感等特点。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国电信产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图所示：

由图2可见，技术进步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3可见，市场需求变化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4可见，制度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

由图5可见，经济环境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6可见，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幅度非常小，即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影响程度的变化不明显。

由图7可见，企业行为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由于我国电信企业的行为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对其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此对其不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以上各种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下面通过图8来对比各种因素的变化。

从以上各图表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

1993年以前，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和技术进步；

1993年—1998年，制度和技术进步依然占重要地位，但制度的作用在降低，经济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企业行为的影响；

1998年—2000年，技术进步的影响超过了制度，市场需求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2000年至今，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经济环境排第三，制度的影响不断下降，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变得最小。

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2

我国电信产业经过几年不断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和电信产业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电信业务运营部门、电信设备和软件提供商以及相关的内容提供商等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整个电信产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特别是去年完成的电信拆分，使得我国电信产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竞争格局，使电信业务消费者得到了大量的实惠。当然在快速发展和不断探索中，我国电信产业也面临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广电网络资源近几年的发展和技术更新，就深化电信业务接人市场整合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2目前电信产业中的一些问题

电信产业的产业链条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宏观产业环境，如国家监管政策法规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其次为电信业务运营商和用户;再次是直接支持电信业务运营的设备、软件、技术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最后为间接提供支持的厂商，如芯片厂商、软件、中间件等厂商。维持良性发展，需要各个层面协同工作。在这个产业链条中，国家宏观监管政策法规在各个环节中都发生作用，是灵魂和核心。运营商是整个产业的纽带，正是因为有了运营商搭建的平台，各方利益才能进行交换，从而维持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因此宏观政策对各个运营商的作用是引导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观我国电信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电信运营商力量不均衡和竞争不充分。由于历史的运营使得我国的电信运营商局部区域(包括地域和业务领域)垄断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引起的竞争不充分和力量不均衡限制了运营商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引入了一些其它问题。如各自坚守阵地造成互联互通不畅;彼此尽力渗透引发价格战;由此引发的矛盾使得国家电信管理部门很难处理等。

市场经济是以规则指导下的充分竞争为基础，电信产业也不例外。我国电信产业中竞争不充分是很明显的。比较显著的一点是电信业务平台互相竞争，而电信业务接人确存在严重的垄断显现。用户在透过垄断的接人途径访问彼此竞争的业务平台，必然会造成诸多矛盾。解决这类问题，采用行政手段往往很难奏效，只有引导好市场经济中利益分配规则才能最终解决此类问题。

关于这样的问题，国家相关领导和部门已经意识到，并在2001年ro月了关于开放CPN试点工作的通知，在13个城市进行用户驻地网开放的实验。一方面进行可行性研究，一方面进行相关法规和政策的完善。应该说，这将是影响我国电信产业的一个重要事件。

经过几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广电网络进步非常快。在不断扩大覆盖范围的同时，网络质量也有了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线电视网络覆盖领域和用户数比固定电信业务都要好，已经形成了我国电信产业中的一种重要资源。在改进我国电信产业在业务接人途径这一段的竞争环境中，应该充分发挥广电有线网络资源，从政策和规则方面合理约束和引导，势必对我国电信产业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3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电信接入业务、促进“三网融合”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有线电视网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成为人民群众收看电视的主要手段。在坚持党和国家喉舌作用的基础上，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得到很好的整合。通过国家干线网、省级干线网、地市县分配网、县乡联网等工程建设，有线电视网络吞吐能力、覆盖区域、网络可靠性等方面得到很大提高。

3.1“三网融合”是电信产业发展的要求

电信业务和技术的融合，使得电信业务本身具有综合多样的特点，在这一要求的基础上，传统电信业务、计算机通信互联网和广播电视的融合是必然趋势。因为它们在给用户提供服务和竞争用户电信消费时间上是密不可分的。国家“十五”计划明确要求促进“三网融合”，显然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电信业务接人，符合国家电信产业发展的需求。

同样开展电信接人业务也是国家有线电视网络自身发展的需求。加快整合，提升网络的规模效应和整体实力，促进“三网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有线电视网络资源，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广播电视需要在基本业务基础上提供扩展业务和增值业务，这就要求有线电视网络具有当今电信业务提供网络的特点。

另一方面，有线电视网络提供电信接人业务也是目前电信业务运营商的需求。电信拆分之后，很多运营商没有接人网络资源，而另外一些运营商垄断接人网资源，这必然导致不公平竞争。有线电视网络为电信业务接人提供了另外一种手段，可以解决用户接人手段单一选择这一矛盾，有利于调整现有电信运营环境。同时也避免了充分投资和引起的其它相关问题。目前更多地方完成了“台网分离”，这样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本身更像一个信息传送平台提供商。因此很多地方在“三网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验，取得了大量的经验，为利用有线电视网络接人电信业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3.2技术发展使广电网络有助于“三网融合”

支撑“三网融合”的主要技术是有线电视网络双向技术和有线电视数字化技术。其中双向通信的基础主要是电缆调制解调器(CM)技术。主要网络参考模型如图l所示。在有线电视网络的前端增加电缆调制解调器终端系统(CMTS)，在用户设备(CPE)前增加电缆调制解调器。将HFC网络通道分为上行通道(5-42MHz)和下行通道(50~860MHz)。上行通道用于用户信息通过CM传送到CMTS，经CMTS转换后发送到网络侧;下行通道用于网络侧信息通过CMTS发送到CM，经CM转换后发送给CPE。

下行通道通过FDMA分成6MHz带宽的不同频道，在6MHz带宽内采用MQAM调制技术提高信息速率。采用64QAM时，使用符号速率为5.05694lMs/s，信息速率为3034Mbps，符号的余弦滚降系数为0.1865，信号到达CM要保持信噪比大于24dB;采用256QAM时，使用符号速率为5.360537MS/S，信息速率为42.88MbPs，符号的余弦滚降系数为0.12，信号到达CM要保持信噪比大于30dB;这样可以使误码率小于ro一。下行频道的分配由CMTS控制，CM在某一时间只能在一个频道上接收数据。

上行通道首先通过FDMA分成多个RF频道，CM同时只能在一个RF频道上发送数据。在RF频道内利用TDMA技术，可以通过动态分配实现多个CM分时共享一个RF频道。也可以利用S一CDMA技术，通过码分多址技术实现多个CM同时占用一个RF通道。一个上行频道可以分成多组微时隙，可以在微时隙中使用S一CDMA或只使用TDMA技术。微时隙组称为逻辑信道。一个CM同时只能访问一个上行逻辑信道和一个下行频道。在上行逻辑信道中采用MQAM或QPSK调制技术，增加信息速率。具体描述见下节。

在实际的组网中，多个CM可以在一个下行信道上接收数据，下3.3影响有线电视网络“三网融合”业务提供的主要因素

DOSISI.x标准很早就已经出台，其实在美国等国家，家庭宽带上网的用户中半数以上使用DOCSIS技术，那为什么在我国的应用并不理想呢?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市场。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有线电视网络和增值服务无缘，造成很难有电缆调制解调器的产业环境。由此引发两个问题。其一为CM价格偏高;其二为网络改造缓慢，由于每个光节点汇聚的用户数太多(r000一2000户)和线路状况不好，使得HFC系统漏斗效应产生人侵噪音和突发噪音比较大，影响了CM的通信质量。

影响CM使用的主要因素是HFC网的噪音。噪音来源很多，上行通道的噪音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l)交流声调制噪音:交流电源藕合引起的振幅调制产生的噪音;

(2)微反射噪音:传输媒体端点、接头等不连续造成部分信号的反射引起的噪音;

(3)输人噪音:电晕、电器开关、空间电磁波等人侵引起的噪音;

(4)交调和互调噪音:系统的非线性引起的其他频道的信号影响本频道的信号产生的噪音;

(5)固有的热噪音:经漏斗效应放大，使得热噪音在光节点处叠加;

(6)其他噪音:如设备内部频率合成等过程产生的相位调制噪音等。

这些噪音的存在，影响CM的通信质量。通常要通过两个途径加以解决。一个是网络优化，主要措施有减少光节点汇聚的用户数(500户以下)，减少放大器的级数，提高连接器等设备的电磁屏蔽效果，调整网络中设备的功率和均衡器等。其二是提高CM和CMTS的抗噪能力。

3.4OOCSIS2.0主要改进和对业务承载能力的提高

为了提高上行通道的带宽和增强上行通道的抗噪能力，CableLabS于2002年年底组织完成DOCSIS20技术规范。DOCSIS2.0的主要贡献除了在上行通道引入S一CDMA技术外，在其它方面也增加了系统的适应能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提高符号速率。在原来带宽ZN一，*200kH:，N=l、2、3、4、5的基础上增加了N=6，即6.4MHz，对应5.12MS/S，采用余弦滚降系数0.25，(l+0.25)*5.12M=6.4MHz。采用高阶调制。在兼容l.x标准定义的QPSK，16QAM基础上增加SQAM、32QAM、64QAM。在l.x标准中，采用16QAM和2.56MS/s，最高数据速率为IO24Mbps。而在20版本中使用64QAM和5.12MS/s，最高数据速率为30.72MbPs。事实上2.0提供了更加灵活的方式，使用户可以在信噪比和信息带宽作出符合网络实际情况的最佳选择(符号速率和调制阶数的折中)。这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系统的抗噪性能。2.0版本中R一S编码的码字从18字节(N=18、K=16、T=l字节)到255字节(N=255、K=N一ZT、T=0到16字节)。K和T的组合可以在编码效率和误码性能两方面灵活组合。配合字节交织技术，可以将脉冲噪声引起的误码通过交织技术打散，之后通过R一S编码的前向纠错能力加以纠正。因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抗脉冲噪音能力。另外2.0还使用了抽头为24的预均衡器，可以降低反射的影响。

从影响CM通信质量的噪音特性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较大的噪音基本为窄带噪音，采用CDMA技术可以进行有效抑制。经过CDMA扩频之后，原始信号被扩展到更宽的频带。在传输过程中窄带噪声会累加在扩频信号上。在解扩时，有限功率窄带噪音被扩展到整个扩频带宽范围而原始信号被解扩还原到原始频段。从而使落人到原始信号频段内的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噪音功率，因此提高了系统的误码特性。再配合FEC和交织技术，可以进一步消除噪音的影响，从而提高系统的抗噪能力。

电缆调制解调器在上行带宽提高和系统抗噪性能提高两方面的改进，显著扩展了它的应用领域。上行带宽的提高为利用电缆调制解调器提供电信业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使电缆调制解调器不但可以提供不对称的网络浏览和下载业务，而且可以提供对称的电信业务，如传统电话业务、可视电话业务、会议电视业务、广域企业网互联业务(Iniranet)、网络游戏等。系统抗噪性能的提高扩展了电缆调制解调器的应用范围，可以利用2.0提供的广泛的灵活性在网络误码性能和信息传送速率上找到实用于具体网络的最佳组合。

4结论

本文分析了利用有线电视网络开展电信业务的意义和可行性。从技术和广电网络整合等方面看，有线电视网络可以成熟承载电信业务的开展，由此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电信产业竟争环境的优化。我国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加强监管，促进有线电视网络的健康发展。从而既充分利用现有有线电视网络的宝贵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又可以避免各地有线电视网络盲目实验和非法开展电信业务。更重要的是，有线电视网络为我国电信消费者提供另一种可以选择的电信业务接人方式，便于现有运营商在没有接人网资源的情况下公平竞争，开展电信业务。

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3

第一个互连问题是与NTT市话交换机的身份号码功能有关的问题。新公司的交换机没有用于互连的身份号码功能。需由NTT来解决，但NTT不能马上做到这点，一些新电信公司的用户必须等几年才能连接上。

第二个间题是互连收费方案，邮政省确定了互连费用，新电信公司的用户必须同时支付新电信公司的费用和NTT的市话终端费用。该方案是日本新电信市场中既混乱又不公平的竞争。该问题最终被1994年4月的新收费方案所解决，根据新收费方案，新电信公司的用户也享受终端局收费标准、而新电信公司必须为市话业务支付附加费。

第三个问题是互连点(POD问题。在旧互连‘收费方案下，互连点越多，对新电信公司的竞争越有利。但NTT为之所付出的费用越多.所以NTT非常想将互连点数量保持在最小程度。该间题也是邮政省1992年解决的，其结果是.到1994年.新电信公司打算在每个县设一个互连点。

1990年，邮政省经过重新审议电信法和NTT公司法，试图再次改革NTT。这两项法律是1985年为保护用户不受彼断危害而制定的。而此时，有关NTT改革的讨论针对的是竟争而不是艘断。

在这次审议中，邮政省建议将NTT分解成两个公司:市话公司和长话公司，由于受到NTT和大藏省的反对，所以内阁不支持这项提案。大藏省关心的NTT的股票价格。NTT反对该提案纂于两点理由:首先，它认为它必须保持研究与开发能力。其次，它认为丧失规模经济有损国家利益。由于NTT的反对，除NTT的移动部被分解成独立子公司外，对邮政省提案的落实被推迟到厂1996年。

目前的产业结构

电信法将电信公司分成两类。一类公司(约90个)利用自己的网络提供服务，二类公司(约1000多个)租用类公司的网络设施为用户服务。邮政省通过许可证、收费、服务条件、投资活动并通过电信产业法规范一类公司的活动。二类公司进一步被分鹰两类，符定业务(其公司近50个)和其它业务.与一类公司相比，二类公司实际不受法规影响

最大的一类电信公司是NTT，它只提供市话和国内长话业务。其它电信公司为特定市场服务，如国际长话或国内长话、市话、移动通讯、卫星通讯等等。因此，新电信公司与NTT相比较小.目前，NTT的营业额比最大的新电信公司高20倍。这种产业结构意味着竞争主要发生于新电信公司与NTT之间，而不是新电信公司之间。

尽管NTT仍处于实际垄断地位，但新电信公司已进入包括市话业务在内的全部电信市场。NTT的市话网仍是多数新电信公司活动的瓶颈，因为它们主要在长话和移动通讯市场中经营。最积极的竞争发生于国际国内长话市场、移动通讯和寻呼业务。市话业务不那么富有竞争性，而且多数新电信公司的活动依赖NTT的市话网。

新电信公司和NTT之间竞争的主要问题仍在于互连间题，主要因为NTT尚未为它的市话网确立开放网络原则(OND)。NTT保有全部国内业务市场约60%的份额。然而，多数新电信公司已确立了具有生命力的地位。新电信公司的市场份额正逐渐增加，而NTT的市场份额正逐渐减少。特别是，NTT赢利最大的长话市场的份额一直在迅速下降。伴随1990年的收费变化，NTT的赢利大大减少于。为保持它的市场份额，NTT试图把它的电话费降到与新电信公司相当的水平。但新电信公司仍在收费上占有小小的优势。因此，NTT采取引入几种任选呼叫计划(OCP)的对策，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网络优势。新电信公司不能马上与NTT的任选呼叫计划抗衡.因为它们依赖NTT的市话网。竞争的结果是收费降低和NTT赢利减少，因此，NTT正被迫降低服务成本。从1985年起，NTT已将其全部员工从320000人裁减到了220000人。预计1997年员工数将减少到200000人。NTT经常抱怨邮政省的收费管理政策，特别是时市话业务，因为市话业务正产生着巨顿亏扭。根据NTT的策略，市话和长话之闻的效费平衡是最重要的电信政策间题..

管理框架

除适用于一类电信公司的电信产业法外，NTT和KDD还受各自公司法的约束。NTT有责任向全日本提供全面服务，并被禁止为国际市场服务.相反，另一个传统电信公司KDDI被禁止提供国内服务。

其它一类电信公司，新电信公司，只受电信法约束，而且它们可以在任何市场中经营。有时新电信公司向几个特定市场提供服务，这些市场被分成国际、国内、市内、移动和卫星通讯等。因此，日本电信产业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综合电信公司和许多专门化小电信公司构成的。

电信法以两种主要方式——发许可证和控制收费与业务——约束电信公司。在公共利益方面，基本思想是保护消费者不受私营公司垄断行为的损害，即避免不适当的垄断盈余和不合理的服务价格差别。虽然电信法是那么简单，但电信业是包罗万象的。因此，电信法的应用也必须是包罗万象的。法律的结构和法律的社会要求之间的空白给邮政省官员提供了用武之地。他们对电信法的解释已成为实际管理电信产业的最重要的依据。

不幸的是，目前的电信法对促进电信公司之间的竞争所起的作用较小，主要因为电信法是在引入竞争之前为约束垄断而制定的。因此，它没有适用于竞争性电信市场的规则。在1985年私有化时，邮政省官员期望各公司自动进入互相竞争状态并自我创造市场规则。电信法简单地规定，任何公司如果具有适当的和可行的经营计划，并从业务的供求平衡观点看是可取的，它们就可作为一类电信公司进入电信市场。即，虽然电信法创造了竟争性市场，但竞争规则并没被写进法律。今天日本电信产业的大部分间题就来源于此。

日本的电信政策解释

日本电信产业仍处在从垄断向竞争性市场结构过渡的时期。目前似乎集中于1995年NTT改革的问题.NTT的改革还正在形成对NTT的虚拟专用网(VPN)业务计划的讨论。

NTT于1994年初宣布，它打算将来为多媒体市场提供服务。这是它有关未来电信市场经营策略的一部分，也是它试图避免邮政省的审议改造其组织结构的策略的一部分。过去十年，邮政省和NTT围绕改革问题互相争斗，NTT和新电信公司在市场上互相争斗。如果我们从用户观点出发，NTT的改革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提供更有效的电信服务的间题。

需要调和

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4

关键词：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竞争力影响因素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通信产业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工业、钢铁、运输等第一、第二产业中的基础性产业也为通信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通信产业将会给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带来提速效应，3G时代这种加速度将更为明显。从技术上说，3G移动通信最大的卖点是提高了移动上网速率，拓宽了高速数据下载业务，依靠新技术，传递内容及用户交互方式都有了很大提高。

从法律制度上说，良好的法律制度是通信行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目前中国具有成熟的《电信条例》以及作为补充的部门规章，组成配套的法规体系。完善的电信法律体系有利于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减少由于垄断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对中国电信行业整体竞争力带来的影响。从电信产业政策上来说，国家的产业政策直接影响了产业的发展，从宏观上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壮大发展进入国际化阶段，政府对其所要进入行业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则势必增强企业对其发展的良性预期，使企业能够积极投入，大力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积极踊跃，推动了产业发展速度，进而提高了整体产业竞争力。从国际化水平来说，国际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之路，是竞争力提高的体现，只有其具有一定竞争力后才会考虑采用国际化战略，其中稳定的国内市场份额是其稳固的基础，否则国际化战略便是无根之木。具有国际化竞争实力的行业龙头的出现，也会带动整体行业进一步发展，在电信市场日趋国际化的今天，3G国际化水平也是其竞争力分析中影响因素的一个方面。

二、市场结构的影响

市场结构是由一国经济中市场和产业的特点及要素构成的，根据产业组织理论，也可以解释为某一特定市场或产业中经营的厂商所面临的环境。该环境可以通过卖者、买者的规模分布或数量、产品差异、厂商一体化、多样化经营、市场集中程度等，进行不同角度的阐述。

根据一项市场调查，我国电信行业的市场规模、普及率、资费和投资要素均位居前列，这说明我国电信行业的市场规模和需求都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市场集中度是衡量某一特定市场或者行业内部少数大企业占所有市场份额的比例。所占比例越高，越说明该企业在具体细分市场上的实力越雄厚，有已经成功的市场营销经验、适度的推广策略以及建立起来的固定的消费客户群体，这些有利条件对企业已经树立起来的信誉度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是不可多得的无形资产。通信标准的发展水平直接揭示了通信产业竞争力的情况，确切反映了3G无线产业相关企业面临的环境。标准状况越好，该标准下辖的一系列产业链中的上下游企业竞争力越强，产业链的鲁棒性越高，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越强。

三、产业链行为的影响

移动通信产业不同于其他传统产业，3G通信产业相比2G通信产业也具有很大差异，其特殊性体现在整个产业中单个企业不是个体，而是整个产业链为一个整体来作为个体进行角色竞争。这样的大型个体涉及企业众多，彼此盘根错节，均在产业链上下游合适的位置扮演重要角色，缺一不可，互相依存。由此带来移动通信产业的两大特色：（1）大型个体中各个环节都需要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此时整体实力才会有所体现，木桶短板理论在此是适用的，那块短板决定了产业整体的竞争实力。（2）生产效率高，产业链为了获得更大利益、更多的市场份额，势必要协调各个厂商，企业抱团才能不被市场淘汰。基于移动通信产业的特殊性，创新尤其重要。创新在当今信息社会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宏观上讲，创新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之源，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真正促动力。近年来，中国通信产业在自主创新方面不断取得新成绩。比如：逐步加强了电信技术的原创力。目前TD-SCDMA已经成为3G第三大标准，在技术产业化和大规模推广中也取得了相当进展，其未来市场不容小觑。目前，我国自主创新主要是两个方向：（1）跟踪。通过对国外技术的研究、引进、消化吸收，实现最后的超越，但这种做法无法解决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核心产业落后问题。（2）自主创新。从整体上讲，我国通信行业在研发和投入上均显不足，对世界的影响力还十分有限，目前提升关键技术的自给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四、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是移动通信得以实现的技术保障，也是产业迅速发展的前提。在高通公司垄断CDMA专利技术以前，知识产权曾经是被忽视的一环。目前，知识产权遍布产业链各个层面，WCDMA、CDMA2000、TD-SCDMA、WiMax等标准都具有大量的专利做支撑，此外，在网络、应用服务层面还有大量不为熟知的知识产权关系。移动通信网络的构建也包含了无数的专利应用，在用户操作终端，知识产权的竞争更加激烈，知识产权提供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移动通信发展，因此自主知识产权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

目前，TD-SCDMA已经发展成为成熟的自主产业链，使我国从电信大国逐步迈向电信强国之列，这其中标准与知识产权IP数量和质量也需要不断提升。在标准与知识产权方面，我国已经提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的3G国际标准，目前我国企业拥有很多重要专利及核心技术，我国通信企业在无线移动通信领域的专利数量正逐年增长，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逐年加强。

2007年在政府主导下，国内相关企业与各大研究院所已经联合解决了TD-SCDMA的标准平滑演进问题LTE，随后在3GPP上通过了该LTETDD的融合方案标准，完成了企业重要自主知识产权在融合标准中的保护问题，同时也具有了同WCDMA进行同步竞争的能力。知识产权供应商是一个集合，其涉及诸多产业链厂商，如网络设备提供商，这些厂商有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又以知识产权提供商的身份向其他厂商提供产权服务。

五、关于完善移动通信产业的建议

首先，明确TD-SCDMA的国家战略地位。作为中国自有标准的TD-SCDMA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意义长远，同时通信行业涉及到战略安全、产业结构升级等问题，因此需要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有移动通信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必然带动以下产业快速发展：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信息传输、软件业、广播电视电影音像业，这些行业将迅速崛起，旧产业逐渐退出，从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其次，构建良好的竞争环境。目前，陈旧的法律体系无法适应现阶段通信产业的发展，良好的竞争环境是产业蓬勃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应结合当前通信产业监管环境，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出台，努力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市场环境，加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信监管体系。为此，可以适当放松管制；促进“三网合一”，坚持监管独立高效和公正；将监管重点放到市场而不是企业，重点监督企业是否有违法违规行为，市场竞争是否公平有序，终端用户的利益是否受到侵犯，目的是为整个通信产业市场提供公平有效的保障。

再次，引入竞争对手，进一步丰富终端。争取国外具有一定实力的厂商投入到TD-SCDMA标准下的终端生产，这样既可以反映TD-SCDMA标准的活力，还提升了TD-SCDMA标准的竞争力。在目前尚没有绝对优势终端产品的情况下，争取世界上具有影响力的生产厂商加入，进一步扩大支持TD-SCDMA标准的终端设备，对提升TD-SCDMA标准的影响意义深远。国外厂商多年深耕于终端生产，具有雄厚的资金来源和技术领先优势，如果将其加入到TD-SCDMA的阵营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TD-SCDMA的层次，极大地丰富终端产品线。国际一线品牌早已赢得大部分消费者的信赖，如果其能够生产基于TD-SCDMA标准制式的移动终端，会避免使大部分忠于品牌的用户放弃使用TD-SCDMA网络。

最后，发挥产业联盟的协调作用。产业联盟的目标是整合产业资源，协调产业中内部矛盾，提升联盟内企业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制造水平，促进TD-SCDMA电信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实现中国第三代移动通信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通信市场的推广应用。随着国内通信市场TD-SCDMA业务大范围商用，产业链将不断完善，参与者逐渐增多，竞争力相应增强，盈利能力逐渐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联盟应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关注如何合理分配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促进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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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5

论文摘要：强调应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并对区域经济理论中电信业研究的脉络进行了回顾，最后指出在当前和今后我国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技蓬勃兴起，信息化浪潮不断涌动，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电信业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电信业的关注和研究。

1区域：电信业发展的立足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电信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上进行：一是技术的角度，二是经济的角度。如果撇开技术的角度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电信业的话，当前的研究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电信业的本质属性和一般意义上的规律性；二是从部门层面上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立足于区域，产业的整体性是由普遍布于各个区域的内容构成的。中国电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异军突起得益于各区域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各区域电信业的普遍发展，很难想象中国电信业能有现在的发展成就，因此，探讨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问题也应该从区域的角度着手。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活动的区域化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土面积的广大必然造成资源赋存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沿革轨迹、人文背景以及政策操作等方面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产生根植于本区域各种经济因素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存在，本身就说明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共性，区域之间经济活动的差异性。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各区域各种经济活动差异性的综合表现。

“七五”以来，从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一方面各区域电信业的发展显著，另一方面各区域电信业的发展不平衡，而这些都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差异有密切的联系。从区域的角度看，区域电信业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电信业的发展，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也必然会反映到区域电信业之间的差异上来；反过来，区域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使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区域电信业之间的差异也必然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内容进而促使差异的形成和强化。因此，从区域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至少会更加有利于以下的工作：

(1)全面了解各区域电信业发展的异同，掌握其规律性，为指导区域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2)充分认识电信业在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指导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帮助。

(3)正确把握区域电信业之间以及区域电信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电信业之间、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电信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2区域经济理论中电信业研究的痕迹

尽管在区域经济理论中并没有显著的对电信业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区域经济理论为我们从区域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一，区域经济理论中所涉及的产业研究已反映出各区域产业发展的一般性；其二，通过对区域经济理论的透视，已经显现出电信业发展的区域痕迹。

2.1产业区位理论与电信业区位因子定位

产业区位理论是研究产业活动区位选择的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HeinrichvonThunen)首开了产业区位研究的先河。他在1826年撰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阐述了农业生产的区位差异性，认为各个具体的农业生产类型应具有各自适宜的区位。此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空前发展使基础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区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Weber)1909年出版了《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2］一书，创立了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认为影响工业区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运费、劳动费和聚集力，其中运费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继韦伯之后，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TordPalander)认为产业活动的位置应该以生产的所有费用的总和最小为依据［3］。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rEM)则分析了产品中转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并对制造业生产地域界线的划分进行了详细研究［4］。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osch)在1940年出版的《区位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工业活动区位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最大利润地点的观点［5］。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Isard)也详细讨论了运输量、运费率、劳动力等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通过对市场的分析提出了竞争布局的模式。另外，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Ohlin)和美国学者弗农(RVenon)还分别对贸易区位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区位进行了探讨。

上述这些理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工业企业、农业种植地带的区位选择［6］，而没有涉及诸如交通、电信等第三产业。一般，我们将前者称为区位性产业，将后者称为非区位性产业［7］，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前者具有比较强烈的区位指向性，聚集性明显，后者具有较强的非区位指向性，分散性明显。或者说，前者只布局于各种条件都适宜的区位，而后者则是在各个区位“遍在分布”。然而所谓非区位性、遍在分布的产业并非在各个区位的发展都是同等程度的。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理论所感知的是，产业布局于各个区位依赖于各种因素和条件，而产业在各个区位的发展也依赖于各种因素和条件，这既指区位性产业也指非区位性产业。

尽管上述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没有涉及交通、电信等第三产业，但是逐步地已将它们作为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提炼出来。由于电信业的出现比交通运输业晚得多，因此，交通运输状况基本上成为工业区位论之后各个区位理论都重点考虑的布局因子，按照这一思路，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随着通信作用的增强，通信因素也将会成为产业区位布局的重要因子。

2.2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与电信业区域传导效应

对于区域电信业的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就空间范围来看，区域所反映的空间远大于区位所反映的空间，区位经济活动只是“点”状经济活动，而区域经济活动是“面”状经济活动，而且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着眼于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相互间的影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eoisperrour)和代维尔(JRBoudeville)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集中于增长极，增长极的内涵中既包括具有支配和推进作用的主导产业，又包括各方面条件优越的地区，通过增长极产生的扩散效应，带动临近地区或其它部门的共同发展［8］。梯度推移理论则强调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制度和管理方法等)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9］。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dral)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然后通过累积因果过程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即各种生产要素由向中心流动；二是扩散效应，即各种生产要素由中心向流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的产业关联效应理论明确指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极化效应将加剧两地区之间的差异，涓滴效应将缩小两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无论是极化效应还是涓滴效应，都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美国学者威廉姆森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做了证实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在一国经济的早期阶段，区域间的不均衡增长是显著的，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的增长差异会渐趋缩小，区域经济将越向均衡增长。这一假说承认区域经济差距由扩大到缩小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以上这些理论尽管由于立论的基础不同而产生的政策启示有所差别(例如增长极理论、倒“U”型假说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的非均衡增长，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强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非均衡增长)，有些理论本身甚至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例如倒“U”型假说［10，11］)，但这些理论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共性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外，这些理论都承认区域间存在着相互的经济联系，并突出表现为区域间的“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而我们从许多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这些效应的产生实际上与担负区域间经济联系任务的交通运输业的区域间发展分不开，通信业的出现尽管晚于交通运输业，但就生产性质来看，与交通运输业是类似的。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后期，在区域经济联系过程中，通信尤其是电信业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交通运输业一起，成为两条不可缺少的联系纽带。而区域经济和区域电信业发展的状况，则直接影响电信业这条纽带的带动强度。

2.3区域自身经济发理论与电信业自身的区域色彩

霍依特(H.Hoyt)等人的经济基地理论［12］，将区域经济结构划分为基本部门和非基本部门，基本部门是为区外广阔市场提供产品、技术、劳务等为主要职能的经济部门；非基本部门是以为区内提供产品、技术为主要职能的经济部门。该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是由基本部门带动的，基本部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而非基本部门是为区内服务的，其构成在各区差别不大，它只能与区域经济同步协调发展。基本部门以一定的联系方式对其他非基本部门产生影响，并延伸到区外，形成区际生产联系与合作。因此，基本部门的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乘数效应。然而，我们也看到，尽管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区域的基本经济部门，但区域非基本经济部门的作用不可抵估。一方面，非基本经济部门本身就构成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对区域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非基本经济部门为基本经济部门服务，因而间接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第三，区域间基本经济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基本经济部门。而依照这一理论的划分，区域通信业应该属于区域非基本经济部门的范畴，因此，我们对区域电信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应给予重视。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系列原来的不发达区域获得了迅速发展，而用过去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些区域的发展，因此，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主要的研究内容有：公务员之家

2.3.1新产业区理论

该理论是基于对近20年来在许多国家的一定区域内，中小企业的集聚而成功地形成成熟型产业的事例研究而出现的［13-16］。普遍认为，本地网络和根植性(根植性是指经济活动和结果受到行为者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网络的结构的影响［17］)是新产业区的主要识别标志，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成熟产业是新产业区出现和发展的基础。在新产业区中，企业的生产内容更多的是高新技术产品，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也更多地依赖现代联系方式，由此，我们已看到在新产业区研究中通信的痕迹。实际上，对新产业区域研究本身也现现代联系方式有关。曾有学者提出“光滑”的生产空间概念［18］，其意是指随着运输方式的现代化和信息传输的飞速发展，距离在经济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日益减弱，资本和工厂的运动变得更加容易，在这样“滑溜溜”的生产空间，有一个具有“粘性”的新产业区，便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2.3.2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二次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科学研究动的迅速增加和各国贸易壁垒的显著降低，极大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由于跨国公司具有自身的生产经营网络，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及其地理上分散活动的功能一体化，给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区域经济本地网络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之间的联系和冲突问题［19］。因此，如何协同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的关系，调节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的矛盾，增强区域竞争力，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新课题。而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明显促进因素是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区域本地网络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的物质基础之一就是电信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是建立在各区域的电信网基础之上的。

2.3.3地方环境与学习创新

九十年代以来，在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区域增长的研究框架［20，21］。该研究认为，知识生产、分配和使用具有区域聚集特性，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地方环境，学习过程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而学习过程对地方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在这种地方环境下，相互联结企业、客户、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网络关系能够增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提高各行为主体伴随竞争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和发现新解决方法的能力。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该理论更多地是在探讨知识经济条件下区域聚集的原因，但其中也充分体现了对通信的关注，因为有利于创新的地方环境本身就包含着现代通信网络环境和发达的电信产业，同时，依赖于地方环境的学习过程也包含着对电信产品的充分消费。

3研究的必要性

在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了电信业，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我国当前来看，发展信息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这其中就包含着通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区域经济的协调问题。而通信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离不开通信产业，这些都集中于区域电信业的发展问题上，因此，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从区域角度研究电信业的发展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具体来说，有以下要求：

3.1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要求

加速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提高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电信是信息化的基础，电信产业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信息化的发展程度，因此，对电信产业发展的关注是信息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另外应该看到，国民经济信息化离不开区域经济的信息化，电信产业在各区域发展的状况如何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各区域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基础。由此来看，国民经济信息化要求从电信产业和区域双向上加强建设，尤其要求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和研究电信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差异变化问题，以期找出不断发展的优势和政策制定的方向。

3.2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是进行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不断优化升级和不断现代化，加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电信产业的建设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使区域经济不断具有活力，能够不断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要落实到一定区域上，而区域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区域产业结构。因此，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产业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结合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是超常规式的，这种发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都有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更应该将电信业与区域结合起来。

3.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各个区域在发展中合理配置资源，相互联系、密切配合、产生互动效应。电信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明显的连带效应。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的程度。将电信业落实到区域的范围进行研究，找出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特点、差异变化的趋势和原因，能够使各个区域进一步明确电信业在其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联程度，从而为各区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合理投资和布局，提高本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并保持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和联系奠定基础。

3.4电信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电信业本身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性质，这就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必须各个区域协调配合，以确保网络畅通。电信业的这一特性为电信业在各个区域的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电信业的区域性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性，只有真正了解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原因和结果，才能正确选择电信业的发展战略模式，为制定电信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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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6

1.1模型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多种模型和假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推动说、利益格局调整说、技术决定论、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技术与制度互动论、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5]、制度变迁三阶段论[6]、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7]、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8]、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较强的背景依赖性,但仍可从中提取出一些共识。段文斌等[9]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②技术的变化;③其他制度的变迁;④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0],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电信产业制度变迁诱致模型假设树,并围绕这些基本假设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探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驱动和路径奠定了基础。

1.2样本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项目时,主要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本文对管制制度变迁的案例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电信专家、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而设计的,然后通过小样本测试来修订问卷。我们先在北京市发放30份问卷,其后在北京、锦州、河南等地以当面调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23份。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和电信领域专家学者。

1.3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影响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因素,从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5个维度设计了14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的假定如表1所示。

2分析与检验

2.1均值分析

首先从均值排序中(见表2)可以观察对管制变迁各诱致因素影响程度的一般性看法。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加入WTO的影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垄断、社会舆论推动作用、借鉴了别国的经验,其均值分别为3.64,3.58,3.49,3.37,3.36。而H9“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借鉴了我国其他行业的经验”这一测度的均值低于3,为2.99,被认为这一假设不成立,因此去除。

2.2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来构造变量和检验模型。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在做因子分析前,需要用KMO(Kaiser-Meyer-Olkin)对样本进行测度,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于1,越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过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在0.9之上,非常适合;KMO在0.8~0.9,很适合;KMO在0.7~0.8,适合;KMO在0.6~0.7,不太适合;KMO在0.5~0.6,很勉强;KMO在0.5以下,不适合[11]。

本文对分别测度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等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14个变量(代码为H1至H14),应用SPSS软件进行了因子分析。经过统计检验KMO值为0.722(>0.7),并且检验值BTS为0.000,说明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同一构面中,某一变量的因子负荷值越大(通常为0.5以上)说明收敛效度越高,其对该因子的解释力就越强。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发现,假设H9、H10和H11三个变量对各个因子的收敛程度和解释程度都较低,因此将其剔除。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见表3。

3模型修正

通过应用SPSS软件包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模型与最初的概念模型有一定的变化。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五类因子分别为F1为H2;F2为H1、H3、H4、H5;F3为H6;F4为H7、H8、H9;F5为H12、H13,调整后的变量定义见表4。从调整的范围来看,基本属于微调。即将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以及技术变化与进步这两类影响因素调整为租的扩散和市场机会(技术性因素)两类因子。其基本解释是:租的扩散主要由是打破市场垄断所导致的;市场需求扩张、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新的替代业务出现等则带来新的市场机会。改进后的模型如图2所示。

4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解释

4.1租的存在及其自发的扩散动能,产生了强烈的打破垄断的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电信需求快速发展和国家对电信发展实行倾斜政策下(如允许电信企业向用户收取初装费),电信行业产生了高额利润。而电信行业的垄断经营阻止了租的扩散,造成了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打破垄断的强烈要求。联通公司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的利益集团”(由邮电部以外的几个与电信业务相关的部委联合构成),为了分得邮电部的高额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寻租”活动的结果,但这种不同利益集团间为争夺利润而进行的博弈确实导致了竞争的产生和效率的改进。联通成立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原有的交叉补贴政策依然阻止了租的进一步扩散,换句话说交叉补贴政策不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了原有的垄断,因此就产生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成为后续的改革措施。

4.2技术性因素推动管制制度变迁

在该模型中技术性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张和产业链的发展,它们导致网络型产业经济特征的演化,从而诱发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的变迁,为制度变迁提供可能和基础(见表5)。可以说它们是制度变迁的条件之一,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管制制度的变迁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技术性因素诱致管制制度变迁的方式和路径是技术性因素的改变会影响到产业的经济特征,如改变了生产成本结构和利润流结构,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被管制企业、消费者和管制者之间的博弈行为,最后影响到管制政策(见图3)。

首先以技术进步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总体通信技术水平处于模拟通信阶段;长途传输主要以架空铜缆明线为主,而电话交换技术主要采用人工交换和步进制交换技术。受传输技术和交换技术的限制,庞大的网络投资和昂贵的交换设备使电信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沉淀成本。这种成本特征和需求规模作用的结果就是当时的电信行业具有强自然垄断性质。随着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纤、通讯卫星、计算机等大容量传送途径的开发,减少了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使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传输速率和传输带宽也大大提高,在技术上、传送成本上减少了进入壁垒。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需求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内生的制度演化,改变了传统管制成本与收益,自然垄断的边界总体趋于缩小,要求政府放松对产业管制。放松管制的实质是确认哪个企业具有经济优势,是一个包括试错过程(BdrgandTschirhart,1995)的替代管制的机制。即使在存在自然垄断环节和业务的产业,也需要调整政府管制的思路和方法,管制者必须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产业取消或放松管制,或者调整管制的具体方法。这要求政府必须了解甚至把握技术进步对有关产业的影响及其对政府管制所提出的新挑战,如三网融合的技术发展①,已经在部分国家带来了管制的融合;未来下一代网络的发展,也要求管制的适应化发展,部分国家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其次,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是技术进步使然,如技术进步使电信服务的内容、形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增值电信服务的内容不断增加,这进一步拓展了市场需求;也可能是简单的变化,如人口、偏好或收入水平的变化,导致需求的大幅度变化)也可能改变特定产业的某些经济特征,如改变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从而使管制政策随之调整。如各类电信需求的快速发展和形成较大的规模,使得以利用范围经济性的综合业务经营变得不再重要,从而使分业经营的管制政策具有经济意义,变得可行。再如,需求方规模经济性问题的出现,使不对称管制成为网络型产业鼓励市场进入和培育竞争者的重要政策手段。

4.3制度环境决定了管制制度变迁的发生、发展和方向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9],它们确立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特定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在制度的演绎过程中,两者互为前提与条件,互相促动,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内涵和特征。

在此,制度环境因素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它们是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制约性因素(如不同的立法基础和行政基础,将形成不同的管制目标、管制政策和方法手段),它会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进程,对管制制度的变迁起促进或妨碍作用。并且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互动,这也是制度进化的局部和整体性的互动。

杨瑞龙教授认为,在我国“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12]。案例分析和本实证分析都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电信管制制度的变迁。从我国电信改革发展的情况看,国家宏观经济体制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和方向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反垄断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因为垄断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被称为发展的障碍。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被认为是消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现在,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其下一步目标是要把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来。而随着政府加快转换职能将使电信业的制度环境大大改善,从而进一步推动电信业管制治理的发展,并且这一发展趋势已在近两年的电信管制时间中开始显露。2004年1月7日,在信息产业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做了题为《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环境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政府管理工作的立足点应放到创造环境上来,“后退一步”、“站高一步”,引导企业健康发展,使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12]。

4.4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途径

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是指世界性的管制制度改革趋势和经验,它们也是影响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即中国的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管制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CovadongaMeseguer[13]在“私有化扩散在产业和拉丁美洲国家:学习的作用是什么?”一文中,以产业和拉丁美洲为背景,研究了私有化浪潮中学习的作用。其研究结论是,学习和模仿,而不是国际压力是推动私有化浪潮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电信改革的发展来看,在1994年中国电信业进行的初始改革,主要借鉴了英国一体化改革的思路,即对原有的电信垄断企业不做拆分,在保持其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下,逐步引入新的竞争者,希望构建“双寡头垄断”的格局。在成效不显著或可能较慢的情况下,1999年,中国电信业改革转而借鉴了美国分割式改革的经验,对原有垄断企业按业务进行拆分,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2001年,再次对中国电信进行拆分,按地域分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中国电信业的改革中,借鉴和学习的因素是显著的。并且,借鉴和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方法和路径。

当然在学习和借鉴按别国经验时,必须考虑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影响。正如诺斯(1990)所指出的,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运用的最佳的制度呢?这里问题是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改变,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换句话说,制度环境是影响制度扩散和学习的主要因素。即借鉴来的可行的新制度不能与现有的制度环境相对抗,不能违背目前的制度环境。

4.5社会因素对我国管制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打破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一直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电信产业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的改革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舆论和媒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社会民间组织在推动电信改革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于1984年12月成立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其分会组织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县。1989年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成立。1999年9月16日全国电信用户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成立为维护电信用户的正当权益,向政府反映用户建议和意见,处理解决用户和电信企业纠纷等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1年5月23日,中国邮电企业管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法人的社会中介组织。它每年召开年会,研讨通信领域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对推动管制改革有积极的作用。

5结论

以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为基础,本文对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方式和路径给出以下几点结论:

(1)制度变迁是一个有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双方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推进制度变迁是因为可以从中获益。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因此,租的扩散是改革的诱致性因素。当然,人类的经济计算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它还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便是制度环境对电信改革的影响。

(2)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需求爆发式的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诱因,即消费者要求市场能够提供更多高质低价的服务。与此同时,市场的扩大也为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

(3)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为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4)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框架的决定性影响,这是电信改革最重要的驱动性因素。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基础设施产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近年来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对应,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对电信企业改革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上市等途径使运营商的资本结构多元化以提高运营效率。

(5)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加入WTO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外部力量推动中国电信产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上逐步与国际接轨。

(6)在初步形成的竞争市场上,各国有电信公司市场势力的不均衡及其博弈互动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

(7)我国过去20年电信技术发展主要源于技术引进,在技术引进的同时,也引入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同时也了解了国外电信市场改革和管制发展动态。这些都成为我国电信产业改革与发展的借鉴。特别是WTO的一些规则,使得中国电信改革明确了方向。从前面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制度学习在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途径选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8)社会舆论给了相关政府部门和电信企业以改革的压力,推进了改革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电信产业管制改革

论文摘要：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试图找出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探讨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和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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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7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着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体制的硬件与软件,均是由无数的信息构成的庞大集合,或称数据库。没有信息的体制是不存在的,少量信息也构不成体制。信息是体制的基石。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才建立起体制的框架。抽去所有的信息,体制必将崩塌。社会制度在变-持久亦变;政治经济体制在变-不断改变;信息更在变化之中-瞬息万变。

什么是政治体制?众议院、参议院、行政院怎样议事?当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多少派别来议论、辩论,时限又是多长,需要多少票数通过表决,都主要由既定的数据来决定,这些是定量的信息。派别的代表们又是从哪些群体中产生,以什么方式产生,这些是定性的信息。在这里,引申一个概念,即定性的信息,就是表征的客体没有直观的数据,比如议论。但是,定性的信息也是可以定量化的,比如议论某一个观点,赞成的可定义为“1”,反对的则为“-1”,不明确的可为“0”,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概率来表示倾向程度,议论的地点可用经、纬度表示;议论的时间可用时分秒来计;议论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设定量化数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信息都可定量,都可用信息规则对数据编码,都是数据。因为信息可以描述一切,包括体制。所以,枯燥的政治体制,就这样用抽象的信息表达了。

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企业如何决策?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有3个层级,每个层级有其对应的权责,人员构成与表决行事,及至监事会的监督,也都可以用编码表征,即用信息表达。

理论上讲,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信息化。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罢,皆由一定的事物构成。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和其间包含,皆可规则编码,成为特定的信息集合。体制的区别,在于信息集的差异。信息是体制的基石。不仅如此,美国着名哲学家丹内特(Dennett,1987)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所宣称的研究纲领可以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信息与体制的比较问题上,设问:是信息的革命促进体制的变革,还是反之;在相对稳定的体制框架里,信息革命的功效大一些,还是在信息相对稳定的境况下,体制变革的功效大一些?有些东西,与体制无关或者关联度不大,但却与信息十分关联,“9·11”的情报未能事先有效获得或处理,主要是信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现代信息战争又是怎样地在短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如果这样来比较、来看问题,似乎就可以消除信息与体制是否可比的疑问。至于它们是否属同一个范畴的讨论,也显得没有必要。我们深思一下,体制与机制的比较,不也是这样?如此而来,信息也是完全可以与体制相比优先程度的。更何况这种比较同样具有实用价值。

二、信息技术是体制运行的血脉

何为技术?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远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为人类活动的技能;后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又把技术理解为机器设备;后来随着工业时代的大发展,东西方都有一些哲学家来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附带地对技术本质深入地进行了探讨。在这方面,可能是日本在工业时代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日本学者对技术的理解比较全面:即技术是观念的技术与物质的技术统一体(张伟,2003)。如此而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自然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经验方法和技能的总和,从构成要素上看,是智慧经验、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三大要素构成;从结构层次上看,是以智慧经验为核心,以方法技能为中间层,以工具手段为外显层有机结合的综合体(李康,2003)。

信息技术(IT)不是外于人思想活动的单纯工具,而是思想的延伸和直接表达。表达个体思想的语言是我们第一种思想技艺,信息处理是从口语开始的。文字和书籍使人类能够储存、扩展和开发诉诸语言的思想,它是第二种思想技艺,信息技术的出现则为我们开发了第三种技艺,它使我们的思想在全球范围即时传播和反馈,并使思想以多种方式--语言、符号、图像、声音、活动等--获得表征(吴刚,2001)。

当今的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内在特征即一体化、综合化和多元化;二是外在特征即高速化、社会化和广域化(钱学成、张沁源,1999)。这两个特征,体现在对体制的作用和功效上,一种体制在走动,在前进,运行于平滑曲线状态;一系列的信息流在不断地运动、交汇、融合,波浪着体制的舢板。当一种体制在奔跑、起跳、腾跃,运行于锯齿折线状态,也是一系列的信息流在急剧地、大容量地、高速度地震荡、膨胀、裂变,似原子弹当空爆炸。体制的这两种运行状态,是不同信息技术作用的过程与结果。

渐进性信息作用。或称改进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对现有系统的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平缓的作用。对应于传统的信息技术。

根本性信息作用。或称革命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累积作用或突变作用,对现有系统引起的急剧变化或革命性作用。对应于现代的信息技术。

以电力工业为例,其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两个阶段就颇具典型意义。

第一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实行的电力工业的高度垄断体制,有称“自然垄断”。电力的发、输、配一体化,政企未分,结果,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效率低下,电价不断推高,广大电力消费者被动地接受着低劣的服务。但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电力工业发展壮大了,从我国1882年第一个发电厂在上海建设,到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数量仅180万千瓦,人均用电8千瓦时。到2000年,装机容量达到3.2亿千瓦,人均用电1094千瓦时。全国乡村通电率达电信产业是自然垄断产业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产生新现象和新变化的突出领域。许多自然垄断理论方面的进展和政府规制的改革都主要发端于电信产业,其中规制改革一直是近年来各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焦点。激励性规制被许多国家采用。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改革起步较早,目前也走在最前面,随着电信技术进步,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有弱化趋势,对其规制也在变化,在传统规制如收益率规制下,存在被规制企业不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缺陷。

一、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应用态势

激励性规制理论,又称新规制经济学,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个西方规制经济学分支。由于规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低效率,规制机构和被规制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规制失灵,引起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重新思考。在许多情况下,平均成本下降的自然垄断产业中仍有规制的必要性,为对继续保留的规制进行改革,福格桑和凡辛克、洛伯和马盖特等于1979年提出激励性规制方案。激励性规制,就是指那些能给被规制企业提供经营刺激的办法,诱导垄断者去实施某种行动,以达到某个规制目的的规制政策。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区域间竞争、特许投标制、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制等。

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的应用如下:

(一)西欧

英国最早对电信产业实施激励性规制方式,1984年第一次实施价格上限规制。英国实施的是RPI-x最高限价模式,RPI为零售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率),x是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如1997年8月1日到2001年7月31日价格上限为RPI-每年4.5%。政府还对x值作周期性调整。由于零售价格指数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企业要取得较多的利润,就只有通过努力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就促使企业自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进行技术革新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不直接控制企业利润,企业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业善于经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就能取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使企业能不断得到自我发展。此外,由于英国政府对电信产业所规定的x值都大于零售价格指数,而且有不断调高的趋势这意味着RPI-x是一个负数,企业每年必须把价格下降丨RPI-x丨,这使消费者能从企业效率提高后享受较低的价格,有利于提高社会配置效率,因此,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能。

法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电信实施激励性规制,自1996年分两阶段实施了价格上限规制:从1997年1月1日到1998年12月31日(RPI-每年9%)及1999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RPI-每年4.5%)。

欧洲大多数国家仍然使用收益率规制,主要原因可能是价格上限规制对规制机构信息要求较高。

(二)美国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1989年3月开始对AT&T采用价格上限规制代替原来的收益率规制。1991年1月,FCC对大多数运营商实施了价格上限规制体制。由表1可知,美国1995年仍有20个州实施收益率规制,只有9个州采用价格上限规制,到2003年实施价格上限的州已增至40个州。

(三)新西兰、澳大利亚

与美国和欧洲不同,新西兰的电信产业没有任何规制,互联率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协议,新西兰商务部依据1986年通过的《商业法》反对任何反竞争性行为。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既对电信产业的进入进行规制也对反竞争性行为进行管制,同时也负责消费者的投诉和技术问题。与新西兰相同,互联率由运营商协议确定。

(四)日本

日本电信资费规制的法律是《电信事业法》,对不同类型的运营商施行不同的管制政策。1998年以前,第一类运营商的资费设定必须得到邮政省的许可才能实施。1998年5月修改《电信事业法》之后,对电信资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第一类运营商引入了新的资费体系:改许可制为通报制;为促进电信服务供应商在本地市场上就电话、ISDN和出租指定线路及通信设施规定标准的收费指数,实行价格上限管制,引入了资费指数的管制方法,通过这一系列的资费改革,日本电信资费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

二、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中应用的绩效分析

激励性规制的目标是激励电信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质量、改善消费者福利和减少规制成本。英、美等国正在进行的对电信产业的激励性改革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提高在位运营商的积极性,激励在位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因素,以提高企业效率;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在位运营商有更多的自由以根据通行的商业标准来设定费率。

国外学者对激励性规制的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下面分别从对电信产业经济效率、服务质量和接入定价与互联互通几个方面分析激励性规制的应用绩效。

(一)对电信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

关于效率问题,国外学者分别从静态效率与动态(创新)效率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长期经济效率标准分为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静态效率代表当前企业和产业生产的最低成本,动态(创新)效率反映了需求创造和创新。

1.对静态经济效率的影响

第一,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静态经济效率与企业的生产最低成本相联系。在降低成本方面,传统的收益率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源于阿弗奇-约翰逊效应(简称为A-J效应)。A-J效应从理论上表明了收益率规制对于不受约束的利润最大化企业,是如何导致成本增加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将A-J效应视为成本加成规制下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的反映。激励性规制中的价格上限一直被认为是相当有效的降低成本的激励方式。价格上限的潜在激励作用是因为它具有激励长期固定价格契约的特征,企业在合同期限内获得了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Lyon,1990)0然而Bqumol(2001)早期的研究提出固定价格契约只能实施较短时期,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同样存在着违约、调节和再签约。电信行业的激励规制对降低成本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一直关注于成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网络现代化。Shin&Ying(1993)和Ai&Sappington(1998)发现投入成本的降低极少,然而生产率增长很快并且网络现代化也在加速。作为一个整体,该发现表明激励性规制促使企业改进投入效率,在投入上支付较高的价格而投资于未来的成本降低,如此的投资也促使企业在签订契约时阻止价格的降低。

第二,对配置效率的影响。Knittel(1999)对电信行业的研究表明激励规制中的本地基础收费存在较高的价格,然而Abel(2000)和Sapionton(2001)却发现本地基础收费在适度递减。实证研究表明,州内长途收费是比较混杂的,因此有研究极力将竞争效应和激励规制效应相分离。然而这样的分离是有缺点的,因为价格上限可能比收益率规制更能促进竞争。但Giullietti(2000)通过对大量的实施价格上限规制产业的研究表明,价格上限的激励作用有限,认为短期内的激励规制可提高利润,但长期中仍应采用竞争性定价。NoelD.Uri(2001a)研究表明,美国电信业配置效率从1985年开始有明显的上升,然而把配置效率的提高归功于激励性规制还是有疑问的。

2.对动态(创新)效率的影响

电信产业是最具有动态性的产业,动态性产业的特征是快速的创新速度。有两种类型的创新,即新服务的创新和改变网络基础设施的创新成为电信产业竞争的基础。新服务的创新主要由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供给商提供新网络技术创新的大部分。设备部门的网络创新必须通过电信部门采用。实际上,过快地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较高的成本,风险较大。因此,创新既指发明(内生创新),也指采用(外生创新)。在各种形式的效率中,包括分配效率和生产效率,动态效率对社会福利进行了最大的改善,因此其重要性已超越了仅局限于消费者福利改善的分析。

尽管各国政府日益关注创新效率,但是规制政策对创新效率的潜在作用的讨论很少。因此有必要在产业规制中引入动态效率条例,即此规制方法是否促进创新。

产业规制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向自我维持竞争性市场结构演变,使企业行为类似竞争者行为,获得更大的竞争性收益,如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更多的产品选择。另一个重要的规制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市场增长(数量和价值),以使市场获取更低的成本和更新的产品。这两个目标并不相互排斥,它们长期相互协调。然而,第一个目标尤其适用于已有厂商拥有初始优势(例如长途电话)的情况,而后者则强调“新市场”(例如手机或互联网),新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创新潜力,技术变革很快。在这些新市场,原有的厂商不必具有已安装的基础优势。为完成电信产业这些目标,规制政策应该考虑竞争的动态性。在新市场中,技术变革改变产业组织和创新速度尤为明显,规制干预也应有所变化。如果规制管理部门不能对市场的快速变化作出足够快速的反应,那么许多规制措施将变得无效或过时。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内生关系,规制政策影响了技术变革回报的速度。电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对整体生产率产生了大量的外部性,在这个意义上,错误的规制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生产效率动态标准考虑产业的创新效率,并把其加入到长期经济效率进行分析。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一般来说,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MarcBourreau和PinarDogan,2000):第一,价格规制(或更具体的是互联收费与零售价格)改变产业利润,因此改变创新的激励。第二,价格规制与进入规制改变进入条件,因此也改变了新进入的创新决策。NoelD.Uri(2001b)对美国电信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技术效率的改变方面,1985-1993年期间显示技术效率有所提高,而有些年份技术效率有所降低,然而在1993年之后,技术效率一直是提高的,考虑到以价格上限形式的激励性规制是在1991年实施的,因此有可能1993年之后技术效率的提高部分是由激励性规制引起的。由于规制互联和收费零售服务价格对创新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MarcBourreau和PinarDogan,2000)相比于其他所有类型的规制(如收益率规制)价格上限规制对创新的激励更大。

(二)对电信产业服务质量的影响

一般来说,ROR规制不会导致质量恶化,价格规制易导致成本锐减和质量恶化,但实际数据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PatrickXavier(1995)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认为价格上限规制在非竞争服务价格维持和控制价格再平衡上是有效率的。Ai和Sappington(2005)认为,激励性规制对电信服务总体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某一些方面,如平均安装时间和对管理者的抱怨有所下降,质量提高;而在另一些方面,如解决问题的时间上则质量下降。

(三)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的影响

电信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特点,对于一个自然垄断(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的厂商,能够获得充足收益来弥补成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一些或全部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制定价格-成本差,将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这个政策被称为拉姆齐定价。MacAvoy(1996)认为,对主导企业的价格上限规制的接入价格是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可利于上游生产效率,某种程度上,还有益于下游生产效率,并且它们还可阻止基础投入的策略性定价。然而Vogelsang在对电信产业研究中认为由于企业成本的配置是任意的,当竞争被引入时,在位者可以通过降低其成本实施掠夺性定价,从而处于强势地位。保持原有较低接入费是为了补贴下游的配置效率和加速下游竞争。但是如果下游竞争很激烈,那么基础投入市场必然会提高价格。同时,由于接入价格可能高于或低于相应的拉姆齐定价,从而导致配置扭曲并对在位者的激励造成扭曲。如果接入价格低于相应的拉姆齐价格,在位者会恶化接入的质量。Vogelsang认为,如果存在几个基础投入,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则对基础投入定价上还应当考虑拉姆齐定价。Laffont和Tirole对互联互通业务提出总体价格上限指数,实施对象为终端用户服务和基础投入的竞争者,分析表明总体价格上限会导致拉姆齐价格。

三、结论及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的启示

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电信产业组织也在变化,主要表现在自然垄断属性的弱化,产业规制也应随之改变,否则会阻碍最具动态性(创新性)的电信产业的发展。对工业化国家实施价格上限的分析表明,激励性规制如价格上限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这与电信产业技术的进步有很大相关性。

从实施效果看,有如下优点:一是从静态经济效率的角度,生产效率相对于传统规制方法有所提高;二是从动态效率的角度,价格上限规制有助于创新;三是基于价格上限的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

但缺陷也是存在的:一是从理论上,由于保证和提高质量的成本由企业负责承担,企业就有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激励,但国外的研究表明,在实践上激励性规制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某些方面质量提高,某些方面质量降低,所以这一结论还不确定。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价格上限的确定往往较困难,企业降低成本带来的利益改变,使政府往往在规制的5年期中间进行修改,这使政府执行规制合约的承诺可信性降低,并会产生棘轮效应,因此它要求政府规制机构具有较强的规制承诺,但是由于高能激励信息租的存在,它更可能产生规制俘获和规制剥夺问题。三是激励性规制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影响方面,虽然基于价格上限的激励性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但是在位者会抵制进入者对规模经济的分享。

我国电信价格管制方法主要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法”。由于政府与被管制企业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且未能对企业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我国的价格管制方式出现了许多类似“A-J效应”的现象。如政府管制者缺乏对产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成本加成定价法的弱点就是由于管制和被管制双方信息不对称,管制者难以掌握自然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这个弱点导致我国现行价格主管部门在定价时,无法掌握自然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在双方的“博弈”中处于下风。电信产业等自然垄断产业由于缺乏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建立有效的降低成本约束机制,客观上存在买房置地、增加人员、增加福利待遇等非生产性支出计入成本的“成本倒逼定价”,从而造成社会收入分配扭曲,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的实践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有如下启示:

(一)改革我国现阶段政府管制价格方式,逐步引入激励性价格规制模式

价格上限规制等激励性规制对市场化要求较高,而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时期,市场条件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有着较大差别,存在公共资金成本较高、审计和核算制度的低效率、企业领导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质量规制政策尚不完善、规制承诺的可信度较低和规制俘虏的风险较高等制度特征,所以实行激励性规制要根据具体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规制模式,我国目前还不适合实施完全的价格上限规制方式。白让让等(2004)认为,无论是维持产权结构的现状,还是实施民营化,在近期都不可能使自然垄断规制改革走出困局,引入激励性规制及规制机构的自身重建是规制放松和重建的路径选择。汪秋明(2006)认为当前阶段可选择激励强度较低的规制定价机制,选择基于收益率规制并加动态激励因素的规制定价模型。笔者认为,可逐步将目前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成本加成定价法改革为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方式或价格上限管制方式。但必须针对这两种价格管制方式的弱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继续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方法或采用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方式,则必须建立有效的成本约束机制,逐步建立企业价格成本台账,确定企业成本控制参数,约束企业自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随着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化,逐步采用激励性规制。

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8

一、模块化理论综述

模块化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Simon对复杂性系统的考察，研究中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复杂系统，都普遍存在着子系统内部连接紧密性要强于子系统之间连接紧密性的规律[16]。随后，Starr正式提出了模块化生产的概念，并指出模块化生产实质就是使企业所设计、开发和生产的零件能产生最大的组合或通用性[17]。随着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竞争的来临，人们的消费也逐渐向个性化和多样化转变，此时模块化思想在产业分工中的作用开始凸显。Baldwin和Clark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模块化时代的管理》一文，指出模块化现象已经覆盖到了信息产业、汽车等行业的各个生产、设计环节，这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模块化时代[2]。在Baldwin和Clark的引领下，学术界正式迎来了模块化理论研究探索的高潮。Ulrich指出，模块化是降低产品结构复杂性的有效方式，是设计的最终目标[18]。为了确保产品的最终功能实现，模块化结构需要做到功能要素与实体部件要素之间的一一对应。Fine基于产业的视角考察了模块化的重要作用，指出模块化在改变产业竞争格局的同时，也推动了设计、生产等流程的完善，使得基于模块化的供应链管理成为了企业竞争的关键[19]。Baldwin和Clark进一步指出，在“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和“隐藏的参数”的共同作用下，模块化设计能够快速实现熊彼特所指的“破坏性创新”，它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开展复杂产品设计与生产的重要战略[20]。DewenYao指出模块化是一个方法来解决经济系统复杂性和新的产业结构的本质[21]。近些年，曹虹剑，张建英，刘丹分析产品模块化、企业组织模块化与产业组织模块化之间以及模块化分工与协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逐渐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模块化创新方面。模块化创新就是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以企业合作网络为平台的分工创新与整合创新模式[4]。Sanchez和Mahoney指出，由于提前定义模块间的界面规范，模块化降低了产品的复杂性，进而缩短了每个模块的创新周期[8]。由于模块化创新提高了产品的战略柔性，Baldwin和Clark对模块化创新的战略价值进行了关注[2]。骆品亮和殷华祥[14]在Baldwin和Clark研究的基础上，运用DSM方法，考察了模块关联结构对模块化创新价值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模块结构间的关联性与分割价值、替代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2]。遵循理论研究的逻辑推导，模块化创新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展开。Kodama以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PC行业和汽车行业的模块化创新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产业模块化的深入，行业的创新逐渐从装配企业向模块化供应商转移[23]。骆品亮和潘忠以GNU/Linux的开发历程为例，揭示了自由软件源代码内部结构的模块化创新对软件开发的重要影响[24]。郝斌以丰田公司为例，考察了模块化创新过程中企业之间的价值吸收问题，进一步拓展了模块化创新的实践范畴[4]。可以看到，尽管模块化的理论与应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仅将模块化创新作为产业技术的输出结果，一种既定的创新模式，没有进一步揭示模块化对技术创新的反向影响。直觉上，模块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战略逻辑，重点关注于跨边界组织间的规则设计、结构安排、信息传递与共享等，这些核心思想与行为显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竞争优势的获取甚至产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产业模块化对模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意义。综上分析，本文将结合国内模块化程度较高的移动通信产业实际情况，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重点考察产业模块化（主要考察3G/4G）对模块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力图在模块化与技术创新之间建立逻辑一致的联系，进而为现实产业规划、企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移动通信产业的实证考察

（一）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历程一般而言，30多年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经第一代通信系统阶段（1stGeneration，简称1G）、第二代通信系统阶段（2ndGeneration，简称2G）、第三代通信系统阶段（3rdGeneration，简称3G）和第四代通信系统阶段（4rdGeneration，简称4G）等四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着自身的产业结构和特点，每一次阶段过渡蕴含着产业技术的升级和跃迁。1987年，为了配合第六届全运会的顺利开展，邮电部将广州作为试点城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通信系统，并于当年年底正式商用，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移动通信时代[25]。在2G阶段，随着移动通信产业技术的发展，分组和数字交换技术的不断涌现，提升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应用价值，使得运营商不仅可以向用户传输语音业务，还可以传输数据增值业务。而政府规制的放松、竞争的引入以及语音业务的日渐普及，削弱运营商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控制力量时[26]。在上述影响因素的共同驱动下，移动通信产业价值链体系发生振动和裂变[27]。从特点来看，裂变之后移动通信产业价值链具有结构形态的非线性和多变性、价值分布的分散性两大显著特征。在2G阶段产业价值链中（尤其是2G的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化，用户的地位逐渐提升，此时网络垄断不再是唯一的关键要素，提高业务质量并加快新业务开发，进而满足用户需求，成为了2G阶段电信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其中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联通获得WCDMA牌照，而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这正式标志着我国进入3G阶段。随着三网融合进程的加速，移动通信业将向更加多元、开放的产业价值链结构发展[28]。2013年12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4G牌照，标志着国内4G时代正式来临。在新的产业价值链中（如图1所示），一方面，行业竞争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传统服务提供商（A类）涌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拥有广播电视网或者其他局域网的服务提供商（B类）也将逐渐转变为新型运营商。它们直接面对用户，与传统运营商之间呈现以“竞争为主”的价值关系，共同为广大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数据增值服务。从特点来看，更加开放的3G/4G产业价值链具有参与主体多元性和竞争激烈性的显著特征。在新的形势下，每个企业主体的价值空间都将会被压缩，但业务的运营要求却会进一步提高。基于价值链上下游的合作与共赢，成为了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主旋律[29]。（二）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考察1.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构成分析产业的模块化构建与经营，取决于其自身的特性。经典的文献已经指出，一个可模块化经营的产业，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业务的可分解性和独立性。每个业务模块可以从产业系统中分解出来，并且可以作为一个半自律的子系统进行相对独立的运行[2,30]；（2）业务的通用性和可组合性。通过架构、界面以及接口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每个业务模块按照一定的规则可以进行组合，并且在此过程中不会失原有功能[20,31]；（3）价值的网络外部性。这主要源于各业务模块之间的互补性，当业务模块进行相互组合时，互补产生的价值将会随着组合模块的增多而不断放大[11,32]。移动通信产业是由运营商、网络设备提供商、终端设备提供商、服务提供商等一系列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大系统。整个产业系统通过产品架构的搭建以及标准化的界面接口管理，将各子系统联结起来。各子系统既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又在移动通信服务的提供过程中互补协作。在统一的标准协议下，各子系统相互组合，在实现资源共享的同时，极大地发挥了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促使整个产业系统达到了价值的最大化[33~34]。因此，从产业特性来看，移动通信业显然具备了产业模块化经营的基本特征属性。在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系统中，产业价值链各环节根据相关性的不同，被划分到了各模块中，并参与了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各模块相互组合，共同地搭建了一个具有协同效应的整体模块化价值创造系统，进而实现产业价值创新的根本目的。借鉴杨洵[32]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系统分为四大模块，分别是：（1）网络设备提供模块。主要负责提供移动通信网络设备，搭建运营支持系统与平台，由网络设备提供商、芯片厂商、测试厂商等构成；（2）终端设备提供模块。主要负责终端设备的提供，保障终端用户业务的使用，由终端制造商、芯片厂商、测试厂商、终端软件提供商等构成；（3）服务提供模块。主要负责设计、开发和提供各种移动通信业务，由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系统集成服务商等构成；（4）运营与交易清算模块。主要负责各种业务的运营以及资费的分成结算，由运营商构成。2.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化影响分析（1）指标的选取与度量衡量创新的指标有很多。借鉴Eng和Shackell[35]、Lee和O’nell[36]已有的研究，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以电信企业研发支出作为技术创新行为测度指标。（2）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电信企业层面数据，由于电信企业层面数据存在口径不统一、数据不完整等问题，为了减少观测值的损耗，我们以国泰安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当数据出现错误或者缺失时，再利用网络或刊物上公开的数据进行更正或补充。同时，结合我国3G牌照发放的时间（2009年1月7号）以及3G规模化应用转折时间点，本文主要选择了2009~2014年间移动通信行业上市公司的季度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查找了深沪证券交易所信息技术行业中的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以及通信服务两个子行业，共获得85个上市企业样本，随后通过进一步筛选，剔除了主营业务不属于通信业或研发支出没有披露的30家企业样本，最终保留了50家企业样本。在具体分析时，借鉴其他学者[37]对类似事件分析的处理方式，选择了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之前三年和之后三年作为事件窗，共得到了347个观测值。（3）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从样本的构成来看，28个样本企业属于网络设备提供模块，占总样本的56%，12个样本企业属于终端设备提供模块，占比24%，余下10个样本企业属于服务提供模块，占比20%。表1给出了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后，各模块的研发支出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即各模块的创新指标在短期内都出现了较为积极的向好变化。进一步，我们再运用t检验比较模块化前后的均值差异，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从检验结果来看，服务提供模块、终端设备提供模块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而网络设备提供模块以及整个产业的差异则不显著。究其背后原因，主要跟各模块内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有关。从现实情况来看，3G/4G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固定电话、移动语音、短信、彩信等传统业务收入受到冲击，相反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高速增长，固定互联网使用量较快增长，衍生出医疗、教育、电子商务等更多样化的服务。由于服务提供市场暂时还没有开发，因此，随着3G/4G牌照的发放和应用的普及，国内提供商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t检验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产业模块化后，服务提供模块的创新力度明显加强。在终端设备领域，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25.0%，国产厂商全球合计市场占有率（38.6%）接近苹果和三星两大巨头之和；平板电脑出货量同比增长5.4%；手机类产品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1.3%，出口额从2010年的百亿级美元水平提升至2014年的千亿级美元水平，出口增长速度领先于其他主要电子信息产品。正是由于移动通信网络环境的持续改善、企业对软硬件技术的不断创新等因素，我国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强劲增长。t检验的结果验证了产业模块化后，终端设备提供模块的创新力度也明显加强。而在网络设备提供领域，由于更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较为复杂，内容较为分散，技术与标准本身距离成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相应的网络设备投入和产出比较低，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何产业模块化后网络设备提供模块的创新差异不显著的原因。

三、结论

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9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体制的硬件与软件，均是由无数的信息构成的庞大集合，或称数据库。没有信息的体制是不存在的，少量信息也构不成体制。信息是体制的基石。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才建立起体制的框架。抽去所有的信息，体制必将崩塌。社会制度在变－持久亦变；政治经济体制在变－不断改变；信息更在变化之中－瞬息万变。

什么是政治体制？众议院、参议院、行政院怎样议事？当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多少派别来议论、辩论，时限又是多长，需要多少票数通过表决，都主要由既定的数据来决定，这些是定量的信息。派别的代表们又是从哪些群体中产生，以什么方式产生，这些是定性的信息。在这里，引申一个概念，即定性的信息，就是表征的客体没有直观的数据，比如议论。但是，定性的信息也是可以定量化的，比如议论某一个观点，赞成的可定义为“1”，反对的则为“-1”，不明确的可为“0”，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概率来表示倾向程度，议论的地点可用经、纬度表示；议论的时间可用时分秒来计；议论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设定量化数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信息都可定量，都可用信息规则对数据编码，都是数据。因为信息可以描述一切，包括体制。所以，枯燥的政治体制，就这样用抽象的信息表达了。

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企业如何决策？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有3个层级，每个层级有其对应的权责，人员构成与表决行事，及至监事会的监督，也都可以用编码表征，即用信息表达。

理论上讲，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信息化。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罢，皆由一定的事物构成。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和其间包含，皆可规则编码，成为特定的信息集合。体制的区别，在于信息集的差异。信息是体制的基石。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ennett，1987）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所宣称的研究纲领可以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信息与体制的比较问题上，设问：是信息的革命促进体制的变革，还是反之；在相对稳定的体制框架里，信息革命的功效大一些，还是在信息相对稳定的境况下，体制变革的功效大一些？有些东西，与体制无关或者关联度不大，但却与信息十分关联，“9·11”的情报未能事先有效获得或处理，主要是信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现代信息战争又是怎样地在短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如果这样来比较、来看问题，似乎就可以消除信息与体制是否可比的疑问。至于它们是否属同一个范畴的讨论，也显得没有必要。我们深思一下，体制与机制的比较，不也是这样？如此而来，信息也是完全可以与体制相比优先程度的。更何况这种比较同样具有实用价值。

二、信息技术是体制运行的血脉

何为技术？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远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为人类活动的技能；后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又把技术理解为机器设备；后来随着工业时代的大发展，东西方都有一些哲学家来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附带地对技术本质深入地进行了探讨。在这方面，可能是日本在工业时代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日本学者对技术的理解比较全面：即技术是观念的技术与物质的技术统一体（张伟，2003）。如此而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自然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经验方法和技能的总和，从构成要素上看，是智慧经验、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三大要素构成；从结构层次上看，是以智慧经验为核心，以方法技能为中间层，以工具手段为外显层有机结合的综合体（李康，2003）。

信息技术（IT）不是外于人思想活动的单纯工具，而是思想的延伸和直接表达。表达个体思想的语言是我们第一种思想技艺，信息处理是从口语开始的。文字和书籍使人类能够储存、扩展和开发诉诸语言的思想，它是第二种思想技艺，信息技术的出现则为我们开发了第三种技艺，它使我们的思想在全球范围即时传播和反馈，并使思想以多种方式－－语言、符号、图像、声音、活动等－－获得表征（吴刚，2001）。

当今的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内在特征即一体化、综合化和多元化；二是外在特征即高速化、社会化和广域化（钱学成、张沁源，1999）。这两个特征，体现在对体制的作用和功效上，一种体制在走动，在前进，运行于平滑曲线状态；一系列的信息流在不断地运动、交汇、融合，波浪着体制的舢板。当一种体制在奔跑、起跳、腾跃，运行于锯齿折线状态，也是一系列的信息流在急剧地、大容量地、高速度地震荡、膨胀、裂变，似原子弹当空爆炸。体制的这两种运行状态，是不同信息技术作用的过程与结果。

渐进性信息作用。或称改进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对现有系统的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平缓的作用。对应于传统的信息技术。

根本性信息作用。或称革命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累积作用或突变作用，对现有系统引起的急剧变化或革命性作用。对应于现代的信息技术。

以电力工业为例，其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两个阶段就颇具典型意义。

第一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实行的电力工业的高度垄断体制，有称“自然垄断”。电力的发、输、配一体化，政企未分，结果，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效率低下，电价不断推高，广大电力消费者被动地接受着低劣的服务。但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电力工业发展壮大了，从我国1882年第一个发电厂在上海建设，到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数量仅180万千瓦，人均用电8千瓦时。到2000年，装机容量达到3.2亿千瓦，人均用电1094千瓦时。全国乡村通电率达电信产业是自然垄断产业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产生新现象和新变化的突出领域。许多自然垄断理论方面的进展和政府规制的改革都主要发端于电信产业，其中规制改革一直是近年来各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焦点。激励性规制被许多国家采用。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改革起步较早，目前也走在最前面，随着电信技术进步，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有弱化趋势，对其规制也在变化，在传统规制如收益率规制下，存在被规制企业不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缺陷。

一、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应用态势

激励性规制理论，又称新规制经济学，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个西方规制经济学分支。由于规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低效率，规制机构和被规制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规制失灵，引起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重新思考。在许多情况下，平均成本下降的自然垄断产业中仍有规制的必要性，为对继续保留的规制进行改革，福格桑和凡辛克、洛伯和马盖特等于1979年提出激励性规制方案。激励性规制，就是指那些能给被规制企业提供经营刺激的办法，诱导垄断者去实施某种行动，以达到某个规制目的的规制政策。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区域间竞争、特许投标制、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制等。

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的应用如下：

（一）西欧

英国最早对电信产业实施激励性规制方式，1984年第一次实施价格上限规制。英国实施的是RPI-x最高限价模式，RPI为零售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率），x是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如1997年8月1日到2001年7月31日价格上限为RPI－每年4.5%。政府还对x值作周期性调整。由于零售价格指数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企业要取得较多的利润，就只有通过努力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就促使企业自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进行技术革新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不直接控制企业利润，企业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业善于经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就能取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使企业能不断得到自我发展。此外，由于英国政府对电信产业所规定的x值都大于零售价格指数，而且有不断调高的趋势这意味着RPI-x是一个负数，企业每年必须把价格下降丨RPI-x丨，这使消费者能从企业效率提高后享受较低的价格，有利于提高社会配置效率，因此，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能。

法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电信实施激励性规制，自1996年分两阶段实施了价格上限规制：从1997年1月1日到1998年12月31日（RPI－每年9%）及1999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RPI－每年4.5%）。

欧洲大多数国家仍然使用收益率规制，主要原因可能是价格上限规制对规制机构信息要求较高。

（二）美国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1989年3月开始对AT&T采用价格上限规制代替原来的收益率规制。1991年1月，FCC对大多数运营商实施了价格上限规制体制。由表1可知，美国1995年仍有20个州实施收益率规制，只有9个州采用价格上限规制，到2003年实施价格上限的州已增至40个州。

（三）新西兰、澳大利亚

与美国和欧洲不同，新西兰的电信产业没有任何规制，互联率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协议，新西兰商务部依据1986年通过的《商业法》反对任何反竞争性行为。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既对电信产业的进入进行规制也对反竞争性行为进行管制，同时也负责消费者的投诉和技术问题。与新西兰相同，互联率由运营商协议确定。

（四）日本

日本电信资费规制的法律是《电信事业法》，对不同类型的运营商施行不同的管制政策。1998年以前，第一类运营商的资费设定必须得到邮政省的许可才能实施。1998年5月修改《电信事业法》之后，对电信资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第一类运营商引入了新的资费体系：改许可制为通报制；为促进电信服务供应商在本地市场上就电话、ISDN和出租指定线路及通信设施规定标准的收费指数，实行价格上限管制，引入了资费指数的管制方法，通过这一系列的资费改革，日本电信资费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二、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中应用的绩效分析

激励性规制的目标是激励电信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质量、改善消费者福利和减少规制成本。英、美等国正在进行的对电信产业的激励性改革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提高在位运营商的积极性，激励在位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因素，以提高企业效率；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在位运营商有更多的自由以根据通行的商业标准来设定费率。

国外学者对激励性规制的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下面分别从对电信产业经济效率、服务质量和接入定价与互联互通几个方面分析激励性规制的应用绩效。

（一）对电信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

关于效率问题，国外学者分别从静态效率与动态（创新）效率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长期经济效率标准分为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静态效率代表当前企业和产业生产的最低成本，动态（创新）效率反映了需求创造和创新。

1.对静态经济效率的影响

第一，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静态经济效率与企业的生产最低成本相联系。在降低成本方面，传统的收益率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源于阿弗奇－约翰逊效应（简称为A-J效应）。A-J效应从理论上表明了收益率规制对于不受约束的利润最大化企业，是如何导致成本增加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将A-J效应视为成本加成规制下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的反映。激励性规制中的价格上限一直被认为是相当有效的降低成本的激励方式。价格上限的潜在激励作用是因为它具有激励长期固定价格契约的特征，企业在合同期限内获得了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Lyon，1990）0然而Bqumol（2001）早期的研究提出固定价格契约只能实施较短时期，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同样存在着违约、调节和再签约。电信行业的激励规制对降低成本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一直关注于成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网络现代化。Shin&Ying（1993）和Ai&Sappington（1998）发现投入成本的降低极少，然而生产率增长很快并且网络现代化也在加速。作为一个整体，该发现表明激励性规制促使企业改进投入效率，在投入上支付较高的价格而投资于未来的成本降低，如此的投资也促使企业在签订契约时阻止价格的降低。

第二，对配置效率的影响。Knittel（1999）对电信行业的研究表明激励规制中的本地基础收费存在较高的价格，然而Abel（2000）和Sapionton（2001）却发现本地基础收费在适度递减。实证研究表明，州内长途收费是比较混杂的，因此有研究极力将竞争效应和激励规制效应相分离。然而这样的分离是有缺点的，因为价格上限可能比收益率规制更能促进竞争。但Giullietti（2000）通过对大量的实施价格上限规制产业的研究表明，价格上限的激励作用有限，认为短期内的激励规制可提高利润，但长期中仍应采用竞争性定价。NoelD.Uri（2001a）研究表明，美国电信业配置效率从1985年开始有明显的上升，然而把配置效率的提高归功于激励性规制还是有疑问的。

2.对动态（创新）效率的影响

电信产业是最具有动态性的产业，动态性产业的特征是快速的创新速度。有两种类型的创新，即新服务的创新和改变网络基础设施的创新成为电信产业竞争的基础。新服务的创新主要由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供给商提供新网络技术创新的大部分。设备部门的网络创新必须通过电信部门采用。实际上，过快地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较高的成本，风险较大。因此，创新既指发明（内生创新），也指采用（外生创新）。在各种形式的效率中，包括分配效率和生产效率，动态效率对社会福利进行了最大的改善，因此其重要性已超越了仅局限于消费者福利改善的分析。

尽管各国政府日益关注创新效率，但是规制政策对创新效率的潜在作用的讨论很少。因此有必要在产业规制中引入动态效率条例，即此规制方法是否促进创新。

产业规制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向自我维持竞争性市场结构演变，使企业行为类似竞争者行为，获得更大的竞争性收益，如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更多的产品选择。另一个重要的规制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市场增长（数量和价值），以使市场获取更低的成本和更新的产品。这两个目标并不相互排斥，它们长期相互协调。然而，第一个目标尤其适用于已有厂商拥有初始优势（例如长途电话）的情况，而后者则强调“新市场”（例如手机或互联网），新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创新潜力，技术变革很快。在这些新市场，原有的厂商不必具有已安装的基础优势。为完成电信产业这些目标，规制政策应该考虑竞争的动态性。在新市场中，技术变革改变产业组织和创新速度尤为明显，规制干预也应有所变化。如果规制管理部门不能对市场的快速变化作出足够快速的反应，那么许多规制措施将变得无效或过时。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内生关系，规制政策影响了技术变革回报的速度。电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对整体生产率产生了大量的外部性，在这个意义上，错误的规制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生产效率动态标准考虑产业的创新效率，并把其加入到长期经济效率进行分析。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一般来说，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MarcBourreau和PinarDogan，2000）：第一，价格规制（或更具体的是互联收费与零售价格）改变产业利润，因此改变创新的激励。第二，价格规制与进入规制改变进入条件，因此也改变了新进入的创新决策。NoelD.Uri（2001b）对美国电信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技术效率的改变方面，1985-1993年期间显示技术效率有所提高，而有些年份技术效率有所降低，然而在1993年之后，技术效率一直是提高的，考虑到以价格上限形式的激励性规制是在1991年实施的，因此有可能1993年之后技术效率的提高部分是由激励性规制引起的。由于规制互联和收费零售服务价格对创新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MarcBourreau和PinarDogan，2000）相比于其他所有类型的规制（如收益率规制）价格上限规制对创新的激励更大。

（二）对电信产业服务质量的影响

一般来说，ROR规制不会导致质量恶化，价格规制易导致成本锐减和质量恶化，但实际数据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PatrickXavier（1995）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认为价格上限规制在非竞争服务价格维持和控制价格再平衡上是有效率的。Ai和Sappington（2005）认为，激励性规制对电信服务总体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某一些方面，如平均安装时间和对管理者的抱怨有所下降，质量提高；而在另一些方面，如解决问题的时间上则质量下降。

（三）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的影响

电信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特点，对于一个自然垄断（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的厂商，能够获得充足收益来弥补成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一些或全部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制定价格－成本差，将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这个政策被称为拉姆齐定价。MacAvoy（1996）认为，对主导企业的价格上限规制的接入价格是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可利于上游生产效率，某种程度上，还有益于下游生产效率，并且它们还可阻止基础投入的策略性定价。然而Vogelsang在对电信产业研究中认为由于企业成本的配置是任意的，当竞争被引入时，在位者可以通过降低其成本实施掠夺性定价，从而处于强势地位。保持原有较低接入费是为了补贴下游的配置效率和加速下游竞争。但是如果下游竞争很激烈，那么基础投入市场必然会提高价格。同时，由于接入价格可能高于或低于相应的拉姆齐定价，从而导致配置扭曲并对在位者的激励造成扭曲。如果接入价格低于相应的拉姆齐价格，在位者会恶化接入的质量。Vogelsang认为，如果存在几个基础投入，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则对基础投入定价上还应当考虑拉姆齐定价。Laffont和Tirole对互联互通业务提出总体价格上限指数，实施对象为终端用户服务和基础投入的竞争者，分析表明总体价格上限会导致拉姆齐价格。

三、结论及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的启示

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电信产业组织也在变化，主要表现在自然垄断属性的弱化，产业规制也应随之改变，否则会阻碍最具动态性（创新性）的电信产业的发展。对工业化国家实施价格上限的分析表明，激励性规制如价格上限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这与电信产业技术的进步有很大相关性。

从实施效果看，有如下优点：一是从静态经济效率的角度，生产效率相对于传统规制方法有所提高；二是从动态效率的角度，价格上限规制有助于创新；三是基于价格上限的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

但缺陷也是存在的：一是从理论上，由于保证和提高质量的成本由企业负责承担，企业就有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激励，但国外的研究表明，在实践上激励性规制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某些方面质量提高，某些方面质量降低，所以这一结论还不确定。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价格上限的确定往往较困难，企业降低成本带来的利益改变，使政府往往在规制的5年期中间进行修改，这使政府执行规制合约的承诺可信性降低，并会产生棘轮效应，因此它要求政府规制机构具有较强的规制承诺，但是由于高能激励信息租的存在，它更可能产生规制俘获和规制剥夺问题。三是激励性规制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影响方面，虽然基于价格上限的激励性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但是在位者会抵制进入者对规模经济的分享。

我国电信价格管制方法主要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法”。由于政府与被管制企业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且未能对企业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我国的价格管制方式出现了许多类似“A-J效应”的现象。如政府管制者缺乏对产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成本加成定价法的弱点就是由于管制和被管制双方信息不对称，管制者难以掌握自然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这个弱点导致我国现行价格主管部门在定价时，无法掌握自然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在双方的“博弈”中处于下风。电信产业等自然垄断产业由于缺乏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建立有效的降低成本约束机制，客观上存在买房置地、增加人员、增加福利待遇等非生产性支出计入成本的“成本倒逼定价”，从而造成社会收入分配扭曲，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的实践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有如下启示：

（一）改革我国现阶段政府管制价格方式，逐步引入激励性价格规制模式

价格上限规制等激励性规制对市场化要求较高，而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时期，市场条件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有着较大差别，存在公共资金成本较高、审计和核算制度的低效率、企业领导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质量规制政策尚不完善、规制承诺的可信度较低和规制俘虏的风险较高等制度特征，所以实行激励性规制要根据具体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规制模式，我国目前还不适合实施完全的价格上限规制方式。白让让等（2004）认为，无论是维持产权结构的现状，还是实施民营化，在近期都不可能使自然垄断规制改革走出困局，引入激励性规制及规制机构的自身重建是规制放松和重建的路径选择。汪秋明（2006）认为当前阶段可选择激励强度较低的规制定价机制，选择基于收益率规制并加动态激励因素的规制定价模型。笔者认为，可逐步将目前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成本加成定价法改革为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方式或价格上限管制方式。但必须针对这两种价格管制方式的弱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继续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方法或采用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方式，则必须建立有效的成本约束机制，逐步建立企业价格成本台账，确定企业成本控制参数，约束企业自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随着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化，逐步采用激励性规制。

电信产业结构范文篇10

关键词：现今电信；电信发展；趋势与挑战

Abstract:Thetelecommunicationmarketisonefollows“theinternalcausetoreston,theoutflowboundaryisthecondition”thelawofdevelopmentcomplicatedsystem;Itsinternalcauseandtheoutflowboundaryarebyintriguingfactorsandsoontechnology,marketandpolicyconstitute.Mustgraspthetelecommunicationthedevelopmentdirection,mustgrasp“understandstheglobaltendency,theassurancelocalkeypoint”theprinciple.

keyword:Nowadaystelecommunication;Telecommunicationdevelopment;Tendencyandchallenge

前言

目前全球电信发展已逐渐进入系统解构的混沌期。要使系统顺利通过混沌区进入新的有序状态,不论是电信监管当局或事业经营者都必须:1)了解当前混沌状态的具体发展情势;2)洞察主导老系统解构与新系统成核的内在自组织作用力;3)运用关键性政策控制参数,导引系统完成跨临界分岔,建构新的电信秩序。以下是针对这三个面向的问题所归纳的一些看法。

系统进入混沌区的迹象

1.PSTN的式微。贝尔发明电话一百多年来,以交换技术为核心的PSTN固网电话一直是电信产业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移动技术崛起,PSTN在电信市场中的地位不再唯我独尊,全球各地的市场纷纷出现固网的话务量或普及率被移动网路替代的现象。互联网兴起后,90年代末期部分PSTN的用户接入电路(最后一里)被ADSL化,而PSTN的核心网路也因IP骨干网路的大量建置,开始边缘化。不过,真正致命的打击则是随着用户回路IP化所导致的VOIP的普及,特别是免费Skype等的快速成长,使PSTN的营收严重“蒸发”。今天已可看到如英国电信等国际大业者,开始执行从2006年起让PSTN逐步除役的计划。失掉了PSTN这根旧支柱后,未来的电信产业谁主浮沉?

2.移动语音服务的饱和。移动网路原本是最有机会接替PSTN地位的,但移动服务从一开始发展就过于着重传统的语音服务,以致于普及率渐趋饱和时,制约于价格竞争,全球各地纷纷出现ARPU下降与增(话务)量却不增(营)收的困境。要想维持移动营收的继续成长,只有两条出路:1)创造成功的增值服务产品,以增加ARPU;2)对外寻求尚有成长空间的他国移动市场,拥有其部分股权或参与经营,使总营收增长。但这两条路都有相当的挑战性。

3.宽带内容服务蓄势待发。宽带IP技术逐步渗入固网与移动的核心网路,再加上用户端接入电路与终端设备的宽带化,影讯(video)即将成为固网与移动服务在技术上的预设(default)规格。这时电信事业经营者的基本挑战是:能否善用“先带宽、后内容”的大形势,开出一条从用户书房到客厅的捷径,为自己创造一个可收费的宽带内容市场?在这条“捷径”上所遭遇的短兵相接对手是:目前正在积极进行数位化工作的有线电视网路业者。

4.无线技术的颠覆性潜能。WiMax技术来势汹汹,一旦与其配套的用户端AP开始商用化,由于它能以很低的成本提供充分的带宽,对目前固网ADSL的接入服务以及移动的3G宽带服务,都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威胁的颠覆性技术。这类新无线技术的出现,将会迫使ADSL必须向光纤升级,而3G也会被迫加速它的建置时程。否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技术的演进非常可能使既有的庞大电信王国,一夜之间被颠覆耗散。

5.城乡数位落差的扩大。开放竞争的电信市场,通常都会把资源与注意力集中在都会地区,于是“成本高、消费低、动力小”的乡村地区,相对的建设落差日益扩大,导致城乡发展严重倾斜。这时的问题是如何不使情况演变成积重难返,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系统解构与成核的自组织作用力

复杂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当整体环境发生剧变,老系统(PSTN为核心)必将解体进入混沌状态,然后经由跨临界分岔(新系统的成核机制)形成新的有序结构。这种“解构-成核”过程是由内在的自组织作用力(不受人类意志影响的无形之手的力量)与决策者有形之手(政策或策略参数)交互作用下而完成。以下说明代表无形之手的几股力量。

1.技术与市场因子。使既有市场解构的基本动力是功能更强、成本更低、品质更好,不断推陈出新的电信新技术。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就会去发掘如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丁森所称的“破坏性创新的机会”,亦即:有无未被服务的市场、有无不满足的顾客、有无好过头的产品等──Skype以免费的VOIP打入网络族,一两年的时间内在全球创造几千万用户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系统深层追求总体稳定与平衡的内驱力。电信服务只是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环。电信服务如果出现严重的城乡失衡现象,以致危及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那么任何复杂系统都具有的内在自我修正机制,就会起而反制,来寻求城乡二元化矛盾的统一。当然所谓的统一不必是实体面(physical)的完全一致,但必须是服务功能面的相当。

3.产业生态系统演化。复杂、系统、宏观的质变是以微观单元的质变为基础的。在电信系统中,所谓的微观单元主要是指用户行为模式的转变。例如从使用PSTN转为在个人电脑上打电话;或如车载电脑的使用者通过同一显示介面,接打电话、收发e-mail、查看股市行情并下单、查询交通路况、收看电视新闻或热门连续剧。这类微观行为模式的改变,都将带动宏观价值链的重整,甚至导致产业结构的再造。目前已经看得出来的宏观趋势是:1)电信网络必须走上多元融合,才能提供消费者所需的全方位服务(包括数位广播);2)全球单一业务业者纷纷通过并购等手段,使自己转化为更具有适应力的全服务业者;3)传统垂直化(固网、移动分立)的监管架构必须转型朝水平化发展,否则将成为产业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跨临界分岔的关键性控制因子

复杂系统在无形之手影响下的演化方向具有群龙无首的不稳定性与不可测性;但政策参数的有形之手如果能有效导引系统内在的自组织力量,使它们能一致(alignment)朝向符合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那么产业转型与价值链再造等都可以“因事之理,不劳而成”的方式完成。电信产业要有效走出混沌并开创新局,电信监管当局要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当前全球电信监管机关共同面对的是如何设定以下几项政策参数的问题。

1.电信发展总体目标的策定:电信政策是国家总体政策的一环,对达成国家总体目标而言,它也只是一个下位的政策工具。因此必须理清,诸如电信发展在国家永续发展的策略上,如何扮演总体发展的基础平台角色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