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产业范文10篇

电信产业范文篇1

电信业是属于典型的网络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1)电信产品和服务是以网络供应系统为存在基础的，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和规模扩大，固定成本相应降低，从而收到网络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2)资产的沉淀费用高。电信产业的资产专用性强，基础设施投资大，使用周期长，退出时大量的资产难以转作他用，导致沉淀费用高，由此形成了较高的进人壁垒。(3)电信产业具有很强的范围经济效益性。正是基于对电信产业上述技术经济特点的认识，各国普遍对电信产业加强政府管制。但是近年来，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性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技术创新。随着信息技术和其他高科技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光纤、卫星通信等大容量传送途径的开发成功，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已经大为减少。二是市场需求的扩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各国的电信市场发展迅猛。这些变化导致电信产业在传统意义上所具有的自然垄断性正在逐渐被削弱，放松管制、引人竞争的思想成为各国电信业改革的主线。

二、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现状

中国电信业的管制与改革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但是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直到90年代才出现。1994年7月中国联通正式挂牌成立。中国联通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拥有全部电信业务牌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信产业独家垄断经营的坚冰开始被打破。1998年3月，国务院决定组建信息产业部。作为主管全国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通信业和软件业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并按照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破除垄断、保护竞争与权责一致的原则，对信息产业部的职能进行了配置。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了中国电信产业的管理体制。1999年2月，国务院通过中国电信重组方案。同年12月和2000年l月、6月分别批复组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同时将原中国电信寻呼业务并人中国联通，2000年底中国铁通也加人中国电信市场。2001年12月，国务院批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电信现有资源被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方部分和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吉通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重组成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南方部分保留“中国电信集团”的名称，继续拥有“中国电信”的商誉和无形资产。重组后的两大集团仍拥有中国电信已有的业务经营范围，允许两大集团各自在对方的领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双方相互提供平等接人等互惠服务。

目前中国电信产业存在一家全能的电信运营商，即中国联通;两家近似全能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三家近似单一型的电信运营商，即中国移动、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在市内电话、固定长话、数据传输等电信经营领域形成了电信和网通两家占领市场主要份额，其他一家或数家占领少数市场份额的双寡头垄断格局。移动通信由中国移动占领市场主要份额，中国联通占领少数市场份额的主垄断格局。在以上一系列改革中，我国电信监管部门信息产业部分别从市场结构、进人管制和互联互通三个方面对中国电信产业进行了监管。

(1)沛场结构管制。我国1999年以来对电信市场两次较大幅度的分拆和整合就是由管制机构直接参与垂直和水平分拆占主导地位的电信垄断企业，重新构建电信市场结构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进人管制。为了创造竞争的环境，我国在电信市场进人方面逐步放松管制。先后成立了中国联通公司、中国网通、中国吉通、中国铁通，打破了原来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对于基础电信业务和移动电话业务的独家垄断地位。即使在2001年重组后也基本保持了在基础电信领域和移动业务领域至少都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互相竞争的格局。

(3)互联互通管制。互联互通问题向来是各国电信管制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防止占主导地位的电信运营商拒绝与其他竞争企业联网或是制定尽可能高的联网成本价格，以达到排斥竞争者的目的，在2000年9月25日颁布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里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向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网间互联，服务质量不得低于本网内的同类业务及向其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提供的同类业务质量，网间互联的费用结算与分摊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在规定标准之外加收费用。

三、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级效分析

对中国电信产业进行改革的目的在于减少垄断，加强竞争，建立优化的市场结构，将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融合。另一方面，引人竞争促进电信企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增强中国电信企业的竞争力。从目前看来我国针对电信产业的改革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中国电信产业在经过一系列改革和重组后，目前根据不同电信业务的自然垄断性程度，可以区分为强自然垄断业务、弱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对于这些不同种类的电信业务，信息产业部加以区别对待，实行了不同的产业政策对于强自然垄断业务，由于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其中相当部分是沉淀资本，如果有太多家企业进行重复投资，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会使每家企业的网络系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实行垄断，并加强管制。对于弱自然垄断业务，则要减少垄断，放松管制，逐步由市场竞争来代替垄断。对于竞争性业务，则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为了有效防止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垄断地位，运用企业内部业务间交叉补贴(如对自然垄断经营业务制定高价、对竞争性业务制定低价)等战略手段，排斥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内竞争的企业的市场行为，要求企业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分别实行财务上的独立化，以监督和控制电信企业运用内部业务间交叉补贴等反竞争战略。

自从中国电信产业进行了一系列拆分和重组后，中国电信市场的各个业务领域竞争程度日益激烈，主体结构也日益多样化。以固定电话市场为例，在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之前，固定电话市场只有一个运营商中国电信，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虽然99年中国联通和2000年底中国铁通开通固定电话业务，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是中国电信的垄断经营。但是在现在中国电信重组后，原中国电信在固定电话上的垄断被打破。在移动通信市场在国家的扶持下，联通发展迅速，市场占有率不断上升，结束了中国移动在移动通信市场一支独秀的局面。下面分别以中国电信业务总的市场和移动通信业务市场来分析。

根据表1反映的中国电信业务市场收人情况，利用利用反映市场集中度的综合指数一一赫芬达尔指魏HerfindahlIndex，简称HHI进行分析.结果见下表

由于市场结构的垄断性程度与HHI呈正相关，由上表数据可见中国电信业务市场的垄断程度在逐步下降，在2000年时相当于2.263个企业经营，但在2002年已经相当于3.84个企业经营。(1/HHI表示市场中相同规模的企业个数)

在移动通信市场，中国联通公司的市场占有率稳步上升(参见表3)，联通的市场影响力由原来的51.6%上升为68.5%，虽然仍未改变中国移动的主垄断格局，但其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四、中国电信产业下一步改革中急.解决的问佰

1、电信管制机构的改革

电信产业管制机构本身的体制有可能直接影响到管制的效率，从而影响电信产业的改革和发展。目前，中国电信产业的管制机构是1998年3月在原邮电部和电子部的基础上组建的信息产业部，除了主管电信产业，f言息产业部还要主管全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和软件业。这样一方面现有的电信管制机构存在人员构成上的不合理(缺少专职的经济学家和电信技术专家)，另一方面还存在权限过大，精力分散的问题在电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中国信息产业部既是中国电信政策的制定者又是电信市场的管制者，这种双重身份很难保证其在管制中维持必要的公正性

因此需要成立专门的类似于电信管制办公室的机构，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以保证中国电信管制的权威性、合理性、公正性，而信息产业部只作为电信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即使不成立新的机构，信息产业部至少应该在内部各部门之间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以确保管制过程的客观和公正。

2、管制手段和模式的调整

目前电信产业市场已经逐步的多元化，与原来只有国有企业不同的是，随着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制的变化，现在中国的电信产业已经出现了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公开上市的菌有电信公司，这些不同种类的公司遵循着多种制度及规则的约束。另外在2004年随着对入世承诺的履行，很可能会出现中外合资电信公司，和我们原来的经营电信增殖业务的企业一起，成为管制对象。现有的单一的管制手段将无法面对复杂的竞争主体，在外资、民间资本进人后，一些管制手段也会失去基础和环境。在管理手段上我国过去常用的数量控制、服务质量考核、资费审批等，随着2003年国资委组建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合理性也已经消失。

在竞争主体增多、竞争行为和模式日趋复杂、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的情形下，对于电信产业的管制工作必须要由以往的直接模式转化为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模式，同时结合必要的技术和行政等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让我国的电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3、3G牌照的发放问题

即将要颁发的3G牌照，无论对于现有的移动电话服务提供商还是经营其他业务的电信运营商都有着无比的重要性，不仅会对中国未来移动通信市场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会改变现有的中国电信产业的格局。随着移动通信市场竞争主体的增多，要实行有效的监管，一方面要防止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对于所有的经营者要提供大致相同的业务经营范围和竞争起点。为了培植新进人移动业务的经营商，可以采取“非对称管制”，在对新进人者放松管制时也要防止新进人者的’‘撇脂”行为(creamskimmin只)，因为新进人者只进人存在超额利润、最有利可图的服务领域或地区，也会出现原有运营商和新进入者的不公平竞争。对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如果都颁发3G牌照的话，还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事实上的竞争，不能让二者达成某种“市场默契”，都去集中力量发展移动市场了。否则，中国电信和由于纺织企业生产的特殊性，原、辅材料品种繁多，能够达到数千种，而且容易分散保管在各仓库。选择一个合适的网络架构非常重要，便于管理复杂的库存。

纺织企业网络结构可采用三层结构.三层结构一般分为客户端、中间层、数据层三层结构具有很多优点如下:

(1)可以适应大数据量、大业务量环境的应用纺织企业的原、辅材料品种繁多，将业务逻辑集中到中间层.系统获得了对业务逻辑的独立性，即当用户的要求改变时，开发人员可以迅速地在中间层(应用服务器)上更新业务逻辑，而无需将更新后的应用提交到众多的客户端系统上去(如远程定点货主的客户端)，即客户端无需任何改动(改动众多的客户端并不是件轻松的事)

(2胜联机分析处理，特别是决策支持应用中，数据的计算、操作和数据过滤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复杂的工作最好在专门的应用服务器上进行，而不是在客户机或数据库服务器上完成。若在客户机上完成这些处理工作，不仅要求客户机具有足够强大的配置和处理能力，而且对网络负载也有较高的要求。如果在数据库服务器上执行此类处理工作，将会限制系统支持的用户数量。因此采用三层或多层结构，可以尽量分担数据库服务器的工作。当然，在数据库服务器与应用服务器之间保持处理分割的平衡也是十分重要的。

五、纺级企业在实施电于商务过穆中应注班的问题

纺织企业在电子商务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买方和卖方都不仅仅是买或卖商品，它们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需求和供应链上的一环。买方不仅仅是买货品，它们要考虑整个流程:搜索货物、融资、订货、跟踪、收货、检验、安装、测试、维护、淘汰。迫使买方把购买这个程序与其他程序分开是低效的。供应链在企业内外是否有效衔接、企业内部供应链的信息系统是否与企业内部的业务系统如ERP等有机结合在一起是关键。

1、纺织企业的手工业务处理流程必然存在很多重复或无效的业务处理环节，各职能管理机构重叠、中间层次多，而这些中间管理层一般只执行一些非创造性的统计、汇总、填表等工作，很多业务处理方式已不能适合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要求。电子商务将纺织企业整个经营各环节都放在局域网络上进行，进行信息化管理，取消了许多中间层，而决策层次的下放，要求对职能部门内部进行业务流程重组。

2、纺织企业要实现真正的电子商务，并不是只要实现了网上订单、网上支付就可以了。如果只是这一段电子化了，而后续的采购、生产、库存、订单确认等供应链环节无法电子化，企业经营整体上还是体现不出效率提高及成本降低.这就要求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进行业务流程重组，以实现全过程的信息化管理。

3、由于供应链已经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延伸到供应商和客户，甚至供应商的供应商和客户的客户，使得管理人员控制企业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增加。供应链上各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大大增加，就要求企业之间必须保持业务过程的一致性，这就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必须进行业务流程重组，以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

参考文献:

[1]朱军，金志刚.三层网络体系结构的特点和实现方法[I].计算机应用，2003，(03).

[2]赵洪明，冯运仿.我国企业如何发展BZB电子商务[I].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11).

[3]戴露思.廖文和.田宏基于WebService电子商务系统研究和实现[I].中国制造业信息化，2003，(04).

电信产业范文篇2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体制的硬件与软件，均是由无数的信息构成的庞大集合，或称数据库。没有信息的体制是不存在的，少量信息也构不成体制。信息是体制的基石。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才建立起体制的框架。抽去所有的信息，体制必将崩塌。社会制度在变－持久亦变；政治经济体制在变－不断改变；信息更在变化之中－瞬息万变。

什么是政治体制？众议院、参议院、行政院怎样议事？当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多少派别来议论、辩论，时限又是多长，需要多少票数通过表决，都主要由既定的数据来决定，这些是定量的信息。派别的代表们又是从哪些群体中产生，以什么方式产生，这些是定性的信息。在这里，引申一个概念，即定性的信息，就是表征的客体没有直观的数据，比如议论。但是，定性的信息也是可以定量化的，比如议论某一个观点，赞成的可定义为“1”，反对的则为“-1”，不明确的可为“0”，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概率来表示倾向程度，议论的地点可用经、纬度表示；议论的时间可用时分秒来计；议论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设定量化数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信息都可定量，都可用信息规则对数据编码，都是数据。因为信息可以描述一切，包括体制。所以，枯燥的政治体制，就这样用抽象的信息表达了。

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企业如何决策？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有3个层级，每个层级有其对应的权责，人员构成与表决行事，及至监事会的监督，也都可以用编码表征，即用信息表达。

理论上讲，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信息化。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罢，皆由一定的事物构成。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和其间包含，皆可规则编码，成为特定的信息集合。体制的区别，在于信息集的差异。信息是体制的基石。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ennett，1987）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所宣称的研究纲领可以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信息与体制的比较问题上，设问：是信息的革命促进体制的变革，还是反之；在相对稳定的体制框架里，信息革命的功效大一些，还是在信息相对稳定的境况下，体制变革的功效大一些？有些东西，与体制无关或者关联度不大，但却与信息十分关联，“9·11”的情报未能事先有效获得或处理，主要是信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现代信息战争又是怎样地在短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如果这样来比较、来看问题，似乎就可以消除信息与体制是否可比的疑问。至于它们是否属同一个范畴的讨论，也显得没有必要。我们深思一下，体制与机制的比较，不也是这样？如此而来，信息也是完全可以与体制相比优先程度的。更何况这种比较同样具有实用价值。

二、信息技术是体制运行的血脉

何为技术？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远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为人类活动的技能；后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又把技术理解为机器设备；后来随着工业时代的大发展，东西方都有一些哲学家来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附带地对技术本质深入地进行了探讨。在这方面，可能是日本在工业时代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日本学者对技术的理解比较全面：即技术是观念的技术与物质的技术统一体（张伟，2003）。如此而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自然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经验方法和技能的总和，从构成要素上看，是智慧经验、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三大要素构成；从结构层次上看，是以智慧经验为核心，以方法技能为中间层，以工具手段为外显层有机结合的综合体（李康，2003）。

信息技术（IT）不是外于人思想活动的单纯工具，而是思想的延伸和直接表达。表达个体思想的语言是我们第一种思想技艺，信息处理是从口语开始的。文字和书籍使人类能够储存、扩展和开发诉诸语言的思想，它是第二种思想技艺，信息技术的出现则为我们开发了第三种技艺，它使我们的思想在全球范围即时传播和反馈，并使思想以多种方式－－语言、符号、图像、声音、活动等－－获得表征（吴刚，2001）。

当今的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内在特征即一体化、综合化和多元化；二是外在特征即高速化、社会化和广域化（钱学成、张沁源，1999）。这两个特征，体现在对体制的作用和功效上，一种体制在走动，在前进，运行于平滑曲线状态；一系列的信息流在不断地运动、交汇、融合，波浪着体制的舢板。当一种体制在奔跑、起跳、腾跃，运行于锯齿折线状态，也是一系列的信息流在急剧地、大容量地、高速度地震荡、膨胀、裂变，似原子弹当空爆炸。体制的这两种运行状态，是不同信息技术作用的过程与结果。

渐进性信息作用。或称改进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对现有系统的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平缓的作用。对应于传统的信息技术。

根本性信息作用。或称革命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累积作用或突变作用，对现有系统引起的急剧变化或革命性作用。对应于现代的信息技术。

以电力工业为例，其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两个阶段就颇具典型意义。

第一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实行的电力工业的高度垄断体制，有称“自然垄断”。电力的发、输、配一体化，政企未分，结果，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效率低下，电价不断推高，广大电力消费者被动地接受着低劣的服务。但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电力工业发展壮大了，从我国1882年第一个发电厂在上海建设，到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数量仅180万千瓦，人均用电8千瓦时。到2000年，装机容量达到3.2亿千瓦，人均用电1094千瓦时。全国乡村通电率达电信产业是自然垄断产业的典型代表，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产生新现象和新变化的突出领域。许多自然垄断理论方面的进展和政府规制的改革都主要发端于电信产业，其中规制改革一直是近年来各国电信产业改革的焦点。激励性规制被许多国家采用。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改革起步较早，目前也走在最前面，随着电信技术进步，电信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有弱化趋势，对其规制也在变化，在传统规制如收益率规制下，存在被规制企业不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激励缺陷。

一、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应用态势

激励性规制理论，又称新规制经济学，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个西方规制经济学分支。由于规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低效率，规制机构和被规制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规制失灵，引起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重新思考。在许多情况下，平均成本下降的自然垄断产业中仍有规制的必要性，为对继续保留的规制进行改革，福格桑和凡辛克、洛伯和马盖特等于1979年提出激励性规制方案。激励性规制，就是指那些能给被规制企业提供经营刺激的办法，诱导垄断者去实施某种行动，以达到某个规制目的的规制政策。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区域间竞争、特许投标制、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制等。

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的应用如下：

（一）西欧

英国最早对电信产业实施激励性规制方式，1984年第一次实施价格上限规制。英国实施的是RPI-x最高限价模式，RPI为零售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率），x是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如1997年8月1日到2001年7月31日价格上限为RPI－每年4.5%。政府还对x值作周期性调整。由于零售价格指数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企业要取得较多的利润，就只有通过努力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就促使企业自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进行技术革新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不直接控制企业利润，企业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业善于经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就能取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使企业能不断得到自我发展。此外，由于英国政府对电信产业所规定的x值都大于零售价格指数，而且有不断调高的趋势这意味着RPI-x是一个负数，企业每年必须把价格下降丨RPI-x丨，这使消费者能从企业效率提高后享受较低的价格，有利于提高社会配置效率，因此，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能。

法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电信实施激励性规制，自1996年分两阶段实施了价格上限规制：从1997年1月1日到1998年12月31日（RPI－每年9%）及1999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RPI－每年4.5%）。

欧洲大多数国家仍然使用收益率规制，主要原因可能是价格上限规制对规制机构信息要求较高。

（二）美国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在1989年3月开始对AT&T采用价格上限规制代替原来的收益率规制。1991年1月，FCC对大多数运营商实施了价格上限规制体制。由表1可知，美国1995年仍有20个州实施收益率规制，只有9个州采用价格上限规制，到2003年实施价格上限的州已增至40个州。

（三）新西兰、澳大利亚

与美国和欧洲不同，新西兰的电信产业没有任何规制，互联率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协议，新西兰商务部依据1986年通过的《商业法》反对任何反竞争性行为。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既对电信产业的进入进行规制也对反竞争性行为进行管制，同时也负责消费者的投诉和技术问题。与新西兰相同，互联率由运营商协议确定。

（四）日本

日本电信资费规制的法律是《电信事业法》，对不同类型的运营商施行不同的管制政策。1998年以前，第一类运营商的资费设定必须得到邮政省的许可才能实施。1998年5月修改《电信事业法》之后，对电信资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第一类运营商引入了新的资费体系：改许可制为通报制；为促进电信服务供应商在本地市场上就电话、ISDN和出租指定线路及通信设施规定标准的收费指数，实行价格上限管制，引入了资费指数的管制方法，通过这一系列的资费改革，日本电信资费得到了大幅度的降低。二、激励性规制在国外电信产业中应用的绩效分析

激励性规制的目标是激励电信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服务质量、改善消费者福利和减少规制成本。英、美等国正在进行的对电信产业的激励性改革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提高在位运营商的积极性，激励在位运营商充分考虑其成本因素，以提高企业效率；另一方面又要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促使在位运营商有更多的自由以根据通行的商业标准来设定费率。

国外学者对激励性规制的效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下面分别从对电信产业经济效率、服务质量和接入定价与互联互通几个方面分析激励性规制的应用绩效。

（一）对电信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

关于效率问题，国外学者分别从静态效率与动态（创新）效率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长期经济效率标准分为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静态效率代表当前企业和产业生产的最低成本，动态（创新）效率反映了需求创造和创新。

1.对静态经济效率的影响

第一，对生产效率的影响。静态经济效率与企业的生产最低成本相联系。在降低成本方面，传统的收益率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这种失败源于阿弗奇－约翰逊效应（简称为A-J效应）。A-J效应从理论上表明了收益率规制对于不受约束的利润最大化企业，是如何导致成本增加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将A-J效应视为成本加成规制下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的反映。激励性规制中的价格上限一直被认为是相当有效的降低成本的激励方式。价格上限的潜在激励作用是因为它具有激励长期固定价格契约的特征，企业在合同期限内获得了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Lyon，1990）0然而Bqumol（2001）早期的研究提出固定价格契约只能实施较短时期，在此之后的很长时间同样存在着违约、调节和再签约。电信行业的激励规制对降低成本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一直关注于成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网络现代化。Shin&Ying（1993）和Ai&Sappington（1998）发现投入成本的降低极少，然而生产率增长很快并且网络现代化也在加速。作为一个整体，该发现表明激励性规制促使企业改进投入效率，在投入上支付较高的价格而投资于未来的成本降低，如此的投资也促使企业在签订契约时阻止价格的降低。

第二，对配置效率的影响。Knittel（1999）对电信行业的研究表明激励规制中的本地基础收费存在较高的价格，然而Abel（2000）和Sapionton（2001）却发现本地基础收费在适度递减。实证研究表明，州内长途收费是比较混杂的，因此有研究极力将竞争效应和激励规制效应相分离。然而这样的分离是有缺点的，因为价格上限可能比收益率规制更能促进竞争。但Giullietti（2000）通过对大量的实施价格上限规制产业的研究表明，价格上限的激励作用有限，认为短期内的激励规制可提高利润，但长期中仍应采用竞争性定价。NoelD.Uri（2001a）研究表明，美国电信业配置效率从1985年开始有明显的上升，然而把配置效率的提高归功于激励性规制还是有疑问的。

2.对动态（创新）效率的影响

电信产业是最具有动态性的产业，动态性产业的特征是快速的创新速度。有两种类型的创新，即新服务的创新和改变网络基础设施的创新成为电信产业竞争的基础。新服务的创新主要由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供给商提供新网络技术创新的大部分。设备部门的网络创新必须通过电信部门采用。实际上，过快地采用新技术可能带来较高的成本，风险较大。因此，创新既指发明（内生创新），也指采用（外生创新）。在各种形式的效率中，包括分配效率和生产效率，动态效率对社会福利进行了最大的改善，因此其重要性已超越了仅局限于消费者福利改善的分析。

尽管各国政府日益关注创新效率，但是规制政策对创新效率的潜在作用的讨论很少。因此有必要在产业规制中引入动态效率条例，即此规制方法是否促进创新。

产业规制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向自我维持竞争性市场结构演变，使企业行为类似竞争者行为，获得更大的竞争性收益，如更低的价格，更好的质量，更多的产品选择。另一个重要的规制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市场增长（数量和价值），以使市场获取更低的成本和更新的产品。这两个目标并不相互排斥，它们长期相互协调。然而，第一个目标尤其适用于已有厂商拥有初始优势（例如长途电话）的情况，而后者则强调“新市场”（例如手机或互联网），新市场中存在着巨大的创新潜力，技术变革很快。在这些新市场，原有的厂商不必具有已安装的基础优势。为完成电信产业这些目标，规制政策应该考虑竞争的动态性。在新市场中，技术变革改变产业组织和创新速度尤为明显，规制干预也应有所变化。如果规制管理部门不能对市场的快速变化作出足够快速的反应，那么许多规制措施将变得无效或过时。另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内生关系，规制政策影响了技术变革回报的速度。电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对整体生产率产生了大量的外部性，在这个意义上，错误的规制会带来额外的成本。

生产效率动态标准考虑产业的创新效率，并把其加入到长期经济效率进行分析。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一般来说，通过两种不同的渠道（MarcBourreau和PinarDogan，2000）：第一，价格规制（或更具体的是互联收费与零售价格）改变产业利润，因此改变创新的激励。第二，价格规制与进入规制改变进入条件，因此也改变了新进入的创新决策。NoelD.Uri（2001b）对美国电信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技术效率的改变方面，1985-1993年期间显示技术效率有所提高，而有些年份技术效率有所降低，然而在1993年之后，技术效率一直是提高的，考虑到以价格上限形式的激励性规制是在1991年实施的，因此有可能1993年之后技术效率的提高部分是由激励性规制引起的。由于规制互联和收费零售服务价格对创新有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MarcBourreau和PinarDogan，2000）相比于其他所有类型的规制（如收益率规制）价格上限规制对创新的激励更大。

（二）对电信产业服务质量的影响

一般来说，ROR规制不会导致质量恶化，价格规制易导致成本锐减和质量恶化，但实际数据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PatrickXavier（1995）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研究表明认为价格上限规制在非竞争服务价格维持和控制价格再平衡上是有效率的。Ai和Sappington（2005）认为，激励性规制对电信服务总体质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某一些方面，如平均安装时间和对管理者的抱怨有所下降，质量提高；而在另一些方面，如解决问题的时间上则质量下降。

（三）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的影响

电信产业具有自然垄断特点，对于一个自然垄断（平均成本高于边际成本）的厂商，能够获得充足收益来弥补成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一些或全部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之上，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制定价格－成本差，将使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这个政策被称为拉姆齐定价。MacAvoy（1996）认为，对主导企业的价格上限规制的接入价格是可接受的。因为它们可利于上游生产效率，某种程度上，还有益于下游生产效率，并且它们还可阻止基础投入的策略性定价。然而Vogelsang在对电信产业研究中认为由于企业成本的配置是任意的，当竞争被引入时，在位者可以通过降低其成本实施掠夺性定价，从而处于强势地位。保持原有较低接入费是为了补贴下游的配置效率和加速下游竞争。但是如果下游竞争很激烈，那么基础投入市场必然会提高价格。同时，由于接入价格可能高于或低于相应的拉姆齐定价，从而导致配置扭曲并对在位者的激励造成扭曲。如果接入价格低于相应的拉姆齐价格，在位者会恶化接入的质量。Vogelsang认为，如果存在几个基础投入，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则对基础投入定价上还应当考虑拉姆齐定价。Laffont和Tirole对互联互通业务提出总体价格上限指数，实施对象为终端用户服务和基础投入的竞争者，分析表明总体价格上限会导致拉姆齐价格。

三、结论及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的启示

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电信产业组织也在变化，主要表现在自然垄断属性的弱化，产业规制也应随之改变，否则会阻碍最具动态性（创新性）的电信产业的发展。对工业化国家实施价格上限的分析表明，激励性规制如价格上限大多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采用，这与电信产业技术的进步有很大相关性。

从实施效果看，有如下优点：一是从静态经济效率的角度，生产效率相对于传统规制方法有所提高；二是从动态效率的角度，价格上限规制有助于创新；三是基于价格上限的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

但缺陷也是存在的：一是从理论上，由于保证和提高质量的成本由企业负责承担，企业就有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激励，但国外的研究表明，在实践上激励性规制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某些方面质量提高，某些方面质量降低，所以这一结论还不确定。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价格上限的确定往往较困难，企业降低成本带来的利益改变，使政府往往在规制的5年期中间进行修改，这使政府执行规制合约的承诺可信性降低，并会产生棘轮效应，因此它要求政府规制机构具有较强的规制承诺，但是由于高能激励信息租的存在，它更可能产生规制俘获和规制剥夺问题。三是激励性规制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影响方面，虽然基于价格上限的激励性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但是在位者会抵制进入者对规模经济的分享。

我国电信价格管制方法主要采取“成本加成定价法”。由于政府与被管制企业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且未能对企业建立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我国的价格管制方式出现了许多类似“A-J效应”的现象。如政府管制者缺乏对产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激励，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成本加成定价法的弱点就是由于管制和被管制双方信息不对称，管制者难以掌握自然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这个弱点导致我国现行价格主管部门在定价时，无法掌握自然垄断企业的真实成本，在双方的“博弈”中处于下风。电信产业等自然垄断产业由于缺乏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生产的过程中没有建立有效的降低成本约束机制，客观上存在买房置地、增加人员、增加福利待遇等非生产性支出计入成本的“成本倒逼定价”，从而造成社会收入分配扭曲，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国外电信产业激励性规制改革的实践对我国电信产业规制有如下启示：

（一）改革我国现阶段政府管制价格方式，逐步引入激励性价格规制模式

价格上限规制等激励性规制对市场化要求较高，而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时期，市场条件与英、美等西方国家有着较大差别，存在公共资金成本较高、审计和核算制度的低效率、企业领导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质量规制政策尚不完善、规制承诺的可信度较低和规制俘虏的风险较高等制度特征，所以实行激励性规制要根据具体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规制模式，我国目前还不适合实施完全的价格上限规制方式。白让让等（2004）认为，无论是维持产权结构的现状，还是实施民营化，在近期都不可能使自然垄断规制改革走出困局，引入激励性规制及规制机构的自身重建是规制放松和重建的路径选择。汪秋明（2006）认为当前阶段可选择激励强度较低的规制定价机制，选择基于收益率规制并加动态激励因素的规制定价模型。笔者认为，可逐步将目前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的成本加成定价法改革为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方式或价格上限管制方式。但必须针对这两种价格管制方式的弱点采取相应的措施。如继续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方法或采用投资回报率价格管制方式，则必须建立有效的成本约束机制，逐步建立企业价格成本台账，确定企业成本控制参数，约束企业自觉降低成本，提高效益。随着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化，逐步采用激励性规制。

电信产业范文篇3

经济全球化，使得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各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具有不可分割性，世界经济正在从工业经济时代走向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电信产业提出了竞争压力和挑战。经济全球化要求熟知国际惯例与规则，同时也给其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着通信全球化

中国加入WTO，按照WTO电信基础谈判协议，承诺对国外放开电信市场，世界通信市场开放的大潮在21世纪不可阻挡。而在通信业中，电信业发展最快，前景最好，发达国家通信企业凭借其强大的资金技术实力，加紧向发展中国家渗透，抢占市场。它们为了进一步促进全球电信市场的开放，在其他国家积极推行与本国政策标准相一致的电信政策，以加快全球电信市场一体化的步伐。总之，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通信全球化，目前全球电信重组和兼并浪潮风起云涌，已是不争的事实。

经济全球化带来电信企业部分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产业的全球化，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近四万家，其设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有25万家。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1／3以上世界贸易的2／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4／5，世界技术成果转让的9／10以上。跨国公司使商品国际化、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和金融国际化发展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中国加入WTO，而任何国家只在WTO基础电信协议上签字后，电信行业就必须以“合理，透明、客观、公正”的原则开放本国电信业务，保证预定业务的所有供应者都能公平接入和利用公共电信网与业务网。这样，电信就由过去一直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产业跃变为竞争行业。政府管制逐渐放宽竞争机制得以引入。竞争的全球化意味着中国电信要承受外国竞争的压力，要参与外国跨国公司竞争。中国作为一个拥有近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通信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通信市场潜力巨大，无疑成为国外众多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方面有较大优势的通信企业竞争的重点。可以预见，入世后，中国电信业首当其冲，面临巨大的竞争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带来顾客和市场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和商品国际化，进一步促进市场全球化和顾客全球化。由于各主要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大，各国政府对外产品进口及外国公司直接投资限制放宽。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总额已达11万亿美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35％左右。随着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各国消费者的需求日益趋同，通信产业市场和消费更加明显。随着国内通信市场的国际化，我国通信企业必须加入国际通信的总体大循环，经受国际跨国通信巨头的挑战。所以，我国通信业特别是电信业要放眼全球，强化市场营销创新战略，才能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

截止到2001年9月，全国电信业务收入完成291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3％

其中，电信业务收入完成2575.5亿元，增长12.5％，增幅进一步回落。各大电信公司中，中国电信完成1342.5亿元，增长5.7％；中国移动完成978.1亿元，增长19.6％；中国联通完成244.8亿元，增长53％。

全国电话用户新增7372万户，用户总数突破3亿，达到3.03亿户。其中，固定电话用户新增2807.6万户，达到1.72亿户；移动电话用户新增4564.4万户，达到1.31亿户。互联网注册用户新增550.6万户，达到1402.4万户。无线寻呼业务继续下滑，用户减少657.4万户，用户总数减少到4206.7万户。

全国新增长话业务电路77.8万路，达到343.5万路；新增长途光缆线路3.4万公里，达到31.9万公里，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130.5万公里；新增局用电话交换机容量1562.7万门，总容量达到1.95亿门；新增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6186.7万户，总容量达到.192亿户；新增IP网拨号服务器端口81万个，总容量达到150.7万个；新增宽带业务网端口4.2万个，总容量达到7.9万个。

网络业务正在成为电信产业新的增长点

据美国一家权威调查机构近期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因特网给美国经济注入3000亿美元的产值，并创造了120万个就业机会。为此，中国电信产业积极研发适合网络时代需求的产品，在接入网系统方面推出了数据接入复用器、灵活接入设备SCAPCM-II、HFC接入传输系统、31M/45M分复接设备，宽带同轴电缆，以适应宽带接入业务的市场需求。为了对用户进行全面的技术支撑，在无源光网、光交叉连接、光分插复用、光时分复用等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随着网络技术和设备的开发，2001年1-6月份，各类网络业务发展迅速，数据多媒体通信用户新增340.5万，达到684.2万，其中INTERNET拔号用户新增330.6万户，达到629.4万户，专线用户达到2.2万户。IP网端口数达到385.9万个，宽带网端口数达到28183个。

电信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困境。由于国家电信资费的调整，使初装费、入网费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7.7亿元，附加费减少了12亿元。加上其它资费下调及政策性负担等原因，企业减收因素明显增多，资金运转压力增大，特别是对边远地区和广大农村通信建设困难将更加突出。面对通信全球化的趋势，中国电信产业更应加快建立全球化市场营销运作机制。

中国电信产业营销创新战略

理念创新，树立资源营销新理念

中国电信企业可利用自己强大的有形资源（包括科技资源、网络资源）和无形资源（包括商誉、口碑）大力开展资源营销。一方面，在巩固和发展传统业务基础上，充分开发增值业务；另一方面，利用中国电信业的网络资源优势，与移动通讯设备制造商、网络服务商、软件商和信息服务商连手开拓互连网业务，并向用户提供简便、快捷、满意的服务努力为国民经济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奠定基础。产品创新，加入通信产品全球化市场竞争

对企业来说，产品是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最重要的可控因素。企业要充分利用产品这个可控因素来刺激、激发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对电信企业来说，就是要不断开发特色通信产品和提供特色服务。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传统产品和业务使其向纵伸方向发展，拓宽市场范围和层次。如顺应绿色消费的时代潮流，全力开发绿色产品。并以客户为中心，着力开发中、低收入群体的客户群市场，满足不同消费层对电信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同时还要集中力量加快短信息，数据，传真业务等新业务的开发及来电显示、呼叫转移、呼叫等待等增值业务，最终满足用户的多层次需求并引导用户合理消费。另一方面，为了顺应通信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时代潮流，中国电信应立足于技术和产品和创新与开发，如加大信息资源的开发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市场提供信息技术设备、信息服务、商务交易平台、全球性多媒体移动卫星通信技术、移方式数字通信网络等。

服务创新，实施顾客满意战略

通信企业的最大特点是生产和服务同时完成，没有用户就没有消费，因而通信业的营销要围绕用户展开，破除独家垄断，唯我独尊的思想，全方位为用户着想并为用户服务，真正实施顾客满意战略。

实施顾客满意战略，是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客观需要，是电信企业永恒的课题。电信业在追求规模扩大的同时，要想在竞争中争取主动权，就必须完善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水平。如开发增加服务种类，突出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并在全面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与用户的通信服务关系。同时，还要狠抓当前服务热点与难点，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服务质量考核体系，健全企业内部服务规章制度，最终以服务创新赢得市场。

价格创新，实施弹性价格策略

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电信企业本地电话月租费和本地通话费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低的。而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国内长途的资费比较，我国国内长途资费已相当低，已基本没有降价空间。透过对发达国家的电信资费状况的研究，我们发现电信公司对外公布的“标准价”适用的用户群不是电信公司的绝大多数用户，而是那些使用频率低，使用量也很少的用户。我们应该充分发挥弹性价格在话务量营销中的积极作用，对于经常使用电信业务的用户，要相据使用频率和用量，采用不同于标准资费和资费方案，以鼓励用户多打、多用。具体来讲应作以下调整：

①调整总体结构，降低国际资费，提高本地通话费；对农村用户实施降低月租费等价指组合等策略。

②调整通话费结构，借鉴一些电信市场放开、竞争激烈的国家的经验，增加资费种类，并使之结构合理。如对经常使用的号码给予折扣价格；对大用户的折扣资费可实行捆绑性折扣资费和不同时段选择资费等。

③调整信息资源服务费，加快网络带宽的建设，降低网络信息服务费用，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

宣传和公共关系创新，树立中国电信新品牌

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品牌以其独特魅力，可以超越国界和文化的障碍，吸引全球公民共同消费。现代企业竞争，已不再单纯是商品和服务的竞争，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的竞争正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了信誉卓著的品牌，就等于有了市场竞争力，就意味着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电信企业除了向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高技术设备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宣传和公共关系在营销中的创新作用，宣传和树立中国电信企业的新品牌。

①电信业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进行新业务介绍，向消费者提供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并进行品牌和形象宣传，以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的信誉。

②针对当前社会上消费者及新闻媒体对电信颇为关注的敏感问题，电信企业应面对现实，采取积极适当的途径与用户进行沟通，争取公众对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以便形成对电信业有利的舆论气氛，使企业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

③电信企业应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通过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希望工程、募捐救助等社会公益活动，在社会上树立起电信企业的良好形象。

④电信企业应积极参加国际竞争，通过在产品、服务、资本、技术、人才等领域与国际电信企业加强合作，在国际上树立起中国电信企业的良好形象。

电信产业范文篇4

对电信产业规制政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将A-J效应视为成本加成规制下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的反映,认为ROR规制是低强度的规制,这不利于促进电信产业的发展。价格上限之所以具有潜在的激励作用,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激励长期固定价格契约的特征,可以使企业在合同期限内获得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1]。

但是,1992年Sherman在对电信行业的研究中认为,在ROR规制下,如果规制者不对被规制企业施加额外的价格限制,被规制企业不会经营缺乏需求弹性的业务,并且即使所从事的业务缺乏需求弹性,规制者和消费者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会允许价格上升。因此,在ROR规制下的企业也会发展增加需求的业务并会降低运营成本,并且也会规避风险[2]。在高强度规制政策下,电信产业主要致力于降低运营成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加速网络现代化[3]。

Shin和Ying以及Ai和Sappington发现运营成本的增加将会引发总投入成本的增加,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网络现代化的发展则会降低总投入成本[4-3]。既然网络现代化也意味着资本密集,那么,此发现也是对ROR规制下存在A-J效应的暗示。Cabral和Riordan在1989年比较了在收益率规制和价格上限规制下的创新,他们的结论证明了价格上限规制的优势。Vogelsang认为在不变成本和需求条件下的规制会导致有效价格(包括接入价格和使用价格)。Kridel等在1996年通过调查发现高强度规制会提高生产率、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利润水平和促进新服务的提供。Noel通过对美国主要电信本地交换运营商1988—1998年的数据分析,认为价格上限规制的实施似乎没有对生产效率的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7-8-9]。高强度规制政策能否实现其理论上的优势是一个需要实践检验的主题。

国内学者在分析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不同环节效率的影响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电信产业目前的生产效率不高,网络效应较低,应该继续引入竞争并加强互联互通。刘戒骄通过对电信产业20多年来数据的比较分析认为,电信产业的总体经济效益没有多大变化,许多企业一直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其原因虽然复杂多样,但肯定与以个别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有很大关系[11]。在受规制的电信产业中,企业利润主要不是来自成本节省,而是来自凭借垄断力量提高价格的能力,规制带来的X非效率会扼杀生产效率。干春晖、李雪运用圆周城市模型(Spatialcompetitionincircularcitymodel)分析电信产业中存在网络效应下的两阶段选址定价模型,证明了在存在弱网络效应时,网络效应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水平;而在强网络效应下,厂商数量越少则社会净福利越大,最优市场结构为独家垄断[12]。他们认为我国电信行业网络效应较低,产权结构仍比较单一,电信行业整体国际竞争力低下。孟庆国和陈剑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激励机制对电信网络运营商互联互通的利益分配的影响[14]。2004年,梅洁在对我国电信产业互联互通的绩效分析中认为,互联互通不仅是电信产业绩效提高的关键,也是电信运营企业的一项新业务,中国电信产业互联互通的不畅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董保民、冯陶陶[13]在Laffont和Tirole[5]框架内对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存在网际价格歧视和呼出方付费时,如果需求弹性较大,则非对称价格规制会导致福利损失,认为保护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过程的政策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仁慈的”规制者的目标。

国内学者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大多是从理论模型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主要侧重于规范分析方法的应用,对于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究竟如何的实证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对生产效率的分析可以看出规制政策是否可以促进被规制的电信产业引进新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水平。规制对电信运营商效率影响的测定主要是基于运营商被规制服务的生产率的测定,由于对电信产业的规制主要是以通话业务为规制对象,这样需要测定的业务包括本地网服务、长途通话服务和本地接入服务三个方面的内容。

1·模型的选取

由于对企业进行效率分析所涉及到的企业投入产出数据很多,都属于企业自身的保密数据,除非有一些合作项目,一般很难得到。本文在研究规制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时考虑到所获得数据的单位并不统一,并且各个电信运营商的数据较难获取,同时还要排除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时选用了DEA分析模型,主要采用C2R模型来分析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

其中,hk是一个标量。λ是每一个n*1向量的系数。hk的值即为每一个时期的效率值,它满足hk≤1。1为边界点所以也是最大效率值。因此对每一个时期而言都要求得一个hk值。采用BC2模型来分析电信产业的规模效率和纯粹技术效率问题,也就是分析规模报酬可变时的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技术效率是规模效率与纯粹技术效率的乘积,因此,各DMU的规模效率即为(1)式与(2)式相除。

2·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以电信产业历年来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信息产业部的数据①,数据来源可靠,但这些数据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本文的研究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电信产业原属邮电部管理,后邮电部取消又归信息产业部管理,管理部门的转换使得部分统计数据的管理有些混乱,没有统一性。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使得在统计中增加了不少新的统计项目,合并或分开或取消原来的一些统计项目,这些都使得统计数据选取的难度加大,并且对效率的分析也会产生影响。虽然这些数据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但仍不失其准确性,具有分析的价值。

(1)产出数据

产出数据包括三项:本地服务、本地接入服务和长途服务。本地服务可由本地固定网通话次数和移动本地通话时长表示;由于主要考察政府规制对国内电信的效率影响,所以长途通话服务方面不考虑国外长途服务的问题,用国内长途通话次数表示;本地接入服务主要是指用户线和接入交换机(或称本地交换机)连接而形成本地接入,本地用户可直接通过本地交换完成相互通信,当本地用户和非本地用户建立通信连接时,就要通过汇接局交换机完成和目的地交换机的连接,因此,本地接入服务的产出也被计入本地通话次数和长途通话次数中。综上,产出共包括三项:本地网通话次数(包括本地网内区内通话次数和本地网内区间通话次数)、移动本地通话时长和国内长途通话次数。

(2)投入数据

在对电信企业的投入分析指标选择上,考虑以下因素:劳动、资本和原材料。

劳动即劳动力,也就是电信行业的职工人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劳动统计年报》,由于2003年以前电信业和邮政业的数据合并在一起,所以无法得到单独的相关数据,并且2003年以后的职工人数也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综合数据,因此,在职工人数上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所使用的数据是电信和邮政的合并数据。同时,因为DEA分析法所得到的效率是一种相对效率,所以只需历年的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即可,因此采用总的职工人数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不大。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对我国电信主要通信能力的分析指标以及有关文献的实践分析参数,在投入的资本方面选用的数据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数据,包括局用交换机容量、长途交换机容量、用户交换机容量、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光缆总长度②等方面的数据指标。

对于电信产业所使用的原材料的相关数据较难获取,再加上设备的折旧和摊销费用等方面的费用,因此以主营业务成本代替计算这方面的数据。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投入产出数据,运用matlab软件进行资料包络分析,先以C2R模型求出技术效率,而后以BC2模型求得纯粹技术效率,技术效率除以纯粹技术效率即可求出规模效率。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经过DEA分析显示,我国电信产业所实施的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的效率提高没有显著影响,而技术非效率主要来源于规模非效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种效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不论是对本地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还是对长途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都没有明显数据显示我国对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收益率规制确实提高了电信产业的效率。同时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总体的计算分析,所得结果也基本一致,亦支持目前所采用的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不大的结论。我国目前的规制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规制政策对中国电信产业效率提高的影响并不显著,电信产业存在着生产非效率。这主要是由于电信产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对国内电信产业的规制强度不够从而导致规制效率变化不大。这说明我国电信产业应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其规制政策的激励强度。

四、结论

我国目前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变化并不显著,这主要源于目前所采取的规制政策。2005年9月之前,我国在对电信行业的规制是采取收益率规制和价格上限规制同时并存的规制,这导致价格上限规制中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收益率规制中产品(服务)的质量保障机制也无法发生作用。因此,这种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影响也不会很大。2005年9月2日,信息产业部的《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尽管说明电信规制正向着高强度的价格上限规制转变,但对电信产业的低强度规制政策并没有产生本质影响。在我国电信企业即将面临国外强大对手挑战的今天,如何快速提升企业的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当前我国电信业最紧迫的问题,因此,采取高强度的激励规制政策,促进企业提高自身的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是目前电信产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中国电信产业规制

论文摘要:基于规制理论的分析表明,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政府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并指明规制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参考文献:

[1]T·P·LyonandH·Huang·LegalRemediesforBreachoftheRegulatory“Contract”[J]·Journalofregulationeconomics,2002,(2):107-132·

[2]L·R·Blank,V·W·DavisandC·E·Reed·Telecommunicatio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andStateRegulatoryReform:APrelmiinaryLookattheData[C]·PapersfortheNationalRegulatoryResearchInstitute,1994·12·

[3]C·AiandD·E·M·Sappington·TheImpactofStateIncentiveRegulationontheU·S·TelecommunicationsIndustry[J]·JournalofRegulatoryEconomics·2002,(20):133-59·

[4]R·T·Shin,andJ·Ying·Costlygainstobreakingup:LECsandtheBabyBells[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3,(98):357-361·

[5]J·J·LaffontandJ·Tirole·CreatingCompetitionthroughInterconnection:TheoryandPractice[J]·JournalofRegulatoryEconomics,1996,(10):227-256·

[6]D·E·M·Sappington·TheEffectRegulationonRetailTelephoneServiceQualityintheUnitedStates[J]·ReviewofNetworkEconomics,2003,(4):355-375·

[7]NoelD·Uri·Technicalefficiency,Aallocativeefficiency,andtheimpactofincentiveregulationintelecommuni-cationsintheUnitedStates[J]·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2001,(8):59-73·

[8]NoelD·Uri·Theeffectofincentiveregulationonproductiveefficiencyintelecommunications[J]·JournalofPolicyModeling,2001,(23):825-846·

[9]NoelD·Uri·IncentiveRegulationandthechangeinProductiveEfficiencyofLocalExchangeCarriers[J]·AppliedMathematicalModeling,2001,(25):335-345·

[10]NoelD·Uri·TheadoptionofincentiveregulationanditseffectontechnicalefficiencyintelecommunicationintheUnitedStates[J]·InternationalJournalofProductionEconomics,2003,(86):21-34·

[11]刘戒骄,赫从喜·重新认识网络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2,(2)·

[12]干春晖,李雪·网络效应与自然垄断产业的分拆:以电信业为例[J]·上海管理科学,2003,(6)·

电信产业范文篇5

对电信产业规制政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将A-J效应视为成本加成规制下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缺乏的反映,认为ROR规制是低强度的规制,这不利于促进电信产业的发展。价格上限之所以具有潜在的激励作用,主要是因为它具有激励长期固定价格契约的特征,可以使企业在合同期限内获得成本降低的全部收益[1]。

但是,1992年Sherman在对电信行业的研究中认为,在ROR规制下,如果规制者不对被规制企业施加额外的价格限制,被规制企业不会经营缺乏需求弹性的业务,并且即使所从事的业务缺乏需求弹性,规制者和消费者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会允许价格上升。因此,在ROR规制下的企业也会发展增加需求的业务并会降低运营成本,并且也会规避风险[2]。在高强度规制政策下,电信产业主要致力于降低运营成本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加速网络现代化[3]。

Shin和Ying以及Ai和Sappington发现运营成本的增加将会引发总投入成本的增加,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网络现代化的发展则会降低总投入成本[4-3]。既然网络现代化也意味着资本密集,那么,此发现也是对ROR规制下存在A-J效应的暗示。Cabral和Riordan在1989年比较了在收益率规制和价格上限规制下的创新,他们的结论证明了价格上限规制的优势。Vogelsang认为在不变成本和需求条件下的规制会导致有效价格(包括接入价格和使用价格)。Kridel等在1996年通过调查发现高强度规制会提高生产率、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提升利润水平和促进新服务的提供。Noel通过对美国主要电信本地交换运营商1988—1998年的数据分析,认为价格上限规制的实施似乎没有对生产效率的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7-8-9]。高强度规制政策能否实现其理论上的优势是一个需要实践检验的主题。

国内学者在分析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不同环节效率的影响中,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电信产业目前的生产效率不高,网络效应较低,应该继续引入竞争并加强互联互通。刘戒骄通过对电信产业20多年来数据的比较分析认为,电信产业的总体经济效益没有多大变化,许多企业一直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其原因虽然复杂多样,但肯定与以个别成本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有很大关系[11]。在受规制的电信产业中,企业利润主要不是来自成本节省,而是来自凭借垄断力量提高价格的能力,规制带来的X非效率会扼杀生产效率。干春晖、李雪运用圆周城市模型(Spatialcompetitionincircularcitymodel)分析电信产业中存在网络效应下的两阶段选址定价模型,证明了在存在弱网络效应时,网络效应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水平;而在强网络效应下,厂商数量越少则社会净福利越大,最优市场结构为独家垄断[12]。他们认为我国电信行业网络效应较低,产权结构仍比较单一,电信行业整体国际竞争力低下。孟庆国和陈剑利用博弈论分析了激励机制对电信网络运营商互联互通的利益分配的影响[14]。2004年,梅洁在对我国电信产业互联互通的绩效分析中认为,互联互通不仅是电信产业绩效提高的关键,也是电信运营企业的一项新业务,中国电信产业互联互通的不畅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董保民、冯陶陶[13]在Laffont和Tirole[5]框架内对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福利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存在网际价格歧视和呼出方付费时,如果需求弹性较大,则非对称价格规制会导致福利损失,认为保护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过程的政策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仁慈的”规制者的目标。

国内学者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大多是从理论模型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主要侧重于规范分析方法的应用,对于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究竟如何的实证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和数据来源

对生产效率的分析可以看出规制政策是否可以促进被规制的电信产业引进新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水平。规制对电信运营商效率影响的测定主要是基于运营商被规制服务的生产率的测定,由于对电信产业的规制主要是以通话业务为规制对象,这样需要测定的业务包括本地网服务、长途通话服务和本地接入服务三个方面的内容。

1·模型的选取

由于对企业进行效率分析所涉及到的企业投入产出数据很多,都属于企业自身的保密数据,除非有一些合作项目,一般很难得到。本文在研究规制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时考虑到所获得数据的单位并不统一,并且各个电信运营商的数据较难获取,同时还要排除非技术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分析时选用了DEA分析模型,主要采用C2R模型来分析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

其中,hk是一个标量。λ是每一个n*1向量的系数。hk的值即为每一个时期的效率值,它满足hk≤1。1为边界点所以也是最大效率值。因此对每一个时期而言都要求得一个hk值。采用BC2模型来分析电信产业的规模效率和纯粹技术效率问题,也就是分析规模报酬可变时的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技术效率是规模效率与纯粹技术效率的乘积,因此,各DMU的规模效率即为(1)式与(2)式相除。

2·样本与数据

本研究以电信产业历年来的数据为研究对象,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信息产业部的数据①,数据来源可靠,但这些数据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本文的研究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电信产业原属邮电部管理,后邮电部取消又归信息产业部管理,管理部门的转换使得部分统计数据的管理有些混乱,没有统一性。并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使得在统计中增加了不少新的统计项目,合并或分开或取消原来的一些统计项目,这些都使得统计数据选取的难度加大,并且对效率的分析也会产生影响。虽然这些数据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但仍不失其准确性,具有分析的价值。

(1)产出数据

产出数据包括三项:本地服务、本地接入服务和长途服务。本地服务可由本地固定网通话次数和移动本地通话时长表示;由于主要考察政府规制对国内电信的效率影响,所以长途通话服务方面不考虑国外长途服务的问题,用国内长途通话次数表示;本地接入服务主要是指用户线和接入交换机(或称本地交换机)连接而形成本地接入,本地用户可直接通过本地交换完成相互通信,当本地用户和非本地用户建立通信连接时,就要通过汇接局交换机完成和目的地交换机的连接,因此,本地接入服务的产出也被计入本地通话次数和长途通话次数中。综上,产出共包括三项:本地网通话次数(包括本地网内区内通话次数和本地网内区间通话次数)、移动本地通话时长和国内长途通话次数。

(2)投入数据

在对电信企业的投入分析指标选择上,考虑以下因素:劳动、资本和原材料。

劳动即劳动力,也就是电信行业的职工人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劳动统计年报》,由于2003年以前电信业和邮政业的数据合并在一起,所以无法得到单独的相关数据,并且2003年以后的职工人数也是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的综合数据,因此,在职工人数上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所使用的数据是电信和邮政的合并数据。同时,因为DEA分析法所得到的效率是一种相对效率,所以只需历年的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即可,因此采用总的职工人数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不大。根据国家统计年鉴对我国电信主要通信能力的分析指标以及有关文献的实践分析参数,在投入的资本方面选用的数据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数据,包括局用交换机容量、长途交换机容量、用户交换机容量、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光缆总长度②等方面的数据指标。

对于电信产业所使用的原材料的相关数据较难获取,再加上设备的折旧和摊销费用等方面的费用,因此以主营业务成本代替计算这方面的数据。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投入产出数据,运用matlab软件进行资料包络分析,先以C2R模型求出技术效率,而后以BC2模型求得纯粹技术效率,技术效率除以纯粹技术效率即可求出规模效率。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经过DEA分析显示,我国电信产业所实施的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的效率提高没有显著影响,而技术非效率主要来源于规模非效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纯粹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种效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不论是对本地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还是对长途服务业务的效率计算,都没有明显数据显示我国对电信产业所实施的收益率规制确实提高了电信产业的效率。同时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总体的计算分析,所得结果也基本一致,亦支持目前所采用的激励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不大的结论。我国目前的规制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规制政策对中国电信产业效率提高的影响并不显著,电信产业存在着生产非效率。这主要是由于电信产业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对国内电信产业的规制强度不够从而导致规制效率变化不大。这说明我国电信产业应继续深化改革,提高其规制政策的激励强度。

四、结论

我国目前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变化并不显著,这主要源于目前所采取的规制政策。2005年9月之前,我国在对电信行业的规制是采取收益率规制和价格上限规制同时并存的规制,这导致价格上限规制中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无法发生作用,收益率规制中产品(服务)的质量保障机制也无法发生作用。因此,这种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的技术效率影响也不会很大。2005年9月2日,信息产业部的《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尽管说明电信规制正向着高强度的价格上限规制转变,但对电信产业的低强度规制政策并没有产生本质影响。在我国电信企业即将面临国外强大对手挑战的今天,如何快速提升企业的效率、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当前我国电信业最紧迫的问题,因此,采取高强度的激励规制政策,促进企业提高自身的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是目前电信产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中国电信产业规制

论文摘要:基于规制理论的分析表明,规制政策对电信产业效率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利用DEA方法对电信产业的规制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政府规制对电信产业的效率影响并不显著,并指明规制影响不显著的原因。

参考文献:

[1]T·P·LyonandH·Huang·LegalRemediesforBreachoftheRegulatory“Contract”[J]·Journalofregulationeconomics,2002,(2):107-132·

[2]L·R·Blank,V·W·DavisandC·E·Reed·Telecommunicatio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sandStateRegulatoryReform:APrelmiinaryLookattheData[C]·PapersfortheNationalRegulatoryResearchInstitute,1994·12·

[3]C·AiandD·E·M·Sappington·TheImpactofStateIncentiveRegulationontheU·S·TelecommunicationsIndustry[J]·JournalofRegulatoryEconomics·2002,(20):133-59·

[4]R·T·Shin,andJ·Ying·Costlygainstobreakingup:LECsandtheBabyBells[J]·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1993,(98):357-361·

[5]J·J·LaffontandJ·Tirole·CreatingCompetitionthroughInterconnection:TheoryandPractice[J]·JournalofRegulatoryEconomics,1996,(10):227-256·

[6]D·E·M·Sappington·TheEffectRegulationonRetailTelephoneServiceQualityintheUnitedStates[J]·ReviewofNetworkEconomics,2003,(4):355-375·

[7]NoelD·Uri·Technicalefficiency,Aallocativeefficiency,andtheimpactofincentiveregulationintelecommuni-cationsintheUnitedStates[J]·StructuralChangeandEconomicDynamics,2001,(8):59-73·

[8]NoelD·Uri·Theeffectofincentiveregulationonproductiveefficiencyintelecommunications[J]·JournalofPolicyModeling,2001,(23):825-846·

电信产业范文篇6

随着世界各国电信服务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开始由传统的电信服务向综合性、智能化的信息服务方向演变,各国的电信政策发生显著的变化,管制的重点从保持电信服务的政府性、国家性转向规范电信服务的市场竞争,重点以电信管制法制化为手段,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培育有效竞争力量。

目前,电信产业管制改革的国际浪潮实质是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其目的是实现有效竞争。如日本在1985年4月,将原国有的日本电报电话公司实行了民营化,改名为“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计”(NTT),将电信市场向民间和国际开放,取消政府垄断的管制。美国司法部则在1984年指控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垄断了美国电信设备市场、长途电话市场和区域性电话市场,将该公司分割为7个地区性经营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只经营长途电话业务。1996年,克林顿批准了新的电信法,完全放开美国电信市场。而英国于1981年通过电信法实现邮、电分家,英国电信公司(BT)成立。澳大利亚在1989年成立了澳大利亚电信公司(AUSTEL),电信法规管理与企业经营彻底分家。1989年,德国通过电信法,电信与邮电分家,解除网络电话服务以外的一切市场限制。1990年,法国电信政企分开,开放增殖业务和用户设备市场。实践证明,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如以交换机的数字化、新传输技术、计算机化和小型化为特征的技术演进,极大地增强了电信网络的能力与容量,使得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下降很快,许多企业具有了建设和运营电信网络的能力。)以及作为基础产业的电信服务承担着普遍服务和经济增长催化器的任务,使得电信产业越来越趋向于一个依赖新技术、新服务和竞争性的行业。竞争对于电信产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如图1与图2所示,企业用户电信业务一揽子价格在有竞争的市场比无竞争的市场下降快得多。在有竞争市场上,住宅用户电信业务价格已经下降,在无竞争市场其价格反而上涨。

以美国为例。美国电信产业由于坚持以市场为中心,因而得以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例如,竞争使美国电信网数字化的进程大大加快。早在1987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已经预见到其电信网到2010年将成为全数字网,由于竞争压力,这个数字化扩展进程大大加快了,现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长途网实际上早已是全数字网了。

另外,在自由化浪潮和竞争加剧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世界电信企业在竞争中走向新的集中,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兼并浪潮(具体见下文)。并且由于处于信息时代,这个从竞争到集中,进而形成新的垄断的过程大大加快了。笔者认为,这种“垄断—竞争—新垄断”的过程是在市场背景下资源重新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技术进步与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新垄断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有助于电信技术标准的统一和局部性的跨国网络互联。面对自由化下的新垄断趋势,政府应主要通过强化法律管制(如反垄断法等),在防止垄断者滥用垄断地位的同时,允许具有对称实力的竞争性公司存在以防止单寡头垄断。因此中国在电信立法方面亟待完善,应积极借鉴国际国内经验教训,在电信管制体制改革中注意兼顾,逐步对外开放、动态有效竞争、保护民族电信产业等多重目标,维持垄断与竞争的最优替代效率。

二、世界电信产业管制改革模式比较及其借鉴

发达国家对电信产业的管理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其运行,而政府的主管部门主要通过制定各种行业政策、行业立法和经济杠杆来参于调节电信产业发展。但基于电信服务具有全程全网和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普遍服务性特征,基于电信产业还涉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信息、保密等问题,各国也大都对电信产业采取比较集中的行业管理,主要的管制模式有:

设立专门的独立管制机构,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是对电信产业实施监督和管制的独立行政委员会,在英国,电信署即电信管制局是电信事业的监督机构。承担了许可证管理,维护竞争活动,对设备的认可,以及对电信政策提出建议等职责,在电信领域内起交易委员会的作用。

邮电部和管制机构共同行使行业管理职能,如德国、中国等。联邦德国自1995年1月1日开始在联邦政府下设联邦邮电部(管制委员会与其共存),邮电部下设联邦邮电管理局,其下分别设有德国邮政股份公司、德国电信股份公司、德国邮政银行股份公司,实行邮电部与管制机构双重监督管理下的公司制经营管理体制。而中国在1998年3月撤消了邮电部,成立信息产业部,随后在信息产业部下设电信管理局,以新颁布的《电信管制条例》为依据,审核电信经营者的资格,根据电信产业的需求规模,发放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电信服务价格和质量进行管制,协调和仲裁电信企业间的矛盾,监督和制裁电信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等。没有设立专门的管制机构,而由邮电部行使管制职能的国家有日本和韩国等,这些国家比较注重电信行业的立法工作,一般都正式出台了《电信法》,以法的力量去约束电信管制部门及电信企业的行为,规范电信市场。

以上三种管制模式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政企分开和电信管制的法制化。电信管制部门只作为政府的行政职能部门,在行业立法先行的基础上,考虑到电信待业的特殊性,对全国的电信企业实行管制下的竞争,并随着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的日趋成熟,朝着自由化竞争的方向前进。

比较中外电信管制模式可以看出,中国的电信管制仍不完善。虽然中国设立了独立的电信管理局,并将国有的中国电信按业务纵切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邮政和中国卫星通讯等公司,但仍缺乏更加权威规范的统一的《电信法》来协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公司由于其资产的国有性质以及与电信管理局同属信息产业部管理,实际上还是难以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于1993年成立的中国联合通信公司力量太弱小,尚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状态。笔者认为,中国电信管制应参照英美模式,结合本国国情,完善电信立法,强调基础网与电信运营业务的分离,加速电信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进程,加大引入外资和民间资本的力量,培育有效竞争力量。如参照美国所电信产业的一体化主导企业——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割为7个地区性经营公司的做法,加大省级电信公司的独立性和经营自主权。而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是,参照英国“双寡头垄断政策”,在对电信产业的市场结构进行适度改革的同时,扶植和保护“幼小”的中国联合通信公司的发展,强调寡头竞争地位的对称性,而防止把中国电信拆分过细。

三、世界电信产业自由化对中国电信产业的影响与借鉴

开放与竞争是当前世界电信产业发展的最显著特征。这种开放是一种大区域,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开放。如在1997年2月,WTO在日内瓦达成一项有56国参加,代表全球90%(约6000亿美元)电信市场的协议,以确保新兴电信公司能与已有的大型电信公司开展直接竞争。1998年1月1日,欧盟开放了封闭已久的电信市场,使之进入全面竞争状态,自由竞争规则不仅适用于本地电信业务和无线通信业务,也适用于长途电信业务和有线通信业务。

国际化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全球电信公司通过兼并走向集中。近年来,电信产业的兼并浪潮席卷全球,如表1和表2所示,世界电信企业以兼并为契机,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战略性产业重组,组建集团军,实现资本扩张。值得研究的是,这股兼并潮并未阻碍世界电信产业的竞争趋势,反而使电信产业的国际化竞争愈演愈烈。其特点是:(1)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2)购并方式多样化;(3)购并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和占领市场;(4)计算机和通信产业相互购并,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网络二者合一的趋势明显;(5)政府的积极支持为企业并购推波助澜。

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电信管制部门为消弱市场垄断力量,增强中国电信产业的竞争活力,对中国电信实施分割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但为了对付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分割又不宜过细,而应以实现有效竞争为目标,重组电信产业市场结构。主要理由是中国电信企业与世界大型电信企业相比规模还是太小,如中国电信在1997年的营业大约为185.12亿美元(按1美元=.4元人民币换算),仅仅是当年日本电信电话公司的29.08%,即使是当年排名第10位德国曼内斯曼公司的营业额也比中国电信多34.18亿美元,面对国际电信市场上出现的兼并潮,中国电信企业的规模急需扩大,否则在国际电信市场竞争中难以取得优势。此外,还应加强计算机网、电视网和通讯网的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和服务领域,增强自身竞争力。

因此,对中国电信企业采取分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竞争压力,以实现有效竞争为目标,重组电信产业的市场结构。一是对电信产业内现有企业经营业务的管制,使之趋于有效竞争;二是完善对市场进入的管制,从动态上保证电信产业处于有效竞争状态。其中,重点是对中国电信的经营业务的管制,首先按自然垄断性对中国电信的所有业务进行分类,然后将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相分离,在移动通信和增值电信服务等领域竞争,保护固定网络业务(即市话和长话)的完整性。

为了从动态上保证中国电信产业的市场结构处于有效竞争状态,中国电信产业主管部门和电信企业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在政府管制、开放竞争、适度规模、产业融合等方面的成熟运作经验,使电信产业的管制与竞争更符合科学性。如在固定电话领域,政府应在通过政策倾斜扶持中国联通加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引入新的竞争力量,以打破中国电信在固定电话业务领域的高度垄断,因为中国联通在该领域的市场竞争力上处于绝对劣势。而在移动通讯领域,则应主要通过新业务的优先许可、新技术的优先应用等措施扶持中国联通迅速发展,扩大市场份额,以取得对中国移动竞争的力量适度平衡。根据中国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0年电信业务统计公报,2000年中国电信产业的电信业务总量为4494亿元,其中国固定电话业务的垄断经营者中国电信的业务量为1743亿元(长话737亿元,本地电话928亿元,两者合计1665亿元,占其业务总量的95.5%),移动电话业务的垄断者中国移动业务总量为2096.7亿元,两者合计占全国电信业务总量的85.44%,而在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领域的主要竞争者中国联通,其业务总量为641亿元,仅占全国电信业务总量的14.26%。因此,从市场结构看,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分别处于不对称的双寡头垄断竞争。这里分别对固定电话业务和移动电话业务的竞争强度,选用HerpindallIndex(H)计量模型测算:

公式为:H=∑(Xi/T)2,(i=1~n)(1)

其中H—HerpindallIndex,T—市场总规模,Xi—各个企业的市场份额;n—该行业企业总数。在完全竞争市场中,H指数等于0,而在完全垄断市场上,H指数为1,即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与H指数成正比。我们选取用户市场份额作为市场总规模的衡量指标加以计算,可得出如下结果:

固定电话市场竞争强度:

H1=(14480/1451.2)2+(32.2/1451.2)2≈0.99561/H1≈1.0044

移动电话市场竞争强度:

H2=(6652/8526)2+(1874/8526)2≈0.90681/H2≈1.1027

即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分别在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领域的市场支配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力量不对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固定电话市场实际上由1.0044个电信企业所瓜分,中国联通的市场影响力仅为0.44%,中国电信实际上是处于单寡头垄断地位。而中国移动电话市场则相当于被1.1个电信企业瓜分,市场竞争者的影响力只为10.27%,处于明显的劣势。

如果考虑电信企业包括运用业务交叉手段在内的综合优势,则应选取电信业务收入作为衡量指标加以计算,可得出如下结果:电信业务综合竞争强度:

H3=(1743/4494)2+(2096.7/4494)2+(641/4494)2+(13.3/4494)2≈0.391/H3≈2.56

由此可见,中国联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包括增值电信服务在内的一体化综合优势与范围经济性。而就中国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的单独业务市场而言,均是高度垄断的,可以认为市场仍然是失效与低效的,并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状态。

因此,中国电信管制部门除了采取优惠政策鼓励联通公司继续开拓固定电话与移动电话业务外,还应允许广播电视部门利用已建立的广播电视网提供市话、甚至长话服务,并要求有线通信网络经营企业与广电网互联互通,共享通信网络资源,实现“一网两用”,进而逐步建立由电信网、计算机网和电视网“三网合一”的通信网,在提高网络利用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培育国内竞争力量。此外,在电信产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注意通过资本联合与技术联合相结合的方式,优先培育国内产业竞争者的竞争力量,达到提高电信产业市场绩效、服务质量与增强民族电信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俊豪.市场结构与有效竞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王俊豪.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齐羽.入世与中国电信服务业发展对策〔J〕.电子展望与决策,2000,(3).

〔4〕齐羽.AccendingtoWTOandChina’sPolicyforTelecommunicationIndustry〔J〕.China’sForeignTrade,2000,(7-8).

〔5〕齐羽.民族电信业面临的若干问题与思考〔J〕.通信市场,1999,(12).

〔6〕杨圣明.服务贸易—中国与世界〔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

〔7〕张昕竹.中国规制与竞争:理论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汪尧田,李力.国际服务贸易总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

电信产业范文篇7

电信是指在连接的系统间,通过使用模拟或数字信号调制技术进行的声音、数据、传真、图像、音频、视频和其他信息的电子传输。国际电信联盟在1992年日内瓦通过的《国际电信联盟组织法、公约和行政规则》所用术语定义中对电信定义如下:“电信是利用有线、无线、光或者其他电磁系统传输、发射或接收符号、信号、文字、图像、声音或其他任何性质的信息”。

在产业经济学中,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产业的定义也就有所区分。一般认为,产业是由提供相近商品或服务,在相同或相关价值链上活动的企业共同构成。因此,具有某种特性是将企业分为不同行业的基准。然而,由于商品或服务在生产联系上的复杂性和消费上的多样性,使得同一企业可能处于不同价值链的结点上,存在许多不同的特性,对于产业组织中的产业而言,可以定义为“以提供具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的集合”。因为只有生产同一、同类或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群,彼此之间才会发生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以这类企业集合为研究对象,才能进行竞争、垄断态势的分析,从而达到维护市场秩序的目的。电信产业(或称电信业),就是提供电信服务或产品的企业的集合。

就目前的电信业而言,可简单划分为电信制造业和电信运营业两大类。电信制造业主要包括电信设备制造和电信产品制造,前者为电信运营商提供基础设备,如光导纤维、光有源设备和光无源设备、程控交换机等,后者是为电信消费者提供设施,如手机、固定电话、寻呼机等。电信运营业,主要是建设电信网络,提供市内电话、长途电话、移动通信、增值业务等服务,是狭义的电信业。本文所指的电信产业既是狭义的电信业。

21世纪电信产业的发展将是有线通信和无线通信相结合,传统电信和现代计算机网络相结合,电信产业和媒体、金融相结合。这种发展方向的直接结果就是产业之间界限逐渐模糊、弥合,不仅传统意义上的电信业将消失在新兴的更为广义的电信业里面,电信业的内涵也将不断延伸。

二、电信产业的经济特点

(一)规模经济性

由于电信公司的初始成本很高,固定成本远大于可变成本,只有当用户数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网上的通话量也达到相当大的量时,电信公司在每个用户、每次通话上的收入才可能大于每个用户、每次通话的平均成本,电信公司的运营才会有效益。即产品成本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降低,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会产生效益,这就是电信的规模经济性。因此,电信公司必须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才能在城市内和不同城市间为用户提供电信服务。

(二)范围经济性

范围经济性是指追加新产品(服务)时的联合生产的成本,要低于单独生产该产品的成本。例如,一家电话公司要提供传真业务,它只要在已有的电话网上增加必要的设施即可;而另一家新公司必须要新建一个网络才能提供该业务。很显然那家新公司的传真业务成本要远大于第一家,也就是说,在现有业务上追加新业务的联合成本要低于单独提供新业务的成本,这就是电信业的范围经济性。

(三)网络外部性

外部性是指一定的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造成私人(企业或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相偏离的现象。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一种经济行为对外部造成积极影响。电信网具有正的外部性,即边际效用递增:对于电话网络的发话方来说,网络规模越大,网络用户越多,可通话的对象越多;对电话网络的受话方而言,收到呼叫越多,得到的信息量越大,其网络效用也就越大。不仅如此,随着通话对象增多,反过来又会引发更多的用户。所谓负外部性是指当电信服务的需求超过电信网络通道的承载能力时,网络服务的质量将会下降,或者对某一个人的服务是以其他人得不到服务为代价的。如,在节假日长途电话往往打不出去,因为太多人在占用通道资源。

(四)互联互通性

电信网络的规模效益使得新进入者的网络必须和己有网络相连接才能生存,同时电信网络具有部分公共资本的特点,互联互通使电信网络正的外部经济性显著。实现网络的互联互通,往往需要政府的介入,而不会由市场自行完成。

(五)全程全网性

电信运营业是网络经济,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有统一的电信网络,保证各部分网络的互联互通。一个地理区域内的电信部门,需要全网的配合才能完成网上的全部信息的传递;由于信息传递一般都由两个以上网络通过互联互通完成,因而也必须有一个完善的运营商网间结算的方案。

(六)投资沉淀成本

电信网络固定资本一旦投入很难抽回,并且很难移作他用,即具有很强的“沉淀性”。从规模经济效应与投资沉淀成本等经济特性中我们很容易想象:因为本地电话网投资规模和投资成本十分巨大,在同一用户的房子里有若干家竞争性企业的电话线,或者在较小的地区范围内有几家竞争性企业的交换设备,必然存在浪费性的重复建设现象,由此形成了市内电话自然垄断的基础。

(七)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

电信业是典型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产业,某些业务领域从技术角度看存在着自然垄断。也就是说,在产业的“上游”,网络重复建设对全社会而言是缺乏效率的,一般只能由一个或少数几个运营商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直接规制成为弥补因垄断定价而配置无效率的最佳替代选择。随着电信业务需求的增加和电信技术的发展,在产业“下游”需要多个运营商展开竞争。简单地说,电信业是自然垄断活动与潜在可竞争活动的结合。对于新进入者而言,为了能参与竞争就必须有接口,于是这些接入部分将成为进入者的瓶颈,接入定价的制定必须兼顾在位者和进入者。对在位者而言,接入政策要能够激励其建造和维护基础设施的积极性;对进入者而言,接入政策要允许有效率的进入者能够进来而将无效率的进入者淘汰出局。

三、电信产业的改革与重组

中国的电信产业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革和重组以引入和推动竞争,对促进中国电信事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电信产业已经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一跃成为超前发展的产业。纵观中国电信业的改革,可分三大步:

第一步,1994～1998年:初试体制改革,初见电信竞争。

1980年以前,电信网的运营和基本网上服务由邮电部垄断经营,邮电部既是公用电信业的经营者又是公用电信业的政府管理机构。在这一时期,国家对电话资费有严格的价格控制,电信业基本上是一个不盈利甚至亏损的产业。1981年初邮电部开始推行省局、市局经营体制改革,意味着中国电信业市场化的开始。1994年国家电信局从邮电部独立出来,1995年正式注册成为企业即中国电信。但是名为企业的中国电信仍是政企合一的混合体,既要独立经营又要承担许多规范和管理职能,离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去甚远。政企合一加上行政垄断使中国电信的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服务品质差,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引入竞争迫在眉睫。

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成立。从此,中国电信产业基本电信业务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中国电信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一是因为进入规制的放松,使得电信业出现竞争的局面,两个垄断寡头的竞争使市场效率得到改进;另外因为技术进步使电信服务的质量有很大提高,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虽然中国联通打破了邮电部的独家垄断,但这种双头垄断的格局是不对称的。邮电部在电信业务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且还从各方面限制和打击中国联通,电信市场并没有形成公平和正当的规模竞争。

第二步,1998～1999年:机构改革和产业重组,第一次拆分中国电信。

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在原电子部和邮电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随后电信业实现了政企分开。1999年2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对中国电信拆分重组,中国电信纵向“一分为四”:中国电信-经营固定电话业务、中国移动-经营移动通信业务、中国寻呼-专营寻呼业务(后并入联通)、中国卫星通信公司。

8月,信息产业部批准中国网通经营长途电话业务,成为继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和中国吉通后的第五家电信运营商。1999年下半年,信息产业部陆续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吉通公司、中国网通、和中国移动发放互联网和IP电话经营许可证,扩大基础电信领域的竞争。2000年底,信息产业部发予中国铁通公司第六张电信牌照,使铁通从铁道部的一个生产部门,变为对外营运的电信业务公司,获准经营固定电话、互联网、数据通信及IP电话等业务。国内电信市场共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网通、吉通、铁通和中国卫星通信等7家电信运营商,初步形成电信市场分层竞争格局。

第三步,2002年上半年:第二次大规模重组,第二次拆分中国电信。

为了进一步“打破垄断,公平竞争、优化配置、加强监管”,2001年底,国家计委和体改办提交的《中国电信横切方案》审议通过,中国电信经营区域被切分成南北两部分,长江以北10省市与吉通、网通重组,组建新的中国网通,长江以南和西北地区共21个省市仍归中国电信。2002年5月16日“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和“中国网通集团公司”正式挂牌,为这次市场重组划上了一个阶段性句号。重组后的两大集团公司各自在对方域内建设本地电话网和经营本地固定电话等业务,双方相互提供平等接入等互惠服务。南北两部分按光纤数和信道容量分别拥有中国电信全国干线传输网70%和30%的产权,以及所属辖区内的全部本地电话网。至此,中国电信“5+1”的市场格局形成,即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和中国铁通加中国卫星通信六大电信运营商。2003年6月,依据国务院36号令,吉通并入网通集团,这个一度在中国通信业内几经沉浮的名字正式消失了。2003年11月,网通国际公司挂牌,2004年1月10日,中国卫通与国信寻呼签订协议,6.77亿购联通国脉股份成最大股东,联通开始退出寻呼业。2004年1月29日,铁通公司由铁道部移交国资委,更名为“中国铁通”,作为国有独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运作。电信产业改革如图1。

中国的电信业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起来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电信产业必须根据形势不断改革和开放,改善竞争环境。随着3G牌照的发放和《电信法》的正式出台,必将形成新的竞争环境和竞争秩序,中国的电信产业也将展开新一轮的改革浪潮。

参考文献:

1、曾剑秋.电信产业[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1.

2、王红梅.电信全球竞争[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0.

3、周其仁.数网竞争:中国电信业的开放和改革[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电信产业范文篇8

1.1模型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多种模型和假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推动说、利益格局调整说、技术决定论、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技术与制度互动论、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5]、制度变迁三阶段论[6]、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7]、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8]、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较强的背景依赖性,但仍可从中提取出一些共识。段文斌等[9]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②技术的变化;③其他制度的变迁;④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0],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电信产业制度变迁诱致模型假设树,并围绕这些基本假设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探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驱动和路径奠定了基础。

1.2样本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项目时,主要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本文对管制制度变迁的案例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电信专家、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而设计的,然后通过小样本测试来修订问卷。我们先在北京市发放30份问卷,其后在北京、锦州、河南等地以当面调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23份。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和电信领域专家学者。

1.3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在本次研究中,针对影响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因素,从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5个维度设计了14个相关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变量的定义和基本的假定如表1所示。

2分析与检验

2.1均值分析

首先从均值排序中(见表2)可以观察对管制变迁各诱致因素影响程度的一般性看法。排在前5位的分别是加入WTO的影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垄断、社会舆论推动作用、借鉴了别国的经验,其均值分别为3.64,3.58,3.49,3.37,3.36。而H9“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借鉴了我国其他行业的经验”这一测度的均值低于3,为2.99,被认为这一假设不成立,因此去除。

2.2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来构造变量和检验模型。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在做因子分析前,需要用KMO(Kaiser-Meyer-Olkin)对样本进行测度,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于1,越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过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在0.9之上,非常适合;KMO在0.8~0.9,很适合;KMO在0.7~0.8,适合;KMO在0.6~0.7,不太适合;KMO在0.5~0.6,很勉强;KMO在0.5以下,不适合[11]。

本文对分别测度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技术变化与进步、制度环境、制度扩散与学习因素、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等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14个变量(代码为H1至H14),应用SPSS软件进行了因子分析。经过统计检验KMO值为0.722(>0.7),并且检验值BTS为0.000,说明观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在因子分析中,同一构面中,某一变量的因子负荷值越大(通常为0.5以上)说明收敛效度越高,其对该因子的解释力就越强。通过因子分析,本文发现,假设H9、H10和H11三个变量对各个因子的收敛程度和解释程度都较低,因此将其剔除。因子分析的最终结果见表3。

3模型修正

通过应用SPSS软件包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的模型与最初的概念模型有一定的变化。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五类因子分别为F1为H2;F2为H1、H3、H4、H5;F3为H6;F4为H7、H8、H9;F5为H12、H13,调整后的变量定义见表4。从调整的范围来看,基本属于微调。即将市场机会和新的收入流,以及技术变化与进步这两类影响因素调整为租的扩散和市场机会(技术性因素)两类因子。其基本解释是:租的扩散主要由是打破市场垄断所导致的;市场需求扩张、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新的替代业务出现等则带来新的市场机会。改进后的模型如图2所示。

4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解释

4.1租的存在及其自发的扩散动能,产生了强烈的打破垄断的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电信需求快速发展和国家对电信发展实行倾斜政策下(如允许电信企业向用户收取初装费),电信行业产生了高额利润。而电信行业的垄断经营阻止了租的扩散,造成了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打破垄断的强烈要求。联通公司的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新的利益集团”(由邮电部以外的几个与电信业务相关的部委联合构成),为了分得邮电部的高额垄断利润而进行的“寻租”活动的结果,但这种不同利益集团间为争夺利润而进行的博弈确实导致了竞争的产生和效率的改进。联通成立后,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原有的交叉补贴政策依然阻止了租的进一步扩散,换句话说交叉补贴政策不能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了原有的垄断,因此就产生了进一步的改革要求,政企分开和企业重组成为后续的改革措施。

4.2技术性因素推动管制制度变迁

在该模型中技术性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市场规模扩张和产业链的发展,它们导致网络型产业经济特征的演化,从而诱发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的变迁,为制度变迁提供可能和基础(见表5)。可以说它们是制度变迁的条件之一,是重要的诱发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管制制度的变迁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技术性因素诱致管制制度变迁的方式和路径是技术性因素的改变会影响到产业的经济特征,如改变了生产成本结构和利润流结构,从而影响到产业结构、利益格局以及被管制企业、消费者和管制者之间的博弈行为,最后影响到管制政策(见图3)。

首先以技术进步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总体通信技术水平处于模拟通信阶段;长途传输主要以架空铜缆明线为主,而电话交换技术主要采用人工交换和步进制交换技术。受传输技术和交换技术的限制,庞大的网络投资和昂贵的交换设备使电信行业产生了巨大的沉淀成本。这种成本特征和需求规模作用的结果就是当时的电信行业具有强自然垄断性质。随着远程通信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光纤、通讯卫星、计算机等大容量传送途径的开发,减少了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使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传输速率和传输带宽也大大提高,在技术上、传送成本上减少了进入壁垒。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需求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内生的制度演化,改变了传统管制成本与收益,自然垄断的边界总体趋于缩小,要求政府放松对产业管制。放松管制的实质是确认哪个企业具有经济优势,是一个包括试错过程(BdrgandTschirhart,1995)的替代管制的机制。即使在存在自然垄断环节和业务的产业,也需要调整政府管制的思路和方法,管制者必须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动态变化特征,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产业取消或放松管制,或者调整管制的具体方法。这要求政府必须了解甚至把握技术进步对有关产业的影响及其对政府管制所提出的新挑战,如三网融合的技术发展①,已经在部分国家带来了管制的融合;未来下一代网络的发展,也要求管制的适应化发展,部分国家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

其次,市场需求的变化(可能是技术进步使然,如技术进步使电信服务的内容、形式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增值电信服务的内容不断增加,这进一步拓展了市场需求;也可能是简单的变化,如人口、偏好或收入水平的变化,导致需求的大幅度变化)也可能改变特定产业的某些经济特征,如改变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特征,从而使管制政策随之调整。如各类电信需求的快速发展和形成较大的规模,使得以利用范围经济性的综合业务经营变得不再重要,从而使分业经营的管制政策具有经济意义,变得可行。再如,需求方规模经济性问题的出现,使不对称管制成为网络型产业鼓励市场进入和培育竞争者的重要政策手段。

4.3制度环境决定了管制制度变迁的发生、发展和方向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它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9],它们确立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础。特定的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在制度的演绎过程中,两者互为前提与条件,互相促动,共同构成了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内涵和特征。

在此,制度环境因素是指社会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它们是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制约性因素(如不同的立法基础和行政基础,将形成不同的管制目标、管制政策和方法手段),它会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进程,对管制制度的变迁起促进或妨碍作用。并且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的互动,这也是制度进化的局部和整体性的互动。

杨瑞龙教授认为,在我国“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12]。案例分析和本实证分析都表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了电信管制制度的变迁。从我国电信改革发展的情况看,国家宏观经济体制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和方向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反垄断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因为垄断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被称为发展的障碍。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被认为是消除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

现在,随着政府改革的深入发展,其下一步目标是要把经济管理职能主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上来。而随着政府加快转换职能将使电信业的制度环境大大改善,从而进一步推动电信业管制治理的发展,并且这一发展趋势已在近两年的电信管制时间中开始显露。2004年1月7日,在信息产业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上,信息产业部王旭东部长,做了题为《转变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环境促进信息产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报告。报告指出,政府管理工作的立足点应放到创造环境上来,“后退一步”、“站高一步”,引导企业健康发展,使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12]。

4.4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影响管制制度变迁的途径

制度扩散与学习性因素是指世界性的管制制度改革趋势和经验,它们也是影响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即中国的网络型产业管制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受发达国家管制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影响。

CovadongaMeseguer[13]在“私有化扩散在产业和拉丁美洲国家:学习的作用是什么?”一文中,以产业和拉丁美洲为背景,研究了私有化浪潮中学习的作用。其研究结论是,学习和模仿,而不是国际压力是推动私有化浪潮的重要因素。

从中国电信改革的发展来看,在1994年中国电信业进行的初始改革,主要借鉴了英国一体化改革的思路,即对原有的电信垄断企业不做拆分,在保持其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下,逐步引入新的竞争者,希望构建“双寡头垄断”的格局。在成效不显著或可能较慢的情况下,1999年,中国电信业改革转而借鉴了美国分割式改革的经验,对原有垄断企业按业务进行拆分,中国电信被一分为四。2001年,再次对中国电信进行拆分,按地域分为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中国电信业的改革中,借鉴和学习的因素是显著的。并且,借鉴和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方法和路径。

当然在学习和借鉴按别国经验时,必须考虑制度环境制度安排的影响。正如诺斯(1990)所指出的,既然制度对经济绩效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能学习和采用在经济绩效较好的国家运用的最佳的制度呢?这里问题是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改变,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是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换句话说,制度环境是影响制度扩散和学习的主要因素。即借鉴来的可行的新制度不能与现有的制度环境相对抗,不能违背目前的制度环境。

4.5社会因素对我国管制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打破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传统的具有网络特征的非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一直全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在电信产业打破垄断和引入竞争的改革中,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舆论和媒体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社会民间组织在推动电信改革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我国于1984年12月成立了中国消费者协会,其分会组织遍布全国各省、市、地县。1989年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成立。1999年9月16日全国电信用户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成立为维护电信用户的正当权益,向政府反映用户建议和意见,处理解决用户和电信企业纠纷等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1年5月23日,中国邮电企业管理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管辖的机构,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法人的社会中介组织。它每年召开年会,研讨通信领域的发展与改革问题,对推动管制改革有积极的作用。

5结论

以中国电信业管制制度变迁模型为基础,本文对中国电信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方式和路径给出以下几点结论:

(1)制度变迁是一个有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双方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的过程。人们之所以会推进制度变迁是因为可以从中获益。只有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因此,租的扩散是改革的诱致性因素。当然,人类的经济计算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它还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便是制度环境对电信改革的影响。

(2)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的条件下实现的。市场需求爆发式的增长为改革提供了诱因,即消费者要求市场能够提供更多高质低价的服务。与此同时,市场的扩大也为引入更多的竞争者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

(3)技术进步,如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为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4)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框架的决定性影响,这是电信改革最重要的驱动性因素。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基础设施产业改革发展的主要手段,而近年来国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之相对应,中国电信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引入竞争和企业重组,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对电信企业改革的基本战略是通过上市等途径使运营商的资本结构多元化以提高运营效率。

(5)中国电信业的改革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加入WTO的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外部力量推动中国电信产业在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上逐步与国际接轨。

(6)在初步形成的竞争市场上,各国有电信公司市场势力的不均衡及其博弈互动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

(7)我国过去20年电信技术发展主要源于技术引进,在技术引进的同时,也引入了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同时也了解了国外电信市场改革和管制发展动态。这些都成为我国电信产业改革与发展的借鉴。特别是WTO的一些规则,使得中国电信改革明确了方向。从前面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到,制度学习在中国电信产业的改革途径选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8)社会舆论给了相关政府部门和电信企业以改革的压力,推进了改革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制度变迁电信产业管制改革

论文摘要：以中国电信产业发展和管制改革为背景,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试图找出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驱动因素,并建立相应的模型,以探讨中国电信产业制度变迁的路径和驱动。

参考文献:

[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LevyBrianSpiller,PablotT.Regulations,Institu-tions,andCommitment[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1-35.

[3]信息产业部.2005年11月通信行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DB/L]./art/2005/12/29/art-27-4076.html.

[4]吕志勇.中国电信产业市场化改革绩效的动态博弈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5(2):

[5]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于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1998(1):3-10.

[7]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J].经济研究,1999(1):66-72.

[8]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4):138-145.

[9]段文斌.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J].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10]苑春荟.网络性产业激励相容的管制制度设计[R].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报告,2005.

[11]马国庆.管理统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电信产业范文篇9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着资源稀缺性、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及成本的弱增性,因而某种产品由一家企业生产比多家企业共同生产有效率。传统经济理论还认为,私人垄断企业会通过制定垄断高价侵害消费者的利益造成市场失灵,这就要求自然垄断产业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基于上述理论指导,而且考虑到财政收入、就业状况及国家安全等因素,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我国电信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邮电部既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订与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经营者。具体表现为:在投资建设上,主要依靠国家投资,通过行政法规力量排斥了外资与民营资本的介入;经营机制上,沿用计划经济思路,运用行政权力决定企业的人事、分配等诸环节;价格形成上,不考虑业务特性,而由政府按成本加成定价法统一定价;企业目标上,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更多地考虑行政性目标;等等。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是一种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行政性垄断,有别于基于技术原因或特定的经济原因而形成的自然垄断。因此我国的电信产业实质上是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行政性垄断,这种具有超经济的强制性和排斥竞争的封闭性等特点的行政性垄断不仅导致了生产的低效率,而且还引发了分配的低效率,使得电信产业的民营化改革迫在眉睫。

二、民营化改革改善电信产业效率的内在机理分析

由于行政性垄断的存在,造成了社会效率的损失及我国电信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低劣,而且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将逐步介入,开放的国际市场是不允许行政性垄断继续存在的,因而必须通过民营化改革破除电信产业的行政性垄断,以达到消除电信产业低效率的目的。

通过民营化改革,引入外资与民间资本,从而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以往管理国有电信企业的旧体制不再适用于对各种经营主体的管理,因而必须进行管制体制改革,将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成为政企分离的政府管制体制,使政府从以往直接干涉电信企业经营活动过渡到通过完善的法规间接控制企业市场行为上来,即通过倒逼的方法,迫使政府进行管制体制改革[3],实现电信产业内以政企分离为特征的新型政府管制体制的建立,达到破除行政性垄断的结果。行政性垄断的破除有利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使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会促使企业自觉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且,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不完全的信息世界中发挥一种信息发现机制,打破信息的垄断,使企业按照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定价,实现分配效率。最终实现消除我国电信产业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即通过民营化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经营主体,进而引发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从而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达到消除电信产业低效率的目的。

三、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实现途径

借鉴国外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电信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笔者认为,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有效实现途径应包括上市融资、成立合资企业、国有民营、转让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及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等。

(一)民营化改革的实现途径比较

不同的民营化实现途径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如表1所示:

由于优劣势上的差异,因而,不同的民营化实现途径,在电信产业的民营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上市融资是电信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发展民族经济要求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及早地进入电信产业,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使得合资成为外资进入的主要形式,而国有民营只能是一种过渡性形式,转让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形式。

(二)多种民营化途径的组合运用

尽管各种民营化途径的重要程度不同,但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选择一种途径,而应该通过将多种途径加以组合运用,来实现民营化改革的各种目标。原因在于:(1)正如前面分析的,不同的实现途径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只有通过组合运用,才能实现各种途径的优势互补。如让外商和员工同时持股,可同时享有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与引入国外先进生产管理技术的双重好处。(2)不同业务存在技术经济特征的差异,单一的民营化实现途径难以确保各领域的民营化改革成功,如采用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的方式,虽然小型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有利于增值业务领域的繁荣,但由于其投资能力相对不足,难以在基础电信领域发挥有效作用。(3)只有组合运用各种民营化实现途径,才能使公众、民营企业、外商等各种产权主体进入电信产业,真正实现电信产业产权主体多元化,进而促进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实现。

笔者认为,多种民营化实现途径的组合运用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对于电信产业的各个层次,均可以采用各种途径的组合运用以实现民营化改革。对于整个电信产业而言,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采用不同的实现途径,如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方式实现其民营化,而增值业务可以通过鼓励新的民营企业进入的方式实现其民营化目标;对于同一电信业务,也可以采用多种实现途径,如增值业务领域,可以通过同时采用鼓励新的民营企业进入、成立合资企业、将部分国有企业承包或出售给民营企业经营等途径来实现民营化改革目标。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实现途径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对于基础电信领域,开始可以通过使原国有垄断电信企业上市融资实现其民营化改革,但随着技术、需求等因素的发展变化使得多网竞争成为可能及民营企业实力的增强,可以适当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基础电信领域参与竞争。

(三)按电信业务特性实行民营化改革

要确保我国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电信产业的健康成长,需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对电信业务进行分类,进而改变以往大一统的管理方式。对《电信条例》附录进行第二次调整后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对全部业务进行了重新归类,分为第一类、第二类基础电信和第一类、第二类增值业务,将有助于我国电信产业与国际现行做法相接轨。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借鉴上述分类法,依照自然垄断程度将电信业务进行归类,分为强自然垄断、弱自然垄断和竞争性业务。对于强自然垄断业务,由于其规模经济性显著,也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引发的巨大浪费,应该由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进行双寡头垄断经营,并可考虑电信和广电相互进入,运用已有的广电网开展本地电话业务的竞争,投资需求的巨大性决定了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实现此类业务的民营化改革目标是最佳方式,因为民营企业还不具备进入的实力。对于弱自然垄断业务,如移动通信业务,可在原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经营的基础上,再引入数家运营企业,实现多寡头有效竞争格局,而且部分民营企业也已具备进入的实力,因而可通过电信企业上市及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方式,实现此类业务领域的民营化改革目标。而对于竞争性业务,应该对其放松管制,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除上述途径外,还可通过成立合资企业、国有民营及转让部分国有资产等方式实现该业务领域的民营化改革目标。但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应对进入企业的最小规模加以限制。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行政性垄断导致了我国电信产业生产与分配的低效率,使得民营化成为其改革的必然方向。由于不同的民营化改革途径有不同的优、劣势,不同的电信业务领域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征,并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因而通过对电信业务的合理划分,通过多种民营化改革实现途径的组合运用,更有助于民营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民营化改革必须进行相应的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以实现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如何进行有效管制,确保民营化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工作。此外,由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必将受到较多因素的制约,比如:电信管制法规体系不够完善;阻碍改革的力量存在;市场发育并不成熟;民营化改革实现途径有待进一步探索等等。如何突破上述因素的制约,循序渐进地实行民营化改革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国务院体改办国际体改中心.全球民营化发展趋势[J].经济工作导刊,2002(7).

〔3〕王俊豪.英国自然垄断产业企业所有制变革及其启示[J].财经论丛,2002(1).

电信产业范文篇10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和主要影响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变革呢？西方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源自哈佛大学贝恩创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和芝加哥大学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图1是著名的SCP（即“结构—行为—绩效”）模型。

虽然理论上一个产业的结构受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但由于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结构实际上还受到诸如技术变化、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我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经济的条件之下，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势必影响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西方对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条件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轮，发放问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调查对问卷中每个问题的各选择项都设计了不同的分数，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分数越高。调查对象选择了电信行业的资深专家和管理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对电信行业产业结构演变体会深刻、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及对手的企业竞争行为敏感等特点。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国电信产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图所示：

由图2可见，技术进步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3可见，市场需求变化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4可见，制度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低的。

由图5可见，经济环境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

由图6可见，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幅度非常小，即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中国文化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影响程度的变化不明显。

由图7可见，企业行为对我国电信产业演变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但由于我国电信企业的行为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远远大于市场力量对其的影响，所以本文在此对其不作进一步分析。

根据以上各种因素对我国电信产业结构的影响的分析，下面通过图8来对比各种因素的变化。

从以上各图表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不同的：

1993年以前，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和技术进步；

1993年—1998年，制度和技术进步依然占重要地位，但制度的作用在降低，经济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企业行为的影响；

1998年—2000年，技术进步的影响超过了制度，市场需求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的影响，经济环境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文化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2000年至今，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经济环境排第三，制度的影响不断下降，中国文化的影响程度变得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