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范文10篇

出口退税范文篇1

一、出口退税原则上应实行零税率

我国增值税条例规定：“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就是说，出口货物原则上应实行零税率，即“征多少，退多少，彻底退税”，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将出口退税率作为调控出口的手段。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则是“特例”成了常态，零税率则是例外，政府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策的需要，频繁地调整出口退税率。从2007年年底到2008年上半年，伴随经济过热和出口摩擦增大，数次降低甚或取消某些出口货物的退税率。然后，从2008年8月1日起到目前，伴随着世界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的不断下滑及出口大幅度下降，又连续7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使得出口退税成为重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这种把出口退税率当作调控手段频繁使用的操作手法，既不符合消费地课税原则和商品税国际税收协调的要求，又违背国际惯例，显然是不恰当的。

(一)出口退税实行零税率体现了消费地课税原则和商品税国际税收协调的要求

从税收管辖权来说，一国的商品课税制度可以采用生产地原则或消费地原则中的一种，也可以同时采用这两种课税原则。但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如果不对各国的商品课税原则加以协调，就会出现对同一国际贸易商品的重复征税问题。由于各国的国内商品课税制度一般都实行多种税率，国与国之间的税率结构也不相同，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消费地课税原则是比较有利的。各国统一采用消费地课税原则，实行进口征税，出口退税，避免重复征税，比较有利于资源的合理流动，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有利于公平竞争，减少税收对国际贸易的干扰和扭曲。因此，出口退税政策应当相对稳定，不宜频繁调整；而对于国家需要实现的鼓励、限制等宏观调控意图，应主要通过运用关税、汇率等其他工具进行操作。

(二)出口退税实行零税率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定》附件2规定：“间接税退还方案可允许免除、减免或递延对生产出口产品过程中消耗的投入物(扣除正常损耗)征收的前阶段累积间接税。”通常来说，出口退税制度原则上规定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这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规则。若多征少退，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若少征多退，则会违背WTO反补贴条款，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我国频繁调整出口退税率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

(三)出口退税受益面广

由于增值税属于间接税，对于出口产品来说，从原材料采购到产品最终被消费，可能要经过很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增值，并且这些增值过程一般分散在各个地区，但出口时却可能位于与增值产生地区完全不同的其他地区。具体到出口退税来说，若由出口地再追溯到前期各个环节来分别承担出口退税，则显得不尽合理，操作性不强。因此，从总体上看，出口退税的受益范围是全国，因而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考虑到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全额计人中央收入，出口环节的出口退税理应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二、出口退税应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好的出口退税机制应该是足额的、及时的、稳定的、由谁收就由谁退，若能够做到上述四个方面，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出口退税机制。我国现行出口退税财政负担机制2003年以前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从2004年1月1日开始，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2005年负担比例改为92.5:7.5。从实施情况来看，实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负担机制存在诸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出口退税应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一)现行出口退税财政负担机制存在的问题

1、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的矛盾犹存。从2008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地区分布来看，东西部差距较大，分布不均衡。据海关统计，广东、江苏、上海和北京进出口合计约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值的65.2％；相比之下，宁夏、新疆、青海、甘肃等西部省区所占份额较低。从统计数据来看，外贸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而中西部地区出口规模较小；从出口退税归属地来看，由于出口退税地方财政负担部分最终应由完成出口并办理出口退税申报的地区支付，因此，东部沿海省市负担了每年出口退税总额中地方财政应承担的绝大部分。在异地采购出口模式下，因出口产品的生产环节与出口退税所在地不一致，其在生产、流通环节缴纳的增值税使征税所在地政府得到了出口产品已纳增值税25％的收入及在生产环节已纳消费税100％的收入，却不必承担出口退税支出的部分，由此导致增值税纳税地和退税地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地方财政负担出口退税分担比例由25％调低到7.5％之后，这一矛盾有所缓和，但问题仍然存在。

2、地区间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与上一问题相联系，在现行财政分担机制下必然产生地区间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的问题。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5865.90亿元，需要地方财政负担305.77元。从我国分地区出口退税负担情况来看，各省市负担情况极不均衡(见表1)。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等6省市共办理出口退税4554.26亿元，约占当年办理出口退税总金额的77.64％，省及以下地方财政负担248.29亿元；相比之下，宁夏、新疆、青海、甘肃、贵州等西部5省区仅办2、地区间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与上一问题相联系，在现行财政分担机制下必然产生地区间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的问题。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5865.90亿元，需要地方财政负担305.77元。从我国分地区出口退税负担情况来看，各省市负担情况极不均衡(见表1)。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等6省市共办理出口退税4554.26亿元，约占当年办理出口退税总金额的77.64％，省及以下地方财政负担248.29亿元；相比之下，宁夏、新疆、青海、甘肃、贵州等西部5省区仅办理出口退税37.81亿元，省及以下地方财政负担1.43亿元。因此，对于2008年地方政府要分担的305.77亿元左右的超基数退税额来说，出口退税负担在地区间分布极不均衡，东部外向型经济发达地区承担较多，中、西部较少，具体到市、县(区)一级，基本情况类似。

3、中央与地方博弈不止。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国务院在坚持中央与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前提下，保持原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降低地方负担比例，从应负担超基数部分的25％降至7.5％。在这一决定中，单从负担比例上看，地方财政承担部分大幅下降，对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很有好处，但由于2003年核定的出口退税基数不变，而出口退税额逐年快速增长，地方财政出口退税负担额也水涨船高，并且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别较大，导致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不止。在负担比率下调后，有些地方仍感到不满意，且“各唱各的调”：出口大省和出口口岸地对地方分担出口退税最不满意，要求中央完全负担(如浙江、江苏明确表示，如果出口退税由中央完全负担，宁愿放弃增值税25％的地方分成收入)；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由于分担出口退税压力相对较轻，且多为出口商品的采购地，享受到了出口地的“隐性转移支付”，对地方分担出口退税的意见相对较小，但属于“吃饭财政”的地方例外；地方财力相对充裕、出口占比较低的地方，表现则相对平和；但对于那些贫穷地方的地方政府来说，即便是7.5％这样低的负担比例他们也很难承受。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国财政收入形势很不乐观。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前扩内需、促增长、保民生等需要地方财政投入较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并且地方将会承担更多的诸如教育、医疗、治安等社会保障职能，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相继提高了对于教育、医疗的财政投入水平。在当前这种财政收入不增反降的不利形势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捉襟见肘，因此，有的地方又在出口退税资金方面打起了算盘，不鼓励企业收购外地货源出口，对地方财政承担出口退税部分要求外贸企业在年底交回财政，搞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二)中央财政负担全部出口退税的可行性分析

1、中央财政负担全部出口退税是一项国际惯例。按照国际经验，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除中国、德国等少数国家外，出口退税全额由中央财政负担。在我国，虽然增值税是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与地方在增值税税收收入中按照75:25的比例分成，但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出口退税改由中央统一退库，地方财政负担部分先由中央财政全额垫付，再在年度终了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进行清算。退库方式的改变，标志着我国出口退税负担机制已向国际惯例迈出了重要一步。

2、中央财政事实上已几乎承担了全部出口退税。2003年以来，为了扭转外贸出口大幅增长而欠退税规模持续攀升的不利状况，国务院决定对出口退税负担机制进行改革，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数额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75:25(后改为92.5:7.5)的比例承担。但从统计数据上来看，长期以来，中央财政几乎承担了全部出口退税(见表2)。2005年以来，地方财政中用于出口退税支出的部分仅占全部出口退税支出的5％左右，而这部分退税额的绝大部分又是由东部地区承担的。在这种负担机制下，一方面中央财政事实上几乎承担了全部出口退税，但另一方面，由于地区间出口退税负担的不均衡，并且由于2003年核定基数不变、出口退税额逐年增大，使得地方财政的负担随之加重，造成了地方与中央在出口退税负担方面博弈不止，矛盾重生。

3、进口环节两税收入完全可以抵付出口退税支出。进口征税、出口退税是处理进出口贸易间接税问题的国际惯例，因此，取得进口环节增值税收入的主体应相应承担出口环节的增值税退还义务。但长期以来，我国进口环节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全额纳入中央财政收入，报关进口地政府未能从中分得收益；相反，对于出口货物应当退付的增值税，从2004年起退税地政府却要按既定比例承担一部分，这种权利与义务之间的不对等，显然是不合理的。从统计数据来看，1997年以来，进口环节征收的两税之和远远大于出口退税总额，若将进口环节征收的两税收入用于保障出口退税，则完全能够满足出口退税及时办理的需要，不致于出现出口欠退税的现象(见表2)，也符合处理进出口贸易间接税问题的国际惯例。

笔者认为，在当前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外贸出口大幅下滑、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减、国民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应取消按比例分担出口退税的办法，由中央财政负担全部出口退税。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央财政负担全部出口退税是实行增值税国家的一项国际惯例，有着较强的可行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中央财政事实上几乎负担了全部出口退税，并且在进口环节两税收入的强力支撑下，中央财政负担出口退税有着稳定的资金来源。随着出口退税分担机制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向中央财政全部承担的改变，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的矛盾将不复存在，地区间出口退税负担不均衡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可以很好地解决中央与地方在出口退税方面的博弈问题，从而有利于市场主体根据供需法则做出自己的合理选择，有利于当前促进出口、稳定经济形势的发展目标的实现。

三、改革出口退税预算制度

出口退税预算既是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反映年度财政用于出口退税的数额，又是出口退税资金来源的保障，使得及时、足额办理出口退税成为可能。因此，如何确立并完善出口退税预算及其形式，事关出口退税制度的顺利运行。

(一)出口退税预算制度的国际比较

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国家在年度预算安排中，对“免抵”税额不列入出口退税预算，即免抵税额不占用出口退税指标，但免税额和退税额有指标控制，并列人年度财政预算支出栏目；在实际执行中，若出口退税预算不能满足出口退税的需要，可以申请追加，确保足额退税。印度每年在财政预算中都要对出口退税列出预算指标，计人当年财政预算的支出栏；但当出口退税指标不能满足出口退税办理需要时，按照该国法律规定，可以在年底修改预算，追加出口退税指标。

(二)我国出口退税预算存在的问题

1、出口退税指标方面。长期以来，我国控制出口退税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严格的退税指标管理，而指标主要是依据每年的财政状况而定，不是根据当年出口的实际出口退税需要确定的，以至于在2003年底累计形成了3000多亿元的出口退税欠账。2005年彻底解决出口退税欠账后，在出口退税领域仍延续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指标经济”，在核定指标范围内逐级分配下达，而不是根据实际实现的出口退税额据实退付，造成了指标计划与应退税额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另外，免抵税额调库可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设计，使得地方政府偏好于出口企业形成免抵税额，会影响到税务机关依法治税工作的开展，并可能使其成为调节税收收入进度的“蓄水池”。

出口退税范文篇2

一、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现状

（一）新《对外贸易法》的实施和进出口经营权实行备案、登记制，外贸出口自由促进了外贸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基本形成外贸公司、工业内资出口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轮齐驱、共同发展的格局，由此带来出口企业数量众多、外贸出口大幅增长、出口退税业务工作量猛增的特点。

（二）审核力量薄弱，政策业务水平亟待提高。出口退税政策业务工作一直以来均由省市国税局直接负责管理，县级局相关人员对出口退税管理介入不深、钻研不透，熟悉出口退税业务骨干奇缺，特别是出口退税审批方面可以说是个盲点，尤其是县级局所属基层分局税收管理员对相关政策业务知识的欠缺更为严重。审批权下放县级局后，县级局退税管理将涉及申报、审核、审批、开票退库等出口退税工作全过程，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将在本就难以承载的工作压力下再度增加责任风险不小的退税审批工作量，加上政策不熟悉，新手较多，无法与退税管理工作量相匹配，将使得县级局退税职能岗位设置无法细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难以落实到位，甚至会出现疲于应付的局面，总之，审批权下放将对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带来极大的挑战。

（三）对出口企业管理力度不够。由于多年以来由上级局直接管理出口退税工作的惯例，约定俗成地造成县级局所属基层分局管内销、省辖市局退税处和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管外销的模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县级局所属基层分局对外贸出口企业和100%外销企业不够重视，而省辖市局直接审核审批相关出口业务却鉴于管辖范围大、人员力量不足又不具备管户的职能，由此造成各级国税机关对出口企业的管理力度均不够，尤其对于出口不退税产品和外地本地出口不退税的产品的征税不能实施有效监督，导致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缺位。

（四）出口企业财务人员业务素质跟不上出口退税政策更新速度。由于经济形势不断发展，相关出口退税政策也不断发生新的调整。相当多的出口企业财会人员政策掌握不扎实，不能很快适应变化，导致财务处理不够及时和准确。另有一部分企业操作出口退税申报系统人员与财务人员协调不到位，人员不固定，个别企业甚至需在退税部门的辅导下才能完成每月的退税申报工作。

（五）出口退税新政对出口企业冲击不小。国家五部委联合发出通知，从9月15日起执行新的出口退税政策，将对255种出口产品取消出口退税、对1130种出口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对191种出口产品提高出口退税率，相当程度上影响原先部分正常出口企业。众多出口企业又将再次适应出口退税新政带来的变化，其中涉及县级局的首先是辅导出口企业对在9月14日前签订合同并在12月14日前报关出口的企业尽快备案，用足退税政策；再次是辅导出口企业尽快与客户商量谈妥以后的的合同价格问题以免增加不必要的损失，这也一定程度上加大县级局出口退税部门的工作量。

（六）出口企业由于购进环节进项税金不真实引起的骗税现象隐患犹存。增值税管理的薄弱环节，也是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疑难点和薄弱点。出口退税管理长期以来环节多审核多的工作方式只重视单证的真实性、海关国税信息的一致性，而对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与实际业务却了解掌握不够，也就是一直是重形式轻实质，无法有效防范企业采用虚假生产、假报出口等骗税违法行为。目前骗税企业主要是利用“四小票”做文章，一些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钻政策空子，通过“四小票”虚增进项税额，造成应收税款大量流失，从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给各级国税机关管理出口退税带来极大的业务风险和职务风险。

二、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措施应对

（一）加强领导，确保人员、岗责、分工、考核“四到位”

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要加强对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从人员配备、办公设备等方面为出口退税工作提供保障。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工作要实现高效顺畅运转，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调整出口退税审核审批流程，新设签批和审批岗位，在退税管理部门内部形成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建立科学规范的工作秩序，按照“规范有序、制约监控”的原则，确保岗位设置合理、人员分工科学、职责落实到人、考核严格到位。

1、合理设置出口退税岗位，完善岗位责任制。鉴于过去出口退税岗位人员不足，存在一人多岗、分工不细的现象，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应该及时选调政治素质高，业务熟、能力强的精兵强将充实到出口退税岗位，参照上级局审核审批岗位设置现状，设置申报岗、初审岗、复审岗、调查岗、审批岗等岗位，明晰各岗位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坚持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实施定岗定人，将岗位责任制落到实处。

2、明确工作职责，理顺各环节退税业务。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岗位的工作职责应该加以重新理顺和细化。按照适度分离的原则，明确界定严格区分各岗位工作职责，确保出口退税工作质量。

3、科学划清人员分工，退税岗位人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应把从事出口退税岗位人员按照各自所长所短，安排合理的退税管理岗位，充分发挥所有岗位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工作效能，确保审核审批工作流运行顺畅，对出口退税实行精细化、科学化管理。

4、强化工作考核是做好出口退税管理工作的保证。退税审批权下放后，信息沟通将更为顺畅、工作衔接将更加严密、优势将逐步显现，但随之上级局原有的考核监督功能将有所弱化。因此，县级局应该建立完善严格周密的考核工作机制，保留原有疑点核查台账，以疑点处理工作底稿结合信息管理系统中各项查询功能，采取人机结合的形式来考核出口退税各岗位的工作业绩和工作效能，推行责任追究制，全面实行绩效挂钩，从而实现出口退税工作质量和工作效能的双赢。

（二）建制度理流程，切实发挥制度流程在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中的规范制约作用

1、规范完善工作制度和规程。退税审批权下放后，为进一步规范县级局的出口退税管理，应将出口退税相关政策进行归集梳理，按照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退税管理工作实际，建立健全县级局退税管理办法，明确受理、调查、审批、违章处理等各个管理环节的工作流程，重新明确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程序、岗位职责范围、资料传递手续、工作协调制度、检查考核办法等等，以明确工作责任，使退税管理各岗位之间工作衔接有序，从源头上进一步完善管理措施，堵塞管理漏洞。

2、建立健全严格的审核审批机制。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面对出口企业越来越多、出口退税额越来越大、征退环节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县级退税部门要严格按照上级局文件规定进行人工核查、疑点核查和疑点挑过工作，做到规范核查、规范界定、规范调整，同时应该遵循岗位监督制约机制，对关键性工作节点进行交叉管理、抽审复核、依法调整，确保核查审核审批质量。

3、建立“申报异常疑点企业台账”。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退税管理部门应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的数字审核和单证信息审核方式，逐步向出口货物的真实性审核和执行政策的准确性审核方式转变，审核审批时应重点对企业出口货物是否属实、实际征退税率是否准确、是否是企业自产的产品、进项税额是否合法进行审核。退税管理部门要采取账账与账物审核、同行业同产品出口价格分析比对、设备生产能力与申报出口货物对比、物流与资金流对比等方法和手段，加强对出口增长明显异常、生产能力与出口能力不匹配及出口以农副产品为主原材料等可疑企业的监控管理和实地审核，重点核实出口货物的真实性及进项税额的真实性。

4、试行“两级管理、两级审核”的出口退税管理新模式。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的工作重点应该迅速转移到抽审复审及签批审批上来，因此，在原先县级局基层分局征收厅审核征退税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有必要将退税初审的范围拓展到税收管理员一块，退税管理重心适度前移，让税管员参与退税初审，实行征退税一体化模式的尝试。这是针对征税部门与退税部门之间联系不紧、审批出口退税的人管不了企业税收征管、企业税收征管人员也无法参与退税工作的征退两扯皮的有效举措。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基层分局和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均参与退税审核。此模式旨在通过下放初审权限，充分发挥县级局所属基层分局税收管理员在出口退税工作中的作用，利用税收管理员对所辖企业的天时地利之便，及时把日常征管及巡查调查情况反馈给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人员，形成双方齐抓共管的格局，使县级局基层分局税收管理员成为退税审核的先驱部队，既提高了出口退税审核效率，防止了税款流失，又实现征退税部门协同办理出口退税，征退合一，有效堵住出口退税管理中的漏洞。

（三）创新出口退税管理理念，强化出口退税管理工作

1、强化日常退税管理，从单纯的单证审核转向以管理监控为重点。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应该全面加强对出口企业的日常监控和管理力度，熟悉企业的生产特点和运营模式，尤其要加强对“出口价格畸高、‘四小票’为主抵扣户、生产能力与出口规模极不匹配”等等异常情况的分析、评估，发现疑点后，及时将有关异常信息传递到基层分局，形成县级局上下两层面之间出口退税信息共享、齐抓共管、严防死守的格局，彻底扭转审核、管理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局面。

2、实行分类管理，对出口退税审核工作实行科学化管理。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在当前人手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部门应该将自身的职责从事务为主转向管理为主，注重辅导提高出口企业财务人员的办税素质，还责任于源头，切实提高申报质量，降低审核工作强度，摆脱就单审单的被动局面。对信用程度好且申报规范的出口企业提供绿色办税通道进行纯粹机审；对大部分比较规范的出口企业，机器审核为主，简单人工抽审为辅；对部分新办出口企业，人机结合，重点审核；对小部分不规范及办税经常有误的出口企业，可以利用税务中介机构进行申报，让税务中介机构帮助出口企业提高申报质量把好关。通过对出口企业进行源头分类管理，促使出口退税的管理工作重心前移，从而使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部门有限的精力从日常就单审单事务中解脱出来。

3、拓展出口退税管理内容，强化动态预警管理。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部门必须跳出静态审核的思维束缚，不断拓展管理思路，强化动态管理。在日常退税管理中，要根据占有资料，密切关注骗税新动向，防范“无货虚开”等偷骗税违法犯罪，加强出口退税评估的预警监控，防范骗税风险和执法风险。在日常巡查过程中，要对企业的固定资产、生产规模、合同签订、生产能力及纳税情况等作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并与其出口情况相比较，判断是否匹配。在案头评估过程中，要将企业的出口数据、纳税数据作横向、纵向比较，对出现出口增长异常、产品结构变动异常、供货来源变动异常等情况的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原因，进而对比分析同类产品的购进成本、出口单价、换汇成本、单位产品退税额等指标，切实加强预警管理，防范出口骗税发生。

4、向征管借力更大程度地密切征退衔接。在进出口业务不再成为专营权、当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至县级局之际，出口退税管理无可厚非地成为日常征管的重要内容之一。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部门当前急需基层征管力量支持的是出口补征税、退税评估预警及信誉等级认定工作。这三项工作都需要依托基层征管部门的力量，根据基层征管部门日常征管中掌握的出口企业征、退情况，有的放矢地展开调查、处理和认定，通过有机衔接实现征退信息对称，形成合力，共同防范出口骗税风险。

（四）注重培训，通过相关渠道强化宣传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审批权下放后，电子审核和疑点处理两项新生业务将成为县级局日常工作之一，前者的到位主要依赖于退税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操作人员的技能是否娴熟；后者则是机审未通过数据能否通过终审的关键节点，综合考量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政策执行是否准确到位、是否符合退税业务需求、是否达到退税管理要求等等多重因素。因此，切实加强出口退税业务培训是提高县级局出口退税管理质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1、狠抓内部培训。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要切实突破出口退税业务培训“瓶颈”，使其大众化、普及化和实用化，为出口退税管理奠定基础。县级局应在上级退税管理部门的支持和自身努力下，定期不定期安排有关出口退税业务知识学习，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出口退税工作，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政策业务水平，有目的地采取部门集中学习、自学讨论、短会常训和下发税政业务指南等多种形式搞好内部培训，确保县级国税局出口退税管理部门中能有几个全面掌握出口退税业务的行家里手，确保县级局基层分局里有一批能审核懂退税会辅导的出口退税后备力量。特别是出口退税审批岗人员，必须做到能熟练掌握出口退税、增值税、所得税等相关税收政策，精通外贸、海关、外管等业务且对出口企业的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产品性都能胸有成竹。

2、加强外部培训。退税审批权下放后，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要针对大部分出口企业财务能力不强的现状，进一步强化对企业财务人员和办税人员税收相关政策业务培训辅导力度，注重提高出口企业办税人员的素质，加强对出口企业财务核算、出口业务、软件操作的培训和辅导，县级局退税管理部门要通过定期业务指导，加大对企业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宣传力度，以提高出口企业办税人员适应新政策的应变能力。

（五）加强部门协作，打造出口退税管理工作“服务e站”品牌

出口退税范文篇3

一、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看待这次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应当说，既有利也有弊。我国出口企业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体，它所受到的影响最能反映出，国家与出口企业之间利弊取舍的关系。因为，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贸易的影响程度也不同，所以，只有客观地、综合地去分析各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正确的做出评价。

（一）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正面影响。

一是防止国内资源流失，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发展。

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一方面有利于引导企业减少“两高一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加大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商品的出口，摆正出口企业调整投资方向，避免盲目投资和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通过取消或降低出口商品退税率，可以改观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不良势头。据海关统计，此次调整的2831项出口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是去年9月出口退税率调整商品的2.04倍。以此看出，国家专心治理重拳出击的态度十分明朗，它必将带动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协调发展，对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意义重大。

二是缩减贸易顺差间隙，缓解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截止今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额已达到了1.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多，固然意味着国力的增强，但是当超过一定的适度区间，就不可避免降低资源使用效率，甚至给经济发展带来阻力。据海关统计，仅2007年1－5月份进出口总额就达到了8013亿美元，同比增长23.7%.其中：出口总额4435亿美元，同比增长27.8%，进口总额3578亿美元，同比增长19.1%，出口增幅高于进口增幅8.7个百分点，累计顺差857亿美元，同比增长83.1%.可以看出，我国进出口数额反差过大，比例失调。因此，此次调整出口退税率，是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缓解外贸顺差过大，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减小国际贸易争端与摩擦的最有效手段。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改变外贸出口的增长方式。目前，我国出口商品还是以附加值较低、密集型为主。虽然，经过多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未“封杀”住居高不下，出口缩减的局势。此次调整，把主线放在了主导型商品出口上，通过大幅下调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如：玻璃制品由13%下调到5%），促使企业优化产业结构调整，致力于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增加附加值，由简单的数量竞争转向质量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摆脱我国部分出口商品低价竞争的局面，提高出口的整体效益。

四是国家税收增长，减轻中央与地方财政负担。从1994年最初的税制改革开始，国家根据国际贸易变化的形势曾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解决出口退税指标不足，减缓财政压力，促进税收增长。今年的调整与以往不同的是，取消和下调退税率的主导型商品具多，那么，相对的退税会逐额减少，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中央与地方退税超基数部分92.5：7.5比例分担退税的压力。

（二）出口退税率调整的负面影响。

一是出口退税调整对经营利润的影响。此次调整，除船舶及对外承包工程的出口企业在7月20日以前已备案的，仍按原退税率执行以外，所有调整退税率的出口商品不在执行三个月的“过渡期”退税。出口企业不在拥有退税率由高到低，有退到零调整变化三个月按原退税率执行的准备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以往要大。因为，许多出口企业为进军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往往以成本价格或低于成本价格的商品去参与市场竞争，在毫无赢利的情况下，只靠出口商品的退税来换取利润的做法比较普遍。退税率调整后，他们的优势竞争将失去保障，再用低于成本的商品去创造市场赢利，以无法实现。但短期内他们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改换贸易经营策略去应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为自己带来一丝生机，一时间也很难奏效。

二是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出口退税率降低后，企业的征退税率之差将会增大，而出口收入乘以征退税率之差作为进项税转出，减少进项税额，应纳税额将会增加，从不同程度上，征退税率之差的增大导致增

值税税负相应增加。如果，对全部货物出口或出口比重大的企业来讲，当征退税率之差变大时，进项税额转出就越多，在全部进项税小于进项税额转出时，还会导致与出口退税政策不相符的“倒交税”现象，这与“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政策相悖。

三是出口退税率调整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出口企业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但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而言，其影响程度存在着不同的差异。据企业反映，出口退税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出口成本就增加1%，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减少1%.1、国内上市公司业绩受到影响。上半年股市涨涨停停的泡沫现象，牵动着全国上亿人的心。6月19日以来，股市大盘几度调整，沪指大幅下跌，个股股价也普遍出现下挫。特别是出口营业收入比重较大的上市公司，与出口退税率调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讲，是造成了股市近期大幅波动的原因之一。2、出口主导型企业经营处于徘徊期。如：玻璃纤维出口退税率由现在的13%降低到5%.出口退税率下调8%，致使成本增加了8个百分点，等于减少利润8个百分点。这些商品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包括服装、鞋帽及箱包、工艺品等轻纺在内的一系列商品，都下调了退税率。出口企业面临着是内销还是外销的重新选择，处于“不确定”的徘徊期。3、外贸流通企业比生产企业受到的冲击大。由于外贸流通企业的利润率远远低于生产企业，以纺织业为例，生产企业平均净利润率几乎是外贸企业的3-5倍，因此，外贸流通企业对退税率下降的反应要敏感得多。

四是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各类行业的影响。此次，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率，对外销比例大的行业影响极深，再加上由于没有过渡期调整产品结构的准备时限，企业将处于两难的境地。首先是部分涉及资源和能源高消耗的化工加工品，出口退税取消涉及了385个品种，出口退税下调到5％的有239个品种。出口退税率如此大幅度的下调，无疑会对化工行业的经营业绩带来不利影响。其次是造纸、家具等行业，冲击量也不可小估。再次是服装、鞋帽、箱包、工艺品等轻纺行业，虽然，下调幅度不大但从出口利薄的角度看，也是困难重重。因此，短期内行业结构应适当、尽快调整，扭转不利局面。

二、出口退税率调整企业应对筹划的建议虽然，短期内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企业的影响是不利的，但立足长远分析，它对改变企业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国内环境设施，提升产业结构意义重大。出口企业应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抛弃原有经营模式，寻求新的利润点，尽快找出适应自我发展的途径。

一是退税率调整前后的测算分析。相对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率的企业，在充分考虑政策调整和外贸出口增减等因素的基础上，应自下而上地综合分析出口退税的增减实际，测算利润的赢余空间，掌握谋求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只有这样才是正确选择经营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应对退税率变化的可行之道。

二是加强内购外销的管理，逐步转移退税负担成本。退税率下调后，出口企业的征退税率之差将会拉大，导致生产成本明显增加，出口商品的价格战更加激烈，国际竞争的优势会逐步减弱。对此，出口企业需要调整其出口产品报价，也需要与国内购货商、进口外商进行沟通，为减少出口退税率降低造成的损失，可以考虑将以往从国外采购的原材料，改为在国内采购的办法，控制原材料的成本；在与国内外原材料供应商交易时，尽量压低采购价格，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在自身适度负担的前提下，有计划实现转嫁前移。

三是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商品技术含量。出口退税率下调对出口企业来说是一次挑战，要转变原有思路，缩减低附加值、高耗能商品的生产，转而开始研发和生产高附加值商品。例如，下调退税率的服装行业，在功能设计、外观造型、包装等方面有所创新，同时要以发展品牌为目标，培育自己的品牌，提高产品的品质和声誉，从而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这些都是尽可能减少退税率下调给企业带来影响的上上之策。

四是改变贸易方式，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出口退税率下调将直接影响出口企业利润，但不同企业所受影响大小程度不一样：出口收入占主营收入比重越大，且毛利率越低的企业，所受影响就越大。那么，通过延伸贸易链条，采取多种贸易方式同在的诸多措施又不失为一项良好的应对策略。其一以香港市场为依托，逐步向中东、东南亚、欧美市场延伸，克服出口地区过分集中和过分依赖中间商的被动局面；其二开展直接贸易，立足本企业商品，直接同外商签订合同、报关出口；其三开展委托加工贸易，根据客户需求，将公司初加工产品向深加工成品出口，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其四开展来料加工贸易，压缩资金的周转，靠出口商品的数量与免税来赢得利润。例如，纺织行业可以衡量国内、外棉花的价格，在国内价格高于国外价格的情况下，以来料加工方式运作，以求降低出口成本。

五是加强企业内

出口退税范文篇4

一、文献综述

1.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出口退税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邓力平（1996）、潘明星（1997）、刘怡（1998）、马玉瑛（2000）都认为出口退税有助于消除重复征税，保证公平竞争。另外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1997）的研究表明，出口退税符合传统的税收法理：符合避免双重征税原则，符合流转税的消费者承担原则，符合流转税的中性原则。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我国出口退税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置疑。唐倩（1996）认为：出口退税助长出口贸易的低价倾销，这不仅使出口利润减少，还遭受其他国家反倾销抵制。

2.出口退税率的合理确定

我国理论界基本赞同，出口商品退税率的设置从理论上讲应本着“征多少退多少，彻底退税”的原则，但对于实践中应如何设置合理的退税率，理论界有两种不同意见。邓子基（1999、2000、2003）、邓力平（2000、2001）为首的一派学者认为，出口退税率的设置应采取“中性与非中性”相结合的方法，从而既能使退税率的设置符合出口商品的实际税负，又可体现出国家的政策意图。王复华（2001）认为出口退税应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与外贸商品结构调整的要求，有差别、有层次地对不同商品设计不同的退税率，以体现出口退税的政策导向。

3.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的计量

对于出口退税在促进出口、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方面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的衡量方面，理论界采取的方法比较一致，大多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隆国强（1998）通过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与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是一致的，间接测算出了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出口总额、GDP增长、国内税收总额的积极作用。陈红伟（2000）遵循此思路，估算出汇率贬值1%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相当于出口退税率提高0.92个百分点，由此得出了不同的经济效应分析结果。陈平、黄健梅（2003）通过引入实际有效汇率的概念，从理论上阐述了出口退税对出口规模的作用，所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赢利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使得该政策对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无论在长期或短期均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本领域文献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对我国出口退税的研究中，对出口退税的存留问题，大部分学者都持赞同态度。但是在出口退税率的确定上，是实行彻底退税还是差别退税，仍有分歧。从长远的利益看，应该实行零税率，理论界赞成这种观点的也较多，但就我国的现实国情来分析的话，实行零税率还为时过早，所以说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更倾向于差别退税。二、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的改革和实践，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已经能够很好地促进我国的外贸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下面分几方面来分析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征、退税脱节，导致退税不合理

当前由于增值税征收管理不健全，出口退税与国内征税环节无法实现有效衔接，征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且相互独立运作，使征税机关与退税机关之间往往缺乏对征税信息的必要沟通，“征归征，退归退，征退不见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是当前出口退税工作中无法避免的尴尬局面。并且由于我国电子计算机参与税收管理较晚，全国各地税务部门之间以及与出口退税有关的海关、外汇管理、银行等部门之间没有实现联网，因而无法对出口退税行为进行多部门综合监控，以至于利用假出口货物专用发票和伪造税务机关复函来骗税的行为时有发生。

2.退税办法复杂，退税效率低下

我国出口退税手续为“两单三票”，即出口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税票、海关报关单、外汇核销单。出口企业退税的总体过程可以分为两个环节，一是企业出口收汇的过程，即企业收集退税所需凭证的过程；二是企业申请退税取得退税款的过程。由此，退税的速度也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出口企业取得退税凭证的速度，二是税务机关审核退税凭证并办理退税的速度。整个过程花费很多时间，效率低下。

3.出口退税政策的立法不完善

我国于1994年制定颁发了《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对新税制下出口货物增值税和消费税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随后又多次颁布了一系列的通知和规定，对该办法进行了补充、修改和调整，但关于出口退税的法律少之又少。据统计，仅从1994年到2004年，我国共出口退税方面的法规36条，其中通知有35条，决定有1条，上升到法律高度的则几乎没有，甚至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也成为出口退税的重要法律渊源，导致当前出口退税法律支撑极其薄弱。另外出口退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出口退税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作为出口退税制度核心的出口退税率更是调整频繁。

三、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法治建设，切实做到依法退税

（1)要建立严格的出口退税执法责任制，明确海关、外汇管理部门、主管征税机关、主管退税机关的责任。

（2)充分利用“金关”、“金税”工程，完善出口退税电子信息网络系统，提高出口退税工作效率和防骗税、反骗税的能力。

（3)对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行为，要有明确、严格的法律界定和处罚依据。

2.充分利用WTO规则中允许出口退税的条款，完善出口退税政策

（1)应积极全面推行零税率，这样退税额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符合国际上通行的退税原则，也有利于外贸出口。

（2)结合实际制定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扩大退税税种范围。

（3)运用税收政策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保护稀有资源和紧缺物资。

出口退税范文篇5

一、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概念

所谓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是相对于原来要求出口企业的出口发票、出口报关单、外汇收汇核销单、外贸企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税收出口专用缴款书等齐全后，连同相关电子信息向国税退税机关申请办理出口退税而言，允许申报电子信息而不再需要申报退税原始凭证的申报方式。它是顺应经济发展需要，加快退税进度，提高办税效率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出口退税申报管理方式。这种申报管理方式的特点是强化电子信息，弱化纸质单证。需要说明的是，弱化纸质单证并不是取消纸质单证，对于纸质单证的管理还是要有一定要求的。尤其是在试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初期，还是需要申报纸质原始凭证，只是可以延缓一定时间后再予以报送。

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基础和要求

以无锡市局为例，多年来一直沿用的并且目前仍然使用的出口退税申报方式是出口企业必须在收齐上述纸质凭证后，按月到国税退税机关进行申报退税。退税机关在受理申报资料后，先对有关纸质凭证进行人工对审，即申报资料是否齐全，退税凭证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有敏感地区或其它疑点的货源等，然后再计算应退税额。退税额的计算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根据申报资料汇总后人工计算确定，后来通过计算机审核，并逐渐增加了对相关的报关单、税收出口专用缴款书、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等的电子信息进行比对后计算退税。从这个过程来看，出口退税的申报、审核的重点已经逐步由人工审核纸质凭证转向相关电子信息的计算机审核，由此可以看出最终实现出口退税的无纸化申报也是趋势所然。但无论采取什么申报方式，都必须保证退税审核的质量，并且尽可能避免骗税情况的发生。因此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才能实行，而最基本的条件是正确、畅通的电子信息通道；比较完善的出口退税申报审核系统，当然还有必要的追缴保障机制。诚信纳税、依法申报的社会环境是无纸化申报的基础。

三、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可行性

互联网和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电子信息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电子信息快速、高效和低成本的特性比传统的纸质凭证更具优势，更贴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将出口企业与海关、国税退税机关之间电子信息的瞬间传递成为现实；金税工程的成功实施和发展，使偷骗税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建设中的外汇电子收汇核销系统也将与国税机关联网。这些已经基本上构筑了一个出口退税审核所需的电子信息渠道。

近年来，国税退税机关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发的出口退（免）税信息申报（管理）系统的成功应用，为出口退税的无纸化申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依法纳税、诚信纳税观念的深入，诚信纳税的社会环境已逐步形成，实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

与原来的出口退税申报方式相比，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纳税人的申报质量要有较高的要求。原来的申报方式的优点之一就是，通过对审核疑点与纸质凭证的核对，解决部分责任心不高的企业申报质量错误。如果实行无纸化申报，则没有纸质凭证可供核对，因此，必须提高企业的申报质量。

2、进行出口退税审核的有关电子信息还需要补充和完善。如外汇收汇核销单的电子信息目前还没有。

3、有关电子信息丢失或与实际不符，需要有畅通的渠道给予补救。从目前的电子审核情况看，无论是报关单信息还是专用发票认证信息或是税收（出口）专用缴款书信息，都存在不明原因的丢失或是信息不符的情况（非申报错误），由于这些电子信息是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不同的部门，因此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海关、外管局、国税局等相关部门协调一个解决办法，比如报关单函调、货源函调、专用发票（专用税票）协查等等。这些办法目前已有，但是不是很完善，各地执行不一致，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尤其突出。

4、出口退（免）税申报审核系统尚需完善和稳定。我们目前的出口退（免）税申报审核系统还没有外汇收汇核销信息，以后如果要增加外汇收汇核销信息的审核，出口退（免）税申报审核系统则还需要完善和稳定。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因此，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目前只能在少数企业进行试点。

四、现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试点企业的情况

仍以无锡市局为例，现行试点企业的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采用的方法是：即企业可以申报相关电子信息齐全的退税资料，相应的退税纸质凭证可以在退税申报的三个月内收齐后报送退税机关，外汇收汇核销则采用半年度或一年按出口总额核销的方法。采用这样的方法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对于这样的管理方式，国税退税机关也没有经验，出于稳妥渐进的原则，退税原始凭证仍然需要报送核对，只是报送时间可以延缓一点；二是按原来要求报送退税原始凭证，是出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需要，也可以便于国税退税机关的事后监督检查。

从试行的情况看，退税申报的进度的确得到加快，特别是外汇收汇核销方法的改变，大大提高了退税申报进度。如无锡市弘业永盛进出口有限公司，一季度退税申报率就达72.5%，而原来的退税申报率只有30—40%。这其中，企业为使退税申报进度最大化，在内部管理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和提高。例如，原来企业出口退税申报主要受制于报关单，核销单等原始凭证的收集，改为无纸化申报后，则主要受制于专用发票的取得和认证的速度，因此企业的原始凭证传递流程、时间等内部管理制度也作了相应的修订。再如，原来在配单到申报的时间段内发现的问题和错误可以在申报前改正，由于申报速度的加快，会影响到申报质量，因此，对企业内部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要求更高。

五、实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设想

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是一种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凭工作实践大胆进行尝试的新的申报管理方式，同时在总结试点企业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完善、规范和提高。

（一）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

我们实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加快出口退税进度，规范行政行为，提高办税效率，更多地便利广大出口退税企业。因而，不能为了赶时髦而做表面文章,也不能为了追求速度而降低退税申报、审核的质量，必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行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

第一、符合条件的企业才可以实施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所谓的条件至少要包括这些内容：①企业出口额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如年出口额达1000万美元以上；②财务制度比较健全、核算规范；③三年内未发生骗税行为；④以往的退税申报质量较高、退税资料保管完好；⑤企业办税人员相对稳定等等。凡是符合条件的企业，均允许采用无纸化申报方式。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坚持原来的申报方式。经过整改后符合要求的，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第二、完善出口退（免）税申报（管理）系统。目前的出口退（免）税申报（管理）系统还不是很完善，也不是很稳定。因此，在推行无纸化申报时，还是要谨慎、渐进，待以后外管信息接入，软件运行比较稳定后，再大规模地推行。

（二）结合实际，完善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管理

要在总结试点企业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逐步形成和完善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管理制度，包括对实施无纸化申报企业认定标准管理、无纸化申报的凭证管理、无纸化申报企业申报质量管理以及对无纸化申报企业出口退税情况的监督检查等等。

第一、要制定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企业的认定标准。对申请进行无纸化申报的企业，在出口额、企业财务制度、办税人员资格、申请前的退税申报质量、纳税人的信誉等级等要制订具体的规定和标准，这既是体现阳光办税，也是为了操作方便。

第二、制订出适合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退税原始凭证的管理制度。目前来说，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不等于不要退税原始凭证，只是可以延后报送退税原始凭证而已，以后可以逐步取消退税原始凭证的申报。因此，对出口退税原始凭证的管理，还应当制订相应的管理制度，当然也应该根据出口退税无纸化申报的实际执行情况作出相应调整，这既有利于企业的内部管理，更便于以后的出口退税工作检查。

出口退税范文篇6

第二条旧设备的出口退（免）税管理由出口企业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旧设备是指出口企业作为固定资产使用过的设备（以下简称自用旧设备）和出口企业直接购买的旧设备（以下简称外购旧设备）。

第四条出口企业出口旧设备应按照现行有关规定持下列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免）税认定手续。

1.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企业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3.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本办法所称出口企业包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方式包括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

第五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的自用旧设备，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其应退税额：

应退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明的金额（不含税额）×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适用退税率

设备折余价值=设备原值—已提折旧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的自用旧设备，须按照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的折旧年限计算提取折旧，并计算设备折余价值。主管税务机关接到企业出口自用旧设备的退税申报后，须填写《旧设备折旧情况确认表》（见附件1）交由负责企业所得税管理的税务机关核实无误后办理退税。

第六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自用旧设备后，应填写《出口旧设备退（免）税申报表》（见附件2），并持下列资料，向其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税。

1.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或出口货物证明；

2.购买设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旧设备折旧情况确认表》；

4.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旧设备的，除上述资料外，还须提供出口收汇核销单。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的自用旧设备，凡购进时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其他单证齐全的，实行出口环节免税不退税（以下简称“免税不退税”）的办法。

第七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出口的外购旧设备，实行免税不退税的办法。企业出口外购旧设备后，须在规定的出口退（免）税申报期限内填写《出口旧设备退（免）税申报表》，并持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购买设备的普通发票或进口完税凭证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免税。

第八条小规模纳税人出口的自用旧设备和外购旧设备，实行免税不退税的办法。

第九条申报退税的出口企业属于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企业的，其自获得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资格之日起出口的自用旧设备，主管税务机关应核实该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未计算抵扣后方可办理退税；如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实，该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已计算抵扣，则不得办理退税。

第十条出口企业出口旧设备后，须在规定的出口退（免）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旧设备的出口退（免）税。主管税务机关接到出口企业申报后，须将出口货物报关单同海关电子信息进行核对，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及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核实的普通发票，通过函调的方式核查其纳税情况。对普通发票的函调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根据本地情况自行确定。对核查无误的出口旧设备予以退（免）税。

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的出口旧设备，凡企业能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或出口货物证明的，实行免税不退税办法；企业不能提供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或出口货物证明及其他规定凭证的，按照现行税收政策予以征税。

出口退税范文篇7

[关键词]出口退税；政策变革；贸易方式；效应分析

出口退税在一国政府应对国际贸易的大幅波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已成为各国一项贸易调控政策。不同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同，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出口贸易规模、出口贸易方式和出口商品结构等几个方面。

一、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分析

我国近年来从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此带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对于出口退税额、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对此已做定量分析。为验证出口退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994—2019年各类贸易数据的基础上，对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增长率相关性以及出口退税额与出口贸易总额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一)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增长率相关性分析。出口退税率经过多次调整，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率是从2018年11月1日起，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将出口退税率为15%，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①从整体上看，出口退税率全部上调。从出口贸易增长率看，在出口退税率上调后，2018年11月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26亿元，同比增长8.2%；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6.42亿元，同比增长7.1%；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7.23亿元，同比增长5.0%。②这说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影响出口贸易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为保持外贸稳定，政府采取分批上调出口退税率的措施来促进外贸出口的增长，保护我国的外贸出口。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进外贸稳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外贸大省广东430.32亿元出口商品受益，增强了出口商的信心。（二）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的相关性分析。在我国出口退税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看，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发挥了正效应，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发展，我国的外贸出口额逐年增长。但是，如果单纯从出口退税率变动来分析该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能全面反映两者之间相关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有点片面，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我国1994-2019年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趋势与出口退税总额的增长趋势大体保持一致，但二者增长速度又不尽相同。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额从1994年的45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810.4亿元，再到2019年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拉动全年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③1994-2000年期间出口退税额增长不足1倍，而2001-2019年期间增长了接近20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我国出口退税总额的增幅基本都高于同期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但是也有少数年份情况特殊。例如1996年出口退税额增长率为50.4%，高于出口贸易额增幅49.4个百分点。1997年出口退税额负增长，但同期出口贸易额增长了20.55%，两者幅度之差达到了68.19%。2004年实行新税制，出口退税额增长低于出口额增幅27.63%，2010年出口退税额增长低于出口额增幅17.51%，其它年份出口退税额增幅均高于出口增长的幅度。这表明出口退税虽然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但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因素。那么，出口退税影响出口贸易的程度如何呢? 根据樊艺璇(2018)从选取的1986年至2015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中可知，出口退税的增加会对出口产生政策激励作用，即出口退税额增长1%时，出口贸易总额会增长0.34% ，两者存在同向变动的关系[2]。

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分析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又包括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因此重点从这两种贸易方式的出口额进行分析。(一)出口退税政策与出口贸易方式的相关性分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我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会影响到我国贸易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或下降一般情况下伴随着以一般贸易方式进行出口的出口额的增长或下降，每一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长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进而影响到不同贸易方式出口额在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我国加工贸易企业是否进行国内采购受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很大。根据我国现行的对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不同税收政策，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原对料的采购渠道，进而对进料加工出口的生产企业的国内采购比率产生影响。从历年出口数据看，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来料加工出口贸易的影响大，对进料加工出口贸易影响较小。因此，当出口退税率发生变化时，局部上会出现贸易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情况。我们以2004年出现的“境外一日游”贸易现象为例来说明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贸易方式变化的影响。④2004年我国对出口退税进行结构性调整，将出口退税率从17%下调到13%，出口退税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原先采购零部件后再组装出口的企业的出口税收成本及出口企业的利润。组装出口企业为了消除退税率下降的影响，利用自身优势，将这部分税收成本转嫁给上游原料供应企业，要求上游供应商先将零部件报关出口。紧接着，组装出口企业就可以申请以免关税、增值税的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零部件，从而完成税收的转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7—2019年间，一般贸易的出口额持续保持着增长。在“逆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负面影响下，一般贸易出口额仍保持着正增长，2019年加工贸易出口负增长，和2018年调整出口退税率有关，来料加工出口额波动受出口退税率的影响比进料加工大。2004年出口退税率经历了重大调整，2004年我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率基本都保持了较为高速的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3.8%和35.6%。而在加工贸易中，2004年进料加工贸易的增长率为38.4%，比来料加工贸易多将近13个百分点，2005年和2006年的增长率情况也基本一致，加工贸易进料加工的增长率比来料加工贸易的增长率高，可见出口退税政策对进料加工的方式影响作用明显。（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分析 。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退税致策的不断调整，针对不同的商品实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看，初级产品出口占比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16.3%下降至2019年的5.3%；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逐年上升，从1994年的83.7%上升至2019年的94.5%，提高了10.8%。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9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额中占比高达68.6%，远远高于1994的26.4%；201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额中占比为24.6%，比1994提高了19.4%。工业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具体激励政策的引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历次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及制度变革显示，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带有明显产业政策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降低或减少出口退税额限制或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消耗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或增加出口退税额鼓励引导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从我国出口退税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出口退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以及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出口退税政策的短板效应分析

（一）出口退税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够。在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频繁、波动。出口退税政策的频繁变动，减弱了出口企业对出口的稳定预期。由于产品生产的周期性，企业对政策变更的行为反应因政策实施的时间长短而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出口退税政策过于频繁的调整，不利于出口经营环境的稳定，同时也会因其较低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而影响企业经营策略的调整。（二）出口退税效率不高。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缺乏健全的管理机制，具体的出口退税管理业务流程以及管理程序尚不统一，在实践中影响了工作效率。一方面，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存在征税、退税脱节现象，出口商品的征税地和退税地地域分离；另一方面，出口退税部门协调机制不健全。出口退税制度的全面落实需要不同部门和机构相互协作，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协调有序的外部管理系统，各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之间缺乏系统的沟通和协调，从而使整体出口退税效率不高。我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实行不同的退税税率，因此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在出口环节所承受的税收负担不同。不同贸易方式，不同类型企业适用不同的出口退税标准。由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引起的贸易方式之间的税负不平衡，加工贸易企业可能会减少国产料件的使用，“境外一日游”现象可能会增加。因此，应加快调整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退税政策不公平的状况，建立公平的税收环境。

四、结论

随着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运行模式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调整完善现有的出口退税机制，使出口退税政策具有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效率提升，实现退税主体的公平待遇。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所认可的政策，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用，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在我国经济连年保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口退税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出口退税与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出口退税率的高低对外贸出口额的升降具有影响作用。分析表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额大致同方向变动，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对出口总额的影响是显著的。第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主要影响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一般贸易出口和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影响较大，而对来料加工出口总体规模影响较小。第三，出口退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实践证明，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第四，分析表明，出口退税作为我国扩大外贸出口的一项重要税收政策和国际上认可的通行做法，理应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处理好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度”。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断优化管理机制，提速增效。

[参考文献]

[1]靳玉英,胡贝贝.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持续影响效应研究——来自异质性企业出口生存率的证据[J].财经研究,2017,43(6):40-51.

[2]樊艺璇.出口退税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

[3]刘信恒.出口退税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机制[J].国际贸易问题,2020(1):17-31.

[4]乐景涵.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的影响研究[J].时代金融,2018(32):37-38.

[5]王冰心.出口退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路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8(18):56-58.

[6]程倩.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对外贸出口的影响[J].纳税,2017(17):29.

[7]辜娜.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9):159-162.

[8]李国忠.国外出口退税制度的比较[J].税务研究.2005(10)

出口退税范文篇8

关键词：出口退税；出口贸易；成本效益

出口退税就是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缴纳的间接税予以退还。出口退税是我国一项主要的促进贸易措施。准确的把握出口退税所引起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通过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不仅是顺利实施出口退税政策的重要前提，也是我国“入世”后外贸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出口退税思想发展回顾

（一）、出口退税思想的历史研究

有关出口退税思想的理论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倡导国际贸易的重商学派，并由重农学派的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PierreLcPesandeBoisguiuebert）和古典学派代表人物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及亚当·斯密（AdamSmith）所发展。布阿吉尔贝尔最早提出了进口商品征税出口商品免税的思想，他认为：“关于法国的进口税，税额应保持现状但应消除手续上的麻烦，因为这对国王丝毫无益，却会使外国人望而却步。至于出口税，则丝毫不应轻饶，而应全部取消。因为这是国王和王国前所未有的敌人”。威廉·配策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出口商品不应该课征消费税，因为它们不是以实物形式在本国消费。不过，如果出口商品未课征消费税，用其交换得来的将要在本国被消费的进口货物就一定要课征消费税，由此看来，配第已经意识到重复征税问题和流转税是由消费者负担的情况。实际上，配第无意识中已经接触到税收来源地税收管辖权问题。亚当·斯密是集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大成者，他认为高关税比低关税危害更大，出口税比进口税危害更大。他指出在各种奖励出口措施中，要数退税最合理。商品输出国外时退回其国内交纳的一部分或全部税金，既不会使货物的输出量减少，也不会驱使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转投入某些特定产业，破坏社会资本的自然平衡和劳动的自然分配。虽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了出口退税的思想，但他仅从自由贸易，有利于商品出口的角度考虑，没有从税收来源去认识。直到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才从税收来源及转嫁认识出口退税。他宣称，某个国家如果对其享有特殊便利的生产条件的效率高于别国的某些输出品课税，这种税会完全落在外国消费者身上，该国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就将由外国的土地和劳动所有者负担。例如，如果中国政府在商品输出时课税，这些税就将由外国人交给中国政府享用，而不是向现在这样由外国政府花费。但是，“如果一个国家闭关自守，不与邻国通商，就不能把赋税的任何部分转嫁出去。因此，从税收方面来看，对出口产品征税是进口国消费者负担的，即不公平又不合理。从道理上讲，出口退税是必要的。

（二）、出口退税思想的现期发展

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对出口退税的研究也在不断前进。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考虑出口退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税收的法理进行分析，间接税属于转嫁税，虽是对生产和流通企业征收，但实际上是由最终消费者负担。根据间接税的属地主义原则，各国消费者只负担本国的纳税义务。由于出口货物并未在国内消费，而在国外消费，因此应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所缴纳的间接税退还；同时，出口国将货物出口以后，根据领域权原则，进口国为保护本国的工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还要依照本国的税法规定对进口货物征收间接税。这样即不歧视为内销的生产，也不歧视为外销的生产，即不歧视国内贸易，也不歧视国际贸易，而且符合当代税收的公平原则和中性原则。

第二、从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来说，不同国家的货物要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就必然要求在税收负担上享有同等待遇。但是，由于各国的税制不同而使货物的含税成本相差较大，这样无法进行公平竞争。要消除这种不利影响，就必须使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所以说，只有对出口货物退（免）税，才能使本国的出口货物具有竞争力，从而达到公平竞争，促进出口的目的。如果不实行出口退税，实际上是限制出口，最终影响出口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的国家，实行出口退税具有更为重要意义。

第三、从进出口的对应关系来讲，出口退税表面上使国家财政少收了出口货物的间接税，实际上由此可降低出口商品成本，提高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创汇。出口创汇是为了支付进口用汇，进口用汇多了，就有可能多进口商品，进而增加进口关税的收入，上述一增一减，两者相抵后，国家财政收入并不一定会减少。如果出口货物含税，其国际竞争力势必大大下降，出口创汇会因此减少，进口用汇也会相应减少。进出口贸易萎缩不仅影响税源，而且将产生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出口退税成本效益分析

宏观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提高出口退税率，将刺激出口的增长，并且由出口扩张引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虽然提高出口退税率会增加财政支出，但由此导致的经济增长也会使财政收入增加。只有全面的从财政收支两方面分析，才能较准确地把握出口退税率的效应。

（一）、模型的设定

假设其它条件不变，以汇率变化近似替代出口退税率变化（由于出口退税率提高相当于出口成本降低，与汇率贬值有相同的效应）。首先测算出口额增长对出口成本降低的弹性，依据出口额与汇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建立模型如下：

X＝f（E）

设X代表出口额，E代表汇率，上述公式经过变形，可转化为如下回归模型：

LN（X）＝a＋b×LN（E）……（1）

设LN（X）是以人民币表示的出口总额的对数，LN（E）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对数，a为常数项，b为汇率对出口额的弹性，也就是要计算的回归系数。

其次，采用支出法计算出口扩张对GDP的拉动度，其公式如下：

外贸对GDP的拉动度＝外贸对GDP的贡献度（率）×GDP相对增幅……（2）

第三、设出口创汇后一半用于进口，测算进口额增长对进口关税收入的弹性，从而引致的财政收入提高幅度。

最后，测算出口退税引致的财政支出大小，并比较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使GDP提高的百分比，进一步使财政收入提高的百分比，分析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成本与效益。

（二）、计算及结果

根据以上思路，首先测算出口增长对出口成本降低的弹性。根据1985－1999年以来出口总额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关系测算，依据公式（1）计算得出：

LN（X）＝3.8604919＋2.6638054LN（E）R2＝0.980417

（21.072305）（25.511348）

以上估计式汇率变化对出口额X的解释度达到98.04％，出口X与汇率E呈正相关关系，t统计值也比较显著，通过了5％的检验。表明出口汇率贬值对出口扩大有显著作用，即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使出口额提高2.66个百分点。

假设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1％，与汇率贬值1％的效应是一致的。由于一般出口贸易占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约为42.22％（2000年度），这样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出口额提高1.12％（这里提高退税率对加工贸易当地采购的作用暂不计算）

其次，利用支出法测算外贸出口对GDP的拉动度，按此方法计算（根据测算1975－1999年度外贸对GDP的贡献度为21.06％，2000年GDP比上年增长8％）：

2000年外贸对GDP的拉动度＝21.06％×8％＝1.68％

由此可见，货物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度为1.68个百分点。依此计算，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8％。

根据对1985－1999年进口额与进口关税之间关系的测算，进口额增长对关税收的弹性为0.375个百分点，解释度达到77.06％，t统计值为6.6096196，显著性一般，但可以通过检验。假设出口提高所创外汇收入一半用于进口，则出口额每提高1％可使进口关税收入增加0.1875个百分点，由于出口退税率每提高1％可使出口额提高1.12个百分点，所以出口退税率提高1％可使关税收入增加0.21％。

再次，1994年新税制改革以来，我国GDP每增长1％，税收总额平均增长1.26％，依此计算，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税收总额增加2.31％。

最后，利用上述数量关系分析出口退税率提高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按2001年出口总额增长25％（2000年为2492亿美元，增长27.8％），且一般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42.22％计，将使国家财政支出增加172.25亿元。但出口增长导致GDP增长（按8％计），以及由此引致的进口增加和进口关税收入提高为1.18亿元，国家税收总额将增加293.627亿元，比较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总体上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出口退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财政增支172.25亿元，增收293.627亿元，净增收121.38亿元。但由于在现行税制下出口退税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按目前情况中央财政大约占51.1％，地方财政约为48.9％）对国家财政而言，增收150.0434亿元，增支172.25亿元，净支出22.2107亿元，增收的好处完全被地方财政所享有，地方财政净增收143.5836亿元。

（三）、分析及评价

从以上的出口退税成本效益分析可以看出，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发展是有利的，但由于我国总体财政资金紧张及现行出口退税由中央一家负担的机制和实际少征多退的情况，迫切需要通盘考虑和加以解决。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很大一部分受财力的制约。目前，我国出口退税金额是作为财政预算支出的一部分，以计划额度下达的，而财政预算安排供出口退税的财力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总量上跟不上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速度，不得不将本应及时退给出口企业的税款，延迟到一下年度兑现。另外由于出口商品退税税负结构差异不明显，这样即不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长期稳定发展，又不利于外贸出口对GDP增加发挥更大乘数作用，而且企业逆向逃税动机强，不利于税务机关加强管理。因此，可以选择适当时机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调整出口退税结构，使出口产品退税率稳定在合理水平。出口退税政策不应受财力制约，本质上应由“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决定，只要坚持这一原则，出口退税政策就将摆脱财力制约，向接实退税和积极支持外贸发展的方向迈进。为此，笔者认为出口退税既要坚持“征多少，退多少”这一基本原则，实行按实退税，又要在贯彻这一基本原则过程中寻找中央与地方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共同负担的有效机制，调动两个积极性和发挥两级职能管理，完善现有出口退税管理办法。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税式支出，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出口退税究竟由谁负担为好，就财力利益而言，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其结果无非是在中央与地方两极政府间作进一步的均衡与调整。但是由此衍生出的出口退税管理上的优劣，其效果却大不一样。出口退税共同负担机制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加强两级政府的监督和控制，而由中央财政全部负担，等于放弃了地方的监督和控制，必然造成出口退税管理上的被动与少数地方政府行为不当。尤其个别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出发，忽视对出口退税的监督，容易使违法骗取出口退税的活动有机可乘。这几年来出现的“假出口、真退税”的重大案件，以及目前出口退税所面临的征少退多的矛盾和客观上存在的管理松懈等问题，都与此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比较我国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前后，外贸出口额在1984年前平均年增长为74.4％，而85年外贸出口额猛增到808.9亿元，比上年同期外贸出口额增长198.277％，关税收入达到205.21亿元，比上年同期提高100％，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出口退税政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我国自1985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以来，出口退税率变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产品出口退税率相当于名义征税率。第二阶段从1995年7月1日起逐步调低出口退税率。第三阶段从1998年7月1日起逐步上调出口退税率。从这三个阶段退税额、出口额、进口关税收入、GDP值的变化情况来看，基本上呈现出这一变化趋势，但也应看到，由于影响这几个指标的因素较多，出口退税只是其中之一，故个别年份出现例外，也是有可能的，如1996年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国内经济紧缩的影响，我们都应加以考虑。

三、结束语

出口退税作为我国扩大外贸出口的一项重要政策和国际上通行作法，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为了使这项既定政策的政策效应达到最佳状态，必须对目前出口退税实施过程中不正常，不合法现象进行综合治理，即要在政策上及时完善，又要在管理上加大力度，以维护出口退税的正常秩序。

出口退税范文篇9

中国2004年前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效应

中国2004年前实行的出口退税政策的效应主要是:

1、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外贸出口,支持中国逐步成长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2、它不但加大了企业的出口动因,而且极大地激发了地方政府支持出口的热情。

3、中央财政负担沉重,出口退税款拖欠严重。

4、地方政府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动因不强。

增值税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享受75%,地方留成25%。由于出口退税是由中央政府全额负担的,因此地方政府在出口中有大约25%的增值税净收入,地方政府鼓励、支持企业出口的热情在2004年出口退税新政策实施之前始终很高。同时,由于多支出了25%的出口退税,由于独立承担了出口骗退税的风险,中央财政负担沉重,出口退税款拖欠非常严重。

2004年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实施效果

为解决中央财政负担沉重,出口退税款拖欠严重的问题,自2004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是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减低3个百分点左右;同时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政策,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分别负担。

以下跨地区出口经营在过去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但在实施出口退税新政策后,却造成了地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

1.本地生产企业购买本地原材料加工自营出口,或本地外贸企业收购本地产品出口,由于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和外贸企业收购产品均在本地缴增值税,又在本地退增值税,地方财政承担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25%的出口退税,只是将增值税属地方25%的部分用于退税,不增加地方财政负担,但相对于老的出口退税政策,地方少收入用于退税的增值税。

2.本地生产企业购买外地原材料加工本地出口,或本地外贸企业收购外地产品出口本地出口,由于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外贸企业收购产品的原材料和产品均在外地缴增值税,却要在本地退增值税,地方财政没有得到出口产品原材料和产品25%增值税收入,却要承担出口产品25%出口退税,其超基数部分非常不合理地表现为出口地政府对供货地政府的财政补贴。

3.外地生产企业购买本地原材料外地出口,或外地外贸企业收购本地产品外地出口,本地地方财政不承担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25%的出口退税,而却享有生产企业原材料和产品增值税25%部分,不但不增加出口退税负担,反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非常不合理地表现为出口地政府对供货地政府的财政补贴。

4.外贸企业将收购外地商品出口改为委托出口,由于委托出口征税和退税均在外地,不增加本地财政负担。但外贸公司为争做,通常自告奋勇地要求在外贸公司所在地退税;这种制大量存在并且又非常不合理地造成出口地政府对被企业所在地政府的财政补贴。

为了自身利益,深圳等市的地方政府的出口奖励政策将收购外地货源出口排除在奖励范围之外;一些地方政府限制当地企业采购外地产品和外地原材料。例如,天津摩托罗拉公司采购江苏一家企业的原材料,过去是直接采购,现在则应天津当地政府的要求,要求江苏的企业先把原材料出口香港,天津企业再从香港进口,用这样乙蝗沼斡的方式避免为江苏征收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由于这种行为大量存在,中国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面临分割、分裂的危险。

5.加工贸易更受地方政府青睐,并且来料加工比进料加工更受到推崇。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相比,不但出口企业税收负担较轻,地方财政负担的退税压力相对要小。来料加工由于不征不退,因此地方政府不存在退税的担忧。

这种效应是对出口贸易结构的反优化。

6.地方政府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动因强烈。

7.出口退税率下调,对相关商品的出口有消极影响,但总体上影响不大,出口商品结构反而有所优化。

2005年后出口退税新政策的实施效应

为解决出口退税中,地方财政负担过于沉重牙口不公平问题,国家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政策,决定自2005年1月1日起,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负担比例,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92.5:7.5比例共同负担;同时改进出口退税退库方式,出口退税由中央统一退库,地方负担部分年终专项上解。

该项最新政策的实施效应主要表现为:

1.增加了出口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出口企业打消了对出口退税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出口退税由中央统一退库,地方负担部分年终专项上解的办法使得出口企业不再担心地方政府的财力问题。

2.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明显减轻,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得到缓解。

3.中央财政负担加重。即使在超基数部分,中央财政也要担负出口退税的92.5%,该比率远高于征税比率75%。但由于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下降了3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的负担并不象想象中那样大。后面的分析将会说明,将出口退税率减少4.25个百分点,理论上可以消除中央财政在出口退税上的净亏损。

4.地方政府对促进出口的热情有所恢复,但仍有限制出口的行为。过去,地方财政部门有很多同志主张限制出口,新政策实施后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由于仍然担心地方退税负担,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拒绝在当地注册外贸流通企业。

5.地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得到极大地缓解,但矛盾仍然存在,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仍面临分割的危险。上节所分析的出口地政府对供货地政府的财政补贴现象依然存在,只是幅度大为减少。一些地方政府的出口奖励政策仍然将收购外地货源出口排除在奖励范围之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限制当地企业采购外地产品和外地原材料。

6.地方政府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动因较强。

7.目前新政策的实施总体上效果良好,既缓解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和地方的矛盾,又有效地促进了外贸出口。

出口退税率变化与人民币升值的数学关系和政策选择

一般地,设原出口退税率为s,原汇率为h1,出口退税率降低t个百分点后,新汇率为h2,则为达到同样的出口效益,有:

(1+s)h1=(1+s-t%)h2

所以,(h2-h1)/h1=t%/(1+s-t%)

即,出口退税率每减低t个百分点,为达到同样的出口效益,人民币必须贬值t%/(1+s-t%)。因此,降低出口退税率可

以按确定的数量关系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如取s=17%,即按17%的退税率计算,则出口退税率减低t个百分点后,人民币需要贬值U(117-t)。例如,出口退税率减低4.25个百分点,则人民币需要贬值3.8%

考虑取消出口退税,即按t=17计算,为达到同样的出口效益,人民币需要贬值17%。所以,取消出口退税可以基本上消除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以牺牲人民币升值来替代出口退税是不可取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维持较高的出口退税水平来换取人民币的升值。因为,在制定适当的出口退税等政策从而不影响出口竞争力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等同于国家和国民财富的升值,进口、境外消费、旅游等经济活动的效益将随之提升。

理想的出品退税政策

综合以上各种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效应以及人民币升值因素,理想的出口退税政策应该有助于达成如下效果:

1.出口企业及时享受出口退税,出口产品报价不含有国内增值税,不会被在国内外两次征收增值税。出口是公平的和有竞争力的。

2.不会出现某地方财政为另一地方财政征收的增值税退税的情况,从而保护地方的出口积极性,维护中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3.中央和地方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动因都很强烈。

4.中央财政有足够财力来支撑出口退税。

5.不以减少出口退税来抑制人民币升值

中国目前实行中央与地方分享增值税的税制,在这种税制下,要想制订能达到以上效果的理想的出口退税政策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退税由地方与中央分担,则势必出现某地方财政为另一地方财政征收的增值税退税的情况;如果退税全部由中央承担,同时出口退税率维持在与增值税征收比率差不多相同的水平上,则中央财政在出口退税上是净亏损,很难保证中央财政有足够财力来支撑出口退税;如果退税全部由中央承担,同时显著降低出口退税率,虽然理论上可以消除中央财政在出口退税上的净亏损,但出口产品的报价中势必包含相当部分的国内增值税,中国出口产品在公平贸易基础上的竞争力将受到影响。

如果要达到理想的出口退税实施效果,只有改革现行税制。改革现行税制可以有两种办法:

方法一:增值税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分享转变为中央独享,同时中央在所得税、进口商品增值税等方面相应地允许地方分享。出口退税由中央全额负担,出口退税率维持在与增值税征收比率差不多相同的水平上。

方法二:将生产环节的增值税转变为最终消费环节的增值税或消费税。对出口免征增值税或消费税。

改进和完善现行出口退税政策的建议

在不触动现有税制的前提下,相对理想的出口退税政策是

将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在04年减低3个百分点左右的基础上继续减低1.3个百分点,使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比增值税征收率减少43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承担全部的出口退税,出口退税由中央统一退库。建立地方政府对于出口退税骗税的风险承担机制,骗取出口退税的案件一经查实,出口企业所在地财政要划拨相当于骗税金额的款项给中央财政。

将出口退税率减少4.25个百分点,理论上可以消除中央财政在出口退税上的净亏损。因为中央财政增值税征收率为17%*75%=12.75%,所以如果出口退税率减少(17—12.75)=4.25个百分点,则退税额基本上与中央财政增值税征收额相等,这时中央财政能够承担全部的出口退税。实际操作上可以取减少43个百分点。由于04年出口退税新政策已经将出口退税率减低了3个百分点,因此目前只需要将出口退税率再减调1.3个百分点即可。

将出口退税率再减调1.3个百分点,可以抵消现行出口退税政策中地方政府承担的7.5%出口退税。由于(17—3)%*7.5%=1.05%,因此理论上只要把出口退税率下降1.1个百分点就能免除地方政府的负担。

地方政府由于不需要承担出口退税,促进出口的积极性将大增,出口退税也不会导致新的地方保护主义,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得到维护。由于规定地方财政要为当地出口企业的骗税案件买单,又由于中央财政要为没有发现的骗税买单,中央和地方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的动因都将很强烈。

出口退税范文篇10

一、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目标的选择

纵观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发展，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主要承担了四个方面的政策目标：贸易目标、产业结构目标、财政目标和汇率目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国际贸易环境的不同，出口退税政策会承担不同的职能。自1985年我国恢复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以来，以2003年为界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调整以总量调整为主；第二个阶段是从2003年以来，国家开始注重结构调整。

（一）1985年-2002年：以总量调整为主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主要服务于对外经济流量和存量均衡的调整，实行了无差别或差别不大的出口退税制度。

由于1985年进口增长过快，我国经常账户出现了高达114亿美元的逆差，接近GDP的4%。为了鼓励出口，政府推出了从1973年就已经取消的出口退税政策。可以说，治理当年我国对外经济严重的流量失衡是政府恢复出口退税政策的主要原因。1994~1996年，我国连续3年经常账户出现顺差，而且顺差还大幅度增长，这直接导致了我国1996年出口退税率的下调。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再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

从我国对外经济存量即对外净债权债务头寸的状况来看，1985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只有26亿美元，同期外债余额却在快速增长，达到了158亿美元。外汇储备/外债余额比率只有16.64%，而按照国际公认标准，这一比率应该大于100%，小于80%就进入警戒状态。因此，1985年我国的对外债务实际上已经进入“超紧急状态”，这是我国政府当年以高退税率和大范围退税恢复出口退税政策的直接原因。从1994开始，我国的对外净债务快速收缩，到1996年只剩下了净债务112.2亿美元，因此，当年对出口退税率进行了下调。1997年我国首度出现了近20年没有出现过的89.3亿美元的对外净债权，但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我国又出现了10.8亿美元的对外债务，导致了出口退税率再次上调。

（二）2003年至今：开始注重结构调整

在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经济中的流量和存量失衡问题已得到解决，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逐步转向通过差别出口退税率设计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从1994年开始，我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持续的顺差。2001年到2003年，经常账户顺差快速扩大，显示了我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国的对外净债权也出现了持续增长的态势，2003年我国的对外净债权接近2000亿美元，因此政府适当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同时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具体表现为针对不同产品调整退税率：对国家鼓励出口的产品退税率不降或少降，对一般性出口产品退税率适当降低，对国家限制出口的产品和一些资源性产品多降或取消退税。基于经常账户顺差和对外净债权的快速增长，2006年我国又进一步下调了出口退税率，同时扩大了退税率的差别幅度。按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提高了重大技术装备、部分IT产品和生物医药产品以及部分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等的出口退税率，降低或取消了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二、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功能再定位的必要性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我国出口退税重新关注总量调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急剧下降，我国从2008年8月起又多次上调了出口退税率。如从纺织品来看，自2008年8月1日起，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自2008年11月1日起，又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从2009年4月1日起，再次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6%。

从以上的出口退税实践可以清楚地看到出口退税的政策性特征，出口退税会因为扩大出口创汇、财政因素、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而不断地进行调整。无论是从贸易视角还是从财政视角，中国现行的普遍出口退税运行模式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一）加剧了对外贸易失衡

在我国以对货物征收增值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下，由于出口退税的力度大，在我国生产并出口的商品税收含量较低，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和出口退税政策对扩大出口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94年起，我国外贸出现持续顺差。尤其是2005年外贸顺差突破千亿美元之后，增长迅速，2008年更是高达2954.59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导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不仅存在巨大的外汇风险和管理压力，央行货币对冲流动性过剩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同时，外贸顺差的扩大使中国对外贸易环境趋紧，遭受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不利于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出口产品却多为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国民收益低。尽管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已占整个货物出口的90%以上，但出口仍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造环节上。而且我国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靠加工贸易，国内附加值低。目前，我国对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原因在于，出口退税已经成为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的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因此企业没有对出口商品进行升级换代的动力，使出口商品长期沦落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商品结构中。而且，低附加值产品的低价格竞争还经常容易招致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

（三）引发对外贸易摩擦

中国在成为贸易大国的同时，也引发了更多的贸易摩擦。中国在近年的贸易摩擦中受指责最多的便是出口退税政策的普遍性导致的倾销行为。中国成为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其中虽然不乏贸易保护的原因，但也与中国许多商品竞相压价导致价格太低有很大关系。出口商之所以能压价，主要是基于国家的退税支持。许多企业利用退税优惠，在国际市场上竞相压价，将退税当成正常的利润，以致很多企业耗费大量资源却反靠出口退税来维持生计，没有赚到外国的钱反而变相地吃国家财政。

（四）增加了财政负担

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巨额出口退税对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体，而出口退税涉及的是流转税。与以所得税为主体的国家相比，我国出口退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较高。2008年和2009年我国财政负担的出口退税高达5865.93亿元和6486.61亿元，分别占当年税收收入的10.8%和10.9%，占国内增值税收入32.6%和35.1%。我国现行的中央与地方75:25的增值税分享体制和中央负担出口退税基数和增量92.5%的出口退税体制，更是加大了中央财政的退税压力。

三、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功能应该如何再定位

基于以上分析，随着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应将出口退税政策明确定位为产业政策工具，加强出口退税政策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引导作用。从长远来看，出口退税应以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收益和退税的经济效率为导向，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并以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提高出口退税政策的实际效果。

（一）实行差别出口退税率，优化出口结构

出口退税率是出口退税政策的核心工具。差别退税率设计可传达出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信号，实现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在设置出口退税率时，应根据国家产业政策与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要求，按出口商品的性质不同，有差别、有层次地对不同商品设计阶梯型退税率，以体现出口退税政策导向。

一方面，最优出口退税率应与商品结构调整相适应。对于低附加值产品，应尽量采取低的出口退税率；而对于附加价值较高的产品，适合采取较高的出口退税率，保护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最优出口退税率结构应与出口商品性质和出口商品市场竞争结构相一致。根据最优出口退税理论，为实现国家福利最大化，应根据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弹性或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程度确定出口产品的退税率。根据次优出口退税理论，对具有出口负外部性的产品应不退税或少退税。具体来讲，对于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弹性较小、出口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大的产品以及出口负外部性较强的产品如“两高一资”产品实行不完全退税或不退税政策，甚至可以征收出口税。

（二）调整不同贸易方式的税负，引导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换

目前，在征退税率不一致的情况下，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的税收负担也是不一致的。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税收负担最重，其次为来料加工贸易，进料加工贸易的税负相对较轻。因此，应尽快调整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退税政策不公平状况，提高一般贸易在贸易格局中的比重，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水平。出口退税率调整应充分考虑出口和内销之间、出口贸易方式之间的税负平衡，对进料加工进口料件按国产同类产品征退税率差征收增值税且不予抵扣，并将来料加工业务改为对加工费先按征税率征税，再按退税率退税，对来料加工免税政策和进料加工的“免、抵、退”政策只允许在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内进行，对非出口加工区或保税区外开展的来料加工贸易将现行免税政策改为“免、抵、退”政策，与进料加工贸易政策相一致。

（三）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涉及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由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较为狭窄，而且主要在产制环节征收，出口退税仅适用于外贸企业购进并用于出口的消费税应税商品，因此出口退税主要涉及的还是增值税。从2009年1月1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增值税转型，这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彻底退税”。但由于大部分劳务，尤其是生产性劳务还没有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征收营业税），这会产生无法抵扣的问题，因此应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随着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的渐趋饱和以及我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优势的弱化，今后应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扩大服务贸易，增值税转型和扩大范围改革将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完善。另外，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容易产生少征多退现象，形成事实上的“出口补贴”，因此还要进一步清理增值税的减免税优惠，为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打下良好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