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范文10篇

传统农业范文篇1

1改造和提升朱溪镇传统农业产业的思路一是挖掘原有农业资源，提升传统农业产业。充分挖掘原有农业资源，通过加强示范基地建设、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完善信息服务体系等，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努力用现代科技提升传统农业产业。二是以集约化管理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产业。按照集约化管理的思路，通过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等手段改造提升传统农业产业，发展优质、高产、低耗、高效生态安全农业产业，以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三是以现代科技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产业。引导农民学科技、用科技，加快先进实用技术和优良品种、农机具和加工设备的引进推广，以现代科技改造传统农业产业，使科技在农业产业发展中的贡献率逐年增高[1]。

2加强规划引导，提高区域化、规模化生产程度因地制宜，正确定位，明确主导产业，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2]。稻米是朱溪镇的主打产业，在2006—2007年进行了66.7hm2的丰产方示范，2009年扩展到266.7hm2，2009—2010年该片稻田全面种植绿肥，统计面积为466.7hm2，为绿色稻米生产奠定了基础，并实行了有关技术的实施，有望实现规模化生产；而且努力在稻米品质和质量安全上做文章，目前正在申请绿色食品标志，实现增产增值。竹笋林2000hm2、高山蔬菜133.3hm2、茶叶266.7hm2、水果266.7hm2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并引进2家竹制品加工厂，引进新品种大果辣椒、脱毒马铃薯、紫色甘薯等。

3加强扶持力度，引进和发展壮大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社）可以消化大量的农产品，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按照国家和地方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农产品加工企业作用，一方面可以解决农产品的销售问题，同时也可以拉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3]；另一方面可以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针对朱溪镇丰富的竹笋、稻米资源特点，今后在引进和发展农业加工企业过程中，既要发展蔬菜、稻米加工企业，又要重视蔬菜、稻米收获后加工、储藏、保鲜、销售的发展，以多种形式的联营，如设立加工点等。这一方面的工作，茶叶已经走上了产业发展的道路，有厂家，有产品“雾茗”有机茶；竹笋，主要是指春笋，除了鲜售外，余下的可以加工成“笋咸”（咸笋干），制成小包装产品，还有粉丝等土特产的加工等。

4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市场的竞争就是质量的竞争，要重视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产品质量。在完善农技队伍建设、加强农技人员知识更新的基础上，一是以种子种苗工程建设为契机，积极引进新优品种，丰富农产品的种类和品种。二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传统优势农产品，改善品质，提高市场竞争力，如“杨丰山”牌稻米生产技术有待提高，高产优质研究大有潜力可挖，稻米精深加工亟待解决。最近，此项工作正在运行中，准备添置精加工设备，包括包装材料和工艺，以提高市场品味。三是加大新技术引进及试验示范推广力度，特别是要重视无公害和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如水稻的绿色标准化生产技术、竹笋的无公害包装生产技术、“雾茗”有机茶的生产等，其生产环节和肥料农药都要把关，要选择生物和物理防治方法，以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发展的后劲和活力。

传统农业范文篇2

关键词：农业；传统农业；生态农业

从古至今农业都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人类生存最基本需求是衣、食、住、行，其中“食”则最为重要。而食品原料绝大部分属于农产品，发展农业是经济需要，也是社会需求和人民生存需要。传统农业生产率低下，产量少，不能满足社会对农产品的要求，而现代化农业对生态环境及土壤破坏严重，发展现代生态农业才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现代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的结合，提高了产量，同时保护了生态环境，防止了污染，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提升了农业综合生产力，推广现代生态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生态农业的关系

在我国农业研究中对于传统农业始终褒贬不一，很少有客观的评价。传统农业发展遵循的是自然规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在农耕时坚持按“农时”耕种，围绕“农时”进行经营开展农业活动。传统农业精华在于合理协调、用养结合、因物致用、多种经营。讲求的是轮作复种、合理布局、间作套种，协调用地，提高用地效率。这种耕种模式，还能够抑制病虫害，对土壤优化有着很大帮助，保证了生态系统的正常衔接和转换,维持了农业生态稳定，虽然产量不如现代农业。但对农作物进行了优化组合，通过对不同作物的搭配促进作物生长，实现合理配置用地结构，且注重对土壤微环境的改善。而现代生态农业则是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的融合，以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为基础，利用传统农业技术精华来促进农业持续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率，控制农业生产中的污染，保障农产品安全质量，保护农业生态系统，注重发展集约化农业经营模式。因此，二者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的相互结合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实现高效农业发展目标。

二、现代生态农业建设思路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知道，传统农业精华与现代生态农业有着密切联系。现代生态农业应在继承传统农业精华的同时，通过融入现代技术，从而弥补传统农业模式缺陷，提升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现代生态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建设的主流趋势。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中发展建设目标应与区域总体规划目标一致，同时要通过政策引导，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生态农业建设模式。具体建设中产业结构调整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当地自然条件为依据，不仅要制定农业发展计划，还要完善现代生态农业建设评价体系。从政府角度来讲，应给予农业更多政策上的支持，使广大农民能够在不损失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到现代生态农业建设事业中，让农民能够对生态农业有一个正确认识，从思想上理解农业持续发展科学内涵。具体可采取措施，如建立农业生态效益补偿制度，通过补助手段让农民对生态农业产生认同感。此外，现代生态农业还应积极融入传统农业中的“精耕细作”思想，从而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促进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目标。传统农业中精耕细作的核心在于“用”与“养”的结合，不是盲目使用土地。如不对土地进行保养，土壤质量和肥力就会下降，甚至出现水土流失现象。要“用”就先得“养”。而化肥使用不仅消耗大，效率低，且会造成污染问题。而有机肥不仅对土壤有优化作用，更能够增强肥力，成本也非常低。因此。现代生态农业发展中，应减少对化肥的应用，也加强对有机肥的应用。此外，从农具角度来看，应加强对现代化农具的应用，但要选择环保型耕作机械，发展机械保护性耕作。机械保护性耕作完全符合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需要，有着明显保护水土、抑制农田地表扬尘等问题的作用，能够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了低污染、低投入、高产出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农业发展应走集约化，产业化发展线路，构建产供销、贸工农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单一农户分散、孤立，农业生产中所能够取得的生态效益十分有限，且不好管理，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更难以得到保障。如把这些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打造农业产业链，不仅扩大了农业产销范围，增加了农业收入，同时更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能够取得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且这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有着积极作用。走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化道路是实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推进农业标准化的基础。

三、结束语

农业发展关系国计民生，是支持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重要产业，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农业发展进程的加快，土壤破坏，环境污染现象日益严重，造成耕地面积持续降低，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我国农业发展中，应积极继承传统农业精华，发展现代生态农业，将生态思想融入农业生产，以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发展。

作者:于莹莹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

参考文献:

[1]赖亚兰.重庆三峡库区高效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D].西南农业大学,2013，4（18）：67-68

传统农业范文篇3

农业“专家系统”不仅可以保存、传播各类农业信息和农业知识,而且能把分散的、局部的单项农业技术综合集成起来,经过智能化信息处理,针对不同的生产条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科技水平),给出系统性和应变性很强的各类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或某一生产环节提供专家水平的服务,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农业实用技术的全面普及和推广,促进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技意识的增强,促进农业科技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提高,保证宏观决策的合理化、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和生产过程的科学化,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1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民增收

我国农村广大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科学种田的基础较差。农业“专家系统”能够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给予十分直观、浅显和比较准确的意见,指导农民按照先进技术科学施肥、防治病虫害、进行田间管理,以及科学饲养和养殖等。配有多媒体的“专家系统”,声、图、文并茂,更能生动形象地普及先进科学知识,为农民解答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难题,促进农民增收。我国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启动以来,已经让700多万农户受益,累计增收节支总额达28亿元。

2有效地解决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短缺的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基本上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进入市场的广大农民由于缺乏科学的决策指导而经常遭遇高投入、低效益、销售难的误区,他们更急需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科

学决策指导。现有的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求。高层次的农业专家更是缺乏,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差。农业生产决策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基本处于凭经验决策状态,缺乏大量信息和科学决策指导。我国农业专家严重缺乏,很难入户指导。农业“专家系统”可以代替专家,尤其可以汇集专家群体的智慧,长期“蹲点”在农村,“陪伴”在农民身旁,计算准确,反映速度快,“记忆力”强,并且有声有色,能起到专家难以起到的作用。国内外农业专家创造了无数高水平和有实效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各种具体技术措施没有能为那些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所掌握。例如,生产者能买到好的品种的种子,但如没有配套栽培措施,也不能高产;施肥、喷药不合理,不仅产量上不去,反而会造成污染。农业“专家系统”正是把农民难以买到的农业专家头脑中的农业先进技术,有效地传播给广大农民的十分理想的工具。

3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地减少,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就山东省的情况而言,不可能走外延或是扩大耕地面积之路,而只能走内涵式节约和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其利用率和生产率的道路,农业“专家系统”集成了专家群体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根据用户的生产条件(气候因子、土壤肥力、水利设施、投入水平等)进行科学决策,向用户提供种植作物的类型、种植模式、合理的指标(产量、质量、效益)以及具体的栽培措施,从而提高耕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使有限的耕地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4充分提高肥料资源的利用率

“专家系统”集成了农业专家群体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经济因素,进行综合推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向用户提供最适宜的肥料种类、最佳的施肥时间,最合理的施肥量以及先进的施肥方式,并同时提供防止肥料挥发、淋溶或者固定的技术措施,使施肥有了科学的依据,克服盲目性,从而提高肥料的利用率,降低施肥成本。

5提高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水平,减少农药污染,保护环境

农业“专家系统”一般都能帮助用户识别危害作物的病、虫的种类,使用户认识防治对象,并有针对性地提供综合防治措施,从而克服作物病虫害防治的盲目性和单一性,不仅提高防治效果,减少农药污染,还不断地改善各类天敌恢复和发展的条件。

6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提高现实生产力有一定的矛盾,既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又要提高农业的现实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农业“专家系统”可根据复杂的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应用专家集体的知识经验以及一些特殊的数学模型进行推理求证,为用户提供与资源承受力相适应的技术方案。集约化必然是高投入高产出,必须有强大的科技后盾,在加大科技含量的同时,研发高智能的农业“专家系统”,可以为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提供有关的各种决策咨询,从而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农业范文篇4

xx市农业局

（二00六年六月十八日）

建设现代农业，是十六大报告关于“三农”问题论述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我市农业的主攻目标和发展方向。xx是农业大市，人口850万，仅农村人口就有650万，所以农业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实践证明，传统农业很难适应市场需求，更不可能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大力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目前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精耕细作就是传统农业的误区。精耕细作对推动种植业发展功不可灭，它是传统农业中的积极因素。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农业仍不可能抛弃精耕细作。因为，挑战传统农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目的是促进农民增收，关键是要优化区域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品质，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增加附加值，提高效益。农业效益与产量、品质、市场价格成正比，精耕细作能有效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收益，所以精耕细作仍适用于现代农业。

（二）以粮食多少衡量是否现代农业。诚然，传统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但挑战传统农业不等于不要粮食生产。而是把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种植方式、新的经营机制、新的工作方法，注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运用现代工具、现代技术，提高生产力，发展现代农业，走产业化经营之路。大力发展优质稻、反季节菜玉米，走加工、贮藏、包装上市的产业化经营之路，提高附加值，增加收入，仍然是挑战传统农业。是否增收是检验挑战传统农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三）农民科技素质较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据农业普查，全市农民其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2.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3.6%，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0.7%，达到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2.9%。对新科技、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有限，阻碍了农业科技推广的进程；农业科技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0.17%，低于全省0.2%的平均水平，同时现有的农业科技人员中，大部分属于产中服务型人才，缺乏综合性、多学科方面的知识，难于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另外农技服务机构设备简陋，服务手段落后，个别县市（区）最基本的办公设施不全，特别是乡镇农科部门的办公条件和服务手段更为简陋和落后，难于适应新时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需要。

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主要有那些内容

（一）更新传统的思想观念。就是挑战自我，打破禁固，彻底摒弃旧的农耕文化，摒弃长期以来沿传下来的固有的习惯，树立大农业、现代农业的观念，树立为卖而种，为赚而种的观念，既要优化品质、提高种植技术，又要注重市场，着力包装、运销、加工业的发展。全面推进“五个转变”，即以增粮为主向以增收为主转变；以增量为主向以提质为主转变；以小而全为主向以大而专为主转变；以抓生产为主向以抓销售为主转变；以抓农民为主向以抓业主为主转变。从而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方式的根本变革。

（二）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主要包含传统的生产目的、传统的经营机制、传统的种植结构、传统的栽培模式。传统的生产目的，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打破自给自足经济，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挑战传统的经营机制，就是在坚持以户营为主的家庭承包责任不变的前提下，放活土地使用权，促进生产力发展。传统的种植结构，是以粮食生产为主，它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难以使农民致富，要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彻底改变单一粮食结构，优化品质。传统的栽培模式，是以种植业为主，既要利用设施栽培、大力发展不同茬口、不同时间的反季节作物，又要推进节本降耗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商品化处理程度，推进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三）改变传统的工作方法。传统的工作方法主要表现为：按步就班，缺乏创新意识，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大部分农村交通闭塞，文化层次低，信息不灵，反应迟钝；农业工作者知识老化，观念存旧。要用抓工业的方法抓农业。立足“三新”（新思路、新机制、新跨越)，突出“三优”(优化农产品质量、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布局），加速“三调”（农业产业结构调优、调强、调快），着力“三高”（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农业对GDP的贡献率、提高农村文明程度），推进“三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

三、如何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突破思想观念。立足xx实际，推动农业产业化，加速农业现代化，带动农村城市化，实现城乡一体化。突破抓传统农业固有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牢固树立质量第一，协调发展，市场导向，业主开发，规模经营，产业化推进，超常规发展的观念。牢固农业、工业“一盘棋”的思想。制约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是以农业为主的加工业滞后，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既可推进工业化进程，又能带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城市现代化，实现财政增效，农民增收，城市增容。为此，要把走活农业、工业“一盘棋”作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一个指导思想，把大力发展资源型深加工，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作为立市产业，做到旅游活市，产业立市，商贸兴市。制定优惠政策，大力招商引资，加大农业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农业基础条件；强化农业信息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健全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加大农业投资，完善办公设施。整合社会办学资源，依托“绿证培训”、“阳光工程”下大力抓好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科学文化水平，更新观念，打破传统农业的习惯力量。

（二）突破经营机制。要在稳定家庭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前提下，积极研究和推广放活土地使用权的运行机制。大力推广农业“业主”开发。“业主”开发对农民有“四增”（增加了一笔固定收入、增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务工收入、增加了学着干的知识），缓解了政府“四愁”（愁项目、愁技术、愁资金、愁市场）。它不仅稳定了农村的基本政策，而且放活了土地使用权，能有效地加快农业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进程，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是挑战传统农业的最有效形式之一。要在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主权的前提下，全面推广。要加强领导，把“业主”开发作为农业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出台优惠政策，营造宽松环境，建立领导联系“业主”制度。组建农村土地信托公司，通过托管、租赁、收购土地经营权等方式，将农民耕种的土地、农村荒芜、闲置土地以及“四荒”地集中起来，由公司自主经营，采取转租、入股、拍卖使用权等方式给业主成片开发，或按规划返包给农民耕种，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农业科技人员结合“百万科技专家服务三农”活动，下乡入户，积极鼓励他们送知识送文化的同时，有条件在开展租赁承包，推进业主经营快速健康发展。

传统农业范文篇5

1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民增收我国农村广大农民文化水平较低,科学种田的基础较差。农业“专家系统”能够根据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给予十分直观、浅显和比较准确的意见,指导农民按照先进技术科学施肥、防治病虫害、进行田间管理,以及科学饲养和养殖等。配有多媒体的“专家系统”,声、图、文并茂,更能生动形象地普及先进科学知识,为农民解答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难题,促进农民增收。我国智能化农业信息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项目启动以来,已经让700多万农户受益,累计增收节支总额达28亿元。

2有效地解决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短缺的问题我国是农业大国,基本上以家庭为经营单位,进入市场的广大农民由于缺乏科学的决策指导而经常遭遇高投入、低效益、销售难的误区,他们更急需产前、产中及产后的科学决策指导。现有的农业科技人员的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求。高层次的农业专家更是缺乏,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差。农业生产决策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基本处于凭经验决策状态,缺乏大量信息和科学决策指导。我国农业专家严重缺乏,很难入户指导。农业“专家系统”可以代替专家,尤其可以汇集专家群体的智慧,长期“蹲点”在农村,“陪伴”在农民身旁,计算准确,反映速度快,“记忆力”强,并且有声有色,能起到专家难以起到的作用。国内外农业专家创造了无数高水平和有实效的科研成果,但是很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各种具体技术措施没有能为那些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所掌握。例如,生产者能买到好的品种的种子,但如没有配套栽培措施,也不能高产;施肥、喷药不合理,不仅产量上不去,反而会造成污染。农业“专家系统”正是把农民难以买到的农业专家头脑中的农业先进技术,有效地传播给广大农民的十分理想的工具。

3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耕地面积在不断地减少,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就山东省的情况而言,不可能走外延或是扩大耕地面积之路,而只能走内涵式节约和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其利用率和生产率的道路,农业“专家系统”集成了专家群体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根据用户的生产条件(气候因子、土壤肥力、水利设施、投入水平等)进行科学决策,向用户提供种植作物的类型、种植模式、合理的指标(产量、质量、效益)以及具体的栽培措施,从而提高耕地的利用率和产出率,使有限的耕地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4充分提高肥料资源的利用率“专家系统”集成了农业专家群体的知识和经验,可以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经济因素,进行综合推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向用户提供最适宜的肥料种类、最佳的施肥时间,最合理的施肥量以及先进的施肥方式,并同时提供防止肥料挥发、淋溶或者固定的技术措施,使施肥有了科学的依据,克服盲目性,从而提高肥料的利用率,降低施肥成本。

传统农业范文篇6

关键词：小农经济；资本主义大农业；土地所有权Ⅰ；土地所有权Ⅱ；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一

农业问题始终为马克思所关注，除了《资本论》之外，还有大量的著作都对此作了深入考察和系统阐述，构成了他关于农业问题的精辟理论。以下仅就他对传统农业的评述作一个尝试性探讨，以期寻求于我们今天有益的思想财富。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有必要首先对传统农业作一个简单的界定。这就是：(1)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和分散劳动为基础的小农经济；(2)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大农业，即马克思当年生活所处的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农业。

小农经济，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通常包括自耕农、封建制度下的小农和早期公有制下分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一种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曾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好几个历史阶段，并且在原始社会公有制解体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还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经济形式发生过作用。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它便失去了在社会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变成了一种残存于社会缝隙中的、过渡的经济形式，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再有多大的实质性意义。马克思从多方面作了分析与研究。

(一)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分散的经济形式，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被历史所淘汰

马克思指出：小农，“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尽管小农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延续了数千年，显得十分坚毅与顽强，但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面前却显得特别的脆弱与无能，不得不逐渐地退出历史的舞台。马克思指出：小农，“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要不，就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躯体上的一块赘肉，被纳入它的运行系统，由它去支配，其自身不会有任何的发展前途。

(二)小农经济孤立分散和与世隔绝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利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社会的进步

小农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孤立分散、与世隔绝，相互之间缺乏联系与往来。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小农时曾作过如此描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农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马克思这里所描述的不只是法国农民的状况，而且整个西方、乃至东方的小农也都如此。小农经济的这种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极为不利，因为它所能做到的只是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简单重复，不可能有其实质的变化。

(三)小农经济是旧的统治阶级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小农经济作为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生产方式只能存在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并且成为它的上层建筑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全部基础。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他还指出：小农，由于互相隔离与分散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综上所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小农经济就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因而，马克思对它一直持批评与否定的态度。他和恩格斯都一致主张，当无产阶级一旦取得国家政权，就要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之引导到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轨道上来，决不能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

二

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产生，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此，马克思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一)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第一次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及其经营方式的深刻变革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质与形式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这样一来，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合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实现的一项重要变革。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还带来了土地经营方式的巨大变化。由于土地所有制根本的质与形式的变化，就使土地的经营权与其所有权也发生了完全的分离，即所有权为它的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所有，而它的实际经营权则交给农业资本家或农场主去行使。这样以来，土地的所有者就根本不用为土地的经营操心了。由此，土地的经营权与其所有权就完全分离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那些“在苏格兰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旧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胜利，也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农业的生产方式。笔者注)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使用场所，作为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时期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使用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这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它使社会的阶级结构更加简单清晰。当然，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不排除若干中间的和过渡性阶级的存在。不过，即使如此，它们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些阶级了。

(二)资本主义大农业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的生产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一，资本主义确立了农业生产的市场化与社会化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之一，是它“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这就是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农业部门只从事自己的特殊经营，摆脱了以往小农的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一样也“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然而，所有这些都可以由市场来满足，无需由自己来生产。所以，说到底，那些“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这说明，资本主义把农业的生产方式推上了市场化与社会化的轨道。不仅如此，它还使农业随其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地扩展，使它不仅扩大了国内市场，推动了国内分工，而且还开辟了国际市场，推动了国际分工，把整个世界连在了一起，使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销售及消费成了世界性的行为。

第二，资本主义确立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与科学化的技术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农业像资本主义大工业一样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大除了接受农业资本家资本的限制之外，不再有任何别的限制，哪怕是市场的限制。他指出：“对资本家(即农业资本家，当然也不排除其他部门的资本家。笔者注)个人来说，只要他还能自己支配自己的资本，他总是使自己的生产规模同他所能支配的资本相适应。他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占到尽可能大的地盘。如果生产过剩了，他不会归咎于自己，而是归咎于他的竞争者。资本家个人可以用扩大市场本身的办法，也可以用在现有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的办法，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必然带来经营方式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因为规模化经营最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机械化耕作方式的应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做到的范围内，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尤其是化学、生物学、栽培学等的应用。这表明，“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的、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

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启动了机械化耕作的大门，使那些为大工业服务的大机械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马克思指出：“1680年，小农业还是一种常见的生产方式，而大地产只是个别的……，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为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又一历史性功绩。

第三，资本主义农业确立了工厂化或企业化的管理方式。马克思指出：“发达的、同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制度，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也占统治地位。”这样，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农业就变成了工厂化的农业，或“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农业”。这种形式的农业，较之城市的大工业，具有一样的企业制度，或业主制、合伙制与股份制；一样的经营理念，如市场导向、价值增殖与效益最大化等等；一样的管理制度与方式，即利用簿记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对全部经营过程进行监督与控制的具体制度与方法，等等。唯独不同的是它所经营的对象不是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而是那种具有鲜活生命的有机界。

三

马克思在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资本主义大农业巨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它的种种弊端，并对之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判，全景式地向我们展示了它的真实面貌与本质。农业，作为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个有机部分，也同它所经营的其他方面一样，具有完全一样的基本属性与一般特征，同样，也一样地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如对工人劳动的无偿掠夺和对剩余价值的狂热追求、残酷的市场竞争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与农业工人的大量失业，等等。另外，农业又是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个特殊领域，因而，它除了具有上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属性与一般特征外，还有其特殊的个性，所以它对社会的影响还有其特殊的一面。

(一)资本主义大农业以经济与非经济的手段使小农经济归于消失，使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后领地公务员之家

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的确立虽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变革，但是“同它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并且是“用血和火”的一种惨绝人寰的方式铸成的。另外，资本主义大农业还利用自己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强大的市场竞争武器使小农经济归于消失。马克思指出：过去，“这些资本家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中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这样一来，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小农便彻底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最后领地，统统变成了被人剥削的“雇佣工人。”

(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既造就了一个新的产业资本家——大农场主阶层，又培育了一个新的纯粹食利者阶层——大土地所有者，使农业工人陷入了双重剥削的境地

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不仅造就了一个新的产业资本家——大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阶层，而且又培育了一个新的不折不扣的食利者阶层——大土地所有者。这个新的农场主或农业资本家，同其他部门的资本家一样，都是那种“人格化的资本”，赚钱或生产剩余价值一样是他们所追求的唯一目的。他们一样要从农业工人那里获得一份丝毫不比别的资本家少的利润。这个大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其身份虽说取得了新的社会形式，不是原来的封建领主了，但是，他们仍然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剥削者。如前所说，他们是一批“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其一生”的那种纯粹的食利者阶层。较之其他的剥削阶级，他们具有更大的寄生性与腐朽性。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浪费；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有权要求过一种传统的‘适合身份’的奢侈生活……；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可以放心大胆地负债累累……，因为别人在土地上的投资为他们提供地租，并且这种地租远远超过资本家从土地获得的利润。”这样，农业工人不仅要承受直接雇用他们的那些农业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还要承受那个处于生产经营之外的大土地所有者的剥削。所以，较之城市里的工厂工人，他们的生活状况更惨、更糟。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详尽的阐述。

(三)资本主义农场主对土地的掠夺式经营使土地肥力减退，农业生产力下降

从根本上讲，由于对剩余价值肆无忌惮与毫无止境地追求，以及竞争规律的强制作用，农业资本家对任何一块土地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榨取它的肥力，即使是利用科学也不例外。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这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具有的一种特殊现象。

另外，还由于资本主义大农业特殊的经营方式，使农业资本家不愿意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以改善地力，从而也就使地力不断减退，生产力下降。马克思指出：“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自然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具有较大的价值。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时间才耗费尽的较长期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既然如此，所以，租地农场主为了自身的利益就不得不尽量节省对土地的投资，而尽最大努力去挖掘土地的潜力。如此天长日久，土地的肥力也自然就会日渐减退乃至衰竭。

(四)资本主义大农业破坏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人与自然之间不是那种单纯的索取与被索取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的物资变换关系，并且这也是一种永恒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的规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天然缺陷，“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实际上，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远不只限于人与土地之间，而是广泛地存在于整个大自然界。人不仅要向大自然索取衣食，还要向大自然索取水、阳光、矿产、林木、空气和适宜的气候，乃至良好的生态等等。因而，人在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只有保持其平衡与和谐时，才能享受大自然给自己的恩惠。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这种情况，一直伴随资本主义数百年，使生活在其中的广大人民深受其害。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有着大量的揭露与批判。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确立，在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弊端，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日益严重的障碍。这表明，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必然为一种新的即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代替。

四

我国农业传统悠久，历来以农业大国著称。但是，农业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第一大难题，发展农业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呢?笔者认为，这里办法虽然很多，但是，认真学习和领悟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今天发展我国农业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性作用。

(一)规范土地所有制，明确土地权属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权属关系，是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因而也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关键。土地与农业问题也是如此。马克思指出：“一切对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对私有权这个农业的限制和障碍。一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相反的批判也是这样。”因此，要真正解决好我国的农业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土地是谁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来解决其中的有关权属关系问题。

笔者曾经撰文指出，根据马克思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土地所有权可分为所有权Ⅰ和所有权Ⅱ两种形式，或两层含义。土地所有权Ⅰ，就是土地的原始所有权，它是因自然禀赋而发生的一种权属关系；而土地所有权Ⅱ，则是因对土地的使用或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本(如道路通信系统、水源及灌溉系统、生态与植保系统、农业资源的循环利用系统等各种基础设施)，包括土地肥力等而发生的权属关系。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土地所有权Ⅰ必须由国家所有，即中央人民政府所有(而不是各级地方政府，乃至任一具体单位或集团所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是大自然的赋予，而不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产物。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所奉行的是平等占有、平等劳动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因此，凡是生活在我国版土上的每一个中国公民对土地都有平等的所有权，因而只能为全社会公民共同所有，并由它的利益最高代表者国家行使。当然，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下行使对土地管理权，为之管理好土地，从而可以获得一定的管理费。另外，土地所有权Ⅰ为国家所有并不意味着所有土地都由国家直接经营，而是可以通过有偿转让的办法，交给组织起来的农业劳动者或其他需要土地的人或集团来经营或使用。

我们这样来处理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可以确保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避免地方政府、单位或集团对土地滥用权力或乱作为，并从中牟取暴利。另外，这样处理我国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否定或排除劳动者个人或集体对土地所有权Ⅱ的享有，因为这是他们的经营与投资行为所形成的，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享有其所有、占有、收益与处置的权力。这样处理问题，有利于调动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经营积极性与持久投资，有利于完善土地基础设施，提高土地的肥力或自然生产力。

(二)坚持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变革现实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

上述可知，不论是劳动者的小农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其生产组织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力主张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要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转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建立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农民引导到集体化道路上来。当然，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初级组织形式，还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向更高级的形式转变，使之获得能“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这就是说，在农业方面，“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也会像城市的工业部门一样变成全民所有与按照社会总的计划进行经营的重要部门。采取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避免已往农业的种种弊端，指导农业科学发展，引导农民共同致富。

根据这一原理，在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道路，变革现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众所周知，我国农业现在实行的是所谓的集体与家庭相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但在实际上，真正落实到底的乃是家庭。因为在我国广大农村现在根本就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现在人们所说的村、镇只是行政组织，不是经济组织。这样一来，我国现在的农业仍然是一家一户式的小生产。这种形式的小生产尽管在改革初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今天，它已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因此，要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必须变革现行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了。他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他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和集约化。”至于下一步如何具体操作，笔者认为，可参照恩格斯提出的“股份合作社”的形式，让农民以承包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入股，共同组建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来实现我国现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

(三)实施规模经营与企业化管理，创新农业的生产管理方式

在变革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前提下，创新农业的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即在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实施规模经营与企业化管理，是我国当前农业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很大，因而特别适用于大协作与规模经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协作的必要性时特别以农业为例予以说明。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程度的情况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总是弱者，个人的力量更是微不足道，尤其是在面对大自然的暴虐面前更是如此。对此，人类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联合与协作就将遭受灭顶之灾。另外，农业最讲究农时，误了农时，也就等于了违反了天理，违背了规律，必然导致颗粒无收。所有这些都说明农业生产需要大规模的联合与协作。唯其如此，没有别的办法。

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还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搞好企业管理。这里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科学的管理理念，如市场意识、营销意识、赢利意识、竞争意识等等。当然，这还只是一面，此外还有另外一面，如强调市场意识，又不能盲目为市场所驱使，还要有全局观念与法治意识，服从国家的宏观管理与监督；讲赢利，又不能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还要讲职业道德，履行社会责任；讲竞争，又不能搞你死我活，为我独霸，还要讲合作，讲共赢，等等。

此外，搞好企业管理，还要注重采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既要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好的做法与成功经验，又要继承发扬我国过去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不同历史时期总结和积累起来的好的经验与做法，既不可凡事皆欧美，唯洋是从，也不可盲目排外，唯我独尊，而必须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办好自己的农业，管好自己的企业。

(四)加强对农业的科技投入，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的发展都离不开自然这样一个因素。社会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料，无不直接或间接来自于自然界。人类的生产过程，就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界的物质资料并入社会的经济系统，改变其物质形态与性能，以满足其需要的能动过程。因而，如果离开了自然界，就不会有人类的生产活动，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经济。自然界对人类经济活动的这种作用在农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其一，农业直接以自然存在物土地(准确地说是耕地)作为自己的经营对象，并将这以外的博大的生态系统，乃至整个大气层及其以外的外层空间作为自己经营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些，也就没有农业；其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决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农业的经济效益，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还不发大的条件下更是如此；其三，农业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与自然或生态系统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相互交错、乃至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统一的过程。这充分说明了大自然对农业生产的意义。

传统农业范文篇7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农业的支持，工业革命是不可能出现的（注：吴于廑：《历史上农耕世界对于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2期。）。农业的重要作用的主要表现为一个农民能否养活一个以上的非农业人口，促使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效率空间”的存在，最终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同时农业在一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贡献份额逐渐降低。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传统农业范文篇8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传统农业范文篇9

一、生态危机呼唤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二十世纪末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灾害，如1997年创纪录（全年226天）的黄河断流，1998年震动朝野的长江大洪水，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等等，突显了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人类的活动如果超出了自然界的负荷能力，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越严重，“报复”的范围和强度就越大——开始是局部的，一个山头、一条小河等等，逐步发展为区域性的，以至跨区域的。上述生态灾难已经超越了某一区域的范围，属于跨区域的报复，它标志着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某种整体性的危机。如何消解发展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循环经济”[1]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它与“知识经济”一起被称为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亮点或两大趋势。

在新世纪到来之初，被誉为“中国环保之父”的曲格平发表了题为《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的文章[2]，提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应该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循环经济。传统经济是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流程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其特点为两头（开采、排放）高，中间（利用）低。循环经济则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特点是两头低、中间高。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从生产开端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流量。“再利用”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资源化”是在生产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可见，所谓循环经济是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三位一体的。

曲格平文中所说的“传统经济”是指“工业化以来”的经济，并非指近代工业化以前的传统经济——在中国，这种传统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不过，最近社会上确实有些人指责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不科学”，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造成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照这样说，它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3]。从而引发了关于精耕细作传统农业的新的争论。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这些指责在总体上是难以成立的。中国传统农业并非完美无缺，它在近代已经落伍了，不过，它确实包含了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相吻合的丰富的生态思想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正是由于传统农业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从未中断的持续发展，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那么，究竟中国传统农业是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些什么思想和理论？

[1]“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2]载《中国环保产业》2001年增刊。

[3]《黑风暴启示录》，载1999年10月30日《中国农机化报》。转见左淑珍《精耕细作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载《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二、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不失其时”、“以时禁发”和“顺时宣气”

我们知道，农业是以农作物、禽畜等的生长、发育、成熟、蕃衍的过程为基础的，这是自然再生产。但这一过程又是在人的劳动的干预下、按照人的预定目标进行的，因而它又是经济再生产。农业是自然再生产过程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这本来是一个事实，未足为奇；难得的是中国古代人民在这一点上相当的自觉。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具有很强的农时观念。

由于农业生产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生物体的生长发育，离不开它周围的自然环境，尤其是直接受自然界气候季节变化的制约，所以农业生产的运作必须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保持一致。我们的先辈虽然不可能做出现在这样的表述，但实际上很早就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尚书·尧典》：“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人说：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藏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所谓“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长、成熟和凋谢受气候的制约，并非自身能够单独完成的过程。所以要“审其所以使”——顺应气候变化的规律，才能使物为我用。而“春夏生长，秋冬收藏”正是与气候季节变化的节奏一致的。不独农作物如此，诸如“鸡豚狗彘之畜”的交配和孕育，也受气候节律的影响，也要“无失其时”，才能保证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顺“时”的要求也贯彻到林木砍伐、水产捕捞和野生动物的捕猎等广义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对林业资源、渔业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利用措施。这些措施可以用“以时禁发”（或简称“时禁”）来概括。也就是只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这些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更不允许焚林而蒐、竭泽而渔。“禁”就是保护，“发”就是利用。“以时禁发”就是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为什么要在保护基础上有限制地利用呢？因为人们认识到，野生动植物是可以再生的，这是一种受气候季节变化所制约的自然再生产，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只能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于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人不能打断它，只能促成它，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在这基础上加以合理的利用，只有这样，这些野生动植物资源才不致枯竭，人们对它们的利用才能长久持续下去[1]。

“以时禁发”也就是“用养结合”。孟子在总结牛山林木受到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2]）“用养结合”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的采捕，而且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这里所说的“养”首先是一种自然活动，或径称为“天养”，用现在话说，就是自然再生产。古书有时也谈及“人养”，但“人养”是建立在“天养”的基础上的。[3]对于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人们可以协助或参与，但不是“越庖代俎”，而是遵从生态规律以保证其正常进行，并使之向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班固在总结古代农业生产活动时说了以下一段话说：

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萑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4]。既顺时而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蝝鱼麛卵，咸有常禁[5]。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备也。（《汉书·货殖列传》）

“顺时宣气，蕃阜庶物”八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中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这里只突出了“顺时”，实际上人们在农业生产中不但注重“时宜”，而且注重“地宜”和“物宜”，注重生物体的选种、留种和繁育，注意生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利用，等等，这在本质上是承认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作用，遵守生态规律，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摆正了农业生产的地位。自然再生产是生生不息的，自觉地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这正是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1]详见拙文《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理论及其基础》，载《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生态的恶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产生的，而是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不合理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它实际上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一种报复。

[3]对于农业生产中的“生”、“养”、“成”的关系，古书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管子·形势解》：“天生四时，地生万财，以养万物，而无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时，劝之以耕织，以厚民养，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吕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春秋繁露》则说：“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不过，作为农业生产对象的“稼”或“物”的“复制”，首先是受季节变化的制约自然再生产。正如《太平经》所说：“天因四时而教生养成，终始自有时也。”（《太平经合校》卷45）所以“天养”毕竟是“人养”的基础。

[4]这里的“祭”指“杀而陈之”，像人们祭祀的样子。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孟秋“鹰祭鸟”是古人开始捕猎和射猎活动的物候。

[5]“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残茬；“蘖”是萌蘖；“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虫；“麛”是小鹿；“卵”是虫鱼之卵，泛指怀卵的虫鱼。这段的意思是保护幼小的尚在成长之中的动植物。

（二）“地力常新壮”和“土脉论”

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能否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续地予以利用。中国历代都在扩大耕地面积，但从战国时代起，人们已经把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放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上来，而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途径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欧中世纪长期实行轮流休闲的三圃制，中国则早在战国时代就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唐宋以后，多熟种植又逐步发展起来，较高的复种指数和其他技术措施相配合，使得土地单位面积产量越来越高。中国的人口，从战国时期的二千多万发展到鸦片战争前的三四亿，传统农业基本上满足了人口巨大增长的需要，直到今天我们还为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几千年来，中国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断提高的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地力基本上没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种越肥，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一个奇迹。

造成这一奇迹的“秘密”何在？关键仍然是“用养结合”，只不过这里“养”的对象不是生物体，而是土地，这种“养”也不是纯粹的自然再生产，而是人工改良和培肥土壤的过程。土地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复或补充以后，才能继续种庄稼，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恢复地力，从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区分出各种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在撂荒制和休闲制下，地力的损耗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复，所以需要较长的过程。在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条件下，地力的恢复则主要依靠人力补偿；反过来说，只有人工恢复和培肥地力得法，才能保证连种制和多熟种植的实行。中国古代农民的高明正在于此。有的学者强调中国黄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国的耕地天生不会发生地力衰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在连种制逐步取代休闲制的战国时代，中国曾经出现过局部的地力衰竭现象。《吕氏春秋·音初》说：“土弊则草木不长。”《礼记·乐记》说；“土敝则草木不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中国古代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手段改良、恢复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农田排灌、合理的种植制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则是施肥。到了南宋，陈旉已能满怀信心地指出：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历史上的中国能把大量原来条件恶劣的土地改造为良田，能够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的长盛不衰，为农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地力常新壮”的思想，是西欧中世纪所没有的。为什么我们的先辈能够提出这样精彩的理论？其深厚基础是中国古代人民无与伦比的农业实践，其思想渊源则是中国传统土壤学所特有的“土脉论”。“土脉论”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末年，它把土壤视为有血脉的活的机体[1]。这种理论很不简单，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改土培肥的道路，影响深远。既然土壤有气脉，气脉有盛有衰，可损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状况就可以在人力的影响下变化。在《周礼·大司徒》的记载中，有“土”和“壤”的区分，它们相当于现代土壤学所说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们很早就认识到，通过人类的农业活动，可以使自然界土壤发生适合人类需要的变化。《吕氏春秋·任地》则明确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据此制定了把土壤力与柔、息与劳、肥与棘、急与缓、燥与湿的偏颇状态改变为适中状态的“耕之大方”，后来《氾胜之书》又概括为“和土”的耕作原则。《周礼·草人》也提出使土壤变得肥美而适合农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东汉王充进一步指出瘠土转化为沃土的条件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论衡·率性》）。“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些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古代，“土脉论”和“土宜论”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理论。我国老一辈农学家、土壤学家，如王云森、侯学煜、乐天宇等，对“土脉论”和“土宜论”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一种生态系统学的高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土壤学的重要依据。

[1]《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年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覛（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1]），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在这里，“土气”表示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土壤气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

（三）“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

陈旉《农书》说：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这段文字十分重要，讲的是如何通过合理安排种植制度，保证农业的持续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其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农作物之间的共生互养关系。

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光热资源，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我们知道，农业是通过绿色植物吸收太阳光能转化为有机物质的。中国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特点是在连种制的基础上实行丰富多彩的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和多熟种植方式，一方面尽量扩大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面积，以至“种无闲地”，另一方面尽量延长耕地里绿色作物的覆盖时间，以至“种无虚日”，使地力和太阳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陈旉《农书》的上述论述正是这种经验的总结。

这种种植制度除了“相继以生成”之外，还有“相资以利用”的一面。中国古代人民很早就对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有所认识[1]，并把这种认识巧妙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轮作倒茬、间套混作、多熟种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对作物种间互抑或互利关系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古代人民很早就发现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称“尗”在金文中就表现了地下根部丛生的根瘤。《氾胜之书》明确指出“豆有膏”，已认识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从《齐民要术》开始，豆科作物被广泛用作禾谷类作物的前茬，禾豆轮作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轮作方式之一。陈旉《农书》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种豆麦蔬茹”，既“足以助岁计”，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可两“不相妨，而利倍差”，亦其例。生物之间的互抑也可以加以利用，例如人们认识到芝麻对草木的生长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广泛利用为新垦地的先锋作物。

“相资以利用”之妙亦可应用于动物的畜养中，如在池塘中混养草鱼、鲢鱼等，“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鲢草两相逐而易肥”[2]。也可以把动植物生产联结起来。最简单和最普遍的方式是农牧互养：利用人类不能直接食用的农作物稭秆糠粃饲畜，畜产品除供人类食用外，其粪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还可利用畜力耕作。类似的例子还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等。更进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产项目配合在一起。如据《补农书》记载，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区形成“农—桑—鱼—畜”相结合的模式：圩外养鱼，圩上植桑，圩内种稻，又以桑叶饲羊，羊粪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产品或废脚料饲畜禽，畜禽粪作肥料或饲鱼，塘泥肥田种禾等。类似的还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等。这些生产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陆资源和各种农业生物之间的互养关系，组成合理的食物链和能量流，形成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较高的人工生态系统。实为今日所提倡的生态农业的雏形。

[1]如《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荀子·富国》说：“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就包含了这种认识。

[2]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

（四）“变恶为美”和“余气相培”

农业生产对太阳能的利用是不会导致枯竭的，但对地力的利用则需要人工的补偿。如前所述，陈旉《农书》强调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实现“地力常新壮”的保证。中国何时开始施肥是有争议的，但施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是从休闲制向连作制过渡的战国时代开始的。正是施肥解决了实施连种制以后出现的局部地力衰竭的问题，使中国传统农业能够沿着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前进。但施肥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还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的关键一环。既使地力获得及时的恢复，也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生产生活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基本上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废物”利用。中国古代肥料称为“粪”，而“粪”字的含义有一个演变过程。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其本义是“弃除”（《说文》）或弃除物，后来，人们把包括人畜粪溺在内的废弃物施用于土地，“粪”就逐渐变为肥料和施肥的专称。“粪”字字义的这种变化，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农业内部的废物利用，变无用之物为有用之物。

自战国以降，人们不断开辟肥料的来源。战国秦汉，“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厕为一的设施）中熟粪”和蚕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人工栽培的绿肥。宋代，陈旉《农书》记有“火粪”（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种类和“沤池”、“粪屋”等积制肥料的设施；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见于载籍，标志着城市生活中的废弃物也纳入农业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这逐渐成为中国农业（尤其是南方农业）的优良传统。清杨屾《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之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差不多包括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的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义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阐述。如元王桢《农书》说：“夫扫除之秽，腐朽之物，人视之而轻忽，田得之而膏泽，唯务本者知之，所谓惜粪如惜金也。故能变恶为美，种少收多。”清杨屾《知本提纲》进一步指出：“粪壤之类甚多，要皆余气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气，依类添补于身。所有不尽余气，化粪而出，沃之田间，渐渍禾苗，同类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强大壮盛。”这就是所谓“变臭为奇，化恶为美”。我们知道,农业的基础是依靠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和衣着原料。人畜以植物为食.绿色植物对人畜等是食物链的起始链,但人畜对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废弃物中包含着的能量,若让它们回到土壤中,经过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释放出能被绿色植物重新利用的营养物质。“余气相培”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它使用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关于“气”的理论和语言，表达的却是对农业生态系统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及其利用的一种朴素的认识。

（五）“生之有道，用之有节”

可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产安排，而且需要有节制的消费作为保证。中国古代人民对这一点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时代即已实行“节用水火材物”的原则。唐张守节《正义》解释说：“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春秋战国以降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把“节用”作为他们思想理论的重要内容。如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孟子主张“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主张“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国》），《墨子》书中有“节用”上中下三篇，《管子》“六务”的第一条就是“节用”（《管子·七主七臣》）。中国古代农学家对此也十分重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专门讨论了节用备荒的问题，陈旉《农书》中则有“节用之宜”专篇。“生之有道，用之有节”[1]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理财的主要原则。

为什么要提倡“节用”？这是因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2]；“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3]。建立在自然再生产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在一定时期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因此人们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荀子把道理说得更加透彻：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鸡狗猪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丝帛；约者有筐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舆马。是何也？非不欲也，几不长虑顾后，而恐无以继之故也？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浅知之属，曾此而不知也，粮食大侈，不顾其后，俄则屈安穷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荀子·荣辱》）

这就是说，如果从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是非实行“节用”不可的；而要把“节用”的原则真正付诸实施，又非控制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可。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纪议程》有“改变消费形态”的专章，强调“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温哥华大学教授比尔·里斯根研究了美国等国家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后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质还需要二十个地球。”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秉赋与欧美等国是不可比的，中国现在的资源透支、环境破坏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的现代化绝不能“克隆”欧美的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绝不能盲目鼓励高消费。印度的甘地说过：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4]。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5]

[1]如《宋史》卷277载：“论曰：八政之首食货，以国家之经费不可一日而无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节，则存乎其人焉尔。”这类提法似乎在一个发展过程。采猎时代或采猎活动的原则是“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如果不是“用之有节”，就不可能贯彻“取之以时”的原则。班固在《汉书·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育之以时，用之有节”，包括了全部农业生产在内。“生之有道”涵盖的内容更为广泛，包括了所有生产活动。作为国家理财原则的“用之有节”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统治者的消费不能越过自然界和人类生产能力所能负荷的限度，二是指统治者的榨取不能越过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举。

[2]《汉书》卷24《食货志》引贾谊语。《新书》载此语作“用之无节”。

[3]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运》亦有类似论述：“天之生财有限，人之运力有穷，不可不节也。使用之无节焉，则虽罄民之赀，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4]转引自游修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序。

[5]应该指出，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农学家提倡节约消费，但实际上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就是导致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反观中国传统农业

以上简要介绍了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实践的主要内容。不妨将传统农业与现在提倡的循环经济作些比较，这对正确认识中国传统农业和展望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循环经济的根本任务和根本要求是化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它们由“仇家”变为“亲家”，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统一。中国的传统农业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吕氏春秋·审时》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就是把农业视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农业环境）、人（农业主体）、稼（农业对象）组成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农业生产建立在自然再生产的基础之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部思想和实践，都是以这种“三才”理论为指导的。几千年前就有这样深邃的认识，不能不令人为我们先辈的智慧所折服。

让我们再用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来观照一下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考察的顺序倒转过来。

循环经济三大原则之一的“资源化”，或称“再循环”，要求在生产过程的末端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如前所述，“变恶为美”、“余气相培”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得意之笔。城乡生产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参加“再循环”。正是有鉴于此，有些学者径把中国传统农业称之为“循环农业”，指出“虽然中国传统农业的施肥技术，存在着费工、费时、劳动强度大、卫生保障差等弊端，需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予以改造，但它把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密切结合，把废物作资源化处理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倒是现在有些地方过分依赖化肥，抛弃了重视积攒和施用农家肥的优良传统，令人担忧。随着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市抽水马桶文明的普及，城乡生产生活中的废弃物大量积聚，传统的城乡物质循环的链条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中断，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农业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优良传统，重建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道，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循环经济的另一原则“再利用”要求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以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这正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强项。在“三才”理论整体观的指引下，中国传统农业不但十分重视农业生物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也十分重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共生互养、相生相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相资以利用”的方式，正是“再利用”原则的生动体现，直至今天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停留在单纯经验的层次和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亟待发掘、总结和提高。例如，我国早就懂得驱鸭治蝗，在这基础上创造了稻田养鸭的生产方式，既可为稻田除草除虫，又可肥鸭，是一很有价值的农业生态技术，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项技术得不到重视和总结，默默无闻，近年却从国外引进“稻鸭共作”的技术，有人还以为是舶来品，难免有“数典忘祖”之讥。不过，应该承认，引进的这项技术是经过了改进的。我们应该从这件事中获得启发，不能把传统农业的技术经验当作过时之物随意扔掉，应该视为一种宝贵的资源，一种仍待开发的矿藏，认真予以整理和发掘，用现代科学给予总结，阐发其机理，改进其操作，使之精确化，提高其科学性，这样，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古老经验也会焕发光彩，成为创新的支点，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贡献。

循环经济的再一个原则是“减量化”，它要求在生产的开端减少能源和物质的流量。这是针对近代工农业生产消耗大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传统农业使用的是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能源，不产生“减量化”的问题。相反，由于传统农业除了依靠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以外，基本上没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劳动生产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所以传统农业的发展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停滞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就无法满足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迫使传统农业不能不有所改变，不能不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能不增加能量和物质的投入。

新中国建立以来，化肥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业的发展，但是由于使用量不断增加，现在已大大超过先进国家安全使用的标准，农业面源污染严重[2]。从世界范围看，建立在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弊端已经暴露得很明显，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储存已经越来越接近枯竭，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争夺，成为世界战乱和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而我国对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仍然在增加，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中国的农业向何处去？

为了使农业继续发展以保证各方面的需要，化肥农药还是要用的，目前拒绝使用化肥农药，试图实行没有石油的“有机农业”是不现实的。第一步只能实行“减量化”，用发挥生态技术的优势来尽量减少石油的投入，把它控制在不致造成环境的严重破坏的限度内。但是，农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能量和物质的投入不能减少，而应增加，关键在于想办法找到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最大的来源是太阳能，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太阳能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农业对太阳能的利用主要依靠绿色植物。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农业是通过尽量增加耕地上绿色植物覆盖的时间和覆盖的面积，来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太阳能的。在耕作制度方面，古人能够做的差不多都做了，给我们留下的可以继续发挥的空间不大了。通过育种，提高作物吸收和利用太阳能的效率，应该还有潜力可挖。除此以外，能否突破绿色植物的限制，直接利用太阳能作为农业中的外加能源呢？应该是可能的。这种技术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的发展，再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我认为，这才是农业的出路所在。

如果我们一方面用现代科学总结、提高和发展传统农业既有的生态技术，建立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合理的物质循环系统，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大增加对农业的能量和物质的投入，我国农业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传统农业范文篇10

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民以食为天,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没有农业就没有人民的生存。一般的说，一个社会农业生产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历史起点与先决条件；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经济以及其他部门独立化发展就有了基础，所以农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由农业本身的特性所客观决定的，因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兴部门的不断出现，农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农业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也决不会改变或降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低位。一般来说，农业有如下的作用：①农业为一国的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粮食和农副产品等基本生活资料，在我国居民的全部消费品中，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约占80%；②农业为工业尤其是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大量丰富的原料，比如棉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我国轻工业生产大约60%～70%的原料是由农业提供的；③一个国家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业的发展为其提供劳动力；④随着农业的发展将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最广阔和最可靠的市场；⑤一国经济建设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农业。

2发展农机经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1没有农业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大家清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发展工程中，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08年底，贵州省的总耕地面积为4485.3千hm2。贵州省要想实现传统农业经济的转变，就必然要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而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要发展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是各个国家的共同道路，农业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阶段；第二阶段是多种经营阶段，这是向专业化农业过渡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农民在保障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能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取得收入，提高家庭消费水平或进一步向农业投入，这种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为他们向现代化、专业化农业的迈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阶段是实现代化农业阶段，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农业应具有下列内涵：安全农业、无公害农业、效益型农业、机械化农业、企业化农业、品牌化和技术化。规模化、科技化在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因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有以下五个途径。一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工业，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四是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五是发展农村科学教育事业。发展农村工业的重点在于农业的机械化，因为农业机械化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单位土地上的产量也随之得到提高，当农产品生产成本降低之后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提高了，与此同时，机械化的发展使生产中用的人工减少，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人口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向城市流动，我们知道任何资源都是稀缺的，因此更加要注意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说，农业机械化对于农村来说，加快了农村产业调整和城镇化建设步伐，推动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总是在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省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对于其它省，发展已经严重滞后，农业已经成为贵州省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农民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贫困人口的比例相对下降速度缓慢，所以贵州省农业经济及农机经济的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2.2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通过我们的调查，作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其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赖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由此可见，农业发展过程中，机械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联系贵州省的实际来看，我省的农机产品一直难以走出省外，近几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相对还是比较缓慢，农机行业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开拓农机产品的区域市场以及国际市场，使农机产品由传统的单一内销转变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是农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2.3农村小康工程建设离不开农机经济

农业在我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农业对社会进步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权巩固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要多渠道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大农业现代化和农机化事业的投入，只有农业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我们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大力推进科技兴农，加大推广适用先进技术的力度，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增加农用生产资料的供应，改善农民的工作条件，在新常态下提高农化水平和土地利用率。

3发展农机经济的措施

3.1注重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发展

我们知道，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资源禀赋，有不同的地理条件，因而注重地方特色非常重要，经济发展一定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决不能搞一刀切，要基于当地的特殊情况和资源科学制定可持续生态农业发展规划。与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比，我们贵州省的发展相对较为缓慢，需要加快追赶步伐。

3.2结构调整的核心在于提高效益

经济结构调整一定要提高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就是经济收入要大于投入，如果不注重经济效益就没有意义，经济活动就是要强调经济效益，强调收入，市场经济就是建立在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的。效益要体现在农机经济实体项目上，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中国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也就是说，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是使多数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其他产业，这样有限的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能更有效率。我们知道，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三次产业的比例和顺序会发生变化，即顺序会由一、二、三向二、一、三再向三、二、一的顺序转变，也就是说，要尽量缩小农业与工业人均收入的差距，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3.3围绕市场抓调整

市场是交换的场所，是实现利润的重要环节，我们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企业和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为市场经济发展服务。价格是调节市场供需的重要因素，让市场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做好有限资源的配置，从而提高效率，加快农业经济和农机经济的发展。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服务功能，为农业产业化、农业机械化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切实把各项工作做好。

3.4采取相应的措施抓好调整

第一是坚持政府引导调整结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是一只“看得见的手”，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好各项政策措施，可以采取不同的鼓励政策如奖励、减免税收等措施加快农机生产，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条件的改善、城乡差距的缩小做好各种保障工作。笔者认为要加快农机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在合理的范围内政府行为是必要的。第二是要依靠政策扶持调整结构，对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部门、企业实行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对农机管理工作进项相应的倾斜。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农业机械的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是需要农机经济的大力发展。第三是服务意识必须不断加强，这样才能更好的调整结构，这主要是强化农机生产中的产前服务、产中服务、产后服务。产前服务主要是引导生产适合当地需要的农机产品，适宜的产品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比如贵州山多水少，土地相对成片的少，就要生产小型的农机具，这样才能满足当地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产中要做好原料的供应、技术的指导等工作；产后要帮助企业打开销路。第四是在农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做好典型示范，在调正过程中要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样板示范点、示范户。我们都知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示范效应比起说教要好得多，要用现实中看得见、摸得着、办得到的各种典型作引导。第五是把农机经济结构调整与农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这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十分重要，要把农村的市场建设和服务业发展结合起来，既要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也要把农村小城镇建设搞好。

作者:杨晓莉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夏俊芳，徐昌玉.大力发展农机经济的建议和途径[J].中国农机化，2005(07).